2024年12月12日星期四

朱虞夫:大中国审判受害者证人口述:中国民主党被迫害实录

自左至右: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的吕耿松、江棋生、朱虞夫、王东海、祝正明
 
中共镇压中国民主党:违宪与政治迫害
 
当年共产党把民主党人抓起来判刑,这件事情本身就违背了中共自己的宪法。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而且,这也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口口声声承诺的政治改革。当时,他们向全国人民一再强调要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还大声的呼喊:“没有政治改革,我们的一切经济改革都不可能成功。”他说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经济改革,一条腿是政治改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尝试成立中国民主党,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却遭到了如此残暴的镇压。
 
第一点,我们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是因为中共政权自称代表中国人民,一直以中国人民总代表的身份存在,并在联合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么它又怎么能镇压民主党呢?那个公约上明文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是联合国赋予每一个联合国公民正当行使的权利。凭什么因为行使这些权利就被判刑?凭什么被投入大牢,受到迫害?
 
第二点,关于中国民主党人因坐牢的时间长度、死亡情况以及人数名单的问题。对此,非常抱歉,这方面的数据统计难度非常大,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第一,不仅是有人因为民主党的事坐牢,还有人多次被捕坐牢。这种情况使得统计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第二,中国司法的黑暗本质使得情况更为复杂。中共是一个毫无底线的组织,他们有罗织罪名的传统。当年抓捕民主党人时,出于对国际社会人权指责的顾忌,中共往往使用其他罪名来掩盖真实目的。他们并不在意实际的罪名,只要能把你抓进去坐牢就行。他们会用经济罪、生活作风问题等各种理由,编造出针对你的罪名。
 
第三,政治罪在国内被判刑的情况特别严重,判刑时间长,服刑环境也非常恶劣。由于这种状况,许多受害者的家属在司法部门的威胁下选择了沉默。他们被告知,如果把这些情况透露给国际社会,受害者可能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此,很多家属出于恐惧而闭口不言,这也导致了大量具体案例无法被统计或确认。 
 
总的来说,这些因素使得统计关于中国民主党人因政治罪坐牢、受害的具体情况变得异常困难。
 
像我们坐牢判刑,都是秘密审判的。他们竖起公开审判的幌子,但是只给当事人的家属两张票,第三张都没有。然后,旁听席上坐满了便衣警察,都是公安,实际上就是秘密审判。这也是一个方面。
 
还有,共产党对于政治案件历来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因为他们知道这见不得人,太卑鄙,太无耻了。因为他们用强权,在国内为所欲为,但消息传到国际上去,他们肯定站不住脚。所以这些案例都作为秘密,网上查不到,很多都查不到,除了几个主要的,他们不公布每年的案例。公安部的年报上也没有政治案件的,多少政治犯他们都不说。
 
现在更加变本加厉了,他们有一个口袋罪,叫什么“寻衅滋事”、“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现在还少说了。他们用这些罪名框起来,说你犯了这些罪,判刑几个月到十年甚至死刑,这就是最黑暗的一个黑洞。
 
以犯制犯 设立“包夹”小组
 
把这些民主党人抓起来后,投放监狱,他们也是区别对待。反正坐过牢的人都知道,监狱里面是分级管理的。
 
在监狱里,他们会根据你的级别进行严格的区分,比如特严、普通的严、宽松的,甚至是入门级的管理。对于像我们这样顽固、不可能被收买、不可能认罪、不可能被他们改变的人,他们会用特别严厉的手段对待,甚至采用极端的肉体惩罚。
 
比如浙江省第六监狱,当时的副监狱长蔡文光率先发明了“包夹制”或“包夹小组”。他们利用劳改犯实施管理,用以犯制犯的手段。这些“包夹”多是抢劫犯、杀人犯,或者某些所谓的经济犯,比如诈骗犯,这些人有钱或者和监狱方有关系。他们通过对政治犯实施残酷对待来获得减刑或改造分,做得越狠,他们减刑越多。这种手段继承了共产党一贯用流氓对付反革命的做法,只不过现在改头换面,冠以合法的称呼。
 
同时,对于那些他们认为“还有利用价值”或者“骨头软”的人,比如性格上容易被掌控的,他们反而会受到善待。这样的人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甚至有的人出狱后吹嘘说自己在监狱里过得不错,但这明显是另一种策略,想想看,共产党可能对真正的敌对分子如此优待吗?
 
酷刑之一:连续静坐
 
我在监狱里时,主管改造的那个人,就是蔡文光的手下,逼迫我认罪伏法。我拒绝认罪,他们就用尽一切恶劣手段,包括极其残酷的肉体惩罚。比如说静坐,他们表面上不打你,但会要求你坐在那里,一动不准动,说你姿势不正确,就用膝盖、手肘来纠正你。他们甚至会让你坐到褥疮都长出来。
 
监狱里用的凳子是幼儿园小孩子坐的那种塑料凳,表面是仿藤编织的花纹,凹凸不平,长期接触会严重损伤皮肤。他们让你整天坐在这种凳子上,不准动,结果屁股都坐烂了。这种残酷的管理方式和肉体折磨,是他们针对政治犯最常用的手段。
 
有时候每天晚上,他们会让你静坐一次,持续两个小时,然后休息15分钟,再继续静坐。每天必须完成至少四次静坐,总共八个小时。这种长时间的折磨下,我有时到饭后去洗澡的时候,发现裤子、内裤和皮肉都已经粘在一起,血肉模糊。你不能不洗澡,但洗澡时疼痛难忍,汗如雨下。连续几天这样的静坐,臀部红肿破皮,伤口与衣物粘连,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连续两三天后,伤口开始化脓,疼痛升级。你只能咬牙坚持,坐到后背发凉、眼前发黑,汗毛竖立。这不是一般的肉刑,而是一种长期的、极端的折磨。他们让你每天都重复这样的静坐,让伤口无法愈合。与这种酷刑相比,所谓的“老虎凳”已经算轻的了。
 
酷刑之二:不让睡觉
 
晚上睡觉,他们规定你只能向一个方向躺,不能翻身。他们担心你翻身时看不到你的脸,认为这样“不安全”。于是24小时开着灯,有人坐在床边盯着你。你刚刚累得睡着,他们听到你打呼噜,就推醒你,理由是“安全检查”。这种折磨并不是偶尔的,而是系统性的,甚至有值班的人专门嘱咐包夹小组的组长不能让你睡觉。
 
有些“包夹”,虽然是执行者,但偶尔也会显露一点良心。记得有个“包夹”说,我比他父亲还年长,看到我被这样对待,感到有些不忍。这种少许的“宽容”,也让我得以稍微缓口气。
 
中共的逻辑很简单:只要你不认罪,就不享有任何“罪犯”的权利。他们认为让你活着已经是恩赐,不让你活也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样的经历让我至今想起都不寒而栗,不敢回想自己是如何熬过来的。
 
这种酷刑不是某个狱警或看守的个人行为,而是中共政权系统性实施的暴行。他们早就有一整套操作规则,无论是在劳改、看守所,还是监狱,酷刑都被当成对付政治犯的常规手段。
 
迫害民主党人 捞取政治资本
 
当时这个政权里,流行所谓的“投名状”。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通过抓捕和迫害政治异见者来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例如,浙江省那时候抓捕我们中国民主党的时候,由张德江负责,抓完我们之后,他立马被提拔,直接进入了中央,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这种事情很常见,迫害我们这些民主党人,是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一种手段。
 
我们中国民主党是中共“改开”以来被重判的第一批政治犯。当时“六四”期间也有被判刑的政治犯,但那个时候的刑期和我们完全不同。六四时,大多数人判得比较轻,三年以下的居多,只有少数像唐元隽这样的人判得重一些。一开始唐元隽被判了20年,但后来改成了八年,也算相对较轻。然而,从我们民主党开始,长刑期成了常态,我们被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刑期极长。
 
刚开始他们想抓我的时候,还试图从经济问题入手。我当时在房管局工作,负责房政监察。我的工作权力不小,可以查处违规用房,比如私自转租、拖欠租金、长期空置的房子,有权没收或终止租赁合同。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为了保住房子,会拼命送钱,但我拒绝了这些贿赂。
 
我有理想,知道迟早会因政治活动坐牢,所以绝不想在经济问题上留下污点。如果实在推不掉的东西,比如香烟之类的,我就直接上交给上级。有一次他们把我抓起来,开始调查我所有经手的案例,一个个去问当事人我是否收了好处,最后查无实据,只能硬着头皮给我安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那时候的公检法系统,对政治案件其实并没有多少经验,但“投名状”现象很明显。比如我的案子,我们四个人被一起判,算是当时的一个“大案”。主办这个案子的公诉人叫张哲峰,是个年轻检察员。这个工作很“脏”,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干的,但他愿意。他愿意为此“出头”,案子办完后,他立马被提拔成了淳安县的检察院院长,从杭州市一个普通检察员升到了地方要职。这就是“投名状”的真实运作方式,用我们的苦难来换取他们的升迁。
 
抓捕并提审我的过程中,有一个著名的“女神探”聂海芬。聂海芬以办理一些脏活而出名,比如后来她还处理了张辉叔侄的杀人案。她干这种事情多了,就被宣传成了全国“三八红旗手”,成为所谓的“女神探”,职位也步步高升。
 
负责宣判我案子的人叫傅樟绚,在审理完我们案子之后,他直接升职,成为了余杭区法院院长。本来只是一个普通人,也借着我们的案子往上爬了。
 
这背后其实都是“投名状”的逻辑。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本来不愿意抓民主党,但因为这个态度,被江泽民撤了职,换上了张德江。张德江处理了这个案子,立刻晋升中央,这就是投名状的重要性。久而久之,很多人为了升官发财,抛弃了良心,用自己的良知来换取“狗粮”。
 
 
中共忌惮国际舆论
 
我们浙江民主党的主席王有才,也因为身份被判了11年重刑。他在监狱里吃尽苦头,像当年对待我一样,被剥夺看书、看报的权利,就像傻子一样,被关在那里白白耗费时光。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酷刑,比肉体折磨更难受。
 
我出狱之后,一直呼吁大家关注国内的政治犯问题。我发现每次公布政治犯名单时,浙江的政治犯常常被忽略。从我们民主党开始遭到镇压以来,浙江的监狱里就从未断过政治犯。目前仍有五位政治犯被关押。
 
我自己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直到2013年,我的妹妹移民到美国后开始为我发声。她到领事馆、国会等地方大声呼吁,外界的关注使得我的待遇大幅改善。当时,我的妻子去探监时,监狱的狱政科科长和副监狱长专门把她叫去谈话,表示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向他们反映,不要让消息传到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有用。比如,有人到领事馆或者大使馆门口抗议,领事馆会很快向国内反映,要求解决问题。国内的监狱系统一旦接到上级的批评,比如“你们怎么又让事情捅到国际上去了”,反而会变得谨慎,不再敢肆意迫害。因为这些事情传到外界,会被视为失职,而不是“立功”。正因为如此,如果外界没有声音,他们可能会把人整到死里,但只要有国际社会的关注,情况就会有所改善。这也是我为何不断呼吁大家关注国内政治犯的原因。
 
最早的时候,我在省六监被关押时,刚开始遭受虐待。我就跟我太太说:“他们在里面虐待我,你把这个事情告诉国际社会。”但我太太说:“我去哪里找国际社会啊?”我说:“你不能给他们打电话吗?”她说:“我不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啊。”我提醒她:“他们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吗?我刚刚被抓的时候,他们就打过电话。”但当时,因为我的名声不够大,基本没人关心这个事情。这是03年到04年左右的事,那时没有任何外界的关注,所以我吃了很多苦头。
 
从99年被判刑开始到2013年,我一直在受苦,直到2013年我妹妹到了美国,大声疾呼,向国际社会发声,这才让我在监狱里的待遇突然改善。例如,我之前营养极差的伙食,后来允许我自己出钱买一些营养菜;我想自学,也终于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了。周围的其他犯人也不敢对我肆意欺负了。所以,我非常感谢外界的呼吁,正是这些声音让我在那种环境下得以喘息。我现在离开中国,出来了,我要为中国的良心犯大声疾呼。
 
习近平上台后 迫害变本加厉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我已经被判刑,他任期内我依然在监狱服刑。但他上任后,政治犯的日子确实变得越来越难过。比如,像吕耿松,他是在习近平上台后被抓的,被判了11年的重刑;陈树庆也是他上台后被抓的。如今监狱里还有五个人,是他任期内被抓的。此外,还有一些没被判刑但却在看守所被虐待致死的,比如陈子亮,他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也死在习近平的时期。他的家人受到威胁,不敢说任何话,我只能尽力为他们发声呼吁。
 
还有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是关于力虹的。他也是在习近平上台后在监狱中去世的。他患有渐冻症,这是一种类似霍金的病,无法治愈,只会加重。按理说这种情况可以保外就医,但当时浙江省的任何人都不敢为他办保外,因为他的案子是罗干定的(江泽民时期的政法委书记)。即便在情况如此危急下,他依然没能被释放,最终死在监狱里。
 
习近平上台后,对政治犯的迫害变得更加严厉。他们不仅对国际社会的准则毫不尊重,甚至在监狱中对政治犯的待遇也越来越糟糕。这种“倒退”,恰恰说明了他们对人权的蔑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完全没有兑现。社会上的人权状况已经如此糟糕,更何况是那些在监狱中的政治犯呢?
 
我在狱中画画和练习书法的事情,是争取来的,是在胡锦涛时期。当时环境稍微宽松一些,允许我在有限的条件下做这些事情。不过,那时候我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体态比较强壮,也不像现在这么消瘦。后来我患癌症,是在2017年,也就是习近平时期。到了那个时候,就连这些有限的自由,比如画画之类的,也基本被剥夺了。

 
食用变质大米 被致癌症
 
我的癌症和在监狱中的经历有直接关系。监狱里的伙食非常糟糕,比如供应的大米,基本上是发黄发黑的陈米,几乎不能入口。这个问题其实源于中共对劳改犯的态度。在中国,尤其是中共的体制下,劳改犯被视为敌我矛盾的对象,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他们不把囚犯当人看,而是作为阶级敌人、社会毒瘤,甚至认为把你“整死”是一种“为民除害”的行为。
 
这和西方的观念完全不同。西方通常认为囚犯是犯了错误需要纠正的孩子,依然是人,需要被作为人来对待。但在中国,特别是对政治犯,他们完全是作为阶级敌人来打压的。尤其像我这种政治犯,更是他们的直接对立面。他们认为我们属于“敌对势力”,必须要消灭,而且消灭我们还认为是“代表人民”的行为。
 
监狱的伙食问题还涉及到严重的腐败。理论上来说,监狱里囚犯的粮食是由财政拨款的,但实际上,劳改犯被要求自己通过劳动来“赚取”这些粮食。然而,粮食的来源本身就问题重重。比如,那些提供给劳改犯的米,往往是通过中间商从粮库里以低价买来的陈米。按照正常程序,粮库的粮食应该定期更新,新的换进,旧的拿出来,但很多粮库管理松懈,懒得这样操作,结果导致大量陈米霉变,然后被低价卖给中间商,再运到监狱给囚犯吃。
 
当时我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时,甚至还有一些中共的高官也和我们关在一起。比如,宁波市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许运鸿,也被关在那里。他们和我们一样吃这些发霉变质的食物。
 
那么既然是伙房里面烧出来饭,就是大家一起吃,许运鸿也不例外。所以他被吓坏了,就去找监狱里面的负责人、那些当官的,就说我们宁可这个菜再吃的差一点,这种霉米是不是不要再吃了。但监狱根本就不理睬的。监狱里面生病的,因为患肝癌死了不少人。但即使是病死,监狱说那是天经地义啊,你自己病死的。
 
我的体质已经算是好了,但这样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地吃了16年,身体还好得了吗?
 
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会有这个病,一直到去年,去年9月份,亚运会要在杭州举行。开亚运会以前,有个警察把我带到西安去旅游,因为时间长,路途远,每天就在当地吃面条、米粉,和我原来在杭州吃的大米不一样。到了10月8号回来以后,我又开始吃米饭,但饭一吃下去就噎住了。一开始我以为是临时的毛病,后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噎住,我就知道了,占位性病变了,里面长东西了,病变了。这是我自己判断的。
 
出狱后在家又做了9年牢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服刑了。我是2018年3月第三次从监狱服刑出来的。之后我长期每天都被软禁在家里。我住在顶楼,整个楼道上面,门口拐弯的地方就有他们派的人、保安一直坐在那里监视。就一直坐着,他们不跟你讲道理。我身在杭州,住在钱塘江边,但我不能到钱塘江对岸去。
 
这并不是正式的监视居住,因为没有法律文书。前面三年说是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期,我判了七年,第三次判七年,有三年“剥夺期”。
 
从第三次出狱到我出国,在家做了差不多六年牢。一直到我出国,出国才他们管不到。所以在家里的话,朋友也见不到我。我第一次从监狱里出来是这样,第二次、第三次从监狱里出来依然是这样。所以我被软禁、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间也有九年多,快十年了,这些不像坐牢的时间是经过法院判决的。所以我经常对软禁我的人讲,“你把法院的文书拿来给我看啊”。就是这样,他们死皮赖脸,根本不理会我,我也没地方去诉说,没地方告他们。我的一举一动全部在他们掌控之下,不允许人来看我,因为怕我有书信什么的带出去。一直到我生病了,去医院检查后,告诉他们我是胃癌晚期,他们才去医院调查,确定我得了癌症。那时医生告诉他们我活不长了,可能三个月、五个月就没了。
 
我的妹妹也急得不得了,如果我再不出来,这辈子就没办法见面了,可能死在国内。所以她通过各种办法给国保大队写信,不断打电话,告诉他们这是为了治疗。她说如果再不让我出来,她就要在国际媒体上曝光,甚至去领事馆、大使馆抗议,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很怕这样,怕丢人。所以最后他们同意了,虽然提出了很多条件,说我只能去日本,不能去美国。当时还让我写下来,只准去日本,不准去美国。我写下来,“因为癌症要去日本治病”,得到了同意。
 
加害者身份信息被严格保密
 
国保大队这些人的真正职务是不在网上公开的。我第一次被判刑时那个抓我的国保,直接就调走了,被保护起来了,调走以后没人知道他去干什么了。因为他们就是被法轮功登到了“恶人榜”上的第一批人,这对他们确实有威胁,而且很大。
 
对于我来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也可以像刘晓波那样说“我没有敌人”,因为那些恶警是公众的敌人。比如那个叫毛利民的警察,他是做了伪证的,而做伪证本身就是犯罪,共产党自己都不允许做伪证。他一天早上去抓赌,抓赌的时候把脚扭伤了,然后嫁祸于我,诬陷是我给他搞伤的,然后把我抓起来判刑,把我儿子抓起来关到看守所,把肋骨打断。所以呢,毛利民为了这个事情,他就交了投名状,成为了当时的南星派出所的副所长。
 
这一次我出来了,他们又怕我去找他,南星派出所离我不远嘛,所以又把他调到良渚派出所去了,良渚派出所在杭州的郊区嘛,比较远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恶警做了副所长。我出狱以后,警察来到家里看我,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必须追究毛利民这个家伙,因为他做伪证,伪证在共产党看来也是犯罪。
 
我当时就明明白白地说了,本来很可能如果我不追究他了,可能他也不用调到那里去,像这种恶警一定要给他上恶人榜,这样就可以告诫以后的人,不要把迫害政治犯作为投名状。虽然有了眼前的狗粮,可是你会失去更多,特别是将来追究你的责任,会让你的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专门迫害民主党人的恶警——蒋晓敏
 
还有就是在监狱里面,我现在举了三个人嘛,一个就是蒋晓敏,整个杭州都知道他,他自己都公开扬言,民主党都是他抓的。嗯,我说他这是“太监自宫”—贪天之功,因为如果北京不叫他抓,他敢擅自抓吗?他是从迫害王有才开始的。
 
校友会
 
当年我们组建民主党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混混,他是坐在王有才家门口值班的,嗯,就是坐在那里监视王有才,是个“坐探”,嗯。后来他因为镇压中国民主党有功了,他也包括像李海、胡俊雄、薛明凯都是他抓的,外地的人到杭州来也都是他抓的,所以说不能放过像他这样的恶警。
 
“包夹”制度发明人——恶警蔡文光
 
还有监狱的副监狱长,叫蔡文光,他现在是女子监狱的政委,他是一把手。他发明了包夹小组,是他首创、全国首创。因为当年的抓法轮功的时候,浙江省六监是浙江关押法轮功的重点监狱。他发明了这个包夹制度以后,在全国推广。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他调到我们省六监(浙江省第六监狱),包夹制度就是2002年的时候发明的,他调进来就发明了这个。所以恶人榜,少不了他。
 
82级校友蔡文光获评”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模范“荣誉称号_手机搜狐网
 
他原来是个中学老师,因为公安队伍素质太差,所以当时从社会上调了一大部分的老师进去,改善的公安里面的文化素质。那么他被调进去了。你看他的脸,从脸都看得出来这是个坏人。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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