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我也是全球香港流亡者中努力挣扎着的一份子，我愿意就香港离散人群做我的研究，贡献我的声音，看看在这个诡辩多变的全球地缘政治里，如何寻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理解变化的一种方法。
2023年，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现更名多伦多支联会）于六四当晚组织的民众烛光悼念集会。
照片：RADIO-CANADA / LEOC
2017年，雨伞运动之后，三位学生领袖，周永康、黄之锋和罗冠聪因“重夺公民广场”案被裁定有罪，周永康被判入狱7个月。
之后，他前往英国攻读硕士学位。目前，他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担任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理事。
2019年香港返送中运动中，他人在海外。不过，当国安法实施，他看到昔日战友被审判、入狱，或纷纷逃离，认为香港面目全非
，自己无法保持沉默。
今年纪念六四36周年，周永康应邀前来多伦多和温哥华，并进行了“聚、散，从没后退 座谈。
这是加广中文台对他专访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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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广：你希望做些什么？为香港，也为流散港人社区？
周永康：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尽量先把我的博士学位念好，尽量先把这个研究者的角色做好，也就是研究世界不同地方的香港流散社区，让我去了解更多，尝试把不同的药方（prescription）聚到一起，收集到不同的资讯、不同人的看法，我可以把它们分享出来。让大家看到，OK， 如果我们是有这种差别的话，那我们可以怎样一起求同存异走下去。为港人团体做我的贡献，当我行有余力的时候。
作为香港民主委员会（HKTC）的一个理事，怎么样去协作、去推动可能香港的倡议，我会尽力而为。
我对于香港过去十年来时路的一些反思，如果真的可以帮助到当地群体去推动一些讨论和思考，我也是义不容辞。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种空间，让海外的香港人可以有一个机会聚在一起，讨论思考，去寻找，未来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可以去扩大我们的想象，去寻找我们可以实践的一些方法或是方案
我也是全球香港流亡者中努力挣扎着的一份子，我贡献我的声音、我的看法，看看在全球的脉络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居住的国家融合，在这个诡异多变的全球地缘政治里面可以寻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理解变化的一种方法,，原则上是这样，实践上当然是很多挑战。
加广：每一次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最终是由个体来付出代价的。比如香港参与民主运动的人，甚至他们的家人都会遭到牵连。你个人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周永康：对我的最大的影响是指面对政治代价吗? 其实，我觉得参与香港民主运动的人，每一个人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不对等的, 就每个人参与, 无论14年的占领运动, 或者19年的反送中运动, 每个人参与当中的一刻或过程当中, 每个个体其实他有的资源跟成本, 他的承受能力都是非常不对等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 一个长期的抗争之后下来, 大家可以见到那种成本是非常不对等：有些人他的承受能力可能比较高, 因为他可能本身家庭资源比较多, 他可能有比较多的学术资源, 他可能财政上面比较稳健；有些人他可能本身个人资源, 就是非常的薄弱, 比如来自破碎的家庭, 他本身的教育没有办法令到他流亡, 去到海外国家之后, 可以使用当地的语言, 可以重新建立新的生活。包括大家流亡到不同的西方国家, 那每一个西方国家他可能提供的资源, 也是非常不对等的。
对比很多的手足, 我相对来说, 是比较有优势（privileged），比较安全（secure）, 因为我是本身在19年之前, 已经在外国念了一个硕士。 然后，在19年之前, 我已经去美国, 开始我的博士班, 而学界是一个比较全球化的专业, 学者可以去游走全球不同的教育机构, 教育领域, 那它流动性是比较强的, 可能它的保障也是比较强的 —— 虽然现在美国学界有很多不同的挑战。
而这个（差异）状况也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在这个群体里面产生不同的憎恶（resentment）， 或者是愤怒, 或者是挫折感（frustration）, 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事情，不是一夜间大家可以有资源, 可以一蹴而就地去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们怎么面对呢? 有方法吗?
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在不同的居住国, 去寻找一些答案, 尽量的去申请政府的资源, 去寻找非盈利机构提供的服务, 去想私人基金会， 然后去拿到资源, 去提供服务, 或者是靠当地的一些可能移民群体, 去提供相应的协作。
2018年，周永康在重夺公民广场案上诉过程中，接受媒体采访。他左手身后是另一位香港学生领袖罗冠聪。
照片：THE ASSOCIATED PRESS / VINCENT YU
加广：你的观察中，香港人正面临哪些重要挑战？
周永康：对香港人来说, 我觉得这几年可能面对的一个挑战, 就是以前在香港我们可能是一个主导（dominant）的族群, 我们不是少数族群（minority）。但是，来到外面之后, 我们还没有适应到去融入当地的社群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感受上面最深刻的, 就是我们不想失去香港人这个身份, 或者是跟香港这个群体有割裂, 但是在一个已经这么碎片化（fragmented）的国际侨民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拿到居住国家的认可、资源、和支持是非常弱的。
最明显的就是海外团体的捐款。 香港政府动用国安法, 动用23条恐吓的方式, 用逮捕检控的方式, 去产生很强的寒蝉效应, 让大家都不敢捐款, 从而令到手足参与倡议, 推动社区项目去希望保护香港人身份, 保存历史记忆的一些团体, 都会面临一个困局，这是现实的挑战。
但到2025年的时候, 特别头半年, 我觉得这个状况更加艰难。比如，美国政府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很多本身是对外提供拨款的资源, 都一一被砍,。我觉得在一个调整当中，本身去做这种资源工作的团体, 那他们怎么去办呢? 他们怎么生存呢?
在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会觉得全球地缘政治这么不稳定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从90年代起的全球贸易的一些基本规范（norms）都在坍塌的时候, 在被修改（revised）的时候, 大家也会先要保障本土的利益, 可能意味着抗拒移民, 也对外来者有很强的一种意见，认为他们非常可疑（suspicious）, 他们是没有创造力， 他们没有办法融入当地, 那这个也会令到一个国家体系里面, 可以拨款给新移民, 给政治难民, 给资源移民的一些机构团体，变得更加的微弱。而香港这些群体, 本身可能已经是带着创伤、带着伤痛的，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可以从哪里找到帮助，以融入到当地呢？这其实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挑战。
我希望，我们首先承认这些确实是挑战, 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承认这是个挑战的话，应对挑战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很谨慎审视和有辨别力的。 但这又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香港自由媒体已经基本垮掉, 全球各地不同的港人, 拿到的资讯很多来自KOL（自媒体、意见领袖）, 很多时候你本身是无法像专业媒体记者那样去核实、去事实查证的，去建立共识的（consensus building）的。
我希望，在重重挑战中, 重新去寻找到一条生路。或许无可避免, 我们现在在往下坠落、在触底、在看到最糟糕的情况之前，它不会反弹变好，很难看到希望，或是看到不同的可能行，这个情景是非常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看看在这样一个非常负面的、两极化的、冲突的世界中，如何能找到一个连续性的统一的观点，可以重新连接我们，在寻求香港有民主自由人权的未来, 找到往上方走的方式。
加广：我听到一些年轻的香港朋友认为，不希望和中国大陆扯上关系，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纪念六四呢？你如何看待六四与香港的关系？
周永康：我自己当然是觉得是有关联啊，香港跟中国大陆是唇亡齿寒。中国不好，香港基本上没有民主自由的可能性。
我觉得，现在，香港跟中国他命运是扣连在一起的。很多香港年轻的朋友对于香港独立有很强烈的期盼跟追求，我觉得这个政治情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就是当你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做监督与制衡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想象在一个不民主的中国政体之下接受香港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呢，那基本上是没有想象的起点那样子 。
我还认为，我们要理解香港的学生运动和香港的民主运动，要去理解香港的政治情绪。香港的政治情绪是在香港的脉络里面产生出来的，如果我们不去尝试去理解接触跟承认这种政治情绪，那基本上你不是在与这个群体或者这个政治运动互动。
多伦多六四35周年烛光悼念活动现场，嘉宾们高举蜡烛。
照片：RADIO-CANADA / YANDOM / 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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