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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被指煽顛案周五（20 日）踏入第 15 天審訊，鄒幸彤開始作供，憶述小學開始參與六四燭光晚會，從內地推動勞權的經歷，深感「結束專政」不只是政制改革，亦是要結束日常和制度之中的不公不義。她其後參選支聯會常委，最終成為「末代」副主席。
鄒又指「結束一黨專政」是要當權者守法，終止對國家權力的壟斷，訴求是「還政於民」，形容本案有如「叫一個賊仔還嘢，（卻）俾賊仔話我哋搶劫」，又指支聯會亦從沒主張「扑濕個賊仔」，達致目標的手段只能是民主與法治，沒煽動他人採用非法手段。審訊下周一續。
Day15｜實時更新 鄒幸彤開始作供：中國現由中共一黨專政
鄒：小學時隨母參加六四集會
為了解國情加入內地 NGO
41 歲的鄒幸彤穿卡其色外套、水藍色毛衣、黑色長褲，束馬尾，她拿着膠水杯和一疊文件，由懲教人員帶到證人台宣誓作供。她坐在可轉動的辦公椅，微微轉向右側仰視 3 名法官，說話時常面露笑容，雙手比劃，起初語速偏快，官和辯方大狀沈士文屢提她放慢語速。
支聯會 1989 年成立時，鄒年僅 4 歲，她憶述由小學時開始跟隨媽媽參加六四燭光晚會，視之為「每年最重要嘅一個約定」，形容維園令素未謀面者如同家人般互相照應、同喜同悲，「嗰種魔法係好令人嚮往⋯⋯究竟係咩力量令到嚟到嘅人，就可以自自然然咁就變咗做最好嘅人呢？」說到此處，鄒的聲音略為發顫，眼泛淚光。
她說後來投身社運，意識到把人與人連成一體的是對苦難的承擔，「嚟自於每個人帶入去場嘅嗰份愛，而從來就唔係控方講嘅嗰啲咩仇恨」。
鄒指，深受集會的群眾觸動，在中學製作六四壁報板，之後赴英留學亦舉辦六四紀念活動，體會到英國那邊漸淡忘六四，但香港多年來因有支聯會，令六四成為社會共識、討論中國民主人權的起點。2010 年回港後，她在支聯會短暫任職，負責過擺街站、講座、展覽等工作。
她自覺對中國的理解流於表面，為了解國情而轉到關注中國勞權的 NGO 工作。她說，4 年間與農民工、留守兒童、塵肺病工友一同維權、倡議，見證等級歧視、濫權，令她相信「結束專政」不只是政制改革，而是「要實實在在咁去結束，充斥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嘅專政」。
鄒指，2013 年有人邀她參選支聯會常委，她擔心職務「敏感」會影響在內地的工作，但亦深明制度的問題需要從根源着手，指若專政始終不受限制，公民組織努力爭取的成果，往往輕易被一個政治浪潮淹沒。
她指同年習近平上台，內地公民社會的打壓日益嚴重，於是在 2014 年參選常委，並轉行做大律師，翌年更成為副主席。鄒指，為保持與內地民間組織連繫，鄒在支聯會一直處幕後角色，直至《國安法》生效、常委相繼入獄，自己才被推向前線，自言「見證住佢最後一段路」。
鄒：「結束一黨專政」
是指結束國家權力被壟斷
鄒幸彤認為，中國現時正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形容此為「常識」，指世上有許多民主國家在分類上屬「擇界」，例如美國，但中國「清楚係專政體制」。
鄒在庭上引「共產黨老祖宗」列寧的理解，指「專政」涉武力及不受法律限制的權力，應用於中國，即中國共產黨控制了所有機關，甚至滲透至各種社會、商業、宗教等組織，另不受憲法限制，不受民主選舉制約，連軟性制衡例如媒體、公民社會都「完全缺失」。她指此種被單一政黨完全壟斷國家權力，以及與社會力量完全失去平衡的狀態，「就係我所話嘅一黨專政」。
鄒續說，一黨專政衍生的惡果，是國家權力會一而再，再而三失控、受濫用，因此對她來說，「結束一黨專政」和建設民主的意思，是指要結束此種「無法無天」的狀態，希望國家建立憲政民主制度，讓公權力回到法治和平等的軌道上運作，「唔再話誰大誰惡誰正確」，讓國家真正屬於人民，「唔係話淪為某個政黨嘅私產」。
鄒歸納指，支聯會所要求的，簡而言之是當權者守法，人民可向其問責，亦即當權者犯錯、犯罪會有後果，只有做到以上種種，「一黨嘅專政先至可以話係可以結束得到嘅」，而由此層意義推展，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是「結束一黨專政」所要求，甚至是「不可或缺嘅要求」。
鄒又稱對支聯會而言，「結束一黨專政」不只是一個「無雷公咁遠嘅終極目標」，它更着重的是由專政走向民主的過程，在這層面上，它和「建設民主中國」猶如「同一個硬幣嘅兩面」。
她指，支聯會更重視的是建設民主的精神，它是「出於我哋對人應該如何共處嘅一啲基本嘅信念」，即人人生而平等，「相信每一個人尊嚴同埋自主，都應該得到平等嘅尊重，相信冇任何人可以被當做工具咁去被擺佈、被蒙騙、被犧牲⋯⋯唯有將呢種將每個人真正視作平等自由人嘅精神，真正可以喺個社會到紮根嘅時候，民主嘅制度先至有存活落去嘅理由，同埋存活落去養份」。
鄒：真正顛覆國家政權者
「從來只有中國共產黨」
對於「結束一黨專政」被指違法，鄒表示來到這個法庭才知，要求當權者遵守法律都可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仲可以惡到話人民冇任何嘅手段去叫當權者守法」。她強調，「結束一黨專政」的意思，是要結束上述「非法嘅狀態，一種叫人守法都唔得嘅狀態」。
她續說，「真正顛覆緊國家政權嘅，從來唔係我哋啦，喺中國而家嘅現實入面，真正有能力同真正顛覆緊國家政權嘅，從來只有中國共產黨」，而此點由案發至今都沒改變過。
法官李運騰引《國安法》第 22 條與「顛覆國家政權」罪相關條文，問鄒如何理解條文所指的「國家政權」。鄒認為「最根本」是「主權在民」，並引述憲法序言提及「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她解釋之所以說共產黨專政，因它「顛覆咗人民嘅政權，令到佢哋冇得選擇」，亦「顛覆咗憲法裡面好多關於國家機關點樣運作嘅規定」，舉例稱憲法說全國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但當然係 subject to （受制於）黨嘅領導所專政咗」，以致外界說人大是「橡皮圖章」、沒真正權力，「咪已經係顛覆咗、破壞咗囉」。
鄒以「俾賊仔話我哋搶劫」
比喻本案指控
針對控方強調憲法在 2018 年修訂後，加入中共領導字眼，鄒幸彤認為以普通法角度看，「就咁講一句領導，法律上無意義」、「唔可以話有一句領導，就話實權去咗黨度⋯⋯本來 2018 年之前就無呢條條文，國家機關都係咁運作㗎啦」。
鄒歸納指，支聯會要求的是「還政於民」，「情況等於我哋作為主人，國家嘅主人，叫一個賊仔還嘢，（卻）俾賊仔話我哋搶劫，依個就係我哋對而家指控嘅理解」。
而就控罪中的「非法手段」，鄒援引同一比喻指「我哋確實主張賊仔還嘢，但無話主張扑濕個賊仔」。法官黎婉姫問是否使用武力？鄒重申「無話主張扑濕個賊仔」。
法官要求鄒釐清支聯會所用方法，鄒表示普通人如自己未能直接把共產黨「繩之於法」，故只可走「迂迴」方式，例如為人民「充權」，即裝備民眾行使公民權利，以及藉集體行動、輿論施壓，自下而上打破、減輕、削弱共產黨對社會的「全面壟斷」。
鄒其後總結稱，「結束一黨專政」，在控方眼中是等於「結束中共領導」，但對她來說是等於「建設民主中國」。她重申，能達至「結束一黨專政」的唯一手段只有民主與法治，其他諸如放炸彈、宮廷政變等均不能做到。
鄒呈參選常委政綱
指支聯會是「最大公因數」
鄒幸彤又指，支聯會的使命是支援內地民主運動，但其定位在 2019 年及 2020 年中港矛盾漸強時受外界質疑。庭上首次公開披露鄒在該兩年參選常委的政綱，提及：
⋯⋯我想支聯會能做的，就是堅持做好居中溝通，揭示真相、搭橋拆牆的角色，讓國內和香港人與人之間能真正的連結起來，互相支持，齊爭民主⋯⋯
－2019 年政綱
⋯⋯在《國安法》通過後，恐懼蔓延⋯⋯解散組織有之，改弦易轍有之，以求不墮「法」網。但總有一些原則，不能退讓⋯⋯支聯會是一個聯合會，是各種取態理念相異的團體聯合在一起時，所達致的最大公因數，因此在立場上它從來不是最進取的那一個，但亦正因如此，它亦是我們無可退讓的底線，是香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必須死守的堡壘⋯⋯
－2020 年政綱
鄒庭上指，支聯會不論綱領、宗旨，一直都是「求同存異」的底線，是公民社會的「最低原則、最低共識」，而在《國安法》後社會形勢劇變、公民社會嚴重萎縮的情況下，認為支聯會「更加要守住公民社會底線同原則」。
鄒又供述支聯會的架構，指有 200 多個團體會員，包括工會、政黨、議員辦事處、學生會、宗教團體，光譜寬闊，每年召開周年大會選出常委，當選的常委再互選正、副主席，若會員覺得常委做得不對，可以按章程罷免，形容此運作模式體現民主精神，「執政黨唔等於國家，領導唔等於專政⋯⋯（正如）我哋領導，唔會專政到支聯會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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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支聯會促落實憲法權利
沒叫人違憲
支聯會設 7 個部門，鄒參與至少 3 個，庭上她重點陳述主力跟進內地維權狀況的「維權部」工作，提及基於自己法律及工作背景，她曾在 2018 年撰寫呈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普遍定期審議（UPR）報告，指從中可「鳥瞰式」看到支聯會對中國人權問題的觀察和立場，並希望中國政府實踐建議，例如反對國安疑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故以報告最後目的而言，「完全話可以報告有煽動他人進行行為嘅情況，但煽動個對象，最主要就係中國政府」。
鄒又指，支聯會 2012 年聲援《零八憲章》時，曾發聲明要求內地政府落實憲法權利，並提及「抗議一黨專政，抗議黨大於國」，但「冇叫人推翻、違反憲法，係叫人維護返、捍衛返憲法有嘅權利，而呢啲憲法本身有嘅保障」。
鄒總結說，「睇返我哋咁多年呼籲，或者用控方字眼鼓吹或者煽惑，實在睇唔到邊個可以叫做非法手段，唔好話違憲，我哋叫人遵守返憲法咋嘛。但係當然個問題就係，提出𠵱啲向人大又好，向十八大又好，透過 UPR 向中國提嘅建議，唔能夠指望中共領導人良心發現接受晒啲建議，事實上都無啦，我哋可以依靠嘅，從來都只有民心同埋民意」。
HCCC155/2022
文章来源：法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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