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营 脸书 2026-4-28
我大概是在2005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看过王怡的文章。可能是在天涯论坛，也可能是北大未名论坛。尽管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很明显的反贼特色，但是，更多的还是被我看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2008年5月汶川地震，我去救灾，那完全是年轻人的瞎胡闹。但却有幸在城都与王怡见过一面。在见王怡前，我跟着黄琦一起去救灾。（关于黄琦，我另文专述。）救灾物资发放完了。黄琦问我有什么打算，想去见谁。我说想见王怡。黄琦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不屑的表情。我差一点放弃。但我还是打了王怡电话，他说，你周末来吧，这里有教会聚会。我之前已经在网上看到了王怡做牧师的消息。但是，我说，明天就要回去，等不到周日了，问他当天有没有时间。他说，可以，但是已经另外有约，只能与我聊半个小时。地方很难找，等我找到他，离约定时间已经晚了。
似乎是在教会，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分坐在两个书桌一样的椅子上。王怡很善谈。他胖胖的，皮肤较白，眼神柔和，态度谦和，文质彬彬，是个标准的书生形象，与他指斥天下的文风大相径庭。虽只短短二十来分钟的见面，他仍显示了他的渊博，无论知识，还是见解，显然都囊括了我。时间很快到了，我定了闹钟，他听到闹钟响，说，还可以再聊会儿。我猜测他可能是出于客气，还是坚持走了。
我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他几个问题已经忘记，大概是地震后如何善后的问题。但有个问题，我路上马上写成了日记，记录了下来。如下：
“一个问了数百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数百人，这次去成都问了王怡先生。
问题是：你认为中国会不会实现自由民主？如果会，需要多少年？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由哪里开始突破？理由是什么？
他回答（大意）：肯定会，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向着自由民主进步（注：这一点我怀疑,我对历史进步论未能相信.）。近三十年来，不是共产主义者在向平民传教，而是相反，是平民在向共产主义者传教，共产主义者在一点点退守，在一点点被平民和平演变。
多少年和由哪里突破，这个难以预测。他说，我以前也经常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近来，我不再这样想了。因为这个问题的预设前提是，如果在我有生之年实现了自由民主，我的生活就是有意义的，如果不能实现，我的生命似乎就没有意义了。我不能接受这种使我活得如此卑微的关系，我灵魂的处境，竟然会与一个我瞧不起的政权有关系，竟然会被历史中一时一地的制度所左右。我肉体的遭遇，自然会和世上的一切环境有关系，但我灵魂的自由与平安，我的生命是否有一种更高的可能性，这怎么可能与一个地上的专制体制有关系呢。
如果我过于关注这一个时点，其实是过分抬举了一桩罪行的地位，专制与否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重要到可以支配和影响我们心灵世界的程度，对我来说，如果我对世界的态度，将取决于世界上最坏的那一部分，取决于世上的恶人做了什么，那就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羞辱。
我的思考：他的回答是所有回答中最好的，最入我心，我正是因为思考人生意义问题才进而想到这个问题的。人生意义问题和这个问题，于我，经常是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的。
可是，说自己生命是否有更高的可能性与地上的专制无关，这不是说谎吗？而且，所谓生命更高可能性是什么呢？并不是自己的生命脱离了环境，而是自己的认识脱离了环境，也不是自己的认识脱离了环境，而是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环境无法影响或者环境影响不大的地方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文字，就是立言，这是一种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思路了。
这是个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没有自由，个人的意义就无法实现，因为自由是一切意义得以实现的基础。不注重环境改变，认为环境是无足轻重的，个人内心才重要，这其实是返回到了内心，是一种退守的、向内萎缩的人生观。恶是一种事实，如果无视之，这不是自欺吗？”
2008年三月，也就是去汶川之前的两个月前，我与唐荆陵律师认识，开始走上街头。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陶君，他是六四的湖南省学生领袖之一。有一天晚上，广州大雨，陶君忽然打我电话，说要来找我。我说，我住在城中村，只有一个单间。他说，国宝驱赶他，他没有地方住。我说，你只要不怕我住的地方差，你就来吧。我们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大概几天后，汶川地震发生了。当我激动地告诉陶君，我要去汶川救灾，他显然不赞成。我当时尽管傻头傻脑，但是，决心要救天下的热情却正在熊熊燃烧，没有地方安放，这样好的机会我怎么能错过？
当我从汶川回到广州，我与陶君谈到，我见了王怡。陶君嘴巴一撇，十分不屑。我认定王怡是个反贼，并且从床头拿出了一本书，似乎是与神亲嘴，或者其他书。我说，你要么看看这本书，你绝对会改变想法。他说，我懒得看。我说，你先了解一下嘛，也许你会改变想法。他说，你给我一篇你觉得好的。我就翻出来一篇给他看。他很快看完了。我能明显感受出来，他眼神不一样了。我说，我有王怡电话。他说，我想和他聊几句。我打了王怡电话，王怡很快接了。我说明了打电话原因后，把电话给了陶君。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走开了。
陶君对王怡的不屑，民运圈的熟人大概早就知道了原因。那就是“余王排郭”事件。这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我与王怡的关系。以至于，我几次想写王怡，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写。我在写王怡的文章中，提这件事，是合适的吗？我与郭飞雄有所交接，并且很尊敬。另外一个当事人，余杰，也是我很尊敬的。傅希秋牧师，帮我来美国，于我有救助之恩。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们对我都是前辈。
从2008年，也就是从我26岁开始，每年过节，王怡都会发信息给我，表示问候，从来没有间断过。他的祝贺短信如此优美，与他的诗一样，我几乎每次都会引用，转发给我自己的朋友。我如此喜欢他的文章，他的政论，他的影评。尤其他的诗，我甚至不忍一次性读完，就像遇到最爱的美食，不忍一口吃掉，而是慢慢用舌尖轻轻舔舐，品尝。他的书单：王怡的读书单，我更是发到我所去过的所有网站，并打印出来，随身放到书包里。他的书单是我买书和看书的指南，他的电影是我看电影的指南。我受洗之后，他的讲道，我也爱不释手。
蜀地自古多才子，就1970后的反贼才子而言，我熟悉的有余杰，王怡和刘仲敬。余杰成名最早，文风简易明朗。刘仲敬为文怪诞深刻。王怡成名晚于余，而早于刘，但其为文却综二者而有之，不但众体毕备，且皆臻于卓越。我想做个不恰当的比较，1980年代，文坛有两个黑马，李劼和刘晓波，并称南李北刘。李出狱后来到美国，余刘也定居美国。如余杰或者刘仲敬比作李劼，而王怡则近于刘晓波。我听说刘晓波在狱中也把阅读兴趣转到基督教著作，我不确定刘有没有决志成为基督教。我不想评价刘晓波的惊世文献：我没有敌人。但我于201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甚至在2006年左右就写了不成熟的文章：基督教救国论。从个人偏见或者说个人志趣而言，于余，刘，王三人，我更亲近王怡。沿着我自己的思路，就中国的基督教化，我对比了一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我对中国人的民主化已经不抱希望，甚至完全绝望。但我隐隐觉得，王怡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上，会是个重要人物，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很可能会超过刘晓波。
我2014年入狱后，王怡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提到了我。与他诗中提到的其他良心犯并列在一首诗中，尤其是出于王怡之手，我实在倍感荣幸。我照录如下：
“【诗】主仆王怡 |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刘晓波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再说什么
高智晟也是我的朋友
虽然我们见面次数不多
许志永是我的朋友
他来过我家，又来教会听我讲道
陈云飞是我的朋友
他的女儿放假了
也习惯了爸爸不在家
刘贤斌是我的弟兄
他在里面给一个小偷传福音
我很久没见到他妻子了
李化平是我的弟兄，和我体重相若
当然我是指他入狱之前
唐荆陵是我的弟兄
第一次在广州见他，他穿着草鞋
陈卫也是我的弟兄
我们只吃过一顿饭，因为客气
他硬着头皮，也听我讲了一次道
李和平是一位好弟兄
前几年，每次出事我都找他
李方平也是好弟兄，和他一字之差
胡世根长老是好朋友
在北京见第一面，在成都见第二面
范亚峰是我的弟兄，也是我兄长
主曾叫我跪在他家的地板上
做了最后一次决志祷告
杨茂东也是我的朋友
虽然许多人认为，我是他的敌人
他的律师隋牧青来过教会两次
和我握了两次手。听说他被带走
我忽然感到手上热乎乎的
冉云飞是我的老朋友
浦志强也是我的朋友
一个朋友坐牢时，我和另一个朋友通电话
后来夏霖也坐牢了
我们喝过一次，当然我是以茶代酒
坐牢的人都惺惺相惜
所以朋友的朋友，也成了朋友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郭玉闪在我书房，谈过一个下午
笑蜀在我客厅，屁股没坐热就走了
王清营多年前来成都，敲过我的门
郑恩宠倒是一面都没见过
但他的夫人刚来过我家查经
谭作人是一个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在江边喝茶，他说
你多保重啊，千万不要进去
谁知进去的人是他
还有些人，必须先成为朋友
出来后才有机会认识
譬如师涛，譬如杨子立
还有些亲爱的朋友，只能在海外约
譬如去美国，约余杰弟兄
去香港，约滕彪兄弟
还有我的朋友李必丰，他居然托人
带了一张纸条出来给我
要我帮他儿子留在加拿大，别回来
还有我的弟兄王炳章，我和他的女儿一道
去华盛顿见过美国参议员
还有杨天水，还有许万平
还有黄琦，他妻子在教会受过洗
还有严文汉，进入链子门之前
他是秋雨之福教会的慕道友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北京最多，成都次之，广东第三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基本上都是男的，留下孤儿寡母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谈笑有囚徒，往来无鸿儒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我怕什么，如果上帝让我进去了
总有人说，王怡是我的朋友
王怡是我的弟兄
我们要为他祷告，替他的妻儿分忧
20150713，深夜，想念朋友。”
我2016年11月出狱后，王怡第一时间打了我的电话，表示慰问，并转了1000元人民币给我。我知道这是政治犯之间表示敬意和爱意的最直接方式。就像是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的一样，当人生深陷泥潭，亲人们也总是习惯于用这种直接的方式表达爱和支持。但是我没有接受。这里有我的傲慢在，也有偏见在。这种傲慢让我羞愧，同时，我也感叹偏见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我坐牢了，他没有。尽管我不过是毛毛雨，不过是坐牢两年半。但已经足以让我，在我如此喜爱，如此尊敬，甚至如此崇敬的人面前傲慢。甚至也许还有嫉妒？他这么有名，而我没有。他虽有才，但也不过是个卑怯之辈而已。我也许内心深处在想，他不过是个好名之徒罢了，这样的人多如恒河沙数，他算什么！？
当我在狱中，盘算自己出狱后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做牧师，传教也许是个办法。出狱后，我看到王怡在城都办神学院，我报了名。但我最终没有去，家在广州是原因之一，但是，根本原因似乎还是偏见。
2018年，我来到美国，在王志勇牧师的教会大概半年左右。王怡来美国的时候，也在这个教会，他就住在教友的家里。我听说了王怡更多的事情。我只能说，我了解他越多，我就喜爱他越多。
2018年12月9日，王怡被捕，后被判刑9年。明年就要出狱了，我只想祝福他身体健康。
王清营
2026年4月14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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