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号（下）
（2011-5-16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目 录
卷首语
“徐武事件”的国家责任………..《零八宪章》编辑部
《零八宪章》文本
本刊特评
江山代有青年出，当领风骚数百年！
——写给我们时代的中国青年………………《零八宪章》编辑部
热烈祝贺本•拉登被击毙！……………………..“零八宪章”论坛
公告天下
“弱势群体学派”宣言…………………………………… 胡星斗
秋雨之福归正教会 成立良心犯家属基金………秋雨之福归正教会
特别关注
就“邳州征地专打女人灌屎扒裤”事件
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秦永敏等
邳州征地官员被泼粪是自取其辱……………………………..朱方清
邳州事件后，祝福母亲成了遥远的旅程……………………于飞云上
致汉能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宏博士公开信 …………綦彦臣
执政党观察
“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人民日报》
《他是徐武，不是“虚无”！》 …………………………………CCTV
《人民日报》发文质疑深圳禁止民工群体上访做法…...《人民日报》
深圳的追缴讨薪刑责是为犯罪开绿灯…………………………..徐冬梅
国内媒体为何冷对温总理的讲话？……………………………..蔡慎坤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最大的谎言…………………………………..褦襶子
重庆观察
消除“误解” 重庆当反思“唱红” …………………………童之伟
重庆为何边唱红歌边出"药家鑫"?...............................................罗庆学
献花唱红的功能十分有限…………………………………………木然
拿“唱红歌”当挡箭牌的四大贪官………………………………李果
苏联与苏共
苏联解体20年祭…………………………………………金雁
20年前苏联缘何突然崩溃？………………………….蔡慎坤
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垮台？…………………………..燕王王皓
精彩时评
贺卫方人大论坛点评李庄案引发强烈反响…………… ..周西
滥杀无辜的拉登怎么成了英雄？………………………杨恒均
我爸是武钢………………………………………………李承鹏
当政府成为人贩子的时候…………………………….五岳散人
听真话说真话需要什么勇气？………………………….蔡慎坤
桑兰在向谁宣战？……………………………………….石述思
原来“五道杠”无章可循……………………………….殷国安
救救孩子，就从取消这几道杠开始…………………….熊丙奇
宪章论坛
各路人马纷纷亮剑，中国社会何去何从 ………………...万军
对武钢警方的最后一战：悬崖勒马！赶紧放人！…..秀才江湖
中国[大陆]社会的深刻危机和最可怕现状……………...茅于轼
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孙立平
“让领导先飞”中的“领导”是谁？ ………………..罗庆学
辛亥革命纪念
茅于轼、袁伟时、资中筠等：回首辛亥百年………….茅于轼等
好书推介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宪政民主的历史渊源》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三）------------------张祖桦
卷首语
“徐武事件”的国家责任
——《零八宪章》编辑部
“徐武事件”自四月底被曝光以来，立即受到包括CCTV和《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的关注和追问，追问焦点有二——
其一，徐武是否“被精神病”了；
其二，武汉警方跨省追捕所谓“精神病人”徐武，是否涉嫌滥弄公权、破坏法治的问题。
从就事论事的层面讲，媒体的前述追问应该说还是抓住了“徐武事件”的要害所在。从徐武本人若干年来的言行表现分析，他“被精神病”是毫无疑问的。而武汉警方前往广州捉拿所谓“精神病人”的壮举不仅涉嫌滥弄公权，而且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行为。也因此武汉钢厂与武汉警方便成为广大媒体和众多网友的惩罚对象——口水、板子与砖头不断地落在他们的脸上和屁股上……
就武汉地方当局而言，由于确实把事情弄错了，被打板子也就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委屈的。但是如果把“武钢”和“武警”（武汉警方的简称）当做“徐武事件”的“元凶”加以惩罚显然有失公允。我们认为在“徐武事件”问题上，不仅要追究武汉地方当局的责任，更要从“政治层面”追究“党和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徐武事件”并不复杂——因为受到所在单位的“不公正待遇”，徐武决定“讨说法”、“讨公道”，并一路上访到北京，结果便被武汉方面鉴定为“精神病人”而被送进“疯人院”长期关押，逃跑，被武汉警方跨省追回。
实际上，“徐武事件”并非个案。在我们的国家，类似徐武这样因上访而被关进“疯人院”的实例很多。如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就因为替同村残疾人伸张正义而不断进京上访，结果被漯河市有关部门“以组织的名义”送进精神病院关押6年半，期间被强行捆绑48次，电击54次；河南农民张桂芝（女）因为进京上访而被当地政府送进驻马店精神病院关押14个月……据徐林东、张桂芝讲，在关押他们的精神病院里因为上访而被关押的人很多。
又如河南开封市民江帆因为频繁上访而被河南省委和开封市委“高度重视”，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处理江帆的问题”，结果湖南省精神病院在“有关领导指示下”，将江帆鉴定为“精神病人”而被送往疯人院“治疗”。
其他如湖北郧西金汉艳、金汉琴姐妹、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陕西铜川农民韩翠云、四川邻水县公安民警熊亮等人都曾因为“上访”问题而被当地政府部门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关押“医治”，前不久，著名维权律师金光鸿在“被失踪”期间也曾遭遇——送往精神病院“打针吃药”、“捆绑殴打”一类的“医治”……
所有这些上访者或维权人士的遭遇都具有“同质性”，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惨故事大致都可以概括为“徐武事件”，而所有这些“讨说法”、“讨公平”的国家公民都是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公民，在他们的心里无非还有“青天”情节——他们不相信“南京”黑暗了，“北京”也会黑暗。他们认为在地方政府那里讨不回公道，在“北京”、在“中央”一定会有“讲理的”地方。但是前述访民到“北京”寻求“中央光明”的结果就是自己遭遇到更为严重的“被精神病”的黑暗迫害——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会发生这样多的正常人先后“被精神病”的悲剧？
“党和政府”究竟在这类“徐武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才是不得不继续追问、不得不寻根究底的问题！
我们认为“徐武事件”之所以屡有发生是和执政党主导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维稳体制”密切相关的。
从国家制度层面讲，执政党建立的是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是什么意思呢？官方教科书说：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由“谁”来掌握“人民”和“敌人”的划分标准呢？当然是执政的共产党了。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几乎完全由执政党中的“执政派”（或曰“当权派”）说了算。而所谓“执政派”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了。所以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说穿了，就是“共产党专政”，而“专政”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专制”和“独裁”的意思(早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被直接翻译成“无产阶级独裁”)——所以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就是“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而且是共产党内的执政派的“专制”，也即各级官僚的专制。在官僚专制制度下，各级长官的意志具有强大的不可抗拒性，顺官者昌，逆官者亡，而所有的上访者，所有告领导状的人也就必然会成为“领导”心中的“敌人”。有了“敌人”的身份，“被劳教”、“被入狱”乃至于“被精神病”也就成为“徐武们”难以摆脱的宿命了……
从政治体制角度讲，当代中国执行的是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形式上看，各级政府都是“选举”产生的，但中国的选举制度几乎完全处在执政党的操控之下，不仅各级行政长官不由竞选产生，而且各级人民代表的产生也完全玩弄于执政党的股掌之下——说穿了，各级行政长官和“人民代表”都是有上面变相任命和指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上蜕变为“官僚代表大会制”。而人民大众对于各级官僚又难以行使有效的监督权和制裁权，其结果，当“徐武们”因遭遇不公平而欲讨回“公道”时，便会被官僚们视为“找事”、“找茬”、“寻衅滋事”而受到“被劳教”、“被精神病”一类的待遇。
从“维稳体制”上讲，由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给国家的生产、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都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邓小平上台后极力强调社会的秩序与稳定，甚至喊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稳定”当然是好事，寻求“和谐稳定”也是人民大众的共同目标。但由于执政党在近20年的改革执行的是一套权贵资本主义改革，各种社会优质资源都被以各级党政官僚为中心的权贵集团所蚕食鲸吞，社会公正被让位于官僚优先，人民及人民的利益被严重边缘化，并因此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引发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在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肆虐成灾的情况下，“进京上访”现象成为中国底层民众寻求利益保护、寻求公平待遇的最后希望。
但执政的共产党又从来是“好面子”的，为了幻想自我加冕的“伟光正”形象能够继续“伟光正”下去，决策集团是决不允许在自己的统治中枢——北京出现大量的“上访”群体的，是决不允许这些访民将自己在地方遭遇的黑暗带到北京从而也把各种矛盾带到北京的。也因此，执政党的决策集团要求各省市严格控制上访“刁民”，要求各地尽量将各种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并将越级上访的数量作为各地党政官僚“政绩”考核和官阶上升的硬性指标，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在此情况下，各级官僚为了保乌纱、升乌纱，也就极尽一切手段将本地访民控制在自己的视野内。也因此，在北京才会出现众多的类似“聚源宾馆”一样的黑监狱，才会出现“徐武们”被各地警方捕回镇压（殴打、劳教、送疯人院等等）的事情发生。
“维稳体制”与中国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是密切关联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国家的绝对控制权。共产党之所以要维护自己对于整个国家的领导地位，根本原因还在于以各级共产党官僚为核心的权贵集团已经形成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各级官僚攫取了大量优质社会财富，而且他们的子女、亲属及其庞大的依附势力也会成为人民财富的瓜分势力，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正是因为这些巨大的现实利益的考量，才使得执政党不惜动用一切国家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执政权。有了这个政权，便会从人民的腰包里获得源源不断的一切——这不仅是中国执政党的本质特征，也是一切专制者、一切专制政党的本质特征！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徐武们”的命运！
因此，当我们追究“徐武事件”的责任时，我们不仅要看到武汉钢厂应该承担的责任，不仅要看到武汉地方当局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应该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维稳体制上寻找“徐武事件”的病灶和病床，只有消除制度性的病灶和病床，“徐武们”的问题不仅会得到较好的解决，甚至这类问题根本不会发生。
当然寻求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维稳体制”层面的责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追问，对于这些病态制度和体制的“始作俑者”——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承担起“徐武事件”的政治责任！坦率的说，如果这些病态的制度和体制得不到有效改变，不仅“徐武事件”还会一再发生，长此以往，执政党终将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令人回想起来就想“OUT”的记忆！
我们注意到执政党内部分“有识之士”已经发现现行制度与体制的巨大危害性和危险性。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最近数年连续不断地倡导普世价值、呼吁政体改革，呼吁吸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等等。我们对此给予肯定和欢迎，只有认同普世价值，放弃一党垄断政权的局面，建立多党竞争、公平竞选、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建立保障人权、厉行法治和宪政的民主制度，“徐武们”的悲剧便不会再度重演了，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尊严”和“福祉”也才能得以实现！
——《零八宪章》编辑部
2011.5.16.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改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 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 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本刊特评
江山代有青年出，当领风骚数百年！
——写给我们时代的中国青年
《零八宪章》编辑部
今天是2011年的5月4日，又一个中国青年的光荣节日！
我们在此特别向青年朋友们表示我们节日的祝贺！向“80后”、“90”后的中国青年朋友们表示节日的慰问和祝福！
92年前的今天，以北京大学生为主体的3000多名中国青年勇敢地走上街头、走上天安门，向中国北洋政府表示自己的愤怒和抗议！向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的帝国主义强国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由于他们的坚持斗争，最后，不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得到惩处，而且列强合谋出卖我山东主权给日本的计划也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五四学生运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因此向五四一代青年先驱表示我们诚挚的怀念和永远的敬意！
1919年的五月四日是现代中国青年关于国家责任的一次庄严的集体亮相，是中国青年寻求民主、寻求进步、推动古老中华迈向新时代的光荣开端！从此，无论在中华民族遇到外强欺辱的危机关头还是整个国家面临专制、腐败等“内贼”肆虐的危机关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都始终行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们发出民主的呐喊！发出自由的呐喊！发出救国的呐喊！发出进步的呐喊！并以不畏外敌入侵、不畏专制高压的“双不怕”精神在中华大地留下了一幕幕奋斗牺牲的剪影！谱写出了一曲曲壮丽无边的青春之歌！
——1935年的12月9日，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整个北平、华北面临严重存亡危机的历史时刻，6000多名北平青年学生冒着风雪严寒走上街头，他们强烈抗议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不断内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救国，结果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但青年学生不惧镇压，继续罢课并南下上海、武汉、广州进行抗日宣传，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许多青年学生还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抗日军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牺牲和贡献！我们因此向“一二九”一代中国青年先驱表示我们诚挚的怀念和永远的敬意！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政府为了统一内政，准备使用战争的手段来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割据问题，中华民族面临着又一次残酷内战的危险。为了免于战争的灾难和创痛，广大知识分子纷纷集会进行抗议。11月25日，昆明几所大学6000多名学生集会西南联大要求和平、民主，11月26日昆明3万多学生宣布总罢课，要求停止内战、保障人权、建立民主政府。结果学生运动遭到了镇压，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政府军警打死打伤学生近百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血案。但昆明学生界、知识界不畏强暴、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最终迫使国民党“公审”并枪毙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的职务，为中国青年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也因此向他们表示我们永久的纪念和缅怀！
——1947年，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战争带来通货膨胀、物件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此情况下，以学生为主体的中国青年再次站出来为民主、为和平呐喊。5月20日，上海、杭州、苏州等地6000余学生汇集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再一次镇压，学生被打伤100多人，被捕28人，于是各地学生又迅速将斗争口号统一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有力的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他们同样为中国青年书写了光荣的一页，也同样赢得我们永久的纪念和缅怀 ！
1949年10月，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执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应有的“民主”、“自由”和“解放”，相反，“毛式”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更甚既往的极权主义统治。在毛泽东时代，虽然由于愚民统治和血腥高压政治，中国青年曾经有过弯路和迷失，但仍然有一部分杰出的中国青年在为这个国家摆脱极权蒙昧主义高压统治做勇敢的思考和抗争，一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林昭、遇罗克、黎莲、李九莲、王申酉、钟海源等人都曾因为对独裁统治的质疑、对民主和人权问题的思考而被共产党残酷杀害，他们是“毛黑暗”时代中国青年的杰出代表，他们以自己的鲜血为中国青年树立了巍峨壮丽的丰碑！我们向他们表示永远的敬意！永远的缅怀！
1976年9月，毛泽东死亡。独裁者的死亡为中国迎来了一个大反思、大解放的时代。在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以魏京生（时年29岁）、秦永敏（26岁）等人为代表的一代中国青年开始积极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呐喊，通过《第五个现代化》、《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等文章的宣传，建立起了举世瞩目的西单“民主墙”，虽然他们先后入狱，但当代中国民主事业却因为魏京生们的创榛辟莽而拉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向“民主墙”时期的中国青年表示我们持久的敬意！
与此同时，在1980年，为从实践上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一代青年学生还以身作则，掀起了颇具声势的人民代表竞选运动。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上学的刘源（刘少奇之子）在该校首先贴出了“竞选声明”，宣布“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全北京高校有近100名学生出来竞选（其中包括6名女生），胡平、陈子明等学生分别在各自所在的选区成功当选。在外地，一些高校如复旦、同济、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湖南师范学院因为学校钦定候选人还引起了学生抗议活动。当时在四川读书的张祖桦也勇敢的站出来参加人民代表的竞选并顺利当选……所有这些以实际行动参加竞选的中国青年都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最美好祝福，他们都在自己的青春时代以果敢的担当精神为中华大地留下了令人骄傲和自豪的青春剪影，我们也应该向他们献上我们崇高的敬意和祝福！
在整个80年代，由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铺垫，也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的眼界空前的开阔，思想界、文化界、知识界开始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试图从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层面寻找新的出路。这种反思和讨论的结果是中国必须遵循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历史通则，必须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在方励之、许良英、严家其、温元凯、李泽厚等精神领袖的引领下中国青年学生以彻底无畏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寻求民主和自由。尤其是1989年，当整个国家面临“官倒”、腐败、老人政治、家长式极权统治的巨大危机时，全中国的青年学生以胡耀邦先生的逝世为契机，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民主运动推上了历史最高潮。为了反官倒、反腐败，为了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他们下跪请愿、游行示威甚至不惜以绝食乃至于绝水的自戕方式希求为中国人民开启民主政治的大门。但是执政的共产党以比蒋介石的国民党还要凶残十倍的方式镇压了学潮，以机枪坦克所制造的淋漓鲜血淹没了八九“天安门一代”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呐喊……但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勇于奉献和牺牲的青春精神却永载中国青年的光荣史册！我们有理由向“八九一代”中国青年表示永远的敬意和谢意！
八九六四大屠杀之后，由于执政当局的政治高压和思想灌输，部分中国青年一度陷入极端民族主义和盲目排外情绪中。但是由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引领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以“80后”与“90后”为主体的中国青年渐次走出思想的误区，渐次睁开眼睛全面客观的审视官方的犬儒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和以假大空为特征的国家主义教育，并开始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循着普世价值的审美轨迹，以“80后”与“90后”为主体的中国青年必将重新高扬五四时代的民主大旗，必将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最美好祝福！
什么是“五四精神”？
曰：“五四精神”就是民主精神、就是斗争精神，就是牺牲精神，就是外抗列强、内惩“国贼”的精神。所谓“列强”就是一切损害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行径、霸权主义行径和侵略行径。自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能够坚定而勇敢的向1919年的协约帝国主义集团、向193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向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北约强国集团勇敢说“不”、大声说“不”！这是五四爱国精神的光辉体现！在这里，让我们向敢于面对列强侵略而勇敢说“不”的历代中国青年表示永久的谢意和敬意！
与此同时，“五四精神”还有同样重要的“内惩国贼”的一面。
这“国贼”不仅仅表现为战争年代的汉奸卖国贼行为，还表现为一切从内部剥夺人民大众权利和尊严、影响国家公民幸福和自由的因素，如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经济上的官僚垄断，文化思想层面的一元化指导以及官场的普遍腐败和道德沦丧……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国家公民的权利、尊严和幸福，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因而可以统统称之为“内贼”（或“国贼”），而从五四运动以来，历代中国青年都会在这些“内贼”肆虐泛滥的时候，勇敢的走上街头呐喊抗议，勇敢地对一切专制压迫力量说“不”。如1945年的昆明学生运动、如1947年的南京学生运动、如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如1989年的大学生民主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中国青年都以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向国民党及其专制政府说“不”！向共产党及其专制政府说“不”！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青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但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国家的爱、对于人民的忠诚，以及由这份爱和忠诚转化而生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却成为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也因此，我们向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中国青年表示我们永远的敬意！
当今时代的中国，虽然号称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更有机构预言，到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雄踞世界第一的宝座，但是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当代中国依然存在很多的“内忧”与“外患”，依然存在“外抗列强”、“内惩国贼”的问题！
所谓“外患”乃指中国貌似强大，但实际上是空心萝卜——外强中干，否则，日本占领不了钓鱼岛，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也不敢肆意侵扰南海诸岛的问题。更有甚者，被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强加给中国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竟然得到了中共第三代、第四代统治集团的承认，中国因为这种“承认”而丧失了大约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当然是中国外交在新时代的“屈辱”，而这也正是中国“弱小”或外强中干的表现——怎样解决前述领土的主权归属问题正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一大历史使命！
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今中国“内贼”泛滥成灾。如一党专权、官场腐败、道德沦丧、两极分化、权贵掠夺以及执政当局的人权侵犯现象都很严重，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仅仅流于一纸空文，“四项基本原则”还如四大绳索一样绑缚在人民身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情况还普遍存在……所有这些问题都构成当今中国的“内忧”或“内贼”。如何解决这些“内忧”或“内贼”，使国家公民有一个和平、幸福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了当代中国青年的另外一个大使命，或者说，如何解决“内贼惩治”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最伟大使命！
我们认为无论是抗击列强解决“外患”问题，还是“惩除内贼”解决“内忧”问题，都必须依靠“民主”。只有消除一党专制，实行多党竞争、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只有开放舆论监督、实行媒体自由，前面提到的专制腐败、两极分化、人权侵犯等等“国家内贼”问题均会得到有效的解决。国家民主了，社会自由了，“内部问题”理顺了，执政党现时所使用的天量“维稳经费”便可以用来增加人民福利，建设强大巩固的国防。那时，中国的崛起才会从梦想变为现实，那时中国的“外患”包括钓鱼岛问题、南海诸岛问题甚至近代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如今，民主化已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性潮流。不仅西欧北美民主了，苏联东欧民主了，北非、中东也正在向民主化的方向前进。当代中国民主运动若从1979年算起也有三十多年了。从2003年开始，中国社会兴起了蓬蓬勃勃的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四处开花、四处结果的维权运动不仅是中国民主运动在新时代的变异和发展，而且也在为中国民主大转型积累着民意和民心基础。
2008年12月，《零八宪章》横空出世，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有了第一面醒目的旗帜，据我们了解，已有无数中国青年签名认可《零八宪章》所宣示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主张。已有无数中国青年因为签署《零八宪章》而被当局调查。但一切的高压都无济于事，一切的高压都挡不住中国青年寻求自由、渴望进步的选择！我们希望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集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并在伟大的五四精神推动下，坚定而勇敢的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向着自由的方向前进！向着法治的方向前进！向着宪政的方向前进！
对于中国来说，2010年代是一个铁定的民主转型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希望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中国青年能够继承和发扬从“五四一代”到“八九一代”的光荣传统，能够以群体创造的形式再度肩负起“内惩国贼”（专制腐败等）、“外抗强权”的历史使命——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以不同的形式将民主的旗帜、自由的旗帜和人权的旗帜插上学生会、插上教学楼、插上街道、插进广场——以英勇无畏的实际行动谱写出民主维权时代的青春之歌！以壮丽潇洒的大手笔书写出民主维权时代的辉煌诗篇！
江山代有青年出，当领风骚数百年！
中国青年万岁！
光荣一定属于你们！
光荣必将属于你们！！！
——《零八宪章》编辑部
2011-5-4
热烈祝贺本·拉登被击毙！
——“零八宪章”论坛
喜闻全球恐怖主义头子、“9•11事件”的制造者——本•拉登于2011年5月1日 被击毙，我们感到万分的高兴，我们特别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美利坚合众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向全世界一切寻求正义、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众所周知，以本•拉登为“核心”的恐怖主义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犯下了大量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暴行。尤其在2001年的9月11日，他们竟然丧心病狂地袭击了纽约世贸大楼，造成3000多名和平居民的直接死亡（其中包括几十位华人）以及上千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导致数万人换上了各种各样的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不仅如此，9•11之后，本•拉登及其训练的“基地组织”还在包括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及中国新疆在内的世界各地制造了大量的恐怖活动，无数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损失——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威胁全人类和平、安宁生活的一大公敌！恐怖主义不除，世界就没有安宁的日子！
如今，本•拉登被击毙，全球恐怖主义遭受重创，这不仅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一大胜利，也是人类正义事业的一大胜利！本•拉登的可耻死亡再次宣告：一切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凶手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们在热烈祝贺美国政府成功击毙本•拉登的同时，也期盼美国政府及一切反对恐怖主义的国家和政府能够密切配合，将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一个和平与安宁的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今世界，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政权仍然在使用一些恐怖主义手段对待国内的批评人士！我们认为不仅拉登恐怖主义没有前途，而且任何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都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执行恐怖主义高压统治的政权及其独裁者都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无论这些独裁者是希特勒还是萨达姆、是米洛舍维奇还是齐奥塞斯库、是皮诺切特还是波尔布特……所有的他们，均没有逃脱历史的审判和严惩！
早在1999年，中国执政者就宣布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4年，中国政府还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国家最高大法。但从中国社会的司法进程看，不管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都有大量的反人道、反人权、反法治的事件发生。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人民大众人权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活动的增加，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又开始使用包括绑架、殴打、体罚、虐待、精神致幻、黑监狱等多种反人权、反法治的恐怖行径来对待维权人士和民间批评人士。我们认为这些地方政府的恐怖主义行径与本•拉登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我们非常善意地提醒中国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必须迅速采取果断措施来遏制地方政府的恐怖主义行径！必须回到“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轨道上来！回到“以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轨道上来！否则，一切恐怖主义高压统治的策划人、操控人、执行人及其纵容者都必将受到历史的追究和正义的审判！
最后，我们再次对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的被击毙表示我们的热烈祝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为人权大旗、正义大旗与和平大旗能够插遍全世界、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加油！
——中国“零八宪章”论坛
2011-5-2
公告天下
胡星斗:“弱势群体学派”宣言
编辑剪纸：
弱势群体学派强调：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有违社会公正。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没有正义，弱势群体问题将会愈加严重。稳定不能压倒一切，不能压倒社会正义、公平、良心、人道，如果以稳定为借口，牺牲社会正义，损害政府的信用和威信，那么将导致社会长期的不稳定。
——胡星斗
弱势群体学派主张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弱势群体指在社会地位、财富分配、政治权力行使、法律权利享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发展潜力相对匮乏的人群。按照国际学术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他们主要表现为社会权力的匮乏，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比重很小。
弱势群体分为工人、农民、农民工、打工子弟、边缘群体、弱势官员、残疾人、老人、妇女、儿童、失业者、生活贫困者、中小企业主。弱势群体分为自然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自然性弱势群体是指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或者天灾等所产生的贫困人群；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是指由于生理性障碍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人群，主要包括老幼妇残；而社会性弱势群体是指由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所产生的弱势群体。
社会性弱势群体（简称弱势群体）产生的根源是权利的丧失，他们大部分属于无产阶级同时属于无权阶级。也就是说，这类弱势群体多是由于权利机会的缺失所产生的，他们真正需要的往往是公平的机会以及合理的权利供给。
弱势群体学派强调：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有违社会公正。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没有正义，弱势群体问题将会愈加严重。稳定不能压倒一切，不能压倒社会正义、公平、良心、人道，如果以稳定为借口，牺牲社会正义，损害政府的信用和威信，那么将导致社会长期的不稳定。
弱势群体学派认为，官僚、强势群体主导的改革陷入了“僵局”，必须进行公民、弱势群体主导的改革。有必要制定《平等权利法》，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和平等权利运动，以改变弱势群体的地位。有必要建设公平市场经济和共享型市场经济。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的市场经济，是邪恶的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关键是建设宪政社会主义，建立现代制度如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政府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司法制度、现代新闻制度、现代国家制度。
弱势群体拥有以下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
弱势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完全平等。弱势群体每一个成员都有资格享有一切公民权利，不分其种族、性别、政治或宗教的差异。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安全和自由，不得随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也不得被剥夺自由。对任何人均不得施以酷刑或不人道的、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弱势群体有权要求由独立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国家有义务实行制度变革，进行权力制衡，以阻止权力勾结、司法腐败。当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弱势群体有权要求国家赔偿。应当加大赔偿的力度，以体现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尊重。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弱势群体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有权享受与所在地居民完全相同的待遇。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国籍或剥夺任何人回国的权利。弱势群体有权享有宪法中的一切权利，包括有权组织和参加农会、工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农村应当成立农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都应有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农会、工会应当代表农民、工人的利益。弱势群体有平等的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利。公民有权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间接地参与治理国家、建设社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中的人民代表比例应当相等。人民代表应当由公开、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不得等额选举。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人民代表的选举予以体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和自由投票的程序进行。政务官、村委会主任、居委会主任、国有企业厂长、人民团体负责人应通过选举产生。为了不影响社会稳定和秩序，除农村外，施政演说应当在室内进行或者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传媒进行。事务官由独立的机构考核任命，不得由政务官提名或任命。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是保证对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沦为爱滋病患者、吸毒者、妓女等边缘状况的人，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的生命权、人格权和生存权。国家有义务对弱势群体进行经济救助和权利救济，有关当局有义务认真听取和处理上访者的诉求。
弱势群体拥有以下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
公有财产归全体国民所有；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逐步废弃二元户籍制度的同时，对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电力制度等进行广泛的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体制。在失业、疾病、残疾、衰老和其他不可控的原因导致丧失谋生能力时，弱势群体有权享受社会保障，有权享有为保障个人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各种权利。国家有义务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如医疗、养老、失业提供援助，应当完善农村低保救济制度。弱势群体有权工作，有权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国家应当建立民工最低工资制度，限制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长度，取消严重损害工人身心健康的工种，以机器人和现代科技成果代替之。矿工、建筑工等高强度、高危险工人应当获得高薪，并享有巨额意外保险和健康保险。弱势群体有权组织、参加农会、工会和各种自治组织，农会、工会和自治组织有权自由地进行工作，不受除法律所规定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农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应当代表所属团体，维护所属团体的利益。公共服务系统应建立价格听证和协商制度，如铁路、民航、公共汽车等不得趁服务对象增加时涨抬价格。放开对银行业、保险业、出租车业等的准入限制，鼓励私人竞争，保护业者的合法权益。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都应委托专家学者或独立的社会团体制订，不得由主管当局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标准，然后又自我裁定合法性。事故鉴定不得由利益攸关的医疗部门、司法部门、生产部门作出，应当在中立的机构进行，以维护患者、被告、消费者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弱势群体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弱势群体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打工者享有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决策的权利，享有福利保障的权利，享有在所在城市、地区得到优先照顾的权利。男女在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的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享有同样的社会保护。政府应当从法治和制度上铲除腐败、特权，减少公款汽车消费，遏止公款旅游、公款吃喝之风，如此确保有足够的资金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
弱势群体拥有以下文化权利和教育权利：
依照宪法中的规定，人人拥有思想、良心和信仰自由的权利，拥有参加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权利，不分种族、语言、宗教或政治信仰。除不得煽动武装叛乱之外，人人享有提出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享有通过任何媒体接受和传递思想的自由，享有舆论自由、良知自由及通信自由。政府和国家组织的行为应当透明化，公民档案应当对当事人公开，政府有义务帮助弱势群体获得有益于个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切信息。新闻应当独立自主，不受任何群体的操纵。媒体应当反映民生，反映民间疾苦，应当更加关注工人、农民、弱势群体的生活。弱势群体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城市和农村的义务教育都应当完全免费。教师工资和校舍建立、修缮等应当完全由各级政府负责。教师的工资不得以任何原因拖欠，教师的工资水平应当高于公务员的收入。教师的地位应当获得充分的尊重。因经济原因造成儿童失学，当地政府官员应当引咎辞职。民工子弟与所在地的儿童、青年具有完全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所有费用没有差别。政府有责任帮助、扶持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不得因民工学校不规范、不符合办学条件而使儿童失学。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应当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政府有责任帮助贫困学生就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国情的了解、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应当放弃灌输式教学、做圣人的说教，积极开展公民权利教育、素质教育，给普通人以生存的空间。应当克服政校不分、学校行政化、衙门化的状况，提倡学术的纯洁性和学术自由。弱势群体有权自由参加和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生活。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应当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弱势群体学派以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为己任，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开展对于弱势群体的深入研究。
2011-5-8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秋雨之福教会 成立良心犯家属基金
作者：柳江河
（参与2011年5月8日讯）：成都家庭教会秋雨之福归正教会刚刚成立“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专用于对四川、重庆两地被羁押的良心犯家属的经济帮助，援助因“以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因言获罪的罪名被拘留、逮捕或判刑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家属。目前的个案有——
刘贤斌（基督徒，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0年有期徒）、冉云飞（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谭作人（因互联网传播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以及陈 卫、陆大椿等。
这是国内家庭教会的第一例，表达了基督徒的爱心和关怀社会的决心。
以下是公告全文：
秋雨之福归正教会成立“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的公告
各位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教会在2010年设立了慈惠基金。因着主的带领，慈惠事工的重心慢慢集中于三个边缘社群：流浪汉，良心犯和住院病人。在得到“慈惠委员会”和执事会支持后，长老会决定从即日起，在教会慈惠基金中，单设“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专用于对四川、重庆两地被羁押的良心犯家属的经济帮助。主若许可，当我们有能力时，再将这一援助范围逐步扩大。
主基督的诫命，嘱咐他的门徒“爱邻舍如同自己”（路10：27），又与哀苦的人同哭，“记念被捆绑的人，好象与他们同受捆绑”（来13:3）。主的使命，叫我们传福音给普世之人，包括任何被歧视、排斥的人群。主耶稣在世的服侍中，特别关怀和进入罪人、妓女、税吏、病人、穷人等边缘社群，既怜悯、医治他们的身体，又传天国的道给他们，好叫他们的灵魂得着释放。
《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2章《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自由》中说，“惟有上帝是人类良心的主宰”（雅4:12；罗14:4）。人若以强制力要求他人相信、盲从《圣经》以外的主义和命令，是“毁灭了人的良心和理性的自由（罗10:17；14:23；赛8:20；徒17:11；约4:22；何5:11；启13:12，16，17；耶8:9）。
同时，中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民权公约》所承认的良心和宗教自由，也是这一《圣经》教导的部分彰显。
长老会认为，因一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自由及意见和表达自由”而对其施行强制、羁押和任何暴力对待，是违背《圣经》的。对具有神的形象的个人的思想、宗教及其表达的身体强制，在道德和灵性上是邪恶的。因为惟独主基督的福音，拥有呼召、改变和审判人类的思想和灵魂的主权。承认个人在神面前的良心自由，是福音使命的前提。
教会设立“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不代表教会对因言获罪之人的任何特定政治、社会、经济或学术思想、信念和言论的认同。评价或支持福音真理之外的社会思想和言论，或促使这些思想对社会、制度和人心发挥影响，都不是地方教会的使命。
但教会对身边那些良心遭受强制之人，及他们的家属因此陷入的生活和精神困境，仍有不可推卸的怜悯、帮助和安慰的责任。尤其当这种对他们私下或公开的帮助，也成为对良心自由的考验、捆绑或试探时；教会当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赐我们做“好撒玛利亚人”的勇气和力量。
二战后，德国信义宗的神学家马丁•尼莫拉牧师的广为流传的忏悔，刻在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追杀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长老会认为，主基督藉着尼莫拉牧师的这段话，对今天中国教会的良心和敬虔，依然构成了挑战、警告和呼唤。长老会认为，教会对一切压制和强迫人类良心自由的罪恶的漠视或沉默，最终将损害教会的见证和福音使命。
长老会尤其考虑到，目前，成都和四川各地被政府拘禁的良心犯中，有好几位来过本教会聚会或出席礼拜。流浪汉陆大椿，上访者严文汉，维权作家谭作人，维权人士黄晓敏，入狱前都是来过本教会的慕道友。自贡的维权人士刘正有，也多次在成都参加本教会的团契。遂宁在狱中的刘贤斌弟兄和他所在的“信望爱团契”，与本教会有主内的交通。被羁押的维权人士陈卫，也是这个团契的慕道友。被逮捕的作家冉云飞，则是本教会会友的配偶。长老会和执事会一致认为，无论教会可能因这项慈惠事工的开展，面临怎样的外在压力，我们的基督徒良心，也不许可我们从这些被“打个半死”（路10:30）的人身边走开。因为要审问我们良心的，不是世人，而是我们的主基督。愿我们在时局艰难的时候，依然畏惧主的话，胜过畏惧世上的一切。
秋雨之福归正教会长老会，主后2011/4/24 复活节
附：秋雨之福归正教会“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规则（试行稿）
一、对良心犯的援助范围：
1、因“以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因言获罪的罪名被拘留、逮捕或判刑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2、在行政处罚书或判决书中，明确以其信仰、宗教活动、思想、言论、写作、出版及新闻传播等表达思想言论的行为作为处罚或刑罚之事实依据的被羁押者；
3、本人被羁押前或其家属目前居住在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中国公民；
二、对良心犯家属的援助目标：
1、社会抚养金，在良心犯被羁押期间，筹集并帮助其子女在校教育的部分或全部费用。
2、家庭补偿金，在良心犯被羁押期间，按照四川省或重庆市平均社会工资或平均职工收入，筹集并向其配偶、子女或父母支付当事人被羁押期间的家庭补偿。
3、临时救助金，在良心犯被羁押期间，其配偶、父母和子女面临生活困难、重大疾病和危难时，筹集并支付足以帮助他们的金额。
三、事工流程
1、由慈惠委员会的“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义工小组，负责个案的联络、探访和资料的搜集，并根据情况向执事会提交个案的援助案及援助预算；
2、执事会讨论通过后，报请长老会审核后执行；
3、基金账户由教会的财务同工统一管理，执行《秋雨之福教会奉献及财务规则》。
四、援助基金的来源和使用
1、由慈惠委员会决定，从教会慈惠基金的余额中按比例提取的金额；
2、在教会主日崇拜收到的对“援助基金”或援助个案的指定奉献；
3、基金账户收到的转账的奉献或捐助；
4、援助基金将全额用对良心犯家属的经济救助；该项事工的全部同工、义工、行政及探访等费用，均从本教会的奉献及财务中支出。
五、目前的个案列表
1、刘贤斌，基督徒，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看守所119室629000
2、冉云飞，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成都市都江堰看守所 都江堰朴羊路上 电话87107878，邮编611830
3、谭作人，因灾区调查及互联网写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
4、陈 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看守所，邮编629000
5、陆大椿，因互联网传播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已出狱，生活困难，需两笔手术费用）
秋雨之福归正教会“良心犯家属援助基金”
基金账户：中国农行6228 4804 6210 6879 317；
户名：黄维才；
义工小组电话：189 8200 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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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earlyrainmercy@gamil.com。
（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
Early Rain Refromed Church in Chengdu
主后2005年4月1日开始聚会，主后2008年5月25日蒙召建立教会。
◎长老会主席：王怡长老
◎教导长老：王华生；长老：周茂建
◎电话:028-8693-5501 end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网页: earlyrain.bokee.com
◎电邮：earlyrainchurch@gmail.com
◎地址：成都太升北路56号江信大厦19楼7号
◎主日崇拜：每周日上午堂9：00-10：40；下午堂14：00-15：40
◎受洗班：每周日下午堂16：00-16：50
◎图书室开放：每周二至周六10：00-17：30，主日12:00-13:00
秋雨之福教会信仰告白
预备长老会2008年4月24日草拟
同工扩大会议2008年5月10日通过
1、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关乎救恩的全备、无谬和唯一的启示；
2、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相信基督耶稣是完全的神，亦是完全的人，相信基督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为人类唯一的救赎之道。
3、我们领受初代教会的传承，以《使徒信经》为对圣经真理准确简洁的表达；并接纳初代教会的《尼西亚信经》、《迦克墩信经》和《亚他那修信经》，亦是对圣经真理的清楚表达；
4、我们领受改教运动的传承，持守“惟独圣经、惟独基督、惟独恩典、惟独信心、惟独归荣耀给神”的真道；并接纳《威斯敏斯特信条》（1646年）是改教时期对圣经真理平衡完整的阐释；
5、我们领受中国家庭教会的传承，坚持基督耶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及政教分立的原则；
6、我们相信圣灵在个人生命、教会历史和人类历史中掌权，相信“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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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就“邳州征地专打女人灌屎扒裤”事件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国务院：
我们是一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对执政党提出的建设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以及法治中国的目标表示充分的肯定。我们希望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能够团结和调动一切力量来为这些光荣的任务而奋斗！从而早日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全面现代化的国家！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由于民主监督的长期缺位，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贪婪跋扈，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大量的血腥掠夺人民财富的事件，如2010年夏天发生在江西宜黄的“被自焚”事件，2010年底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钱云会蹊跷死亡事件，以及今年元月发生在江苏邳州的血腥征地事件等等。所有这些事件无不暴露出地方利益集团的疯狂贪婪和凶恶，无不揭示出一些地方政府蔑视人权、蔑视法治、蔑视执政党中央权威、蔑视人民合法权益到了何等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这封信里，我们要向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谈论的正是这样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侵权事件——
据报道，4月18日，江苏省邳州市经济开发区政府部门在李场村违法征地时受到当地群众的阻挠，于是当地官府便网罗了一批打手组成“政府军”对当地村民（主要是当地妇女）使用了以下骇人听闻的暴力手段：
1. 殴打妇女，如打嘴巴、扇耳光、脚踹肚腹，甚至为避免留下罪证采取隔着东西殴打的方式来对妇女群众施暴；
2. 捆绑妇女游街示众；
3. 扒掉妇女的上衣露出乳房摔打；
4. 扒光妇女的长裤进行殴打，最令人发指的是——
5.这帮“政府军”竟然将多位妇女拉到养猪场强行往口中灌入猪屎、猪粪……
（详细情况见《时代周报》5月5日报道：《汉能巨额投资江苏 邳州征地专打女人灌屎扒裤》）
中共中央、国务院，我们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发生这样恶劣的事件不仅有违国法，而且天理难容！俗话说“妇女也顶半边天”，女性在我们的社会里承担了母亲、妻子、姐妹、女儿的角色，不管是执政党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等中央领袖，还是我们普通国家公民，都有自己的母亲、妻子、姐妹、女儿——不管这些女性在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她们的法定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都有相关的法律保护规定——
《宪法》第33条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宪法》第48条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7条规定：“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8条规定：“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用暴力等手段残害妇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2条规定：“妇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严。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
鉴于《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前述规定，我们认为江苏省邳州市地方当局所制造的这起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宪法、反人权、反法治事件。出于国家公民的责任感和道德良知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的规定，我们对江苏省邳州市地方当局的恶劣行径提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与此同时，我们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权和法治的轨道上采取以下措施：
一， 立即就邳州地方当局知法犯法、侵害侮辱邳州当地妇女群众的事件展开调查；
二， 依法惩治一切打人凶手和幕后黑手；
三， 依法追究邳州市地方党政领导部门的相关责任；
四， 给邳州市受伤害妇女和群众以国家的歉意和赔偿，给邳州人民一个满意的“说法”，给中国人民一个满意的“说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邳州事件”我们还想说明的是，早在今年元月，邳州当地就因为违法征地而打死村民李冬冬，虽然这起“征地血案”前不久得到处理，4月15日，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市长孟铁林也被免职（实际上是调到徐州市担任领导职务去了）。但没过3天——4月18日就在同一个邳州市发生了更为恶劣的“专打女人灌屎扒裤”事件——这说明了什么？
我们认为这些恶性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我们国家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出了严重的问题——我们人事制度上的“对上负责制”，人民群众在事实上无法履行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监督权和制裁权，从而导致各级官僚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其结果造成大量危害人民利益、削弱执政党执政基础的恶性事件，也因此才会出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才会造成进京访民络绎于途，才会导致官民矛盾无限上升、社会裂痕急剧扩大的事实！长此以往，民主、文明、和谐、法治又何以实现？子孙儿女的和平幸福又该到哪里去寻找？我们因此而深感忧患、深感忧虑！
面对如此困局和危局，怎么办？出路又在哪里？
我们认为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赶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立国、分权制衡的道路！我们期望执政党决策集团能够高瞻远瞩、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念，果断脱离各地既得利益集团的绑架，果断进行民主化改革，走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的道路，从而为十四亿中华同胞开辟出一个万紫千红、欣欣向荣的新时代！
（欢迎各界公民签名联署，签名信箱blessmotherland@gmail.com）
2011.5.6.
中国公民
（以下是第一批签名——计205人）
1. 秦永敏 武汉 民主人士 中国《人权观察》主席
2. 孙文广 山东 民主人士 山东大学教授
3. 姚立法 湖北 维权人士
4. 冯 玲 湖北 维权人士
5. 张 林 安徽 民主维权人士
6. 陈忠和 武汉，民主人士
7. 陈 西 贵州 人权捍卫者
8. 吴华英 （女） 福建 维权人士
9. 杨 海 西安 民间学者 人权捍卫者
10. 邓太清 山西 维权人士
11. 王德邦 北京 民主维权人士
12. 赵常青 西安 民主维权人士
13. 杨开新 贵州 人权捍卫者
14. 谢桂英 （女） 贵州公民
15. 范厚成 贵州 人权捍卫者
16. 李文祥 贵州 人权捍卫者
17. 陶玉平 贵州 人权捍卫者
18. 谭国辉 贵州 公民
19. 徐国庆 贵州 人权捍卫者
20. 李元龙 贵州 人权捍卫者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
21. 李任科 贵州 人权捍卫者
22. 马玲丽 （女） 贵州 人权捍卫者
23. 申有连 贵州 人权捍卫者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
24. 曾 宁 贵州 人权捍卫者
25. 陈德富 贵州 人权捍卫者
26. 全林志 贵州 人权捍卫者 退休老师
27. 杜和平 贵州 人权捍卫者
28. 莫建刚 贵州 人权捍卫者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
29. 廖双元 贵州 人权捍卫者
30. 吴玉琴 （女） 贵州 人权捍卫者
31. 吴 郁 贵州 人权捍卫者
32. 黄燕明 贵州 人权捍卫者
33. 宋泽睿 （女）贵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34. 马桂荣 贵州毕节 国民党员
35. 石志贤 贵州习水 国民党员
36. 糜崇标 贵州 人权捍卫者
37. 向 韬 贵州 人权捍卫者
38. 刘树蓉 （女）贵州 人权捍卫者
39. 朱正元 贵州 人权捍卫者
40. 卢勇祥 贵州 人权捍卫者
41. 武宜三 香港，自由写作
42. 姑 鹤 安徽，维权人士
43. 白东平 北京 维权人士
44. 綦彦臣 自由撰稿人 经济学者
45. 李对龙 山东 维权人士
46. 李红卫 （女） 山东 维权人士
47. 孙万宝 山东 维权人士
48. 巩 磊 山东 维权人士
49. 张鉴康 西安 人权律师
50. 袁晓伟 西安 学者 维权人士
51. 车宏年 山东 自由撰稿人
52. 李文婵（女） 武汉公民
53. 李文婵（女） 武汉公民
54. 陈慧娟（女） 黑龙江公民
55. 赵景州 黑龙江公民
56. 幸清贤 四川 维权人士
57. 李文革 安徽 维权人士
58. 刘萍（女）江西 维权人士
59. 雍志明 贵州 人权捍卫者
60. 田祖湘 贵州 人权捍卫者
61. 罗昭荣 贵州 公民
62. 王代贵 贵州 公民
63. 钱士臣 北京 农民
64. 冯建海 北京 农民
65. 裴富贵 北京 农民
66. 刘金泉 北京 农民
67. 张文勤 北京 农民
68. 杨永泉 北京 农民
69. 穆小明 北京 农民
70. 袁振启 北京 农民
71. 陈连臣 北京 农民
72. 李增元 北京 农民
73. 朱培会 北京 农民
74. 赵家伟 四川 农民
75. 蔡伦 四川 农民
76. 韩祖荣 福建 农民
77. 张木洪 福建 农民
78. 谢柄德 福建 农民
79. 邓民建 广东 农民
80. 李碧云 广东 农民
81. 余同安 广东 农民
82. 梁永立 广东 农民
83. 陈湛尧 广东 农民
84. 苏昌兰 广东 农民
85. 陈惠英 广东 农民
86. 梁伟棠 广东 农民
87. 李小梅 广东 农民
88. 冯秋盛 广东 农民
89. 何成添 广东 农民
90. 彭学娇 广东 农民
91. 艾志德 桂林 农民
92. 张增会 河北 农民
93. 路维龙 河北 农民
94. 李九江 河北 农民
95. 封世鹏 河北 农民
96. 武辛云 河北 农民
97. 田东宾 河北 农民
98. 苗志刚 河北 农民
99. 齐志林 河北 农民
100. 李海顺 河北 农民
101. 杜全兵 河北 农民
102. 张领成 河北 农民
103. 杨利军 河北 农民
104. 苗前进 河北 农民
105. 侯顺喜 河北 农民
106. 贾国法 河南 农民
107. 姬全福 河南 农民
108. 李宏坤 河南 农民
109. 王金考 河南 农民
110. 吕自让 河南 农民
111. 张红文 河南 农民
112. 聂丽娜 河南 农民
113. 宋玉祥 河南 农民
114. 王群凤 河南 农民
115. 王桂兰 湖北 农民
116. 高爱国 湖北 农民
117. 李金山 湖北 农民
118. 董云明 湖北 农民
119. 刘桂琴 湖北 农民
120. 杨昌新 湖北 农民
121. 姚永涧 湖北 农民
122. 后开权 湖北 农民
123. 熊 浩 湖北 农民
124. 张德旺 湖北 农民
125. 马锡德 湖北 农民
126. 周清水 湖北 农民
127. 傅列军 湖北 农民
128. 胡自林 湖北 农民
129. 洪太传 湖北 农民
130. 许茂连 安徽 农民
131. 梅世格 安徽 农民
132. 陶晓霞 安徽 农民
133. 杨中义 安徽 农民
134. 项守信 吉林 农民
135. 程佰华 吉林 农民
136. 徐一民 吉林 农民
137. 苏春杰 吉林 农民
138. 郭云彪 吉林 农民
139. 王金宝 吉林 农民
140. 王兴海 吉林 农民
141. 吴玉华 吉林 农民
142. 吴国良 吉林 农民
143. 吴玉环 吉林 农民
144. 李福香 吉林 农民
145. 杨希中 吉林 农民
146. 曹正洁 吉林 农民
147. 龚占英 山西 农民
148. 李 强 辽宁 农民
149. 刘国志 辽宁 农民
150. 袁 娟 辽宁 农民
151. 段友林 辽宁 农民
152. 范广艳 辽宁 农民
153. 章克福 辽宁 农民
154. 马家栋 辽宁 农民
155. 董长明 辽宁 农民
156. 詹廷安 辽宁 农民
157. 王百双 辽宁 农民
158. 沈国立 辽宁 农民
159. 牛学军 辽宁 农民
160. 刘务顺 辽宁 农民
161. 张家惠 辽宁 农民
162. 刘德祥 辽宁 农民
163. 刘安会 辽宁 农民
164. 李树来 辽宁 农民
165. 李生丽 湖北 农民
166. 关贤桂 湖北 农民
167. 魏中朋 湖北 农民
168. 袁安祥 湖北 农民
169. 叶清林 湖北 农民
170. 丁贵雄 内蒙 农民
171. 苏帮金 湖北 农民
172. 孙学德 湖北 农民
173. 王金安 湖北 农民
174. 王植福 湖北 农民
175. 邓业茂 湖北 农民
176. 张德安 湖北 农民
177. 钱天荣 湖北 农民
178. 吴洪波 湖北 农民
179. 杨发松 湖北 农民
180. 郭克发 湖北 农民
181. 黄应成 湖北 农民
182. 黄海平 湖北 农民
183. 李生杨 湖北 农民
184. 何彭珍 湖北 农民
185. 徐超庭 湖北 农民
186. 蔡烈雄 湖北 农民
187. 杨继华 湖北 农民
188. 舒社新 湖北 农民
189. 姜丛坤 湖北 农民
190. 冯 兵 湖北 农民
191. 董家培 湖北 农民
192. 蒋同兵 湖北 农民
193. 徐连章 湖北 农民
194. 张明章 湖北 农民
195. 唐玉香 湖北 农民
196. 桂富山 湖北 农民
197. 曾祥均 湖北 农民
198. 张家立 湖北 农民
199. 董家军 湖北 农民
200. 熊小波 湖北 农民
201. 张 斌 湖北 农民
202. 彭大平 湖北 农民
203. 张玉环 湖北 农民
204. 贾广进 山东 农民
205. 张存波 山东 农民
（第二批计69人——排名不分先后）：
1. 綦彦臣 自由撰稿人，经济学者
2. 张善光 湖南 民主人士
3. 王 森 四川 民主人士
4. 朱颖博 西安 独立电影导演
5. 刘凤英 山东 农民
6. 程爱国 山东 农民
7. 史朝旭 山东 农民
8. 杨丙潞 山东 农民
9. 何奎平 山东 农民
10. 邹传舜 山东 农民
11. 何小兵 山东 农民
12. 丁淑云 湖南 农民
13. 张云徕 湖南 农民
14. 赵冬莲 湖南 农民
15. 肖水珍 湖南 农民
16. 王健生 湖南 农民
17. 赵运华 湖南 农民
18. 张志成 湖南 农民
19. 刘坤山 湖南 农民
20. 刘克志 湖南 农民
21. 邱解放 湖南 农民
22. 丁乐民 湖南 农民
23. 封谟寿 湖南 农民
24. 刘玉平 湖南 农民
25. 许志良 湖南 农民
26. 欧件生 湖南 农民
27. 张正申 湖南 农民
28. 邹志钦 湖南 农民
29. 胡书义 湖南 农民
30. 龙交莲 湖南 农民
31. 周来娥 湖南 农民
32. 邹品如 湖南 农民
33. 颜集良 湖南 农民
34. 彭诗成 湖南 农民
35. 何兴谢 湖南 农民
36. 何兴许 湖南 农民
37. 洪基发 湖南 农民
38. 蒋召根 湖南 农民
39. 凌受恒 湖南 农民
40. 凌学峰 湖南 农民
41. 凌学文 湖南 农民
42. 曲树生 湖南 农民
43. 蔡家立 湖南 农民
44. 刘春生 湖南 农民
45. 刘永忠 湖南 农民
46. 肖国庆 湖南 农民
47. 凌讨生 湖南 农民
48. 邱孝德 湖南 农民
49. 邱孝军 湖南 农民
50. 姜时佳 湖南 农民
51. 杨跃进 湖南 农民
52. 罗文义 湖南 农民
53. 谢其宝 湖南 农民
54. 张正清 湖南 农民
55. 陈曙光 湖南 农民
56. 薛玉华 湖南 农民
57. 董光强 云南 农民
58. 雷承武 云南 农民
59. 李终明 云南 农民
60. 李海生 云南 农民
61. 杨晓洪 云南 农民
62. 周光文 云南 农民
63. 马银松 云南 农民
64. 李中英 云南 农民
65. 刘时翠 云南 农民
66. 顾彩凤 云南 农民
67. 何成明 浙江 农民
68. 张志军 浙江 农民
69. 万柏华 浙江 农民
邳州征地官员被泼粪是自取其辱
作者：朱方清
近日网上一则题为“征地专打女人灌屎扒裤”的帖子引起网民的关注。网帖称，汉能控股集团在江苏邳州开发的光伏项目，在征地过程中存在村民“被灌屎”，妇女“被扒掉衣物”、“游街示众”等问题。面对激愤的舆情，邳州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发时并未出现“灌屎、扒衣服”等情况，反倒是开发区有近20名工作人员被村民泼粪。（扬子晚报）
一场跟“屎粪”有关的征地闹剧，出现绝然相反的两种说法，孰是孰非，还须进一步求证。然而从征地本身的来龙去脉来看，显然是当地官方越矩在先，群众即使有过激行为，也纯属被迫自卫。
据发布会介绍，邳州这个投资百亿的光伏项目，拟征用500.49亩土地，今年2月11日上报上级国土部门待批。而截至今年1月26日，涉及的368户群众有365户已签订了拆迁清障与征地协议，有3户居民未签协议。4月18日 ，施工队准备开挖围墙基础，遂遭致约50名女性村民前来阻止施工，其中部分村民拎着粪桶，施工被迫中止。当日经济开发区组织信访办、司法所等机关站所干部职工和附近村组干部100余人，前往现场劝疏村民并维持秩序。为阻止事态扩大，工作人员将10多名情绪激动的村民拉上面包车和轿车，分别带到开发区马场村村部和公共事业局办公室等地点做思想工作，在劝导疏散集聚村民时，开发区有近20名工作人员被村民泼粪，但是所有参与劝导工作的人员都没有对村民施以暴力。
从以上官方披露的资料可以清晰看出，当地政府在未获得土地批件的情况下，违规占地施工。而当遇到现场阻挠时，又出动包括信访办、司法所在内的100余名干部“维持秩序”，并将10多名“情绪激动”的村民强行带走，美其名曰做“思想工作”。亏得邳州有关部门如此藐视国家法律、践踏公民权益的事情不仅干得堂而皇之，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百般矫饰，足见他们的是非心、荣耻感已经混沌不开，真需要用大粪来熏一熏了。
征地拆迁领域负面事件频发，包括泼汽油自焚造成人身伤亡的极端案例也接二连三，让人触目惊心。一些地方政府或官员拿法律当儿戏，视民命于草芥，正是造成许多悲剧与闹剧的始作俑者。遗憾的是这类惨剧发生，首当其冲是权益被侵害的弱势一方蒙受损失，付出巨大代价，而真正作恶、违法的那些掌权者却鲜有受到相应的问责和惩诫。
于是现实呈现给我们的总是诡谲、悲哀甚至可怕的一幕幕，各种不同版本的官民对抗在各类拆迁工地不断上演，且常出常新，似乎永无止日。就在邳州“泼粪事件”发生的当口，哈尔滨警方通报了呼兰区“3·28”案件相关情况，为达到阻碍政府依法强迁、取得不合理拆迁补偿的目的，被拆迁居民纠集20余人，携带凶器，在强迁现场围殴执法人员，造成执法人员11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目前警方已抓捕王云雷等18名首要分子，其他涉案在逃人员，公安机关正在追捕中。
公安部门对于暴力阻挠拆迁的不法分子施以严刑竣法，处置力度斩钉截铁，当然不容非议。但是，对于违法暴力拆迁的组织者、实施者的包庇纵容，却更加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后者代表着公权力，其任何专横霸道的行径对社会的危害必然更大，对百姓的伤害必然更深。
来源：博客中国
邳州事件后，祝福母亲成了遥远的旅程
作者：于飞云上
今天是母亲节。
中国的儿女，如果你此刻正送上一份礼物，请同时送上一份歉意——当邳州征地对妇女扒衣示众、灌屎灌尿的事件发生之后，这份歉意，就已经成了尚自诩人之子的我们的要义。
相信对邳州征地中恶行的报道很多人是不忍卒读的，当我们的视线离开那些文字和图片，作为中国人的一员备感茫然：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何去何从。
早前，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对中国妇女恶行的记录也曾令人不忍卒读，但那会儿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是人！因此我们一直站在人性的高岗上审视那段历史，审判恶行的作为者。但此刻我们却不得不去认领属于我们的足以使人崩溃、精神分裂的新角色：既是被凌辱者又是凌辱者。
如果我们不把“外族人凌辱中国妇女是不可接受的，而中国人自己凌辱中国妇女是可以接受的”作为一个准则立起来，就应该参照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中国妇女恶行中的角色划分角色。
作为被凌辱者，你可能会说：那不过是邳州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些妇女遭受了凌辱。如此开脱的人等于放弃了一个权力：你无权再提南京大屠杀中凌辱中国妇女的过往。因为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南京也不过就是南京，或者任何人都只不过是他人而不是“我”。（关于现代史中对妇女集体凌辱的暴行，恕我在愤怒之下只想到这两件事：一个发生在七十多年前，一个发生在眼下；一个是异族人所为，一个是同族人所做；受害者都是中国妇女。所以我才会把两件事作比照来解读邳州事件。）
我毫不怀疑当罪恶发生在中国人自身，除非当事人，人们更习惯把自己从受害者中剥离，就像倒坍的高大建筑物上的一块砖，那一块碎了不是我，另一块跌断了的还不是我，只要自己的形状未变，人们依然会在废墟中给自己一个完好无损的自慰。各种组织也会把受害者局限在一个或者一些人身上，这样问题就不是问题，至多是个别人的问题。邳州事件发生后，我在关注全国妇联组织，它们没有丝毫作为令我痛心。老实说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组织存在的意义何在，这次事件加重了我的看法。我奉劝她们若不想为妇女们发一言，不如换一个名称。
即使承受困难，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邳州令人发指的暴行绝不是凌辱了邳州经济开发区的一些妇女，而是侵犯了整体中国人的尊严，或许它还侵犯了整个人类的尊严。所谓整体中国人，既包括普通黎民百姓，也包括位高权重的官员，在这一点上我试图说明的是：没人会在此事件中避免尊严的丧失，只要你打量到生命并非无源之水，就会明白有一种责任为人所共有：捍卫妇女不被凌辱！
昨晚，当我反复验证邳州征地中恶行的消息确属真实，我开始疑问我们还是不是人？或者属于哪种生物才不会被它们拒绝？
我看不到星月，看不到院子里的樱桃树，看不到前面的人行道，看不到远远近近的楼房与山色，它们都隐没在黑夜中。面对那浑然一片的黑暗，我无法把邳州的恶行作为者孤立在自己之外。虽然我真的希望他们立马下地狱，从我的视线中、感知中、记忆中彻底滚开，至少他们不应算作与我同源同宗同族，但他们的确是“我们”。
他们不仅因为和我们同源同宗同族才是“我们”，更是因为他们处在我们的政府、司法和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纵容背景下，才是“我们”。
从这个角度上说，对于邳州被凌辱的妇女，我们都是凌辱者。
在胡斌飙车案中我们完全可以为“富二代”、“官二代”交通肇事草菅人命敲响警钟，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我们完全可以令制售有害食品以及各种有害商品止步，在唐福珍自焚的第一把火炬燃烧起来时我们也完全可以避免暴力拆迁的继续，但是我们都没有做到。即便第一起恶性事件发生后没有得到有效制止，第二起第三起总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是也没有。于是恶行泛滥，难以想象的恶行还在不断升级中，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像一驾疯狂奔驰在人群中的马车，谁会被撞得头破血流，谁会被碾压得粉身碎骨，都不再是偶然；我们的人对生命的评估不如一沓纸票。
邳州事件正是升级中的恶行的必然产物，一点不足奇怪，令人称奇的只是我们在世界文明走势中竟然高速开倒车的好兴致。
我不知道第二起“邳州恶行”会在什么时间、地点发生，但我敢肯定，若是邳州的罪恶行为人不被逐一揪出，不让他们自食足够的恶果，不能做到以儆效尤，发生就在所难免。
我们要做多久被凌辱者和凌辱者？
不曾想母亲节这么快就到来了，在邳州事件发生后，我们尤其感到今年的母亲节来得咄咄逼人，因为我们还未尝试去回答自己的问题。
今天，对母亲表达感恩和祝福已成为格外遥远的旅程。我们知道，在千百种爱的回报中，我们的母亲最需要的就是尊严。我们羞愧难当、步履沉重地走向母亲，一份歉意才会使我们最终抵达她，所以我要在这里由衷地说：
对不起了，母亲们！
来源：博客中国
致汉能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宏博士公开信
编者按：
江苏邳州女村民受辱事件发生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5月6日，秦永敏、姚立法等200多位中国公民向执政党发出了公开信，要求执政当局就此事件展开调查并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5月11日，著名学者綦彦臣发出公开信建议“汉能集团撤出在邳州的投资，终止合作项目”，以下是綦彦臣公开信全文——
陈博士，您好：
江苏邳州发生的女村民受辱事件，使我关注到汉能集团与您本人。在江苏邳州方面声称没有对女村民采取粗暴行为之后，我决定给您写这封公开信。由于事件进一步复杂化，我希望您也即汉能集团撤出在邳州的投资，终止合作项目。
我注意到，有关女村民受辱的最初报道对汉能集团投资项目在没取得土地许可情况下，在标的土地上动工的事情。在邳州方面否认对女村民采取粗暴行为的新闻报道中，邳州方面也证实了标的土地没有取得许可的事实。
不管粗暴对待女村民的事件调查结果如何，发生政府与村民冲突的关键因素是汉能集团在邳州的投资决策。从逻辑上讲，如果汉能集团决定撤出在邳州的投资，尽管不能促使问题的根本就解决，至少能起到止沸扬汤的作用。 就一个对中国社会二十多年观察经验的经济学者与通俗历史作家来讲，我并没抱着政府能够彻底或及时提高知性与德性的希望。
对您本人的受教育经历与在公共界面上的表达进行判断，我认为您不是那种粗鄙的商人。可以说是学者型的商人，即至少在知性上不存在欠缺。撤出邳州可能导致商业损失，但是，可以换来德性的提高。这种提高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汉能集团的无形资产。
我出生于1964年10月，比你小两岁。我个人认为，六零后一代人的道德水准普遍较高，尽管有些个案表明的相反的情况。因此，希望在中国未来无论领导政界还是领导商业，乃至于在学术上成为一代风标，我希望六零后一代现在表现杰出的人们，能担当未来的托付。
言之尽意，诚盼回复。我的邮箱：sihoen@163.com，书房电话：0317—8294699。
綦彦臣，敬呈于 2011年5月11日。
本公开信开放签名，欢迎各界人士签名跟进（尤其欢迎六零后人士签名跟进）
签名邮箱：blessmotherland@gmail.com
执政党观察
人民日报：“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
作者：范正伟
人们对“徐武事件”的诸多质疑，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近日从精神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数年，同样有“状告”、“上访”因素，同样是亲属和本人都不认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比如，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说徐武本人否认，尚可用“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来解释；那么在徐武家人坚决否认，并称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诉下，在广州医疗机构的初步诊断与有关方面存在较大出入时，面对收治者与被收治者及其家属的各执一词，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徐武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至于跨省追寻，更是令人不解，徐武虽然从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上述疑问，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鉴定和强制收治，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强制，尚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强制收治，不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危险、不强制”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来，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来源：人民日报
CCTV: 《他是徐武，不是“虚无”！》
央视《新闻1+1》2011年5月5日播出《他是徐武，不是“虚无”！》，以下是节目实录：
导视：
字幕提示：
20011年4月27日13：25分
解说：
他是谁？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强行带走？
江一拍：
我说你抓我们为什么？我们违法了吗？
解说：
他们是谁？他们有什么权力剥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
江一拍：
你有没有证件？
警察：
没有。
江一拍：
你是武汉警方吗？
警察：
我不是。
字幕提示：
2011年4月19日深夜
他从所住医院逃跑。
徐武：
手都绞麻了，终于把栏杆绞破了，我从缝里走了出去，往火车站方向赶？
解说：
他是精神病患者，还是犯罪嫌疑人，谁可以做出决定将他强制收治？
徐桂斌：
他就是欺骗我，一直骗我，要我儿子进去。
解说：
一个公民的权力不能永远被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徐武事件需要公开真相。
徐武的母亲：
徐武，你在哪里？我们来看你了。
解说：
《新闻1+1》今日关注——他是徐武，不是“虚无”！
主持人(李小萌)：
欢迎来到《新闻1+1》。
这几天人们都在关系一个人的精神问题，他的名字叫徐武。四年前他被强行收治进了精神病院，但他始终强调自己并非精神病人。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徐武的精神问题，不如说关心的是他的权益保护的问题。与其说人们关心的是徐武一个人的问题，不如说关心的是更广泛的安全感的问题。
(播放短片)
解说：
偏执型精神病，跨省强行带回，今天距离徐武被人从广州强行带走已经过去了9天。9天来，关于徐武事件公开透明的信息少只又少，不管是武汉警方，还是武钢公司，都没有对舆论关心的问题进行公开、详细的回应。原定昨天召开的新闻见面会也没有了下文。今天，武汉市党委首次选任新闻发言人与媒体的见面会上，现场的记者迫不及待地再次追问这一事件的进展。
孙天文(武汉市委政法委新闻发言人)：
徐武这个问题，从他的身体情况来看，对他进行救治治疗，也不不存在有些人反映的被神经病的问题，具体情况还要进一步的了解。
解说：
徐武患偏执型精神病，发言人的回答还是让公众处在一片迷雾之中。今天《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的评论，文章中说，人们关心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依据。
字幕提示：
跨省追捕“精神病”徐武无法律依据
武钢“徐武事件”让人疑窦丛生
谁让徐武成了精神病？
2011年4月27日13：30分南方电视台生活区
解说：
被人围着这辆的士里面有三个人，他们是刚刚接受完我们《拍案惊奇》记者采访的徐武，上车以后，他们本来的目的地是广东新快报社但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车没有开出去多远，就首先被三个不明身份的彪形大汉拦住了。
解说：
徐武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会被人强行带走，这是4月27日发生在广州南方电视台的场景。
徐桂斌(徐武的父亲)：
两个车就来四个人，刚一拐头，两车就上来四个人，他就开门叫徐武。我说不让开，他就把我拽出去了。
江一拍(徐武的朋友)：
我说你抓我们为什么，我们违法了吗？他把我手机抢过去了，最少十几个人，还说了一句，你们闯大祸了。
解说：
徐武，今年43岁，武汉市青山区人，原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保卫科消防员。按照武汉相关部门公布的说法，徐武曾因不满单位同工不同酬而打了两三年官司。2006年12月，徐武就被宣布“患有精神病”，并于当月被羁押，由吴刚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收治。今年4月19日，徐武从关押他的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监护病房成功逃脱。最后他到达广州，并向媒体举报自己多年上访，遭到前上司原单位的“迫害”，被非法收治在精神病院，长达四年的经历。
事件当事人徐武：
从我进去那天就想逃走，但一直没有机会，也找不到机会。当时值班都睡觉了，睡着了，没人看见。往火车站方向赶。
解说：
4月21日，在朋友的陪同下，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为徐武做了神经心理测试等相关检查，结果是初步印象为自我评价稍低，抑郁情绪，但未有其他更严重的精神病诊断。
4月27日，徐武在广州接受电视台采访后，被武汉警方以涉嫌危害社会安全跨省追回。
主持人：
徐武究竟是不是精神病，目前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但是人们都在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为什么我们都在关注一个目前来看还应该是加引号的精神病人的命运呢？
王锡锌(特约评论员)：
因为我们看到当事人徐武，尽管他人已经被送回了精神病院，但是真相依然在逃，我们需要去追捕那个真相。为什么呢？如果仅仅从一个个体来说，媒体也好，公众也好，去关注一个公民，他的权力、他的自由、他的喜怒哀乐，他将近1500天被囚禁在精神病院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关注人的尊严。但是我觉得我们关注这件事情还不仅仅因为这一个。因为假设这些问号不能被拉直，假设这些问号、这些真相不能够被我们追回，那今天的徐武，我们有理由去担心，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因为每个人，如果说这种对精神病的诊断，对精神病的强制收治这些权力得不到规范，得不到法律化的约束，那么有可能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精神病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的标题我觉得用得很好，叫“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因为一旦偏离了法治轨道，那么这种诊断和收治的权力就如同脱缰的野马。
主持人：
其实我们看到包括武钢的宣传部门，包括当地的公安机关，包括新华社都给出了相对比较正式的回应，但是呢，很多的媒体，也包括《人民日报》在内，依然是在追索这个质问最终的一个答案和回应。为什么是这样？
王锡锌：
我觉得第一还是因为人们对这个真相有一种强烈的需求，这种真相的需求是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到一个个人，而且也涉及到潜在的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大家来关注这些真相，其实是因为这个事件它已经成了一个公共事件，也就是说当一个个体的事件迅速演变成公共事件的时候，那么民众有知情权，而民众的知情权实际上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实现的，那我们看到的确在武汉，包括市委宣传部的发言人，也有武钢的这些保卫部门等等，他们都给出了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可以作为一种说法，但是你不能够仅仅凭借你的一种说法，就强迫性地将别人的这种问号拉直，否则的话也可能是有某种偏执，对吗？因此真相只有在多方的调查，多种竞争性的言论、观点表达的这种过程中才能够获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够仅仅有一些回应了，我们就止步。因为我们要关注真相是什么。
主持人：
而进行调查的媒体都碰到了一些困难，同时武钢承诺要做相应的新闻发布会，好像也是取消了，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能不能揣测一下？
王锡锌：
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不去揣测他的原因，但我觉得他的结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那就是如果说媒体来进行调查的话，本来媒体是代表公众来满足民众的这种知情权的，但如果你拒绝，或者说阻挠这种媒体的采访，然后原有这种新闻发布会又取消了，它在结果上就是放大了问号，至于说可能的原因当然就像刚才片子中的新闻发言人也说了，后续的事情还需要进一步地去了解，那好了，到这个时候，也许我们需要说的就是我们将会期待进一步的了解。
主持人：
至少我们期待能够尽快地做出正面的回应。
王锡锌：
对，因为在这里不仅仅涉及到徐武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说徐武的这个悬在他身上的问号，那种真相一直还在外面外逃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就像你说的，可能那种安全感可能本身就会带上问号。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涉及到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对这种疾病的诊断本身是一种权力，强制收治，这本身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假设我们在这么多问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去相信未来这样一些权力能够得到规范呢？如果这些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规范和约束的话，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某种焦虑和担忧。
主持人：
我们用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四年前徐武是怎么样走进精神病院的大门的。
(播放短片)
字幕提示：
4月29日武钢第二职工医院
徐武的母亲：
徐武，妈妈来了，你出来看我一下。徐武，你在哪里？
字幕提示：
4月30日武钢第二职工医院
徐武的母亲：
徐武，你在哪里？我们来看你了。
解说：
从夜晚到白天，在武钢第二职工医院门前，徐武的父母已经年过七旬，一家精神病院难道都不允许父母看望自己的儿子吗？
武钢第二职工医院职工：
不是不允许看，是我们要知道每个星期三下午。
解说：
4月30号早上，徐武父母在医院门口苦等许久，医院却以探视时间不对，不让进入。可就在此时，另一位患者家属得到的却是不同的待遇。
病人家属：
我们也是来看病人的。
记者：
上面有人守着？你怎么进去的？
病人家属：
我们可以进啊。
记者：
不是说星期三才可以看病人吗？
解说：
无法见到自己儿子的父母等来的却是一辆警车，原来院方以徐武父母骚扰了他们正常工作为由，向派出所报了案，在警方要求下，徐武父母离开了医院，今天我们拨打徐武父母的电话无法接通。有媒体报道，徐武父母于5月3日傍晚被武钢方面带走，至今未归。而重新回到医院的徐武这些天近况如何也无人知晓。
徐武：
从我进去那天我就想逃走。
解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徐武反复表达的只有一个，他坚称自己不是精神病人，而一直努力让儿子获得自由的父母也坚信，他们的儿子不是精神病。
徐桂斌：
2005年的时候他们说要给徐武做精神鉴定，我们不同意。到2006年，大概是八九月份的时候，厂里签合同，厂里就不给他签。
解说：
在家人眼中，徐武是一个较真的人，因认为单位同工不同酬，克扣工资，徐武与单位打了两三年的官司，武汉警方给新华社记者的资料显示，2006年12月，徐武在北京被当地警方现场查获，移交武汉警方处理。随后徐武父母向警方书面申请，对徐武进行精神病鉴定。武汉市精神病医院诊断其为偏执型精神病，建议长期监护治疗，随后武钢二医院精神病科将其收治入院。
徐武的同事：
你说他精神方面有毛病，我看他也没什么毛病。可就是这么想不开，就是不善于跟人家交流。
解说：
2007年5月，徐武曾经成功逃离医院至北京。20多天后，被单位带回，继续住院。一年后的2008年11月，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再次对徐武鉴定，诊断结论仍为偏执型精神病。而提起当年在精神病人收治执行书上签字，徐武父母称，当时是因为被告知不签就判刑，对方承诺，最多几个月就把人送回来才签的字。
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即便徐武真的有精神并，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徐武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至于跨省追寻更是令人不解，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这也是今天《人民日报》在评论中发出的疑问。
主持人：
我们知道其实在武汉是有精神卫生条例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注意到了，这个领域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但是又出现了徐武的事件，我们又该怎么看？
王锡锌：
应该说精神病人今天之所以我们关注徐武的事件，除了前面我们所讲的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精神病人本身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社会群体，所以一方面要让那些真正需要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得到治疗，但另外一方面，特别要防止某些人基于其他的目的，而强行地去诊断和收治所谓的精神病人，也就是我们说的“被精神病”。因此，大家一直在呼吁《精神卫生法》，也就是国家层面的法律出台，但是现在这个法律并没有出台。但是正如你刚才所说，现在在一些地方的确已经有了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在徐武所在的武汉市就有《精神卫生条例》，这个条例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性法规，但是我们看到现有的这些地方性的条例，当然他可能也是想做这种法治化努力，但是这种法治化的努力有时候会碰到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那就是凡是精神病的诊断治疗里面，都会涉及到一个强制收治的问题，就是你不愿意，我可能要强行治疗你，这种强行收治就是一种强制措施。强制措施的这种立法设定权，从立法法的规定来看，只能由法律来规定，也就是说其实地方性的这种规定严格意义上来讲都可能存在违法，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遭遇的尴尬，因此回到《人民日报》的文章，强行收治如果要回到法治轨道的话，那这个法治绝对不能形式上有了一些规定，否则的话，那可能还是无法真正地来保障这些个人的这种权力和自由。
主持人：
所以这些地方性的关于精神病的这种所谓的条例，都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存在的。那现在我们强制收治精神病人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王锡锌：
现在因为刚才说了国家统一的《精神卫生法》依然在制定过程中，所以关于精神病的问题，其实在徐武这个个案之前，别的地方包括媒体也报道出来一些，有些是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强行把人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也有些是他的监护人，有他的配偶、他的父母，可能是因为家庭的纠纷，因为财产。这暴露出了我们精神病的这种精神卫生这方面的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诊断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关于精神病，什么叫精神病，用哪些标准来诊断，从医学上来说，现在主要是一些描述性的主观的标准，诊断这一块，说难听一点就是它可能是存在虚无。其实您知道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试验，就是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试验，有8位正常人，然后他跑到这个精神病医院去说自己有精神分裂，结果这8个人都被收治了，而且都被诊断为是精神分裂症，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种主观性，所以这种标准如果没有或者不可靠的话，许多问号是存在的。
主持人：
怎么来尽量小地限制住这个主观性的存在？
王锡锌：
主观性存在我想可能是需要引入这种程序上的公正。因为假设实体的标准不太明确的话，比如说不仅仅是让一家机构或者两个医生来鉴定，而引入另外的机构，他能够去鉴定，或者说让这种病人或家属有一种申诉的途径，这就会有一种专家的制衡。同样的，我觉得除了这个诊断之外，我们的强制治疗现在门槛也比较低。
主持人：
怎么讲？
王锡锌：
你比如说强制收治，刚刚我们说了涉及到一种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或者剥夺，这时候什么人就算你得的精神病，那么到底要不要强行治疗，我可不可以在家里，对吧？
主持人：
包括像我们查到的，强行收治精神病人的必要条件为三个，第一是确诊为精神病人，刚才已经讲了如何确诊这里边本身需要有考虑的空间。第二是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产生了相应的后果的。
王锡锌：
在国际上通行的这种强行收治的一个原则就是无危害无强制，你必须要造成危害后果。
主持人：
如果你预期他有危害？
王锡锌：
如果说我们担心这个人有后果，这当然不能构成一种理由，如果说这可以成为一个理由的话，那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说他可能会发生某种危害的后果，那这个标准就主观化了，所以回到法治的轨道，那么在强制收治的问题上必须要明确哪些人、哪些主体可以来强行收治，第二，根据什么样的标准，那就是必须要有现实的危害后果。
主持人：
刚才我没说完，这个必要条件还有第三条，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提出，但这个给我们感觉是加了一个安全阀，但其实本身也存在着危险在里面？
王锡锌：
对，配偶或者是他的家属提出，因为这涉及到《民法》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我们诊断他是精神病人的话，他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他不能做出决定，那么这时候谁帮他做决定，就是他的监护人？那么这监护人首先是配偶，然后可能是父母，然后成年子女……
声音来源《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
在采访完了徐武的父母以后，我曾经遭到几名不明身份的男子跟踪，而且一直跟踪到我所住的酒店。第二天在武钢职工二院的精神科这边又遭到了他们保卫科人的殴打和威胁。
声音来源《新快报》记者余亚莲：
他就说要我不要等他了，说明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会对这个事情进行通报。那个发布会可以说是当时我们所有在武汉的采访徐武这件事记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为我们寄希望于能够通过发布会，能够让这个事件取得进展，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告诉我发布会取消了，然后还表示我不受欢迎，然后说我不是好东西。我当时说实话，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让徐爸爸或者是徐武得到一个公正对待。
《人民日报》发文质疑深圳禁止民工群体上访做法
通过举办盛会让世界看到一座城市的开放、包容、欢乐，既需要城市管理智慧，更需要常态治理机制
距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还有90多天，眼下，深圳正进行细致而严格的准备，希望为大运会顺利举行提供良好环境。继清理治安高危人员、禁烟、限行、禁排放污染物、禁租房客打110等措施后，日前，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又对农民工讨薪问题作出一系列维稳部署。
举办大型展会活动或节庆活动，安全和有序都是最基本和重要的条件。保护公众以及所有参与者的安全，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有着“中国梦工场”之称的深圳，第一次在世界性活动的舞台上隆重亮相，自然备加珍惜。当地政府为此作出的各种努力，应该得到市民和社会的理解。
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的最新维稳部署，还是把自己推向了舆论焦点。他们颁布的《通知》称：在大运会期间，严禁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凡是因此造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企业，给予不少于3个月的红牌警示，禁止在深圳承接工程；同时，也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和手段讨要工资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如果说，公共场所禁烟、禁止企业乱排放等，是有利城市管理、造福民生之举，但“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和手段讨薪”、“禁租房客打110” 一类禁令，则很值得推敲。无论管理初衷多么合情合理，也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更不能有悖依法行政的程序正义。讨薪上访只要不逾越法律底线，恐怕不能被“严肃处理”，相反还应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帮助他们讨薪维权。否则，人们将无法区分政府的“职责”与“权限”，毕竟，作为一个行政部门，没有权利越法律之俎，代行“追究刑责”之庖。
为筹办大运会，深圳曾提过一个口号：“办赛事、办城市”。前不久，深圳市领导也说，要通过大运会，让世界看到深圳不一样的精彩。这话很精辟，但如何将之化为具体的城市管理智慧、形成常态的治理机制，却不是一些简单化的禁令能一蹴而就的。
举办大型国际性赛事，确实必须保障治安稳定、交通流畅、环境整洁、社会和谐，但和谐与稳定的氛围要靠什么来打造？实践证明，“疏”的效果往往好于“堵”的措施。比如，如果能对建筑企业欠薪依法严惩，责罚落到实处，自然不必担心引发相关群体性事件。制定并执行这样的举措，才是以人为本的德治善政，才是维护稳定的根本之举，也才是城市精彩的点睛之笔。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通过各个领域的创新与突破，深切地激活了人的创造潜能，城市管理也走在了中国内地城市前列。而深圳大运会之所以把会徽定为“欢乐的U”，正是想突出这个“U”所诠释的意义：欢乐的、开放的、包容的、青春的、世界的、未来的。我们期待这个“U”，不只是出现在大运会的赛场上，更能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在细节中呈现深圳风采。
来源：人民日报
深圳的追缴讨薪刑责是为犯罪开绿灯
作者：徐冬梅
近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在官网公布文件规定，5月1日 至9月30日 ，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大运前夕，深圳采取了包括清除8万名治安高危人员，实名购买刀具等多项措施保障大运的安全。（新华网）
深圳一直以来以中国的前沿城市著名，很多时候各个城市以深圳速度为荣。但深圳在举办大运会的所做所为，无不让人感到深圳在逆民行事。姑且不论在4月10日 的清理8万治安高危人群的做法，也不说在4月18日 的菜刀实名制，我们只说这次的严禁农民工讨要工资事件，就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做法助长的是欠薪者的特权，也让在深圳的400万打工者心寒。
《通知》规定了，5月1日 至9月30日 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肃处理期。在此期间，严禁发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突发事件，凡是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建筑施工企业，主管部门将直接给予不少于3个月的红牌警示，其间不得在深圳承接工程。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处理，企业仅仅是不少于3个月的红牌警示，外加其间不得在深圳承接工程。但到打工者那里，却要严重到追究刑事责任。
什么是刑事责任？《刑法》规定，对犯罪分子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的法律责任。上访讨薪是犯罪吗？如果上访讨薪就要被定为犯罪，那么恶意欠薪的行为应当算什么犯罪？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的尊重民主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在藐视打工者的人权和践踏打工者的人身自由。企业在违规时法律做不到公正处理，而在民工维权时却要用认定为犯罪，
我们注意到这是官方发布的公告，看到这里，很多人会问，官家有权力凌驾法律吗？国家出台的《信访条例》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深圳的这种做法，是在违背国家的法律，是在制定地方的政策，这种地方政府的规定在跟国家法律抵触时，公民有权说不。
还记得在2009年深圳就曾经出台了一个针对上访的公告，《通告》中列出了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市民广场聚集等14种信访行为是非正常上访，属于政府打击之列，而行为人要受到行政拘留并追究刑事责任，严重的要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发布后，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国内的舆论哗然。深圳有何权力限定公民的上访权利，上访问题不能给予解决，这是地方政府在信访事件的解决不力，为何要将自己的不作为强加在上访人的头上。就连国家信访局原局长周占顺都说过，信访群众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都是应予解决的，而这些问题80%以上地方政府就能处理的，但政府能解决而不给解决，所以才导致了非正常上访的产生。
深圳在处理上访事件中，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处罚的偏颇。企业欠薪只是三个月不得在深圳承接工程，三个月不得承接工程，但只要转换名头还是可以照样承接，这点笔者想任何人都会明白其中的猫腻是什么。而被欠薪的民工呢？他们劳苦了几个月，有的甚至是一年，但得不到工钱后，非但找不到维权的地方，更会有被抓去坐牢的危险。深圳的这种做法，是在为犯罪开绿灯，却将法律踩在脚下。
大运会在深圳召开，是深圳的荣耀，但没必要为了一个大运会而戒备森严，毕竟社会需要的公民的维护，而不是官家的左呼右呵，更不需要将百姓当成可怀疑对象。靠专政得来的永远都是表面的安全，只有民心安才会让社会安。
来源：光明网
蔡慎坤：国内媒体为何冷对温总理的讲话？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其中许多言论都是顺应民意，鼓舞人心。奇怪的是，身为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讲话只能在港澳和海外媒体上见到，国内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却只字不提。看来舆论控制的手段还是落实得很具体，连总理级的中央领导也不能幸免。
温家宝总理在上月出访马来西亚之前，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前香港人大代表吴康民，这是温家宝任总理八年来，首次携夫人张蓓莉见客，在香港引起关注。
获温家宝接见的吴康民是前港区人大代表，属于香港元老级人物，曾多次撰文公开批评政府施政失误。他透过任职主席的香港培侨教育机构发出新闻稿，表示获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殿总理办公室单独接见。
新闻稿指，温总理得知吴康民4月底参加清华大学百年庆典，就安排与吴康民会面，两人除了详谈一个半小时外，温家宝夫妇更宴请吴康民夫妇，席间更亲笔签名赠送紫光殿藏画影印本巨册。温家宝并同意他为这次见面发稿，也没有提有不可公开的内容。
吴康民接受电子媒体访问时形容，这次会面只是闲话家常，但他与温家宝也有谈及中国内地及香港政治问题，包括下一任行政长官的人选问题。他表示：“譬如说，谈到过香港下一届行政长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谁能够对于香港维持稳定，就能够做真命天子。他也读过我这篇文章。他又笑笑，没有表示谁是较合适，谁适不适合。”
两人也谈论过中国政治议题。吴康民引述温家宝形容中国有两股势力，令人不肯说真话。一股是封建的残余，另一股是文化大革命的遗毒，这两种势力，影响有些人不肯讲真话，只肯讲大话、讲套话。
在回答马来亚大学学生的提问时，温家宝谈到了自己的从政经历。他介绍说，他在大学读的是地质系，本科学了五年，又做了三年研究生，专攻地质构造。在中国的西部山区和戈壁荒滩工作了整整14个年头。
温家宝称，他工作的时候，没想从事政治，更没想过能担任中国的总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他引向了政治舞台，让他从山沟里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中国地质矿产部的负责人。然后，又很快进入到中央的决策机构。
温家宝表示，一个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他一生为人民做好事，人民就会永远记得他。一个人职务再高，如果不为人民办事，他终究会为人民所唾弃。
温家宝称他的信念就是不离开人民，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他说，“这是对同学们的忠告，也是对自己的勉励。”
最后，温家宝对马来亚大学及其师生们表示感谢，他说，“感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站在这个神圣的讲台，讲出我的心里话。”
温家宝28日在吉隆坡展开第二天的马来西亚访问行程。在会见中国驻该国的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侨和留学生代表时，再度提及政治制度改革：“中国要推动政治、经济和司法体制改革，令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每个机构、组织在用人选人方面，应遵循公平的原则，选出被人民所拥护的人员。”
来源：作者博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最大的谎言
作者：褦襶子
“优先发展教育”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最大的谎言将绝大部分中国人（除港澳台以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永远抹不去的一份切腹之痛。可是对于从来没有勇气面对自身不足的大部分中国人，这份耻辱仍在继续。
自从有了网络，一个模糊的问题越来越明晰了。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最大的失败就是教育。特色教育残疾了绝大部分中国人正常的创新功能，正在使这个古老的民族的创新意识淡出现代文明。可能有人不认同这种观点，那么请你搜集一下，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科技进步大爆炸的时代，有多少科技文明成果是我们中国教育的成果？“山寨现象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现象的盛行”就是最好的佐证。那些少得可怜的“中国成就”哪个没有被我们鄙视的西方教育的成份，是我们特色教育独自奉献给人类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有多大的科技含量？靠出卖祖宗留下的那点不可再生资源与榨取国人的血汗的发展还能持续多久？
60多年，中国科技界的巨匠，绝大多数都有着留学西方的经历。可是反观世界西方国家的科技巨匠，有多少是曾经留学我们中国特色教育的。至今我们中国大陆的特色教育没有培养出来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种残酷不但没有引起国人的反思，反到被“主流”媒体误导为西方世界歧视华人！那么你拿出几项影响现代人类文明的世界级科技成就，戳穿一下这种歧视！这种意淫，让笔者耳畔不时回响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的歌声。没有理由，就是好。只要说得多了，就是真理。这种靠原始的人的数量“优势”竞争的理念仍然主导国人的主观意识。
难道几十年的“优先发展教育”就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
虽然我们的当今社会“公平”很难得，可是却不能说人们不追求公平，公平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已经在全社会取得共识。然而，展现在国人眼前的却是，这种“最大的公平”离平民百姓越来越远。这必将在特权造成的贫富分化的基础上，极大的加剧这种分化。最近居然有“人大”代表提出否定弱势的农民群体的子弟考大学的观念，其主观上怎么想的我们不好臆测，可是在科技主宰人类生活的时代，这种观念的客观结果势必造成弱势的永远弱势贫穷，这种“人大”代表代表的是哪些人的理念？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大陆人，都应该知道那时候城镇孩子入学率几乎是在百分百（个别残疾的除外，那个年代面对智残孩子的培智教育还不健全），全家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在供养全家日常生活外，还能供养多个孩子上学。可现在全家人的大众水平的工薪收入供养一个孩子上学都非常困难，大多数还得靠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等上一代老人节衣缩食的资助，要是有一方失业，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再属于普通靠劳保苟延残喘的平民百姓，那享受公平教育就只能是一种奢望。绝大多数的普通校里有许多贫穷人家的孩子，学习本来很优秀，可是后来因为对未来高额“学费”望而生畏，最后不得不放弃。可能又要有读者驳斥笔者这种观点，说那个年代的教育质量低，那么请你告诉大家这种以牺牲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的教育发展是发展还是倒退？
那些集中了中国有钱人家子弟的“贵族重点校”里的教师与身在教育行业以外的国人，无法想象绝大多数的普通校里平民子弟是如何被剥夺公平受教育的权利的。非教育行业的国人看中国教育只看的是表面现象。只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是免费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但是收超出学费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杂费），高中有国家资助（但是各种收费上涨幅度大多超过资助标准，这同商品涨价后再打折一样），似乎已经公平了。然而这同平均工薪上涨，叫嚷生活艰难的日多是一个道理。平均工薪上涨是在贫富分化的基础上的上涨，高工薪的越来越高，并且外加未被计算在工薪之内不断增长的巨额灰色收入，平民百姓的工薪上涨永远追不上高工薪阶层扛起来的物价。能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就很不错了，生活水平下降也并非罕见的事。教育也是如此，几乎所有教育的优惠政策，都被不公平的体制抵销了。贫富分化的结果就是剥夺平民子弟享受公平教育的权利。
优先发展教育，应该是指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可是我们现在的“优先”演变成面向有钱阶层的“优先发展”。许多地方面向有钱阶层的超级重点校设备齐全校舍豪华，其造价相当于当地所有普通校的总和还要多。有些这类重点校的校长室堪与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相媲美。仅其此类校长室的造价就大致相当于欠发达地区一所普通中小学，甚至还要高。谁能告诉大家校长室的豪华度与教育的质量存在什么内在的关联？某城，贷款五亿建一所当地超一流贵族重点中学（不包括征地费），其造价是该城其余六十多所中学教学设施的总和（不包括校舍所占地的费用），此种现象全国相当多的地方都存在。教育公平在这些地方就是一种神话。
优先发展教育，变成优先发展贵族教育。
无论怎样狡辩都难以掩饰其优先发展教育谎言的就是教育的财政投入问题。1993年提出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而在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再一次”重申了这个概念。2011年刚刚过去的“人代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再一次”提出努力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到４%。使４%的教育投入目标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极其罕见的没有达到的政策目标。中央总是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来搪塞，实际上许多专家已经揭露，这种比重低是因为其计算方式与国际通行的计算方式存在显著差别所致。比方说政府掌控的可支配资金：1.2万亿的社保基金、1万多亿的土地出让金以及1万亿的国有企业利润，都没有计入财政收入。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厉以宁、王善迈等人组成课题组，探讨了同等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公共教育支出的国际平均水平，得出结论：当人均GDP达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支出的国际平均水平为4.24%。可是我们现在人均GDP已经3000多美元了，公共教育支出仍然在３%左右徘徊。
教育法规定政府对于教育投入不低于GDP的4%。其实，４%这一指标只是一个均值，并不算高，仅相当于世界贫穷的非洲国家的此类投入的平均值。曾参与当年课题组的一位教育经济学专家介绍，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这一指标，发展中国家中，印度也已在2005年实现了5％的投入。反观中国，现在还在为其轻视教育找理由。误导舆论，说什么印度的教育质量如何如何低。教育投入多少只是一种执政理念，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客观保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必要的教育投入，无论教育怎么改，质量都是不会上去的。
1995年就已经分布2006年又修定的《教育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第五十四条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具体比例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第五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第七十一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按照预算核拨教育经费的，由同级人民政府限期核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教育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的经费，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细分析教育法就会发现，教育法从制定之初就是一部粉饰门面的法律。所以各级官员自始至终都没有将其当作一回事。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五十五条都规定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应当“逐步提高”，而不是“必须”提高。立法的主旨就将教育定位于人治的范畴。五十五条还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可是“财政经常性收入”自该法制定时起飞速上涨，教育投入却始终原地徘徊。第七十一条规定，“不按照预算核拨教育经费的”、“挪用、克扣教育经费的”都要承担责任。多次“人代会”，都有代表针对教育经费被截留问题，提出教育经费垂直到位，结果都没有引起重视。可是这多么年来有哪一个官员为此承担责任了？法律规定教师工薪不低于或略高于当地公务员工薪水平，可是几乎所有地方的公务员实际工薪都高于当地教师的工薪。由此可见，许多“地方”就是违反教育法的主体。
中央在制定教育预算时违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的法律。自1995年至今（或者说自2006年至今）国民经济增长了多少？财政收入增长了多少？教育投入增长了吗？地方以客观上纵容教育乱收费掩盖教育经费投入的亏欠，加重国民的教育负担。从上至下“优先发展教育”优先在何处？再说重视教育那得多厚的脸皮！
对于刚刚“五一”生效的在公共场所的禁烟令，国人特别关注的是这回确定禁烟的“公共场所”解释权是不是又归执法部门。最后发现，中国的法制文明虽有了进步，可特色依旧。随之正式实施的卫生部新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了“室内公共场所”。根据该《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具体包括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七大类28项。仍然没有学校。教育在中国就好比化装品，薄薄涂一层掩饰一下丑陋就达到目的了，一方面别让世界其他民族说我们是野蛮民族，别一方面满足服务特权阶层的需要。
教育问题之所以长期在我国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其与特权之间的微妙关系。因为文明的发展是排斥特权。特权阶层对财富有着极强的贪欲，可是创造财富需要科学技术，发展科技需要发展教育，发展教育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否定特权。这就是中国长期低科技含量的发展的症结所在。现有体制下，教育的只能维持在服务特权的层面上，教改不过是作出个发展姿态，通过五花八门的教改形式，掩盖制约教育发展的真实目。可控的教育发展的底线是不能侵犯特权。
你还相信“优先发展教育”吗？
来源：博客中国
重庆观察
编者按：
“唱红打黑”的“重庆现象”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不仅执政党最高层领导人（除过温家宝总理）先后对重庆的做派表示肯定，而且民粹主义左派也一再对薄熙来及其主政的重庆表示欢呼支持，前不久“乌有之乡”赴重庆红色旅游团全体成员80余人，在重庆市“参观访问”时还受到重庆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和欢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所谓的“重庆模式”？请看本期“重庆观察”：
童之伟：消除“误解” 重庆当反思“唱红”
最近读到了分别由《中国日报》和《重庆日报》记者采写的关于中共重庆市委一干领导人4月29日 会见港澳主要媒体高层参访团并解读重庆“唱红打黑”时的谈话，重庆市委领导人在此次谈话中提到，“关于‘唱红’，有些人攻击我们是不是在搞‘极左’?这是一种误解。”在谈到如何看待人们对重庆打黑和李庄案的“负面评论”时，有关领导人回应说，只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只要一切以法律为准绳，那些‘走板儿’的评说长不了，更成不了气候。”
读了这些报道，联想起最近两年来的其它见闻，我有两点感受。其一，重庆近几年在经济建设、改善本地民生和打黑维安方面，确实有些可圈可点的成就，值得社会各界充分肯定;其二，今日中国之社会各阶层对重庆“唱红打黑”和李庄案的“负面评论”或“误解”确实很多。我这里集中谈谈这第二个问题。
依据常识，人们似乎可以确信，对重庆的事态发展做“负面评论”的人中，至少99.9%与重庆领导层没有私人恩怨，也不会对那块土地及生活于其上的人民抱有成见或仇恨。他们何以会对重庆这些年发生的事情有那么多“负面评价”呢?这一点确实值得重庆里里外外的人们深思。
严格地说，“负面评论”其实就是批评，而批评必然是七嘴八舌的，其中肯定不免有“走板儿”的情形，但一定也有实事求是、并不“走板儿”的内容。不论怎么说，观念是存在的反映，对重庆的“负面评论”后面一定有与之相对应的某种社会现象作为其被反映的对象。当然，被反映的社会现象中有真相也有假象。对反映真相的“负面评论”，重庆方面有责任概括承受，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对反映假象的“负面评论”，重庆官方不妨主动澄清有关事实，消除 “误解”。
重庆若欲消除社会或国人的“误解”，首先应澄清“唱红”方面的一些情况。我注意到近几年相关媒体做的诸如这样一些报道：(1)《重庆商报》等报2008年10月25日 报道，为开发红色资源，一座高20.6米 ，重46吨的毛泽东不锈钢塑像主体工程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竣工。连底座在内，这尊塑像高达37.4米 ，是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泽东塑像，其一只脚便可坐6人 。(2)《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9日 报道：“2008年6月以来，重庆市深入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两年多来，重庆全市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经典诵读展演活动2.8万多场，举行故事会7.01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3亿多条次。”(3)《中国日报》网报道，2011年3月4日 (星期五)，重庆洋人街风景区“长城”景点红歌会，3000余名市民登上“长城”，共同唱响近40首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都有显然是公费统一制备的全套行头，场面壮观宏大。(4)《中国日报》网报道，2011年3月28日 (星期一)，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文化广场，万余人挥舞红旗高唱红歌。当日，重庆市万余人集体学习、重温入党誓言、高唱红色革命歌曲。从图片看，参加者统一穿红外衣，外围有大批统一着装的人员挥舞党旗，高处均悬挂巨幅标语。
欲消除国人的误解方面，重庆官方需要澄清哪些事实呢?事情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作为一个远在上海、从世俗的角度看完全在局外的旁观者，愿意尽可能少保留地说出我对重庆需要澄清的情况的观感。在唱红方面，重庆需要澄清的情况可能有这样一些：
1.如此连续、持久和大规模的活动，它们是自发的还是由公共机构运用公权力统一安排的活动?
2. 这些活动是民众、党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的，还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强制参加的?他们真的有选择不参加这些活动而不影响自己生计和出路的自由吗?如果他们并不真正有选择不参加的自由，那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3.开展这些每种都数以万场计的活动，显然每年都需要一笔数量可观的经费，这笔经费难道不是归根结底主要来自纳税人?这些支出对于民生来说是最紧要的吗?这些支出项目是否经人民代表机关审核批准?
4.在精神生活方面，公共机构及其领导人是否有权为公民或个人做主?是否有权将自己个人认为高尚、优美的东西强加给公民等个人?公民等个人有没有选择在公共机构或其领导人看来不那么高尚、不那么优美的精神消费品的权利和自由?
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党员享有党章保障的权利，他们如果用自己的钱或党费自觉自愿的开展唱红，那当然谁也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如果哪个机构或官员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推进和持久地维持唱红，从宪法和法律的观点看，说不过去的地方就很多——即使重庆方面成功地将唱红排除到了政治运动的定义之外，问题的性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爱的精神产品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成年人，他们可以选择高尚的精神产品来消费，听贝多芬、莫扎特，看芭蕾舞，读《出师表》、《正气歌》、《滕王阁序》，也有权消费被高贵者不屑一顾的精神产品，如听《狼爱上羊》、《嘻唰唰》，看超女、快男、单人清口或二人转，读三流作家的小说。公权力机构可以引导公民等个人的消费倾向，但不能事实上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或不给他们以选择自由，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作为事实上垄断了相当大比例精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公共组织，我国的公共机构及其领导者有义务适应多种需求，向不同的公民社群供给可由人们选择的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不宜依据领导者个人的消费倾向决定向公民提供的产品的种类。像重庆卫视那样，从原本向公民提供较多样化的影视产品供其选择的机构，转变为仅仅向受众提供一种颜色的公共产品(即红色节目)的机构，实际上是其公共职能严重倒退的一种表现。这样做，在公共机构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引导公民的精神文化消费，确保了政治正确，但在那些对红色产品没有消费偏好的公民受众看来,则是被剥夺了对消费产品的选择自由。
所以，综合地看，与公共权力和地方财政等公共资源结合在一起的唱红，从法理和宪法上看，实际上是公共机构向公民等受众实施的一种无形强制或精神强制，其性质属于软暴力。软暴力与军队、警察等公共机构实施的硬暴力不同，但性质没有差别。这样看问题，不是在玩推理游戏，而是在再现社会生活的逻辑：试想，重庆的干部民众能够拒绝“唱读讲传”?他们拒绝“唱读讲传”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负面影响吗?我确信，他们不仅不能拒绝，甚至不敢表达半点异议——君不见，整个重庆对于“唱读讲传”，就没有“七嘴八舌”，在表示异议方面，已经形成“鸦雀无声”局面!但正如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或许有人会说，民众一致拥护欢呼的举措，怎么能说“鸦雀无声”呢!?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千百万人或其“代表”者一面倒的拥护欢呼，与鸦雀无声是同一性质的事情的两个不同侧面。今日任何手握绝对权力或大权的人都不应该忘记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赛斯库倒台前几天在大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享受的全场起立、雷鸣般的掌声和持久的欢呼声——这种全场起立、掌声和欢呼声是出于对绝对权力的恐惧、顶礼还是代表民心、公意?相信除当局者外，这对普通公民大众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我以为，现代的公共机构和政治家，要治理好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坚守或许应该是尊重公民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重庆方面似乎对这个道理认识还不够深入。每个公民都是享有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的独立个体，都有权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生活规划。他们在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的同时，有义务接受由自己选举产生的公共机构依法进行的管理，此外没有更多义务，除非是基于自由意志承担的。公民是这样，党员、公职人员在其相应的组织内，情形相应地也是如此。
就拿唱歌来说吧，不论唱红歌、唱情歌、唱山歌，都不过是个人爱好。唱红歌和唱其他任何歌曲一样，确有其一定或特定的教育、教化功能，倡导和推动唱红者的动机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引起“负面评价”，招致“误解”?根本的问题恐怕就在于：倡导和推行唱红者将自己理所当然地放在了教育者的位置，将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看成了有义务接受其教育者;倡导和推行唱红者把自己的偏好毫不怀疑地看成了其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兴趣和爱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也看成了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或采用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因此，唱红的倡导和推动者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有悖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精神，没有注意到其行为与当代社会多元的特性不协调，以及其做法几乎必然产生压缩或妨害他人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的后果，等等。
有的人士或许会说，唱红是党实行思想领导的一种方式。唱红尽管确实可以有一些这方面的功能，但对这一形式也不宜像刮风一样过分强调，好像不唱红党的思想领导就实现不了似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不是都没有特别强调唱红或搞“讲读传唱”吗，那些地方党的思想领导难道因此就落了空?更何况，贯彻党的思想领导还必须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协调统一啊，岂能顾此失彼或片面强调一个整体中的三分之一内容! 拿“人民当家作主”来说，它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主”或“人民主权”的同义语，与其相对应的另一面就是“有限政府”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任何机构行使的公共权力，其范围都是受限制的，包括执政党的重庆市委及其书记。这一点没有任何含糊其词的空间。
在一个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公共机构和官员不可以过多地考虑如何给自己任职区域的公民上课，倒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秦始皇搞以吏为师，毛泽东希望做全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都是统治者要教化自己的臣民。对此，当时的人们都绝对不敢说半个不字，只能一辈子被动接受他们的“教育”。但那是封建时代和类似封建时代的个人专制社会，而现今是实行自由、法治和民主宪政的社会，是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所以，今天的各级官吏严格地说在法律上对公民等个人并不具有“导师”的地位，不宜仿效旧时代的做法，更无权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权力推广基于个人偏好的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教育的内容。
看来，在走向法治的时代，此前的公共机构和官员的很多习惯性做法、尤其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一些行为模式，其合法性、合理性都需要重新审视，不能简单因袭。在1999年3月15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第13条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这一点就变得极其明确了，公职人员如果忽视这一点，将势必适应不了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行使公共权力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有限政府”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罗庆学： 重庆为何边唱红歌边出"药家鑫"?
重庆唱红打黑，全国闻名。重庆卫视的正常广告也都全面停播，目的是为了聚精会神宣传报道唱红成就，提供唱红平台，可见重庆方面“唱红”的力度之大,决心之巨，手段之烈。
据官方的解释说，这么大的唱读讲传的力度，是为了弘扬红色的革命传统,提振人民精神品质,从而与不良的社会风气作斗争。客观地说，这个出发点应当是非常好的，也非常有创意，这种难得一见的红色激情甚至真的很感染人，教育人；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一点,那就是这些行动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在运动式的“唱红”活动中,人们的思想真的红起来了吗?
本来,笔者的这种疑惑从没有说出口,是希望真的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通过唱红，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状态,提升了人们的思想素质,从而为解决我国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道德素质问题找到一个突破口。
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重庆唱红如火如茶之时,却现次出现了"药空鑫"式的杀人事件。
据重庆晚报消息,4个月后事情败露，21岁的忠县货车司机田厚波迅速落网.夜归途中，撞伤了女乞丐，他选择了逃逸；怕事情败露了自己有麻烦，事发后1小时，他返回事故现场，残忍地用左后车轮将她压死。他叫田厚波，21岁，一个看上去还有些稚嫩的农村青年，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5月7日 在重庆忠县看守所，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几度哽咽却欲哭无泪。“杀死的是个乞丐，应该没人会管”，他的侥幸心理输得很彻底，忠县警方没放弃侦破的努力，最终将他捉拿归案。
应当说这又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药家鑫式的杀人案，不同的只是一个在西安，身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一个是在重庆，身份是一个大货司机，是一个农民。这个案件与药家鑫案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为了保全自己，全面彻底地置受害人于死地。这种残忍的故意杀人的方式，特别是对女乞丐这种社会的最底层的弱者如此地心狠手辣着实让人触目惊心！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的是，这件事出现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重庆。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这样一个极端的个案来否定重庆唱红的成就和影响，这是认识论上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科学也不客观。但是,这件事却可以让我们认真的思考，在我们当前社会急剧转型，信息多元，思想多元，选择多元的社会背景下，仅仅靠“唱红”真的能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吗？真的能解决人性道德培养，法制精神普及等方面的问题吗？特别是在社会大背景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当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和所遇与“唱读讲传”的内容发生严重冲突和悖离的时候，他们会真的接受那种革命精神的洗礼和教育吗？
笔者以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搞社会运动，比如唱红讲传，干部下乡，只要认真组织，外加行政的要求，是一件并不太难的事情。特别是大场面，大氛围，大合唱等群众性娱乐活动应当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人多并不一定就等于效果好，表面热闹也不等于入口入心。甚至有些场面越大的活动，越是人海战术的行动，效果往往越差。这个时候，他们往往从一个具体的主动的人转变成了一种被动的受教育的工具！本来是要进行灵魂的洗礼和道德的熏陶最后变成了群众大联欢，干部大下乡，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拍了屁股走路！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笔者以为，我们最要抓的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的人性的教育，比如诚信教育，善恶教育，是非教育，因为过于功利实用的社会价值观已经吞噬和正在吞噬着我们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和是非标准，如果连基本的人性标准都缺失了，比如这位重庆司机药家鑫式的杀人和全国此起彼伏的恶性杀人案，比如全国人民都在担心和热议的食品都不敢入口的问题，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还有什么心态来唱那些大气磅礡，歌颂祖国热爱祖国的歌曲？在基本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再进行社会法制的普及教育，进行公民道德素质和伦理的普及教育，然后才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核心价值的提高版的教育。这也许才是我们进行公民教育的难点和重点之所在，也是路径之所在！
唱红歌，应当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没有社会基础的红歌唱起来会使人面红耳热，因为在那大气磅礡的旋律后，有太多不自信的颤音；同时，唱红歌也不应一首接一首地唱，这样太累太累，中间也应当穿插一些小夜曲，圆舞曲，甚至狂欢曲！毕竟，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来源：作者博客
献花唱红的功能十分有限
作者：木然
就是在还没有唱红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每到春暖花开，也会看到一些老年人在校园里唱歌。当然，他们唱的不是周杰伦，不是罗志祥，也不是曾经的韦唯、刘欢，他们唱不了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曲，他们唱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红歌。只要是五十以上岁数的人，革命歌曲他们都会唱一些，年轻人唱的歌曲老年人也会唱，只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少。台湾的校园歌曲是五十以下人的主打唱曲。歌曲是时代变迁的反应，歌曲记录了时代的烙印。
要问老年人，他们唱革命歌曲是为了什么？他们会说是为了娱乐，为了开心，为了锻炼，为了能在一起，觉得自己还有事可干。若问他们唱歌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想怀念过去，回到过去，唱歌就有了精神支柱，恐怕就没有太多的人这么想。人是社会的人，人不能太孤独、太寂寞，退休之后唱歌，使他们进入新的社会团体，从中获得承认、得到安慰，喝完歌之后进行交流，聊家长里短，重温一下过去的艰难岁月，并以此作为安度晚年的一种生活方式。唱歌也有人组织，但唱歌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别人去唱，也没有权力部门干涉，唱歌也就是早晨一会的事，唱累了，有的回家休息，有的去买菜，有的去看看儿女，有的去打麻将，有的去打球，有的去看看老朋友，喝点小酒，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老年人自有老年人的活法，自有老年人的安排，他们从有组织的生活中退下来，终于可以有自己打发的生活空间，终于不再被组织呼来唤去，不再被权力吓来吓去，不再被领导支来唤去，不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终于再也听不到“运动了”的声音，再也不用早请示晚汇报，再也不用在恐惧中生活，他们自由了。
忽然有一天，革命歌曲再次唱红，权力者从唱红中激发起权力的冲动，革命歌曲的休闲性被赋予新的政治色彩，革命歌曲的娱乐功能再一次被政治化了。权力者却不知道，老年人的唱红只是夕阳红、娱乐红。年轻人的唱红只是被抹红，唱的只是外表，而不是内心。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毛泽东那个时代，是专制时代，毛泽东可以运用其不受限制的权力搞运动、搞个人崇拜、让每一个人成为他权力的牺牲品、祭奠品、让每一个人只会按毛泽东的方式进行思想而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毛泽东一个人可以有言论自由而所有人都没有言论自由，毛泽东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而所有人任凭其宰制，毛泽东一个人可以闭关锁国而所有人都不知外面的世界。在毛泽东权力金字塔之下的所有官员、所有臣民除了歌功颂德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利益多元化、经济分层、社会分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社会已经不再铁板一块。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交流方式已经多元化，人们的自由观念、民主观念已经逐渐形成，用一种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去取代其它的价值观念已经不可能。宪法虽然不太健全，但有宪法，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胡作非为。人权、财产、自由、权利都写在宪法里，侵犯人权不但会遇到公民的质疑和批评，还会为国际社会所不耻，一个不讲人权的国家是不会在国际社会有地位的。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公民社会也逐渐形成，体制内、体制外改革者不乏其人。做什么，说什么，批评什么，唱什么都是每一个人的主动选择，都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凡是被动选择的，权力者愿意，被选择的人不一定愿意，而且被权力者选择而自己又无能力反抗或反对的人，都会感觉到其尊严受到了伤害，除非在权力制造的恐惧环境中得了斯德哥尔摩症，才会在权力者施虐过程中获得幸福的快感并与权力共谋。
詹姆斯·麦迪逊说：“言论和出版自由乃是共和政体最坚实的守护者”，路易斯·布兰代斯说：“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系。”安德鲁·杰克逊说：“强制性地保持观点一致，所能获得的只是墓地般死气沉沉的一致。”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引文均出自：《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美]安东尼·刘易斯著，徐爽译，法律出版社，书尾封皮）这些言论自由的捍卫者、阐述者大概没有想到唱歌也有个自由问题，否则他们一定会说，唱歌自由乃是共和政体最坚实的守护者；一个有序的社会，不应该靠唱红歌来维系；强制性地保持唱歌一致，所能获得的只是墓地般死气沉沉的一致；我们所痛恨的歌曲，同样可以自由选唱。多样化的歌曲，多样化的选择，多样化的听唱，是社会自由的结果。
香港特区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向南都记者讲述前不久受温总理特邀做客中南海的经历，温总理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权力的介入与强制，使唱歌也变成了政治任务，不是封建专制余毒作孽，就是“文革”遗毒在蔓延。
以唱歌的方式打压人们讲真话，说大话，也算是新的发明吧。只是唱红的影响有限，想让全国江山一片红，谁也没这个本事。全国江山也就那么一点儿红，一点红儿还拌着黑，这事本身就有点怪怪样的滑稽。总压制人，吓唬人，人们就会选择用脚投票而不是用手投票了。中国人别的本事没有，惹不起躲得起的本事总还是有的。看着那么多人移民，那么多人有绿卡，那么多官员的孩子都在国外，那么多的官员都成了裸官，就知道唱红的功能实在有限。“文化大革命”唱得最好，可还是有那么多人活不下去跑了，偷渡到香港了，那可是《社会主义就是好》唱得最响亮的时代。歌再响亮心里不透亮，总是乌云密布，就是没有逃跑的能力，恐怕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所以当务之急不在经济发展，更不在唱歌，而在于让每一个人有幸福和尊严。而幸福来自自由，尊严来自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和尊严。无论唱什么样的歌，只要是自由地唱，那就会有幸福和尊严。唱歌随心情而唱，想过去了，唱个红歌，比如想毛泽东了，唱个《大海航舵手》，觉得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就唱个《社会主义就是好》。在单位升了职，受到领导的照顾，唱一个《共产党时刻听从党召唤》。感觉心情不太好，就唱个《忐忑》。感觉有精力无处使了，就来个周杰伦的《双截棍》。家里没人了，就唱个《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晚上到海边了，看到轮船了，就唱个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唱歌随心情，自由随意境，岂不乐哉美哉！
来源：博客中国
主题：拿“唱红歌”当挡箭牌的四大贪官
拿“唱红歌”当挡箭牌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
王益曾经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官员，在东窗事发之前，他曾“自学成才”，谱成一首巨型的红色颂歌《神州颂》，敬献给他每分每秒都在贪婪啃噬中的祖国。
2007年至2008年间，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全国各地多次巡演《神州颂》，火遍大江南北。王益为啥要用《神州颂》大肆作红曲唱红歌呢？有分析认为可以一举多得。第一歌颂祖国名正言顺，别人说王行长真是对祖国满怀深情啊，其实他是大挖祖国墙角的硕鼠。第二他可以请其他官员来，通过这种方式拉关系，对他产生更深的印象。第三他可以借机洗钱，有捉刀代笔的作品，他可以捞到大量人民币。第四他可以借此结识更多的漂亮名女人，社会上早就知道那几个装做清纯的很有名的女主持曾经被他包过，那的确是真的。只要王益看上并愿意与他有染，会得到一个妓女付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天文数字的金钱。
拿“唱红歌”当挡箭牌的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张春江：
张春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移动坚决围剿黄色短信不赚黑心钱，将红段子进行到底。向不良信息宣战,向垃圾短信说不,让短信文化阵地永远属于红段子。在他的号召下，一会是重庆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大赛，一会是“红动新河南”短信文化传播活动，一会又是红色陕西短信活动。
张春江为什么那么红，那还用说，拿唱红歌和红段子当挡箭牌呗。
拿“唱红歌”当挡箭牌的重庆移动总经理沈长富：
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移动老总沈长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重庆传箴言上亿条，参加人数达几百万人次，其中，有1400多万条是市民原创的红色短信。
沈长富说，传箴言已在重庆形成了浓厚氛围。这些红色短信内容丰富，民间的、历史的、现实的都有，发送短信成了朋友间交流的话题。沈长富认为，规范网络管理，有必要在所有环节都织起一张“罗网”，将所有隐藏着不良行为的非法信息都过滤在外，保护网民的安全。
拿“唱红歌”当挡箭牌的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
“一条路，历经千辛万苦，跨越千山万水，铸就伟大的长征精神。一组歌，唱进千村万寨，传遍千家万户，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一杆旗，辉映千城万乡，照耀千秋万代，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这铿锵的誓言，既表达了《长征组歌》剧组全体演职员的炽热心声，也抒发了“中国移动”全体员工的赤诚情怀。由中国四川移动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型公益演出”让李华红得发紫。
来源：博讯论坛
苏联与苏共
编者按：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著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尔巴乔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 常常被我们用在关于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叛徒”扶上了宝座，于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尔巴乔夫 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于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 “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江山万年长”了。
这当然是一种很错误的解释，那么，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请看著名学者金雁、蔡慎坤、王皓等人的解释——
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
l 梅德韦杰夫：“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
l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l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l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l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梅德韦杰夫：“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著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尔巴乔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 常常被我们用在关于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叛徒”扶上了宝座，于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尔巴乔夫 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于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 “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大众信息自由和“广场测试”(夏兰斯基： 《“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验？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 那些人说：“太遗憾了，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 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其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 已经97岁的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 这“双行道”该怎么走法？在“控诉”斯大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局面，原因何在？戈尔巴乔夫 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如果是这样， 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斯大林打多少分，给戈尔巴乔夫打多少分？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便如此，他们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在交谈时指出：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 成资本主义了？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所以他认为批判叶利钦是可以的，但对旧体制的反思更重 要。实际上，对于前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诺夫就说，“在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罗斯这 样的“原教旨社会主义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却是我们这些采访者心中的偶像。而这位好人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诺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却是大坏蛋 叶利钦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伟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杀光了一切疑似的坏人之后，千挑万选留下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按我们那些采访者的说法 却又是一个大坏蛋。呜呼！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 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只要是国家认定需要 的东西、事关脸面上的排场，全国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冒虚火”，不要说在军备竞争中没有获胜，这些 所谓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从人着眼？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工人的31%，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 33%。在苏联“建立国家”和“攫取财富”是同义词，这种统治方式也叫做“从人民中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种 动员型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往好里说是对“大国特殊责任论”的担当、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战略，往坏里说是一种不自信的伪民族主义，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是一种没有“人”只有“国”的主观意志。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 败。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 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这种以牺牲个体的充满血腥成长过程，“再现了等级制、人身依附等中世纪 原则”，“这个事实成了俄国文明发展中最阴暗可怕的现象”。在和资本主义拼实力的过程中，是以苏联人的性命和不自由作为交换的，它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赶超 西方，另一方面却在违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而且他也并没有使苏联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无疑，俄国学者们的这些反思不会出现在采访者所拍的政论片中。但俄国学者的这些“痛定思痛”的思考当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吗？虽然俄共对采访者的亲苏共情 结感到很亲切，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不管给历史人物打多少分，从目前的选情看，他们距离政权是越来越远了。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罗 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所以他非常 强调要搞“人的现代化”，过去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 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于一切”的概念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 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了人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后盾 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位化、单位国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体。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国家控制、国 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批准”的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称作典型的“苏联生活方式”。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个体 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甚至对“个人”的词条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 件”。个体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 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32页)。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后果：
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 了它的虚伪性。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很快就发生了“理想主义蜕变”，与它所许诺的目标模式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西门批评雅各宾专政时所说的，在争取自由平 等的伟大目标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世界”。虽然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斯大林文选》人民出 版社1962年，84页)，阶级结构已经根本改观，作为苏联社会结构的核心的“两阶一层”都是“人民的范畴”，但实际上来自国家的剥削超过了1861年以 前的农奴制时期，全体苏联人都处在变相的“普遍农奴制”状态。
1938年苏联实行“劳动登记册”制度，复活了沙皇时代就已经废除的农奴制特征“连环保”，所以苏联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 (布)的俄语缩写“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从斯大林提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后，整个苏联时期的积 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 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于沙俄时代。苏联为了负担欧洲规模最 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 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 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 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帕斯捷尔纳柯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 的，这种体制“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只要求服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 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官僚集团的上层排除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社会矛盾，当时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 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257页)。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每次选举100%的人都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据苏联内务部统计，从1921-1954年仅记录在案的被判处“反革 命”罪的罪犯就达约380万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 电)。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谁都知道，强制社会“只要压力减轻便会很快丧失了自身的潜力”，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 住，即便在统治者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保持对民众的控制力度时，严控的效应也会递减，收效也难以长久，因为人们对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也会增加，通过舆论控制和 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个阶段凑效，而且不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只要这种控制稍一放松，就如麦德 维杰夫所说的，它“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从而将一个帝国的大厦烧毁”。比如后斯大林时代，尽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 在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法，他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 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了， 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 僚主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在这种社会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认同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忠实信仰者虽然也有，但人数 很少)者；公开表明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赞成当权者做法，但是处于恐惧中不敢公开发表真实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国家的控制、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 其实，在这种体制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第二种和第四种人是无法区分的。人们看得见的只有两种人，即铁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两头都 很少，中间大多数是那些可以随时改变信仰的被迫者或趋炎附势者以及蛰伏于地下的“民间力量”，他们都在根据政治天平摆动伺机而动，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 具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
比如在1985年时对苏联人进行民意调查，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8年12月苏联新选举法通过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额选 举，1989年4月选举结果，苏共的拥护率马上就减少了1/3，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索布恰克这些民主派纷纷当选，之所以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当选，是 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页)。到1990年苏共支持率更进一步 降到不足1/2。是不是这些人仅仅过了几年想法就改变了呢？当然不是，唯一改变的是，庞大的两面派阵营不再害怕表达他们真实的信念。“虽然不可能知道一个 社会内部到底有多少两面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会里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把越来越多的忠实信仰者推向两面派阵营，而他们一旦不再恐惧地与 政权疏远，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阵营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据政治力量的平衡转化成“反体制”的“斗争智慧”的，原本就热闹非凡 的“地下活动”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而公开化。1988年末，“多党制”还是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在近700个 接受调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称他们反对“一党专政”((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2009年，70页)。
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结构组织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 织的活动。斯大林说，“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体制下的群众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衍生品。人所 周知，铁幕国家没有社会，人们只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制性的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 1929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完成国家计划。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可以说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个人都是被国家“绑架” 的人质，社会的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19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共 青团员、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地服从国家政权的命令，不能展现自我发展机制 的社会功能。社会束缚于政权之下就等于斩断了社会的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这种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就像没有牢固地 基的整体框架的建筑物，因为承重结构单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呼啦啦的大厦倾”整体垮塌。苏共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控制为主，党控 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使单位的触角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无所不能地侵吞着个人的私人空间，毁掉了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的土壤和运行机 制，卡死了民间的活力，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视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剪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成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统统丧失。因为 在管制型社会中，整个社会肌体处在被动状态，并造成官民对立的体制内的“弱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状态。
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的主编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谈中，他说俄国的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 里？统治者总是以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殊不知这样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的立场看，首先是 阻碍了领导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们信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个地区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于自己“政绩”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信息的链条中间 环节过多会降低决策的灵活性，也会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比如，斯大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断，他大量工作“无效化”，使 这个体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在勃列日别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 505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盘算而算计着让别人承担责任，于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个围绕他的20 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而在他两次中风以后，基本上处在不“亲政”的状态，这个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 意图进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些稿件。而写作团队本身又分为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现得“荡秋千”似的两边 晃悠，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个集体行为，最后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锋芒的地方都磨掉后的妥协产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人们常说，苏联剧变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它倾尽全国之力去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过高的积累率导致人们生活 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了剧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已经迈过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业开始反 哺农业，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但是当局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身体主观 需求的满足。这些人以自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当然的认为，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体制”冲动，“被禁锢的头脑”是可以用物质 手段收买的，国家既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务，人们就会满足于过自己的小康日子，拿个人自由与安全作交换，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苏联到1970年代有免费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廉价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稳定的养老退休制度、免费医疗；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居民的工资收入 增长了1倍，远高于物价上涨水平，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租房的费用只占月平均工 资的2%-3%，(目前中国工薪阶层房租占到了工资收入的1/3)；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苏联人均的影剧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从统治者的 角度看，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时说，“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 活”，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先锋呢？”这个道理就像几百年前但丁所说的：我个人有足够的面包吃，我并不是为面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 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所有的统治者一直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执政者适应历史的面貌，而不可能使 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上述这些人并不是为物质利益而呐喊，并不是为个人呐喊。对一般人来说，很容易把“民主与福利混同起来”，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就个 人而言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在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的个人工资远远高于苏联的人均平均工资。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 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是要揭露”。因为这种恩赐的福利既没 有制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来源，萨哈罗夫说，苏联遗产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民与当局的关系如同是对聋哑人的对话，这个社 会抵触情绪已经接近饱和，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急剧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过了极限，靠着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忽悠”或者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是 不可能使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 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或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式发生 了这样的剧变”(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78-279页)。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 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中央编译局编：《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 年，46页)。他还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46页)但是他掌权后，自己恰 恰就进行了这样的“背叛”。直到1988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对开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开性被各个阶层所接受，尤其是知识分子最欢迎公开性。仅仅改善 物质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进一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赫鲁晓夫打开后的铁幕透出了一线的缝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这扇窗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打开的窗 子可以合上，但开启在人们心灵中的窗子却关不上了，反而愈发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他们愈发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统治者这才意识到，斯大林时代是回不去了。人 们没有说什么的自由、写什么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么的自由、不听什么的自由。他们没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可以有避开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 代末苏联有一篇文章叫“‘真理报’没有读者”)。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假如人们自己感觉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 问题，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据美国学者鲁道尔夫对1968-1970年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样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权利、 人权-社会法制、宗教自主性、创作自由、发展和理性、生活质量。这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些诉求中的最后一项。到苏联末期这一点更加明显：1988年 7月3日 《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个民意测验，测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是来源于商品匮乏、法律不健全，还是缺乏社会正义”。结果大约有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 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缺乏社会正义占了第一位。可见，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 的。其实，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剧变前，剧变后的时代也一样。200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的东欧剧变20年研讨会上，哈维尔一再强调东欧“剧变”主要并不 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同样在剧变以后评价转轨时，他也一再说，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应当“少迷信经济学家”，转轨成果除了经济学指标外，也要在人们精神生活 的丰富与活跃方面得到体现。
来源: 经济观察报
蔡慎坤：20年前苏联缘何突然崩溃？
编者剪纸：
谁该为苏联的土崩瓦解负责？更多人把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明显是不公正的。真正该为此负责的，是保守僵化，昏庸无能，腐化堕落的苏共官僚集团。他们麻木不仁，贪婪鄙俗，道德败坏，毫无廉耻；又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贪污纳贿，奢靡浪费，挥霍无度，耗尽了苏联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宝贵财富，吃空了苏联人民的积蓄，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创造力，是他们把苏联推倒了……他们为了手中的特权，不惜让人民忍受长期的痛苦，不惜毁灭整个国家，甚至不惜毁灭自己的党。所谓爱党爱国，不过是保守派口中道貌岸然的谎言，他们真正爱的，只有特权利益。
——蔡慎坤
20年前，苏联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一夜之间寿终正寝了。
谁该为此负责？更多人把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明显是不公正的。真正该为此负责的，是保守僵化，昏庸无能，腐化堕落的苏共官僚集团。他们麻木不仁，贪婪鄙俗，道德败坏，毫无廉耻；又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贪污纳贿，奢靡浪费，挥霍无度，耗尽了苏联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宝贵财富，吃空了苏联人民的积蓄，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创造力，是他们把苏联推倒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往往逃脱了指责，不知廉耻者甚至站出来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可以说，戈尔巴乔夫自始自终都忠诚于苏联也忠诚于苏共，遗憾的是，他的改革失败了。改革失败，戈尔巴乔夫有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顽固抵制改革，采取种种手段加以阻扰破坏改革的苏共保守派。他们为了手中的特权，不惜让人民忍受长期的痛苦，不惜毁灭整个国家，甚至不惜毁灭自己的党。所谓爱党爱国，不过是保守派口中道貌岸然的谎言，他们真正爱的，只有特权利益。
在20世纪的世界史上，苏联帝国无疑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短短七十年内，这么一个位于“世界岛”心脏地带的超级帝国就风暴般地走完了从崛起到灭亡的进程；它所留下的巨大震撼和冲击，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如幽灵般回荡；它所留下的深刻历史遗产，永远也无法磨灭。
作为历史悠久的“乌托邦”理论规模空前的又一次激进实践，苏联帝国的崛起一样是从深处痛苦绝望中的人群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对“人间天堂”的非理性渴求和热望中汲取了巨大的能量；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宗教狂热和极端民族性格又为这样一个进程注入了狂暴的激情。尽管帝国体制是在革命和内战的尸山血海之上建立，并长期依靠恐怖暴政和残酷的内部清洗来维持巩固，但苏联并没有像1920年代的很多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迅速走向崩溃瓦解，反而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并在二战之后，一跃成为能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死于内部清洗的2000多万人的累累尸骨，似乎成为了俄罗斯民族走向巅峰帝国的“必要代价”。到了1970年代后期，实力急剧膨胀的苏联帝国似乎如日中天，就连苏联最顽固的怀疑者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准备接受苏联帝国长期存在并有可能主宰世界的这一现实。然而，在短短十余年间，苏联迅速陷入了停滞和衰败，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崩溃和灭亡，令对苏联前途抱有最悲观看法的人也瞠目结舌。
对于1980年代苏联帝国何以从辉煌的巅峰迅速走向崩溃瓦解这一历史谜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基于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内的解释一般是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的迅速瓦解（这在国际上也是一种较为主流的看法之一）；更有甚者，则直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的叛徒，一心要毁灭苏共及其帝国。然而，如果真正仔细考察历史资料（目前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详尽全面），我们可以发现，这类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充其量可以这么说，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的崩溃瓦解；真正埋下苏联迅速崩溃的祸根的，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顽固保守和僵化。再往深处追究，则是斯大林所建立起来的这套体制的制度根性本身，就注定了苏联帝国缺乏长期存在所必须的体制灵活性和韧性，必然在短暂的“高潮”之后迅速走向灭亡。历史的必然趋势借助了戈尔巴乔夫的偶然之手。苏共集团也确实曾经千方百计地极力避免“戈尔巴乔夫”的出现，但是这个“戈尔巴乔夫”，必然出现。真正应该为苏联帝国灭亡负责的，绝非戈尔巴乔夫，而是苏共集团本身。
一、争权夺利的残酷政治游戏
虽然苏联帝国的创立者是列宁，但由于他掌握帝国权力短短几年就死了。苏联体制的真正缔造者是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列宁时代，苏共的最高领导层有多个派系，享有绝对权威的列宁采取集权体制内的最高统治者传统手法，不仅容忍派系存在，还有意制造派系之间权力均衡的局面，使得自身处于超然地位。这为后来的残酷内斗和大规模清洗埋下了种子。由于列宁在去世前没有也无法指定自己的继承者，主持党务的斯大林占据了先机，而“红军之父”托洛茨基和主要理论家布哈林也实力强大，在资历和权威上，都胜斯大林一筹。在革命和内战的血腥斗争中建立统治的苏共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斯大林要在这么一个组织中攫取最高权力，必然需要通过残酷的内斗和血腥的清洗。
借助革命和内战的残暴惯性，斯大林在党内展开了血腥的镇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派先后落败，托洛茨基出逃国外并最终难逃一死，布哈林被处决，实际上列宁时代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层都被彻底清洗了一遍，无辜冤死者不计其数。通过残酷的清洗，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建立了绝对统治地位，在他之下，任何人都不过只是战战兢兢的奴仆。在国内，同样通过大清洗，消灭富农和强制集体化，苏共垄断了一切社会经济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由于德国日本被彻底击败，英法被严重削弱，苏联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帝国势力范围的空前扩大，进一步使得苏共的意识形态从孤独的另类，一举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几乎旗鼓相当的对手。借助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这一历史大潮，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以金元和武力为后盾的苏共意识形态攻城略地，席卷了亚非拉第三世界。“无上权威”到“旷世功绩”的光环，使得斯大林在苏联国内成为了无可争辩的“神”。传统上对统治者的阿谀奉承和肉麻吹捧已经不够“给力”，人们甚至为自己表现出的对领袖的热爱不够“深刻”而惴惴不安。（据说在一次大会中，由于斯大林“意外”未示意停止鼓掌，与会者为斯大林热烈鼓掌长达两个小时之久，谁也不敢先停下来。为表现自己对领袖热爱之深，热泪盈眶的激动之情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点上，很多人都达到了专业演员的水准。）直到1953年，这种由于恐惧制造出来的“忘情热爱”才随着斯大林之死逐渐冷淡，然而这种“爱”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存在。奴性和猥琐私利系统地制造出来的精神毒害，在几代人的身上都不会消失。
斯大林突然死亡，不仅让苏联民众如释重负，也让苏共的高官们暂时摆脱了恐惧的阴影。事实上，不管表面上如何热爱和忠诚于斯大林，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们”在内心深处对这个暴 君既恐惧又仇恨，这也包括斯大林最重要的鹰犬贝利亚。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贝利亚对他敬若神明，可当斯大林成为一具尸体时，贝利亚恨不得立马去鞭尸。
如果按照“座次”，马林科夫斯基应当成为接班人，但此人既缺乏威望又庸懦无能。执掌克格勃多年的贝利亚才是苏联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根本没把马林科夫斯基放在眼里，自认为自己最有实力接班。然而，贝利亚作为斯大林主要鹰犬以及恐怖清洗政策的主要执行人之一的代价是几乎得罪了所有人。可以说，贝利亚臭名昭著，就连他的高层同僚们对他也深怀恐惧。赫鲁晓夫等人认为，如果他掌权，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斯大林式的个人极权恐怖暴政的继续（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苏共高官们刚刚摆脱斯大林的恐怖阴影，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在对付贝利亚这个问题上，苏联的政治局高官们团结一致。于是由赫鲁晓夫策划串联，马林科夫斯基牵头，朱可夫元帅亲自操刀，高官们合伙诱捕了贝利亚，将其隔离审查，贝利亚的众多克格勃党羽竟然无力做出反抗，树倒猢孙散。贝利亚及其六名主要亲信很快被处决，成为在内部政治斗争中被处死的最后一名苏联政治局委员和苏维埃主席团成员。
除去贝利亚之后，苏共高层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经过几轮令人眼花缭乱的宫廷内斗，马林诺夫斯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先后被淘汰出权力核心圈，赫鲁晓夫则脱颖而出，掌握了苏联的最高权力。与以往的权力斗争不同的是，失败者不仅都保全了性命，也免除了牢狱之灾。斯大林的恐怖政治时代过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贝利亚，马林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等人围绕最高权力展开了殊死斗争，但所有人主张的政治路线都是强调要改革，要民主，要开明。斯大林的恐怖暴政所带来的压抑是全民性的，而在斯大林死后抛弃这种恐怖暴政的要求，也是全民性的。贝利亚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不是他主张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提出的改革路线，实际上比起赫鲁晓夫等人更加激进。），而是历史欠债太多，不幸成为了恐怖压抑释放的第一个牺牲品。（赫鲁晓夫等人虽然也是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至少没有像贝利亚那样，成为斯大林式的恐怖的象征。）斯大林之后，改革成为了全社会共同的呼声。大规模冤假错案的平反，几乎是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展开。三年之后的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揭露批判斯大林，实际上是后斯大林时代苏联内部改革所达到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总结，而非起点。
赫鲁晓夫是在一个转折过渡时期掌握了最高权力，这本身也使得赫鲁晓夫成为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要破除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和独裁专断；另一方面斯大林体制的惯性又使得他自己也很容易陷入独断专横之中。赫鲁晓夫实际上一直是在推进旨在解除斯大林式恐怖的全面压抑的自由化改革和维护苏共的统治地位的保守路线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他的对外政策同样也充满了矛盾。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一方面他主动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为斯大林时代对待南斯拉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道歉；另一方面，他又以毫不留情的铁腕动用军队干涉和镇压了匈牙利事件。在与西方关系方面，一方面他强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缓和，搞和平竞争；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了向古巴运送核导弹的冒险主义政策，险些引发核大战。赫鲁晓夫对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急切地希望苏联能尽快赶上美国。特别是到了执政后期，赫鲁晓夫的政策变得急躁多变，个人独断专横之风日长，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认为为了尽快提高苏联的实力，牺牲苏共官员利益也是必要的。他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斯大林时代的思维惯性，即为了苏联的真正强大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任何人都可以被牺牲。然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他的改革最终得罪了官僚集团，特别是侵害了官僚们的特权，他被又一场高层官员合谋的宫廷政变赶下了台。他毕竟不是斯大林，个人拥有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阻力重重，但赫鲁晓夫还是以一种布尔什维克革命式的热忱推进有限的改革。赫鲁晓夫可以说是从内心真正忠诚于苏联的意识形态，一心想让苏联走向繁荣强大。他对西方世界说：“我们将埋葬你们”，不只是一句简单粗俗的挑衅，最终把红旗插遍全球，确实是他内心的热望。他可能是最后一代还拥有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激情的人。晚年他坦然承认自己也双手沾满了鲜血，但绝非因此忏悔，他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即便是赫鲁晓夫所推行的雷声大雨点小的有限改革，也不可避免地触犯到了苏共官僚阶层的特权利益。对赫鲁晓夫心怀不满的苏共官僚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普遍评价是简单，急躁，蛮干。赫鲁晓夫更加重视平衡地分配经济资源，之所以大力鼓吹导弹核武器制胜论，实际上是想削减军费开支，为苏联的长远经济发展腾出更多的资金。他否决戈尔什科夫1400亿卢布的庞大造舰计划时简单直白地说，军队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和平时期除了练队列之外毫无用处，我们不能把宝贵的资金浪费在这上面。赫鲁晓夫在这点上无疑是对的，后来的苏联确实背上了沉重的军费负担而无法自拔，促成了经济事实上的停滞倒退，并加速了苏联的崩溃瓦解。其实赫鲁晓夫何尝不知，这将极大地得罪了势力强大的军队和军工综合体（这正是后来他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一种使苏联经济尽快强大起来的热忱，使得赫鲁晓夫不惜触怒军方和军工综合体。
赫鲁晓夫旨在增加个体农民和企业经济自主权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大大削弱了苏共基层官僚的权力，令他们大为不满。在他们这个层面，所谓共产主义信仰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激情早已经随风而逝，他们更关心安稳地享有特权。讽刺的是，与这些尸位素餐，只想着自己的官位和特权的官僚相比，赫鲁晓夫还在想着苏联的未来以及苏共的未来。如果说这些官僚对苏共满怀忠诚，那是因为苏共给了他们特权和利益；而赫鲁晓夫对苏共满怀忠诚，则希望苏共及其缔造的国家苏联长久地保持繁荣强大，最终战胜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赫鲁晓夫可以说是真正的爱党爱国，但是他被淘汰了。苏联迎来了表面上强大繁荣，本质上逐步停滞倒退衰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二、勃列日涅夫维持腐朽的集体领导体制
勃列日涅夫的仕途可谓是颇具戏剧性。斯大林死后，坐火箭上来的勃列日涅夫就被实力派们踢出了书记处，发配地方。后来是赫鲁晓夫再次将他提拔起来，使得他名义上位居苏共的二把手位置。勃列日涅夫给人的印象是典型的苏共机关体制化的产物，几乎完全没有棱角锋芒，小心低调，谨慎圆滑，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给人以平庸无能的印象。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安全无害”的“好”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勃列日涅夫则善于体察他人心意，待人和善，处事周到，从不轻易得罪人。他还多才多艺，在普遍尊容不佳的苏共领导阶层里，浓眉大眼的他又算是个美男子，因而颇得女人们的欢心。但他也有“美男子”普遍缺点，虚荣心强，爱好奢侈享受，自制能力差，生活缺乏节制。特别是在烟酒等方面缺乏节制，直接导致了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十分糟糕。
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阴谋，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主谋。但由于他是名义上的二把手，苏共高层的实权派们必须要他来牵头。为了让这个谨小慎微的体制化官僚出来“主持”政变，谢列平等人还是颇费了一些功夫。政变成功之后，勃列日涅夫顺理成章成为苏共的一把手。但是高层内的实权派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认为平庸无能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像马林科夫斯基那样的暂时性的过渡人物。事实上在苏联国外，勃列日涅夫的前途都不被看好。金日成就判断，勃列日涅夫不像是能主事的人。后来事实的发展，却是大出他们的意料，勃列日涅夫不仅坐稳了一把手的位子，而且一坐就是18年。在苏联历史上，他统治的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客观讲，勃列日涅夫确实平庸无能。谢列平等苏共实权派之所以误判，是因为他们高估了自身的实力，而低估了在苏共领导层内派系权力平衡的巨大威力；金日成之所以误判，是因为他以一个创业的“开国之 君”的眼光来看勃列日涅夫，苏联的统治阶层早已经走过了创业开国的阶段，而到了守成享受的阶段；绝对领导权威的丧失，也使得保持“党的团结”，成为了压倒一切的组织规则。总而言之，勃列日涅夫是苏共体制演进的必然产物。
勃列日涅夫开创了苏共真正的“集体领导”的时代。特别是其统治的前几年，勃列日涅夫特别倚重“集体决策”。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几乎从不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大家各自发言讨论，形成一致之后，再根据这个一致意见做个总结，仿佛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会议主持人，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但绝不可因此低估勃列日涅夫的权力。虽然勃列日涅夫没有列宁斯大林那样的资历和权威，但由于完全符合苏共体制转变的需求，他的权力基础实际上非常牢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实际上已经挟持了整个苏共中央委员会，实现了集体领导下的“个人独裁”。苏联体制的演进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大小小各种利益团体已经形成了复杂敏感的权力制衡局面，尽管矛盾冲突不断，但是体制利益最大化成为了共识。一方面，苏共官僚们绝不允许再出现斯大林那样的人物，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绝允许高层因内斗分裂而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团结和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领导层基本原则。团结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由于这种体制特征，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处于超然的地位，其实际权力不仅巨大，而且坚如磐石。即便是后来勃列日涅夫因病入膏肓，确实无力负责日常工作而主动提出辞职时，也遭到了政治局的一致反对。“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实际上是苏共领导层“害怕任何改变”。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作为总书记，成为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勃列日涅夫在政治文化领域全面走向了保守和倒退。缺乏绝对权威的“集体领导”体制，使得领导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触碰意识形态的红线，而采取坚决的“宁左勿右”的立场。越“左”越“保守”就越安全，甚至在“左”上面互相攀比，以显示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勃列日涅夫取消了赫鲁晓夫在政治及舆论方面某些具有自由化特征的改革，逐步停止批判斯大林，改为正面颂扬，全面收紧了舆论控制，以严厉的高压政策对付政治异见分子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列日涅夫时代重新肯定斯大林主义，并不是苏共领导层真正喜欢斯大林主义，与此相反，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斯大林所制造的罪恶，比任何人都更害怕斯大林主义。他们或许对斯大林的无上权势有崇拜，但经历了那个恐怖时代，他们实际上都从骨子里痛恨斯大林。之所以要肯定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是这个体制的创建者，完全否定斯大林，也就是否定了这个体制，直接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当然也就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赫鲁晓夫时期一度解冻的文化舆论界也重新冰封起来，报刊电视及文艺作品都受到严格审查，要求高度与苏共中央保持一致。包括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内的大批异见分子被抓捕流放，或者驱逐出境。
另一个方面，勃列日涅夫全面加强了对特权阶层的利益输送和收买。勃列日涅夫不惜血本讨好体制内的所有人，对体制内泛滥的特权和腐败现象采取了彻底的放任纵容态度。勃列日涅夫废除了赫鲁晓夫时代频繁调动干部的做法，使得各级干部不仅官位无忧，还得以充分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勃列日涅夫大幅增加了政治局，书记处和苏维埃主席团的名额，不仅让老人得以保留官位，也让新人有机会升迁到权力核心层，形成了皆大欢喜的局面。勃列日涅夫对各级官僚的庸碌无为甚至是营私舞弊，贪污受贿都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甚至是公然的纵容包庇。各地的第一书记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俨然成为土皇帝。有人写信举报某地的第一书记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做任何处理，反而对这个官员大加赞誉，并把所有举报信都寄给了他。勃列日涅夫时代，奢靡消费向更低层官员群体扩散，而且是公开的，肆无忌惮的，攀比炫耀成风。
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一改赫鲁晓夫时代总体上的缓和姿态，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强硬路线，与西方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对抗。虽然消耗巨大，代价高昂，但维护和加强了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究其本质，还是为了迎合苏共国内政治需要。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尽管在舆论宣传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保守正统，而实际上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彻底崩溃。苏联国家机器和苏共都已经彻底沦为了官僚特权利益集团的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的保守僵化，昏庸无能，奢侈浪费，挥霍无度，最终吃空了这个国家，并推动助长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使得苏联社会和经济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本人十分“宽厚”。勃氏爱慕虚荣，生活奢靡，缺乏基本的节制。他喜好被奉承吹捧，对各种勋章奖状尤其热衷。众多溜须拍马者自然投其所好。勃氏获得各种名目的勋章之多，有人讽刺称就算全身挂满也无法挂下；他还凭“枪手”代写的作品获得了苏联文学的最高奖——“列宁文学奖金”，“他的作品”在全国大量出版发行。勃列日涅夫甚至还获得了苏联元帅的军衔，在历届苏共领导人中，他是除斯大林之外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勃列日涅夫的包括猎狼飙车在内各种奢靡爱好，（飙车这一奇怪爱好，或许可以折射出其骨子里的花花公子本性。）消耗了大量公帑，仅为供养勃列日涅夫猎狼所需的狼，每年就需要消耗数百万卢布。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子女十分“宽厚”。其子是一个彻底的花花公子，生活奢靡浪费之外，在营私舞弊，贪污纳贿方面也是胆大妄为，勃氏心知肚明，却大力包庇纵容；其女则生活淫乱奢侈，情夫众多，为取得高档首饰，甚至胆敢盗窃国库珍宝。其女婿向其揭发其女与其它男人的不正当关系时，勃氏不仅不对女儿加以规劝告诫，反而大力袒护。他告诉女婿：如果不能忍受，你可以走人。实际上这个吃软饭的无能女婿也得到了勃氏的大力照顾，由一个普通尉官一路青云直上，官拜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获得中将军衔。此人在贪污纳贿方面也是极为胆大，共计贪污了20多亿卢布（注：1980年苏联的平均工资只有大约175卢布）。在勃氏死后，他以贪污罪被逮捕并投入了监狱。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朋友故旧十分“宽厚”。勃列日涅夫选拔官员，既不是唯才是举，也不是唯德是举，而是唯亲是举。很多朋友故旧都凭着与勃列日涅夫的亲近关系而飞黄腾达（这在东方国家的人情社会或许是正常现象，但在深受西方影响的俄罗斯文化圈里，并不算正常。）。勃氏掌权之前，并没有能够在地方或者权势部门长期担任一把手，所以基本没有自己的势力。所以在照顾各方利益之外，他尽量提拔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这个“亲近”的定义，五花八门，没有标准。甚至有传言安德罗波夫之所以能爬上克格勃主席的高位，仅仅是因为他在勃列日涅夫未发迹前做过邻居，两人关系不错。上行下效，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裙带关系之风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同僚十分“宽厚”。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正常的干部退休更替基本停止了。哪怕是那些人从身体到能力都确实不能胜任工作，勃氏也听任他们尸位素餐，保有官位权势。尤其是最高领导层成员日益老迈多病，很多人根本无法真正工作，但勃氏却不让自己这些同僚们退休回家。至于对这些同僚们结党营私，贪污纳贿，甚至是造成重大损失浪费，他也基本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很多地方的一把手，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领地”变成了党，政府机构，地下经济组织，黑社会于一体的独立王国。这实际很大程度上是勃列日涅夫“爱护干部”的结果。在今天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仍有像纳扎尔巴耶夫，阿利耶夫，卢卡申科等连续统治国家二十年的独裁统治者。其实这个祸根，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已种下。
三、混乱中脱颖而出的戈尔巴乔夫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维护最高领导层的团结，与中央保持一致，忠于总书记是苏共领导层内压倒一切的原则。苏共中央的所有会议决策都是“一致通过”，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依然保持了这种惯性。但是“维护团结”，“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不能真正消弭根本的观点分歧和利益矛盾。苏共领导层内在勃列日涅夫死前就已经形成了以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为首的两大派系，“改革派”和“保守派”浮出了水面。安德罗波夫知识渊博，视野开阔，有很高的自我修养，而且其记忆力超群，工作能力很强，品行也还称得上清廉正直。在普遍昏聩无能，腐化堕落的苏共领导层，安德罗波夫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但他不得已深藏自己的见解主张，尊重苏共领导层内的游戏规则，忠于勃列日涅夫，与自己浑浑噩噩的同僚们“保持一致”，同流合污。他执掌克格勃长达15年之久，在此期间，克格勃几乎是苏联政府机构里唯一还保持着较高工作效率的部门。而契尔年科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是跟勃列日涅夫一个类型的人物，典型的体制化官僚。
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抢得先机，继任总书记。由于长期掌握苏联的情报系统，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国内的糟糕现状和国际上的迫人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自上任伊始，安氏就着手改革。安德罗波夫首先是整顿苏共及政府组织机构，加强纪律，提高效率，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官员汰换，这自然引发了官僚阶层的强烈不满和抵制，这种改革在他死后即告搁浅。此外，安德罗波夫还推动了旨在增强企业和个人自主性的经济改革，对舆论的管制也有所放松，对外则是推动与西方关系的缓和。毫无疑问的是，安德罗波夫是忠于苏共和苏联体制的。改革看起来大刀阔斧，实际上是保守谨慎。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原则是：“任何改革，都绝不能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但即便这样的改革，也是阻力重重，举步维艰。由于安德罗波夫执政15个月即告去世，他的改革实际上刚刚起步就停止了。安德罗波夫去世前，在权力继承人问题上与契尔年科派发生了激烈冲突。安氏想直接指定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戈尔巴乔夫继任，但遭到了契尔年科为首的大批苏联高层官员的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的妥协是，由契尔年科继任，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第二书记，实际上确认了接班人的地位。安德罗波夫实际上实现了隔代指定接班人，并留下其政治盟友乌斯季诺夫在政治局内为其“保驾护航”，保障戈氏顺利接班。由于契尔年科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而且庸懦无能，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所以安氏即便是隔代指定接班人，也算是在临死前取得了决定性的政治胜利。安德罗波夫执政时间虽短，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十分丰厚。这不仅限于戈尔巴乔夫，还有强大的克格勃。
契尔年科上台以后，实际上是停止了安德罗波夫大部分的改革，在庸碌无为中度过了他短暂的13个月执政时间。由于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在其执政后期，苏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契尔年科派虽然发起了几次挑战，那已经无力阻止戈尔巴乔夫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契尔年科“如期”死去之后，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苏联真正迎来了改革的时代。
戈尔巴乔夫不具备安德罗波夫长期执掌克格勃形成的权威，坚韧的性格灵活有力的手腕。这实际上是后来促成戈氏改革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戈尔巴乔夫从就任苏共总书记第一天起，就决心推进改革，他向 夫人透露心声：“再也不能这样了”。然而改革的艰难和遇到的重重阻力可想而知。戈尔巴乔夫起初的改革路线十分温和，也导致了高层官僚和苏共党政机关的强烈抵制。由于总书记拥有机制上的巨大权威，官僚们不好公开反对抵制，就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无从实施，改革很快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泥沼中。他们没有想到，戈氏提出了“公开性”和“民主化”两大口号，推出了更为激进的改革路线。戈尔巴乔夫撤换了大批保守派官员，并“唯才是举”，大力从地方和基层提拔启用具有改革思维的干部。“萝卜多了不洗泥”，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政策使得很多本来注定一生默默无闻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通过人事变更，戈尔巴乔夫在宣传舆论领域打开了一个口子，报纸对苏共官员和苏共体制弊病的批评激增，对苏联历史的全面反思也开始占据舆论阵地，社会上各种思潮观点风起云涌。
“公开性”和“民主化”让养尊处优的苏共官僚们惊慌失措，他们绝望地向上级机关和党中央求援，要求党中央利用自身的权威制止这一潮流。他们声称，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必然危及苏共的统治。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些腐化堕落，昏聩无能的官员才是体制的蛀虫，苏共只有“凤凰涅槃”，主动拥抱变革，才能获得新生。苏共高层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矛盾冲突愈演愈烈，有公开化的趋势。正当改革派和保守派围绕改革的正确性展开激烈的内讧斗争时，权力格局已经发生了令戈尔巴乔夫也始料不及的变化。在社会上已经迅速形成了势力庞大的“民主派”，在苏共党内高层，“激进派”也浮出了水面，其头面人物就是叶利钦。保守派实际上在社会上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他们掌握的媒体几乎无人问津，但在苏共内部，他们依然颇有力量，并能凭借体制规则进行负隅顽抗。而此时，“激进派”已经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也不满，认为无力解决苏联的社会问题，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持苏共的垄断统治地位。时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乃至戈尔巴乔夫本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叶利钦同时激怒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由于破坏了苏共内部规则，他被严厉指责并随即免去了职务。叶利钦的被解职，并没有使其政治生命结束，反而为其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随着改革的推进，他最终东山再起，不仅将苏共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也取代了戈尔巴乔夫。以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难为标志，苏共实际上正式分裂为了三派，即主流派，保守派和激进派。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掌握着苏共中央的权威，也掌握着苏联国家机器等主要政治资源，而激进派则与社会上的民主派实现了合流，拥有最为强大的民意支持基础，其资源潜力不可小觑；而保守派只能凭借党内阵地负隅顽抗，他们的失败和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三个派别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变化，整个局势开始脱离戈尔巴乔夫的掌控。由于“改革派官僚”的特权和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使得原本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一部分人转而反对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一手提拔起来的大批官员，陆续都背叛了他，加入到保守派阵营。他不得不再次大规模进行人事调整，并加速推进民主选举。而激进派的影响力和拥有的资源急剧膨胀。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主流派的权力基础被削弱，反而沦为了少数派，并逐渐失去了整个局势的主导地位。以叶利钦退党并竞选俄罗斯总统为标志，改革已经偏离了戈尔巴乔夫设想的轨道，并脱离了他的掌控。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后，颁布了一系列政令，限制苏共的权力，并将苏共政治机构从俄罗斯的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这引发了苏共保守派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已经无力解决苏共当前面临的问题，苏共本身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种观点促成了“8.19事变”。此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全力为挽救苏联和挽救苏共而努力。1991年初的全民公投，有76%以上的选民赞成保留苏联，这给了戈尔巴乔夫很大的信心和民意资本，而且，以纳扎尔巴耶夫领导下的哈萨克斯坦为首的中亚国家也对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构想给予了支持。叶利钦不得不暂时在解散苏联以夺取最高权力的激进路线上有所退让。形势似乎是峰回路转，开始向戈尔巴乔夫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8.19事变”的爆发，使得戈尔巴乔夫保全苏联保全苏共的梦想彻底破灭。
苏共保守派一直在酝酿一场政变推翻戈尔巴乔夫，终止改革，使国家回到“正常的轨道”，但他们需要获得苏共高层的支持。由于戈尔巴乔夫准备再次大举更换苏联最高领导层成员，这给予了保守派进行豪赌的契机。苏共最高领导层决定发动军事政变，软禁废黜戈尔巴乔夫，拘捕叶利钦等所有反对派领导人；同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管，废止所有改革。几乎所有苏共最高领导层成员都参与了这场阴谋。
由于不得人心，“8.19”事变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带来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不仅保守派被毁灭，苏共也被毁灭了，戈尔巴乔夫则被彻底架空，成为了孤家寡人，最终不可避免的是苏联的毁灭。由于认识到苏共已经成为保守派开展阴谋，发动反扑的政治工具，叶利钦决心彻底铲除苏共这个组织。“8.19”事变平息后，叶利钦指责苏共阴谋发动叛乱，企图使国家倒退到过去那种独裁专制的黑暗中。宣布禁止苏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没收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所有财产。随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自行解散——没人愿意再跟苏共扯上关系。“8.19”事变也加速了各加盟共和国离心倾向，他们害怕通过改革获得的独立自主权利再次失去。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领导人在事变后几天后即首先宣布，乌克兰不参加拟议中联盟。苏联的崩溃瓦解，已经成为必然。然而，戈尔巴乔夫仍然以苏联总统的空衔为挽救苏联做了最后的努力。1991年12月，叶利钦向消灭已经成为空壳的苏联踏出了最后一步。他会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宣布苏联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终结，并切断了苏联中央部委的所有财源，要求其自行解散。12月25日 ，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正式走入了历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以一场风暴结束。风暴过后，苏联和苏共都荡然无存。
四、谁该为苏联的崩溃负责？
谁该为苏联的土崩瓦解负责？更多人把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明显是不公正的。真正该为此负责的，是保守僵化，昏庸无能，腐化堕落的苏共官僚集团。他们麻木不仁，贪婪鄙俗，道德败坏，毫无廉耻；又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贪污纳贿，奢靡浪费，挥霍无度，耗尽了苏联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宝贵财富，吃空了苏联人民的积蓄，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创造力，是他们把苏联推倒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往往逃脱了指责，不知廉耻者甚至站出来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可以说，戈尔巴乔夫自始自终都忠诚于苏联也忠诚于苏共，遗憾的是，他的改革失败了。改革失败，戈尔巴乔夫有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顽固抵制改革，采取种种手段加以阻扰破坏改革的苏共保守派。他们为了手中的特权，不惜让人民忍受长期的痛苦，不惜毁灭整个国家，甚至不惜毁灭自己的党。所谓爱党爱国，不过是保守派口中道貌岸然的谎言，他们真正爱的，只有特权利益。
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就好比俄罗斯大草原一样，大多数时候荒蛮空旷，死气沉沉，只是偶然有一两颗璀璨夺目的的流星从天际划过。俄罗斯的历史，就像俄罗斯变化多端的严酷气候一样，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俄罗斯的民族性总体上以愚昧无知，狡诈贪婪，残忍鄙俗，充满奴性为特征，但是也总不乏超凡脱俗的世界级精英。从历代苏联（俄罗斯）领导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深刻的俄罗斯特色。从出身来看，他们显然都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一位有着显贵家世，除列宁和斯大林是靠革命掌握最高权力之外，其他人都是从最底层干起，在体制内逐步升迁上来。首先，斯大林是一类，即残忍暴虐，冷酷奸诈的暴 君；赫鲁晓夫和叶利钦算是一类，率直质朴，有时粗俗无礼，信念坚定，胆大敢为，又不失俄罗斯农民特有的狡黠；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算是一类，平庸无能，虚伪狡诈，装腔作势，道德败坏；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算是一类，这类人是俄罗斯民族中的精英，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良好的修养和品行，以及理想主义的热忱和追求。不幸的是，纵观俄罗斯的历史，只有两类统治者能够真正成功掌握权力，要么是斯大林这种可以牺牲千万人生命来建立帝国的暴 君；要么是勃列日涅夫这种能够带领特权集团巧取豪夺攫取利益的奸佞小人。这是俄罗斯民族的逆淘汰。
事实上从经济学角度看到苏联经济在二战后急剧膨胀又急剧衰落的进程，也能看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所谓“民主，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苏联在二战后的经济起飞，其实也跟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有关。苏联的农村地区，一直是苏联工业原料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二战后，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为苏联工业提供了丰沛的劳动力。第一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成长于生存条件恶劣的苏联乡村，挣扎于饥寒之中。长期辛勤劳作的磨练，使得这些“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吃苦耐劳，勤奋肯干，对劳动条件要求甚少。进入城市后，生活条件起码得到了大幅改善，这也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然而，他们的子女普遍接受了大学教育，并且在较好的生活条件中成长，早已经不具备父辈那种吃苦耐劳的品质，也不可能像父辈那样接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较低的收入，成为“血汗劳力”。由于通货膨胀，商品短缺造成的生活水平实际下降，更令他们愤怒绝望，思想消极。所以从1970年代起苏联的劳动纪律败坏，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降低既跟苏联的体制政策弊病有关，也跟这种劳动力人口变化有关。回归以往的血汗劳力经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学习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的大脑潜力，而不是肌肉潜力。
“民主，人性的社会主义”是苏联最好的发展出路。苏联人口良好的受教育水平，本来可以使得苏联搭上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这班车，但苏联僵化的体制，特权阶层顽固地拒绝和阻扰改革，使得苏联经济错失了这一历史机遇，并最终走向了崩溃。
这一历史教训不可以说不深刻。遗憾的是，今天的俄罗斯经济依然是以特权垄断为特征，腐败横行；除了靠自然资源和少数军工产品，俄罗斯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毫无竞争力。俄罗斯要走向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苏联缘何崩溃这一复杂深刻的问题远非一篇短文完全充分解答，但历史事实的脉络很清晰，出于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刻意歪曲是不可能成功的。
来源：凤凰网
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垮台？
作者：燕王王皓
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垮台？
本文的题目为什么不是“苏联为什么解体”呢？因为苏联解体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是指若干个加盟国脱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苏联的全称）。本文的主题是布尔什维克（我采用苏共的古典称呼）为什么垮台。
我将布尔什维克垮台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厨房政治文化。
在言论封杀和官媒灌输下，公开讲真话确实困难。苏联人在经过一整天的假话之后，在自己的厨房（苏联的厨房很大，家人多半在那里吃饭），边吃饭边讲一些在公开场合不能说的真话，批评时政。这种政治文化其实就是在挖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墙脚，并且孕育了一代或者说两代不再相信苏联官方宣传的孩子。
1970年代，青年文化运动是苏联历史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历史。1970年代，经过“厨房政治文化”熏陶的青年已经不满足接受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而自发地进行聚会，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包括从流行音乐到体育活动到文学，他的根本特征是寻求自身的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实现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这些青年文化社团的两个结果，一是熏陶了一代拥有独立自我意识和思想解放的青年，并成为政治改革的拥护者。二是促成了社团文化，青年文化的社团组织，由1970年代集中于文体方面，逐渐进化到1980年代的环境保护，国际和平，乃至人权（1987年莫斯科成立人权运动团体），1987年莫斯科的学术精英们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已经开始探讨政治问题。
1988年“民主联盟”召开大会，在警方干预之下依然宣布民主同盟是一个“反对党”。至此，布尔什维克离最终覆灭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二．勃列日涅夫。
可以说，纵观整个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勃列日涅夫是造成布尔什维克垮台的核心元凶。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的十八年(1964—1982)。，是一个很长的关键转折时期。在这个长时期内，把苏联变好、变坏的两种可能性都有。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小群走的是后者的道路。我再列几个子栏目。
1.大搞老人政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做法，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叶利钦：《叶利钦自传》）。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2个。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当了20多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1967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7年，直到退休。
这种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一方面造成了高层机关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造成这些机关陷入“严重的停滞”，成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局面；另一方面，这些高层官员长期担任这些地区的“封疆大吏”，都按照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例如前面提到的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层干部，及工业企业、工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领导干部更换过于频繁，朝令夕改，造成严重局面。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的“稳定”政策，是只针对高级官员的“稳定”，目的在于保证高级官僚的既得利益。
2.恶性腐败开始膨胀。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社会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本人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曾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常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
1980年，克格勃副主席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将军在安德罗波夫布置下，领导一次反腐化调查时无意中从勃烈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邱尔巴诺娃的情人布里亚季亚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布里亚季亚供认钻石是属于加琳娜的，顿时弄的满城风雨。这时，一贯以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苏斯洛夫不顾重病在身，亲自来掩盖勃烈日涅夫家族的丑闻。苏斯洛夫狠狠教训了茨维贡，并不许其逮捕布里亚季亚。茨维贡将军处于是忠于勃烈日涅夫家族还是忠于职守的矛盾中，1981年1月19日 ，他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求得了解脱。
特别是在70年代经济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勃列日涅夫当政开始的几年，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做了一些改革，生产也有些上升，这是事实。但是几年后，政府管理机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部长会议下属各部委的现职正副部长达800多人，一个钢铁工业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之多。试想想，如果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政府有800多个正副部长，那么这些政府还如何工作?当时苏联的高级官员尽管多如牛毛，却管理不了国家的大事。大事始终只能由一二个人决定。勃列日涅夫实行的就是个人和极少数人的寡头统治。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党内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行，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实际上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放在了床底下。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的犯罪，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法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3.特权集团开始壮大。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因而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特权制度又被称为“干部名册”制度，它把上层人物与苏联普通公民化分开来，引起了普通苏联公民的强烈不满。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本人，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往往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设施。
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署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4.复辟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恢复斯大林主义的统治。特点是停止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现象；基本上停止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重新迫害异议人士；对外大大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武力扩张政策(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为赫鲁晓夫时期的5倍；1968年占领捷克；1979年无故出兵占领阿富汗；操纵某国占领柬埔寨)；更加集中力量搞扩军备战等等。出兵占领捷克，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四年时干的，从此以后，“改革”的话题就谈也不谈了。此外，在对内镇压方面，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明了一个“疯人院”政策，即把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纷纷加以变相监禁，用逮捕与绑架等方法把人捉进“疯人院”去。此法有时比无故监禁还更不人道，因为在“疯人院”里是要进行“治疗”的，而这所谓治疗，就是破坏人的正常神经功能，使之成为真的精神病(麦德维杰夫兄弟《谁是疯子?》)。
有一个叫阿法纳西耶夫的人，当了20年《真理报》的正副总编辑，他写了一本近似20年回忆的小册子，中文把它译作《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阿法纳西耶夫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中说，《真理报》上的每篇文章尤其是社论中，都必须有专门歌颂勃列日涅夫的段落。这是不成文宪法，一定得照办。有一次不知怎么忽略了，中央书记齐米亚宁立即打来电话责问：为什么当天社论上没有歌颂勃列日涅夫的内容。这位总编辑只好检讨是出于偶然，并保证今后不再犯同样错误，才算了事
5.拖延政治体制改革。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是个主张政改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掌权后不久，一次安德罗波夫陪他到东欧访问时，曾在火车上劝导他推行改革政策，但勃氏不听，不久便叫安德罗波夫去当了克格勃主席。这时的克格勃同斯大林时的克格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了，派安德罗波夫去任主席，乃是不让他在中央领导核心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意思。这个安德罗波夫有点世界眼光，并不大搞恐怖，所以他当了十五年克格勃主席，在国内外至今无大恶声。1982年初勃死后，安比较顺利地就上了台。无奈安德罗波夫是病人一个，在位一年零一个多月就死了。安死后，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的契尔年科上了台。此人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又是一个重病人，上任不久即卧床不起，在任一年也就呜呼哀哉了。从1982年冬到1985年春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苏联连死了三个总书记，均是作为重病人相继死去的，堪称有史以来未有的奇闻。之后，倒霉蛋戈尔巴乔夫就上任了。
勃列日涅夫的停滞，连莫洛托夫这样参与过斯大林肃反运动的人，也充分认识到了。他说：“战后已过去40年，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使我们严重地停滞了。”(1986年4月30日 对丘耶夫的谈话，见《莫洛托夫访谈录》)。
我为什么说勃列日涅夫是造成布尔什维克垮台的核心元凶？原因就在于此。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使政权病入膏肓，恶性腐败开始膨胀，特权集团开始壮大。虽然，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经济有所上升，但随后就开始停滞以及下滑。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只有1966年和1973年两年能够保障面包的供应，其余年份竟然需要大量从国外用硬通货进口粮食。苏联经济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严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从而为政权的覆亡埋下了隐患。勃列日涅夫为人好大喜功，喜欢搞一些自鸣得意的“丰功伟绩”。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悍然发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而陷入了全面对抗。而正是勃氏发动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耗尽了苏联的发展动力。种种革新自救的机会被其葬送。而且，勃列日涅夫留下的寡头集团，特权集团，还会在日后阻碍民主化改革。
三．八一九政变。
我们就要谈谈倒霉蛋戈尔巴乔夫了。戈尔巴乔夫确实运气不好，勃列日涅夫不惜葬送种种革新自救的机会，使政权病入膏肓，也要混日子。但戈尔巴乔夫没机会混日子了。体制内有勃列日涅夫留下的恶性腐败，体制外有厨房政治文化唤醒的一代。他的改革触怒了上面提到的，勃列日涅夫留下的寡头集团，特权集团，于是1991年八一九政变发生，自己被软禁。在叶利钦的带领下，八一九政变被粉碎。8月22日 ，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任命了新的国防、内务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这次事变后，苏联局势更加复杂化。俄罗斯联邦等乘机从联盟中央手中接管了原属中央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部门和权力。苏联一些地方出现反共浪潮。8月24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下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军队、内务部等各级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2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通过决议，终止苏共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随之，各加盟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党或被终止、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原党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苏共领导人有的被逮捕，有的自杀，大批苏共党员干部加入失业大军。短短几天，执政74年（1917—1991）、尚有1500万党员的布尔什维克彻底宣告垮台。
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并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
来源：博客中国
精彩时评
贺卫方人大论坛点评李庄案引发强烈反响
律师的执业目标到底是什么?
是对公权力进行制约，进行抗衡。
——贺卫方
作者：周西
在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近日举行的首届律师论坛上，贺卫方 教授无疑是最抢眼的人物了，他刚一出场，就引来全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作为本次论坛的点评嘉宾之一，谈到中国律师的地位，贺卫方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我们的某些政府部门，存在着对于律师的防范甚至是仇恨倾向”。
“比如说，去年的李庄案之后，司法部赶紧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的律师从中汲取教训。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按说文强案是比李庄案更为严重的事件，文强作为司法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作为重庆司法局的顶头上司，司法部不仅不发文，也不进行任何自我检讨及全国警示；而一个律师出了问题，手却伸得老长，去对全国的律师说三道四，这岂非咄咄怪事”？话音未落，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陈有西学术网上作者陈光武的文章接着说，谈到司法独立，贺卫方 教授说：“如果法院不能够独立决策，你怎么能够真正地让法官在他认为无罪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无罪意见呢?我们说李庄案最后检察官撤诉了，为什么不是法官宣布李庄无罪呢?由此可见，我们国家司法的配置方面检察权的强势”。在谈及拆迁律师王才亮否定李庄及李庄案，并倡导律师执业要“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的问题时，贺卫方 教授毫不客气地强调说：“我也要批评王才亮律师，我想说的主要问题是，律师的执业目标到底是什么?是对公权力进行制约，进行抗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让律师承载过多的社会道德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是不可以的。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倾向于把无罪的人说成是有罪的，律师则倾向于把有罪的人说成是无罪的，这是律师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力的抗衡和平衡”。“所以我希望律师界要树立一个社会的理解，不是说要相信我们是公正的，相信我们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是大公无私的等等，完全不是的。我们不要讳言我们跟检察权力之间是抗衡的，我们甚至要学会容忍一些律师看起来不大好的习惯。比如说，律师在执业中间为客户保密，律师最难受的事儿是什么?你的客户跟你说，‘他们只知道我抢银行的钱，不知道我去年杀了两个人’，你怎么办呢?你作为道德那么美好的律师，是不是要去揭发呢?不，绝对不能揭发，因为揭发会动摇一个律师在国家里存在的根本”。此时，会场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陈光武的文章又说，在谈到律师制度的重要性时，贺卫方 教授直率地说，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程度，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有人说，法治最落后的国家就是最野蛮的国家，其实，那些律师制度最落后，律师的权利最糟糕的国家，才是最野蛮的国家！此时，会场上不仅是掌声，而且还响起了欢呼声。最后，贺 教授以一个政治笑话结束了演讲：一位飞机驾驶员到西部地区重庆执行飞行任务，当时，由于雾大迷失方向而找不到重庆的位置。求助指挥台时则被告知，当你听到嘹亮的红歌声和律师们的叹息声的时候，那就是目的地了。这一次，会场上除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以外，又掺杂了爽朗的笑声。
综上所述，不少与会者纷纷感慨道，贺卫方 教授敢说、敢做、敢于担当，真是名不虚传!中国的资深法学专家和 教授数以万计，其中如果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的人，能够像贺 教授这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话，中国的法治进程将指日可待!对此，有网友点评说，听了贺 教授的讲话,我掉下了热泪。只要中国拥有10个贺卫方，重庆薄书记妄图复辟文革的梦想，就绝不可能得逞。
(网友小桥)
本文来源：法广中文网
杨恒均：滥杀无辜的拉登怎么成了英雄？
编辑剪纸：
这些年在国内写博客推广普世价值，原本以为这是非常容易的事，因为说白了，有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例如自由、以人为本、自己作主（民主）与做人的权利等等都有如“黑与白”一样分明，智商再低的人，最多不理解，或者暂时不接受，也应该没有人起来反对吧，可偏偏在中国，而且是那帮子被人家剥夺了个人权利、也最缺乏自由、甚至生活得挺可怜的人在那里起劲地反对“普世价值”，弄得你哭笑不得。
——杨恒均
凤凰网做了一个有关本·拉登的调查，目前已经有近50万人参加，在“你如何看待美军击毙本·拉登”下面，选择“高兴，恐怖主义头子终于被打死了”的有8万多人，占总数的18％，选择“伤心，反美斗士倒下了”的有28万多人，占到了60％。虽说这个调查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但毕竟是公开、自由的网络调查，而且有那么多网民参加，肯定反映了一部分民意。有网友说，如果不是在网络上调查，你去不上网、只看新闻联播与报纸的人中问问，估计“伤心反美斗士倒下了”的比例要高得多。
我发了几个微博评论这一现象，虽然大多认同的我的观点（要考虑到我的听众本来就是认同我的观点，以及受到我影响的占多），但还有相当数量的表达了自己对拉登的同情甚至敬仰。我用一个多小时与他们交流，但最后发现不是对牛弹琴，就是鸡同鸭讲。特别引起我警惕的倒不是青年们喜欢拉登或者讨厌美国，那只不过是个人观点，而是他们那么小的年纪，竟然拥有了如此固执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
我告诉他们，美国在国际上颐指气使，尤其是有反恐扩大化与逼国际社会选边站（布什曾经说出“你要就是站在我们一边，要就是反对我们”之类的话，受到美国人与国际社会批评），有时让人很讨厌。但你也了解拉登吧？此人屠杀平民不说，死在他手下的穆斯林要远远多于西方人，他还好意思代表穆斯林向西方打“圣战”？而且，大家也应该注意到，拉登号召小孩子、妇女们去当人肉炸弹，可他却把自己的五个老婆与18个孩子好好保护起来，不许他们参加“圣战”，这就是你们崇拜的拉登。由于他们大多被灌输了一辈子，什么祖国分裂母亲痛苦与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等都是美国人搞的（不是美国人搞的，难道是我们自己人搞的？），所以，我只是试图引导他们：能不能既不喜欢美国，也别喜欢拉登？
那些孩子的第一反应竟然好像弄不懂我在说什么：还有这种选择？随即又发出了疑问：你到底是爱国的，还是汉奸？天啊，我这才发现，在他们大脑中，说到中国，同样只有两个选择：“爱国者”与“汉奸”。他们的脑袋仿佛是被程序化过的电脑，一切都按部就班，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早就从小学时开始灌输到大脑中，成了一种固定的格式。在这种固定的程序下，无论自以为如何有性格的人，说出的话都像是电脑发出的空洞而可笑的音。真让人泄气啊，如果真是电脑倒也算了，把他们送回厂家格式化一下，但他们是长了这么大的活生生的人类啊。
我不知道这种现象存在多久了，也许古已有之，但今日尤甚是肯定的。想一想1949年后的28年里，全国近十亿的人被简单的一分为二：好人和坏人。在这两者之间，你没有选择，你不是人，你必需是他们格式化过的标准下的“好人”或者“坏人”。坏人的比例一般在5％左右，这批坏人被改造好了——从肉体或者精神上消灭了，再找出另外一个5％。同时在国际上也简单的分为：朋友和敌人。朋友少的时候，只有北朝鲜、罗马利亚和南斯拉夫等几个，敌人多的时候，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
这些年在国内写博客推广普世价值，原本以为这是非常容易的事，因为说白了，有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例如自由、以人为本、自己作主（民主）与做人的权利等等都有如“黑与白”一样分明，智商再低的人，最多不理解，或者暂时不接受，也应该没有人起来反对吧，可偏偏在中国，而且是那帮子被人家剥夺了个人权利、也最缺乏自由、甚至生活得挺可怜的人在那里起劲地反对“普世价值”，弄得你哭笑不得。也难怪在中文互联网上，“脑子进水了”、“脑残”与“脑瘫”特别流行。
后来就发现，这确实怪不得他们，这与他们脑袋出厂时被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有关，例如，在相当一部分中国年轻人大脑里，“民主”与“混乱、分裂”是一个同义词，而且，别无选择。所以，你再怎么给他们解释，相当大一部分一听到“民主”两字，立马想起了战乱、混乱与国家分裂，条件反射的灵敏度几乎超过了巴布洛夫的那条狗。
这些程序是如何形成与固化的？很简单，无论从他们的课本，还是报纸杂志，尤其是电视，只要涉及到“民主”两个字的新闻与宣传，几乎都是和“混乱、分裂”有关，陈水扁的贪污差一点又让“腐败”成为民主的别名，可惜有些人不敢试，因为陈水扁的那点贪污实在太小巫见大巫了。
我觉得，道理容易说清楚，事实也不难，难的反而是这种固化了的大脑与思维方式，你再能写，再苦口婆心，你又如何能够对抗十几年的教育与每天耳闻目染的宣传？有一位俄罗斯学者曾经说，俄罗斯虽然一夜之间实行了民主制度，但要想彻底消除专制思想，得等20到30年，等那两代人慢慢老去和死去。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想起九十多年来仁人志士的所作所为，忍不住叹息。当时以启蒙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最后竟然生出了无数的革命家。从陈独秀爱自己的国家爱得希望“列强来瓜分”，到鲁迅爱之深恨之切，竟然生出“这样的国人死去也无所谓”的感叹，可见对人的启蒙是如何的艰难，更艰难的当然是，你得用笔来对付枪。
就在今天把凤凰网的调查传给一位美国朋友看之后，他说，谢天谢地，中国没有民主，否则，60％的中国人支持“反美斗士”拉登，那可是八、九个亿啊，美国怎么都玩完了。他开玩笑地说，你今后能不能不要在中国宣扬民主了？民主到了中国，可能才是真正的美国噩梦。
我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们说海葬拉登是因为没有国家愿意接受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你们没有问过这60％的中国人啊。他说，那可以打捞上来，然后运到中国，但你们准备把他放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应该把他放在哪里，我属于中国的“一小撮”，不属于这60％。我想，杀一个人的家伙是罪犯，会被判处死刑；杀了很多人的拉登难道要被供奉起来？那么，杀了几十万人、饿死了几千万的人，又会被放在哪里？你告诉我。
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杨恒均2011－5－4
来源：凤凰网
我爸是武钢
作者：李承鹏
武汉这座城市最近热得捂汗。套用本地广告语就是，思想有多远，精神就病得有多远。
这座城市出现了两个精神病人。一个是很多人希望我写写的五杠少年黄艺博。其实我一直没写是因为同情他。这个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看人民日报，一脸塑料的笑容，一身钓鱼台国宾馆的影姿，一腔第八代领导人风范……的少年，以我们对这个国家丰富的经验，确实病了。当他说“……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时我没震撼，凤姐也这么说的。他说要让“中华独霸于世界”时我才震撼，后来知道，拉登年前确实留下遗嘱，已在东方找到转世灵童，实现夙愿。
不怪孩子，怪孩子的父母，也不怪父母，怪父母官，也不怪父母官，该怪……再往下我是不敢说的，因为我想起另一个精神病。写徐武之前我一直斟酌使用怎样幽默的笔法，后来发现不用，整件事情本来就很幽默：该名精神病人，居然想得起“同工同酬”的中央文件，能从李连杰电影里琢磨出用湿衣服缠住铁栅栏拧弯，还知道高铁，还知道广东舆论环境更开明，还点得清1600元和2000元的区别，以及电话可能有人监听……但在武钢跨省行动小组同志们眼中，他仍是精神病，偶尔正常的思维，只是一个资深精神病抽空装出来的。
精神病装不精神病，不精神病装精神病，这绕口令是我们奉献给世界精神病史的一个奇迹。前有李刚，后有武钢，所以大家都明白了以后出来混不要说我爸是李刚，得说我来自武钢，对方一定唬毙。
我很好奇为什么一家钢铁厂会拥有自己的公安局和精神病院，这跟为什么中国的铁路局有自己的司法体系和医院是一样的。就像幕府时代，寺院都归将军管，稍不留神就成了一休哥。这里插播第一个故事，小时候在新疆哈密的故事：铁路二中有个教物理的万 老师，因为工宣队长的妹妹抢了他的教学岗位，他就向校长举报她连交流电和直流电都搞不清，闹了好久。后来他就被铁路医院诊断出精神病，而医院工宣队长是学校工宣队长的哥哥。再后来他在乡下收麦子时说今天的太阳好毒，被铁路公安认为恶意攻击伟大领袖，缓刑。再后来他就真的精神病了。两年后的一个春节，我爸发现他好多天没出门了，踹开房门闻到煤气扑鼻而来。新疆冬天是在家里用钢炉烧那种优质煤的，他烧煤而没开气窗。当时我爸见他不动，伸手去拉，腿就掉下来，因为他不仅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几天慢烘之下连身体都烘干了。
这个万 老师会鼓捣好多电磁电路的玩意，凭空闪闪发光很好看，放现在就是东视的中国达人，可在那时是中国病人。我认为中国这些年物质上取得很多进步，但精神状态一直没进步，大家都不快乐，其实从上到下都不快乐，只是上边的还可以说日理万基，下面的不小心就会遇到孙东东的99%。进去是窦娥，出来是疯子。
这是一个大的精神病院，每个人都有病。
这里就说第二个故事，昨晚微博发生一件论战，我跟我仍然的朋友高晓松之间的。起因是他说：已取消对所有愤青精英简称公共各种分子之关注，皆因他们发现围观者众之后，哗众取宠之心太盛：处处激进为出人右，每每立论而不证明……路边少几个起哄加油的，这群人和唱歌的有一比：嗓门大没脑子的多，淡定唱动人心者少。我没忍住，对这位外宾说：我还正属于那愤青型的，荣幸被高校长取消了。以后你把美国绿卡换给我，我一定跟高校长一样站着说话的。不过说些人话，便是哗众取宠，不过摆些粗浅道理，便为处处激进，怎不说我们处处激情？我最看不起拿着美国绿卡，跟我谈爱国的爷。
我承认我又激情写作了，我有病，这里向高晓松道歉。可我想套用一个别人的句式：强拆，全国人民都看得见，你看不见。食毒，全国人民都看得见，你看不见。被精神病，全国人民看得见，你看不见。你除了高雅淡定，到底还看得见什么。徐武这件事情，中央台看得见，人民日报看得见，全国媒体看得见，就是武钢看不见，中国就是有这样一些单位一些人，简称“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只是分局级或厅级或部级的“看不见”，只是在人海里偶尔看了我们一眼，你就是《传奇》。
外面的是病人，里面的是正常人，有病的成为副总队，没病的跨省追，这就是精神病的围城。赫鲁晓夫说的，凡怀疑苏联伟大光明未来的，就是精神病。只有证明你是有病的，他才是正确的，只有摧毁一个人精神的合法性，他就永远合法了。所以别总提宪法，精神卫生法就是以后的宪法。
为了让病友们轻松一下，这里讲第三个故事：昨晚一些很不正常的记者在武汉试图采访徐武家人，可是酒店里忽然就布署了好多正常的人，上海的王思景也就是差点把五四青年节过成四五清明节的那位女记者，跟我通着电话忽然发现手机不对头了，吃着饭忽然发现记者们说笑的“第二天让徐武父母举横标”的事情居然被武钢知道了，记者们一开始还想查内奸，后来发现，不是自己人有内奸，是手机得精神病了……可以想像，那些正常人躲在墙壁那侧用同步器或玻璃杯隔空偷听，在餐厅假装系鞋带看手表议论天气预报，互相煞有介事说着“咳，今儿星期四是礼拜几啊”，那场面，多感人。
我觉得我们这里有个很不好的管理逻辑，我们不快乐，他就快乐，我们都不正常，他才能感到自己正常。这其实就是青山医院的做法，以后也不要搞公务员考试，也不要办党校或长江商学院，直接从精神病院选拔，都是官场熟练工。为稳口号是，我爸不是李刚，我爸是武钢，把你打成变形金刚。
来源：博客中国
五岳散人：当政府成为人贩子的时候
作者：五岳散人
中国不单出口各种衣服、零配件，连孩子都成了出口创汇的商品之一，这种人间奇迹出现在湖南邵阳。《财经》爆料称：多年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与父母人各天涯。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更甚者，有的并非超生儿。而这些孩子有些已经被美国等地的好心人抱走领养，成为一桩不止在国内造成影响的事件。
至于为什么说孩子都成为出口创汇的商品之一，是因为这些领养中国弃婴或者残疾婴儿的外国人并非是经过审核条件允许即可领养的，而是要缴纳3000美元左右的抚养费才能领养。这其中甚至形成了一个产业链，由计生部门抢夺孩子，然后由福利院洗白孩子的户口资料，最终成为可以出卖的“合格商品”。甚至当地福利院对婴儿进行收购，用以充实货源。
由于职司媒体的缘故，这种事并非第一次进入视野，而是在很多地方都有过。蹊跷的是，这里的利益链条完全处于不能斩断的状态。多年来，有不少新闻报道曾经揭露过领养孩子需要缴纳不菲的手续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事儿，但这个状态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视。福利院按说应该是全额的财政拨款，实际上很多地方拨款不足，需要有一部分自筹资金。福利院能有什么自筹的方式？孩子就成了商品。
而计生部门做这种事是丝毫不奇怪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年年代达到高峰的野蛮计生行动已经成了席卷乡村的狂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况所在多有，甚至有标语云：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不止一次有媒体爆料强制计生的惨状，甚至刚生下的婴儿也被弄死，至于说足月流产就更为屡见不鲜。
为什么计生工作要到这个程度？很简单，生育是一个物种的本能冲动，而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对于生育也有着经济、意识方面的压力，用行政力量强制压抑人的本性，如果不用这种手段的话，确实效果不张。但作为一个人来说，如此没有人性当然必须要有更为强烈的动力，计生工作一票否决的考核制度，恰恰给了这些人动力。
随着这种动力而来的，必然是只求效果、不问手段的权力。因为可以肆无忌惮的从事暴力计生，自然也就可以从这种默许的权力当中得到收益。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利用收养者的好心为自己牟利，也未见得比直接杀婴更为罪恶，毕竟孩子还是活着的，有些孩子甚至可以开启自己不太一样的人生，至少考托福这个环节算是省了。
但细究起来，这种因为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不足而抢孩子、卖孩子的行为，至少涉嫌绑架、买卖人口，可是我们想一想，这件事真的会有人管，或者会追查到底么？这是不会的，因为一旦如此，必然就会追问到权力的使用、授予，以及计生政策的根本，正像其他事件一样，只要是进行追问，最终都会发现不能追问了。
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网友发起了一个解救被拐儿童、乞讨儿童的活动，也得到了公安部的大力支持。但如今我们发现，居然政府机构也有一部分在做人贩子这件事，一瞬间的心情几乎凉到了底。如果连某个政府机构都成了合法的人贩子，我们的努力是否还有任何价值？
来源：经济观察网
蔡慎坤：听真话说真话需要什么勇气？
近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提及香港特区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 先生不久前受温家宝总理特邀做客中南海的经历。温总理在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目前主要是两股势力令人不肯说真话。一股是封建的残余，另一股是文化大革命的遗毒，这两种势力，让人不敢讲真话，只肯讲大话、讲套话。
此前，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时，一再强调要“讲真话”，“听真话”，“知者尽言，国家之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讲真话，拓视野，重道德，有胆识，身为国务院总理，也在为真话而感慨！足以说明中国说真话听真话的环境之恶劣。导致中国人不愿意说真话不愿意听真话的绝非只有目前的“两股势力”，无论是我们的意识形态，还是舆论工具，都习惯了谎言，都在鼓励中国人说假话听假话，各级政府特别是官员们，都害怕听真话，也不允许说真话。于是，我们从上到下，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粉饰的虚假的谎言。
记得《南方周末》2006年的“新年献辞”就是“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然而，在一个不敢说真话不许说真话害怕真话的时代，谎言其实比真话更受欢迎更有市场，因为我们每天所看到所听到所接触到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欺骗和谎言，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被谎言所包围环绕时，谎言就成为这群人生活的一部分！
二战时期，希特勒手下臭名昭著的宣传鼓动家戈培尔有过一句最无耻的言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希特勒就是不断地利用谎言为自己发动战争屠杀无辜寻找托词。
晚年的巴金在经历了几十年谎言的痛苦折磨之后，才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了一些“真话”，多少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挽回了一点尊严。以巴金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要说真话都如此艰难，更何况芸芸众生？著名作家、记者刘宾雁曾被海外誉为“中国的良心”，可是为了说真话，他一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直到最后仍然客死异乡，可见当权者更害怕真话，喜欢谎言！
只要我们去翻阅一下过去60年的党报党刊，会发现大量雷同的谎言充斥着报刊的每个页面，而且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谎言主题，很少见到对谎言提出异议的文字和勇士。我们一度把鲁迅看成勇士，但鲁迅毕竟生活在多党纷争的民国时代，他所抨击的是国民党政权。有人曾戏言说，鲁迅如果有幸活到后来，他要么闭嘴，要么被关进大牢。
五七年反右运动期间，社会上对右派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批判，人人都在叫喊着打倒右派打倒右派，当七十年代末期给右派评反时，同样的报刊也是同样的一群人又对右派发出了赞美之词。这是多么滑稽的一幕啊！大跃进时期，人人争相放卫星，以至于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可是报利上白纸黑字天天都刊登着亩产几十万斤的好消息，连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也表态认为亩产十万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其实这种粮食高产神话连三岁的小孩都不会相信，我们的报刊却天天都在传扬这种社会主义的奇迹。彭德怀不相信这种神话，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整肃，最后被迫害而死。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多少人为了一句很普通的真话而被打倒被抓捕甚至被杀害，想想张志新、想想林昭……于是，这个社会在血腥的恐怖中让许多有良知的人变得沉默，任凭谎言横飞一次又一次代替了真话。
今天，我们虽然置身于五彩缤纷的信息时代，奇怪的是，谎言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并且成为许多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扪心自问，我们每天嘴上说的，耳朵里听的，行动上做的，与我们心里所想眼里所看到的一致吗？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那是谎言，却要去相信去传播。白岩松曾经说：当你真正不畏惧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说真话。就这么简单。但愿更多的中国人从奴性中站起来，不再畏惧一切黑恶势力，让听真话说真话成为一种常态，这才是一个民族崛起的标志。
来源：作者博客
石述思：桑兰在向谁宣战？
与桑兰认识，是在一次电视节目录制过程中。
印象中，尽管随时需要人照料，她善良、谦和、有礼，让人温暖之余多了几分感动。
13年前，她在为国争光的过程中不幸从跳马器械中跌落，摔成高位截瘫，在17岁那年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身残志坚的好榜样。
这个浙江宁波女孩从此接过张海迪大姐的班，每天坐在轮椅上，露出坚毅的微笑，来激励更多人去扼住命运的咽喉——尽管结果还是被命运扼住喉咙。
本来，她可以以感动中国的形象终老，像过去很多英模那样，牺牲小我，成就烛照世界的大我。
这是宿命，也是使命。个体是没有机会选择的。
2011年，桑兰30岁。
她的故事出现了关键转折。
她决定冲破命运的金色囚笼，为自己的权益而战。
4月28日，桑兰在其美国的代理律师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诉状，状告5个机构和3名个人，他们分别是美国时代华纳公司、美国体操协会、TIG名下的两家保险机构、一家名为RIVERSTONE的保险代理公司、友好运动会创始人前时代华纳副董事长特德-特纳、桑兰受伤后在美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2人，并向他们索赔18亿美元。
其实，她赢得官司的难度不亚于美国政府击毙拉登。
抛开导致她意外受伤的友好运动会举办了5年便匆匆谢幕，早已物是人非，不少诉讼已过时效，还势必面对着调查难、取证难、审理难。而且冗长的美式审判程序也是对桑兰身心的巨大考验。
道德压力接踵而至。
道德压力接踵而至。
桑兰意外受伤，美籍华人夫妇刘国生、谢晓虹在她受伤的第二天，便受中国体操协会的委托，担当了桑兰的监护人，对桑兰进行照护。刘谢夫妇有自己的公司，曾赞助过中国体操队、中国游泳队。成为桑兰的监护人后，他们自称放下公司及厂里的事务，全身心投入到桑兰的救治中。
而桑兰之所以状告这对夫妇，原因是他们没有很好履行应尽的责任——当年桑兰只有17岁，还不到法定提起诉讼的年龄，监护人并未替她去争取权益。另据起诉书，刘谢在担当监护人过程中，还存在不当得利、侵犯隐私等行为。
刘谢大呼冤枉，称桑兰忘恩负义。
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障碍。
最初，桑兰被命运选中，变成为国争光的希望之星，顺利的话，将代表祖国在世界竞技场上摘金夺银，光宗耀祖。然而，造化弄人，桑兰在一次并不关键的比赛中意外受伤，终身致残，瞬间从财富变成包袱。
组织没有因此放弃桑兰。给她选派了监护人，还积极地将其塑造成青年人学习的楷模，年轻的桑兰像一个被人操纵的玩偶，开始了华彩四溢的表演。这样做对组织成本最低，对桑兰却未必。她的很多正当的个人权益被集体拿来做了交易，比如维护中美友好大局。
但这是一个吃皇粮受皇恩的国家运动员所能得到的最好结局。
太寻常不过了。
在举国体制下，每一个被选中的运动员都会接受最好的训练，享受优渥的待遇，但人性屈从于成绩至上的锦标主义，兴趣爱好都被挤压至最低，甚至不许恋爱，不许擅自脱离集体生活，甚至在大赛赢得冠军后不许首先感谢父母。
比如，刘谢夫妇也许不是桑兰最信任最喜欢的，但显然他们是组织最信任最喜欢的，也因此理所当然地接管了桑兰的日常生活。在特定的体制语境下，这无懈可击，也为以后的纷争埋下伏笔。
在沉寂了13年后，30岁的桑兰决定重新寻找丢失的自己，她面对的最大对手不是诉状上那一连串的被告，而是曾为祖国带来巨大光荣的举国体制——它备受诟病，却短期难以撼动。
为了那些被以集体名义践踏和损害的全部个体，桑兰这场诉讼显得意义深远——推动整个体育界关于伤残运动员救助机制的建立健全。
她会使更多人意识到，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不应仅仅沉迷于奥运金牌的多寡，而应维护每一个运动员的权利和尊严，进而唤醒全民关于力与美的真心追随。
来源:网易博客
原来“五道杠”无章可循
作者：殷国安
近日，武汉市少先队“五道杠”的总队长、副总队长体系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此前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五道杠”究竟是不是少先队的一个层级？3日，少先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表示，中国少先队小干部标志没有“五道杠”。
原来“五道杠”不符合《中国少先队章程》，属于“无章可循”的“违章”做法。根据少先队章程，其组织结构就是大队、中队、小队三个层次，根本不存在区总队和市总队这些组织。或者市里会有少工委，但它是指导和组织少先队工作的，不是少先队员的组织。既然最高就是大队了，那最多也只能是“三道杠”，当然不存在“四道杠”“五道杠”了。另外，总队长们戴的红领巾比较大，也是违章的。虽然红领巾有大、小两种规格，但“大一点的是大人用的，遇到成年人干部参加少先队会议、活动等场合，才会戴那样的红领巾”，小干部戴大人的红领巾显然不妥。
全国少工委估计武汉的做法“可能是地方上的一种探索”。而据武汉方面解释说，在区、市两级设立总队，并建立相应的“四道杠”“五道杠”是武汉市的创举，武汉方面认为“由我们首创的少先队总队委授予‘五道杠’队标，进一步完善了少先队的评价体系”。但我觉得，创举和探索是不应该超越少先队章程的，而且事前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另搞一套，真有点独立王国的味道。而且，这种创新本身也是荒唐的。如果以此类推，全国也建立起少先队总队，那总队长的臂章上岂不是要有七、八道杠？
不过，我最不满意的是这种所谓创举的动机和效果，因为它只能在孩子的心灵里灌输和强化官本位意识。他们会把“五道杠”和超大红领巾当成一种区别于其他孩子的标志，而且他们也已经学会了官僚们的做派，俨然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官苗子”。在一些领导看来，孩子们慢慢接受官本位的熏陶还嫌不够，应该从儿童抓起，及早把他们培养成官本位的接班人。所以，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称为创新，不是什么创新都是进步和喜讯。应该说，少先队章程不设总队等组织，是符合建立少先队的指导思想的。而少先队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已经授予少先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少工委负责，再设一个总队干什么，实际上又能干什么？
联想到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不光是出在车间、市场和餐桌上了，有的土壤已被污染了，含毒了。中国的社会土壤包含较多的毒素大概是封建主义，时时会毒害幼苗。或许，武汉市发明的“五道杠”会被全国少工委叫停吧？但封建主义的余毒确实很难清除的，得下苦工夫。
来源：成都商报
熊丙奇：救救孩子，就从取消这几道杠开始
近日，一组关于“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的图片在网上突然走红，照片主人公戴着超大红领巾和 “五道杠”队牌，神情泰然，引起网友关注。
关于这位“五道杠”，有很多神奇传说，比如，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对此，其父母说是出于孩子的“天性”。但有网友感慨，“明明是纯真的童年时代，却被培养成这样，不知道是该怪社会还是怪家长老师。”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还有 “五道杠”队牌。全国少工委工作人员2011年5月3日回应称，少先队的小干部并没有五道杠，武汉的做法，可能只是地方的一种探索。其实，具体几道杠并非重点，关键在于，这种体系，昭示了成人世界对未成年人的评价标准，带有强烈的等级意识与官僚意识。
不要说“五道杠”，就是成为“三道杠”、“二道杠”，往往也少不了由父母出面，为孩子“指点迷津”。在学校队会上，孩子们的发言，与成人无异，都高谈理想、责任与使命；十二三岁少先队员出席少代会，个个比大人不遑多让。成人世界的规则，被生硬地移植于孩子的世界。
孩子的天性，犹如杞柳，是弯是直，是舒展还是扭曲，就要看他生活于其中的规则如何。在我们现行的“教育”中，孩子不再是有个性、活生生的个体，而成为了追求更多杠杠与荣誉的工具。很多情况下，只有用泛政治的语言说话，按泛政治的模式做事，才能更快地从“一道杠”做到“二道杠”，直至“五道杠”。这就好比学生在作文中撒谎编故事得高分，只是为了迎合成人设定的外在标准，真实与诚信则无关紧要。
这种等级式的评价体系背后，不仅关乎孩子获得荣誉的高低，更关乎他享用教育资源的多少——在学校中，可能得到老师的更多关照，小升初，初中升重点高中，这可能成为重要的加分砝码。
义务教育强调均衡，重在发掘孩子各方面的兴趣与潜能，培养学生平等的公民意识。而此种队牌体系，貌似可起到促进学生争取上游的激励作用，却在无形中，让学生形成等级和特权意识。与教育资源挂钩后，更是出现各种畸形竞争，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人格养成，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现实中，常有部分官员和老板家长关照学校老师，安排一个“二道杠”、”三道杠”给孩子当当，小小中小学，也俨然成了一个个“小官场”。——“救救孩子”，今日仍非无的放矢。
的确，鼓励孩子积极向上、关心社会，以及形成一定的领导能力，这没错。但鼓励不是“塑造”，而是让孩子按照其天性自由成长。
很多国家从幼儿园起就开始鼓励孩子发展“领导能力”，可其具体做法，不是年纪小小就发表心怀天下的演讲，而是鼓励一个个孩子从小事做起，从兴趣与爱好起步，成立自己的“俱乐部”。比如昆虫俱乐部、收集玩具俱乐部，把“俱乐部”的“主张”告诉其他孩子，以吸引其加入。如果加入者觉得没有吸引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加入其他俱乐部，或自己也搞一个俱乐部。一个学期下来，哪个俱乐部人多，就评定其在吸引人方面最成功。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的过程，才是真正基于个体天性的规则设定，在游戏中，孩子们的想象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管理能力都得到自然发展，他们的优劣，不是由上级领导、老师评价，而是来自同学的评价。“孩子王”的威信自然建立。这样的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将十分深远。
与此不同，我国学校学生干部的培养，更多是用与现实官场规则对应的模式强势塑造，这不利于学生发展独立的人格，也会使校园学生组织“官场化”。由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此种弊端层层升级，积重难返。大学学生会异化，沦为准官场的报道屡见报端，其成因就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这种培养模式。要改变这一点，不妨从娃娃抓起，从取消这几道杠杠开始。
来源：南方周末
附录：全国少工委叫停“五道杠”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网站5月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少先队基层组织设置和少先队标志使用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级少工委和队组织应对《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下称《队章》）和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做法应及时改正。如在基本规定外有创新做法，需经省级少工委上报全国少工委研究同意后开展探索。
根据全国少工委于2005年11月下发的《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徽和红领巾、队干部标志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大队委标志中间是三条红杠，中队委标志中间是两条红杠，小队长标志中间是一条红杠。
全国少工委称，下发该通知是为进一步规范少先队基层组织设置和少先队标志，以做到严肃、统一。
宪章论坛
各路人马纷纷亮剑，中国社会何去何从
作者:万军
编辑剪纸：
往右拐的人想通过改革政治体制的途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普世价值在这里有很大的市场，世界文明潮流是他们追寻的目标。但是，遗憾的是有人看不清方向，把党内举足轻重的民主派人物的言论视为“作秀”，并称他为“影帝”，显然这是极其错误的。要实现民主政治，途径是什么？难道还要提倡以暴易暴的血腥斗争吗？人类最高的智慧是执着的追求中包含了妥协的精神。
…… 如果当年邓小平从民族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力排众议，把毛泽东的档案公之于世，甚至设立特别法庭公正地审判他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恐怕今天就不会有毛左的张狂了……现在中国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进还是退，是摆在中国人面前必须选择的重大问题。为了民族的未来，希望人们像茅于轼老 先生一样本着一颗良知，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理性地判断未来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万军
一
最近，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陈奎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题目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讲话中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显然，这个讲话像他近两年来的许多讲话一样，诸如“绝不允许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篡党夺权”，“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等等，都是针对社会某一现象而发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然，陈奎元的讲话并非仅仅是个人的看法，他代表的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今年两会期间一位中央高层领导的话语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他还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毛派共产党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 先生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借用乌有之乡这一毛左最大的宣传平台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全方位解读这个高层领导人的讲话（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3ibZajtjTA/），并充满自信地说：“不打毛泽东的旗帜中华民族要崛起，连门都没有……我们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就要来临，我们要做好准备”，“有人说我们要搞闭关锁国，那我们就搞闭关锁国吧！这有什么不好呢？”给人感觉有点“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的味道。把这些人言论患起来，把这些人的模样一字排开，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想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把自己进一步融入世界文明大潮，阻力重重。
二
是什么事儿引起这么多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看看下面的有关材料，我们从中便可寻到答案。
○ 2010年2月27日 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中说：“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 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2010年6月在香港政改陷入一个时期的僵局后，突然发生逆转，中央照单全收民主党的政改方案。随后原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的副手米契尼克访华，与中国学者进行座谈。同时，高干秦晓与解放军中将、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高调谈论普世价值。
○2010年8月21日 温家宝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2010年9月23日 温家宝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访问：“我的观点是一个政党在执政之后，应该和夺取政权时期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政党应该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事。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上升到宪法和法律的高度。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011年4月22日 ，重庆检方对李庄案撤回起诉。所谓“李庄漏罪案”是重庆“唱红打黑”的标志性案件，对此案的撤诉在社会上掀起巨大波澜，“打黑”变得疑点斑斑，而“唱红”也显得凄凉哀婉。
○前些日子，党报《浙江日报》下属媒体《财新网》发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文章：《把毛泽东还愿成人》，文章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成为一个普通人，在剥离一切神像外衣的条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的评判。”
○2011年4月30日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在这篇《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的文章中指出：“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2011年5月4日 《南方都市报》发表《吴康民：总理邀我“一晤”》的文章，指出：温总理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
……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已心知肚明，原来那些人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由于党内改革派频频亮相与呐喊而造成的。是的，中国正处于不同思想的剧烈碰撞中，而此状态的趋向直接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趋向，政治的趋向又关系到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说这种思想的碰撞是事关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
三
思想的激烈较量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危机。特色理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根据新的社会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来于原教旨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突出表现在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坚持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以国有化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等方面。二是来于中国文化。特色理论要立足于本国实际的话，就不得不大量渗入中国文化元素，用过去的话说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我想并非人口众多、东西南北差距明显等现象，而是能够体现中国人精神内核的东西。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从一阳一阴开始的，对自然如此，对社会也是如此。这样一来，中国人在言语上有两个系统，一是实，二是虚；在行为上也有两个系统，一是阳（明规则），二是阴（潜规则）。表现在特色理论中，就是一些让人耳熟能详的重要提法在理解时必须纳入到这些系统中去判断。如 “让一部分人民先富起来”，怎样富？前提并不明确，是虚的，而结果却是实的，需要靠许多规则（包括大量的潜规则）去实现。尽管后来有人匆匆忙忙予以阐述，但已很难改变人们固有的认识。此外，还有“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等，大概都是这样，理解它都需要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去判断。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则，但是为了理论上的需要，往往又把这些规则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这样一个理论，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让中国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许多人大呼：“中国崛起！”同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国家也积累起许多棘手的问题，譬如贫富悬殊越来越越大，并且已超过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治理、自我监督的机制使腐败如洪水猛兽，并且已发展成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公民的权力一如既往地被践踏，道德沙尘暴滚滚而来……这一切使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对于社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常态的办法是应该尽快实施手术疗治，保证国家健康地运行。但是特色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机制，纠错的功能极其渺小，譬如被广大人民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但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而且相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就说明这个理论只能适应一时，而不能应用一世，它必然要走出历史的舞台。但是，有些人恐惧这种历史的必然，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这一理论。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他们是这个理论最大的受惠者。当然，这些人势力很大，主要涉足国家的政权、金融、贸易、外事和科技等行业。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无法容忍现存制度的腐朽，都以变革现实为己任。然而，怎样变革？他们却形成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左派喊着要回归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地位，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这极易让人联想到红色恐怖的“文革”时代。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切肤之痛：人不需要也不应该有思想，所能做的只是把灵魂交给被神化了的领袖去保管，而让自己变成行尸走肉；社会不需要发展生产力，如果要发展的话只能为阶级斗争的需要服务，为世界革命的需要服务；人们不需要建立各种纽带的亲密关系，需要的应是相互监视、相互出卖与相互打击。有人经过长时期地搜集资料、潜心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浩劫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这个运动让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卷入进来，造成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更多的灾难。有人戏言：我们伟大的领袖红太阳在二十世纪的灾难制造者中勇夺桂冠，这是多么令中国骄傲的一件事。在中国红旗漫卷的二十七年，通过非理性的经济大跃进与唯我独尊的政治需要，居然能让半个亿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可谓前无古人。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三年困难”就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见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整死了两千万，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引自《往事——1966年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还有一个能给灾难增加利息的糟糕事情，那就是个人崇拜。当然，越坏的统治者越需要用个人崇拜的方式来美化、遮掩自己的罪行。据李锐 先生披露，1950年“五一”节中游行队伍里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是比历代的封建皇帝享用这一盛宴更多的人加上去的，只有“朕”才有的这一称呼，居然在毛泽东的亲自倡导下新中国恢复起来。毛泽东大兴红色文艺，就是为实现神化自己而采取的举措。“文革”时期全国人民看到的只有两部小说（《金光大道》《李自成》）和八个样板戏，真是万花凋零，自然这也是主席进一步神化自己的需要，而有意让文艺的百花园地荒芜一片。毛泽东还通过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雷锋的题词，就是要达到林彪所言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目的。为了打倒最大的政敌刘少奇，他在1966年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说中国需要个人崇拜。“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崇拜可谓达到高潮，“早请求，晚汇报”，颇具宗教色彩。崇拜的结果现在就摆在那儿，如果像巴金倡议的那样建立一座“文革”灾难纪念馆，有可能会让更多的人看得清楚明白。有一位北京的中学教师曾说：“1949年以后，毛泽东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儿就是他的逝世。”仔细想来，这话不无道理。二十世纪制造灾难的亚军就是苏联人民的“父亲”斯大林，他与希特勒合力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的统治下苏联人死亡上千万人。“仅在1936年——1939年之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将军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处决。”（金《苏联解体20年祭》共识网）季军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希特勒，他下令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还有一个杀人魔王——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在1975年到1979年的统治中，导致柬埔寨200多万人死于其暴行，死亡人口超过总人口的20%（见信力健《柬埔寨，罪恶的红色高棉》，见凯迪网）。生命是宝贵的，每个人只有一次。然而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善良的人们在不经意间就有可能失去生命，面对这样的灾难，人们还不需要去反思吗？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人还要打出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替这种血腥的统治辩护，他们这样做除了利益的驱使外还有什么更让人可信的解释呢？其实有许多毛左分子也是不大相信毛泽东的那一套，吹捧他只不过是一种借用，即借那个时代所谓的社会“公平”来映衬、批判现实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这对广大民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因为在他们眼中，那个时代大家几乎都一样，家徒四壁，越穷越革命，心里少了今天这样多的压力；官僚们也不像今天养尊处优，奢华无度，而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倘若遇到“文革”这样“大快人心”的政治运动，大家起来轻而易举地找一个借口，将他们打倒，并且踏上一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现在憎恨贪官污吏的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场景，它无可辩驳地说明今天的官民矛盾已经达到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改变社会是对的，但靠毛泽东及其他的专政理论，那些人显然是选错了对象。
往右拐的人想通过改革政治体制的途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普世价值在这里有很大的市场，世界文明潮流是他们追寻的目标。但是，遗憾的是有人看不清方向，把党内举足轻重的民主派人物的言论视为“作秀”，并称他为“影帝”，显然这是极其错误的。要实现民主政治，途径是什么？难道还要提倡以暴易暴的血腥斗争吗？人类最高的智慧是执着的追求中包含了妥协的精神，在这方面英国人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在高层出现民主派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是时代不幸之中的有幸，特别是在事关国家面临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显得弥为珍贵，向往民主宪政的人们应该对他予以坚决的支持。
四
邓小平为了政治需要，曾要求人们反思“文革”理论与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他浅尝辄止，当自己的政治战略实现之后，就放弃了这种要求。对当时而言，这样做起码有两个有利的因素，一是不必过度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之中，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二是毛泽东与中共政权息息相关，正如今天许多毛左所说的，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但是，邓小平却相信二十年之后可以重新评价毛泽东，他的意思很明确：二十年之后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的一切条件就具备了。
然而，岁月蹉跎，都已经快三十年了，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中国人还犯难，这已经超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预期。首先社会主流媒体有意识地回避这个问题，生怕由此引起什么大乱子来，殊不知中国社会已进入维稳时代。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各种信息的交流前所未有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这就为躲开某些人的围堵而客观评价毛泽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先生在财新网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许多人都认为它比较真实地评价了毛泽东，使人认识到毛泽东确实不是神，而是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有功绩又有暴行的人。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文章很有意义，可以让人了解事实真相。但遗憾的是官方媒体不予转载，而那些冥顽不化的左派们憋足气力，一个个扑上来猛烈地围攻茅于轼 先生。当然，如果是站在理性的立场上进行论争便无可厚非，可喜欢“文革”暴力语言的他们，除了谩骂茅 先生是“老贼”、“汉奸”等之外再也不会有什么值得让人注意的表现了。上海方面已经有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投以举报状，内容是：这篇“文章捏造大量虚构事实的恶劣手段，疯狂诽谤、诬蔑、侮辱已故的中国伟大领导人和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一百零六条（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第一百零五条犯罪）、第一百零七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诽谤罪”，已构成刑事犯罪，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特向所在地公安机关依法举报、并请所在地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及时予以严惩，才能有效维护我国社会安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举报状上有许多人签名，有退休干部、大学教授，也有外企职员、下岗工人等，看上去极为热闹。状子中还有两个附录，其一是说茅 先生的经济学著作是抄袭的，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其二是对毛泽东伟大功绩的评价，指出“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三座大山的压迫统治，被世界各列强帝国强迫签订1100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推翻这三座大山，废除列强帝国强签的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已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就连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教授都客观地评论说：落‘正是毛泽东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才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0%，农业占64%，到1975年工业占72% ，农业占28%）使两弹一星上天，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所以莫里斯•迈斯纳教授斩钉截铁地说：‘毛泽东时代绝非传闻中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几个现代化后起之秀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精彩的语段我们不打算多加评论，只是希望这些毛左们好好读几本民国史，看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什么时候废除的；读一读世界史，特别是战败国日本与德国的历史，看看真正的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通过考察研究的形式去一趟河南信阳或者甘肃通渭了解一下“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饿殍遍野的惨状；找本中国教育史方面的书籍，查查两弹一星元勋是从哪个教育熔炉里爬出来的。顺便对他们提醒一句，希望响应温总理的号召：“独立思考，了解真相”！
今天毛左们的横行，说明当年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评价的方略是弊大于利。评价不仅仅是政治的需要，更是文化的需要。二战结束后，德国为何反省那样深刻，前总理在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墓碑前下跪忏悔呢？这来自于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公正审判。通过这个法庭，把法西斯战犯的种种罪行一一举证，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彰显于天下，给蒙蔽的人们以清晰的认识，从而促成了他们的思考。我们动不动谴责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对他们在亚太地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义愤填膺，原因就是当年的远东国际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不够彻底。如果当年邓小平从民族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力排众议，把毛泽东的档案公之于世，甚至设立特别法庭公正地审判他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恐怕今天就不会有毛左的张狂了。反思，最怕的是不彻底，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到头来只能给人们的思想留下混乱。现在中国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进还是退，是摆在中国人面前必须选择的重大问题。为了民族的未来，希望人们像茅于轼老 先生一样本着一颗良知，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理性地判断未来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来源: 共识网
对武钢警方的最后一战：悬崖勒马！赶紧放人！
作者：秀才江湖
近日，“徐武事件”貌似峰回路转。这位凭一己之力戏剧般“飞跃疯人院”、但至今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共和国公民，在这些天里逐渐成为了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5月5日 ，《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文章，呼吁“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而同日的央视《新闻1+1》节目亦聚焦“徐武事件”，言辞不乏激烈，锋芒指向公民人身权利被肆意侵犯的不堪现实。5月6日下午 ，湖北当地媒体刊发简讯称，该省主要领导就本案作出批示，有关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武钢展开调查。《南方都市报》
公众口诛笔伐，媒体步步紧逼，这些压力丝毫不能影响武汉警方“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至于“有关部门已组成调查组”，根本就不值一提，天知道他们是来调查真相的，还是帮忙掩饰真相的？南都记者觉得“徐武事件”峰回路转，我不以为然，依我看不容乐观。如果这时候警方放人，就是用行动承认自己错关了徐武4年，错关一个正常人4年，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猫腻，随着猫腻的水落石出，一批乌纱帽将轰然落地，有关部门的面子将扫地无余。他们眼里，乌纱帽高于一切，面子至关重要，他们宁可让一个正常人“被精神病”生不如死，也要保住自己的权柄，也要坚持“伟大光荣正确”与“和谐”。
这不仅仅是拯救一个人“脱离牢笼”的事情，这是在号称的“法治”社会我们正常人不该被公权力想抓就抓“被精神病”的正义。在和谐的时代背景下，我认为正规渠道救不出徐武，唯有“剑走偏锋”。带着一个“疯狂”的想法，我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湖州来到广州，见到了从武汉到广州与徐武一路同行的朋友“江一拍”，提出一个大胆的“营救计划”。
我对“江一拍”提议：“我想冒充精神病人家属雇来照顾病人的“保姆”，混进徐武所在的武钢精神科设法营救，即使不能营救得手，也把里面的情况一一偷拍、真实记录，看看“疯人院”是否暗无天日，体验一下“被精神病人”是否生不如死。一旦徐武被救出来，马上安排权威的鉴定机构做一个全面的精神病鉴定，用白纸黑字证明他们的错误。一旦鉴定没病，我们就掌握了所有主动权。公权力再凶猛，我想也不至于敢把一个权威机构鉴定没病的正常人再关进去。上次武汉警方急着“跨省掠人”，就是在和徐武将要精神病鉴定赛跑，上次他们跑赢了。”“江一拍”叹息说：“精神病鉴定谈何容易！上次徐武逃出来后，广州权威的精神病鉴定机构也害怕“河蟹”、不愿意“惹事”。”他否定了我混进“疯人院”的设想，认为操作很难。“河蟹”纵横天下，徐武再次飞越“疯人院”，难啊！
根据徐武多次上访的所作所为，根据“上访者多为精神病”的打击惯例，根据徐武逃出来后到广州一家医院的鉴定结果，徐武“被精神病”已经无疑。不敢让徐武再做鉴定，就是做贼心虚，知道抓他根本就不是因为有病而是知道的太多。武钢警方已经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可是皮厚无动于衷。1945年有人写过《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我也呼吁发起对武钢警方的最后一战，让我们正义的网民铺天盖地讨伐武钢警方：“武钢警方，除了放人，你们别无选择，即使骑虎难下，你们也必须放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承认错误还是好孩子。”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是他们的皮厚坚不可摧，还是我们网民的正义可以排山倒海？精神病医院就是一座监狱，不需要审判。没病乱关人，就是没罪乱抓人，就是非法拘禁、知法犯法。朋友，别以为“被精神病”离你遥不可及，只要公权力肆无忌惮、随心所欲，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随地成为精神病人，因此我呼吁，发起对武钢警方的最后一战，一起喊：赶紧放人！我们今天不为徐武大声抗议，公权力就会得寸进尺、随心所欲，明天就会冒出更多的徐武，明天我们也会成为徐武。
来源：凤凰网
茅于轼：中国[大陆]社会的深刻危机和最可怕现状
编辑剪纸：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茅于轼
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前途还非常不确定。
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产生感谢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响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国家元气伤尽。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
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人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的反省。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决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
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危险。他们是从良知出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
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争史。所以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地。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财富拥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财富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牺牲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励财富的创造，有其必要性。我们吃过大锅饭，结果并不好。当然，财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发生交换，因为交换给人带来好处。而且每一桩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或方便)的创造或改进。如果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不可能双方都得到好处。交换使人类走上富裕之路；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也都靠交换才能实现。人类发明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后，发展的轨迹全变了。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这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慢慢地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体会。
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越用越少，人类必须节约地使用。经济学证明了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所以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制度；离不开交换；离不开价格。一切抛弃市场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极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误导我们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与人平等，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过去靠有特权的人，皇帝，大官。社会平等了谁来治理？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场经济是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十倍。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贫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就是吃大锅饭。这种制度我们试验过，非常不成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几乎崩溃。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提出和谐社会，具体做法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所以中国的前途真是难说得很。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作者：孙立平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来源：人民网
罗庆学：“让领导先飞”中的“领导”是谁？
据人民网北京5月11日电 全国进入立夏节气，各地雨水日渐充沛，国内多条航线因天气原因延误。5月8日下午，海航执飞宁波至北京的两次航班均“被迫”延误，本应后起飞的航班却因一位“重量级领导”的登机而未按“先来后到”的原则提前起飞了。遭遇航班延误的网友愤而将当天经过公布在网络论坛上，称宁波机场让领导先“飞”，直指遭遇“领导特权”。
该网友表示，“由于HU7197次航班的乘客们不断向机场工作人员发难，工作人员终于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正是由于这位‘重量级’旅客，HU7297次航班便拥有了优先起飞权！而当乘客要求将其曝光时，机场工作人员又推脱说查不到！到底什么样的乘客，有这么大的能力呢？在和乘客的解释中，机场工作人员无意中说出，原来这位要客是一位领导！并且还说道，机场工作人员曾一度和他进行沟通，希望他能够换乘HU7197，这样的话，还是遵行着‘先来后到’的原则，可惜的是，领导以‘安全因素’拒绝了……”
看着这条消息，笔者很同情机场的工作人员，他们一方面受到众多乘客们的发难，一方面又劝说不了以“安全因素”为由，急着先走的“重量级领导”。他们受的是“夹板气”！
应当说，工作人员还是做了他们应做的工作，比如协调安排领导的班次，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发班，以免发生航班班次的错位；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位“领导”屁股太大，味道太足，毫不卖账，相信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犯难。一方是“上帝”，一方是“领导”，究竟是听上帝的，还是听领导的？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头痛的问题！群众破坏规则，还有领导大发雷霆，批示严加查办；要是领导带头破坏游戏规则，你群众怎么办呢？
这个事件中的“重量级”领导，无论是为官之道还是个人素质都让人怀疑。报上天天讲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公仆形象荡然无存，一幅“与民争利”，“与民抢飞”，“与民争命”的官员形象活脱脱跃然纸上！
笔者以为，网友们所说的“让领导先飞”，其实是怨愤之词，真正的情况应当是“领导要先飞”，这种说法的改变，是责任主体的转移。前者，我们要追问的是服务者的责任，是唯权力是从的问题，后者，我们要追问的则是领导滥用特权，与民争利的问题！
其实，这样的事情还很多。远一点的如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的大火。令世人震惊的不单是大火吞噬了288名学生和36名老师鲜活的生命，更令世人诧异的是，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竟然向学生们大喊：“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可怜那些很听话的学生们，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在场的26名官员从第一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距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的克拉玛依市官员“奇迹般”地生还了，而大部分最有可能逃生的学生和老师却为了让领导“先走”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近一点的如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女主播李小萌的一条“微博”曾热爆网上，她自称在客机上遇到一名男子，不但霸了其位置，还一脸傲慢，连空中小姐也不敢让他换位，直到抵达杭州机场时才发现此人原是“省长大人”。有网民立即“人肉搜寻”这名傲慢省长，但李小萌不愿透露具体的航班时间和行程，也不透露这名省官的真实身分。
这些事件暴露出来的是什么？是权力的骄纵和傲慢，是官员们在享受特权时的无惧无畏。这些与我们对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
当前，社会仇官仇富现象十分严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与很多官员行政上的不作为乱作为，道德上的缺少修炼，精神上的奢糜坠落以及个人基本素质的低下不无关系。这种行为，不仅仅是破坏的个人形象，更是官员的整体形象，是干部队伍的形象。也正因为这一点，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们应当进行严格地监督，点名批评才对。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李小萌遇到的“占座省长”，还是这次“让领导先飞”中的“重量级领导”，我们都主动为其避讳，这从某种意义上更加纵容了特权的横行。
“让领导先飞”中的“领导”是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需要一定的勇气，但是机场方面有责任回答，因为这不仅仅是对乘客的交待，也是对社会的交待！只有我们整个社会敢于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像这样的“领导”才可能减少，甚至消失！
来源：作者博客
辛亥革命纪念
茅于轼、袁伟时、资中筠等：回首辛亥百年
作者：茅于轼 袁伟时 资中筠 章立凡 杨奎松 王小鲁 周孝正 黄益平 于建嵘
l 革命的背景与余波
l 权力之手掌控的世纪
l “中国模式”幻影
2011年，我们将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从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到今日的中国，历史遵循着怎样的逻辑？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哪些教训应当记取？辛亥百年，将提供一个沉思的契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过去的教科书上，辛亥革命曾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被并称为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它的认识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甚至认为它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历史误会。那么，历史真相如何？真相有可能还原吗？我们还可有怎样的新视角、新见解？
以往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方面。日前，财新传媒与美国亚洲协会邀请了多位中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期立体地了解辛亥百年来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变迁，特别是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腾飞的内在关联。
归根结底，回首来路是为了瞻望前途。
——编者
革命的背景与余波
袁伟时（中山大学 教授）：传统上，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中国没有基层自治，没有法治传统，没有多种权力的互相制约。从17世纪开始，中国历史就是怎么样冲破宗法专制的社会体系，从西方吸取动力，冲破僵化的制度。但是，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自己转化为现代社会。
不要强调中国历史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其最大的特殊就是顽固的天朝心态，认为中国无所不有。
20世纪的中国经济有几个高潮，第一个是清末新政，第二个高潮是辛亥革命以后整个十年，中国工业是以13.8%的幅度增长。一直到1936年以前，经济都是在比较快地发展。1928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到抗日战争以前，很多史学家称之为“黄金十年”。很多人肯定了“黄金十年”，但是没有注意到北洋政府时代。经济增长的秘密在哪里？因为已经有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另外，自从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政府比较薄弱，整个社会是自由化的。最近30年的成就不过是回归历史，不是回归到几千年前的中国历史，而是回归到清末新政期间到北洋政府期间的那样一种状况。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国家该走怎样的发展之路？中国的政治领袖一直没有想清楚，但是，我认为邓小平想清楚了。毛泽东治理中国之后，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不准备学习，而是学了苏联。后来，苏联并不成功，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到底往哪边走。那时候，派了很多人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去，但是，这些国家很失败，不可能带来什么好经验。这个问题到什么时候才解决呢？照我看，就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他把问题看清楚了。邓小平是非常务实的，眼见为实，他认为就是市场制度起基础作用，就是一个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自由交换的制度。
全球经济向着更自由、更平等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成功是全世界成功的一个部分，这样才能比较好地解释“中国奇迹”。不过，中国有其特殊性，有很多因素是外国模仿不了的。比如，我们有“文化大革命”，外国没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浩劫确实给中国的改革创造了很好的起始条件。
袁伟时：近现代历史上有许多响亮的名字，不过，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考察，大部分人物的贡献是不大的。如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他对西方思想了解不够，对中国思想也没有透彻了解。对中国思想界来说，从长远来看，影响最大的是胡适。真正改变了中国历史乃至于对世界整个格局有很大改变的，应该是邓小平。同一切政治家一样，邓小平有其局限，但是，其历史性贡献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走的一个大弯路，就是从1920年代起，受到苏联的影响。高峰是“文革”，都是苏联那一套制度的重演，而且变本加厉，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扭转这个历史格局的是邓小平，他的两次决策，一个是1970年代决定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向西方学习，要引进市场经济好的东西，这个决策不但扭转了中国历史，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转折。第二次是1992年明确决定中国应该采用市场经济，不要纠缠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一条，其实是对1991年苏联崩溃的回应。
章立凡（历史学者）：清末出现了一个“皇族内阁”，主要是以皇族和八旗清贵为主，用现在的话说，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这些人中，很多出过洋，考察过西方政治制度，这些人也不是不想改革，但是，他们冲不破旧有格局，找不到改革的路径。最终，皇族内阁出台了很糟的政策，就是提出国有，导致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清政府完蛋了。
另一种模式，就是像蒋经国这样的，他也是“自己的子弟”，他有政治资源，强力推动了台湾民主体制的建立。所以，“自己的子弟”可能分化，一部分人反正是捞钱就可以了，有一部分人出于对祖业的感情，还希望保住这个政权。一个政权最大的变数就在这些人中间。
最大的危险是这个体制是“逆淘汰体制”，有思想的人往往在进入这个体制之前就被淘汰了，或者进入体制了，却被埋没。
茅于轼：中国的经济奇迹应该是全世界奇迹的一个部分。最近200年，从欧洲，到美洲，再到东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200年里，人口从10亿增加到了70多亿，净增约60亿。平均寿命从26岁增加到68岁。超过了人类奋斗几十万年的总和。这是真正的奇迹。
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通过交换改善了资源配置，创造了财富。自由、平等人的交换必定给双方带来利益。这就是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根本奥秘。
平等自由的交换应该自发地产生。为什么几千年以来没有自由交换，因为人身得不到保护，财产得不到保护，简单说，没有人权，都是专制社会。根本变化是在文艺复兴以后，人权思想逐渐得到发展，首先在欧洲产生了自由市场，所以，欧洲首先富起来。中国的改革是在输入平等自由观念中推进的，尽管不彻底，现在比过去不知道改善了多少！以前杀一个人，领导人一句话就行。现在政府要处决一个人很不容易。当然，与发达国家比还是很容易，但是，抵抗越来越大了。
应该承认，除了上世纪90年代早期有两年经济差不多是倒退的，其他时间是稳定的。另外，中国这么好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政府的功劳。要单纯靠市场力量来形成，可能50年也完不成。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我把60多年来的发展分成两段，就是1949年到1978年是一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是第二段。
第一段，可以这么概括，三个成就和三大重大失误。三个成就是指什么？第一个成就是在基本生存条件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平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需要浓浓记上一笔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没有一个人不在讲平等，倒不是中国人喜欢平等，是因为中国太不平等，所以，它变成中国人首要追求的目标。
第二个成就是国家独立。
第三个成就是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工业基础。
也有三个重大的失误，第一就是在1949年以后，偏离了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目标和理想，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形成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领导人的意志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与十年“文革”，这三次运动，每一次对于中国都是一个重大摧残，都是一次严重的倒退。
第二个重大失误是错误的农村政策导致了长期农村经济停滞和大量农村人口的贫困。农村搞“高级社”以来，发展到人民公社，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一切商品交易的农村政策，还有城乡隔绝的政策，禁止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政策，还有价格“剪刀差”政策，都严重压制了农村发展。
第三个重大失误，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之初，在提高储蓄、提高积累和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越来越暴露无遗，其低效率，特别是由于权力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做出错误决策的时候导致大规模资源的错误配置，发展越来越缓慢，到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地步。
1978年以后，我把它概括为三个重大成就和两个半重大失误。三个重大成就指什么呢？首先，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渐进改革的转轨之路，避免了前苏联的休克疗法那样的经济大衰退。在转轨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多数中国人都从改革中得到了好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个成就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中国才有可能从一个人均年收入200多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上升到现在人均三四千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尽管还只是中低收入水平。
第三个成就就是农村两亿多人脱离了贫困，尽管是低水平的贫困标准，只解决温饱问题。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有很多人没有达到小康水平。
再说两个半重大失误，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没有实现向民主化的转轨。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开始，实际上有两个隐含的目标，就是经济上要转轨，政治体制也要转轨。第一个目标部分实现了，第二个目标没有实现。现在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改革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毛病百出，与市场经济之间有很大的冲突。特别是在一个政府的权力形成，对政府的监督，这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它造成了权力和资本的结合，造成了腐败，造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了重大威胁。
第二个失误是一个认知误区，以为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这没有错，但是，发展不是一切。20世纪，西方主要国家一个很关键的制度变革就是建立了一整套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转移支付体系。这样一套体制解决了市场不能解决的很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所以，能够保证社会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基本和谐。中国在这方面是大大落后了。
近几年，中国政府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比较重视，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距离社会基本需要还差得很远。
中国要想在未来二三十年中，达到或者接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需要四五亿人口转移到城市里来，如果这些人仍然继续当二等公民，没有户口，没有公共福利，不享受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这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
社会保障原有含义其实首先是给弱势群体提供保障，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弱势群体没有得到保障，这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分配的非常严重的不公平，这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我把它叫作“半个重大失误”。我指的是对所谓中国模式的错误认知。中国经济成功并没有什么秘诀，关键是一个“松绑效应”。过去由于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制度，错误的资源配置，受到长期压抑的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在改革期间暴发出来了。但是，许多人觉得中国模式有个根本特点，就是国家可以办很多别人不能办的事情，认为国有经济垄断很多部门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实际是把市场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贡献错误地归功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归功于国家过分的集中经济资源，归功于权力对市场的干预。
由于这些错误的认知，市场化没有完整的推进，某种意义上还出现了倒退。但是，我为什么说它是半个重大失误？最近，国家统计局有一个说法，说并不存在“国进民退”，这个说法跟我们很多人实际感觉到的情况极不一致。到现在为止，我们不清楚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此，我只能先保守一点，把这个失误称为半个重大的失误。
权力之手掌控的世纪
袁伟时：要认真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中共从拥有武装起就要求“把支部建在连上”。特别重要的一个文件是上世纪40年代早期，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这个体制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的时候，后果非常严重，比如“文革”、“反右”，还有“大跃进”。另一方面，一旦中央领导人的观念变了，其在动员和组织力量方面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或者政府没有办法比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就特别快。可以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市场经济”。
茅于轼：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其越来越腐败，国家越来越公司化，甚至用黑社会的手段来追求利润。邓小平时代的部长都是真心诚意为国家做事的人。现在的情况就变化了。我觉得中国不大可能再有过去30年这样顺当的经济发展。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土地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的土地政策，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动员性的实用主义。从“三大”开始，所有的土地改革都是为了获得农民支持，搞革命。
第二阶段，固然是为了发展重工业，但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解放后，在很短时间内，中共迅速改变了原来对农民的承诺，而这种承诺是用理想主义色彩来实行的。
第三个阶段是现实主义时期。将来要怎么走，可能没有很好的目标。但是，可以解决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是最主要的目标。
下一步，中共会选择怎样的土地政策，可能是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今天中国农村土地所谓的“集体所有”，实际上是社会矛盾重要的焦点。假如我们要考察未来的经济发展，农村土地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茅于轼：关于50年代合作化，说那时有公有制理想化色彩固然没错，但是，也有务实的方面。因为理论上讲集体劳动的效率比单干的效率高。但它的问题是，劳动付出和报酬完全脱节了。这是吃“大锅饭”失败的根本原因。
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前景，我的看法是，由于中国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土地的升值空间非常大。农民，特别是郊区农村的农民，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一部分合理的升值回报，其他一部分归社会所有的话，中国土地问题有可能得到较好解决。问题是怎么分配？但是，增加分配的物质条件是有的，因为有巨大的财富增长。
章立凡：如果是出于理想主义，可能“初级社”就可以了。如果按这种模式走下来，可能中国的农村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不幸的是，后来采取了越来越集中的方式。为什么会这么做，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收税容易。
在封建时代，皇权不下乡，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党组织发展到社会每个细胞里面。三年大饥荒的时候，老百姓居然老老实实在家里饿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政府的威权过大，社会得不到自己的发展。还有，中国历史上重农的政策和思想导致在传统上，商人地位很低，所以，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很难形成一种社会契约，很难与统治者展开权利和义务上的交换。
黄益平（北京大学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过去60年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比较大的实验，第一个实验就是前30年搞计划经济，第二个30年搞市场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为了让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方法不太一样。采用计划经济，跟全球经济潮流有关。“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或多或少的计划经济的成分，包括印度、拉美，更不必说苏东集团。共产党动员能力比较强。在五、六十年代，一开始增长是很快的，问题是生产了很多东西，产品质量不好，没有人要，而需要的东西没有人卖。
70年代末，为什么转向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搞不下去了。“文革”后，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吃不饱饭，这样的制度肯定持续不下去。很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范本。这30多年非常成功，原因何在？最主要一条是走市场化道路。
但是，目前问题和矛盾也很突出。经济结构失衡，发展模式有问题，高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跟过去30年市场化的方式有关系。其特征是，产品都市场化了，要素市场基本没有市场化，或者要素市场扭曲很严重。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能源市场，没有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要素的价格，实际是压低所有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其本质含义是在过去30年间，全国老百姓一直在补贴生产者，补贴出口商和投资者，使得经济活动看上去非常繁荣。但是，随之而来是结构失衡的问题，为什么投资一直压不下来？因为投资回报率很高。外国生产厂家愿意到中国来生产，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光劳动力便宜，资本便宜，土地便宜，能源便宜，还不需要完整地补偿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给的所有补偿，一方面推动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很严重。居民的收入相对变得越来越少，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低。
过去30年的做法，实际跟计划经济下统购统销制度有相似之处，就是通过补贴生产者，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有的政府资源全部动员起来搞经济。下一步怎么走？很简单，就是要把市场化的路子走完。不仅包括要素市场化问题，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要改变，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等等。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中国历史上常说“国破山河在”，今天是“国在山河破”。环境分两种，一个是自然生态，一个是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不用说了，还有社会生态，简单说就是信用，无论是从政务诚信、商务诚信还是社会诚信，都出现了大问题。
再有，许多人维护赞美举国体制。如果用来干大好事，这没得说，但是，谁能保证政府完全干好事呢？要干大坏事呢？公民无能为力。30年的成绩明摆着，代价也摆着，重大代价就是欺负农民兄弟姐妹，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简单地说，土地分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但是，集体所有制是假的。改革开放30年，大约有2亿亩的农业用地变成非农业用地，一亩地增值20万元，只有5%到6%归所有者，剩下45%被地方政府拿走，45%被开发商拿走。
有人说房地产的泡沫破不了，我说，中国的泡沫皮厚，不容易破，但是，不破天理不容。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奥巴马总统刚刚上台的时候，要推行医疗改革，美国右派都攻击他，说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左派也说，你看美国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很好，用不着改革。实际上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牵扯到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几种看法，一种是说只要是政府多做一些事情就算社会主义，还有是像瑞典等北欧这些福利国家。还有一种是中国人传统的看法，核心是国有化，加上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已经失败了。我们已经抛弃了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一点，我们一直认为是很好的东西。
我认为国有经济不是真的社会主义，而应该说是“万恶之源”。从历史上看，中国有好几个阶段，民营经济都有相当的发展，就是从晚清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时期，有不少相当繁荣的民营经济有机会发达起来，最后都是被官府打败了，被政治权力压制下去了。1949年以后，干脆把私有经济全部取消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繁荣真正依赖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靠这点放松，这点松绑，就使得民营经济能够有现在这点有限的发展，却创造了中国现在的就业机会，农民工进城，市场繁荣。
但是，现在国营垄断资本仍然掌握着最庞大的经济资源，并且在一个完全不平等的竞争基础上发展，还有最大的特权。我为什么觉得国营经济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呢？因为它不是国营经济，我们号称这是全民所有，实际上真正掌握它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非常有特权的权贵，实际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有人统计，在中国所谓500强的大企业里，所有的民营经济加起来不如两家国有企业的资本，而他们的CEO收入已经赶上美国的CEO收入，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说是全民所有，人民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比如，电为什么定这个价。特权越来越集中，它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
大家讲到了各种各样的中国的严重情况，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个国营垄断，一个卖地经济，是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很重要的因素。由于有了集权，而且这个集权不光是中央集权，每个地方都集权，一个小地方都有它的权力，可以任意剥夺农民和小市民的一点点财产，可以任意破坏环境，任意掠夺资源。现在权力比较分散，各个地方都是一个个小王国，破坏力就更大了。
特权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有了，可能是隐性的。但是，现在的特权就太厉害了。福利应该是给予弱势群体的，现在正好相反，谁有特权谁有福利。在广大老百姓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官员还不断地利用特权扩大住房，却叫做福利分房。有限的医疗资源绝大部分被高官所占有，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这些都是公开、合法的。有的学者称这为“倒福利”，与“社会主义”的本义完全背道而驰。
茅于轼：对普通人来说，永远有强大的吸引力去搞计划经济。为什么大家相信计划经济？人类直觉地认为，市场经济有许多毛病，应该用计划去纠正它。而且，市场经济的道理不是很容易懂的，计划是比较容易懂的。所以，在全世界那么多人搞计划经济，全搞错了，这不是偶然的。到现在，照样有很多人想搞计划，比如，中国房价这么高，似乎是市场造成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当然由市场之外来解决，政府来解决，这恰好是经济学家反对的。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因为市场有毛病才造成的，要有针对性地纠正。
有人举出些数字，说改革开放前夕，国民经济并没有走到“崩溃的边缘”。经济成效应该看GDP，但是，那时是没有GDP统计的，而且价格严重扭曲，也不可能真实地统计出经济绩效，我们只能看人的生活。GDP是最终产品之和，投资应该转化成消费，如果消费没有增加，那证明投资是低效的、错误的。我的估计是，1978年和1950年比较的话，人均GDP大概降了一半。我们搞了很多所谓的工业建设，搞武器，搞重工业，浪费大得不可设想。
我们看人均住房，1950年，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战争，房屋破坏得一塌糊涂，居住条件非常恶劣，但是，解放之后的30年，房子盖得很少，人口从5.3亿增加到9.3亿。人均住房不断降低。住房改革以后，人均住房面积从大约五六平方米增加到25平方米 ，这是有据可查的。
杨奎松（北京大学教授）：很多事情不能离开历史来看问题。如果没有毛时代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搞成。乡镇企业早期的基础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毛时代不是27年或者30年这样一个板块的历史，而是分阶段的。有的阶段经济发展不错，有的阶段经济发展非常糟糕。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降下来了，那跟后来毛的很多政策的导向错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史，不能回避一点，不能因为专制或者集权的制度有非常多的负面效果，就无视它在经济发展上曾起过的作用。如果导向是正确的，就会有力推动经济发展。在世界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在朱镕基搞分税制以前，中央是没有钱的。从税制改革以后，特别是房地产改革以后，中央越来越有钱，现在地方也很有钱，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所有土地资源几乎掌握在政府手里，什么集体土地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最终是国家在支配。说到底，大量拥有土地资源和土地不断增值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赚一笔钱，收税又赚一笔钱。很可能几十年后，又可以重新卖这块土地。
政府得到资源和金钱的条件和途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这些土地之所以变成国有，就是历史造成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所有土地从私人剥夺到政府手里，无偿占有了国家全部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在过去没有发挥作用，是因为过去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没有资本，没有各种各样的交易、流通渠道，土地不能生钱。到房地产市场放开以后，土地突然变成钱，而且不断升值。
“中国模式”幻影
资中筠：现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许多人都过高估计了中国，特别是让媒体一炒，就很容易冲昏头脑。几年以前，有所谓G2的说法，后来改成了“中美共治”。接着，因为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就变成让中国拯救世界了，越来越不靠谱了。何况现在有一个吹牛的资本，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
其实，中国经济总量上是否真的超过日本，我看不见得，因为日本有大量海外投资。中国人口比日本多十倍，人均差得很远。还有经济质量问题，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等等。老实说，我们跟日本差得很远，中国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过高估计中国的成就，就会影响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启动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已经严重落后了。然后，我们需要走向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宪政。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想要改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都是看着西方先进国家，包括日本，先从物质方面，然后从制度方面，然后从价值观、思想方面，一步步走。但是，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发生了问题，梁启超这些人跑到欧洲转了一圈，发现欧洲非常困难，西方世界有很多问题，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转向，觉得西方也不值得学习。这里面就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国粹派，认为还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比较好。恰好这个时候发生了“十月革命”，后来不少人转向了苏联，觉得这是非常新的制度，并加以引进。苏联也派人到中国来推广和建党。
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有点像：因为西方出了问题，不过没有苏联那样的榜样，中国就转向自己了，觉得自己很不错，出现了“国学热”，有的人说在《易经》里发现了博弈论、市场经济。还有一种倾向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觉得原来就非常好。这是基于对现实错误的估计，推断出错误的方向。
袁伟时：不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来看，假如光看一个方面会很危险，比如，如果你光看到腐败那一面，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总的来说，我是乐观的，今后30年，中国还有可能比较稳定、快速地发展。市场经济强大的动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在继续前进。
另外，一系列社会矛盾，其实也是改革极大的压力。多个事例表明，中国政府不断吸取教训，对社会矛盾是采取改革办法来解决的，而不是一味用压制的方式来解决。
大家都担忧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它和国外的权贵资本主义有些不同，它还没有成为很明显、很固定的垄断集团。中国政府是纵容还是想办法处理，也要冷静观察。
第二，对贫富差距也要冷静观察，统计数字有问题。发展的梯度也没有充分考虑。
资中筠：现在许多人觉得中国模式好得很，并借此吹牛。有的媒体也在起劲煽动。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发展不在一个阶段上。要看到中国的后发困境。中国工业化并没有完成，但是等到1978年，再次打开国门，外部世界已经是后工业化时代，马上就是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时代。中国得跳过很多步骤来追赶、接轨，很多问题由此而来。
原本中国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工业化时代的经验，但是，来不及了，就拼命往前赶，再加上原来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说借鉴的话，中国需要再往后看一点西方的经验。欧洲启蒙时代的基本观念，中国还没有完全拿过来。所以，简单说互相借鉴，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这里，我忍不住还要讲一下美国。中国开放改革，向谁开放？向西方开放，最重要的是向美国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出口，实际是美国人的购买力对中国的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中美发生磨擦的时候，国内很多年轻人觉得岂有此理，我们应该跟美国断绝关系。别忘了我们的出口，很大一部分是向美国市场出口的。加入WTO对中国有很大的好处，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中国吃亏的。与此同时，美国也得到好处，这是不容否认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既然有竞争，就会有摩擦，这并不可怕，大家只要真正理性地看到自己的利益，要想办法达到双赢的局面。
我现在最担心的一点，是怕美国把中国拖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就像过去对苏联一样。有一种说法，就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全力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结果把苏联经济拖垮。不论此说是否确切，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原来是有机会带头裁军的，因为你已经没有了劲敌，但是，美国却做了件很不好的事情，进一步扩军，别的国家自然也就会跟上来，这就是带头搞军备竞赛。
我特别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国在经济强大以后，偏离重心而向军备建设倾斜。美国的政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政策会起很大的刺激作用。美国搞军备竞赛的内部动力就是当年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军工集团”。我不希望中国也出现这样的集团。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非常强烈，最容易刺激这种情绪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
章立凡：刚才听各位讲了这么多，似乎中国学者相对悲观，美国朋友对中国这30年的成就比较叹羡。对美国模式的怀疑往往是出现在美国经济出问题的时候，比如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候，计划经济思潮就在国际上兴起，也影响到中国。那个时候，蒋介石比较欣赏德国的统制经济，宋子文比较欣赏苏联式计划经济。当时很多中国企业家，像卢作孚，也主张计划经济的，当然，他并不希望政府直接去干预，直接经营的，他希望在一个大的国家计划框架之下，由企业来发展。我父亲章乃器那时提出要工业立体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计划经济模式，但是，他们觉得，国营经济像母鸡，民营经济像小鸡。
近现代中国有三次国进民退的过程，我们现在又遭遇第四次。
从清末搞铁路、矿山国有，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搞国营为中心，到共和国年代搞对资改造，这三次实际后果都是很不好的。第一次是大清灭亡，第二次是国民政府经济崩溃，政权垮台，第三次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这三次的共同特点就是权力和财富过于集中，要办好事可能办得很好，要办坏事就糟得不能再糟。其中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就是中国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垄断。历代政府都是“治水政府”，从大禹时代就是搞大型水利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五六十年代中国搞的也是这一套。到“文革”结束，确实没有办法按原有的方式统治下去了，所以才要松绑，换个方式。
一般来讲，改革都是被迫的，是在原有方式不能继续统治，下层民众也接受不了这种统治的时候，要么改良，要么革命。如果改良走到前面了，矛盾就可能缓解，但是，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矛盾继续激化，最后就会导致社会革命。这种革命往往是以一种“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呈现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非常大。从我们知识分子来讲，总是希望避免这样巨大的破坏，但是，历史有它的惯性，很多现象是重复出现的。
近代以来，西方工业化、自由贸易的模式对中国农业文明产生冲击以后，中国确实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不完全的。政治家也好，政党也好，还是按原有的方式处理矛盾、行使统治。
30多年来，中国解决了一些问题，到今天，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基本上还是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传统的问题，虽然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不是根本性的。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中国大致上有过三个社会契约，一个是民国成立时候的临时约法，一个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三个是一个不成文的改革开放。现在到了签订第四个社会契约的时候了。社会的矛盾这么尖锐，政府应该拿出一套比较彻底的改革方案来。
来源：《中国改革》2010年第11期
好书推介
编者按：
现存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其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更由于后天的畸形培育和畸形发展，使得这个制度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阻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陷阱。共产主义官僚贵族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不惜以国家强制力量为后盾，干着大量侵犯国民人权、破坏国民幸福和尊严的勾当。官僚贵族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普遍的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面前的严肃主题！
在本书中，张祖桦 先生非常系统的解析了与民主宪政科学有关的系列概念，如“民主”、“法治”、“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宪政”等等。他将“民主”分为“一般民主”、“法治民主”和“宪政民主”三个层次，认为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是人类迄今为止在政体方面的最优选择。
毫无疑问，张祖桦 先生的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维权事业和民主事业是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的。
从本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将分集连载张祖桦 先生的政治学著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我们希望也相信读者诸 君能从这部著作里寻找到一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总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关于中国、关于中华民族的美好憧憬和光荣梦想！
编者：2011年4月15日
上一期我们编选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第一章：“宪政民主概念阐释”，本期我们编选的是该书的第二章：“宪政民主的历史渊源”，请阅读——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作者：张祖桦
第二章 宪政民主的历史渊源
（连载三）
第二章 “宪政民主的历史渊源”的基本架构
l 古代的氏族社会民主制
l 古雅典的民主政治
1. 主权在民
2. 权力制约
3. 法律至上
4. 公民意识
l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l 波里比阿和西塞罗的政治思想
以下是作者《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二章》的正文：
第二章 宪政民主的历史渊源
子曰：温故而知新
——《论语》
宪政民主思想渊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甚至于氏族社会时期。关于古代氏族社会，美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摩尔根曾作了深入研究，并留下了他的传世名著《古代社会》。摩尔根在书中写道：“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然后，顺着政治制度的各种演进形态，下推到政治社会的建立。”
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在氏族社会人类政治观念的发展从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中间经过野蛮时代，最后进入文明时代，表现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为部落的酋长会议，是由各氏族选举的酋长组成的政府。可称之为“一权政府”。所谓的“一权”是指酋长会议。这种政府在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是普遍流行的。
第二阶段的标志是由酋长会议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平行并列的政府，可称之为“两权分立政府”。酋长会议分工执掌内政，最高军事统帅执掌军务。最高军事统帅的职位就是后来的最高行政长官、国王、皇帝和总统等职位的萌芽。这种形式的政府在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组成联盟以后始露头角，到中级野蛮社会才开始确立。
第三阶段是由一个酋长会议、一个人民大会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所组成的政府。可称之为“三权并立政府”。这种政府形式出现于进入高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如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和罗木卢斯时代的意大利部落等。在人民大会出现之后，酋长会议依然存在，但它开始被置于民众的监督、制约之下，在处理最重要的公务时不得不服从一个由人民组成的大会的认可或否决。这个大会并不提出任何措施，它的职能是认可或否决，作出最后的决定。酋长会议从此不再通过重要的公共决议，而变成了一个预先筹商的会议，其权力仅在于提出和制定法案，但这些法案只有通过人民大会才能发生效力。这种政府一直持续到政治社会之形成。例如，在雅典人中，一直维持到酋长会议变成元老院、人民大会变成公民大会时。这两种组织其实正是近代议会、国会或立法机构的两院的前身。
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产生，使得氏族民主制逐步消亡了。
古代的氏族社会民主制是最原始的民主制。已经包含着现代宪政民主的萌芽。氏族社会的政治权力不是脱离社会，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融合于社会之中，要受到社会制约，它须在氏族成员的监督和制约下行使其有限的职权。无论是氏族首领、酋长，部落和联盟的酋长会议，除了执行全体氏族成员的意志外，再没有什么特权了。即使是后来产生了相互并立的三权政府 ，民众也是决定因素，最后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人民享有最后的决定权。当国家产生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国家虽然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开始具有自身的独立意志，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力量。这种强力机关逐渐摆脱人民的控制，成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人文景观。
国家产生以后，政治权力得以逐渐扩张，人民的权利却日渐消蚀。尤其是在各种专制政体的统治之下，人民的权利几乎荡然无存。但是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却创立了足以流传百世的民主共和政制，在世界政治史上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政治遗产。尤其是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对于宪政民主的发源，贡献十分巨大。
据应克复等著的《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记述，雅典民主制有以下基本特征：
主权在民。雅典民主制是城邦民主制，是小国寡民的民主制。享受民主权利的公民不过四、五万人。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写道：“当民主一词出现时，它所指的人民是古希腊城邦中的民，它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小共同体，一个以当场决定方式工作的集体决策机构。”“明显的一个因素是量的或规模的因素。据修昔底德说，聚集在人民大会中的雅典人最多为5000人，一般是在于2000人到3000人之间。”这是使雅典民主制具有直接民主形式的一个基本原因。然而，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还不能说明某种民主的本质。主权在民，才揭示了雅典民主制的本质。伯里克利在著名的《丧礼上的演说词》中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国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体现主权在民这一特征，在国家权力结构上是，（1）公民大会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2）全体公民皆可参与的法院与公民大会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
年满20岁的雅典公民集体构成“公民大会”，一年中定期举行40次会议。由议事会召集，举行特别会议，对议事会提交的议案作出通过、修正或否定的决定 。国家的法令、政策和一切重大问题，诸如宣战、媾和、结盟、征收直接税等，都要由公民大会批准。“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其实际作用是雅典的真正重要的统治机构。各种议案，皆由它提出，公民大会作出决定后，又由它去执行。它不但是立法机构，还是政府的中央行政机构，具有巨大的多方面的权力。外国使节只有通过它才能接近人民，各级官员大都接受它的管辖。它可以监禁公民，甚至判处他们死刑；它又可以作为一个法院，对犯人进行审判。它有全权管理财政、处理公共财产和征税。雅典的舰队及其武器直接由它控制。议事会不过是执行公民大会意志的从属机构。最瞩目的重要官员——10司令官由大会直接选举，并可连选连任。他们不只是军事长官，在内政外交上负有重要权力，其地位犹如现代政府的总理或首相。但是，他们的权力必须得到公民大会的同意和支持，否则，就会立即被赶下台。
公民具有对官员和法律的实际控制权，他们通过法院实现这一权力，法院是属于全体公民的。雅典法院所具有的地位与现代法院有很大不同。他们除了在对民事或刑事案件作出司法判决外，还享有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法院的成员（或称陪审员），是由各区提名的。任何年满30岁的雅典公民都可以被挑选出来担任这项职务。总共有6千名陪审员，每年由选举产生，然后经抽签分配到各个法院行使职权。每个法院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通常都有500人以上。他们既是审判员，又是陪审员。审理案件中，首先对诉讼各方提出的案件就罪与非罪进行表决，如断定有罪，然后就确定量刑进行表决。法院作出的决定是最后决定。因为雅典法院的理论是：法院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和作出决定。它同公民大会一样，两者都直接代表人民。
体现“主权在民”这一特征的，还表现为雅典公民“轮番为政”。雅典政治向全体公民开放。官职不再受财富和门第的限制。
权力制约。雅典的民主制实行严格的权力制约。这种权力制约并不是现代国家的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而主要是城邦的公民集体对官吏的监督和制约。如前所述，议事会这一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受到公民大会制约；同时，后者也受到前者的制约。此外，议事会还受到法院的制约。《雅典政制》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议事会认定一个名叫吕锡马库斯的人犯有死罪，并把他交付给行刑吏准备执行；在他正坐着等死的时候，来自阿罗珀刻村的优美里德斯救了他。优美里德斯依据法律提出，公民未经陪审法庭判决不得处死。到了陪审法庭举行审理的时候，吕锡马库斯被判处罪名不成立，得以免罪，于是他得到了“鼓槌下人”（即免于刑杖之人）的绰号。人民因而剥夺了议事会判处死刑、监禁和罚金的权力，订出法律，凡议事会所通过的罪和罚的判决案必须由法官送交陪审法庭，而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权力。对官吏的审判，一般由议事会来进行，但议事会的审判不是最后的，还可以向陪审法庭上诉。议事会还审查将于次年任职的职员资格以及9执政官的资格。本来，议事会如认为他们不合格，有加以拒绝的最高权力，后来，这种终审权归到陪审法庭了。总之，议事会这一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的权力机构，受到公民大会、也受到由人民直接广泛参与的法庭的制约。
法院还对官员和法律进行控制。所有通过抽签选举和举手选举的雅典官吏，在任职前，其资格皆须先经审查；其次，一个官员在任期结束时，可以责成他对其所作所为做一次检查，这种检查也是向法院做的。第三，每一个官员任期结束时，还要专门查对他的帐目和检查他经手的公款。法院的控制并非只限于官员，法院还控制法律本身。它不仅能审判一个人，而且能审查一项法律，因而使它具有了一定的立法权。这样，“议事会”或“公民大会”的一项决议可能受到来自法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令状的攻击，以至于断定该项决议违反宪法。这可以看作今日之违宪审查制的前身。
法律至上。雅典政制严格实行法治，禁止人治。正如伯里克利所说：“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精神深使我们心服。”
雅典人视宪法为最高法律，神圣不可侵犯。从梭伦开始的每一次改革，无不以修改宪法为启动，接下来便以执行和捍卫宪法为基本职责。享受有极大权力的法院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审查某项法律是否违宪。包括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若有违宪，法院都可以宣布予以撤销。公民则享有“不法申诉”权，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对某项法令提出认为违反宪法的控诉，在法院审理这一控诉时，该项法令便暂停实行；如果法院对该法令作出否定性的裁决，该法令便予以撤销。
法律至上，表现为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员必须秉公执法，不图私利，不徇私情，一旦触犯法律，便要受到惩处。包括10将军这样的高级官员，也不能例外。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许多最显赫的政治家、军事家因触犯法律或遭流放（如阿里斯特伊德斯、特米斯托克列斯、客蒙等），或被罚款（如米尔提阿德斯、伯里克利），或被处死（如公元前406年阿尔基努萨伊海战后无辜而被判罪的一批将军，其中包括伯里克利的儿子）。
公民意识。雅典城邦民主制以它的辉煌成就揭开了人类宪政民主史上的光辉一页。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一制度的背后还存在着相应的政治观念与政治文化，它与宪政民主制度相辅相成，伴随发展，是雅典民主发展成就的一个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制度本身。由于任用官职不再受财产和门第的限制，人人皆可以为政，贵族和平民的对立状态终于消逝了，统一的公民集体形成了。关心雅典，参与政治，轮番理政，是雅典人心目中神圣的事。城邦至上，政治为本，成为雅典人的共识。著名的梭伦改革就提倡每个公民关心政治。梭伦曾主持制定了一种特别法律，规定任何人当发生内争之时若袖手旁观，不加入任何一方者，将丧失公民权力，不再成为国家的一分子。公民称号和公民权，对于雅典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只拥有巨额财富或出身于名门家世，而不能享有公民权，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人是一个政治动物”，这句名言正是个人与城邦一体化的生动写照。这种价值观念是雅典经济发展和民主繁荣的深层原因。
古希腊以雅典城邦民主制为代表的宪政民主实践，孕育和催生了哲人巨匠和古代的政治哲学，其中尤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最为卓著，他们对后世影响至深。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70年，逝于公元前399年（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是古希腊道德主义或理性派的领袖人物，其学生为数众多，柏拉图就是其中之一。他和中国的孔子一样“述而不作”，所以没有遗著留给后人。但是他的学生却将他的诸多言论记下来，柏拉图的著作中就记载了大量苏格拉底与他人的精彩对话。从后人的记述来看，苏格拉底认为正义与公道的基本原则是可以被发现的，人是社会动物，国家是适应人类的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法律如果以知识为基础，一定会符合普遍的理性。他本人反对当时存在的散漫的民主政治，认为这有害于社会生活，主张加强政治教育，培养公民意识。他尤其反对那种主张绝对平等的民主政治和官员由抽笺方式产生的规则，他主张贤能在位，实行由知识分子治理国家的贵族政治。尽管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有不少批评意见，但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对民主制的挚爱，他在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度过了一生，在战争中为雅典而战，至死服从雅典的法律。当然，民主制并非没有弊病，因此是苏格拉底对民主制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和富有远见的。苏格拉底关于政治的论述尽管是分散的、不系统的，但是说他开启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先河却是当之无愧的。苏格拉底通过学生柏拉图、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地影响。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逝于公元前347年。他与老师不同，一生写了大量著作，流传于世的，有35篇对话和13篇信札。对这些著作是否都是他写的，至今仍有争议。但一般都承认《理想国》、《政治家》和《法律篇》是他的主要代表作。这三本书都谈到政治问题，并且对政治哲学有很多论述；尤其是他的《理想国》一书，更被公认为政治哲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作品都是以苏格拉底谈话的形式写的，这样做的含义有二：一是表示自己继承苏格拉底捍卫真理、崇尚哲学、视死如归的精神；二是由于苏格拉底毕生未著一字，以此来纪念他，使他的思想发扬光大。根据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认为有五种政体：（1）王国或贵族制，由最优秀的人或人们进行统治，追求的是善或美德，此为正义城邦的政体；（2）荣誉至上的政体，统治者是热爱荣誉的人或志在优胜的人；（3）寡头政体或最重财富的富人的统治；（4）民主政体，最重自由的自由人的统治；（5）僭主制，最不正义的人的统治，坚持的是彻底的、聒不知耻的不正义。这种对政体类型的划分在今天看来，是很成问题的。但它确实是历史上最早的有关政体类型的理论。当然，其中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今天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正义占据着最高的地位。正义不仅代表着各种人之间和各阶级间的和谐关系，而且各具有充足的理智，各自接受其最适当的安排。就是那些种田的农民和做工的工人，如果能够了解普遍的正义，则在其生活的岗位中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他认为，正义是国家的健康状态，不公道则是国家的病态。鉴于雅典民主制存在的弊病、特别是其令人无法原谅地处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并不赞成实行民主制。他的“理想国”是实行少数贤德才智之士当权的贵族政制；国王应该由哲学家来担任，只有聪明正直的哲学家才有资格作国王。他的这种观点有点像今天的精英民主理论，即应由少数精英人士实行民主，而不是由大多数民众实施统治。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设计了一幅诱人的空想共产主义蓝图。他反对财产私有制，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主张共妻制及儿童公育。他认为一夫一妻制实际上不但是不折不扣的私有财产制，而且必然引起贪污、冲突和忌妒；
因此统治阶级必须废除一夫一妻制和私有财产制，应该让全体公民住进公共宿舍，大家都在公共食堂就餐，并实行按需分配。不知道中共的领导人是否读过他的书，但是在中共执政后的二十世纪50—70年代实行过的人民公社制度和财产公有制度上面倒是能依稀看到《理想国》的影子。柏拉图把民主体制下的公民分成三类人：一类为“懒惰而浪费之徒”，实际为爱闹事者、不安分守己和不务正业的动乱分子，他们是社会中的雄蜂，他们的领袖为“带刺的雄蜂”。第二类是公民中遵纪守法和克勤克俭的人，只有具有这种品性的人才在追求财富中发展成为城邦中的大富人。他们因此也就成了雄蜂所需蜜汁的供应者。他给民主制城邦的富人下的定义就是“所谓富人者，乃雄蜂之供养者也。”第三类是平民，他们人数最多，拥有少量产业、自食其力，但政治不积极，公共活动经常缺席，但能从雄蜂掠夺的蜜汁里分得一杯羹，因而把雄蜂视为自己的代言人。被掠夺的第二类人不得不在公民大会或公民法庭上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被扣上寡头派的帽子，直到成为真正的寡头派。两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担心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平民于是推出一个领袖，做他们的保护人，赋予他很大的权威；最终使他变成一只嗜血成性的豺狼，成为独裁的僭主。柏拉图的分析和推理是以雅典城邦的实际案例为依据的。但是，正如现代的评论者所说的，他所赖以归纳和演绎的前提并不是可靠的，如僭主政治并非必然发生在民主政治之后，早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就已经广泛出现过；所以柏拉图对民主的看法是存在主观偏见的。他在晚年的著作《政治家》一书中，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对民主的看法，主张对所有政体都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在《法律论》一书中，柏拉图承认人类是有缺点的，是不完美的，在不完美的人类社会要想建立理想的政府是不可能的，所以用法律来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与行为，是必要的。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也还是有其合理成份的。任何一种政制，如果不能受到有效制约的话，都会长出坚涩的苦果。
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逝于公元前322年。他的许多思想源自他的老师柏拉图，例如他所创立的平衡政体学说就直接起源于柏拉图。但是他一直奉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念，使得他的思想在总体上大大超越了老师。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为博学多识的学者，他对于论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数学以及自然科学，都有重大的贡献。他认为“人是政治动物”，由于其固有的天性，人必然要过政治的生活。他在政治学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政治学》和《雅典政制》，在我国国内早有译本。在对国家政体的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舍弃了他老师柏拉图的方法，开辟了一条通过广泛调查，以现实城邦的实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周密地分析、比较和归纳的方法，总结出自己的一整套政治学说。柏拉图采用的主要是抽象和演绎的方法，并以此构筑了他的理想国，提供给后人的是想象中的理想国家。而亚里士多德则是通过对150多个城邦的政治制度的考察后，提出并回答了现实中能够实现的理想国家是什么。民主政体研究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学》一书中占有大量篇幅，《雅典政制》则是以民主制为主要研究对象。他对民主政体的研究是在同其它政体的比较中进行的。他根据城邦治权的最高执行者人数及其施政宗旨的标准，将政体分为两类六种。一类是“正宗政体”；另一类是形态上与之对应的“变态政体”。两者的区别在于正宗政体以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为依归，变态政体则只维护部分公民的利益。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各包含三种基本形式：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属于正宗政体；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政体属于变态政体；每一类的三种基本形式之间都有对应关系。其中的民主制是共和制的变态。亚里士多德先后给民主政体下过不少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主政体’一词的准确解释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是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自由”、“贫穷”和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自由的小生产者占据优势，这就提出了区别民主政体与其他所有政体的质的规定性。他还归纳出古代民主政体的共同特征，一切民主政体都把它们所遵循的正义原则理解为权利的一律平等，这种平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切重大事务都须交给公民大会审议并裁决；抽签选任公人员；实行有限任期制、众多公职人员制和津贴制；制定对民主有威胁的贵族显要进行放逐的法律。对于每一种特征，亚里士多德还根据各邦的具体情况做了细致地分析。比如公民大会绝对治权便在希腊各邦有多种表现形式，或全体公民分时轮番集合议事；或公民大会把部分事务处理权交付行政司法部门，但这些部门的人员由公民大会选举或抽签选举产生，公民都有任职机会；或公民大会议决一切事务，行政人员只有对政事事先研究并提出意见的权力，没有裁决权等等。他在对三种变态政体的性能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民主制是变态政体中“最可容忍的”一种。他将民主政体具体分成五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最严格遵守平等原则的类型。法律规定的公民平等表现为穷人不占富人便宜，两者处于同样的地位，每一方都不是其它方的支配者，治权在数量上均衡地分配于全体公民，自由平等在其中得到了实现。第二种是制度中规定了担任公职的财产资格，无财产者就无权担任公职，这种类型的依据主要是财产量的多少，由于它所要求的财产数额很小，所以也属民主制。第三种是对担任公职人员的出身（族裔）予以规定，不合格者无权受职。这种类型的民主政体完全实行法治。第四种不依出身（双亲是否系公民）为担任公职条件，也实行依法治国。第五种为极端民主制。由平民蛊惑家推波助澜而生，凡公民不问出身均有担任公职的权利，政事的最高决断不依法律而依民众的意志，民众成为集体的君主，同个人专制没有多大区别。因此这是民主政体中最恶劣的一种，甚至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政体，因为凡不能依法行事的政体就不是真正的政体。因此，在他的价值排序上，极端民主制成为仅次于僭主制和极端寡头政体的最恶劣的政体之一。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挥了柏拉图中和君主制与民主制而成的混合政体思想，认为多种政体要素可以揉合到一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混合政体则是较为优良的政体。他断言：“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混合多种政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事理的。”他还身体力行地把混合政体理论运用于实际（就象我国春秋战时期的孔子、墨子力图把自己创立的学说贡献给列国一样），开辟了在现实中寻求切实可行的混合政体的途径。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希腊城邦盛行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他在考察了希腊城邦的158个政体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他认为：民主政体是多数穷人掌权的政体；寡头政体是少数富人掌权的政体，这两者各偏一端，因而都存在一定的弊病。只有把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混合起来，构成兼顾贫富两方面因素的共和政体，才能长治久安。他一再说道：“共和政体的本旨只是混合贫富，兼顾资产者和自由出身和人们而已”。民主政体中的平民多数及其集体智慧和寡头政体中的少数富贵的个人才智，既不能相互排斥，也不能有所偏废，应当结合起来。在优良的政体中应当允许两种因素并存，并保持均势，才能求得稳定。亚里士多德主张建立的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其主要特征如下：1. 最高治权属于公民团体，而执掌最高治权的公民团体既人数众多，又富于资产；2. 公民权的获得取决于财产资格，所规定的限额原则上应使“一邦大多数的人户都尽够合乎这一资格而可以取得政治权利，被这项资格所限制而摒弃于公民团体以外者则仅属少数”；3. 实行多数人的统治，推崇集体智慧，平民多数享有议事和审判的职权；4. 奉行比例平等制，以才德为担任公职的依据，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担任公职一律有任期限制。由此可见，他所主张的共和政体具有较多的民主内容，明显偏向于民主政体。因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温和的共和政体或民主的共和政体。
柏拉图主张贤能政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坚信最聪明的统治者的知识，也决不会比普通的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法则更好。因此他是最早主张实行宪政制度和“法治”的人之一。亚里面士多德承认法律是一般的规则，不一定能够因地制宜以适应人们的特殊需要；但是法律所具有的一致性或一般性正是公平的基础。为了防止统治者依照自己的欲望、野心、私心而为所欲为，必须实行宪政和法治，对统治者拥有的权力加以制约。这种“法律至上”的信念和“宪政制度”的主张，可以说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古罗马时期的波里比阿和西塞罗，则在亚里士多德平衡政体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分权与制衡的思想。
波里比阿是公元前2世纪希腊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四十卷《罗马史》的作者。在他撰写《罗马史》时，罗马共和国正处于全盛时期。因此，他在《罗马史》一书中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在各种国家事业中，政制形式是兴衰成败的最有力的动因。”（《罗马史》第6卷）波里比阿把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三种，并把每一种政体又分为纯粹的和腐败的两种。他认为，每一种政体形式内部都有腐败因素，其存在和发展是一种政体衰落并为另一种政体所取代的内在原因。为了防止腐败、确保稳定，必须把君主、贵族、民主三种政体中所包含的长处集中起来，组成一个保持均衡的混合政体。这显然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可贵的是，波里比阿在分析罗马政体中提出了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的思想。他认为：罗马政体的优点还在于，国家的三种权力机关不是各自独立、毫无联系，而是在分权基础上互相牵制，从而使政体保持平衡。他的这一思想超越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开创了西方分权学说的先河，为以后提出分权制衡的理论奠定了基石。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一生反复无常、几经变化。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历史贡献和地位是得到世人公认的。西塞罗生活在共和国民主制向帝制过渡时期，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也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期的印迹。他一方面坚持共和制；然而当贵族共和制行将解体的时候，他又转而主张 君主制。尽管他曾严厉地抨击民主制，但是主张共和制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所以在宪政民主思想史中，他仍占有一席之地。西塞罗给国家下了一个定义：“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西塞罗：《论共和国》）他还给人民下了一个定义：“人民并非是人们随意组成的群体，而是由许多人一致同意尊奉正义所结成的集合体，是为互利而彼此合作的共同体。”按照西塞罗的共和国定义，其公共权力属于人民即公民集体，而人民公正与合法地行使权力才真正体现正义，且须以谋求公益为目的，也就是说正义和公益是共和国的本质特性，离开了这两个要素，共和国就不成其为共和国。与波里比阿一样，西塞罗认为 君主、贵族、民主三种政体都有积极因素，也都有趋于腐败的因素，因而理想的政体应该是一种均衡的政体。不过西塞罗的共和政体理论在一些方面已经比波里比阿有所发展。比如在分权制衡思想方面，波里比阿只是提出了一些描述性的观点，而西塞罗却设计了具体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在元老院、执政官和平民大会三种权力之间，在立法、行政、司法、监察机关之间都应存在严格的制约关系，彼此相互牵制，保持一种平衡状态。由于他的贵族化政治倾向，使他设计的方案的立足点在元老院。但权力制衡、特别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是其共和国理论的基本特点当无疑义。撇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应该看到西塞罗的限制行政权力和权力制衡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同时，西塞罗非常推崇法律和法治。他认为法律是根据正义的原则制定的，是永恒的、普遍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最高行为准则。他说：“法律是最高理性，从自然产生出来的，指导应当做的事，禁止不应当做的事。”法律统辖权力，全体公民、包括执政官，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西塞罗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上述理论，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堪称是宪政学说的古代先驱。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还有许多人，如象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政治家伯里克利、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他们的思想、理论和业绩，将永垂史册。后人将从他们的思想理论中了解宪政民主的历史渊源，并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养分，获得宝贵的智慧和启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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