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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黨國遺忘的三罷——省港大罷工100周年 （區龍宇）
文章来源：追光者
作者：區龍宇
經過了一九抗爭，中共取消香自治權，香港人經歷了淪陷或者大流散。這種時刻，卻往往也是人們回望歷史之時。2025-26年，是省港大罷工100周年紀念——之所以橫跨兩年，因為它罷了16個月的工，要到今年10月才算100周年完結。所謂省，是指廣東省/廣州。那時候，很多香港打工人，來自廣州及周邊地區。25萬人發起總罷工後，香港癱瘓了。工人也連群結隊回廣州。幾代香港人都熟悉的「行路返廣州」、「三罷」等名詞，都與省港大罷工很有淵源。
省港大罷工發生於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之間，長達16個月，時長之久曾經世界居首。這次大罷工發生期間，正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時期。沒有這次罷工，國民黨在廣州的政府就很難立足，共產黨及剛成立的總工會也很難那麽快擴大其工運基礎——他們當時在香港只有幾十個黨員。然而，在2025-26年的今天，共產黨沒有，連它的全國總工會也沒有紀念省港大罷工（總工會成立與大罷工同年，且直接相關）。2025年4月28日，中央慶祝全總成立，省港大罷工紀念卻隻字不提。更稀奇的是，去年6月22日，余衡方在明報報道，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在該年1月原擬在6月紀念省港大罷工暨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100周年，還徵集論文。最後全部無疾而終。作者問：「這場『沉重打擊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統治』的『壯舉』，內地竟然沒有大張旗鼓的紀念活動嗎？」更為諷刺的是，1926年也恰好是英國總工會舉行第一次總罷工。英國國體與中國不同，很難想象政府會去紀念甚麽總罷工。但這一年，英國工會界、社運界、學界都有大大小小許多紀念和研討會。中共政府呢，卻鴉雀無聲。
只有香港工聯會比較認真紀念。但它要紀念的，又是甚麽？工聯會去年6月21日舉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紀念大會，出席者包括香港官員、大陸及香港的工會代表等共500人。會長吳秋北强調「100年前，在國家蒙辱…的危難關頭，上海『五卅慘案』的槍聲，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帝怒潮。…省港大罷工不僅是一場的工人運動，更是一場偉大的反帝愛國鬥爭」。在這篇不長的報道裏，「愛國」兩字共出現了25次。
這次紀念前九年，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連同一些學者及工會界，已經開過一次「省港大罷工九十周年研討會」，兩年後還出版了論文集。工聯會文膽周奕在會上做了報告，後來也寫了兩篇文章，重點也放在「省港大罷工是愛國運動」上面。其實呢，歷史真相是，大罷工既是反帝愛國運動，也是民主運動。兩者不可偏廢。因為當時罷工委員會提出的六大訴求中，就有四項民主與自由要求——要求普選、各種政治自由（包括罷工自由）、無論華人西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參看余衡方上文）。
周奕在第一篇文章還說，省港大罷工「是一場沒有經濟訴求的反帝反殖的政治性大罷工。」[1] 那就有點笑話了。余文就列出了其餘兩項經濟要求：
制定勞動法、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制、廢除包工制、强制實施勞動保險等；
取消原有租屋條例，減租二成；[2]
香港工聯會雖有紀念，其會長及文膽卻把「民主自由」和「分配正義」開除出「運動意義」，只剩下「愛國」兩字。為甚麽呢？無他，何必惹火上身呢？試想，如果會長如實報告，如果有大膽工人出來質問：「我們到今天，不要說八小時工作制，連工時上限也沒有，更加沒有普選權！一百年過去了，你中國政府收回香港都快卅年了，這些起碼政治和經濟權利都不見蹤影！還債呀唔該！」會長如何回答？
在對待打工族方面，今日共產黨，或許勝過列强幾毫厘吧。所以呢，還是乾脆不紀念更好吧。香港呢，可能為了安撫港共群眾，所以不得不去紀念？但亦不得不為之做閹割手術，讓人以為大罷工只關愛國。所以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省港大罷工也是愛國運動。在愛了25次之後，「愛國」早就置換為愛黨了。且看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劉蜀永教授怎樣理論聯繫實際吧！他說：「西方國家仍在打壓中國，因此紀念這場大罷工具有現實意義。」「我們要弘揚前輩不畏強權、敢於鬥爭的愛國精神，讓香港更繁榮、讓祖國更強大。」經過2020至今的大鎮壓，大家都懂得「敢於鬥爭」是甚麽意思吧。所以，這種紀念不過是拿連場勞工民主運動來為自己的專制獨裁墊底。
省港大罷工當然也有反殖愛國成份。大罷工的另一類要求就是廢除租界（注2）。1925年5月30日，上海日資綿厰工人罷工，日本大班開槍打死工人領袖顧正紅，引爆全國罷工，包括香港。再在6月19日，英國巡捕在上海租界先打死十幾人，繼而又乘罷工工人回粵（工人罷工就斷糧，只能回鄉），在廣東沙面掃射，打死59人。兩場屠殺觸發罷工，再變成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工人甚至自行組織巡邏隊和法庭，從廣州封鎖香港16個月，完全癱瘓香港（因其糧食與日用品仰賴廣州）。
但100年前華工之「愛國」，是愛那個軍閥橫行的「中華民國」嗎？反帝，只為趕走列强再迎來一位中國皇帝嗎？當然不是。罷工者所愛的，首先出自「愛護自己河山和家園」的樸素感情，第二呢，是追求未來理想的共和民主中國，而不是愛那個假民國。所以當時國共兩黨（都是成立不久）[3]，順應民意而起，才有1923-25年間的國民會議運動，謀求全民制憲。人民是主體，不是「被領導的客體」。當時廣州工運也積極參與。所以這次運動首先是民主運動，謀求的是人民主權，外抗强權，内除國賊。在華人世界，100年來至少有四場巨大的民主運動：1925-27年的民主大革命、八九民運、台灣在八十年代末開始的政治自由化，以及香港一九抗爭運動。雖然在中國大陸，民主前途無比艱巨，但至少我們還可以讀史，辨史，知天知地，明辨是非，從吸取反抗歷史的文化資源中鍛煉自己。
作者：區龍宇
工運研究者
2026年8月15日
[1] 《省港大罷工對工會組織的影響》，載《粵港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周年回顧論文集》，周奕、伍錫康、梁寳霖、梁寳龍編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出版，2017年5月，85頁。
[2] 按《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三卷，這項要求是「減租二成五」。另外，其所列要求，也比余文多了一個總項、「廢除不平等條約」共17條。《中國工人運動史》，主編劉明逵、唐玉良，第三卷，220頁。
[3] 此處之國民黨，意指孫中山在1919年改組的那個國民黨，不是1912年成立的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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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香港已死」論引建制陣營群起反駁 前立法會議員：羅奇「超然地位」發言有「說服力」
追光者報道
2026 年 8 月 6 日
美國經濟學家、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自上周發文評論「舊香港確已終結」後，一度引來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不點名反駁，羅奇再撰文回應；踏入本周，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以及多名立法會議員亦接力加入反駁。前立法會議員分析，羅奇作為曾在香港工作的「金融界大佬」以及前「中國大好友」，他的言論在國際金融界舉足輕重，自然引起建制陣營的高調反駁。
羅奇於周日（2日）在其網誌回應黃偉綸與其他反駁言論，他強調自己上一篇文章重點不是爭論香港經濟表現，而是香港的特色正遭受衝擊（the character of Hong Kong is now under assault）；他進一步指出，香港表面上沒有變化，高級餐廳與港鐵的高效運作仍然一切如常，但外籍人士流失、書店結業、報章停運、異見人士被捕等，都反映香港被迫屈服於北京。
葉劉淑儀稱香港仍然開放 江樂士指《國安法》是香港「救星」
《大公報》及《文匯報》今（6日）引述葉劉淑儀的言論，強調《國安法》是為了制止羅奇所讚揚的「民主派異見人士」以的暴力抗爭，填補「香港在維護國安上存在憲制漏洞」，對絕大多數市民及企業日常生活未受影響，香港的開放性、國際化及全球連結從未減弱，「市民依然目光外向且富有創業精神」；又指香港除了延續國際視野，近年亦正「重新煥發國家認同」，兩者相輔相成，形成香港的「獨特之處」。
江樂士今日亦向《點新聞》表示，羅奇的言論是「故意詆毀香港、博眼球」，強調《國安法》成功結束「動亂」，令「一國兩制」得以存續，是香港的「救星」。
劉兆佳批羅奇老調重彈 行會成員稱香港助中企是「天經地義」
劉兆佳昨（5日）回覆傳媒時，則認為這場爭論是「牛頭與馬嘴之爭」，批評羅奇只是老調重彈地延續西方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誤解，甚至不求甚解，把中國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視為「背信棄義」。他強調，鄧小平早已表明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基地」，但「香港（主權移交初期）一直視國安如無物，共產黨忍了20多年才出手，已是很有耐性」。
另一行會成員林健鋒亦加入反駁，對於羅奇指香港首次公開招股（IPO）成為「中國發行人的主要平台」，他認為「我們應該感到驕傲」，證明香港協助中國企業打入全球市場是「天經地義」，「既是職責也是優勢」，絕無不妥之處。除此以外，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永嘉、經民聯林偉全、民建聯魏明德、招商局嚴剛等商界議員亦先後公開批評羅奇言論。
前立法會議員：以前是「中國大好友」 今唱淡惹反駁
一位從金融界退休十多年的人物評論，為何引起港府官員以至立法會議員群起反駁？單仲偕向本台分析，羅奇雖然已經退下來，但他其過去的履歷令其在國際金融界具有超然地位，因此他的言論在金融界上有一定說服力，自然引起建制陣營的高調反駁。單又指，羅奇在在2000年代到香港出任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時，是中國「大好友」，大力鼓吹西方發展中國市場，但如今卻變成「大淡友」，其觀察自然受到歐美金融界，甚至在港外商的注視。
羅奇在兩年前首次提出「香港玩完論」（Hong Kong is over），有關言論引起國際震撼，當時葉劉淑儀亦有出言反駁，批評羅奇是「典型商人」，「當年在香港有錢賺就說香港好，現在無法來香港賺錢就唱衰香港」，反指「香港有排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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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良勇：《五一六通知》是践踏人权的恐怖动员令
——从现代人权法视角的政治伦理分析
【大纪元2026年07月23日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以下简称“该通知”），官方在历史叙述中将其界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点。长期以来，该通知多被理解为一份中共党内斗争或意识形态路线调整的政策性文本。然而，从二战后确立的国际人权法与法治原则重新审视，该通知通过系统性取消基本人权、刻意制造阶级斗争、宣扬并授权恐怖暴力，最终为阶级清洗提供了完整的政治动员框架。
本文的分析，并不基于意识形态立场之争，而是以最低文明政治标准为评价尺度——即一个政治文件，是否承认“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否遵守法律平等、程序正义与思想自由等不可剥夺的原则。结论是明确的：该通知在文本结构与实际后果上，构成了对这些原则的整体否定，并为大规模政治迫害与社会暴力提供了正当性框架，导致数百万人至两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该区间为多位国内外研究者依据不同材料推算所得之估计范围）。大量幸存者长期承受严重身心创伤，其后果包括广泛发生的自杀与精神疾病。
由于中共长期档案封闭、系统性瞒报和统计中断，关于文革时期因政治迫害导致的精神崩溃、自杀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今仍缺乏完整、可靠的统计数据。然而，大量幸存者证言、地方材料以及国内外研究者的比较分析一致表明，文革期间，由政治运动直接诱发的心理崩溃和自杀现象，在持续时间、覆盖范围和社会渗透程度上均属极为罕见，其严重性在近现代人类社会中呈现出高度异常的特征。
一、《五一六通知》的生成背景及其政治功能
该通知的直接目标，是彻底否定并封杀《二月提纲》。而《二月提纲》本身，源于对《海瑞罢官》及其作者吴晗的政治批判。从历史文本看，《二月提纲》在理论立场上已高度强调对毛泽东思想的拥护，处于当时意识形态允许范围内的极左位置。即便如此，它仍试图在极端政治压力下保留最低限度的学术秩序与政策理性，反对无限上纲上线，将一切矛盾与争议上升为政治因素与阶级斗争等思维方式。
《二月提纲》的彻底失败表明：在高度个人化、不可制约的权力结构中，即便是内部极左但仍保有理性的声音，也不被容许存在。该通知的真正功能，并非纠偏，而是为清除一切潜在制约力量提供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
二、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文本暴力和文革灾难中的核心责任
大量档案材料与研究已证实，《五一六通知》中最偏激、最具暴力性的段落，均由毛泽东本人亲自修改或添加。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敌我关系”的无限扩大；
第二，对法律程序与理性讨论的明确否定；
第三，对群众斗争与暴力手段的公开鼓励。
结合文本结构与文革全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将文革作为高度工具化的政治手段：通过激化阶级斗争、系统性践踏人权，发动全民性质的恐怖动员，在清洗党内异议力量的同时制造社会高压；在高压环境中进一步重组最高权力结构，最终实现个人高度集权。与此同时，通过政治叙事与运动式追责，将此前重大政策灾难的责任集中转嫁给刘少奇等所谓“走资派”，以维护其个人历史形象和理论权威。至于国家和人民遭受多大的痛苦和灾难，根本不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
三、从国际人权法视角看中国文革的必要性
纳粹德国在制定《纽伦堡法案》、实施种族迫害时，国际社会尚未完成对“反人类罪”的系统法律界定；而毛泽东发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纽伦堡原则》已经确立，并成为战后国际刑法与人权法的重要基石。《纽伦堡原则》明确规定：对平民的系统性迫害，无论是否以国内法为名，均构成反人类罪。
《五一六通知》正是在这一国际法背景下，公然否定人格尊严、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与生命权等基本权利，并从根本上冲击现代法治所依赖的平等、程序与权利保障原则。因此，从人权法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不仅合理，而且必要。
四、否认法律平等：以阶级身份和政治立场取代人的权利
《五一六通知》明确否定“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并将其斥为“资产阶级口号”。在此逻辑下，个人是否享有权利，不取决于其作为人的身份，而取决于其被划定的阶级属性与政治立场。
权利由此从“普遍权利”退化为“条件性特权”，只授予被定义为“人民”的群体；而被列为“敌人”的群体，则自动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这一结构性安排，直接否定了现代法治的根基。
五、制度性去人化：为暴力提供道德豁免
《五一六通知》中大量使用“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必须清洗”、“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等语言。这不是情绪化修辞，而是政治去人化的经典技术。当特定群体被持续描述为“非人”或“污染物”，对其施加的羞辱、剥夺乃至杀害，便被从犯罪行为转化为“革命行为”。这种语言——身份——暴力的转换机制，正是群体性迫害得以被“道德豁免”的关键环节。
人权法的一项核心原则是：任何基于群体身份而否认人格尊严的行为，均构成反人类罪。从这一标准看，该通知与纳粹种族立法在结构逻辑上具有高度相似性。
六、取消程序正义：用政治忠诚取代事实与证据
《五一六通知》公开反对“以理服人”，将“讲道理”、“慎重”、“经过批准”等程序性要求视为阻碍革命的行为。这等于宣布：证据、辩护权和正当程序可以被完全放弃。
在这一环境下，指控即定罪，怀疑即罪名，申辩即反抗，程序正义被政治忠诚完全取代。刘少奇案正是这种逻辑的集中体现：无需任何司法审判，仅凭最高权力的政治意志，即可完成对一名国家领导人的人格、权利与生命的彻底剥夺。
七、思想定罪：从行为惩罚到内心清洗
《五一六通知》不仅针对行为，更将思想本身变为清洗对象。所谓“混进党内、政府内、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无任何可核查、可辩护的标准。其结果是：思想成为罪名，沉默成为嫌疑。文革期间普遍存在的抄家与查抄私人日记行为，正是这种思想定罪逻辑的制度化延伸。许多个体甚至仅因私人记录而遭受批斗、监禁、处决或被迫自杀。
八、无限敌人化与恐惧社会的形成
《五一六通知》强调“有些人已被识破，有些人尚未识破”，“他们睡在我们身旁”。这并非安全警示，而是系统性地制造普遍不信任。
在这种结构中，没有任何人是永久安全的。社会成员被迫在“主动揭发以自保”与“随时可能被清洗”之间选择。这正是恐怖政治得以长期运转的心理条件。
九、人伦瓦解：反伦理动员的极端后果
政治动员要求以“党性”压倒“人性”。该通知所引发的政治动员，系统性破坏了以“亲亲相隐”为核心的人类基本伦理结构。文革期间，亲属之间、师生之间相互揭发的现象大量发生。儿女揭发批斗父母，同家庭划清界限，同父母断绝关系，司空见惯。许多父母临终前想见儿女一面也不可能。
最典型的是张红兵举报并要求枪毙其母方忠谋一案，此类现象并非孤例。方忠谋曾在家中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她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并非个别人道德崩坏，而是制度性政治动员的直接产物。当一种社会制度系统性地要求以背叛至亲作为忠诚与正确的证明时，它实际上摧毁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最基本伦理结构。这种对自然亲缘与基本人伦的系统性破坏，已经突破了文明社会的道德下限——在自然状态中，禽兽也不会伤害生养自己的母亲。
十、阶级斗争神话：为无限暴力制造历史必然性
阶层或阶级分化和利益冲突确实是社会现实，但阶级斗争绝非历史主线。人类社会的持续运转和数千年发展，主要依赖合作、分工、制度建设与知识积累，绝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例如，水利建设、公共秩序、技术进步、教育传承，没有任何一项是靠阶级斗争完成的。历史上的战争，很多是皇位之争、种族之争、国家之争等，与阶级斗争并非同一逻辑，且多数情况下并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
将阶级斗争上升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和道德正当性来源，其目的并非解释历史，而是为现实暴力提供不可质疑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当一种历史观在实践中反复产生大规模迫害与反人类结果时，它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必须接受人权与文明标准的根本性否定。
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社会分层的存在，而在于是否允许任何历史观将暴力、清洗和权利剥夺描述为“进步的必经之路”。
结论
综上所述，《五一六通知》不是要搞文化革命，而是要搞反人性恐怖和阶级清洗。它真正做的，是取消平等、否认权利、鼓励告密、放纵暴力。从现代视角看，它在结构上与纳粹的种族灭绝法高度相似：纳粹以“种族”否定人，文革以“阶级”否定人。标签不同，逻辑一致：先去人化，再清洗；先否定权利，再消灭生命。
反思文革，就要明确否定乱世害人的毛泽东思想，也要否定马克思将历史单一化、社会二分化、冲突持续化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凡是以任何群体标签为理由，把一部分人排除在“人之为人”的权利之外，并为此动员国家暴力的思想体系，都不属于理论分歧的范畴，而应被明确判定为反文明思想。警惕和反对把暴力恐怖包装成“历史正义”，这就是我们反思文革的根本立足点。
真正的文明标准只有一个：无论身份、立场或出身，人首先是人。
纽伦堡，2026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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