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嘉隆：中国经济“多重器官衰竭”(下)

台湾知名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新唐人）

【大纪元2026年08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唐伯庸报导）台湾知名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Henry Wu）7月27日在大纪元纽约总部接受专访，从政权存续的底层逻辑切入，剖析中国经济困境的来由与走向。

在上篇访谈中，吴嘉隆（Henry Wu）从政权存续的逻辑，剖析了习近平为何要为改革开放“断代”。接着，他把视线拉回经济本身，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百年难题谈起，一路推演到他最担心的场景——中国经济的“多重器官衰竭”。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百年难题

吴嘉隆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造成一个现象：社会撕裂。贫富差距一旦扩大，社会底层与劳工阶级就会成为社会主义路线的土壤。

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要健康运行，关键在于发展过程中控制差距的恶化、维持均衡成长——把落在后面的人“拉上来、跟上来”，而这并不等于搞社会主义。

他特别提到，这套思路，孙中山早在观察欧洲问题时就已提出，称为“民生主义”，核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避免两极化。吴嘉隆认为，就联合国的相关统计而言，能在高成长之下同时兼顾社会均衡、避免差距恶化的经济体并不多，台湾与日本可算是其中代表。

他进一步以近年的全球化与AI热潮为例：凡是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一方——跨国企业、专业人才——往往是受益者，而无法流动的劳工阶级则相对吃亏，因为他们没办法跟着资本跑到低成本的地方去。这正是资本主义始终没能真正解决的老问题：发展的果实分配不均，社会由此被撕裂。

二、权贵资本主义：新的剥削阶级

反观中共，吴嘉隆认为，它名义上代表社会主义，实际搞市场化发展之后，贫富差距的恶化相当严重。他用一个说法点破核心：权力若没有得到制约与监督，最终就会“扭转”与“收割”。

他形容，共产党在打倒其它剥削阶级之后，自己反而成了新的剥削阶级，回过头来剥削本应是其代表的普通劳动者——这就是外界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

吴嘉隆进一步从创新的角度说明极权体制的局限。他认为，真正的创新往往带有“叛逆”的性质，是对既有架构的挑战，还需要在旁人质疑、看不到结果的阶段顶住压力的勇气。而要保护创新成果，靠的是专利、法治与人权这一整套制度。、

他认为，极权体制缺乏这样的土壤，掠夺创新成果的机制反而会让真正的创新者却步——在缺乏产权保护的环境里，“我创新的成果被你们拿去，你说我还搞什么创新”。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所谓“自主研发”在制度上的先天不足。

三、东南自保：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冲突

针对中共“东南自保”“连省自保”的说法，吴嘉隆提供了两个观察点。第一是财政移转支付：中央还有没有能力向地方输血、支撑地方财政。第二是维稳经费的负担：一旦维稳开支被推给地方承担，地方就可能开始“拥兵自重”，甚至分到部分兵权。

他认为，这两个角度目前都已浮现值得警惕的迹象。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力度前所未见地吃紧，地方已在各寻出路；维稳经费同样面临难以为继的压力，而一旦军队薪饷出现问题，后果更为严重。吴嘉隆还点出一个常被忽略的伏笔：疫情期间大规模核酸检测的费用，多由地方财政而非中央承担，等于把地方的家底大量消耗掉。地方财政被掏空之后，只能向中央“嗷嗷待哺”，中央却拿不出补贴。

他引述近期的说法称，过去支撑中央财政的主要是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如今相继吃紧，中央的财政缺口压力因此格外沉重。这也印证了财政部半年报所显示的、所有省份收不抵支的困局。

四、通缩：中国经济更迫近的威胁

吴嘉隆认为，财政缺口压到最后，北京很可能不得不大量印钞。他以历史作对照：国共内战后期，国民政府滥发货币、大印钞票，最终引爆恶性通膨。

他担心，若中共走到财政的死角，也可能出现类似局面——印钞换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

不过，吴嘉隆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更迫近的威胁其实是另一端——通货紧缩。他强调，通缩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预期心理”：当人们预期物价还会跌，就倾向延后消费，“反正东西还会更便宜，何必现在买”；你不买、我不买、大家都不买，需求便真的不足，企业只好降价，甚至破产，形成恶性循环。

但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人们预期情况会变坏，行为随之改变，结果情况真的变坏”。

中国一旦陷入通缩，走出来所需的时间恐怕更长。因此他认为，宁可承受一定的通胀，也要极力避免通缩。

五、多重器官衰竭：系统性风险的引爆

吴嘉隆用“多重器官衰竭”来形容他最担心的场景——不是单一危机，而是多个危机同时爆发、相互引爆。他指出，光是房地产危机一项就已经难以化解，如今叠加上失业危机、债务危机，债务又会引爆地方财政危机。

更关键的是金融环节。吴嘉隆解释，中国大量资产都被当作向银行贷款的抵押品，一旦这些抵押品“黄掉”（大幅贬值或违约），下一步就是金融危机。

也就是说，房地产、就业、债务、地方财政与金融体系彼此牵连，任何一环失守都可能拖垮其它环节，使经济问题从“放缓”升级为“系统性危机”。

综合来看，吴嘉隆对中国经济短期前景的判断偏于悲观：他认为，中共出于政权安全的考量，难以真正回到让市场主导、让人民致富的道路，而在结构性问题与政策转向交织之下，多重危机同时引爆的风险正在累积。至于北京是否还来得及避免硬着陆，关键或许不在于单一政策，而在于当局是否愿意扭转“让人民依赖政府”这个最根本的体制逻辑——而这，恰恰是他认为北京最难跨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