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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高兟因创作讽刺毛泽东雕塑获刑三年
高兟、高强和他们的作品《下跪忏悔的毛》，2009年摄于北京。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据高兟妻子透露，中国一家法院周二判处这位已移居纽约的著名艺术家三年有期徒刑，理由是他曾在逾15年前创作了涉嫌亵渎毛泽东的雕塑。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裁定高兟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成立，这凸显了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治下日益缩窄的表达空间。
已移居美国的高兟两年前回国探亲时在北京被拘留，他的案件凸显了中国法律体系的不透明性。今年3月，这位70岁的艺术家接受了为期一天的秘密聆讯，其家属和美国外交官被禁止旁听。在周二的聆讯中，他被判有罪并获刑，高的另外两个兄弟获准旁听。
高兟是艺术组合“高氏兄弟”中的哥哥。该组合在21世纪初因对政治敏感话题（如毛泽东发动的为期十年的政治动乱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进行具有讽刺意味和挑衅性的艺术表达而声名鹊起。
三年刑期是高兟可能面临的最高量刑，这意味着在被羁押两年后，他还需在监狱服刑一年。这位艺术家计划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
高兟的弟弟高强现居纽约，曾与他共同创作这些毛泽东雕塑。在宣判前，高强在Facebook上发帖称，无论法院作何判决，“历史最终将对这个更大的问题作出评判：一个艺术家是否会因为通过艺术直面历史而入狱。”
“高兟已经失去了近两年的自由。他应该回家了，”高强补充道。
2024年，高兟在回中国探亲期间于其位于北京郊区的艺术工作室被捕。他的妻子赵雅良试图带着他们身为美国公民的七岁儿子返回美国，但被限制出境。两人一直留在中国，等待高兟获释。据赵女士透露，高兟一直拒绝认罪。
高氏兄弟是在中国相对开放的时期成名的。尽管警方曾关闭过他们的展览，但两人仍能继续创作，并因在躲避当局的同时进行富有创意的古怪行为而闻名。他们曾举办地下艺术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极具挑衅性的雕塑——一座名为《下跪忏悔的毛》的毛泽东下跪忏悔铜像——他们将雕塑的头部单独存放，只有在特别展出时才会拿出来。
据赵女士透露，这件作品是检方指控高兟的证据中涉及的三件作品之一。另外两件包括一个长着乳房和匹诺曹长鼻子的毛泽东雕塑，以及另一件描绘一群长相酷似毛泽东的人举枪准备处决耶稣的作品。
对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批评受到严格控制，其政治遗产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核心。作为推行官方版本历史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已将玷污历史人物名誉或质疑官方叙事的行为定为非法。
高兟是被依据一项在2018年通过的相关诽谤法律起诉的，而这已经是他创作这些毛泽东雕塑多年之后的事情了。记者、脱口秀演员和普通公民都曾被依据同一法律受到过惩罚，但高的案件是该法首次被追溯适用的案例之一。
熟悉该案的人士表示，高兟被控直到2024年还在网上散布这些毛泽东雕塑的图片，包括将其作为一位1980年代移居美国的中国记者所著的毛泽东传记的封面。
非营利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的研究员谢恩·易（音）表示，通过将矛头对准高兟，中国当局借机向海外中国公民发出警告：无论他们身处国外还是回到中国，国家对他们依然拥有管辖权。
他说：“但无论哪种动机占主导：一个人因为他的艺术创作而被关押了两年，而且他的妻子和身为美国公民的幼子在此期间一直被禁止离开中国。”
赵女士说，她的丈夫在狱中受到了惩罚，包括被剥夺食物，被禁止阅读书籍以及接收家人的来信。
尽管如此，高兟仍在继续创作艺术，撕扯白纸制作家人的肖像。在最近给妻子的一封信中，高先生附上了一首诗：“不眠之夜，辗转反侧，记忆如云烟般飘散 / 曾经的屠龙者，如今身陷囹圄，对嘲弄邪恶之事无怨无悔。”
Pei-Lin Wu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郭莉莉(Lily Kuo)是《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记者，常驻台北。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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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黨國遺忘的三罷——省港大罷工100周年 （區龍宇）
文章来源：追光者
作者：區龍宇
經過了一九抗爭，中共取消香自治權，香港人經歷了淪陷或者大流散。這種時刻，卻往往也是人們回望歷史之時。2025-26年，是省港大罷工100周年紀念——之所以橫跨兩年，因為它罷了16個月的工，要到今年10月才算100周年完結。所謂省，是指廣東省/廣州。那時候，很多香港打工人，來自廣州及周邊地區。25萬人發起總罷工後，香港癱瘓了。工人也連群結隊回廣州。幾代香港人都熟悉的「行路返廣州」、「三罷」等名詞，都與省港大罷工很有淵源。
省港大罷工發生於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之間，長達16個月，時長之久曾經世界居首。這次大罷工發生期間，正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時期。沒有這次罷工，國民黨在廣州的政府就很難立足，共產黨及剛成立的總工會也很難那麽快擴大其工運基礎——他們當時在香港只有幾十個黨員。然而，在2025-26年的今天，共產黨沒有，連它的全國總工會也沒有紀念省港大罷工（總工會成立與大罷工同年，且直接相關）。2025年4月28日，中央慶祝全總成立，省港大罷工紀念卻隻字不提。更稀奇的是，去年6月22日，余衡方在明報報道，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在該年1月原擬在6月紀念省港大罷工暨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100周年，還徵集論文。最後全部無疾而終。作者問：「這場『沉重打擊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統治』的『壯舉』，內地竟然沒有大張旗鼓的紀念活動嗎？」更為諷刺的是，1926年也恰好是英國總工會舉行第一次總罷工。英國國體與中國不同，很難想象政府會去紀念甚麽總罷工。但這一年，英國工會界、社運界、學界都有大大小小許多紀念和研討會。中共政府呢，卻鴉雀無聲。
只有香港工聯會比較認真紀念。但它要紀念的，又是甚麽？工聯會去年6月21日舉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紀念大會，出席者包括香港官員、大陸及香港的工會代表等共500人。會長吳秋北强調「100年前，在國家蒙辱…的危難關頭，上海『五卅慘案』的槍聲，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帝怒潮。…省港大罷工不僅是一場的工人運動，更是一場偉大的反帝愛國鬥爭」。在這篇不長的報道裏，「愛國」兩字共出現了25次。
這次紀念前九年，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連同一些學者及工會界，已經開過一次「省港大罷工九十周年研討會」，兩年後還出版了論文集。工聯會文膽周奕在會上做了報告，後來也寫了兩篇文章，重點也放在「省港大罷工是愛國運動」上面。其實呢，歷史真相是，大罷工既是反帝愛國運動，也是民主運動。兩者不可偏廢。因為當時罷工委員會提出的六大訴求中，就有四項民主與自由要求——要求普選、各種政治自由（包括罷工自由）、無論華人西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參看余衡方上文）。
周奕在第一篇文章還說，省港大罷工「是一場沒有經濟訴求的反帝反殖的政治性大罷工。」[1] 那就有點笑話了。余文就列出了其餘兩項經濟要求：
制定勞動法、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制、廢除包工制、强制實施勞動保險等；
取消原有租屋條例，減租二成；[2]
香港工聯會雖有紀念，其會長及文膽卻把「民主自由」和「分配正義」開除出「運動意義」，只剩下「愛國」兩字。為甚麽呢？無他，何必惹火上身呢？試想，如果會長如實報告，如果有大膽工人出來質問：「我們到今天，不要說八小時工作制，連工時上限也沒有，更加沒有普選權！一百年過去了，你中國政府收回香港都快卅年了，這些起碼政治和經濟權利都不見蹤影！還債呀唔該！」會長如何回答？
在對待打工族方面，今日共產黨，或許勝過列强幾毫厘吧。所以呢，還是乾脆不紀念更好吧。香港呢，可能為了安撫港共群眾，所以不得不去紀念？但亦不得不為之做閹割手術，讓人以為大罷工只關愛國。所以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省港大罷工也是愛國運動。在愛了25次之後，「愛國」早就置換為愛黨了。且看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劉蜀永教授怎樣理論聯繫實際吧！他說：「西方國家仍在打壓中國，因此紀念這場大罷工具有現實意義。」「我們要弘揚前輩不畏強權、敢於鬥爭的愛國精神，讓香港更繁榮、讓祖國更強大。」經過2020至今的大鎮壓，大家都懂得「敢於鬥爭」是甚麽意思吧。所以，這種紀念不過是拿連場勞工民主運動來為自己的專制獨裁墊底。
省港大罷工當然也有反殖愛國成份。大罷工的另一類要求就是廢除租界（注2）。1925年5月30日，上海日資綿厰工人罷工，日本大班開槍打死工人領袖顧正紅，引爆全國罷工，包括香港。再在6月19日，英國巡捕在上海租界先打死十幾人，繼而又乘罷工工人回粵（工人罷工就斷糧，只能回鄉），在廣東沙面掃射，打死59人。兩場屠殺觸發罷工，再變成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工人甚至自行組織巡邏隊和法庭，從廣州封鎖香港16個月，完全癱瘓香港（因其糧食與日用品仰賴廣州）。
但100年前華工之「愛國」，是愛那個軍閥橫行的「中華民國」嗎？反帝，只為趕走列强再迎來一位中國皇帝嗎？當然不是。罷工者所愛的，首先出自「愛護自己河山和家園」的樸素感情，第二呢，是追求未來理想的共和民主中國，而不是愛那個假民國。所以當時國共兩黨（都是成立不久）[3]，順應民意而起，才有1923-25年間的國民會議運動，謀求全民制憲。人民是主體，不是「被領導的客體」。當時廣州工運也積極參與。所以這次運動首先是民主運動，謀求的是人民主權，外抗强權，内除國賊。在華人世界，100年來至少有四場巨大的民主運動：1925-27年的民主大革命、八九民運、台灣在八十年代末開始的政治自由化，以及香港一九抗爭運動。雖然在中國大陸，民主前途無比艱巨，但至少我們還可以讀史，辨史，知天知地，明辨是非，從吸取反抗歷史的文化資源中鍛煉自己。
作者：區龍宇
工運研究者
2026年8月15日
[1] 《省港大罷工對工會組織的影響》，載《粵港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周年回顧論文集》，周奕、伍錫康、梁寳霖、梁寳龍編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出版，2017年5月，85頁。
[2] 按《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三卷，這項要求是「減租二成五」。另外，其所列要求，也比余文多了一個總項、「廢除不平等條約」共17條。《中國工人運動史》，主編劉明逵、唐玉良，第三卷，220頁。
[3] 此處之國民黨，意指孫中山在1919年改組的那個國民黨，不是1912年成立的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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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香港已死」論引建制陣營群起反駁 前立法會議員：羅奇「超然地位」發言有「說服力」
追光者報道
2026 年 8 月 6 日
美國經濟學家、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自上周發文評論「舊香港確已終結」後，一度引來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不點名反駁，羅奇再撰文回應；踏入本周，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以及多名立法會議員亦接力加入反駁。前立法會議員分析，羅奇作為曾在香港工作的「金融界大佬」以及前「中國大好友」，他的言論在國際金融界舉足輕重，自然引起建制陣營的高調反駁。
羅奇於周日（2日）在其網誌回應黃偉綸與其他反駁言論，他強調自己上一篇文章重點不是爭論香港經濟表現，而是香港的特色正遭受衝擊（the character of Hong Kong is now under assault）；他進一步指出，香港表面上沒有變化，高級餐廳與港鐵的高效運作仍然一切如常，但外籍人士流失、書店結業、報章停運、異見人士被捕等，都反映香港被迫屈服於北京。
葉劉淑儀稱香港仍然開放 江樂士指《國安法》是香港「救星」
《大公報》及《文匯報》今（6日）引述葉劉淑儀的言論，強調《國安法》是為了制止羅奇所讚揚的「民主派異見人士」以的暴力抗爭，填補「香港在維護國安上存在憲制漏洞」，對絕大多數市民及企業日常生活未受影響，香港的開放性、國際化及全球連結從未減弱，「市民依然目光外向且富有創業精神」；又指香港除了延續國際視野，近年亦正「重新煥發國家認同」，兩者相輔相成，形成香港的「獨特之處」。
江樂士今日亦向《點新聞》表示，羅奇的言論是「故意詆毀香港、博眼球」，強調《國安法》成功結束「動亂」，令「一國兩制」得以存續，是香港的「救星」。
劉兆佳批羅奇老調重彈 行會成員稱香港助中企是「天經地義」
劉兆佳昨（5日）回覆傳媒時，則認為這場爭論是「牛頭與馬嘴之爭」，批評羅奇只是老調重彈地延續西方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誤解，甚至不求甚解，把中國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視為「背信棄義」。他強調，鄧小平早已表明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基地」，但「香港（主權移交初期）一直視國安如無物，共產黨忍了20多年才出手，已是很有耐性」。
另一行會成員林健鋒亦加入反駁，對於羅奇指香港首次公開招股（IPO）成為「中國發行人的主要平台」，他認為「我們應該感到驕傲」，證明香港協助中國企業打入全球市場是「天經地義」，「既是職責也是優勢」，絕無不妥之處。除此以外，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永嘉、經民聯林偉全、民建聯魏明德、招商局嚴剛等商界議員亦先後公開批評羅奇言論。
前立法會議員：以前是「中國大好友」 今唱淡惹反駁
一位從金融界退休十多年的人物評論，為何引起港府官員以至立法會議員群起反駁？單仲偕向本台分析，羅奇雖然已經退下來，但他其過去的履歷令其在國際金融界具有超然地位，因此他的言論在金融界上有一定說服力，自然引起建制陣營的高調反駁。單又指，羅奇在在2000年代到香港出任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時，是中國「大好友」，大力鼓吹西方發展中國市場，但如今卻變成「大淡友」，其觀察自然受到歐美金融界，甚至在港外商的注視。
羅奇在兩年前首次提出「香港玩完論」（Hong Kong is over），有關言論引起國際震撼，當時葉劉淑儀亦有出言反駁，批評羅奇是「典型商人」，「當年在香港有錢賺就說香港好，現在無法來香港賺錢就唱衰香港」，反指「香港有排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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