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政治犯及其家屬經驗 看當下香港狀況

追光者報道

2026 年 7 月 27 日

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人權活動「奧斯陸自由論壇」（Oslo Freedom Forum）上月舉行，雲集世界各地的人權扞衛者。演講者包括被港府懸紅100萬港元的前香港區議員劉珈汶、Telegram創始人Pavel Durov、荷里活影星李察基爾等，場內其中一個關於在囚人士家屬的分享講座無虛席，《追光者》訪問了幾位政治犯的家屬，有人指出爭取公眾關注，是人權鬥爭中最重要的武器；亦有人表示治癒痛苦的良藥就是行動。

音樂廳會場內，數十人擠進了一個本來用作衣帽間的狹小房間裏聽講座。他們來自俄羅斯、委內瑞拉和盧旺達等地，當中近三分一人曾為政治犯，另有近一半人是政治犯的親友、同事或國民同胞，這些政治犯都曾經或目前被各個極權政府判囚和關押。他們的經歷或許迴異，但所有人都是因有自由思想和表達意見，而喪失自由。部份人最終在親友長期及公開聲援下，成功離開囚籠、踏上流亡之路，有些則仍困於更大的露天監獄，生活在各種監控下。

國際人權機構估計全球良心犯人數以萬計，但確實數字則因秘密囚禁而無法得悉。據瑞典歌德堡大學旗下、收集全球民主化數據的研究機構V-dem的數據顯示，生活於極權社會的人口，過去十年由全球少於一半人口，上升至73%。

政治犯親屬：爭取公眾目光是人權鬥爭中最主要武器

俄羅斯異見人士Vladimir Kara-Murza曾兩次懷疑被普京政府以不名物質毒害至休黑瀕死，但他無懼死亡威脅，繼續出入俄國並在境內工作，終於在2022年因批評俄烏戰爭而被判叛國罪，被判刑25年。他和妻子終於團聚，二人同時出席論壇，跟來自各地的抗爭者和被政治迫害者分享經驗。

Vladimir的妻子Evgenia接受《追光者》訪問時回憶：「當時我哀求律師，我可否回去俄國旁聽他的審訊，就讓他見一見我？律師說，你可以來啊，你來了那就會變成關於你的審訊了。」她意識到自己必須跟子女留在西方，為丈夫發聲、不成為「人質」。 Evgenia於是獨自帶着兩名年幼兒子，馬不停蹄於西方巡迴演講，遊說西方政府協助救人，為其夫爭取公眾及政治目光，情況跟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兩名子女，四出為父奔走無異。

「當至親身陷牢獄時，你會動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你會利用所有可用的管道發聲，並要求釋放你的最親的人。因為在我看來，公眾關注是人權鬥爭中最主要的武器。」Evgenia如是說。

但她亦明白很多人會擔心，若公開表態可能會讓身陷囹圄的親人處境更加艱難，使他們承受更大的壓力，甚至面臨更嚴厲的打壓，「但根據我們在俄羅斯處理政治犯案件的經驗，我們發現透過講述他們的故事、揭露具體的政治打壓案例，往往有助於改善這些囚犯的處境」。即使是雷厲風行的普京，在國際壓力下亦同意改善其醫療條件，Vladimir Kara-Murza與另外15人，最終在2024年8月與西方一場犯人交換中被釋放。

「悄悄挖地道」 在小處表達「微小的韌性」、保存自我

Evgenia表示，香港現時處境就如俄國，各種社群連結的方式被極權政府徹底破壞，志同道合的人們無法安全地築起橋樑，但他們仍可以悄悄挖地道。香港的政治犯，部份即使在獲釋後無法完全自由，只是被困另一個大露天監獄內，或被嚴密監控，但他們仍可以在小處以「微小的韌性表達」，保存自我。她舉例指，一位仍身在俄國的前政治犯朋友獲釋後開設流浪動物機構，收容來自烏克蘭戰亂走失的寵物，為了牠們尋找新家。

另一方面，她說政治犯獲得家人的支持非常重要，「光是建立這樣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你能暢所欲言、傾訴痛苦、做最真實的自己，就已經意義非凡——即使在這安全圈之外，你時刻都受到周遭環境的提醒，意識到自己身處何種境地：一個壓迫性的國家，隨時可能對你為所欲為」。

支持政治犯最重要的方式 是支持他們的家屬

委內瑞拉前政治犯及反對派領袖Leopoldo López認為，如果政治犯仍身在獄中，支持他們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支持他們的家屬：「家人很多時是政治犯與外界唯一的連繫、他們的生命線。正是家屬決定何時發聲、是否尋求外部支援、如何與其他政治犯的家屬合作，又或該採取何種法律辯護策略，以及究竟該發聲還是保持沉默。」

在前委內瑞拉獨裁者馬杜羅的管治下，Leopoldo López最初被政府施以行政打壓，馬杜羅政府後來再變本加厲，以煽動暴力等罪名控告他，判刑13年9個月。服刑三年後，馬杜羅政權不堪國際壓力，改為將其軟禁。刑期六年後，委內瑞拉再現群眾運動，他最終獲釋，隨即逃往西班牙領事館尋求庇護。

如同香港初選案47人，尼加拉瓜異見領袖Felix Maradiaga亦曾因合法參選而被控以反政府活動及被囚近兩年。其妻子、前新聞主播Berta Valle指出，當一名政治犯被帶走時，整個家庭就與他一同身陷囹圄，「家屬們突然面臨恐懼、不確定性、他們孤立無援，以及面對難以承受的精神壓力，而往往得不到任何指引或支持。而且，當他們的親人獲釋後，困難並不就此結束」。

她坦言，獲釋的政治犯及其家屬，必須經歷艱難的療癒過程，並重新重建生活。她的丈夫被囚近兩年，2023年獲釋後逃往美國。

白俄羅斯前政治犯Andrei Sannikov就指出：「解放每一名良心政治犯人，便是邁向解放自己國家的重要一步。」他於90年代曾是獨裁者盧卡申科手下的副外交部長，後來辭職抗議，最終因參加總統選舉被囚。今日，Sannikov已成為國際支援政治犯人組織一員，而盧卡申科則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庇蔭下，一直鐵腕治國至今。

環觀世國各地，人權狀況不進反退，良心犯重獲新生後的世界甚至還比入獄前更惡劣，他們該如何自處？

以上受訪問的政治犯，近年聯手成立World Liberty Congress，支援其他在囚人士或家屬，又撰寫政治犯支援手冊，繼續以自身痛苦經歷支持其他良心犯及其家屬。Berta Valle認為，治癒痛苦的良藥就是行動，「 我們的使命很簡單：將痛苦轉化為行動，將孤立轉化為社群，將恐懼轉化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