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讓他們成為孤島 （李浩鈞）

2026年7月15日為「香港書展」開幕日。諷刺是，當日香港國安處拘捕「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負責人和店員。當局指從海外寄往香港貨物中發現「具煽動意圖的書籍」，共有五人涉嫌違反23條下的「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有傳媒披露，當中被指「具煽動意圖的書籍」為記者馮哲芸（Emily Feng）的繁體中文譯著《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早一日「留下書舍」網上宣布將於8月30日結束營業，原因經營困難及受制於「難以捉摸的紅線」。這種連續地發生之事，可見深謀遠慮，難以用巧合作回應。

今年是香港獨立書店「當災之年」。書展開幕前，香港老牌二樓書店，「樂文」與「榆林」被取消書展參展資格。而榆林更宣布於明年租約到期後光榮結業。「獵人書店」店主被指涉售煽動刊物、收取外國政治組織匯款而被捕。年初，「一拳書館」負責人被指違反23條下「明知而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罪，國安處檢走由壹傳媒前董事祁福德（Mark Clifford）撰寫的《黎智英傳》中文譯本。

屢次三番有書店因售賣書籍而被國安拘捕，這讓人聯想起，台灣威權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時期」。國共內戰後，國民黨遷移到台灣。為其「反攻大陸」的宏大理想作準備，國民黨對黨組織進行改造，又對軍隊整頓及實施政工制度。蔣介石長子蔣經國擔任政治行動委員會秘書長，該委員會管理「黨、政、軍」所屬的所有情報、特務機關的工作。[1] 為達到思想控制，讓政府有效宣傳其意識形態，1953年保安司令部更透過「臺灣地區文化工作協調會報」，研議《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呈轉行政院修正裁定，其中明文規定：「（報刊）發行時就要檢具一份送交保安司令部備查」。警總不定期編有《查禁圖書目錄》，並不時改版。[2] 雖然看似有系統地打壓官方以外聲音，阻擋共產主義思想滲透台灣。但實情被歸納為「禁書」的具體理由卻不得而知，一些讀書小組被打造成共產黨組織，被指是「匪諜」。這些人被拘捕，面對審訊，甚至死刑。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不會設禁書名單，強調當局針對的是書籍內容，而不是書名。及指書商有責任確保出售的書籍不犯法，如同食肆會確保出售的食物不會令人食物中毒。他把經營書店與食肆並列作一起，看待吸收食物營養與書籍知識視作一樣被動，把責任歸咎於經營者之中。

香港會否逐步踏進台灣威權的樣式？歷史發生有其相似性，但難以「照辦煮碗」發生。而且，共產黨熟悉歷史，比我們更清楚知道有何地方要避諱。例如，台灣威權時期受美國撐腰，在冷戰的背景之下，西方同盟要抵抗「共產陣營」，台灣是重要戰場。國民黨以「反共」號角下打壓任何反對或潛在反對力量，美國較少以「人權」為因由公開譴責國民黨行為，縱使美國知情也寧願小事化無。如今港共選擇重復台灣的威權統治手法，恐怕最少會面對西方國家打出的「人權」牌。

雖則這樣，並非指關心香港的人無需面對極權臨近的一切手段和思想箝制。

過去數次拘捕書店負責人事件中，沒有負責人被押上法庭作正式控告。他們在拘留四十八小時後，都獲准保釋。這種手法先將那些看似「抵觸紅線」的人拘捕，經過偵訊後容許涉事人保釋。涉事人在偵訊過程中被沒收有關財產，在事後經營方面面對實際運作上的阻滯，需承擔被沒收的貨物成本，因調查而未能開店經營的損失。另外，在日常經營書店過程就面對各方執法部門的打擾，例如：消防上門巡查店鋪會否觸犯相關消防條例、食環署表示收到投訴指書店無娛樂場所牌照而舉辦活動等。過去書店處於被政府部門「睇實」的狀況，只能鋌而走險，現在被拘捕後甚至要作出更大的風險評估，走向極端可能需要結業。

在宏觀層面看，這種手法震懾到普羅大眾。書店並非普通一間店鋪，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內涵。會舉辦活動的書店，更提供了公共領域，讓人聚集交換意見和想法。現在書店負責人被捕，可以釋出一個信息：一個在極權臨近的國度下，除制度內或官方意見渠道能夠存在，其他空間將被肅清。要肅清的，還包括書店以外不被容許存在的想法和聲音。政權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普羅大眾若要避嫌，便要遠離這些曾被當局調查的店鋪，不再接觸與主流意見相左的書籍，才能保持自身清白，以免自找麻煩。而這些曾被盯着的店鋪，逐漸與大眾疏離，成為孤島。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因龐大的政治警察網在背後運作，對政治異見者進行監視、威嚇並壓制。民眾在這個背景下，把政治視為危險事務；反抗變得無用而退出政治。恐怖與相互不信任變成了日常。[3] 這也在解釋為何保安局局長多次表示不會設禁書名單。因為要每個人心中存在猜疑，自我設立一道「紅線」，自我審查那些說話可以說，那些書可以閱讀。這種自設的限制，就是哈維爾描繪在「後極權」下生活的人受制於意識形態，政治生活都被取締掉，人們沒有機會公開表達意見。變得虛與委蛇，過着「謊瞞騙隱」的生活，有着歉疚和虛幻的性質。[4] 哈維爾提出人要「活得磊落真誠」，這樣便危及假象的存在。人們重拾責任感，一種人性對強加的力量反抗。當賣菜大叔不跟隨主流掛起那張「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海報，他的小小舉動卻照亮着周遭的人們。

哈維爾生活的捷克，體驗的出版管制更加嚴密。這些文人、學者、藝術工作者等沒有放棄。就算世界當他們是異類，縱使自己感到被主流排擠，也對同路人不離不棄。他們繼續創作，繼續書寫，繼續出版刊物即使面對困難，繼續傳播各自對國家、對改革、對生活的種種思考。他們不甘於被政權埋沒自己的才華，不情願被政權奪去所有。因為堅持，他們見到人民再次走上廣場的歷史時刻。

剛逝世的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榮基先生，他選擇不妥協將自身事情公諸於世。他的離開，我們感到惋惜。卻彷彿提醒着我們，世道愈凶險，我們愈要堅持。

經歷這串獨立書店被捕事件，香港書店再難以像那時候的銅鑼灣書店一樣，向隔河的另一邊輸出多元的書籍，輸出主旋律以外的曲譜。但這個互聯網的世代，要禁也絕非容易。至少在他無公開承認是禁書的時候，不要作自我審查，不替政權蔓延恐懼。而且，我們要保持好奇與思考，拒絕逆來順受。更要學懂感謝在艱難處境下仍然挺起胸膛的人們，他們的良善引導着我們，從而不跌進「謊瞞騙隱」的生活。

 

作者：李浩鈞（Jackey）

九十後，天馬苑廿七年街坊。曾任議員助理，2022年移居加拿大愛民頓。閒時喜愛閱讀和玩搖搖。

 

[1] 松田康博（2021）。〈蔣經國主導的特務組織改組過程〉。載於薛化元（主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頁127-176）。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2]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任務總結報告（第二部）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端：壓迫體制及其圖像》。台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3] 洪郁如等（譯）（2019）。《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代的歷程》（原作者：若林正丈）。台灣：臺大出版中心。

[4] 羅永生（譯）（2021）。《無權勢者的力量》（原作者：哈維爾）。香港：蜂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