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　第27期

这真是一派胡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什么是“结社自由”？就是成立组织——包括组建政党的自由。这也就是说，自由组建政党是最高大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可笑的是统战部高官竟然如此赤裸裸地说出违背宪法的言论，这对主持制定中国宪法、目前正在庆祝九十“大寿”的执政党来说何止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再说统战部发言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实际情况真的这样吗？请问广大求告无门的访民群体是哪个党派“涵盖”的呢？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人士又是哪个党派“涵盖”的呢？杨佳们、唐福珍们、钱云会们、钱明奇们乃至于高智晟、刘晓波、刘贤斌、艾未未等人又是哪个党派“涵盖”的呢？难道广大人民不仅常被“代表”还不够，还要套上被“党”“涵盖”的外衣吗？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众所周知，共产党在尚未取得执政权、尚在与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阶段，总是大喊特喊“民主”、“自由”的。在1944年的3月12日，中共高官周恩来就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演讲说：“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有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明确提出“开放党禁”和“自由结社”的问题；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也明确谈到同样的问题，他对记者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而当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共“喉舌”更是大量刊登与民主自由、结社组党有关的言论。

与此同时，四十年代包括民盟在内的各大民主党派也确实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1946年1月召开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在关于各党派代表席位的分配上，国民党代表仅占8人，其他则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代表9人，基本上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民主党派的力量可见一斑。但遗憾的是，共产党在取得大陆执政权后便背信弃义，抛弃了自己有关民主与自由的奋斗和追求。通过威逼利诱、阴谋阳谋等手段不仅取得了绝对垄断国家政权的地位，而且将另外八个在民国时期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民主党派”训练为唯唯诺诺、服服帖帖的“花瓶党”，还美其名曰“参政党”。至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结社不是被当做“反革命”集团加以镇压就是当做“颠覆”势力和“敌对势力”加以镇压，这不仅是人民的耻辱，也是“八大民主党派”的耻辱！不仅是“八大民主党派”的悲剧，也是国家和人民的悲剧！

实际上，共产党执政后所犯的所有错误，共产党执政后国家和人民所遭遇的所有苦难和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均是由于禁止人民组建政党造成的，均是由于共产党垄断政权造成的，我们可以拿铁的事实来加以说明！

拿毛泽东时代来说，无论反右派、反右倾，还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反右派打倒了55万知识分子，大跃进饿死了数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更是一次浩劫。中共元帅叶剑英曾经痛心的指出，“在十年文革中，有上亿人挨整”，好多家庭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连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前不久给上海交大师生“上党课”时还情不自禁地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母亲被打倒入狱得精神分裂症；其身为中学生的妹妹在学校挨批斗自杀；俞正声悲伤的说：“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完全是独裁和专制的结果。假如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有组织平权政党的自由，俞正声的母亲不会挨斗入狱（江青也不会），他的小妹也不会在挨斗中自杀（邓朴方也不会残疾），他的家里也不会因政治原因死去那么多人——为什么？原因在于有自由政党的监督和制约。在其他政党的强大监督下，文化大革命充其量搞四年，也许连四个月也搞不下去，甚至这种政策就根本出不了台。

又拿执政党所自鸣得意的“改革开放”年代来说，如果人民能够自由组党、自由结社，类似于“六四大屠杀”这样惨烈的国家悲剧就不会发生，因为无论是“官倒”问题、腐败问题还是人权问题，都可以通过相互竞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多党政治来解决。在多党政治条件下，社会矛盾难以长期积累，官民矛盾也不会上升到需要使用机枪、坦克来进行屠杀的地步，人民当然不用赔上鲜血乃至于生命的代价。而国家公民也不会因为组织政党而一批又一批的被推进监狱！

——同理，如果人民有结社组党的自由，法轮功人士的基本公民权利也会通过自己的政党来维护表达，政党间的平权监督、相互制约和竞争关系也不会允许执政党将修炼法轮功的国家公民成批次地送进监狱——那只会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制造新的不稳定和不安宁！

——同理，如果人民有结社组党的自由，具有中国特色的血腥“圈地运动”便不会发生，唐福珍们不会绝望的自焚，钱云会们不会蹊跷死亡，钱明奇们也不会怀抱炸弹与“政府大楼”同归于尽，“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也不会因为向国家机关递交“公诉书”而被“公仆”们的勾拳和直拳打得鼻青脸肿……因为人民可以通过组党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任何执行强拆、强征的政党及其政府，任何藐视人权、无视法治的执政党及其政府都注定是要被人民的选票赶下台的。

——同理，如果人民有结社组党的自由，腐败不会泛滥成灾，两极分化不会判若天地，官僚们也不可能无限制的作恶，仇官、仇富现象也不会发生，群体性事件也不会遍地开花，进京访民也不会络绎于途，黑监狱也不会拥有市场，天量维稳经费也会用来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及社会福利事业，甚至可以用来建造航空母舰看护钓鱼岛和南海诸岛。原因很简单，政党都在相互监督，都在拼命寻找执政党的缺点和错误，都在努力为民众说话、为民众办事以求选民更多的选票。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人民有组党结社、行使多党政治的自由，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不会失去大量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在中苏、中俄边界划分上、在南海问题上等等），原因同样很简单，在多党政治条件下，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敢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问题上开半点的玩笑。

但遗憾的是，由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现实存在，由于“八大民主党派”的“三陪”地位，由于人民的宪法权利得不到落实，才使得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发生了太多的灾难和悲剧，而且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新增了更多的问题和悲剧……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如果“党禁”制度一直保持下去，如果结社自由、组党权利、民主政治一直得不到实现，不仅腐败、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而且社会矛盾会以加速度的势头恶化下去。官僚的压迫，权贵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无底线掠夺会将整个社会推向仇恨和对抗的境地，而无视人权、蔑视人权的党国维稳体制也只会加速制造火药桶内的火药。在缺乏和平表达、和平抗议、正义诉求得不到有效伸张的情况下，钱明奇们既然会怀揣炸弹奔向“州府”，他们也会怀揣炸弹奔向“省府”乃至于奔向“国府”——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在漫长中国历史上，个体平民将反抗目标对准最高执政者的事例数不胜数，远有张良雇人以大铁锤刺杀秦始皇的事情，近有国民党人刺杀满清摄政王的事情……当人民的不满演变为针对一个个具体高官显宦并“让子弹飞”过去时，不仅党将不党，而且国将不国！！

这种悲剧是应该避免的！

而阻止这种悲剧发生的唯一途径便是“开放党禁”，推行结社自由和民主政治，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使得唐福珍们、钱云会们、钱明奇们甚至包括杨佳这样权利受到伤害的国家公民都可以找到（或组织起）代表自己利益、捍卫自己利益的政党，则执政党和政府当局在目前所遇到的全部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特别重要的是，多党政治不仅能够止“恶”，而且能够扬善促好。纵观人类历史进程，自近代以来，凡确立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多党政治和分权制衡的国家，无论是西欧北美，还是新澳韩日，其经济繁荣程度、人民幸福水平、社会秩序和社会文明程度大都行走在世界的前列。民主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就说过：“在规定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使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成正比地发展和完善。”他同时还说：“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强调：“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德，宜重党纲，吾人宜注意此点，以与它党争胜……一国之政治，必须有党争，始有进步”。正因为近现代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证明了“结社自由”的重要性，所以由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才明确宣布：“人人有权享有结社的自由”。

几天前，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时曾经指出，“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其实，总理先生此前在多个场合做过类似表达，关键是该如何“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呢？

在这个问题上，《零八宪章》已经做过详尽回答，其中十分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开放党禁，实现“结社自由”—— 《零八宪章》在其“基本主张”的第9条公开宣布：“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当中国社会不仅有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不仅“八大民主党派”不再扮演“婢女”和“花瓶”的角色，而且“中国民主党”也可以合法存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民主进步党”也可以合法存在，甚至“中国法轮党”、中国“乌有之乡党”、中国“访民党”、中国“农民党”等等等等都可以合法诞生、合法存在的时候，不仅总理先生的忧患可以完全解除，而且执政党的“心脏病”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医治。

尽管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犯过太多太严重的错误，有过太多太深刻的教训，但刮骨疗毒，其时未晚。值此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本着同胞之爱和公民之责提醒执政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其先天性的制度设计错误，使得尝试共产主义实践的国家无一例外的走向了失败，好在是多数共产主义国家能够迷途知返，顺利回归到以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为导向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目前仍在实行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除了北朝鲜还在顽固不化、厉行极权主义统治外，古巴、越南等国家都有转向民主法治的趋势。尤其是越南，政治改革的步伐很大，效果很好，很受人民的欢迎。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如果再执迷不悟，一味地大唱“红歌”，大扬“红色主旋律”，宣扬什么“朝鲜政治正确”，势必要将整个国家拖向世界政治文明的后列。更何况强权维稳体制导致国内政治千疮百孔，官民矛盾势同水火，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当幡然猛醒，不是如中央统战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而是以对国家、对人民、也是对执政党自身负责任的态度迅速启动政体改革，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向着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的方向勇敢前进，则不仅共产党能够浴火重生、重塑执政合法性，而且广大访民、广大农民、广大工人、广大基督徒、广大法轮功修炼者、广大民主人士和良心人士以及“乌有之乡”的乡民们都会以发自内心的歌唱和赞美来共建中国希望的未来、共建中国美好的未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勉乎哉！勉乎哉！

——《零八宪章》论坛

2011-7-1．

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改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 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本刊特评

共产党生日感言（本刊首发）

爱德华（本刊特约评论员）

人90岁生日的时候，送鲜花会被称赞，送“药”会挨骂。我在共产党90岁生日的时候送的是“药”，因为共产党不是人，也不是神，是专制政权的掌控者。它吃了我的“药”，手会松开权力之剑，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这样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有利于现在，更有利于未来。

共产党吃我“药”的结果不是死亡，而是专制制度解体，共产党里面的人还因此获得新生当公民，履行公民权利义务。如果共产党不愿意吃我的“药”，结果是爆发革命，共产党里面人的命先后被一批批革掉，革到最后共产党和专制同死。如果是这样，国家、民众和共产党都承受更大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价。

——爱德华

今天是共产党90岁生日。前几天，有网友建议让我写篇文章。还说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希望我为这两个纪念日都写点什么。我略想了想就答应了。按照中国习惯，纪念日5年是小庆，10年是大庆，100年是特大庆。在今年，这三个纪念日有两个是大庆，一个是特大庆。

我写这三篇文章不难，难的是发表。因为这三篇文章都会涉及到一些政治敏感话题和词语。平时文中有几个敏感词语都被无情删除，何况这三篇文章主题都敏感。如果将这三篇文章主题连在一起看更加敏感。共产党的生日之后是辛亥革命日，再后是苏联解体日。出生、革命、解体，这对于共产党而言这可不是好兆头。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写。写了可能白写，不写又白不写。

今天从中央到地方，官府会堂华灯高照，朱门敞开，官员云集。座上美女高官成群，桌上美酒菜肴丰盛。侍女端菜斟酒格外殷勤，即使接到家里房子被强拆的短信，也只能躲到厕所里落泪。

共产党各级领导们端坐在宴席主座位上，接受百官朝贺。此时会有许多人说出赞美之词，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个代表”“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共产党领导们微笑点头，不时碰杯吃菜，宴席气氛十分和谐。

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也会有马屁精文人满口酒气地做诗祝贺。他拿起话筒大声朗诵：“大寿90不是人”，众人听了皆惊，领导听了勃然大怒，正要呼卫士将他拿下，接着他说出下句“九天神仙下凡尘”。宴会顿时一片笑声。领导连声赞“好！好！好诗！”，用筷子夹了一只大鸡腿放在这诗人盘中。众官员都夸这文人有才。

我写这文章既不贺寿，也没贺诗。那些都是害国家，害民众，也是害共产党的捧场话。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真言逆耳利于行。”我的话是实实在在的真心话，自认为是三言----逆耳真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而这些话对于国家有益，对民众有益，对共产党也有益。

在共产党90大寿之际，回顾往昔，我感到共产党很幸运！。它诞生时正逢军阀混战，国家管理混乱，才得以存活下来。共产党主张打倒军阀，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因此得到全国民众拥护，又得以迅速发展。再后来国共分裂，共产党被打的奄奄一息，又遇到日本侵华，得以“咸鱼翻身”迅速壮大。最终靠民意支持取得全国政权，还建立了新国家。

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用了28年时间，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重大事件。堪称是革命的28年，是民众争解放，民族争自强的28年。新国名还用了“人民”“共和”字样，表示继续孙中山先生未完成的宪政事业。

如果这时共产党心中真有“人民”，真正按照“共和国”原则去做，把军队国家化，实行民主政治，三权分立，选举元首，连任不超过8年。对待退职的领袖、退役的将军和功勋卓著的人给予永久优厚待遇，因为他们有大功劳。

共产党不但解放人民，还让人民自由发展。实行思想言论自由，各民主党派自由竞争，专家治国，学者治校，人尽其能，物尽其用。那共产党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党，毛泽东比华盛顿还伟大，因为中国人多，受益人多，称颂的人也必然多。

然而，事实正相反。人民解放了，但没自由，像羊群从一个小羊圈里放出来，又圈进另一个更小的羊圈里。共产党把国家和地方的管理权交给有忠心，有战功，没文化的人管理。他们懂打仗，但不懂生产管理，只能像“收发室”一样呆板听命于上级指示，常常闹出笑话和事故，生产管理得乱七八糟。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流放荒凉之地。接着实行“公社化”，农民像士兵一样吃大锅饭，统一排队上工下工，挣工分，发布票。除了和老婆做爱和生孩子不统一，其余全统一。这哪是人的生活。

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产量低加上自然灾害，据说饿死有三千多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现在3个瑞典国的人口总和。彭德怀良心未泯，在庐山会上提意见，被毛泽东打成反共产党集团。共产党内那么多人都昧良心举手同意打倒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都把毛泽东看成了皇帝，自己甘心做没正义感的奴才。

更可悲的是“文革”，国家无法无天，全国都匍匐在一个人的脚下。毛泽东把人划分老“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新“黑三类”（叛徒、特务、走资派），他的“红卫兵”可以任意批判羞辱老革命干部，可以随意批斗凌辱已经被处罚过的人。抄家“打砸抢”成了平常事，自杀和杀人灭口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中国人愿意当奴才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共产党早年是主张自由的人，老革命干部都是敢出生入死的革命者，硬骨头，怎么一建国这脊梁骨都断了，膝盖骨也都软了呢？老革命们在精神上都给毛泽东下跪了，身体没下跪是毛泽东没让，如果他要求下跪，我看准是跪地一片，磕头不止，和皇朝没什么区别。有的老革命被折磨死，临死前还说“我忠于毛主席”。这些老革命建国后都变成了老奴才，背叛了革命的初衷，都认毛泽东为新主子，甘受他的摆布。

毛泽东死了，共产党才有了自由，国家也显出生机，民众生活也得到改善。可是共产党却只注重发展经济，不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完全忽视国家精神道德建设。经济改革取得了成果，民众得小头，贪官污吏得大头。民众不满意，80年代末要求民主，这是多么难得的历史机遇啊！然而共产党却错过了机会，进行强力压制，从此欠下民众一笔巨大债务。

再后来官员贪污腐败日盛一日，男官员眼中只有权利、金钱、上级、美女。贪污钱动辄过亿。到国外买豪宅存巨款不说，有的贪官把两千万元钱沉到鱼塘里藏起来。真是千古奇闻啊！

贪官都色胆包天，包二奶、小三、小四……，有的贪官情人太多，把情人们组织起来任命一位做总管，安排上床时间表。现在几乎是无官不贪，女官也贪，有的女官比男官还要贪婪。贪污风气已经蔓延到专家，学者，校长身上，都参加到贪污和找美女的竞赛中来。

劳动民众生活却苦不堪言。低工资收入，还遭欠薪。到法院没公平，上访被精神病。有病看不起，上学钱不够，毕业没工作，结婚没有房。另外还要受到地沟油、转基因、毒龙虾、毒奶粉、瘦肉精、毒馒头等食品的毒害。共产党高级领导们吃有“特供”，病有“特医”，所以问题久拖不决，泛滥成灾。

依我观察，共产党已经走上十九世纪“太平天国”的老路上。那时洪秀全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开始也是解放百姓，均分田地，男女平等，废除裹脚等。贫苦农民踊跃参加革命，打下半个中国，定都南京。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是世界上第一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权，称太平天国为“中华共和国”（见百度百科）。

据西方一些书报记载，当时中国最俊美、最威武的男子只有在太平天国才能看到。它被国际普遍看好。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开始腐败贪婪，洪秀全自称万岁，生活糜烂奢侈超过大清朝廷，他的王冠纯金制作重八斤，纯金项链也重八斤。他一人拥有100多女人，比皇帝还多。后来他儿子被清军抓到，供称有88个母后，自己9岁时就有4个妻子。“太平天国”很快就灭亡了，主要不是被打垮，而是烂掉。

我们不能因为太平军腐败就否定太平军革命。那时，贫苦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才能得自由。问题是革命成功后，他们的思想受到当时文化和历史的局限，而且首领洪秀全还失掉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洪秀全起义前曾到广州找到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要求入教。谈话时他说自己是天子下凡，罗孝全觉得他并不了解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认为人有罪，不能称为天子，所以没有接纳他。后来，洪秀全当了天王，罗孝全到南京再见他时，见他唯我独尊，生活糜烂，与基督徒有天壤之别，失望离他而去。

假如洪秀全能谦虚求教于罗孝全，学习美国民主制度的经验，实行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制度，那么太平军不但不会灭亡，反而会日益强盛，最终统一中国。中国早就富强了，和西方发达国家齐头并进。没有后来的甲午战败，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打北京，军阀混战，被日本侵略等一系列内忧外患。

毛泽东非常清楚这段历史。他很警惕共产党腐败，防止的方法不是实行民主的三权分立，多党监督制度，而是继续革命不断斗争。结果越斗越穷，越穷越斗，饿死斗死几千万人。中国人像蚂蚁一样无声无息地死去。

毛泽东死后，共产党开始迅速腐败。领导们为管住别人腐败，找出孔子儒家这顶破帽子戴在头上。看不管用，现在又有人忘了家人“文革伤痛”，想用毛泽东“打黑”的方法把别人的腐败打倒，自己可以借“东风”雄立中国，为所欲为。“唱红”只是序曲，如果不遇到足够力量抵制，中国将拉开“打砸抢”内斗的序幕，无人再能控制住。

在共产党90岁生日之际，我坦率直言专制来日无多。“唱红”只是专制死亡前的回光返照。如果专制继续维持下去，其腐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如果学毛泽东“打黑”，搞政治斗争运动，那共产党和专制同死，而且死的很惨！国家、民众受到祸害和损失也更大，很可能要再死几千万人。

现在共产党唯一的路就是立即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有序的民主化。共产党中国现在正与世界民主国家作对，而且力量相差悬殊，就像两个重量级别不同的拳击手对打。弱者认输，受伤就比较轻，如果死不认输，顽抗到底，那就是血流满面的结局。卡扎菲是活例子。他势弱逞强，受到内外夹击，他儿子、孙子已经流血死了，再顽抗下去他也快了。

台湾蒋经国先生就给他的共产党吃了类似我的“药”，“药”到病除，台湾获得了新生，他的共产党也获得了新生。台湾民主虽然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它毕竟是新诞生的民主地区，充满活力，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对大陆的共产党，死守住5000多年的奴隶制和封建专制不放，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吃“药”必死无疑。

台湾是中国人自由平等的民主特区，是上天爱中国而开创的。它打破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谎言。台湾民主现在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健康。大陆有些人说台湾乱，那是用奴隶眼光看自由人而得出的结论。

台湾“乱”是正常的政治纷争，都公开进行，不像大陆政治纷争暗里争斗，心狠手毒。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就是例证，林彪全家摔死加火烧之后，毛泽东才透漏出一点儿情况。台湾的民主经验非常值得大陆学习，共产党生日之后该好好想想了，可供思考和决定时间不多，已经进入倒数计时。

历史纪念碑

编者按：

今天是2011年的7月1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以各种豪华奢侈的形式大庆特庆自己的九十“大寿”，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位真正伟大的政治领袖如赵紫阳、胡耀邦、彭德怀、陈独秀等人恐怕很少被“他们”提起，甚至被故意遗忘。

我们认为，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发展中，赵紫阳、胡耀邦、彭德怀、陈独秀等四人才是特别值得历史纪念的“共产党人”，他们因为对民主、对人道、对民生问题的充分关注而成为对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这个民族永久的祝福。也因此，《零八宪章》论坛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永远的缅怀！

赵紫阳：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摘自赵紫阳：《改革历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虽然早在四川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但是没有想到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办的问题。当然我也觉得对于“文革”中以至“文革”前,1957年后我们党内、社会上不正常的种种情况，我认为应该拨乱反正。但对我们的基本政治体制，没有想到要作什么大的改变。

到了1985、1986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才有了一些变化。引起我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固然与国际大气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问题有关系，但主要的是我从经济改革方面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个时期我一直有个想法：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太滞后也不行。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就越大。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比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就是一个没有社会监督的大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我1987年代理和正式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起来了。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

“六•四”之前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

当然，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要改变。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说，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讲，1989年他访问中国在与我会谈时，我曾暗示中国要搞多党制，搞议会政治。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我当时与他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执政党地位不改变，但要改变执政的方式；另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也应该是法治国家，我有意识用了“治”而不是“制”, 也就是以法治理。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统，而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要搞法治。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

要改变执政方式，怎么改变呢？当时也逐步有些设想。共产党是执政党，但怎样执政呢？应该尽量使执政方式现代化一些，赋予它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开明的、开放的色彩和形象。就是说共产党执政要增加它开明、开放的色彩。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总的想法实际上是想要改变过去长期形成和坚持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和制度。这大体上包括下面一些内容：

首先要增加党和国家决策的透明度。戈尔巴乔夫叫公开性，我们叫透明度。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应该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知道，改变长期以来的所谓“黑箱作业”，人民只知道决策的结果，一旦政府公布了就去执行，而不了解决策的过程和情况。这个很重要，让人民有知情权。

其次，要开辟各种对话渠道。要同社会各个方面、各种力量、各个利益集团对话。重大问题一定要和各个社会集团协商对话，不是只在共产党内做出决定，或者只是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协商一下。重大问题展开或决策之前、决策过程中间同各个社会集团对话。当然，这首先要有社会集团。没有社会集团怎么对话？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改变过去那种各种社会团体完全同党一个声音，工会、青年、妇女、工商界、青年团、社会各团体，不能是党的御用工具。它应该能够代表它所代表的群众，这种对话才有意义。这就要发挥各社团的中间组织的作用，党不要事事包办，不要对他们干预太多，使他们有独立活动的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同各个社会集团对话协商，要使各个社会集团能够参与。

再一个就是要改变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当时还设想，甚至包括共产党向人大提名领导人的时候，可以同时提出几个候选人，由人大代表从中选择。我们现在的差额选举往往只有副职才有，而且中央高层一级就没有。我们虽然还一下做不到西方的选举办法，至少共产党向人大推荐提名应当多提几位，包括主要的职务譬如委员长、政府总理，可以多提几个人，让大家去选嘛！

充实和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问题，要使民主党派能真正起到参政党和“共同协商、互相监督”的作用。我也曾设想过，在人大开会期间，民主党派可以有自己的党派活动，可以建立自己的党组。

还有就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这非常重要。我在1988、1989年就有这个想法。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在保障公民权利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保障实现，落实不了。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所以必须要有具体保障其实现的法律。譬如说，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

另外就是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1989年我也和胡绩伟交谈过这个事，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当然那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嘛！虽然不能说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

总之当时设想，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

这些想法有的已见诸文字或谈话，更多地已经写进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当然有些不能写得那样明确，有些当时还不能写进去。这就是1986-1989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共产党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

“六•四”之后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等严重的情况。但话说回来，议会民主制度主要在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很早就实行议会政治的，但并没有充分显示它的优越性，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政府没有权威，社会不够稳定，一些军人发动政变就是以此为借口。这就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制度这种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成熟的政治制度，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不是不需要任何条件任何国家都可以采用并用得很好。

总之，西方议会民主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这是第一。

第二，它是有条件的，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逐步采用的政治制度。所以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中国市场经济畸形状态、不健康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化、社会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法制社会也不可能出现。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

另外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情况值得我们重视。如台湾、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由原来那种体制逐步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贸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

这个过渡需要多长，那要看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到了那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但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

共产党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执政地位，而是要靠在公平竞争中取胜

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过去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确需要强调集中，强调纪律，但是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领导整个社会向着议会民主政治过渡，党内如果不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那是不可能的。这就要保留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合法存在。毛主席过去还讲要保护少数嘛！党内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的派别合法存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竞争，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党不从过去适合战争年代的状况，转变为适合于民主社会、民主国家的新情况，那是不行的。这一关是一定要过的。

当然，还有军队国家化，还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实行的司法独立等问题，都是必须解决的。

我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下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我想这终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违背的。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但这是不可能阻挡的，适者生存。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摘自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录音回忆录）

张祖桦：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遗产

——兼评宗凤鸣新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作者：张祖桦

近日，有朋自香江来，捎回宗凤鸣先生的新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文中引用简称“宗书”），使我得以一睹为快。赵紫阳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中的贡献已为世人所熟悉，而他关于政治改革的思考与探索却鲜为人知。宗凤鸣先生通过记述他在1991—2004年间与赵紫阳在软禁中的上百次谈话，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使得我们可以据此进一步地探讨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遗产，从而为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累积坚实的政治资源。

一、政改的目标是实现民主、法治和宪政

1987年1月，胡耀邦被中共党内的保守派以阴谋与政变的方式搞下台。胡的战友赵紫阳被推到代理总书记的位置，担负着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直接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此前，赵紫阳亲自组建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委托鲍彤成立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着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和步骤。

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结束之后，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常委会的委员们举行记者会。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走到记者中间，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采访。一位记者问赵紫阳：“您现在考虑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赵紫阳脱口而出，“改革，政治改革”。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改革在紫阳心目中的地位。

1989年“六四”事件后，已被政变除权的赵紫阳面对保守势力的围攻，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此前媒体上披露了几种版本，宗书首次披露赵本人提供的权威版本）中仍然义无反顾地说：“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须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当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宗书17页）

了解中国政治内情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层对于政治改革一直存在很大分歧与争议，保守派主张坚持党的绝对统治，借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政治改革，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基本价值的主流文明。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则主张对党的领导方式以及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开放舆论，加强监督，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

赵紫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必须跟上。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美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宗书18页）

赵紫阳在与宗凤鸣的谈话还说道：“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的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必须变成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才能向前发展，才能顺应世界潮流。”（宗书387页）

宗凤鸣先生在全书的结束语中评论道：赵紫阳是中共高层提出中国要走上民主与法治的第一人。

赵紫阳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通过认真学习反思之后，能将民主、法治与宪政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了政治理念的超越。他提出：“议会民主是今后必走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顾准是先知先觉者。但实行政治民主需要有个过程。”“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是有一定道理的。”（宗书231页）

赵紫阳还在谈话中说道：“在英国不搞人民民主而是搞宪政民主，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力。顾准也是不主张搞人民民主，认为大民主一定会产生无政府主义，而主张议会民主。搞人民民主也容易被野心家夺取个人权力利用。”（宗书345页）

赵紫阳关于民主、法治和宪政的主张跳出了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的论争，高屋建瓴地为中国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与目标。

二、从中国实际出发，使民主运转起来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指出：“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是近来学界频繁使用的两个术语。前者指的是对制度进行革新，以提高其绩效。后者说的是，制度的改变有其既定的轨迹，历史的惰性对制度的变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的互动和循环，恐怕是每一个改革者所为之殚精竭虑的。”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特别崇尚权威，民主的元素则非常稀薄。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民主运转起来，是赵紫阳先生晚年着重思考与探索的问题之一。

起初，赵紫阳的基本想法是，把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这样做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据鲍彤回忆，“十三大以后，中共中央多次讨论反腐败问题，反腐败成为赵紫阳关心的焦点。赵紫阳希望通过反腐败，在中国建立起民主与法治。”“赵紫阳很有这样一个理想，就是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把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在学潮高潮的时候，赵紫阳讲过，他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赵紫阳本来的意图是，既然全国人民都如此关注反腐败问题，那我们实现民主就有了动力，我们就可以把人民代表大会、各民主党派、学联、学生会、工会、报纸新闻界，大家都集中在反腐败和民主和法治问题上，大家都来搞民主，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实践当中，逐步把一些制度建立起来。”（VOA中文部2005年1月22日报道）也就是说，赵紫阳筹划以反腐败来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但是把着力点放在制度建设上。

紫阳当时计划在党政分开、朝野对话、社会自治、舆论监督等方面广泛推行渐进式民主改革，企图藉此改良一党专制政体。尽管只是一些设想，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但这一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在漫漫长夜中对“专制”与“民主”的换位思考。思考的重要结论是：（1）必须废除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必须采用普世性民主价值，走适应民主潮流之路。他说：“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看来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可以实行筛选，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这两个结论说明，赵紫阳已摆脱共产主义专制观念而服膺于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主义价值。这是从专制到民主的决定性思想转变。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赵紫阳在软禁中对如何在中国实现自由与民主作了大量进一步的思考。1993年4月3日，他在与宗凤鸣的谈话中说道：“在一党制领导下，应开放舆论，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进行公开监督。香港是殖民地统治，政治上是集中的，权力是不能分享的，但人民是自由的，报纸是开放的，可以公开批评任何领导人，也可以游行示威，对政府及领导人予以制约监督。”（宗书84页）

他在1995年11月4日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政治改革，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言论、结社自由，进行公开监督。”（宗书184页）

赵紫阳十分重视司法改革与司法独立。他说“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司法独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官员腐败、防止权钱交易的有效办法。从我们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年，各级党委（包括中央）完全没有必要插手司法工作和司法程序。插手了，只会使党内有牵连的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对司法案件横加干扰，造成依法立案与定罪的障碍。”（宗书246页）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赵紫阳还主张借鉴美国的联邦制度，让各省享有充分的自治。他在谈话中说：“最好让各省自治，就是让各省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各自去发展，那就会形成穷省有穷办法，富省有富办法，各省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去发展。……美国之所以发展得快，也是靠联邦自治，各联邦成员都实行自治，根据自己的能力并发挥自己的潜力去发展。就是东方四小龙的兴起也如此。如果台湾、香港，在中国大一统的体制管制下，可能也不会腾飞起来。”（宗书112页）

赵紫阳还清醒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固然不行；但是若不同文化结合起来也不行，须要有个文化启蒙运动来清理中国这个基地。本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个启蒙运动，要解决‘国民性’问题，但被民族危机淹没了。中国这块基地不清理，正如鲁迅所说，无论什么东西放到这个大染缸里面，都会变颜色。”（宗书317页）这和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先生前不久提出的“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民主是可欲可求的，但不会自己从天上降下来，而要靠中国公民在实践中去探索、去追求、去争取，需要从政治改革、制度创新、思想解放、文化启蒙、人权扩展、破除言禁与党禁等方面多管齐下、环环递进。赵紫阳的政改思想无疑是中国民主化的宝贵资源。

三、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制

探索中国政治改革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元化还是多元化，一党制还是多党制？

宪政学者萧公权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指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健全的，经常存在的反对党。”“必须发挥在野党监督功用，方能达到真正宪政的目的。”

胡适先生在1948年9月4日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涵义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渐进的改革。”

中国在民国时期实行的是多党政制，当时有许多政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社会集团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并且发挥着制衡政治权力的功能。但是在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不久，就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将其他政党打入冷宫，从而建立起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对国家与社会实行全能主义统治。不要说反对党，就连反对派、反对意见、反对思想都不容许存在。结果是万马齐喑、万民噤声，到“文革”登峰造极，社会经济濒临崩溃。

“文革”后期，人们开始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当代中国走上歧途、历经磨难、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终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求解历程。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政治一元化和“一党专政”对于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进步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封锁了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愿，扼杀了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并且使政治权力不受任何制约、遂至泛滥成灾、肆意为恶，使公民权利遭受践踏、丧失殆尽。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和民间民主力量才立意要推进政治改革，兴利除弊，建立民主、法治与宪政。但是，一党专政乃是横亘在在政改道路上的最大的绊脚石。赵紫阳从接任总书记、接棒政治改革之始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记述了戈氏1989年5月到中国访问期间与赵紫阳的会谈。

书中写道，会谈中“我们认识到，没有政治改革不行，应当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的参与；如果没有人民的广泛参与，上层的改革动力就会衰退。我的对谈者生动地回应了这一论断。”

赵紫阳说，他们（按指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避免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进行速度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方针在一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业已确定。赵总书记强调，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重要的是“党政分开”。他同时还谈到多党制的问题。

赵紫阳提问：“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

从赵的以上表述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领导层正准备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奋起直追，似乎在一党制下，人民群众也能够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不过，赵紫阳最后又说：假如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多党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强调了两个“必要性”：第一，是确立公民宪法权利的必要性；第二，是确立民主与合法性之间最恰当关系的必要性，即合法性应当以民主为基础，而民主则应当立足于合法性之上。（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三十九章第四节）

在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赵紫阳对此问题显然已有更为明确的答案。赵紫阳在1993年5月6日的谈话中说道：共产党“为了统一意志，必须搞舆论一律，不能允许新闻和言论自由；为了稳定，进行统治，当然不能允许有不同政见者存在，实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更不能允许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这就自然走上了独裁专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变成为‘驯服工具’的思想专政道路。”（宗书92页）

2004年赵紫阳在与友人谈话中明确指出“一党专政下搞商品经济，肯定会产生腐败”，“共产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王扬生《叩访富强胡同六号》）

一党专政必然是“党天下”、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党主立宪，党管干部，党管行政，党管司法，党管财经，党管媒体，党管文艺，党管图书出版，党管互联网，党管手机短信，党享有无限权力，党无所不能，党可以为所欲为、生杀予夺，却不受任何制约，这正是今日中国政治体制诸种弊病的总根源。

赵紫阳说得好：“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不削弱不放弃党的部分权力，社会组织就发展不起来，不能形成力量对政府实行监督。”（宗书378页）

破解一党专政，实现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乃是政治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治改革最关键、最重要、难度最大的内容。因此，赵紫阳的相关思索与见解，对于后继者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政治改革无禁区，关于政治改革的研讨更不是谁能够独家垄断的。宗凤鸣先生新书的出版，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与政治改革史上的一件可喜可贺的重大事件。宗凤鸣先生新书的热销，反映出国人对于政治变革的关心与期待。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可珍贵的遗产，因为它能给予我们很多智慧和教益，帮助我们探索中国政治转型之路，“破解中国政治变革的窄门”。

2007年春节

首发《开放》2007年三月号

“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

——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22周年

《零八宪章》论坛

今天是2011年的4月15日，距离耀邦先生逝世的日子已经整整22周年了！

我们纪念耀邦先生，我们向耀邦先生致敬并向耀邦先生的家人表示我们诚挚的慰问和祝福！

22年前，耀邦先生的突然辞世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悼念活动，这场悼念活动又迅速转化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反腐败、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并间接推动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壮举。那么，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耀邦先生身上？或者说为什么耀邦先生的去世会引起国内政治乃至于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我们认为原因不外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耀邦先生在“两个凡是”等极左思想的笼罩下依然主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准备了思想解放的基础。如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果不冲破“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恐怕是不容易进行的。而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显然是得民心的，人民当然会因此怀念耀邦先生。

其二，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毛黑暗”时代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使一大批遭遇政治迫害的“老干部”得以解放。与此同时，在胡耀邦的主持下，50多万被打为右派的文化界人士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这些举措使得数百万个家庭又过上了相对正常的生活。人们也因此而纪念耀邦先生。

其三，耀邦先生抵制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关于“精神污染”，可能有些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认为既然是“污染”就应该清除，这里应该多说两句。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经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界知识界的良心人士开始反思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系列悲剧，进而对执政党和现存社会制度提出了一些怀疑和批评，并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的目的，讨论人性、人的价值、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早已厌倦了“红色文化”的虚伪说教，生活方式也在向着港台方向靠拢，烫发、裙子、喇叭裤、牛仔裤、高跟鞋、集体舞以及邓丽君等人的轻曼抒情音乐（所谓“靡靡之音”）开始渐渐流行。所有这些东西在邓小平等人看来都是“精神污染”，都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都是很危险的。因此，伴随着83年的“严打刑事犯罪”活动的开展，邓小平们发起了一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要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讲话”。一时间风声鹤唳、黑云压城，大有中止改革、再造文革的态势。显然这场“清污运动”是逆历史潮流的，是不得人心的。后来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的抵制下，这场来势汹汹的“清污运动”搞了28天就结束了，知识界文化界人士避免了一场政治灾难，人们因此也有理由纪念耀邦先生。

其四，耀邦先生尊崇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带头抵制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

80年代中前期，经历过“毛黑暗”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开始反思文革悲剧的制度根源和社会根源。当人被异化为“螺丝钉”的时候，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因此，良心人士开始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大旗，开始睁眼看世界；方励之、许良英、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等人开始高声呼唤民主、呼唤自由，张贤亮、温元凯等人则公开主张“给资本主义平反”，并“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这显然是一种引导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和文明的潮流。但邓小平们缴获政治大权后，坚决反对国家的民主进路。早在1979年就摧毁了魏京生等人发起的“民主墙”和“第五个现代化”运动，并针锋相对的提出了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在80年代中前期先是喊叫要“清除精神污染”，接着邓小平又多次指出所谓“精神污染”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指令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耀邦先生做了力所能及的抵制，他积极倡导舆论开放和言论自由，采纳朱厚泽提出的“三宽”政策（即宽松、宽容、宽厚），并多次向大家推荐马克思“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强调说：“我们不搞审查，不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这是国民党过去搞我们的。”还说：“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在1986年由他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中不但拒绝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而且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认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 强调“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由于耀邦在“自由化”问题上坚持“普世价值”路线，与独裁者有了最根本的政治分歧，加上86年12月发生的学生民主运动，结果导致耀邦先生在1987年元月被邓小平们赶下台，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的这一行为感动了整个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界，因而他的辞世受到了广大知识界人士的普遍怀念。

其五，耀邦先生还极力反对集权，反对家长主义一言堂，力倡民主、法治和宪政。早在80年才当上中共中央主席时，他就要求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强调集体领导，多次指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等。

此外，耀邦先生还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主张适度消费、藏富于民；坚持为政清廉、反对腐败和铺张浪费。他亲民爱民，从政足迹踏遍祖国大半河山；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搞小圈子，不搞暗箱操作……凡此种种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和优良品质，以及因此而受到的打压和不公正待遇，终于导致他的辞世，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民众自发悼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前中共高官田纪云曾因此公开撰文说：“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我们认为田纪云对耀邦先生的赞誉是名副其实的，是符合胡耀邦先生的一生写照的。但问题在于胡耀邦这颗“共产党人的良心”在1989年就死了。耀邦先生既死，他的几乎所有发自“良心”的政治主张都被后来的执政者所抛弃，有很多事情还越来越严重的走向了耀邦先生所期望的反面。

比如说，耀邦先生在和外宾谈话时强调说“必须改革现存的政治体制”，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必须同步，否则将导致严重后果。但8964大屠杀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便被束之高阁，除了偶尔当做遮羞布拿出来挥舞两下，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导致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改革蜕变成为一场官僚贵族阶级鲸吞和瓜分人民财富的盛宴，并导致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发生。

比如说，耀邦先生主张人民致富、藏富于民。但当代中国的巨量财富完全掌控在官僚贵族阶级及其依附势力手中。基尼系数持续攀高，两极分化持续拉大，“仇官”“仇富”现象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景观。官民矛盾——正上升为威胁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主要矛盾。

比如说，耀邦先生主张为官清廉、反对铺张浪费，但如今的官场却腐败得不可救药，用温家宝的话说就是“腐败得令人触目惊心”，不仅贪贿数额动辄百万、千万、上亿，而且常常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腐败窝案频发，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不仅如此，“三公消费” 每年几达上万亿（网友最近爆料中石化广东分公司一周购买300万茅台拉菲，其中，仅一瓶拉菲1996＜750ml＞的无税进价就高达11846元）。而国情的另一面则是城市“蜗居”现象普遍，“蚁族”丛生，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死不起的穷人依然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比如说，耀邦先生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抵制“思想政治工作”、抵制“清除精神污染”、抵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九十年代以来的执政党决策集团，却将民主化道路污蔑为“改旗易帜的邪路”，高喊“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继续垄断政权，搞一党专制；继续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仅反对自由化、民主化，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将唯一倡导普世价值和政体改革的温家宝先生架空孤立——执政党最高层的政治智慧已经完全被捞在手中的既得利益所蒙蔽，其政治短见程度必将危及到该党在中华大地的合法生存！

比如说，耀邦先生倡导法治、宪政，强调要“遵守宪法的原则”，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但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是宪法和法律屡被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机关所践踏，因言治罪、文字狱现象远超中国历代文字狱记录的历史总和。远的不说，仅今年2月份以来，便有刘贤斌、冉云飞、陈卫、朱虞夫、丁茅等十余人2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或拘留、或逮捕、或判刑；更有滕彪、江天勇、古川、野渡、唐荆陵等二十多人被强迫失踪——他们的家人得不到任何他们的消息；而最近被警方带走的艺术家艾未未不仅被强迫失踪，而且有官方媒体还污之以涉嫌经济犯罪；另有数十名维权人士因为参与一些户外聚会或“散步”活动就被以各种各样的罪名进行处罚；甚至传说中有很多民主维权人士遭遇各种各样的虐待和酷刑。不仅如此，各地方政府还动辄调动大批武警公安乃至黑社会流氓来对付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起来维权抗争的民众，他们的代表人物常常会遭遇被抓捕、被判刑、被送精神病院甚至被挖掘机、载重车碾死的命运——“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情况已经到了骇人听闻、千夫所指的地步！

面对国家如此严重之病危局面，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当代胡耀邦？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共产党人的良心”？！

1989年1月，胡耀邦在湖南长沙某宾馆约请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第甫时说：“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讲话离胡耀邦离去世不到三个月，这是胡耀邦民主思想最后的公开的表述。

我们认为耀邦先生去世前为中国社会所指引的民主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合乎历史潮流的，是完全可以医治当代中国的缠身百病的。但问题在于胡耀邦先生去世后，在当代共产党人中恐怕难以找到“共产党人的良心”了。有人认为赵紫阳先生也是“共产党人的良心”，我们也认为是，可惜紫阳先生也去世了。那么共产党的活人里面还有吗？有人说有，谁呢？温家宝，我们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在当代共产党人的最高层里，恐怕也只有温家宝先生最靠近“共产党人的良心”了。他勤政、他廉洁，他倡普世价值、倡政改、倡法治、倡依法行政、倡公平正义、倡人的尊严和幸福。所有这一切都像一个“良心人”说的话，都像一个“良心人”做的事。但是要真正成为“共产党人的良心”，温家宝先生仍须不断“给力”、不断加油，仍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希望温家宝先生能够勇敢地、义无反顾的与权贵集团决裂、与“五不搞”集团决裂，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决裂，并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为中华民族开辟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未来和明天！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温家宝先生如果能够更加主动大胆的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向着自由、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不仅自己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良心”，成为“人民的良心”乃至于“人类的良心”，而且能够拯救已经陷于执政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更早更快更有效地造福中国各族人民。千秋大业，系于一念之间；屈指黄昏，其不果毅策马乎？其不奋势扬鞭乎？！

话又说回来，如果温家宝先生只是喜欢一味地“仰望星空”，只想做做“中国影帝”，并没有做“共产党人的良心”的计划，更没有做“人民良心”乃至于“人类良心”的宏伟蓝图，而且在其他尚活着的共产党人身上也找不到这样的“良心”，又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跑了张屠户，就得吃带毛猪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全部共产党人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一个零头。这么多的“党外人士”，这么多的人民大众，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戮力同心，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迟早必成。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自由，是法治，是宪政，是共和，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的统一，实现人民的尊严和幸福，到那时，人民会说什么呢？人民会说：“共产党人没有良心了，但我们自己有呀，我们的良心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不错，这也是一种假设，共产党高层没有良心人士了，但广大的共产党中下层一定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良心人士。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的所有良心人士，无论其何种身份、何种地位，也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认同耀邦先生所指点的民主出路，只要还愿意为危机四伏、病象百出的中国尽点自己的责任，就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从事这一伟大的中国民主工程吧。这期间，我们可能会遇到官僚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梗阻和压力，可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麻烦，但是我们没有退路了。耀邦先生曾多次强调说：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为之而奋斗的同志是革命家；过着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奴隶生活的人是奴隶；身为奴隶还赞美自己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我们认为没有人喜欢做奴隶，更没有人喜欢做奴才。但如果民主一天不实现，我们就一天背负着那种做奴隶甚至做奴才的厄运——是可忍乎？是不可忍也！那就让我们勇敢的站起来为民主中国和自由中国而奋斗！民主自由实现了，不仅我们解放了自己，过上了做主人、有尊严的生活，就是对于已经辞世多年的胡耀邦、赵紫阳等共产党良心人士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最后，我们再次向“共产党人的良心”胡耀邦先生表示我们的纪念和缅怀！

——《零八宪章》论坛

2011.4.15.

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2010年04月15日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编者按：

彭德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而且是一位具有平民主义情怀的政治领袖。从军事上讲，彭德怀戎马一生，最英雄的表现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组织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大规模的抗战是他真心抗日、精忠报国的表现，但却为毛泽东假抗战、真发展的战略图谋发生冲突，也因此而受到共产党统治集团的长期批判。

从政治上讲，彭德怀是一位关注民生、关心民间疾苦的政治家。鉴于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恶果，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与张闻天等人竭力抗争，为人民利益大鼓咙喉，结果因为开罪独裁者而牺牲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但彭德怀将军真心抗日、为民请命的壮举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

彭德怀：我在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83〕、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我参加的情况：

　　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这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一九五七年高产数字公布为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而将一九五八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我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说：“西藏平乱，虽已胜利，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在谈话时，有些为难的表情。我说：“还是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来帮助地方。”我说：“东欧各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很热情，各国领导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我又说，七月一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过于勉强。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开会。毛主席概述了形势，大体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所发材料不少。我编入西北小组，几乎每次会都去出席，约十次。参加国务院两次会是讨论计划工作；参加了中央常委会一两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周小舟来我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工业情况，他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还可保收。约谈了数十分钟，吃午饭去了。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他说去年粮食造了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我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他又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我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他希望我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具体情况。我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他说：“主席能看到吗？”我说：“能看到。”

　　张闻天住在我隔壁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多在散步时，随便谈谈。时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我说，炼土铁是有得有失（后来我给主席信，别人抄错变为有失有得）。张说：“你的估价还比较高。”张说：“要很好学习历史，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我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会议后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这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以上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七月十日前后和周小舟、张闻天谈的大致内容。此时，黄克诚还未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七月二日开幕以后，从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组会上共有七次发言（或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对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后，西北小组又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集中印发给到会同志。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词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十八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二十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十八号晚或十九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为了表白我当时写信的动机和愿望，故在这里再次把我对当时国内形势及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说明一下（成绩就不详细谈了）。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些问题。

　　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材料紧张。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当时也顾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不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会要延长比例失调（主要是农业远远地落后于工业），某些被动局面就难以摆脱，将会直接妨碍四年赶英或超英的跃进速度。在给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我当时认为有四个难于决断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摸索了约近二十年才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点八七。我国情况，比苏联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人力比他们多；其二，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比较差的。根据具体条件的比较，我国的建设速度可能会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六。我当时想，我们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半完成，因无经验，没有提出来。我总觉得，计划工作没有一个年度标准是不好做的，容易产生冒进或保守现象，只好检讨再检讨。我在给主席的信中，批评计划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句话，是原谅计委的。

　　我认为，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标准为宜。从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至于将来农业机械、水利、肥料条件改善和加强后，那时肯定会快得多。从解放后，我国农业每三年中就有丰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丰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丰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特大丰年，但由于好多地区收获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区发生多吃和其他浪费现象，不但国家库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过去的自然气候是带有规律性的，那么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万人炼铁，一九五九年继续七千万人大搞水利建设，这对长远利益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对当年的农业生产来讲，是有些不适应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齐有几个“大办”，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

　　在当时对小土群炼铁问题的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有损无益；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种看法，反对前两种看法。

　　当时，在贸易政策方面，我对“内销服从外贸”，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过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紧张，将影响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也就会影响大跃进。

　　那时我把这些概括起来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大跃进的关键所在。”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项工作任务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甚至流传了一些纯主观主义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做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推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七月二十三日，对我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正如在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既纠正了偏差，又没有伤害同志们的积极性，我对此非常满意。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竖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可是，事与愿违。在七月十七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头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七月十八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当日黄昏，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在马路上散步时，迎面碰见了一个同志，他叫了声：“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他很严肃地说：“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我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他说：“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我说：“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我知道他说的话是好意，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别而归。

　　回到住所后，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说，五十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仅停片刻，没有谈及别的，我即回自己办公室去处理电报。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至拂晓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呢？那位同志的话虽对，但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还是作检讨呢？总之，有一系列的问号在我脑子里盘旋着。甚至产生了一种埋怨情绪，想：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三十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但是，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惟有所谓“军事俱乐部”〔85〕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注　释　　

　　〔83〕两次郑州会议，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主席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以及《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等。另一次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84〕武昌会议，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昌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草案）及工农业生产问题，通过了《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等文件。本书同页提到：“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这里的“武昌会议”，指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等文件。上海会议，即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四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生产以及八届七中全会的议程等问题，形成了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文件。

　　〔85〕一九五九年七月，彭德怀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错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这封信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接着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等人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由于彭德怀当时担任国防部长职务，在批判时，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又被错误地称为“军事俱乐部”。

来源：《彭德怀自传》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普适性的探讨

作者：严迎春

　　关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论者甚众，以笔者之见，陈氏晚年最为强调的就是民主的普适性及资产阶级民主对社会主义的继承价值。当此普世价值争论激烈之际，回顾陈独秀对民主的思考，自不无意义。

　　一、民主的概念和类型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只有一种还是有多种?这是了解陈独秀的民主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民主是什么?陈独秀在早年(五四时期)和晚期，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即人民当家作主，或者说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不过，与早年相比，晚年陈独秀更为强调民主价值的普适性和民主制度的继承性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意义。

　　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陈独秀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民主“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继续存在。不同的只是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和具体。

　　关于民主制度的继承性。陈独秀先后提到了大众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近代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英美民主等几种类型。在《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4月19日)中，他还将有史以来的民主制列表如下：

　　1、上古世界：氏族社会民主制；

　　2、古代世界(希腊罗马)：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职(城市市民的民主制)；

　　3、近代世界：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

　　4、法西斯蒂专制；

　　5、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6、未来世界。

　　无论论及哪一种类型，陈独秀主要着眼点都在其具体制度上。他多次具体阐发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精神、制度和意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体现了民主的基本价值，有着很强的继承性和普适性，无产阶级民主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以苏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基本民主制度建设上乏善可陈，违背了民主制的基本精神，成为他晚年重点批评的对象。

　　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

　　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悠久、最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思考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重要内容。

　　与许多论者不同的是，陈独秀很重视对资产阶级民主具体制度的研究。在《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0日)中，他明确概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为如下七条：“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信仰自由。”在《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中，陈独秀又再次概括资产阶级“民主之基本内容”为以下三条：“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在这封信里，陈独秀还将英美民主制的内容概括为如下五条：“(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纲领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基本制度的研究影响很大。台湾著名民主人士雷震认为，“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

　　陈独秀认为，作为人类几个世纪奋斗的结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普通民众的利益，有着人民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因此，它不但为资产阶级所欢迎，也是无产阶级所乐意拥有的，而且无产阶级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惠。作为无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应该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而绝对不应该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起打倒。这实际就否定了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了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民主制度的继承性。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应该支持英美等民主国家反抗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认为这是为保卫人类的民主成果而战；反对英美国内的工人阶级进行反战的运动，认为这只会帮助希特勒等法西斯势力，将使人类回复到黑暗的中世纪。当然，也是从上述观点出发，他认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原则，甚至称之为“反动堡垒”。

　　三、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社会主义是陈独秀毕生的追求。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什么不同，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有何重要性，陈独秀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思考。

　　一是民主的重要性。

　　陈独秀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光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指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因此，陈独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他认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二是民主的继承性。

　　陈独秀认为，就基本内容来说，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没有什么分别。在《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中，陈独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此前，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在民主的基本内容上(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并无不同。如果有，也只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更广泛一些。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就是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陈独秀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内容，应该全盘吸收。他坚决反对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起打倒，而以空洞的民主口号代替切实的民主制度。

　　他还认为，传统无产阶级政权学说在制度上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但将其改造为“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以为这才是最大限度的民主。陈独秀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陈并认为：“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这实际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

　　民主的异同问题。

　　三是剖析苏联制度。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十分重视对其民主实践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更多受到了托洛茨基等的影响。在《给西流的信》中，他将苏联的现行制度与前述英美民主制分项列表比较，认为苏联和斯大林明显违背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1)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2)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3)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4)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5)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他甚至将苏联和德意日的法西斯体制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后者的老师。

　　但他认为，苏联目前的问题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而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这就又回到了他一再强调的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继承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上。

　　他认为，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就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内容。正是因为“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指无产阶级专政)抬到天上，把民主(资产阶级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才产生了斯大林。“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

　　他认为，“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因此，陈独秀认为苏联和德国、意大利一样，是“三个反动堡垒”，他们“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但随后他又支持苏联反抗德意志的战争。认为二者比较，还是前者胜利对民主更为有利一些。

　　四、民主思想的特点及其意义

　　综上所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回归“五四”，重新肯定了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并深刻阐发了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和继承性。胡适在1949年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的“序言”中，认为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二是以苏联为对象，深刻反思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陈独秀有关“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更是可取的。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些见解，既是针对以苏俄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而发的。

当然，陈独秀并未形成完备的民主政治观，比如：民主政治固然应当照顾多数，但也应当尊重少数；权力必须相互制约；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可以居于法律、宪法之上；原告不能做审判官；民主虽然具有普适性，但是在具体国家和历史背景下也会有自己的特点等。对于中国传统与民主的关系，陈独秀也缺乏应有的探讨。这些无疑都是需要我们后人认真去补充的。

来源：《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

余杰 ：陈独秀简评

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8年之后，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的。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键，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致敬温家宝

编者按：

在共产党的领袖群体里，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不仅以其勤政、务实、亲民、爱民的风格征服了众多国人的心，而且在对深邃星空的仰望中，他感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有一种庄严的责任和使命。也因此他无数次力排众议，高声疾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高声疾呼政体改革，高声疾呼公平正义和人民尊严。尽管权贵集团对之报以孤立封锁、围追堵截，但温家宝先生坚定“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家信念，愿意为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改革而鞠躬尽瘁——“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我们相信温家宝先生的存在注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祝福！

在此中国共产党大庆特庆九十“大寿”之际，我们愿意向温家宝先生送去我们的问候和祝福，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提醒温家宝先生：

民主尚未成功，总理还须“给力”！

《零八宪章》论坛：

热烈祝贺温家宝先生荣获英国皇家学会“查理二世国王奖”！

喜闻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于2011年6月27日荣获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查理二世国王奖”，我们特向总理先生表示特别的祝贺！“零八宪章论坛”认为，这一殊荣不仅是对温家宝先生大力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事业的肯定，也是对温家宝先生大力倡导普世价值、大力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事业的充分肯定和表彰！

众所周知，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纯粹的“科技”（指自然科学技术）已经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执政党不仅做出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研判，而且曾经倡言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引领下，当代中国的科技事业基本取得了比较好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对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执政党的四代领袖“核心”（毛-邓-江-胡）及其依附势力出于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均表现出较大的抗拒性和排斥性。他们以所谓的“特殊国情”为理由，宣扬什么“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品，高调宣布“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决不搞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制度”……结果，由于这种毫无远见的抵制和抗拒，导致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事业陷入“红色维稳”的死胡同。在强权维稳体制作用下，不仅腐败泛滥成灾、两极分化加剧，而且权贵集团对民间财富和公共财富的侵占和掠夺更是日益疯狂，群体性事件遍地开花，官民对立日益严重，人权的倒退、道德的沦丧、社会的溃烂也已到了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地步——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新的、在现行体制下难以克服的巨大危机！

但是我们也欣慰的看到以《零八宪章》签署人为代表的中国良心人士正在为挽救国家危机做着不懈的努力。不仅如此，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在体制内也有相当一批心怀忧患感和责任感的良心人士在竭力做着同样的努力。尤其是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自2006年以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在与网友闲聊中，均以拳拳丹心，毫不忌讳地宣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宣扬公平正义、宣扬人民尊严，竭力鼓呼政治体制改革——既就是在朝野“仇视力量”明枪暗箭的围攻下，温先生也始终抱着“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家胆识，一遍又一遍地以自己的声音推动整个国家向着民主与自由的方向前进——壮乎哉，“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这一次，正当执政党在国内大搞“红色”主旋律、大庆特庆“九十”大寿的时刻，温家宝先生利用出访英伦三岛的机会，在英国皇家学会再次发出有关“普世价值”的呼唤。总理先生在演讲中不仅深刻的洞察到“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不仅再次肯定“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而且着重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针对“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温先生强调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通过观察温家宝先生的一贯言行，“宪章论坛”认为温家宝先生不仅代表了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方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应该前进的方向。也正因此，值此温家宝先生荣获英国皇家学会特别奖章的光荣时刻，“宪章论坛”不仅向温家宝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向温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温家宝先生就快回国了，无论朝野“仇视力量”对总理先生的获奖行为和得奖感言做何反应，我们都由衷的期望温先生能够一如既往地积极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总理先生去日无多，必须拿出古今中外一切伟大政治家和伟大改革家卓尔不凡的政治勇气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为中国民主事业开辟道路，为中华民族光荣天下的民主事业做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奋力一搏”！

与此同时，我们也敬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人类是相通的，人性是相通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已经成为引领世界、引领人类的光辉旗帜！与西欧北美、东欧苏联、北非中东等地的人民一样，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事业的寻求和奋斗也是不可抗拒的。希望包括胡锦涛先生在内的执政党的领袖们，希望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高瞻远瞩——不仅要看到普世价值的光辉，而且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社会现存危机的严重性，并以高度理性、高度负责的担当意识迅速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温家宝们”一起、与“宪章党人”一起、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与温家宝先生共勉！

与寻求普世价值的共产党人共勉！

——零八宪章论坛

2011-6-28

“温家宝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纪实

编者按 2010年8月20—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考察深圳时做了重要讲话，8月27日温家宝又在国务院召开的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做了同样重要的讲话，温的这两次讲话在海内外的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9月15号下午3点半到6点15分，一批身在北京的学者和民主维权人士在知春里附近的某个小饭店再次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会议纪要整理如下：

研讨会主题：温家宝与中国社会转型

与会人士：胡石根（民主维权人士）

张博树（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焦国标（前北京大学教授，时事评论家）

刘京生（民主人士）

王光泽（中国和解智库研究员）

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公盟负责人）

范亚峰（前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民主维权人士）

陈永苗（宪政学者）

郭旭举（自由学者）

陈青林（维权人士）

张辉（民主维权人士，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

赵常青（民主维权人士）

会议开始，赵常青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温家宝两次讲话的主要内容，并将2006年9月以来，温家宝在不同时空下有关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人民尊严、公平正义、反腐败、权利制衡、政体改革等方面的主要言论向大家做了介绍，也就温家宝所受到的各种力量的批评向大家做了简单介绍，然后与会者开始围绕温家宝的相关言论并联系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分别发言。

陈永苗：根据观察，在座的大部分好像都是挺温的，我有些不同意见，我就第一个发言了。我谈三个问题：第一，中共党内民主派只有等到中共倒台后才能出现，中共不倒台，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党内民主派”问题；第二，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温家宝的讲话，是以做主人的态度呢还是相反的态度，他说得好，我们可以表扬他、可以利用他，但我们不能无原则的唯“温首是瞻”；第三，我们应该立定一个判断的标准，我认为对待温家宝应该以他做了什么为标准，而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陈青林：

我既不是“挺温派”，也不是“批温派”，硬要说我是什么“派”的话，我就是“救火派”，救谁的火？救温家宝的火。作为这个国家的总经理，很显然，温家宝近几年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麻烦，自然灾害就不说了，诸如经济危机问题、依法行政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制度转型问题等等都让他很头疼，而且他现在因为倡导普世价值问题还受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批评，真是一团乱麻。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大家为温家宝走出困境来支招。我个人的“救火”方案实际上是向大家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在2010年帮助温家宝摆脱国际国内资本家财团的绑架；

第二，在2011年，如何帮助温家宝在加重税负和乱发货币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从而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

第三，在2012年，如何能够推动温家宝在官僚板块、资本集团板块和人民板块之间设计出一套准宪政模式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

这些问题交给大家，我就说到这里。

张辉：

温的讲话在中国民间社会引起的争议还是很大的，对于温家宝的讲话究竟是信还是不信，是帮他呢还是不帮他，是淡然局外还是加以抨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就我个人而言，任何人倡导普世价值、倡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我都应该是欢迎的、鼓励的，温家宝来说这些话，我也欢迎的。

我认为未来社会的转型还是要首先从意识形态的纷争开始，没有一场争论，民间的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容易切入到社会转型当中去。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看一看温家宝到底能做哪些事，哪怕是一些很微小的事情，如废除劳教、解决访民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温家宝而言，应该不是特别难。他说一点好听的，我们欢迎，他做一点有利于改革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报以掌声，加以推动。

最后我认为，当下这个社会已经不存在特别强大的强人政治，“一言兴邦”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是个多元社会，温家宝是其中的一“元”，我们在座的也其中的一“元”，我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温家宝这一“元”里或别的什么“元”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我们也需要说更多的话、做更多的事情来推动我们这个社会的变革。

焦国标：

我想温家宝说了这么多话，他如果生活在邓小平时代，邓小平一定会说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但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敢公开站出来这样指责他，执政集团内部现在也没有类似邓小平这样的超级政治强人来进行幕后操纵，胡锦涛本人也不会站出来做这样的恶人的，因此温家宝的系列讲话实际上是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的，在政治上是安全的。从民间的角度讲，我认为现在还是应该鼓励温家宝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谈谈我对薄熙来的看法。从政见上看，薄熙来完全是反向的做法，唱红歌，怀念毛，政见完全与我们向左，但我觉得让他继续向着“左”的方向走下去，也未尝不可。我认为薄熙来想完全脱离法律框架的任意胡来可能性很小，但他在一个强调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里想另辟一个“左派”政治特区也未必不是好事。想当年，毛泽东他们要搞共产主义，胡适当时就向蒋介石提议让毛共党到东北区做共产主义试验，当然老蒋没批。现在薄熙来想在重庆搞一个“红色”特区，以显示自己与中央的某些区别，我认为是好事，我认为只要不是超越法律框架，就应该给各种政见以平等的机会和起码的尊重。我个人不会特别的倾向于哪一种政见或哪一种观点，但我认为，社会生态、政见生态越多元，对于我们的变革越有利，对于温家宝本人来说也会形成一种保护。

胡石根：

温家宝的讲话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讨论，这是若干年来很少有的事情，民间的讨论超过中共党内对温家宝讲话的学习和讨论，这本身也表明民间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的成熟，我们看到近期光北京就召开了四、五次这样的研讨活动，外地如贵州、浙江、广州等地也展开类似研讨活动，在美国，胡平他们在纽约也搞了类似的研讨活动，这些活动都带有挺温的性质。当然国内的一些网站如乌有之乡等批温的调子很高，在推推上，也有好多批温的，总的来说，从民间的角度观察，从过去的批温一边倒发展到现在批温和挺温的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是很为可喜的事。这既表明民间政治生态已经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了，也表明民间政治智慧经过三十多年的曲折探索和积累而渐趋成熟。尤其是我们现在讨论温家宝这个讲话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温家宝之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刻发表这样的讲话，民间之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进行这样热烈的讨论，这本身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上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把讨论温家宝讲话与中国社会转型联系到一起的重要原因。

我本人虽然也不是明显的挺温派，但我对于温家宝的亲民表现、对他的讲话我是持赞同态度的，这种赞同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做他的附庸，相反我们主动搞的这种研讨表现了我们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没有哪个街道办通知我们这样做。我们之所以要搞这样的研讨会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壮大我们民间的力量，实现民间各种力量的交流与汇合，通过这种交流汇合来寻求我们的共识，来协调我们的行动。同时也通过这种研讨交流来改变过去的那种官强民弱、极不对称的朝野政治生态，通过这种讨论交流促进朝野间的良性互动，并最终推动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从现在的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必然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在如何对待挺温和批温的问题上，我认为两派都有其价值，批温是为了防止温家宝向错误的方向发展，挺温呢，则是对温家宝已经做得比较好的事情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希望他继续向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如果他走错了路，我们还得起来批评他。

最近秋风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总体思路是要求民间结成健康的力量联盟，来共同打败毛左派和权贵集团，文章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但在我这里，我觉得还应该再做一下仔细分析。毛左派也好，权贵集团也好，第一，他们都不是铁板一块；第二，他们的思想也不是完全一致；第三，对于毛左派的主张和要求，我们也要去借鉴他们的某些智慧，如毛左派对现实的严重不满和批判、对社会变革的诉求，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心，是有其中的合理性的，这与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主张与诉求是一样的，是不矛盾的，我们不应该一杆子打倒一大片，要反对“洪洞县里没好人”的做法。就是对太子党、对权贵集团也不要一下子全部砍死，秦晓不就是太子党吗，不就是从权贵集团中出来的吗？既就是对于共产党我们也要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们不对这个党抱希望，但我坚信在这个有着7000万党员的队伍里一定有要求变革、要求进步、要求民主转型的力量，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民间力量与他们的结盟，这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转型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张博树：

我先对刚才永苗的观点做一个简单的回应，你这三条我有两条半都是不同意的，第一，你认为党内民主派只有等到共产党垮台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是我不赞同的，如果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才会出现党内民主派的话，也就不存在什么党内民主派了，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我们说党内民主派是有意义的，恰恰是从党内民主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能起的作用这个角度出发的，否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认为像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等人都可以说成是党内民主派或党内开明派，而且这样的党内民主派远不止一两个人。第二，永苗谈到温家宝光说不练是不行的，不仅要看他说什么，而且要看他主要做了什么。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有些简单化了。中共党内的说和做其实是很微妙的，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赵紫阳的回忆录和李鹏日记的话，就会发现在八十年代的党内斗争是很激烈的，从话语修辞等细节方面都会推敲出这样的结论。在最近一期的《炎黄春秋》里登载了我的一篇有关朱厚泽的文章，朱厚泽就回忆说，在八十年代他当中宣部长的时候，想以纲领性的文章或开会的形式来全面推动政治改革那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根本做不到的，只有采取化整为零、撒花椒面的方法今天在这里说两句、明天在那里说两句，以求社会舆论的逐渐转变，这算不算是“做”呢，我看应该是算的，不能说那是‘光说不练’，同样，具体到今天温家宝的头上来，他在这样一个后极权社会要做一点事也是很困难的，他也要灵活多变，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来努力促成气候的转变，因此不能简单的说温家宝光说不练。第三，永苗刚才谈到我们究竟应该是用一种奴隶的态度来对待温还是以一种主人的态度来对待温，我想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公民社会，我们对于总理也好或者一个普通公务员也好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提出我们的一些肯定和批评是正常的，我想，不能认为我们批评了他就是以主人的态度看待他，我们表扬了他就是以奴隶的心态去仰望他，这样的逻辑是不成立的，我认为我们既不要用主人的心态也不要用奴隶的心态，而是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他，这就行了。

然后我要从正面谈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温家宝在最近几年的讲话和行动到底应该怎样看的问题，我基本上赞成刚才胡（胡石根）老师的观点，如果我们要从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这个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最基本的逻辑链条是很清晰的，什么链条呢？第一，中国未来的转型以和平转型最好，和平转型意味着因社会动荡而付出的代价相对要小，转型成本低，我想没有多少人希望社会转型的时候出现大动荡；第二，既然大部分人渴求社会和平转型，就必然要求朝野之间能够实现良性互动，至少民间是这样想的。问题在于第三，这种朝野见的良性互动是怎样可能的？我认为要解决这种可能性，首先，民间必须发展壮大，如果咱们自己很弱势，那就什么也不要提；而要壮大我们自己就必须促使对方阵营的分化，因为对方阵营的分化是有利于民间的成长和壮大的，只有对方分化了，民间才能壮大起来，民间壮大了，朝野见的良性互动才会逐渐转化为现实，如果对方阵营没有这种分化，则互动、良性互动都是提不上日程的。

那么，对方的分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方阵营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定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有利于政治变革的健康力量，他们会在一些不同的时空里说一些好话，做一些好事，甚至带有被动、作秀的成分，我们就要把他纳入积极的一方，哪怕他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时候还有些犹抱琵琶、扭扭捏捏，我们也要拉住他，并创造条件扶他一把、推他一把，这才是政治上更高明、更成熟的表现。

刘京生：

我的观点大概不是挺温的，相反，我觉得挺温派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厢情愿的问题，我们是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善良的，而且善良了几千年，总认为执政者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就感动的不行，总拿我们自己的善良当成执政者的善良，那是要犯错误的。今天，大多数人会认为温家宝说话是真诚的，但真诚在哪里呢，他跟我们互动了吗?他如果能跟我们互动的话，他能把刘晓波抓了吗？他能把刘贤斌抓了吗？如果明天他把刘晓波放了，如果明天他把刘贤斌也放了，或者哪怕他明天将劳教制度废除了、将访民问题解决了，我才能说他的话是真诚的，他也确实跟我们民间互动了，否则，就别用那些动听的话来忽悠我们，我不买账。

王光泽：

对于温家宝的讲话我们要注意到这样几点，其一，他的讲话是很有局限性的，我们喜欢从普世价值的角度去理解，但是他讲这些话时，“社会主义”的姓氏是带的，“党的领导”的帽子他也是戴着，正如江棋生所讲到的那样，温家宝只是一个“一党民主派”，而不是“多党民主派”；第二，他的普世价值走得还没有多远，比如说像司法独立呀、新闻自由呀、财产公布呀、宪政民主呀等等他都处在一种无为状态。而且温从来都没有提过“宪政民主”的概念，他的民主还是共产党专制下的民主。最主要的从“行”的角度讲，他除了在孙志刚事件中努力将收容审查制度废除了外，其他就乏善可陈了。当然从讲话的角度讲，他比胡（锦涛）要表现得好，他毕竟还敢说一些话，这一点我们要支持、要肯定，并鼓励他尽可能走得更远一些。不过从民间的角度去解读温家宝的话，还是要从多元化的立场出发，这要比一边倒的情况要好些。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今天民间社会对改革的愿景很高，温家宝的讲话远远满足不了民间的改革欲望，尤其在党内高层，改革共识已经没有，想改革的力量又没有一个具有强大的实力，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希望还是寄托在民间、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对于民间而言，怎样考察我们的力量是否壮大了，主要看我们制造公共政治危机的能力怎样，通过制造公共政治危机给当局压力，通过这种危机来解决朝野间的良性互动问题，而不是靠我们的良好愿望和诉求来达到良性互动，那是一厢情愿的事。

许志永：

我先谈一点技术层面的事情，也就是在现有体制下，温家宝能够做什么事、又不能做什么事。太大太难的事情他肯定做不了，在现有体制下，他既就是想做也做不成；释放刘晓波、刘贤斌的事情他也做不了，他虽然是国务院总理，他可以对公安部长说些话，但现有体制下，政法这一块是自成系统的，有中央政法委管辖，他是做不了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也解决不了；劳教制度的废除他也解决不了，这牵扯到一个立法的问题。如果说在现行体制下他能够做什么的话，只可能在《征收房屋条例》上重新搞一个法规，因为这是他主管的国务院工作范围内的事情，但既就是这一件事他要做成也有很大的难度，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一直遭到地方势力的强大阻碍。

范亚峰：

看到我们这次研讨会墙上横幅写的是《温家宝与中国社会转型》，我觉得主题安排得好。应该说温家宝是一个很有些历史感的人，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温家宝在深圳讲话里谈到“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剩下两年我要全力促成政治改革的事情”，也就是说温家宝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不长了，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温家宝的讲话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想先澄清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否对党国政改抱有幻想？在推推上，关于这个问题吵成一片，一些人把挺温的人当做“最幼稚的自由派”，这种想法是对于对方智力的侮辱，我认为我们任何一个挺温的人都不会对党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抱有幻想；第二，我们民间是不是缺一个领袖需要温家宝来为我们做老大？这更是胡扯到极点。那么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呢？就是要把温当做中国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一枚棋子来使用。无论是温的讲话或者民间的热议，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温家宝看做是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一个契机。

当然我今天主要不是谈论这个问题，我今天主要谈论的是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中国政治转型的模式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人回答。结果导致一些人一看到我们对温家宝表示了好感就嘲笑我们是一群傻帽，被人利用了，其实，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思维呢？为什么不能看做是我们在利用对方呢？为什么要低估我们呢？民间挺温是在民间维权抗争运动的八个板块积累了多年以后到2010年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标志。原来主要是民间自己的抗争，现在则开始了与党国内部开明力量进行有目的的相互渗透、相互碰撞时期，在此情况下，通过利用、撬动党国高层已经存在的裂缝，进而扩大这种分裂，使之由局部分裂扩展为全面分裂，从而为中国民主化转型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才是挺温的真正用意。中国民主化转型当然以维权抗争为主流模式，这一点毫无疑义，但如果我们立足这一点再向前前进一步，再与体制内实现某种互动，对民间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它意味着民间能量级的提升，意味着民间能够恰到好处的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裂缝来发展自己、扩展自己的空间。

民间力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实势，一部分是虚势。实势就是脚踏实地的进行我们的力量积累。温家宝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就是虚势，维稳体制从2006年以来基本上把政改话语和法治话语抛弃了，但温家宝的系列讲话等于把将近四分之一的中右空间又还给了民间，为民间中右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各地访民、律师、维权人士掀起的学习讨论温家宝讲话的热潮便是民间力量得到很好扩展的表现。

我们现在讨论温家宝和中国社会转型，要学会使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温家宝之所以这样做，背后是有其深刻的利益驱动的，是在为他的家族乃至于他个人未来的历史定位做打算的。那么我们民间也应该顺水推舟帮温家宝出点主意，冯崇义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温家宝是至今不知天命的人，这个提法很好，我们最近反复提醒温家宝要顺应中华民主天命，提醒他要知道这个国家以及他本人都应该向着这个方向前进，这是我们为温家宝出的第一个主意，即要知天命所归；第二，步子要大，四平八稳不行，既然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就要背水一战，我认为温家宝最好的命运就是下台，就是不干了。如果温家宝能够从总理的位置上自觉下台，他就成功了。

胡石根：让他提前辞职。

范亚峰：对呀，叶利钦如果不下台，叶利钦就成不了大事，温家宝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有关政治改革的表现将来就是一个笑话。

现在民间对他的威慑力很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敢说他是在作秀、是影帝，是因为民间已经有这种力量自信了，因此温家宝应该抓住时机拿出点“干货”，步子要大，最好是下台，不下台成不了大事。

而且温家宝一旦下台意味着在三个方面他都抢到了手，第一，全部的民心，第二，全部的国际支持，第三，最好的历史地位。他一旦下台，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都是一个极大的喜剧。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推动温家宝继续往前走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全力以赴鼓动他下台，搞不成政改就下台，温家宝能否下台将是最近两年中国民主转型的一个关键指标，如果他搞不了政改，又不下台，我们就说他毫无疑问是在作秀、是在演戏！既然他说过“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那么就要知道“天命所在”，就要有所担当，就要舍生取义。邓小平说不要错过发展的机遇，我认为对于温家宝来说，现在是他千古流芳的最好时机。总之，我们要对温家宝说：往前走、大步走，某回头，用我们民间的政治智慧来塑造出一个民主政治家，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这便是我的期望。

郭旭举：我很认同胡老师、张老师还有亚峰的一些观点，现在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机会，挺温是必要的，我们长期没有这种话语空间，现在温家宝以总理的身份出来说话了，我们不借助这个机会把我们的观点表述一下，那是很不明智的。我们追求民主进步，我们就要想办法扩展我们的话语空间，就要想办法利用他们内部的分歧来拓展我们的空间，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要利用某种联动来扩大他们之间的分歧，从而民间才有更好的成长空间。

我们知道主流媒体长期被权贵保守左派们所霸占，体制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很难得到释放。现在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很多很大的危机，普世价值是一种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温家宝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也很精明，因此他站出来发声了，但是如果他再这样不温不火、慢慢吞吞的话，他已经注意到的改革机会就可能丧失掉，在此情况下，这个“影帝”的冠冕就非他莫属了。我们现在支持他，并不是全部的支持他，因为他的观点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只是阶段性的支持他。

张博树：我插一句话，温家宝在体制内的一些讲话，包括在深圳所说的一些话使用了“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是很正常的，关键我们要考察温家宝讲话的落脚点和重心在哪里，不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对他的“局限性”就会放大。

郭旭举：是的，所以，不管温家宝有什么局限性，他能够比其他人说得好，我们就应该肯定和欢迎，挺温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把他们压缩成一团，牢不可分，那么我们会有什么空间呢？我们现在好多人对他表示怀疑，认为他没有力量，许多事是做不成的，如废除劳教制度、户籍制度等他都做不了，这些具体的微观层面的事情他确实很难办，但是我认为，温家宝现在要立足的不是微观层面，而是要立足于宏观层面，他要打的是一张宏观的牌，他只有打出这样一张宏观的牌，他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我们看到，温的系列讲话之后，毛左派等也纷纷活动、大力批温，尽管他们的活动有些官方背景，但这也是好事呀。毛左派们在一定范围内与我们是有交集的，他们要平等这是好事，他们能在极左的方面闹腾，对党国力量就是一个牵制，对我们在客观上就是一种帮助。所以我支持刚才胡老师的观点，对毛左派要打，但要“缓打”。至于如何挺温，我认为，我们首先还是做舆论的工作，多给他一点精神支持。而且在党国高层，温家宝敢于公开这样说，他也是不怕打压的，或者最高层没有什么人敢公开站在温家宝的对立面。胡锦涛中间偏左，但他也不会公开讨温，他可能在观望，所以我们要给温家宝加油，使得我们的力量壮大起来，最后促使胡锦涛也不得不站出来挺温，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赵常青：我也说两句，我首先想旗帜鲜明的表示我是坚决挺温的，我最早注意到温家宝在政治上的“异动”是2007年3月，当时我还在监狱里，我在自己订阅的《南方周末》上看到有关温家宝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博爱等普世价值的认可，我当时想，老头子不错，这是89年以来来自最高层的难得的表态，把我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了，我当然要支持他。

我们今天在这里研讨的主题是“温家宝与中国社会转型”，那么我们首先要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时机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好像没有太大的争议。但问题在于怎样促成这种转型，我认为民间应该有政治大智慧，这个政治大智慧就是要对来自朝野的各种力量进行分析并加以整合。

从和温家宝的关系角度讲，体制内外批温的力量占据了很大的版块——保守派权贵集团是批温家宝的，保守派为什么批温呢，因为近十年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使得他们掠夺了大量的民间财富，温家宝要搞民主，民主一旦搞成，人民要是来个“秋后算账”的话，必然影响到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是不遗余力的批温；第二种批温的力量是民粹主义毛左派，他们将温家宝看做是权贵资本主义改革的忠实执行者，将因这种改革而造成的大量社会罪恶都推到温家宝的头上，要求老头子来承担全部的责任。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讲，毛左派们是有些道理的，他们在自己所发的《告全国人民书》中一口气喊出了十四个“造反有理”，客观地说，我也认为其中的八九个“造反有理”确实是有理的。但问题是他们将方向搞错了，他们试图借助毛泽东独裁体制来引领中国的未来，这自然和温家宝所倡导的普世价值观是“牛头不对马嘴”，自然，他们要批温家宝，这种批判当然是错误的；第三种批温力量来自于民间右翼的一些自由主义文人，其中以余杰为代表，他们认为温家宝光说话、没有行动，是在“表演”，是在“作秀”，并冠之以“影帝”的“荣誉”。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的一个主要行为就是“说话”，就是通过“说话”来表明自己的行为取向。前不久，胡（石根）老师明确提到对于政治家来说“说话就是行动”，崔卫平也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公开表达“在政治生活中，说话便是行动。这也是民主政治的特色所在”（见《政治言说》），因此，对于政治家的言论我们不要仅仅理解成一般的普通言论，他们的言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动员。话又说回来，如果温家宝说民主、倡普世价值和改革不是行动，只是作秀、表演的话，那么能不能说余杰等人倡民主和普世价值也是作秀、也是表演呢，因为这在逻辑上应该是成立的，余杰等人除了说话、发文章以外，也没有见到他有其他的行动，他没有去组党、他也没有参与街头化的“围观”，也没有为访民打过官司，但我并不会因为余杰只是写文章说话就认为他是在表演和作秀，相反，我认为他追求民主是很真诚的，而且他的写文章说话就是他的政治行动。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许民间放火，不许州官点灯”，我们应该执行同样的逻辑和标准，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掉进自己挖下的逻辑陷阱里。

在分析了这三种批温力量的错误后，我们再回到我刚才提到的“政治大智慧”问题上。大家想一下，在一个涉及十四亿人口的大国里，在一个涉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里谋求民主变革，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把这样一个伟大事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间的力量身上，到底行不行？我认为这是不行的，当年共产党搞革命的时候，还要搞“统一战线”、还要开辟“第二战线”呢，并把“统一战线”看做是自己“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俗话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共产党当年的成功经验虽然还不能说“古”，但对我们最起码是应该有所启示的。我们应该把各种力量都集合起来，用我的话说就是“合纵连横”，所谓合纵就是把民间寻求民主的各个板块集结到一块，无论是老民运、新维权、还是家庭教会、自由派等等都先“合”起来，“合”起来干什么呢？合纵抗“秦”，抗击党国权贵集团对改革的阻挠。

但是光靠民间的“合纵”还是不行的，我们还要执行“连横”的政策，就是把执政党内部愿意进行改革的健康力量和进步力量也拉到中国民主转型的轨道上来。大家想一想，在一个拥有将近8000万党员的队伍里，如果没有一批愿意为这个国家承担责任、愿意真正为这个国家谋求美好未来的人的存在，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从历史事实上看，共产党建政以来，确实是存在着这么一批健康力量的，否则无法解释像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的表现，他们在台上的表现是赢得后人的尊敬的，我们总不能说他们几个人在台上的时候也是作秀吧。

回到温家宝这里来，纵向考察49年以来的历史，我认为在近六十年的共产党高层官僚系统里，温家宝要比所有其他的人要走得远、包括比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要走得远、走得更符合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们要对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国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加以团结，要帮、要扶、要拉、要推！

赵常青：好，第一论各抒己见阶段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讨论阶段，由于时间关系，每人发言控制在3分钟之内。

胡石根：我在这里略作补充，我们必须明白“挺温”就是挺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就要犯政治幼稚病的错误，就要犯巨大的战略性错误。我们和余杰一样也认为温家宝现在只是画了一个饼，但是我们现在就要一个真的饼，我们必须抓住温家宝讲话的机会来弄假成真，利用温家宝的讲话把我们发展起来。大家必须明白，搞政治跟做买卖一样，做买卖对市场必须敏感，否则是做不成功的。搞政治也必须具有政治敏感性，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民主转型事业就是一个很具现实性的事业，现实的政治需要我们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政治机会，“挺温”就是我们要抓住的一个现实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机会，挺温就是挺我们自己，就是挺中国的民主事业！

陈永苗：实际上我也不是要根本否定温家宝，而是说怎样才能恰到好处的利用温家宝。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共产党所赞同支持的，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对他所倡导的东西的复杂性没有弄清就盲目挺进，就会被他们所利用。温家宝的讲话不能理解成是他个人的讲话，他是代表中共在发言，要将他放在共产党六十年的大框架里考察，他们老早就在喊“改革”，天天在喊，喊了十年、百年、一万年，他就不动，这种喊叫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部分是行动派，强调行动的力量，我们一定要用行动的标准来评判温家宝，而不是仅仅看他说了什么。同时，我们也要给老百姓传递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在中共改革派之外，民间也有一种新诞生的可以领导中国民主转型的力量的存在，让老百姓在我们当中看到希望。另外关于党内民主派的问题，我们衡量的标准还是看他的行动，而不是说话。

亚峰：在政治上我们不要犯幼稚的毛病，前若干年，党国将民间的空间压缩的很小很死，民间就没有说话的空间，现在民间借助温家宝的讲话有了一些说话的空间，这是好事，但我的判断和常青不一样，常青认为温家宝是真诚寻求民主变革的，但我看来，温家宝就是一个野心家，在判断民主转型的前景问题上我们也要抛弃“悲观派”或者“乐观派”这种情绪化的语言，使用政治理性进行冷静的分析，我们不要认为温家宝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温家宝的言论说到底就是一个利益上的考量，没有别的，我们要推进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张博树：刚才亚峰提的几个建议很好，胡（石根）老师提到挺温就是挺我们自己，在座的大概不会对此有什么意见，常青谈到“合纵连横”与“民间政治大智慧”几个概念都很好。我们现在能不能促成温家宝做点什么具体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来做一个局，给温家宝开出一张试卷，让他答题，卷子一定要公开，最后的署名应该是“合纵连横”的局面，这样看他如何反应，如果能做，就证明他不是在作秀，如果能做的不做，那这顶“影帝”的帽子就戴定了。

胡石根：我说一句话，温家宝说自己时间不多了，剩下的时间将努力从事政改，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帮你设计政改方案，我们也帮你造舆论，但温家宝必须自己争气，必须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民间将政改方案提交给他，然后，他交给政治局讨论，讨论通过，就执行政改方案，“党中央”不批准，好，辞职，在这种情况下，你既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做，也可以万民仰望、流芳青史了。

范亚峰：我们可以在我们和温家宝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我们可以将一些具体的政改建议如废除劳教制度、司法独立制度、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弄出一个新的政改纲领，然后集结各种力量参与其中，其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应该是非常好的。

许志永：我觉得永苗的思路是错误的，对于温家宝而言，你不管说他表演也好，作秀也好，但在常委九个人里面就他一个人站出来说了话，你现在把说了话的温家宝架在火上烧烤，这显然是不妥的，你应该把批判的目标瞄准其他几个人，这样才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永苗：瞄准不了，我们的子弹是射不出去的。

亚峰：这里面涉及一个制造局面的问题，在这九个人里面就只有温是变数，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变数推到极致。1989年学生绝食从政治逻辑上讲是正确的，学生把八十年代的学潮一步步的推向极端，最后以生命来抗争，迫使邓小平来做决断，你是要千古流芳还是要死保权力。现在虽然情况不同，但对于温来说，我们仍然要将他不断的向民主化的道路上推，你不是要搞政改吗，好，那就来真的，如果来真的受到党国阻挠，好，辞职，如果不辞职，那就是表演，通过这种推向极致的方式鞭策温家宝上轨道，这应该是可取的选择。

赵常青：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仅要帮推温家宝，就是对于胡锦涛，我们也要尽可能的将他往我们这个方向拉扯。我曾经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说胡锦涛“只是一个做大官的命，而不是做大事的命”，从他进入共产党官场以来，事实情况就是这样，基本上是四平八稳，做官、做大官、做最大的官，一个地地道道的“官迷”——喜欢当官我们不反对，只要你不反对政治变革，我们都能容忍，但问题在于他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官”，我们对此不可掉以轻心，从他和温家宝的关系上讲，只少截至目前，他还没有公开撕裂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他还需要温家宝来给他挡风遮雨。因此，我们应该在挺温的同时，拉一把胡，至少要防止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胡锦涛被权贵集团绑架为“镇压派”，赵紫阳曾经对杜导正说过：“温家宝是个好人，胡锦涛是个明白人”，我们希望胡锦涛在同样为期不多的时间里做个“明白人”，我们必须提醒他民主变革是世界性潮流，千万不要留恋权贵集团的怀抱，那是一个大泥坑、一个大火坑，我们要拉胡走上正确的轨道，而不是放任他往泥坑里滚、往火坑里跳，那是不负责任的。总之，我希望我们能走出一条“合纵连横”的团结道路，在民主的旗帜下，八仙过海，戮力同心，共同促成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共同为我们的国家开辟出一个万紫千红、花果飘香的未来！

胡石根：我在这里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拿福建三网民围观事件来说，当时网友们公开将温家宝说过的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制成横幅拉上马尾街头，表面上看网友们是在挺温，但实际上网友们要达到的是另外一个目的，而且最后的效果很不错。那么现在我们的挺温就实际用意而言和当时的网友们毫无二致，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

赵常青：现在时间已经到六点半了，研讨会结束，准备吃饭，大家在饭桌上可以继续讨论相关话题。

编外花絮：

其一，在吃饭的时候，许志永提到9.18游行抗议的事情，大家都同意姚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9.18游行的批准，而且提出了许多口号，如“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钓鱼岛上去钓鱼”、“钓鱼岛上去观光”等等。

其二，在下午的研讨会举行期间，有人上洗手间时发现有人贴着隔壁包间的墙壁上偷听，张博树知道后大声说“偷听多不好，去将那偷听的人请过来参加研讨会”。

其三，这次研讨会地点选择了上一次开会的同一家饭店。没想到，我们想用的包间在一大早就被人预定了说晚上用，因为该饭店只有一个这样的包间适合开会，因此我们说下午我们用，晚上我们到另外的房间吃饭，不耽误老板的生意，老板同意了。结果我们开会开到六点多，也不见预定房间的客人来，（但这之前老板来催过我们两次说客人来了），我们按约定于六点十五分结束会议撤出房间，换到隔壁的小包间吃饭。但我们撤出后又不见别人进去吃饭。最后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大房间是被“公安局的人”预定的，大家也都明白了为什么包间被他们提前预定了，可能是他们从电话中知道我们要开会的信息，为了阻止我们的开会，他们才出此下策，不过我们最后还是开成了。

仰望星空

温家宝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2007年9月4日，《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发表）

2006年以来温家宝有关普世价值及政改问题的言论辑要：

温家宝2006年——2009年间的相关讲话：

l 温家宝谈普世价值

2006年9月，他在接受五家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在2007年2月的一篇文章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在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l 温家宝谈“六四”与“民主”

温家宝2008.9月在纽约接受了美国CNN记者的采访，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他对六•四问题的看法，以及要提出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设想。

当时美国记者拿出这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里温家宝站在赵紫阳身后看望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给温家宝看，并且问他，这张照片是你1989年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所拍的。你从那次经历中学习到了什么？

这张照片拿出来之后，温家宝当时愣了，他没有料到这位记者会把这张照片拿出来问他，所以他当时一度神情凝重，后来他极力保持一个笑容，两个嘴唇紧紧的闭着，下巴不断的颤抖，停了好一会儿，他才回答：“我相信，在推动经济改革同时，我们还需要推进政治改革。我想，你的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国发展民主。我认为，在中国发展民主，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使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国家的权力被服务于人民。第二，改革法律制度，依法治国，建立独立和公正的司法系统。第三，政府应受人民的监督，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特别是，政府应该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党派的监督。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在中国发展民主，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需要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要循序渐进。”

l 温家宝谈“幸福”“尊严”与“公平正义”

温家宝2010年2月12日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讲话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再次谈到“周期率”的问题，强调唯有“民主才不会懈怠，才不会人亡政息”。并对“更有尊严”解释说，“更有尊严”提法主要指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

第二，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第三，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这就是我讲的尊严的含义。” 　

2010年3月14日答记者问中说：“让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

l 温家宝谈政体改革

2010年8月20-21日一连两天，考察深圳时他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还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

2010你年8月28日，温家宝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 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要依法行政，人民群众要有监督政府的权利”。

l 2010年9月23日CNN，“FAREED ZAKARIA GPS”栏目主持人Zakaria(以下称为Z)专访温家宝（以下称为温）的文字摘要，对话涉及胡耀邦、言论自由、互联网、政体改革等问题。

　　Z：你曾经撰文纪念过你曾经的领导，胡耀邦。这篇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其中你高度赞扬了他。回顾过去，你认为胡耀邦是一个杰出的中国领导人吗？

　　温：是的。我想我给他的历史做出了一个公允的评价。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第一，他大力推动了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一讨论，他为中国解放思想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二，面对众多阻力，他毫不畏惧，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党政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第三，他采取行动，切实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Z：在你的演讲中，你提到从经济上看，中国依然不是一个强大的创新型国家。有着如此多的言论自由限制以及互联网管制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创新型国家呢？难道不应该取消这些限制吗？

　　温：我认为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你并不了解中国。在中国，有4亿左右的互联网用户和8亿左右的移动电话用户。他们可以接入网络，表达他们的观点，包括批评意见。我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对政府工作的尖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我经常说，不但要让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只有人民能够监督和批评，政府才会做得更好，公务员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当然，监督和批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国家才会有秩序，秩序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Z：温总理，说实话，我去中国的时候，发现很多我要上的网站都被屏蔽掉了，非常难以获得资讯，似乎任何挑战共产党政治地位的言论都是不允许的。比如胡耀邦，直到您写的文章出版，在《人民日报》上从未被提起。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限制——对互联网监控的这些设备，让你的人民很难真正有创造性，去做那些你想让他们做的事。

　　温：我相信，我和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有这样的信念，那就是中国会有持续的进步，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我希望你能慢慢看到中国正在持续的进步。

　　Z：在过去几周，你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演讲，在深圳的讲话真的把我震住了，你说“不仅要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在我们上一次专访中你的观点。但是很多中国人说过去六七年间，经济体制倒是在不断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多少。那些听你的演讲的人，他们说“我喜欢温总理的讲话，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啊”，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温：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多年以前由邓小平提出并推动的，我想任何一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对这一点深入思考并投诸行动。上次见面之后我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更深入的思考，我的想法是，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应该要和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不一样才对。最大的区别就是，政党的活动应该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上升到宪法和法律的高度。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

　　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Z：上次我们谈话的时候，我问你当时你在读什么书以及什么书比较有趣。那在过去几个月有没有什么事，有没有什么书让你印象深刻呢？

　　温：我的书架上经常摆着的是有关历史的书因为我相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外的历史书我都很爱读。在我出差的时候，我一般会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另一本是沉思录。我并不是同意这两本书中的所有观点，但是我相信古人的理想和思考会为今人提供思考的食粮。现在有太多自夸自卖的回忆录，我并不喜欢读。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那些真实的东西，但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终将消散。

　　Z：最后一个问题，温总理，你的坦诚让我感动。你刚才提到你不管国内党内的阻碍有多大你都要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你对于腐败和通胀会动摇社会稳定的忧虑，以及对胡耀邦领导能力的赞扬，即使他是一个危险的“自由化”领袖。

　　你相信中国即将上台的新一代领导人，会和你有共同的远景吗？他们会不断努力深化你正在力推的事业吗？

　　温：你可能认为这是今天最难回答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这很容易。我从两点回答你有关未来的问题。1.正如中国老话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对中国未来领导人超过他们的前任我深有信心。2.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谢谢你的专访！

Z：这是我的荣幸，谢谢你温总理。

l 温家宝谈“两股势力”

2011年4月23日温家宝在中南海会见香港特区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

l 2011年6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伦敦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时再次谈到普世价值和政改问题：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实现的途径和形式有所不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我们要健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人民的责任感和民主精神，将带动社会的进步。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越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就越大。

历史备忘录

编者按：

在当下的共产党高层官僚系统里，似乎除了总理温家宝在竭力呼唤民主、宣言普世价值外，其他人好像都紧绷着脸，摆出一副凌然不可侵犯的老爷架势，时刻准备着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是极为可笑又极为可悲的事情。

其实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的专制嘴脸，相反，在它奋斗的前期，尤其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的领袖们是向人民、向国民党宣讲过不少有关民主、自由与人权宪政的理论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就公开面向中外记者说过：“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其他如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及其控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媒体都做过类似的宣传……

现将赵进斌先生辑录的有关共产党在野期间的一些精彩言论贴在这里，以提醒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说出的话是要算数的，作出的承诺是应该兑现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是不允许被无限期的“忽悠”下去的。

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承诺:中国共产党在野期言论精选

作者：赵进斌

1、《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2、《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3、《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幷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4、《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关于人口素质不够的问题,共产党说过,不应因人民素质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

　　解放区的直选,是用各种豆子代表候选人,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面投豆子的,所有一切都公开在露天举行.现在的素质,比那时候好很多吧.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5、《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6、《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7、《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

8、《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9、《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10、《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11、《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幷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12、《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13、《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14、《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15、《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16、《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17、《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18、《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幷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19、《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20、《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它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公告天下

《零八宪章》论坛：热烈欢迎胡佳先生出狱！

再过两天胡佳先生就要出狱了！

“零八宪章论坛”对即将出狱的胡佳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慰问！

众所周知，胡佳先生入狱之前是一位很热心的社会公益人士。还在大学时代，胡佳先生就积极参与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活动，毕业后，长期关注环保问题、艾滋病问题，并为贫困的艾滋病感染者及艾滋孤儿募集生活费与治疗费，为艾滋病感染者争取合法权益。不仅如此，胡佳先生还是一位杰出的民主人士，长期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进步而竭力呐喊。他通过互联网公开揭露各地警方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呼唤民主、呼唤自由，倡导法治和宪政，努力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进步！也因此， “记者无国界”组织在2007年将首度 “中国奖” 颁发给胡佳先生；2008年，他还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以表彰他在人权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但胡佳先生维护人权、寻求民主的努力却为北京当局所不容，2008年4月北京当局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胡佳先生有期徒刑三年半。试图通过镣铐和监狱来阻止胡佳先生对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追求！试图通过铁血镇压来维护权贵集团在中国的“长治久安”！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妄想！

《零八宪章》早就指出由于“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遗憾的是，在胡佳先生入狱的这几年，人权恶化趋势、矛盾激增趋势、灾难失控趋势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在“红色维稳”体制下愈演愈烈，中共主导下的畸形改革已经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推向危险、危机和危难的边缘！

面对如此之恶劣情势，我们又该怎么办？一切尚有良知感和责任感的中国人又该怎么办？

我们的回答是：团结起来，继续奋斗！也如《零八宪章》早已指出的那样：“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因此，我们欢迎胡佳先生出狱！欢迎胡佳先生归来！

我们也由衷的期望胡佳先生在身心健康恢复之后继续投身伟大的中国民主事业，继续为伟大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而奋斗！

“零八宪章论坛”也注意到，所有走出监狱大门的民主维权人士及其亲属都会无一例外的受到各地方当局的监控和骚扰，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人身自由都会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非法限制。我们提醒执政当局，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来的十年，注定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时代；中国的未来，注定是民主的未来。在此情况下，务请执政当局高瞻远瞩，痛改前非，善待我同胞，善待各路维权人士，善待胡石根先生、善待秦永敏先生、善待何德普先生，善待一切出狱人士——包括善待即将出狱而又身患疾病的胡佳先生！

最后，我们再次对即将出狱的胡佳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慰问！

——《零八宪章》论坛

2011-6-24

茅于轼新文章:对毛泽东的再认识

我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后，没想到引起乌有之乡等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这的确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损害了他们的感情，我愿意道歉，我不希望引起冲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理性的思考。从冷静的思考中作出自己客观的判断。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改革前的一百多年，中国从来没有几年的和平环境。只是改革后我们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和平。国家的实力大大地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千万不要再次陷入内斗。

不过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并没有变。毛泽东要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我希望乌有之乡的人士客观地想一想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的评价。不过如果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这是你们的权利。我相信，随着事实真相的逐渐揭露，你们的看法会改变。

我能够理解左派人士怀念毛泽东的缘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地不公平。收入的不公平，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表现得非常明显。处于底层的百姓处处受到欺侮，而且喊冤无门。这些我都十分清楚，十分同情。而且我身体力行，投身于公益事业，尽微薄之力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绝不是回到毛泽东的路线。其实，我也曾经是毛泽东的拥护者。在解放前后，我正在读大学。听到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我都非常赞同。比如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依靠工农，要走群众路线，要团结一切民主力量，要把祖国建设成富强康乐的国家。那时候不但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赞成毛泽东的思想，连大学教授，在美国留学的博士，没有不赞成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他们很多人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是后来都挨了整。）所以全国解放那么顺利，共产党的政权非常巩固。可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一步步走向反面，接连不断地搞人与人斗。后来越看越清楚，他的唯一目标就是当秦始皇，自己的独霸地位不容挑战。他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任何一个稍有怀疑的人统统都被整死。中国因为他的错误死了大约五千万之众。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而且他到死也没有丝毫自责之心。这就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无法原谅他。

毛泽东最初提出的那些主张非常吸引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即使主观上不是欺骗，客观上的确就是欺骗。他号称一切是为了穷人，但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穷苦的人。

为他打仗而死的上百万士兵都是参军的贫下中农，三年灾荒而死的大多数是农村的贫苦人。他整死的老干部都是为穷人服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他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是让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所谓的一切为了穷人岂不是一种欺骗吗！倒是改革开放后大家的生活确有明显的改善（当然差别极大）。不承认这一点就太主观了。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瓜分富人的财产，富人没有保障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难道穷人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受穷吗？当然不是。但是毛泽东就是把中国变成了穷人国。世界上有许多穷国，但是没有哪个穷国像中国那样有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肚子，全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那时候中国成为穷国中的最穷者。而现在中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不过按人均收入计算，排名还在中间偏后）。

真正能帮助贫困的人，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取消特权，让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要求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也就是人权的切实实施。在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有保障的条件下，必然有市场经济的产生。这是能够高效生产财富的一种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反而产生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要有政府和民间的，市场之外的各种慈善公益活动，缓解差距的过于扩大。但是消灭收入的差距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人人收入都一样吃大锅饭是效率极低的一种制度。古巴就是一例。他们的社会非常公平，但是也非常穷困。最近不得不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进私人经济和市场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大同小异，都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虽然这个制度也有毛病，但人类还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制度。反对打倒富人，要同样保护富人和穷人，可能是你们最不愿意听的一句话。但是请好好想一想，你们打算永远做穷人吗？不希望有一天也能致富吗？解决贫富分化的办法不是消灭富人，而是限制差距的过大，保证穷人也能过一个起码的生活，而且让穷人有机会变成富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富人是靠市场致富，而不是靠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走私贩毒致富的。

让我们通过冷静的思考，寻找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要为谎言和虚假的宣传所迷惑，延误我们向前进。

来源：博客中国

“在民主的时代我们一起光荣退休”

——记达赖喇嘛与澳华人见面会

6月12日在澳洲墨尔本国际会议中心，达赖喇嘛在会见华人时，说了一句充满智慧与幽默的话，“我已经退休了，希望共产党也与我一起光荣退休”。

从纽西兰地震灾区抚慰灾民们心灵创伤，祈祷死者逝去的灵魂后，达赖喇嘛又赶赴墨尔本为当地的市民讲经说法，在蜿蜒于墨尔本市的亚娜河畔，国际会议中心象一只振翼待飞的晶莹巨鸟，冬日的阳光和煦灿烂如同佛光普照。中午休会期间，坐于台阶上，躺在草坪上，散步于河畔小道的听众们，在温暖中，分享着达赖喇嘛演讲所带来的喜悦与爱抚，一派人世间平和明媚的景象。

达赖喇嘛与华人见面会，在中午休会期间举行，见面会由“墨尔本汉藏协会主办”，为了举办这个见面会，“协会”会长余世新，张伟强等与各方沟通，让这次见面会有着广泛的代表性，让尊者的思想为华人社会不同的群体所了解。自从08年西藏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表示对中国政府的失望与对汉民众的信心后，每次利用外访演讲期间，都会拨出时间与当地的华人见面恳谈。这次在墨尔本由于时间十分紧张，达赖喇嘛放弃午休时间与华人见面。在国际会议中心的5 号会议大厅，约有三百名华人静静地等待着达赖喇嘛的见面。这次见面会由墨尔本的“汉藏友好协会举办”。一时左右，达赖喇嘛在众僧与官员的拥随下来到了会议大厅，与会者拍着手，欢迎尊者的到来，长长的掌声表达了海外华人对达赖喇嘛的爱戴之情。当尊者在杏黄色的奇子上落座后，歌咏队在口琴的伴奏中，唱起了西藏歌曲，那一首尊者童年时期的歌谣，把达赖喇嘛带到了家乡，带到了遥远的童年时光。

达赖喇嘛对着那么多来自不同群体的华人，显得特别的高兴，他说零八西藏事件发生后，许多汉人认为我们藏人在反对汉人，我到美国访问，有些华人反对我的到访，我想与他们接触一下，互相作一个交流，安排了一个见面会，那次来的人也不多，我对他们解释了我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与政策，但是只有部分人能够听得进去，有些人则完全不听我的解释，而且表现得非常激动。尊者风趣地说，看他们那个样子，如果我们中间不是隔着一张桌子，他们可能会一拳打过来。他说现在好了，最近几年来，我们与汉人朋友有了广泛的接触，海外各国地区都成立了“汉藏协会”大家彼此之间有了沟通，以前把我当作魔鬼，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达赖喇嘛的头上，并没有长着二只角，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慢慢地抗议我的人就没有了。尊者在说到共产党把我当作魔鬼时，还把手放在额头上伸出二只角来，引得全场哄动大笑。这样的气氛时时充满着会场。达赖喇嘛讲一了汉藏之间，千年的关系，讲到汉藏二族所共同拥有的宗教文化。他说在宗教文化上汉族还是我们的学长，不过这些年来汉族的佛教文化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衰落了，学弟超过了学长，我们希望在佛教文化上对汉族有所帮助，共同提高。

尊者说“六四”以前，我们与汉人接触不多，“六四”后我们看到许多学运人士，在追求“自由”以外也追求“平等”，我想这是我们互相沟通的很好基础。我们汉藏二族在平等的基础上来解决西藏的问题。对于以往的历史，我们不必再去纠缠它，我们追求的是未来，我们不追求“独立”，这是我一再强调的，我很欣赏“欧盟”的方式，当然汉藏二族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路，我想我们汉藏二族经过更多的接触，共同探讨，一定能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他说最近注意到了内蒙所发生的事件，如果共产党真的象他们在天安门城楼写着的“民族大团结万岁”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件了。民族大团结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在内心真正的团结。

达赖喇嘛在简短的演讲后，就进入了与华的互动提问。首先提问的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著名作家阿木，他说尊者在不再担任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退出政治权力以后，新一届的政府会不会还实行尊者的，“不独立的路线”。尊者表示：虽然我退出了政治领导的地位，也不顾问西藏流亡政府的操作，但是我相信这些年来我所宣传的“不独立，和平非暴力路线”已经为广大的藏人所接受。我想新一届的民选政府，在这样的民意之下，这一路线不会有所改动。因为这一路线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共同认识。

第二个提问的是来自“纽西兰汉藏协会”的陈维健，他说这一次尊者拨出时间到纽西兰地震灾区看望灾民，不但感动了纽西兰人，也感动了移民当地的华人。我的问题是我们汉藏协会的一些藏族会员与汉族会员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即西藏流亡政府是否会降格为一个“组织”。尊者说：“流亡政府”其实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称呼，我们现在设在达兰萨拉的是一个“行政的中心”，处理我们西藏的事务。他说现在我达赖喇嘛已经退休，西藏的事务就交由这个中心。然后他话锋一转说到中共政权，他说共产党历史上也做过许多好事，比如说改革开放老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提高，但是到一定的程度就应该退下来，特别是在民主的时代，现在我达赖喇嘛光荣地退休了，共产党也应该光荣地退休。他的话再一次地给会场带来了轰动性的欢笑。他又进一步地阐述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也不是说在中国立即实现民主制，民主还是需要一步一步地来实现，比如信息的透明化，现在共产党垄断了媒体，许多方面都是歪曲的报导，13亿人应该了解事实的真相。另一方面是法制，现在的法律是共产党的法律，中国的法制应该达到这个世界的共同水平。达赖喇嘛在提到共产党时总是用汉语来表达，让华人听来感到特别地生动。

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代表性地在二个问题上进行互动。见面会结束前尊者走下台来，座在听众席上与华人一起留影，“中文独立笔会”齐家祯向尊者赠送了她的英文版新书The Black Wall，尊者向华人代表授于了哈达。这次尊者与华人见面会还有一个让人感动不已的插曲。12日当天墨尔本机场起了浓雾，许多飞机都无法降落，一些航班也被推迟起飞。从悉尼赶来参加见面会的“悉尼汉藏协会”华人赶到会场时，见面会已经结束了，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当达赖喇嘛从秘书才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吩咐工作人员在大会结束的午后，作了一次单独的会见。当达赖喇嘛拉起几位迟到华人的手时，在达赖喇嘛温暖的手掌中，都为尊者对汉人的那一份情意所感动。

博讯记者陈维健墨尔本报导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何兵：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毕业致辞爆红

2011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毕业晚会上，副校长何兵致辞：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时代：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励你革命；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该校长的演讲获得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欢呼。

何兵致辞：

    “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们，大家晚上好，在这个不能随便代表的时代，我不想代表别人，我就代表我自己，来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我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是：丰满与骨感。四年以前你们带着很好的理想到政法大学，那时理想很丰满。而四年以后，你们带着些缺憾，离开政法大学，现实很骨感。而正是因为现实很骨感，我们理想才必须继续的丰满。”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时代，这个时代荒诞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励革命；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这是一个非常骨感的时代，但是正是在这个骨感的时代，理想才能飞翔，那么在这个时代，我对你们有什么理想？......四年以后你们谁敢陷害忠良，我就给你灭了门，不让你进我的门......你做不成包公可以，但你不能陷害忠良......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分数，你们毕业意味着为了什么......”

    “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事业上我们在前行，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那就是你们。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要给力！......我相信我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我还敢说我是一个法律人，我今天在必要的时候，我还能按照我的本意来说话，我希望等到将来你们掌权的时候，你们也要让我为你们鼓掌而不是遗憾......”

执政党观察

《参与》：《旗帜》剥夺温家宝汶川救灾功劳

        （参与网2011年6月29日讯）：昨晚（2011年6月28日）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完了十集文献纪录片《旗帜》的最后一集后，网民惊呼：《旗帜》剥夺温家宝汶川救灾功劳！

     据介绍，由中宣部领衔制作的十集文献纪录片《旗帜》，6月19日至28日每天播出一集，对中共打天下的第一个三十年，用了五分之一篇幅：以《开天辟地》、《浴血奋斗》两集应付；对中共建国的第二个三十年，也只给了五分之一篇幅：以《建国创业》、《艰辛探索》敷衍；而对第三个三十年，则以《历史转折》、《滚滚春潮》、《扬帆沧海》、《世纪跨越》、《发展新篇》、《阔步前行》六集来浓墨重彩表现。结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手毛泽东，占据了前四集的中心，而“改革开放的旗手”邓小平、“三个代表旗手”江泽民、“科学发展旗手”胡锦涛，三人均分后六集各得两集。令人奇怪的是，在歌颂胡锦涛的《发展新篇》、《阔步前行》两集叙述汶川地震救灾时，始终只有胡锦涛的镜头，而当初最早赶到汶川地震一线指挥救灾和后来多次到汶川落实救灾工程的温家宝总理，竟然没有一个镜头，也没有一句话提到他。这一现象在其后的玉树地震救灾中同样再现。

     观察人士认为，这一信息再次表明了温家宝近来处境不妙——中央正在刻意淡化温家宝的“亲民总理”形象。按照《旗帜》中对周恩来总理出同期声的高规格，对李鹏、朱镕基的尊重，温家宝应当在《旗帜》中有辅佐胡锦涛劳苦功高的形象。是谁在有意打压温家宝？是胡锦涛？还是党内大佬？不论是谁，都再次表明了十八大前夕的激烈权争，表明了胡温关系的微妙变化。

     2011年6月29日
   作者：小熊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2011年6月27日，伦敦）

尊敬的纳斯会长，

各位会员、各位使节，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应邀访问久负盛名的英国皇家学会，深感荣幸。刚才，英国皇家学会授予我“查理二世国王奖”。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肯定，同时也是中英两国科技界友谊与合作的象征。对此，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国皇家学会，是英国最高科学学术机构，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等科学巨匠，为人类科技事业发展作出过划时代的贡献。在座的各位会员，同样以自己的杰出成就造福社会。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担任中国总理以来，这是我第四次访问贵国。这一次和上一次时隔两年，感觉大不相同。2009年初，贵国遭受一场罕见的大雪，同时也经历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煎熬。我从达沃斯到伦敦一路走来，感受到一种忧郁不安的气氛。我当时说，“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宝贵”。如今仲夏的伦敦，人们又恢复了往日的从容和自信。我对贵国应对危机所作的努力和可喜进展，表示由衷的钦佩！

我要告诉朋友们的是，经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前进的步伐更加稳健了。在这里，我想说一件事。

2008年5月12日，中国西南部发生毁灭性的特大地震。当时，我站在震中汶川的废墟上，对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说，“过三年再来，一个新的汶川会拔地而起”。三年过去了，我们一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一边举全国之力进行灾后重建。上个月，我第十次来到震区，欣喜地看到：灾区最漂亮的是住房，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满意的是居民。我邀请在座各位朋友，有机会到中国汶川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们身临其境，一定会为这里发生的奇迹感到震撼，也会从中真实地感受到中国的生机和活力。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人们也非常关注。我愿意借今天这个机会，谈谈我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我国现代化进程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0年到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三步走”战略的核心和本质，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增进全体中国人的福祉。沿着这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中国必将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政府的第一要务。我们将坚持科学发展，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我们将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我们将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努力扩大就业，优先发展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的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根本靠科技。中国政府已经制定并组织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我们持续增加科技投入，近五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近1000亿美元，年均增长22．7％。从今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我们力争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现在的1．75％提高到2．2％。同时，我们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当前发展并为长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世界范围看，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保证经济的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根本也要靠科技。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诸多领域正酝酿着激动人心的重大突破。这场新科技革命，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必将开辟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必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科技无国界。让我们共同迎接这一伟大时代的到来！

近些年来，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也有许多进步。例如，实行政务公开，政府预算公开，推行电子政务、听证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等。我已连续三年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之前，在网上同网民交流。今年春，我在新华网在线交流时，收到网民来贴40多万条，手机信息11万多条，页面访问量近3亿人次。同这些普通民众的交流，是心对心的交流，可以直接体察人民的喜怒哀乐和对政府的诉求，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的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开放包容，才能发展进步。唯有开放，先进和有用的东西才能进得来；唯有包容，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才能使自己充实和强大起来。

我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而且在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等领域也要大胆博采众长。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和廉政问题等，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遇到过。对各国的成功经验，我们要认真借鉴；对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应重复；对世界面临的难题，我们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来破解。

我们要创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人民追求真理、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探索自然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做学问、搞科研，尤其需要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因为有了充分的学术自由，像牛顿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影响的科学家，才能够思潮奔腾、才华迸发，敢于思考前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敢于踏进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不久前，我同中国科学家交流时提出，要大力营造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提倡学术争鸣。

我们历来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我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上世纪30年代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一生饱经沧桑。他在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费老先生的这一人生感悟，生动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开放包容的胸怀。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勇于担当的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潮流和自身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五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以上。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年均进口近7500亿美元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未来5年，中国进口规模累计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商机。

21世纪应是合作的世纪，而不是冲突和争霸的世纪。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我们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共担责任、共迎挑战，继续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方向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13亿中国人民的庄严选择。中国30多年的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倒退没有出路，停滞也没有出路。只有坚定信心、继续前进，中国才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人民才能更加普遍和以更高水准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这样那样的艰难险阻，但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女士们、先生们：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高等教育、金融服务、医疗卫生、低碳经济等领域，都具有中国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广阔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为英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大型企业、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同英国的合作，鼓励双方高端人才的交流和合作研究。

英国伟大思想家培根说过，“智者创造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富有思想和智慧的中英两国人民，一定能创造更多的机会，推动两国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我对中英关系的明天充满信心，更充满期待！

谢谢大家！

汪洋谈党庆：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歌颂辉煌更重要

2011年06月27日 14:39

来源：羊城晚报作者：邓琼、岳宗

羊城晚报讯 26日上午，广东省委办公厅在阳光读书厅举办了纪念建党90周年“读党史、强信念、明责任”专题组织生活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帼英和省委办公厅的党员一起参加了活动。

汪洋以普通党员的身份畅谈了体会。他说，党的历史是我们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重要力量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学习和重温党的历史，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有利于长期执政。我们既要全面总结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期间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更要善于吸取党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产生失误的深刻教训；既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更要警惕某些优良传统的正在削弱的倾向；既要看到长期执政形成的良好基础，更要积极应对长期执政正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专题组织生活会以读党史、谈体会的形式进行。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少华作了重点发言，用生动的素材和思考的成果，分析介绍了《苦难辉煌》一书展示的独特风格和深刻启示。他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最终的胜利，在于她所独具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以及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我们作为后来人，正在续写着历史，必须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跑好属于自己的一程，做好历史的传承者、创造者，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居安思危、不懈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

来自省委办公厅各党支部的党员结合实际，畅谈了读党史书的体会。他们表示，要牢记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意识，增强历史责任感，树立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信念，在“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新征程中付出更多努力、作出更大贡献。

汪洋谈“三个感悟”

1、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有哪些教训值得总结

党史里有很多教训，如何在今后执政的历程中不要再重复这些教训，这是突出问题。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能沉溺于过去的成绩，更要看到过去我们在思想工作作风、重大举措上出现的问题、导致的失误，总结好这些，对于我们党能够更长时间地执政是更加有利的。

2、有哪些党史上已经形成的光荣传统，现在需要继承的但正在削弱的

现在条件好了，物质丰裕，但有些人确实忽略了信仰。我们怎样才能够把应该继承的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今天削弱的情况下理一理，加强教育、传承下去，值得深思。

3、要保证继续执政、保证红旗不倒，面临哪些挑战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经济是发展了，但确实还有些基层群众的经济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政治权益没有得到体现。就我们长期执政的需要看，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加重要。

新闻出版总署：不允许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

新华网北京6月27日电（记者黄小希）针对国际记者联会指责我国政府某些部门拟建立记者“黑名单”一事和国内媒体炒作此事的问题，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27日重申：依照我国的法律和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媒体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我国政府从来不允许新闻当事部门、机构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

该负责人表示，我国政府十分注重政务信息公开和记者采访权益保障工作。国务院于200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按照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程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要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作为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新闻出版总署负责我国境内记者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社会民主、社会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大量新闻报道实践证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但促成具体个案问题的有效解决，而且推动某一领域或者行业的体制创新，对社会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新闻媒体存在的报道内容个别细节不准确的问题，不应该采取求全责备的态度，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及时发布公开信息，积极开展正面引导的方式进行解释，不能设置障碍任意提高采访难度，更不能建立所谓“黑名单”限制记者采访。

该负责人表示，新闻出版总署一直高度重视新闻记者队伍的建设工作，在加强记者权益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7年，印发了《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就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各新闻单位保障记者采访活动提出了七个方面的要求；2008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编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保障新闻单位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并从六个方面作出加强保障的规定；2009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并施行了新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两个管理办法从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维护群众利益和保护记者权益等方面，完善了规章的相关条款。

该负责人还指出，对于个别记者或者媒体的不端行为或违规、造假、敲诈等行为，新闻出版总署坚持及时受理、严查严处。如发现记者或媒体存在违规问题，社会各界可以投诉、举报，新闻出版总署24小时受理，及时负责处理。

发贴者 08charter 时间：上午5:07

南方周末：俞正声与姚立法的一段交集

原题：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

作者：陈中小路

来源：南方周末

l 一条微博的蝴蝶效应

l 关于中共诞生，关于新中国，关于毛泽东

l 他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新中国的建立”。

l 第三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艰难的探索”。

l 如何看待当下的矛盾？

l 主动谈起敏感话题

l 俞正声还谈到另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在网上热议的“独立候选人”问题。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俞正声说，“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问：“对党的未来怎么看？”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一条微博的蝴蝶效应

　　2011年6月20日下午，一堂特别的党课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坐在讲台上的，是身着白衬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环坐在俞正声面前的，是来自上海交大所有院系所有年级的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部分教师代表，人数达5000人之多。

　　学生们穿着中午发到手上的统一T恤，按颜色坐成一个个红色和黄色方阵，整齐鲜艳。正对着俞正声的方阵，举着巨大的红色标语──“纯洁、坚定、永远跟党走”。这也是上海交大等方面为这堂特别党课反复斟酌敲定的主题，这句话也出现在俞正声上方的巨大液晶屏幕上。

　　这并不是一场枯燥乏味或是充满宣传动员辞令的演说。这堂近两个小时的党课上，俞正声不仅主动谈起了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文革”等时期的争议话题，还毫不避讳地触及一些社会敏感问题，并不时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临近之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选择到上海交大上党课，却要从一条最近网上热议的微博说起。

　　5月中旬，在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大四学生党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一位同学分享了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则“冷笑话”──一个女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

　　支部书记董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围绕这条微博，支部内进行了一场信仰危机的讨论。讨论后，大家决定把“无论何时何地，亮出党员身份”作为这个支部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党课的主题。

　　这个主题针对的是当前的社会现状──“现在很多同学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主观上蛮淡漠的，不会主动说自己是党员，当有一些是非争辩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党员身份，表明自己应该持有的立场。”董雪说。

　　最后，支部决定向学校里其他毕业支部乃至社会发起“亮出党员身份”的倡议。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也给俞正声写了一封倡议信。

　　出乎董雪意料的是，不仅几天之后收到了俞正声的回信，各方也顺势促成了邀请俞正声来学校上党课的构想。“没想到会搞那么大。”董雪说。

　　有意思的是，两年之前，刚到上海履任不久的俞正声，也曾到复旦大学上过一次“党课”。那一堂主题为“坚定党的信念、坚持党员本分”的党课，也是“结缘”于一封毕业生的来信。

　　只是当时那次党课，只局限于两百人左右的毕业生党员代表。而这次，是面对近五千名师生，并且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生日之前，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的党课。

关于中共诞生，关于新中国，关于毛泽东

　　6月20日下午两点左右，5000名师生就座。按计划，各个院系轮番唱起了《歌唱祖国》、《保卫黄河》、《打靶归来》等红歌──曲目是学校提前确定好的，大屏幕上还滚动着歌词。

　　半个小时后，俞正声走进了体育馆。“交流是为了讲心里话，念稿子大家不爱听……我今天给大家上党课……没有教育人的意思。”向来不用讲稿的俞正声，这次也不例外，这番开场白先赢得了大学生们的掌声。

　　俞正声说，“我想讲两点，一点是坚定的问题，一点是忠诚的问题。”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的书国内没怎么出，也会从各种渠道流入国内。怎么样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间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随后，以中共历史为脉络，俞正声给学生谈了几个“怎么看”。

　　他说，“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北洋军阀丧失一点控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时机。很可惜的是，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

　　俞正声说，“报纸上当然没点共产党，但是说救亡图存的思想下，民主共和发展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俞正声说，“我是在哪儿看到这种言论的？是在我们上海的报纸上，而且是转载的北京的报纸。”

　　对于这个问题，俞正声举了自己4月在《新华文摘》看到的一篇文章为例。该文谈到，1920年，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的宁夏海原大地震，地震后一个月当地政府才向北洋政府上报了求救信息，得到的捐款也极有限。“我到上海以后，感觉很多人对上海的（上个世纪）30年代很留恋。30年代上海是金融中心，全国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上海是沙漠中的绿洲。2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了，上海为海原大地震做了什么？上海的富商们为海原大地震贡献了什么？”

　　在俞正声看来：“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俞正声强调，在这种时代特点下，中共诞生，就是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就是不能让社会、官僚们熟视无睹群众死活的状况在中国继续下去，所以才产生了共产党。

他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新中国的建立”。

　　“有人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军事上比国民党高，我觉得是不对的，根本上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俞正声随后谈到农民参加土改。

　　“有的同志说，土改就是农村里的痞子，把地主的财产分了，乱打乱杀，这个现在很多文章里面讲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土改中乱打乱杀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个地区群众的反水，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抗战时期也发生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群众拥护解放军和拥护共产党呢？从根本上说，土改运动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艰难的探索”。

　　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

如何看待当下的矛盾？

　　“30年来国家有很大进步，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俞正声一一数道。比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现在银行高管一年薪水几百万，有的银行，老总一年可以几千万，“而上海的最低工资线是一个月一千两三百块，这可是几百上千倍的差距”。

　　“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此外，俞正声还谈到了当前社会矛盾不断地涌现。他说，“有一些社会矛盾是属于干部处理经验不足，没有在早发阶段赶紧处置；有一些社会矛盾是越渲染越大，本来没那么大。”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俞正声也历数了他所认为的原因。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难以避免阶段性的混乱。而这种快速发展、分配上的变化、财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人们谋取利益的冲动。

　　“这是正常的。”俞正声说，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的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新世纪利益多元多变，是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这是任何国家快速发展的阶段都难以避免的。

　　还有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分工变化，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他还强调，这不光发生在中国。

　　“第三，还有我们工作的不足和体制的缺陷。”俞以分配问题为例，他说，邓小平1993年就讲过，分配问题可能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难，应该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鼓励用各种方法去进行探索。“我想我们对小平方针的认识和实践上做得不够。”

　　“此外，干部的监管使用上还有制度性的缺陷。”俞正声顿了一下说，“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不过俞正声告诉听众，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标准，他每个月工资一万一，“不算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市长韩正低一些。“抽烟是自己买，衣服也是按照市场价格买。”

　　俞正声也提醒说，（解决当前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建国以来的教训是什么，是急于求成，以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是GDP赛跑，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投资、那么大的货币量。”

　　“我们总要找到新的途径和办法，就是靠各方监督的办法。”他甚至举了个自己的例子，他去年10月去崇明检查工作，结束后随行人员邀请他去看看当地一个湖。当时，大量游客在那，俞正声一行至少有四五辆车就开上去了，然后上了船。

　　俞说，从船上下来，游客就跟他打招呼。“第一句是，俞书记好；第二句就是，你买票了没有？我赶紧让秘书把票补了。”这段自嘲，也引得学生一阵大笑。

　　因此，“还是要扩大公开，置于群众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方面我们总要找一种制度性突破，扩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主动谈起敏感话题

　　谈到当下，对于一些政治领域的敏感话题，俞正声也不避讳地向学生们主动说起。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共产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他说，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大陆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

　　“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俞正声抛出一串反问。

　　他强调说，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俞正声还谈到另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在网上热议的“独立候选人”问题。

　　有意思的是，曾经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与来自湖北潜江的自荐竞选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之间，还有一段交集。

　　俞正声回忆道：“我在湖北时，潜江的书记说，我们有一个群众推荐的候选人选上了，经常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要区分情况，群众推荐不能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要分析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真正希望参与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个是要支持的；第二种是他想参与监督但没有经验，有时候说话偏激，这个也要支持，不要在乎；第三种可能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第四种可能就是出于想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

　　俞正声问这位书记，姚立法处于哪种状态？他说，还没有到第四种。俞说，你还是要帮助争取，不管是处于哪一种，只要他讲得对，你们都要改正你们的工作缺点，即使是不对，你也得改正你的缺点。“后来县里说，美国国务院请姚立法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问怎么办？我说，让他去呀，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么走下去，性质是要变化的。”

　　俞正声说，处理这种问题的界限，就是是否赞成宪法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在于他给你提多少意见。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中国的现实，如果离开了党，国家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今年都66岁了，干不了几年了，你们都是年轻党员，未来怎么走，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你们决定的。希望你们把握好未来的政治方向。”

　　“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不会有希望。”

　　俞正声还向学生谈起“忠诚”的话题。“我说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不是一句空话，体现在很多的思想里。”

　　“在座的有不少上海人，上海现在常住人口将近1/3是外地人，要不要取得上海户籍？要不要享受跟上海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俞正声说，“同学们是心里赞成还是表面赞成啊？这势必会涉及到一些利益。我们现在的高中不允许他们上，势必有一天，高中要给他们开口的，高中要开口子，等于大学也要开口子，大学开口子，等于原上海籍的高中生考大学就有竞争了，上海户籍的同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啊？”说到这里，他批评说，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进展太慢，有关部门的同志思想局限太重。

　　他停了一下，说道，“作为党员，就应该赞成。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这也不敢贸然地进行，上海老百姓很有意见。慢慢地循序渐进，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是明确的。”

　　他随后提到，忠诚也要“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他举例说自己在山东任职时，有一年山东的走私很厉害，大量走私汽车。“我当时在青岛担任市委书记，青岛刹住车了，威海、烟台都疯了。正好到北京开会，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济南军区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中央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

　　他随后还举了一个有关朱镕基的例子：“朱总理是好领导，你不跟他讲真话，他不信任你，你跟他讲真话，他反而相信你。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我对朱总理很尊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鼓励你讲真话。”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对党的未来怎么看？”在学生的欢笑和掌声中，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人民日报：警惕政府公信的无形资产流失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

相对于经济发展成就、社会财富积累等“有形资产”，公信力属于“无形资产”。如同有形资产的建树需要集腋成裘，无形资产的聚集也靠点滴积攒。不同的是，政府“无形资产”的流失，却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在近年来诸多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上，各级政府的不同回应，见证了“无形资产”的消长变化。

还记得2009年成都公交大火惨剧发生之后，信息公开的主动、及时，不仅消解了种种疑问、猜想，也使公众和政府“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而最近的深圳大运会，面对公众对“禁止农民工集体讨薪”的质疑，住建部门追回禁令并公开道歉，不仅呈现了特区的城市精神，也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的形象。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如果事情出现后不是衔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娄子”，而是尽力促成政府与民众的顺畅互动；事态激化后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着力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化危为机的“双赢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与公信力，百姓实现了正当的诉求和利益的公平。

我们有的干部，常误以为虚心听取批评、积极回应质疑，就会失了身份、丢了面子，甚至会削弱权威、消减威信。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任何治理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出现批评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矛盾拖延塞责，一错再错。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发酵的路线图表明，回应失当、进退失据，才是公信受损的症结所在，也才会陷入动辄得咎的“信任困境”：做好事和做坏事一样会受到批评，说真话和说假话一样会被质疑。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我们应充分理解治国理政的各种艰难，了解地方政府承担的发展责任，体会广大领导干部面临的现实挑战。但越是这种时候，就越需恪守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越需增强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越需坚定对人心向背的清醒认识：政府公信的“无形资产”，远比经济成就等“有形资产”更为重要。不能让一些地方建起了气派摩登的高楼大厦，却在违规的强拆中离散了人心；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却因工程腐败蚕食了信任；创造了引以为傲的GDP，却让子孙在不断蔓延的污染中承

受痛楚。一边建树“有形政绩”，一边流失“无形资产”，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怎能不降低“信任指数”？

人民信任方可载舟。纵观90年风雨历程，我们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全国执政，正是因为“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告诫党政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前又特别提出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维护群众利益，政府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获得奋发作为的价值保障。

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只要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并身体力行，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同心协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2011.6.9

原题：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人民观点·如何回应社会关切②）

好书推介

编者按：

现存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其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更由于后天的畸形培育和畸形发展，使得这个制度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阻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陷阱。共产主义官僚贵族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不惜以国家强制力量为后盾，干着大量侵犯国民人权、破坏国民幸福和尊严的勾当。官僚贵族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普遍的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面前的严肃主题！

张祖桦先生作为前中国共青团高官，本来有机会置身共产党高层甚至最高层的官僚序列。但8964大屠杀使他看到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残忍性和悲剧性，从而果毅退出中共官场，听从良心的呼唤，开始致力于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理论研究和转型实践活动。经过九十年代的理性思考，2001年终于结晶出版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简称《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为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提供了可资选择的路径和方向，从而很好地回答了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本书中，张祖桦先生非常系统的解析了与民主宪政科学有关的系列概念，如“民主”、“法治”、“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宪政”等等。他将“民主”分为“一般民主”、“法治民主”和“宪政民主”三个层次，认为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是人类迄今为止在政体方面的最优选择。

张先生指出中国政治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那么怎样从现实出发完成这种转型呢？张祖桦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张”，即培育公民社会、树立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他认为中国之政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经历“体制改革阶段”、“低度宪政化阶段”和“高度宪政民主阶段”。而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则是一件众人添薪捧柴的事，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及体制内外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推动，从而扫除官僚权贵集团对民主宪政事业的阻挠，并最终完成政治改革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创新。

毫无疑问，张祖桦先生的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维权事业和民主事业是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的。

从本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将分集连载张祖桦先生的政治学著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我们希望也相信读者诸君能从这部著作里寻找到一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总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关于中国、关于中华民族的美好憧憬和光荣梦想！

编者：2011年4月15日

上一期我们编选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第四章：“宪政民主是振兴中华的制度保证”，本期我们编选的是该书的第五章：“中国现行政体的弊病”，本章内容基本架构如下：

第五章 中国现行政体的弊病

l 腐败与现行政制的关联

l 社会不公与现行政制

l 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

(1)权力的软约束机制

(2)制度性腐败

(3)人治、权治大于法治

(4)人权与人的自由这一基本价值不被尊重

(5)民主化程度偏低

以下是本章正文，请阅读——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作者：张祖桦

第五章 中国现行政体的弊病

（连载六）

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

（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英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

中国现行政体已实行了半个多世纪，虽然还没有前苏联存续的时间长，但历时也不短了。与它先后建立的同类政体大多已作古了，剩下的屈指可数。个中原由，实在值得深思！如果说它在诞生的初期曾经生气勃勃，那么到了今天已尽呈衰败腐化之态。无论是它的党政体制，还是立法体制和司法体制，都是弊病丛生。尤其是它的司法体制，更是问题多多，民怨沸腾。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并建立起宪政民主政体，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出路的。

腐败与现行政制的关联

仅从一些公开见诸报端的案例，就不难了解腐败已经发展到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

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任职6年，竟贪污了1300多万元钱。

更有甚者，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仅用了4年时间就搜刮了1000多万元钱财，几乎是日进万金。在封建时代，形容官吏腐败，曾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而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还有更厉害的角色：辽宁省沈阳市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于1999年6月底率两名高官由港商陪同在澳门豪赌，一天之内就输掉了3600万港元（这些钱如果用来安置下岗职工，该能解决多少人的生活困难啊！）。马向东事发后，沈阳有七八名贪官因受贿巨大闻风外逃，13名高官被隔离审查。（详见1999年8月2日《羊城晚报》和1999年第9期《南风窗》杂志秦朔的文章“夏天：与钱有关的问题”）。

还是在这个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处的副处长杜福泰，一直被认为是“优秀检察官”；结果却于1999年7月2日在沈阳市东郊由他购置的一处豪华欧式别墅中，与他的情妇一道被几个劫财的初中生杀死。身后留下近百万家产（据计算：他1986年转业到检察院，至死时一共13年，开始时每月工资40多元，提为副处长后为860元，他这13年不吃不喝攒起来也不到7万元）。

原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主任（副厅级）金鉴培仅在1997年2月至1998年8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就贪污、挪用公款1．88亿余港元（合人民币1．9亿多元）用于个人赌博和炒作期指（难怪香港人普遍担心回归后大陆官员会把贪污腐败的恶习带到香港）。案发前，除归还4480万港币外，其余全部损失。

原湛江海关关长（副局级）曹秀康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43万元（据说远不止这些），并造成走私分子偷逃关税达4亿多元。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就是走私分子的保护伞，在他的支持和参与下，仅其子陈励生从1996年初到1998年9月，就走私汽车1900多辆，柴油43000多吨，偷逃税款1．9亿元。据已查实的情况，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涉及公职人员259人，其中局级干部16人，处级干部64人。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在任期间，利用职权为其妻子和儿子牟取钱物合人民币近700万元。宁波经济犯罪案件共涉及违法违纪人员76名，其中省部级1名，厅局级干部13名，县处级干部26名。这些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几亿元之多，如果分摊在宁波500多万人民的头上，平均每人200多元。

原河南省新乡市委书记祝友文任职期间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竟利用职权指使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截扣群众的举报信件200余封；还非法动用公安机关使用专政手段追查举报人。

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在贪污索贿被告发后，竟雇佣杀手杀人灭口，群众给他起名叫“蝎子书记”。（见1999年10月15日《周末》）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利用职权，通过批土地、工程、贷款等手段共收受他人现金、实物折合财产总计人民币1600多万元。

福建省政和县是全省最贫困的县份之一。这个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却照样大收“红包”，因此被称为“红包书记”。“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是丁仰宁的当官信条。他在政和县任职仅两年多，就收受红包100多万元，成为这个贫困县的“百万富翁”。在丁的“红包丑闻”中，涉及党员干部200多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人，县处级10人，科局级90多人。从此案可以看出权力腐败已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2000年新年伊始，国内媒体又披露出惊人大案：中央派出由400人组成的专案组，于1月17日抵达福州，对厦门800亿人民币特大走私案进行调查取证。1999年8月，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就已率工作组进驻厦门，但涉案人数不断增多，级别愈来愈高。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及一批高官在逃。涉案官员已达160人。工作组规定，厦门处级以上官员暂时不得出境。（2000年1月27日《中国合作新报》头版）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利用职权大肆索贿受贿，采取向有关部门负责人批条子、打招呼、下指令等手段，通过为他人解决贷款、建筑工程项目、营业执照、赴港定居、汽车过户等问题，从1995年5月至1999年8月，先后90次收受、索取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544万余元、港币94万元、美金8万元，以及价值97万余元的高级手表、钻戒等贵重物品；此外还有161万余元不明来源的财产；且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情节恶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一个“三胡干部”（胡吃、胡吹、胡来），在刚刚过去的“三讲”运动中得到了“政治上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考评。老百姓说，像这样的“三讲”还不如不讲。（参见钟继轩：《胡长清，让我们悟出了什么？》，载2000年第5期《半月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人民政府主席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单独或与其情妇共同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

．．．．．．

上述案例即使在被揭露出来的腐败事件当中，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连“冰山之一角”都算不上。类似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

由于制度性的原因，造成不仅高中级官员贪污腐败，而且上行下效，基层干部也不示弱，腐败竟成风气。例如1998年长江大洪水中簰洲湾大堤决口，洪水过后，当地一些村干部多报倒光户（房屋全部倒塌户）数量，冒领救灾建房款。有的乡干部在县城买了新房，而有的倒光户竟然一分钱也没拿到。几十里长的大堤加固工程也被当地有来头的人瓜分掉了，县里往下发包每方土9.5元左右，经过层层盘剥，多数施工单位只能拿到每方5元多的工钱。“国家的政策为什么落不到实处？簰洲湾的情况说明，下层腐败已经像一种可怕的‘计算机病毒’，使那里维持社会运转的硬件—行政系统，不能支持软件—国这家政策的良好运行。”（见1999年8月15日《中国青年报》张金岭/文）

专栏作家余卫国在题为《五大仇敌》的文章中写道：“当前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五大仇敌，它们是自私、愚昧、懒惰、狡诈和腐败。”其中，“最大的敌人是腐败。一个不到6万人的国家特级贫困县，吃财政的就有5000多人，有小车100多辆，当地干部对世界最先进的‘小额贷款扶贫方式’不感兴趣，因为那样的钱要报细帐，且不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最热心的‘事业’就是打报告要扶贫款。仅3年中大宁县被查出的挤占挪用资金就达1000多万元。越有权越有钱就越能贷到扶贫款。至于在位掌权的大小官员。婚丧、生子、满月、周岁、十二岁、祝寿、开业、暖窑给人们发通知，敲诈财物的司空见惯。在这样的环境下，扶贫焉能不越扶越贫？”“大宁籍老干部、原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军工组组长范铭痛心地说：‘解放前没有一分钱的补贴，大宁还是有名的‘小金殿’呵！解放后，国家年年给，年年吃国家财政补贴，越吃越多，现在竟成了全国有名的‘特困县’了。”文章作者最后得出结论：“今日的中国确不需要急风暴雨，而是需要深入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否则，就不可能标本兼治；推进现代化，只是空发道德议论而已”。（1999年8月27日《南方周末》第13版）

还有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腐败现象，叫做“费侵害”。指的是政府行政系统对老百姓征收或摊派的各种行政性收费，数量非常之多，且大多是违法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事业性收费1988年为415亿元，到1996年已超过4000亿元，数额接近当年税收总额，年均递增20 %多。甘肃省工商局对河西5地市饮食服务业的调查表明，至少有19个管理部门收取69个项目杂费。湖北省利川市从上到下收的行政事业费竟多达2200项之多。该市物价局长说“这还只是正在统计登记中的一部分。”过去，老百姓中流传的民谣是：“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如今，共产党不仅会多，税也多，费更多。发生在著名诗人闻一多的故乡、湖北省浠水县的4171名（1053户）农民联名状告乡政府的案件证明了这一点。据当地农民代表陈金耀介绍：农民除了按国家政策规定依法缴纳了各种款项外，还是承担的不合理负担有20多项，如：

教育附加费：16．53元/亩

水面增值0．56元/亩

村建校60元

科技小报3．84元/户

浠水河东干渠集资38元/人

预防冷链费按人头收取

牛包诊5．70元/人

普法费4．00元/户

以资代劳30元/人

其他2元/人

农业特产税按人头收取

牲畜防疫费31．60元/户

猪包诊9．5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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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农民气愤地说：“我们种田脱不了头（方言，不够，交不了差，脱不了身的意思），连谷蔸拔起来交了都不够！”就是这样一桩牵涉到千家万户农民切身利益的案件，从年初立案到年底也不开庭。据悉，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地做农民思想工作”，希望这起《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告官”案件胎死腹中。不知闻一多的在天之灵面对乡亲们的困苦作何感想！（关于此案的报道，详见1999年12月3日《南方周末》第14版文章“千家诉讼”）

收费还觉不过瘾，辽宁省建昌县八家子镇政府一度在该镇辖区内复印人民币，吃饭喝酒时掏出一张就算数，整得当地百姓民不聊生。

一些直面现实的文学作品也深刻而真实地刻划了中国社会政治腐败的状况。如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张平的长篇小说《天网》、《十面埋伏》、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等等，对官场腐败和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均已达到入木三分的程度。

与中国大陆的现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香港特区却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黄河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长黄河生，因为被传媒揭发出其妻子开设帮人避税的税务公司，而他本人又持有该税务公司的象征性股份，于1999年8月19日被宣布解职，丢掉了高薪的公职，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一名被香港政府即时撤职并马上公布撤职原因的首长级高官。（据8月20日《羊城晚报》报道：香港特区政府从媒体得知黄河生违规的消息后，即对其进行了调查。在审阅了由审计署提交的调查报告后，发现他曾处理过7宗由其妻开设的税务公司提交的税务个案。虽然未有证据证实公帑因此受到损失，或他已涉及刑事责任，但他却违反了三项利益申报规例及守则，已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没有公信力再做税务局这样敏感的部门首长，因此即时离开该部门，是最基本的做法。）香港有关人士评论道：在香港做公务员，“应该做到Whiter Than White（比白色还白，意味无懈可击）的职责才对。”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很普遍，根本不会因此而丢官；大陆媒体对此早已见惯不惊；既使愤而成文，要见诸报端也困难重重（笔者天天读报不辍，尚未见到过类似的报道）。两地的差异真是不可以道里计。其实两地在经济上的差距正在缩小，主要的差距还是在于政治体制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生事件”对我们的启示应该不小。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的副教授郭正林在评论“黄河生事件”时写道：从香港政府的处理作法中得到的启发：“一是不能把廉政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自律上，政府的廉洁最终要从廉政机制中去寻求。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政府寻找廉洁的‘开山斧’。例如在香港，尽管有人指责廉政公署好像‘盖世太保’一样，但廉政公署如果没有独立动作的权力，它就会同澳门的反贪污公署那样，被人轻视为‘一只无牙老虎’。二是高悬社会舆论监督的利剑。以法治的精神，保证新闻监督的权力；以公开的原则，提高政府动作的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社会监督压力。三是政府与社会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特别是以维护政府健康和公众利益为宗旨的廉政机关，要与新闻机构建立相互支持的制度化渠道，使权力监督与社会舆论监督相得益彰。并在共同发挥保廉反腐作用的同时，营造‘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我想：执政者并非不懂得上述道理，而是觉得这样一来，办什么事都要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因此才搁置不理。尔等若再敢多言，非以危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或者危害稳定的名义治你不可；或者割掉你的舌头也说不定。

任何社会都会有腐败现象，这恐怕与人性的弱点有关。但是象中国这样普遍、公开、肆无忌惮、随处可见的盛产腐败，不能不说与现行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改革开放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生机与活力，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新因素，使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因此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整个社会的转型。我们在看到这些的同时，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社会转型时期，也出现或存在着许多突出矛盾与消极现象。江泽民曾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正确自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论述了中共高层时下最为注重的十二大关系，涉及到改革、发展、稳定，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中央和地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各个方面。其行文风格很象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只是论述上显得较为平淡。不过，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正可以将之解读为十二大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倒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常常令当局者感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不过，这些矛盾都还不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呢？笔者认为中国转型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两对：一对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一对是处在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文化与落后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转型期的所有矛盾和问题无不与这两对主要矛盾有关，并受到这两对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要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架构——宪政民主体制。中共领导层囿于维护一党专政之私利，只承认前一对主要矛盾，而回避后一对主要矛盾。实际上这两对矛盾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如果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不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是不可能建立公正、高效、公平竞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市场经济体系的。

执政党年年高喊“反腐败”，却为何屡禁不止，反倒愈演愈烈呢？因为腐败与现行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腐败现象被称为“政治之癌”，它是指公职人员出于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行为，包括贪污、索贿受贿、弄权勒索、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挥霍浪费公共财产等一系列行为。通俗地讲，腐败就是“以权谋私”。在政治经济学中有一种“寻租”理论，也是用来说明腐败现象的。在寻租理论中，租金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差价收入，即租金；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活动的特点，就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行贿受贿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通俗地讲，寻租就是“权钱交易”，即权力与货币的交换。由此，我们就明白了：腐败，就是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权力倾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问题虽然出自权力，而根源则出自“绝对的权力”，即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根本无法制止以权谋私，腐败焉能不滋生蔓延？

社会不公与现行政制

社会不公尤其是民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现象的普遍存在，与现行政治体制的关联也是十分紧密的。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掌握着各种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权力原本来自人民，但是在现行政制下，人民对权力的使用却无权过问。于是，在许多场合，权力异化了，变成统治人民、鱼肉百姓的工具。体制内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如党纪、政纪、法制）相当薄弱，体制外的监督和制约形式（如大众传媒、政党、社团）基本被禁止。因此，遂使官官相护、徇私舞弊、地方保护、贪赃枉法甚至草菅人命的现象得以横行无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无处言，言之而无官理，切身权利受到侵犯而得不到保护。各级党政官员、司法官员既握有权力，享有种种特权，又不受刚性的制约，焉能保证其不滥用职权？大量社会不公正、司法不公正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即由此而生。

1999年7月23日《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署名陈瑞华的文章，题目是“公安何以滥用权力”。文中写道：“近来，媒介对公安机关滥用权力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连续报道了一系列涉及公安机关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方面的案例。如果不是仅仅满足于问题的表面现象，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本应是社会治安维护者和民众最可信赖者的人民警察，何以会如此滥用权力？

对于这一问题，不少人士都强调公安人员主观方面的原因，如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权利观念淡薄，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结果轻过程。但是，笔者这里所关注的则是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问题。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本应是独立而互不隶属的‘司法机构’，但它们犹如同一条生产线上的三个‘操作员’，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前后接力，共同致力于完成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任务。在这一体制下，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司法权；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却无从实施有效的司法监督；法院作为司法裁判机构，却不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正是这些司法体制上的缺陷，才导致某些公安滥用权力现象的发生。

首先，在刑事侦查阶段，没有一个中立的司法机构参与其中，诉讼缺乏必要的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在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中，从搜查、扣押，到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都是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自己执行的。在这里，只有追诉者与被诉者之间赤裸裸的追究关系。承受强制性措施的公民无从提出有效的申诉，而只能像猎物面对猎手一样，任由公安机关处置。刑事侦查活动能否依法进行，完全取决于公安人员的个人素质和职业道德。另一方面，作为司法裁判机构，法院无法对追诉活动实施有效的司法审查。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对于公安机关采取的所有强制性侦查措施，法院都无权发布许可的令状；对于公安机关的非法羁押，嫌疑人即使诉诸法院，法院也不会就此举行专门的听证程序。对于公安人员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有关司法解释尽管已经确立了排除规则，但法院实际上很少使用这一权力。而更多的情况则是法院直接采纳那些具有证明价值的语气，而不论它们是否属于非法所得。

其次，公民对于自己所遭受的不合理强制性措施，事后无法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在中国，公安机关既是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的行政管理机关，又是负责惩治犯罪的侦查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它拥有包括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劳动教养等在内的各种强制性手段，还可以实施包括罚款在内的各种行政处罚。而在刑事侦查中，公安机关经常将这些行政措施用来作为破案的手段。那么，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嫌疑人往那里去控告呢？在我国，法院一般不会将这种案件列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实际上，嫌疑人这时只能求助于公安机关或者它的上级机关。但是负有‘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这一‘重大使命’的公安机关，怎么可能主动对自己的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又怎么可能主动纠正自己或者下级的违法措施呢？嫌疑人这种向追诉者提出申诉的做法不是像‘与虎谋皮’一样荒唐吗？！

第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本身肩负着侦查和公诉职责，难以履行‘法律监督’的使命。从理论上看，检察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施一定的司法监督，甚至可以直接纠正公安机关的违法现象，但是，由于公安机关可以完全独立地办理刑事案件，不受检察机关的领导和指挥，甚至完全将检察机关排除在侦查之外，加之检察机关本身又是部分案件的侦查机关和所有公诉案件的起诉机关，并在很多情况下与公安机关具有共同的职业利益和动机。因此，检察机关根本无从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

由此看来，导致公安机关滥用权力的主要原因是‘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模式。因此，杜绝这种现象的根本出路，是进行大规模的司法改革，使公安机关的巨大权力受到充分有效的司法控制，从而消除那些容易滋生腐败、纵容枉法者的制度环境。对于一个日益走向民主、法治的国家而言，与其放任少数警察滥施暴力、祸害民众，不如使其权力受到完备的司法制约。笔者相信，一个不能管好警察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法治国家；警察权力的滥用恰恰是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人们或许很难说清真正的‘法治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但将警察权力控制到适当的程度，恐怕是实现法治的必要前提。”

据《山西青年报》、南京《周末》、《羊城晚报》、《齐鲁晚报》、《滇池晨报》等媒体2000年3、4月份报道，山西省岚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村里小学校修建问题四处告状未果，气愤之下在县委门口写了“清除腐败，清除贪官污吏”等反腐标语。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教育局的4块牌子被人摘掉。于是，李绿松被传唤到县公安局，遭到残酷地刑讯逼供（拳打、脚踢、木棍和电棒击打）。李绿松奋起抗议，竟被公安干警将其舌头割掉一截。这一令人无比愤慨与震惊的事件，足以证明上述警察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和司法体制亟待改革的论点。

1999年第8期《读书》杂志刊登了一篇陈四益写的短文，题目叫做《监督的对策》，写得甚是短小精悍。文中说：“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建立监督机构，无疑很好。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监督呢，下也一样有法子应付。监督者拥有重权，他要监督那些违法者，也就愈容易成为违法者包围的目标。把你拉下水，看谁监督谁！

野史有载：宋朝的文彦博在成都当官时，大吃大喝，奢糜成风。朝廷派御史去查看，结果落入了文彦博设置的‘三陪’圈套。落水的监督者，回到都城大讲文彦博的好话，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了犯罪的保护者。文彦博也就依然是大大的好官了。这些事，在官方的正史中是看不到的。反贪局的成立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但反贪机构成立没有多久，各地的反贪局长便有不少落马，有的省多至十几个、几十个，这是见诸报端的。而执法监督者借执法之名行敲诈之实者，也屡有所闻。今日的落马者，想必也遇见了文彦博。

看来，没有监督的监督，很可能成为罪恶的渊薮——防止权力异化的权力，一样也有异化的可能，不管爱听不爱听，这才是最可怕的。或曰：我们的监督部门自有上级监督。那么上级或上级的上级由谁监督？只要存在不受监督者，腐败就可能在那里孳生。”

由此可见，社会不公、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病。

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

不止是腐败和社会不公正与现行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它方面的社会问题也都有制度上的原因。比如国有企业普遍陷入严重困境的状况，就与现行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社会，国家机关本应是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机构，而不应该直接管理企业。但是在我国，时至今日，各级国家机关仍在管理着数以十万计的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干部任免乃至于技术改造都要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管制和干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还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大多数企业的厂长、经理与党委、书记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体制说穿了就是“政客管企业”，而不是企业家办企业，这种状况正是国有企业的症结所在。至于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下岗与失业工人的社会救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就业机会、进行再就业职业培训等，却很难找到专司其职的部门。这种政企不分、党企不分、以政干企、以党干企、政府职能严重错位的现象正是现行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集中体现。这种状况虽几经改革，却一直未见成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作文章，而不触动政治体制。谁都明白抓企业、抓经济、抓物质建设有油水、有实惠、容易出政绩；所以权放了又收，收了又放，放放收收，始终理不出头绪。今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真正走出困境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如果在政企分开方面不进行大胆的探索，好的国企也只能红火三两年而已。（1）因为厂长能干而搞得好的企业，成绩出来后，马上就被调去当官了；（2）投资主体不承担投资风险，但当企业搞好后，领导雄心壮志就来了，到处建设，铺摊子，借银行的钱，致使企业背上大包袱；（3）上级机关在企业搞好后下任务，让企业去兼并、帮助差的企业。结果可能兼并下好多包袱，最后把一个好企业拖垮了；（4）对于好的企业，上级加任务，我吃饭你付款等，造成企业职工心理不平衡，干劲没了；（5）共患难容易共安乐难，互相指责、揭发，致使工作组进来查来查去。在这种体制环境下，国有企业怎么可能搞得好呢？（载1999年第11期《经济与信息》）从中国国有企业的现状来看，厉以宁教授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其它方面诸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教育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人事干部管理与公务员制度、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财政问题、新闻与媒体的问题等等无不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述，读者尽可联系实际，举一反三。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海内、一统天下，创立了秦王朝。秦朝即立，改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军事等各种权力都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实行严刑峻法，对皇帝和专制统治的任何不满和非议，都要受到残酷地镇压。“焚书坑儒”，毁灭文化，大批消灭知识分子，取消学校，以强制力量和铁血手段垄断意识形态。秦以后的历朝历代，统治形式虽不断发生变化，但秦王朝创立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却一脉相传，至清朝可以说臻于完备。直到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才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但是由于军阀割据，战乱不已，一直未能建立现代民主政体。孙中山先生虽有此志向，倡导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不幸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之后，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一再宣称继承中山先生遗志，经由军政、训政，最终实现宪政，建立民主政体。但相继爆发的国共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的迅速走向腐败，使得国民党政权很快土崩瓦解，只留下一纸空文的《中华民国宪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正是抓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腐败与忽视底层民众利益的弊端，发动了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农民革命，采取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并最终把国民党统治者赶出大陆，建立了植根底层、植根乡村的中共政权。但是，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也未能摆脱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传统，毛本人具有浓厚的帝王思想，他曾赋诗以超越“秦皇汉武”自诩，又以明朝（因清朝是异族统治）的正统继承人自居。毛泽东曾于1973年8月5日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注：《封建论》是唐代文人柳宗元所作的。其主旨是肯定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郡县制，批驳代表封建割据势力的“封建制”，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老”指郭沫若。）的七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不从子厚返文王。”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可见，毛泽东对专制暴虐的秦始皇是十分锺爱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的仍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一党专政统治。在邓小平时代，虽然开启了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大门，但在政治上仍然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到了江泽民时代，比起前两任总书记来，条件要优越得多；因此完全应该改弦更张，抛弃曾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切实地推进政治改革，改行宪政民主政治。这方面真应该学学国民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蒋经国先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解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奠定个人在历史上的光彩地位。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一点都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不仅如此，谁若提出一些不同的政治见解，还继续沿用专政工具，或严密监控，或横加迫害，或投入大狱，或处以流放。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在政治上应当具备四个基本条件：(1)这个国家应该是统一的，至少不是四分五裂的；(2)这个国家应该是真正独立的，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挟制；(3)这个国家必须克服个人独裁专制，不能由一个人决定国家的一切；(4)这个国家应该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适合经济发展的法制体系和政治架构。这几个政治方面的基本条件不具备，即使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或经济现代化，或者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国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都只能算作“畸型现代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意大利、日本就是这种“畸型现代化”的范本。因此，“二战”以后，德、意、日都重新制订宪法，采行宪政民主政体。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后，应该说上述(1)、(2)两个条件基本具备。此后，如能在(3)、(4)两个方面下一番功夫的话，则经济起飞、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发展的进程早已发端，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今日之中国断不至落后如此许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政治制度方面发生了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在法制建设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社会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日趋开放；但是，从总体上看来，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现行政治体制弊端很多，致使各方面的矛盾积重难返，并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甚多，呈现出一种癌变的病理状态。下面仅择其要者予以剖析：

(1)权力的软约束机制。

中共建政以后，受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影响，在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一党专政的基本特点就是执政党通过对政权、所有权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实行对国家所有领域的一元化统治。用已故著名美籍华人政治学学者邹谠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实行全能主义政治。换一句大白话说，就是共产党垄断了一切权力，不允许人们对之说“不”。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逐步顺应时代潮流，放弃计划体制，改行市场经济。但是，在前苏联东欧各国均已放弃一党制的历史背景下，仍然排拒权力制衡理论，坚持一党专政。权力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它被用来做什么样的事。健全的政治体制应该具有一整套对权力的硬约束机制，以保证权力被用来做好事、防止权力被用来做坏事；即使出现滥用权力做坏事的情况，也能够及时地发现与揭露，并且尽快予以纠正。而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却与之相反，一方面权力集中在党政机关和党政官员手中，另一方面对权力的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却十分软弱。体制外的监督和制约形式，如政党监督、社团监督基本被禁止；被共产党称之为参政党的所谓“民主党派”对执政党根本构不成任何制约；新闻传媒被定义为“党的喉舌”，只准歌功颂德不准有不同声音；大众传媒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不同意见很难表达，民众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参与管道十分狭小。体制内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也相当薄弱，法制建设任重道远，司法体制弊端丛生；行政监察部门在多数地方作用甚微，形同虚设；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均设在各级党委之中，对同级党委基本起不到监督作用。轰动全国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贪污腐败的案件，早在八九民运期间，民众就有强烈反映，却一直拖延至97年之后（由于党内权力斗争）才受到党纪和法律处罚。与之类同的现象还不知有多少，迄今仍逍遥法外，继续恣意妄为。由于权力的软约束机制，导致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2)制度性腐败。

今天，自上而下的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的痼疾，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已成为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只要舍得花钱，什么违法的事情都可以畅通无阻；连王朝末年的卖官鬻爵这样的丑恶现象也已屡见不鲜；不少部门、单位的领导者俨然就是当地的土皇帝、土霸王。一边是工人下岗、失业，农民生活困难；一边是官员一掷万金、花天酒地。对于这种社会整体性的状况，执政党将之简单化地归因于外部世界价值观念的诱惑，提出是由于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个别党员干部意志薄弱、经受不住考验云云。按照这种说法，只要加强教育、严肃党纪就可以消除腐败现象了。殊不料整党整风搞了无数次，腐败现象不仅未能消除，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也发出了“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的感慨。可见，导致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前文指出：腐败就是“以权谋私”。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大面积的以权谋私，显然应从现行的制度安排方面找寻原因。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官员队伍庞大(据报上披露，1996年底全国的党政工团管理人员超过3600万，占职工总数32％，全年支付的工资奖金为4700亿元；加上农村690万吃皇粮的人，1996年全年的花费约1100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手中掌握的权力也很大，但是工资收入却普遍偏低(中央部委司局级官员当时的月工资收入不足1000元，还不及大饭店的服务员)。在这种情况下，即官员的工资、津贴等名义收入不高，手中掌握的权力却很大，再加上权力的软约束机制，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原因不就很清楚了吗？故此，我们把这种由于制度安排不合理造成的腐败称之为“体制性腐败”。邓小平曾经明白地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不从制度上改革，仅强调教育和纪律，是只治标不治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人治、权治大于法治。

人治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现行政治体制中，人治与法治的成分都有。考量下来，人治的成分远大于法治。法律在今天的中国还远未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连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都很成问题，违反宪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却从未出现违宪审查的案例。执法、司法方面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司法不公的现象普遍存在。人们的法制观念、法治意识也不够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逃税漏税行为都是相当平常的事情。而办事讲人情、靠关系的习惯仍根深蒂固。各级党政官员在处理问题时优先考虑的往往是人际关系而非法律规制。就连中央和省部级的高层官员也都普遍崇尚行政权力，而忽视法制的作用。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在面对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时，多数人会回答权比法大。这种现状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紊乱，交易成本高昂，人际关系复杂化，十分不利于社会稳定与良性发展。

(4)人权与人的自由这一基本价值不被尊重。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最为缺乏的就是对人权和人的自由的关怀。虽然现行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事实上，这些自由并未落实；尤其是后几种自由，人民基本享受不到。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仅仅因为表达了不同的声音就被判处徒刑。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是由于绝对权力的存在，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每每受到侵犯而感到无奈。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所有权，而公民们却普遍感到私有财产缺乏制度保障，政策经常发生变化使人缺少安全感（民谣曰“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因而造成许多人害怕发财致富，想方设法把私有财产隐藏起来甚至转移到国外去。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而在实际生活中，对言论、舆论、传媒、网络都有严格的箝制，根本不允许批评执政党。宪法还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但是在现实中，公民根本享受不到结社自由，组建政党更被视为大逆不道。尤其是当政府部门与公民发生利益冲突时，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章基本上都是有利政府的，公民总是处在弱势和被侵害的地位。这样的制度导向当然是不利于调动公民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和社会责任感的，也容易使公民产生与政府的疏离感、对立情绪，造成社会心理的逆反。

(5)民主化程度偏低。

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它主要包括公正选举制度的推广，大众参与政治的程度提高，政党和政府机关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实行代议制，政治多元化等项内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基本承袭了历史上专制主义的传统、并接受了前苏联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的模式，因而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去甚远。这种体制的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以政党代替民众，以领袖代替政党，发展到极端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与君主专制或僭主政治相类似)，十分不民主。而且它非常缺乏制约机制和纠错机制。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反右派、反右倾、公社化、大跃进、“四清”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和价值几千亿元的人民财产的损失以及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巨大破坏，连国家主席都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1978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但政治改革却一直裹足不前。邓小平说过要搞政改却未能够实行。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想搞政改的党的总书记相继被赶下了台。江泽民主政迄今在政改方面徘徊不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有所倒退。近几年虽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以及村民自治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都没有触及根本的政治体制，社会总体上的民主化程度仍然是相当低的。

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病还有很多，以上谈到的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还不进行政治改革，以从根本上消除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同时逐步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反而讳疾忌医，粉饰太平，自欺欺人，则这些弊病（政治癌症）只会愈演愈烈，总有一天会达到现行政治体制所不能容纳和承受的程度（就象清朝末年和苏联东欧曾经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到那时，再想搞政治改革则为时已晚。如果一味地抱残守缺、因循苟且，最终只能导致体制崩解、社会失控的局面，那无疑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又一场大灾难。我想，每一个有分析头脑的中国人都会认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未完待续）

零八宪章

2019年12月30日星期一

零八宪章月刊　第27期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何兵：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毕业致辞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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