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卷首语】
《零八宪章》论坛：强烈抗议司法机关重判刘晓波
【宪章签名】
《零八宪章》第十八批签名人正式名单（407人）
《零八宪章》第十九批签名人正式名单（273人）
【零八宪章】 文 本
【焦点人物】 刘晓波
1 刘晓波其人其事 何 平
2 张祖桦关于刘晓波先生被重判的公开声明 张祖桦
3 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600多名零八宪章签署人
4 “和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立场
高 瑜
5 晓波受难 我们如何共担责任 江棋生
6 崔卫平就刘晓波事拷问中国文人 崔卫平
7 重判刘晓波难遏《零八宪章》运动发展 楚江风
【宪章论坛】
1 “零八宪章运动”的意义 陈子明
2 掀起“公民运动”迫在眉睫 张善光
3 政治改革的蓝图，宪政民主的丰碑 杜 光
4 《零八宪章》的目的：变专制中国为宪政共和国 李对龙：
5 践行《零八宪章》始于维护公民权利 小 乔
6 《零八宪章》的主旨与当局的应对 吴 庸
7 《改革之死》与宪章运动之兴 陈永苗
8 用权利驯服权力 朱欣欣
【宪章访谈录】
中国资深媒体人周瑞金访谈录——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经典文献】
难以预知的历史
（捷克）哈维尔
【卷首语】
《零八宪章》论坛：强烈抗议司法机关重判刘晓波
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中国政府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宪法》，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刘晓波博士进行宣判，并对刘晓波处以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的重刑，我们对这一典型的以言治罪、操弄司法、违宪滥权的审判表示严正谴责和强烈抗议！
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对刘晓波进行起诉，所谓的证据只是他参与起草和联署《零八宪章》及撰写六篇评论文章。刘晓波参与起草及联署这份《宪章》，完全符合《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起诉书列举的所谓证据，亦不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根据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任何人均享有表达自由，而按此条约精神制定的《约翰内斯堡原则》订明，只有当相关言论实时引起暴力行动，才可予以禁制，但起诉书列举的《零八宪章》和其它文章已发表一年至三年不等，并没有引起任何暴力行动，显然不应受到限制。法院以此给刘晓波定罪，显然是以言治罪、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违宪滥权的恶劣行为。
从检察院的起诉书可以看到，公安与检察机关将刘晓波博士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定为“罪行重大”，而《零八宪章》事实上完全是一份和平、理性、善意而富有建设性与前瞻性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表达，是普世价值的中国载体，参加联署的公民完全是依法践行自己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权利，表达公民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深切责任。在中国官方严密封锁信息与警方的严酷打压下，至今已经有一万多人公开以真名实姓参加联署，并且绝大多数人都是身处中国大陆。由此可见，《零八宪章》是表达国人之意愿，言公民之所欲言，根本与所谓的“煽动”和“颠覆”不粘边。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以及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刘晓波先生及其他《零八宪章》联署人完全是在践行《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今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也明确表示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表达权”，“严禁执法人员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收押、换押、延押必须依法进行，防止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及“采取有力措施，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由此可见，
中国当局因为《零八宪章》而欲治罪刘晓波先生，是公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中国《宪法》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与人类文明相背离的，也与中国政府自己一再自我标榜的改善人权、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相违背的。
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最高法院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宪法》对此案进行重审，纠正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错误判决，立即无罪释放刘晓波。
因《零八宪章》重判刘晓波，是执政当局的耻辱，是刘晓波的光荣。时间和历史将证明，有罪的不是刘晓波，而是违反法治、滥用权力、以言治罪、侵犯人权的执政者。执政当局企图以重判刘晓波来打压《零八宪章》、抗拒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作法注定是徒劳的，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更加扩大《零八宪章》的影响，而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零八宪章论坛
200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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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签名】
《零八宪章》第十八批签名人正式名单（407人）
【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说明】
看来，历史又一次证明，人们常常高估专制统治者的智力和善意，而专制统治者也总是低估人们的勇气和信心。2009年圣诞，这个对西方人来讲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从此对中国人来讲也具有的特殊的含义。零八宪章的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先生被当局以无耻的方式判处十一年重刑。消息传来，举世哗然。人们除对这判决感到愤怒外，也因由此显示出的执政者们的短视，狭隘，卑下和自私而对民族的未来感到忧心。但或许要出乎导演这样一场旨在恐吓的审判的当局意料之外的是，两天来有包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大批签名发来。人们不仅借此表达对零八宪章的支持，也表达对当局重判刘晓波先生的强烈抗议！许多留言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些留言和签名，彰显着我们民族不朽的脊梁精神。那是强权无力摧毁，腐败也无法消蚀的。在这个寒冷的冬季，人们表达他们的渴望，宣示他们高擎民主和自由火炬的决心。我们向他们致敬！
明天12月28日是晓波先生的生日，这将是他在此次被重判后在监牢里度过的第一个生日，我们希望这些签名的发表能透过监牢的高墙和铁窗给他送去支持和温暖。我们也更希望能早日为他自由地庆贺生日。
依然不断有签名邮件被拦截退回的消息传来，非常抱歉的是，我们的一些回信也有些被显示无法送抵。显然，这是那些自谓强大却常常让人通过这些猥琐和卑小的伎俩见出其恐惧和虚弱的人的所为。朋友们或可通过一些国际性的服务网站如gmail 或 hotmail发送签名信件， 或请一些网络技术娴熟，已经签过名的朋友辗转等多种方式来继续签名。迄今为止，有效的信箱依然是
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
, xianzhang2008@aol.com 希望朋友们传播。如信箱有变，我们会及时通报，朋友们可登入“零八宪章信息网站” 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查询有关信息。对希望参与讨论，以期将“零八宪章”更臻完善的朋友，也欢迎注册登入“零八宪章论坛”
http://taolun.info。 到这批签名为止，零八宪章联署人已超过一万四百人。
再过几日人类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了，再有一年，离中国人创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辛亥革命也将整整一个世纪了。追忆前贤，展望未来，我们的责任无比沉重，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民族再等上百年去迈入民主和自由的文明之门，否则，那将再使民族受难，也会让我们彻底蒙羞，我们将无颜面对世界，也要愧对祖先后人。让我们携手，让我们努力。
郑大靖（湖北，维权人士）
刘云晓（山东，学生）
岳雪飞（四川，大学生）
杨
磊（上海，技术开发人员）
汤雅雯（北京，学生，现在美国学习）
蒋序礼（湖南，教师）
应
然（福建，博士，大学教授）
黄
星（湖南，学生）
石步云（北京，软件工程师
魏
康（四川，工程师）
苗裕欣（香港，学生
孙怡君 （学生 杭州）
李继文（广州，民工）
胡
皓（广东，学生）
周锋锁（美国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
黃曉萌（南京 學生）
夏生杰 (广东深圳
工程师)
李
新（北京，媒体人）
罗
洋（贵州，学生）
馮耀輝（香港，市民）
吴晨宇（西安，公民）
李大岩（南京，学生）
甄
强（北京，公司职员）
陈蕾蕾（河南，教师）
吕振超（浙江，公民）
朱佳俊（中國杭州，學生）
王
焰 (北京，设计师)
陈庭博（广西玉林，工程师）
功
彬（南京，学生）
易珀堯 (香港人，電腦雜誌記者 )
王
敏（江西，无业）
陆一鹏 (云南，公民)
刘华 （湖北恩施人，深圳创业者）
彭
杰（安徽，学生）
王
勇（江苏南京，学生）
鄭奮而（香港 資訊科技）
任
鹏（成都，公司职员）
张
鸣 (成都，记者)
焦晓菊（北京 自由职业者）
郑文兵 (程序员
北京)
Zheng Gao（Germany，exiled-dissident）
张永攀（河北 学生）
赖时幸（西安，大四学生）
Jean Shellmyer（Washington, IA, USA. Occupation R.N）
张
备（北京，博士生）
柴宗三（北京，IT工程师）
许世卿（北京，学生）
崔
耀（上海，公司员工）
左
炜（杭州，自由职业）
杨
震（上海，自由职业）
蒲新泉（湖南，公民）
黄
晖（上海，自由职业者）
孙晓晨（北京 公司职员）
李运岭（山东，学生）
胡
魁（长沙，学生）
黃鵬圖（香港，社工）
姚亚芹（黑龙江省，维权人士）
李晓阳（湖南，学生）
翁敏聪（新西兰，学生）
马
刚（浙江，商人）
吴
欣（广州番禹）
李家樂（香港，學生）
祁鸿川（浙江，杭州 软件工程师）
陈连清（河北石家庄市，维权人士）
吕方志 ( 武汉，公民)
朱加平（北京，程序员）
王
然（天津，公民）
陈志灵（广东，企管）
勞坤紅（香港，自由职业）
易红梅（北京，科研工作者）
王
旭（河北，待业）
陈
东（广西南宁，自由职业）
刘
永（广州，大学生）
彭浩文（湖南，学生）
王
勇 （北京，律师）
鄭家駒 (香港，巿民)
何远通（深圳，自由职业）
張南峰 (香港，大學教師)
熊先烽（广州，自由身不自由人）
郑森文（四川成都，学生）
丁云成（大连市，维权人士）
张汉平（广东深圳，自由职业）
汪
洋（上海，财务人员）
赵
敏（湖南，学生）
Jimmy Cheng son (USA, Freelancer)
张小兵 (上海，软件工程师)
梁允謙（香港，學生）
许冠诚（香港，待业青年）
王
琦（北京，自由职业）
左
玺（深圳，企业文员）
杨
鹏（重庆，自由职业）
蔡偉強（醫生，香港）
黄杰青（广东，软件开发人员）
孙
浩（湖北，自由职业者）
李逸云（云南 高中生）
舒
晓（郑州，自由职业）
黄丽君（德国，学生）
姚
超（大阪，留学生）
李
正（福建，IT从业者）
翰
光（日本，作家）
马
钟（西南大学2006级学生）
周俊杰（河南，研究生）
李
巍（福建 大学生）
程
晨（北京，学生）
陈靖枫（湖南，流浪歌手）
吕方志（武汉，公民）
朱建军（湖南，农民）
王玉娴（大连市，维权人士）
陈文华（上海，自由撰稿人）
區希敏（香港，學生）
曲
哲（日本 留学生）
王旭东（天津，学生）
陈全涌（湖北，学生）
刘浩鸿（湖北，学生）
徐仁家（黑龙江省，维权人士）
王
勉（湖北，记者）
鄺國信 (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
余
桦（广州，失业）
張寅康 (江蘇無錫
學生)
牛雨飞（日本，留学生）
郜华欣（北京，设计师）
丁红雅（浙江 职工）
张泽君（湖南，自由职业者）
沈兴达（上海，学生）
赵
牧（北京，时评家）
kjohnny（Delaware
Student）
张岩峰（吉林长春，教育）
梁旭明（香港，大學助理教授）
许文斌（上海，学生）
金
辉（美国，民主人士）
左
铭 (江西 计算机工作者)
林
山（中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98级毕业）
薛朝青（法国，民运人士）
黄浩明 (广东
大学生)
孙炳坤（福建，自由职业）
杜延林（北京，自由职业者）
苏
彦（上海，大学生）
黄
伟（湖北，自由职业）
姜
敏（南京，客服）
李
洋（黑龙江，学生）
肖
勇（湖南，德先生社会研究所义工）
马锦州（广东，记者）
周健荣 (成都 销售)
李
巍（廣州，自由职业）
立
里（荷兰，计算机工程师）
陳力行 (香港,學生)
吕
频（北京，妇女权利工作者）
朱玉山 (临沂
职工)
王
琦（北京，自由职业）
陈
曦（南京，学生）
卓金锋 (江西九江，职员)
曹安辉（昆明，工人）
王晨子（上海，大學生）
陈
冰 (湖南 公司职员)
刘灵儿（湖北武汉，维权人士）
徐崇阳（武汉市，维权人士）
王
华（上海工程管理）
钟群鹏（北京，私企职员）
余
蕾（安徽，自由职业）
張建威（香港，設計師）
王 易（深圳，教師）
郝
威（大连市，维权人士）
严凌伟（上海，广告业）
焦晓菊（北京，自由职业者）
张
熙（加拿大，电子工程师）
沈小红（江苏苏州，自由公民）
赵
航 (西安，大学生)
LEE WAI MING（香港，教師）
张
崑（法国，学生）
楊佩文（香港，藝術教育工作者）
谢剑晶 (广东，学生)
巨
龙（陕西，软件工程师）
林振彬（福建，公民／学生）
薛
飞（四川，自由职业）
黄
玺（广东，工程师）
孙
飞（巴黎，数学博士生）
杨安亮（广西，学生）
苗维阳（河南，学生）
黄佳蕾（广东，学生）
孔曉晴（香港，學生）
李清雅（湖南，教师）
肖恩辰（澳洲，学生）
高芳绪（山东青岛，自由职业）
周兰亭（重庆，农民工）
李
巍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计算机行业)
童
垚（北京，学生）
雷
文 (广西桂林，教员）
吳宗鑾（香港，IT從業員）
朱颖垠 (北京，流民)
王
疆（山西，学生）
陈海东（浙江，自由职业）
卢勇祥（贵州，自由撰稿人）
曹珈铭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学生)
王桂兰（湖北恩施，人权捍卫者）
陈
冲 (上海，工程师)
刘玉瑾（上海，学生）
徐
震（上海，IT业）
王叔喬（湖北沙市.現居深圳，學生）
钱
飙（厦门，自由职业者）
侯
杰（黑龙江，教师）
張維聰（香港，市民）
王东佳（杭州人，工作生活于北京 广告业）
郝
孝（山西，自由职业）
乐
平（天津，自由评论员）
张
瑞 ( 江苏 自由职业者)
沈燕妮（宁夏，学生）
邓号杨（重庆，无业）
Patton Wu（香港，国际关系学者）
张幼南 （扬州，公民）
段 九 （北京，记者）
谢
超 (青岛 学生)
Ancel CHAO (深圳 部门经理)
林文强（浙江，肄业大学生）
袁美媛（香港，畫家）
黄
玺（广东，工程师）
宋政阳（加拿大，学生）
杨庆昌（深圳，程序员）
范江华（贵州，学生）
黄建遥（安徽黄山市，学生）
孙
刚（重庆，粮农）
李
睿（北京，IT业）
胡
康（河北，现居新德里 海外销售代表）
魏克宇（福建，自由职业）
周
杰（河南，学生）
李广运（北京，金融业）
简智勇（福建，学生）
霍献生（浙江，公民）
吳競敏 (香港，學生)
李兴明 (北京，软件工程师）
王
辉 (上海 软件工程师)
陈
炯（山东，企业家）
史
勇（上海，职员）
曾兴为（北京，学生）
王
欣 (西安，学生)
陈
利（郑州，无业）
刘
箫（江苏 法律从业者）
戴建伟（浙江，编辑）
王
婷（北京 学生）
阚纪泽（湖南，乡镇干部）
党豪杰（山东，学生）
彭令钦（湖南，维权人士）
王
健（青岛，职员）
郭天骑（美国 学生）
于浩为（西九江 酒店厨师）
张
艺（黑龙江，学生）
溫家榮（香港，學生）
邱
军（大连市，维权人士）
Stephania Ling（Hong Kong, NGO）
张广海（北京，学生）
段达君（上海，大学生）
谭佳松（湖南，学生）
Anna Noonan (澳洲 记者)
林
涛（山西，学生）
覃
煜（珠海，学生）
黄蕴竹（广东 职员）
宋聪弈（武汉 公民）
杨
强（深圳，自由职业者）
范
黎（美国，学生）
黄强华 (河南郑州
工程师)
孙启清（大连市，维权人士）
李睿文（廣東，大學生）
胡
彦（上海，服务业）
鲁力源（湖北武汉 大学生）
周正阳（湖南，工人）
李彦彬（上海 IT工程师）
管
瑜 (美国 自由职业者)
韩春华（河南，农民）
吴克勤（天津 维权人士）
李
华 (北京 自由职业)
王
靓（北京，大学生）
陈
然（贵州，学生）
叶
壮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学生)
曾如松（加拿大，自由撰稿人）
王
沛 (山东人, 浙江大学毕业，现在慕尼黑从事科研工作)
陈
宇 (佛山 自由职业)
刘胜军 (杭州
经理人)
文
涛（北京，媒体）
王
嶂（山东青岛，学生）
阮
健（天津，学生）
刘东伟（广东，工程师）
彭
傑 (學生 安徽)
王光良（北京，基督徒，法律人）
郭学彬（北京，软件工程师）
于 涛 (加拿大, 上班族)
张超平（广州，翻译）
潘建华（广东，职员）
W.K. CHAN (香港,市民)
张恺洪（浙江，自由职业）
江水佳（广东，自由职业）
贾志宏（湖北恩施 公务员）
Deborah Muir (澳洲 记者)
廖俊林（美国，金融分析师）
林百灵（湖南，自由职业者）
謝明標 (香港
資訊科技顧問)
黄
颖（新加坡，学生）
屈
峰（中国公民）
杨汉宸（南京，学生）
董文强（长春，学生）
黄明键（上海，公司职员）
孙庆阳（上海，IT）
李穎芯（香港，社會福利）
胡彦妮 (南京，记者)
黃偉雄（香港）
唐红明（中国，公民）
李德志（上海，公民）
罗
毅（上海，学生）
韩若飞（上海，It工程师）
吴
坚（浙江，职员）
李
喆 (瑞典哥德堡 计算机从业人员)
班
珂（贵州，工程师）
陈自强（广州，维权人士）
吕一梁（浙江，教师）
曾曉瑜（香港，學生）
王
炜（江苏，自由职业）
陈
帅（山东，学生）
刘静斐（辽宁大连，学生）
文
瑞（上海，工程师）
王
彦（flyingpku）（美国，学生）
阮凡生（澳門，自由职业）
刘云云（广州，公民）
彭春霞（湖南，农民）
王
刚（北京，IT业）
郭远帝（现居深圳，工程师）
任国庆（美国，计算机工作者）
张
驰（上海，维权人士）
潘晓祺 (福建
学生)
郑忠华（海南，学生）
Wan
Wing Sze Athena, (Hong Kong teacher)
张晓红（北京，工人）
江
舸 (北京 工程造价师)
贾
霭（上海，财务人员）
Eunice Ho（香港）
张伟光 (兰州，自由职业)
林
臻 (辽宁，学生 )
譚志成（香港，教師）
黄
香（北京，摄影师）
【说 明】
以下是香港朋友转来的日前12月10日他们在香港举行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暨世界人权日的活动中征集到的联署零八宪章签名中的一部分，其他仍在整理中。由于这是属于街头活动，因疏忽，没有将签署者的职业信息记入。但出于对这些签署者的尊重，特此列入。
袁顺南 广州
袁飞华 广州
刘家豪 香港 文员
陈凯珊 香港
谢文轩 香港
刘玉珍 香港
谭效贤 香港
林建行 香港
梁子健 香港
Christopher Leung 香港
赵沛恒 香港
Ip woon Chun 香港
Eric Tsui 香港
Kenneth Tong 香港
NG
Wai Kit 香港
Khou Yet Yean 香港
黄国华 香港
胡惠珊 香港
陈敏儿 香港
陈文慧 香港
徐敏姿 香港
詹美妮 香港
李宝婷 香港
Joyce M. Apellido 香港
许朗养 香港
李平娟 香港
Flora Lee 香港
Hilda Lee 香港
余炜彬 香港
何婉箐 香港
陈靖懿 香港
Ray Lam 香港
Angela Cheung 香港
Amy Lee 香港
Wong Yuet Shing 香港
Tse Mankit 香港
高敏霞 香港
缪梓颖 香港
缪梓珩 香港
Tes Ngan Chu 香港
Max, Leung Chi Cheuk 香港
袁小敏 香港
Abigail Lee 香港
Eric Therreka 香港
Robert MacAdden 香港
Edword Russell 香港
Na Colleit 香港
严月娥 香港
陈熙贤 香港
陆詠珊 香港
霍伟康 香港
Rose Wu 香港
Sonia Sung 香港青衣
Bruce Van Voorhis 香港
Milabel Cristobar 香港
何炜山 香港
吴家辉 香港
Josefina M. Apellido 香港
李俊宇 香港
郑永锴 香港
何少慈 香港
徐嘉颖 香港
柯胜吉 中国
周永年 中国
徐修佐 中国
林穆 香港
杜启贤 香港
林中伟 香港
梁惠梅 香港
陆昭文 香港
潘志光
香港
(源于：博讯网
boxun.com)
《零八宪章》第十九批签名人正式名单（273人）
【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说明】
今天是2010年的元旦，我们公布第十九批“零八宪章”签署名单，以此向所有签署者，支持者表示问候。也在这个日子里，向世人表示，宪章运动不会因刘晓波先生被审判象某些人设想的那样而终结，恰恰相反，因为“零八宪章
”所提及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所有正直善良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都不能不在“零八宪章”提出的建言前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专断、骄横和腐败的权力的打压，正给其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存在理由。我们由此可以相信，在新的一年里，“零八宪章”会得到更广泛地传播，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中引起共鸣。我们期待宪章运动能得到更深入地发展，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祖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事业能得到更大的进步。我们向刘晓波先生和所有为自由和民主而被迫在监牢里度过元旦的勇士们致敬；我们在新的一年的伊始，祝福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自上批联署名单公布后的两三天里，尽管依然有封锁，还是继续有很多签名寄达信箱和辗转传来。我们在陆续整理。到此批为止，已有近一万七百人签署了零八宪章。签名有效信箱依然是 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
，xianzhang2008@aol.com， 希望朋友们传播。如信箱有变，我们会及时通报，朋友们可登入“零八宪章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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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有关信息。对希望参与讨论，以期将“零八宪章”更臻完善的朋友，也欢迎注册登入“零八宪章论坛”
http://taolun.info。
陳漢輝（香港，金融业）
叶飞（四川，工程师）
独孤及（贵州，学生）
陈镜堂（广州 注册会计师）
Wong Chun Chi, Nicole (Hong Kong, Writer)
李思 (香港, 學生)
褚润伋（浙江杭州 学生）
Clarence H W Leong（香港，学生）
周阳 （俄罗斯，研究生在读）
王楚（成都，学生）
顾志华（江苏，退休干部，中共党员）
何禮豫（香港，學生）
杨炳佳（广东深圳，自由职业）
赵子龙（北京 公民）
King Yeung LUK (Hong Kong, Student)
張雅涵（香港，學生）
耿嵩（辽宁 software
engineering）
Alex Lum（香港，法律輔助人員）
吴晓光（南京，职员）
王君雅（香港 平面設計）
叶剑荣（广州，学生）
傅亮亮（福建，自由职业）
林綺媚（香港，廣告製作）
邱海燕（浙江，销售）
葉麗鈴（香港)
Mandy yeung（香港，摄影师）
徐欣萌（广州，学生）
葉大倡（廣州，學生）
Carla Lung（香港，學生）
周前顺（安徽，职员）
王家樂（香港，廣告）
陳麒森（香港，學生）
Carol Suk Yi Chen （香港，家庭主妇）
周卓彬（香港 學生）
王 山（甘肃省兰州市 考古）
陳麗娟 (香港, 翻譯)
何志遠（香港，學生）
杨德新（广东，工程师）
赖 韬（广西，学生）
Ivan Hwang（美国，电腦专業技術人员）
张 冕（北京 学生）
程煜文 (香港,學生)
黃凱婷（香港，學生）
刘 勇（四川，旅游业者）
梁國棟（香港，學生）
鄧聖勇（香港，學生）
priscilla chan（hong kong, student）
曾卓謙（香港，輔導員，科研人員）
蔡 樺（香港，翻譯員）
Edward Chan 陳漢輝 (Hong Kong, Senior executive of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唐慧中（香港，文員）
田思明（香港，天津， 学生）
马浩元（荷兰，学生）
劉俊偉（香港，學生）
梁迪文（香港 學生）
鄭美燕（香港）
Vincent Fan （Shanghai, bank staff）
李加文（北京，自由职业）
袁忠飞（上海，商人）
Gordon G.T. Leung (Hong Kong)
宋林军（浙江杭州 商人）
盧燕娥 (香港,撰稿員)
鲁 燕（安徽，教师）
Henessy Fung (United States, Marketing
Assistant)
宋 歌（北京，策划人）
盧 珊（北京，待業）
麥秀蓮（香港 行政人員）
冯 莎（武汉，学生）
梁俊汶（香港，學生）
郭雪松（美国，军人）
Katheryn Nguyen(USA，High School Administrator)
張永信（香港，學生）
翟小兵（北京 职员）
龔嘉駿（香港，青年）
劳俊鹏（University
of Glasgow 英国，心理学系博士生）
汪艳芳（广州，会计）
阙振涛（加拿大，学者）
丁 一（广东，学生）
李 欣（湖北，公民）
謝穎詩（香港，記者）
Jeff Nash (New York,USA, Lighting designer)
张 琪（上海，单位员工）
米 洋（山西，待业青年）
黃汝瑩（香港，學生）
古旻杰（香港，文員）
洪 潔（香港
餐飲業）
陈晓峰（江苏，法务实习生）
伊 春（辽宁，自由职业）
李英辉（北京，IT业）
许秋豪（江苏，学生）
John Wan (Hong Kong，Student)
张 路（山东青岛
学生）
羅卓佟 (澳門, 學生)
黃道揚 (香港，學生)
Justin Chin Wai Kin(HK)
张鹏飞（美国，学生）
羅裕仁（香港，兼職工作）
黄晓川（美国，电脑专业人士）
劉育瑋（香港，學生）
楊亦斌（香港，公民）
闫渭平（美国，IT 从业者）
Nick Di Prima (USA, Law Student)
曹展鴻（香港）
董玉伟（吉林，会计师）
葉錦培 (香港，公民)
吴仁强（上海，公民）
王俊杰（江苏南京，学生）
陳天穎（香港，學生）
余嘉駿（香港，学生）
林 斌（重庆，公民）
趙君怡（香港，中二學生）
Lam Chi Yuen (Hong Kong, Aritist)
張麗雲（香港，文職）
胡 洲（成都，工程师）
Alexander Yan (Hong Kong,Environmentalist)
吴本勇（浙江，商人）
王国华（上海，学生）
陳珮明（香港，學生）
公海涛（上海，软件工程师）
林錦侖（香港，學生）
郑建华（广东中山，自由職業）
Maurice Russell（澳門，學生）
徐鸿鹄（吉林长春，工程师）
葉德雄（香港，自由業）
Ng Kwong Sing（香港，学生）
戴庭輝（香港，營銷主管）
葉麗鈴（香港）
唐慧中（香港，文員）
吳嘉榮（香港）
王 俊（北京，职业人
）
陈 鸿（重庆
公民）
Wong Yu Hung (Hong Kong，Marketing Officer)
李振邦（香港，學生）
許君耀（香港，學生）
Diane Gatterdam（USA
Creative Consultant）
周雪凝（香港，學生）
王浩楊（香港，學生）
馮嘉汶（香港，學生）
刘庆勋（大连 农民）
梁志江（香港，学生）
鄭文鎮（香港 學生）
Siu-ling Tsui (UK, Housewife)
曾永曦（香港，艺术家）
蔡馨頤（香港，餐饮业）
Eunice Ho (Hong Kong, Personal Assistant)
唐欣茹（香港，學生）
盧俊賢（香港，飲食業）
高 波（山东
自由职业）
劉健聰（香港，會計師）
梁錦堯（澳門，公職人員）
鄺子謙（香港，學生）
WeiJing Li (Boston, Mutual Fund
Administrator)
李卓柱（香港，學生）
袁秀雯（香港 學生）
Wings Leung（香港，行政人員）
李卓賢（香港，學生）
袁詩敏（香港 市民）
Cheung Hiu Ni (Hong Kong, Doctor)
周逸伦（广东，学生）
王 岩（美国，工程师）
韓俊賢（香港，學生）
何 玫（北京，金融业）
杨涵舒（成都，学生）
赵佳富（湖北，学生）
Ivy Lau（香港，學生）
张 勇（四川，经商）
童志磊（北京民营企业家）
黃懌勤（香港，學生）
包泮圣（浙江杭州，大学生）
汲 喆（法国，学者）
陈 健（上海，IT业）
乐 琦（重庆，退休教师）
李海鈞（北京，工程師）
譚朗然（香港，學生）
Jennifer W K Leong（香港，学生）
张百胜（陕西，打工者）
羅偉倫（香港，學生）
黃熙燁（香港，學生）
古 琴（四川成都，编辑）
焦 倩（美国，家庭主妇）
陈晓梨（美国加州，科技工作者）
何宇翔（广州 文员）
李雨夢（香港，學生）
賀卓恆（香港，學生）
何宏廣,(香港, 社工)
杨一鸥（中国，基督徒）
赖国荣（江西，基督徒）
Ho Pui Yee (Hong Kong, clerk)
岑家麗（香港，巿民）
祁 越（New York，自由职业）
黃偉雄（香港，服務業）
冯雷林（河北，学生）
梁偲沓（深圳，自由职业）
鄧浩星（香港，學生）
KC Wong (Hong Kong，失业)
張漢榮（香港）
老睿智（香港，中五學生）
Adrian H W Leong（香港，学生）
吴明锴（广东，学生）
王 凯（东莞，劳工法律援助社义工）
陳淑嫻（香港，學生）
俞 悦（浙江杭州，投资经理）
林 杉（浙江，学生）
邓 胜（北京，平民）
Lam kuen (HK clerk)
彭 华（江西，会计）
苏晓轩（甘肃，学生）
Alice Leung (Hong Kong，Manager)
吴 莹（南京，自由职业）
王奕嬋（香港，半工讀）
陳詠儀（香港，學生）
冉海平 （浙江，IT行业）
林韻怡（香港，學生）
郭于华（北京，教师）
冯 爽（美国
学生）
林駿強（香港，學生）
郭学彬（北京，软件工程师）
Justin Yeung（UK，student）
張振海（香港，學生）
翁晨阳（瑞典，学生）
龍舒文（香港，學生）
劉銘漳（香港，公務員）
汪 浩（上海，软件工程师）
阎树林（江苏，退休教师）
Nokie Lai (香港，學生)
曾健超（香港，社工）
蒙鞍衡（香港，創意工業）
Dora Wong (香港，市民)
唐 天（江苏 学生）
王 琳（陕西，自由职业）
马志刚（上海，个体户）
刘秀莲（湖北，教师）
梁明念（香港，學生）
鄭智浩（香港，學生）
Tang Chi Hou（香港，学生）
李 伟（河南，教师）
恆 達（香港，社工）
Felita Hui (香港, 自由职业)
宁 浩（广东，学生）
盧子敬（香港，資訊科技助理）
魏靜元（香港，研究助理）
劉冠亨（香港，學生）
梁錫麟（香港，市民）
鍾澤明（香港）
劉綺珊（香港, 學生）
梁馨月（南宁，企业家）
關美玲（香港，自由職業）
Ng Sze Sze (Hong Kong，Post-Production Producer)
方 戈（湖南，自由撰稿人）
葛付柳（江苏，大学教师）
李炎瑞（贵州 教师）
吳育詩（香港，學生）
王俊丰（北京，民主人士）
陳天穎 (香港,學生)
Xun Liu（US，worker in
bank）
李明亮（天津 外企职员）
許楚惠（香港，家庭主婦）
Janice Cheung（香港，原大學行政主任）
张江南（北京，学生）
答 俊（浙江杭州，民主人士）
黃文浩（香港，中學教學助理）
卢景富（福建，教师）
沈文飚（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
陈兴源（江苏南京，工程师）
于圣民（上海，自由人士）
李澤民（香港，音樂人）
许梦芸（上海，市场文员）
Jing Guo (Canada, Student)
张绪业（上海，程序员）
羅健熙（香港，註冊社工）
黃逸峰（香港，學生）
牛松林（法国，博士研究生）
陈 益（德国，学生）
2010年1月1日
（源于： 零八宪章网站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零八宪章】 文 本
零 八 宪 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改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略）
《零八宪章》网站：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零八宪章》论坛：http://taolun.info/
【焦点人物】 刘晓波
刘晓波其人其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何平
12月28日是刘晓波的54岁生日。刘晓波于1955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69年随父母到内蒙古下乡。1974年，刘晓波作为知青在吉林省农安县插队。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他考进吉林大学中文系，之后又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并于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刘晓波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表示，刘晓波早年的学术活动使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枝新秀：
“刘晓波先生是五零后的一代，那么受了标准的共产党这种教育长大的。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 看到了中国的现实与共产党宣传的矛盾中开始觉醒。在八十年代的前期， 刘晓波先生的关注点是在文艺和思想领域， 大家都还觉得他是文学批评中的一批黑马。”
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遭中国政府血腥镇压的前夕，刘晓波中断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行程，赶回国内与侯德健、周舵和高新等人参与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声援活动，被誉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六四事件之后，刘晓波随即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关押，直至1991年获释。出狱后，刘晓波因坚持自由写作、参与民主运动和呼吁平反“六四”，于1995年再次被当局囚禁。后因发表《反腐败建议书》、《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和《“六四”六周年呼吁书》等文章，于1996年被中国政府判处劳动教养3年。王军涛博士指出，刘晓波因长期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努力，是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活动的代表性人物：
“当时应该说刘晓波先生跟我一起在首都各界社会爱国联席会议中担任决策。一方面我们期待着中国有一场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这场运动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么会导致中国局势的一个大倒退。 在这个过程中刘晓波先生逐渐地开始介入社会运动 一直到成为反对运动中一个有影响的这样一个领军人物。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政府开始用目光锁定他。”
由于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呼吁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中国政府在12月25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11年的监禁。在北京的作家、民主人士江棋生指出，刘晓波的遭遇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变革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刘晓波今天上午被中共当局通过法院宣判十一年有期徒刑，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中共当局对《零八宪章》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十分痛恨。第二个他们也对刘晓波在这个中间起到的一些带头的先锋的作用十分恼怒。
更清楚的表明，中国民间进一步推动民主化的斗争还任重而道远。”
江棋生强调，当局对于刘晓波的判决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无意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中国的希望只能依靠于民间自身力量的推动：
“所谓改革就是寄希望于中共当局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他们正因为苏东剧变而就此拒绝了政治民主化改革。我们希望中国民间有更多的人从臣民走向公民，中国的希望不在于中共当局的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而在于中国民间的政治民主化推动。”
近二十年当中，刘晓波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人物，持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自1990年以来，刘晓波先后两次获得人权组织“人权观察”颁发的“海尔曼人权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杰出民主人士奖”、无国界记者组织2004年度“捍卫言论自由奖”、香港“人权新闻奖”以及美国笔会2009年度的“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等国际奖项。
2009-12-26
（源于：《自由亚洲电台》）
张祖桦关于刘晓波先生被重判的公开声明
一、2009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对于这一判决，我感到无比愤慨！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对刘晓波先生的重判是“在这个精心选择的日子，中国执政当局作出了一个最无耻，最野蛮，最不得人心的判决！”我对这一判决给予严正谴责和强烈抗议！
二、世人皆知，刘晓波是因《零八宪章》而获重刑。我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和首批签署人之一愿意承担我应负的所有责任。这一点我从2008年12月8日被警方传唤到之后的历次联署签名中已多次明确表达。2009年12月1日，国保警员就《零八宪章》公布临近一周年找我谈话时，我再次申明：我早就做好为《零八宪章》坐牢的准备，我愿意陪我的好友刘晓波一起坐牢；同时，我再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中：本人十分惊诧地看到这段文字：“证人张祖桦的证言证明：他与刘晓波于2008年年底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宪章》，他也征集了签名，后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这根本不是事实。2008年12月8日我被警方传唤时，当主审警员问到其他人包括刘晓波是否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时，我的回答是：“不知道。你们跟我打了这么年的交道应该清楚我的原则：我只回答我个人做过的事和相关问题，其他人的事不要问我，我也不会回答。”（参见附：张祖桦“传唤、抄家亲历记”，载开放出版社《零八宪章》[珍藏本] ）而且，12月8日警方同时抓捕我和晓波时，《零八宪章》尚未公布，我怎么可能指认“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显然，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注：此声明提交给刘晓波的代理律师作为本人的证言。
张祖桦
200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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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600多名零八宪章签署人
我们作为和刘晓波先生一起共同起草或签署《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在得知刘晓波先生即将面临起诉和遭受刑罚之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态度：
一 我们始终相信，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能够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除此只会继续造成畸形的繁荣、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严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刘晓波先生秉持着相同的理念和追求；
二， 我们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并赞同其中的观念，是基于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也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的表现，我们从不认为签署《零八宪章》有违现行任何法律法规；
三，如果刘晓波先生因此被起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2009年12月10日
注：零八宪章国内签署人、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者，第一批165人（其姓名、职业及常住地略），现在已超过了600人。欢迎签名！E-mail：64chinese@gmail.com。
（源于：零八宪章网站）
“和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立场
高 瑜
这是责任，这不是罪责！应该给予真正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以公平的待遇。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以上话语摘自《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签名人留言。这次签名活动自今年的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始，至今签名人数已逾五百。12月15日晚《参与》记者专访了首批签名者之一高瑜女士。
高瑜表示，签名完全是自发的，“和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立场，审判刘晓波是非常不公正的。上个月欧洲刚刚庆祝了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垮台，中国今年六月又经过了六四二十周年，二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且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的发展是以人权和环境为代价的，刘晓波牵头起草《零八宪章》是出于对中国这二十年状况的考虑，出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考虑，是从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出发。《零八宪章》主要是提出了中国发展的路径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怎么说也不会违反宪法，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提出过要进行政治改革。镇压六四之后，中国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歧途，和八十年代的改革是两回事了，凡是对中国有责任心、爱国心的公民都应该对中国的前途提出自己的看法。
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先生提出《零八宪章》是属于人类的共同的财产。高瑜谈到她上个月去捷克访问，捷克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都对《零八宪章》怀着深厚的感情，都非常关心刘晓波的现状，捷克也是第一个就释放刘晓波发出声明的国家，因为刘晓波是以言获罪，这是极权制度下才有的一种处罚，任何民主国家都不会以言制罪，他们是出于对与人类文明不符、践踏人权的罪恶的声讨。最近美国外交部、欧盟主席团都对刘晓波表示关注，遗憾的是中国政府认为是干涉内政。
作为《零八宪章》的联署者，很自然地认为审判刘晓波就是要审判大家，就是要审判《零八宪章》，《零八宪章》从来不鼓动暴力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基本的公平和人权也不叫社会主义。《零八宪章》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前途作了一些设想，没有任何违反宪法的地方，联署者只是出于公民的责任，宪法赋予的权利，和刘晓波站在一起。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挡的，在当局不断进行网上封杀的情况下，《零八宪章》的签名人数还是过万了，而且没有一个人声明退出，相信所有联署者都会支持刘晓波。
近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网上表态，“我认为‘与晓波共同担当’，不能只是一种表态，必须在其强行审判时付诸行动。因此，我们建议，当晓波审判之日，希望有尽可能多的（除年迈病弱者）联署者，赴法庭外陪审。为了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请与北京联署者联络一下，届时可在网上公示。”高瑜对此评价说，丁老师的想法非常了不起的，尤其作为二十年前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失去儿子的母亲，她的号召力是非常强的，相信大家会响应丁老师的呼吁，形成一股非常大的人权声势，《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只是言论，还不够，开庭那天应该在法庭外声援刘晓波，北京已经进入最寒冷的时候，大家站在寒风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相信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也会得到历史的肯定。
2009年12月16日
(源自博讯
boxun.com / 博讯热点：《零八宪章》)
晓波受难 我们如何共担责任
江棋生
公元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博士被当局狠毒地强加了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的刑罚，给他定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刑依据是《刑法》第105条第2款这一臭名昭著的恶法。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晓波是中国这块土地上20多年来因言获罪被判得最重的人。
说实话，我并没有料到胡温当局下手会如此之狠。不过，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即此案决不是遵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法院能作得了主的。在这类政治案件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等，统统不过是可悲又可怜的工具而已。上头让怎么判，它们就怎么判；上头让判多少年，它们就判多少年。一审宣判后，晓波在和刘霞会面时说，他会考虑提出上诉。在我看来，晓波如果提起上诉，那并不表明他对中共的司法系统心存幻想。他当然明白，二审结果必定是上头早已交待好了的“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我认为，他之所以想把官司打下去，不过是要留下一页更为完整的历史的记载，记载一个公民面对专制强权所作的无畏抗争，见证中共当局以言治罪的黑暗和无耻而已。
那么，在人类早已跨入21世纪的今天，在柏林墙已被推倒2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们对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的抗议之声置若罔闻、假手司法系统重判言者刘晓波，究竟表明了什么呢？
以我现在的认知，我认为这一重判至少表明两条。一条是，胡锦涛们对零八宪章不是一般的恼恨，而是恼恨之极，因此决意不在乎政治成本地、赤裸裸地与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对着干下去。境外网站已经全文刊出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该判决书从四千多字的零八宪章中颇具“慧眼”地摘引了两句话，共28个字，它们是：“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和“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确也不必多摘了。这28个字足以表明，零八宪章是一部奠基于现代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理念，鲜明地与一党专政制度持根本性不合作主旨的宪章。我敢说，与著名的七七宪章相比，零八宪章称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试问，面对中国民间拿出来的这份理性、睿智、具有内在革命性和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大宪章，面对伴随宪章横空出世挺身而起的范围极为广大的中国公民群体，中南海的官宦们怎么会不在惊恐之余恼怒有加、暴跳如雷呢？他们又怎么会不给零八宪章的推出者来点厉害的，狠狠地给点颜色看看呢？
第二条是，胡锦涛们对刘晓波博士不是一般的恼恨，而是恼恨之极，因而必欲“严惩”而后快。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和发起人不只是刘晓波一人，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在刘晓波被关押之后，零八宪章的首批联署人和后续联署人中，不仅没有一个人公开“悔恨”自己签署宪章的行为，而且还庄严声明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誓与刘晓波共进退，这更无半点秘密可言。然而，当局就是要把刑罚重重地压到刘晓波一人身上，别人去“自首”，也拒之门外，概不受理。由此可以断言，当局对刘晓波的殊为恼恨和发飙打压，充分证明了晓波在中国社会的自我解放中起着非凡的、难以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晓波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不屈的民主理念殉道者。
在晓波被重判之后，独立中文笔会法人代表一平先生在第一时间给我打来越洋电话。我们愤怒谴责了当局的龌龊审判和卑劣刑罚，并着重议论了一个问题：在分担不了晓波刑罚的情形下，零八宪章签署人应当做些什么？我俩的看法不谋而合，结论是：应当义无反顾地推进零八宪章运动。很显然，当局重判刘晓波的目的，是要冷酷宣示“胡温新政”与零八宪章的势不两立，是要恐吓和阻遏零八宪章运动。那么，决心与刘晓波共进退的宪章签署人，我们的回应只能是，不避风险，按既定方针办：“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的出现，使中国民间的人权事业和公民化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零八宪章的光芒下，捍卫人权对抗特权的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不仅是扑不灭压不垮的，而且将坚毅前行，方兴未艾。在这里，我不想讳言，零八宪章运动并不天然地排斥现代政治文明中的“和解”理念，并不先验地认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绝对没有“和解”什么戏。不过，我更不想讳言，在大度地表明了受害者心中拥有“和解”诚意这一境界之后，人们不应也不必口不离“和解”，乐此不疲地用热脸去贴冷屁股——说轻一点，这种事情，乃智者不为。
在这里，我还特别想说，晓波被判重刑的确让人怒不可遏、义愤填膺，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不再坚持非暴力抗争和天鹅绒革命的信念。这一信念的可取和可行，波兰的米奇尼克和捷克的哈维尔早就说得清清楚楚，如果拿什么中国的特殊国情去对这一信念进行“免疫”，起码也属智者不为。
今天，是晓波54周岁生日纪念日。晓波和刘霞对后极权制度强加于身的苦难之承受，除了使人肃然起敬外，还必将激励更多的国人参与和投入到零八宪章运动之中。事实上，正是在寒流肆虐中华大地的这几天，已经有不少民众勇敢地挺直了腰杆，以实名签署了零八宪章。一位零八宪章签署人说得好：“我愿意用一点一滴的行动去推动这个国家历史车轮的前进，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变自己身边的不正义，我相信离天大亮的时刻就不远了。”——这是切切实实的与晓波共担责任的公民行为，也是对身陷囹圄的晓波最好的生日祝福。
2009年12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源于：自由亚洲电台网站)
崔卫平就刘晓波事拷问中国文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六·四运动参与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宣传六·四真相，此次刘晓波被判刑前后，她向国内众多有名的文人致电拷问他们在此案上的看法和态度。
崔卫平的电话，让一些文人感受到了良心的压力。她28日说：从明天起，谁接到我的电话，心里也许就会说“鬼来了”。 以下是崔卫平电话询问的部份纪录，受访者也授权崔卫平可以将他们的回答公开：
钱理群先生刚才在电话里说，比起八十年代，刘晓波写的文章越来越理性了。他对晓波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六•四的表现，二是坚守国内。钱先生“不觉得刘晓波有什么罪。”钱理群的看法：不一定同意刘晓波的所有观点和做法，这是另一回事；但刘晓波属于平和、理性的批评者，对他都要判刑，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觉得很难接受。
刘晓波同学念博士的导师之一、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听说刘晓波近况之后，想对晓波说：希望晓波“珍重”。“毕竟有过一段师生情谊，希望他珍重。”
原北师大教授、鲁迅专家王富仁教授今天仍视刘晓波为“朋友”，尽管许多观点不相同。王教授听说晓波近况之后，说：“人在思想上应该是有自由的，在行动上应该是有限制的。思想自由是不能干涉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解决。”
刘晓波八十年代的朋友、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回忆，当年黑马刘晓波明明认识刘再复，当面却假装说不认识。但他同时说，对于刘晓波近年来的思想发展，越来越认同，觉得他越来越结实。在中国目前语境中，刘晓波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理性。
诗人芒克称自己与刘晓波“是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都挺愉快的。从来也不认为他做错什么事情。”在听说了晓波的近况后，芒克说“但愿他明天没有什么事。”
徐友渔的看法：宣判刘晓波，罪名中有零八宪章。宪章重申联合国人权宣言，因此宣判是对人类大家庭公认的文明准则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现存宪法的挑战，因为该宪法载明了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说到底，是对中国人民和人类良知的挑战。
秦晖的看法：现在还搞因言治罪那一套，真是太可悲了。我不是宪章的签名者，但我懂得“不赞成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的道理，我坚决反对对刘晓波搞文字狱。
徐贲的看法：一个中国公民以宪法给他的权利，善意地对国家政治表达自己的看法，却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感到难以置信。中国是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中国要在国际上崛起，必须建立良好的言行一致的信誉。从许多国家对此事的报道来看，这是一件使中国信誉受到损害的事情。
袁伟时的看法：二十一世纪了，还以言获罪，侵犯公民权利，亵渎文明，又一次往中国脸上擦黑！当局认定的罪犯刘晓波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鸿沟如此巨大，执政者如何面对？
章诒和的看法：1968年，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9年，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我们都是因言获罪，前后相距四十一载。这种状况不得不使人怀疑：我们的制度，到底改善了多少？我们的社会，究竟进步了没有？
乐黛云的看法：一，看过零八宪章，觉得其中没有颠覆国家的想法，是希望改善；二、零八宪章是一个讨论，如果一个讨论也要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三、如果（弄得）大家都不敢说话，国家还怎么改善？
丁东的看法：文章自古多奇狱，又添十一载；思想从来要自由，何止零八年。——圣诞中国。
汪晖先生来信：谢谢来信和电话。我不赞成刘晓波的许多观点，但反对任何以言治罪的方式。我会关注此事的发展，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表达我的看法。
作家莫言同意将他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胡杰的看法：社会已经如此开放，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对待）谭作人到刘晓波，怎么还会出现如此荒唐、倒退的现象？
余英时的看法：刘晓波先后入狱三次,一次比一次光荣，这次最光荣。中国史上有一个光辉先例——范仲淹，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被贬放三次。一次送行，朋友们说：“此行极光。”第二次大家说：“此行亦光。”最后一次说：“此行尤光。”他笑答：“仲淹前后三光矣。”这便是今天的刘晓波。
贺卫方的看法：不久前，某海外传媒来电采访，问我对于Mr. Hsiao-po Liu的十一年之罚。我没有好气地说：“我欲无言。”对方问：“难道说你不觉得十一年太重？”我反问：“难道说判三年就适当么？对于根本无罪者，一天都太重，一天之罚都是冤狱。再说，你真以为他会在牢里服满十一年？”
梁文道：说刘晓波是“异见份子”，但什么叫做“异见份子”呢？一个正常的社会本该有许多不同意见。我在香港、台湾和美国等地方见到知识份子勇于自命“异见份子”，以志其异；但在缅甸、伊朗和中国却见到无奈被封的“异见份子”，几成罪名。可见只准一种意见是正见的国家才会有刘晓波这种“异见份子”。
郭于华的看法：08宪章表达的是公民最基本和正当的权利要求，而且提倡以温和改良的方式推进社会进步，道出常识何罪之有？即使说的全然不对，也不可以因言获罪。判刘晓波有罪才是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合法性）之罪，而且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文明的挑战。
王晓渔的看法：我不会翻墙，没有在大陆媒体上看到报道。我坚信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因为几篇文章将在铁窗之内度过11年，是少数敌对势力制造的谣言。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国家，怎么可能允许这种违反法治的事情发生呢？希望广大善良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睁开眼睛，明辨是非，不要被谣言迷惑。
杜小真的看法：因为思想和提出问题而获罪，在今天只能解释为对思想言论自由这现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的亵渎和挑战。况且零八宪章，在没有签署的我看来完全是善意和建议性的，如果连这都不能容忍，真是太可悲。我并不完全同意刘晓波的一些观点，但他发表观点的自由绝对应该受到保护。
李银河的看法：在2010年即将来临之际，得到刘晓波被判的消息，感觉回到了1910年。
(源于：博讯综合自推特网站)
重判刘晓波难遏《零八宪章》运动发展
楚江风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转眼，刘晓波的被捕和《零八宪章》的发布就已经一年有余，在这一年里，《零八宪章》并未像其它签名活动那般随着时间的推移嘎然而止，不仅仅签名人数在持续增加，而且各种践行《零八宪章》的活动也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前后，全国多个省市的各界人士均勇敢地开展了纪念《零八宪章》的研讨会，对此，中共当局再次如临大敌，不但想方设法地阻挠活动的进行，而且对各地《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也进行了传讯或约谈。非常蹊跷的是，北京当局偏偏选择了12月8日通知刘晓波的律师将对刘晓波进行起诉，涉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当局之所以要选择这一天向律师和外界传递这种消息，很明显是希望取得杀鸡儆猴的作用，警告其他《零八宪章》签署人不要乱说乱动。
北京市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与此前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内容基本一致，罪名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其他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人不同的是，意见书特别强调称：“刘晓波伙同他人起草《零八宪章》，叫嚣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重大”。依照违宪的《刑法》105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预料，不出意外的话，刘晓波一旦被判罪行成立，刑期一定在5年以上。
常言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局选择在特别的日子通知将对刘晓波进行起诉，并不能震慑其他《零八宪章》签署人和不计其数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们。两天后的12月10日，一份引起国际媒体广为关注和称道的联署声明横空出世，165位国内《零八宪章》签署人以及41位海外的《零八宪章》签署人联合要求与刘晓波一道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即使有不少联署人因为参与签名而遭传唤，但后续签名者仍然是络绎不绝，大有无所畏惧和前赴后继的趋势。12月12日，民间维权组织“维权网”也发表声明，公开抗议当局起诉刘晓波和打压《零八宪章》。
刘晓波于2008年12月8日被北京警方抓捕后，最开始的处理决定是对其进行“监视居住”，荒唐可笑的是，在此过程中，刘晓波不是住在家里，而是被秘密关押在北京郊区鲜为人知的处所。一个号称人权状况良好的国度，执法者竟然连基本的程序正义都不懂得尊重，足以暴露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刘晓波最终被正式逮捕，并一再延期调查，虽然有不少人期望刘晓波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获释，但这种期望最终变为了失望，奥巴马在访华期间不仅未能就刘晓波的问题向中共当局施压，而且连人权方面的议题都未涉及。
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很多时候都表现得异常软弱，但对本国民众却向来施以高压，尤其是对异见群体，更是显得心黑手辣。刘晓波作为一位异议作家，之所以秉笔直书，完全是出于对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根本就谈不上有颠覆国家政权的野心，更不必说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能量了。众所周知，《零八宪章》事实上完全是一份和平、理性、善意而富有建设性与前瞻性的文件，与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毫不粘边。中共当局之所以要拿刘晓波开刀，很明显和他当年曾积极参与学潮有关，即使这个文件再温和与善意，在中共当局看来，只要有刘晓波参与其中，就有着挥之不去的反动色彩。
一份集体起草和发布的文件，最后却要刘晓波一人负责，这是很多人都不曾想到的，刘晓波作为一个追求民主几十年如一日，且锒铛入狱数次的民主斗士，他自然不会在失去自由的日子慨叹自己的不幸和当局处理此事的不公，以刘晓波的秉性，对于《零八宪章》他不但不会推卸，而且还会主动承担责任。依然有着人身自由的《零八宪章》签署人，如果内心有愧疚感的话，我想，不能只是想着去陪刘晓波坐穿牢底，而是应该尽己所能，用实际行动去营救刘晓波和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以言治罪是专制社会的独有风景，虽然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中共所统治的中国再度将文字狱发扬光大，自从互联网来到中国，以言治罪的案例就层出不穷，不用做详细的统计，明眼人都不会不知晓中国的因言获罪者数量居世界之冠这一惨痛现实。以言治罪彰显的不是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而是人权沦落和统治集团的做贼心虚，同时也彰显了异议人士在强权面前自由言说的良知和勇气。
12月11日，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政权”一案被北京的检察机关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据莫少平律师透露，起诉书不仅针对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且还有他所写的六篇文章。检查机关如此仓促地完成审查并提起公诉，并没有按照相关法规在起诉前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律师连查阅案卷的时间都不够，更没有见刘晓波的机会。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完全是将法律当儿戏，执法犯法的背后是希望顺畅地将刘晓波定以重罪。
按照法律规定，被正式提起公诉后，刘晓波案会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开庭与宣判，此前，中共当局有不少在圣诞节期间处理敏感人士的先例，较近的有2006年12月26日判决高智晟和2007年12月27日抓捕胡佳。此次刘晓波案庭审和判决，也极有可能会在圣诞节期间进行，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共能最大程度地规避西方媒体的关注，以减轻自身的舆论压力。
声援刘晓波的签名仍在继续，同样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12月14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向中国政府明确发出呼吁，要求释放因言获罪的刘晓波。此外，欧盟也对即将面临刑事审判的刘晓波表示声援。欧盟轮值主席在一份声明中称：“欧盟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结束对其的拘禁以及其他形式的困扰”。中国政府12月15日拒绝了美国和欧盟关于释放刘晓波的要求，并称美欧对中国的指责是“不能令中国接受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中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些年一直是名落孙山，每年都有良心犯入狱，每年也都有外界的大力声援，但中共当局却依然固我，甚至是变本加厉，不遗余力地迫害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刘晓波一旦被定罪判刑，必将再度刷新中国的恶劣人权纪录，也必将让中共当局进一步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刘晓波的因言获罪不是他的耻辱，而恰恰是中共的耻辱和他的光荣。《零八宪章》发布之初，正是因为有刘晓波的被捕，这份文件才更加具有历史意义和政治魅力，等到刘晓波被判刑的那一天，参加签署《零八宪章》和努力推动《零八宪章》运动的人必定会更多和更坚定。
2009年12月16日
（源于：《民主中国》
【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运动”的意义
陈子明
“零八宪章运动”这个称谓由六个字组成，“零八”是指时间——2008年，“宪章”是指一个文件，“运动”是说由于有许多人签署这个文件而形成了一个公民运动。
“零八宪章运动”的关键词并不是“宪章”。《零八宪章》效法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二者均非“某个国家的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而只是一群公民对于基本政治理念与主张的公开宣言或声明。
“零八宪章运动”的关键词是“运动”。词典上的相关定义是：“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群众性活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掌权者鼓动乃至强迫实施的集体性活动，一种是由民众自己动员、组织起来的集体性活动。我们把前者称为“运动群众”，后者称为“群众运动”。“零八宪章运动”显然属于后者，其众多签署者都是冲破重重压力和障碍，自觉自愿地投入运动的。“零八宪章运动”是一种政治运动，一种要求实现基本人权和制度转型的民主运动。
《零八宪章》的文本不是没有可推敲之处。由于当局突然抓捕刘晓波，《零八宪章》的最后发表稿没有来得及让所有发起人过目。譬如说，笔者赞成“征求意见稿”中“中华共同体”的提法，不赞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提法，因为未来“一个中国”的名字，应当由海峡两岸的同胞共同商量，而不应当以大欺小，由大陆当局或民众单方面框定。但是，正因为《零八宪章》不是“某个国家的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所以没有必要“抠字眼”，签署《零八宪章》，是对于它的总体精神的赞同。
有人说《零八宪章》的内容都是些老生常谈，这个话没有错。《零八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七七宪章》、民主墙与竞选运动以来中国民主运动的基本诉求一脉相承。这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之路。反之，搞什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则势必会把中华民族引向希特勒德国、东条英机日本的绝路。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把狭义“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老生常谈”变成亿万国人的“公民常识”。“零八宪章运动”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曾经说过，《零八宪章》的核心内容，与1989年5月21日《经济学周报》“本报评论员”文章提出的“民主宪政七条目”「1」，并无不同；《零八宪章》的基本态度，与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周舵等“四君子”的《绝食宣言》，如出一辙。至于1995年2月由刘晓波执笔的《反腐败建议书》，在某些方面比《零八宪章》说得更加尖锐。譬如，《反腐败建议书》明确提出：“开放党禁，实行多党竞争执政地位的公开的、全民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制度。使在野党成为有效制约执政党的合法政治力量。”真正的突破在于，《反腐败建议书》只有北京市的12个人签署，《零八宪章》则有全国各地区和各行各业的上万人签署。
《反腐败建议书》的签署者是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刘晓波、陈小平、周舵、吴学灿、闵琦、沙裕光、廖亦武、金橙。其中徐文立、陈子明、闵琦、沙裕光是民主墙运动的“老运动员”，王若水在1980年代的“反自由化”中被中共开除党籍，包遵信、刘晓波、陈小平、周舵、吴学灿被指为八九民运“黑手”而被抓捕、判刑；廖亦武、金橙因在六·四后发表作品和办地下刊物反对“大屠杀”而被判刑。总的来说，这些人都属于狭义“民运人士”的范畴。
《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中，自然有历次民主运动的“老运动员”，但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首次投身其中的“新运动员”。在303名发起人中，有法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学家、管理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剧作家、小说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评论家、编辑、记者、媒体人、律师、工程师、设计师、教师、研究员、医生、社会活动家、环保志愿者、IT从业者、自由撰稿人、商人、企业主、工人、农民、职员、公务员、退休人员等。在后续的签署者中，还有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择业青年、残疾人、数学家、地质学家、计算机科学研究者、牙医、护士、翻译、导游、经理人、策划人、技术员、程序员、下岗工人、农民工、音乐制作人、电影制片人、出版人、科普工作者、童话作家、发明家、摄影师、投资顾问、金融分析师、厨师、销售员、个体户、民主党派人士、牧师、宗教人士、会计、审计师、评估师、城市规划师、品牌策划师、电影制片人、网站创办人、中学校长、刑警、军人、退伍飞行员、渔民、牧民、花农、经租房业主、自由职业者、上访者等。
到2009年3月5日，公布了《零八宪章》1~12批的签署者。这些人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700人，天津47人，河北96人，山西238人，内蒙古19人；辽宁199人，吉林55人，黑龙江382人；上海413人，江苏394人，浙江755人，安徽92人，福建153人，江西66人，山东891人；河南151人，湖北336人，湖南158人，广东531人，广西71人，海南15人；重庆111，四川359人，贵州97人，云南52人，西藏6人；陕西117人，甘肃120人，青海3人，宁夏4人，新疆20人。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士参与了联署。签署者中还有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还有阿尔及利亚、爱尔兰、奥地利、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西、比利时、波兰、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芬兰、韩国、荷兰、加拿大、柬埔寨、捷克、马来西亚、美国、南非、尼泊尔、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泰国、西班牙、新加坡、新西兰、意大利、印度、英国、越南等35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友人。截止2009年11月，已经公布了《零八宪章》共计十七批签署者，总人数突破了一万人。
一百年前（1910年），中国国内立宪派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国民多达20余万人。二十多年前（1986年），以金大中、金泳三为首的韩国在野力量发起了“1000万人改宪签名运动”，要求修改宪法，将总统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制。与之相比较，《零八宪章》的万人签名是远远不够的。在以积极的、理性的、对内的国民运动促进宪政民主化方面，我们既愧对祖先，也还远远落后于邻邦。
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指出：“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他力主开展对内的国民运动。“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
梁启超说：“好主义的群众运动，第一层，要令不注意的人注意；第二层，要令不同情的人同情；第三层，要令不敢主张的人敢主张。”“起初赞成的人自然是极少数，渐渐成为相对的少数，渐渐地成为多数成为绝对的多数。凡各国的革新事业，没有不是走这一条路慢慢发展出来的。所以群众运动，他的成功不在现在而在将来。”“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欧洲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国民运动制造出来。“若平民对贵族之革命立宪运动，若多数人对少数人之普通选举运动，若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之种种社会主义运动。其借局部问题以发端者，若英国之谷税运动，若美国之禁奴运动。其纯限于局部问题者，大之如各国之妇女参政运动，小之如美国之禁酒运动。虽其事业之大小轻重不同，其成就之难易不同，然其必由运动而成则一也。”中国之所以落后于发达国家，是因为在国民运动上比欧美人还欠着“几十年几十次的失败”。五四运动之后，由于受苏俄的影响，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走上了一条以枪杆子来夺取政权和捍卫专政的歪路，在国民运动上欠的账就更多了。
中国的政治要进步，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国民运动。国民自己觉悟了，奋起了，怒吼了，统治集团才有革新的动力。四五运动就是一个最好的历史范例。我们需要有新的四五运动。我们需要有规模更大的“零八宪章运动”。
2009年12月10日
注「1」：署名“本报评论员”的《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写道：“所谓民主宪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则：（1）以个人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代议制与普选；（3）责任内阁的行政政府；（4）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5）党派斗争公开化、合法化、规则化、非暴力化与结社自由；（6）社会生活领域多样化与政府权力有限性；（7）舆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及信息开放。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指重新界定各类政治设施（党、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民等）权限，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各自的运行规则。”
（源于：《新世纪》）
掀起“公民运动”迫在眉睫
张善光
一、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一群没有公民权的中国公民勇敢地发布了《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从头到尾吁求的主旨直指现代社会公民必须具有的权利——选举官员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自由结社的权利，游行、示威的权利，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以后经多次修订颁布的宪法，均无一例外把“公民”这顶金光闪烁的桂冠戴在了中国人民头上，可是与公民相对应的种种权利，权力者却死死捏握在淌着血的手掌中。中国人民徒有公民之名，弯腰屈膝做臣民才是货真价实。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六十年，在人类社会主流早已步入公民社会的二十一世纪今天，中国人民却依旧像他们的祖辈一样深受权力的威淫、圈固，只能无奈的呻吟，哭泣，嚎叫，毫无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与尊严。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这种耻辱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已经到了必须终止消亡的关口。于是，《零八宪章》象一道划破千年沉寂的电闪雷鸣，直言不讳大胆疾呼：还公民权与公民！这一声晴天里的霹雳，爆出了压在中国人心底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渴望。
二、中国的先进分子企图驱逐的专制制度是人类社会最残酷、最野蛮、最无人性的恶载体。
中国的先进分子企图驱逐专制制度的努力始于清朝末年。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们发起的“变法维新”失败了；张謇、盛宣怀们诤诤谏言所引发的“朝廷预备立宪”流产了；孙文、黄兴们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同样也无果而终。这原因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就是那些企图瓦解中国专制制度的先驱们所打出的旗帜与口号，远离了没有民主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在不能充分理解“宪政”“民主”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眼里，以“宪政”“民主”建国，同刘邦坐秦始皇之位，李氏唐朝取代杨氏隋朝没有两样，远比不上李自成、洪秀全之类许诺给他们均分土地的“造反”“起义”带来的感召力和激动心魄的冲动。先驱们不惜以砍头流血为代价，要把中国改造成人人自由平等的宪政法治国家，老百姓却不买账，他们无动于衷，眯缝着眼睛懒洋洋地袖手旁观。变法维新的“六君子”血洒北京东门外菜市口，他们权当是看了一回刀光剑影的热闹；“辛亥革命”的枪声打响，他们躲在屋子里从门缝往外瞧，提心吊胆怕圈栏里的猪牛被士兵们牵走。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描绘的“坐在断头台前的妇女们，一边织着毛线一边数着掉落到地上的头颅：‘二十二，二十三’”，是对中国百姓在“民主”“宪政”面前表现漠然的入木三分的写照。这样的“革命”能够成功吗？近三十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再一次高举一百年前先驱们曾经擎起过的“宪政”“民主”大旗，不畏牺牲，不畏坐牢，一心想在自己这个时代完成先驱们的未酬壮志。然从西单民主墙时期起，经八九“六•四”，到九十年代末公开组建中国民主党，一路血与火的沐浴，而要追求的目标同样还躲在遥远的看不见的地方。这原因仍然同上。那么，要变革中国现状的路究竟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零八宪章》中。
《零八宪章》荟萃了人类从古到今的思想家为建立幸福家园而绞尽脑汁的精髓，总结了四百年来世界各民族在建立公平正义社会伟大实践中的曲折与顺畅，她第一次以简明宏亮的声音在古老的中国道出了世世代代免除灾难的唯一途径——建立公民社会。是的，在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公民权利的公民社会，不管是谁执政掌权，都无法再凭仗权力欺压百姓盘剥百姓迫害百姓，无论是总统还是平民，都必须遵守不可亵渎的同一规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不是异曲同工内涵一致吗？中国老百姓对“宪政”“民主”陌生，不愿靠近，或者认为这是随时有杀头坐牢危险的“革命”而不敢触摸；但对“公民社会”的好处他们却看得见摸得着，那是一个令人神往人人都希望进入的风水宝地，他们愿意也敢于公开呼要，尤其是以保障自己利益不受侵害而要求享有公民权利，这不但理由正当充分，而且走遍天下政府也不敢把自己很怎么样。因此，老百姓对《零八宪章》的认同和接受，自然就会大大异于他们对抽象的“民主”“宪政”的冷漠。《零八宪章》尽管发布仅仅一年，尽管政府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封锁，而签名者却突破万数，并且在政府的恐吓、威胁下，所有签名者没有一个低头退缩。这说明《零八宪章》所宣示的以“公民运动”走向“公民社会”的路径，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意愿。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社会要由黑暗转光明，一改千年专制之遗风，《零八宪章》是一面最理想的光辉旗帜。
三、当今中国政府官员的贪腐已创历史之最。
他们厚颜无耻，穷凶极恶，心狠手辣，欲壑难填，拼死拼命把民脂民膏往自己家中堆积，即使掉进地狱被厚重的铜臭味淹没也不松手，几乎是人人都想做和珅。在金狗银猫面前，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一切依法办事”的假面具，已经成了碍手碍脚的破拐杖，他们轻蔑地一摔，把它丢到了长满杂草的老祖宗马克思坟前，现在是龌龊、邪恶、狰狞的庐山真面目公开登台张牙舞爪。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从表层到深层，从直接到间接，遭到空前的打劫和掠夺。我敢打赌，历史上任何一个黑暗王朝的官员绝对会对今天的这些“公仆”们佩服得目瞪口呆，五体投地。现时官员们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体丑态，不能不激起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挺身抗争。
中国老百姓虽然欠缺“民主”“宪政”观念，但他们为捍卫自己利益不惜流血。今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的官民冲突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风起云涌，众多冤民怒对恐吓、迫害不顾一切地纷纷进京上访，向撒手不管的中央政府讨说法，甚至无视禁令也要游行抗议，有的在上告无门走投无路的悲愤中不得不自戕或举起不该举起的刀柄杀进官府。这一切无不说明中国老百姓维权的英勇度发展到了历史的新高点。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国人再像历史上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那样，仅仅只为眼前的直接利益而博弈，不去考虑如何把做公民的权利从权力者手中夺回，坚如磐石地扎根在自己身上，那么我们，包括我们的后代，或许就会漫无期限地在悲壮的抗争中往复循环，永远有流不完的泪水，永远有洒不完的热血。被专制了三千年的我们中国人，难道还不能吸取教训吗？难道我们非要在世人面前承认，我们的民族没有深邃灵曜的目光，演绎不出大智慧，是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的一群？曾经多次错过展示大智慧良机的我们中国人，再不能因循守旧沿着传统的怪圈走下去了。
我们必须为我们滞留在沉沦边缘的民族冲出一条充满朝气光芒四射的新路，使千百年来官民总是对峙、拼杀、流血的常态归于消亡，一去不复返。这条新路，就是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立即在中国掀起公开的“公民运动”。“公民运动”不是要推翻政府，不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改朝换代，更不是搞恐怖主义的杀人、放火；“公民运动”就是要政府把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交还给公民，把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各种自由变空头支票转为实名支付；“公民运动”就是抵制“公权”无法无天，就是抵制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公民运动”无异于美国黑人当年的“民权运动”，无异于南非黑人当年的“反种族歧视运动”。这种“公民运动”一定会得到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广泛声援，更会得到全中国人民普遍的理解、支持和参与。通过“公民运动”，我们可以把中国社会当前分散的、低目标的、四处可见的维权个案，整合成以讨还公民权利为宗旨的整体维权风暴；通过“公民运动”，我们可以把《零八宪章》传遍每个角落，动员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从认识《零八宪章》到赞同《零八宪章》最终集结在“公民运动”的大旗下，汇合成浩浩荡荡如潮水般不可阻挡的激流，向“公民社会”进军。时机已经到来，条件已经成熟。再等待就是延误历史。我们反对机械地照搬《七七宪章》传布的路径与时间表。中国老百姓的苦难不允许再等待，中国社会危机即将全面大爆发的严峻形势不允许再等待。我们起来吧！
四、“公民运动”的朗朗钟声亟待敲响。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做中国的甘地，做中国的马丁•路德金，做中国的曼德拉，做中国的昂山素姬，率先把沉重的铁槌举起来。航向有了，乘客满了，时间到了，船上的笛声在急促的呜呜鸣叫。可是，那些会修理的，会操舵的，会转轮盘的精英们还没到位。起来吧，不要再在温暖的房间里贪睡，不要再被美妙的幻觉陶醉。没有耕耘的收获是等不到的。把血沸腾起来，快到船上去吧！
2009年12月9日
（源于：《民主中国》）
政治改革的蓝图，宪政民主的丰碑
杜 光
一年多前，一份南方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四川地震后救灾情况的报道。编写通讯的记者也许是不经意地用上了“普世价值”这个词儿，却不料搅动了现阶段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由此引发了一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风暴，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息。
《零八宪章》的发布，像晴天霹雳一般震撼着中国的政治舞台，把这场改革反改革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掌握了政治主导权的权贵集团，气急败坏地发动了对《零八宪章》的围剿：武的一手是拘捕宪章起草者刘晓波，对许多签署者进行威胁、恐吓，压迫他们退出签名，禁绝《零八宪章》出现在国内的所有媒体和网站上；文的一手是声讨改革政治体制的呼求，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主席台上的口诛，到一些御用学者在《求是》杂志及其他报刊上的笔伐。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声浪，一时弥漫着中华大地，甚嚣尘上。
《零八宪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曾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把改革的长远目标，设定为“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但是，1989年后，体制内外所有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力量，都被一网打尽。在强度的政治高压之下，民主自由的呼求，改革政治体制的呼求，在中华大地上几乎销声匿迹。虽然如此，民间的民主潜流却仍在地下涌动，少数不甘于沉默的激进青年结社组党，宣言民主变革，无不遭到残酷的镇压。倒是在文化领域，开始出现一些反思历史、揭露真相的实录、回忆录、访谈录，疗治着人们的精神饥渴；进入新世纪后，这些为当局所不容的“山寨文化”更如星火燎原，遍及全社会。接着，评论时政得失、宣扬宪政民主的文章、著作，也起而占领民间的文化阵地，并且借助于互联网而扩大影响，形成为一场反专制的民主启蒙运动。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宪政民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民众、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呼求。如张博树在2007年初提出《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了宪政改革的背景、目标、实施条件和约束条件，认为宪政改革的目标，“就是解构以致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再造共和，建设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他的这个研究报告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阅复印，影响很大。
这些情况表明，提出一个全面的、简约的，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共和的文献，时机已经成熟了。《零八宪章》于是应运而生。
《零八宪章》指出：我国现行体制“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它重申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价值理念，提出了19条基本主张，实际上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描绘出一幅完整的蓝图。1989年后，中共完全抛弃了十三大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承诺，《零八宪章》只不过把它引向更为彻底、更为完备的目标罢了。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困扰，当局只能在“猫论”、“摸论”的指导下，采取实用主义的方针和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更不可能高瞻远瞩地描画未来的宏伟蓝图。现在，这个任务已经由民间的民主力量帮助他们完成了。《零八宪章》为当政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推进改革、完善自身，从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明确无误的目标。可是，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当政者却看不到《零八宪章》的历史价值，竟把它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宣言，批判查禁，不遗余力。其实，一个“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政权，迟早要被颠覆，转型为有法治、有宪政的民主政权，这是历史潮流的不可违抗的必然趋势。问题只在于：现有政权的主政者是否能够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自我颠覆这个违背历史潮流的国家政权，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零八宪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也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一百多年来，为了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一代一代的仁人志士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六十年来的一党专政的专制统治，更使我们获得十分沉痛、同时也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零八宪章》就是在继承前人的理论遗产和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内容丰富充实，行文简约明快，既有理论性的深刻论述，又有文献性的高度概括，逻辑严密，分寸有度；它尖锐地揭露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鲜明地展示实现宪政民主的决心，但始终坚持善意、理性、和解、非暴力的原则立场；它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和平对话的范例，具有长远的示范意义。
《零八宪章》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在经过二十年的沉寂、酝酿、发酵、积聚之后，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欧阳懿最近在一篇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的文章里说，经过西单民主墙以来30年的民主运动的洗礼，“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力量积蓄足够将自己放置到一个新的局面和阶段”，“持不同政见运动基本结束，中国社会已经转进到非暴力公民权利实现的阶段。”这样来形容从《零八宪章》发布前后的形势，我认为还是比较贴切的。《零八宪章》正是中国民主运动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欧阳懿把它概括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在这个历史丰碑上，记录着人们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成果，凝结着大众对改革政治体制、实现宪政民主的心愿和期待。一切真正“以人为本”的政治家，都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不能等闲视之。
但是，一年来的事实却令人不胜遗憾。在最高决策层面上起主导作用的权贵集团、即特殊利益集团，却把《零八宪章》视同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压。他们敌视《零八宪章》，就因为如果按照《零八宪章》所描绘的蓝图来改革政治体制，势必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封锁信息，不让人们看到《零八宪章》。他们的恐惧，正好说明他们的虚弱，同时也充分表明，《零八宪章》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很有必要扩大对《零八宪章》的宣传与普及。要努力突破权贵集团的
打压与封锁，让更多的民众读到《零八宪章》，由他们自己做出是非曲直的判断和臧否取舍的抉择；让《零八宪章》自身的真理性去征服民众，去占领宽阔无垠的社会思想空间。
进入2010年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力量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专制力量之间，将会继续对抗、斗争，甚至会出现新的高潮。《零八宪章》是我们争取当权的改革派和广大民众的有力工具，我们有责任把它所阐述的真理转化为力量，让它在改革专制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伟大历史潮流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9年12月8日
（源于：《民主中国》
《零八宪章》的目的：变专制中国为宪政共和国
李对龙
近代西方在思想启蒙、学术发展和时代变革过程中，在政治哲学领域，有两个根基性的信条被确立下来：人是目的、自由是目的。两者合二为一即是，人之自由是唯一的终极目的，这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起点和归宿。
作为谋求中国变革与发展的社会政治纲领性文件，《零八宪章》把“自由”放在它所提出的六项基本理念的首位。“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由此可见，从理论和价值层面而言，《零八宪章》同样把自由作为起点和归宿，其它五项基本理念（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以及更具体的十九条基本主张，皆是为争取、实现、发展和完善自由而服务。最终把抽象的“自由”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建构和操作层面，变专制中国为宪政共和国，此即《零八宪章》的直接目的。
《零八宪章》以浅显和简洁的文字所表述的这一目的，可以说已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共识，也是中共体制内开明派学者和执政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共识”。《零八宪章》令中共政权惊骇和难以接受的地方是，它以公开的社会政治纲领文件的形式，把这一社会共识性的诉求表达了出来，并产生了极大影响。
自《零八宪章》公布的那天起，中共一边对宪章的网络传播进行围追堵截，一边想法设法寻找着能把宪章“批倒搞臭”的由头。在今天，自由、民主和宪政已是基本的社会共识，中共明白对此妄加批驳只能适得其反，不但引不起民众和舆论的共鸣，反而会让更多的人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于是他们只得鸡蛋里挑骨头，从其惯用的“阴谋论”的角度，诋毁、栽赃说《零八宪章》有两大目的，一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二是图谋分裂中国。这两大罪状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就是亡党、亡国，分别对应宪章所倡导的分权制衡和联邦共和。可以想象，中共的老顽固们夜不能寐地戴着老花镜，绞尽脑汁地试图从这份温和的纲领文件里搜罗出罪证。宪章温和得足以让他们骂娘，好歹寻出这么两条，勉强扣上煽动颠覆和图谋分裂的帽子。接下来这一年里，中共宣传部门所干的，主要就是揪住这两条向宪章开炮。
我对此所要反驳的是，《零八宪章》不但不是在亡党、亡国，相反，它是在救国，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可谓是在救党。
宪章的第二条基本主张是分权制衡，主要针对政府的建构和设置而言，横向上要求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中共认为这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说到底也就是煽动颠覆共产党政权），宣传部门在诋毁分权制衡制度的同时，还大肆鼓吹我们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最高的政治权力。对此中国人都应当心知肚明，中国现行宪法里所规定的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运作中一直都是“面子工程”，不但人民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利未真正落实过，而且人大一直都是中共政府的附庸，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花瓶”。纵使将来真的落实人民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利并且中共甘居人大之下（当然我估计这是不可能的），由人民选举组成的人大统揽大权，既立法又执法还监督法律执行，这也是荒谬绝伦的，并且还可能滑向“多数人暴政”。
在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里，不但强调了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的“民主”，还强调了分权制衡和利益平衡的“共和”。简单说，民主就是公民普选权，就是直接选举。中共一直叫嚣的是实际上并不民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纵使现代西方价值观的民主（可谓之公民民主普选），也已为中共所不太情愿地承认是个好东西。涉及到政府建构和设置，纯粹民主只能在古希腊时期的城邦里才能玩得转，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那已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一个一去不复返的美好回忆。从那以后，要成功掌管一个远比城邦广袤和复杂的国家，就得实行高压的专制独裁。直至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时代，思想家们从古希腊罗马的残卷里找回了民主，同时也寻到了适于现代国家的共和理念。政府机构权力分立，建构于公民普选之上。
中国民众已初步具备公共精神意识（或如宪章所言的公民美德），正对中共的一党专制体制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中共政权若继续拒绝权力分立的共和理念，并且继续把民主当作装点门面的花架子，公民权利有名无实，民间情绪没有有效表达和发泄的途径，政府机构因缺乏制衡和监管而堕落，公权力肆意妄为，凡此种种，势必激起民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不满，政权岂有不被冲垮的那一天？中共领导人若能高瞻远瞩（而非撞钟和尚混日子），就应落实公民普选权，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开放党禁成为竞争型政党，主动的改头换面必能重获新生。由此而论，《零八宪章》不可不谓是在救党，而非亡党。
分权制衡纵向上要求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分权和制衡机制，中央综合统筹，地方充分自治，此即宪章第十八条基本主张联邦共和的制度操作形式。中共宣传部门屡试不爽的就是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只要能呼扇起愤青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使要搞他们的亲爹亲妈也不成问题。据我自己的观察，宪章刚公布时宣传部门以其“推行联邦、分裂中国”为口实，试图把舆论往民族主义情绪上引。但宪章的温和以及对公民各项自由和权利的强调，在民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同情，见此路不通，宣传部门只得在国内完全封杀掉宪章。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完全陌生的行政机制，加之主流宣传的误导，在中国一般民众眼里联邦制几乎就等同于国家的分裂。对此我要引用我在其它文章中所论述的，“以公民自治权超越国家主权至上观念”：“在统治—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国家政治关系中，我们有两种建构选择。一是霍布斯提出的非对称性的国家主权至上的理论，有一个处于单一领导地位的统治者，民众只能服从和接受其统治，“国家”被神圣化。二是以麦迪逊、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提出的，以公民自治权为基础的对称性的多中心复合制国家——这便是联邦体制：一定的公民群体组成自治政府，若干自治政府为了更好地追求公民的自由和福祉，而经各自制下的公民授权，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联合起来组成联邦政府。自治政府和联邦政府处于平级地位，并共同受制于联邦宪法，公民受自治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重管辖和保护，公民自治权高于国家主权。”
公民自治权高于国家主权是在共同体内而言，联邦政府对外依然享有最高的国家主权。两者最高的主宰和保障是联邦宪法，是为宪政。
中国的民族矛盾已激化到难以挽回的地步，武力压制绝非长久之计，并且我们还有香港、澳门和台湾这些比较特殊的地区。在纵向政府建构和行政区划上，部分或完全地推行联邦体制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出路。由此而论，联邦体制实乃救国之路，而非亡国。在此还需指出的是，行政建构是多元的，民族文化是多元的，公民文化同样也可以是多元的。让各民族各地区在其土地上习得自己的公民文化传统，多种公民文化传统的联合共存，便形成以“共同善”为根基的联邦公民文化，在议会里表现为论辩式民主。所以有人所谓联邦制不适于解决民族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立足于狭隘的民族和地域文化，而忽视了公民文化的多元并存之可能。
总是强调这些常识问题，连我自己都感觉厌倦，但当今中国反常识的力量如此顽固而强大，使我们这不厌其烦的强调也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作为一个并未享有多少公民权利的中国公民，作为《零八宪章》的一名极普通的签署者，作为一个刚满22岁的年轻人，我深切关怀并且焦虑着这个共同体的未来，也是我自己及所有中国人的未来。落实公民权利、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妥善解决民族地域冲突、给予中国文化和文明自由的发展空间，行宪政，变专制中国为宪政共和国，此即《零八宪章》的目的。是救国，是救民，同时也是救我们自己。
2009年12月4日
（源于：《民主中国》
践行《零八宪章》始于维护公民权利
小 乔
2008年岁末，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前夕，303位中国公民联名发表了《零八宪章》，短短四千余字，可视作一份中国公民权利宣言，它宣示着中国公民权利和责任意识的觉醒与升华。《零八宪章》作为一份凝聚了各阶层人士希冀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和尊重人权共识的文本，其温和、理性和建设性已在海内外引起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至今签名支持者已超过一万人。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先生在宪章正式发表的前夜被捕入狱，他的命运牵动着全世界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士的注目，他的自由与否已成为检验中国当局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零八宪章》接续30年前捷克《七七宪章》的薪火，在《七七宪章》中哈维尔等243位捷克知识分子提出了要求政府保障基本人权、尊重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呼吁，《七七宪章》指出：“《七七宪章》是由具有不同观念、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的人们所组成的自由、非正式和公开的团体，以个人的或集体的努力在捷克和全世界争取公民权利和人权的理念使我们团结起来。”当年的捷克共产统治者逮捕了哈维尔等人，然而国家暴力压制不住人们对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向往与追求，在随后东欧民主化的大潮中，《七七宪章》成为捷克民众维护公民权利、追求自由的集结点，成为那个时代捷克知识分子良知与勇气的见证。在“七七宪章运动”持续推进13年之后，1989年11月，百万民众走上布拉格街头，爆发了“天鹅绒革命”，共产极权垮台，捷克举行民主选举，哈维尔当选为总统。
不幸的是，就在捷克“天鹅绒革命”爆发的同一年，更早爆发的中国学生和民众要求政治改革的民主运动却在世界的东方被统治者镇压在血泊之中。20年后，与“七七宪章运动”相隔3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再度站在历史的拐点，面对与30年前捷克人民面对相似的极权统治，争取同样的人权，这是历史的机遇与使命，也是历史的无奈和悲哀！30年前的捷克和30年后的中国，都签署了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尽管社会主义宪法也堂而皇之地写着“保障人权”的美丽字句，然而公民权利却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头破血流，这种承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这种统治机器依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运转、基本人权只能停留在纸面的现实的荒谬，激发起相隔30年两国知识分子同样的愤怒。
一如30年前《七七宪章》发起人的命运，参与《零八宪章》发起与起草的著名作家刘晓波先生未等宪章正式问世即遭逮捕，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面临刑事指控。上月，就在欧洲人民庆祝柏林墙倒塌和“天鹅绒革命”20周年纪念之际，刘晓波和他的律师接到通知再被公安部门延长调查期两个月。哈维尔在去年底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声援中国的《零八宪章》签署者，他说：中国政府对《零八宪章》的反应和当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七七宪章》的反应极为类似，两个共产极权政府都逮捕、讯问和骚扰签署者，以镇压代替对话和辩论。
但即使在中国刘晓波被逮捕，多位宪章签署者被公安骚扰、约谈甚至丢掉工作，签署者仍在持续增加中，工人、农民、学生、律师、记者、作家、艺术家、办公室白领及部分体制内公务员等都加入签署行列，迄今签名支持者已超过一万人。捷克“天下一家”09年电影节将“人与人权奖”颁给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签署群体，美国《时代》周刊将第一批签署者集体选为影响世界的百人之一。
《零八宪章》提出的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愿景，它的核心诉求是尊重人权与实行宪政，它试图与执政当局展开建设性的对话，特别是促请当局注意到由于公民的自由权利得不到制度性的保障，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针对此提出保障公民权利、改革现行落伍的政治体制等一系列解决的方法，寄望在社会灾难性的失控趋势来临之前，担任社会调解人的角色。
宪章既成，事在人为。未来它能否像《七七宪章》一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时代的良知、勇气与智慧的见证，在于我们如何在现实中推动其逐步落实。要全力以赴改造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业已落伍但貌似强大的一整套运行机制，其过程可能会是漫长而艰辛的，但从自己做起，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则是立即可行的。
最近《零八宪章》部分签署人发出致所有签署人的倡议书，提出7条理性、温和的倡议，笔者完全认同。笔者认为，唤起公民责任意识的第一步，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中国现行宪法予以承认、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约赋予所有人的，并在理论上是不可剥夺的，虽然在现实中被当权者屡屡侵犯；其次不但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更要在现实中行使、维护自己的权利。专制统治实质上就是谎言加暴力的统治。打破这种统治的第一步，即维护公民的尊严，摆脱心理的恐惧，说出事实的真相，捍卫良心的诚实，修复我们被长期谎言教化扭曲的心灵。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公民正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如冯正虎为捍卫回国权坚守日本成田机场一个月毫不退缩，艾未未冒着极大的风险压力调查川震死难学童真相愈挫愈勇，赵连海等“结石宝宝”家长、上海“钓鱼执法”受害人奋起维权，韩寒、冉云飞、翟明磊等博客作者以博客为武器，在互联网上创办“一个人的报刊”行使言论表达权利，揭示真相抨击政府，一次次提醒人们：我们是公民，我们有权自由表达意见，我们对公共事务有一份责任，对当权者有权利监督。虽然执政者可以一再置之不理，甚至横加打压，但旁观者却不会永远无动于衷。政府即便一时难以有变化，公民意识却在逐步加强，当权者的每一次违法侵权、每一次公权力犯罪，都将遭遇公众越来越多的抵抗和压力，付出越来越大的道义代价，从而促使其不得不改弦更张。现实政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公民意识基础上，没有心灵自由的、有尊严的公民，便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与自由、多元的社会。公民必须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这是任何健康社会的基石。
我们也痛心地看到，在经历了种种天灾人祸的2008年之后，北京奥运并未给国人带来尊重人权的曙光，反而在2009年多个周年纪念日（六四20周年、西藏抗暴50周年、中共建政60周年等）叠加的所谓“敏感”时期，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刘晓波、谭作人、黄琦、谢长发、郭泉、范燕琼、黄晓敏等一系列良心案，便是专制政权持续对民间社会的公然挑战与威胁恐吓。最近深圳当局出台《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严厉打击“非正常上访”，进一步以民为敌；成都女企业家在政府拆迁指挥人员、武警在场众目睽睽之下，以惨烈的自焚抗议强制拆迁，竟被定性为“暴力抗法”，多位家人被抓，弥留之际不准许家人探视告别——尊重生命，尊重个体的权利，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也是检验统治政权合法性与文明程度的指标。当权者倘若一意孤行，继续无视草民的权利、漠视个体生命尊严，拒绝对《零八宪章》这样理性、温和的民间诉求给予正面的、负责任的回应，那就是执意要坐在火山口上了。
尽管《零八宪章》或许不完美，或许存在着种种缺陷尚待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但在东欧人民纪念柏林墙倒塌和“天鹅绒革命”20周年之际，在中国公民至今不被允许在自己的国土上公开悼念20年前的死难烈士之时，我们终于能够拿出勇气，拒绝生活在恐惧和谎言里，撕下统治者谎言说教的面具，逐步展示“无权者的权力”，展示公民的勇气和责任，我相信，当真相的细胞逐渐渗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社会躯体的每一个角落，依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统治大厦最终会轰然倒塌。
2009年12月8日
（源于：《民主中国》）
《零八宪章》的主旨与当局的应对
吴 庸
《零八宪章》的公布是2008年民主运动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它概括了宪政民主的主要要求，规划了未来社会的基本架构，目标清晰，结构合理，这对今后的奋斗犹如一面旗帜飘扬，鼓舞人心的作用是显然的。虽非完美无缺，若干不足之处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使之更加准确，但总算可以全局在胸，一目了然。
宪章指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十二字表述明确地与当前“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威权体制”相对立。宪章认为，“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这应该是宪章的总主旨。由此而衍发宪章的19项基本主张，这些主张都是为了改变“威权体制”、为了代替“威权体制”而言。改变它，代替它，表明两者是不能并存、不能两立的。试举以下数例申述这种不能并存、不能两立的性质：
n “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
这是宪章的基本要求之一，我以为应该是宪章最重要的要求。“一党垄断执政”就是“一党专制”，凭借这一特权，中共得以霸占和垄断统治权，维护“党天下”局面。这种特权是中共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它借以施展活动的生命力所在。这一特权有如中共颈上挂一块“通灵宝玉”，是它的命根，对中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取消这种特权的要求等于要它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放弃自己的生命活力，必然遭到它断然拒绝，除非它被逼得走投无路，面临崩溃。中共坚持拥有这种特权，必然排斥和拒绝实质性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的实现，公民成为国家主人也就成为空话，现代文明也就无望可及，就是说，中共这一特权与宪政民主的要求是绝然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尽管宪章明确指出，在宪政民主条件下，中共不再具有“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后，仍然享有“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权力，但是，这样的前景显然不足以换取中共持有特权的巨大利益。矛盾的对抗性就是这样明摆着。
n “实现军队国家化”
这是要求取消中共专制权力的军事暴力基础。中共以武装割据和争杀血战夺得天下，以武装镇压和秘密警察治理国家。党军制证明，这个专制政党与军事暴力是不可分的，两者互为存在条件。而“军队国家化”，必然要求军队只能为保卫国防、制止侵略而存在，不能充当对内镇压、屠杀人民的工具；必然要求军人效忠民主宪法，不能效忠一党专制；必然要求中共取消中央军委、取消军队政委制、中共从军队退出，军人在政治上严守中立；必然在立法上严格控制军队活动，防止军队干政。这些措施会使中共专制失去军事暴力的支撑。没有军事暴力，就不会有“三支两军”的举措，祸国殃民的“文革”就难以为害下去；没有军事暴力，就难以应对八九年百万人示威游行的民主运动，就无法下令六四大屠杀。概言之，没有军事暴力，中共的专制统治难以存在下去。因此，它的核心利益与“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是绝然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对抗性又是明摆着的。
n “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宪章的这一要求有很大通融性。这里的“探索”，表示可以有多种途径和设计方案供研究，为“各民族共同繁荣”供献多方面的智慧，“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则是最佳期望。瞻望世界，各国政体或采用单一制，由中央统辖地方，或采用复合制，鼓励非集权，提倡地方自治。经过数百年磨合，世界上已经约有1／2的领土实行联邦制。横垮欧亚的俄罗斯、雄踞北美的美利坚实行联邦制，小国瑞士、马来西亚也实行联邦制。这些国家有全国性宪法和法律，有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央统管国防与外交，有的还设宪法法院，解决中央与各邦涉及根本法的矛盾。在此前提下，各邦实行高度自治，有自己的宪法、法律，由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管理邦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务。中央的统一与地方的自治如此结合，可以防止单一集权的弊端、发挥地方集体的潜力。联邦制无疑为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为中央政权与港澳关系的规范、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和谐相处、为西藏与新疆与中央政权紧张状态的较正，提供了良好思路。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无奈，中共的思维惯性是：它拥有自命的“领导权”，它是老大，它必须指挥一切。台湾必须向中央臣服，港澳必须由中央左右，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由汉族党员掌握，西藏、新疆的民族自决权必须取缔。这样的权力独霸思想自然与联邦制构思水火不容。对抗性矛盾在这里也是明摆着的。
n “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这项要求给中共当权派出了一道大难题，难度不下于要求“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试问，因“政治迫害”而惨遭虐杀和强迫自禁的无辜者该有多少？因“政治迫害”而强迫劳改、妻离子散的无辜者又有多少？这是一本孽债！因中共暴政而惨死的，比如土改时屠杀地主（许多并不是地主）、强迫征粮而饿死农民，又是一本孽债！这个党的掌权者是从不认输的，明知错了也拒不认错，对“反右”、“六四”的态度就是明显例证。因为认错等于否定已有的“政绩”，对搞错的一一认错等于否定中共存在的必要性，它怎么会做这样的全盘自我否定呢？权力者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拒绝认错、拒绝认罪，也就拒绝悔过、拒绝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可见，要求赔偿与拒绝赔偿，这也是对抗性矛盾。看来，只有强迫这个党宣布结束自己的统治，同时，民主政权对其制造“政治迫害”罪行的首恶者依法进行审判，予以申讨或惩处，才能“在此基础上寻求政治和解”。
仅从宪章上述4项要求看，没有一项与官方的威权理念和威权体制是可以调和、可以融通的。彼此形成的矛盾只能通过相互较量，依实力对比关系，进行争斗加以解决。不管这种较量是通过街头对抗形式还是通过和平谈判形式进行，实质都是或者我战胜你，或者你战胜我，二者只能存一。简言之，中共代表专制一方，宪章的要求代表民主一方，专制与民主的矛盾只能最终以相互取代的方式解决。
中共官方很清楚这一矛盾的性质。宪章的信息才露，尚未公布，它就立即传唤了刘晓波和张祖桦两位主持人，又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准备审判刘晓波，镇压之意立显。它还立即向体制内公职人员传达中央认定：宪章“是六四分子所为”，它的公布“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对重点签署者，由公安人员出面详察签署过程和动机，并进行恫吓。2009年初中共中央下达二号文件，重申“反西化，反分化”决心，要求“严防海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全面渗透”，西方价值观、三权分立、多党制、NGO等都在扫荡之列。吴邦国、贾庆林出面批判“普世价值”、“多党制”，宣扬一党专权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政治协商制”。数十名官方学者跟着在主要纸媒上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地声讨民主、自由、多党、普选等的普世价值。中宣部则组织撰写向广大群众宣讲的“六个为什么”，要求集中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禁止指导思想多元化、禁止三权分立、禁止多党制等等。意识形态上的重炮猛轰和机枪扫射，意在压制《零八宪章》愈益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当局如此费尽心机地应对，说明宪章的6项基本理念和19项基本要求的确击中威权体制要害，一党专制与暴力治国在理念上被摧毁，统治阶层恨与怕的反应十分显目。
对宪章的公布及签署活动，中南海动员了一切可以围堵的力量，包括命令安全部门与公安部门在大城市主要是在首都布置严密的监控系统，将可能出现异态之处堵实、堵死。花费巨额投资安排的互联网监视机制，对异言、异动实施昼夜密查，有选择地将视为危害较大者予以收捕，用“煽动颠覆”或径直“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进行惩处。对大学学子实施软硬兼顾的两手策略。以未来工作岗位为诱饵拉拢大学生入党，以名目繁多的补贴名义对大学生进行经济收买。同时，将公安派出所延伸到大学校园，与学校政治处密切配合，收集各班师生信息。派出所在学生中发展“信息员”，对教师授课内容和学生动态实行监控，对“信息员”实行有偿奖励。发现学生有聚会、游行意图予以分化、瓦解，群起绝食也就无从谈起。在放假的敏感日期，曾经实行由下而上的逐层签约制，保证不出现“越轨”行为。这就是落实胡锦涛提出的“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的体现。
也许，当局把《零八宪章》的存在及其影响看得过于严重了。其实，它的全部理念和要求都是平和的、理性的，对现实的存在能够肯定的都予以充分评价。它愿意争取“社会和解”。它呼吁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加它倡导的“公民运动”，它准备以“公民运动”形式推动宪章的实现。它热切期盼，参加“公民运动”的朝野人士“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梦想。”这样的“公民运动”是和平的和理性的运动，是争取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运动，是广泛吸纳社会各层面智慧的运动，也是从中遴选出千百万各层级群众领袖的运动。当然，真正形成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是不容易的，要克服众多的艰难险阻，横过众多的激流峻岭，对此也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2009年12月21日
（源于：《民主中国》）
《改革之死》与宪章运动之兴
陈永苗
《改革之死》越来越与《零八宪章》缠绕在一起。不仅官方如此推动，而且民间思潮也是如此牵线。
据沙非公在《民主中国》揭露，2008年12月初，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改革之死》。而2008年12月10日，大陆303名各界人士联名发表了《零八宪章》。 这两起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事情，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在一起。2008年12月17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这里所说的否定改革的书籍就是《改革之死》。
民间思潮将二者的缠绕原因说得很清楚。第一批改革派元老，被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排除出来的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在《专政必亡，宪政必兴》中说，宣判改革死刑思潮的兴起，是《08宪章》出台的民间最大背景。改革死了，民间就要发出自己应该有的政治宣言，这就是《08宪章》。否则“中国向何处去” 的问题，就欠一个符合当前形势的回答。
政治评论家王光泽表示，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再改就得改体制了。改革死了，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对宪政公义体制的渴望，而公义体制必然靠一个宪政体制去完成。《08宪章》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清晰的政治性的表述，是非常难得。”
英国工人宪章运动的请愿书，同样具有两重面具，说服和威胁的作用。甚至混合起来，人们但是弄不清楚，宪章运动到底是反对派的议会运动，还是议会之外的革命运动。
我发现不管是《改革之死》还是《08宪章》，都有两种像油和水隔开来的阐释方向，两重面具。《改革之死》的第一种解释是被当做惊世之语，当做对改革进程最极端的批判，批判之后，要求真正的改革或者激进的政改；第二种解释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改革是一种生病的复原，本来还就是病中，我们放弃政改的诉求，全心全意建设我们自己，至于我们的维权运动，是否被人用来推动政改，我们丝毫不关心。《08宪章》的第一种解释是温和派的公车上书，推动政改；第二种解释是宪章运动本身，面向公众而丝毫不管中南海倾听与否。
两个第一种都是望油里面参水，这是改革派最后的改良努力，将后改革因素扭曲为改革因素。而两个第二种都是可以沉淀下来的，实实在在的润滑油。
如果《08宪章》仅仅为启蒙，为观念运动，为公民教育，那就会从当下的政治形式中脱轨而出，被已经死亡的改革尸体所腐臭化，就不会获得宣判改革死刑思潮的加持。就会变为一种与过去公车上书一样的请愿活动，其命运和下场，也就是坊间谈资和新闻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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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是诗化政治
我发现对《08宪章》，进行历史想象，寻找其谱系外衣时，绝大多数人只会想到《77宪章》，而几乎没有人想到延续千年的英国宪章运动，这个根源于他们下意识地把08宪章当做一种启蒙，当做一种观念运动，当做一种公民教育。
我对一种对比有深切的感受，那就是民主化在小国之容易，与在帝国与大国，尤其是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之艰难，简直天上地下。
在城邦或者小国的地方，个人容易与共同体获得和谐，个人在共同体中，可以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不会产生异化的感觉。中国80年代的知识精英也是如此，90年代的市场财富精英是如此。在这种语境中，民主化运动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与当权者有一家人的关联。也就是城邦或者小国的统治者，对民主化话语，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是很难长久地实行敌我划分。如果一镇压，很容易一下自己就倒台。
而在与希腊城邦对立的波斯帝国，或者后来君主化时期帝国之内，小城邦直接民主被中央集权的僧侣、官僚和君主大国所替代，本来国家与公民社会一体的共同体，发生国家与公民社会分化，国家对政府垄断。一方面是与人民大众远远分离的，高高在上的国家政府权力，另一极则是对政治、对这种冒充变质的共同体疏远、敌对，漠不关心，进行“内心移民”，陷入宗教虔心甚至神秘主义之中。对政府权力的抵抗，以一种非政治的邪教方式出现。帝国的臣民在顺民和暴民之间进行大规模历史尺度的轮回。
这样的分化，造成上层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统战下层，可以对抵抗者进行镇压。帝国从来不死于民主化，而是死于军事行政官僚体系的自杀能力，从古埃及到罗马，到波斯，到今天的苏联中国，无不如此。
所以我一直觉得将《08宪章》与《77宪章》之间联系在一起，用来《77宪章》比附、影射中国民主化进程；或者用东欧转型来暗示中国民主化，这一些寻找信心和启示的举动，仅仅是寻找信心和启示的举动，并不是有效果的政治行动，而是一种没有自觉和自我反思能力的请愿活动：我们要民主化。
这一些仅仅在表达身体的渴望，就像一个饥渴的人要吃饭。这是一种诗化政治，是以政治为名义搞的艺术，或者写的宏大史诗。是在网络广场的狂欢，聚散如云，如果没有特殊条件，就会只是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虽然具备写入将来中国民主史的资格，但是却无法完成或者承载有效推动民主化的政治能力，或者改变中国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能力。当丝毫不考虑我们的行为和手段，与结果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那么过分拘泥于与《77宪章》之间比附，就会被人嘲笑。这是08宪章运动，要极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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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宪章运动：维权还是启蒙？
英国宪章运动千年延绵不绝，每一次的宪章运动，都是在宪政共和框架之下，进行革命，把民众的非理性精神力量，引导向民族国家的原初含义。
第一次是，强大的王权面对贵族的崛起，王权应用宪章自我限制，贵族应用宪章，让王权在古代宪政神话和普通法的框架，发挥其“王之和平”的作用。奠基了最早的最成熟的民族国家。
第二次王权贵族形成统一性之后，面对资产阶级的崛起，在柯克等普通法学者的领导之下，通过宪章运动，帮助议会确立三权分立机构，实行光荣革命，资产阶级被纳入民族国家原初含义之下。
第三次是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的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最后通过给与普选权等手段，也融入民族国家，保障民族国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冲动而被超越。
第四次是二战之后福利国家的兴起官僚政府倾向强大起来，于是在二十世纪末有了公民宪章运动，用来改革和限制官僚政府。
第一次之后，宪章运动限于官民矛盾，是在宪政共和框架之下解决特权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冲突，也就是到底是少数特权阶级还是大多数人民代表国家和人民整体的冲突。这个可以无需暴力和内战解决。英国宪章运动的四次高潮，无不是重建，而不是革命，如果用革命这个词，也可以叫做消极革命。通过宪章运动，将英国捆绑在中世纪政治秩序的光环背影当中
诚然，《大宪章》与自由宪政的关系，是通过创造性解释和塑造政治神话形成的，也就是通过不断的言说，不断地灌输形成的，但是没有宪章运动，没有贵族对国王的抗争和限制，没有政治搏斗，这种“无中生有”的言论塑造和话语行动，无异于空气中的浮云。
宪章运动是皮，而政治神话是毛，只有宪章运动促进英国宪政共和的形成，带来整个民族国家的和谐和连属，人们才愿意相信这种言论话语，这种言论话语才是高贵的谎言，甚至强大的观念性力量。《08宪章》本身，抬到多高的高度，并不足以让人相信。别说广大学院内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不相信，就是自己也不相信。它远是一个期货，还需要《08宪章》本身由观念运动，极其痛苦地发生蜕变，由毛毛虫变为蝴蝶，变为08宪章运动。毛毛虫阶段的《08宪章》，还是有被毁灭的危险，自己糟蹋自己的危险。需要的是警醒，警惕和行动，而单独赞美远远不够。
既然《08宪章》运动，不是观念启蒙，那么其文本的缺陷，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修补。所谓生孩子容易，而养孩子功劳大于天。《08宪章》其文本，没有对中国当下最关键的，对民众最吸引力的反腐败和民生问题，作出论述。如此将很严重地阻挡08宪章变为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当《08宪章》定位于运动，这个问题变为突出，也同时变为可以解决。我们可以模仿英国贵族对《大宪章》的创造性解释，只要皮与毛双管齐下，毛毛虫将变为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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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人群体获奖
今年三月，刘晓波为代表的签署者群体获得捷克人权奖。今年七月，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本年度的杰出民主人士奖授给《08宪章》全体签署人。 这是新气象。将签署人揉成集合的个人，类似于“法人”。于是签署人集体就获得人格。我认为这个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89之后人心向背已经相当清楚。这时候，启蒙已经完成，需要的不是继续启蒙，而是凝聚政治共识，就像做豆腐，豆花点上卤水，就变成了豆腐脑。这就是《08宪章》签署人集体。至于是否把豆腐脑压成豆腐块，这是未来的事情，于现在无关。
法治秩序的领导者，不再是君主个人，而是一个法律人群体。我们来看足球队国际米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明星，就是这种格局。如此可以避免08宪章运动因为抵抗者个人在政治立场的变换，或者道德上的败坏（我是假设，制度涉及必须建立最差条件的基础上），而造成08宪章运动一损俱损。而且如此，也不妨碍一荣俱荣。总是好处得到了，坏处不粘锅。
这种对集体的肯定，而不是对个人的肯定，可以看出美国宪政精神的影响，也可以说东欧转型政治哲学的，我们来读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可以看到美国法律贵族律师群体，一个内部成员不确定的，具有广泛候选人基础的，就像春笋随时随地可以冒出杰出成员的群体。这个与《08宪章》签署群体极为相似，体现为开放和吸纳，而注重个人，将体现为等级和排斥。
（源于：《民主中国》）
用权利驯服权力
朱欣欣
一年前的12月8日，《零八宪章》在互联网公布的前夜，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博士被中共拘禁，今年6月23日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12月9日，中共冒天下大不韪，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刘晓波。这使我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启动的那场人权运动，胡适先生起草《人权与约法》，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月》杂志公开抨击国民党一党专制，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和《新月》杂志主编的罗隆基，在该运动的理论奠基之作《论人权》中，揭露国民党“一方面鼓吹民主民权，另一方面实行一党独裁”，结果他在1930年11月4日仅被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拘押5小时，释放后照样可以公开发表《我的被捕经历与反感》一文。上世纪30至40年代，以自由主义者为主的民主党派开展了宪政运动，最终在1943年9月促成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国共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同样以民主自由的名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共两党，独揽大权，无不被一时的权力烧昏了头脑，被权力所腐蚀，最终以独裁专制结束，异化成自己当初革命的对象，难逃权力的周期律。中共更是集古今东西方邪恶精粹为一身的怪胎，空前绝后，成为值得人类文明永远反思警诫的反面标本。国人百年来追求共和的道路，转了一个怪圈，又回到了起点，重演了几千年来循环上演的旧戏，所谓“进步”不过是那把权力的交椅换个新主子罢了。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命运也是世界的缩影。随着中世纪后信仰的衰落，理性、科学的进步，代表人类美好而天真愿望的乌托邦从空想走向实践，无论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左翼的社会主义，都迷失在对理性和权力的崇拜中，导致人对自身的狂妄，失去谦卑，虽能创造一时表面好看的物质辉煌，但终究难逃厄运。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趋势随着上世纪末东欧剧变而逐渐衰亡，只在中国、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苟且。今天的“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病毒的变异，依然是一朵罂粟花般的“恶之花”，看上去很美。今年所谓“国庆”期间，天安门前，将凡人高举的大幅偶像，由年轻一代再次唱起的代表蒙昧崇拜的《东方红》，与用现代科技制造的军械、彩车和焰火一起，组成了一幅多么荒诞、多么可怕的图画，令世人可笑可悲。
当下中国社会种种旷古未见的乱象，表面看是人欲横流，实质是人性没有充分解放、人的权利没有保障的畸形表现。由于中共少数权贵垄断权力，经济上官商结合，没有公平竞争环境，人们正当的创富能力难以发挥；政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没有制衡和竞争，优秀的政治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逆淘汰的潜规则使贪官污吏如鱼得水；一党专制导致司法难以独立，依法治国形同虚设，司法不公使人们对司法失去信心，导致社会向丛林法则倒退，黑恶势力猖獗；社会生活由于官方全能主义的干预，公民社会的自治组织难以发育，信仰自由被遏制，人们心灵空虚，社会责任感缺失，犬儒主义泛滥，道德沦丧；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民意没有畅通的表达渠道；文化、教育因党文化垄断，缺乏独立、宽松和多元化，导致体制僵化，人们信息闭塞，视野狭窄，循规蹈矩，工具化的教育，难以出人才、出精品。政治生态的失衡是导致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破坏的总根源。与过去相比，奴役国人的一党专制牢笼仅仅稍大而已，性质没有改变。
要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必须立足于人的权利，而不是依靠权力。美国总统布什曾在他的演讲中向选民们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民主国家和东欧剧变的实践以及中国的历史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向权力喊话、寄托于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走向民间，从自身权利出发，才能驯服权力，从根基上推动社会进步。早在上世纪初，章士钊就指出：“国为人而设，非人为国而设也。人为权利而造国，非国为人而造权利也……”【章士钊《复辟评议》】只有人权的崛起，民族和国家才能真正崛起，否则只是权贵的暴富和强权的崛起。
现阶段我们所能做的一是真实地生活、真实地表达，二是通过维权逐步让我们的宪法权利变成现实。
真实地生活就是努力按人性的良知、按宪法赋予的权利去生活，让日常生活逐步回归真实自然的状态，而不被专制体制无形的潜规则所束缚。李敖说得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所列举的，一条一条列举的，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出版，言论自由，罢工自由，什么都有，每一条都列举出来了，我不以为它是假的，只要我们认真它就是真的。”【李敖2005年9月21日北大演讲】我们要像当年东欧民众那样重建民间社会，在官方体制外，以各种形式创造属于自己的第二经济、第二文化、第二社会。如哈维尔所言：“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
真实地表达可分为间接表达和直接表达。间接表达就是像《零八宪章》响应者那样，坦然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广泛传播《零八宪章》（宪章网站http://www.2008xianzhang.info）；同时在《零八宪章》签署者联署声明《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上签名声援（签名信箱64chinese@gmail.com），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生活中，将他人的遭遇、他人的抗争与自身的命运连在一起，至少从道义上给予支持。直接表达就是在公共空间自由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反映真实的状况。有位国安负责人不止一次对我说：“许多人都明白，人家就是不说。”言下之意就是让我学聪明点儿，祸从口出，自觉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就像影碟里蹩脚翻译的那个词：“收声”（即住口、别说话），以维持社会不公现状的“和谐”和中共特权地位的“稳定”。这充分印证了哈维尔所指出的后极权时代的特征：“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了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中共现在已经不再奢望民众相信它了，只是竭力保持人们对它的恐惧，维护其权力垄断。另外，从中共以言治罪的反面效果来看（如今年六·四和“国庆”期间我被国安带走秘密软禁，详情可检索我的《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和《软禁作品之一：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也恰恰说明自由表达不仅有效，而且十分重要。想当年，1921年，27岁的毛泽东靠他的文笔，赢得了自己的爱人，出席了中共一大。49年后的1970年3月5日，同样27岁的遇罗克因秉笔直书被判死刑，执行前被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专制者的枪弹是权力的延伸，仅仅触及肉体；民间真实的声音犹如自由的空气，具有穿越时空、直抵心灵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挥霍纳税人的钱、建造封锁纳税人的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柏林墙”；
这就是为什么从今年开始，中共又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搞“大外宣”，进行“国家公关”，改善中共的国际形象，经所谓学者、艺术家等御用奴才加工包装，将愚弄国人的谎言幻象与血汗工厂的产品一起出口，推向世界，欺骗国际视听【详见何清涟《揭开神秘的“大外宣”计划之面纱》】。
近年来民众的维权抗争风起云涌，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民主启蒙运动找到了立足点，中国民权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维权成为普及自由思想、促进民主的有效途径，对中共形成了多方面的持续压力。傅国涌在评论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时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傅国涌《权利，而不是权力——我理解的米奇尼克》】因此，刘晓波以《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命名其书。
当然，不少现代阿Q因恐惧还退缩在非我中，甚至找借口自我安慰。人的自我解放最终靠自己、靠信仰。我被软禁时，在国安的办公室曾问一个国安人员：“如果全石家庄的人都像我这样你们怎么办？”他只好说：“那没法。不过现在就你一个。”（其实不止我一个，我只是敢于自由地行动起来，开始以喜欢的方式真实生活而已）可见每一个个体对于瓦解邪恶、改善环境的重要性。“从小处着手!”从日常生活开始，从自主开始而不是按专制者的意志，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唯有依靠每个成员最充分的存在意义上的支持，社会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极权主义’的坚强堡垒。”【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如果说当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当权者赐予的话，那么如今“一部分人先开始自由起来”，应当成为我们主动的选择。邪恶的强大往往源于我们的恐惧，让我们勇敢地活出大写的人字，“绝不跪在地上 /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 好阻挡自由的风”【北岛《宣言——献给遇罗克》】。
2009年12月8日一稿，12月16日二稿于石家庄望云楼
【注】 作者为《零八宪章》第三批签署者，联署声明《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第一批签署者，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源于：《民主中国》）
【宪章访谈录】
中国资深媒体人周瑞金访谈录
——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编者按】 被采访人：周瑞金，中国资深媒体人，接受SOHO中国内刊《SOHO小报》采访并授权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访谈内容。采访时间：2009年10月12日；采访地点：上海延安西路真锅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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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动力不足
问：作为一位老报人，您对共和国走过的60年历程有什么感慨？
周瑞金：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是，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现在的辉煌成就来自 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沉醉于既有的成绩，而是要勇于直面现实问题。列宁说过，纪念伟大
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
问：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大家感慨的是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
周瑞金：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确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 民让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
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问：您曾经说“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
周瑞金：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可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
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
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 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问：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
周瑞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 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
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
“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
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问：如果说，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
周瑞金：“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国进民退”的新格局，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
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
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
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
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问：与“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比起来，现在的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周瑞金：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难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
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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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问：特殊利益集团是怎么产生的呢？
周瑞金：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
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
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问：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周瑞金：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不妨看看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
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 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
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
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
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
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问：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
周瑞金：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 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
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另外，公有特别是国
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
国务院制定的“非公经济36条”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
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
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
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
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
问：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
周瑞金：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
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成为
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
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
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问：“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周瑞金：如果不进行改革，这种危险就会越来越大。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
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
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
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
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
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
向，毒化社会风气。
问：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
周瑞金：这恰恰证实了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
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
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
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
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
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
问：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 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 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周瑞金：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 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问：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如何平等地分享经济成果，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周瑞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
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
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 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 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问：但是许多人尽管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面对现实却充满无奈，有些人甚至对前景悲观，因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一些改革领域出现的倒退局面都让人们难以乐观。
周瑞金：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
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
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
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
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
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
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
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被采访者简介】 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县，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
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在
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著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新闻改革新论》、《做清醒的新闻工作者》、《中国改革不 可动摇》、《周瑞金肠荡气集》、《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编有思想库文丛《用头行走》、《大道低》等。
（源于：SOHO中国的内刊《SOHO小报》）
【经典文献】
难以预知的历史
（捷克）哈维尔
【编者按】 克拉夫·哈维尔，1936年出生于捷克的布拉格，哲学家、剧作家。《七七宪章》撰写者之一，曾被监禁多年。1989年“丝绒革命”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任捷克总统。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党，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后诸葛亮谴责我们没有预测到事件发生的趋势，而我们当初曾经向这些疑虑重重的观察家们指出我们并不能够洞察历史、预测未来。但他们却依然谴责我们在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却又难于接受现实。
在当初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但却没有政治人物。同时，在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又如何能够平地而生找到政治人物呢？我们当初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之多实在难以想象。
回想起来，或许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一般来说，我并不信任有充分准备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正如其他前苏联东欧体制国家成员国一样，捷克从一开始就极力推开西方一些机构的大门，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加入上述组织的过程十分漫长，期间曾经经历重重困难。我们今天终于稳稳地立足于欧洲，而我们曾经被迫与欧洲分离。然而，我有时怀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国家是否后悔接受了欧盟的扩大。如果应该在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能肯定他们会同当初一样接受我们。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
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尽管这有时十分令人恼火。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狂热信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只会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难，况且，从目前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益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鸡蛋。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
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经长期被视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欧洲，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肯定欧洲会永远如此吗？
今天，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可以设法获取一枚原子弹，地区性冲突难道不可能演变成全球性冲突？恐怖分子难道不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欧洲这一历史上首个世俗文明，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永恒。然而，欧洲难道不会正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引发各种严重威胁吗？那些充满仇恨、狂热偏执、为仇恨所支配的人难道不是仍在不断地产生吗？而我们的全球化社会又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破坏空间。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对我们星球产生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各种行动吗？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2009年10月31日
（源于：《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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