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把监视其近14亿人口的能力提升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新水平，为世界提供了如何建设数字极权国家的蓝图。
一旦组合起来并全面投入使用，这些工具能帮助警方掌握街头行人的身份，发现他们与谁见面，并确定哪些人是共产党员，哪些人不是。
美国和其他国家使用一些相同的技术来追踪恐怖分子或毒枭。中国的城市想用它们来追踪每个人。
这些工具的推出是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的。时报发现，中国当局将数百万人的个人数据储存在甚至连基本的安全措施都没有的服务器上。时报还发现，私人承包商和中间商可以广泛获取中国政府收集的个人数据。
这项建设才刚刚开始，但它正在席卷中国的各个城市。这些监控网络由地方警方控制，就好比美国的县治安官在运行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局。
就其本身而言，中国的新技术没有一项超出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能力。但结合起来，这些技术可以将中国的间谍活动推到一个新水平，帮助中国的摄像头和软件变得更智能、更先进。
推动监控能力的做法正在加大中国警方的权力，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警方已在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给了警方一个追踪罪犯的有效途径，同时也让他们能追踪网上不满者、同情香港抗议运动的人、批评警察的人，以及其他不良分子。监控系统通常针对弱势群体，如农民工——从农村涌入中国工厂的工人——和少数民族群体，如中国西部边远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
“每个人的数据都形成一个踪迹，”深圳技术工作者艾格尼丝·欧阳(Agnes Ouyang)说，她提高隐私意识的尝试引来了当局的审查。“这些数据可以被政府使用，也可以被大公司的老板们用来跟踪我们。我们的生命像土那样不值钱。”
“人过留影”
今年4月的一天，警察来到中国中部工业城市郑州一个破旧的小区。他们用了三天时间，在门口装了四个摄像头和两个白色的小盒子。这个院子里是几个廉价旅馆和不讲信用的公司。
这个系统激活后，就开始打探个人数据。小盒子是名为IMSI捕捉器的手机扫描工具，它们在西方被广泛使用，能收集移动电话的识别码。摄像头能记录人脸。
对其背后数据库的检查显示，系统在后台试图将各种数据联系起来。如果一张脸和一部手机在同一地点和同一时间出现的话，系统对它们属于同一个人的确定程度就更高。
在4月的四天里，这些小盒子识别出了逾6.7万部手机。摄像头拍下了超过2.3万张图像，其中大约8700张是不同人的面孔。把这两个不同的数据集结合起来，该系统以不同程度的可信度给大约3000部手机配上了人脸。
据郑州市公安局的一个数据库，这个系统是全市范围的监控网络的一部分，内容包括车牌、电话号码、人脸和社交媒体信息。
其他中国城市正在效仿郑州的做法。自2017年以来，政府采购文件和官方报告显示，贵州、浙江和河南三省的警方已经购买了类似的系统。文件显示，四川的中型城市自贡的警方购买了156套这种技术。
武汉警方在一份采购文件中说，他们希望这种系统能够“全面收集公共场所所有互联网用户的身份、互联网行为、位置、活动，及其手机的识别信息”。
“人过留影，”向中国警方推销类似监控系统的宣传册上这样写道。“机过留号。这个系统将两者连接起来。”
中国警方享有审问和拘留人的广泛权力，即使对他们来说，这种程度的控制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此密切地跟踪人曾经需要有北京多个不合作机构的合作。例如，据了解该系统的人士说，国有电话公司往往不愿与地方政府分享敏感或有利可图的数据。
现在，地方警方正在购买自己的追踪器。这些知情人士说，技术的改进帮助他们把数据与指挥链的上级，即北京中央政府的公安部共享。
监控网络实现了确保社会稳定的长期目标，这一目标可追溯到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但在2011年和2012年的阿拉伯之春后增添了紧迫性。近年来，中国警方利用人们对动乱的恐惧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和资源。
目前还不清楚警方在使用他们的新能力上做得多好，也不清楚这些新能力可能有多大效力。但潜力很明显。
郑州的警方可以用软件创建人员名单。他们可以在一个人接近某个特定地点时设立虚拟警报。他们可以每小时或每天得到人们的最新消息。他们可以监视这些人与谁见面，特别是如果见面的双方都因为某种违法行为（从犯罪到逃债）被列入了黑名单。
这些网络可以帮助中国完善人脸识别等技术。例如，相机和软件通常难以识别侧面拍摄的人脸。把人脸与手机和身份数据结合起来，匹配就变得更容易，人脸识别背后的技术也变得更好。
警方并不隐瞒他们的监控努力。仅仅知道有全覆盖监视这种东西就既能震慑罪犯，也能震慑异见人士。
在郑州的那个小区，当居民被告知摄像头和盒子是一个复杂的监控系统的一部分时，他们并不担心。
物业负责人梁建正（音）说，这意味着他不再需要帮助警方打击犯罪。
“我过去不得不下大力气帮助警察，”梁先生说。“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摄像头，就不再打扰我了。”
梁先生说，11月，时报向监控公司询问有关系统的情况后，施工人员来这里取下了摄像头和盒子。他们没有说原因。
电线和胶合板的反抗
去年，在警方的要求下，石家池小区物业用最先进的监控系统替换了先前的门禁卡。居民现在需要刷脸才能进楼，这让他们很不高兴。
“老人们说，他们总是呆在家里，所以没有这个必要，”中国东部这个小区的居委会书记唐丽英（音）说。“年轻人担心隐私，认为没有必要。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来说服他们，最后大多数人都同意了。”
那些担心隐私的人是有道理的。
石家池小区的数据储存在一个未受保护的服务器上。其中包括482名居民的身份证号、姓名、年龄、婚姻和家庭状况，以及入党记录等详细信息。而对那些使用面部识别摄像头进出小区的人，服务器也储存了详细的出入记录。
附近的监控网络同样没有保护措施。它们收集了该地区31个居民楼的数据，包括8570人的详细信息。石家池附近的一个车辆追踪系统显示了3456辆汽车的记录和车主个人信息。在中国各地，未受保护的数据库保存着学校里的师生、网吧里的在线活动、酒店住宿和旅行记录等信息。
在中国，网络数据泄露是一个大问题。有地方媒体报道，掌握这些数据的人如何向诈骗犯、多疑的配偶和其他人出售私人信息，有时每人的平均价格只需几美元。信息泄露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警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来直接处理数据，绕过第三方系统。
大量群众和企业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中国强制身份证系统里的数据。与警方有关系的企业利用身份证上的人脸来训练面部识别系统。这个身份证系统还可以追踪指纹、面孔、民族和年龄。
例如，一家名为身份宝的技术承包商获取了南方城市厦门约1200家酒店住客的实时记录。在一次演示中，身份宝的销售人员林佳红（音）搜索了一个在中文里的常用名，结果找到三位客人，以及他们所住的酒店、房间号、入住时间、登记地址、民族和年龄信息。
“通过我们平台上的数据，可以挖掘出某个人的所有记录，并全面分析此人的活动路线，”林佳红说，他还表示，他的公司还可提供算法，标记出一晚内入住多家酒店的有卖淫嫌疑的女性。
反对的迹象也在发酵。在上海，居民们反对警方在一栋大楼里安装面部识别摄像头的计划。在浙江，一位教授对一家动物园提起诉讼，因为它要求会员在入园时必须进行面部识别扫描。
而在面部识别系统取代了门卡的石家池小区，人们反抗的手段变成了电线和胶合板。
在11月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好几栋楼里的单元门都用简易的门挡撑开，这样就不用再进行面部扫描。
在石家池生活了两年的居民特里·金(Terry Jin)说，技术不应该跨越某些底线。
“我认为在每栋楼外放置面部识别系统是可以的，”金说。“但如果他们把它放在我的门外，那就不行了。”
当你拒绝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去年，艾格尼丝·欧阳前往深圳工作时，两名警察告诉她，因为乱穿马路，她需要出示身份证。她说，当自己拒绝后，他们粗鲁地抓住了她，用手机拍下了她的脸。
很快，警方的面部识别系统认出了她，警察给她开了一张约3美元的罚单。
“这太荒谬了，”欧阳说，“道德低下的执法人员拥有高科技武器。”
高科技监控正在以细微却深刻的方式重塑中国人的生活。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是最高统治者，而这个国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法院体系或其他制衡政府越权行为的机构。但在政治领域之外，由于执法不严或官员冷漠，中国人的生活可能是无序而混乱的。
这样的日子或许行将结束。在消费者安全和环境领域，高科技监控可能会让生活变得更好。但它赋予了警察新的权力来控制人民。
“整个官僚体系都已崩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研究中国警察问题的教授白恳(Borge Bakken)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我们正在见证一个警察国家的蓬勃发展。”
中国警方现在吹嘘，其面部识别系统总能抓住坏人。在风景如画的港口城市厦门的一个旅游小岛上，当局表示，他们会利用面部识别技术来抓无证导游。上海警方已经开始使用前部装有摄像头的头盔。政府数据库和采购文件还显示，他们会搜寻出精神疾病患者、有吸毒史的人或让政府不高兴的人。
有些新说法相当诡异，比如一款软件声称可以从人脸读出情绪和犯罪意图。但警方在新疆这个位于中国西北、以穆斯林群体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布下的监控网，仍显示出监控技术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巨大发展潜力。
警方在该地区覆盖了摄像头、电话追踪器和布满传感器的检查站。根据新疆警方高级官员李亚斌（音）在8月的一次警方简报会上公布的数据，在省会乌鲁木齐，警方用检查站封闭了3640个居民区，并在其中安装了18464个面部识别摄像头。在新疆南部城市喀什格尔，《纽约时报》记录了一个由37个电话追踪器组成的密集监控网络，这些追踪器被永久安装在一个方圆一平方公里的社区里。
因乱穿马路而收到罚单的欧阳知道她这么做的危险性，但还是公开抱怨了一番。晚上11点，她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描述了自己与警察的冲突。等到第二天早上她去上班的时候，她发布的内容已经被浏览了几十万次。随后内容就消失了，
当欧阳看到警察用类似的手段对待另一位女性，她发布了第二篇帖子。两小时后也被删除。
后来，警察致电，要求与她见面。
“我问，‘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欧阳说。“他说，‘警察要找一个人很容易。’”
出于恐惧，她让一个朋友陪着自己，并选择在星巴克而不是派出所与警察见面。两名警察为他们买了咖啡，并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说以后可以打这个电话投诉。但他们说，最重要的是她得保持沉默。他们说，她的帖子被上面的领导看到了，让该市警方很难堪。
欧阳说，这次经历是中国内部出现威权主义转变的一个迹象，她的一些朋友已经私下里讨论出国的话题。她没打算离开，她说，但她担心自己在这个一切都被监视和控制的国家的未来。
“你感觉不舒服，”她说。“但如果你不服从，就没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可能。你没有出路。”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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