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
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头脑尽量少犯错误——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就要认真考察一下我们的计划的可行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以及什么手段适用于什么目标，怎样做才适用于目标。近来有关可行性的研究和对手段的考虑在民主理论家中并不十分流行，我希望这样的工作再度兴盛起来。
——[美国] 乔·萨托利
何谓“策略”？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方法。比方说，你在一条大河的此岸，有事要过河到彼岸的一个地方去，而河流湍急，附近又没有桥。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过河、到达彼岸。怎样才能过去呢？这就要考虑和选择过河的手段或方法了。可供选择的对策有：1.造桥：成本很高，且时间上来不及，因此不可取。2.坐船：附近不一定能找到船；水流湍急，有一定风险。3.游泳：最方便，也最危险。4.绕远到离此地最近的一座桥，然后过河；最安全，但最费时间。5.分段过河：先设法到达河当中的小岛上，然后寻找一段水流相对平缓的水域渡过去.。。。。。。总之，办法还有不少，因人因地而宜。在这件事上，帮助你实现过河、到达彼岸的目的之手段或方法，就可以称之为策略。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决不能不重视手段。借用一句决策学常用的话：就是要重视“可行性研究”或“可操作性”。想法再好，目的再高尚，但却不具备可行性或可操作性，等于是海市蜃楼，虽然美丽，却流于虚幻，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笔者也不赞成“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因为手段的卑劣同时意味着人格的卑劣；而卑劣的人格是会毁掉高尚的事业的。
策略问题对于实现宪政民主的实践至关重要。当正确的目标和纲领确定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有效实施？怎样积极推进？怎样争取达一既定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策略是成功的保证。历史上，由于策略失当、应对失误而导致功败垂成的事不胜枚举；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局面，也屡见不鲜。但是在事变过后，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对策略问题的省思。诚如萨托利所言，在关于民主的理论当中，对策略和可行性的研究，十分的缺乏。在汗牛充栋的关于中国民主的论著中，讨论民主运动策略的文献只有寥寥数篇。这种情况与民主运动的实际需要很不适应，并且严重阻碍了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发展。因此，已经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
老资格的民运理论家胡平曾于1992年发表了《中国民运反思》一书，专门对八九民运以及民主墙时期的民运策略进行反思。书中在对八九民运进行反思时得出了下列几点结论：1.八九民运遭到了失败；2.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3.八九民运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见好就收”。胡平在书中指出，在运动期间，曾经一度，在学生绝食抗议及各界人士同情声援的强大压力下，当局事实上已作出了若干让步。这包括：1.当局虽未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但毕竟已经停止了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指责。2.当局虽然没有公开地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但当时并没有采取实际的取缔措施。更重要的是，当局，从阎明复到李鹏，都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北高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这应视为对北高联的一种默认。3.这些对话是公开进行的。在这种局势下，学生们应该理性应对，见好就收。这样做的话，就可能保持有利于已的形势，就可能保持胜利的成果，然后再相机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令人遗憾的是，学生们及其他民运参加者失去了对整个运动的控制，没能这样做，因而丧失了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书中还对八九民运为什么未能做到“见好就收”作了探讨。胡平认为原因在于：首先，整个运动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其次，广场上组织太多，山头林立，谁也不服谁。再者，运动缺乏兼具声望与谋略的领袖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他还在书中写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在一篇反思八六年学运的文章中，提到过群众运动常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倾向。当时也计划着写一部对民主墙以来大陆民主运动成败得失以及未来斗争的目标策略等进行详细研讨的东西。。。。。。。八九民运兴起时，我也只是忙于呐喊助威、广造声势。等到五月二十三日，我匆匆写下《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对当前民运策略的紧急建议》一文时，我心中已隐隐感到为时晚矣。”（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62）鉴于中国民主运动中存在的忽视策略、感情用事的倾向，胡平在书中呼吁：“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没有这种强烈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同上，P25）令人感叹的是：胡平先生煞费苦心提出的注意民运策略的理性主张，竟常常被一些勇敢的民运斗士置之不顾！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的两部著作，对我们探讨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策略是很有启发的。其中的一本书名叫做《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参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他在书中着重论述了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体，而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发达繁荣。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自身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才能为改革成功提供保障。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具体社会状况，他认为它们应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为此，他在书中用较大篇幅提出了一整套可资借鉴的推进政治改革的战略和策略。
亨廷顿认为，鉴于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历史和现状，在这些国家推行现代化，改革者需要掌握高超的政治技巧。对于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上作重大变革的改革者，他列举了可资选择的两大改革战略（可以解读为“改革策略”）——闪电战略和费边战略，前者是指很早就将自己的目标全部公之于众，并同时为之努力奋斗，以求最大限度地予以实现。后者则是“留一只脚在门里”的办法，不公开自己的全部目标，把改革项目分开，一段时间只推行一项。他认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推进政治改革最有效的方法是费边战略与闪电战略的混合使用。他在书中说道：“对改革者来说，问题不在于用一大套无所不包的要求去压垮一个单一的对手，而是以非常有限的一套要求将反对自己的人减少到最低限度。企图一下子就完成一切的改革者，到头来将一事无成，或者成就极少。”他还以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中国的光绪皇帝推行的改革为失败的例子。指出两人都试图在多条战线上同时推行大量的改革，以求全面改变现存的传统秩序。结果，他们两人均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们志向过高，树敌太多。几乎所有的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全面出击，只起到使潜在对手警觉而活跃起来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全面改革——意即剧烈而迅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从来就没成功过。这种改革等于在不恰当的时间，就不恰当的问题，动员不恰当的阶层参政。（总结得十分精辟、透彻！可惜认真加以体会的人太少！）
亨廷顿教授的另一本书，书名叫做《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译本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本书虽然不是专门讨论策略问题的，但是书中却不乏对于民主力量应该采取的策略的论述。书中写道：“维纳（Myron Weiner）回顾了具有民主政府之变化多端的社会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解释民主化，人们应该看一看‘那些追求民主革命的人采取的策略。’这一建议适当地突显出，政治的领导统御与政治手腕在实现民主政治中的关键角色。”这是因为：
（1）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或是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
（2）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3）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配合的结果。
（4）这些造成民主的原因的组合，因国家之不同而异。
（5）通常导致一波民主化的诸多原因的组合，不同于导致其他各波民主化的原因的组合。
（6）导致民主化的浪潮中最初政权变化的原因，可能不同于导致在这一波中后来政权变化的原因。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使得每个国家的每次民主化运动都会具有与以往发生在各国各地的历次民主化运动所不同的特点。所以，各个国家的公民在追求宪政民主的现实斗争中应该选择不同的策略，以帮助自身有效地达到最终的战略目标。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还颇费苦心地提出了五项民主派的行动准则，内容为：一、改革威权体制；二、推翻威权政权；三、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四、处理威权政权的罪行；五、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对每一项准则，他都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我认为对于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我很赞同亨廷顿的意见，即在民主化运动的不同场合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在具体的实践中，可供参考的策略方法非常之多，我国古代就有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老子》、《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等，值得我们深入开掘。其它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以我的心得，在此提出几种策略建议，供大家参考，诚望能收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审时度势。这是从事政治活动的第一要义。我们要开展实现宪政民主的活动，就必须注重审时度势。“时”指的是时世、时局、时机、时效：“势”指的是形势、势力、趋势、情势。“审”和“度”则是指审视、思考、研究、分析和把握。审时度势就是要分析时局、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正确应对、因势利导、求得胜利。我国古代的政治家很注重审时度势，决策的时候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有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例如三国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为了解除北伐时的后顾之忧，保证后方的安定，同时开拓兵源财源，曾多次出兵讨伐南中（今川南、贵州、云南等地）。这一地区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汉代统称为西南夷。南中地区的部族首领经常反叛，使蜀国边界总是不得安宁。诸葛亮经过深思熟虑，采用了马谡（后以失街亭、为诸葛亮挥泪斩首闻名于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计策，对南中的一支屡屡反叛的部族首领孟获“七擒七纵”，直至对方口服心服，表示永不反叛。成为古代“人和”（民族和解）的佳话。但是，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不顾力量对比的悬殊，一意“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结果损失惨重，大败而返。“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因此可以说，诸葛亮的成功就在于他（在处理某些事情上）能够审时度势；诸葛亮的失败也在于他（在处理另外一些事情上）不能够审时度势。清末民初人赵藩为纪念他，在成都的武侯祠留下了一幅著名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上联就是指征服孟获的故事。下联则是指诸葛亮答复法正“缓刑地禁”、执法从宽、效法汉高祖的建议，指出为政从宽还是从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可机械地施行。这副对联即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成功之处，又充分肯定了审时度势的重要性，令人回味无穷，真乃千古佳对。对联中的“审势”就包含着审时度势的意思。审时度势，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析天时、地利、人和；我方、对方、友方；上限、中限、下限（底限）；根据实际情况（“时”和“势”）制定相应的策略和对策（如上策、中策、下策），以尽可能地减少失误和不必要的损失，力争取得成功。
二、广结盟友。每个人或每个团体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能够广泛团结人，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就会弥补自身的不足，帮助人们走向成功。因此，在政治活动中，必须学会广结盟友，广泛团结人，尽量少树敌，尽可能地化解个人恩怨。否则的话，空有远大抱负，却得不到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绝无成功的可能。印度尼西亚的新总统瓦希德就是一个深谙此道的政治家。据印尼国内媒体介绍：瓦希德博学多才，喜欢阅读《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以及现代武侠小说，熟谙谋略之道，善于交结盟友。印尼的国情是多民族、多岛屿、多文化，而且贫穷、落后、腐败，加上在位30多年的政治强人、前总统苏哈托刚下台，还有较大的影响力，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新政府同时面临清算历史、惩治腐败、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和解、抑制军方势力等多重任务，搞得不好，随时可能翻船。瓦希德以年迈之躯、双目几近失明，却毅然挑起国家重担。他首先与最大的政党结成联盟，选择该党领袖梅嘉雅蒂担任副总统，大大地扩充了新政权的民意基础。然后，又任命华裔的郭建义担任经济财政暨工业部长，以安抚华人社会的人心，防止华人资本继续外流（华人资本在印尼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了将军队置于宪法的制约之下，在新政府组阁中，瓦希德把苏哈托时期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总司令维兰托将军安排为政治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先把他架空；同时任命开明的维多多将军执掌军权。接着又不动声色地对军队的头头大换血，将维兰托的亲信调职，进一步削弱维兰托的势力。随后不久，又宣布由最高检察院立案调查维兰托涉嫌参与东帝汶侵犯人权案件，并将维兰托解职。这样做，基本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又赢得了国内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瓦希德又公开对媒体宣布，无论维兰托犯了什么罪行，他都曾是武装部队最高将领，值得国民尊重，即使他涉及东帝汶暴行被定罪，他也将获得宽恕和特赦。事后，维兰托不无佩服地说：“瓦希德是一位高超的骑手，还没见他的刀出鞘，我就已经落马了”。对以苏哈托为代表的旧势力，瓦希德也不是简单化地处理。他一方面宣布恢复被前总统哈比比取消的对苏哈托贪污案的调查；另一方面为避免内部分裂与政治纷争，减轻改革的阻力，又表示会赦免苏哈托（后来又说，只要苏哈托交出被他侵吞的国家财产，就会赦免他）。对待要求独立的少数民族，瓦希德主张以建立联邦制和实行高度自治来保持国家统一；同时对少数坚持分离的势力采取坚定的原则立场和防范措施。在外交方面，瓦希德非常注重近交远结，广结善缘。正是由于瓦希德能够妥善处理各个方面的关系，广结盟友，化解对立面，争取广泛支持，才使得印尼走上了循序渐进的民主道路，开始出现多元和谐团结的新景象。瓦希德总统执政才短短一年时间，已成为深孚众望的国家领导人。说瓦希德是“策略大师”，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我国与印尼有许多相似之处，印尼的民主化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不少有益的借鉴。
三、分段操作。推进政治改革，实现体制转变，是一件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把最终目标精巧细致地分解开，一项一项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在具体操作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进行。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土耳其的国父基马尔采取费边主义战略取得的成功。费边是古罗马的一位著名的军事统帅，以善于迂回渐进的战术取胜于敌而著称。费边主义则是19世纪英国的一种社会改良思潮和政治派别（主要领袖为韦伯夫妇、华莱士和著名作家肖伯纳）。奉行这种社会改良思潮的人组成了一个社团，取名为“费边社”，意为以和平渐进的策略改造英国资本主义社会（1900年，该社团并入英国工党）。这以后，人们就常常借用费边主义代称主张以迂回渐进的方式改造社会的战略、策略与战术。土耳其共和国在立国之初，面对着使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几乎全部常见的问题：如民族共同体的确定；现代世俗政治组织的创建；社会和文化改革的发动；经济发展的推进等等。基马尔不求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是审慎地把一个个问题分开处理，从而赢得人们对某种改革的默许，甚至支持，而这些人对他的其它改革可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的办法就是先易后难，先从容易得到最大支持的问题入手，然后逐步转向最困难的问题。据此，他首先着手解决民族共同体（即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本国领土边界的划定，对此，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绝大多数都表示支持。下一步是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宪政民主政体，以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和确立新政权的权威。然后利用这种政治体制推行宗教、社会、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等到传统的方式和风俗被削弱或取消以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才得以畅通。“总之，经济增长需要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而有效的政治权威则植根于纯一的民族共同体。许多国家处理现代化问题的先后顺序都是偶然事件和历史的产物。但土耳其的变化顺序是基马尔有意识地计划出来的，这个统一——权威——平等的模式是最最有效的现代化顺序。”“基马尔之所以取得这些改革的成功，全赖他既有能力逐一进行改革，又能在着手一项改革时，有效地表明他无意于其它的改革。他对自己的宏大计划和最终目标守口如瓶。”当然，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状都不一样，因此在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所面对的问题和选择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从策略的角度讲，土耳其的改革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告诉我们：在面对诸多的问题时，不要四面出击、乱了方寸；而应采取冷静和审慎的态度，分阶段操作，分步骤地推进改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四、善于博弈。1999年11月15日，中国与美国签署了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定。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正式使用了“双赢”概念，意思是签署这一协定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而“双赢”概念正是博弈论中的常用术语。博弈论的原始思想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萌生。我国春秋时期的名著《孙子兵法》中便充满了博弈的案例。我国战国时期脍炙人口的“田忌赛马”的故事，更是典型的博弈。齐国国王与名叫田忌的大将进行赛马，双方约定，各出三匹马，马分三等，即一等马、二等马、三等马各一匹。每次双方各自从自己的三匹马中任选一匹比赛，输者得付给胜者1000两黄金，一回赛3次，每匹马都得参加。在同一等级的马中，齐王的马都比田忌的马要强，齐王自信必胜无疑。比赛的结果却是田忌获胜。田忌采用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自己的三等马对齐王的一等马（输）；用自己的二等马对齐王的三等马（赢）；用自己的一等马对齐王的二等马（赢）。从而以二胜一负的总成绩赢得比赛的胜利。田忌真是个聪明人，如果机械地与齐王比赛，结果当是0：3.博弈一词指的是某些个人或组织做出相互有影响的决策。博弈的结局，不仅取决于某一个人或组织的行动，而且取决于其他个人或组织的相应行动。因此，人类的社会活动（当然包括政治活动）绝大多数都可以算作博弈。正因为如此，博弈论一经问世，就迅速在许多领域扩展开来。在博弈论中，把每一个当事者称作局中人；每一个局中人在博弈结束时都会得到一笔支付（或正或负）；如果在一场博弈中，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总和为零，那么该博弈就称为零和博弈。此时，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一方所得就是另外一方所失，例如齐王与田忌。凡是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博弈，统称为非零和博弈，例如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缔约，谈判结果是双方均有受益。博弈思想和博弈论的方法对于我们探讨策略问题极有帮助。因为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涉及到各阶层、各社会集团和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利益，所以只考虑某个阶层、某个集团或某一部分人的意愿是不够的，必须学会用博弈论的方法来思考问题，通盘考虑各阶层、各社会集团和广大公民的利益、愿望、要求、政治取向、政治策略，并据此制定能获取较大支持和代价较小的对策（博弈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称为对策论）。这样做肯定有助于提高成功的概率。
五、学会妥协。中国人因深受长期以来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党文化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影响，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总是习惯于唯我独尊、排斥异已、互不相让、势不两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于你死我活。封建王朝是这样，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是这样，民运内部也是这样。只有臣服、屈从的传统，而无妥协、让步的观念。一提妥协，就与投降、叛变联系到一起，视为大逆不道。其实，妥协是现代政治的一条重要规则，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的“民主的基础是妥协”。可以说，不懂得妥协，就不懂得政治、特别是不懂得现代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内涵。
我们不妨以北爱尔兰问题的解决为例。北爱尔兰由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教派冲突和（与英国）统一与独立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过去的30年间，共有3500多人丧生，社会经济遭受很大破坏。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一直势不两立、互不妥协，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结果是两败俱伤，也使人民蒙受极大痛苦。后来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之下，冲突各方均认识到，继续冲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是“双输”），终于坐到谈判桌边进行谈判。经过反复协商，互相作出让步，最终达成妥协。主张统一的北爱统一党承认一直与之对立的各党派的合法性，并宣布接受1998年签署的北爱和平协议；主张独立的的新芬党也不再坚持北爱脱离英国，并宣布解除武装、放弃武装斗争。1999年11月29日，北爱尔兰组成了首届真正权力共享的政府，被任命的各位部长代表了北爱尔兰各方（北爱统一党、新芬党、社会民主工党、民主统一党）的政治见解。新政府由北爱统一党（大部分成员是新教徒）的领导人、第一部长戴维。特林布尔领衔，他的副手（几乎与他享有同等权力）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天主教徒谢默斯。马伦。11月30日，英国议会通过将执政权力交还给当地官员的法案。12月1日，北爱尔兰正式重新得到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力。随后，爱尔兰共和军自动解除武装。（2000年5月6日，爱尔兰共和军发表声明，宣布该组织已经准备把武器“完全地”、“能核查地”搁置起来不再使用，开始和平进程，并对北爱尔兰公正和永远和平作出承诺，爱尔兰共和军将不对北爱和平进程构成威胁。）这样，长期困扰英国、爱尔兰和整个欧洲的北爱兰问题总算达成了各方均能接受的政治妥协。我们可以事后来设想，如果北爱冲突各方坚持各自立场、互不妥协的话，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可以肯定，北爱和平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冲突也不知到何时才能结束？尽管北爱实现持久和平的道路并不平坦，至今仍然存在不少障碍，但是对其发展前景是可以谨慎乐观的。
回到本章开始时胡平总结八九民运策略方面缺失的话题。我认为在充分肯定八九民运历史意义的前提下，认真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策略方面，八九民运值得反思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比如，是否有必要在尚有很大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冒然地发起绝食（在政治实践中，绝食是在迫不得已、没有其它办法的情况下采用的极端举措）？我看过大量回忆资料，至今也搞不清为什么非要在当时发起绝食（据鲍彤后来回忆，正是在学生开始绝食的同一天，1989年5月13日，邓小平亲口表示同意政治局常委8日会议和政治局10日会议的意见，即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案。见鲍彤著《中国的忧思》，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年5月版P109）？又如，绝食期间，适逢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访，中共党内的改革派领导人一再发出信息，希望绝食学生在此期间撤出广场，以便使戈尔巴乔夫的来访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这么简单的道理，人们只要根据常识即可作出正确的判断；但在当时却鲜有几人响应。结果，使得戈尔巴乔夫来访不仅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产生积极效果，反而使中共保守派得以借题发挥，导致主张政治改革的赵紫阳总书记下野，形势急转直下。再如，掌控政治权力的中共保守派已经公开下达了戒严令，并调集了数十万军队进京，随时准备施行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仍有许多人天真地相信会召开人大会议，改变局面，因而不肯主动撤离；学生领袖们也莫衷一是、形成不了有效的决定，使得天安门广场和整个运动完全陷入一种失控状态。八九民运还有一大失误，就是拒绝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建立联盟。学生领袖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学运与上层斗争无关”。这句话咋一听似乎不错，好象还很有些道理，其实大谬不然。学生运动与上层政治斗争历来关系密切，怎么可能“无关”呢？不同的政治领导人及其对待学运的不同态度、不同对策，直接关系到学运的成败。不懂得这一点而充当学生领袖是很成问题的。八九民运的失败，与学生领袖（当然不只是学生领袖）在这方面的幼稚与失误是有关系的。《孙子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说得多么好啊！真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体会。仅从策略的角度来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需要反思的地方是很多的。当时的大学生只有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不可能有多少政治经验，因此不应该苛求他们。但是这样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代价惨重的政治运动，决不能让它过去就过去了。而应该不断认识，不断反思，不断总结经验，从中汲取教训，以使我们在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智慧，尽量少犯错误、尤其是不要重复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这样才能使为民主理想而牺牲的先烈们的血没有白流，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化进程。
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s://blog.boxun.com/hero/z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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