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第34期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34期（2011年 11月1日出刊）

目   录

卷首语（欢迎转载）

拒绝“被代表”，8号“我”做主！

——“零八宪章论坛”致北京市广大选民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特评一

热烈祝贺独裁者卡扎菲被击毙！！！

《零八宪章》论坛

本刊特评二

《零八宪章》论坛：欢迎杭州司法部门“有错就改”！

本刊首发

秦永敏：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

连载（一）：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规律

王德邦：冷血——半个多世纪来的必然景观

张辉：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多元文化的重建

      刘逸明：派出所所长为何成了酷刑逼供受害者？

欧阳小戎：何以成败论辛亥

爱德华：我们的目标——走向宪政

公告天下

“维权网”声明：践行宪法保障人权承诺，立即还陈光诚以自由！

许志永：请珍惜这张选票

——致北邮同学的一封信

“维权网”声明：应切实保障独立参选人和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焦点关注

2011年7月陈光诚夫妇惨遭毒打，知情者震惊披露细节

刘沙沙失踪三天后逃脱再回临沂探陈光诚

探陈光诚遇劫 章诒和问胡锦涛临沂怎么了？

李建军探访陈光诚获答复：陈光诚是公民，可送医可探视

李建军、王雪臻等在沂南县双堠镇派出所遭殴打
30余人在探访陈光诚的路上被殴打，李宇伤势严重

世界媒体看中国：陈光诚与中国名声

长平：临沂离北京有多远？

曾金燕: 温暖我们光与诚（陈光诚）

执政党观察

刘逸明：《北京日报》痴人说梦与汪洋其言难副

河南农民维权代表周德才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

汪洋突然为广东媒体解禁 针对薄熙来

人民日报调解失败 汪洋薄熙来升级开战

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逐步取消信访树立法院权威

选举观察

郭伙佳变身记：从土地维权农民到区人大代表

北京多位大学老师参选人大代表受到阻挠

中国第一位模特独立候选人程钰婷遭居委会刁难无法自荐参选

姚立法：警惕中国政法大学选区的选举非法

成都20多警察阻15访民参选人大代表 抓走两人

陈晓兰: 我为什么竞选人大代表

XUPING：国家计划的“选举”秀

独立参选人遭遇“协商酝酿”的“过滤网”

中国网民倡议：做“独立选民”，不做“被选民”

人权观察

九死一生:艾未未的81天囚禁生活

廖亦武：警棍捅进肛门 捅出的恐怖歌声

政法大学老师萧瀚15日晚被黑头套

赵紫阳女儿：公道自在人心

上城法院批准检察院撤销对朱虞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起诉

异议人士吴乐宝失踪107天后取保候审回家

阿拉伯革命五位英雄获萨哈洛夫人权奖

北京法院驳回“维权大姐”王荔蕻上诉

利比亚墙报

《公民》月刊社论：卡扎菲模式及其超越
茅于轼：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

巴格达市民：要恭贺利比亚人民除掉了一个罪犯

利当局称卡扎菲秘密资产惊人 超2000亿美元

南都快评：卡扎菲终被利比亚人民抛弃

信力建：永别了，卡扎菲

陈维健: “不要向我开枪”的教训是“不要向人民开枪”

精彩时评

杨涛:警惕中国沦为“警察国家”　

张永：“乌有之乡”的高点击率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南海已输掉 中国活在梦中

熊丙奇：教授治校和直选代表是解决学生会的最好手段

鄢烈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心”

宪章论坛

民间人士继续批判笑蜀等公共知识分子    

欧阳小戎：政治反对派之演进

曹思源建言：修改党章 分权制衡

莫之许：告别单向度的改革
学者建议审查高考户籍限制规定合法性

袁铁成:缅甸凸显中国“无正义外交”的尴尬

长平: 革 命 新 发 现

好书推介

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十二章：推进政治改革》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十三）

卷首语

拒绝“被代表”，8号“我”做主！

——“零八宪章论坛”致北京市广大选民的公开信

各位尊敬的选民朋友：

11月8号，北京市区县级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就要正式投票了，这是一件很严肃、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零八宪章论坛”先向各位选民朋友表示问好，并预祝各位能够选出真正为自己说话、为广大选民服务的人民代表。

在这里，针对北京市各选区出现的一些与选举有关的情况，结合相关法律我们想谈谈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并就选举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备大家参考。

《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大法，宪法原则在一个国家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具有无上的神圣性。根据前述宪法规定：“人民”在这个国家中处于不容怀疑的“主人”位置，人民拥有“一切权力”，但人民的至上权力不是通过公民个人直接行使的，而是通过民主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并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展示自己的“主人”地位并行使自己的主人意志和“权力”的。

因此，对于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来说，能否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真正关心我们大家、为我们大家说话并提供相关服务的“人民代表”就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当好这个国家的主人。如果“选”出来的代表我们都不认识，也不到我们生活的区域作民意调查和民生调查，在召开“人代会”期间只是眼睛向上举手表决，平时也是官僚主义的高高在上，对民生疾苦漠不关心，这样的“代表”就把我们欺骗了，就是伪代表，或者套句网络用词——我们被“代表”了！如果我们“被代表”了的话，那不仅是悲剧，而且是大大的悲剧了，因为这样一来，作为“国家主人”的我们就会丧失黄金内涵，就会徒具其名了。

而根据数十年来中国换届选举所产生的大量“人民代表”的实际表现来看，非常不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这些普通公民都陷入到这种“被代表”的悲剧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些“代表”的影子，没有“代表”来关心我们的实际生活情况，没有“代表”来调查我们所面临的大量具体问题，如拆迁问题、征地问题、医保问题、养老问题、教育问题等等等等。我们也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也找不到他们——想找他们帮我们反映一下问题更是连门也摸不着……！

问题出在哪里？

关键在于我们的绝大部分选举是一种被操纵、被导演的选举。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由官方为我们安排好了，谁当选、谁陪选都由“选举委员会”及其背后的庞然大物事前“酝酿”好了。在此情况下，官派候选人也无须俯身向社区作调查、作宣传，只需要对“幕后”操纵力量诺诺连声就行。人民代表工作的好坏不在于他与民间的联系，而在于对党、对官府的迎合与忠诚度。在此情况下，还能指望“人民代表”来替我们大家说话吗？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几十年来，国家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大家都好象麻木了，似乎都已习惯于这种“被代表”的命运了——每逢选举来临，都自觉不自觉地去到投票现场形式主义的划划圈，至于圈里的人自己是否认识，是否能代表我们的意志和利益，没关系，反正上面早已内定好了，选不选都是他，咱普通老百姓能改变什么！

我们认为，这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思维惯性必须扭转！

“被代表”的局面必须改变！

我们必须重申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身份、地位和尊严！

我们必须收回我们被窃取的、被诈骗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怎样扭转？怎样改变？又怎样收回呢？

我们认为关键有二。

其一，积极参加选举。

其二，一定选择确实能够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候选人。如果正式候选人里没有这种人选，则坚决“另选他人”或弃权抗议。

选民朋友们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常识：好坏优劣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分辨。民主选举也一样，必须有比较有选择，而且能够全面全方位的比较权衡，这就要求所有候选人必须具有透明度——他的历史、他曾经的人品和作为、以及他的计划和预想都必须公之于众。在公开、透明、公正的“竞选”中才会产生真正负责任的“人民代表”——没有竞选，就没有人民代表！没有竞选，所有的选举都涉嫌欺骗和偷盗！

与往届相比，今年北京市的换届选举，大多数选区可能还是一如既往的形式主义选举，这当然仍然是个悲剧。但是我们也欣慰的看到，在好多选区已经出现了多位选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竞选各自选区的人民代表了，如在各高校选区就有北京邮电大学的许志永、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乔木、中国政法大学的仝宗锦、北京交通大学的张唤伟等老师公开站出来宣布参加本选区人民代表的竞选了。

更为壮观的是许多最底层的维权人士也公开站出来参加竞选了。如在何德普、许志永等人的帮助下，9月12日，野靖春、野靖环、韩颖等13位维权人士组成 了第一个相互帮助的“公民参选团”，随后不久邵黎华、孙宝妹等10人再次组成了北京市第二个“公民参选团”，所有这些独立候选人都已经展开了力所能及的宣传活动。尽管这些独立参选人士程度不同的受到官方力量的种种阻挠和打压，如不给他们推荐表，宣布他们的推荐名单无效，不许他们作竞选宣传，甚至干脆警察出动把这些独立参选人看管起来。但是这些候选人还是想办法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和竞选理念。

如“第一参选团”参选人韩颖发表竞选宣言说：“我如当上代表,首先监督法院,争取让枉法裁判的法官受到法律制裁。其次帮助拆迁户维护合法权利,争取合理补偿,替弱势群体说话。我们拥护宪法,追求公平,正义,平等,自由,我们以自己参加选举的实际行动,落实选举法。请大家投我一票，我要当代表。”

同是“第一参选团”的参选人野靖春在谈到参选原因时说：“我们维权了13年，我们一直在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帮助了一些弱势群体，这么多年我们也是一直在和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打交道，有时候很无奈也很无力，所以我们就想找人大代表反映这些情况，但这么多年没见过人大代表。五年一届的换届选举又开始了，我心里就有一种责任感，我要来当人大代表，我要让街坊四邻，老人孩子，让他们随时都能找到我，就是要替大家说话。我要面对的也是以我们小区为主的最基本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最底层的社会问题。”。

“第二竞选团”的孙宝妹敢说敢做，是居民维权代表。此前，因举报违章建筑问题而长期得不到政府解决，孙宝妹感到需要有居民自己的代表来为他们说话办事，由此萌生参选人大代表的想法。孙宝妹说自己一旦当选代表想要做的事情有三件：

1、为老百姓说话，反映他们的意见，给老百姓办事；

2、揭露贪官；

3、推动立法，惩治那些知法犯法的人。

而北京邮电大学的许志永在《致北邮同学的一封信》中公开呼吁说：“请珍惜这张选票，不要说这没用，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永远不要放弃一点一滴的努力。无论经历多少挫折，我没有放弃把‘橡皮图章’变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努力，没有放弃一个公平正义自由幸福中国的梦想。这梦想需要很多很多人共同完成，请和我一起唤醒这麻木冷漠的时代，请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认真对待我们国家的未来……无论面临多大压力，我愿坚守，在这溃败的社会里点燃真与善的微弱烛火。我渴望北邮的老师和同学、千千万万的现代公民和我一起点燃这烛火，照亮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

我们认为，从民主选举的角度讲，这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景象。这种竞争、竞选的局面为产生真正合格的“人民代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就这些独立参选人的身份而言，野靖春、韩颖等人都是长期从事访民维权工作的，都在奋力为普通居民的现实利益而奋斗。而许志永、乔木等人也是敢说敢为的公共知识分子，许志永本人就长期从事基层维权（如为结石宝宝寻求赔偿、代理陈光诚案、反对强拆打工子弟学校、寻求教育平等、围观黑监狱、为进京访民送衣物等）并长期为民主法治公平的理想社会而呐喊。有见如此，我们认为如果这些独立参选人能够当选的话，一定会更好、更合格地为广大选民提供应有的服务。也因此，面对日益临近的换届选举，我们特别向广大选民朋友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第一 ，近期踊跃参加所在选区的选民登记，这是“当家作主”的前提，首先要成为合法选民。

第二，在选举日当天积极参加投票。

在投票环节，我们又特别建议如下：

A，选票中如果有自己所了解、所认可的候选人就划圈支持。

B，对于选票中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候选人一律行使否决票，打叉（×）处理。

C．如果正式候选人中没有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可以全部否决后，在“另选他人”一栏中写上你喜欢的人。

D．在有独立候选人参加竞选的选区，我们郑重提议选民们对官定候选人全部否决，勇敢地在“另选他人”一栏里写上“独立候选人”的名字，如北外的学生就选“乔木”，北邮的学生就选“许志永”，巴沟选民就选韩颖，其他以此类推。我们相信现在能够公开站出来参加竞选的北京公民都会成为比较优秀的人民代表。

第三．在选举前后，广大选民一定要根据《选举法》、《宪法》及《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破坏选举、侵犯公民政治权利、搞选举舞弊的事件进行音像取证，检举揭发。

综上所述，我们关于选举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拒绝“被代表”，“8号”我做主。在11月8号投票日当天，要么支持独立候选人，要么弃权抗议。总之，一定要想办法选出能够切实代表我们意志和利益的“代表”们，否则，我们坚决以弃权的方式来表示我们对“被代表”、“被主人”的抵制和抗议！

我们认为： “北京”是人民的北京，是广大北京市民的北京，而不是被官僚和权贵们霸占、姿意妄为的北京。北京如何建设，如何发展，必须体现北京广大选民的意志，而不能是由官僚们自作主张说了算。在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北非、中东和全球的今天，在人类文明已经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勇敢的抵制“被代表”、“被当家”、“被作主”的命运，我们一定要用“选票”来恢复自己的主人尊严，在选举实践中学习民主，用选票来反腐败，用选票来反“血拆”，以选票来寻公平正义——乃至于以选票来改变北京！改变中国！！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11月1日

本刊特评一

热烈祝贺独裁者卡扎菲被击毙！！！

喜闻统治利比亚人民42年的独裁者卡扎菲于2011年10月20日被枪击死亡，我们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欢呼！在此天地钟鼓、神人共庆的美好时刻，我们特别向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伟大的利比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早在2011年的2月22日，当我们惊悉卡扎菲政权不顾人民的要求而悍然使用冲锋枪、机枪、坦克、迫击炮、飞机、导弹等武器来屠杀和平抗争的利比亚人民时，我们就曾对卡扎菲政权如此野蛮的反人类行径给予强烈的谴责！我们曾呼吁“英雄的利比亚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使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推翻血腥暴虐的卡扎菲政权！”我们也曾经“呼吁美国、欧盟等一切高扬民主和人权大旗的国家和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裁卡扎菲政权，并给利比亚人民以最大的救助和支持”！我们还曾经断言：“茉莉花革命”一定会在卡扎菲政权的哀嚎声中取得最后的成功！！！

所幸的是，经过反专制、反独裁的艰苦战争，在世界民主力量和正义力量的支持协助下，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卡扎菲政权的最后倒台，看到了独裁者本人的最后哀嚎（“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和灭亡！——“茉莉花革命”继推翻本阿里独裁政权和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后在非洲大地再次开出了美丽的鲜花、再次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不仅是卡扎菲人民的胜利！也是非洲人民的胜利！当然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自由、爱好民主的正义人民的胜利！

也因此，我们再次向伟大的利比亚人民表示我们的热烈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光荣属于伟大的利比亚人民！

光荣也属于全世界一切支持利比亚人民反专制、反独裁斗争的民主力量和正义力量！

当然，推翻卡扎菲政权、消灭卡扎菲本人还只是利比亚人民民主事业的一个良好开端，要建设出一个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利比亚共和国，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去做，我们衷心的希望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际民主力量的大力支援帮助下，利比亚人民能够很快结束战争局面，并使用神圣的选票建造出非洲大地上的又一个伟大的民主政权！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卡扎菲本人的灭亡再次向全世界的独裁专制政权提出了严重警告，“茉莉花革命”的累累硕果再次宣布了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那就是——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我们郑重提醒中国执政党及其领袖集团：在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面前，你们不要再死死抱着“一党独大”的政权不放手，不要再梦想“威权主义国家体制”会在中国一世而万世的统治下去，那样的努力不仅没有前途，而且会是非常危险的。建议你们高瞻远瞩，顺应潮流，及时启动政体改革，及时主动的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如此，民主中国的荣光同样会照耀在你们的头上。如果你们一意孤行、顽固抗拒民主到底，则伟大的中国人民也有进行“茉莉花革命”的权利，彼时若再象卡扎菲那样发出绝望求生（“不要开枪”“不要开枪……”）的哀嚎，又有什么意义呢？！

殷鉴不远，其不惕厉梦醒乎？！！！

机会尚存，其不励志图新乎？！！！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0-21

附录：

强烈谴责卡扎菲独裁政权的野蛮屠杀！

坚决支持利比亚人民将“茉莉花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零八宪章》签署人

惊悉卡扎菲独裁政权于2月21日对利比亚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我们——中国《零八宪章》签署人对此感到无比的愤慨，我们强烈谴责卡扎菲政权反人道主义的野蛮屠杀行径！并因此而坚决支持利比亚人民将反独裁、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的“茉莉花革命”进行到底！

据互联网消息，2月21日，统治利比亚人民长达41年的独裁者卡扎菲指令三个儿子调动军队动用冲锋枪、机枪、迫击炮、装甲车、坦克等武器对示威抗议群众进行了野蛮的屠杀——独裁者甚至动用飞机、导弹部队对利比亚人民进行血腥镇压，除此之外，卡扎菲政权还出动非洲雇佣军进行肆无忌惮的杀戮！在政府军的血腥屠杀下，已经造成数百平民死亡、数千平民受伤的惨剧！

面对卡扎菲政权如此野蛮暴虐的反人类行径，我们——中国《零八宪章》签署人现给予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我们坚决支持利比亚人民反专制、反独裁的正义斗争！我们坚决支持利比亚人民将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茉莉花革命”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我们也欣慰的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民加入到了反抗独裁者的行列。2月22日，利比亚驻美国大使、驻印度大使、驻中国大使已经发出对卡扎菲暴行的谴责，多名利比亚外交高官宣布辞职；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约宣布脱离卡扎菲政权；利比亚司法部长和安全部长因不满卡扎菲的镇压也均宣布辞职；一些长期支持卡扎菲政权的土著部落也纷纷加入到反抗卡扎菲暴政的阵营，甚至有消息说，一些政府军——包括卡扎菲手下精锐的霹雳部队也已调转枪口对抗独裁者……

鉴于此，我们高声呼吁英雄的利比亚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使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推翻血腥暴虐的卡扎菲政权！我们也呼吁美国、欧盟等一切高扬民主和人权大旗的国家和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裁卡扎菲政权，并给利比亚人民以最大的救助和支持！

最后，我们警告一切还在支持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军队，希望你们勇敢的放下屠刀，并将杀戮的枪口转向已经统治你们41年的独裁者！否则，伴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倒台，你们在自己的脸上终将打上无法抹去的可耻烙印！何去何从，警钟长鸣！

我们坚信——一切独裁者都会被人民抛在脚下！一切专制力量最终都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民主一定会属于英雄的利比亚人民！

“茉莉花革命”一定会在卡扎菲政权的哀嚎声中取得最后的成功！！！

中国《零八宪章》签署人

2011-2-22

本刊特评二

《零八宪章》论坛：欢迎杭州司法部门“有错就改”！

10月25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裁定，批准该市检察院撤销对著名民主人士朱虞夫先生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而提出的指控，撤诉理由虽然语焉不详，但撤诉后，朱虞夫先生有望在近期获得人身自由。

对于杭州市检察院和法院的“撤诉”决定，我们“零八宪章论坛”表示由衷的欢迎，我们认为要“以法治国”、要建设法治国家、要落实《宪法》中有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就必须具备“有错就改”、“错而能改”的精神和勇气。

众所周知，朱虞夫先生长期以来关注中国的民主维权事业，关心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这样的爱国主义者本应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但是，朱虞夫先生却因为自己的“爱国”行为而屡屡受到有关方面的长期打压，甚至多次被捕入狱。今年春天在北非中东发生寻求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的茉莉花革命时，出于对中国命运的无限关心，朱先生在网上公开撰文说：“中国是大家的，选择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而且是以诗歌体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未来的关爱之情，不想浙江地方当局穿凿附会，无视《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法指责朱先生在网上煽动革命造反，并在3月11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将朱先生逮捕入狱，从而在杭州司法史上制造出又一起赤裸裸的人权案件。

朱虞夫先生的被捕入狱引起了国际国内众多力量的“围观”和谴责。7月中旬，浙江、北京、贵州、湖北等地网友联名呼吁杭州地方当局无罪释放朱先生。在强大的“围观”力量和舆论力量压力下，现在杭州市检察院和法院终于意识到杭州警方逮捕朱虞夫先生的错误，终于中止了在错误轨道上的一错再错，比较理性的撤掉了对朱先生的无理指控——对于这种顺乎民心、知错能改的精神和勇气，我们表示由衷的肯定和欢迎！

应该说，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平反冤假错案曾经有过很好的记录。当“文革”结束时，面对毛泽东时代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健康力量曾以“不怕下油锅、不怕入地狱”的精神勇气，大规模的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包括严重人权迫害的林昭案、张志新案等。因为这种勇于改错和纠错的努力，在八十年代中前期，执政党曾经获得了很好的民心基础和执政基础，整个国家和社会也获得了一种百废俱兴、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

但好景不长，随着“六四”大屠杀的枪声，随着政体改革的夭折，从“江核心”时代开始，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到一个权贵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肆无忌惮的扩张时期，形形色色的权贵集团为了瓜分掠夺更多的国家社会财富和民间财富，依靠暴力强权掀起了比英国“圈地运动”更要血腥百倍的中国“圈地运动”狂潮。但由于民间权利意识和财产保护意识的觉醒，人民纷纷发起维权运动，在这种“侵权”和“维权”的动态博弈中，官贵集团利用手中掌控的优势资源又大规模的制造出一系列冤假错案和人权灾难。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进京访民不绝于途，官民矛盾日益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面对如此危局，执政集团不是勇于纠错、勇于政改，而是祭出“维稳”大旗，试图以网格化的社会控制和国家暴力来维护自己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在此宏观背景下，纠错纠偏才具有难得一觅的“新闻性”，而朱虞夫“煽颠”案被撤诉的“壮举”更是“万丛绿中一点红”，对于冤狱遍地的各地方政府而言，具有不可多得的榜样性意义和启示性意义。

我们认为，面对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民心日丧的现实，执政党应该努力检讨近二十多年来权贵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的严重教训，放弃“维稳”思维，放弃高压态势，重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勇气，全面纠正“六四”大屠杀以来的各种冤假错案，还国家以正义、还人民以公平、树官府以正气，回归先辈们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的民主宪政梦想，回归普世价值，回归人类主流文明。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般的举措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改革，庶几，方可挽回中共执政的危局和溃局。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0-30

本刊首发

秦永敏：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

连载（一）：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规律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u  王朝循环规律

u  改朝换代规律

u  腐败化解专制规律

u  地方瓦解中央规律

u  进一步退半步规律

u  民运三至五年周期律

前      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拖着走”。

作为最后几个专制国家之一，作为最后一个专制大国，中国目前正被世界潮流拖着走向宪政民主制，不管统治者愿不愿意，这种转型每日每时都在发生。

同样的，不管我们怎么着急，这个专制大国因为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受几千年的王朝循环的各种规律支配，因此其转型只能是这么慢慢吞吞，欲行还止。

显然，统治者想阻止历史车轮前进是不可能的，虽然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惧加欺骗两手确实可以使它减速。

同样的，我们想跨越历史发展阶段也是徒劳的，不过如果我们认识了历史规律，并且做应该做的事，那么我们确实可能促使它加快步伐。

一个稍有历史观念的人，尤其是每一个真正懂得并且践履普世价值的人，都应该能超脱自己的个人利害得失，把中国的转型视为一场从专制到民主的伟大的制度变革，而不必过分拘泥于革命或改良的概念纷争。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其面积和有几十个国家的欧洲相差无几，有几十个少数民族，彼此差异极大。

更重要的是，由于几千年的中央专制集权在当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度要求“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这种极端集权主义的统治结果当然适得其反，“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尚书·泰誓上》），按照钟摆原理物极必反，自然会趋向于另一个极端。这样，尽管在唾弃一元化上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除此之外往往也就没有什么共同意见了。至少，自由化过程中会形成从温和派到极端派一整个系列的不同观念，或者说会形成一个从低八度到高八度的大合唱，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大一部分人会不由自主的把注意力放在了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斗争上，要求人家都能同意自己的意见“唯一正确 ”，却不知这种态度恰恰是自己没有摆脱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思维模式的证明。须知，即使在健全的民主社会也总有左中右派，何况民主制度就是要让有各种利害冲突的个人、集团、阶级和平共处，以公正的规则解决纷争，并且允许各自保留不同意见乃至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模式呢？

所以，从化解一元化专制体制，完成向多元化宪政民主制转型的历史使命出发，我们应该欢迎一切不同的声音出现。

举例说，包括“乌有之乡”的出现，我们都应该欢迎，首先因为在今日中国它是自然的社会政治生态的必然组成部分，其次因为它对目前的一元化统治有分威散势作用，此外，也因为它绝不可能再次成为统治中国的极端势力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对它感到恐惧，相反，有这个标本存在还能能对社会起疫苗作用。

但是，这绝不是说，在以多元化化解一元化中我们只能无所作为。

恰好相反，完全自发的多元化只能导致历史倒退，倒退回野蛮时代，倒退回丛林法则时代！

毛泽东所谓的“不破不立，破就是革命，破就是批判，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社会进步的原因并不在于破坏，破坏多半是没有道理的，破坏的道理常常也只能有助于破坏，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可能起正面作用，更可能起阻碍作用。     

社会的进步在于它的建构，在于它的精神建构、价值建构、文化建构、思想建构、社会建构，也包括物质上的建构，并且最终表现为成熟而稳固的制度建构。

须知，只有公平正义的宪政民主制才是普照之光，才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为万世开太平。

这样，作为当今中国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国家进行当今世界所需要的精神建构、价值建构、思想建构、社会建构、物质建构，其中心工作则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建构。

相应的，我们的工作也就不仅仅是破坏一元化统治体系，更不是去和多种破坏性因素争一日之短长。

只有抓住了“建构”这样一个中心，并由此展开各项工作，才能不辱历史使命，并且事半功倍，必有所成。

为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我们必须和举国上下、包括中共党内的志士仁人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为了能够结成这样一个由各种力量组成的统一战线，我们必须有强大的凝聚力。

为了有强大的凝聚力，我们必须使政治反对派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有深刻的历史洞见，有宽广博大的胸怀，有勇敢顽强的战斗意志，也有出神入化的策略艺术，还有作为民族脊梁所需要的一切！

在此之前，则需要我们能形成良好的共识，需要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把自身的系统建构工作做好，需要我们英明决策，妥善规划，谨慎从事的同时大胆工作，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学会四两拨千斤，学会庖丁解牛，学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也学会谈判妥协，学会适可而止，学会“知止能定”，学会和各种不同势力不同力量尤其是对立的力量在按公正的规则斗争中共同生存。

为此，我们不能不首先努力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当代中国和平转型的规律、特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等，在此基础上脚踏实地的做好应该做的一切。

（一）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规律  

历史上，早熟的农业文明的中国没有政治学，只有统治学，司马光把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研究历史研究政治的结果就是《资治通鉴》，也就是把历史当做供统治者参考的的一面镜子。这样研究出来的规律，当然是统治规律，也只适合于专制统治时代。

由马基雅弗利奠基的西方政治学本来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随着商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崛起，民主政治发展起来，西方政治学也进步为研究由普通公民进行的在平等规则基础上进行的社会治理博弈。这种政治学研究出来的规律，才真正是政治规律，并适合于一切政治现代化国家。

虽然中国也被世界历史拖进了公元第三个一千年，“中国特色”却使它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前民主时代，也正因此，现代商业文明的政治学规律对它起的作用很少，或者说还处于即将发挥作用的时代，相反，迄今为止，统治中国的政治规律主要还是农业文明的规律，以及作为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过渡时期所特有的规律。

所谓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想回避也回避不了，除非历史走出了这样一个阶段，它才不存在了。明白了那些规律在起作用，我们就可以心中有数，对症下药，一方面巧妙运用，因势利导，一方面择善而从，趋利避害。下面，就对笔者目前观察到的一些规律略作探讨。

1 王朝循环规律

早在两千几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孟子就发现了中国存在王朝循环规律，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也就是说，五百年王朝一循环只是个大概的数字，具体的长短是会有些出入的，也就是“大时不齐”，大的时代循环在具体数值上会有一定误差。由那时直到满清灭亡，中国一直存在明显的王朝循环周期，基本在300年左右。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却并没有结束王朝循环历史，在没有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依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是遵循“枪杆子出政权即真理“的野蛮法则。像历史上很多次王朝更替一样，天下草昧，群雄竞起，经过各军政集团的几十年恶斗，最后打出一个独裁统治集团来。由于只认武力不讲道理，这样产生的政权当然是反淘汰的结果，不管这个军政集团怎么以“建立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标榜自己，暴力夺权的结果必然是不择手段的暴力掌权，因此，无论是直接杀人的“镇反”、“平暴”还是间接杀人的“反右”“文革”，抑或仅仅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导致几千万人死亡，都不过是题中应有之义。

夺取了统治权的军政头目必然会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一切财富、荣誉、美色，也必然要抛开美丽的承诺把权力和带来的一切好处让自己的子孙尽可能的世袭下去。

考虑到这种王朝循环规律，我们就不应对今日中国当局的任何罪恶感到意外，就是说，包括太子党掌权，高干子弟攫取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执政党通过政府霸占全国的土地、矿山、铁路、石油、烟草、电信、银行、石油等一切暴利行业，以及低分低能的党政官员子弟把高分高能的穷苦学生挤出尖子学校，总之一切动用权势占用优质资源的任何事情，都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

与此同时，我们的历史使命，则是依托市场经济造就的市民社会，用建立在民主自由人权基础上的宪政来结束王朝循环的历史。

我们也要防范以“革命”的名义打着暴力推翻现政权的旗号来建立自己的独裁政权的企图，虽然在中国已经市场化、世界已经民主化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情况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他们的做法还是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灾难。

                 

2改朝换代规律

正因为中国还没有摆脱王朝循环规律，也就必然要继续受改朝换代规律支配。

改朝换代规律的特点是：

A.一朝天子一朝臣

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来，按他们的算法已经经历了四代，由于统治时间相对都比较长，其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时代毕竟不同了，又毕竟不是血亲世袭，是从官僚里提拔上来的，君臣关系也就越来越不是那么严格，逐渐从“君臣如父子”变成了君臣如黑帮老大和众兄弟。

他们最重要的纵向变化是，由于第一代是打着理想主义旗号暴力夺权者，也就根本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极力强迫国人完全接受他们宗教式的政治信仰，否则格杀勿论，以致把国家推向了全面毁灭的边缘，第二代是跟着暴力夺权的一代，但经过了三十年的和平生活，看到了理想主义的破产，有了一点经济理性，就祭起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专制资本主义之旗，第三代以后则完全凭侥幸登基，也就不能不考虑民生问题，又是顺着官僚阶梯一步步爬上来的，必然一蟹不如一蟹，由于权力来源理由不充分，想像帝制时代那样传之久远绝无可能，何况世界已经全面走向民主选举出元首的时代。

B.新皇登基照例要“大赦天下”

由于第一代是强悍的暴力夺权者，他们只会凭蛮力行事，加上为了暴力夺取政权他们确实和古代开基帝王一样养成相对艰苦朴素的作风（比如不仅汉高祖刘邦如此，到汉文帝仍然不准后宫穿拖地长裙，听说改建一栋楼台要花一个中等人家一年的生活费也赶紧不造了，而南朝的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生活更刻苦到以不超过“田舍公”为度），以致这些无知的“大老粗”居然以为他们果真开启了一个官民平等的时代！这样，他们也就对民众的苦难心安理得，甚至要求民众“一不怕苦，而不怕死”，无论干什么事都“大打人民战争”，民众无端为他们的胡折腾死再多他们也心安理得。

但是，越往后去，侥幸接班取得政权的新皇帝就越明白，必须给民众做点好事才能站住脚，至少，上台之初必须给民众一点好感，绝不能一上台就杀人树威胡作非为。

所以，华国锋上台后虽然因为惯性搞“抓纲治国”整了些人，却做出了一件从那时来说极为大胆的决策——“给全国的地主富农摘帽”，由此解放了一个被中共往死里整了近30年的社会阶层。

邓小平上台以后则首先搞了“平凡冤假错案”，把涉及全国几千万人的中共建政以来的绝大部分政治案件的受害者的冤案都平反了。

江泽民虽然是在89年的大屠杀之后就登基，其实直到1997年邓小平死后才有实权，这样，邓小平一死他就宣布“完全接受人权的普遍原则”，并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不久又在宪法中加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字眼，

至于，胡锦涛上台时我在监狱里被严密看守，完全与外界隔绝，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标志性的事情，但回来后听人说2002年到2004年也是非常开放的，维权远动在彼时有一个相应的高潮。所以，事实证明中共统治下完全继承了帝制时代的这一规律。

C.统治一花甲后必须“更化”

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刘汉王朝统治一花甲后，董仲舒向少年壮志的汉武帝提出了理由充分的“更化”理论。

最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有人介绍了著名学者徐友渔的这么一段话：“对于外界许多人把政改的希望寄托在18大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身上的观点，徐友渔表示不赞同。他说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最理想方式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改，因此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人的识时务和与时俱进。徐友渔说，最近二、三十年的实际经验证明，每一次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的换届上，最后得到的总是失望。所以他认为，没有理由相信18大会和以往有任何不同。”

对此应该怎么认识？

显然徐先生的话也是不错的，新皇帝登基搞大赦天下，和最高领导人搞自上而下的政改，这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在延续帝制时代的作法，后者是要把国家从传统政治导向现代政治。

不过，徐先生说“没有理由相信18大和以往有任何不同”则未免太绝对化太简单化了。

上面我们已经证明，中共的每一代都和前一代有所不同，因为种种原因，都被历史拖着往前走了一点点。

现在，我们要具体地说，首先，由于第四代的强行“维稳”政策已经把当局带进了不可持续的死胡同，社会矛盾已经高度激化，加上中共赖以维持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减速，财政开支则在无节制的增加，所以第五代上台后不可能不面对现实大规模的调整政策，其次，就是刘汉王朝经过六十年后也要“更化”，中共从以搞共产主义为名煽动工农暴力夺权“埋葬资本主义”的穷人党，变成了依靠国家暴力掠夺工农和社会大众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富人党，再不改变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是没法混下去的。所以，18大以后，由于中共自身的变化，由于中国民众民主人权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生活中各种爆炸性因素的作用，它不可能不和以往有极大不同。

当然，在不会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改这一点上，中共确实是不会“和以往有任何不同”的，但是，形势比人强，当中国的政治发对派力量强大到足以向他叫板的时候，当天怒人怨全民沸腾洪水滔天火山爆发的时候，它还能和以往没有不同吗？须知，中国这个“和谐号列车”以目前这种高速疾驶，在未来十年里绝不会比“723”高铁更安全！

所以，中共’“更化”是必然的。

但是，这是民主人权新千年，中国人民还会允许中共第五世在农业文明的政治轨道上优哉游哉吗？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还不该有所作为吗？

3.腐败化解专制规律

毛泽东时代是“不断革命”，“永远革命”，“越穷越革命”，一穷二白好治国，全国人民都穷得只能给毛泽东一个人打工。邓小平时代开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首先是让他儿子搞大康华富起来。但既然他儿子能富，每一个中共大小官员和他们的儿子孙子媳妇女婿七大姑八大姨也都要先富，于是中国官场从上至下全面腐败。

对此，中国百姓啧有怨言，乃至愤而上街游行示威，结果遭机枪扫坦克压之后一二十年不敢吭声，乃至教师、医生、学者只好都跟在贪官后头竞相腐败，并且以“全民腐败”来加以开脱，虽说工农的腐败只能是用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来腐败自己的身体。

不过，鄙人作为另类文革遗孓，对腐败却还有那么一点感激，这倒不是说我坐在牢里也能搞什么腐败，而是说若非腐败，中共恐怕还会像文革时代，至少是邓小平时代那么专制。稍有一点记性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时代还在搞“四个坚持”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从区县长上，甚至从村长以上已经没几个不因为蚕食鲸吞而成了资产阶级，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的高官，则没法不是亿万富翁，他们也就没脸皮再唱“无产阶级专政”的高调了。

再说，其实腐败化解专制也不是中共政权的专利，倒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秦朝没来得及走这条路，汉朝就很典型，六朝个个短命，但也都上演了腐败化解专制的一幕，明清两朝则典型之极，民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政权，光专制而不腐败，是容易维持的，因为专制使权力至上，使政权铁板一块，腐败则使每一个官员各有自己的私利，个个可以靠出卖权力来捞取利益，专制也就因此被瓦解，被化解。在中国传统的专制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谏厉王止谤》），我们这从文革过来并且在文革中打成反革命的人都知道，当时比周厉王的时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不能不庆幸如今的腐败时代老百姓如果能忍，日子比专制时代还是好过多了。

当然，一个政权想靠专制而不腐败长期维持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掌握绝对的权力就是为了捞取利益，大小官员可以忍了一时，却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臭豆腐的诱惑，若非如此，一个个专制王朝也就不会垮掉了，腐败化解专制也不成其为规律了。

当然，腐败只能化解专制，却不能带来新的东西，农业文明的中国，专制被化解之后会有大量新的军政集团产生并暴力夺权最后打出个新的大一统的专制政权，也就是开始新一轮王朝循环，与此同时也开始新一轮腐败化解专制。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在腐败化解专制之后，需要有新的政治力量来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结束王朝循环的历史，结束腐败化解专制的历史。

4.地方瓦解中央规律

中国古人把民叛称为土崩，把官叛称为瓦解。中国历史上，两种因素都曾发挥巨大作用，尤其是官叛，对王朝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相当一部分王朝就是被地方政权瓦解掉的。

和腐败一样，这种瓦解不一定能给王朝送终，却为给它送终创造了条件。例如唐朝末年的节度使制度，就使中央政权渐渐失去了控制地方的能力，而清朝末年就更典型，所谓的同治中兴虽救危于一时，却使权力由此落到封疆大吏手中，到八国联军攻入中国时，地方居然已经开始拥兵自保，辛亥革命发生后更形成了18省相继宣布独立的局面，加上北洋军的倒戈，满清还能拿什么对付义军？

目前，地方瓦解中央的趋势日益明显。

通常，地方瓦解中央的第一步都是地方绑架中央。

也就是说，在中央政府统治乏力，地方势力坐大的过程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现象就是地方官员挟权自重，不仅不听中央政府出于全局利益的需要提出的要求，而且为自己的地方利益做出一些有损中央利益的事来并迫使中央承认其合法。

《资治通鉴》是写给统治者看的，正因此司马光不从远古写起，却从周威烈王被迫承认三家分晋开始，原因在于司马光认为本来是晋国家臣的韩赵魏三家暴力瓜分晋国是不合法的，周王室绝不能承认，但是，软弱无力的周王室为了求得一时的苟安，居然把这个本应该加以讨伐平定的犯上作乱事件产生的结果予以承认，也就是使它合法化了，这就使周王室处于以丧失权威的境地换取一时的安宁的饮鸩止渴状态，他认为这表明“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

地方当局违法的事发生以后，中央政府无力纠正也罢了，可以留待以后有力量纠正再说，然而，短视的中央为了让地方当局承认它的权威和利益，却承认了地方当局胡作非为结果的合法性，这一来，中央政府不仅再也没资格改过，而且为其他地方当局对抗中央自行其是提供了样板，从此，中央政权不仅管不了地方，而且为地方政权抛弃这个中央政权埋下了伏笔。

今日中国，地方绑架中央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全国各地到处在发生这种事情。

最典型的是，全国各地发生大量地方当局抢夺民产、霸占农田、侵占民利的恶性事件，中央媒体出于舆论监督本能本来不时还出面声张正义，然而，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向最高当局施压以后，最高当局不仅不思“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反而为了笼络地方当局而让中宣部出面禁止中央媒体做客观报道（眼前一例就是白岩松因为替“723”事件说了句真话而被中央电视台停职），如此一来，中央政府不仅不是（农业文明时代）为社会提供正义的地方，反而成了邪恶的庇护所，整个国家都暗无天日，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又何在？一个在民众眼中不合法的政府有可能长期维持吗？像山东当局迫害盲人律师陈光诚的做法，到了各国记者去采访都挨了打，并且根本不准任何人接近那个村庄的地步，这些完全违反当今世界基本人道准则和生活常识的做法，中央政府不仅不去纠正，而且极力为之开脱的结果，不是使上下都成为不合法的政府了吗？

地方绑架中央的结果，必然使中央政府丧失权威，成为笑柄。像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拖了一个礼拜赶往“723”事件现场，他刚承诺要彻底调查中宣部就下达禁令，就使这位中国影帝的表演具有强烈的喜剧性。类似这类事件已经不可胜数，以致人们均谓“政令不出中南海”！

当然目前中南海的政令分为祸民和利民两类，祸民的政令迄今为止还是畅通无阻，一旦祸民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瓦解中央的结果也就该出来了。

(以下是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条规律)

5.进一步退半步规律

进一步就要退半步，这个现象从中国开始转型的19世纪末就有表现，到改革开放以后则鲜明的表现了出来。

比如戊戌变法使中国进了一大步，政变的发生却没法使中国再退回变法之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进了一大步，袁世凯企图称帝未遂也还是使中国开始发生倒退。北洋时代公民自由上有基本保障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国民党政权在公民自由权上发生倒退。中共建政后前三十年的历史大倒退，在这里就不说了。

“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退半步规律有了更为鲜明的表现，迄今为止毫无悬念。

首先是邓小平上台后立即宣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要“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国家，并且在封闭民主墙后一度容忍了我们民办刊物一两年，但早在1979年春他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开倒车，又在镇压我们民主墙民办刊物后于1983、1986、1989三次镇压学潮，而且一次比一次残酷。

其次是邓小平死后的1997年以后，江泽民承诺“完全接受人权的普遍原则”，并且签署了《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没有再对中国人借助国际传媒发音进行治罪，并使我们得以借其放松控制开展了冲击党禁的壮举，虽然我们为此付出了坐十几年牢的代价，但是，能有这一两年的公开活动时间和条件本身，不要说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立即杀头），就是在邓小平时代也是绝不可能的（立即抓捕）。江泽民真正的倒退在于对法轮功的非法残害那真是令人发指，神人共怒，在历史上的评价必然和六四大屠杀无异。！

随后胡锦涛上台有了2002年到2004年的维权运动大发展，以致很多人以为“胡温新政”会带来政改的春天，谁知那以后打压立即加强，到奥运前略微宽松了一点，此后则越来越倒退，以致在今年闻花过敏，虽然很少判处长期徒刑，却大量采用非法手段，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公然广泛使用死亡威胁来迫使律师和知识分子噤声。

显然，无论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在上台后做了一点政治进步的表示之后，都开始滥用暴力镇压民主人权事业，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上台后的政策放松所带来的历史进步不是他们自己的倒退行为所能淹没的，当然，这里的原因更主要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崛起，只要当局的政策略有松动，市民社会就会迅速的进一大步，一旦取得了这种进步，无论当局怎么倒退也退不回原位了。

应当说，这条规律对我们从事民主人权事业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定要抓住新人上台的机会把民主人权事业向前推一大步。从我来说，过去几十年也正是这样做的，最典型的是第一趁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中共政策调整，公开搞了将近三年的民主墙——民办刊物，第二趁邓小平死去江泽民要表现自己的开明搞了中国人权观察，用一年多时间打开局面这才有了中国民主党冲击党禁的空间。

显然，以此观之，中共第五代上台之初中国的政治活动空间必然可以再撑大一点，我们如果不会把握这一机会就太愚蠢了。但是，我们也因此要对随后必然发生的倒退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处变不惊，而且未雨绸缪。

当然，这条规律的末日正在到来。小时候我哥给我出了个脑筋急转弯的题，一个癞蛤蟆掉到了十尺深的井里，每天白天顺井筒往上爬三尺，晚上下滑两尺，几天可以爬出来，我自作聪明说十天，他却说只用八天——最后一天爬出井筒不掉了！同样道理，中共酋首换届进一步退半步的现象已经临近结束，因为一旦政治进步到反对派可以和当局分庭抗礼的时代，中共酋首再想退半步是绝无可能了！也就是说，政治斗争中力量对比是最重要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做好中共新酋进一步退半步的准备，另一方面更要力争使政治反对派壮大到成为主导力量，到那时候，中国的政治就由不得他们搞倒退了。

6.民运三至五年周期律

就国内来说，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直到邓小平死之前都没有历史，被当局一再压熄火，以致大家都处于暗昧中，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先驱者和接班人。邓死之后海内外信息开始流通，国内信息也慢慢流通起来，这样举国上下几代民运志士才走到了一起。但是，由于了解当代中国民运史的人很有限，所以似乎还从来没有人考虑中国民主运动的波动起伏的周期问题。

其实，自从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中国就出现了最典型的民主运动的起伏周期，基本上是3-5年一个高峰，或者说，在当局打压厉害的情况下频率就会变缓，打压较轻或者有机会的情况下频率就会变快。下面就是1976年以来中国民主运动高峰年份的基本情况：

1976年           四五运动

1978-1981年      民主墙-民办刊物

1983年           学潮

1986年           学潮

1989年           学潮

1993年           和平宪章

1997-1998年      组党运动

2002-2004年      维权运动

2008年           零八宪章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的民主运动有鲜明的周期性，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具体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政治水平和策略水平都越来越高。当然更主要的是以此可推知未来，那就是在一两年之后中国民运必然又会有一个高潮.

更重要的是，结合改朝换代规律来看，这个高潮必将和中共第五代上台后“大赦天下”带来的政治松动期叠加在一起，所以，可以预料，在2012-2014年期间中国必然会有一个重要的民运高潮，而且，这个高潮就是不能把中国导向民主人权时代，也会向那个方向大大推进一步。

由此可见，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规律的研究极有意义，对指导民主人权事业非常重要，而本人以上的预测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所以绝不是瞎子算命式的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

以上只是我对当今中国政治规律的粗略探讨，想必还有世外高人对此有专深研究，无论如何，希望我的抛砖引玉能引来大家的重视并得出更有价值也更正确的结论。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王德邦：冷血——半个多世纪来的必然景观

半个多世纪来，这片土地上不断将那些良知尚存，对社会有责任的人，一批批关入大牢，从舆论上将他们极度丑化，从生存条件上将他们置入水火。这样不仅剪灭着社会良知薪火相传的路径，而且给普通大众制造起追求文明不得善终的例证，使一代代人望文明而却步，闻良知而丧胆。因为文明与良知的追求在这个社会已经等同于监狱的挂号。

一、惊讶源自民族的健忘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随后肇事车辆逃逸，之后开来的另一辆车又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女童身上再次碾了过去，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只有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

对于小悦悦的悲惨死亡，网络上居然还出现对陈贤妹施救动机的质疑，说她救人是“想出名”。这从一个侧面印证着那18个冷漠的路人并非是偶然之下的巧合，而是具有普遍性存在的社会现实。

与此相反，2004年10月23日，早晨9点多。 “红歌之乡”重庆44岁农民金有树，路见满载乘客的中巴掉进池塘，于是他跳入塘中，打烂车窗，将被淹的19名乘客抢救上岸，自己却因浸泡冷水时间过长，呛水引发肺病，向政府求助无人理，借债就医数月，后因无钱医治不幸去世。他下葬时，19名被救者无一人到场！

对于今天中国社会发生因无人及时救治的小悦悦惨死及因救人致病无钱医治而死的金有树这种事，有人惊诧，有人表示过不能接受，甚至有人表示难以理解。然而只要有历史记忆的人，可能都会发现这种事原本不是今天这片土地上的意外，而恰是现今这片土地上的常态。

只要我们稍微回望一下历史，就会发现2010年中国大地接连发生过针对幼儿园与小学儿童的屠杀事件，那比小悦悦惨死显然更为残忍，比金有树凄亡更让人心寒。然而，当人们悲伤于这种惨无人道对儿童的屠杀时，只要再向这个民族来路的稍远处张望，就会发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那殷红的血迹依然刺眼地在那铺张，满街冤屈的灵魂依然在不能找到一方安息的墓碑的情况下日夜游荡。一个能够向赤手空拳的学生与市民开起枪炮与坦克的国家，发生个体报复性屠杀，似乎也就不那么足够让人惊讶。不只如此，如果我们再往后看看，就会发现这个民族还有过波及上千万生命的文革，有过在三分天灾与七分人祸下导致四千多万人饿死的悲剧，有过反右、土改一个个群体性灭绝的事件。面对这短短几十年历史上的如山冤魂，我们可能都无力为今日小悦悦惨死而发出哀叹了。

面对这样血淋淋的历史与现实，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今天这种状况？是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的痼疾，还是新近病魔的缠身？

二、博大源远的悲天悯人情怀

在中国这片具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土地上，今日出现小悦悦如此匪夷所思的事件，我们如果仅用冷漠两字，显然不足以表达这种情境，而用冷血也显得过份的平朴与温情。面对这种血淋淋的现实，古人在造汉字时肯定对今天现实缺乏应有的预见与表达。然而，中华文化自古的确没有过如此让人难以想见的悲情。

中国文化中自古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情结，从学理上的墨家“兼爱”、“非攻”，到儒家的“仁者爱人”，以及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深刻阐释、教化着人类休戚与共的悲悯。这种文化的源远与根深，滋养着这个地球上繁衍生息最盛的民族，也演化出历史上诸多华章丽篇。

我们这个民族不仅在文化上有过深远的悲悯情怀，在现实中也有着传说女娲补天的卓绝，有过再作冯妇的勇毅，有过大禹治水的豪迈，有过舍身饲虎的悲壮。这一切都是舍己为人的典范。当然更有着千年不衰的文人义士的忧患，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吟唱。

可以说我们的历史上闪耀着太多太多这种为民舍命、为义赴死的壮烈篇章，我们民族产生过太多太多让我们温馨、骄傲的热血肝胆。可见，我们这个民族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冷血，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流淌的已然是浩然正气，是热血沸腾，是悲天悯人。

由此可见，我们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历史见证，都昭示出这个民族绝不是见死不救，绝不是冷漠绝情，绝不是滥杀无辜。那么今天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让人不堪承受的悲剧？

三、人性从哪里湮灭？

我们一个拥有博大而渊远的人文关怀传承的民族，怎么会堕落到今日这般冷血无情而见死不救的境地？

当我们翻阅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片土地奴颜婢膝地供奉着西洋所谓革命斗争学说，沉迷在对未来天国的梦想，通过阶级的斗争来扼杀基本的人性，以所谓阶级性与党性来摧毁人性，使中华几千年积淀的价值被颠覆，是非被错置，同时这片土地还拒斥人类千百年共同认识总结出的普世价值，以自己的西化来反对西化，以自诩的特色来反对与人类的融合，以自己的所谓现代来反对民族传统。在这种反传统、反西化、反人类普世文明下，那套被供上神坛的西洋斗争哲学，将一切的人文关怀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温情面纱，而无情与冷酷被祭奠成革命勇士的“英武高大”。

在这套理论的驭使下，半个多世纪来，这片土地上鼓励父子相残、兄弟反目、夫妻成仇、朋友揭发、师生“告密”。因此制造出了反右的冷酷，大跃进的饿殍，文革的吃人，八九的屠城，进而再有这片土地上此起彼伏的自焚。

这个国家用宏大的叙事来掩盖着个体的呻吟，使个体生命成为集体与国家的祭品。对生命丧失起码的敬畏，人的关系不是一种类的休戚与共，而是一种相互敌对、斗争不息。在这种意识的灌输下，造就出一批批人性湮灭、天良丧尽的“异人类”。

半个多世纪来，这片土地上不断将那些良知尚存，对社会有责任的人，一批批关入大牢，从舆论上将他们极度丑化，从生存条件上将他们置入水火。这样不仅剪灭着社会良知薪火相传的路径，而且给普通大众制造起追求文明不得善终的例证，使一代代人望文明而却步，闻良知而丧胆。因为文明与良知的追求在这个社会已经等同于监狱的挂号。

经过如此半个多世纪的残酷锻造与洗礼，这片土地上的人最终只能是走向丧失责任，湮灭人性，枯干良知，冻结热血。冷漠乃至冷血就必然成为普遍生态。

四、早已退出了动物的底线

面对这片土地上的冷血，有些人还以动物来斥责，其实今日中国早已退出了动物的底线。如果还能保持一份动物的本性，我想小悦悦不会死，屠童事件不会出，当然四千多万人也不会饿死。

在此我想起两个故事：

其一,一群鹿被群狼追赶，至一断崖深沟前，崖对面的山头以鹿单跳之力无法达到。在前有断崖深沟，后有饿狼追咬情况下，忽然看到鹿群一分为二，前一排皆是老鹿，而后一排皆为年青的鹿。只见鹿群仰天悲鸣后，前排老鹿奋起跃向绝崖，后面年青的鹿也随即跳起。就在老鹿力尽下坠之时，后跃起的年青的鹿正好到达老鹿的上部即深沟的中部， 只见年青的鹿用力在老鹿身上一蹬，借着老鹿身体的力再度跃起，越过深沟，终于到达对岸。回头再看那老鹿，却在年青鹿一蹬之下，加速坠入深沟----

这是一曲老鹿以死来换取年青鹿新生的悲壮剧。这种在牺牲与新生中作出抉择的伟大，彰显出了鹿群那种无私而深远的爱。这是多么感天动地的诗篇！

其二,在一片森林失火后，忽然有个火球从林火中滚出，沿着山坡一路翻滚，最后滚落到了山谷下的溪水中。只见火球砸落在水中后忽然散开，却发现那原来是一团紧紧裹在一起的蚂蚁。包裹在外面的蚂蚁自然在大火下烧成了炭并结成了一层保护壳，而里面的蚂蚁却得以存活。当蚂蚁到了水中脱离危险后，里面活着的蚂蚁就踩着外面被烧成炭的蚂蚁壳漂浮到岸边，从而使整个蚁群得以延续再生。

这两个故事应该是动物界很寻常的事，然而对照今天中国现实，我们发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动物有多大的差距。

重温中华民族历史上博大的人文关怀，看看半个多世纪来民族遭受的深重灾难，我们不难认识到这片土地必须重塑价值，续接民族传统美德与人类普世文明，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人性的倾颓，改变这种人性的冷漠与冷血。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张辉：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多元文化的重建

我们不反对孔子，但必须反对孔子背后的孔子；我们甚至不反对马列主义，但必须反对马列主义背后的独裁者。中国人民要想寻求一条解决文化问题的政治路径，就必须放弃文化专制，鼓励思想自由，融合多元文明，实现“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同时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发扬传统精神，凝聚文化共识。以联合国文献所代表的普遍性价值为指引，平等公民权利，通过自治和开放建设多元的公民社会，这就是道路。除此而外，没有别的路。

             一个人有没有文化，要看他所受教育的程度，这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就可以看出来。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的文化程度有多高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看出来。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和代表人物等都是文化，它由这个群体的活动所辐射出来。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她包含了各种信仰和思想，是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与准则。信仰和思想是文化的核心、灵魂，没有信仰和思想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有一种或多种信仰和思想、生存的方式和方法。

            人的大脑是如此复杂，又如此善于养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思想成果，人们往往为此相信人和人的大脑都不是进化来的，而是神创的。假设人和人的大脑都是自然进化来的，那么人仰望星空时所产生的感悟也应该都是平等的，人的思想也应该是多元的；假设人和人的大脑都是神创的，那么人面对上帝和老天爷也应该都是平等的，人的思想也应该是多元的。有一种人，宁死也不愿隐藏自己的思想。在古代，如苏格拉底和耶稣；在现在，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自由从任何价值意义看来，都是包含着言论自由的。那么言论也应该是多元的。人有人性和需要，人们根据不同需要而产生的思想就应该是不同的和多元的。我看着一把椅子时产生的想法和你不一样，可以吗？可以；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想法吗？可以；那好，这就是思想和言论自由，这就是思想和言论多元。

            文明是文化中高尚元素的集合，文化的灵魂是信仰和思想，而价值观则是灵魂的灵魂，文化之中的价值观就是文明的灵魂。文化之中必然有文明的成分，哪一种文化中文明的成分越多，哪一种文化越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这已经被人类历史所证明。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人为的灾难，特别是矿难。使无数的家庭遭受顶之灾。但每次灾难都没有唤起政府和民众更大的关心，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可能缺少一些对生命的敬畏。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里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对他们说：“矿坑里最宝贵的是矿工。”什么是文化中的文明？什么是文明中的价值观？从法国工程师的答案里已经不言而喻了。

           

            信仰和思想的的多元化就是文化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中必然也包含文明的多元化，文明的多元化必然也包含价值观的多元化。中国地域广大，文化的起源也是多源头，如：在山西有三晋文化、陕西秦文化、河北燕赵文化、山东齐鲁文化、湖南湖北荆楚文化、上海浙江江苏一带的越文化、河南中原文化、四川川蜀文化等等，这是一种文化多元化。在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鬼谷子等等，这是另一种文化多元化。中国文化虽然用宏观的眼光看是多元文化，但是人们在中国历史的粗线条中也可以发现一个脉络：

第一，中国王朝轮替不断，在改朝换代的时代和周边民族入侵的时代文化多元化现象显著，比如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夏战争时期、蒙元时期和满清时期；

第二，中央集权衰落的时期文化多元现象显著，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两晋时期和五四运动时期；

第三，皇朝巩固和相对安定的时期大多都是用皇权规范多元文化的时期，比如秦始皇时期、汉武帝时期、明朝和清朝的大部分时期。也可以这样说，虽然中国在文化多元化过程中遭遇了挫折和困难，但是最终，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价值观构成了中国。但是，中国的文化多元和美国的文化多元是有根本区别的。

            美国文化至今还是基督教文化占据主流，基督教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宗教，但是，没有出现基督教支配政治的的现象，也没有出现基督教打压异端的现象，这就说明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形成一定有一个社会共识作为基础。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在哪里找到了共识呢？观察美国社会人们可以发现，不管你在信仰的私人领域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或者什么也不相信，在公共领域你必须遵从由宪法的核心观念和程序规定的公共理性。而这正是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通过公共讨论和对话，反复的“反思平衡”最终达成的“重叠共识”。 反观中国历史，所有的文化如果不能服从或服务于权力持有者就必定遭到无情的摧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文化在权力的选择中该衰落的都衰落了，不能衰落的也最终被权力征服了。

            人类社会的冲突直接表现为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似乎这一些人的文化和另一些人的文化低一定要发生冲突，似乎美国文明和中国文明一定要发生冲突，似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一定要发生冲突，但这只是表象而已。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的另一面一定是利益冲突。从文化冲突到利益冲突的过程有一个简单的脉络：文化冲突的背后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冲突的背后是规则的冲突，规则的冲突的背后是利益的冲突。

            利益性才是人性的根本，利益冲突就在人性之中，所以“人”是统筹规则、价值观、文明和文化的根本。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础是共识，如果多元必须存在于一元之中，这个一元就是共识。人类的多元文化最终必须从哪里寻找共识？在现代社会，不能从帝王身上，也不能从神身上，而只能从“人”身上去寻求共识。人是各种各样的人，但最终都是“人”，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人本共识；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是平等的公民，这就是当今社会从“公民”身上找到的共识。

            中国要建设公民社会，其中就包括公民社会多元文化的重建。在这个重建过程中，我们要容纳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的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也要容纳外来的印度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我们要容纳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的中秋节、春节、元宵节和清明节，也要容纳外来的圣诞节和狂欢节；我们要容纳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的瓷器、丝绸和山水画；也要容纳外来的油画和雕塑；我们要容纳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的厅堂、庭院、园林和兵马俑，也要容纳外来的艺术古堡和钢筋水泥大厦；我们要容纳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的孔子、老子、孙子和荀子，也要容纳外来的马克思、伯恩斯坦和哈耶克；我们要容纳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的诗词歌赋，也要容纳交际舞和酒吧；更有甚者，我们也可以容纳中共竖立起来的红色文化，包括毛的纪念堂和各种红色红色歌曲，但是我们也一定可以容纳其他的文化样式，包括FLG。只要人们愿意，只要人们需要，只要人们能容纳，所有的文化都应该是我们的文化，否则就枉称兼容并蓄的大中华。

            文化的源头在个人，“文”最初表现为单个人的，“化”是相互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自由的方式和生活的方式，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同时，人性都应该是相通的，那么人们的文化之间也一定有一个通达各方的通道，也就是共性的东西。人性的各样化不妨碍人们找到“人性”，一样的，文化的各样化也不妨碍人们找到“文化”。以开放的胸怀让每个人的文化都自由自主地发扬，这就是多元文化。只要个人的文化和群体的文化能够尊重人类文明的共识，都能尊重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文精神、公民精神和法治精神，那么它们都应该是现代文明和公民社会所能包容的。

            根据李慎之先生的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围棋、象棋和军棋，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可以保留的，都是可以和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相互兼容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专制主义必须抛弃。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千真万确的，之所以这样就是没有抛弃专制主义这个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不抛弃，社会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只能把以前的忠君爱国，换成了现在的忠党爱国。中国社会现在的一切问题，说到底都是专制者继续专制的问题，而不是传统文化的问题。至少目前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只要拔除了专制主义这个毒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再到哲学宗教，都可以继承发扬，即使是儒家与法的学说也都有可以继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但它并不难转化出民主主义来。比如法家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也可以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轨。甚至可以说，只有彻底清除了专制主义之后，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大放光彩。

            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没有哪种思想学说能代表永恒的真理，所谓的“真理”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思想领域本来就不要刻意设立禁区，也不能再搞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哪怕对于马列主义的文化也是如此。人家优秀的文化和思想，我们就应该勇敢地克服唯我独尊的自大思想，谦虚地学习他人的优秀之处。自然界能够发展，依靠的是生物多样性，文化大发展也是如此，依靠的是文化多样性。中华网算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吧？在美国上市12年，股价从220（美元）的跌到42（美分），最后停牌退市，把美国投资者活活坑死了。振兴文化产业首先要实行文化自由和文化多元，否则忽悠几年后，也是多几家中华网而已。

     我们不反对孔子，但必须反对孔子背后的孔子；我们甚至不反对马列主义，但必须反对马列主义背后的独裁者。中国人民要想寻求一条解决文化问题的政治路径，就必须放弃文化专制，鼓励思想自由，融合多元文明，实现“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同时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发扬传统精神，凝聚文化共识。以联合国文献所代表的普遍性价值为指引，平等公民权利，通过自治和开放建设多元的公民社会，这就是道路。除此而外，没有别的路。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刘逸明：派出所所长为何成了酷刑逼供受害者？

派出所所长陈焕鹏等警察遭受检察官酷刑逼供的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在中国，如果警察、检察官、法官、政府官员的特权不能得到限制，那么，谁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当然，要想从根本上约束这些人的权力，还得依靠一个民主制度来加以保障，只要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于民意，那么，胡作非为的可能性就很小，在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不仅是普通民众，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也会因此而受惠。

“检察院不让我睡觉，逼我写假供，我多次想过自杀一死了之。”10月20日，海南省东方市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新英湾派出所所长陈焕鹏回忆起半年前被关在检察院50天的遭遇时，难抑激动和伤心。这是最新走入公众视野的酷刑逼供案例，谁都不曾想到，此次的酷刑逼供受害者竟然是派出所所长，而施暴者则是检察官。

今年3月8日，陈焕鹏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防暴大队副主任科员雷庭因涉嫌“滥用职权”被洋浦检察院带走。4月29日，作为最重要证人的陈焕鹏被取保候审，当事民警雷庭被检察院正式拘捕。陈焕鹏不像其他遭受酷刑逼供的犯罪嫌疑人那样，重获自由便将这种痛苦经历通过互联网公之于众。

9月14日，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雷庭案。作为检方控告雷庭有罪的最关键证人陈焕鹏当庭翻供，并反控检方刑讯逼供。当事人雷庭及新英湾派出所民警邓升民也同时指控检方刑讯逼供，邓升民当时还提供了医院的验伤证明。不过，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并未及时跟进，而是在一个多月以后才报道此事。

酷刑逼供在中国并不鲜见，从江泽民时代到今天的胡温时代，酷刑逼供就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从我们所熟悉的酷刑逼供案例来看，酷刑逼供者几乎都是警察，然而，海南的这起案件让我们发现检察院的检察官同样可以成为酷刑逼供者。检察院可以传唤公民，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清楚，但是检察院直接传唤公民的情况并不多，一般还是警方传唤。检察院虽然让人感觉权力不如公安局大，但从法律上讲，检察院是可以监督公安局的，所以，有时候检察院传唤警察就不足为怪了。

众所周知，警察属于强势群体，即使哪位警察有违法乱纪的行为，被传唤和审讯，一般都会比普通民众的待遇好，警察遭受酷刑逼供的案例实在是凤毛麟角，而派出所所长遭受酷刑逼供在以往更是闻所未闻。此次新英湾派出所所长陈焕鹏遭受酷刑逼供的事情能得到媒体曝光，算是让一般人开了眼界。

从媒体的报道看，陈焕鹏并非涉嫌强奸、杀人等重罪，而只是涉嫌“滥用职权”，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案件根本就用不着对犯罪嫌疑人大刑伺候，可是，事实上检察官却对陈焕鹏使用了酷刑。根据陈焕鹏的陈述，对他的酷刑程度并不比一般的犯罪嫌疑人轻微，仅仅不让他睡觉这一项就足以让一般人心生畏惧，更不用说对他进行毒打了。

当然，陈焕鹏因为没有保留遭受酷刑的证据，所以，对此，东方市检察院的卢文副检察长坚称“雷庭案件中绝对没有刑讯逼供。”不过，虽然陈焕鹏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证实自己遭受了酷刑，但是，从他面对媒体记者时仍然表现得有些后怕的表情以及邓升民被殴打后的照片以及医院的验伤证明可知，检察官对他们进行酷刑逼供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从云南的躲猫猫事件之后，看守所出现了各种各样犯罪嫌疑人离奇死亡的案例，有“喝开水死”，还有“做噩梦死”，实际上都是被殴打致死。从佘祥林到赵作海，酷刑逼供所制造的冤案目不暇接，绝大多数时候，公安机关都是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原以为遭受酷刑逼供的只有普通的犯罪嫌疑人，没想到警察甚至是派出所所长都可以成为酷刑逼供的受害者，不知道广大的警察和警长们对此事有何感想。

中国已经可以称得上警察国家了，警察拥有超越普通人的多种特权，我们不难发现，能给人以和蔼可亲印象的警察少之又少，尤其是基层的警察，很多长相不像警察，而是像流氓。这些年，因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维稳费用又在逐年上升，所以，警察表现得更为蛮横，每到敏感时期，在北京等一线大城市，警察就无处不在，对南来北往的民众虎视眈眈。虽然警察权已经够大，但最近国务院又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增加警察特权的法律修正草案。

派出所所长陈焕鹏等警察遭受检察官酷刑逼供的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在中国，如果警察、检察官、法官、政府官员的特权不能得到限制，那么，谁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当然，要想从根本上约束这些人的权力，还得依靠一个民主制度来加以保障，只要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于民意，那么，胡作非为的可能性就很小，在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不仅是普通民众，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也会因此而受惠。

2011年10月27日

欧阳小戎：何以成败论辛亥

辛亥革命未能抵御住苏日的觊觎，未能抵御共产革命的洪流，亦未有将中国社会直接带入文明社会。然而将这一切归咎于革命或革命者们，和将推翻帝制当成丰功伟绩来标榜一样，都是不负责任的。……某种意义上这场革命已经超出了成败的范畴，以成败论辛亥，于今日未必有益。今日中国之变革，正在呼唤一群全新的、本身具有极高现代素质的推进者们；亦呼唤着一种全新的，极具现代素质的变革方式。

今中国独立知识界，于辛亥革命之成败，颇有争论。争论中，诸多观点或深刻睿智，或新颖独到。然而这些争论和过去数十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每一次大规模争论类似，即争论中缺乏清晰的边界。若缺乏边界或者边界模糊，则对任何问题的讨论，都难以使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晰，甚至适得其反，反而使问题变得越来越混乱。

之于很多人，尤其在这场关于辛亥革命之成败争论中的诸君，这场革命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一种情结，因为这场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接近文明的一个政权：中华民国。人们对民国被迫从中国大陆撤离扼腕叹息，并庆幸因民国据守台湾，使得先辈们和我们自己的理想，今日终于得以在海峡对岸实现。革命的另一个角色，之于众多以独立认知者自居的诸君，同时亦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那便是：这场革命是一个历史事件，对历史事件的评估，必须遵从另一种规律，这种规律排除任何情感因素。

对于辛亥革命在我们心中扮演的第一种角色，笔者本人更愿意以文艺创作的方式与诸君交流，若要交流类似情结，亦理当如此。因此，今天我们在此探讨关于辛亥革命之种种，仅限于探讨其所扮演的第二种角色，即：历史事件。是以以下言归正传。

我们评判一场革命的成功或失败，有两种完全不相干的评判角度。这两个角度或曰两个层次有时会巧合地重合在一起，其重合程度取决于革命者信奉的价值理念与社会诉求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角度，是从革命本身的理想出发；第二个角度，是评估这场革命是否有效推进了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并有效促进了全社会利益均衡。因为一个社会发生革命，必然具有两层涵义，一层是革命者们的革命；更深一层是社会的革命。因此革命的成败亦必然有两层涵义，一层是革命者们的成败，更深一层则是社会的成败。

譬如紧接着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共产革命，如果从第一个角度出发来评判它，那么，发生在1921年至1949年间的这场共产革命，堪称得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这场革命按照共产主义的理念，完全摧毁了私有财产并建立了公有制；摧毁了旧有的中国传统以及近代传入中国的其它种种西化价值观，并为全社会强行植入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按照列宁/斯大林的模式建立了一个铁腕的强大列宁式政权。但如果从第二个角度来评判，那么，这场共产主义革命就变成了彻底的失败，它是一个由全体中国人共同承担的惨剧，此文中不再就此展开。

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辛亥革命，发现辛亥革命和随后的共产革命相比，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场革命的理想，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全局利益并不冲突，甚至可以说，革命理想就是当时中国社会全局利益的终极体现；而共产革命则在理念上便与社会全局利益背道而驰。换一种说法，也可以如是说：辛亥革命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寻求变革的产物；而共产革命则带有更强烈的被输出革命性质，当时中国社会几乎不存在公有化的诉求，这场共产革命更象是苏俄趁中国社会的内外困局寻找在华利益代言人的后果。因此，如下结论或可以为众多具有独立认知者们所接受：辛亥革命可以视为单纯的，中国社会自己寻找出路的后果；而共产革命，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下面我们开始从革命理想的角度来评估这场革命。辛亥革命的理想，所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无论从当时抑或当今来看，其核心皆在于所谓“建立合众政府”。以今日的角度来看，此表达并不清晰准确，所谓“建立合众政府”的真正内涵，简言之是以美国为蓝本，建立一个以普遍选举为基础，三权分立的共和联邦制国家。可以说，它既是革命理想的核心内容，同时亦是中国社会全局利益最大化和内部利益均衡化的最佳达成方案，直至今日，仍是如此。清帝逊位之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目标已经达成，且形式上的帝制从此被整个中国社会彻底否定。然而终结了帝制并不等于文明将自然填补帝制留下的空白。“建立合众政府”，随着时间和历史推演变得日益困难。至于“建立合众政府”之目标何以陷入困境，是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其中包括有诸多因素，亦很难对此作出定量评估。但两个因素对其造成的巨大影响，无论如何都不可回避。其一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或曰后果），远远无法满足当时中国社会对变革的强烈诉求；其二是苏、日两强大邻国对中国的觊觎。其中后者的作用可能远远大于前者，在诸多因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其后共产革命所标榜的功绩，亦足以显现地缘政治之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在共产党政权自我标榜的合法性中，首当其冲便是它自称“中国从此独立自主，摆脱了被列强凌辱的命运”。实际上，在这一百年中，真正威胁着中国国家存亡安全的只有苏日二家，只有这二家怀有占领中国的目的，并处心积虑地试图实现该目的。日本战败，具有浓厚苏联背景的共产党势力控制了中国，所谓“亡国”问题得到“解决”，至于日后中苏冲突，已经属于另一个历史问题范畴，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那么，既然辛亥革命在革命理想和社会需求两方面的成败，存在巨大的重合部分，我们究竟如何评估这场革命的后果？如果这种后果是积极的，可以称为“成果”的话，它的“成果”又究竟价值几何？这个庞大的问题，在没有庞大数据支持的情况很难给出一个可以被公认的结论。尽管民国时期，尤其在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自由度、文化繁荣程度、经济成就等等方面，都可圈可点，但中华民国未能将文明根植于中国大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当中华民国被迫从中国大陆撤离后，台湾取得了令全亚洲骄傲的文明成就。但是，台湾今日所取得的文明成就，中华民国这一政权，这一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在其中究竟起到了多少积极作用，却仍旧存有巨大疑问。以民进党为代表，台湾岛内反对派对台湾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容否定，他们的功绩甚至有可能远远超过退居台湾的民国政权。

因此，辛亥革命果真取得了巨大成就么？它果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么？很多人因之质疑这场革命，他们认为一味地称赞这场革命是不负责任的，其中有激进者甚至认为革命不仅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文明，反而拖了这个国家文明进程的后腿。因为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种种景象，尤其民国政权的种种表现，并不见得就比二十世纪初叶时期的清廷更好。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以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变革问题，而是全力敦促清廷进行改革的话，后果会比革命强得多。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清廷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改革愿望，并在努力试图步步推进地实施各项改革。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疑问，不同的人会对此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无论如何纸上谈兵，当时的现实却是：革命态势已经不可逆转，清廷本有很多机会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然而他们不懂得珍惜这些机会，直到有一天感到末日降至，才明白改革是他们的唯一出路。然而为时已晚，人们对清廷、对帝制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只要是皇帝，无论是好的、坏的、立宪的、专政的，统统不要，必须铲除。

摧毁帝制被当成的革命的成果来传唱，然而摧毁帝制并不意味着结束了专制，更不等于文明会接踵而至般地大驾光临。帝制不等于落后，毁灭帝制亦不等于文明。革命试图建立一个象美国一样文明的国家，这一目标没有达成；但是保皇党们如果想要建立一个象英国一样的文明的国家，他们又能达成目标么？美国蓝本失败了，但没有迹象表明英国蓝本就可以实现，更没有迹象表明美国蓝本的失败是因为它压制了英国蓝本的实施空间。最终实现的是苏联蓝本，苏联蓝本非常简单：既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满足社会的变革诉求，那么我们就不允许社会拥有变革诉求。

前述那个质疑革命，不要革命而是支持清廷改革的假设，如果我们将其继续推演下去：即便没有革命，或者说革命推迟爆发数十年，那么，清廷真的能够在一边改革的同时一边抵御苏日两大邻国对中国的觊觎，而将中国社会带入文明之中么？似乎找不出什么逻辑出发点可以推导得出它能够做到。

因此，辛亥革命未能抵御住苏日的觊觎，未能抵御共产革命的洪流，亦未有将中国社会直接带入文明社会。然而将这一切归咎于革命或革命者们，和将推翻帝制当成丰功伟绩来标榜一样，都是不负责任的。对这场革命的评估，仍旧需要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在数据充足、边界清晰、排除个人情感的前提下，继续为我们带来深思。某种意义上这场革命已经超出了成败的范畴，以成败论辛亥，于今日未必有益。今日中国之变革，正在呼唤一群全新的、本身具有极高现代素质的推进者们；亦呼唤着一种全新的，极具现代素质的变革方式。

孙文所云“革命尚未成功”者，值此辛亥百年之际，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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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我们的目标——走向宪政

我真不懂当政者们是怎么想的。难道非得把民众要“选票”的手砍掉，逼他们拿“枪杆子”不成？这是很愚蠢和危险的做法，利比亚的卡扎菲就是这么做的，他把民众和平举起要“选票”的手砍掉了，结果民众拿起“枪杆子”，“让子弹飞”。飞到后来，一颗子弹飞到卡扎菲本人的头上。他死前还被鞋打，这是伊斯兰教比处死还严厉的惩罚。

中国有部电影名字叫《走向共和》，这名字有很大错误。它给不了解历史的人一个错觉，好像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志士浴血奋斗，只是为中国有“共和”之名。他逝世前已经将大清帝国推翻，却未能成就“共和”之名，因此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中说：“经过２０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还说：“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请网友们注意推敲“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这句话，会发现有严重的逻辑问题。在逻辑上不可以说“已经”， 同时又说“正在”。“已经”是过去时，“正在” 是正在发生时，可以全部否定两者，也可以只肯定其中之一，放在一起说就产生了时间混乱。例如：我已经或正在吃饭，没人能搞懂这话的意思。通常街头卖狗皮膏药的人就这么说话。

我对于“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这话的理解是：中国已经有了“共和国”的名称，却还没有共和国的实质，这实质是宪政。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是要努力成就“共和”之名，而是要努力推行宪政之实。这才是他和同志们浴血奋斗的真正目的。

“共和国”的名字并不重要，有宪政之实的国家未必一定要有“共和”之名。如英国，它早已经从王国和平转型为宪政国家，却仍然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名字。同样，有共和之名的国家未必有宪政之实，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它国名有“民主”、“人民”、“共和”，比所有国家的名字都漂亮，可是这国家的政权已经传至“金三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国名漂亮，而且还有《宪法》，有“宪政”机关，有“选举”，有“民主党派”，一应俱全。可是这些全都形同虚设。所行“宪政”如同演京剧一般。这场名叫“共和国”的京剧，“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唱就是60多年，现在第四代“正在”继续上演。

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宪法》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没有得到实施，有关人权条款的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完全没有得到实施。根本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制定和执行这《宪法》和相关法律的国家机关在进行干扰和破坏。

我和朋友刘生敏正在经受这种来自国家机关的干扰和破坏。刘生敏有一个梦想，就是依照《宪法》和《选举法》规定，通过竞选，当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大代表。他想实实在在为社区民众做好事，奉献自己的热情和能力。

刘生敏三次参加独立竞选，前两次都因为地方选举机关的阻挠和破坏而失败。可是他越挫越勇，毅然又第三次报名参选。这次不同的是，他想聘请律师做他的竞选顾问。我是他的朋友，也是律师，又是有宪政梦想的人，便欣然接受了他的聘请。

我依法维护刘生敏的政治权利，保障他依法行使权利。可是我们受到来自地方选举和行政机关的很多阻挠和破坏。我一边依法维护刘生敏的政治权利，一边把他选举的经历记录下来，写成系列文章发表。已经发表了如下三篇文章，反映出我们遇到的困难，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和思考：

《刘生敏独立竞选记（1）----竞选有顾问》

《刘生敏独立竞选记（2）----书记撕海报》

《刘生敏独立竞选记（3）----唤醒选委会》

通过参与独立竞选人大代表，我亲眼看到中国专制制度的丑陋和虚伪，亲自闻到它的腐败气息，深深感到它像一具僵尸般压在中国民众的身上。很多人也都像我一样看见，一样闻到，一样感受到，可都是奈何不得它。

中国“共和”空有其名，“宪政”也是假宪政。这比赤裸裸的没宪政，真专制更加害人。真专制使人失望，民众起来把它推翻就行了，假宪政蒙蔽了很多善良的民众，使他们既失望，又希望，在失望的痛苦和希望的憧憬中度过了60多年，许多人一生有宪政梦想，最终带着这梦想死去……。

中国有些人悟到了孙中山先生遗嘱的真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行宪政，他们开始为之努力。这些人都是和平主义者，主张中国通过和平转型成为宪政国家。其中有人还得到国际公认，获得国际“和平奖”。可是他们都受到打压。有死的，有坐牢的，有妻离子散的，像刘生敏这样受打压和逼迫的人就更多了，有些人只因为把梦想写成《08宪章》就被打压逼迫，连作宪政梦都不行。

我真不懂当政者们是怎么想的。难道非得把民众要“选票”的手砍掉，逼他们拿“枪杆子”不成？这是很愚蠢和危险的做法，利比亚的卡扎菲就是这么做的，他把民众和平举起要“选票”的手砍掉了，结果民众拿起“枪杆子”，“让子弹飞”。飞到后来，一颗子弹飞到卡扎菲本人的头上。他死前还被鞋打，这是伊斯兰教比处死还严厉的惩罚。

我写《唤醒》一书，不仅是要唤醒民众，也是要唤醒当权者们，使他们认清形势，看到席卷而来的世界民主浪潮，顺应其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与民间热心宪政，主张和平的人士积极合作，将中国和平转型为宪政国家。

当权者们把孙中山先生像立在天安门广场，我为此感到高兴！我希望能在3年之内实现他的遗嘱，使宪政成为现实。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他同志先烈们的梦想，更是现在民众的梦想。

当中国实现宪政以后，我想会有一部名字叫《走向宪政》的电影，里面从孙中山先生领导宪政革命开始，会有这样一些片段：孙中山临终留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蒋介石专制；抗日卫国；假共和国；“文革”毁灭宪政思想文化；改革开放放弃宪政理想；封建文化复辟；民间宪政抗争；广场上难以抹去的记忆；孔子站在天安门广场；孙中山重回赶走孔子。最精彩的片段在后边，中国民众都是演员，而且是主角儿。

天下是大家的，历史也是大家的，中国历史由中国民众来表现创造，中国天下由中国民众来主掌管理，这就是孙中山先生要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宪政。它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我已经瞭望到它的桅杆，宪政的巨轮即将来抵达中国海岸。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公告天下

“维权网”声明：

践行宪法保障人权承诺，立即还陈光诚以自由！

   

     10月27日，又有一批各地维权人士前往山东临沂探望被囚禁家中一年之久的盲人人权捍卫者陈光诚。结果早上从北京赶去的维权人士刘沙沙在临沂火车站被一男一女两名警察强行带走；正在赶往临沂路上的江西新余维权人士刘萍收到古山民短信，说自己在医院查出23日被东师古村看守打断一条肋骨，目前正在医院治疗。26日已经赶到临沂几天的媒体记者李建军与几名网友，在向临沂市与沂南县政府有部门陈情，得到口头许可后，再次前往东师古村，却在双堠镇派出所被警察殴打。然而，这一切只是2006年以来，众多前往临沂探望陈光诚及其家人而遭遇侵害的一个缩影。“维权网”严正谴责临沂当局这种公然践踏宪法，野蛮侵犯人权，制造社会恐怖，挑战社会正义，伤害公民良心的行为，并强烈呼吁中国政府责成临沂地方政府回到法治轨道，践行宪法保障人权的承诺，立即还陈光诚和他家人以自由，停止阻扰和打压一切前往临沂探望陈光诚的各界人士。   

    陈光诚，1971年11月12日出生于山东临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1994年至1998年，就读于青岛盲校。1998年至2001年，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多年来，陈光诚依靠自学法律知识，来帮助村民、残疾人士维护权益，被媒体称为“赤脚律师”。1996年，陈光诚针对临沂当局向残疾人征税，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残疾人可减免税收的有关规定，与当地政府交涉无果，遂于当年寒假，到北京上访，最终迫使临沂当局表态要停止向残疾人士征税。1997年，东师古村开始实行两田制，加重了村民的负担，陈光诚通过《半月谈》了解到上级政府不允许搞“两田制”，1998年夏，他到北京上访，最后终于中止了村里的两田制。2000年到2001年，陈光诚在中国法学会发起并负责“残疾人维权项目”。2002年，他试图在北京成立残疾人的民间维权组织，未果。2003年9月，陈光诚在北京乘坐地铁，检票员以其没有当地的盲人免费乘车证为由，要求其购买车票。陈光诚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第44条“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的有关规定，将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告上法庭，并获得胜诉。通过此案，终于使外地盲人也可在北京免费乘坐地铁。2003年后，陈光诚关注临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上存在的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对生二胎的孕妇强行堕胎、引产，甚至随意抓捕亲属、逼迫家人交纳巨额罚金，导致一些人家破人亡等等违法侵权的情况，并通过媒体对此公开揭露批判，因此招致临沂当局忌恨。2005年9月6日，陈光诚在北京与时代周刊记者讨论临沂的计生状况时，被山东警员在不出示任何证件、公文的情况下，强行抓回山东。之后陈光诚被软禁在家，与外界的通讯也被限制，并且受到多次殴打，一些同情支持他的村民也曾遭殴打。数名律师先后介入此案，并前往临沂进行调查取证，但受到很大阻力，甚至遭暴力袭击。而后由海外媒体曝光后，受到广泛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官员就临沂计生事件发表了谈话，并称要着手调查此事，但此案随后并未出现转折，陈光诚继续被软禁。

   

    2006年3月11日，陈光诚被临沂警方从家中带走后与外界失去联系；6月11日，陈光诚家人收到其被刑事拘留的通知书；8月18日，山东临沂沂南法院开庭审理，陈光诚被指控犯有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8月24日，沂南县人民法院判处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10月30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县法院的判决结果，要求发还重审；12月1日，沂南县法院宣布对陈光诚维持原判。2007年1月12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维持对陈光诚的一审判决。陈光诚在服刑期间遭到殴打、伙食差及生病不给医治导致长期便血等虐待。他的太太袁伟静与孩子遭到软禁，被禁止与外界联系，每天被一批男人爬在房前的墙头盯着，受尽屈辱与恐惧。一度袁伟静逃到北京，但很快又被临沂警方抓回。

   

    2008年1月24日，德国电视一台制片人陈露及其采访小组一行四人前往东师古村，希望对袁伟静进行采访，但进村后旋即遭遇拦截、恐吓威胁，袁伟静被看守强行拖回家中。2009年3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带着一个学生前往东师古村，试图带点生活用品给袁伟静，但遭殴打驱赶，无功而返。

   

    2010年9月9日，陈光诚出狱，被警车送回家，此后即被软禁在家。当地政府在东师古村各路口派驻了近百名看守，派出40-50名工作人员到东师古村及邻村一家一户做思想工作，说陈光诚是汉奸、卖国贼，属于"敌我矛盾"，威胁、警告邻居不得给其提供帮助。个别维权人士冒着危险将陈光诚情况透露出来，结果招致抓捕，有的甚至被关押达半年之久，这使有正义心支持陈光诚的村民被迫外逃避难。陈光诚家被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手机屏蔽器、强光灯，他和妻子被禁止外出，禁止与外人来往，其生活用品只能由陈光诚的母亲带入，陈光诚的营养只能靠袁伟静养鸡下的蛋。陈光诚出狱后身体一直有病，便血没有停止，临沂当局不让他就医治疗，并且还多次发生看守人员冲入家中殴打陈光诚与袁伟静事件。陈光诚的女儿今年已经6岁，到了上学年龄，但临沂当局居然一度不让她上学，后在维权人士抗议与家属据理力争下，才于今年9月中旬得以每日在看守的接送下到邻村上学。

   

    临沂当局对陈光诚的野蛮侵权行径，激起了国际国内一批正义人士的极大愤慨，一批批各界人士先后从各地前往临沂探望陈光诚，欲意冲破临沂当局这种以家为牢对陈光诚的囚禁。然而，这些前去看望的人士（其中包括女性和外籍记者）无一例外地受到当地看守的拦截、殴打、凌辱、抢劫、绑架、丢到荒郊野外、强制遣返等等暴力对待。

   

    2011年以来，接连发生如下种种暴力侵权事件：

   

    1月10日，女网友珍珠只身驾车前往东师古村试图看望陈光诚，遭暴力袭击，车窗玻璃被打碎。

   

    2月13日，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Brice Pedroletti同法国《新观察家报》记者Ursula Gauthier以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Stéphane Lagarde一同驱车前往东师古村采访，在靠近陈光诚家时，他们遭六名男子推搡，录音机、记者证被抢走，汽车被搜查，录音机存储被删除，还有“一个中国男子手里拿了一块砖头威吓他们”。在记者开车驱车离开后，还有一辆无牌照车辆跟随了一段路程。

   

    2月14日，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杰安迪和他的一名同事驾车去采访陈光诚，他们还没有进入东师古村就被拦下。据被拦记者陈述“几个便衣拦住我们的车不让我们进村。他们用暴力打开我们的车门，抢走我们的手机、录像机、照相机以及我们的证件。最后扣下了我们的照相机储存卡还弄坏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网友高兴波在视频中得知“陈光诚很喜欢吃羊肉，但是出狱后一直没有吃到”后，同一天他带羊肉进入东师古村，被发现后遭扣押殴打，最后被扔在距离村子20多公里处的荒郊野外。

   

    2月16日，美国CNN记者前往东师古村，也遭遇推搡，有人甚至向他们扔石块，他们被迫撤离。

   

    9月19日北京维权人士刘沙沙、妙觉及三位网民前往山东临沂，打算探望陈光诚，在东师古村附近，遭到当地看守殴打及黑布蒙头，最后被推入水沟，又将她们俩人带到百公里以外抛弃在荒野。

   

    9月21日，前往探望陈光诚的4位支持者及一名以色列女记者遭到当地警方和一些不明身份者暴力袭击和扣押。

   

    10月5日之后，接连有上百网友、上访与维权人士前往东师古村，结果全部被绑架、殴打，驱赶、遣送回户籍所在地。其中河南记者石玉在以私人身份前往沂南被驱赶回后，由于其工作单位领导受到了很大政治压力，他自己主动解除了跟新华社所属财经国家周刊的合同工作关系。

   

    10月15日作家慕容雪村、媒体人王小山等5人，前往东师古村拜访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村口遭到不明身份者阻拦，并且被扭送回临沂市。

   

    10月23日，江西独立参选人维权人士刘萍、古山民等一行30来人前往东师古村，结果遭致殴打、抢劫、驱赶，古山民还被打断肋骨入院治疗。

   

    如此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的殴打、抢劫、绑架、驱赶前往东师古村公民的行径，引起了国际国内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向人大、公安部、最高检等司法及监督机构公开投诉、举报，著名作家章诒和向党魁政要公开上书，秦晖、刘军宁、艾晓明等学者公开发声质疑当局、声援光诚，社会群情激昂，民怨滔滔。然而，临沂当局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疯狂制造中国社会的矛盾与恐惧，而中国自诩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央当局居然也坐视不管，任由临沂当局胡作非为。

   

    临沂当局这种以家庭为牢来囚禁陈光诚，并花费巨资雇佣大批打手暴力阻止公民前往探望陈光诚的行为，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前言中明示的“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二条“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同时，也违反中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涉嫌触犯中国《刑法》第十三”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临沂当局的违法滥权行为也与中国政府一再标榜的”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宣示相背离。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落实《宪法》保障人权的承诺，立即还陈光诚和家人以自由，并准许各界公民自由前往探视。

   

    二、追究临沂当局及其所指使的看守人员违法侵权的法律责任，依法对陈光诚、袁伟静以及前往探望而受到侵害者进行国家赔偿。

   

    三、切实启动政治改革，让权力真正来自人民，并接受人民的监督。

   

    维权网

   

    2011年10月27日

许志永：请珍惜这张选票——致北邮同学的一封信

2011年11月8日，你将领到一张选票，上面列着四个候选人的名字，在每一个名字后面，你有权利表示赞成、弃权或者反对，你还可以在反对的名字后面“另选他人”。

也许你从不关心，你觉得这没用，你已经失望或冷漠太久了。可是，2003年和2006年你们的学姐学长们曾经珍惜手中的选票，那两次合法公正的选举是北邮的骄傲。作为他们选出的海淀区人大代表，作为曾经的宪法学老师，我恳请你们珍惜这张选票，珍惜这五年一次的对国家和社会肩负责任的机会。

根据宪法，人大代表最重要的职责是选举和监督“一府两院”、决定财政预算等重大事项，当了8年海淀区人大代表，我深切感受到，正是因为依法履职的代表太少，法定的“权力机关”才变成了“橡皮图章”，一个国家“根本政治制度”都如此虚假，怎么可能建立诚信社会？而依法履职代表太少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竞选，选民没有认真投票。

我能理解你们的冷漠，因为你们只是看到了“他们”的标语，你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候选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不知道他（她）打算做什么，能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他（她）是谁。因此，我，也是每一个候选人，都有责任以海报、短信、演讲等各种宪法赋予的公民表达自由告诉你们“我是谁，我打算做什么”，然后由每一位选民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不是中国特色腐败官场上的“拉选票”，这是真实选举所必要的“介绍”候选人。

而你们的责任，是珍惜这张选票。不要觉得无所谓，社会不公不义和每一个人的冷漠有关。无论人大、司法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机关能够依法履职对人民负责，中国就不会有今天如此的贪腐与不公。如果说那些拆迁自焚者、被关黑监狱的上访者、无辜却被判处死刑绝望的伸冤者离你太遥远，海淀离你不远，难道你愿意继续看到海淀区人大代表高票选出一个一年之后因腐败被判死缓的区长？愿意继续看到财政投资20亿元把麦田挖坑灌水建成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愿意继续看到打工子弟学校突然被强拆？愿意继续看到特权腐败横行正义底线缺失而“权力机关”无所事事？如果说过去四年都和你无关，那么现在，是你，要亲自投出这神圣的一票。

请珍惜这张选票。五年就这一次，选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你”的选择。11月8日那天，法律不是让你被动去胡乱画几个圈完成任务，而是让你为海淀人民选出负责的议员——从法定职责上看人大代表就是议员。不要在乎谁推荐，不要在乎他（她）是否当过代表，不要在乎他（她）是不是领导，要在乎自己的判断，看他（她）有没有意愿关心公共事务，有没有意愿依法履行代表职责，然后，在赞成的候选人后面画“o”；对不了解的候选人弃权；在反对的候选人后面画“x”并在“另选他人”一栏里填上你希望成为代表的任何一个公民的名字。

和你们一样，我也曾想过放弃。为今年要不要第三次竞选，我犹豫了很久，反复问自己是不是因为在乎这个职位。2003年第一次竞选人大代表，我想告诉大家，请相信我们的选举权是真实的，2006年第二次，我想给大家证明，非官方推荐的候选人也是可以连任的。我执着地告诉人们，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本不想第三次竞选，可是作为代表8年过去了，我没有看到政治体制进步，却看到公民竞选持续受到打压，看到选民依然沉默，依然被操纵着完成这场虚伪的演出。

我不在乎这个职位，过去8年已深切体会到很多无奈，可我在乎一个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所争取的今天写在我们宪法中的那些神圣的权利信条，在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在乎那些为社会不公所蒙受的实实在在的苦难，在乎一个简单、真诚、善良社会的梦想，我必须在乎。

我还在乎自己生活了九年的大学校园会不会被假丑恶蹂躏。我希望校园生活是真实的、自由的、快乐的，没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虚伪，没有官僚和准官僚们的贪腐与自私，学子们不需为所谓前途不断阉割自己的灵魂。我希望选举是真实的、自由的、快乐的，没有谈话和威胁，没有论坛被封杀，没有恐惧和冷漠。

知道已经有老师和同学为支持我而被谈话，对不起，我已经太“敏感”，因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我走上了一条追寻自由和公义的道路，为结石宝宝寻求赔偿，代理光诚案，围观黑监狱，为冬天桥洞下贫穷的访民送衣物，反对打工子弟学校强拆，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而呐喊，在良心和公义的道路上走的越远也就越“敏感”了。这个国家有太多的苦难和焦灼，我没能学会转过脸去，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这个社会可以更美好的，这么多年我一直生活在梦想中，它让我见证了很多苦难却依然在感动中前行。

因着自由中国的梦想，我离北邮越来越远了。9年来，这里是我生活的保障，大家选我当代表，学校为我常常承受压力，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值得我永远心存感激。曾以为在体制和良心之间能找到平衡，从事公益的同时可以做一个称职的法理学和宪法学老师，给可爱的同学们讲法律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法律人，什么是言论自由……每到期末，会有同学拿出相机，在宏福的草地上记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笑脸，我喜欢那些日子。可是2009年暑假之后我再也不能上课了，实验室和资料室的工作做不好，一直愧疚不安。虽然老师和同学寻求帮助的时候我都会尽力帮忙，但是因为选择了做一个现代公民拒绝所有的“关系”和勾兑，我能帮忙的其实不多。我唯一能承诺的，也是2003年曾经的承诺——我将关注社会公正，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自由幸福，真对不起，请不要问我能为北邮做什么，而是要问我，我们一起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

是的，你我都有责任考虑，我们一起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面对权贵无节制的贪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多的关于房价、教育不公、国企垄断、司法腐败的普遍的愤怒，你也许从不关注，也许曾有抱怨，也许已经学会转过身去，可是，那些因社会不公绝望的受难者，其实和你我息息相关。幸福是相对于别人的优越感，成与败、欢乐与悲伤、贫穷与富裕都相依相应而生，当你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享受富裕、成功的快乐时，请不要忘记那些贫弱的同胞，你的幸福和他们承受的代价息息相关。人类当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依。

请珍惜这张选票，不要说这没用，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永远不要放弃一点一滴的努力。无论经历多少挫折，我没有放弃把“橡皮图章”变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努力，没有放弃一个公平正义自由幸福中国的梦想。这梦想需要很多很多人共同完成，请和我一起唤醒这麻木冷漠的时代，请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认真对待我们国家的未来。其实那对正义的渴求、那美好的闪光的爱就在每一个人心灵深处，需要我们用行动去召唤。无论面临多大压力，我愿坚守，在这溃败的社会里点燃真与善的微弱烛火，我渴望北邮的老师和同学、千千万万的现代公民和我一起点燃这烛火，照亮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感谢！

许志永

2011年10月18日

“维权网”声明：应切实保障独立参选人和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0月24日，贵州省贵阳市的独立参选人陈西被当地警方带走6天，家属一直没有得到警方提供的任何法律文书。陈西的妻子一大早前往贵阳市公安局找国保支队了解情况，接待人员以“国保办公室无人”为由阻止其进入。与此相应，今年区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开展以来，全国多地纷纷传出独立参选人被骚扰、监控、软禁、殴打、绑架、传唤、拘留，甚至被逮捕的消息，选举中的各种违法情况层出不穷，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到严重侵害。“维权网”强烈谴责这种破坏选举，违反法制，践踏人权的行径，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打压独立参选人，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0月19日下午，“贵州人权研讨会”负责人、报名参选今年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人权捍卫者陈西，前往住地贵阳世纪城社区服务中心查看有关选举信息，从电脑上拷贝一些公布的选举资料。当场并无任何人出来阻止，也没有看到任何不让拷贝资料的提示。但当陈西拷贝好选举资料返家时，社区服务中心的两名工作人员和一位片警却跟踪陈西到家，说陈西拷贝了涉及机密的材料，随后将他控制。当晚金阳分局与野鸭派出所十多名警察与便衣将陈西抄家并带走，直到24日，陈西的家属仍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文书。与此同期，贵州的李任科、吴玉琴、徐国庆等独立参选人也受到严密监控、跟踪。还在陈西等人于10月5日宣布参选当地人大代表后，就受到贵阳有关部门的劝阻、警告，但陈西坚持依法参选，终至被警察抄家、抓走。陈西因此失去成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机会。

   

    今年区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展开以来，因独立参选而受到当地有关部门干扰、阻碍、绑架、软禁甚至拘留、逮捕的违法事件屡屡发生。

   

    5月，江西省新余市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独立参选人刘萍、李思华、魏忠平等，不仅被当地选举委员会剥夺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资格；而且在选举投票之日，刘萍还被软禁在新余钢铁公司良山铁矿招待所中。前往观摩投票的志愿者遭到围攻，照相器材被抢掠。

   

    5月，上海作家、企业经营者夏商，宣布参选上海市静安区人大代表后，不仅被有关部门约谈，而且企业面临特别的检查。在各方压力下，夏商被迫宣布退选。他表示“自宣布参选以来，各种暗流和阻挠不断。近日发生的一系列恶性公共事件让我幡然醒悟，让我对这个政权彻底失望，对参选感到强烈的羞耻感。参选其实是与政权的同流合污……所以，我宣布退选！”

   

    5月底，四川作家李承鹏宣布参选成都武侯区人大代表后，也面临当地有关部门的压力，原定赞助他儿子打网球的企业也受压取消了赞助，使李承鹏不得不发出“自己是个不济父亲”的悲叹。

   

    6月20日到9月5日，湖北著名选举专家姚立法被当地警方与他所在学校领导联合绑架失踪达两个多月，期间在姚立法摔伤后仍不给其及时治疗，目的就是阻止他参加潜江市人大代表选举与宣传有关选举法规，及培训独立参选人。之后仍对他实行严密监控和软禁。

   

    9月以来，北京市的野靖春（西城区）、杨凌云（东城区）、刘秀贞（东城区）、刘素民（东城区）、张善根（东城区）、郑威（东城区）、庞银平（朝阳区）、王秀珍（朝阳区）、吴立红（朝阳区）、周秀玲（东城区）、韩颖（海淀区）、野靖环（海淀区）、湛江（海淀区）等13位公民宣布参选人大代表后，纷纷受到骚扰、监控、传唤、阻止甚至绑架。他（她）们发起的选举宣传活动，除了第一二次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基本如期进行外，其余全部因官方的干预、参选者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进行。9月29日上午，独立参选人吴立红在参加朝阳法院就其本人对非法拘禁提起行政诉讼庭审时失踪，次日亲友得知她已被行政拘留15天。10月12日，独立参选人韩颖送孩子上学回家时，被不明身份者阻止进家，随后她赶到野靖春楼下，遭到尾随前来的两男子绑架、扭伤，警方赶来时，两名绑架者自称是选举办公室的人。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自从表示要自荐参选北京市昌平区人大代表后，获得了本校师生的广泛支持。10月21日，仝宗锦老师辛苦征集的接近2600个师生选民签名推荐表格却被选举办拒收，理由是并非选民小组组织下的推荐。仝宗锦交涉未果。仝宗锦无奈地说，好消息是，我知道了（选举是怎么回事）。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乔木宣布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虽然受到师生广泛支持，但受到学校多方阻挠。有博友私信告诉乔木：“学校已经召集各总支书记开会了，全力做学生工作，务必把你挤出前三名。有同学给乔木发悄悄话：”很抱歉乔老师，系里指定级长代替同学签名选杨书记。我们无能为力，唯一的选择就是弃权“。乔木说，某老师拿入党的事情威胁同学，不许选举乔木，这样的事自己在中文、法语、德语学院都听说了。另外在乔木老师任教的英语学院老师们开会时，院方推荐了另外两个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选，但大多数老师还是另外签名推荐乔木，两个老师组都是。10月22日，乔木表示确信自己进入10人左右的初步候选人名单，即使不能成为11月1日校党委决定的最终两名候选人，在11月8日选举日，面对选票上另选他人的空栏，你仍然可以写：乔木。乔木呼吁师生们关注监督最后唱票、计票、监票的过程。

   

    10月19日，北京交通大学参选人张映伟老师去选举办公室递交自己的联名推荐表，选举办的有关负责人却不愿意接收，称只按学院接受各选民小组提交的推荐表。经过激烈争论，又以每个人的签名只有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为由拒绝接收，又争论了一会，最后张映伟老师打电话给学校负责人，经过沟通，工作人员同意收下，但还是称是否有效要由选举分会决定。最终，张映伟老师没有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

   

    更有甚者，9月20日下午，广东顺德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里居委独立参选人李碧云，在获得法定推荐人数后，因抵制顺德区选举办违法剥夺她作为正式候选人资格，而与选举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后被以涉嫌“破坏选举罪”刑事拘留；9月27日，被顺德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

   

    从各地披露出来的情况看，在这次已经开展的基层人大选举中，各地方当局除了公然动用警力强行干预独立参选外，还事实上将选举名额通过“戴帽代表”（上面分配到各选区，指令各选区必须选上代表的人员）及内部协商形式瓜分殆尽。同时，公然违法在各个选举程序上阻止独立参选人成为正式候选人，使选民根本没有真正选择的余地。从目前已经看到的各地独立参选人，他们的推荐人都纷纷被有关部门谈话、威胁，许多人不得不放弃推荐。如10月20日中午十二点，在北京九龙南居委会的百般阻挠下，中国第一位模特独立参选人程钰婷推荐签名从11名减为9名，无法自荐参选。还有的地方选举办甚至公然拒绝独立参选人的推荐名单。如10月21日，北京市昌平区独立参选人仝宗錦对外发布的消息称，有2574位选民联名推荐他为昌平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代表候选人推荐表》，“被选举办拒收，理由是并非选民小组组织下的推荐。”

   

    针对中国正在开展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种种违法情况，选举专家姚立法先生发起了“关注人大代表选举获100万元奖金游戏”，意在通过重奖合法选举来促进落实公民民主选举权利。不过，姚立法先生也不无悲哀地断言“奖金发不出去一分钱”，因为至今没有发现一个选区是完全严格按照《选举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的。由此可见，中国正在开展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违法侵权的严重程度。

   

    中国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的种种违法侵权行径，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㈠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㈡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㈢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也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还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有关选民登记、候选人产生、代表名额分配、选举程序等等相关规定及第五十二条“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维权网”强烈呼吁：

   

    一、立即停止一切打压独立参选人的行为，还陈西、姚立法、李碧云等独立参选人以人身自由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二、严格依法办事，严肃追究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违法侵权的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采取实际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选举法》赋予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三、开放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让媒体自由报道各地选举情况；让各候选人自由会见选民发表竞选言论；允许各媒体开辟选举专栏，跟踪报道选情，宣传《选举法》和相关法律法规。

   

    维权网

   

    2011年10月24日

焦点关注

  编者按

   本期的“焦点关注”我们继续关注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遭遇，继续关注前往“东师古”围观的网友们。从维权的角度讲，陈光诚先生是中国的骄傲；而从临沂地方当局所强加给陈光诚先生的迫害、强加给围观网友“刘沙沙们”的殴打、侮辱和抢劫来说，则“东师古”乃至于“临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罪恶和耻辱的代名词！对于临沂地方当局的匪徒行径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

与此同时，我们向陈光诚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向前赴后继前往东师古围观的刘沙沙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们呼吁网友们继续“围观”东师古，继续“围观”陈光诚！

对华援助协会：陈光诚夫妇惨遭毒打，知情者披露细节

                       

对华援助协会获悉，今年（2011年）7月28日，陈光诚夫妇遭到长达4个小时的残酷殴打，他们的孩子在场亲眼目睹。

（2011年）7月21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支持中国山东省临沂地区双堠镇东师古村的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和他妻子的修正案。（参看：http://www.chinaaid.net/2011/07/721.html）

7月25日，因为雷电破坏了陈光诚家周围的电子屏蔽设施，陈光诚往外拨打电话成功，但随后电话被监听到。

7 月28日，双堠镇长张建带队，毒打了陈光诚和袁伟静4个小时：下午2点村里清场；3点，地毯式搜查陈光诚的家，从灰烬里找到一个电话卡；4点开始殴打。最初只听到陈光诚的惨叫声、袁伟静的怒骂声以及6岁的女儿陈克斯的哭声。不久，袁伟静也开始惨叫。后来，听到的只有惨叫声，持续到晚上8点才停止。事后，邻村的村医获准为陈光诚草草地治疗一下。

张健毒打陈光诚，是要他们夫妻交代电话手机卡的来源以及收藏地点。遭到拒绝后，看守们开始地毯式搜查，在烧尽的草木灰里找到了手机卡。于是，这些看守当着孩子的面毒打夫妻二人。

7月28日毒打陈光诚时，他的老母亲不在现场，被阻拦在外。当允许她进到陈光诚家后，邻居听到老人家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了许久，其悲惨令人不忍聆听。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的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曾经在8月30日的报道中，根据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的消息来源，提到陈光诚遭到暴打的事件，但细节不祥。（参看：http://www.chinaaid.net/2011/09/blog-post_4871.html）

对华援助协会针对山东临沂政府实施的这种法西斯行为表达极大的愤慨和谴责。难道，埃及和利比亚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你们的邪恶还能持续多久？

刘沙沙失踪三天后逃脱再回临沂探陈光诚

     来源：参与 作者：大风

   

    （参与2011年10月30日）在失踪三天之后，今天下午14时57分，刘沙沙终于在微博发出消息称：“逃脱，己回临沂。生命不息，营救不止，此生此世，奉陪光诚！”

刘沙沙还叙述了这三天的失踪情况：“二十七日早晨，在临沂火车站被一男一女两位警察，强架上警车，带到“站前派出所”，不给任何理由拘禁在讯问室里，被Ls0275和079079两位警察看守。第二天，移交给南阳油田国保，被带到连云港强制“旅游”，寻机逃脱。”“27日在站前派出所，一天，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一位警察回答我“拘禁理由”，追问之下，就是“领导不让你走，领导让我看着你，领导没回来，领导快回来了……”要不就是“没有理由，不需要原因，以后你会知道原因的”。“二十八号看守我的一位市局警察，给了我一个很可笑的抓人理由:“不是我们抓你,是你们当地公安局让我们抓你。”结果下午来接我的油田国保，被我一路追问“多事”，他说:“可能吗？你早晨六点多被抓，我们上午上班才知道这事，我们叫人抓你，可能吗?”都不愿意背黑锅，都在推。”“偷回手机后，看到那么多那么多朋友们的关心，泪盈于睫。临沂警察刚抓我时态度较凶，如果不是大家的关心，这次又要吃亏。对那么多那么多朋友，无以致谢，只能努力工作，帮助光诚，以答谢大家!”

   

    对于刘沙沙有消息，著名维权人士、刚出狱不久的胡佳表示：“你终于有消息了。自由就好。刘沙沙重归沙场。临沂的维稳意志，在公民的抗争意志之下最终会崩溃。但这是场持久战。我们都来做压垮巨大河蟹的稻草。”网友“叶隐五世”也说：“沙沙受苦了。抓你的时候没有理由，放也没有说法，但这事公愤太大，只好让你寻机逃脱。以后类似情况大家机灵点，黑帮自知在法律和道义上皆无依据，终究有心虚的时候，有机会就要跑，不仅没后果，而且彼此都解脱。”

   

    此外，今天网友还找到了殴打王雪臻的临沂双堠派出所警察的照片。

   

   

参与首发

探陈光诚遇劫 章诒和问胡锦涛临沂怎么了？

【新唐人2011年10月2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叶兵报导）.....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一家长期遭地方当局软禁监控，社会关注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前仆后继的公民探访者不断遭遇挨打、洗劫、非法扣押等经历，而警方至今没有对施暴者采取措施。

10月23号(星期日)又传出至少有30名在当地会合的各地网友冒雨前往东师古村探访，但是遭到众多不明身份者的暴力阻拦和抢劫。知名作家章诒和呼吁北京高层出来纠正临沂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与此同时，一名正在前往东师古的记者称，他已获得临沂市政府官员承诺，保证不会挨打。

探访者：疑似官员现场指挥

参加公民自发探望陈光诚行动的江西省新余市独立参选人刘萍10月24号对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她和其他网友从孟良崮步行到东师古村路上遭到暴力拦截的情况。

她说：〝快到东师古的时候，下了很大的雨，路两边都有行人。五六十米就有一个行人，撑把伞站在那里，疑似村民的人，站在那边。我们被暴力殴打的时候， 有一个穿西装的，夹了个公文包，他在指挥着。〞

微博断线 未能即时传播信息

刚刚乘火车回到家中的刘萍说，当时他们一行仅步行者就有将近三十人，还有一些人开车过来，都是来自各地的中国公民，其中许多人都有工作，利用周末赶来看望另一位公民陈光诚。她表示，接近村口时，他们看到不断有汽车在公路上往返穿梭，紧盯着这些探访者，而在出现暴力场面时，遇到威胁的探访者当中有人想发微博却发不出去。

她说：〝我们在奔逃途中，他已经在发微博，视频还没作好，微博就被封了。〞

刘萍说，一些探访者星期六在临沂市一个广场升起了数十盏象征光明的孔明灯。据她所知，目前没听说有人因为星期天在东师古发生的事情被捕。她还表示，由于同行的探访者都已走散，她独自一人不敢到当地公安部门报警，其他网友如果没亲自到公安局报警可能是因为不愿暴露身份。

章诒和质问中共领导人

北京女作家章诒和10月24号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本来计划前往东师古探望陈光诚，但是因家中有人突发重病而未能成行。章诒和指出，这位双目失明的公民和家人遭受长期软禁，身体有病也不准去问医治疗，其他公民前去探望屡次遭到暴力拦劫，她对此感到不解。章诒和质疑说：〝临沂当局的胆子是哪里来的？〞

她说：〝如果高层没有人出来说，把这个给纠正了，恐怕会继续这样下去。但是临沂它自己就敢这么干吗？我们大家都很怀疑，一个临沂县委县府它敢这么干吗？〞

这位《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作者对中共领导层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关注陈光诚的基本人权，并对临沂发生匪夷所思的法律失效现象作出说明。

她说：〝非常希望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特别是周永康同志出来讲一讲，临沂怎么了？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临沂到底怎么了。我们对陈光诚没有什么。其实，我们看他不看他，去不去临沂，都不是太要紧。最主要的是，让陈光诚看病，让孩子去上学，停止殴打，无非是人道主义的最底线，无非是这样的要求。做到了这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不去看嘛，对不对？我们就是把陈光诚当人待就完了嘛。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

探陈光诚记者获地方当局承诺

与此同时，作过李双江儿子打人事件的相关调查报道的前成都商报记者李建军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正在以公民身份前往东师古村途中，此前他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说，临沂市政府一位姓陈的官员在请示领导后向他保证，他到那里不会挨打，至于能否见到陈光诚，那得看陈光诚本人意见。

他说：〝在这个社会的民主法治社会进程中，总有许多人作坡路石的。你们别的国家也一样。都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总得有人前赴后继地去做这个事情，否则它永远像原来那样，或者越来越糟糕。〞

双目失明的陈光诚因协助村民反抗暴力推行一胎化政策而坐牢四年多。去年9月他刑满出狱回到家中后至今，当局派出至少十几人日夜轮班在他家院内和村口严加把守，房屋前后安装监控摄像头，手机信号也被屏蔽，他老母亲只许在严密监视下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陈光诚的6岁女儿不久前才获准在看守人员监管下上学。过去一年多期间内，陈光诚和他妻子袁伟静曾遭到当地政府雇用的打手殴打受伤。从各地前去看望的人士，其中包括一些国际媒体记者，也多次受到拦截、殴打、抢劫和强制遣返。

李建军探访陈光诚获答复：陈光诚是公民，可送医可探视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综合报道）今天（2011年10月25日）下午5点，临沂传来好消息。著名记者李建军得到了沂南县公安局答复：“陈光诚不是国外敌对势力，是公民，享有公民拥有的一切权利及义务，可以送医，可以被探视。”（答复内容详见图片3）。李建军在微博上表示将要“听其言、观其行，明日东师古村见。”

今天上午（2011年10月25日）著名记者李建军前往临沂市沂南县党委、县政府递交了《致沂南县委县政府书》——书中说：“惊闻贵境东师古村一带近有悍匪出没，时有游客前往无端被打被抢事件发生，甚者有女游客前往该处竟遭猥亵事件发生，闻之不甚惶恐。想我山东乃孔孟故里，诗书道德礼仪之乡，当年以汉高刘邦之嗜杀，进入鲁境感此圣人遗教。”（全文见图1）。沂南县政府派出一个张姓信访局局长接待了李建军。当局官员坚持说信访局就能代表县委及政府接待，李建军听取其反映的情况。李建军强调自己并不是“反映”，而是在行使一个公民的监督权和质疑权。当局接受材料，说会尽快答复，但依据信访条例，7日之内请示领导后决定受理与否。随后李建军致电沂南县书记兼人大主任刘淑秀打手机（13305392369），办公室电话05393276916，副书记、县长王常胜打手机13853969686，均未接通。

随后，李建军给沂南县县长王常胜13853969686发了两条短信，一：我是公民李建军，网名建军伟业及建军伟业预备役，在网上发表了致你们临沂及沂南的公开信并于今日上午到你们县府按你们要求到信访局递交了书面材料，你们对此如何看待，请答复。二：昨天，临沂市委办的答复是，在临沂这个地界上我的人身安全是有充分保证的，我的公民权是有保障的，我可以去东师古探望陈光诚，请问，临沂市委的这个承诺在沂南能否得到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在这里是否还有保证？

中午11点左右李建军又起草了一份《致沂南县公安局信》——“沂南县公安局： 惊闻贵辖区东师古村一带近有悍匪出没，时有游客前往无端被打被抢事件发生，甚者有女游客前往该处竟遭猥亵事件发生，请问，此事你们是否知情？有无接到过报案，分别做了哪些处置？”（全文见图2）

下午三点半，李建军前往沂南县公安局提交质询——“我能不能如临沂市委答复般去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我会不会如临沂市委答复般绝对不会出现被打被抓被抢劫等，在临沂这个地界上我会否如临沂市委答复般我的人身安全肯定能得到保证？”随后，沂南县公安局给予了上述答复。

陈光诚到底能否获得自由，能否就医，李建军能否探视成功，维权网将继续予以密切关注。

李建军、王雪臻等在沂南县双堠镇派出所遭殴打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综合报道）今天下午（2011年10月26日）14点25分，李建军、王雪臻、郭峰三人在双堠镇派出所就探访陈光诚事宜与其交涉。在沂南双堠镇派出所，他们询问警察经市县两级政府同意前往东师古如果再遭到袭击怎么办，他们回答：“你可以报警”，并讲：“你们有找打的幻想。”

期间，王雪臻质问警方九月她在东师古村遭遇抢劫，为何警方不作为反而强行送她回家。这时，一位撕了警号的警员竟然公然打了王雪臻一个嘴巴，并且一度抢走三人手机。李建军、王雪臻、郭峰三人保持克制并未还手。撕去警号殴打王雪臻的警员肩章上有一个杠三个花，而接待王雪臻等人的派出所指导员警号为：076970。

目前李建军、王雪臻、郭峰一行人已经离开派出所， 鉴于双堠镇派出所和沂南县公安局言行不一，他们决定暂时放弃去东师古村，正在去往沂南县的路上。

30余人在探访陈光诚的路上被殴打，李宇伤势严重

（维权网信息员冯卫民报道）本网刚刚获悉，10月30日前往山东省临南县东师古村欲探访陈光诚的37位各界人士，在临南县的国道上，突然被男女一群人冲过来殴打，多人受伤，李宇伤势严重。

下午2点40分左右，本网电话联系上网友“秀才江湖”，据他称，他与李宇和一位不知姓名的人正在临沂市蒙阴县垛庄的110接警中心，李宇伤势很严重，另外有多人受不同程度的伤。

本网欲详细了解一下李宇的伤情，但李宇只在电话中称“很痛苦，不能多讲话”。从电话的语气中本网信息员感到李宇讲话很吃力。

而据刘沙沙的朋友称，刘沙沙在表明再次前往探访陈光诚后，已经与外界失去联系超过70个小时，本网也曾多次拨打其电话，但一直无法与她取得联系。

山东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自2010年9月9日服刑4年3个月后，一直被当局软禁至今，与他同时遭到软禁的还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期间，一些朋友曾冒着危险将陈光诚一家被威胁、殴打的遭遇透露给外界，陈光诚一家因此遭到了更为严厉的监控。

自今年2月以来，南京网友珍珠多次前往临南县东师古村，9月开始，刘沙沙等各界人士持续不断地为了陈光诚的自由而前往东师古村，包括体制内记者、作家、学者在内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地方政府的拦截和殴打。陈光诚一家的遭遇及各界人士因探访陈光诚被抢劫和殴打，引起国内外良知人士的极大愤慨，国际人权组织及媒体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维权网曾就此专门发布声明，“维权网”声明：践行宪法保障人权承诺，立即还陈光诚以自由：严正谴责临沂当局这种公然践踏宪法，野蛮侵犯人权，制造社会恐怖，挑战社会正义，伤害公民良心的行为，并强烈呼吁中国政府责成临沂地方政府回到法治轨道，践行宪法保障人权的承诺，立即还陈光诚和他家人以自由，停止阻扰和打压一切前往临沂探望陈光诚的各界人士。

发贴者 维权网

世界媒体看中国：陈光诚与中国名声

作者：齐之丰    文章来源：VOA   

山东临沂盲人人权活动家、法律工作者陈光诚显然已经成为当地政府乃至北京的心病。上个周末，来自全国各地的关心陈光诚的大约30人集体前往陈光诚所在的山东临沂，被几百不明身份的人拦截、抢劫、暴力殴打、强行驱离。那些人肆意打人，肆意抢劫，拒绝说明他们是谁，也拒绝说明他们有什么法律依据暴力拦截中国自由的公民去探望一位自由的中国公民。

在执政党誓言实行法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享受着执政党官方媒体和宣传机构所说的有史以来最佳盛世的当今中国，居然可以有这样的一批流氓打手为所欲为，而从北京到地方的政府都长期不管不问，这一切跟中国当局力图对外展示和宣传的形象，跟中国竭力向全世界推销、目的是在于在国际上获取人心的软实力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构成了毁坏甚至是摧毁中国官方宣传的最有力的广告。

*Dongshigu成为一个国际地名*

无论是写国际新闻，还是写地方新闻，这种强烈的反差是记者最喜欢的新闻写作素材，因为这种素材本身就充满反差、充满冲突，写起来很容易写出生动、活泼、惊险、曲折、富有启迪、富有善恶教益的戏剧性。

美国南方大报《迈阿密先驱报》星期二发表麦克拉奇报系记者汤姆·拉塞特的长篇报导，明显地是着眼于这种生动的戏剧性。拉塞特报导的发稿地点是Dongshigu，China （东师古，中国）。

陈光诚所在的村庄名叫“东师古”。近几个月来一批批的中国公民前往那里，试图探望陈光诚，给他以及他的家人一些道义支持和其他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探望者无一例外地受到强力阻拦、驱赶。面对如此无法无天的黑暗，许多人愤而将“东师古”改写为“冻尸骨。”

用英语写作的拉塞特无法利用、甚至也难以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的这种文字游戏，因此只能将就用汉语拼音Dongshigu。但他的报导在戏剧性上显然是力道十足：

“Dongshigu，China -- 在他是问否可以沿着那条乡间小路开到东师古村的时候，那个身穿黑衣的男子立即责问：‘你想干什么?’”

“在被告知坐在车后面的那个人是报纸记者之后，那便衣警卫便发出一声吆喝，然后猛地把手伸进半开的车窗里，试图把记者的中文翻译拖出来。”

“记者和他的同事开车走开。那个人跳上旁边一辆银灰色大众汽车，那辆车的车牌有东西遮盖着。上个星期四，就是那辆大众轿车在下午狂追，速度达到105英里/小时（大约170公里/小时）。它只是在闪烁了车大灯之后才停止追逐。大灯闪烁可能是一个信号，目的是通知路边的警察检查哨卡，记者的车过来了。”

“维持这种咄咄逼人的防护圈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阻止一个盲人跟世人说话。”

“自从他去年9月离开监狱以来，陈光诚这位基本靠自学出身的法律斗士一直被置于法外软禁之下。这种软禁据说包括他的住房四周有探照灯，他的6岁的女儿每天上学都有专人押送。39岁的陈光诚戴着墨镜，蓄着小胡子，其形象尽人皆知。除非中国共产党作出另外的决定，否则陈光诚将一直处于一种无法无天，生死不明的状态中。”

*另一种戏剧性描述*

《纽约时报》本星期一(24日)扼要报导了上个周末来自中国各地的30人前往临沂东师古村试图探望陈光诚遭到暴力驱赶、抢劫，跟先前的探访者一样未能见到陈光诚，甚至未能接近他的住房。

但《纽约时报》在10月18日发表一篇长篇的深度报导，题目是“冒大风险探访被软禁的一位中国异议人士”。 记者安德鲁·雅各布斯的报导，则是给英语读者提供了另一种戏剧性的描写：

“探访者遭棍棒打，被扔石头的警卫驱赶。一些人遭殴打、抢劫，被扔在偏远的田野地里，手机没了，钱也没了。”

“盲人律师陈光诚出狱，但随即被监禁在家。一年来，少数大胆的人试图穿过雇佣流氓打手组成的防线探望他，结果都遭到这种待遇。那些流氓打手在中国东部山东省陈光诚所在的村庄阻挡探访者。外国记者和欧洲国家的外交官也有人试图探访他，得到的待遇也没好到哪里。”

“但一些人权组织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探访陈光诚的为数不多的人变成了一种行动，中国各地几十位赞美陈光诚的人，以及人权活动家走上探望他的旅途。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探访者和支持者受到政府审查人员时常无法应付过来的微博信息的感召鼓舞，络绎不绝地前去探望陈光诚，但都被阻挡回去。”

“但是，他们的‘自由光诚’行动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山东的中共官员多年来竭力试图使之噤声的一个人，并凸现出北京希望不让人看见的法外惩罚。”

*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公关战*

围绕陈光诚，中国官方和民间目前显然正在展开各自的公关战。

中国官方在继续宣传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执政党“执政为民，以人为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25日星期二甚至对拒绝改革、坚持镇压人民的叙利亚政府提出忠告和敦促，说“叙利亚政府应积极落实改革承诺，回应人民合理诉求。”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一些人则顺水推舟，顺着中国政府的说法，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坚决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山东地方当局无法无天、光天化日之下动用流氓手段，残暴打压盲人公民陈光诚以及探访者，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中国的形象，给国际反华势力提供了攻击中国的炮弹，因此，支持和纵容这种做法的人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贼。

中国著名作家李承鹏则将山东临沂的陈光诚事件跟不久前广东佛山的两岁女孩小悦悦被两辆车碾压三次，18个路人不闻不问的事件联系起来，指出中国官方以及亲官方的报章、学者、媒体人责备中国公民冷血冷漠、不愿或不敢见义勇为，实在是文不对题，自相矛盾。

李承鹏通过互联网声言 ：“大家都说这个国家真是奇怪，既希望民众在临沂时默不作声，又希望民众在佛山挺身而出……”

北京观察：临沂离北京有多远？

   

    作者：长平 来源：DW

   

以个人身份探访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新华社记者石玉向德国之声证实，他已经因此事离职。评论人长平认为，记者因为对敏感事件公开表态而被迫离职，是一种来自公权力的政治性惩罚。此事也表明，陈光诚在遭受着系统性的打压。

   

    在中国山东临沂市有一个村子，任何陌生人从此经过都会遭到严格盘查，骚扰阻挠，甚至殴打关押。最近有上百人前往验证，屡试不爽。新华社所属《国家财经周刊》记者石玉是其中一位，他利用假期和朋友前往该村，在路口就被拦截，然后被一伙不明身份者抓进车里，戴上头套，拉到不知何处的屋子里，关押殴打和抢劫，非法拘禁约20个小时，随后警方以涉嫌盗窃的理由将他遣送回原籍。两周以后，他被所在媒体解除工作关系。

    

    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位叫陈光诚的盲人律师。他曾经帮助残疾人讨回法律规定但地方政府拒绝执行的减免税费，帮助村民减除不该负担的土地承包费，还揭发当地计划生育政策中的野蛮行径，因此而被控以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入狱四年。刑满释放之后，即便在构陷他的法律中，他也理当回归自由之身。然而，他的家成了新的囚牢，而且比监狱看得更紧。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被切断。数以百计的陌生人遭到拘禁、殴打和抢劫，就是因为被认为是前来探访他。为此，从他家到附近国道路口，常年都有数十人看守。

   

    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对一个盲人如此残忍，为什么要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藐视法律？有一些不肯相信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人说，这是只会发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特例，原因是那地方的法治比较落后，官员比较狠毒，而且可能就是因为刚好遇到几任市委书记都特别坏。他们认为，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大城市的官员也会觉得临沂给共产党和中国抹黑，只要让中央领导知道这事，特别是让主张公平正义的温家宝总理知道这事，一个批示就可能解救陈光诚。

    

    我不怀疑通过舆论的压力，有可能让中央领导批示地方政府放人。但这是社会抗议的结果，而不是山东临沂的作为让他们感到多么震惊--事实上陈光诚事件早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北京有关方面并非毫不知情。如果临沂真是一个例外，那么新华社下属媒体记者石玉在遭到野蛮殴打、非法关押和公然抢劫，回到北京之后，应该得到同事、领导以及更上级机构的同情、安慰和支持。事实上，尽管石玉声明这是个人行为，所属媒体还是受到压力，让他失去了工作。此事足以说明，陈光诚律师在山东临沂的遭遇，是一个系统性反应的结果。

    

    在自由社会，石玉完全可以以记者的身份去探访陈光诚。但是在中国，他只能利用假期，以个人身份往前临沂，结果同样不被容忍。和自由社会中记者工作变更不同，在中国记者因为对敏感事件公开表态而被迫离职，是一种来自公权力的政治性惩罚。由于所有的媒体都受宣传部门管控，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记者已被所有媒体拒之门外。

    

    临沂当局收买曾受惠于陈光诚抗争的本人地充当打手，并给予他们公开抢劫路人财物的机会，这对社会和人心的破坏实在是恶劣至极。但是，这样的事情，又何尝不是每天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中国公开的非法监禁，相当部分都发生在标榜文明的大城市里。跟囚禁工人的黑煤窑及关押陈光诚的临沂不同的是，大城市的监禁更加严厉，也更加令人恐惧，很少有人敢于公然挑衅性地前往探访。假如发生这样的探访，谁也不敢保证探访者不会遭到相同甚至更惨的报复。临沂离北京的政治距离，并不比地理距离更遥远。

    

    因此，很多中国人对于陈光诚的声援，不仅仅是一种路见不平的同情，而且是对危及己身的系统性暴行的反抗。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遭受的往往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但是，毫无疑问地，这些报复也增加了系统运作的成本，最终会导致其破产。

    

    同理，这些抗争也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改变。近年来由于媒体市场化及媒体人的坚持，也由于整个社会的抗争力量不断增强，像石玉这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记者往往还有重新找到工作的机会。

曾金燕: 温暖我们光与诚（陈光诚）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22日 转载)

    

    乍看他戴墨镜的样子，以为是年轻时的周润发。他在游泳池里矫健地游了一个来回，突然伸手把岸上踟蹰的妻子一下拉进水，惊得她大叫，进而咯咯笑。

     2007年夏天，袁伟静从软禁中翻越围牆，带著将满两岁的女儿克斯逃离东师古村，连夜赶往北京，住在我们家中。门外是虎视眈眈随时要绑架她们母女的山东地方官员。谈起尚在狱中的丈夫，袁伟静无限爱恋：「他游泳游得那麽好，那麽自在，一点也不像个盲人。」 (博讯 boxun.com)

    传真机坏了，他自己动手修理。在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的家里，受北京的专家之托，他调试电脑，完善盲人使用的电脑录入程序。不愧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他的按摩技术一流。曾经接受过光诚按摩治疗的朋友说：太舒服了。袁伟静抬头遥望远方：「将来他出狱后，一定给你们做按摩。」

    盲人朋友在北京乘坐地铁时，是否会想起远在山东农村被囚禁的光诚？是他引领的呼吁与抗争，为异地盲人争取并落实了免费乘车的权利。

    光诚俯身摘取黄土地上的一棵荠菜，微笑著，身后不远处，是他申请项目为村民打的水井和他利用法律抗争终止了向残疾人徵税及「两田制」的土地。具有亚洲诺贝尔和平奖美誉的「麦格赛赛奖」,选中这幅照片为授予光诚「新兴领袖奖」的海报。

    如果光诚没有在大学里旁听法律，没有成为「赤脚律师」，没有调查临沂暴力计划生育事件，也许他的传奇就不会承载如此多的苦难。他的妻儿老母，也不会至今承受著不能承受之痛。多少年，无数次，袁伟静被绑架、被殴打、被辱駡、被抛弃，哪怕在她刚生完小女克斯不久试图外出为光诚烙饼时，也被手脚抬起、后背著地拖回监禁的家中。

    儿子幼小时多次目睹父母被当局暴徒殴打，恨得「要杀了他们」。光诚入狱四年三个月，袁伟静不得不将儿子託付亲人抚养，被软禁监视的她，长期母子分离。出狱后，光诚仍未自由，全家的遭遇比起入狱前，更为糟糕。

    现年六周岁的女儿克斯，不得不和父母一起被囚禁家中。家徒四壁，光盘、影碟、书画，统统被当局搜走。试图探望光诚的朋友，一波又一波，被诬陷、被殴打、被侮辱、被抢劫、被抛弃荒野。

    2010年9月9日光诚从监狱被送回家后，一度尚能与外界联繫。电话里，他的声音略微嘶哑，但缓慢沉稳温热：「我在监狱里也做了许多维权的工作，不要担心，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环境，我们还是可以有作为……外面的事情，我听收音机，也有人和我说，在（监狱）里面也知道大部分的情况，你们受苦了……我不出国，留在中国再艰难也可以想办法做事的……一定要对暴力计划生育事件追查到底，至今它还没有消亡……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处境……」

    每一次光诚的处境恶化后，我们非常担忧。他在电话里反而安慰鼓励我们。他沉稳的声音，确实让我内心镇静，相信他有办法面对一切苦难，还因为他有袁伟静。

    2007年在我家里，曾为英语老师的袁伟静，已经是一儿一女的母亲，谈起与光诚的初识。「那时，当地官方还称光诚为英雄。我从广播里听到他的事情，就去找他了。」从此她是他的手杖。

    「光诚看不见，我就是他的眼睛。」他们相互成就了对方。纵使遭受千般苦难，袁伟静对光诚从未有过一句怨言，每每言语中掩饰不住思念与渴盼。她被暴徒殴打恐吓，在监视软禁中种地养活家人，从未放弃反抗，哪怕是作为女性最柔弱的反抗。

    她站起身为弱势者说话，斥责侵权者、施暴者，为囹吾中的光诚代言，她爱护著家里每一个人，心疼著光诚。唯独谈及一双儿女面临的恶劣环境时，袁伟静歎气遇到教育难题。

    电话里寥寥数语，我又能给多少建议呢。胡佳入狱前，曾是袁伟静最好的倾听者。待他也入狱，袁伟静的伤心更加一层。外界长期的关注和村民的同情帮助，对他们的封锁偶尔被突破，然后又被再封锁。

    2011年7月25日，雷电使光诚家四周的手机信号屏蔽仪失效，袁伟静给郭玉闪打通唯一的一个电话，要他把这个电话当做生日礼物送给胡佳。而前几年每年的11月12日前夕，身在狱中的胡佳，让我设法给光诚带去生日祝福。我给孩子们辗转邮寄《猫和老鼠》、《不一样的卡梅拉》、《斯凯瑞金色童书》、玩偶……孩子们终于记住我这个「小阿姨」。

    克斯越来越像匹小野马，能让哥哥都驯服于她。我在电话里听见，开怀大笑。然而，所有给孩子的书和画，都被临沂当局再次抄家时搜走了。没有童话，孩子怎麽日日面对空空的四堵牆和看守的暴徒们？

    我曾常常深夜惊醒，猛地从床上坐起。到客卧走走看看。当时克斯和袁伟静住这里，我肚子里怀著谦慈，不放心她们娘俩，一次半夜去客卧看，克斯也是猛然坐起，瞪大眼问：我的小马驹呢？然后不肯睡，玩到天明。最终，07年夏末，袁伟静还是被山东官员从机场绑架走了。四年过去了，我再也未能见到这孩子。

    一个连幼儿都欺凌的国度，身在其中的我深感耻辱。克斯，小阿姨想送你一匹白马，带你漫游天涯。

刘逸明：《北京日报》痴人说梦与汪洋其言难副

   

    作者：刘逸明 来源：DW

   

10月18日，德国之声报道了中国官方媒体《北京日报》在要闻版刊发了署名“甄言、晓刚”的评论文章，该文章题为《网络微博诚信缺失将无以立足》。另外，还报道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周在内部会议上，要求宣传部门在近期不得下任何禁止或限制性的宣传指令。

   

    化名文章引来如潮恶评

   

    《北京日报》的这篇评论一一罗列了微博的“罪过”，却绝口不提微博对互联网和社会的正面影响。其中列举了抢盐风潮、释永信30亿存款、假“国税总局公告”及假冒马来西亚官方新闻发布会四个例子，其实，除了释永信存款风波之外，其它三件事情跟微博并无关系。这种论证显然是不严密和不客观的。

   

    另外，该评论给整顿微博开出了一个看似绝妙的“药方”，称“建立诚信的一个根本措施就是微博全面实行实名制，提倡博主亮明身份，光明正大地发布信息、表明观点”。非常讽刺的是，写该评论的作者自己却没有以身作则，对读者亮明身份，而是使用了化名。

   

    有网友对此评论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的评论文章经常使用假名，自己用假名却要求微博用户实名，真是很讽刺的事情。”

   

    的确，官方媒体使用假名发文章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甚至连什么名字都不署。可见，在言论上，官方和官方媒体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此这般，岂能让人心服口服？因此，《北京日报》的这篇文章遭到网友的口诛笔伐是理所当然的。

   

    要求微博实名制如痴人说梦

   

    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突破5亿，而微博用户则已经超过两亿。事实上，现在很多公共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公共事件，的确跟其在微博上的发酵有很大的关系。譬如说陈光诚事件，原本只有海外媒体在高度关注，最近，有网友在微博上发起“自由光诚”活动，不管是知名学者还是普通的网友都积极响应，纷纷转发有关消息和奔赴陈光诚所在的临沂东师古村声援陈光诚。

   

    暂无证据证明央视和《北京日报》对微博的炮轰是不是与此有关，但是，陈光诚风靡微博肯定是官方企图整顿微博的诱因之一。不过，微博跟论坛、博客毕竟有很大的不同，要整顿微博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资源，因为微博用户太多，而且消息的转发速度也太快。倘若真的按照《北京日报》的评论文章要求的那样实行实名制，那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浩大工程，执意要这样做就无异于将微博这种新事物逐出中国。因为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北京日报》的这篇评论实际上是痴人说梦。

   

    整顿微博醉翁之意不在酒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共当局要整肃媒体或者打击各类敏感人士，总能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微博之所以成为当局的一块心病，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谣言借助微博风生水起，而是因为敏感消息借助微博迅速传播，正义借助微博发扬光大，原本不起眼的消息转瞬间会在微博上成为公共话题，对官方形成巨大压力。正如此前隔三差五的“打击低俗”行动，中共当局完全是借助“打击低俗”之名行清除异己之实。

   

    汪洋开放舆论或成“引蛇出洞”

   

    正在央视和《北京日报》向微博挥起道德大棒的时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内部会议上要求该省宣传部门在近期不得下任何禁止或限制性的宣传指令。在今天的中国，汪洋的这番表示堪称另类，因为绝大多数官员在意识形态上是宁左不右，因为毛泽东时期的“大鸣大放”最后成为了“引蛇出洞”的诱饵，所以，很多广东省内的媒体人对汪洋的指示不敢太信以为真。

   

    不管汪洋此举是否有其政治目的，但是，从他以往的表现看，他的上述表示也许是真心诚意的。不过，广东并非独立王国，即使汪洋想让广东省委宣传部给广东省内的媒体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但是，更高级别的中宣部却依然会隔三差五地向各大媒体发出各种各样的指令。即便汪洋再开明，估计也不敢公开对抗中宣部，中宣部的指令依然会在南粤大地畅通无阻。所以，虽然汪洋的本意不是要“引蛇出洞”，但广东的媒体一旦畅所欲言，在日后也难免被中宣部整肃，事实上达到“引蛇出洞”的效果。

   

    “文化体制改革”其实难副

   

    大禹治水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重疏不重堵，微博虽然让官方和官员在很多事情上颜面尽失，但是，因为这成了很多民众表达观点、传播消息和发泄不满的一个渠道，所以，这实际上消除了很多官方眼中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微博这一民意渠道被堵死，官民矛盾已经异常激烈的中国必将狼烟四起。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于10月18日闭幕，在闭幕后发布了此次会议的公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显然是此次会议的最重要议题，然而，从官方媒体对微博虎视眈眈的情况看，此次会议所谈的“文化体制改革”绝不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体制改革，而是如何更好地遏制自由文化和宣扬官方意识形态的伪改革。

   

    （原载【DW】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观察》栏目

河南农民维权代表周德才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

【新唐人2011年10月27日讯】中国河南农民维权代表周德才，近日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周德才表示，大跃进发生的信阳事件，让他认清共产党的邪恶，他支持民主运动和帮助失地农民维权都被当局迫害，还差点丢掉生命，因此决定脱离共产党一切组织。

河南农民维权代表周德才是信阳人，目前住在固始县，对共产党感到失望，近日透过本台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与其一切组织。

周德才: 〝我公开发表声明退中国共产党员，本名退，共产党现在所作所为是和正义背道而驰啊，共产党他是大逆不道，这是很清楚的，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要退。有老共产党员都站出来要退出共产党。〞

信阳事件发生在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造成当地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严重饥荒，死者超过一百万人。周德才从小就听长辈讲述这段悲惨的历史。

周德才: 〝中国信阳事件饿死很多人，到处都是死人，当时搞的大跃进支援国家搞钢铁生产嘛，不准给农民去种做庄稼，田地都荒芜了，那时候还有人吃人。〞

周德才读高三时因为支持民主运动被警方拘留，还被剥夺参加高考的权利，周德才表示，他帮失地农民维权遭到当局打击报复。

周德才: 〝很多人农民土地被占，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维权，89年拘留了一个月的时间，2002年被拘留了十几天，差一点被劳教，去年我差点被黑社会打死掉。〞

周德才长期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最近还被烟草公司买断职工、邓州市下岗工人推举参选全国人大代表。

新唐人记者熊斌、李玫采访报导。

汪洋突然为广东媒体解禁 针对薄熙来

    来源：德国之声   

   

     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周在内部会议上，"布置"全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报道"。10月18日，微博有媒体人透露，"内部消息是（广东省委宣传部）近期不下任何禁止或限制性的宣传指令"，引起关注。

    据记者求证，汪洋确有暂停新闻管制禁令、鼓励"舆论监督"的政令，此举在广东新闻界已广为人知，但汪洋此举的缘由、影响和未来发展走向，媒体圈内评价不一，颇有分歧。

    一位广州某都市报的本地新闻记者告诉本台，"单位上周开会，汇集了一些监督选题上去。然后这周就开始拼命催，要求立即采访写稿，给出出稿时间，我都要被逼疯了。"饱受新闻禁令之苦的这位一线记者说，"太奇怪了，我们都一头雾水，大家一开始，都是怀疑是否引蛇出洞的阳谋。"

    一媒体人在微博上说，"本是好事却引来怀疑，不信任弥漫在每一个人心中"，另一名网友则说，"人说放开了，消息真假可以质疑，但怀疑其诚意就不太好了。貌似被囚笼的狗一样，给你打开门，还战战兢兢不敢出。"

    10月18日，广东某报社的一评论编辑告诉记者，对"舆论监督"，"上周，广东省宣已经提前下达了几个指示，有规定的范围"，并要求，舆论监督要"帮忙不添乱，批评不越界。"对此，他的看法是，"基本是奉旨监督，但当然聊胜于无。"

    许多传媒从业者为广东此举叫好，但也质疑，汪洋此举，或与中国政情观察者广泛关注的，汪洋与现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另一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入常（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斗争有关。广州媒体人孙晓素在微博客上说，"这种事老是第一反应就是，他到底想干嘛？背后有何政治图谋。"

    有广东媒体人告诉本台，此次广东高层鼓励的"舆论监督"，"都在做本地选题，不是鼓励异地监督的问题。"另有信源透露，上述广东省宣下达的"指示"中就要求，不要"跨省"舆论监督，避免做广东省外的负面报道。因此，有新闻从业者就认为，"汪洋此举，不是说要广东媒体去做重庆的负面，应该是表达下与重庆薄熙来向左走相对立的政治理念。"

    资深媒体人温云超在Twitter上透露，此次广东新闻解冻还有三不搞的限制，即不得报道 "土地拆迁、质疑执政党地位；以及质疑体制，一说反腐败就是制度问题等。"因此，汪洋的此举，也被激进网友质疑只是政争的权宜之计。

    对广东省最高层鼓励"舆论监督"，暂停省宣新闻禁令的做法，广州中山大学传媒学院研究调查新闻的副教授张志安在微博客上说，"乍一看，挺高兴，仔细想，又郁闷。"

    张志安说，"首先，广东本地宣传部门不下禁令、鼓励舆论监督，那来自总部（即中共中宣部）的禁令呢，总要执行吧；其二，鼓励舆论监督，不会只监督最底层的股长或外地的事吧，能否监督大点的领导；最后，领导的这个特别指示，有多长时间有效期，希望保鲜时间长一点。"

    网友孟秋说，希望不是此事"22条军规"："南方不限选题，不下任何禁止或限制性宣传指令；但这条规则的前提是北方（中宣部）也不下禁令，如果北方下了禁令，则此规则作废。"

    对此，杭州《青年时报》一位副总编并不乐观，他认为这个"近期不下任何禁止或限制性的宣传指令"，应该不包括北京（中宣部）下达的。他表示，对舆论监督，"更希望从制度上推进，而不是依然仅凭长官意志推动。"

18日晚，在新浪微博上，网友"阿甘"提出，此次广东的媒体"解冻"，"仍是靠领导指示，这个自由可以给你也可随时收回，没啥意义，特殊时期的政治手段而已。自由是公民自己争取来的，不是领导的恩赐。"

 (网文转载)

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逐步取消信访树立法院权威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杨章怀

南都讯 记者杨章怀 实习生张建德 发自北京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分组审议最高法关于加强基层法院建设促进公正司法工作情况的报告。针对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报告中提到的涉诉信访影响基层法院正常执法办案工作，有委员建议，应尊重法律权威，开启民告官的正常渠道，逐步取消信访制度。

司法不公逼百姓上访闹事

王胜俊在报告中说，目前非正常访、重复访、越级访等问题易发多发，多头信访、无理闹访问题屡屡发生，制约和影响基层法院正常的执法办案工作，最高法将推动完善信访案件终结机制。

吴晓灵委员认为，司法审判应该是解决所有矛盾的最终审判，如果司法审判完了的案子还可以去上访，对于法院的最终裁判造成了很大的挑战，“应创造条件逐步取消信访制度，树立法院的权威。”

吴晓灵认为，打官司成本太高、程序复杂，特别是一些涉及到行政机关的案件法院不受理，迫使老百姓走信访道路。“现在老百姓告官的时候内部就打招呼，不受理，最后逼得老百姓走两条路：有的就走上访之路，有的被逼得没办法时就闹群体性事件，把小事闹大，大了以后引起中央重视。”吴晓灵认为，这偏离了法治的轨道。政府机关应该更多地走依法行政，认真对待行政复议；法院应该认真对待行政诉讼。如果这两条路走好了，信访制度就应该关闭。“我们要建法治社会，就得从加强对司法机关的投入、树立法制的权威、逐步取消信访制度开始。”

靠信访解决纠纷影响司法权威

陈斯喜委员建议，信访应该回归到这样一个定位，即它不是一个纠纷的解决机制，而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

“纠纷的解决机制有很多种，最后的解决就是法院，这是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所必须保证的。”陈斯喜说，利用信访作为解决纠纷的机制会影响司法审判的权威。

“法律的权威问题不解决，再公正的判决也是一张白纸，效率更是无从谈起。”任茂东委员说，作为社会矛盾的最后一个裁判者，法院既要面对群众又要面对政府，如果没有权威，社会将无法运转。

选举观察

编者按：今年和明年适逢中国基层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年，很多地方的换届选举已经陆续展开。围绕独立候选人的参选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在采取非法手段对独立候选人进行打压，“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不畏官方的各种打压，依然决然的站出来参加竞选，为争取自己法定的政治权利进行勇敢的斗争，“零八宪章论坛”也特别向这些敢于进行政治维权的独立候选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并预祝竞选成功！

郭伙佳变身记：从土地维权农民到区人大代表

作者：卢雁

　　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禾仰村路边的宣传栏里，同样都是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但这"声势"就硬是不同：担任桂城街道东区经联社社长陈冠球的宣传海报清晰可见，彩色的光面纸十分华美，而中区新填地村民郭伙佳的宣传单，只是在众多撕得破破烂烂的布告间觅得早前一份《南方都市报》对其土地维权行为的新闻报道的影印版，末了贴一块小纸片呼吁大家"选人大代表就选郭伙佳"……

但最终，郭伙佳比陈冠球高出近2000票，高票当选区人大代表。

　　维权农民郭伙佳

　　状告广东省国土厅

　　土地维权是整个南海三山岛上村民心口上的一根刺。

　　总面积为10.42平方公里的南海三山岛紧邻广州，与番禺交界，四面环水且周边水网密布，正处广佛都市圈中心，距离广州环城高速仅两公里，武广高铁穿岛而过，开车五分钟即到广州南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而这片土地，被苏女士形容为"种下什么，基本不用管，旱涝保收"，堪称"鱼米之乡"。

　　1992年，原南海县政府宣布预征三山土地11522亩，拟作仓储、商业、住宅之用。虽说1986年实施的《土地管理法》于1988年首次修订中明确征地程序，但那次征地却仍被郭伙佳认为是"典型的未批先征"，"完全未经国务院立案批准、未公布详细征地方案、未经村民签名同意、未与村民协议补偿价"。

　　然而，1992年的那一份征地协议被人在2005年偷来并公之于众，预征协议给出了当年的补偿标准，如水田补偿13600元/亩，并约定"每推后一年批准使用土地，则递增10%计算补偿"，还约定粮食将统一供应，即定量每人每月平均14公斤。"但这些都没兑现，8000多村民拿到的唯一现钱就是青苗补偿款，几千元。"郭伙佳说。

　　令村民意外的是，征地之后并未见大规模开发，数千亩良田变荒芜。有村民陆续向南海市国土局租用耕地，租金为每年每亩100-200元，复耕时代开始。

　　据苏女士回忆，由于土地多年的荒芜和人为破坏，粮食是不能种了，多数村民只能种植园林苗圃，有实力的少数人则趁低价一次性租下数百亩，然后再转租给他人。

　　日子虽然清苦，但总算也都有了方向。谁知到了2005年，一直代耕的土地再次被政府收回，理由是三山国际物流园区正式立项规划，于是部分代耕农民再次被要求签领青苗补偿。村民不从，于是在3月26日那天，政府当场填土，逾百村民阻拦，并提出算历史账，要求看当年征地批文。

　　自此以后，上述矛盾持续不断，直到2010年，郭伙佳知道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开始就征地批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同年3月，广东省国土厅公布了19份批文。通过比对，郭伙佳等村民发现广东省国土厅在1997年12月30日作出的19份"涉案批复"中同意原南海县三山港区早期统征土地补办手续，同日、同一项目多次审批，化整为零（19块地皆在500亩内），违规批地5700多亩，超越国务院耕地征地审批权限。于是，郭伙佳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将广东省国土厅诉诸公堂。

　　但广东省国土厅在答辩状中称：涉案土地于1992年由南海市进行了统征，于1997年12月由南海市国土局组织用地报批材料上报，广东省国土厅经审查通过，于1997年12月依法作出了《关于南海市统征三山港区土地补办用地手续的批复》(粤地政【1997】132号)。因此，涉案土地审批过程合法、正确，不存在越权审批的情况。

　　今年6月，由于拒绝出示当年征地批文，南海区国土局也成为被告。7月1日，该局作出了书面答复，提出"有关档案已移交档案馆"，让郭伙佳凭有效证明到南海区土地档案馆查询。其依据是国务院办公厅在2008年的相关规定："已移交档案馆及档案工作机构的政府信息的管理，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目前，这两起行政官司都未宣判。可以说，土地维权是整个南海三山岛上村民心口上的一根刺。

　　失地村民达默契

　　要选敢说话的"佳叔"

　　"我们的目的是当上代表，才能代表人民行使权力，打赢维权一战。"

　　郭伙佳坦言，并不是他自己主动去参选人大代表的，"是他们推我的。"郭伙佳嘴里的"他们"，是所有选他的村民，是一群默默在他背后帮他想竞选策略、参选政纲的年轻村民。其中有两位核心成员，一位是禾仰村村民苏女士，一位是家住佛山、学法律的热心人士小陈。

　　"我当时就对佳叔说，要把三山人民的声音通过人大代表向人大传递，需要什么资料、怎么竞选我都可以帮你。这次三山人民大票数选他，就是表明这样的态度：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代表。农民的权益我们一定要得到，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土地，不能无缘无故地给人家吞了。"小陈说。

　　为什么选择近60岁的郭伙佳？苏女士说："因为佳叔代表村民敢说话，他说话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说的，没有一句话违法违规，而且他告政府也是根据国家法律的允许范围来做的，是国家法律给他的权利，所以村民非常支持他，佳叔就是他们心里的英雄。"

　　事实上郭伙佳参选人大代表并不是一拍脑袋决定的事，之前在今年四五月份，他曾经参加过村主任竞选，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没有成功，当时大家就建议下半年去争人大代表。到8月9日至13日的推选期，村民们就把郭伙佳推上去了。

　　由于郭伙佳参选意愿坚决、势头很猛，街道办9月20日发公告称原先9月13日确定的另外两位女性初步候选人已主动退出，再次要求选民根据意愿进行联名推荐。9月21日，显然更有资历的陈冠球和郭伙佳被确定为该选区正式候选人。

　　面对宣传栏铺天盖地的陈冠球彩色竞选海报，郭伙佳的团队也没有懈怠，他们为郭伙佳写了自荐书、确定了竞选政纲，开始像打擂台似的也在宣传栏里频频张贴，"没办法，贴了撕，撕了贴，要么被覆盖，我们只能自己出钱不停地印新的，陈冠球那海报多气派，但我们很自豪，我们是自己的钱。"苏女士对那段日子仍津津乐道。

　　暗地里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小陈说，"我们每个村安排四五个人，挨家挨户去推举郭伙佳，同时在私底下达成默契：如果有人出面为陈冠球"买票"，你可以口头答应，但最后依然选佳叔。"这项工作差不多做了一个月。

　　郭伙佳在那段时间里依旧行事低调，自己更没出去走动拉票，还关照他人低调，尤其不要在网上发布参选消息，也正因为其低调，整个过程并未与政府有任何正面冲突，外界包括媒体也无人知晓。"我们的目的是当上代表，才能代表人民行使权力，打赢维权一战。"郭伙佳头脑里这根弦一直很清晰。

　　9月28日选举当日，郭伙佳6点刚过就到了新填地的选举点，看着自己票箱里越积越多的票，郭伙佳知道自己很可能当选，但想到自己没有花过一分钱请村民们吃饭，想到村民的信任……郭伙佳就这么在现场等到10点投票结束。

　　之后，郭伙佳，包括他的团队依然没有放松，而是选择跟着政府的人一起去监票，直到下午3点结果出来。郭伙佳回忆那日的情景依然难掩兴奋："当时我们所有人的眼圈都红了，连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跷起大拇指说："郭伙佳，你行！"

　　专家评郭伙佳当选:

　　选民主动最可贵

　　"大家怎么能不选佳叔？在佳叔维权行动的影响下，全部村民的思想境界都提升了。"

　　成功当选的郭伙佳并没有在当日大肆庆祝，依旧选择低调，郭伙佳说这是他自己想到的，"因为听说那天南山的其他选区有很多都未过半数，得第二天重选，我怕高调庆祝会引起不满……我们的目的不是和什么部门对抗，更不希望不利于维权，拿到真正的代表证，我才有权行使我的权利。"这正显示了影响三山百姓的郭伙佳的勇敢和理性，尽管他不善言辞，且多数时候神情寡淡。正如小陈说的："大家怎么能不选佳叔？在佳叔维权行动的影响下，全部村民的思想境界都提升了，如果不选佳叔，这个社会就悲哀了。"

　　有舆论认为郭伙佳的当选是全国首个维权人士当选人大代表，早报记者致电南海区人大，综合科工作人员认为："不能说是全国第一个，其他地方肯定有，而且合法维权和合法当选没有相关性，完全两回事，郭伙佳是10名以上有资格的选民合法推举的候选人，且程序合法，属于正常当选。"对有人指郭伙佳当选即遭"监控"，该工作人员回应道："不可能，人大代表有法定权利，怎么可能监控？"他说，这是有人"造谣"。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直言，郭伙佳是"理性维权的好代表"，并认为其当选是几种因素看似"凑巧"的集合："第一，村民有利益诉求，需要代表。第二，人大代表选举，村民一人一票。选举法给了程序合法的基础。"

　　而在毛寿龙看来，从合理维权到合法代表，本身是民主政治的进步，"但村民合理维权，也要求政府治道变革，如信息公开等。而人大代表要发挥积极作用，还要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如果没有变化，选了代表也没啥用。"

毛寿龙认为最可贵的即是这次村民在选举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候选人的理性节制，当地政府的理性开放和尊重法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代表为核心的改革和发展……"民主，要有权利意识，也要有宽容，更要尊重法律和程序。"　　来源:《东方早报》2011年10月13日

北京多位大学老师参选人大代表受到阻挠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报道）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大法学博士、哈佛法学硕士仝宗锦老师自从表示要自荐参选昌平区人大代表后，获得了本校师生的广泛支持。截止10月21日，共获得2574个选民推荐，这还不包括老师和同学们经由其他途径的提名。厚厚一叠的推荐表格，是大学师生朋友们的心意，也是选民践行民主的热情。

同时，仝宗锦老师也曾接到过同学短信反映，“有师妹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辅导员拿了一样的表，让他们每个人都要签，表上要推荐的人的姓名都没写，他们问了以后据说是冯书记呢，然后就都签了”。

10月21日，仝宗锦老师辛苦征集的接近2600个师生选民签名推荐表格被选举办拒收，理由是并非选民小组组织下的推荐。仝宗锦交涉未果。仝宗锦说，好消息是，我知道了（选举是怎么回事）。

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参选的教师乔木，虽也受到师生广泛支持，但学校多方阻挠。有博友私信告诉乔木：“学校已经召集各总支书记开会了，全力做学生工作，务必把你挤出前三名。有同学给乔木发悄悄话：“很抱歉乔老师，系里指定级长代替同学签名选杨书记。我们无能为力，唯一的选择就是弃权”。

乔木说，某老师拿入党的事情威胁同学，不许选举乔木，这样的事自己在中文、法语、德语学院都听说了。另外在乔木老师任教的英语学院老师们开会时，院方推荐了另外两个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选，但大多数老师还是另外签名推荐乔木，两个老师组都是。乔木的人大清华校友、著名作家刘瑜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表达了对乔木老师的支持。

10月22日，乔木表示确信自己进入10人左右的初步候选人名单，即使不能成为11月1日校党委决定的最终两名候选人，在11月8日选举日，面对选票上另选他人的空栏，你仍然可以写：乔木。乔木呼吁师生们关注监督最后唱票、计票、监票的过程。

另外，10月19日，北京交通大学参选人张映伟老师去选举办公室递交自己的联名推荐表，负责的人却不愿意接收，称只按学院接受各选民小组提交的推荐表。经过激烈争论，又以每个人的签名只有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为由拒绝接收，又争论了一会，最后张映伟老师打电话给学校负责人，经过沟通，工作人员同意收下，但还是称是否有效要由选举分会决定。最终，张映伟老师没有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但是他表示依然要参选到底。

中国第一位模特独立候选人程钰婷遭居委会刁难无法自荐参选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综合报道）10月20日中午十二点，在九龙南居委会的百般阻挠、无赖障碍下，中国第一位模特独立候选人程钰婷推荐签名从11减为9名，无法自荐参选。

程钰婷是中国第一位自荐参选的模特，曾获得亚运天使大赛冠军。10月19日下午，程钰婷到朝阳区双井街道九龙南居委会，按照法律规定索要“代表候选人推荐书”以寻求选民签名推荐，但居委会竟然不准她将推荐书拿走，要她把选民叫到居委会签名。这严重侵犯了选民的选举权。程钰婷仍在和居委会交涉多时，仍无法拿到推荐书。随后，那些推荐程钰婷的选民到居委会联署，又纷纷遭到威胁式谈话，导致程钰婷推荐签人从11减为9名，以至无法参选。

23岁的名模程钰婷之所以决定以自荐参选人身份参选，她认为自荐参选意义有三：1、实践民主，在青年之时探索民主之路，行使公民之权利与义务，使得热血理想有归有属；2、普及法律，当下社会人人向往民主法治，却鲜有人知选举真正意义，故吾探路，探宪法赋予权利之路；3、回报社会。

虽然程钰婷遭居委会刁难无法自荐参选，她表示仍将“为世界的美好，我们应该为之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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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立法：警惕中国政法大学选区的选举非法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据本月21日来自北京市昌平区自荐候选人仝宗錦先生对外发布的消息称，有2574位选民联名的、推荐仝宗錦先生为昌平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代表候选人推荐表》，“被选举办（应称为选区工作组）拒收，理由是并非选民小组组织下的推荐。”

我认为，“选举办”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1、据调查，中国政法大学选区各选民小组组长、副组长，并非依照《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以下简称《选举实施细则》）第十八条“选区可以按照便于召开会议和讨论协商问题的原则，划分若干选民小组，由本组选民推荐正、副组长，主持选民小组会议”的规定产生的，即中国政法大学选区各选民小组组长、副组长的身份不合法。“选举办”要求由身份不合法的选民小组组长、副组长组织选民推荐代表候选人，本身就是非法的。

2、中国政法大学选区，有“辅导员拿了一样的表，让他们（学生）每个人都要签（名），表上连要推荐的人的姓名都没写，他们（学生）问了以后据说是冯书记，然后就都签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拒绝。”

上述做法，若是合法身份“选民小组组织下的推荐”，也是非法的。然而中国政法大学选区“选举办”却视为合法，是荒唐的。

3、《选举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选民十人以上联名，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主编的、于今年六月出版的、指导全国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流程》一书中指出，“选区工作组可以召集选民小组长进行布置和动员，讲清选民联名提名代表候选人的意义、方法、程序和要求，以及注意事项；然后由各小组长召集本小组选民开会，宣讲法律、政策的有关规定，进行宣传引导；在选民小组会议上发动选民联名提名候选人；将《代表候选人推荐表》发给选民，由选民自行商量，联名推荐，填表并签名，然后收集。”上述规定，并没有强调在选民小组会议结束前签名并交表。

中国政法大学选区“选举办”不组织“各小组长召集本小组选民开会”，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凭什么把由其发推荐表给选民叫“并非选民小组组织下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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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兰: 我为什么竞选人大代表

       印象中，从懂事时起，父母就告诉我，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选民证是普通老百姓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体现个人权利的证件。因此，我一向重视自己的选举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次选举我都认真对待。投票前，我都要学着父母那样梳理好自己的头发，穿戴最正式的服饰，到投票点投下自己庄严、神圣的一票。   

      但是，我每次选举所投下的，无一例外都是弃权票。这是因为，经历过这么多次选举，几乎每次投票前我都不知道候选人的名字，对于候选人的其他情况更一无所知。所以，每次投票前，我都会自动向选举工作人员讨要候选人的简介，但看了后发现，他们更像是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而不像我心目中的人大代表。

      这十几年来，我依法向有关部门举报了一些假劣药品和医疗器械，获得了党和各级政府的肯定。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3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老师的无私帮助。可以说，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走不到今天。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加体会到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认真履职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李葵南老师后来不再是全国人大代表。尽管她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可是，没有了人大代表资格，一些事情她很难再直接插手。

       应该说，在历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我一直忠实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选举权，但从没想到要参选人大代表。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件很神圣很重要的事，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和资格。直到前不久，有人告诉我说：你这些年所做的事，正是一名人大代表所应该做的啊。你如果能够当选人大代表，能更好地为患者和老百姓做事。

       这句话启发了我。回想这些年来，我在举报各种医疗问题的过程中，所走的每一步路都充满艰辛、危险，因为我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当年我之所以“以身试针”，就是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有关部门认为我无权举报，我才迫不得已把自己变成“受害者”。后来，尽管我一度成为药监局、医保局的“监督员”，但这个称号更像是他们赐于我的，而不是我应该得到的（事实上他们也可以随时收回去）。可是，如果我成为人大代表就不一样，我可以依靠宪法和法律，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为患者、为老百姓安全就医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我参选本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原因。

个人简介：

陈晓兰，58岁的退休女医生，十几年来致力于实名举报假劣药、假劣医疗器械、虚假治疗等，与医疗腐败作长期不懈斗争。为了取得证据，不惜牺牲个人健康与生命“以身试假”，最终成功打掉光量子氧透射治疗仪、氦氖激光血管内治疗仪、鼻激光、上海协和医院虚假手术、上海浦南医院非法院内制剂等十几个医疗骗局，促使国家药监局、卫生部下发9个红头文件（共十几款项），为国家挽回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使数以百万计的病人免遭可能的医疗灾难，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因为得罪既然利益群体，陈晓兰被人污蔑为“医院判徒”，却被爱戴她的病人称为“良心医生”。

所获奖励及荣誉称号：

2005 年卫生部主办杂志《当代医学》评出的“对医改有贡献20人”之一。

2005年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监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四部委和中央电视台联合颁发的“质量先锋个人奖”（首届）。

2006年上海市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年终特别奉献――“真情•和谐2006年度人物人物”称号。

2006年中国法院网、人民网、央视国际联合推出的 “2006年十大法制人物”称号。

2007年中央电视台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2007年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提名奖。

此外，以陈晓兰为主角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以全票通过获得第4 届鲁迅文学奖，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特为陈晓兰加上最后一章“有尊严的中国人”。陈还被聘为上海药监局和上海医保局首届社会监督员和上海新华分社10佳信息员。

竞选宗旨：

一、相信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打击医疗骗局，所有举报行为均通过有关部门查处，并坚决支持和协助政府清除个别害群之马，努力净化医疗环境。

二、依法维权：所有活动皆在宪法、法律框架内进行，并努力为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立法、深入落实医疗卫生执法作出应有贡献。

三、经济独立；拒绝任何境内外个人及团体任何形式的赞助；

四、量力而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如既往地从事医疗维权活动，将维护医疗安全、净化医疗环境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健全医疗卫生领域立法建言献策。

陈晓兰联系电话：13661454967

XUPING：国家计划的“选举”秀

作者：XUPING

　　经济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而象选举这码子事情，还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的。

　　又一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民如何行使民主权利的基层选举活动正在展开。

　　我是那种居住处和户籍不统一的居民。不久前接到户籍所在地居委会的来电，询问我选择在何处参加选举?

　　既然有选择，我何必为了配合作秀而奔波十几里地?当然选择在居住地。闻之，对方说了声“好”，就象是要结束这次通话了。于是，我就问了一声：那我们要做些什么呢?那边答道：到时候去登记吧。就这么简单。

　　近来，各处都拉出了有关“选举”的横幅，我居住的小区内竖立的荧光显示屏上也在提示居民去作选举登记。在哪里登记?一般估计应该在居委会。可是，那里也没有任何有关登记的标志，想登记的话，看来还得打听清楚。当然，更不要谈组织上会有人上门来通知和办理了。可见，选举工作的组织者，也并不那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套用法国刘先生“菜肴丰盛，透着有钱”的话来说，那就是：场面的冷清，透着性质的无关紧要。

　　而在以往其它的工作上，居委会的同志们也并非如此不尽心的。就拿去年的世博会的礼品发放工作来讲吧，他们挨家挨户都通知到并发到手，无一遗漏。可见，选举这个“公民重要的民主权利”，在他们的眼里，重要性和价值肯定还不及世博会的礼品。

　　在这种状况下，我难道还能够认认真真找上门去问哪里登记、怎么登记吗?我简直怀疑：这股傻劲是否会被人暗好笑：什么破票子，人家都不当回事情，值得你这么认真吗?更主要的是：我拿了选票，能做什么?为票上那我根本不知他是何方神仙的陌生人划个圈，这算是哪门子“民主权利”?填写一个自己想选的人，有用处吗、有意义吗?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我也就 “随它去”了。——当然，要上纲上线的话，这种态度肯定是属于毫不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是显极其没有民主素养的。

　　法律规定：“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选举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有选民或者代表真想这么做，不行，这破坏了“国家计划”。因为按照“国家计划”，这一条的这一款和宪法第三十五条一样，是印在纸面上的，而不是贯彻在实际中的。于是，组织上就通过讨论、酝酿和协商把它灭掉，甚至干脆将其视作犯罪。

　　如果选民或者代表不作为，那肯定要被说成是民主素养不够;而一旦有所作为，又要如临大敌、惊恐万状。这民主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选举是真的还是假的，显而易见了。

　　我以为;选民或者代表能不能真正行使这选举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赋予的权利，是真选举还仅仅是作秀的一个重要标记。选民或者代表不能推荐代表候选人，这选举就好比有人请客吃蟹宴，但到时候却没有蟹，或者只摆出一点蟹壳，做样子给人看，表示在请人吃蟹。这时候，我如果去赴此蟹宴，能算行使应邀吃蟹的权利了吗?不，这是在为蟹宴秀作配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独立参选人遭遇“协商酝酿”的“过滤网”

（维权网信息员钟胜报道）在中国基层人大选举中，从初步候选人到正式候选人的确定，官方设置了一个“协商酝酿”的环节，而没有官方背景的独立参选人往往就在这个“协商”环节中被过滤掉。

北京独立参选人柳红经历的协商过程是这样的：“今天选民小组会，光大两个小组100人左右只有5个人来，外加两个工作人员。会上要求提供候选人材料，只给了个简单的表格，一人一行，只有学历职务和推荐人数量。参加的5个人中，三人要求推柳和冯，一人只推柳，一人推冯和桂。工作人员始终不同意当场决定小组推荐结果，只说如实上报。确定监票人时，工作人员一再强调监票人工作很多而且不确定，考虑到时间因素，后来推举Z阿姨做监票人。询问为什么小组不能决定候选人，始终不正面回答，只说上报。询问之后如何产生正式候选人，只说协商，但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如何协商。不过答应去询问并反馈。”“当场质疑为什么工作人员这么不了解选举流程，回答是她们第一次组织选举，之前的人退休或者转岗。对流程的了解完全建立在工作人员是否有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上明显各个小组各个地区有很不一样的操作方式，这都透出了流程的不严肃性甚至荒谬性。”柳红的支持者说：“曾经有人在柳老师微博上说柳老师在挑战风车，将近一个月下来，感觉唐吉珂德是幸福的，因为风车在那里，他可以冲过去，哪怕鼻青脸肿。我们更像卡夫卡城堡中的测绘员，城堡在那里，我们一圈圈的绕着转可是找不到进去的路，而城堡里的人却可以轻易的监控甚至操作着我们的一切。”在柳红的支持者们参加的选民小组会议上，一位支持者说，“我们小组会结束了。我2点30赶到会议地点小区花园时空无一人。只有物业和居委会的两个大妈在周围转悠。赶紧给当时联名推荐召集人老石打电话，他在家，但没有看到很隐蔽的会议通知。那两位看我到了，问完姓名宣布开会。副主编有300多人推荐，书记100多人推荐，柳老师43人。她们要按照人数多少确定，我不同意，据理力争，她们又说2比1，少数服从多数。进入下一议程，确定监票人。这时老石赶来，她们说第一议题结束，老石迟到了。居委会大妈甚至都不愿意把情况再说一遍。今天小组会上老石对藏研副主编的提名数也提出了质疑，问居委会这些300多人都是按你们要求去居委会签名的吗？因为上次老石开第一次小组会时要领推荐表也被那位好几个居委会头衔的刁难过。她们支支吾吾说可以去居委会查。这个选区共80个选民小组，估计大部分情况如此，都是由居委会和物业主导。居委会大妈说我们这个小组还来了2个选民，其他小组可能就直接由居委会和物业定了。这次本选区组委会还是做了很多对策的，另外两个指定候选人都是以选民联名推荐出现的，一定程度上淡化其官方背景，以及自荐参选人的‘民间’背景。我今天上来就说不选官方的，她们就说都是选民推荐的。”

最后，柳红接到居委会电话，通报下午协调会开过了。协调结果是本选区正式候选人2人：藏学出版社副总编冯良；育慧西里社区书记归恩兰。对此，柳红表示：“意料之中！接电话时，一位媒体朋友在身边。她说，整个参选过程，大家都在看，周围的人原本还估计如果北京自荐参选人有胜出者，将是我。我们太善良！这事儿，还没完。”有网民说：“酝酿协商本来就是多余的，目的就是为了操纵选举结果。如果一个选民小组推荐的人是一张选举人票，综合各选民小组的选举人票，就能排列出先后次序了，非常简单的小学数学题。如果有人拿了一半以上的选举人票，都不用再选了。”

实际上，所谓的“协商”、“协调”、“酝酿”等等，就是把“组织上”推出的候选人确定为正式候选人，而正式候选人的条件已经是“量身定做”的。

北京独立参选人、北大博士生刘超说：“中关村第一选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已公布，好消息是我过了第一轮，说明我的条件、政审、推荐表和资料等满足所有的候选人条件；坏消息是第二轮中的正式候选人都是组织推荐人，原因是海淀区选举委员会中关村分会员认为候选人需要女性、无党派人士、曾连任、优秀人士等。”对此，刘超表示：“好吧，我的团队和我都不会放弃，请于11月8日在正式候选人名字前面打X，另选的姓名前面画圈，写上你心目中的人大代表的名字。总结起来就是三部曲：打叉画圈填姓名。”“要对得起支持我的200多位本选区选民和600多位公民。”

80年和98年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的何德普向本网表示：保守估计仅北京地区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人数应该有近百人。由于何德普获刑8年出狱后，还有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期，所以他只能做为野靖环、韩颖等人的助选人而宣传、支持中国基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

据本网信息员不完全统计，在北京地区，目前已成为初步候选人的独立参选人有：徐春柳 （所在选区：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忠实里社区），熊伟 （所在选区：海淀区青龙桥街道福缘门社区），韩颖 （所在选区：海淀区巴沟），林毅竟（所在选区：海淀区第四选区 ）,李昊辰 （所在选区：北京化工大学）,程海（所在选区：昌平区东小口地区第71选区）,徐香玉（所在选区：大兴区饮马村）,许志永（所在选区：北京邮电大学）。

发贴者 维权网

中国网民倡议：做“独立选民”，不做“被选民”

（维权网信息员钟胜报道）近日，中国有网民提出，“给三不候选人投票，是选民之耻辱”。所谓“三不候选人”，就是“不和选民见面，不征求选民意见，不向选民作出承诺”。中共官方内定的候选人，基本上是这种“三不候选人”。而选民如果给这样的人投票就是耻辱。网民发出倡议：做“独立选民”，不做“被选民”。

在中国的选举中，一直以来，所谓“选民”其实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民，他们大都是被“被组织”、“被代表”，去给我们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认识的“官僚和官定候选人”进行投票。这是真正的选民吗？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是被用来“走过场”的充数者，根本就不被当作真正的选民，套用当下中国流行的“被”字构词法，他们只是“被选民”。面对这样的现实，有人变得麻木，有人变得冷漠，有人变得犬儒。有些人习惯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被官僚们“代表”，习惯了任凭既得利益者假托人民的名义去给他们自己谋取权力和私利。因为没有权利，有人就不关心权利；因为现实看起来似乎不可改变，有人就不再试图改变。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试图影响和改变现实，那么，现实就永远不会改变。改变现实首先从改变自己做起，从改变自己的态度做起。

在当下中国的人大选举中，涌现出大量的独立参选人，他们试图真正实践自己的公民权利，试图真正做一个为选民代言的候选人。但是，人们也看到，他们正在受到种种潜规则的限制，受到蛮横无理的压制。面对这种现实，仅仅寄希望于“上面”的自我改变吗？须知，真正的改变总是发端于每一个普通民众，只有权利和利益遭到漠视和侵害的人才最希望改变。中国需要有独立候选人，更需要有“独立选民”——不甘于权利被漠视、利益被代表，有主见，勇于做出自己选择的独立公民。没有更广泛的独立选民，独立候选人是不会发挥作用的。因此，网民发出倡议——做“独立选民”，不做“被选民”。作为独立选民，你起码可以拒绝为硬塞给你的候选人去投票，起码你可以对漠视你的权利和利益的行为选择不合作。作为独立选民，要对漠视和侵犯选民权利的行为说“不”，不选择自己不了解因而代表不了选民意愿和利益的候选人，如果没有钟意的候选人，那么就另选他人或不选择；作为独立选民，还要说服自己的家人、朋友和认识的人，做一个独立选民。

发贴者 维权网

人权观察

九死一生:艾未未的81天囚禁生活

台湾《联合报》

     台湾《联合报》来源：

     为期三个月的「艾未未-缺席」特展将于10月29日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开幕。这是艾未未近期被英国重要艺术杂志《艺术评论》（Art Review）公布的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艺术界人物」（Power 100）第一名及英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评选的2011年全球五十名最具政治影响力人物第三名后，他在华人世界首次举办的个人艺术展。贝岭和中国策展人、艺评家冯博一因艾未未被中国警方以「取保候审」名义限制出境、缺席这一艺术展而替代艾未未，成为开幕日下午二时举行的国际演讲会主讲人。由贝岭编选的《瞧　艾未未》（倾向出版社）、《谁怕艾未未？──一个艺术家的美学政治之路》（八旗文化）于近日出版面世。

（原编者按）

     在囚室81天裡，至少走了七百英里

     这是典型的北方盛夏，直射的阳光下，人在瞬间便会汗流浃背，可一入树荫或屋簷下，有乾爽的风带著微微清凉。

     艾未未已经回到了他的工作室。探访过他的友人曾这样向我描述︰「斑竹林光影斑驳，一面灰牆上爬满了学名爬山虎的植物，猫儿们桌上桌下跳跃著，狗儿们则在地上卧著打盹儿，对访客视而不见。院子裡，坐在宽桌沿边上的艾未未，表情平淡，心不在焉地晃悠著双腿，他正享受著少有的平静。」

     这间位于北京东北草场地的工作室，艾未未取名为「发课工作室」（FAKE Studio），「发课」谐音fake，念起来像英文的fuck（操），也是「假」的意思。1980年代到1990年代，艾未未在纽约东村居住的经历中，Fuck或Fuck you man是他每天要用上的街头问候语，是街头三教九流们表示亲热的方式。

     而在工作室外的马路上，「国宝」（中国人对各地公安局的国家保卫处便衣警察的简称──作者注）架起的摄相监视器俯视并拍摄著每一个进出工作室的人。七月炎热，为了更有效地监视搜证，「国宝」特地在工作室对面盖了一间小屋子，从一扇窗户裡，几台摄相机日夜不停地忙碌著。再后来，「国宝」索性在工作室外设了一个「登记处」，所有访客必须出示证件，登记签名，警方要一一确认来访者的身分。

     据艾未未透露，4月3日晨，他在北京机场被便衣「国宝」带走，警方在他头上套上头套，双手铐上押进汽车，开到不知名处。很多天后，他判断得知此地是北京密云县。在这裡待了二个星期后，他被转入第二个祕密地点，在此处，他共被关押六十七天。

     总共八十一天囚禁中，没有桌子、椅子，没有一张纸、一支笔。更没有书籍、报纸、电视、收音机，仅有的一扇窗户也被封了起来。

     据他回忆，囚禁第一夜，他竟睡得很好，早上还是警察叫醒他的。他认为，发生了这麽大的事还能够睡著，证明他的心理承受力还够强。在囚禁中，他每天早上六点半必须起床。艾未未说︰「我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繫，整个人置身在黑暗之中，我担心我就这样悄无声息，没人知道我在哪儿，永远没人知道。我就像粒小黄豆，掉在了地上，滚到了某个角落的地缝裡，发不出声音，永远被搁置在那儿，每一天都太过漫长。」

     囚室的灯二十四小时亮著，监视他的是两个年轻士兵，约十九岁，他们站在房内，每三小时换一班，一天二十四小时，目不转睛地瞪著他，视线从不离开，也从不开口说话。上厕所时，两名士兵紧紧跟著，仍目不转睛地瞪著他。他淋浴时，两个士兵也如影随形站在后面，衣服都被打湿了。即使在他睡觉的时候，警方也要求艾未未将手露在外面，放在毯子上。艾未未姊姊高阁说：「你不能想像有四隻眼睛永远盯视你的感觉，不管你做什麽都死盯著你，想像一下，如果你睡觉时，有人站在你床边，眼睛不眨一下地盯著你的感觉。他们的目的是让艾未未的心理崩溃。」

     艾未未觉得守卫受的是另一种「酷刑」

     拘禁期间，食物尚可，也允许在囚室内长时间散步和活动。这八十一天中，他每天用五至六个小时在囚室内来回踱步，一天所走的路程介于九到十二英里之间，他估计自己大概走了至少七百英里。这期间，他的体重减轻了三十磅。

     或许是因为他那太大的国际声誉，当然，还有他已故的父亲、诗人艾青及尚健在的母亲高瑛在共产党领导层及中国官方文化界仍有的影响力，艾未未在囚禁期间没有挨揍、受刑或者被捆绑。

     艾未未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在囚禁中，北京市公安局似乎很在意他的身体情况，医生受命每天四次测量艾未未的血压并检查他的身体，警方为他准备了控制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物，并要求他按时服用。

     为了预防他在囚禁期间自杀或自残，囚室中凡床脚、水龙头等一切有稜角的地方都缠上厚厚的海绵。囚禁第三天，他被允许洗澡，日常洗刷成为他的幸福时刻。艾未未说，能洗澡真是太好了，你知道，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还会有渴望，会有嚮往。不止是我，那些看守我的士兵孩子们，他们也是人，也从未断过信念和渴望。囚禁期间，艾未未每天洗内衣裤及袜子。但缠著海绵的水龙头，因长时间的被水侵蚀，长出让人恶心的霉菌，他每天不得不用那个地方流出来的水洗脸刷牙。

     据艾未未向友人描述，看守们很年轻，都是军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据他所知，三年之内，看守们不允许离开这裡。他们不读报纸、书籍，每个月定时向家裡寄三至四百元人民币。他无法跟他们有什麽有内容的对话，艾未未觉得他们受的是另一种「酷刑」。

     艾未未说，看守们也想跟人说话，也好奇这个人叫什麽，是做什麽的？为什麽被关在这裡？但是若这样问是违法的。警方对看守们说，如果有人跟这个人交流，就是违反法律，得被送到军事法庭。不过，他们被送上军事法庭、去劳教，也比在那裡当看守强吧？

     囚禁时想到最多的是父亲艾青

     在被囚禁的头几天，艾未未觉得在室内囚禁不过如此，如以前无数次跟「国宝」打交道一样，他非常亢奋，根本睡不著觉，可过了几天，在这个空无一物、与世隔绝的囚室内，他突然觉得无所适从，绝望和无力感充满了整个空间。像一个矿场坍塌，整个人都被埋在裡面，呼吸困难，思维混乱，不知道自己被关在哪裡？也不知道什麽时候能出去？

     艾未未说，囚禁时想到最多的是父亲艾青，艾青进国民党的监狱时只有二十几岁，而他进共产党的监狱已是近五十四岁了。没有人面对这些时不恐惧，是走在一个黑洞裡，一个人上了路，就回不了头。在囚禁中最担心的，是他将来出狱时，儿子艾老（艾未未给儿子起的名字──作者注）已经不认得爸爸了。「我在那裡什麽都没有，房间裡只有一张床。真不可思议，文革期间的政治犯张志新竟然能在看守所裡用血写血书。而我父亲当年在国民党的监狱裡也写作了那麽多首长诗，还被看守们带出去发表，这是怎麽做到的？」

     在囚禁中，艾未未一直在想如何继续创作艺术作品，他计画过，若判了刑，他仍会把在狱中想好、写好的艺术方案交由外界实施。那时，他将是第一个在监狱裡做设计图及大型艺术方案的艺术家。

     按照警方的要求，艾未未的手不能举过胸上方，如果想挠挠后脑勺都要彙报，你得说：「报告班长，我想挠一下头。」这裡有一系列的规定，如果你不遵守，就有难以想像的惩罚。其中一个看守对他说︰「你知道吗？很多人不按照规矩办事就会被罚站，罚站的人最后都会跪下来，求看守允许他在地上跪一会儿。」

     你这样子怎麽可能是一个艺术家？

     八十一天囚禁期间，警方共提审艾未未五十二次。通常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审讯，警察都是两个一组，他们大都用聊天的方式审讯。

     审讯他的提审员频繁更换，前后约有三十多至四十个人，提审前，不少提审员或因懒惰、或是被要求上场得太匆忙，在艾未未看来，他们不做功课，不花时间研究他，不知道艾未未是艺术家，有哪些「罪行」？有一提审员问︰「艾未未，你是干什麽的？」艾未未说︰「我是一个艺术家。」审讯者一愣︰「你怎麽可能是一个艺术家？我怎麽没听过你的名字，你这样子怎麽可能是一个艺术家？」

     有些提审员知道他是艺术家，对艾未未说︰「我研究过你的作品，製作成本很便宜，几万块人民币就能生产的东西，你在外国竟然卖了几百万人民币。你知不知道你犯了诈欺罪！」艾未未说︰「你看见的作品的确是我做的，但价格不是我订的呀，艺术品的价格都是由艺术品市场决定的，不是艺术家自订的。」所有的审讯都是在艾未未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义下进行的。这些说法与中国官方及警方一直声称，拘禁艾未未是因为所谓「经济罪行」的说法截然相反。

     他自陈，刚被囚时，也曾「狂妄」过，他告诉警方：「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你们难以想像的，我比刘晓波、胡佳、高智晟这三个人加起来影响力还大。」警方则威胁将以「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起诉他，如同那三个人。中国警方对艾未未的审讯最主要关注的，是中国2011年2月至4月间发生的受到阿拉伯「茉莉花革命」影响的抗议中，艾未未所扮演的角色，反覆问他是否知道谁是组织者，他是否参与策画了那些与「茉莉花革命」有关的国际与国内网路通联？艾未未否认所有的指控，说对此并不知情。事实上，艾未未并未涉及那些国际与国内网路通联，警方的审讯也提不出证据。

     警方在审讯过程中，拿艾未未部落格上的文字和他在推特（twitter）上的言论一句一句、一行一行地诘问。艾未未被告知他可能会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处十年刑期。这一指控经常被中国用于惩戒异议人士。警方对艾未未说，「你让国家难堪，我们就让你难堪，这就是你的下场。」甚至在艾未未获释当天，警方还是这样对他说的。

     他在接受审讯时，称警方拘禁他的行为是非法的，可审讯他的警方冷笑著告诉他︰「你知道刘少奇（前中国国家主席──作者注）被迫害去世之前，他手中拿著的就是中国宪法吗？要谈论什麽非法，中国现在和文化大革命时代没有区别。」

     有一次，一个提审员说，艾未未，你犯了重婚罪，有两个老婆，破坏中国的法律和道德。艾未未说：我只有一个妻子。我有两个老婆的事，还是从你这裡头一次听说。那个提审员说，怎麽不是两个老婆？你有一个儿子吧？你儿子管你叫爸爸吧？你儿子又管另一个不是你老婆的人叫妈妈吧？艾未未反诘，你刚刚才说我有两个老婆，怎麽又说「另一个不是你老婆的人……」，你的逻辑在哪裡？

     审讯中不时有威胁恐吓，他们对他吼道：「艾未未，你太张狂了！有一句话怎麽说的来著，上帝要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你太狂妄了，我们一定要收拾你。」

     有时，提审员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咆哮著对他说︰「艾未未，你死到临头了，说说你这辈子最后这一面想见谁吧？」艾未未当时还真相信了他们的说法，他对提审员说︰「我想见见我妈妈。」

     有个提审员非常阴险，对他说，艾未未，你知道不知道，你那些「劣行」曝光后，英、美、法、德、义等等西方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骂你的，只有卖国贼才为你说话。

     也有「苦心规劝」的提审员，会对他说︰「艾未未，你的出身和家境这麽好，作品又能卖那麽高的价钱，你干嘛不好好过日子呢？杀人犯杨佳你不认识，谭作人你也不认识，你去帮他们干什麽呢？你到处都要掺和、折腾，累不累啊？」

     还有些提审员要他老实交代，艾未未，是不是有国外势力在支持你呀？不然，你为什麽要做这些和政府作对呢？

     警方没有任何想像力

     被囚禁的初期，他曾想以在美国时知道的公民面对被捕时的方式，以沉默面对审讯，但他很快改变了这一想法，他觉得什麽都可以说。因为他根本不承认这一司法程序，不以审讯心态面对。他和他们交流，他相信他们也是人，拥有情感，拥有判断力。他说他对审他的人态度温和，也坦诚，甚至抱著善意，令审讯渐渐变得艰难。他们最后不知如何给他定罪。怎样给他罗列罪名？出狱前最后几天，警方审讯他时，甚至和他讨论起炸酱麵到底是用黄麵酱的好吃、还是鸡蛋酱的好吃。

     有一段时间，提审员反覆不断地询问艾未未，他和诗人严力于1985年夏天在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下拍的全裸照有什麽政治含意呢？警方为何对这张照片有巨大兴趣让被囚中的艾未未难以理解。他不断告诉提审员，这只是一张即兴之作，没有政治隐喻或含意，可「国宝」们就是不相信。直到奥地利汉学家维马丁在他获释后探望他时告知原因︰「5月下旬，此照片曾在德国最重要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FAZ）上作为贝岭长文〈裸体公民艾未未〉的配照刊出，成了德国最被瞩目的『裸照』，可贝岭对这张照片除了讃叹『养眼』，称『两个瘦男子一丝不挂地裸著，虽然鸡鸡缩到快看不见了，可笑容灿烂』外，并没作任何政治解读。」他这才明白，为何警方对这张照片要审个不休，因为警方没有任何想像力。

     有些提审员被艾未未反驳得哑口无言以后说︰「老艾，我跟你无冤无仇，我也不想为难你。你今天就是说你杀了人，我们也不会把你怎麽样。你难道就不能配合我们一点吗？」提审艾未未的难度大，有些提审员只审了他一次，就不再出现了。应是监看提审场面的北京警方高层认为某些提审员水准太低，而被换掉了。

     蹊跷的是，在这五十二次提审中，没有一次审讯提及他的「偷税漏税」。直到艾未未被释放后，警方才告知艾未未，他们必须让全社会都知道，他是一个可憎的人，犯有逃税的罪行，但是政府不会利用政治手段对付他。警方称，没有人会相信艾未未，但是人们会相信政府，逃税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有「国宝」对他说，我们要罚你一千两百万人民币。艾未未说，怎麽不是传说中的两千万人民币呢？那个「国宝」说，两千万人民币太多了，怕你家老太太（高瑛）要卖房凑钱了。

     我是一个不喜欢重複的人

     以我本人2000年8月在北京被捕入狱期间的最后数天所受到的日以继夜的密集审讯经历来看，这些审讯有的是借审讯之名观察、了解艾未未的性格及心理素质，有些是想从艾未未的回答中套出可以入罪的口供，更多的，是想用恐吓及威胁从身心上搞垮艾未未，让他丧失撑下来的信心。

     艾未未则认为，这些提审员大都庸碌平常，他们的眼裡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民族，只是一份工作。这前后五十二次审讯，每次由近一小时到四、五个小时不等，对提审员来说，这是一份工作，审讯完成了，就有工资和奖金。而这个被审讯者是艾未未，还是已在狱中的前中国首富黄光裕，甚至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都一样。用一样的套数，不脱恐吓、套供或诱供，要让被囚者心理崩溃，俯首认罪。

     一个朋友问艾未未︰「囚禁出来后，你有什麽改变吗？会不会还像以前一样说话发声？」艾未未回答︰「跟以前的我相比，大的方面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我是一个不喜欢重複的人。如果说话让我失去自由，那麽，我会换一个别的表达方式。」

     只有时间，漫长平静的时间，在让他身心恢复。「我现在只想好好享受生活。」他说。现在的艾未未不再重複之前总挂在嘴边的北京方言︰「人有时就要像傻逼一样。」他感慨：「我的遭遇、我做的事，现在看起来，显得那麽虚无和虚妄。」他说，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全民身上，未来会变成什麽样？不是他一个人能改变的，而是全民，包括提审他的那些国家打手。

     艾未未说他最佩服的是荷塔．穆勒（Herta Muller）。2010年3月，他们在德国科隆文学节有过对谈，他感慨道，荷塔．穆勒获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她仍在各种场合谈论关于极权主义对人类的伤害。「她是在为极权主义下死去的、被害的人说话，没人关注那些人，没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我们必须承担这个责任。」纵使经历囚禁的身心折磨，他对国家的未来仍抱有愿景，毫无疑问。

     他获悉「温州动车事件」死伤惨况后，对工作室的助手们说，我们本来不该在这裡的。若不是他遇到目前这种境况，他和助手们一定是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现场，质询、追问、登记亡者的名单，替亡者家属向政府索要尊严。他为部分官方媒体和勇敢的民众对「动车事故」的报导发声感到欣慰。他说，可我现在无能为力。

     他希望年轻一代能出国多待些日子。他认为，他们如果有条件，就应出国或去台湾看看。起码知道这世上还有身心自由的生活，去看看，你才能了解、理解自己和同胞的处境。

     艾未未强调，他对八十一天囚禁的描述听上去简单，但具体到每一分每一秒，你会觉得无以复加的痛苦。他说，这经历让他感到「九死一生」。他在Google新创的社交网站Google+登录注册时的简历栏内，用警方给他按的罪名自我介绍︰艾未未「涉嫌色情、偷税、煽颠、切汇、包奶、抄袭、走私七宗罪」。

     作者注︰由于众所皆知的危险，本文内容来自艾未未私下回答家人及友人对他八十一天囚禁的询问。德译刊于8月8日的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中文为首发。

     艾未未缺席国际演讲会」29日14:30-17:30在台北市立美术馆视听室举行，华裔作家贝岭主讲〈「裸体公民」艾未未〉，中国独立策展人冯博一主讲〈艾未未的当代艺术〉。

廖亦武问答：警棍捅进肛门 捅出的恐怖歌声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10/blog-post_5489.html）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26日 转载)

   

《 明镜月刊》／

廖亦武说，德国出《证词》，书名改成《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这个书名，记录了我的一个铭心刻骨的故事……我痛得受不了，往前像青蛙一样使劲一跳，居然唱出一首“文革”歌曲……

     (博讯 boxun.com)

    2011年9月18日，中国作家廖亦武在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图书馆进行了访问美国的第三场演讲。应会议主办者、华光文化协会会长吴康妮女士之邀，明镜记者高伐林介绍廖亦武，并与廖亦武问答。以下为根据录音整理的问答实录。

   

    明镜：你在《证词》中提到，在监狱里面写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停地遇到查抄。你能否对我们大家讲讲，在监狱中如何写作？

   

    廖亦武：我在监狱中，写了30首诗。选了19首收进明镜出版社出版的《证词》，最近台湾出版《证词》完整版，全收进去了。写的时候，我写在一个很小的本子上——后来自己印了这麽个小诗集《古拉格情歌》。当时要我们糊纸盒，有一本精装的《三国演义》，我将书脊捅开，将写的诗稿藏在里面。当时我一个月往外写一封信，还要帮其他犯人写信。

   

    至于狱中生活的大量细节，是凭脑子记忆，出狱后记忆犹新，写下来了。德国出我的《证词》，创造了一个记录：是中国人的书在德国卖得最多的一本，大概卖了几万册，上了《明镜週刊》的排行榜。德文书名，他们改成《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这个书名，记录了我的一个铭心刻骨的故事：

   

    我很喜欢音乐，在监狱中，有一次出神忘了正在坐牢，唱起歌来。当时监狱中严禁唱歌，看守听见了，就把我弄出去，说，今天就让你唱个够！逼我一首一首地唱，要唱够一百首。

   

    我唱了二十九、三十首，实在是喉咙冒烟，唱不下去了。他们说，你不唱，就莫怪我们不客气了！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上，用警棍捅进我的肛门。我痛得受不了，往前像青蛙一样使劲一跳，居然唱出一首“文革”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这种恐怖的记忆烙在我的脑海里了。这次唱歌以后，我好长时间再没唱过歌。直到我劳改的最后一年，碰见我的师傅，他会吹箫，我才意识到，我一两年没唱什麽歌。

   

要从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从这些可怕的细节中走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写作，写作是排毒，不写出来，阴影就永远在心里。我曾经与罗马尼亚籍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交流过——我跟她之间交流完全没有障碍，同样经历过人类的黑暗时期这一段，交流起来没有什麽界限。她讲她在罗马尼亚，一个朋友出卖她，另一个朋友出卖她，搞不清身边谁是线人，甚至连你的母亲你也怀疑。怎样解开这个结？就得通过写作。

（《明镜月刊》21期） (博讯 boxun.com)

政法大学老师萧瀚15日晚被黑头套

     来源：曾金燕、胡佳微博

    

据10月17日曾金燕微博透露，中国政法大学老师萧瀚15日晚被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黑头套带走，16日凌晨2点才被送回家。

    

据胡佳微博分析，萧瀚是政法大学老师，属北京市公安“文化保卫处（文保）”监控，而戴黑头套和在公路上强制别车扣人是“国内安全保卫（国保）”的看家手段。这是文保第一次对萧瀚兄使用黑头套，手段升级必有原因。

   

另据网友转述萧瀚老师妻子的微博，“熊猫们昨天在大街上把我家领导绑架了，真是光天化日啊。半夜两点才把人送回家来，我家领导一口气吃了五个水煎包，维稳费用这么高，就不能给人买个好点的盒饭。”

赵紫阳女儿：公道自在人心

作者：吴雨    文章来源：DW   

本周一(10月17日)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92岁诞辰，赵紫阳的家人和故友低调举行纪念活动。赵紫阳的女儿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父亲的政治改革和实践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终有一天父亲会得到平反。

10月17日，是已故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92岁诞辰，赵紫阳的家人及一些朋友低调举行了纪念活动。正值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当局对此"敏感日"严密部署，北京不愿透露姓名的访民向德国之声透露，他们欲前往赵紫阳生前居住的北京富强胡同悼念，但被富强胡同附近的便衣警察阻拦。

赵紫阳出生于1919年10月17日，1987年起担任中共总书记，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并进行政治改革。后在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因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招致邓小平及其他中共元老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一直被中共当局软禁。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逝世时，很多中国大陆民众要求正面评价赵紫阳并自发进行悼念，但被当局严控。

2009年5月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根据被秘密传出的赵紫阳录音，整理成书并出版了《改革历程》，书中详细记录1989年的"六四事件"、赵紫阳长期推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及他被非法幽禁的生活。

"他们给不给说法对我父亲不重要"

德国之声在赵紫阳92岁诞辰之时采访了他的女儿王雁南，她告诉德国之声，亲友们在今天聚在家中，一起怀念父亲。而前来悼念的亲友未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阻拦，家门外看似比较平静。但她未透露参加的友人有哪些。

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生，她说："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大家都明明白白的知道，我对父亲的政治主张了解的并不多，我是一个比较不关心政治的人，大家各有各的事情，所以与他的沟通不是很多，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应该多和他沟通一些。 但是我知道我父亲用他一生的实践，这些他所见的，所实践的给了他很多启发和见识，使他对中国的很多事情认识比较深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他的看法。"

"六四"成为谈及赵紫阳一生时避不开的话题，对于中共当局一直未对"六四"和父亲作出明确的定性，王雁南表示："对于国家给六四的定性，当然大家是不满意、不能容忍的，对于我父亲，总有一天会给个说法的，但他们给不给重要吗？"

赵紫阳的平反会和六四平反紧密相连

2005年1月21日，香港支联会曾在港发起2万余市民参与的悼念赵紫阳活动。德国之声电话采访了当时的参加者、香联支联会的副主席蔡耀昌，他说在港人心中，赵紫阳是一位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虽然他也是共产党的官员，在体系中成长，但我们看到他是比较开明的，包括他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他在后期作总书记的时候，也提出政治改革，特别是在八九民运的时候，他是坚持要用和平、民主、理性的方式处理学生抗议事件，反对动用武力，香港人，特别是对'六四事件'还有印象的一代人，都是很支持他的。"

蔡耀昌认为香港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是对这位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最好的纪念方式："我们在每年纪念六四活动时，都会提起赵紫阳，基本上是把赵紫阳和六四联系在一起的，在今后的纪念六四活动中，大家都会继续怀念他。"

上城法院批准检察院撤销对朱虞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起诉

　　　　　　

（维权网信息员张勇报道）本网获悉，4月11日被杭州上城区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的浙江维权人朱虞夫，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于10月25日向杭州市上城区法院提交了对朱虞夫的“撤诉申请书”，同日，上城区人民法院批准了检察院的撤诉申请，现在已经正式撤诉。

笔者致电朱虞夫爱人姜杭丽女士，姜女士说检察院和法院都没有通知她们家里，是刚刚一个朋友打电话告知家里的，朱虞夫并未因此获释。

  

笔者致电朱虞夫先生的代理律师，李律师称：检察院是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向法院提交的撤诉申请，法院以“符合法律规定”同意检察院的撤诉申请。

朱虞夫4月11日被杭州上城区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是中国自今年2月以来已知的第5位被正式逮捕的良心人士。

朱虞夫1978年底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1979年，组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并当选为负责人。此后被当局多次传唤和抄家。1989年声援学运再次被传唤。1998年，积极投入民主党的筹备工作，被选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6月19日被拘留，9月15日正式逮捕。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发贴者 维权网

异议人士吴乐宝失踪107天后取保候审回家

     来源：参与 作者：大风

    

     （参与2011年10月29日讯）昨天上午，安徽蚌埠异议人士吴乐宝办完取保候审回到家中。7月14日，吴乐宝被当局行政拘留十天，随后又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刑事拘留。到昨天（10月28日）已经有107天。 (博讯 boxun.com)

    

    吴乐宝这次由公安部直接办案，越过安徽省国保总队。公安部一会儿说发起“茉莉花革命”的小清新是他，一会儿又说是艾未未。公安部的人还威胁说要把刘荻抓来放在他旁边，所以他在看守所最担心刘荻。

    

    吴乐宝在推特上说：“牢头狱霸真厉害，在里面我就怕牢头狱霸”。有朋友问他是否挨打，他表示：“牢头狱霸有时候欺负下，不算打，不过干活很累……里面真难过。”“还有看守所里被自愿干活。饿，在里面饿死了。”他还说：“在里面通过新闻联播知道卡大作败北后不殒命，乔帮主驾崩，赖老板回国，江爷爷健在。”

    

    吴乐宝的身体被折腾毁了，他被抄走的手机、电脑都没有还他。当然，与其他出来的人一样，吴乐宝也被要求写了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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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五位英雄获萨哈洛夫人权奖

作者 杨眉 

欧洲议会一年一度的、以俄罗斯异议人士萨哈洛夫为名的人权奖10月27日揭晓，今年的人权奖颁发给阿拉伯茉莉花革命中的五位英雄人物，其中包括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线，因不堪忍受城管羞辱而自焚身亡的水果摊商贩穆罕默德•布瓦齐齐。

欧洲议会主席普赛克Jerzy Buzek10月27日上午公布了今年萨哈洛夫奖获奖者的名单，今年获奖的五名得主分别来自阿拉伯世界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四个国家。

他们是去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自焚身亡的布瓦齐齐Mohamed Bouazizi，布瓦齐齐因的自焚身亡引发突尼斯民众的愤怒，从而成为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第二名是埃及四月六日年轻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阿斯玛•马夫兹Asmaa Mahfouz，四月六日运动呼吁埃及民众在首都解放广场聚会示威，从而导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

第三名获奖者是因反对卡扎菲独裁政权在利比亚监狱蹲了31年、今年77岁的利比亚异议人士阿买得•撒努西Ahmad al-Sanusi。

叙利亚两名意见人士同时获得今年的萨哈洛夫奖，他们分别是34岁的女律师扎伊多纳Razan Zeitouneh，她是叙利亚反政府活动的协调委员会的负责人，以及叙利亚著名的漫画作者阿里•法尔札特Ali Farzat，阿里•法尔札特因发表讽刺阿萨德政权的漫画而于今年八月遭到毒打，歹徒甚至打断了他的双手。

欧洲议会各党派代表在日前的评选表决中全票支持上述提名，颁奖仪式将于十二月份举行，去年的欧洲议会人权奖颁发给了古巴的异议人士法里诺斯，缅甸民主党领袖昂山素姬以及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胡佳都曾经获得萨哈洛夫人权奖。

北京法院驳回“维权大姐”王荔蕻上诉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

    

    

    北京司法当局驳回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的上诉，维持对她的一审判决。王荔蕻上个月以寻衅滋事罪名被判处九个月有期徒刑。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四早上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宣判。王荔蕻的儿子齐建翔在走出法庭后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法庭维持原判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他说，整个开庭和宣判用了大约十几分钟，在听到驳回上诉的宣判后，他的母亲显得相当激动。

    

    一些访民和维权人士聚集在法庭外，声援深受他们尊敬的王荔蕻。齐建翔说，庭外现场一度相当混乱，至少有一名维权人士被警方带走。

    

    今年56岁的北京居民王荔蕻长期关注弱势群体，并积极参与中国各地的维权行动。今年三月，她被警方带走。上个月，北京朝阳区一家法庭将她判处九个月有期徒刑，罪名是她去年组织民众在审理“福建三网友案”的福州市一家法院外起哄闹事，构成寻衅滋事罪。

    

    王荔蕻的律师刘晓原对星期四北京二中院驳回上诉不感到意外。他说，司法当局对王荔蕻的一审和二审结果再次显示当局罔顾事实和法律，以求维稳。

    

    预计王荔蕻今年年底服刑期满出狱。

《公民》月刊社论：卡扎菲模式及其超越

作者：特约评论员

    卡扎菲终于死了！2011年10月20日，躲藏在排水管道中的卡扎菲被利比亚过渡委员会武装人员逮捕，随后在押送过程中受伤身亡。

    

    卡扎菲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利比亚民众涌上街头热烈庆祝！对于利比亚人民来说，这是一个让他们时刻感到屈辱和恐惧的时代的死亡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虽然庆祝一个人的死亡显得有些不厚道，但是一个像卡扎菲这样恶贯满盈的独裁者的死亡，无疑是正义和文明的胜利，无数中国网民也为这个消息拍手称快。

    

    那些沉迷于所谓的“西方阴谋论”和被所谓的“国家主权论”所遮蔽的人士应该去梳理一下卡扎菲政权的邪恶记录。撇开历来的对内高压统治，对外支持恐怖主义等劣迹，仅是今年中东茉莉花革命传播开来，利比亚民众开始公开表达抗议之后，卡扎菲动用武装力量，包括飞机大炮，展开对民众和反对派的追杀，就已足够骇人听闻！！卡扎菲的做法激起了世界舆论的愤怒，就连一向对卡扎菲政权庇护有加的俄罗斯和中国都看不下去了，没有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的制裁动议。而国际刑事法院也发出逮捕令，声称已经掌握足够证据以“反人类罪”来起诉卡扎菲。

    

    卡扎菲曾经不可一世，他用铁腕统治了利比亚42年，控制着利比亚政权的所有关键部门，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可以花费巨资收买雇佣军为他卖命，因此他从来没把那些挑战者放在眼里。可是暴虐的统治之下，利比亚民众虽然被迫在公开场合表示效忠，内心其实对卡扎菲已经恨之入骨，因此武装反抗卡扎菲的战斗一旦打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卡扎菲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经过八个月的酣战，在北约为主的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卡扎菲的军队节节败退，终于在今年10月20日以卡扎菲的死亡宣告了利比亚的完全解放。一个罪大恶极的独裁者对民众的滥杀，激发民众的武装抗争，在外力和道义力量的支持下，独裁体制溃败，独裁者死亡，这就是卡扎菲模式。

    

    对于卡扎菲个人来说，不但自己暴尸街头，而且众多儿孙也陪着他一起丧命。历史记录表明，独裁者不但给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往往也给自身以及其家庭带来灾难，这是令人同情的悲剧。

    

    毫无疑问，卡扎菲模式包含了暴力，武装抗争，是社会转型中代价高昂的方式，比前期发生的突尼斯、埃及等国的政治转型显得更加惨烈。但是纵览利比亚近期的一连串悲剧，这种代价的责任在于卡扎菲的暴虐统治，而不是民众的反抗。哪怕是那些抽象层面反对暴力，反对革命的论者，只要他/她是严肃的认同民主体制和人权价值观，那么也没有理由反对这种转型模式。作为对比，如果继续让卡扎菲继续维系统治？情形会怎么样呢？那肯定意味着更多的人权灾难，更多无辜者的死亡，整个社会将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卡扎菲模式虽然代价沉重，却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转型预先排除的一种选项。

    

    有意思的是，当卡扎菲被抓他的士兵所羞辱的时候，卡扎菲显得有点茫然，他问抓捕他的士兵，“我对你们做了什么？”士兵们给了他最后一枪回应了他的疑问。这真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一个被万民所仇恨的独裁者，对于自己和民众之间紧张的关系甚至浑然不觉，总以为自己会受到万民拥戴，总以为自己能操控民众。这其实不难理解，在独裁体制下，任何挑战信息，任何真实信息都无法被传递，独裁者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幻觉中，直到有一天被推翻。在这方面，人类历史充满了类似的荒诞剧，齐奥塞斯库就是一个先例，卡扎菲不过是又一个新的记录而已。

    

    卡扎菲的死，对于任何一个迷信武力，迷信威权的统治者都应该是一个响亮的耳光。旧的统治模式无法维系，面对要求变革的民意洪流，叶公好龙、闭目塞听是包含极大风险的，这种风险不但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对独裁者及其家人的生命也会构成重大威胁。

    

    所幸，同样是罪恶累累的独裁者，人类历史还提供了另外的应变版本。印尼的苏哈托同样统治印尼超过三十年，铁腕统治下，造就了无数灾难，但是当1998年变革大潮涌来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负隅顽抗，他选择了让步。之后的印尼民主政府对苏哈托提起了法律诉讼，但是毕竟苏哈托及其家人避免了暴尸街头的命运。

    

    正处在政治转型进程中的缅甸，同样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镜鉴。统治者主动寻求和政治反对派的对话和和解，政治精英通过谈判共同推动和看护社会的转型。缅甸总统吴登盛就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是下一个卡扎菲。

    

    人类发展到这个地步，在普世价值和观念力量的驱动下，在社会发展层面，会形成某种共时性效应，那就是政治制度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权，需要对权力形成制约，独裁体制需要退出历史舞台。任何试图对抗这种主流文明，对抗社会演进潮流的做法无疑是愚蠢的。那些不愿悲剧重演，那些对人类生命尚保持某种悲天悯人情怀的人们，那些对独裁者有消息管道的，那些可能影响独裁者的利益相关者，当然尤其重要的是那些独裁者本人，都应该接受这样一种警告：从卡扎菲的命运中得到警示，这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诚如莎士比亚所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茅于轼：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

　　卡扎菲很爱他的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把国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全国百姓都享受免费医疗，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而且住房不要钱。百姓生活得很满足，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他爱百姓，可是百姓不领情，还要造他的反。卡扎菲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找到的答案是西方国家在幕后煽动，否则这事绝不可能发生。

　　这是一切独裁者的共同思维方式。他们不但把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而且昼夜操心，为百姓谋幸福，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还为百姓之间的纠纷主持公道。他们如此关心百姓，理应受到百姓的爱戴。现在百姓忽然要造反，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可思议。现在的独裁者并不是只顾个人享受的帝王将相，他们不是低级趣味的人，而是有理想的人，是负责任的人。当然他们也不是理想的君子，思想很复杂。但是他们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卡扎菲很有把握地说，他受到人们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他的真心话。他这样忠心耿耿为人民，现在人们反而造起反来了，他完全无法接受。最后他判断完全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所作所为。外面人往往以为，说造反派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故意歪曲，恶意栽赃。其实并非如此，独裁者不是故意栽赃，他们真是这样想的。不光是卡扎菲，大多数的独裁者都是这样想问题的，因为找不到别的理由。可是他们得出了远离实际的答案。造反是完全自发的，和外国人无关。

　　正因为卡扎菲深信人民是爱他的，所以当有人反对他时他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格外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手段特别狠毒，不惜下毒手杀人。不光是卡扎菲如此，一切独裁者对待民间的反政府力量都如此。他们认为杀掉的都是坏人，至少也是不知好歹的被坏人利用的人，所以毫不手软。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为人民服务而得不到好报？为什么民间反政府人士认为自己是从事正义和高尚的事业，而独裁者认为这些人是忘恩负义，无理取闹，或被人利用。

　　我认为这里的原因是统治者对国家治理性质的误解。他们不懂得，正如我国宪法上写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总纲第二条）”，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统治者只不过是受人民委托临时管理国家的。卡扎菲不懂得，石油本来不属于他的，而属于全体人民的。他无权决定石油收入该如何分配。之所谓给百姓的恩施本来就是人民应该得到的。他未经百姓同意而私自占有的那部分实际上是贪污了百姓的财产。这样的认识和卡扎菲的认识完全是对立的。判断的绝然相对立，焉能不发生冲突。

　　统治者更不懂得人与人平等的人权观念，自以为统治者高人一等，百姓只能听他摆布，不许可有任何自由平等的想法。如果想要和统治者平起平坐，那就是大逆不道。尤其是绝不允许百姓选择别的统治者，铁打的江山要千秋万代传下去。自己死了由儿子接班。从秦始皇开始，天下的独裁者无一例外。

　　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都关押着良心犯。他们并非存心反政府，只是要求自由平等。可是独裁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和自己有平等地位，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超人的形象，是真理的发现者甚至能够创造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话就是教科书，一开口就是百姓学习的材料，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法律。毛泽东有红宝书，卡扎菲有绿宝书，都是教百姓如何做人的。他们进而想统治百姓的思想，防止妖言惑众，搞出版审查制。于是和百姓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不知不觉变成了广泛的社会冲突。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认为天下都是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有权支配，任何一个老百姓他都有权指挥。现代的独裁者也这样想问题。

　　百姓起来造反，在独裁者看来是破坏国家安定，绝对不利于国家和百姓，要把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消灭不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维稳压倒一切，别的统统都被压倒了。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得让位于稳定。社会的扭曲越来越严重，维稳越来越困难，倾全国之力还觉得不够。维稳以百姓为对象，有庞大的队伍，充足的预算（来自于百姓的纳税）。这些人拿了政府的待遇，当然要为政府做事。首先是寻找可疑的敌人，结果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也看做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到此不但没稳定，反而增加了敌对情绪。弄得风声鹤唳，手忙脚乱。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力量和经费，增加维稳的人员，形成正反馈，越搞越紧张。政府靠自我绕不出去，陷入恶性循环。

　　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是人权。也有些学者认为利比亚动乱是地缘政治造成的。所谓地缘政治就是各大强国在当地瓜分势力范围。这一说法非常牵强附会。参与游行的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地缘政治。他们自觉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是因为自身的感受，是因为人权得不到保障。参与游行也不是因为生活问题。中国人改革以来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现在中国政府以为改善民生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下一个五年规划以民生为重点，而忽视政治改革。这样一条路很可能是看错了方向。

　　独裁者还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这次利比亚动乱，国家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来自反对派的百姓。为了消除对国家的威胁，可以消灭参与动乱的分子。所以卡扎菲动用军队杀死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百姓，从而引起国际干涉，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禁飞区显然侵犯了国家的主权。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有权这样做。其理由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反过来，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在卡扎菲的眼中，联合国设禁飞区的决定正是西方在背后煽动的证据。西方国家先是煽动百姓造反，最后亲自出马干涉内政。拿这一点来看，卡扎菲是有道理的。人权思想，自由平等思想都渊源于西方。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是许多东方国家领导人的目标。现在世界上的独裁国家都不在西方，都在逐渐西化的东方国家里。于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在所难免。可是最近发生在伊斯兰国家里一连串的事件说明，人权思想的确是普世价值。不论东方西方，也不论是什么宗教信仰都认可人权。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连中国也不得不对设置禁飞区投了弃权票。因为否认人权，把主权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主权国家有权屠杀百姓，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历史中，任何反对皇权的人都要被灭三族，杀个精光。现在跟随世界潮流，这种认识已经基本上被否定。这是我们政治上的巨大进步。

　　利比亚的事态还在发展中，结果如何还很难说。追求人权未必能够得到人权。搞得不好反而会破坏人权。如果利比亚陷入内战，双方都说为人权而战，长期流血冲突，国家陷于分裂，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如何避免这种结果，双方都要有妥协和让步的思想准备。要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党派的利益要退居人民利益之后。可惜的是理性往往不能战胜情绪，事情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国家被拖入对一切人都不利的状态也完全有可能。

巴格达市民：要恭贺利比亚人民除掉了一个罪犯

来源：凤凰卫视

卡扎菲是继萨达姆之后另一个在倒台后被杀的阿拉伯国家领袖，伊拉克人对他的死讯大都表示欢迎。

有巴格达市民说，要恭贺利比亚人民，因为他们除掉了一个罪犯。

卡扎菲的命运跟萨达姆颇相似。两人都是因为西方的军事介入而倒台，他们在战事的初期原本都有机会体面地下台或流亡到其他国家；但他们都选择了顽抗到底，结果不但自己被杀，也连累了家人。

利当局称卡扎菲秘密资产惊人 超2000亿美元

来源：环球网

摘要：随着卡扎菲被捕身亡，利比亚执政当局也开始对卡扎菲生前的财产进行仔细盘查。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0月21日报道，数名利比亚高官表示，卡扎菲的秘密资产总值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这将是此前西方政府所预计数额的两倍。

环球网记者谭利娅报道，随着卡扎菲被捕身亡，利比亚执政当局也开始对卡扎菲生前的财产进行仔细盘查。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0月21日报道，数名利比亚高官表示，卡扎菲的秘密资产总值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这将是此前西方政府所预计数额的两倍。

报道说，如果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确实属实，卡扎菲将可以被“载入史册”，并登上全球“最贪婪、最古怪”领导人排行榜，他将可以与刚果（金）前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等国际上的“巨贪”级人物相提并论。

一名负责研究卡扎菲财产记录的利比亚人员在21日表示，卡扎菲的秘密现金、黄金储备和投资数额“令人震惊”。他说：“任何人都不会意识到它的规模如此之大。”

报道指出，尽管卡扎菲在国外的巨额投资看起来让过渡政府好像获得一笔意外之财，但执政当局要想真正获得它们并不容易，因为联合国对利比亚资产的冻结让其面临法律障碍，同时利比亚国内的法律还规定，被查获的资产只能由其合法所有人解冻。

据报道，美国与欧洲当局10月21日表示，他们想尽快向利过渡政府交出利比亚的冻结资产，但迄今为止，联合国只授权从在美国的被冻结账户中可以解冻15亿美元资产。奥巴马政府已移交了其中的7亿美元。另外，一些非洲国家出于对卡扎菲的忠诚，也不愿意完全解冻利比亚账户，还有些国家担忧解冻利资产会伤害到他们自己的国内经济，因为一些账单和工人工资恐怕将随之得不到偿付。

南都快评：卡扎菲终被利比亚人民抛弃

来源：南方网

持续了近8个月的利比亚内战，终于在卡扎菲被击毙之后画上了句号。这位烜赫一时，颇具喜剧风格的前利比亚领袖最终没能遂了自己的梦想，死在帐篷里，而是窝囊地藏在一截下水管道之中，被反对派所击毙。

应该说，卡扎菲是喜欢交朋友的。他喜欢和世界各国各种领袖打交道，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说非洲国家都是一家人，不惜拿出大笔的石油美元和各个非洲国家拉关系，甚至于非洲国家的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费用，卡扎菲也慷慨支付。他也反复强调利比亚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员，阿拉伯人都是一家，甚至于在利比亚和埃及之间放开边境，随便自由出入。对于西方国家，卡扎菲虽然早年嗤之以鼻，但是随着萨达姆被送上绞刑架，卡扎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支持北约反恐，而且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乃至于卡扎菲还为法国总统萨科齐提供政治献金，帮助其竞选。

卡扎菲这些举动，确实让他在国际社会成为一个社交达人。不同于苏丹总统巴希尔等同样被西方视为独裁者的那些人，卡扎菲经常穿梭于世界各国，被很多地方当做座上宾。利比亚虽然国家小，人口只有600万，但在国际上总是很能折腾，甚至于还能斡旋菲律宾伊斯兰恐怖组织和政府的冲突。

但是不幸的卡扎菲不是利比亚人民的朋友，他总是觉得他是利比亚人民的领袖，人民只能服从于他。为了到国际上结交朋友，卡扎菲不惜拿出大笔的石油美元来迎来送往，而利比亚人民却只能艰难度日。终于不堪忍受了的人民站了起来，奋战8个月之后，埋葬了这个领袖。而自从人民打响反抗的第一枪起，卡扎菲的“朋友”们都开始背叛他，先是法国、意大利、美国等西方国家，接着是阿拉伯国家，再接着是非洲国家。卡扎菲一路逃亡，一路躲藏，没有一个“朋友”说可以收留他。

卡扎菲一直很奇怪他的这些朋友为什么会背叛他，其实他没有搞清楚一个政治领袖唯一的朋友就是人民，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朋友。他曾经的座上宾英国首相、法国总统等未尝不痛恨他，但是卡扎菲手捧石油美元的时候，能给自己人民带来好处，这些政治领袖也就忍了。非洲国家的头头脑脑未尝不厌恶他，但是为了利比亚的美元援助，他们也忍了。卡扎菲结交这些朋友的代价就是开罪利比亚人民，人民视他为寇仇，彻底把他抛弃。没有人民支持的政治领袖不会给任何“国际友人”提供好处，他们也就抛弃了他，迅速和利比亚人民站到一起，因为他们是害怕被人民抛弃的。卡扎菲死的时候也许稀里糊涂，但是利比亚人民非常清楚，这个独裁者不是他们的朋友。

信力建：永别了，卡扎菲

　　利比亚一代暴君卡扎菲灭亡。媒体报道说，卡扎菲被捉一刻，士兵大叫“让他生还”。被送到车上时，仍然有交火，卡扎菲因而中枪。卡扎菲死后，各国首脑纷纷表态，美国总统奥巴马：卡扎菲之死终结了利比亚人民长期的痛苦，利比亚人有机会建立民主、宽容的国家。英国首相卡梅伦：今天应纪念所有卡扎菲政权的受害者。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卡扎菲的命运应该由利比亚人民来决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很明显，今天标志着利比亚历史性的转折。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委员阿卜杜·拉希姆20日在的黎波里宣布，利执政当局将于本月22日在班加西宣布利比亚全国解放。

　　纵观卡扎菲历史，他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之雄。1969年9月1日，卡扎菲上校发动了政变，兵不血刃。随后，他向全世界宣布：腐朽的伊德里斯王朝寿终正寝，崭新的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诞生了。 40年后，在利比亚最大、最漂亮的绿色广场上搭建起了巨大的舞台，卡扎菲的巨大头像出现在广告牌上。从9月1日起，这个国家开始长达一周的狂欢活动，以庆祝利比亚革命胜利40周年。

　　据闻卡扎菲最后一句话是：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他到死都没明白：第一，为什么他的人民要抛弃他?他治理下的利比亚多富裕呀：利比亚从1951年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变为2009年人均GDP16114美元，其富裕程度是中国的四倍，在非洲为第一富国。在他任内，曾首先将石油收入的50%分给各家各户，然后再做国家预算;在利比亚剥削是不被允许的，店铺不允许有雇员，只能有参与分成的合伙人;国家输水工程惠及之处，那里的牧民就可以变成农民，农场、房屋和拖拉机无偿赠送;利比亚缺劳力和壮丁，就吸引邻国难民来效力，只要给钱，他们就忠心耿耿，更不要说自家部落的利益连带群体了。”而且，利比亚是高福利国家，全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国内治不了的病，就送到外国治，病人分文不出;一户只能有一套住房，多余的谁住就归谁;国家对粮食、糖、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在利比亚，大多数家庭都有小汽车。在城市里没有大型公交车，只有十几座的面包车和出租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利比亚也在积极改善百姓的住房条件。在首都的黎波里和全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正在建设数万套的安居住宅工程，这些住宅作为保障性住房由政府出资建设。由于项目还在建设中，政府还没有制定详细的分配计划。但是相关官员介绍，成立家庭之后的利比亚人均可以向政府申请住房，这些房屋将由符合条件的家庭以十分低廉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获得。在通信方面，在利比亚使用固定电话进行国内通话是完全免费的，手机话费价格也非常低廉，目前利比亚手机覆盖率为103%。听到这个数字您不用困惑，利比亚目前使用的手机号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人口总数。在利比亚，极少看到乞讨者。

　　第二，利比亚当局为什么不相信一次张召忠?8月21日晚上，在央视军事频道上，我国张召忠将军斩钉截铁地说：“卡扎菲已经坚持了5个月了，我认为再坚持到明年这个时候也是不成问题的。”随后，卡扎菲兵败如山倒。昨天，张召忠将军再次预言，卡扎菲像拉登一样藏在隐蔽的地方，但绝对不会在苏尔特，不料今天卡扎菲便在苏尔特被抓住并惨死。如果北约和利比亚当局能够多看CCTV，他卡扎菲也不至于死得这么窝囊啊!

　　目前，卡扎菲及其家族统治已经成为了历史，利比亚将迎来新的一页。唯一的遗憾是这个结果来得有点晚，整个过程显得太过纠结、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沉重。如果国际社会及早介入，一切都会很快平息，根本轮不到卡扎菲军队反攻与拖延的局面出现。这说明：当正义最终降临前，民众必须要独立面对恐怖、暴力、流血和死亡，民主不会凭空掉下，只有自助者才能得到他人的帮助。美国显然也意识到：独裁者是绝对不会得到民心所向的，即便国际社会不参与，人民也会起来反抗。上次攻打伊拉克，美国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帮助伊拉克人民走进民主时代，除了被恶意说成是为了石油外，美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况且此次美国国内形势不理想，所以介入利比亚事务并没有那么积极。

　　所以，在本次对抗独裁者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利比亚人民的勇气。对于一个没有宪法的国家来说，卡扎菲的倒台只是一个开始，民主这条路将漫长而艰难，远不到庆祝的时候，战后摆在利比亚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卡扎菲，但卡扎菲已死，利比亚民主进程可以推进得更快。利比亚更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保障民主、自由、人权的法治规则，只有通过对卡扎菲的独立公正的审判才能开启利比亚的和平发展的进程。而利比亚的反对派以及绝大多数国民并未经过民主法治的洗礼，有多少民主价值的观念，有多少法治的意识，以及对于程序正义的遵从，这个恐怕还要打一个问号。

　　从北非三国的转型中，我们也能够看出，正因为之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则可循，利比亚呈现的是最混乱无序的状态，当然这首先要拜卡扎菲之流所赐，但是几流的统治者往往对应了几流了的民众，对于长期在无规则状态下生存的国民来说，要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学会新的规则肯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希望在利比亚战事结束后，联合国能够派国际事务观察员和适量的维和部队驻扎利比亚，帮助新生的利比亚政权处理相关事务，修订法律，建立法治秩序，举行大选，这样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放任自流的话，不排除利比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麻烦。

　　卡扎菲死后，叙利亚和也门的反对派提醒中东各国政府关注利比亚前独裁者卡扎菲的命运。一名流亡在土耳其的叙利亚反对派说卡扎菲之死是“所有独裁者应该学习的一个教训：杀害自己国家民众的人终将被人民踩在脚下”。卡扎菲的惨死，所有专制独裁者都应该战栗，也都应该清楚意识到民主是必然的趋势，所有阻挡人民当家做主，妄图代表人民做主的政权，都难以避免卡扎菲的下场。在互联网的时代，不要幻想拿什么特色当成挡箭牌，不要再相信封锁可以维稳，更不要相信逆世界潮流而行的张召忠之流，及早还权于民、恪守宪法才是正途。否则卡扎菲的今天，也会是你们的明天。早点放下武器，回头是岸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陈维健: “不要向我开枪”的教训是“不要向人民开枪”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23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不要向我开枪”是统治利比亚42年的独裁者卡扎菲留 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 (博讯 boxun.com)

    卡扎菲这位世界最疯狂的独裁者，在与民主革命对抗仅半年之久，在10月20日凌晨，象一条死狗一样从他家乡的下水道里被拖了出来。那一刻，他惶恐地喊 着“不要向我开枪”，但最后他还是死于 乱枪之下。从电视画面上我们看到，当他从下水道拖出来，被愤怒的人们揪着头发，来回在地上拖着捧着时，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独裁者，是那样地惶恐，那样地无助，他血肉模糊的脸上，眼神充满哀鸣与乞求。这样的画面让任何一个独裁者，任何一个对人民作恶多端的执政者都 会不寒而憟。这是任何一个独裁者、专制执政者无可逃脱的下场。从齐奥塞斯科、萨达姆、本拉登、到卡扎菲，还有那个被关在笼子里接受审判的穆巴拉克，没有一个有意外的结局。

    卡扎菲这位血醒统治利比亚42年的独裁者，在思想意识上是毛泽东的追随者，在统治手段上是邓小平的继承人。他靠 暴力起家，也迷信暴力。当面对民主革命的浪潮，面对人民的起义反抗，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缴械投降，保全自己的时候。而依然是执悟不迷，迷信自己是人民热爱的领袖，反抗他的人只是一小撮。面对示威者，他气势汹汹的地说：“六四”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抗议，中国领导人派坦克进入，把学生摧毁、铲除了。如果示威者不立刻缴械的话，那么也将得到这样的“屠杀”。并表示要象捕杀老鼠那样捕杀起义者。但是他的讲话不但没有吓倒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愤怒。经受42年暴虐统治的人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再惧怕，不再退缩。最后较量的结果是，卡扎菲的穷凶极恶，不但没有吓退人民，反而把自己逼到了地洞里，最后被乱枪打死。他至死都没有明白一个道理，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

    卡扎菲“不要向我开枪”对中国政府无疑有着警示作用。“不要向我开枪”的前提是“不要向人民开枪”。“八九六四”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政府向人民开了枪，这笔血债人民记下了，刽子手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都逃脱不了被审判的命运。今日的执政者应该从卡扎菲的结局中接受“六四”的教训，当面对人民反抗，面对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时，不要效法“六四”，不要效法卡扎菲，开枪镇压人民。如果你们今天不向人民开枪，人民也不会向你们开枪。“六四”镇压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看到当政者，在面对人民维权抗暴的过程中，虽然大量地使用了全副武装的军警，但还是做到了谨慎开枪。但谨慎开枪的后面，却采用黑社会式的暴虐，殴打、绑架、被失踪，刑讯、判刑、进监狱。这样的做法虽然与射出子弹相比，没有那么地血淋淋，但所制造的恐惧，犯下的罪行，一点也不下于开枪，因此，它依然是一种开枪。

卡扎菲的结局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任何一个独裁者，专制暴虐的执政者，不管多么地强大，都逃脱不了垮台的命运。中共政权60 年的统治，于人民积怨甚深，冤债累累，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反抗事件，已经使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如果当政者还在迷信自己的力量，不思改变已经危如垒卵的现状，迷信暴力维稳，就能够守住政权，那么只能象卡扎菲一样加速政权的灭亡，如果当政当者不希望在垮台的那一刻，象卡扎菲上校那样的结局的话，那么在面对示威抗议的群体事件中，请你们不要向人民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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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时评

杨涛:警惕中国沦为“警察国家”　

    

    导语：公权力中塞入私货，而公民权利却无处体现在法律之中。当公权力需要扩张自身的权力时，往往是拿国际惯例说事，但在限制公权力方面，却往往是拿“国情”说事。

    

来源：经济观察网 

   

    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4日审议居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草案规定：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登记指纹信息。同时，修正案草案增加了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时查验身份证的情形。草案在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增加了一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的情形，即“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京华时报》10月25日）

    

    很明显，这次居民身份证法的修改大大地扩展了警察的权力，从登记指纹信息到增加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情形。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公权力的每一次扩张，都可能对公民权利产生挤压，居民身份证法对于警察的扩权，同时周全地考虑到公民权利的保护吗？

    

    居民身份证上有关公民姓名、出生年月、家庭地址等等都属于个人隐私，而公民的指纹信息，更属于隐私无疑。登记指纹信息，无疑是公权力对公民隐私的进一步占有。当然，居民身份证上登记指纹信息，对于准确确定公民身份，打击犯罪，将起到有效的作用，但同时，这些信息如果泄露，对于公民的隐私和个人生活安宁将造成极大的伤害，现实中发生的诸多案件无比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扩展警察登记指纹信息的权力同时，理应对限制警察滥用权力作出详尽的规定。但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草案寥寥一句：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没有严格的程序保障，我们怎么能知道公职人员会尽职地保障我们的权利呢？

    

    再有，草案新增加，“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警察有权查验身份证，这对警察权的扩张就过度了。因为，其他三种情形是“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都是发生了特殊情形时才能查验身份证；而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等地方没有发生特殊事件也随意查验身份证，公民就面临着天天查验身份证的可能。再有，市级人民政府也可以决定查验身份证，也是大大地扩权，将权力下放了低层级政府。如此一来，很明显，公权力将所有的公民都当作潜在的犯罪嫌疑人来对待。

    

    更重要的是，像居民身份证法的修改，也是由公安部主导，事先也没有召集公民、专家进行立法听证会，仅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如此，公权力不塞入私货才怪，而公民权利却无处体现在法律之中。

    

    最后，须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据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介绍：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实行身份证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有56个在证件中加入指纹信息。与其他法律修改不断地扩张公权力一样，当公权力需要扩张自身的权力时，往往是拿国际惯例说事，但是，在限制公权力方面，却往往是拿“国情”说事。比如在刑诉法修改中，国际上通行的看守所与侦查机关分离、沉默权的设立、强制措施纳入司法审查等等保障人权的措施，却一个个被公权力机关以“国情”为由并没有纳入法律之中。如此，公权力不断扩张，公民权利不断缩小，如果不对公权力扩展保持警惕，我们真有陷入“警察国家”的危险！

张永：“乌有之乡”的高点击率意味着什么？

　　在知识界，大致公认“乌有之乡”是一个思想倾向比较偏激的网站，比较热衷于斗争理念，包括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其中有些文章甚至赞美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个网站的文章却拥有相当高的点击率，远远超过一般认为比较理性的思想网站，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

　　比如，在10月24日上午11：00，“乌有之乡”上10月23日发表的一篇支持卡扎菲的文章《卡扎菲之死向全世界昭告了什么》，一天之内点击次数已经达到13395。而几个相对比较理性的思想网站上，同一天发表的关于卡扎菲的文章，点击次数通常只有几百。

　　这意味着什么呢？或许这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偏激思想获得的群众支持远远大于理性思想。如果我们假设在相对自由的互联网上，每一次点击都代表一张选票，那么在这场虚拟的选举中，偏激网站已经毫无悬念地击败了理性网站，假如这是一场真实的选举，上台执政将是偏激思想的代表者，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政治智慧所达到的水平。

　　偏激思想的代表者上台执政后会做什么呢？也许会首先取缔那些思想倾向不同的网站吧，因为他们一向是不主张宽容的。看一下希特勒的作为大致可以想象出来，希特勒就是靠着偏激的种族主义思想煽动起群众情绪，然后在民主选举中合法上台执政的。上台后他就开始镇压不同思想，取缔民主制度，建立起独裁政权，最后发动战争把德国推向毁灭。

　　德国人被认为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但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在1933年丧失了政治智慧，选举了一个思想偏激的人上台，结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结果是根植于德国的历史传统，德国在西欧是后起的国家，由于德国人的勤奋和才智，迅速成长为强国，但是民主基础却很薄弱，民主思想并未深入人心，所以即使到了1933年，反民主的力量仍能够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带来巨大灾难。

　　中国又如何呢？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先生反复说中国“民智未开”，不可能直接建立民主制度，必须经过“开明专制”的过渡期，条件成熟了才能实现民主制，连孙中山先生都承认必须经过“军政”、“训政”的过渡，才能实行“宪政”。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反而陷入长期的战乱，毫无疑问印证了两位民主先驱的思想。

　　今天的中国“民智”开了没有呢？经过了一百年仁人志士的努力，特别是经过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建设，当然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和一百年前处在同一水平，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达到温饱，中产阶级也有相当规模，每年有600万年轻人进入大学。但是偏激网站的点击率远远超过理性网站这个事实，却让我在乐观之中感到一阵寒意，毕竟中国是个民主基础薄弱的国家，又经过将近一百年动乱的破坏，十三亿人中究竟有多少真正能达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标准呢？

　　民主的意思当然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制能否建立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民，在于人民的政治智慧和运动民主制度的能力。我真希望这一天早些到来，在中国人群聚集的场所不再嘈杂混乱，每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都能把自己的家园管理的井井有条，在辩论的场合大家都能够尊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理性网站的点击率能够超过偏激网站……

来源: 共识网 

郑永年：南海已输掉 中国活在梦中

来源：联合早报

     最近人们很惊讶地发现，多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却在“节节败退”。尤其是自从去年以来，这种趋势显得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努力奉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战略。在很多方面，中国放弃了原先恪守的单边主义政策，和东盟(亚细安)发展多边友好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生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些举措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构成了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韬光养晦” 的外交路线和策略。不过，很多人已经感觉到，在很多问题上，如果中国不能直面，就会促成自己的政策走向反面。

　　亚洲区域和国际社会现在的关注点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南中国海突然再次跃升为世界的热点问题。中国有关方面似乎不太理解这个局面。在中国看来，其南中国海政策并没有发生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是相关国家采取了一连串不利于中国的行动，中国只是在作“救火式”的反应。

　　实际上，很多年来，正是因为中国总是采取被动应对的办法，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累积起来，造成了当今的局面。不管喜欢与否，理解与否，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中国早就已经彻底输掉了一场国际舆论战。多年里，当中国沉浸在自己构建的“和平崛起”的话语体系时，有关国家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作了充分的准备，等待着它们预期中的南中国海问题浮出水面。从知识(法律)体系来说，中国现在很难找到任何有效的支持力量。一边倒的舆论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评论家说，用“强硬政策”来形容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已经不够，而是应当用“具有侵略性”了。实际上，类似的中国认知在国际社会已经相当普遍。中国自己则因为并没有作什么而感觉到“冤枉”，这主要是输掉了话语权的缘故。

　　第二，中国也在输掉一场战略战。有关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相当清晰的战略，这些战略包括多方面，如区域多边主义，国际化和大国政治化。而中国有关方面除了不肯面对现实，就是含糊不清。中国不敢把问题作细化分析，用“反对国际化”这样过于宏观的概念来搪塞。实际上，南中国海问题早已经是多边化、国际化，近来又在很快地“大国政治化”。中国只是不肯承认这个现实罢了。

　　第三，如果现在这个情形继续下去，中国也势必最终失去主权战场。如上所说，从去年到现在，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只是做了一些反应性的动作，但是现在谁都把中国视为是问题的根源。实际的情形是，其它有关国家加快了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活动和行动，尤其是资源的开发。

　　中国活在“梦想”之中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其它很多问题上也一样)，多年来中国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为自己设定的“梦想”之中。从战略层面看，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没有机会占据优势的，反而是占据了优势却又自动地放弃。比如说，在1980年代，中国曾经夺取了10多个岛屿和岛礁，但占据了之后，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又放弃了它们中的一些。又如，1990年初中国和一个外国石油公司签了合同来开采石油，但遭到越南的不满，说要取消中国领导人对越南的访问。而领导人为了这次访问，就下令停止石油开采，导致了外国公司的非常不满。最终，该石油公司便和越南签了合约，进行石油开采。在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不管是为了当时的政治原因或者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主动放弃了很多机会。遗憾的是，中国这样做并没有赢得有关国家的理解，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害。

　　那么，最后的结局会如何?中国可以放弃吗?在社会媒体那么发达的今天，在主权问题上，当政者所能作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更不用说放弃了。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最终必然发生冲突。不过，届时的冲突对中国非常不利。

　　问题出现了，就要对付。首要的任务是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上述中国本身的问题外，还有一些其它的重要的原因。对有关国家来说，这是“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的产物。

　　先说国际大环境。对有关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国际大环境莫过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国防、军事现代化及其对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有关国家感觉到时间并不在自己这一边。尽管中国强调“和平崛起”，但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被视为是采取了拖延的政策，等待着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的时候来解决问题。因此，对有关国家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必须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前，得到有利于它们自身的解决;否则等到中国崛起了，希望就会很渺茫。于是乎，必须通过任何方式，加紧行动，促使形势尽量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对中国来说，大国环境主要指大国间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和美国等大国关系的变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美国，不管喜欢是否。不过，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尽管花了大量的精力，却仍然不知道如何与美国相处，尤其在亚洲。美国的存在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中国不太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呆在亚洲。很多人认为美国留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简单。美国在亚洲不仅仅是对付中国，也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例如，如果没有中国因素，美国仍然能够找得到在亚洲的生存空间。无论是东北亚、东南亚还是南亚，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都需要美国的力量来平衡。

　　中国不作为给美国制造空间

　　很多亚洲国家需要美国的存在也是因为中国自己不作为的结果。例如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作为几乎令所有除朝鲜之外的亚洲国家不满。尽管中国有很多难处，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作为的合理性。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现在随着印度的崛起，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中国和这些亚洲国家之间都有合作面，但冲突面似乎不断呈现出来。不管怎样，在处理亚洲问题上，美国是唯一一个经过多次考验的国家，而中国尽管重要性在增加，但还没有经过任何重大的考验。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一个最为可靠的大国。这也表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相关国家想把美国牵涉在内，增加自己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确定性。这就导致了“大国政治化”。

　　今天局势的形成也与有关国家的内部小环境有关。首先是有关国家尤其是越南的内部政治环境。近年来，越南通货膨胀，社会抗议(包括罢工和种族矛盾)不断。而新领导层刚刚形成，权力还没有巩固，因此或者需要寻找巩固权力的外部因素，或者很难对付迅速崛起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在年轻人中间。

　　这里还有中国自身的内部环境。明年中共要召开十八大，在这段期间，中国各方的主要任务是内部事务，稳定压倒一切。一些国家就判断，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不会就外交政策作重大调整。就是说，在新领导层产生之前，中国不会在外交方面出台重大的新政策，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必然会是反应性的。这种判断也促使相关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采取一些比较激进做法的机会。

　　面对现在的局势，中国怎么办?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区域事务上不可避免地要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的南中国海局势，对中国来说，尽管远非“世界末日”，但必须改变迄今为止的被动性，而转向主动性。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源问题，而是战略、政策和资源动员问题，或者简单地说，是思路问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思路。

　　要反思中国的老思路

　　说到新思路，就要反思中国的老思路。中国传统的思维核心就是反对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从理论上说，这当然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个概念不但不能描述南中国海问题的客观情况，更难以顺着这个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里面涉及到几个层面的主要问题。

　　第一是双边主义。中国主张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但这个政策到现在基本上还停留在口号状态。为了和东盟的关系，中国自己没有南中国海开发计划，倒是相关国家在近年来加紧开发，不过不是中国所提倡的共同开发，而是单边开发。在共同开发方面，相关国家并没有意愿或者意愿不强。说穿了，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动力机制，来促成相关国家认同和接受中国所提出的共同开发。

　　第二是多边主义，即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主要表现在中国也签署了的《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宣言》。但是这个文件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文件签署多年了，没有国家有效推动其成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应当说，中国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尽到责任。关键还是在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恪守双边主义，反对多边化。不过，考虑到南中国海纠纷的很多问题本质上是多边的，拒绝多边化只是中国有关方面不想面对现实的态度而已。

　　第三是国际化。有关国家已经把南中国海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国不太会接受，因为求助于国际组织或者国际法，中国输的机会要远远大于赢的机会。上面已经讨论到，中国已经输掉一场国际舆论战，没有多少人会同情中国的立场。

　　第四是大国政治化。东南亚有关国家希望美国的介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介入的程度有多深，就要看是否符合其国家利益。在东南亚，美国因素一直是存在着的，美国从来就是这个体系的一个部分。实际上，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比中国的利益还要根深蒂固。美国从冷战时代开始就致力于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建设，而中国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和东盟发生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系。美国和东南亚的关系是全方位的，而中国则主要还是在经济关系上，其它方面的关系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中国有关方面反对“大国政治化”也是看不到事实的缘故。

　　考虑到上述因素，人们也比较容易回答“中国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也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考量。

　　首先，中国要从周边国家或者和南中国海问题相关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有关方面长于向外宣示自己的具有良好愿望的立场，如“和平崛起”、 “和平发展”和“睦邻”等等。这些很重要，但远远不够，因为中国忽视了周边国家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他们对中国的崛起的担忧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周边国家的担忧的情况，中国才能制定有效的政策。否则，不管你的意愿如何，诸如“和平崛起”之类的话语就会变成自说自话。

　　第二，中国必须区分南中国海航道安全和主权争议问题。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国家关心的是国际航道安全，其介入南中国海事务的主要理由也是这个。在这方面，中国要立足现实，承认和强调南中国海航道安全是所有各方的关注，也是所有各方的责任;中国愿意和美国、日本、印度、东盟国家一起担负起这个责任。在实际层面，国际航道安全一直是美国等大国在负责的。中国尽管开始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但还远远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哪怕是区域性的航道安全。美国批评中国“搭便车”，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就是其中一方面。在这个领域，中美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样的合作也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中美两国如何合作构建亚太安全体系。这需要另文论述。)

　　第三，下一个层面是中国和东盟的整体关系。越南、菲律宾、马拉西亚和文莱等宣称拥有南中国海中的一些群岛全部或部分主权的国家都是东盟成员国，这就决定了中国要考虑东盟的整体利益及中国和东盟的整体关系。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不太乐意接受多边主义，但最终不得不接受，并且是接受得越早，对中国越有利。设想一下，如果《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早些年具有了约束力，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无疑，中国如果要接受多边主义，《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仍然是一个方便的入口。

　　第四，再下一个层面就是如何面对主权争议。这方面是关键，中国应当放弃传统的双边主义，而接受新双边主义，也就是多边主义构架之下的双边主义。就是说，中国和有关国家可以在在中国-东盟多边构架内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南中国海问题。在这种多边构架内，和南中国海主权不相关的国家不会明确表示支持哪一边，中立立场是其最大利益;同时这个构架也给有关国家较大的动力来和中国商谈。

　　南中国海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要得到问题的一揽子解决不太可能。如果解决不了问题，那么管理和控制就成为了选择。要管理和控制南中国海问题，那么就必须发展出各种制度机制。中国尽管目前处于被动的位置，但中国所能作为的空间也是很大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应当开始在区域甚至国际背景下，来寻求南中国海问题的管理和控制方法。如果不能有效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

    (作者为新加坡大东亚研究所所长)

熊丙奇：教授治校和直选代表是解决学生会的最好手段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仇广宇

本刊记者/仇广宇实习生/李晓庆

“学代会开到一半，我们都已经被投票选出来当代表，正要进入下一轮投票，但我清楚地记得(团委)老师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参加过某项志愿活动的同学很辛苦，功劳也很大。他的话是在暗示，请大家考虑，下一轮投他们一票。我当时有点蒙，因为自己没参加过那个‘志愿’活动。”

随心(化名)从高中就在学生会任职，本科和研究生学习阶段，分别在在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会担任干事、部长，“干龄”长达10年。她讲述的，是10年中一次作为代表参加“学代会”的经历。“我第一次在学生会里感觉到有不公平的存在。”

今年国庆期间，“学生会”一词，由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陈伟的一篇炮轰博文，而成为新闻热点。在名为《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的博文里，陈伟痛陈学生会组织的“乌烟瘴气”：官僚气严重，成为官场的缩影；代表选举制度成为摆设；学生会成员成了特权阶层，瓜分同学的集体利益……作为大学校园中与学生最接近的教师，陈伟的观点引起无数学生和教师的共鸣，但也有号称学生会组织一员的学生声称自己身在的组织被他污蔑，要与他“PK”。学生会之病借助大学教师的呐喊，赤裸裸地摆在社会大众面前，所反映出的“教育行政化”症结，也许到了该解的时候。

乱象:“学生组织”被利益和争斗架空

学生会天然应该是什么样的组织?“学生会最初的职能应该包括：首先是代表学生维护学生的权益；如果学校有做得不太好的事情，学生会应该代表学生与学校进行沟通，监督和促进学校工作；第二是学生自我教育的活动。如：自己出钱办刊物、自己请人做讲座，丰富课余生活等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网采访时如是说。

学生会“代表学生”。这样的初衷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去学生会可以加分，到了期末的时候算奖学金的话，可以多加点儿分，再就是为了入党找工作，可以认识院里面的领导，也可以在考试不及格的情况下找老师帮忙，保研的时候老师可以帮忙联系外校的导师，留校任教等。”这是北京工业大学一位从来没参加过学生会的崔同学对学生会的观感。

“学生去创建社团，参加社团，大家一起做事，是凭着兴趣；但我待过这么多学生会，看到的人都是本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进来。都说“为学生服务”的目的，但是实际操作中很少有人真正当回事，精神上是松散的。”随心说。

“学生会干部会享有更多的资源。在各种升学、就业、评比之中会占有优势，这些都是资源和好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因为学生会没有一种民主的制度，学生荣誉的评定都掌握在学校手里。”熊丙奇认为，如今的中国学生会早已背离了“学生会”的本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学生服务”基本成了一句空话。

种种资源的不平衡让学生会主席的位置成了兵家必争之地。随心听说的一个例子是，有两位人选为校学生会主席职位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是团委“空降”一人才使事情得以解决。“真可笑，中国人的斗争智慧都用在这上了。”

“如果再选择一次，我在大学会进社团。学生会有内耗。” 看多了“内耗”，喜欢干实事的随心最多只做到“部长”。“不想竞争主席，太累了。”

症结：直指“大学行政化”

如今的学生会出现的诸多乱象，原因何在?无论是专家、教师还是大学学生，都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大学教育行政化”。“学生会隶属于团委，团委的上级是学校，学生会是所有机构的下级。对于学校存在的问题，学生会只能小修小补。”随心说。

“学生会问题的症结还是现代大学的高度行政化，高校没有获得真正的办学自主权，学校跟一级政府差不多；同时学校内部也有很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权主导了教育权，行政资源主导了教育资源。最后学生会也成为这样的一部分存在。”熊丙奇说。

随心所经历过的学生会组织里面，学生会向学校提意见的情况倒不少见，但是，她没有见过一次学生会代表学生反对团委、学校的意见和指令，更别说教委的意见了。“食堂、停车场、后勤出了问题，学生会权益部代表学生反映，倒可以加速解决问题。但学生对老师有意见，或者，假设说，想建立一个更成熟更科学的转专业机制，这种涉及改变制度的问题都不可能通过学生会实现。”

“许多学校号称自己对学生会的成员进行了选举，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老师鼓励的。这样‘代表学生’的基本功能就被异化掉了。它实际上还会变成老师管理学生的一个工具、一种手段。”熊丙奇说。随心的一个经历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一名同学在班级初选学生代表的投票中没有被选上，但一条神秘的转发短信告诉参会同学，老师希望这位同学能够入选。此时，没有人敢拒绝老师的提议。

“只有学生直选出来的代表才能代表学生自己的利益。这个大方向是对的。”熊丙奇认为，学生代表能代表学生利益，学生代表如果不是由学生心服口服的人担任，学生会就无从行使自己应有的职能。

学生会依然是“最优选择”?

中国的学生会，在“教育行政化”的大背景下，有着种种弊病，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学生会所影响的是一个庞大的青年群体。在许多学校里，优秀、能干的同学依然愿意加入学生会。多年“行政资源主导教育资源”的结果，使得需要表现机会和发展机会的年轻人往往涌向学生会这样的“旗舰式”组织。

尽管陈伟发出了“衷心地奉劝诸位朝气蓬勃的大学新生，要远离这样的组织”的倡议，在事实面前，他的呐喊还是有些无力。据中新网2011年9月15日的一篇报道显示，武汉一高校3600多名新生中，有1200多名新生报名竞选学生会干部，报名人数远远高于另外三个学生组织的人数。

张超曾任广西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他非常关心陈伟对学生会发表的言论，还认真地查看了他的博文。“我觉得他说，中国官场的不良习气是从学生会开始的，有些本末倒置。”

张超称自己理想主义者，但他仍然生存在学生会，并曾经管理过这个组织。“鲁迅式的赤裸裸解剖方式不合时宜，纯粹的批评往往让问题简单化。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

张超曾在学生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他主持的学生会，一度取消了“官衔”，只有部门分工，副主席也发主席的聘书，副部长也发部长的聘书。“这些东西只是给用人单位看的。”他只把学生会分主席团和六部门，开会的时候很热闹，结果也给管理造成了混乱。“经过这件事我也在反思，是不是适当的等级制度在学生会、社团等组织里还是必要的?”

随心在这10年间从未竞选过任何主席类的职务。尽管如此，她依然选择留在这样的学生组织中。随心觉得，如果她就这么走了，实际干事的人又少了一个。“我相信一批批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会成长起来，总会互相影响，最后就会影响整个制度。我内心不希望学生会是一个培养忍耐力的地方，它是学生自己的组织，希望它尽可能地净化。”她所选择的“净化”方式就是“我在这里，我做事情”。

熊丙奇认为，“教授治校”和“学生直选学生会代表”是解决学生会问题的最好手段。教授治校能让学生的天职回归学习，对学生的评定、对资源的分配也回到学术和学习的原点，解决了大学被行政束缚的问题；而“学生直接选举代表”则能保证学生会原本“为学生服务”的性质。让行政对教育放权，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

也许可以期待，在"大学行政化放松"的条件下，以及这些有勇气，有热情的学生的参与之下，学生会终究能回归它“为学生服务”的本来面目。

鄢烈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心”

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历史的惯性

　　2011年中秋节前夕，在《新快报》上读到殷海光的名篇《赶快收拾人心》之节选。我的湖北老乡殷海光(1919~1969)，是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李敖称之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介绍其简历的文章，一般都会提到这篇1948年11月4日发表于《中央日报》的文章，以及1957年发表于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后一篇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要敢于讲真话。

　　写《赶快收拾人心》时，殷海光是《中央日报》主笔，当然是为国民党政权着急。他大声疾呼“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当然是出于对政治现状的痛心疾首。他写道：“享有特权的人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他提出“希望在哪里呢?”至于如何“赶快收拾人心”，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即改弦易辙抑制豪强与特权，还权于民。但就像贾府里的焦大被塞了满嘴的马粪，殷海光因写此文遭到蒋介石的怒斥，差点丢了饭碗。国民党政权随后也就只有“转进”台湾了。

　　这似乎应了一句俗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然而，蒋介石当时真的不急吗?他可不是明代那个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觉得天下太平自己怎么骄奢淫逸胡闹都不碍事。1948年底，辽沈、平津和淮海(国民党称“徐埠”)三大会战失败，“钟山风雨起苍黄”，中共军队渡江在即，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焉能不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但是，蒋更相信自己才是掌控时局的政治家，比殷海光这些书生更有大局意识，危难时期劲可鼓而不可泄呀!

　　讨论60多年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成败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想分析的是有历史惯性的政情世态。

　　历代统治者即便没有饱读诗书，对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理论也根本无知无觉或无信仰，起码他们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听父兄师长诤友念过“得民心者得天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之类治国古训。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信念和算盘：或者自信满满，觉得“人莫予毒”，根本就不相信天下有自己摆不平的力量;或者极端自私，我行我素，怀着南朝梁武帝萧衍“(江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心思。若在上者怀着 “击鼓传花”的心态对待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在下者则多怀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想法，不管不顾地享受着“有权的幸福”;而社会矛盾年深日久，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掌权者可能不敢变法，足将进而趑趄，生怕产生“多米诺骨牌反应”或“溃坝效应”，宁肯听天由命。当然，更一般的认知是，既得利益者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黄炎培的回答，要走出治乱相循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只有依靠人民监督政府。

　　宝贵的“公民心”

　　中国社会的现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强权、特权和腐败深恶痛绝。观世情察民心，只要上一上微博，对这种情绪就一目了然。论事实，说强权，只要看一看强拆强征的恶性案件，在相关条例修改颁行后并没有消失，自焚案和群体事件仍时有发生;说特权，“特供菜”之类报道并非空穴来风;说腐败，近日惹得舆论大哗的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巡视贫困县秭归的账单(13人在20余天内开销80多万元)，无论怎么开脱都是腐败行为。还有财政税收高增长，贫富两极分化的炫富欺贫，真凶出现6年，而被冤死的河北青年聂树斌至今得不到昭雪，等等，令人难以平心静气地接受。应该说，当下民众“人心思变”的程度，绝不亚于奥巴马三年前竞选美国总统提出“变革”口号之时，更遑论喜欢谈论时政的许多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吁推进政改。

　　那么，当下的政改是什么状况?

　　在2011年3月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2011年9月14日下午，在大连承办的第五届达沃斯论坛上，与企业家代表对话，温总理又就政改谈了5点看法，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要维护司法公正，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坚决反对腐败。可是，不必讳言，温总理讲政改已不是一次两次，“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之命，在人心”并没有成为掌权者的共识和行为准则，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丑闻怪事层出不穷，刺激民众神经了。

　　普通公民该做些什么?这使我想起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顾炎武看来，国家政权的更替是皇帝与食君之禄的臣僚们的事，普通百姓不必瞎操心;而保持全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则是每个卑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的。顾炎武这番话有其“先进”的一面，即将国家政权的兴替与社会实体的存亡和民众的责任脱钩，而强调文明的传承和个体的道德自律，这对至今把国家、民族与政权、政府混为一谈的人有启蒙意义，对将社会责任完全推卸给当权者的论调也是有力的反驳。但顾炎武的话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不仅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只有“天下”观念)，也完全没有现代公民意识。所谓现代公民意识，核心当然是“主权在民”的思想，不承认“家天下”，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由此，派生出两点：

　　一是与顾说相通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意识到每个人的言行都影响“天下”的文明程度，行仁义，守礼法，重诚信。从这个角度理解“国之命，在人心”，我们现在的人心之败坏(有学者叫“社会溃败”)难道还需多说吗?那么多伪劣食品从种养到加工再到消费者手上，难道全怪官方监管不严才让有关人员的良心喂狗了吗?动辄把人往死里揍的城管队员或公司保安，怎么就甘当打手还下手那么狠?那几个诬赖救人者是撞人者的老太太又是怎么回事，官方不至于教唆她们恩将仇报吧?大多数人都对天地良心负责，都有公共道德，这个社会才是有药可医的。

　　二是对公权力和政府的监督意识。公民要敢于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忍气吞声“算了算了”;要敢于当“出头的椽子”，挑战不合法不合理的公权力滥用，而不是只想等别人出头了，自己搭便车。这是宝贵的“公民心”，也是可贵的公益心。

　　有现代公民心(公民意识)，就不会寄希望于明主、贤臣、青天大老爷;就不会坐等开明的权威来解放自己的思想;就不会坐等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而是会反求诸己，与掌权者进行良性互动，依法依规循名责实，要求掌权者兑现自己的承诺，带头依法办事，廉洁奉公，并对不公正的社会规则提出质疑，推动“变法”。

　　在这方面，比如，深圳多年来帮助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杨剑昌，督促政府部门公开预算的吴君亮，广州抗议地铁公司乱花钱装修的中学生“举牌哥”，不怕打击报复而监督公车私用的区伯，还有“口罩男”、“拇指妹”等人，都是好公民，是大家的好榜样。近年网络上官民良性互动，促成社会进步的事例更是不少——当然，还要在推动制度性解决上下更大的功夫。

　　与只知怨天尤上的中国传统思维不同，承认“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就将人民摆在主体地位了。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每个人都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不恨恨而死，更不用官员的堕落做自己作恶行非的借口，努力建设公民社会，努力推动改革前行——国之命，就系于这样的民心，我想。

(作者系杂文家、资深媒体人)

宪章论坛

民间人士继续批判笑蜀等公共知识分子     

来源：参与 作者：大风 

    

    （参与2011年10月31日讯）本网在10月28日曾报道《莫之许、北风批判笑蜀等“公共知识分子”》（http://canyu.org/n33433c6.aspx）之后，笑蜀发出最后声明称：“本人定位专业发展，对分猪肉抢大位的流氓无产者为基础的先锋队革命，从无兴趣。不对这传统革命、传统革命思维进行革命，哪来革命资格。不告别极左极右和这两端的党棍，哪可能逃脱轮回。但现在看不到啥希望。惟专业发展才是正途，惟立足社会才是方向，其他，浮云耳。”

    

    对此，此前批判笑蜀的民间人士莫之许、北风作出回应。北风说：“有人对网络有人挑战“公知”不满，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值得大家尊敬，但公公知识分子和公厕知识分子，尽管也叫公知，但等待他们的只会是口水和大小二便。所以，如果有“公知”感到委屈，不妨先照下镜子看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类。”

    

    莫之许对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继续质疑：

    

    从李泽厚告别革命开始，所谓改良派攻击革命派都有20年了吧，如今草根革命派（当然是口头的）骂几句改良派，改良派就受不了啦，说到底还是一贯自居正确的心态所致。但这个正确性难道有论证吗？其实只是以前没微博，革命派没法在公开场合还嘴，给改良派惯的。

    

    今日即使仍持改革话语的知识分子，也大多是策略和路径使然（吾友石扉客语），非认识不到问题也；但公共话语只问内容和效果，既表达，则不免于批评，而中国特色的网友更多采诛心和立场论，也在所难免。

    

    相对而言，公开的言论表达中，改革话语并未立刻退出，但时代思潮在变，执政者的意图和作为也越来越明显，迁延数年，到今年告别改革彻底显性化，部分知识分子固执旧说也好，力图挽救改革也好，都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赔上的是自己的洞察力”（此去年影帝改革热时我的原话）

    

    2001年后，改革已死在思想圈内其实已是共识，即使呼唤胡温新政之人，也都是策略使然，当时有待澄清的是江的三代表路线能否贯彻下去，所谓转型为全民党（其实是国民党）；胡上台后的作为表明并非如此，但许多人对于17大权争犹有期待，17大后，一切底定，改革已死遂成定论。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民间人士昆仑风也加入进来。昆仑批判：

    

    如果承认89学潮的体制内诉求属性，就标志着政体改革已于彼时终结。公知们后来的改革话语陈述自当以策略言说看待，但这一言说方式22年来经久不衰，岂不自证主流知识群体作茧自缚叶公好龙的本色。

    

    事实上民间人士多年来从未刻意回避过改革已死的僵局，公知的话语方式因其身在局中也一直受到包容。但这并不表明如此言说天然具有什么正当性。

    

    公知们面对新媒体时代的草民话语呈现，以一幅一触即跳的架势与面红耳赤式态相向，恰恰证明了他们意识的陈旧和话语沉落。上不可以达天庭，下不可以就时态，此为尴尬存在之必然。

    

    参与首发

欧阳小戎：政治反对派之演进

当政治反对派完全成熟之时，距离社会向文明变革的关键性转变时刻已经非常之近。届时，明智的统治者会谋求与反对派之间的和解，但并非所有的统治者都是明智的，那些死抱权力不肯撒手的统治者们将被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彻底唾弃，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政治反对派的存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已经多年。在此文开篇我们必须先明确这样一个逻辑：只有不允许政治反对，或曰视政治反对为非法的国家，才可能存在反对派。如果一个社会允许其社会成员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为这些政治主张的实现提供合法平台，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反对派”。反对派的存在意味着这个社会是不文明的，却也同时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试图寻找文明。这是一个特殊的族群，某种意义上那些被称为“反对派”的人们，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因为将反对派们联结起来的，无外乎其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利益所求和利益所在及相互体恤的情感。但是，如果将反对派仅仅视为一股政治力量，却又失于偏颇或狭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族群，他们对社会的构建模式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建设性主张，在政治理念、宗教主张、文化倾向等诸多方面都与统治阶层格格不入，却又的大多数时候，不得不按照统治阶层为其治下民众设定的种种限制来规划自己的个人生活，甚至族群生活。这是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独特产物，他们以反对的面目出现，却又与现实的统治者并存于世，相互影响，甚至存在于统治阶层内部，或者存在于与这个社会毫不相干的其它社会之中。

观察世界各国反对派的历史，我们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总结。人类历史上那些可以被称为“反对派”的族群，无论其持有何种主张，其所反对的政权当局又持何种主张，其身处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形式与内容如何，其反对的政权当局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们，而其内在皆存在大同小异的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简而言之便是：政治反对运动的进程，同时也是反对派自我成长或曰自我演进的过程，这个进程同社会文明进程存在着表面上的同步，而究竟是反对派的成长导致着社会文明的前进，或是社会文明的前进催促着反对派的成长，抑或相互纠葛，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

反对派的演进，基本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在诞生之初，我们可以称其为萌芽阶段。这个阶段里，“反对派”一词仅仅意味着社会中一些独特个体的自我觉醒，一个反对派人士需要以社会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并存在，他的一举一动皆表现得与其生存环境格格不入。他所持有的理念仅仅可以视为他自己一个人的理念，他所做出的反对举动亦仅仅属于一种个体的反抗行为。他似乎代表不了任何人。

（此处所言之“代表”，非指法律意义上的“代表”，而是归纳意义上的“代表”。前者需要授权而后者不需要。譬如三个人持有同样的观点，前者适用的范畴是：当三人需要向公众表明自己观点时，其余两人授权其中一个代为表述，则一人表述其观点，等同于在表述三人的共同观点；当其余两人未有授权时，则一人表述之观点仅为其个人观点，而与另外两人无关，尽管三人观点相同，但任何一人皆无权在没有得到其他二人授权的情况下以共同观点的名义发言。然而在归纳意义上的“代表”一词，却要简单得多，如果外人想要了解三人的观点，只需考察其中一人即可。譬如人们可以通过考察莫奈、雷诺阿等人的作品，进而了解印象派绘画的概貌，由是莫奈、雷诺阿等人被称为印象派绘画之“代表”）

显然，在萌芽期，所谓的“反对派”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派别”。但这些以一人挑战全社会的叛逆者们，会以极大的热情和渴望，在社会上寻找同类，他们对认同的需求何其强烈，哪怕远在千里之外素昧平生，强大的相互吸引也会迟早将双方联结在一起，这种联结关系之紧密，有时甚至胜过手足骨肉之间。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再孤独，不再是一个个简单的个体，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在从一些简单个体结成一个群体之后，这个群体内部必然要不断地发生许多预料之中或者预料之外的事。这些事有一些带有积极含义，而另一些却是破坏性的。这个群体中一人遭受迫害，其他人会为之奔走呼吁，或捐款互助，这是结成群体之后一个巨大的积极意义。但结成群体之后，亦将面临诸如理念分歧、道德分布不均、个性冲突、利益等等诸多原因引发的种种纷争。

我们假设一下，假如有一个人，他拥有足够长久的政治异见履历，并因此屡遭迫害，他自己亦毫不掩饰地以一名反对派人士自居，因此，我们可以暂时称他为一名“资深的”的反对派人士。但是，这名资深的反对派人士，不知从何时起，开始热衷于批评同道，他总是在指责其他人做得不对、不好，或者道德低下、不负责任，诸如此类，以贬低同道作为抬高自己的手段。如果放任他不管，那么每当他人试图有所作为时，他便以一个拆台者的姿态出现；假如想要和他争辩，他会更加得意忘形，事态将变得越发难以收拾，令整个群体蒙受更大的损失。这种人存在于大多数群体中，专制力量或黑恶势力对待自身内部类似人等的手段，就是消灭他，让他肉体上消失，或者利用内部倾轧手段让他屈服闭嘴。而追求文明的群体却不能如此，他们会用文明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样的问题非常棘手。

是否具备解决群体自身内部问题的能力，是反对派从萌芽阶段演化到成长期的标志。只要这个群体一天没有具备此能力，那么这个群体一天就仍旧是幼稚的。一个群体缺乏内在的自我约束能力，缺乏自我协调的规则或惯例，那么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将他们视为敌对势力的统治者各个击破。就象一个幼崽非常容易被猛兽吃掉一样。当那些经历千锤百炼艰难成长起来的骨干们遭到重创之后，新生力量又必须重复他们的成长过程，然后再遭重创，这个群体会幼稚地一代代不停地重复着前人的错误，难以成长。

但是一旦他们形成了内部规则，状况将骤然改变。成长中的反对派将从内部纷争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他们将面临一个更艰巨的问题和挑战：他们将面对自己的人民。（此处请不喜欢“人民”一词的诸君们谅解，并暂时忍受这一词汇。无论我们的喜好如何，“人民/people”是现实存在的，不会因我们拒绝使用这一词汇而消失。并且伟大如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安德烈.萨哈罗夫、瓦茨拉夫.哈维尔，亦从不排斥使用这一词汇。）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反对派与人民之间关系这一问题。第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如是认为：反对派就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是人民意愿的最前沿的表现，身上肩负着这个社会最广大的诉求并从不离弃自己之所出身。但是，反对派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与社会主流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足以催生出另一些视角，即我们可以暂时将反对派这一族群视为一个独立于社会存在的群体看待，这种独立仅仅意味着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独立。因此，第二个角度，当反对派族群不再受困于内部纠纷，他们势必将精力转向为人民利益而努力的事务中来，同时试图以此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上一个角度是将反对派作为主体而人民作为客体，与之相对的角度，如果将人民作为主体而反对派作为客体，那么，第三个角度自然诞生：当人民对现实统治阶层失望，意识到统治阶层无法满足自己的诉求时，便会寻找新的诉求对象。在反对派群体受困于自己的内部纠纷时，人民不会信任他们，因为绝大部分正常人都不愿相信一群整日自己争执不休的人们，能够担负起他人之所托；而在反对派内部形成自律机制后，人民——至少那些对统治阶层失望的那一部分——就会自然而然想要寻找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或者简而言之，如果我们暂时将反对派看作独立于人民之外的话，在这种意义上，反对派与人民之间相互需要。一方面当反对派解除内部羁绊之后，自然要寻求人民的支持；人民也一直在寻找一个不同于执政当局的新力量，为自己的利益代言，当人民看到反对派有能力担负起此寄托时，便会自然倾向于他们，其评估标准便是看他们是否已经具备处理自身事务的能力。

因此，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当反对派进入自身成长演进的第二阶段——成长期——之后，他们的任务便从寻找同类并建立自律规则变成了如何扮演人民利益代言人这一角色。任务转变的基础，在于反对派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已不再简单依赖一批中坚活跃份子们的才智和努力，而是依赖一个成功的内部规则或优秀传统，这个按照规则或惯例来运转族群，自身已经能够抵抗来自统治当局的任何打击，一批人被捕之后，其余人或者新加入的人将按照既定的规则或传统继续努力，不必再担忧人才断档，力不从心。显然，人民利益代言人这一任务更加艰巨，他们将面临更多的考验和更大的挫折，并激发出更大的才智力量。直到有朝一日他们成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届时反对派的成长也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壮大期。

壮大期的反对派，已经不再是少数具有社会责任感、坚毅品质、高尚道德的人才可以担当的艰难负担，各色人等都可以持久地为其服务并发挥自己的才干。它已经可以被称为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此时社会变革之势已不可逆转（此处“社会变革”一词指社会构建模式的实质性变革而非指政权更迭，在很多时候，政权更迭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也并不完全需要仰仗政权更迭），人民已经基本认可了他们，而对统治当局熟视无睹，就如同一九八零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

但是，他们还有最后一项任务需要面对，那就是，成为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代表。

我们必须先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外交，究竟是谁的外交？在一个非文明而又掌握现代技术，从事现代生产的国家，尽管统治阶层在努力致力于外交，但这些外交行为仅仅是为了寻求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非一种国家行为。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外交，真正的动因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需要外交，人民需要在这个星球上的同类中寻找朋友和谋求利益，因此才会产生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行为。在很多时候，外交的职责由这个国家的政府来完成，但当政府不再为人民所信任，人民会把在国际事务中为自己谋利愿望寄托在新的力量身上。当反对派赢得人民信任之后，他们需要在国际事务去为自己的人民代言。这是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因为外交所需要独特的才干，它所遵循的规律与他们过去所积累的国内事务经验迥异。

我们假想一下，当一名政治反对派人士，譬如某位来自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接见。这时候，奥巴马和他的同事们会透过这个陌生的中国人，来评估中国反对派乃至整个中国国内人心的状况。奥巴马和任何一位美方官员都不是傻子，他们拥有足够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如果奥巴马仅仅看到了对面坐着是一位异国的反对派人士，哪怕这个人曾经经历过无数荣耀和磨难，那么此次会面对美方来说仅仅是一种礼仪和对中国国内反对派形式上的支持，无论中国方面对此心存多大的希望，美方也不会将这种接触当一回事，只不过是走一次试探性的过场而已；假如奥巴马看到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来自中国的反对派代表，他在美国总统面前努力展现着整个中国反对派的优秀传统并试图为整个反对派谋求利益，那么美方会认为这次会面是美国政府在同中国的某个特殊群体之间建立联系，就如同美国政府和一个来自中国的宗教团体、企业、学生代表接触类似，美方会试图在这种接触中寻求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同时他们亦明白这其中可以作为的，非常有限；假如美方从这个人身上感受到了来自中国人民的强烈诉求，这位反对派人士身后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那么，这次接见就具备了外交性质，它已经完全超出了美国政府和中国反对派的范畴，双方都会试图在这种接触中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这将是一次中美两国两个国家之间接触，这是真正的外交。

只有能够胜任上述范例中所提到的外交职责，一个反对派群体才能称得上进入了成熟期，就如同前些日子在北非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它并不是一个政府，但是它代表着利比亚人民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并为利比亚人民履行着外交职责。又譬如一九九零年代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那些年头里，他们才是南非人民真正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利益代言人，而南非白人政府，则被国际社会淘汰。

当政治反对派完全成熟之时，距离社会向文明变革的关键性转变时刻已经非常之近。届时，明智的统治者会谋求与反对派之间的和解，但并非所有的统治者都是明智的，那些死抱权力不肯撒手的统治者们将被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彻底唾弃，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

我们总结了一个国家中政治反对派的演进，即：萌芽-成长-壮大-成熟，这个逐渐成长的历程，在理论上，这四个阶段越往后，演进的速度越快。而此文最后，我们仍试图对当今中国的反对派稍事评估：在其成长演进中，究竟处于何种阶段？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反对派，仍旧处在从萌芽状态寻找同类并试图建立内部规则的阶段。诚然，笔者这种观点未必准确，亦欢迎不同观点的讨论。但从目前中国反对派内部的关系，及在中国，很多（有可能超过半数甚至三分之二）的反对派人士仍旧不敢以这个国家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为己任，更不敢以此为自己人生之根基这一状况来看，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确实仍旧处于萌芽状态。对他们，或曰“我们”（因为笔者自己同样也以反对派人士自居）而言，当前的任务，是找到一个有效的自律规则，或形成一个能促进自律的惯例。这一任务已经持续了三十余年，今日依旧。强行制定一个规则要求人们来接受它，那既没有现实的可能性，亦不符合文明之价值理念。在笔者智力范畴之内，唯一可以想到的，就是扩大自己的胸怀，形成广泛的相互认可。相互之间的认可，是形成规则或惯例的基石。要认可那些自己喜欢的人并不难，但要认可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人，却需要超乎常人的胸襟气度。因为只有自己去认可他人，才有可能得到他人的认可，最终相互之间的认可才有可能达成，当这种相互认可的范围和深刻程度达到某种水准时，我们的内部规律亦会在无声之中被建立。

愿吾国拥有一个文明而幸福的未来，而吾人所需努力之所在，俱吾人义不容辞之责任。先人虽逝，英灵犹在；国运沦落，河山永存。

来源：民主中国

曹思源建言：修改党章分权制衡

来源：美国之音　记者:张楠

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建议，中共在召开18大时修改党章，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上星期闭幕的中共17届6中全会宣布，将在明年下半年举行18大。

就在人们对中共18大的人事安排议论纷纷，进行种种猜测的时候，曹思源却把目光集中到党内制度的改革上。

*针对体制弊端　提出改革方案*

他认为，目前中共的领导体制存在三大弊病：其一，作为执行机构的党委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权力过于集中；其二，作为决策机构的党代会大部分时间虚置；其三，纪律检查机构规格不到位，被置于党务执行机构之下。

有鉴于此，曹思源提出了一个以实现党内分权制衡为目标的改革方案，希望能为明年中共18大修改党章提供参考。

他建议，落实各级党代表大会为党组织的权力机构，县以上党代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个机构都受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领导。

*党代会应每年举行一次*

曹思源认为，各级党代会应每年举行一次大会。他说，中共八大党章就规定了党代会年会制，可现在仍是每五年召开一次，以致许多本应由党代会作决策的事大权旁落，由党委会决定。他说，几十年来，党委---尤其是其一把手---实际上是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大权独揽，无人制约。

曹思源说，集权制害惨了共产党。八大1956年召开后，一直到1969年才召开九大。这13年间是不是没有什么党国大事需要代表大会来决策呢？否也！

他说：“至少导致了中国三大人祸：反右，它没有经过党代会，没有经过党内充分的民主来讨论，慎重决策；还有就是58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导致了灾难；再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经过党代会决定的。”

他说，实行年会制以后，党代表人数要大幅减少，全国党代会代表以500人左右为宜，县党代表为30人左右。

*纪检委应监督同级官员*

至于纪检委，他认为，其主要职能应是监督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可是现行党章规定，纪检委受同级党委领导，因而难以独立发挥作用。他说，这是惩治贪官污吏工作长期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曹思源说，提出这一建议是为了共产党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他相信，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如能实行，将是一种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他说：“我们党体制上的主要毛病是集权过多。毛泽东时代是一切服从毛主席。毛主席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以至于毛主席犯错误以后无法纠正。只有一个办法，等他去世以后。”

*党内改革尤为重要*

曹思源说，在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的今天，中共领导体制的改革尤显重要，否则其他方面的改革都会受到防碍。

他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一些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但是所遭受的挫折，毫无疑问也是党的错误和党的体制的缺陷造成的。影响的可不仅仅是8千万党员，而且也影响13亿人口的命运啊！”

这位法律专家说，他已把自己的建议和一篇题为《论党内分权制衡》的文章，寄发给政治局九大常委，供他们考虑、研究。

他表示期待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完善关于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方案，更期待中共中央早日启动党章修改程序。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今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不搞西方式民主。

*权力过份集中引发高层关注*

但是中共高层显然已经意识到权力过份集中的危害。温家宝总理不久前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份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最近也撰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党政职能分开、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

曹思源曾任职于中央党校、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领导起草了中国的企业破产法。现为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

本文来源：美国之音

莫之许：告别单向度的改革

六四悲剧之后，执政者运用严密的政治控制，试图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此情形下，中国大陆再无成规模的实体政治抗争，并不出人意外。与之相应的，在政治思潮中，改革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这些言说并未得到执政者的正面回应，偶尔还会招致打压，仍可以可看作是一种主流话语，频繁地见诸报端，在人们当中口耳相传，深入讨论，影响乃至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政治判断。

在我看来，改革话语首先是极权主义社会运行走向终结的必然产物。极权主义社会消灭了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并用铁幕断绝了对外交往，当极权主义社会因维持困难而试图转变时，一切资源依旧掌握在执政集团的手中，任何改变都只能依赖执政集团自身，此时，除了突变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唯一的可能。因此，在1978年到19xx年间，改革话语的强势或者所谓改革共识的存在，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现实的无奈。所谓改革，其实是在社会缺位情况下，由国家单方面推进的的整体战略抉择。

19xx年尤其1992年以后，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了迅猛的变化，而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后极权主义社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整全式的改革话语随之终结，“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应当与经济社会的进步相适应”、“改革正在过大关”等论调乃应运而生，一方面，这一思路考虑到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并将其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区隔，走出了1980年代后期欲在短期内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整体跨越的改革思路，但是，新的改革话语依旧是1980年代改革话语的延续，既保留了由国家单方面自上而下推进的思路，也保留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绝对强势的前提假设，在这一思路中，新兴社会力量的作用依旧处于缺位的状态，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有待处理的对象，而非可以发挥主动作用的角色。

正因如此，这种新的政治改革话语并未过多地冒犯执政者，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在19xx年后的政治高压和悲剧过后的极端悲观情绪之下，新的政治改革话语又在传递着某种希望，这使得它取得了事实上的主流地位，但是，它并未取得在1980年代那样的一致共识，而是始终受到少数人士顽强的质疑，因为，如果19xx年数以百万人群的聚集呐喊换来的不过是强力的镇压扼杀，那么，同样的执政者何以会在此刻改弦更张？此外，背负上了难以摆脱的xx债务，政治改革难道不是变得更加困难了吗？

尤其是在经历了近20年片面经济改革之后，新的质疑也越来越强：权力已经与利益高度融为一体，执政者有为什么要开启有损于自己利益的政治改革呢？ 近年来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随着权贵资本主义主义的成型，政治改革非但没有丝毫破冰的迹象，甚至有走回头路的趋势，以致许多人喊出了“改革已死”的断言，其含义不外是当前执政集团已经彻底丧失了改革的意愿。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执政集团不仅丧失了改革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丧失了改革的能力。自上而下的改革乃是国家极端强大和社会极其弱小情形下不得不尔的变革路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变化，尽管国家依旧占据着关键性的资源，但大多数人都摆脱了单位或公社的管辖，民间也拥有了相当比例的各类资源，尤为关键的是，创造性和活力更多地属于民间而非体制，在此情形下，就算执政者有改革的意愿，也未必拥有了与改革相匹配的资源和能力。就算执政者猛然醒悟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支配越来越活跃壮大的社会力量，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驱使麾下暮气沉沉的官僚体制。一边是失去意识形态支持和利益化了的官僚体制，一边是生机勃勃自为自在的民间社会，改革不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再存在，那种由国家单方面推进的政治改革思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毋庸讳言，改革话语的拥护者，绝大多数与国家有着紧密的关系，或本身就身处体制之中，因此，在提出或者拥护改革话语的时候，并不容易感觉到上述的矛盾，只要最高层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却会轻易地唤起广泛的关注，而不管事后被一次次地证明为虚妄； 相反，面对日益生机勃勃的新兴社会，要么是不屑一顾，要么怀有某种本能的警惕，与当代中国的改革话语相伴随的，常常是对民粹主义的警惕，以及对各类民间抗争行为的疏离，和对政治抗争的厌恶。

在我看来，这种对权力不切实际的寄望和对民间毫无来由的不屑或警戒，与其说是理性的产物，不如说一种非理性的条件反射。 如前所述，改革成立的前提是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弱小，对于长期坚持改革话语的人士而言，这种坚持可能导致改革的前提成为某种不可质疑的神话，以致于无条件地相信国家的依旧强大和社会的依旧弱小，从而忽略了身边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当然更谈不上认识到新兴力量可能发挥的历史作用并投身其中。

改革话语的拥护者应该认识到，改革的神话已经终结，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然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当今中国，一方面是执政者既没有改革的意愿，也失去了单向改革的能力，却垄断着强制资源和关键性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足以窒息这个社会的变革可能；而在另一方面，新兴的民间社会虽然拥有了自为自在的庞大势能，拥有着绝大多数的创造性和活力，却在执政者的压抑下分裂为无数小的碎片，难以立即形成改革的力量，两方面的结果就是没有良性的力量涌现。而导致孙立平所谓的社会溃败。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话语的拥护者应该学会将眼光朝下朝外，朝向民间，当然，鉴于民间目前的离散局面，要形成力量必须通过联合，而在执政者的强势高压之下，走向联合就离不开抗争，在这个意义上，告别单向改革就意味着走向抗争，并通过抗争形成对体制的压迫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好比是油门和刹车的关系，而合起来就是一种可能的有序变革，而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社会走出目前僵局的唯一可能。

来源：共识网

学者建议审查高考户籍限制规定合法性

来源：中国青年报

 “尽管我们的孩子很优秀，但只能带着满腔的怨愤，去国外接受教育。”随迁子女家长繁琳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她说：“也许我的孩子不能享受到这项政策变化带来的好处，但我们还是要为后来者呼吁。”

对于随迁子女能够在异地参加高考，民间呼声持续不断。2011年8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张北县第三中学考察时指出：要逐步健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由输入地政府负责；抓紧研究制订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日前，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了建议国务院审查教育部《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研讨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指出，目前阻碍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的主要障碍是教育部规定中的户籍限制。他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向有关部门申请审查该规定的合法性。”

张千帆指出，户籍规定意味着一个在北京上学的高中生高考时必须回到原籍参考，而北京和其户籍地的考试范围、使用教材可能不一样，这将直接影响其上大学的机会。这就产生了基于不同户籍的同班同学之间的不平等。由此，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违反了教育法关于受教育权平等的规定，应予修改或废止。

有学者指出，像北京这样高考录取计划最多的城市，形成一个“洼地”，造成很多高考移民问题，都是分省考试带来的。目前，我国司法资格考试、全国研究生考试是全国统一的标准，但是，其他考试五花八门，有的地方750分满分，有的地方900分满分，除了专门研究的人，很多人都弄不清楚。统一高考的制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

非京籍学生家长代表撰写了一份《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份民间建议方案提出“户籍与学籍分开，以学籍为主要条件”的解决思路。

与会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认同高考报考与户籍脱离的解决方案。他透露，教育部已针对高考改革分出多个专题进行研究，其中就包括随迁子女高考的专题。在专题调研中，他提出，异地高考的方向是要建立以学籍所在地为要求的报考。

对于人们对“改革没有时间表”的焦虑，他表示，教育部和家长同样着急，都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不是特事特办，出台新政策和新制度，高考受户籍限制的状况不可能很快改变，这是由政策制订本身的节奏和复杂性决定的。”

时评家童大焕说，他在1997年写时评说户籍制度改革，如今已过了14年，相关状况仍然没有任何改善。 

袁铁成:缅甸凸显中国“无正义外交”的尴尬

来源：联合早报

大投资项目——密松大坝建设项目。尽管已造成巨额损失，但此事对中缅关系未必带来根本性的损害，对中国“走出去”企业也未必带来根本性的教训。此事最大意义在于，充分暴露中国过去二十年“无正义外交”的尴尬。

　　韬光养晦、不干涉内政政策后果

　　中国1989年“六四”运动之后，由于担心引火烧身，对于全球引发的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潮流，中国一直采取所谓“韬光养晦”被动式外交策略，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回避全球主流价值观的强力冲击，凸显中国官方设定的“和平与发展”国际大趋势与全球性的民主转型浪潮格格不入。

　　这之后就出现一种奇怪的外交现象：曾跟中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国家，凡是经历过民主转型后，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即使摄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联合国的否决权，但是，双边关系往往若即若离或貌合神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纷纷民主转型。以今天的现实看，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多数都不敢恭维，但是，他们跟中国交往时已经拥有了道德优势，往往看不起中国，即使中国块头很大。东欧国家如此，中亚国家如此，经历过“颜色革命”的中亚国家更如此，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苏哈托(苏哈多)倒台后的印度尼西亚、马科斯(马可斯)倒台后的菲律宾)如此，塔利班倒台后的阿富汗如此，萨达姆倒台后的伊拉克也如此，穆巴拉克倒台后的埃及如此，就连卡达菲还没有完全倒台的利比亚也如此。半岛电视台播出的利比亚民众示威的画面中，就已经出现了反中国的中文口号。

其实，相比较上述国家，缅甸也不过刚刚启动民主化进程。2010年刚举行全国大选，新政府试图全国政治和解，总统府挂上了昂山将军的画像，接受了昂山女儿昂山素季(翁山淑枝)的建议，反对中国在缅甸投资兴建密松大坝。照此脉络，不难预见，接下来的叙利亚、朝鲜、古巴也都会如此。与中国貌合神离的所谓友好国家会越来越少，看不起中国的国家会越来越多。

　　中国外交窘境的根由

　　有网民在微博上评论说：“如我是利比亚新政府，我也会这么做。我会问：我们在搞革命时，中国在哪?丝毫不讲国际正义，还无耻修饰自己：不干涉内政。1989年后至今，凡经历过民主变革的国家，有谁看得起中国?从东欧到东南亚再到中东，一个都没有，连阿富汗都看不起你”。中国外交为何连续20年出现如此窘境?

　　首先，从战略上，中国外交缺乏基本的国际正义，在国际道德制高点上缺席。中国向来以“不干涉内政”为由，不介入别国内部事务。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解决的，在二战之后的世界里，找不到一个国家如此。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你居然能够缺席，那么，你还有什么是不能缺席的?那么，新政府上台之后的对华关系可想而知。就连正在战场的利比亚反对派军人都会说：中国是最后一个放弃支持卡达菲政权的……

　　其次，从外交策略上看，“鸵鸟政策”导致中国外交只重视当权派，而无视反对派。中国文化擅长中庸与平衡，恰恰在中国外交上僵硬，缺乏中庸与平衡，则是采取一边倒的只重视现政府的交往，而缺乏跟反对派的接触。一旦新政权上台，中国立刻丧失核心沟通管道。中国无视昂山素季的结果就是巨额投资被当头棒喝。中国对苏丹也如此，中国一直强力支持北苏丹政权，南苏丹独立后则对中国非常不满……

　　其三，从外交理念上看，重商主义严重伤害并恶化了中国外交。在过去20年里，中国外交最突出特征就是“订单外交”，对欧美国家往往试图以庞大订单平息一时之怒，试图以商业支票勾兑政治压力。殊不知，这种只讲利益不讲政治的短视行为，往往导致恶性循环。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则采取“政府把钱撒出去，而企业又把钱赚回来”的策略。中国“走出去”企业无视海外公共风险，采取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做法，往往给中国外交带来巨大的伤害。如今，在非洲很多国家都出现新的反华势头，缅甸则是最新例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消极影响还会继续扩散。

　　总之，过去20年，中国外交正逢经济全球化。然而，当中国试图迎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时，又正逢“政治民主化”的浪潮，还有政治本土化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中国外交在面临既有地缘政治挑战的同时，还将面临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挑战，还将面临中国官方价值观与全球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挑战，因而，中国外交会出现种种异象，并引发一系列的、一波又一波的海外公共风险。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海外风险研究所执行所长

长平: 革 命 新 发 现

所有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无论作者本意如何，都必然映照现实。关于革命的正当性、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的后果，现实比历史更迫切地需要答案。

而这所有的问题，又都被中国共产党反复论证过。该党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府搞一党独裁、压制民主自由、剥夺民众权利和财产、导致民怨沸腾的时候，人民就有理由揭竿而起，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权，建立一个新中国。「枪杆子里出政权」，暴力被赋予了天然正当性。革命者是个体英雄、民族救星和历史伟人。

历史又到革命关头了吗？在革命教科书中，这从来都不由统治者、中产阶级和附庸文人说了算，而是由底层那些被欺侮和被凌辱的人来决定，那些未得赔偿就被强制拆迁了房屋的人，那些蒙冤上访却被关押折磨的人，那些被工厂主剥削劳动苦闷到要跳楼自杀的人，那些仅仅写了反对政府的文章就被判刑入狱或被跟踪监视的人，那些因为腐败工程而可能丧命于桥梁铁轨的人，那些没有基本医疗保障而在重病中被赶出医院的人……前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革命的星火遍地闪烁。有上街「散步」抗议的，有围攻州县政府的，有阻断公共交通的，有炸毁政府机关的，有冲上街头砸车毁店的，还有持刀直奔警察局的……这些在历史教科书中被誉为「革命火种」的事件，在现实中被称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煽动颠覆政府或其他犯罪行为，遭到严厉的打击。正如「压迫」与「反抗」的辩证逻辑所示，政府的「维稳」经费逐年上升。

当执政党一边歌颂革命以论证自己统治的历史合理性，一边压制革命以维护一党独享的现实政权的时候，到底是执政党背信弃义呢，还是革命的逻辑本身有问题？

早在二十二年前，当一场从来没有称自己为「革命」、甚至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旗号的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革命」的问题。他们指出，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的组织，必然患上暴力依赖症，继续以暴力维护政权，产生新的 暴 君或专制统治，从而导致新的暴力革命发生。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兴亡，都是百姓受苦。民主、自由和法治，除了作为幌子之外，从来没有生长的土壤。

很多学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证改良较之革命的好处，其实大可不必。除了少数天生嗜血者，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不流血的变革比流血的变革更好。尽管经过意识形态洗脑，暴力成为反复讴歌的光荣历史，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仍会恐惧暴力和战争。另外，遍及全球的和平主义思潮也会深刻地影响年轻一代中国人。

问题在于，改良怎样发生？启蒙如何生效？如果不改变一党专制，别的改革是否都是治标不治本，从而半途而废？如果是这样，那么执政党放弃一党专制的动力何在？ 李泽厚 先生在倡导「告别革命」之后，最近以慈禧太后为例，开出的药方是「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只要保证她的利益，可以慢慢来」。

这无疑是「相信政府」的另一种说法。且不论政府是否可以相信，单说多久才是「充足时间」呢？六十年是吗，一百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之内，几代人的个体命运，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历史发展的代价吗？而且，就当代中国的情况而言，为什么前三十年会走向黑暗呢？如果黑暗之后统治者自当觉醒，那么如何避免再次陷入黑暗？如何避免「黑暗——觉醒——黑暗」的历史循环呢？

杨小凯先生曾经在反思和反对革命的时候，也开过一个药方，那就是等待国际环境，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压力。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变化就会发生。这也必将面临这样的质疑：前三十年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压力不够大吗？如果说非要等到经济压力足够大，大到国家面临崩溃边缘，变化才会发生，那么如何解释当下的朝鲜政局？而且在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中国模式」还被论证为优胜者，香港台湾也难挡赤化，这是否意味着民主自由永远也不会到来？

醉心于甘地式的非暴力反抗的朋友，也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既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口号的运动，都会被视为过分激烈，像甘地那样公然拒绝承认现政权、一再组织民众静坐示威、有组织地当众撕毁当局颁发的居民身份证等行为，恐怕早已经受到跟暴力反抗一样的惩罚了。

暴力反抗必然带有报复社会、伤及无辜的后果，实为悲剧中的悲剧。但是，谴责暴力反抗的人们也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像江西抚州炸毁政府机构的钱明奇那样的不幸者，他们的出路何在？在实施爆炸之前，钱明奇已经上访十年，而且通过写微博等方式公开自己的绝望处境，得到的社会反馈，无非是鼓励他只有实施暴力。

这时候，你总不能还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办法总是有的吧。非暴力主张者似乎会说，无论如何被欺凌，你都必须忍着；实在忍不下去，宁可自杀也不杀人。然而，唐福珍等人不就是选择了自焚抗议吗？那些强拆者因此而有过半点迟疑吗？再说，主张私有财产保护的人们也必须回答：当未经谈判达成协议，也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一群身份不明的人闯进家中拆你的房子，你是否有暴力反抗的权利？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告别革命」、「反对暴力」等口号不仅显得简单粗暴，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毫无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压制民众抗争权利、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嫌疑——与 李泽厚 先生一同倡导「告别革命」的 刘再复 先生在一篇访谈中，就强调说「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我没读到，他有无关心底层民众是否欢迎。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诸多学者和媒体都对革命进行新的审视。谈论革命再也绕不开「暴力循环」的门槛。于是学者们对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阐释。 秦晖 教授认为，革命未必流血多，如辛亥革命；改良未必流血少，如戊戌变法（「六四」也许是最新的例子）。 张健 先生把革命分为权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而细化了革命的价值。 萧瀚 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就是革命的时代，革命已无法拒绝」，「不指望彻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义的暴力」。这些对革命的重新发现，都具有丰厚而深刻的意义。

我问过不止一个熟悉政府内情的人，政府改革的动力到底何在？在这些人士中，相信「 明君德政」者，显然比普通民众要少得多。他们一般会回答说，出于长治久安的目的。一党之长治久安，本身就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如果有人期待从这个目的出发，改革到民主政体，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但是，这些人通常会有一个迷惑人的说法，那就是开明专制，党内民主或者部分民主。就算你接受如此民主，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会影响这样的长治久安呢？最后你会发现，并非西方发达国家把当局逼得脸红了，也不是人们幻想的统治者利益争斗达到一种平衡结构，更不是当权者的良心不安，而是「维稳的压力」。如果你继续追问维稳的压力到底是什么？显然并非学者的理性建设性批评，而是底层民众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

不是足够的时间，不是足够的外部压力，也不是足够的权力争斗，而是足够的权利主张，让政治变革产生可能。反对革命、痛恨暴力而又真切地希望社会进步的人们，应该研究的是，是否有可替代性方案，来置换或者分担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压力。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告别陈旧的权力游戏，寻找新的力量。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主张者，都对古老的权力倾轧——改朝换代或者宫廷斗争——倾注了太多的热情。他们相信权力的变革来自权力本身，民众的命运来自国家的发展，个体的权利攀爬于历史的阶梯。

在最近的一个讨论会上，我提出远离权力争斗，拒绝宫廷秘闻，关注个体权利，支持新型抗争。有将改革希望寄托于政府进步的人士，当场对我的发言表示失望。我后来认真反思，认为除了言辞可以更加温和、表述可以更加清晰之外，我仍然会固执己见。几千年来，宫廷政治浪费了太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今天还有人对中南海内幕津津乐道，我只会把他当作一个旧时的说书人。

从年初的「茉莉花革命」到最近的「占领……」运动，再到持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观念的更新，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在席卷全球。这场革命可能发轫于阿拉伯世界，可能燃烧于美国华尔街，但是全世界的权力玩弄者都将难以幸免。中国人将不是受影响受波及的对象，而是以新的方式，成为革命的主角之一。

原载《阳光时务》第4期 www.isunaffairs.com

好书连载

编者按：

现存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其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更由于后天的畸形培育和畸形发展，使得这个制度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阻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陷阱。共产主义官僚贵族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不惜以国家强制力量为后盾，干着大量侵犯国民人权、破坏国民幸福和尊严的勾当。官僚贵族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普遍的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面前的严肃主题！

张祖桦先生作为前中国共青团高官，本来有机会置身共产党高层甚至最高层的官僚序列。但8964大屠杀使他看到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残忍性和悲剧性，从而果毅退出中共官场，听从良心的呼唤，开始致力于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理论研究和转型实践活动。经过九十年代的理性思考，2001年终于结晶出版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简称《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为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提供了可资选择的路径和方向，从而很好地回答了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本书中，张祖桦先生非常系统的解析了与民主宪政科学有关的系列概念，如“民主”、“法治”、“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宪政”等等。他将“民主”分为“一般民主”、“法治民主”和“宪政民主”三个层次，认为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是人类迄今为止在政体方面的最优选择。

 张先生指出中国政治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那么怎样从现实出发完成这种转型呢？张祖桦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张”，即培育公民社会、树立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他认为中国之政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经历“体制改革阶段”、“低度宪政化阶段”和“高度宪政民主阶段”。而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则是一件众人添薪捧柴的事，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及体制内外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推动，从而扫除官僚权贵集团对民主宪政事业的阻挠，并最终完成政治改革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创新。

毫无疑问，张祖桦先生的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维权事业和民主事业是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的。

从本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将分集连载张祖桦先生的政治学著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我们希望也相信读者诸君能从这部著作里寻找到一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总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关于中国、关于中华民族的美好憧憬和光荣梦想！

编者：2011年4月15日

第十一章  推进政治改革

l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l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l  政治改革的基本任务：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保障人权自由

l  推进政治改革最重要的环节是体制内外的改革力量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

l  我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三个阶段:

 1．政治体制改革阶段

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政治体制改革阶段的特点

2．初步宪政民主阶段

3．高度宪政民主阶段

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第十二章  推进政治改革（连载十三）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

我国20多年来之所以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变化，其根本原因就是进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体制障碍和僵化的意识形态禁锢，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生命活力与创造性，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未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适时启动政治改革，致使权力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不公正日益加剧，各种矛盾愈积愈深，经济改革也无法深入下去。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增进人民的福祉，争取今后20年和整个二十一世纪的更大进步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跟上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冲破旧的政治体制与过时的政治思维的障碍，激发出新的社会潜力和能量，建立起现代的宪政民主政体。

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元老之一、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不久以前在关于中国改革的一次谈话中说：“我感觉困难的是制度层面的改革问题。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农民又占大多数，要过两个关，一个是市场关，一个是民主关，用市场制度激励群众，用民主制度团结群众，这两个制度搞好，天下大定。”他在谈话中还强调指出，体制转换和过渡的时间太长了，应该加快改革速度。他的观点很明确：无外乎是说经济改革要建立市场制度，政治改革要建立民主制度。有了这两个基本制度，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我赞成杜润生老先生的意见。我国的问题非常之多，如果不抓住要领，而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话，那就永远也搞不好。长期搞不好，是十分危险的。杜润生的意见就是要抓住要领，以免总是陷于被动局面。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关心政治改革，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前途。作为对本国公民和人类社会负有一定责任的政治家，更应该高瞻远瞩，提纲挈领，抓百年大事，立千秋功业。建立市场制度和民主制度（确切地说，是“宪政民主制度”），就是这样的百年大事和千秋功业。中共领导层已经认识到过市场关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过民主关的必要性显然还缺乏认识。在他们的意识中可能认为：不搞市场制度，经济就没有出路；而不搞民主制度，政治上还是能够支撑的，因此可以无限期的往后拖或者留给后人解决。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这正是权力腐败现象禁而不止、愈演愈烈和市场经济制度难以确立、残缺不全的根本原因。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于1999年5月28日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发表了题为“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的演讲。张五常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只有三种的理论。他所说的第一种体制就是所谓的私有产权的体制；第二种体制是按照社会等级排序进行分配的体制，即人们通常说的“论资排辈”的体制；第三种体制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社会体制。张五常指出：第三种体制是最成问题、也是最令他担心的体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的权力非常之大，政府的管制无所不在。而一旦有了管制，贪污腐败就有了方便大门。张五常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93年他陪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去成都市访问，与当时的四川省省长一起探讨问题。弗里德曼非常善辩，鲜有对手，可是这次却败在四川省长的手下。弗里德曼建议尽快取消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他举例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嘛。省长先生反驳说：亲爱的教授，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张五常给出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张五常提出的贪污腐败的体制在政治学上就叫做“无限政府”，意思是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且不受任何制约，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政府。这种体制的确有点象那位省长比喻的有很多不同的尾巴缠绕在一起的老鼠，盘根错节，无所不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只能是走向自我毁灭；如果仅是自我毁灭，那还不要紧，随它去就是了；问题是毁灭的过程一旦失去控制，将会给整个人类造成极大损害。要改变这种社会体制，仅仅靠经济上建立市场体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上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也就是杜润生老先生说的过“民主关”。

著名学者汪丁丁在《未来20年发展与改革的两大障碍》一文中指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视角下，未来20年中国发展与改革的主要障碍有两个：（1）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知识状况”的极度落后；（2）在制度变迁方面，中国社会结构内部的权力的普遍腐败。在这两个障碍中，制度方面的障碍更具决定性，因为当社会普遍地发生着“权力腐败”的时候，“知识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是空想。知识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知识就是力量”），腐败的知识权力也就意味着知识在社会里的道德合法性的丧失（法律知识沦为贪赃枉法，经济知识沦为营私舞弊，政治知识沦为朋党之争与帝王术 ．．．．．．）。消除权力的腐败应当成为我国未来20年发展与改革的努力之关键。市场规则在我国社会的“本土化”，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社会创新能力的开发与保持，所有这些都有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制度来监督和医治我们权力的腐败。成熟市场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1）以公众舆论监督权力；（2）以新闻自由医治腐败；（3）以法治精神维护公共领域与权力机器之间的平衡；（4）以道德共识基础上的宪法精神指导政府日常职能的动作。（2000年1月号《财经》）汪丁丁文章的意旨很明确，就是主张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体制，消除权力腐败，促进经济发展。

继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再次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大会的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却显得相当保守与空泛。这一部分的内容共有五项：（一）健全民主制度。（二）加强法制建设。（三）推进机构改革。（四）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五）维护安定团结。看似冠冕堂皇，却缺乏实际内容和措施，全部篇幅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换句话说，就是坚持和强化一党专政。比起十年前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来，十五大报告的政改部分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较大退步。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权力腐败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愈来愈公开化、愈来愈肆无忌惮，“太腐败了”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不久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与新华社《半月谈》共同组织的对50位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对中央党校部分地（厅）级党政领导干部学员进行的问卷调查；零点调查公司对社会公众所作的调查；均显示“腐败是头号社会问题”（2000年1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第3版）。这些都说明：全社会对权力腐败的严重性具有高度共识；同时证明了推进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共领导人可能担心搞政治改革会导致自身失去政治权力和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但是，不搞政治改革的结果要比这可怕得多，因为不搞政治改革，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坚持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就必然会无可救药地腐败下去，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迟早要被人民所彻底抛弃。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就是先例。前苏联东欧实行一党专政的各国概莫能外。搞政治改革，实行宪政民主，将权力还给人民，才能够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重塑党的合法性基础。在宪政民主政制下，如果你做得好，人民自然会选择你，谁反对也没用。如果你做得不好，一时被人民弃选，你仍有机会改过自新，争取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所以，真正对党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就应当深谋远虑，依归民意，计利当计天下利，谋事当谋万世功。蒋经国先生晚年在台湾做出的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宪政民主的伟大决策，既顺应了历史潮流，又实现了人民的意愿，体现了“天下为公”的崇高境界，足以彪炳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大陆有十三亿人，是台湾的60多倍，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中共领导人倘能放弃陈旧的政治思维，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宪政民主，其功德之大恐无人能及，于民于国于己都是善莫大焉！这个道理其实是很容易想明白的。

从实际的角度来观察我国的现实政治，客观地讲，近年来在某些领域，是搞了一些改革的（尽管改得还很不使人满意）。譬如象法院、检察院、公安系统的改革，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特别是肖扬到最高法院担任院长以来，法院系统的体制和工作得到一定改进。譬如推行审判公开制度、庭审直播等；法官的来源渠道也开始改革，现行的制度将被废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只能从下级法院和社会法律人才中选任；将为高级法院的法官配备法官助理，现行的助理审判员将被取消。据1999年9 月3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中国法院将加大改革力度，即将进行的法院司法改革仍然把审判方式改革列在首要位置。其中，“三个分立”制度最为引人注目。其内容是：在审判工作中实行立案和审判分立，审判与执行分立，审判与监督分立。其他审判方式改革的内容还包括：一、强化庭审法官和合议庭职责，推行审判长和独任法官选任制度，确保办案质量和提高效率，调动法官的工作积极性。二、在刑事案件中依法保证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指定律师为经济困难者提供法律援助。三、围绕公开认证、当庭评理，完善举证、质证制度。任何证据未经法庭质证，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完善这一制度将有利于保证司法公正。四、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1999年10月22日最高法院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检察院系统在韩杼槟入主以来也搞了一些改革。公安部长贾春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从2000年起，中国公安机关将力争在3年时间内，使各级公安队伍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有明显提高，使人民群众感到比较满意。公安部为此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制订了不少规章和措施。笔者并不怀疑肖扬、韩杼槟、贾春旺的改革诚意，也非常希望他们的改革部署不要流于形式，能够得以落实（哪怕是部分落实也好）。但是，据我多年来对我国政治的观察与研究，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不用说3年时间，就是再加上十倍时间，也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司法系统的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因为这些消极腐败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体制上，而不是在工作作风上，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肖扬也好，韩杼槟也好，贾春旺也好，他们只能在现行体制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改革，这主要是由现行政治体制造成的。因此，他们所进行的改革，注定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的。治本的办法惟有深入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从历史上看，社会变迁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曰暴力冲突（造反、暴动、起义、革命）；二曰和平渐进。笔者基于宪政民主思想、人道主义和建设性的立场，鲜明地反对暴力冲突，坚定地支持和平渐进。因为暴力冲突只具有破坏性，而不具有建设性；因为暴力冲突主张以暴易暴，结果往往是以新的暴政代替旧的暴政，强化独裁专制，而不会产生宪政民主体制；因为暴力冲突必然导致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牺牲，使整个社会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而且这一惨重的代价将主要由平民百姓承受。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世界史，充斥着暴力冲突和战争，暴力冲突频繁发生，加上两次热战、一次冷战、无数次内战和地区性战争，给整个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同样，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代史，也充斥着暴力冲突和革命，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都是靠暴力起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1989年6月，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中共元老集团，仍然是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和平请愿、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残酷地剥夺了许多善良无辜的人的生存权。暴力革命和暴力统治带给中国人民的是深重的苦难、巨大的创伤和悲惨的结局。诉诸暴力、以暴易暴、冤冤相报，将使中国永无宁日。因此，所有主张和赞同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人，都应坚持和平、理性、推进改革、反对暴力的原则立场，不管主张暴力的人是以专制的名义、还是以革命的名义。

要想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体制，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在持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不断地推进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用和平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和建设性的方式，逐步改变政治体制、政治观念、政治文化、政治哲学，消除旧体制的弊病，建立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符合国民需要、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

具体到我国，笔者认为：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应确定为建立宪政民主体制。这种新型的体制应该包括真正实行宪法和法律的统治，切实保障人权和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有限政府与权力制衡，普遍的民主选举以及司法独立。

政治改革的基本任务是: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保障人权自由，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条是在维护与强化一党专政的前提下进行修修补补；一条是尽可能寻求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政体。显然中共现行的政改方针属于前者，即千方百计地维护与强化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进行一些局部的政治改革（多数举措局限在机构、人事、廉政、监督、司法等领域）。这种政改思路如果得以施行的话，也许能收到一定短时的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是注定行不通的。因为这种政治改革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问题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一党专政，如不从根本上着手改革、弃旧图新的话，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就象医治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不是对症下药或动大手术去除病根，而是给他吃消炎药、打青霉素一样，怎么能指望把他的病治好呢？除非发生奇迹。可是这种奇迹（指过时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政体得以长期沿续）在社会生活中还从未发生过，在二十一世纪也不太可能发生。所以，可供选择的政改思路应该是后者，即和平地、平稳地改变并最终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只有这样做才真正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解放生产力、真正调动起广大民众建设新生活的积极性，从而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能使我国真正走上长治久安的轨道。

推进政治改革最重要的环节是体制内外的改革力量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否则的话，绝难成功。体制内改革力量如果不能得到民间改革力量的支持，必然会形成孤军作战之势，势单力薄，很容易在守旧的政治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夹击下遭受失败。民间改革力量如果不能与体制内改革力量建立合作关系，也难以有效地发挥出自身的积极作为，且很容易遭受挫伤。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改革力量，合则两利，分则两输。从苏联、东欧诸国政治变革的过程来看，体制内外改革力量的结合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执掌政权的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只不过有时公开，有时隐蔽。近年来，由于国内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共党内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正在上升，体制内改革力量也在重新集聚；同时，民间改革力量也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而成长壮大，并趋向理性化。因此，体制内外的改革力量应尽可能地建立起一些基本共识，如尊重自由、人权、民主、法治、正义等基本价值；反对政治腐败与实行社会公正；主张和推动和平、渐进的政治改革；以建立宪政民主政制为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既使在某些问题上暂时不能达成一致或存在某些分歧，也应以大局为重，尽可能求同存异，合成方向一致的作用力，克服各种阻碍，寻求有效地推进政治改革的途径。

考虑到在我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将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政治体制改革阶段；

2．初步宪政民主阶段；

3．高度宪政民主阶段。

每个阶段政治改革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是有所不同的。

一， 政治体制改革阶段

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存在诸多严重弊病，如本书第六章指出的:权力的软约束机制；体制性腐败；人治、权治大于法治；人权与人的自由这一基本价值不被尊重；民主化程度偏低等，比比皆是。此外，像党政机构重迭、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肆意挥霍浪费百姓的纳税；决策不民主、不科学；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等等弊病都普遍存在。因此，对于进行政治改革以克服体制弊病，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体制内外、执政党内外的绝大多数人较容易达成共识。

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是:消除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病，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并逐步将政治体制导向宪政民主的轨道，使之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执政党带头进行改革，从列宁主义的集权制的党转型为现代民主政党。在党内推行民主选举制度，党的各级领导人均由党员或党员代表依照一定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建立健全党内的民主监督机制，清除腐败，实行廉洁政治。从制度上保护党内的不同意见，在适当时候开放党内派别民主。精简党务机构和专职党务干部，实现党费自给。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广泛吸纳社会精英，将党改造成为全民党。清理党的意识形态，吸纳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将人道、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共和、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等现代社会基本价值植入党章。

发展社会中间组织，实行社区自治。制定《社区自治法》，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城镇增强居民委员会的功能，实行居民自治。在乡村增强村民委员会的功能，全面普及推广村民自治。居委会和村委会的负责人一律由居民、村民自己提名，自由选举产生；实行政务、财务公开，重要决策民主化，选民参与制度化。由于我国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乡村，因此推行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民主选举制度，对于广大农民学习民主、实践民主、培养公民意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应不断总结经验，努力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同时，应恢复与广泛建立独立的工会、农会、商会、行业协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环保组织和其它构成公民社会的各种中间组织，以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形成具有现代特色的利益整合机制。逐步推进民主选举制度，使公民在实践中学习民主，增强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

在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和农村村民选举村委会主任、城镇居民选举居委会主任的广泛实践基础上，逐步实施乡(镇)长、县长、市长直接选举，推进民主进程，使人民授权得到制度保障。

建立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法院。由宪法法院对人大立法的合宪性、政府部门颁布的行政性法令与政策的合宪性、法院和司法机关办案的合宪性进行纠察；并受理公民和社会团体对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违宪行为的控告，履行违宪审查的职权，保障和落实现行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

建立廉政总署。将现有的行政监察机关和检察院的反贪机构并入廉政总署。廉政总署只对法律和全国人大负责。其主要职责是，调查一切贪污舞弊案件，并立案检举或进行处分；负责检查政府各部门及公共机构的行政程序及例行手续，以便尽量减少贪污舞弊、以权谋私的机会；负责公开宣传，争取公众对肃贪倡廉工作的支持。

进行人大制度改革，实现人大议会化。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而事实上，在一党体制下，人大只是从属于执政党的一个决议政事的机构。各级人大领导人全部是由各级党委提出的；各级人大代表是从各级党委选定的范围中产生的；各级人大会议的议程是由党的各级组织决定的；连人大的日常事务也是由人大中的党组决定的。同时，由于各级人大的代表人数过多，非专职化，非专业化，素质参差不齐，参政议政能力不强，工作质量不高，消耗费用过大等等，都使得改革人大制度的必要性日益增强。改革的方向是议会化，也就是按照独立的立法机关和代议机构的目标逐步改造人大。可以肯定，这是人大今后改革的大趋势。改革的内容包括:减少人大代表的名额，全国人大代表以500人左右为宜，地方人大代表逐级递减；人大代表专职化和专业化；改变人大代表的结构，增加法律专家、政治专家、财经专家、教育专家和其它各类专家的比例；撤消人大常委会，增加专门委员会；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各级人大代表一律由选民按选区划分直接选举产生；侯选人一律由各个政党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或由选民代表联名(符合法定人数)提出；候选人实行公开竞选，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和制约等。

进行司法改革。奉行依法治国的原则，逐步减弱直至取消党对司法权的直接干预和控制。法官、检察官、公安和司法机构的官员实行职业化、专业化、政治中立，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通过立法禁止政党、政治组织和社会利益集团对司法系统的干预。司法系统内部应建立与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健全规章制度，严肃纪律，严格人事制度，确保司法公正。

开放言禁，加强舆论监督。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保障和执政党对媒体的垄断与严密控制，致使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受到诸多限制。而舆论监督的薄弱与无法可依，正是社会上各种腐败现象得以横行无忌的重要原因。全国人大应抓紧制订《言论自由保护法》、《新闻法》、《出版法》等有关法律。取消各种形式的言禁、报禁，允许公民独立创办报纸、刊物、出版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及其它传媒形式，以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批评监督的权利，废除对报刊、图书和其它传媒的意识形态审查制度。

适时开放党禁，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我国现行宪法与联合国人权公约都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全国人大应抓紧研究制定《结社法》、《政党法》，以使公民的结社自由和政治权利真正得到实现，并将社团和政党的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政党的组织活动经费应该自筹；法律应当禁止政党动用财税收入作为组织活动经费，同时应对企业、社团和个人的政治捐款作出明确限制；政党竞争应该作到公开、公正、公平、合法与文明。

信守联合国人权公约，切实履行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职责。中国政府在正式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之后，应恪守公约的条文，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贯彻。全国人大应尽早批准中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依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修改与公约相违背的现行法律法规。

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宪法。将上述改革的原则或成果写进宪法，加以确认，形成法律制度，使改革原则与成果制度化、具有不可违逆的权威性。

鉴于这一阶段的改革内容很多、任务繁重、工作量很大，同时为避免四面出击、加大改革的阻力，改革的领导者应根据实际情况，精心制订改革方案，再细划出若干个实施阶段，分步骤地进行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阶段的特点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体制内改革力量与体制外改革力量的互动；上下并进，带动中间。重点是从行宪(兑现宪法中关于人权和公民权的规定)到修宪(注入宪政民主原则和体制架构)，建立初步的宪政民主体制。核心是主动地和平地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造，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基本方式为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由点及面，和平渐进。先从社会上已有一定共识、阻力相对较小、比较容易收到成效的方面改起；而把涉及的利益关系较为复杂、难度较大的内容放在后面进行。切忌操之过急，力避激化矛盾，在推进过程中适时地做一些妥协是非常必要的。

政治改革的主要推进力量和依靠力量是执政党内的改革力量和知识阶层、企业家、中产阶级、市民和农民中的先进分子以及其他民间民主力量。

 二、初步宪政民主阶段

    

经过政治体制改革阶段，建立起初步的宪政民主体制，即进入初步宪政民主阶段。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虽已具有宪政民主的特征，如代议制、普选制、司法独立、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等；但是在初期，政党、国家、军队体制上尚未完成根本的转换，宪法和法制体系中仍会存留旧体制的一些弊端，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还存在不少与宪政民主相抵触的东西。为了承前启后，实现合法性的衔接和体现法律的连贯性原则，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需要有一个初步宪政民主阶段。

初步宪政民主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和平地跨越一党体制，巩固和完善宪政民主体制。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最重要的工作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成立制宪委员会，召开制宪会议，重新制订宪法。

新宪法的制订应把握以下要点:

1．摈弃与文明主流不相吻合、落后于时代的政治理念、政治原则，体现出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关照世界变化趋势与中华民族文化特性、综合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治思维、政治哲学。

2．彻底理清党政关系。宪法是政府权力分配的法律文件，它反映的是一国政治体制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而不能用来反映党与公民的关系，也不能用来规定党与国家的关系。它必须用来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确立宪政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原则。

3．建立具有制约政治权力的政府制度体系。重新建立与安排中央政府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确立有限政府的原则，政府机构应该奉行法治、精干、高效、廉洁、公正的原则。

4．充分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在公民权利自由方面，以宪法直接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及建立完整的程序上的救济制度为主。不再允许政府将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变成政府许可制下的自由。私有财产权、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都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范畴，它们在本质上属于公民自己的“私域”，政府不得随意干预。上述不得随意侵犯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构成了政府行为的界限。

 5．构筑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可以考虑先行安排带有一定联邦制特征（如增加直辖市的数量、全面提升直辖市的地位；扩大中心城市的功能和权限；确认港、澳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架构）的宪法制度上的地方分权体制，实行全面地方自治；然后逐步向联邦制的复合共和国过渡。

6．确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并以宪法法院和违宪审查制度保障宪法真正实施。宪法修改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

新宪法即奉行宪政民主原则的宪法制订出来并获得通过、正式颁布以后，关键在于施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仅有一部好的宪法还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使宪政民主的精神和原则深入人心，转化为公民和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共同信奉与自觉遵从的神圣原则。因此，初步宪政民主阶段的根本任务是从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方面逐渐培养公民、政府、政党、社会团体信奉法治和宪政民主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新型的良性互动的政治秩序。

遵照新宪法的规定，实行军队职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参照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国家(如美、英、法、俄)的军队管理体制，将军队建成国防军。通过逐步改革，直至以立法形式撤消军队中的党务机构；在过渡时期可以保留政治部和政工机构，但只负责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再主管干部工作，且不得带有党派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待条件成熟后，代之以纯粹的思想工作系统和法纪规范、道德伦理教育体系。军队应效忠国家，效忠宪法，接受国家元首的领导，将国防部实体化，实行文官管理体制。加强军队的职业化和装备现代化，精兵减员，大力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与科技素质。适当提高军人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增强军人的荣誉感和凝聚力。军队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严格遵守法律，不得介入党派之争。军队向议会负责，每年向议会汇报工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须经议会审议通过。

在初步宪政民主阶段，还要大力加强法治建设。一方面要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修改其中违反新宪法及不合时宜的内容，增订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内容；另一方面，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制订新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国防、人口、生态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完整的现代法律体系。同时还要下大气力，完善司法体系，大幅度地提高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执法水平和护法力度，有效克制贪赃枉法、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行为，真正做到司法公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严明、违法必究。

总之，初步宪政民主阶段是从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向成熟的宪政民主体制过渡的阶段，也是新的宪政民主体制不断建设完善的历史过程。一旦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宣告完成，我国社会真正进入一个自由、民主、共和、法治的时期，即为高度宪政民主阶段。

                     三、高度宪政民主阶段

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第三个阶段是高度宪政民主阶段。只有达到这一阶段，我国人民才能真正享有充分的自由民主，社会才会持续繁荣、安定而有序，政府权力才会被有效地限定在增进公共福利的边界之内，公民权利才会得到全面而坚实的保障。

参考当今世界上实行宪政民主体制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中国进入高度宪政民主阶段，社会与国家政体将具有如下特征:

 1．国民普遍具有自觉的宪政民主意识，熟知宪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则，懂得用宪法条文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与自由。

2．宪法真正体现自由、人权、民主、共和的原则，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受到普遍认可与尊重，宪法的施行得到坚强的制度保障。

3．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与宪法原则相吻合的法律体系，整个社会自觉地奉行法治。

4．权力制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三者的权力保持平衡。         

5．有限政府。政府权力被严格限定在宪法与法制的框架之内，不允许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力的存在，政府、官员带头守法、执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能够得到及时地审查与纠正。

6．完备的司法体系与司法公正。司法不受党派纷争与利益集团的干扰，一切行为以法律为准。

7．人权和自由得到充分发展。公民的人身权利、人格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并享有很高的自由度。国际人权也得到肯定和确认。

8．民主原则延伸到各个领域。不仅在政治制度、政治生活方面实行民主，而且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社团组织、公司决策等方面贯彻民主原则。

9．国家结构从单一制转换为联邦制。大陆与台湾在此基础上经过谈判和民主的方式和平统一。西藏、新疆、内蒙以及香港、澳门可以享有成员邦的自主、自治权。各地方单元实行自治，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高度自治，保护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习俗和文化的多样性，各民族和睦相处。

如果说经济改革会改变社会的利益格局的话，那么政治改革更是牵涉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因此，政治改革更为复杂、更加困难。它要求人们在操作的过程中不能理想化，不能存有乌托邦式的幻想，不能用感情代替理智，不能凭想当然处理问题，更不能大而化之、固执已见和随心所欲。中国人近代以来付出的代价和学费实在是够多够惨重的了，应该变得聪明（这里指的是“大聪明”）和理智起来。不然的话，别人谁也帮不了你。所以，我们在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时候，应该认真总结和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特别审慎、特别精细、特别负责任；应该实行孔子提出的“四毋”精神：毋意（不主观随意）、毋必（不绝对化）、毋固（不固执已见）、毋我（不唯我独是）；应该广泛吸纳各种有益的意见，尽可能地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努力开发各种政治资源，制定和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全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