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您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国人权局势是否有所改善？
潘永忠：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有这样几个依据：
1、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外交、经济合作中，与「反中」捆绑，比如：批评与指责中国人权状况，评论香港「反修例运动」、台湾主权问题、维吾尔人权问题、西藏宗教文化问题、南蒙古独立运动等，都属于「反中」行为，必将遭遇中国经济制裁的报复，比如：2010年挪威颁发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立即中止了两国正在进行的渔业合作谈判，及各领域交流活动，政治领域的会面被全部取消。经过挪威政府不断努力，一直到2016年，中挪关系才恢复正常。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借助于国与国的经济外交合作，禁止各国对中国的批评，结果是，眼下敢于站出来批评中国政府的国家，几乎寥寥无几，造成国际压力减轻了减弱了，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等的镇压，更加肆无忌惮。
2、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加剧了。独立中文笔会年末整理了一份因思想、言论和宗教等原因，被判刑入狱的政治犯资料，他们是：笔会会员：吕耿松、陈树庆、秦永敏、胡石根、刘飞跃、黄晓敏、徐琳、周远志、桂民海、刘艳丽（女）、王怡、张宝成。
笔会荣誉会员：陆建华、海莱特•尼亚孜、刘贤斌、陈卫、李铁、买买提江•阿布都拉、陈西、李必丰、姚文田、伊力哈木•土赫提、王炳章、贡却才培、董如彬、王默、吴淦、赵海通、王全璋、张海涛、卢昱宇、王喻平、吾买尔江·艾山、古丽米拉·艾明（女）、余文生、扎西文色。
还有同样是文字狱的囚徒：黄琦、陈家鸿、洛桑嘉央、阿不都卡德尔·加拉里丁、阿卜拉江·阿吾提·阿玉甫、乌麦尔江·哈桑·波孜克尔、牙里坤·肉孜、阿不都热合曼·艾白、齐曼古丽·阿吾提（女）、热依拉·达吾提（女）、阿卜杜拉迪尔·贾拉拉丁。
3、前些天，高瑜女士透露：年前以来中国政府针对大陆的民主人士、异议人士进行了封网，阻止他们上网与外界联络。比如：因「六四事件」获罪的中共高官、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先生，曾「因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现长期遭遇监禁生活，去年12月20日以来，鲍彤等一些知名人士家里的网络均遭遇了全面禁封。
再比如：2019年12月26日晚，丁家喜律师等四位民主人士，被山东警方非法抓捕，警方在执法过程中未出具任何法律文件。
法广：您如何看待中国各地遍布监视器和摄像头与“维稳”之间的关系？
潘永忠：中国各地遍布「监视器」和「摄像头」。我也听到一些回国的朋友议论，有说好的：街上小偷少了，犯罪少了，市场执法的恶警也少了。也有人更担忧了：对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的监控与管制更为严酷了。此外中国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社会上广泛应用，每个人都有一张社会保障卡，记录了个人的兴趣爱好、教育健康、学历资历、经济状况、饮食消费习惯、交友乃至阅读嗜好都在管辖者的视野之中，每个人都成了一张塑料「卡片」，成了透明人。
我们怎么看这些现代科技、大数据库、人工智能呢？其实问题不在「监视器」、「摄像头」和社会保障卡上，我的思考是：现代文明不能拒绝与放弃现代科技，一个国家的文明与安全，关键是建立在国家民主制度上，及落实在执行宪政制度上，一党独裁与集权统治下，言论、写作、出版等没有自由，动辄被污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甚至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而现代科技成为统治者镇压与打压反对派的有力工具，换句话说，等于是现代科技提高了中共政府「维稳」的手段。2019年，人权律师继续成为各地司法当局和律师协会重点打压和监控的对象，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人权倒退的原因所在。
法广：中国家庭教会牧师王怡在2019年年底被判9年监禁，王怡究竟做了什么引发北京不满？此一判决为何引发强烈反响？
潘永忠：12月30日，四川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在网站公布了对王怡的宣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判处王怡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消息传出，举世震惊与愤怒！
王怡是一介书生，是虔诚的基督徒，是加尔文派中国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曾任笔会的理事，是自由撰稿人、法律界人士、宪政论衡网站主编，曾被《南方周刊》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2016年以，中国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对于教会加上一条条桎梏，牧师的佈道稿须接受审查，神职人员要由党任命，限制与海外机构联络，以教会不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全国千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王怡勇敢地站出来大声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向威权主义，反抗这样的限制，同时他公开在「六四」这天，为国家祈祷，成为政府严厉打击基督教运动的焦点人物。
我们的态度是：近年来王怡坚定地信仰基督教，向世人宣传福音，这些与国家颠覆有何相干？因何而形成势力？对他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岂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强烈谴责与抗议中国政府再一次的犯罪行径。
法广：北京往往将宗教信仰与颠覆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您如何解读此种做法？
潘永忠：宗教信仰与颠覆国家政权挂钩，可谓是中国特色。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政府在镇压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等的手段上、宣传策略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与国际反恐战略衔接，中共也以反恐为名，打击三股势力，即：国家颠覆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国家颠覆势力是指政治反对派、民运人士等。民族分裂势力是指台湾、香港、西藏、维吾尔、蒙古族等自由民主独立运动等。宗教极端势力是指「在宗教名义掩盖下、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
我们不仅不能接受这样的宣教与政策，还要揭露这一行径，让世人认清中共阴谋。美国、德国等一些民主国家，态度鲜明，决不会承认中国式的反恐政策与方针。
法广：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您对中国人权状况近期内得到改观是否抱有希望？
潘永忠：中国与现代文明接轨，成为现代民主国家，是中国人百年一梦，要经历艰难旅途，我相信许多人还在坚持，还在努力。
我还是认为，这种改观需要有个过程，比如说：世界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上通过的。而中国的「人权」入宪，一直到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可见中国人对「人权」的认知与认可，迟了整整半个世纪。问题是这只是徒有虚名的第一步，关键是全国人民应该督促政府，真正落实与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法案。
台湾是榜样。台湾与中国，同宗同族同文化，台湾也经历了极权、一党专政的国家，台湾能够和平完成宪政转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动力与目标，台湾走过的路，我们也要坚持不懈地再走一次。
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在中国是华丽奢侈之梦，但我们依然会坚持不屈的信念，去迎接残酷漫长的现实。
文章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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