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7日星期五

北京学者:习近平能在接班人问题上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


中共接班人问题因『求是』近日公布习近平有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再度浮出水面,在北京的中国独立学者荣剑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接班人怪圈”。自习近平修宪后,中共又面临独夫体制挑战,谁能做衣钵传人?文章质疑,毛最终败于他一手制造出来的接班人困局,习能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

作者回顾了中共建证以后长达几十年的接班人危机,曾经高度重视接班人的毛,他的接班人梯队都被他本人和党内斗争废黜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甚至写入党章,最终还是遭遇毛本人的挑战,林彪逃走,坠机摔死在蒙古,林彪事件表明,接班人问题成为中共权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临死前把权力交给华国锋,但华彻底葬送了毛的“革命事业”,他钦定的接班人成为他自己的政治掘墓人。华国锋以“党内武力解决”方式粉碎“四人帮”,而邓小平以“党内和平解决”方式让华国锋交出权力。
作者分析,华国锋之后的两人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非正常下台,可视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困局,胡赵名义上占着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实际上一直处在接班人位置,邓钦定的 胡赵接班人团队最终彻底毁于党内斗争。从华国锋1976粉碎四人帮到1989六四事件爆发,中共在13年时间换了三位最高领导人,表明中共实际上一直处于接班人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和名义最高领导人处在分化。
邓小平因为两次提名总书记人选的失败而丧失了绝对的决定权,邓小平和陈云博弈的结果,实现了最高领导人任期制;隔代指定接班人;建立储君制即接班人制度。邓小平和陈云认识到,党的最高权力在党的权力架构中必须有所约束,在任期上必须有所限制,在权力更替上必须提前有序安排,以避免八十年代那样的政治动荡。至此,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利受到了制度约束,与毛时代最高权力的失序状态比起来无疑是一个进步。
随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应该说各自执行了“隔代指定”和“储君制”,但最大的问题,江胡执政20年,从任期制走向了分赃制。作者分析这与最高领导人执政时间只有10年,而且10年的前两三年必须应对前任最高领导人确定的人事安排,10年的后两三年必须考虑交权之后的人事安排。执政有效时间只有一半。作者指出,在“储君制”约束下,中共最高权力结构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权力中心,前任最高领导人,现在最高领导人和侯任最高领导人。致使中共最高权力在这一阶段一直处在分化和弱化之中,贪腐盛行,胡锦涛时期更是“九龙治水”,最高权力分化、过渡和互相牵制、勾兑,形成党内权力分赃制。
作者认为,要解决中共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问题,以宪政民主方式来建构领导制度应是不二选择。但习近平新时代却反向而行之,重新退回毛时代,建立起一个加强党权,扩大党权,进而形成党国制度,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军,以党代法的党治系统,而所有党权又集中于定于一尊的党权主义权力架构,已经超过了毛时代。
邓小平开创,江胡实行20年的最高领导人任期制,被习近平彻底废止。中共目前又重新进入毛时代以来的一个权力怪圈,形成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但无法有效解决党权主义面临的终极权力困境,就是因为无法最终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导致权力控制系统早晚崩溃。
作者问到:毛泽东败于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接班人困局,现在的领导人能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
文章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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