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民主该怎么真正开始站稳脚步？

——评《民主会怎么结束》

英国威尔斯某小镇（Aberystwyth）的学校接获一笔捐款，希望以设立一个独立学门的方式来纪念那些在一次世界大战战死沙场的大学生，致力于研究战争的起因并寻求维持和平的方法。

隔年，全世界第一个国际关系学系成立于此，数年之后的研究成果是：推行民主制度是避免国际战事的良方，一来生活于这种制度底下的公民其实并不愿意打仗，二来此一制度确保参战与否的决定，必须经过国会的辩论，亦即需要时间，而这意味着当下的冲突可以获得缓冲，以及寻求妥协其他化解方案的可能。

换言之，民主的本质是慢，且慢本身是个优点。此一制度根本上预设了人性的幽暗面，担忧绝对的权力会使人腐化，因此才有三权分立，为的是不让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或单一机构，避免决策的制定过于独断。但制衡也意味着不同政府单位之间以及政府与国会之间，必须沟通、争辩、协调、折冲，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相较之下，单凭一人的意志就可决定把国民送入战场的威权或独裁政权，反倒是国际和平的一种隐忧。此一发现印证了十八世纪德国大哲康德（Immanuel Kant）的世界永久和平构想，也是所谓的“民主和平论”源头。

当然，这样的制度若运作于一个愿意等待的社会，将相得益彰，而这正是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洞见。根据他的观察，民主之所以在美国能成功，部分得力于资本主义的投资精神。那是一种愿意事先付出，然后静候未来获利的精神。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之后，人民凡事得以不急躁，愿意信任和等待，政府也因此能进行长远的施政规划。

对托克维尔来说，虽然内建了拖延机制的民主无法快速回应突发的问题，但长久而言却比其他制度更能防止小火把国家烧成一片焦土。另一方面，他也发现，愿意等待的投资精神不容易维持，且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人人自私自利、不关心公共事务，最后将妨碍了民主的运作。

不意外，自从上世纪八〇年代开始，西方逐步进入了经济挂帅、凡事讲求效率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时代，短期投机取代了长远投资，民主制度几乎注定会在这种一切求快的商业文化当中遭致批评。原本作为一种体现政治妥协的民主制度，终将因为其要求充分讨论与争辩、容许以拖待变的特性，遭致批评。慢，不仅是多数人眼中的缺点，在政治上更是被当作一种制度失灵，甚至是一种恶。

置于此一脉络，近年来掀起的全球性批评民主政治声浪，并不难以理解。速度与政治其实存在微妙的关联性，而这是三十年前高喊“历史终结”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失算。虽然自由民主制度获得了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后胜利，但反民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同时崛起，而“宪政民主”与“自由市场”两者的紧张关系才刚开始要浮现。

《民主会怎么结束》（How Democracy Ends）并未直接处理时间与民主的问题，但本书提出的许多观察与此相关。作者朗西曼（David Runciman）是一位英伦才子，文章可见于英美报章杂志，目前任教于剑桥大学政治系，担任系主任且主持该系“谈政治”（Talking Politics）播客节目，自从五年前出版了一本谈论民主的《信心陷阱》（The Confidence Trap，2013）之后，跃升为具全球知名度的公共知识份子。

读者手上这本书基本上算是《信心陷阱》的续集。根据朗西曼的观察，放眼整个二十世纪，除非在制宪时刻或外敌侵略必须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政治人物在民主制度底下难以成就伟大事业，且再伟大也比不上革命先烈或国父。是故，民主政治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颇为幼稚的小打小骂，政客与选民不断犯错，且永远学不到真正的教训；但是，定期选举与权力分散也总确保了国家不至于犯下威权体制或独裁政权所能铸成的大错或政治悲剧。

这是托克维尔的洞见之延伸。民主制度虽不能让人满意，倒也不至于让人彻底失望，且每一次危机的解除将加深人们对这制度的信心，根本如同一个走进去就不想出来的圈套。《民主会怎么结束》一书虽然标题吸睛，但其实延续了此一论点，但把焦点从二十世纪历史转向了当前的政治，且特别针对川普的崛起与中国模式对民主的挑战，进行了精采的分析。不过，本书内容以诊断为主，朗西曼没有提出明确的处方，甚至在许多时候对民主的未来颇为悲观。

诊断如下：民主政治正面临的严重的中年危机——死不了，但会出现各种铤而走险或企图抓住青春尾巴的不成熟行为！如同中年大叔突然想买一部适合十七岁小伙子的摩托车，深陷信心圈套当中的选民，厌倦了希望与失望之间永无止尽的循环，会突然想把希望寄托于一个无党籍候选人或政治素人，然后再次陷入另一种永劫回归。是的，你没猜错，朗西曼真的认为川普就是最后可能会烧成一团火球的摩托车，那些吵着要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旋即请辞或假装没事的英国政客也是。

的确，政党过去的胜选法门是向中间靠拢，但进入中年危机的民主政治，选举结果却可能一再戳破“理性选民”神话。若说“换人做做看”是民主常态，此一阶段的症状是不少选民开始认为“所有政党都一样（烂）”，所以不按牌理出牌或走偏锋。选民愈来愈两极化，那些极端甚至荒谬的主张反而赢得选票。

这说法看似印证了此时隔海与作者互别苗头的美国政治学者布伦南（Jason Brennan）在其《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一书所说：让那些没知识且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参与政治，只会变成一群以为自己所关心的议题是全世界最重要，自己的主张是宇宙无敌的政治流氓，然后把手上的选票当作迎接“救世主”降临的阶梯，期待他一上任就马上清除多年沉痾乃至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所以，让无知的人民投票是自掘坟墓的作法，唯一的出路在于让真正懂的人来掌权，以“知识菁英制”（epistocracy）来替换人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

实则不然，因为朗西曼的真正论点是：罹患中年危机的人并非真正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年轻人般的行为，是因为依然相信民主制度，甚至可说是太过于深信才会行为如此幼稚脱序。这是一种民主制度完好无缺的情况之下的政治失灵，其根源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当然这也是《信心陷阱》论点的延续。据此，包括布伦南在内的那种反民主言论，其实也是一种民主中年危机的症状，是因为活在民主制度底下太久，对得来不易的个人自由、人权保障、宪政法治等许多社会梦寐以求的价值，失去了敏感度，才能如此轻易脱口说出──换个制度试试看！

不过，《民主会怎么结束》则进一步针对类似想法出现的历史条件作出了相关的现实分析，也就是中国的崛起。

此一史上最大的威权体制国家在过去二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对许多人来说证实了非民主体制的优势。相较于正处于经济成长缓慢、贫富差距扩大、选民对政治人物失去信心，甚至对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议政府也不再信任的民主社会，中国共产党近年来采取的实用主义加上诉诸国家光荣的策略，经济成长飞速，虽然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但穷人的生活亦获得了实质的改善，且社会稳定，政策的落实快速有效，的确让不少西方人羨慕。

当然，这足以让不少人贬抑民主思想、宣扬“贤人政治”（meritocracy）的好处，甚至直接呼吁其他形式的菁英统治（例如布伦南）。也足以让陷入中年危机的美国民主想要拥抱采取类习近平策略的川普，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是“中国梦”的翻版；没有党派包袱且反一切现有体制的语言，也给人一种务实改革的强人印象。但是，朗西曼强调，截至目前为止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尚未愿意拿个人自由、尊严、人权、法治等价值，来换取威权主义的经济成长与政策效率。

如此理解，川普不会是另一个希特勒的崛起。这是朗西曼亟欲强调的事。政治思想的学生，想必认得出这是“剑桥学派”的独有印记。相较于牛津大学倾向针对永恒哲学问题提出系统性抽象理论，以及伦敦政经学院致力于提出时代的具体改革方案两种学术传统，剑桥大学研究政治学的特色在于强调，政治没有所谓真正的永恒问题，每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都必须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提出诊断甚至是处方──忽略此一事实，容易让人将我们自己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理解为另一个时代的重演，从而误解其本质，甚至将另一个时代的解方生搬硬套到我们的时代。

《民主会怎么结束》充分展现了剑桥人的特色，提醒我们，这一波批评民主的声浪其实是2007 到08 年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性质不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恐慌，且此时的美国也和当年的德国不可同日而语。是故，川普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民主政治进入中年危机时的炫酷摩托车，虽然很快会被放到车库冷落，但就算骑个几次也可能发生危险。

或许，中年危机这种事情本来也就没有解药，回春的希望本来也是症状之一。甚至，朗西曼悲观地问：二十世纪初期的女性尚未有投票权，许多少数族群也处于绝对弱势当中，民主社会还有追求普选与福利国家的理想作为动能，但我们时代的新动能在哪里？除了继续坚持民主价值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处方，而这不就是《民主会怎么结束》一书的目的？

相较于有学者趁势高举一些极端的主张来成就自己，朗西曼提供敏锐的观察与诊断，并且明白这是一个民主时代底下身为政治学学者能做且该做的事。相信阅读本书的读者，也会体悟到朗西曼的提醒以及他试图藉本书来达成的时代意义。更重要的是，也会理解本地的民主退潮或某些反民主声浪，并不是中年危机的症状。

的确，相较于两三百年的中年危机西方民主政治，民主化才三十年的台湾社会可能是真正的还是一个年轻人，甚至碰上任何问题的时候会直接怀念过去那种相对稳定且只要不批评政府，过着政治归政治、其他归其他的日子即可安逸的年代。提醒我们不该轻易套用另一个历史脉络的问题和处方来看待自己时代的作者，或许会说，我们此时该担忧的不是民主会怎么结束，而是：民主该怎么真正开始站稳脚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