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在生后被国人誉为“吹哨人”。其哨声的音频却在回响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奏。李医生与其他七位医生开始吹哨的时候，受到了公共权力使用国家强制力的压抑和处罚；官方舆论以发出恐吓的噪音，力图泯灭这哨声的传播。官方的压制行为在网络上获得了数以万计的“赞”声，更不用说，私下迎合者更可能有千万甚至上亿之众。当哨声被泯灭之后，哨声所警告的危险却卷地而来，大规模地直取人们的肉体生命。此时，大众“马后炮”地认识到此前哨声的至关重要，于是，开始颂扬吹哨人并谴责对其的压制者。这里，哨声的效力不在于哨声里面实际包含了什么，而在于人们听到了什么。八位医生所吹的哨声，不仅仅是关于某种致命疾病的威胁，更是个人面临自我特别是他人生命危险而必须立即发出警告的自由表达。谁见到众人脚踩悬崖边缘的时候不放出警告的惊呼，反而会转身跑到“组织”那里去请示汇报呢？人性得被扭曲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才可能如此泯灭人救助生命的内在自由本能呢？等到经过医院，区，市，省，部门，中央，某人，逐级汇报请示，还没等到官方依据自我利益权衡完毕，数百万人已经向着渊底直坠下去了。此事件真正的悲剧在于：个人出于“正常人的道德良知”（“二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德国宪法法院所使用的宪法学术语）而自由发出的哨声，原本可能避免大规模感染和死亡的危险，却因为剥夺个人言论自由的体制而被禁声了。个人的自由灵魂被谋杀了，大规模的肉体死亡只是那一谋杀的后续有形结果。哨声响起的时候，没有人醒过来，因为只有自由的灵魂才被自由的哨声触动。直到哨声被熄灭而哨声警告的危险以肉体灭绝的后果席卷而至的时候，国人才听闻了哨声。然而，只被肉身灭绝而触动的人，也就只听到了肉体本身的声响。声响的自由频率虽然也在低声部轰鸣起来了，但是，首要的关注还是肉体生命的保障，似乎只要没有涉及大规模的肉身死亡（主要是因为规模之大有可能涉及到了自己），则有没有吹哨的自由根本无关要紧。只有肉体感官的人，也就只可能在哨声里面听到肉体的信息。长久以来，不止有一位友人对笔者说过，对只知道肉体力量的人，也就只能给他们施加肉体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今天处于只有“大棒和胡萝卜”的体制之下，因为他们的主体生命只懂得享有这一水平的治理。尽管目前有许多关于言论自由的呼声，然而，不少人忧虑这些呼喊者很快就会遗忘这一需要的急迫。这也难怪，如果自由人格的疑问仅仅是被肉体生命的危难硬挤出来的，换言之，若自由人格的问题只是肉体存亡的附属，则一旦肉身危难不再眼前了，只具有肉体感觉的人们也就消散了对自由的感觉。在尚未具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氛围里面，苟活仍然是绝对高于自由的价值。
什么时候，人们才会听到自由危亡的哨声呢？李文亮医生只是本能地行使了宪法所赋予个人的自由言论权利，顺服了“正常人的道德良知”而自然地自由表达了对生命关注的警告；他并没有准备以自我牺牲去自觉地捍卫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更不用说，去争取争取这一权利的实现了。正可能是由于这一自由表达的普通，才触及了大众的权利意识。这的确也构成了这一事件的特殊诉诸力。但是，剥夺普通人之自由权利的事情不是日常性地发生着吗？怎么大众都习惯性地对之麻木着呢？在对此事件大规模的强烈反应里面，可能还是自身肉身灭绝的危机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李文亮医生的作为依然值得称道，然而，那些为了捍卫个人自由权利而自觉地以自我牺牲而吹响哨声的人是不是更应当值得我们尊敬呢？在李文亮医生的哨声里面，我们听到的警声仅仅是肉身的危机，还是作为个人生命基底的自由危机？
那么多为了宪法基本权利而吹响自由哨声的人仍然在监狱之中，似乎并没有触动大众灵魂的听觉；大众仍然以有声的应和或无声的沉默为对他们的逼迫而点赞。我的朋友王怡牧师和曹三强牧师仅仅因为自觉地实践了宪法赋予他们的个人自由权利，就分别被判处了九年与七年徒刑。笔者感到悲哀的不但是华人基督教社群对他们遭遇的普遍沉默，而且是其中还参杂着各种公开或私下对这两位被逼迫者的非议。无论借着什么样的属灵借口，在那些非议底下不都透着对强权屈膝的苟且吗？李文亮医生名声鹊起之后，立即有基督徒去宣称他具有基督徒的身份，可是，对于为了自由的灵魂而为主被逼迫的真正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却极力与之切割呢？如果仰望基督都不能使人得自由，谁又可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承担上帝所赐的自由生命呢？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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