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新冠病毒的传播反映了中共体制的特色

新冠疫情正以迅速蔓延的态势侵袭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至今为止，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发现新冠病例，确诊人数则已超过11万，死亡人数超过4000。这场疫情为何得以快速传播？是否凸显了管理层面的缺陷或弊病？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本台阐述了她的看法。

法广：    您如何看待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现状？

廖天琪：这次的武汉新冠狀肺炎的疫情从爆发到蔓延全球，是一天一个新情況，今天说的，到明天又已经过时了。今天是3月10日，按照世卫宣布的数字是，全球有100个国家，超过11万人有感染病例。这两日，原爆发地武汉和中国的疫情似乎控制得不错，昨日感染人数降低到最低点的19例。然而意大利成为重灾区，9千多例，死亡人数达到463人，昨日宣布全国为疫区，进行封锁公共的活动，个人除非有特殊理由，持有许可，才能到外地去。另外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地的确诊病例都已经超过一千，其他西欧、北欧和东欧也有上百的感染人数。至于亚洲，我们知道韩国和日本也都中招，特别是韩国，已有7478病例。其他地方如东南亚、非洲、中东（伊朗也严重）等地的数字不清楚，但并非那里没有疫病，也许是当地的公共卫生设施没有办法进行统计，或者不愿意公布消息。

总的说来，这次冠状病毒的爆发，牵引出许多人们原来不曾留意，或者没有想到的问题。比如说，网上和媒体上不断出现各种“假新闻”，或者至少说是不实的报道和过度的渲染，制造了一种人心惶惶、大难临头的末世气氛。各种“自保、防疫、救命”的招数和方子都抛出来，有的是病毒专家、医生、甚至是病愈的患者提出的妙招，有的却也是一些一知半解好事者搭上顺风车，表现自己的机会。

另外，这次疫病凸显了不同体制，不同民族在面对紧急事件时所作出的反应是大相径庭的。

法广：新冠病毒一度仅局限在湖北省，后来是什么原因导致病毒广泛、迅速传播？

廖天琪：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体制的本身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去年11月时，病毒就已经冒尖了，但是一直拖到12月，甚至一月，不但湖北没吱声，北京也没有动静，错失了控制病役扩散的黄金时期。回想一下“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他在12月底就已经在同学群中发出了警示说：“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为此，数天后他被公安局传话训诫，说他是造谣者，被要求签署“训诫书”。李医生2月7日死于疫病，他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内接连还死去另外几位医生。

这件事充分显现中共体制的特色，出了问题，不去解决，而是压制保密，处分“泄密”的人；还有就是：报喜不报忧，一月下旬是中国旧历年，大家都在节日气氛中，怎么能捅出这个大篓子，坏了领导们年节的兴致？早在12月31日中国卫生部门和政府高官肯定已经知道了疫情，但是习近平首次公开承认是在1月20日，这个“大限”之前，有500万疫病中心的武汉人已经离开城市，返回全国各地自己的家乡去了，他们之中许多都是带病毒者。这些人之中也有外侨和外国人，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扩散到中国各省和世界各地。

习近平这个一句顶一万句、唯我独尊的统治者，他的话比专家学者都重要，他金口一开，全国才动员起来，但是为时已晚，成百上千的人命就此断送。难怪媒体上说，这次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官状病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状病毒”。最可笑的是现在中国和武汉的危机已过，此时此刻，习大人才于昨天来到武汉“视察疫情”，网上公布了一张他带着口罩，在“北京视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照片，不知他在武汉是否也去探访了那些位因公殉职的医生们的家属和死去亲人的两千多位武汉市民的家庭？他会向死者遗像鞠躬致谢，向幸存的家属道歉，保证赔偿吗？每个其它民主国家的元首都会这么做的。

法广：疫情发展至今，病毒已扩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恐慌情绪也在逐步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此时呼吁，要求各国向中国取经。此一呼吁引发非议。您对此有何感想？

廖天琪：我上面提到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不同的人民对这种紧急事件的反应是各相径庭的。中共治下的中国，人民生活在警察国家，公安、国安、武警、军队、法治系统和媒体都控制在上层的统治阶级手中，上面一声令下，就要执行，哪怕是开枪杀人，抢夺财产的命令都要执行。这次控制疫情，上面使用的手法一以贯之，先隐瞒、打压、禁声，后来则强制封城，强行“捉拿、逮捕”一切有病情的“嫌疑犯”。我们看到不少视屏是穿着隔离服装，手拿棍棒的大汉，冲进民居，把人如死狗一样拖出来，装上警车送走。也看见被关在隔离区的人，一个个形状凄惨，隔离病房里拥挤不堪，食物、饮水和厕浴设备简陋不足，这种强制处理的方式是匪夷所思的。这种“救人”的方法是不能让人口服心服的。中国的执法人员有一种基本的态度是，不尊重人格，不尊重人命，只为完成上面交代的命令，完成数据的要求，所以才产生这种非人道、侵犯基本人权的做法。这种执法的方式在文明、自由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

最为可笑的是武汉新市委书记王忠林新官上任不久，前几天竟然宣布要在广大市民中推展“感恩教育”，这种无耻的官场小人，才是误国误民的罪魁祸首，中共官场上尽是这类人物，既令人痛恨，又贻笑大方。

世卫组织某些昏庸的官员，在中国被当上宾接待，好吃好喝，盛宴侍候，根本就不知道下面发生的实际情况。一些官员也只知道看那些有水分和不实的来自中国的数据，当然惊讶于这个厉害国家雷厉风行的手段，短时期内就控制了疫情，他们认为这种激进的控制手段，能让数十万人免受感染。让他们亲自到武汉隔离区去待上几天生不如死的日子，看他还怎样去向中国取经。

世卫总干事谭徳塞博士说，“只能有赖于整个政府机器集中、协调一致而全面广泛的行动”，这种传染病才能被打败。但是博士先生，自由民主国家是做不到这些的，看看西方其它国家，看看台湾、香港、新加坡、澳门这些自由地区不是也处理得很好吗？开放资讯、开放言论、听取专家的建议实行防疫措施，哪怕是像意大利那样封住国门的作法，人们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而不至于像中国那样的粗暴方式，引起民怨、民愤，弄不好，疫民变暴民，整个社会都会引起动荡，造成更大的灾难。

法广：本次疫情给了各国怎样的启迪？各国政府又应从中汲取哪些教训？

廖天琪：虽然目前疫情在世界各地扩大，但是各国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上面言及的：开放言论和资讯，让信息流通，同时政府真心实意地站在人民一边，给予保护，给在自己家中隔离的人送去食物。在德国，怀疑自己染病的人，在跟医生电话通报后，可以获准在家一周观察，不用上班。没有人因为染病而失去工作，或被叩克工資。公司、工厂因开工不足的损失，由国家承担，可以减税或免税。大型的超过一千人参加的公共活动，建议取消。各国政府已经开始计划如何辅助企业的损失，定出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各种方案。至目前为止，所有的限制和隔离都依然是以建议和劝阻的方式进行，同时提供补偿和帮助，让有疫情的人能安心地自行隔离。

中国号称经济强国，政府有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什么此时不拿出钱来帮助那些因为不能工作而失去收入的武汉人？为了維持生产，各地都已经复工了，这冒着多大的风险？政府拿出了怎样的辅助工商企业的方案？两相对比，我们就看出了民主和专制两种体制孰优孰劣了。

此外，我还想说，中国人民因为对政府缺乏信心，资讯又遭到封锁，心中存有恐惧和不安全感，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恐万状，既难以接受政府的强制命令，又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没有法制，也没有公正的执法人员，有时候只能抗命自保。我们看到的一些警民冲突就是在彼此缺乏信任感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民主国家，人民抗拒政府有许多途径，上街示威，寻求媒体来发声，或者在自媒体上发声，不会招致报复。此外还有法制系统，它总是站在弱势一方，保护弱者。还有警察、医生、医疗系统永远站在民众一边，而不认为自己是国家机器的工具。我深为同情大陆同胞在面临疫情挑战时的窘境。请相信，民主制度才是维护人民生命财产最佳的制度。请看台湾、新加坡是如何处理危机，看看那里人民是如何从容淡定地面临危机的，因为他们对政府和制度有信心，执法的人把人当人，而不是需要向上级交代的数字。

文章来源：F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