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枫生：致敬 ——纪念唐吉田、刘巍吊证十周年

读了三篇《纪念唐吉田、刘巍吊证十周年》，高健兄是当年在北京地坛公园举牌祝贺刘晓波先生获诺奖的牌友，当晚我们俩被随机分配到交道口派出所，他托保安给我送来了面包和火腿肠；我被北京国保驱逐离京绕道广州聚餐的时候收到过野渡先生的名片；刘正清律师也是在广州由唐荆陵先生约饭见过面，后来还成了我煽颠罪的二审辩护律师。我2017年出狱后很少动笔，看过之后，似乎觉得自已也想写点什么，暂且试试看。

印象中，与唐吉田律师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在一次艾滋病患者维权研讨会上，其中一个女患者是因为车祸去医院输血染上了艾滋病，一通折腾下来，走上了维权之路。在这个研讨会上，一个穿着白衬衣高大白净威猛的男人走到我旁边坐下，给了我一张名片，我一看，上面写着“唐吉田 律师”。至于是否聊过什么，已经不记得了。

第二次是给狱中的福建吴华英过生日，约在一个鸟巢附近一家酒店的二楼餐厅吃晚饭，我到了酒店门口，正不知怎么走，这时唐律师过来了，和他打了声招呼，我就跟在他后面一起到了餐厅。那个晚上，张辉、王荔蕻、许志永、阿尔等一些人都在，唐律师有过简短发言，我们共同在一个展板上签名，我们一个一个轮着来向吴华英的妈妈叫妈，让她不要担心，我们大家都是她的孩子，她女儿是个好人，我们在给她女儿过生日，祝福她老人家身体健康。其中有几个人是警车送过来的，国保在一楼等着，等我们吃完聊完了再警车送回家。唐律师似乎提前走的，没有和他私聊什么。

第三次是在某一天的下午，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唐吉田律师来到了我在崇文门东花市附近的出租屋，聊了一些，后来他就在我那里上网，跟各地的人聊各种事情 。到了晚上天黑了，我说那就到楼下随便吃点什么吧 。惭愧的是，当时我刚交完房租，好像口袋只有四十来块钱了，在楼下的小餐馆就点了几个很小的饼什么的，两个人也就吃了二十块钱的样子，估计唐律师都没有吃饱。吃完出门相互道别，唐律师就消失在北京的茫茫黑夜中。

关于唐律师的情况，更多还是来自于网络，什么四个国保把他抬上车塞进 去 啦，一双开口的皮鞋穿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换啦。还有吊照事件的前前后后，北京律师协会直选的风风雨雨，那就更多了，广西北海一个村长因为土地拆迁的案子他好像也花了很多精力去跟进。如此种种，唐律师的就像一个侠客一样行走在大江南北。当然，对唐律师来说，好处没有，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在这个非正常的国家里被吊照不能执业，身体多次受到严重伤害，胁骨被打断过，被车离奇撞过。曾听他轻描淡写介绍过自己的历程，一个曾经的检察官，只是想出来做点想做但当检察官又做不了的事情，一个曾经是律师对手建议法院给当事人定罪的人，自己去做了律师为当事人辩护。只是他没说，他所经历的，已是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标志事件，而且这一做，他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

我2017年出狱后，唐律师当时已在老家休养很长时间了，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但还是及时联系上我，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的问候，我眼泪都出来了。海外的刘巍女士也及时联系上我，帮我争取到了一笔人道援助，帮我渡过回到大监狱最开始几个月的难关。

我的成长其实是很缓慢的，本来一个偏僻山区瑶寨村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后来成了一个国企职工，有近十年的工龄，还是个毛粉 ；2004年初开始跑江湖，最开始给温铁军老师的乡村建设培训做点后勤服务，做了将近一年半，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食品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根源不在于农民乱施化肥不搞生态种植。离开“乡建”后在十来个城市跑了一圈，最后发现，只有在北京才能找到可以聊天的人，2007年最终在北京停了下来，并开始在网上写文章，写自己的所见所想 ；2008到2009年还折腾了一回组建全国农民协会的事情，在参与08宪章、茉莉花、围观刘晓波开庭事情之后，国保、国安开始频繁找喝茶，最多一周有四天在跟国安、国保喝茶，几轮下来，挽救、抢救无效，最终被定为反动分子，享受敌对势力成员待遇，不断受到骚扰、不让租房、直接驱逐回老家等，继续屡教不改的情况，2013年底终于一家伙把我送进了大牢，最后关押到了湖南省第一监狱——湖南赤山监狱，在湘西的一座四面环水的岛上历经磨炼。

这一路走来，一直挺困惑：象我这种状态的人，不知道该投身何处。我不属于知识精英，不是“六四”那个圈子，没有他们的使命感，没有历史传承和道义共鸣，不共享他们的资源；我也没有律师的专业技能，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去从事具体的事项。因为个人没有财务的自由，时常是乡亲、同学们的笑料，国保、国安人员常常表述是因为生活不如意导致的对社会不满，而同道也常常认为目的不纯，有什么自己的小算盘。其实很简单，生活的经历、尚存的人性、未泯的良知让我认识到，坏事做绝的共产党太它妈的操蛋，不下台太没天理了，反共只是一个正常人的基本反应，用吴淦的话说，“不反共，我还是个人吗？”。在北京生活四五年的经历，更加从理论上加深了对自由、民主、宪政的认识，那就更觉得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根本没办法在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之下生活下去了。否共——认识上否定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上的合法性，共产党从一出生就不是个好东西；倒共——行动上反对共产党的统治；清共——清算共产党的罪恶，清算共产主义的毒害。否共——倒共——清共，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事情。很遗憾的是，走到今天，操作层面上还有很多争议，我想不明白，怎么会有六四的人要求平反，怎么还有律师去跟共产党这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去谈法治？这种策略有意义吗？

在否共这个认识层面上，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了，共产党的话，那是连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相信的。在倒共方面，我想到的还是老套路：组党解决不同层面反共成员的共同身份问题；建立情报系统解决信息不对等以及和其他国家军方背景机构联系的问题；有限武力局部解决具体共匪不讲道理的问题。在谈不上过渡政府、根据地的情况下，在东南亚金三角地带建立一个接待站，至少可以让急需跑路的人有个歇脚的地方，如果条件能再好点，或者可以让唐吉田律师这样的人过来疗养一阵子。这些都是可以去尝试的做法。但我也知道这些具体的事情都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我流亡美国快两年了，除了养家糊口，也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去努力尝试，可惜智商不够，至今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失败告终的后果是有心无力，对同道仍然是还不完的现金债和人情债、文字债，在此仅保留自己的个人意见以供参考。

虽远隔万里，故土难忘，面对当下局面，不知所言，聊以为念。谨以此文向唐吉田律师、刘巍律师致敬，向追求中国自由民主的前辈们致敬，向依然坚守在大陆矢志不渝寻求光明的仁人志士们致敬！

2020年4月25日 美国，休斯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