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手中，香港未来何去何从？

香港诞生于帝国交汇之处，是英国与中国的混血儿。它可能也将在此处衰落。

这个曾被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使节称为“不毛之地”的地方，变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几座真正的全球城市之一，这里的国际金融业蓬勃发展，人们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即便是香港目前的政治体制，也受制于一项经磋商得出的和解方案，它被称为“一国两制”，尽管存在种种分歧，有着一个不算优美的名字，但办法似乎是奏效的。

为了培育地球上最繁华、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香港在东方与西方、米饭与面包、自由主义和专制秩序之间开辟出一块中间地带，但是就在本周，香港发现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

香港的命运再次由遥远的权力殿堂决定，北京正计划剥夺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50年内应有的部分自治权。

自香港回归以来，丧钟已经敲响了很多次。但拟议中的国家安全立法可能会对它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个地方如此执迷国际商业语言，以至于产生了一种不带任何修饰的本土英语形式。Can, no can?（能，不能？）

如今，答案往往是“no can”。

在上周五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上概述的新国家安全法，可能会限制一些令香港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公民自由。这项立法把矛头对准了去年发生在这里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它向全世界展现出香港人愿为保护自己的混血家园而不惜一切。

“说到底，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只对一个国家负责，”现年33岁、出身香港富商家族的何力治说。“而这个国家越来越强大。”

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一些人将香港的未来之战描述为一场更根本的文明冲突中的小规模冲突。北京认为干预香港事务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举措，而华盛顿则认为这是对香港自治的直接攻击。

在这两种世界观中，香港再次被夹在中间。

要么香港回归抗议政治——这种持续不断的巷战破坏了这座城市作为有序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要么接受北京最新的国家安全政策，而它只会赶走香港的蓬勃发展所需的商业和资本。

两种结果都是可能的。

去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一次支持民主的游行。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是整个体系崩溃的和平预演，”香港街头艺术家、艺名M.C. Yan的说唱歌手陈广仁说。“世界必须关注这里发生的一切。”

在“融合”这个概念还没有流行的时候，香港就已经很擅长融合了，如今这里的人民也不能达成妥协，这种可能性打击了对香港人概念的本质理解。

杨志超创立了一个名为住好啲(G.O.D.)的家居装饰和时尚品牌，活用西方的东方主义观念，颂扬香港生活的图腾：融合粤语和英语的双关语，通心粉汤早餐，给好莱坞带来活力的功夫片。

他承认自己是典型的香港大杂烩。尽管他有着优雅的英语口音、无可挑剔的礼仪、寄宿学校出身，但54岁的他仍然记得在英国统治下的生活，那时香港华人无法轻易进入某些会所。

但杨志超也为民主的试金石而担忧：法治、言论自由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他说正是这些东西让香港与众不同。一些人担心，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立法，这些公民自由正面临风险。

“我担心香港人会再次成为我们自己城市的二等公民，”杨志超说。“总是感觉被殖民，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去年平安夜尖沙咀的抗议者，远处是香港独特的天际线。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身份政治

自从180年前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炮舰夺取这片岩滩以来，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地方：一个被西方的理想围绕却又居住着中国人的飞地，这里的中国人说着被认为比在中国大陆普及的语言更古老的粤语。

根据香港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去年，超过90%的香港年轻人表示，他们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这是该调查自十多年前开始以来的最高比例。

“我是百分之百的香港，百分之零的中国，”18岁的青年民主运动成员米奇·梁(Mickey Leung)说。米奇·梁在距大陆与香港的边界线只有15分钟车程的一个粗旷郊区长大，她的祖母仍住在大陆。

米奇·梁说，公民教育课使她对政治敏感，中国政府担心公民教育已经毒害了香港年轻人，因此想把这些内容从学校教程中删除。

“我还年轻，”米奇·梁说。“我将为保卫香港的特殊地位战斗到底。”

尽管他们为自己的香港身份感到自豪，但这里的人并不总知道如何自称。在英语中，有些人用Hong Kongers，也有些人用Hong Kongese。还有些人用“Hong Kong people”这个笨拙（也许与事实相符）的术语。（三者的中文都是“香港人”——译注。）

不管他们如何自称，很多人有排斥中国的同感，这种感觉体现了北京软实力的失败，它无法赢得这里本该自然地同情中国的民众的心。英国人一直不愿意在香港进行政治改革，直到他们统治的末期。与此同时，共产党将中国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从中受益。

北京在200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时，香港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队，这与香港按“一国两制”模式治理的身份相符。但是中国的五星红旗自豪地高挂在这座城市里。逃到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国避难的香港居民又回来了。

十多年过去了，失望的情绪也积累了起来。

就像在殖民统治时期一样，香港人民既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也无权充分影响政府的运作方式。承诺的政治改革从未成为现实。批评中国领导人的书商在香港街头遭绑架后，最终在中国大陆再现。

去年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催化剂，是一项现已撤销的引渡法案，该法案凸显了北京随时都能威胁香港自由的能力。

从去年6月开始，出于对未来的强烈焦虑，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进行和平游行。警察对假日购物者和学生不加区别地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每次集会，尽管前线煽动者投放燃烧弹的行为也引起了人们的不安。

“这场运动不是关于年轻人或老年人的，”前银行家、现为民主派政治人物的林浩波说。“而是为了确保香港保持让其成为香港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完了。”

对北京的失望情绪已蔓延到一些不太可能的批评者身上。

邱汶珊由一位单身母亲带大，她们住在一套很小的公寓里，香港就是由许多这样拥挤的、俄罗斯方块般的公寓建筑组成。邱汶珊念的学校采用的是亲中课程，她当过11年警察。去年夏天，随着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她辞掉了警察工作。

邱汶珊去年从香港警队辞职，成功地竞选了公职。“我小时候每天都在学校里升中国国旗，但我对国旗没有一点感情，”她说。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们被命令对普通人使用催泪瓦斯，好像他们是罪犯似的。我无法面对这种工作，”她说。“这违背了香港的核心价值观。”

去年11月，36岁的邱汶珊参加了区议会竞选，击败了亲政府的现任议员。虽然区议会议员的权力不大，但选民对民主派候选人的压倒性支持反映了香港的愤怒情绪。

来自中央的压力继续加大。今年1月，中央政府换下了驻港最高代表，接替者是一个在安全问题上以强硬立场闻名的高级官员。上个月，香港几名最受尊重的民主派人士被逮捕。最新的打击——中央政府推进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让邱汶珊毫不意外。

“共产党，”她说。“最后都係咁㗎啦（最后都是这样的啦）。我觉得都係争在几时啫（我觉得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小时候每天都在学校里升中国国旗，但我对国旗没有一点感情，”她补充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只是香港。”

用脚投票

把香港从20世纪中叶开始建设起来的那代人，为那里的工厂提供了劳动力，把那里的摩天大楼盖了起来，但从未在香港扎根。

许多香港居民是逃离中国的动荡来到这里的，尤其是在1949年共产党革命胜利之后。即使在1997年英国最后一次降下了米字旗之后，大陆人仍继续流入。自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已有100多万大陆人为享受香港对商业、法治和教育的保证移居香港。

尽管在这座城市里获得了财富，但精英仍保持着难民心态。大多数小有名气的香港人都持有外国护照，以防万一。

但许多他们的子女，尤其是那些在香港回归后长大的孩子，却有不同的感受。这里是家，不是加拿大，不是澳大利亚，当然也不是中国。

此外，对于香港五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来说，没有逃到另一个国家的出路。他们买不起外国国籍。

对他们来说，保卫香港就是捍卫他们唯一的未来，一个看起来越来越黯淡的未来。

甚至在新冠病毒疫情关闭边境之前，香港的经济就已经陷入衰退，大陆游客因为抗议活动而远离香港。

香港现在更需要中国，而远非中国需要香港。香港回归时，其经济规模差不多占到中国的20%，如今不到3%，尽管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仍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引进的。

而且，香港看起来愈发要把自己最大的财富输送给新的统治阶级，而不是工厂里干活的人。

就像英国人曾占据了香港的高级职位一样，中国大陆的人现在正悄悄走上特权职位，让一些本地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有被排斥的感觉。

罗家聪在香港出生长大，父亲是一名清洁工，他本人后来晋升为中国国有银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的首席经济师。

但罗家聪说，在去年动乱震撼了香港的金融区期间，他把一篇被认为是支持抗议活动的文章传给他人后，遭到解职。交通银行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去年年底，香港人口出现了近20年来的首次萎缩，本地人和外籍人士都在逃离这座城市。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和政治担忧加剧，香港今年不太可能出现新的移民潮。

罗家聪说，他也想离开。

“虽然我只是一家小银行的一个小人物，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代表了两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罗家聪说。“我们过去曾说，香港处于东西方之间很幸运。现在一些人说，‘这也许是符咒。’”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