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从“抗疫名人排行榜”看言论自由和分权的首要价值（第一部分）

在中国，右派负责干活，极左负责骄傲；右派负责实用，极左负责教条；右派负责学习借鉴全球自由市场经济、地方分权和现代管理经验，极左负责给自由化的成就冠之以极权统制优越性的名号。

在惨痛的新冠肺炎“国难”第一阶段暂告结束之后，蛰伏数月的极左僵化势力又开始推卸责任、重构叙事，把敬业医生、体制内实干家和自由公民突破极权禁锢奋勇出手、全民合力解危救难而取得的艰难成就，故伎重演地贴上“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制度优势”的教条主义标签。

但是，谁掩盖真相、曲解历史，谁就会遭受历史的严峻惩罚。自我封闭者总会两次跳进同一个陷阱，继续自我欺骗者可能还会第三、第四次跳下去，而亿万民众却往往成为强权者酿成的这类“人为灾祸”的受累者和主要承担者。因此，为自救、自立而计，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应对新冠肺炎第一阶段的核心真相，让其间起主导作用的深层机制得以部分复原和透明，有心的民众可以据此在某种更充分的信息之下继续我们伟大的政治觉醒进程。

疫情远远没有结束，“次生效应”如经济萧条、巨量失业、中产返贫等已成为今日中国可惊可怕的现实。而且，疫情已经扩散至全球性祸乱，构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和国家间互动方式或将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国际压力、全球制造业新一轮转移等“三阶负面效应”对于暂时缓解的中国大陆亦黑云压城，滚滚而来。身处大危机的“震中”，中华民族需要实现比平日更加高超、更加有效的大团结。但大团结必须是十四亿民众在人道文明、规则文明之下的大团结，必须是公民群体在独立人格、建设性批评、自由民主共识之下的大团结，而不应是被奴役的草民虚假的思想统一，或者如同生物化学机制驱动的蚁群和蜂群式的步调一致。

古人云：“集众智之所成，无不为也。”但万众之智慧得以集成的根本前提是信息自由、言论自由，如果万民之口被封闭，万民之声无法喊出，分散的一线智慧无公共平台呈现，更无现实渠道传播并相互激荡，处处皆是高压禁锢，处处恐惧弥漫、道路以目，“集众智、集众力”岂不成为痴人说梦？！

为了用真实立体的当下行动信息来滋润正在觉醒的公民们的健全理智，我在本文中推出了一个独特的“抗疫名人排行榜”，并对入选人物事迹进行了某种简要的分析、评估和批评。我的评述力求客观、审慎、包容，而且尽可能争取讲出我做出重要判断的充足理由，而不是独断偏执地表达某种个人偏好。尤其重要的是，我的思维线路有着一个基本的逻辑大前提，这就是，独立公民的自然主权视角和自觉的政治主权立场。

有人可能会说，目前是深刻批评政体错误和官员道德责任之际，不宜评选什么“抗疫名人”。我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平章人物是中国历史的一项传统，一场特大事件，必定会出若干人物，事实上也出了若干人物；此时身当其位却又不能脱颖而出的，自身个性或心术必定存在重大疙瘩。在当下拒绝平章业已崛起的抗疫名人群像，拒绝对此次抗疫成就进行正面的建设性的总结，就直接等于把主导性议题、辽阔空间和大好资源拱手让给极左僵化势力，任其误导信息不充分和观念迷茫的民众。自由民主思潮要让数亿同胞真心认可，需要进入生活的内部，洞察真相并挖出事物的深层结构，处处把话说到点子上，而不是仅仅用几条抽象原则去套纷繁复杂、无限变化的现实，给大众一种迂阔而不切实际的印象。真相对觉醒者、正派人、实干家最为有利，对“谎言国”、“第二次义和团运动”、教条主义最为不利，真相传开之日即是谎言瓦解之时。而且，自由民间不可仅仅满足于“清议”，这一代人最终要把宪政民主事业彻底做成，靠的是理想纯正、厚德载物，也同时要靠高超深邃、系统均衡的操作能力。原则上，每一位胸襟开放的有心人都可以列出自己定义的“抗疫名人排行榜”，建榜、评估、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自己向当代人学习操作的过程。

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第一阶段 抗疫名人排行榜

第一名，周先旺，武汉市长

1，周先旺是一位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在今年1月23日至3月间，这位武汉市长曾经是众多网友痛骂或嘲讽的主要对象之一。他够资格当选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一名吗？

我把周先旺列为第一名的理由是：

（1）周先旺在获得国务院“属地负责”这一央地分权性质的授权后，拍板做出了“封城”决定。

周先旺做出这一决定当然是基于科学家李文娟的战略建议，但科学家李文娟的作用只在于“谋”，身为武汉市长的周先旺的作用乃在于“断”，多中选一、果断行动、执行到位。在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周先旺讲述了他的“封城”初衷：“在人类史上大的传染病，黑死病、鼠疫、天花曾经对人类的威胁，使人类造成的死亡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会不会这样呢？谁也说不清楚。在这个时候只有果断的关门，关掉城门，让有可能感染的这些人封闭在这个圈里，不要再出去传染别人。封闭在这个圈里住在自己的家里，在这个城里我也不能传染别人，所以这就是封城的作用。”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周先旺当时掌握的信息肯定比一般人更多，他应该知道武汉已经有数万人（甚至更多)感染了新冠肺炎。此时此刻，可能只有“封城”这种最笨的办法，才能防止已因“人祸”而失控的疫情变为灾难性的大失控。所以，专家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有效合作，即李兰娟的“谋”、周先旺的“断”，构成为实实在在的有效的救危之举。

自由学者张杰指出“封城”没有履行本来可以履行的、必要的法律程序，这一批评是很有力的。武汉“封城”决策对极其重要的程序文明的忽视，的确是一种巨大错误，它通向了对“战时管理”的滥用，甚至潜在通向了未来对“军管”的滥用，后果危甚，可以一，而不可以再。“封城”政策组合也没有实现对七百万民众日常生活需求和就医便利的切实保障，尤其是未能从法律上对过于刚性的禁令严重损害民众基本人权的趋势进行切实防范、平衡和救济。但是，“封城”决策本身是一种重大而有效的危机管理措施，它可以算做是迫不得已、较为可行的“第三选择”。

(2）借助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机会，周先旺说出了导致武汉官民损失了二十天抗疫黄金时间的核心真相，亿万民众由此知道了酿成此次惨重“人祸”的首要根源所在。

据报道，央视原定采访武汉市一名副市长，但市长周先旺听说后，主动要求接受采访。看来，他在中央电视台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国务院……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等核心线索，是有备而来。鉴于危急时刻法家历来有借无辜者的人头来稳定军心的“小传统”，周先旺揭露真相的行为实属一种合理自救。现在众所周知，1月1日国务院专家组在武汉已调查确证出现不明原因肺炎，1月3日和4日中国CDC主任高福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做出紧急通报，而本国民众此时居然被政府蒙在鼓里，李文亮等八位“吹哨人”更被警方传唤而且被中央电视台诬陷为“造谣者”，后来“人传人”的致命信息又被刻意隐瞒。由此可见，1月份前二十天的欺瞒行为，的确是武汉市的“更上级”有意实施了一种全局性信息封锁。就在这二十天内，病毒感染人数由数十数百人迅速扩至数万人，或许更多。显然，酿成疫情大失控的首要责任者就是实施全局性信息封锁的决策机制，这就是新近诞生的“无限集权体制”，它使次级、三级管理层次失去了对烈性传染病的紧急处置权。周先旺在关键时刻说出了核心真相，让全国民众瞬间明白信息封锁枢纽之所在，多少人由此一夜之间成为清醒明白人，开始对“无限集权体制”进行反思和批评。在此，周先旺摆脱了官场恶习和奴性，展示了自然公民的生命勇气。周先旺被国人视为今年“甩锅”运动的发起人，但他的“甩锅”实质是拒绝背黑锅。他的“合理自救”行为客观促进了信息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只有信息自由才能帮助他实现“合理自救”。

(3）在喻发胜教授建议、孙春兰副总理决策建设方舱医院之后，周先旺以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推动快速建成16座方舱医院。

  “封城”之后，早期病人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医院却没有足够床位接受，家庭聚集性感染因之愈发猛烈，患者死亡之众令医护悲哭，亦令举国哀痛。有鉴于此，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喻发胜2月1日通过《光明日报》专报向中央提出操作建议：紧急征用公共场馆，建立隔离、治疗、生活三位一体的“全封闭”医疗救治点。据国务院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果断作出决策，要求武汉市立即将一批体育场馆、会展中心逐步改造为“方舱医院”。马晓伟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赞扬，武汉市长周先旺“承受着巨大压力，靠前指挥、亲自调动，夜以继日组织力量施工改造火速建立方舱医院”。媒体报道说，第一批有4000张床位的3家方舱医院仅用了29个小时就建设完成。从2月5日开始收治病人，到3月10日全部休舱，16座方舱医院共收治大约1.36万名轻症病人，而且做到了零感染、零死亡，使病毒扩散势头得到极大的遏制。武汉市各区官员对方舱医院建设都颇用力，但市长周先旺大刀阔斧的执行力的确大大促进了行政效率。方舱医院后来还被正在抗疫的世界各国借鉴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马晓伟对周先旺的点名表扬别有深意。作为卫健委主任，他本人也遭遇了同周先旺一样的举国舆论压力和法家“甩锅”威胁。他对周先旺的功绩的传扬必定不为法家所乐见，这是一种难得的公正，同时也不无唇亡齿寒的考量和“背靠背自救”的深谋远虑。“信息自由与权力漩涡中的合理自救之间正相关原理”同样适用于这位实干家。

 （4）此次抗疫真正足以彻底解决危机的核心决策“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由周先旺首先出手推动。这是关键的关键。

此次武汉抗疫的转折点在哪里？有人说是方舱医院的建设。但方舱医院只是收治轻症患者，截至5月10日，武汉市确诊病人50339人，累计治愈46464人，减去方舱医院的1.36万人，还有32864人是在主要医院或重症医院治愈的，而且这一部分才是真正的主体部分，真正的救急救命难点所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封城”就是抗疫的转折点，1月23日果断“封城”，就决定了抗疫必然取得胜利。这又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谈。因为疫情在任何国家最终都会得到控制，但就看代价到底有多大。人命关天，如果“封城”之后武汉的应急和救治效率一直很低，导致死亡惨重，比如十几万或者数十万人，那就会证明“封城”是大失败，人们会认为不封城比封城可能效果更好。

真正找到有效阻止传染失控和大幅降低死亡率的方略，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三原则彻底化为现实的，乃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一决策，据媒体报道，是在2月9日做出的。这一天，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武汉防控指挥部召集会议，明确提出，“将排查出的所有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全部集中收治、分类隔离，确保应收尽收、应诊尽诊。”但武汉防控指挥部指挥长周先旺居然不在场，而是赶往几所市属大专院校，现场督导宿舍改造为新冠肺炎定点医疗点。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应收尽收、应诊尽诊”应该是由周先旺在昨日夜晚首先提议、得到了蒋超良的赞同的，次日二人分头行动；否则周先旺心中无数，不可能在省委书记前来召开紧急会议时，自己却不在场！！！蒋超良和周先旺二人应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实际决策者，而周先旺更是“决策者+提议者”。这一决策随后还应得到了中央应对疫情小组组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批准，从而上升为国家方略。方舱医院实际上也是从这时开始，由试点升级为大规模建设的。此前半月，全国前来支援的医疗人员在1万人左右；此后半月，国务院紧急调集了3万多人，前后支援湖北的全国医疗人员总计达到4万3千人。这也有力佐证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才是真正的转折点。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决策的核心在于，扩大“应收”的外延——把CT影像确认的“疑似”患者全部收治并分类隔离，大规模征用公共场馆以急速扩建病床数量，大规模调集各省医护人员保障所有患者得到治疗。这一思路最早起源于张笑春教授和自由民间人士的紧急操作建议，但紧急操作建议仅仅是“谋”，周先旺的优点在于“断”，而“谋”与“断”的连线是带有抗争意义的言论自由。能正面接纳带有抗争意义的言论自由所产出的前沿信息，足以说明周先旺具有一定的开放思维和非教条的实践理性（这当然还不是民主理念）。

几乎很少有人想到：如果1月23日选择“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方案，就不必采用代价过重的“封城”方案！！！

按照我的个人理解，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优选择是，1月1日晚紧急研判突发信息，1月2日由湖北省或者国务院上午谋、下午断，决策“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可给出五天试错和升级期，而不必追求一步到位。（未来的最优选择是，由人大立法，将处置烈性传染病决断权交由地铁两公里之内的地级行政层级拍板、地级人大决议批准。）次优选择是，1月23日开始，大规模征用公共场馆，全部收治而不必封城，可给出五天试错和升级期。（那些专门研究危机管理的专家可以快速拟定草案，这绝不是事后诸葛亮！）这两种选择都做不到，就只有作出第三选择：“封城”。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赞成中道操作思路，原因之一是封城仅仅只是第三选择。

在大灾突降、人心慌乱之际，周先旺居然能先后做出第三选择和次优选择，此人很不平凡。

 （5）在灾难暂告平息之后，中国民众十分反感有人欢呼“胜利”。至少对于武汉和湖北民众而言，此次抗疫第一阶段结束不过是“惨胜”而已，旁观者可能用大脑断定“胜”了，但灾难承受者和目睹者更多地用心肺感受到一个“惨”字。

封城后半月内，武汉地区出现了和平岁月罕见的人道惨状：据多个民间视频报道，不时有病人倒毙于街头或医院走廊。多少市民举家被感染，有的甚至惨遭灭户之灾，一家四口染病去世的导演常凯留遗书伤痛于“一床难求”，堪称字字泣血。殡仪馆被曝尸体太多，官方需要调集若干省份的火葬队前来协助焚烧。

这是如同战争一样严峻的突发紧急事态，这是来真的，不是演电影。肩负种种高压的武汉市长周先旺自然会犯下若干错误：在我看来，最初接受专家建议选择“居家隔离”方案，是缺乏危机管理经验和信息储备的表现，这是能力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为避免造成更多感染而选择停开全部公交车，致使无车的患者就医艰难，一些需要肾透析、患急性肝炎和心脏病的患者因此在随后很长时间无法获得急救、上医院就诊或换药，可能导致了众多患者的非正常死亡，这就属于强硬过度的政策偏差，而且此事经过网络大量报道之后，政府依旧没有及时作出有力调整——这种核心信息反馈机制的严重阻塞，直接见证了极权政体下缺乏监督的权力专横傲慢、责任缺失，包括周先旺在内的武汉市主要官员应该为此感到严重的良心内疚！！！第三大错误是封城之初口罩、防护服等基本医疗物资奇缺，导致大量医生护士和就诊人员被感染；医院病床扩展缓慢，致使大量患者无法入院就诊，急症重症患者暴死连连。这与湖北省和中央政府应急储备严重不足、应急反应严重不力直接有关，但作为武汉抗疫指挥部指挥长，周先旺对紧急补救措施不到位，对各级官员的种种荒腔走板，对整个武汉市前半月的人道悲剧，毫无疑问负有重大责任。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周先旺是大危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举国滔滔批评对他有很委屈的成分，也有不委屈之处。但公正的历史家不能求全责备，良心内疚对于有良心之人往往也是严厉的惩罚。将上述四大贡献的加分与各种减分相综合，周先旺仍然配当此次全国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一名的称号。如果换上另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似乎也很难在大关节处做出他那样连续递进的有效应变和改进后的高度执行效率。

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通过快速分组管理、加大资源下沉力度等专业行为，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有功底的管理专家。我们不能因为其“感恩论”遭到网友正当的痛骂，就磨灭了其功劳。中央指导小组副组长陈一新在湖北辛苦忙碌50天，应该对武汉真有感情，虽然实质贡献如何，具体不得而知，但他回到京城后的言论重点强调了“市域治理现代化”而不是一堆教条，说明武汉的血泪抗疫对他的灵魂有所洗礼，善根似乎正在其内心萌发。当然王忠林、陈一新等人的思路还面临着由法家到儒家的艰难转型考验（我们姑且不谈走向宪政民主吧！）。

2.周先旺抗疫故事的政治实质是什么？

首先是分权之后，地方才有了部分决策自由。近年来新兴的“无限集权制”把一切权力尽可能上收，持续四十年之久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政策与执行分权被严重逆转，这导致次级、三级管理层次处处被捆住手脚，各类大事要务日渐不治。仅仅只是由于出现了“无限集权制”根本无能摆平的大危机，国务院才有机会通过“属地负责”这一中央与地方分权性质的授权，委托地方主导处置抗疫要务（“封城”由中央最后批准，“应收尽收”似首先由地方独立决断，中央加以扩展之），市长周先旺才获得危急时刻的独立决策机会，否则一切都成为空谈。所以武汉市政府作出极其重要的第三选择和次优选择是分权的结果，而绝不是集权的结果。

其次，举国压力之下，形成了局部性的责任政治，这构成为大危机时刻的第一政治生态。近年来法家集团试图通过严刑峻法在官吏体系内部营造行政高效，事实上却到处遭遇软抵抗，所谓的“懒政怠政”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但此次大危机早期医院乱象环生，民众死亡惨重，激起了举国愤怒，通过互联网信息爆炸形成的强烈舆论压力，以及压力下法家集团急于甩锅的次压力，反而促成了危机时刻局部性的责任政治。这种责任政治，实质反映的是民众主权控制与官吏治权服务之间的某种平衡，宏观上也可看作是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某种平衡，这是广义政治分权的一大形式。在极权的中国，只有大危机时刻民众才有机会和强烈动力冲破禁锢，形成对政府强烈问责施压的巨大合力，其间亿万公民凝结压力、主权性监督干预政府的中介就是微博、微信、各种网络和纸质报刊所不断推动的极为有限、甚至断断续续的自由言论浪潮。基本可以这样说，正是危急时刻数亿民众挣扎发出的有限言论自由，才是部分责任政治的根源，而不是所谓法家的严刑峻法逼出了高度行政效率。

第三，周先旺对专家意见的采纳，事实上属于决策过程中谋与断的关系，此时还没有达到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运作中法律性的专家分权程度。周先旺接受专家和自由人士操作建议的行为之更大政治意义在于，将个人精神世界融入言论自由与信息自由的大环境，向多元声音开放，并从中不断汲取立体的真知灼见。言论自由作为基本权利主要具有道德价值，信息自由则主要具有操作价值，充分的言论自由往往可以促成充分的信息自由流通，为管理和事功提供一线多元立体信息、价值线路反转和原创探索资源——这正反映了言论自由的“生产性”，而法家路线的一言堂和统一思想不可能获得这种真正能做事、真正能解决麻烦的“生产性”，所以自我封闭的法家总是“愚民”而后“自愚”，一遇重大危难，其大脑顿成一盆浆糊，这个本性几乎是无法改变的。

第四，周先旺的多次反抗，带有一个正派人拒绝背黑锅的合理自救性质，但其自然勇气和不屈个性的背后是最为尊贵的自然主权意识。在极权社会里，尤其是在权力漩涡中，这种自然主权意识可能只有身临绝境之际才会冲决而出。周先旺敢于在极其被动状态下主动借助央视说出核心真相，与近年来官场寒门子弟和实干家群体对用人不公的普遍抵制氛围有关，也应该与国内无形的自由启蒙氛围有关。这种谋求命运自主的自然主权意识，在周先旺那里表现为“拒绝背黑锅”，在危难之际亿万民众那里表现为强烈抗争意志，二者本质是一致的。所以，周先旺的数次鸣不平，应当属于今年举国生命性反抗的一部分，其示范效应，在马晓伟那里有回声，在高福、蒋超良那里其实也有所展示。这些来自官场的不同声音，实际构成为大危机时刻举国自由言论中多元声音之一极。当然，这些寒门子弟和实干家群体目前的发声仅仅限于个人合理自保，还没有达到担当公共道义的高度，不宜高估。但是，正派人的合理自保和不屈抗争，往往是走向担当公共道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