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桦：破解百年难题 穿越“历史三峡”

温克坚君近些年来笔耕不辍，在网络空间发表了许多篇文字清新，视野开阔，见解独到，言近指远，说理深刻的政论文章，广受读者好评。听闻克坚君的这些文论已汇集成书，将于近期出版发行，欣喜之余写下点滴感想以助兴。

   

吾以为，克坚君的文论篇幅虽多，涉及面亦广，但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如何穿越“历史三峡”，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此一主题自19世纪末为先贤所唱出，绵延至今已逾一个多世纪矣。

   

1895年3月，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的《原强》，首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1896年10月27日，梁启超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写道：中国“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1899年10月15日，梁启超在《国权与民权》中论说：“今天下第一等议论，岂不曰国民乎哉？言民事者，莫不瞋目切齿怒发曰：彼历代之民贼，束缚驰骤，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国事者，莫不瞋目切齿怒发曰：彼欧美之虎狼国，眈眈逐逐，鲸吞蚕食，以侵我国自由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饮冰子曰：其无尔，苟我民不放弃其自由权，民贼孰得而侵之？苟我国不放弃其自由权，则虎狼国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国民自放自弃之罪不可逭矣，曾不自罪而犹罪人耶？昔法兰西之民，自放弃其自由，于是国王侵之，贵族侵之，教徒侵之，当十八世纪之末，黯惨不复睹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者？”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预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提出，理想的国号应该叫“大中华民主国”，理想的开国纪元是1912年。

   

严复、梁启超诸先贤的民主启蒙功莫大焉。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他在这十几篇文字（指《新民说》）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1902）癸卯（1903）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

   

胡适又说：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转引自解玺璋著《梁启超传》下部272页）

   

龙应台在2000年即将来临之际写道：“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然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维新旧梦已成烟”——百年思索》）

  

 解玺璋接续龙应台的话写道：“龙应台对梁启超的阅读感受应该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发生在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从她回顾的戊戌百年，到今年的辛亥百年，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问题，应该说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乃至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也即民主化。”（解玺璋著《梁启超传》下部333页）

   

是啊！历史转眼已过百年，全球已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或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却依旧在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徘徊。怎样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尽可能促成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仍然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同时，也可以说是21世纪关系到整个人类命运的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课题。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才能得到可靠保障。正如《零八宪章》所指出的：“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克坚不仅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而且自始至终参与了宪章的筹划、起草和发起，对《零八宪章》的成功推出和文本论述贡献良多。本书第三章“民主化进行时”中收入了几篇这方面的力作，应该向读者特别推荐。

   

民主转型进程实质上是社会力量和各方利益的政治博弈。所以，推动民主转型进程，不仅需要观念启蒙和道义评判，也需要认真分析社会各阶层、各个社会群体、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取向和政治意向，仔细研究民主化进程带给社会各阶层、各个社会群体、各个利益集团的利弊得失，弄清楚动力在哪里？阻力来自何处？这样才能够制订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尽可能团结和联合一切可以争取的社会力量，加大动力，减小阻力，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克坚在《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中对此作了详细而周全的解析，说明民主化变革能给社会各阶层、各个社会群体、各个利益集团带给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所以，大家应齐心协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克坚进一步指出：民主化给未来中国所带来的丰厚收益中最值得期待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民主化将从根本上改进利益竞争规则。中国的既有利益格局及其竞争规则是黑箱的，灰色的，血腥的；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今天你正红，明天就变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上自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下至平头百姓、普通网民，谁都没有安全感；吴思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的“潜规则”和“血仇定律”直到今天仍大行其道，而唯有民主化变革才能帮助中国走出前现代野蛮而融入现代文明。但民主化对利益竞争规则的改变，并非高举公平公正的道义大旗来进行“大清算”和“秋后算帐”，因为民主化演变不能以损害大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民主化变革必须充分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通过权利（而不是物质利益）的平等分配，通过宪政和法治主义的程序和规则，在一个自由竞争环境的逐步形成中来框定利益格局的演变方向。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公平、公正等价值理念将不断地通过一次次局部改变和制度建设来得到展现，最终达成平等对待国民的公共价值底线。这种新的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利益竞争规则将取代权钱结合的黑金政治的潜规则，也将取代赢者通吃的“血酬规则”。经过若干时间的动态演变，民主化将带来一个多赢的社会利益格局。因此，把民主化翻译成最简单的实用主义话语就是：民主不仅可以当饭吃，而且让人们吃的更好。

   

民主化所要建立的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利益竞争规则，在国家政治层面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因为只一整套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得以确立，才能有效地保障公平公正的利益竞争规则得到人们的普遍信守，才能有效地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实现，才能有效地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所以，克坚很早就撰文《聚焦制度》，主张打破政治禁忌，让制度重新回到中国自由主义的中心舞台，使有关制度的知识成为未来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通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逐步达成未来民主中国的制度建构的基本共识。未来的制度建构必须回答包括对于下列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性内容。譬如：现有宪法是修改还是得推倒重来？要不要设立宪法法院？中国未来应该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民主制？未来的政体应该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未来的政体如何回应民族问题？未来的议会是两院制或者三院制？未来的选举是比例代表制度还是单一代表制度或者混合制度？总统任期是四年还是五年或者更长？现有的行政区划设计要不要调整，如何调整？等等。这里每一个大问题都将牵连出很多子问题，而每一个问题的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这只是关于制度的非常有限的部分问题，人们可能有多少答案？多少比例的共识？必须承认的是，对于这些问题，很多人都可以提供一些原则性的答案，比如权力要分开，司法要独立，但是正如拥有非常好的病理学知识并不能代替手术台上的操作，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并不是对中国语境下的现实问题的回答。在未来民主化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具体的问题必然要求具体的答案。因此，亟需未雨绸缪，预先做好备案。

   

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历任中共领导人都不恳进行政治改革，并且拒斥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中共领导人及其豢养的“笔杆子”不断重复“中国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一搞民主就会天下大乱”、“中国文化传统与集权专制相匹配”、“五个不搞”、“党主立宪”等陈词滥调，意图愚弄视听，欺骗大众。克坚在《印尼选举观后感》中，引述了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为印尼民主大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话：“从1998年苏哈托下台到2004年总统直选，印尼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而通过7月5日的成功选举，我们看到了印尼人民对民主价值的再次肯定。我们被印尼人民所展示的坚定的信心所鼓舞并且祝贺印尼人民成功举行了大选。比较卡特中心在世界其他地方曾经观摩的过近50次选举，我认为，这是非常成功的选举之一。我们来印尼并不是教会印尼人民什么是民主，我们是来学习的，通过观摩印尼的选举，我觉得美国也可以从印尼的民主实践中学到很多东西。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三个民主国家分别是印度，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国家；美国，一个以基督新教为主的国家，还有就是印尼，一个主要是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通过民主在这些不同背景国家的实践，那种民主必须跟特定文化相结合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给了人们最基本的权利，使大众的声音能够发出来，并且被听到。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民主永远不会止步不前。”民主既是一种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和一种保障人权与人的自由的政治制度，也是适合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习俗的人民的生活方式。印度可以实行，印尼可以实行，美、英、法、德、意、荷、葡萄牙、西班牙可以实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可以实行，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可以实行，南非、伊拉克、黎巴嫩、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可以实行，日本、韩国、泰国可以实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周边国家也统统可以实行，为什么独独中国不能实行？台湾多年前就已实现民主化，并完成了两次政党轮替，哪里出现天下大乱了？所以，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党国大员及其幕僚们抗拒民主的种种陈词滥调根本不值一驳！

克坚在《印尼转型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总结道：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社会危机导致了苏哈托权威体制的垮台，而在接下来的的政治转型中，由美家瓦蒂（Megawati）为代表的政治反对派，由阿明莱斯（AminRais）所推动的社会精英群体，以瓦西德（Wahid）为代表的传统宗教力量，加上以维兰托（Wiranto）主导的军队开明力量之间的合作和博弈共同为专制垮台后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秩序，以及民主化的主要动力。这个民主化进程是痛苦的，颠簸的，印尼民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民主化没有逆转，以2004总统成功直选为标志，民主制度在印尼基本固定和成熟。印尼经验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再次证明建立在经济绩效基础上的合法性是脆弱的，苏哈托30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没有挽救他的权威体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拒绝政治变革的执政集团在犯一个同样的错误。另一方面，印尼的经验预示着中国未来转型的模式很可能是危机导向型的，而不是威权领导层所主导的强制型变迁。当然苏哈托最后的政治挣扎也值得所有的独裁者借鉴，那些试图避免齐奥塞斯库命运的独裁者都应该向苏哈托学习。

   

总之，克坚的文章大多不长，好看，好读，读后能带给人许多关于民主转型和政治文明的新知识、新经验，能启发人进一步思考和探索，能添加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正能量。

   

克坚为自己的文集命名《微风巨浪》，使我联想到混沌学理论的一个概念——“蝴蝶效应”。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N.Lorentz）1963年在一篇提交给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一个气象学家提及，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正确，一只海鸥煸动翅膀足以永远改变天气变化。”在以后的演讲和论文中他用了更加富有诗意的蝴蝶。对于这个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煸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就是蝴蝶煸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流，而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戏称为“龙卷风”或“风暴”，或称之为“革命”。衷心希望温克坚文集《微风巨浪》的出版能够有助于催生出美丽的“蝴蝶效应”，乘长风破万里浪，穿越“历史三峡”，直挂云帆济沧海。

   

发表于2013年1月1日《零八宪章》月刊总第61期

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s://blog.boxun.com/hero/z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