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第39期（下）

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成为2011年世界瞩目之地，直接缘于当年9月至11月村民为土地和村中财务帐目与选举之事的连续抗争。高潮是12月汕尾市当局进村抓人，随后导致乌坎村民选“临时理事会”副会长薛锦波的离奇死亡。广东汕尾地方当局因惧怕村民“闹事”，出动上千武警围村，村民为了自保而断路设障护村，一场政府与平民，暴力专政机器与底层普通农民的攻防对弈在这个所谓和平盛世下上演。最后广东地方政府派出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与村民代表林祖銮面谈，村民得到以朱明国为代表的政府方面三点口头承诺：（当局）陆续释放三名被捕青年村民；再次对被捕期间猝死的村民薛锦波进行死因确认，并尽快交还遗体；以及承认临时理事会的合法身分。由此，武警撤离乌坎，村民清除路障并放弃第二天的游行抗议。一场剑拔弩张的对峙，一幕一触即发的血案，就此暂时打住。

“乌坎事件”暂时性和缓的局面激起了学界对其未来走向分析猜测的热情。虽然大多数学者并没有轻信到由乌坎的三点口头承诺而断言事情已经解决，但确有一些人因此认为中国开启了政民互动、协商谈判的新篇，进而将乌坎暂时“休眠”状态下的事件上升为“乌坎模式”准备推广。一个仅仅13，000人的小渔村的乌坎，在经过游行抗争——被抓死人——协商和缓等一系列事情后，引起了让人惊奇的举世关注，而此前中国大陆发生过不知多少次远比乌坎规模大，冲突激烈，死伤惨重的民众抗争事件，却没有得到世界如此瞩目。何以乌坎事件会引起世界如此关注，进而有人要将乌坎事件提升到中国模式的高度来认识？其中原委显然值得深思。

这次乌坎村民维权抗争的直接诉求是：要求将未经村民同意卖出的土地收回，复耕；公布一九七八年至今卖出的六千多亩土地所得收益的资金流向与账目明细；要求彻查选举中的黑暗、腐败与造假行为。而在抗争中因为受到当局的推诿、打压，不得已的情况下又衍生出了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临时代表理事会”，再进一步因为理事会副会长薛锦波被抓后离奇死亡，引出村民追查死亡真相的诉求。应该说后面“临时理事会”与追查死亡真相的诉求，是村民维权被打压下而连带出来的，是临时性、阶段性的诉求。也就是说村民原本并没有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虽然中国村民自治是法律所规定的，但事实上六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成为农民们一项提上日程的诉求，然而乌坎因为在前三项土地、帐目与选举维权中，面临政府打压情况，为了协调行动，村民不得不成立了自己的自治组织，所以它不属于引起乌坎村民抗争的原初诉求。由此，我们可以将理事会与死亡真相诉求放置于乌坎村民维权根源之外。

从乌坎村民土地、帐目与选举三项诉求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是村民经济利益受到了直接的侵害，即土地使用权被剥夺了，6000余亩土地被村支书在没有经过村民同意情况下外卖了，使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没有了经济依靠，而卖土地的钱村民居然也不知去向，几十年中村民只得到550元补偿，其中500元为修路征地补偿，还不是外卖土地补偿，而另50元都不知名目，于是引出了村民第二项查帐目的诉求；查帐目政府承诺清查，但迟迟没有给村民满意的答案，村民进一步认识到是村委会导致了这一系列的土地与帐目问题，是政府权力支持导致村委的肆意妄为，于是村民进一步上升到对村组织选举的要求，这就是第三点选举问题。这三点诉求可谓由近及远，由低到高，由经济诉求到权利诉求，由切身利益到村组织治理，也即由直接利益到政治愿景，具有极强的逻辑演进性，也形象地反映出农民在权利被侵害后认识的不断提升。乌坎这种村民困境下认识的提升，正是中国今日，尤其是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与内陆城镇周边及有资源可直接变现成金钱的地区的农民被剥夺的普遍状况，就此而言，乌坎问题不是一个村庄的问题，而是中国今天农村经济发展下的问题的集中表象。

从乌坎成立临时理事会的9月下旬，到乌坎村民11月21日打出“反对腐败”、“反对独裁”，可以看出乌坎村民已经由对村务的诉求，由对权利被侵害的痛感，而上升到对腐败、独裁的反对。在此我们权且不探讨乌坎村民所反对的腐败与独裁是村一级范围，还是镇一级范围，或者更宽更大更高的范围，但是腐败与独裁这两件事物与村民权利被侵害在这里被直接联系了起来，并且被村民认定为腐败与独裁是制造侵害的根由，就此而言，乌坎无论是反村支书薛昌，还是反别的，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腐败与独裁与村民权利受侵的关系已经为村民所认识。

一个争取土地使用权、村务帐目公开与选举村干部权利的活动，最后上升到反腐败与独裁，这是一种对问题不断追溯下的逻辑必然。而这个必然之所以引起中国如此大的反响，进而吸引世界的眼球，皆因其切中时代的脉搏，反映历史的规律，体现了时代呼求。

透过乌坎村民三点直接关系自身利益的诉求，及其后来他们被逼一步步走向对腐败与独裁的反抗，可以让人认清中国今日社会发展的症结：其一、权力主导下的畸形经济发展，在没有普通民众参与情况下，权力对权利的剥夺就成为必然。乌坎村土地被肆意外卖，资源被无端侵占，村民在经济发展中日益面临资源匮乏，机会丧失，希望渺茫，正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尤其是1989年之后的所谓经济改革的缩影；其二、村一级虽有法律规定的自治，但在权力无所不在的社会，自治成为一种摆设，乌坎村民中有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上访反映村中问题，却被各级信访部门推诿，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主持正义与维护法制的责任完全丧失，一个腐败而独裁的村委却得到了权力的纵容与支持，那些将薛昌奉若贵宾的各级官吏，那些不断给薛昌及其所代表的村委封賞加冕的各种荣誉的上级机关，显然不纯粹是一种工作关系。人们完全相信若不是在公权力支持下，薛昌不可能持续统治四十一年，若不是各级官吏与村委有利益的勾结，薛昌不可能干下那么多侵害村民利益的事，且在村民持续上访抗争后竟得不到追究；其三、一群如此被剥夺、侵害的村民依法寻求维护自身权利的救济时，却发现社会没有提供起应有的渠道，相反还面临着被进一步的打压，可见这个社会已经缺失说理与论法的地方，被权力侵害群体的正义诉求已经无处可以讨还。这种公权力肆虐，公民权利缺失，正义救济无路的现实，正是腐败与独裁的集中体现，正是乌坎事件的真正来路，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

当我们看清乌坎事件的来路时，那么乌坎事件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究竟又会走向何方？显然，由乌坎的来路，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根除了公权力肆虐、公民权利缺失与正义救济无路症结，才能根本上解决乌坎的问题。从政府已经作出的承诺来看，如果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那么无可否认会为未来根除症结开辟道路。然而，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对于乌坎官方一则承认村民表面而直接的诉求：土地、帐目与选举，却回避导致土地、帐目与选举问题的深刻社会体制性根源，只就事论事，也就是说政府并没有从乌坎反映出的问题的症结来解决问题。不仅如此，有关当局还在努力查找、寻求、证明“敌对势力”是乌坎事件的根由，以转移乌坎事件的本质。由于当局对乌坎事件实质的这种认识，我们可以预测乌坎事件的今后走向不外乎如下几种：

第一种可能，就是当局将乌坎事件与“敌对势力”嫁接起来，将乌坎事件政治化，将乌坎村维权代表证明出是敌对势力的代理人，将村民的反腐败与反独裁判定为敌对势力颠覆政权的“走卒”，于是对乌坎强力打压，对维权代表坚决抓捕，重刑判决，以儆效尤，并由乌坎事件深刻总结出共党疏于对农村的领导，多年来经济发展中政治一手太软，使村民有脱离共党领导的趋向，无政府与自由主义意识泛滥，以致出现这种被敌对势力利用的可乘之机，由此进一步得出要对农村、农民加强控制的结论，因而今后当局不仅要在村中强化共党领导，还可能将权力进一步延伸到村级，甚至可能在村级增设政府派驻机构，这样农村、农民从此失去原本不多的一点自由，而与城市街道社区的政治化管理类同。这是世界一切极权政体的固有思维，这也肯定是权力集团中的主流意识。所以这种结局是最有可能的，也是最符合现权力体制的逻辑的。

第二种可能，就是以乌坎为特例，舍卒保帅，将一切罪责归咎于村支书，严刑惩处该村委领导的犯罪行为，以平息村民愤怒，缓和紧张事态，并部分满足村民土地、查帐与选举的要求。这种处理从长远来说仍然不是长久之计，它面临村民权利诉求的增长与权力自身加强管控本能的需要的对抗，这种角逐不可能长久停留在半途上，那样村民不会答应，同时权力自身也不许可。所以这种可能就是权宜之计，是拖延问题而已，早晚必有进一步较量。

第三种可能，由此开启政民互动、协商谈判之途，真正落实村民自治，承认民选理事会，进而由此引导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向根除权力肆虐、解决权利缺失与扭转正义无助的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之路，从根本上消除乌坎与中国的问题。这条路无疑是乌坎的希望，也是中国的希望，但应该不会成为当下统治集团的选项，虽然不排除统治集团中有个别有识之士有这种认识与期待，但整个体制性痼疾，使这种意向成为异类而随时面临被统治集团自身打压、排挤甚至清除的危险，所以这种可能事实是最不可能发生的。而如果这种可能真成为现实，那就必须是全国性的政治改革的启动，否则乌坎难以独善。而如果因乌坎而能总结引出全国性政改，那么乌坎的历史意义就远高于当年经济改革时的深圳开放的意义，而能主导乌坎如此走向的人的历史功绩也必高过他们的前人邓大人。

由上可见，乌坎事件的来路与去向预示着中国今日现实困局的原由与解决手段，也即乌坎的问题不只是属于乌坎，而是属于中国，而解决乌坎的问题也不只是限于乌坎，而是必将影响整个中国，所以让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来好好面对乌坎，密切关注乌坎，努力促成乌坎向现代文明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

2011年元月

来源：民主中国

韦大林：从乌坎出发----中国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

第一次“包围”，中共建立了党权国家，第二次“包围”，中共实现了党权国家在经济上的转型。如果从乌坎出发的第三次“包围”，中共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因势利导，在“还权于民”、“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上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就将使中共及其党权国家在向现代政党和现代公民国家的彻底转变中浴火重生。如此，则中共幸甚，中国幸甚!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也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农民的身份定位(“子民”、“臣民”还是“公民”)及其经济政治上的诉求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宗法制家族(长)社会，皇帝和官僚都产生于这个宗法社会，官僚其实就是穿上官服的农民家长(“父母官”)，皇帝其实就是戴上皇冠的农民大家长(“君者……民之父母也”——荀子)，而农民则是他们的“子民”和“臣民”。

　　农民、皇帝和官僚组成一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超稳定铁三角，长期支撑着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其中农民是关键因素，当农村的宗法制发生了改变，农民不愿再当“臣民”、“子民”，也不再需要家长和皇帝时，传统的中国社会就会土崩瓦解，中国从宗法制家族(长)国家向宪政制公民国家的转变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宗法制国家的根本特征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宗法等级(“君臣父子”)关系。从宗法制国家向宪政制国家转变的关键是“去暴力化”和“去等级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原为由法制保障的平等契约关系，使“臣民”和“子民”转变为享有平等自由和权利的现代公民。

　　中国要彻底破除与小农经济相联系、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宗法制，根本改变农民乃至所有中国人的“臣民”和“子民”的历史定位，向宪政制的现代公民国家转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注定要经过反复的历史震荡和长期的社会阵痛。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经历了两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震荡，第一次从“秋收起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二次从安徽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天。而以最近广东乌坎村的“村民维权事件”为标志的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转向正在拉开序幕。

　　中国的宗法制尽管在二十世纪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末期，但仍然具有顽强适应环境的自我修复及变异能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社会面临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满清统治者惊呼中国将发生“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不得不推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自保，终究难逃辛亥革命一劫，满清王朝被推翻。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却未能铲除培育皇权的土壤——宗法制及其观念。一旦时机适宜，宗法制及“君臣父子”的观念就会孵化出皇权的改良型品种。“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只是皇权重新登场的“预演”，新型皇权登场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严重危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共产”思潮趁势而起，列宁、斯大林创立的苏联“党权国家”，经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专政”、“民主集中”等时髦话语的包装宣传，竟然被一些中国人误读为“天下为公”的“劳工的天堂”和“民主的典范”。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党权国家主义”，苏联的党权国家实际上是一种与“工农”和“民主”毫无关系的“国家奴隶制”。党权国家的真实含义是，党的领袖领导控制全党(“民主集中”)，党控制垄断全部国家权力(“党具有先进性，是人民唯一的代表者，只能由党代表人民掌权”)，国家占有垄断全部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国有制”、“计划经济”)并实行全面专政(党代表人民，可以随时宣布任何人为“人民的敌人”而加以打击镇压)，全体国民在国家的全面垄断、控制和专政下，沦为党权国家的奴隶，而国家(国家之上还有党，党之上还有领袖)则成为名符其实的奴隶主。

　　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一批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其中也包括像毛泽东这样带有浓厚帝王意识的洪秀全式的人物)接受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权国家主义，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在屡经挫折之后，终于发现军阀割据的农村具有广阔的回旋空间，渴望土地的农民是“共产”革命可以借重的生力军。更为重要的是，农村保留着原生态的宗法制，农民都是天生的“臣民”和“子民”，农民还是小生产者，由于害怕竞争，对于资本主义大生产具有天然抗拒的本能。这些都是可以用“阶级斗争”(“土地革命”)话语激发农民“共产革命”的激情，引导农民抵御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西方现代文明，建立苏联党权国家制度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从领导“秋收起义”开始，经过长征终于取得了对红军和党的领导权，对于一向怀有“鸿鹄之志”的他来说，青年时代“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朦胧发问，此时已按捺不住地变成超越“秦王汉武、唐宗宋祖”，成为“一代天骄”的现实冲动。志得意满之余，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兴致勃勃地与丁玲大谈如何君临天下，册封文武百官和三宫六院，玩笑中透出的却是心声。毛泽东终于通过延安整风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建国后更是以“斗争”和“专政”为纲领，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排斥打击党内外一切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对手，“文革”时期，“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君师合一，具有无上权力的现代帝王。

　　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是依据列宁、斯大林阶级斗争和党权国家主义的理论，通过发动农民战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起苏联式的党权国家体制。

　　党权国家与皇权国家都是宗法等级制国家，皇权国家的信条是“君君臣臣”，“尊上卑下”，皇权至上。皇帝“天纵英明”，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是一切权力(利)和思想的来源。党权国家的信条是下级服从上级，全民服从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党权至上、领袖至上。党具有先进性和“伟光正”，领袖更是先进中的先进，无与伦比的“英明”，党和领袖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是一切权力(利)和思想的来源。党权国家与皇权国家具有同构性，形虽不同，实则无异。

　　党权宗法等级制既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的权力分配体制，也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的财富分配体制，越是上层，获得的权力越大、财富越多。毛泽东正是依靠、利用这种等级制才权倾一世、安富尊荣，成为现代帝王的。

　　党权国家本来就是宗法制末世的一种回光返照，毛泽东把党权国家的缺陷发挥到极致，也就使党权国家走到了尽头。如何拯救党权国家，使之恢复生机，这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文革”结束后面临的严重问题。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选择改革开放战略。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开始的，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常年要饭的安徽小岗村的村民们，冒着坐牢的危险，率先创造出“大包干”的生产经营模式。由于受到邓小平、万里等领导人的支持，承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大包干”迅速在全省和全国推广实行。几年之后，“包”字进城，开启了新一轮企业经营权和产权的改革以及后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国家制定颁布了保护公民财产权的《物权法》。

　　按照原教旨的党权国家理论，作为生产资料性质的企业产权只能归国家所有，私人占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予以剥夺和打击。《物权法》标志着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向私人作出重大让步。正因为有了这种让步，才有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才更加强盛，人民生活水平才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物权只是人权的一部分，人权没有保障，物权难免受到损害。由于只见物不见人，只有《物权法》而没有《人权法》，中国的经济越向前发展，官与民、贫与富以及权力腐败、环境污染、经济结构失衡等各种矛盾和问题也越突出尖锐。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多都是由党和国家权力越位干预经济社会事务，与民争利，侵害公民权利造成的。

　　党的职能是组建政府，政府成立后依法行使权力，党就不应再指挥干预政府了，仅从减少行政成本的角度来说，党作为一个常设的权力机构也没有必要与政府同时并存了;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是公民自主的市场行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监管市场、提供服务，而不应具体干预企业活动;教育、卫生、文艺、新闻、出版等社会公益事业可以让公民自治管理，也不应由政府全盘包办。简单地说，就是应当“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

　　反对以党治国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早在二十多年前，针对党权国家的弊端，邓小平就曾提出：“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当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上次找几位同志谈经济工作的时候，我提到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却是，党对政府、人大、政协的控制不是放松了，而是更严密了;党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几乎成了招商引资、投资立项、买卖土地的承包商。

　　权力与资本(包括土地)相结合是导致权力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最终必然激化官与民的矛盾。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由政府强拆强占土地而补偿不合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与日俱增，每年多达数万起。当居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不但上访上告无门，反而因上访上告而遭到打击迫害(殴打、劳教、送精神病院等)，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居民的利益和产权受到侵害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不是民选的，很难设身处地为居民着想并主持公道，而处于弱势的居民们也没有监督制约政府以及与政府平等谈判、博弈，寻求公正解决的合法途径和权利。

　　去年九月因土地纠纷发生在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维权事件”，已引起全国甚至国际的关注。据报道，事件的起因及经过是，通过行贿上级连任四十多年的村支部书记薛昌，视村里的土地为己有，经常对人说，村里的土地“我想给谁就给谁，想不给你就别想拿到。”最近几年，薛昌背着村民将村里的六千多亩土地卖给开发商，获利七亿多元，只分给村民(全村13000多人)每人五百多元，其余都被当地官员们私吞，引起村民的极大不满。村民们多次到市政府上访，要求上级领导对土地账目、村财务及村换届选举进行调查处理，却始终得不到解决。村民们进而集体举标语游行抗议，并与武警发生冲突，致使事态升级扩大。

　　由于广东省委工作组提出了“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原则，较为理性宽容地肯定乌坎村民的诉求是合理的，有突破性地承认村民自己选举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是合法的，乌坎村的“维权事件”已暂时得到较为圆满的和平解决。

　　乌坎村的意义在于，与三十多年前的小岗村相比较，它显示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为进展，已进入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时代潮流的冲刷下，农村的宗法关系虽还保留某些形式，实际内涵早已改变;农民的思想眼界、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也已今非昔比，农民正在或已经市民化、公民化。

　　乌坎村的村民游行时举的标语、横幅上既有“还我土地”，也有“打倒贪官”、“反对独裁”，更有“还我民权”、“还我人权”;“临时代表理事会”的会长杨色茂在一首诗中表示要“力推民主永坚持，不畏险难志不移”。乌坎村的村民已认识到，村民在土地上的利益受到侵害，是因为官员独裁、腐败，而官员能够独裁、腐败的根源是村民没有自由公正地选举、监督乃至罢免官员的基本人权，没有民主的政治制度。而目前农村的“村民自治”，早已成为党权操弄的木偶，徒具形式而已。

　　小岗村的村民认识到了经济上产权的重要性，而乌坎村的村民更认识到了政治上人权和民主的重要性。处在生产底层的小岗村创立“大包干”表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与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全面不相容;处在社会基层的乌坎村选举“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显示，中国人人权和民主的诉求已经与党权国家的国家体制根本相冲突。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委处理乌坎事件工作组组长朱明国在总结乌坎事件时表示，“要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我们现在有的地方干了好事，群众也并不这么认为，这里就需要改变工作方法，让群众自己去商量去做主。”

　　“由民做主”最早是陈独秀依据林肯民有(ofthepeople)、民治(bythepeople)、民享(forthepeople)的思想提出的，他说：“夫西洋之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bythepeople)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

　　陈独秀当年提出“由民做主”是来自于对欧风美雨的精神领悟，而近一百年后的朱明国再一次肯定“由民做主”则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生活深刻变化的感受。

　　邓小平曾说：“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第一次“包围”，中共建立了党权国家，第二次“包围”，中共实现了党权国家在经济上的转型。如果从乌坎出发的第三次“包围”，中共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因势利导，在“还权于民”、“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上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就将使中共及其党权国家在向现代政党和现代公民国家的彻底转变中浴火重生。如此，则中共幸甚，中国幸甚!

　　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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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乌坎的广州网民欧荣贵“反搬家”取得胜利

来源：参与作者：楚汉

（参与2012年1月11日讯）现年27岁的广州网民欧荣贵（原籍广西桂林），一直以来活跃在维权第一线。

近来，欧荣贵曾参与了多种维权活动。

12月10日在广州天河上街纪念国际人权日被国宝找去喝茶。随后参加了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庆祝卡扎菲倒台活动，为此，再次被国宝找去喝茶

12月18日，又参加了广州正佳广场声援乌坎村民的活动，被拘留了一昼夜。

2012年1月9日夜19：30分左右，辖区派出所警察大量出动，找到欧荣贵租住处对他进行威胁，要求他几天之内搬走，说什么：“你不搬走，我们就帮你把行李扔出去。”

负责驱赶他的是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派出所元下田辖区黄姓民警（手机13802761109）。

不过，1月11日上午，欧荣贵很自豪的说：“我们坚决不和他们合作！并且依法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以前我们经常被他们逼着搬家，房东们总是非常害怕，只好一次次的搬。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经过较量，不用搬家了。而且，以后再叫我们搬家他们会很小心的。”

在随后发来的短信中欧荣贵说：“谢谢大哥关心，以后都不会有驱赶这事了！——广州阿贵”。

至于具体怎么抗争，怎么胜利的，他没有作进一步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由此也可知，国内情况是天天都在发生变化的。

欧贵荣手机：15622160187

2012.1.11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彭娇：采访乌坎事件组织者

乌坎村的维权，自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传遍海内外。在一些国际媒体笔下，这里是当代的「巴黎公社」，是新时代的「民主起义」。而在中国当局官方的话语中，这里一如既往的是「广大善良群众」被「境外势力」和「犯罪分子」利用。而十二月中旬以来的武警包围网，更让这个村庄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乌坎的今天，是什么样的状态？所谓「挑头者」「犯罪分子」，到底是什么人呢？

　　在汕尾市政府发布的消息中，「林祖恋」被当作「乌坎事件组织者和挑头者」「违法犯罪的首要分子」。当记者向中外媒体聚集的「媒体中心」负责人林先生询问谁是这个「挑头者」时，引来他的大笑：「哈哈，林祖銮就是我，但我不是林祖恋。」

　　原来他的本名其实是「林祖銮」，因为潮汕方言中「銮」和「恋」发音相近，所以就被误写成「恋」，有时候又写成「峦」。

　　乌坎村「军师」林祖銮

　　林祖銮原来在外地工作，十六年前退休後回到乌坎养老。他有三个儿子都在外工作，家境在乌坎村属於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盖起了气派的三层楼。现在这座小楼成了乌坎的「司令部」，一楼是村民交流的大厅，二楼和三楼除了提供给来采访的记者居住外，还分别有中控室和档案室。

　　林祖銮的长子在东莞市建设委员会工作，任职高级工程师，乌坎事件爆发後多次回乡替有关部门传话，成了封锁中的乌坎村和政府联系的两个渠道之一。

　　在乌坎村的集会上，经常可以看到林祖銮发言的场景。年过古稀的他，说话虽然语速不快，却中气十足、铿锵有力，并配以手势，每次都能引起台下村民热情的鼓掌和呼应。比如在十一月份的一次集会上，他这样开始自己的演讲：「乌坎的事情，发展到今天，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黑，黑，黑！』」

　　优秀的口才，加上在外工作累计的丰富社会经验，使得他在村民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既是出谋划策的智多星，也是对外联络的发言人。现在他在乌坎的「头衔」是「临时代表理事会顾问」，在西方媒体他被称为「spokesman」，在村民心目中是「老先生」。

　　他瘦小精干，言谈中，还是可以看出潮汕人坚毅而又达观的个性。十九日，政府通过联系的另一渠道--一位在市府工作的乌坎人--带来口信，让林祖銮配合政府。林手书了一张纸条作为答覆，开头就说：「等乌坎的事情解决，我自会去自首，绝不逃避……」

　　同被列为「挑头者」的杨色茂是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会长。和大部分乌坎人一样，没有多少田地的他也一直在外打工，做过很多行业，收入还算小康，却也算不上很富裕。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道理我懂。所以之前看到许多不公平的事，想回家来斗争，又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

　　诗人会长杨色茂

　　一直到二零一零年，他看到乌坎村民上访被拒被打被忽略，一万五千亩土地没经过村民允许就被贩卖了，他觉得再忍下去，土地没了，对不起後代，不管家人反对毅然辞职回到了乌坎。

　　二零一一年「九二一」事件後，市、镇政府让乌坎村推选代表去协商，他主动报名参加，後来部分代表退缩，他又在村民自发组织的选举中获得最高票当选临时代表理事会的会长。面对这个位置，家人很担心，劝他放弃算了；同宗的一个叔叔也劝他不要管这么多，但他最後还是决定坚持下来。「如果村里人觉得我干的不好，我就退出，如果觉得我干的好，我就继续。」

　　在原村委会和派出所都撤出後，杨色茂就成了村里的头领，每天要处理各种事务：分派人员值班巡逻，分发食物，主持村民大会……

　　他还得小心提防来自村外的威胁。就在前不久，有一位在市府工作的远方亲戚偷偷跑来找他，神秘兮兮地说：政府有人放话，要派军队来，抓到林祖銮、杨色茂就地枪决！

　　「我才不信呢。」杨色茂对记者说：「我对中央有信心，不会采取这么不人道的做法！」

　　和林祖銮一样，杨色茂也有另外一个名字：杨茂，这个名字也是他在外打工几十年惯用的，也是他工作之余写诗的名字。在记者的笔记本上，他用端庄的繁体字写下了自己一零年回乌坎前写的《咏怀（一）》：

　　「碌碌无为奔四方，回头长望旧乡关。思潮流涌路丰港，梦步登临大虎山。西圃秋凉寻栓子，东礁春暖钓鲈鱼。今日物泥累商贾，他年意畅柴渔樵。」

　　两眼充满血丝，皮肤黝黑，皱纹横生，这是庄烈宏那个做了一辈子渔民的父亲庄松坤。他的儿子庄烈宏十二月初被汕尾警方逮捕。

　　庄松坤：我相信党中央

　　庄伯打渔多年身体也日益老迈，他和老伴对二十八岁的庄烈宏寄予希望。在零九年以前，庄烈宏一直在顺德开服装店，但是随著家乡抗争的扩大，他日益频繁的跑回来参与，生意也就渐渐萧条了，到一一年更是索性放弃了。

　　他的这种热情，其实是有遗传的。庄松坤告诉记者，他在二十年前就因为分地和村干部斗争，「差点被抓了」！到现在，他当初挑战的村干部还是村干部，而他家和许多村民都没有一分田了，甚至宅基地都要向别人买。

　　十二月三日，身在深圳的庄烈宏第一个被捕，家人也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薛锦波的死讯传出後，庄松坤大哭了一场，更加担心儿子的安危。直到十二月十三日，庄伯才被接到广州，和关押在那里的庄烈宏简短地见了一面。让他欣慰的是，儿子状态不错，看上去没有被打。

　　「我们就对著哭，不知道说什么，有几个警察站在旁边，也不敢说太多。」他说。

　　而在回来的路上，有陪同的警察透露了儿子被捕的细节：他们也曾参加抓捕庄烈宏，结果在他身上只搜出二元八角钱，「都忍不住落泪了，这哪里是暴民啊」。

　　此後庄伯没有要求再去探望儿子，他觉得应该不用再去看守所看望儿子了。「他就快要放出来了吧，中央会来处理的。」即使今天，他仍然认为，汕尾市、陆丰市这些领导表面是共产党，心里都是黑社会，「党中央会来救我们的」。

　　在乌坎被捕的四名村民中，庄烈宏是唯一并非村民代表的，他的身份是「热血青年团」。这是一个QQ群组，以八零、九零後的青年人为主，张建兴就是青年团的组织者之一。

　　人多地少的乌坎，许多青年高中甚至初中没有毕业就得到珠三角去打工，在广州、深圳的磨练增加了他们的阅历，也对故乡有著更多的牵挂，在维权活动开始後，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跑回来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张建兴就是其中一个。除了参加集会、上访，任务主要是在网络上介绍乌坎的现状，为每次活动录像、制作视频等等。他们制作的MTV《情系乌坎》在网络上风行一时。

　　张建兴：热血青年

　　说到未来，张建兴有点无奈：「我本来以为十月底问题就能解决。」而等问题解决後，他希望能去香港或者北方打工，「跑得远远的，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秋後算帐」。

　　相比之下，倒是和张建兴一起坐在宣传中心兼监控室的小吴更慨然：「只要做的是对的事，就不用怕！」不过私下里他又说，这样每天呆在屋里有点闷，虽然比上课好点。他才十五岁，本应该在上学，因为老师总是让他去开会「学习」，才「罢课」回家。

采访完几个青少年，走在夜色下的村庄小巷，周围一片静寂，连狗叫声也没有。杨色茂说，自从派出所撤走後，村里没有发生任何治安或刑事事件。这是一个官方所说「犯罪分子」管理下的村庄吗？

精彩时评

李悔之：《南方日报》为何连续24年居全国省级党报首？

“连《羊城晚报》这样曾一度响誉全国的报纸听说现在都不景气了，《南方日报》为何这样红火，有什么经营绝招吗？”

答：“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必须定阅。”

“强制的？”

南方日报工作人员微笑着说：“政治任务啊。”

昨天，在多家博客网站上看到朗遥远先生的文章《党报党刊靠什么赢得市场》。开头一段精彩文字有必要再引用一番：

最近爆出“渭南市联通公司拒订党报党刊现象”新闻。《陕西日报》在头版倒头条显要版面，刊登了记者述评，冠以标题《党报党刊发行在渭南联通公司竟然受阻》。“竟然”两字，活脱脱勾勒了党报记者遭遇“拒订”的惊诧模样，简直怒不可泄。而在头版刊发此番批评，无疑也看出“党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朗遥远先生这篇文章确实蛮精彩。不过，他下面一段话，却与事实出入较大：

近年来，各级党报党刊“困即思变”，积极寻求突破之道，可谓“一版交给党，其他版面闯市场”。在一如既往捍卫“党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凸显“人民性”。从《人民日报》到各地方党报党刊，都呈现可圈可点的亮色。其中最可称道的，有两家党报。

一家是广东省委《南方日报》。该报定位于“地域性、国际化的权威政经大报”，确立了“高度决定影响力”的理念，提出“有高度的贴近”的口号，锐意革新，通过这六次改版，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党报向新型党报、向主流政经媒体的转变，从而赢得广大读者认可，发行量遥遥领先于其他省级党报，连续24年居全国省级党报首位。

为何说“却与事实出入较大？”因为前天我与《南方日报》一位工作人员在一个宴席上偶然相遇。当我关心起该报的发行量时，他告诉我说：南方日报目前的发行量是八十多万份！

听了这话，笔者大吃一惊：看来自己太自以为是了：只对《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感兴趣的我，曾是《南方日报》“资深读者”的李悔之，已不知多少年没看过《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的“母报”——《南方日报》了，没想到它的发行量竟达八十多万份！看来，真是“罗卜青菜，各有所爱”啊。自以为党报都面临市场危机的的咱，犯了一个主观臆断的错误。

“连《羊城晚报》这样曾一度响誉全国的报纸听说现在都不景气了，《南方日报》为何这样红火，有什么经营绝招吗？”

答：“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必须定阅。”

“强制的？”

南方日报工作人员微笑着说：“政治任务啊。”

原来是这样：广东上亿人口的大省，居委会以上的党政事业单位都必须定阅的话，实在太可观了。

看来，咱真的太孤陋寡闻了——以为“市场经济”时代一切都“市场”了，不知道有些报刊却仍然实行“计划经济”！

南方报业集团的领导们千万不要生气——咱可是先表场了你们另两个“孩子”做得大大的好，顺便提点意见的！更况且，你们的大“孩子”——《南方日报》做得没有另两个“孩子”好，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为也”。还有，党报、党刊如此发行是“全国一盘棋”的，不只广东独存，这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咱过去没有关注这个“秘密”而已！

作为《南方日报》的曾经老读者，这里将《南方日报》发行量居全国党报之首的内幕曝光，并非要出《南方日报》的丑，而是出于对这份老报由衷的爱护之心——正如朗遥远先生所言：“困即思变”，积极寻求突破之道，“一版交给党，其他版面闯市场”。在一如既往捍卫“党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凸显“人民性”。使《南方日报》这份有六十多年的报纸焕发出“革命青春”，成为一份真正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也只有这样，对其它报刊才是公平的：说到底彼此都是“党报党刊”，如此厚彼薄比——一方靠强制定阅获取巨大的利润空间，安享“铁饭碗”之乐；一方却在逼仄的语境空间中饱享政治上“计划”、收入上“市场”的难言之苦！

本文作者：李悔之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郎遥远: 党报党刊靠什么赢得市场

据中国社科院针对机关干部的党报阅读满意度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203名厅局级以上干部中，认为党报内容“好看”的只占8.9%，认为“不好看”的却高达50.2%，对党报好感度非常低。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当问及“如果自费订报，您会订哪些党报”时，竟有35%的调查对象答非所问地填写了“不订”，选择率居诸选项之首。

　　陕西，这个老字号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最近爆出“渭南市联通公司拒订党报党刊现象”新闻。《陕西日报》在头版倒头条显要版面，刊登了记者述评，冠以标题《党报党刊发行在渭南联通公司竟然受阻》。“竟然”两字，活脱脱勾勒了党报记者遭遇“拒订”的惊诧模样，简直怒不可泄。而在头版刊发此番批评，无疑也看出“党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党报党刊的发行，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用宣传部门的官方说法，党报党刊作为“党和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渠道和纽带，是占领舆论阵地的主力军。党报党刊作为中国最有政治资源和政治影响的媒体，在新中国以降，一直风光无限，享受“分摊任务”和“公费报销”发行的“红头文件”待遇，并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进行考核，奖优罚劣。

　　国有企业拒订党报党刊，在全国不鲜见，被省委党报头版挨批，恐怕在共和国新闻传播史上也是头一遭。按理说，公款订阅，又不是自个儿掏腰包，积极多订还能被上级表扬，何乐不为?拒订要挨批，这又何苦来哉?既然如此，那渭南联通为何如此不讲政治，不识大局呢?

　　我想，原因无非有四：其一，联通虽是国有企业，但也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按照现代法人治理制度，企业内部管理自有一套决策规定，要对股民负责。订阅报刊之类，都属于企业宣传经费开支，企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定夺。订与不订，完全是企业管理合法行为。其二，如今互联网发达，置身信息海洋之中，新闻资讯已经足够。其三、联通本身作为一家通信运营商，资讯来源极为充裕发达，没有必要再浪费钱订任何报刊。其四，《陕西日报》实在办得不怎么样，订阅全年，很少浏览，白浪费钱，不如当年延安创办《新华日报》、《共产党人》那样深入民心，让群众喜闻乐见，爱不释手。其五、或许党报记者曾经曝光渭南市联通公司，发过负面批评报道，联通公司以牙还牙一下。除最后一条猜想外，其他拒订理由，联通作为一个市场化运营公司，都站得住脚。

　　事实上，党报党刊风光不再，已有经年。如今的党报党刊，在舆论场中的意见领袖身份和主导性地位，正越来越明显地受到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严峻挑战和强大冲击，社会影响力式微，舆论引导力弱化，读者群流失严重，少数党报正面临被市场竞争边缘化之虞，发行缩水面临窘况。党报市场化之路，也走得颇为坎坷。北京在八年前就曾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等重点党报，搬上城八区报刊亭，结果乏人问津。即使是在公费订阅领域，党报党刊的受众满意度和忠诚度也在不断下降。据中国社科院针对机关干部的党报阅读满意度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203名厅局级以上干部中，认为党报内容“好看”的只占8.9%，认为“不好看”的却高达50.2%，对党报好感度非常低。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当问及“如果自费订报，您会订哪些党报”时，竟有35%的调查对象答非所问地填写了“不订”，选择率居诸选项之首。另据中国传媒大学调查报告，普通读者对自费订阅党报的意愿非常低，在14类报纸中，党报被排在倒数第三位。在一项针对六家省级党报的调查中，有57.79%的读者认为省级党报反映群众生活、群众声音“不充分”，有20.8%的人认为“太少”。两者加起来将近80%，读者认同度普遍不高。

　　毋庸置疑，党报党刊现状相当堪忧。这些问题虽然与当前各类新兴媒体的冲击以及整个媒体领域的市场化转型等外部因素有着重要关联，但是党报党刊自身及其背后的政治生态，仍然有着许多亟待改善的问题。某些传统落后的执政思维和僵化守旧的内部因素，才是导致党报目前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

　　另一家是县市级党报的翘楚，我老家浙江的一份县市级小报《永康日报》。在总编吕子尚先生独特办报思路引领下，始终坚持把百姓需求作为报纸定位的核心价值，把新闻产品的本土化、差异化作为报纸内容的着力点。市场就是百姓需求，是一张报纸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点，是评价报纸成败的最主要标准。读者的需求是新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第一位的，而领导满意和业界评价是第二位的。《永康日报》办得有声有色，自1997年以来，读者自费订阅率一直保持在党报罕见的85%以上，连续15年稳居全国县市级党报自费订阅第一。在2003年报刊整顿中，因为当地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没有达到标准，差点被停办。但就是这么一份不起眼的报纸，在财政没有一分钱补贴的情况下，当地市委从未下发个一个征订红头文件，却勇夺全国党报自费订阅“十五连冠”，每年还上缴国家利税和创下资产上亿元。靠什么赢得市场?一句话，读者需求至上，群众利益第一，遵循办报规律。

　　报刊就是传媒，传媒就要按照传媒市场规律运行。光靠红头文件分配任务，运用公权力和公共财政发行党报党刊，其实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左”的惯用做法，与市场经济价值观相悖，在宪政意义上的合法性也值得推敲。办报刊是一项争夺人心的工程，靠强行征订，而不注重“内容为王”，只有发行量没有阅读量，又怎能完成“一个心灵影响另一个心灵”的传播使命?

　　“党的使命就是党报的使命”。而党的使命，是为最广大人民谋福利。党报发行量与影响力，首先要靠党加快政治文明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法治，居高声自远，德隆四海服，重树崇高威信，自然一呼百应。这是根本。其次要执政为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广大老百姓富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方党报办得好的地方，往往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更切实可行的，各地党报宜应放下架子，摘下脸谱，心中装着人民，千万不能为了征订小事就大加讨伐问责，而像《南方日报》、《永康日报》一样，日益精进，不需红头文件，也一样能洛阳纸贵，成为货真价实、读者喜爱的“发展路标”、“知识管家”、“时事顾问”与“意见领袖”。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博客日报》2012元旦献词:真实表达是博客的生命

2012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份，新的时事、新的变化、新的憧憬仍将不断刺激我们的感官、引发我们的思考，互联网的阳光和星辰会见证我们的欢喜和忧伤。即使我们的文字不是那么完美，但我们不断敲击键盘而发出的铿锵，表明我们又一次向着远方迈开了脚步！

2011已逝，2012年到来，欣喜于我们依旧在一起，欣喜于我们依旧相聚在博客日报这个温馨的精神家园。

身处于这个转型期的时代，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年总是显得惊心动魄，跌宕起伏。

从冷观阿拉伯之春，到感受日本之震；从卡恩的颓然被捕，到李娜的平民欢呼；从童话世界挪威森林冷酷的流血，到红楼遗民赖昌星黯然的遣返；从郭美美的炫富揭开红商会贪婪的胃口，到高速通向死亡的动车冤魂映出铁道部深不见底的黑幕；从老年领袖哈维尔金正日迥然不同的辞世反应，再到知识青年韩寒的三篇文章引起的民主激辩……

我们试图用自己的眼睛看过这一切，我们试图用手中那支小小的笔写出这一切，我们试图用膝上那部陈旧的电脑讨论这一切。我们要把这些地球往事真实的记录，尽管我们物质上不求什么，但我们精神上得到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那快乐有时甚至难以向旁人言说，只因我们对这世界有独特的感受和愿景。

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为了求证历史，而我们却给了自己一个力所不及的任务。我们常常困惑于被粉饰的真实、被抹去的足迹、被覆盖的华丽。以至，我们的探寻常常会与现实有所碰撞、会对未来产生迷茫。穿过重重迷雾，我们尝试着做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孩子。

博客的意义在于真实，是因为我们厌恶虚假，相信光明总会战胜黑暗。真实的力量虽小，有如一点火星，却影响深远，甚至足以在某个时候完成一个华丽的改变。纵或乌云密布、冰天雪地，我们籍此可以找到前行的路径。尽管在生活中，我们太过普通，或高度近视、或举拐而行、或生活困顿，但在网上，由于互联网的恩赐，我们感觉自己是文字的主人、是思想的智者。或许我们外表冷漠，但我们的内心之火从未熄灭。

尽管时下正值寒冬，但我们能感悟到黑暗云层间透出的一缕缕暖意，那是新的春天的赐予。不管公平正义的阳光是否普照，不断进步的时代总带给我们人性的美好、真情的呼唤——那是对生者的抚慰，那是对逝者的哀悼，那是对弱势群体的援助，那是对千家万户无怨无悔的付出。

是的，很多时候，众人睡了，我们却还醒着；深夜的鼾声常常敲打着我们孤独的黎明。

2012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份，新的时事、新的变化、新的憧憬仍将不断刺激我们的感官、引发我们的思考，互联网的阳光和星辰会见证我们的欢喜和忧伤。即使我们的文字不是那么完美，但我们不断敲击键盘而发出的铿锵，表明我们又一次向着远方迈开了脚步！

贵州黎庆洪案辩护律师迟夙生昏倒法庭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报道）1月12日上午贵州黎庆洪案继续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因坚持正义，要求发言，朱明勇律师被训戒，迟夙生律师被训戒。迟夙生律师被审判长下令赶出法庭，迟夙生律师大声抗议，大批警察来到迟夙生律师跟前欲强行带迟夙生律师出法庭，迟律师情绪激动昏过去，审判长宣布暂时休庭。

据在场律师说，迟夙生昏倒后法庭并没有立即休庭，在全体律师集体抗议后才被迫休庭救人。期间，找担架的时间用了20分钟。抬担架时，没有一个法警帮助律师把这位全国人大代表抬出大礼堂。救护车已经将迟夙生律师送医院进行输液、输氧，做心电监护等紧急抢救。

该案本网此前已经有相关报道，到昨天1月11日，是开庭的第三天，法庭上谈到发微博的问题，律师认为微博对法庭秩序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法庭纪律都是为了确保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只要不影响辩护职责的履行，只要不是涉密或隐私等案件，律师是可以发微博的。

审理中，杨金柱律师指出了对黎庆洪不间断的长达二十几个小时的违法讯问情况，并且在没有拘留的情况下进行讯问，黎庆洪也指出自己现在的胳膊等还有被刑讯的痕迹，法庭启动了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公诉人做了简单的说明后，迅速拿出三份办案警察的情况说明，自己证明自己审讯程序合法，这三份证据是打印的，打印的内容除签名外，其余一模一样，律师认为这在法律上明显是伪证和串供。

发贴者维权网

贵州黎庆洪案继续庭审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报道）1月13日上午，贵州黎庆洪案涉黑案继续在贵阳小河区法院开庭。由于本案受到多方关注，经过前几日火药味十足的气氛以后，今天庭审现场比较温柔，审判长一制止律师发言问讯，律师马上道歉，然后换个方式，继续按着原来的思路发言提问，这是斗争的结果。

1月11日，审判长来到法庭，问公诉人证据调取情况，因为公诉人提出申请休庭要求调取相关证据，但是公诉人解释说证据繁多，要求将所有被告询问完之后再一起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判长立刻予以采纳，很明显事先早已沟通。

本来，对于已经决定的事情如果擅自更改，应当与辩护律师进行沟通，并充分说明理由，但是审判长如此迅速的丝毫不顾及辩方意见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采纳控方意见，这当然会激起律师们的强烈不满，这就等于中断已经开始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重新又回到法庭调查阶段，律师们自然反对强烈。

1月12日，律师要求发表意见，审判长不予准许，朱明勇、迟夙生等律师开始抗议并陈述理由，审判长给朱明勇、迟夙生律师训诫，迟夙生律师继续进行激烈抗议，审判长下令将迟夙生带出法庭，迟夙生当庭晕倒被送往医院。更加可笑的是，接下来审判长居然用贵州方言主持庭审，律师一抗议，又遭 “口头训诫”。

重新开庭后，陈有西律师对被告黎庆洪发问，他没有拘泥于起诉书罗列的事实顺序，而是打破顺序，直接从黑社会组织罪的构成要素进行发问，黎庆洪立刻被调动起来，回答显得积极主动，尤其是讲到所谓的保护伞问题，更是气愤的难以自制，他谈到因为县里的重点工程村民对于占用土地问题没有处理好，村民几百人阻挡不让工程进行，政府派了几百名警察都无济于事，因为他在村里威望高，县里领导要他做村民的工作，在他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并作出承诺后，村民才撤离，为此当时县里领导对他是褒奖有加，没想到这到成了后来他所谓的黑社会罪证，当时的办案警察对他说，政府几百个警察都搞不定的事情，却被你黎庆洪搞定了，你说你不是黑社会是什么？谈到此，黎庆洪几乎哽咽。

另：迟夙生律师被送医院以后身体逐渐恢复，她表示：我现在除了双手还感觉麻木以外其他都很好。对网友纷纷表示的关心，很多贵阳素不相识的市民的慰问，以及出差到贵阳市火速到医院看望的朋友一并感谢！中国人的百年法治梦想不是一群枉法者所能改变的，我们将前赴后继捍卫法律的尊严，捍卫法律的正确实施。

季渚鸿：黎庆洪案，律师为何遭“驱逐”

新京报

如果辩护律师只能“帮助”法官，不让法官“失望”，那么必然让当事人失望，让法律失望。

据《东方早报》报道，贵州黎庆洪涉嫌黑社会犯罪案，在1月10日庭审的1小时之内，先后有3名律师被“驱逐”出法庭，有9名律师遭到数十次法官的训诫；12日开庭时，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也被“驱逐”，因情绪激动而当庭晕倒抢救。

法官“驱逐”律师虽是个案，却折射出刑事审判的普遍性问题——如何切实保障律师辩护权？

此前贵阳中院一审判决黎庆洪有罪，但省高法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增加了新指控罪名之后，此案奇怪地从中院“降格”到区法院一审；更奇怪的是，代表区检察院出庭的公诉检察官，是从市检察院“临时空降”到区里的。

一审法院“降格”，意味着本案终审将被“消化”在贵阳市中院，而当初贵阳中院的有罪判决，是被上级法院认定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检察官“空降”，意味着一二审的公诉人都是市检察院，违背了刑诉法二审终审、回避制度的立法本意。

因诉讼程序存在这一系列问题，当“空降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时，律师们提醒法庭解决回避问题，结果却是3位律师被赶出法庭。

按《刑事诉讼法》第161条规定，如果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先警告，对于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但律师只是依法提出回避申请，并陈述理由，为什么就被“驱逐”呢？当天下午的庭审前，3名被“驱逐”的律师仍前往法庭，却被告知该案审判结束前，均不能再出庭。“驱逐”即便采取，也只是维持审判秩序的暂时举措，而这岂不是变相剥夺辩护权？

经验告诉人们，如果律师不能形成与公诉方势均力敌的抗辩制局面，就难以保障审判公正。特别是在一些“敏感”案件中，一些法官严格限制律师发挥。比如，2009年审判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时，芜湖中院不仅不许旁听，而且要求被害人的律师不得使用笔记本电脑，理由是那属于“录音、录像设备”，导致三名被害人律师愤然集体退庭。

本案也有辩护权受不正当干扰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当地律师接到“命令”，在法庭上“一句都不敢说”，气得被告人家属当庭解除了委托关系。法院还主动约谈律师，刑事审判庭一位庭长指名其中两位律师令其“失望”，希望律师“遵守法庭纪律”，并“帮助”审判长将案件顺利审理下去。不论黎庆洪有罪与否，司法程序都应经得住推敲，如此才能捍卫正义。辩护权是公民面对公权控诉时，最该受保障的权利之一。如果辩护律师只能“帮助”法官，不让法官“失望”，那么必然让当事人失望，让法律失望。“黎庆洪案”并非是极端个案，其中辩护权受到干扰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更值得公众重视。

广东一人大代表：“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

来源：广州日报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昨日上午，在佛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人大代表方明的上述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昨晚记者电话采访了方明，她表示还不知自己的言论引起了争议。她表示，自己所说的“溺爱”，是指“如果市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被政府满足了，这才叫溺爱，如果不合理的要求被满足了，那会有更多人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

争议言论：“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

在昨日上午的分组讨论中，在一所中学任教的市人大代表方明发言称，相对于武力刑罚，更重要的是用文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用正面思想引导，将百姓教化成为文明社会的文明人。”她认为，幸福感相当部分是靠教育得来的，“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如何去教，应该开拓各种渠道对全体市民进行正面的舆论导向。”昨日下午，方明的此番言论在微博上被曝出后，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争议。截至昨晚9时左右，相关微博已被转发600多次，评论达200多条。

当事人：不合理的要求被满足才是“溺爱”

昨晚，记者电话采访了方明，她表示，自己的发言只是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和老百姓的切身体会做出的。她对记者强调，她坚持认为市民是需要教化的，可能是网友对“教化”和“溺爱”两词的理解有分歧，“在我看来，教化，把好的东西给他，叫教；把他身上坏的东西去掉，叫化。”她表示她在谈到政府与市民关系时，使用了“溺爱的孩子”这样的类比也没错，“客观上必须承认，政府是一个管理机构。”至于“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这一表述，她解释称意思是“政府满足了市民不合理的要求，这才是溺爱”。

微友反应

@5爱您:这个言论好像过激了一些，但是初衷是好的！其实有时候一个人靠教是教不会的，但是不能说教不好！

@King_Lu：要把百姓“教”成什么人？什么是文明？领导集团自己本身是否足够文明？还有人大代表不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怎么掉头来教人民了？

@黄保才：此人不合适做教师，否则误人子弟；更不配当人大代表，说话的腔调无一丝民主意识。

“书记女”吃的不只是“空饷”

作者：亢振洲2012-01-1012:51:07发布于：博客中国

在这里，王烨吃的并非是“空饷”，而是当官父亲的权利之饷、权利的互相勾结和利用之饷，权利的腐败和无耻之饷，以及百姓子女的无奈和痛苦之饷。所谓的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公平、就业公平和人与人公平之果就这样被邪恶的权利侵吞和私分了。

最近几天，山西省疾控中心一名叫王烨的科员在网络上异常走红。原因非常简单，即因为2011年7月才从山西省中医学院毕业的王烨居然已经在省疾控中心领了5年工资，5年合计共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生活补贴及住房公积金以及5年的大学学费10万余元。而王烨正式到山西省疾控中心报到上班则是去年10月。

一个小女子何以能凭空从山西省疾控中心领取5年空饷，一时舆论哗然。原来其父在王烨入读大学并入职省疾控中心时任忻州市代县县长，现在担任忻州市静乐县县委书记。据说，王烨还有一个哥哥，任供职于山西省人事厅（也值得怀疑）。

就在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时，山西省疾制中心的回应颇令人不解。该中心现任主任张杰敏在接受记者调查采访时称，“王烨调入该单位，并在该单位领取工资完全合乎组织、人事程序和要求”。未上班拿工资也属“脱产学习”。

这真是一个正确而又荒谬的理由！

大家知道，10万元，如果对一个贪心的县委书记来说，那简直太简单了，要想贪，一个年节就可以得到不知多少倍。即使不贪不占的县委书记，也不会看重这10万元。这里的要害其实不是书记女儿吃了多少空饷的问题，而是权利的通吃。

大家知道，最近这些年，官员权利异常猖獗，可以说是无处不见权利之手。因此，就有了有了“拼爹”。“我爸是李刚”已经成为“拼爹”代表作。

事实比现实更残酷，就以王烨来说，她之所以未入职就吃能吃国供饷银，就是因为有一个当县委书记的好爸爸。如果不是这个当官爸爸，而是一个农民爸爸，别说是入职省疾控中心，就是乡镇卫生院也非常难，更别说领取空饷了。这里无疑暴露出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公职人员的入职制度、人事制度和升职制度是多么腐败和可怕！就以王烨来说，她入职山西省疾控中心经过没有经过公开考录？作为一个财政全拨款的专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入职条件是什么，王烨办理入职手续时具备吗？事业单位招录工作人员需不需要公开招考？很多的问号拷问着我们的人事部门、组织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也难怪，最近这些年屡屡出现“童工”副市长、“童工”镇长等等。也因此就有了“萝卜招聘”、“量身定制”，就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里有人好做官”之类。

“爹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从一个县委书记女儿吃空饷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很多很多。

2012.1.9于美国北卡

陈新焱：2011，中国人交了多少税

来源：南方网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则发了一条微博，“中国人每天不出门，25元钱的税先交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吗?”他列举了乾隆中期1766年的数据：当时朝廷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只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

　　这一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将超10万亿元，预计占GDP的近23%。若按照13亿人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人纳税约8000元。

　　半个月前，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至11月，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同比增长26.8%。其中，税收收入85216.4亿元，同比增长24.7%。全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已无悬念。

　　若按照13亿人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人纳税约8000元，约等于4.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而如果以今年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则相当于14亿农民的收入。

　　经济学家陈志武由此感叹，“我们的政府‘真贵’”。根据他的测算，1995-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在这15年里，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只增长了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

　　2011年，中国人对税负的感受从未如此强烈。年初，网上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被广为传播。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缴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总共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元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及28%各种杂税共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而流传于网络的另一个名为“人人都是纳税人”的视频，则更为详细地计算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税和费：一个标价100元的披萨，含税约为21.4元;一件100元的衣服，含税约为16元;一件100元的化妆品，含税约为44元;一瓶3元钱的啤酒，含税约为0.6元。在其列举的各项消费中，有一项所含的税费最为吓人——房价，什么契税、印花税，产权登记费、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加起来，总计62项，大约占到了房价的30%-4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微博上另一条被广为传播的消息——香港某单身人士，2010年收入17.8万港元，最终却只缴纳了729港元的个税。

　　初看这一新闻，绝大多数网友都不相信。香港税务局发言人为此还专门出来解释：在香港的薪俸税中，高收入人士负担了大部分税额，中低收入的香港居民只需缴纳很少，甚至不用缴纳，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此外，薪俸税中还设有多项很高的免税额。

　　比如微博中提到的这位香港单身人士，年收入17.8万港元，而香港薪俸税基本免税额为10.8万;如果他需要供养父母两人，父母年龄都在55岁以上，可以获得供养父母免税额各1.5万，而如果他全年与父母同住，又可以获得额外供养父母免税额合共3万。这样减来减去，这个人应缴税的收入就只剩下1万多了。

　　港务局发言人没有说的是，如果是这位香港人是已婚人士，全年免税额就有21.6万元，这样算来，17.8万港元的收入，甚至根本就不用缴税。

　　2011年，中国政府也开始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00元调高到3500元;将原来一刀切的车船税，改为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对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等。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完善结构性减税”甚至被摆到了财政政策的第一位。

不过，这样的消息也并不能激动人心——自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让财政收入减缓增长。结果反而是：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这九年时间总共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中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南方周末》2011.12.29日)

宪章论坛

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 假借维稳抗拒改革已成发展陷阱

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来的？

报告指出，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

本报北京1月8日电

来源：共识论坛

成义文：评[清华报告]：学者说话了

从“反右”至今，五十五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仍是一党专政，讲真话的[清华报告]何以能问世呢？答案是：社会的发展并不以某人或某党的意志为转移，一个从百万雄师蜕变为百万裸官的党已无能力再搞舆论一律了。就舆论界而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趋势已经形成，讲真话的时代来到了。

一言兴邦，学者说话了。[清华报告]的问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让我们为它干一杯！

据官媒（中国青年报）报道，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于日前发布了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简称为[清华报告]）。此报告直言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转型陷阱”之中。【此“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仅从这篇简介式的报道（近4000字）中，人们就可以看到该报告的特质。它实话实说，毫无顾忌，直刺当前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两极分化（一极为既得利益集团，而另一极则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此真实的报告在中国真是久违了。

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工人说话了》的社论。自此，“反右运动”全面展开。在此次运动中，55万人被定为右派分子，被归为了另类（地﹑富﹑反﹑坏﹑右）。其实，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讲了几句真话。历史表明，自“反右运动”始，中国就进入了长达20年之久的灾难期。疯狂的“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邪世魔火般的“文化大革命”等旷世之灾都是此期间内的人祸。究其原因，乃是拜神教在作祟。“反右运动”造就的那种“谁讲真话，谁完蛋”信条直至神主西归才被抛弃。

一言兴邦，学者说话了。[清华报告]的问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让我们为它干一杯！

秦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是在加入市场经济全球化之后促进全球化的普适人权规则，在提升国人自由与福利的基础上改变“崛起”的方式，为全球文明作出贡献；还是把“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勉为其难地维持下去，以致国际上为避免“昂纳克寓言”成真而重树壁垒，国内也因为不公正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导致混乱，使如今这种单向度全球化终告失败，中国和西方陷入双输之局？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回望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最热的话题之一就是危机。2008年在美国发生时说是“次贷危机”，2011年转到欧洲，就叫“欧债危机”，虽然希腊闹得最厉害，实际整个欧洲都不景气。最近去法国，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巴黎的喷泉大都不喷水（凡尔赛宫、卢浮宫，到处皆然），景观灯也大都不亮。都说是政府没钱，老百姓的福利不敢动，“面子”就先不管了。这与那种即使饿死老百姓也要保住官家面子的体制固然不同，但形势严峻也是明显的。危机在希腊引爆，舆论认为希腊原先有问题，但加入欧元区以后问题才失控。因为货币统一且有转移支付，财政却是各国自主，导致希腊人大肆透支欧洲来掩盖自己既避税又高福利造成的财政窟窿。所以有人说，欧洲一体化如果不再迈一大步，已有的成果就保不住，意思是各国如果不向欧盟上交相当程度的财政主权，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欧元区就可能垮台。

　　其实不仅欧洲，我曾说过，这次“全球危机”在西方无论美欧日，共同特点就是巨额债务窟窿塌陷，形式上美国以居民消费债务为主，欧洲以国家财政透支即所谓主权债务为主，但这两者的根源是一样的，而且可以互相转换。为什么会这样？现在那里的“左”“右”派互相埋怨，“左派”说是自由放任导致金融乱象，“右派”说是福利国家导致财政透支。但是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各有利弊，如今这种债务爆炸却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弊病的单独结果。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逻辑上都可以平衡财政。然而欧美都是民主政治，这是他们“左”“右”派的共识，所以不会成为左右互攻的靶子。可是恰恰因为在民主政治下“左”“右”派都要“以民为本”，而老百姓喜欢高福利却不喜欢高税收，欢迎减税却不喜欢减福利，所以“左派”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减税容易减福利难，如此循环几次，财政不破产才怪了！

　　我是力挺民主政治的，但我不会回避问题。那么以前民主政治为何没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无论今昔，人性中都有喜欢“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但是这样一搞肯定出问题。老百姓不是圣贤，但也不会傻到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地步，他们感觉到问题就会改变诉求，无论接受增税还是同意减福利，在民主政治的既往历史上都是不乏其例的。

　　但是近20多年来，民族国家民主政治下的治理机制遇到了国际经济高度一体化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背景。这个背景本来不是坏事而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是它也具有强大的“倒逼”效应。因为它不仅造成了通过大规模国际透支长期掩盖债务窟窿的前所未有的可能，同时又找到了愿意让它透支的对象。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等到掩盖不住、窟窿塌陷时老百姓感觉到已经太晚了，后果已经很难收拾。例如欧洲就是由于货币一体化而财政却不一体化，使希腊这样的国家可以不断透支欧洲，今年终于难以为继。更典型的，则是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发行权通过巨额贸易逆差和金融风险转移透支全球，2008年就难以为继，引起的危机至今还未平息。

　　美国之所以能把这种透支游戏玩那么久，拥有美元这样一个透支手段固然重要，但透支毕竟是“借”不是抢，如果没人愿意甚至希望“借”给他，游戏也是玩不成的。而近20年来恰恰就有那么一些国家，由于与美国正好相反的政治机制，形成了一种消费率奇低、产能严重过剩、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模式，正“需要”别人来透支自己。这些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就是中国。

　　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政治机制则一直保持“特色”，这种机制与西方截然相反，“左”“右”首先要看“上”意。于是政策一“左”，政府对民众的权力就扩大（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汲取能力”突飞猛进），但民众对政府问责很难（财政上就是老百姓只能感谢“皇恩”，不能进行福利问责）；而政策一“右”，政府又容易推卸责任，要求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但权力仍然不受限制，“市长”可以任意干预市场，找老百姓的麻烦，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这样的机制造成与欧美完全相反的弊病：一方面，由于民众自由、福利双不足而使消费“内需”难以“拉动”（容易拉动的是政府消费），外贸顺差剧增；另一方面，官家聚敛的钱越来越多，“突击花钱”还用不了，正好可以（甚至需要）借给西方。于是一方要透支，一方要“被透支”，相反相成，周瑜打黄盖，形成了我所谓的“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

　　这种“互动”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将越来越扭曲。美国的“高消费”越来越病态，而中国的“高增长”也越来越畸形，甚至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借喻，非指“格雷欣定律”）的现象。我曾用“昂纳克寓言”的说法来警示这一点。但实际上，两边的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可持续。而任何一边的变化，都会给另一边带来变革的压力。2008年美国和2011年欧洲发生的事，已经表明他们的游戏很难再做下去，但是下一步走向何方，仍是未定之数。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而财政不一体化”已被目前的危机证明不再行得通，如果不能推进财政一体化，货币一体化最终就得放弃，这就是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全球也是如此，单纯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如果不能“倒逼”出政治上的普遍人权进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方式改进，这种全球化就走不通，危机发生后各国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就是个坏兆头。

　　而这样的互动对于我们又何尝持续得下去？尽管“低人权优势”下“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的可能性使我们有些人沾沾自喜，国家机器强大的聚敛能力也使一些人引为自豪，但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他们少，虽然由于我们独特的体制而更为隐性，但问题的层次却比他们更基本。在高度政治自由的西方今天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远不如当年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激烈，而最发达的“维稳”体制下，我国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越维越不稳”忧虑。不仅西方的不景气对我们也造成了外需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来的威胁，我国经济内在的诸要素成本升高的趋势更在不可遏制地发展。不仅网络时代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意识提高会消解过去那种“低人权优势”，经济上的市场均衡工资和长期强制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拐点”提前降临，也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民工荒”和对民企的金融歧视导致的高利贷压力，加上所谓“国进民退”的逼迫，使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恶化，而垄断国企和国家巨额投资拉动经济的长期副作用，也在“高铁事故”等一系列事件中逐渐显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不适宜地淡化“官民问题”而凸显“劳资问题”，企业界一些人希望政府压制劳工的“过分要求”，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官式宣传让民企成为体制弊病的替罪羊。但是实际上，在我国越来越大的经济蛋糕中，增加最快的份额既不是劳工所得，也不是企业积累，而是财政与财政外的政府收入！无怪乎前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把饼做大还是公平分饼哪个更重要固然是个问题，但是偷饼抢饼的太多对两者都构成威胁，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人说：“劳资博弈的结果谁得多一些都没问题，但劳资都不能说话，而由劳资都无法问责的人来‘狐狸分饼’，劳资都不可能满意。”话虽尖刻，但引人深思。

　　事实上，民主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资博弈以增加弱者的谈判能力是合理的，但我国特色体制下劳资不能博弈、惟有“狐狸分饼”的效果如何实堪怀疑。一份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如今中国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形势下各种物价都在与发达国家趋近，甚至有的已经超过，只有蓝领劳务价格差距最大，并几乎成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惟一体现。另一些关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报告也指出，企业对各种负担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劳资任何一方做出牺牲都已非常困难。然而我国的“狐狸分饼”中份额最大、增长也最快的一块如果能够作出让步，那劳动者权益的增进与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都会有巨大的空间。

　　这就需要我们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影响中国与中国影响世界的效应都在发生。民众在改革开放年代自由与福利的纵向改进，是中国得以加入全球化的“门票”，而全球化中中国民众在这两个方面的横向差距，也确实在“招商引资”与低价出口方面创造了“血汗工厂胜过福利国家”的“奇迹”。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应当持续，也能够持续，但增速逐渐放慢不可避免，也无需害怕，而增长实效和公平分享应该成为努力的主要方向。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推动前一个“纵向进步”，扭转后一个“横向差距”。“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不仅符合这一方向，而且也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即消除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之弊，建立权责对应的现代宪政体制奠定基础。在刚刚过去的“辛亥百年”之际，这也是我们对先贤必须的交代。

　　总之，今天西方与中国的两种危机，都表明现代文明处于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态，无论经济还是政治的进步，都是“危”与“机”并存。欧债危机既可能倒逼出货币一体化之后的财政一体化，使通向“欧洲合众国”的道路迈进一大步，为人类“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民主治理模式开先声；也可能由于“片面一体化”之弊导致欧元区瓦解，“欧洲实验”成为悲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是在加入市场经济全球化之后促进全球化的普适人权规则，在提升国人自由与福利的基础上改变“崛起”的方式，为全球文明作出贡献；还是把“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勉为其难地维持下去，以致国际上为避免“昂纳克寓言”成真而重树壁垒，国内也因为不公正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导致混乱，使如今这种单向度全球化终告失败，中国和西方陷入双输之局？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秦晖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2012年第1期

明报元旦献辞：呼唤人权高于主权

作者: 周西

一个国家的人权如果长期地被蹂躏，它的主权的基础，也就是统治的正当性（legitimacy），就会受到质疑，这也是现代政治史的血泪教训，换句话说，没有人权，又何来主权？

只有一个重视人权的中华民族，才可以展现道德的权威，才可以彰显现代中国的软实力。让经济上崛起的中国，也可以人权崛起，赢得全球人民内心的真正尊敬。

2011年是拳头高高举起的年代，这一年，世界各地街头出现了风起云涌的抗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让不少政治权力独裁者下台，甚至灰飞湮灭。这一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更深层次的趋势，则是人权与主权之争。对此，《明报》2012年的元旦献辞回顾说，长期以来，国家主权被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规范。不过，自从冷战结束后，人权与主权之争，反而可以冲破以往意识形态的迷雾。

比如说，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就再也不能用主权作为任何血腥行为的遮羞布，联合国的势力必须介入，以避免当地民众生灵涂炭。文章分析认为，主权是为了人权而立，而不是相反。究其原因，一个国家的人权如果长期地被蹂躏，它的主权的基础，也就是统治的正当性（legitimacy），就会受到质疑，这也是现代政治史的血泪教训，换句话说，没有人权，又何来主权？

文章又说，人权的背后，就是法治，中国的现代史，就充满这方面的教训。国家主席刘少奇文革期间被被投入狱中，他在最后关头，要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自己辩护，但却惨遭嘲笑，最后被折磨致死。作为共和国的主席，不能用宪法来保护自己，正是由于他过去没有认真落实法治，因而不能让广大人民用宪法来保护自己。不知他在临死之前，会想到是人权重要，还是主权重要呢？他会想到是宪法重要？还是「伟大领袖」重要呢？

谈到海外华人的人权保护，文章回顾说，每当中国出现灾难的时候，从水灾到地震，海外华人都全力捐输。但北京往往以尊重别国主权为理由，对海外华人的人权受尽欺凌的血泪，不敢置一词。这似乎延续了中国千百年来视海外华人为「天朝弃民」的观念，对于海外华人受尽各种不平等的遭遇，都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也和以色列对全球犹太人的人权的重视，恰成强烈的对比。

以色列从来不会因为别国的主权，而不管当地犹太人的人权问题。如果出现了某些排犹的现象，以色列当局就会立刻挺身而出，表示强烈的关注。因而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人权问题，必须要有新的思考，也要有新的论述，不能再墨守成规，画地为牢。只有一个重视人权的中华民族，才可以展现道德的权威，才可以彰显现代中国的软实力。让经济上崛起的中国，也可以人权崛起，赢得全球人民内心的真正尊敬。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海峡两岸能够在人权保护上展开竞争，让中国大陆的人权保障更胜过台湾一筹的话，那么两岸的主权之争便会迎刃而解，和平统一也将会水到渠成。这是全球华人在2012年的最新愿景，也是现代中国人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让人权成为主权的保护伞，让主权不再成为侵犯人权的遮羞布。

陈志武：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来源：作者博客

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谁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如果说中国有以官为本的传统，那么，这些年的国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毫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

　　民主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得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3.5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共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大的官僚队伍。

　　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是，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民主使提高收入机会增多

　　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 95亿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万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

　　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有利于不平等的温床。

　　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钱和前途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先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分配给谁呢？当然是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连老百姓的金融储蓄都全掌控在国有银行的手里，结果也是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就能融到资金发财。土地在国有制的名义下由官员支配，结果也是谁有关系，谁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

　　另一方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谁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如果说中国有以官为本的传统，那么，这些年的国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民主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乌托邦式的福利经济。

　　所以，民主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诉求，而是涉及到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务实选择，涉及到收入机会是否能平等的问题，一点不抽象。

孙立平：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

来源：南方网

　　自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推出一系列的重大改革部署，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开始作为重要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比如广东省专门成立社会工作管理委员会。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社会建设论坛，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对如何加强社会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本报记者现将精彩观点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我今天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背景是什么，可能会遇到的最主要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是社会建设究竟应当建设一些什么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

　　转型陷阱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现在社会建设要面临的最基本背景是什么。我想讲的概念是“转型陷阱”，现在社会建设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制约条件，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判断是很重要的。现在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叫“中等收入陷阱”，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两年的情况跟原来有点不太一样，有人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气质在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死亡，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这种说法的背景是什么?现在人们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叫做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概念，指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了人均G D P3000-5000美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槛过不去了，比如拉美国家、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大家担心中国的国民收入到了4000美元左右时，是不是也要遇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不是拉美、不是菲律宾、不是马来西亚，中国面临的是很独特的状况，中国会面临的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那转型陷阱指的是什么?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然后希望把我们认为所谓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我们假定一个房地产商，对他来说什么样的情形是最好的?当然是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盖成房子，在市场化中把房子卖出去。现在情况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是最有利的，这样就有可能把这些东西定型下来，形成混合型体制。

　　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现在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这样一个转型陷阱，这个转型陷阱的种种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有一次我去某地，晚上区长请我吃饭，就两个人，他说你知道我今年最难的是什么吗?今年最难的拆迁任务100万平米，这和我的乌纱帽连在一起，拆完了还当区长，拆不完区长别当了。我说拆哪，他说拆哪都行，只要拆出一百万平米。我们现在不是经济停滞的问题，而是走火入魔，陷入畸形发展，而这与转型陷阱有着密切关系。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中国现在具有重要意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究竟身在何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也不是处在中间的过渡状态，而是处在一种结合了新旧体制的混合型体制的定型过程中。现在对新的体制，混合型体制最好的概括就是中国模式。

　　第一，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明确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二，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准确理解到现在改革的主题集中在哪。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今天的既得利益者要固化现有的发展状况。在此情况下，将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现象。

　　第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改革遇到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现在改革处于停顿状态，我觉得问题不仅仅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来自于在改革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重新形成改革共识，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改革共识已经相当困难。

　　第四，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看清楚种种困惑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发展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为什么只能在一些特殊情形下的措施会常态化、体制化，所有东西的背后是有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转型陷阱的逻辑。

　　第五，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问题产生警觉，在转型陷阱的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所谓深化改革的措施，甚至那些想矫正目前问题的措施都可能被扭曲，变成获取既得利益的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会进入进退维谷的状态，不改不行，改也不行。

　　第六，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笼罩在左与右争论上的迷雾。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下，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的问题，转型陷阱形成了混合型体制，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改变社会力量对比打破僵局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型陷阱的概念对我们认识社会建设当中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就拿目前很棘手的一些问题，比如最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说，如果群众的要求是不对的，不能解决;如果老百姓的要求是对的，更不能解决。为什么?如果群众的要求是对的，解决了，解决一个出来十个，解决十个出来一百个，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逻辑。再比如土地的问题，征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市场交易的契约上，在法制的框架下进行的，结果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解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他人的怎么办?原来我们形成的那些问题，已经使得我们用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只能用将来的错误做法维持过去的错误做法。所以，为什么我要提出转型陷阱概念，是因为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建设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打破转型陷阱当中的僵局。从这点来说，最近刚刚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个人觉得，这是美国社会运行中机制在发挥作用，他们正处于打破社会僵局的过程中。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表现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这些年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了吸收社会财富的黑洞，并且社会已经无可奈何，传统的监管措施无能为力。美国财政部长讲了一句话，“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我们已经基本用尽，但是不起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当中还是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社会，就是民众。美国社会的民众开始介入这个过程，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对于打破原来的僵局，改变社会力量的对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事情如果利用得好，可能会形成一种变革，通过这场变革改革既得利益格局。

　　中国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大家知道现在都在讲“温州危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有美国的一个类似因素，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过去一年，我们的产业经济、实体经济可以说是非常艰难，但前些天某银行行长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年的业绩之好，让我们都不好意思公布了。一个老板讲，我手下1000人的工厂，一年的利润是100万，他说我老婆在上海买了八套房，挣了3000万，老婆这八套房子够我这间工厂1000人干30年。可我们要打破这样的僵局，机制在哪?只有社会力量的发育，我们才会有一个正常的社会。

　　建利益均衡机制和基础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建设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建设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有六大问题：

　　问题一：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这是我在2005年提出的。我们到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利益能不能有一个相对的均衡，关键在于有没有一套利益均衡机制。我们现在经常在讲这个问题，讲现代利益关系的时候就说，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一个社会力量的失衡，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新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利益关系很难平衡。

　　问题二：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我们前段时间讲得比较多的，是以中产阶层、中产收入为主的社会结构，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就是结构要具有流动性，能够给人们提供希望。在这样一个转型陷阱的背景下，实际上不仅仅结构是不合理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定型化，定型后人们的机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社会流动正常的渠道，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这个渠道提供希望，没有希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问题三：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问题四：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方式。现在人们都在强调社会矛盾多，社会矛盾尖锐，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中国最主要的问题，问题是缺少制度化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

　　问题五：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问题六：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概念，要把社会中和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同样意义的最基础的制度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解决不好，跟我们缺少最基础的制度是有关的。

李承鹏：民主就是有权不高兴

编者按：此文已经从李承鹏的新浪博客人间蒸发。但不到24小时，网络转载已经超过60万。

当今中国，不存在走着前进还是跑着前进的问题，只存在要不要前进的问题。否则你明白不了不准搞、不准搞、不准搞……那样的议题。

当今中国，不存在开快了或开慢了的问题，只存在要不要正确行驶的问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很快的动车追尾了、很慢的校车倾覆了、不快不慢的公交车也自焚了，这些社会问题。

当今中国，不是用补药还是下猛药的问题，只存在一个病人讳疾忌医，甚至病急乱投医。比如，毒奶横行是因为草他妈，假药滥市因为销售代表道德低下，最漂亮的馒头就是染色馒头，政府不反思官德崩坍却号召全民提高私德，这么一系列跑题的案例。

不存在革命还是改良的方式问题，只存在想不想与世界一起前行的方向问题。

问题就在那里，贱民和执政者都看见了的，可尚存理想和试图改变倒成了暴力问题。你见过有谁暴力革命，乌坎的老头、海门的阿婆、狼奔豕突的小贩，还是在宪法范围内参选的独立候选人……民主，只是一种常态机制，是一个人身体出问题可以随时帮他治病。没有所谓时机，你见过哪家医院门口悬挂“时机不对，请勿入内”。没有所谓素质，我们从未听到过哪名医生说“凡文盲者，乱棍打出”。

我要告诉即得利益者，民主不是打倒你，民主是让你成本更小更有底气更能发挥你的才华，正大光明地获得本该有的利益，而不是被迫天天做假账，月月备上红包，到了年底低三下四给工商税务送上大礼，见个科长就满脸堆笑，见个省级官员恨不得让他爆菊。

我要告诉非即得利益者，民主就是保护你，不是街市大乱、网络尽断、喝不到奶吃不上饭。何况，现在的街市不乱、网管不掐断你的线、吃的饭里没有苏丹红喝的奶没有三聚氰胺？民主如此简单，是不只让一个早抓起来的部长为举国兴建的动车负责，不只让一个临时工油漆工为上海着火的大楼负责，不只让一个编外司机为一车又一车的孩子们负责……就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如果嫌这仍装13，民主是拎包上班、买菜回家、疯狂造爱、娶妻生子；不是坐公交挤成照片、找工作遭受白眼、有身份证却没有身份，生了人却没有人生。即使一切不能改变，也要改变每到开会，他们负责决定，我们负责鼓掌和观看。

当今社会之积患，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从封疆大吏，到扫地的阿姨，大家内心里都盼着那条船。前天70多名深圳城管在政府门口抗议，“剥削劳务工，还我血汗钱”，被百名特警队分割包围押上了警车。勇猛如城管大哥也不能幸免。一个幻想，过去是城管押走老百姓，这次是特警押走城管，下次会不会是野战军押走特警？

可见中国之民主，不是多与少、快与慢、轻与重、急与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的问题。不存在时机问题，而只有一而再、再而三错失良机的问题。可是每当需要变革的时刻，总有青青黄黄跳出来，还没见到选票，就说要贿选，没开始民主，就说会血流成河，我认为是一种吓唬式的教育。你都没试，怎么能说不能呢。等于是站在桥上说，人民还不会游泳啊，河里还没有石头呢，等一等吧。然后，你却从桥上过河了。多有喜感的一个画面。

我要告诉左中右派，民主是我们所有人的权利。是公共使用权，动车不追尾、飞机不晚点、马路不为领导车队封路；是知情权，股市永远低迷的答案，官员的账户里有多少钱，多少名字深埋于地下；是价值评估权，不要伪劣驱逐良币，不要蠢才当道、人才垫脚，要让勤勉和才华重见天日；是被保护权，人人交了税，就是交了保护费，军队对外不对内。是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上述四权不是我发明的，是涛哥今年刚说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民主在这个国家被教育成一件很高端的事情，其实民主从来不是装高端，只是保证吃喝拉撒的种种庸俗。这样一些权利，如果你说也没操作性，我只想要一个最低端的权利，可以表达不高兴的权利：

我得说，住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区里，过得并不是很开心。这里的下水道堵了很久没人修，这里的电梯在摔死人前，也无人管。这里的物业不是业主选出来的，但谁是业主却归物业决定。还不准提意见，谁提，就不热爱这个小区，就是反对这个小区。奇妙的是，那么热爱这个小区的物业们，全家老小却住在别的小区。

我爱这个小区，可是过得不开心。有一种说法是，这需要等待物业配合，盼望好的人品和运气，要讨价还价。我不认为这是对的，本来就是我们的，干吗要讨价还价？这就像，你跟小区经理探讨这房子产权到底是谁的，跟门卫探讨是否可以在这里借住一夜，跟保安壮烈地探讨这女人其实你的，电工打你家小孩时，你不收拾丫的却跟他大谈文化建设。而且，这一切的过程还是跪着的，你见过跪着跟别人讨价还价的吗。

我觉得跪着的成熟，并不合逻辑。

最后的问题，我感到是萦绕在很多朋友心头的问题：难道你不觉得素质低是客观事实吗，难道说了实话也有该批评吗，即使观点有错也引发了一个大思考啊。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宁坐在宝马后面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说的也是客观事实，也引发了全社会对无奈现实的大思考，请问当初朋友们批评她了吗；素质低就不适合马上享受民主，可是，那么多官员家属都在米国生活着，他们道德水准这么低，听说在那里生活得如鱼得水，也不敢套牌车七十码撞飞了人还说我爸是李刚。

如果我没猜错，这时有些朋友脑海里已闪现出“这是两码事”来回击。真是两码事吗，也许是。只要你愿意，宇宙跟一眨眼前已是两个宇宙，今年的你和去年的你也是两码事，明年的你再看今年的话题，正是两码事。

你抱怨过让员工只捐十元钱的王石吗；你崇拜过“中国人是要管一管”的成龙吗；你鄙视过不为自由而战的李敖吗。

这正是我苦恼的地方，有时只想谈谈每个人应拥有的权利，却被搞成争论哪个人更正确。权利就是权利，没有正确的权利，和错误的权利。像我这样一个庸俗不堪的人，并不正确，可活在这样一个由外国人他爸管理的小区里，该拥有一个可以不高兴的权利。不是中国人不高兴，而是中国人，有权对中国不高兴。

明白此，你已拾起一块叫不高兴的砖，敲响那道自由的门。

张维迎：国企掠夺民间财富的方式

在过去的3年中，世界经济一波三折，在这一历程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政府亦对经济进行了强力的干预，从极度宽松货币、扩内需到眼下的限购、限价、限贷等一系列政策，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也引发了社会上关于计划和市场如何进退的广泛争议。

这些政策出台的逻辑何在？存在哪些矛盾？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何方？就这些问题，本刊对经济学家张维迎进行了专访。

政策还是价格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目前政府密集出台的一系列限购、限价的政策？包括发改委对企业频繁的价格“约谈”。

张维迎：很多时候，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基于政治的考量。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政策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很多是属于应急式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经济体制，而更多是为了平息民众的一些短期不满。

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没有大的天灾，一定是个货币问题。现在市场上物价、房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2009年之后我们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太多的货币、太多的信贷注入经济体，其必然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了猛药，就会有猛药的后果。但是，现在是宏观政策出了问题，用微观控制的方式去解决。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或者说从政治学的角度，政府部门采取限购、限价的办法，不让企业自主定价，会起到一个“注意力转移效果”：好像市场上的提价、涨价现象是由于企业家贪婪，没有道德的血液，而不是货币政策出问题了。这样，老百姓的注意力就转移了。

《南风窗》：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呢？

张维迎：从经济角度上讲，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会是非常大的。在自由定价的情况下，决定价格的根本是供求关系，不同质量、不同品牌的产品当然有不同的价格，好东西当然可以卖个好价钱。而所有的政府限价，导致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市场的逆向选择：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企业越生产高质量的东西就越吃亏，而生产低质量的东西相对更划算，这样企业会更多转向制造低质量产品，最后是损害了消费者。宏观经济过热，原材料、工资上涨，企业会有一个调整价格的选择，这是企业家的判断。有些东西不让它涨，它最后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有些企业由于政府的限价，而不是市场竞争的因素，出现经营艰难，甚至破产，对就业不利。

哪个企业好，哪个产品好，该付什么价格，应该是消费者说了算，而不应该由政府说了算。在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下，企业、企业家根据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去经营，但现在大家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跟政府的关系，来怎么说服政府涨价是合理的，这对企业的整体运行是不利的。

这又回到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是一个消费者主权经济，消费者是真正的老板。如果是政府说了算，资源配置就会扭曲，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不正当使用。由此甚至对产业升级也会有负面影响。

再进一步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倒退。30多年的改革好不容易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企业拥有了自主定价权，现在可以说又部分地回到了计划经济。我们不是本着改革的精神来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而是走回头路，用传统的行政手段来处理。企业的定价要按政策意图来做，这个东西整体是反市场的。

好政策还是坏政策

《南风窗》：如果说当初的宽松货币政策过度，有错，那不应该去纠正它吗？

张维迎：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政策的失败，导致另一个新政策的出台，每一次政策的失败都为新的政府干预提供了理由。一个错误的政策制造了一个更进一步错误的需求，然后大家又喊着要政府进一步干预去纠正它。

2009年，我曾对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提出过警告，政策出问题了，调整的过程应该更多通过市场去消化，而不应该错上加错。比如房地产的问题，2009年初比较冷，房价往下跌，那时候该跌就让它跌，应该顺其自然，但我们不是，一看房价下跌，着急上火，马上出台了刺激政策，结果价格上涨，没过几个月，又出台打压政策。这表明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不成熟，一个经济体最忌讳的是政策的朝令夕改。

好的政策是帮助大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只有在相对稳定预期下，企业家才能正确地计算并进行决策，否则，政策不稳定，大家都去揣摸政策，或者通过游说的方式来影响政策，这都是不太健康的表现。

政策是不能折腾的，有时候要以不变应万变，不是简单地说，刺激过火了，马上紧缩，错误就可以弥补了。错误已经酿成，无法弥补。用管制、微观控制的办法，扭曲了调整过程。如果政府把价格限制住了，某种产品就供不应求了，政府就想着怎么进行分配，供过于求了，政府就想着怎么补贴、收购，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会出来，还会形成腐败和寻租。

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颠颠，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

《南风窗》：于是最后总是会陷入所谓的扩也不是，缩也不是的“两难”局面？

张维迎：经济问题本来就是两难。宏观的刺激政策，货币过多之后，应该回到正常，但这又带来另一个负面影响。增加货币，刺激经济的时候，谁得到的好处最先、最多？是国有企业。在紧缩的时候，提高利率、限制信贷，谁受的影响最快、最大？是民营企业。一个扩张，一个收缩，给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扩张后收缩，导致的是资源、财富从个人、民营企业转向国有企业。

通货膨胀是财富的逆向分配，现在可以说，宏观政策客观上变成了国有部门、政府部门掠夺民间财富和资源的一种方式。

无知还是利益

《南风窗》：为什么一些不太合适的政策，会频繁地推出来？

张维迎：一个是无知，对经济规律、市场运作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政策看似为了消费者，最后是坑害了消费者；另一个是基于利益的考虑，任何一种价格的调整都存在利益的分配，还有第三方，利用调控的机会在强化干预经济的权力，从而寻租。即使决策者认为这样做不行，但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也仍然去做，这是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人类犯错误，有些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有些是因为我们太明白。像食品安全事故，有些是出于无知，有些是因为无耻。

《南风窗》：很多政策看起来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张维迎：所有政策的出发点，至少表述的方式，目的都很善良，都很美。但多数人拥护的政策不一定就是对多数人好的政策。大部分人在生活当中，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有一些判断，但涉及整体政策的判断，容易从直观角度，只看直接后果，不看实质性的间接后果。

好多政策满足了人的一种私欲。人有一种爱占别人便宜的本性，总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更多的补贴，买东西的时候，希望政府把卖东西的管一管，不让它涨价。最后的结果不是那样的，最后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

《南风窗》：对自己有利的就赞成，不利的就反对，一会信奉市场，一会信奉计划？

张维迎：普通人信仰什么不重要，而在于从利益去判断它。但就是利益，也要分长期和短期。比如扩大信贷政策，企业一看，钱多了，东西好卖了，挣钱容易了，就说好。但有想过能持续吗？现在要收缩了，又开始叫了。当初就不应该拥护扩张政策嘛。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麻烦的是我们都喜欢吃“免费”的午餐，都喜欢别人埋单。我们以为政府埋单就是免费的，实际上是抽自己的血给自己输，用你的财富，用你的税收给你埋单，中间浪费就很严重。比如家电下乡、新能源财政补贴出现的问题。

打个比方，100个人一起吃饭，政府说你们自己爱吃啥吃啥，我们统一埋单，于是每个人就算自己吃不完，也都会拼命点很贵的菜。因为你不点，别人点，最后埋单的费用你也得掏。你花的钱少，但你付的钱还是一样的，干嘛不花呢？竞争花钱，争贷款、争项目、争补贴，于是最后税收越来越高。所以说，只有产权保护，不乱加税，不能任意地让别人埋单，这样才能降低成本。

企业家也是要在一个稳定健全的制度环境下，才真正创造价值。他们也总爱用最省事的办法去赚钱，如果靠政府能赚钱，当然就没有积极性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如果亏了政府给补贴，那谁会去生产高质量的东西？

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想用最简便的方式牟利，这里不存在谁高尚谁不高尚的问题。

问题是要有一个好的体制。要牟利可以，但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先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现在一些政策反而是强盗的逻辑，即把财富从别人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一些体制和政策使得这种强盗行为能够得逞。强盗逻辑不一定是指明目张胆地抢，有合法的强盗逻辑。比如用征税的办法补贴某些产业、某些企业，用扩大货币供给、通胀的办法转移财富，本质上都是强盗的逻辑。

中国的这些问题，要用整体系统的思路去看，看前因后果，这些政策进一步导致的问题。单项政策去看，好坏很难分清楚。现在一些政策的长远后果是非常负面的，这不符合中国改革的长远方向。

理论还是结论

《南风窗》：有发改委官员也谈到，“市场机制的核心，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信息对称为条件的。”很多人可能也这样认为，条件不成熟，市场逻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张维迎：这是为限价辩护，看起来符合现在有些经济理论。但是错了。什么叫充分竞争？真正的竞争是自由竞争，只要自由竞争，没有所谓充分不充分。自由竞争就是自由准入、自由选择。如果有无穷多的企业，那不叫市场，那样的市场不会有真正的竞争。信息不对称也不构成政府干预的理由，相反，我们需要市场，正因为信息是不对称、不完全的，如果信息对称完全，那计划经济就行了。

对市场最大的伤害，是来自政府的干预。如果要用充分竞争这个概念，那么多权力掌握在你手里，怎么充分竞争？那么多政府干预，哪来充分竞争？

一个行业，如果有持续的高利润，一定是政府限制了竞争，给予在位的企业行政保护，阻止别人进入，比如中国的电信行业。在真正的市场中，平均利润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不是竞争的前提。竞争多了，利润自然下降。如果政府规定了平均利润，把高于平均利润说成是“暴利”，去惩罚，结果一定是越无效率的企业越高兴，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一定非常糟糕。

现在社会上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解，是建立在一套理论基础上的，但这些理论好多是错的，用错误的理论分析问题，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虽然有些似乎言之有理。

这种错误的理论包括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总结。很多人会说，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你看，我们没有私有化，我们政府干预很强。而实际上，经济市场化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不是静态均衡的，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多，而是由于政府干预越来越少，使得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业家精神得以焕发。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认识不到，以为我们的发展是由于政府管得好、管得多，就像我们现在的政策一样，过几年就会看到它的后果了。

现在我们对政府干预的迷信还没有破除，人们没有认识到，好多所谓的市场失灵，本身是因为政府干预造成的，然后倒过来就说是市场的失败。打个比方，我从来不让你说话，然后大家说不行啊怎么不让你说话，于是让你说话，结果你一说话就结结巴巴的，于是我就找到理由了，不让你说话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你不会说话。所以我的决策是对的。

市场化改革难免有一些失误和弯路，毕竟那么多年的计划经济，那么多的干预，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市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不能出现问题就说市场不灵，就走回头路。我们认为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政府从来就不让市场做。包括教育和医疗的改革问题。

《南风窗》：很多时候可能是考虑到改革的成本和承受力的问题？

张维迎：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任何改革都需要循序渐进，原因是改革总要引起不确定性，成本、承受能力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想象的承受力和实际的承受力是两码事，有好多情况下，是我们“以为”不能承受就是不能承受。这跟心态有关。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承受得了。现在发展到这样，反而什么也承受不了。心态变了。

90年代初，年轻人喜欢穿一个T恤，上面印着“点背不能怪社会”，那时候的心态是如果混得不好，怪自己，所以我要努力。现在呢，点背都怪社会。心态不一样了。能不能承受，依赖于我们认为它能不能承受。

悲观还是乐观

《南风窗》：总体上看，改革带来了好处，但我们仍然听到很多的抱怨，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什么？

张维迎：一方面说明人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现象。中国整体还是越来越多元，有了互联网，表达的渠道也更充分了，所以看起来矛盾更放大了。

抱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分配问题，经济搞上去了，但过程不公平。你说蛋糕大，但我没有拿到我应得的那一份，当然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在市场环境下，自由交易意味着总价值会增加，市场经济一定是双赢的，一定总价值要增加。但如果采取强制和计划的办法，财富就不一定增加，即使总价值增加，分配也不可能合理。

农民的征地纠纷问题，就是没有产权保护制度下，被强制交易的结果。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按市场交易，自然就公平了。政府还可以通过征收土地出让税的办法让更多的人享受地价上升带来的好处！

市场竞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决定公平公正的过程。但如果由政府来分配，那每个人都会有意见。我们遇到问题更多不是用改革去解决它，而是用倒退的方式去解决它，不是使大家更积极努力地创造财富，而是把人的注意力慢慢吸引到如何瓜分财富。

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总在现实中起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更多地体现尊重市场，保护产权制度、自由竞争、自由准入，让市场的逻辑发挥更好的作用。唯其如此，这个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才能不断提高。如果我们用限制竞争、行政垄断、产业补贴、限价、限购、扩大货币、通胀的方法，即使一部分人得到好处，另一部分人必然受到损害，而且经常是受损害的人受到的损害大于得到的人得到的好处。

《南风窗》：改革这么多年后，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的权力反倒越来越大？

张维迎：现在跟八九十年代不一样，有些部门的权力变大了，约束太少，缺少抗衡。一些政府部门可以随便制定政策，而且就像法律案件中只有原告，没有被告，或者被告不能说话，结果是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导致了不好的决策。

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增加很快，自然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财政可支配自由度越大，就有越大的操作空间。投资越多，可以得到的利益越多，这是出于掠夺资源，分享租金的利益驱动。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最大的区别，是政府投资失败，决策人没有受损失，只要投资，就有好处，这是一个寻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力量就显得很微弱，像现在浙江的企业家都想着怎么傍政府，傍央企。

《南风窗》：您对改革的下一步悲观吗？

张维迎：我是谨慎乐观！我曾说过，现在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改革的动力和冲动不足。如果气质往不好的方向变化，改革就越来越难，就会倒退，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甚至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矛盾大了就需要决策，包括政治决策。我想，未来的路径依赖于我们需要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就像当年的邓小平。

90年代我就开始讲，做改革要有耐心，不能看到一点问题就走回头路。小孩子摔了一跤，你就抱着，不让他摔，那他永远学不会走路。你要抱到什么时候？等哪一天你死了，孩子也就饿死了。

改革需要有很强的理念，理念决定我们的未来。

(来源：南风窗）

南方周末2012年新年献辞：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

这是一个亟需正义的时代，而你对权利的坚守就是正义之源。从年初的乐清，到年终的乌坎，公民为土地和自治的权利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任何人都无权剥夺”——2011年，庙堂之上的诸多言说体现出为政者应有的光彩，切中斯土斯民的肯綮。我们乐见政府诚意回应，打开良性互动的空间。我们希望宪法声如洪钟一言九鼎，正义公正照耀每一个人。

　　我们再次赋予时间以壮丽感，这是我们和你在这个崭新年头的第一次见面。太阳照常在黎明升起，从辽阔幅员的霜雪和晨露间升起，从每一桩生老病死和柴米油盐间升起，从远方潮湿的枕木和卧室窗玻璃上的冰花上升起。无论身在何地，愿你在这个清晨，分享这份光亮。

　　没有哪个黎明能阻止阳光。在又一个新年，我们迎接正义与真相的光芒。你看到动车调查报告宣告出炉，看到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终被撤销，看到乌坎村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村民代表……这是这个国家向前的步伐，这更是属于你我的荣光，因为每一个渴求进步的个体都为之贡献了力量。平凡真实的生活中，能动的个体执拗地站立于每一寸坚实的土地之上。

　　你看着他们愚公移山，将旧规则改变，让新价值诞生。希望从人心的地平线升起，一寸寸照亮大江南北。这平凡的生活，因为他们而不再平凡。能被他们感动，每个人的心也终能散发光芒。伸出双手，你不仅点亮自己，也温暖周围。

　　大转型的中国，已然走到这里。一切都奠基于权利。权利摇晃的国度，决不可能固若磐石。哪些不容侵犯？什么不可剥夺？何处是光？哪里是影？光线被遮蔽之处，理性就难以生长。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不辞辛劳追寻真相，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不遗余力追问究竟。而真相的呈现、权利的稳固，有赖于每一束光，有赖于每一个人——不管体制内外，无分男女老少。

　　我们不再一己呢喃，也不满足于窃窃私语。我们要让声音在阳光下汇聚。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于我口说我心，才是希望之民族，才是强大之国度。

　　如此，才能智者蜂起，百家争鸣，让思想的光芒肆意照射。

　　如此，才能勇者辈出，齐头并进，让实践的理性改变现实。

　　思想的光芒正在重生。从曾经的枯竭僵化走向人性复苏，从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到2011年的宪政辩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应该且能够做什么？一百七十年来，中国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认清自己的路向。

　　行动的理性正在重生。我们反省内心，从不可遏制的良知出发。我们埋头向下，从自己开始。我们正在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以张扬人性微光。

　　这光微而不弱，足以充塞天地，烛照人间。

　　这光不在远处，就在当下。你体认内心光芒，权利已在其中，责任已在其中。你活出尊严来，那些想为你做主的人就脚脚踩空。光明前进一寸，黑暗便后退一分，这道理简易明白。而你，至少可以点亮自己，一切只要无愧于心。

　　点亮自己，便不会妄自菲薄。此处点亮一束光，上天总会在某处打开一扇窗。我们只用求应然之理，做分内之事；虽千万人吾往矣，知其不可而为之。

　　点亮自己，权利便能着床，能动的个体由之生焉，公民由之成焉；点亮自己，权利便会团结于权利，公民社会由之生焉，制衡权力的力量由之成焉。

　　公民强大，社会才会强大。社会强大，公民的尊严才得以保障，每一个个体才能够主动参与国家的制度运转。人们深爱自己的国家，只因她能保障正义与安全，只因她不断由公民们亲手“重建”。国家与公民之间血脉贯通，于是公民的悲伤，成为国家的悲伤，于是国家的荣光，成为公民的荣光。

　　所以我们不能止步于抱怨，尽管抱怨本身无可厚非；我们也不能沉溺于低俗，尽管低俗是最起码的权利。我们理应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了成就更好的中国。

　　我们在一起，就像一滴水融入另一滴水，就像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因为我们知道，惟有点亮自己，才有个体的美好前程；惟有簇拥在一起，才能照亮国家的未来。

来源:南方周末|

汪玉凯：中国已形成三大利益集团

中国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上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1月8日在“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提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破解利益集团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

　　这场年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年会主题为“未来十年中国变局与选择”。主办方提出，未来十年是决定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社会内在矛盾，由国富向民富、共富转变，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完善、发展法治、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获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时期。

　　在汪玉凯看来，所谓的利益集团就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用权利和垄断取得巨额利益，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一种群体聚集效应。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有四个基本特征：1、有足够的权力资源。2、有足够的垄断能力。3、有影响政府政策制度的渗透力甚至决断力。4、通过利益形成边界获取集团利益。

　　汪玉凯认为，按照上述标准，中国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上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

　　短短30年多年就快速出现了如此成形的利益集团，在汪玉凯看来，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未能配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以及部分官员道德缺失、权力滥用；政府公平公正权威流失、政府部门利益泛滥；国有企业改制和资源开放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从改革之初的利益分化开始，到利益博弈，形成利益集团，把既得利益固化下来，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体制。”

　　由此造成的恶果日益显现，也进一步阻挠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等四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呈日益扩大之态。“缩小四大差距的收入改革方案迟迟不出台，难以推进，很大程度上在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汪玉凯说，“以利率市场化改革来讲，迟迟难以推进，就是以国有大银行为首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样，他们就可以坐享存款利率低而贷款利率高的固定高收益。”

　　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破解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一难题，汪玉凯建议，第一要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和商业活动联系。为此，要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不必要的干预，政府不再对投资主导、对资源配置主导；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范围和数量；约束官员执法行为，惩罚违法现象；建立严格规范，明确政府官员不能参与任何商业活动；任职期间不能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严格限制官员子女配偶从事商业活动。

　　第二，启动国有行业改革，从制度上打破不合理的利益链条。比如，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实行市场化招聘，但是永远不能再回去担任政府官员。

　　第三，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第五，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还给老百姓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这样，官员才会对老百姓真正负责。

来源:财新网

刘军宁：中国宪政之路

注：本文节选自《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

来源：共识论坛

从市场经济下的政治架构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政治的缺失是巨大而严重的，即缺少民主、共和与保障这两者的宪政。可以说，中国目前的许多重大政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种缺失所带来的。更为复杂的是这些危机又往往构成中国通向宪政的重大障碍。

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努力以彻底的失败告终，走向市场经济成了中国唯一的选择。而历史已经证明宪政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有著天然的联系。这一联系也预示著，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将会为在中国把宪政真正提上议事日程铺垫最为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更换了十多部宪法，这既反映了中国人对宪政不气馁的渴望，更反映了在中国实现宪政的艰难，以至宪政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仍是咫尺天涯。所有这些都意味著，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在通向宪政的道路上一直面临著难以克服的的重大困难和障碍。

尽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还存在严重制约著在中国通过宪政来落实共和与民主的种种不利因素，宪政对于当前的中国并非是空中楼阁。这是因为有利于宪政的条件也正在加速形成。首先，前面提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在中国实现宪政铺垫了最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出现导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为限制政府干预私人领域提供了社会前提。财产权和经济的初步落实唤起公民个人的自主自治意识、权利意识和参政意识，纳税人角色的出现必然导致真正的代议和责任政府。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加速了整个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多元化，并导致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加速形成。而且，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主义到，中国已经出现了某种经济联邦主义或者说事实联邦主义的倾向。

在政治方面上，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衰亡使宪政民主在中国失去了最强有利的竞争对手。而正式极权主义的诱惑迫使中国在上半个世纪中止宪政民主的实现。在极权主义主义与宪政民主之间，中国曾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现在，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现实都已强有力地证明，这一选择只能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宪政民主是中国在走了太长弯路后的唯一选择，尽管他们从未享受过这种体制。

即使是前述诸多不利因素自身往往具有既支持又排斥宪政民主的双重特性。以利益和价值多元化为例，在非宪政体制下，它是极具破坏性的非稳定因素，而在宪政体制下又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在向宪政民主的过程中，社会的多元化将士威权政治的重大障碍。再如，象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相互交叠的信仰危机、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制度危机、整合危机、接班危机、经济危机、国家能力的下降等因素又为中国向宪政过渡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在讨论宪政的支持条件时，我们应当区分初级宪政和成熟宪政在所需社会条件上的差异，以及宪政的确立和宪政的维持对社会条件的不同要求。很显然，宪政的确立和初级宪政所需的条件显然低于宪政的维持和宪政的确立所需的条件。从上述有利因素看、以及世界的经济来看，中国已基本具备宪政的确立和实现初级宪政的基本条件。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宪政民主的的潮流中，中国已是大大滞后的"落伍者"。这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不幸，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具备了"后发优势"。这不仅将会产生在中国不断激发宪政运动的示范效应，而且给中国人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只要借鉴得当，行动及时，这将有助于中国在实现宪政时作出正确的制度选择。

好书推介

夏明教授的新著《政治维纳斯：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的新著《政治维纳斯：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本月16号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并同日在香港上市。作者曾被《博讯》评为2009年和2011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也被评为“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当中国正经历惊心动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大变动时，我们需要有勇气的智慧和有责任的远见，帮助大家思考当下、分析过去和选择未来。本书作者立足于三十年政治科学和国际政治的训练和研究，以国际大视野和长程历史观，仰赖人类古老文化智慧和运用最新政治学科成就，来分析和解读近三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大事件。

来自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流亡藏人社区和大陆的14位教授学者联袂推荐。普林斯頓大學荣誉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写道：“夏明教授的新著《政治维纳斯》反映了他多年来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及其走向的严肃思考，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风清新，是新一代政治学学人的重要收获，特此郑重向读者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严家祺先生写道：“夏明象政治学领域中一颗耀眼的钻石，他的著作《政治维纳斯》闪耀着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光辉；夏明又象一支锋利的金刚钻，用他深邃的思想穿透了当代中国专制政治的黑暗。”现发表作者的自序，希望读者能关注这本“拥有自由心灵的自由人写的‘自由书’，擁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寫出的‘良心書’”（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酋潭的评语）。

夏明自序

自1985年大学期间发表处女作“美国议会中的演讲马拉松”，我就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写作生涯。尽管二十多年来笔耕不辍，发表中、英文专著和学术论文上百万字，自己的一生也基本可概括为：“读书、教书、写书，一生皆书”，但《政治维纳斯——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是我向中文读者奉献的第一本个人专著。此时我难以扼制激动的心情，也期盼读者以好奇心和宽容心接纳我的思想之子。

本书是一本论文和评论串珠合集，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独立成篇，读者可随意选读；但我称其为专著，是因为所有的文章都贯穿着中国民主化这一主题。它们是我过去三年里思考的成果，大多数都已经在海外中文杂志和电子媒体上发表。第一篇文章“钻石中国”发表在2008年12月14日，是我在《纵览中国》网刊上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当时《零八宪章》签名运动刚开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设计和勾勒出未来的写作计划，一月完成一篇专栏，集腋成裘，汇集成书。期间，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邀请，开始为“点评中国”写专栏，配合中国国内的热点问题，写了近十篇的评论文章。由于二者不同性质和风格，在《纵览中国》前者（共25篇）发的多是长篇论文，更倾向于学术性和思想性；而在BBC栏目发表的文章（共收入九篇）被限制在一千五百字左右，则属于时事评论，更为短小精干、浅显明白。在成书时，两组文章穿插在一起，希望能带给读者一张一弛的阅读效果。

另外五篇文章是应《北京之春》、《动向》、《自由写作》和《21世纪国际评论》的编辑稿约而写。为了使本书成为一本思想体系完整的专著，我专门加写了“只有反对党能救共产党”、“道德危机：根源和出路”、“中国人精神大觉醒”、“金融风暴和民主转型”和“预测中国民主化”五篇文章。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四篇有关刘晓波、《零八宪章》和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已收入2010年出版的《自由荆冠》（与陈奎德合编）一书。但考虑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奖以及《零八宪章》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大影响，同时，也考虑到本书在思想体系上的完整性，所以仍将这四篇文章收录进来。

本书编排基本上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同时也尽量照顾主题的相对集中。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写作语景，每篇文章都标明了写作时间。细心的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到我思想脉络的演变。由于许多文章是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作出的反应，或是在思想论战和交锋中完成，每篇风格并不完全一致。有几篇是在激情和愤懑之下写成，在成书时有朋友建议撤出部分文章或删改某些文字。作为身处海外的学者，我完全可以做得更四平八稳，更心平气和。但每当我想到四川震区悲伤绝望的父母，想到为维护家园而抗争自焚的无助百姓，想到为宗教自由自焚的藏族同胞、想到艺术家艾未未被打得颅内出血、在失踪81天后仍然摆脱不了国家极具想象力的折磨，想到作家廖亦武自述在狱中被狱警“用呼呼飞旋的电棍戳入肛门，往前像青蛙一样使劲跳”，想到一位代理法轮功案的北京律师告诉我，警察如何把牙刷拴在一起塞进法轮功女学员的阴道……，对我来说，邪恶变得如此凶猛和邻近。我无法温文尔雅、满嘴学究气地说：一方面，另一方面；要看到进步，未来会更好；总体是好的，缺点只是个别的；比起过去，比起某国，等等。我也无法躲进书斋，成为象牙塔里的犬儒，认定：人性就是如此；政治就是肮脏，权力就是邪恶，从古至今如此，东西南北皆然；天下大事，干卿何事；任何努力无非是耗费无用的热情。

相反，我的耳边响起了室利薄伽梵言：“迫兹危难兮，何自而生汝此沉忧？此非亚利安人之素行兮，亦非升天之路由，又适为讥谤之所投！勿自陷于孱弱兮，此于尔非恰适！去尔心卑下之愁积兮，起！起！克敌！”“杀之！无踟蹰！战兮！阵中胜汝之敌！”（徐梵澄译《薄伽梵歌》，见《徐梵澄文集》第八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章，2-3局第11章34句.）每一个有理性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必须从消灭每一个具体的邪恶做起。所以，在文章收入本书时，除了校订事实和文字的错误（一些是读者在网络评论中指出的，在此深表感激），我基本未作修改，以保留文章发表时的原貌。

本书虽在过去三年写成，却凝聚了过去三十年我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领域的学习、观察、实践、教学和思考。它反映了我八十年代在复旦大学经历的十年启蒙的精神风貌，九十年代在美国费城和纽约研修和受训的理论熏陶，和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观察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走势的学术思考。因为在现实条件下，用中文写作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所以，我的所有文章是应用当今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当下紧要的事件，并力图提炼出它们的理论价值和通释意义，没有一篇是纯学术之作，它们都是针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了干预和影响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进程，帮助它朝着民主、公平和自由的方向而做的努力。

我愿与读者分享基督教圣歌中这首《荣耀的盼望》，以表明我在写作每一篇文章时的内心渴求和精神期盼：

真理本当得胜为王，自由本当为后！

但是谎言竟然猖狂，为这世界元首！

所以真理求你快来，带着天光而来！

好使仇敌遇见失败，众子投入你怀。

（《诗歌》，第888页，台湾福音书房1968年。）

零八宪章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零八宪章月刊第39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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