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第39期（上）

关于这个问题，在余杰举家“出走”的当天晚上，网上就有相关信息披露或推测，那就是近一年来，余杰曾遭遇严重的来自政权的迫害。余杰的好友萧瀚、王怡、覃里雯等人都在微博上谈到余杰被有关当局酷刑折磨的事情。不幸的是，这些“推测”第二天就得到了余杰本人的证实——元月12日，余杰在华盛顿接收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公开说道：

“我是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只要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只要我还有一定的、一丁点的写作自由度，我都会在中国坚持下去。但是自从2010年10月份，我最好的朋友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我在国内的生存处境就急剧恶化，也曾经受到非常残酷的酷刑摧残。然后在过去的一年中，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没有自由，被监禁。甚至在海外发表文章的自由度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剥夺。”

元月13日，余杰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被有关当局施加“肉刑”的详细情况，他说：

“2010年12月9日我被北京的秘密警察用黑头套从家里绑架到北京郊外，可能是昌平的一个秘密地点。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一直蒙着头，不准喝水不准吃饭，强迫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不准动，动一下就拳打脚踢。到10点左右突然冲进来3个便衣，对我进行残酷肉体折磨，打耳光100多下，两个人按住我跪在地上，衣服被脱光，踢我身体，一根肋骨受到严重伤害，释放后两个月睡觉翻身、起床都很困难，但他们都是受过严格打人训练的，释放后到医院还查不出伤。他们还叫我摊开两手掰我的手指。他们说我是用这两只手在键盘上写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他们要把我的10跟手指头一根一根的掰断。”

正是在遭遇严重酷刑折磨的情况下，出于对“言论自由”、“写作和发表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渴望和向往，余杰，终于很无奈的背井离乡，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余杰的“出走”成为2012年开局之时引发世人侧目的重大文化事件。当互联网上对执政当局的国家恐怖行为一片谴责时，《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却公开发文批评余杰“长期与中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认为余杰这样的“少数知识精英政治自私”、不考虑“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甚至胡说什么余杰等人“要求中国的创作环境一下子达到西方的标准，这是为难甚至刁难自己的祖国”。

——好一个“刁难祖国”论！

问题是：究竟谁在刁难、甚至祸害我们的祖国？？

所谓“祖国”，望文生义，就是祖先曾经生活并流传下来的国家。祖先的儿女子孙们本应该珍惜爱护祖先为我们留下的“祖国”遗产，并将之建设成为一个人人有尊严、人人有自由、人人有幸福的国家。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国家，国家政权不是根据“人人平等”法则通过民主选举来组建，而是少部分人通过恐怖高压建立起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祖国的儿女们在这个国家获得的不是平等、自由和幸福，而是来自于权贵集团的掠夺、剥压乃至于赤裸裸的暴政。

远的不说，仅就共产党执政以来，在祖先所留下的中华大地就发生了太多不堪回首的共产主义悲剧：57年反右，使得50多万知识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在20多年的时间里沦为受压迫的对象；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数千万祖国儿女失去生存权；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数亿人直接或间接的遭遇到制度性迫害。

既就是在执政当局引以为荣的所谓“改革开放”时代，中华大地同样发生了由各级政权所制造的天量悲剧与祸害：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被镇压，“第五个现代化”夭折；89年学生民主运动遭遇规模化屠杀，祖国儿女血洒京华、躯捐长安；92、98之政治结社尝试，更有大批中华儿女被推进铁血冷牢、长期受难。既就是远离政治的工农大众，也因为中国改革的官僚化和权贵化，而导致大量工人沦为街头无产者，大量居民因为房屋被拆迁、土地被强征而失去基本生活资料，甚至许多祖国儿女会在权贵集团贪得无厌的掠夺中失去生命。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上访维权人士则会被送进“黑监狱”、精神病院、劳教所直到被逮捕判刑。甚至，这个政权在寻求信仰、寻求精神安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同胞面前也要张开罪恶的黑手……！

面对如此罄竹难书的历史悲剧和现实悲剧，请问“单仁平”们——究竟是谁在“刁难”我们的祖国？究竟是谁在败坏我们的祖国？又是谁在伤害欺压众多的祖国儿女？？

可耻而又可笑的是，《环球时报》的“单仁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但指责背井离乡的余杰“刁难自己的祖国”，而且说他“政治自私”，不顾“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这何止是不辨是非、颠倒黑白呢？这简直是恬不知耻的落井下石、为虎作伥！！

余杰，虽然未能参与“八九一代”的广场洗礼，但他的身上始终洋溢着“八九一代”的民主精神和自由精神。尤其是在沉重的历史面前，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抽屉文学”开始，他就试图通过各种批评和呐喊来唤醒“铁屋中”或麻木、或沉睡的心灵。进入新世纪后，他的批评逐渐扩展至体制与制度层面，并开始关注包括“新青年学会”四君子、蔡卓华、陈光诚在内的系列人权案件，先后参与多封公开信的起草和签名。2008年12月9日签名支持《零八宪章》，以实际行动努力推动“祖国”向民主与现代化的方向前进。请问“单仁平”，这样的良心人士也在无视“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也在“刁难自己的祖国”吗？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余杰因为良知驱动，因为批评时政、批评政要而遭遇酷刑折磨，这并不是余杰的耻辱，这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他的背井离乡、被迫“流亡”在全世界面前再次揭露了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在人权领域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单仁平”们应该睁开眼睛仔细看看，在当今世界所有的大国里，还有哪一个国家在人权领域的作恶能比中国政府多？！还有哪一个国家敢于象中国政府那样公然使用殴打、绑架、戴黑头套、乃至于性骚扰这样的卑劣手段来折磨象高智晟、余杰这样的人权律师和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当年的盖世太保也不会卑劣下贱到这一程度！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民主、人权已经成为引领全人类奋勇前进的光辉旗帜。

2000年9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千年宣言》，《宣言》重申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普适性，敦促各国政府“全面遵守和维护《世界人权宣言》”。八年后，各界中国良心人士联署公布《零八宪章》，号召各界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积极参与“公民运动”，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宪章》公布后，迅速在中国大地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宪章运动”，并影响到全世界。2010年，因起草《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尽管“宪章运动”遭到执政当局的野蛮打压，余杰等人甚至遭遇文明世界所不齿的肉体酷刑和精神酷刑，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祖国儿女对民主、自由、法治与宪政事业的奋斗和追求！

我们相信，2012年的“宪章运动”将会继续稳步前进，以《零八宪章》为指导的各界公民维权运动也会在更高、更广的领域里全面展开！

我们相信，在“宪章运动”的推进中，一切“刁难祖国”的黑暗势力、一切祸害祖国、伤害祖国儿女的元凶和帮凶都会原形毕露，受到历史和正义的严肃审判！

我们相信，曾经伤痕累累、被迫远走异国他乡的余杰们也一定会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自由的祖国！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16

本刊声明

坚决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关于作家余杰遭遇酷刑并被迫流亡的严肃抗议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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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元月11日，北京作家、《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余杰先生举家登上前往美国华盛顿的班机。此前，余杰将自己在北京的房屋低价变卖，将自己收藏的图书部分托运美国，部分赠与亲友。种种迹象表明，余杰准备长期离开中国了。

余杰先生确实“出走”美国了。元月12日和13日，余杰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谈到自己“流亡”的原因，他说：

余杰在接受采访中还说：

余杰的上述访谈使我们深感震惊！鉴于余杰在2010年12月9日所遭遇的野蛮酷刑，我们“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所犯下的又一桩严重的暴行！这种暴行是可耻的！这种对于人道尊严和人类文明无底线的践踏必将受到历史的追究和正义人类的共同谴责！

我们认为余杰先生是一位充满良知感和责任感的优秀作家。从“抽屉文学”时代开始，余杰就已经献身于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呼吁和寻求，并长期致力于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解剖和批判，以期唤醒“沉睡在铁屋中的人们”。自本世纪初开始，余杰先生又倾身致力于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并先后关注过包括蔡卓华、陈光诚在内的人权个案；2008年12月9日，签名支持《零八宪章》，以笔作枪，为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呐喊开路——毫无疑问，与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艾未未等人一样，余杰，不仅是一位优秀多产的作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良心！

不意余杰的言行严重开罪执政当局。2005年以来，余杰作品被大陆官方封杀，5年多时间后，竟然因为对当局的批评、因为言论问题而被施加包括扇耳光、扒衣服、下跪、装进麻袋拳打脚踢、差点折断手指头在内的野蛮酷刑，这不仅是大讲特讲“尊重人权”、“保障人权”、“以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国政府的耻辱，而且也是对中国文明的严重玷污！是对人类文明的严重玷污！！

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批评政府是所有国家公民的当然权利！

200多年前的启蒙思想家就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中国宪法第35条明确载明“言论自由”是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自由。宪法第41条还明确规定：“国家公民有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无论余杰对时局、对党国政要进行了怎样的批评和议论，他都在履行一个国家公民的合法权利，他的言行没有超越一个宪政国家、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底线。试问执政当局，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何以容纳不下这样一个充满良知感和责任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我们提醒执政当局，在民主浪潮席卷世界、人权大旗高高飘扬的今天，以赤裸裸的肉体虐待方式来对付学界人士和异议人士的野蛮国家已经很少见了，在所有屈指可数的世界大国中，类似于中国政府这样的野蛮暴行更是绝无仅有的。试图利用高压“维稳”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来阻止中国的民主化，那是绝对的一厢情愿。我们深信，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挫折和打压，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必将赢得全国性的胜利！

也正因此，我们正告执政当局，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非少数人能够“得而私也”。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性民主潮流面前，当高瞻远瞩、顺势而为，严肃检讨“维稳”逻辑下的一切罪恶行径，回到民主的轨道上来、回到人权的轨道上来、回到自由与宪政的轨道上来，以积极政改开启民主宪政新时代，以忏悔赎罪的胸怀向远走海外的余杰们致以国家的歉意，并诚挚的欢迎他们自由的归来！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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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侈谈革命不如切实推进转型

——评韩寒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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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局面临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它要避免革命，唯一的明智之举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效法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经验，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一步步扩大公民社会空间，顺应反对派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否则一味强力维稳、武装打压，只能是把革命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局应该一步步放宽政治限制，反对派应该一步步成长，彼此之间要形成一个不断变动的底线，这条底线应该逐步向国际公认的法治规则体系靠拢，并且在立法保障反对派的权利的同时，对不算旧账加以法律保障，从而以第一次宽恕开启宪政民主制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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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言界翘楚韩寒12月23至26日在其博客上接连发表博文《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一石激起千层浪，无论在反对派，在异议人士，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在中国以往几十年里还是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的事，所以，不论人们对韩寒本人的看法如何评价，他公开谈论对中国现政权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必要性问题都是一个极大地好事，表明朝野上下、官民人等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今日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前夜，当局打天下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其坐天下的大敌，革命——王朝——革命的循环已经在接近尾声，与此同时，志士仁人让中国跳出王朝循环的希冀也格外强烈起来。

这里，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连出3篇评论力挺韩寒，《人民日报》也在去年12月26日发表的“苏联解体20周年”的社评《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中谈及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今天的中国最反对革命的当然是靠革命起家暴力夺权的中共政权，作为前一场革命成果的享受者，他们以“共产主义天堂”为诱饵，以“工农政权”为形式，以抢劫富人为手段，夺得政权后反过来以自己发财为目的，以专政国人为护法，以抢劫穷人为手段，所以，在“镇压反革命”几十年后，要回过头来镇压革命了。《人民日报》12月26日发表的上述文章大谈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既然如此，中共为什么不首先对自己当年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革命做彻底的反省，反而仍然要大搞“革命传统教育”和“打造红色文化经典”呢?

另一方面，本来指望韩寒出来领导革命的激进人士也愤怒了，对韩寒的各种指责铺天盖地，他们原本对这个成为新兴传播工具弄潮儿的幸运青年寄予极大地期望，以为他靠和当局顶撞出了名，在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关口一定会挺身而出，登高一呼，令民众群情激愤后揭竿而起，结果他却说出那么多四平八稳的话来，并且立即得到了当局罕见的高调赞许，于是乎，各种非议乃至谩骂都冲他而去，好像他突然从革命领袖成了叛徒。

我想，我们应该看到另一面：尽管王朝循环还在继续，历史终究有进步，绝非封闭式的循环或者甚至发生了倒退。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在非黑即白、准确地说“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对立思维中不能自拔，相反，就是中共的官媒，也开始出现了许多表明进步的思想因素。

例如本来常发偏激之论的环球时报在《韩寒博文引争议是中国之幸》一文中就说：“韩寒的一组博文引发社会舆论的兴趣和参与，这是好事。同意他也罢，反对他也罢，部分同意部分反对也罢，重要的是大家有同等权利和机会参与讨论。像革命、民主和自由这样永不过时的话题，只有一家之言，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反而奇怪了。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在寻找国家进步的探索中，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只要我们不因人废言，这话是非常不错的。

国家如果以此为执法标准释放陈西陈卫以及所有言论犯如刘晓波、高智晟、刘贤斌等，那中国就确实可以免除暴力革命之痛了！

韩寒明显把自己定位为作家，我对自己的定位和韩寒先生不同，作为一个民主人权活动家，自从1970年因为写日记文章和拥有中外文学名著打成“反革命”，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奋斗，目标是让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制。

这样，在我看来一切可以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前进的努力都是值得嘉许的，一切有助于此的因素都是值得肯定的，一切符合宪政民主制的做法、行为、生活方式都是没错的。

对我来说，在这一基础上看待革命问题，就比较容易做出有原则的判断了。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互相厮杀的国共两党都推崇革命，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导致几千万中国人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其结果是隔海相望继续革对方人员的命。

最后，国民党在台湾和民进党创造了历史，共同走向了宪政民主制，这不是国民党革命革出来的，是两种以上不同政治力量良性互动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台湾从此不会在发生革命了，革命作为实现宪政的手段之一从此进了历史博物馆。

与此同时，迄今为止，共产党在大陆仍然实行一党专政，这样，大陆还有怎么实现宪政的问题，所以，大陆今天才有是否需要新的革命的争论。

这样，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走向宪政的问题。

同是走向宪政，当然社会代价越小越好，和平转型是减少代价的唯一办法，有理性的国家何乐而不为？

如果中共当局执意要以暴力阻止走向宪政，社会矛盾又激化到爆炸性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过，即使社会矛盾激化，其前景也是多样化的，不仅可能发生传统的暴力革命，也可能发生全民和平起义，还可能形成军阀混战、武装割据局面，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别太对革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关于革命，我本人在《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三论和平转型之革命和暴力的关系》（载于《民主中国》，有兴趣者可以搜索）中就做过系统考察，这里，不妨再进行一点简单分析。

对于革命，从中国来说，不仅有国共两党的不同解释，中共内部也有不同说法。中共建政后头三十年还在“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永远革命”，毛泽东个人还要革他的大臣——“走资派”的命。这些革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又给中国、给中共带来了什么？

在此没必要对那些所谓革命一一加以解读，只应指出，中国二十世纪有着强烈的把“革命”神圣化、价值化、甚至最高价值化的倾向1

然而，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是正义，也就是让一切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

但革命作为暴力改变社会现状的剧烈方式，必然会使很多很多人无法得其所应得，这其中绝大部分人还必然是无辜者！所以，我们要清楚，革命没有固有价值，任何一场革命都必须做具体分析，只能按它的性质、目的、作用、效果来综合衡量。

以此观之，中国二十世纪的那么多革命，死了那么多人，破坏了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几场是具有正面作用的？

以此观之，未来的中国是否必需革命？是否非革命不可？衡量需不需要革命的条件是什么？

当然，革命作为实现宪政民主制的工具之一的价值意义作用功能不能排除。如果当局阻断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的历史进程，革命（武装暴动）、起义（和平抗争）、内乱（社会失控）、混战（军阀割据）中的某一种情况就必然发生！届时中国走到罗马尼亚、利比亚那一步，谁还能避免革命的发生？

但是，身处中国大陆的人都清楚，无论全国各地发生多少群体性事件，迄今为止，中国并不具备暴力革命的社会条件。这一点，韩寒的文章中做了简说，应该说是言之成理的，在此我们可以对革命发生的条件做一个小小的考察：第一，今日中国当局对全国进行着毫无遗漏的监控，任何暴力革命的准备工作都会被立即发现并且消除，你能从哪里起事？第二，主张暴力革命的人谁有条件能使自己成为暴力革命的领袖?没有领袖的暴力革命如何进行？第三，社会摆脱贫困的基本局面也使愿意去拼命的战士少之又少，没有大量士兵冲锋陷阵这个历史条件（今后更会越来越少），暴力革命靠谁来进行？就是那些“鼓吹革命”的人个个愿意上战场，也组不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何况他们绝大多数都只想躲在安全地方当领袖、当将军、高谈阔论，让别人为自己打天下！

所以，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虽然不能排除，但从现实看概率实在微乎其微！

恰如在和“清风明月”讨论时这位先生所说，很大程度上说革命是自然发生的，你不想它来，它来了你也阻挡不了，无论你多么想它来，它也未必来得了。

也正因此，我们理性的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没有必要对激进者“鼓吹革命”（历史上对孙中山的评价）太在意。

当然，对专制当局而言就不同了，它们已经坐在民怨爆发的火山口上，对革命宣传也就本能的极为过敏。所以网上有人散布“茉莉花”消息它就神经过敏，全国警察代替民众响应号召大散步。

在我看来，韩寒的这次表态的一个最大的收获，不仅是使中国朝野都能正面面对革命可能发生这个问题，而且当局为此多少释放了一点善意!

请看，一般代表当局放话的《环球时报》，其《韩寒博文，网络舆论的一次回摆》一文中就说：“中国舆论场应打破‘政治站队’的那一套，撕毁各种标签，尽可能还知识分子一个开展理性辩论的环境。每一个思想流派，包括阵营都应是开放的，富有弹性的，它们都不应是只说一种话，最终导致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僵化，甚至用口号代替一切。”

所以一般人往往看重韩寒表态反应的个人观念变化，照我看来其实重要的是在官方论坛上打破了一个禁区，从而使中国的官民语境二元化状况得以打破，大家开始有了共同的政治概念体系。此外，很可能还由此给了官方一个台阶，使之能通过正视这个话题来正视今日中国的政治形势——必须面对来自社会的是要革命还是要改革的历史性诉求！

若果如此，就表明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已经变大！

就是说，只要当局明白不认同宪政民主制就会被革命或者起义赶下台，再不然就是被内乱混战弄得一塌糊涂，那么，它采取开明措施一步步放开政治自由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从而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条件，为中共体面地走出历史困境留下余地。

应该说，迄今为此这种可能性一直还是存在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作用下，在市民社会不断成长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可能性还越来越大。

所以，现实的中国，用种种方法推进实现宪政是最重要的，包括官方的努力。

另一方面，其实，和平理性的推进转型就是为实现宪政提供两手条件——包括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的准备条件就是社会宽松，没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暴力革命更加不可能发生。民间力量只有在良性互动中才能成长，良性互动使公民空间迅速扩大，公民空间越大，民众和反对派实现宪政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余地就越大。

和平理性的推进转型的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运用公民权利开展一切活动。

在我看来，韩寒公开讨论革命问题本身就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以他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他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

韩寒说：“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会来。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对此表态一些人大加鞑伐，我却非常认同，因为我们不能光看谜面，还要想想谜底!

第一，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但如果当局把中国人民逼到那一步另说）。

第二，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中期是可能的）。

第三，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非常实际）。

第四，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但未必走得通，先还试试吧）。

第五，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会来（也就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

第六，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言论思想自由是民主人权的基础，作为作家平和理性的向当局恳求无可厚非，他毕竟不是民主活动家，也不是维权人士）。

此外他说：“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这是希望良性互动，我也希望如此。

当然我的要求比他更多，但道理是一样的：当局应该一步步放宽政治限制，反对派应该一步步成长，彼此之间要形成一个不断变动的底线，这条底线应该逐步向国际公认的法治规则体系靠拢，并且在立法保障反对派的权利的同时，对不算旧账加以法律保障，从而以第一次宽恕开启宪政民主制新时代。

此外韩寒还有一个“但”：“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

韩寒提到的做法都很温和，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民主运动领袖看待，我们会大失所望。但是，韩寒其实只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的自由写作者，他也只以这种身份要求自己，这对一般的自由写作者来说，也就尽了自己的本分，如果中国的所有写作者都这样做，进一步说，如果所有中国人都这样做，中国的宪政民主制进程当然会大大加快！

最后韩寒说：“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

他对政治的期望显然只有宪政民主制才能提供，尽管这种情况下也不会那么干净，那么有趣，那么平安，但专制之下政治必定是肮脏的、无趣的，危险的。

而他能在这个圣诞节公开“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也就在承担了自己的公民责任的同时，打破了一个官方禁区，为中国朝野共同直面当前的国家形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所以在我看来，韩寒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从社会生活角度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青年作家，那些把他当做民主领袖期待的人失望了是很自然的，也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他的这三篇文章举重若轻，无论有多少我们不能苟同之处，都应该肯定其作为中国公民的拳拳赤子心，而且对推进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起到了提供一个官民共同讨论的机会的作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的一个拐点——尽管当局和反对派还没能开展对话，但“鸡和鸭说话”的时代已经过去。

张辉：对民粹的恐惧有些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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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民粹主义狂潮有出现的苗头和迹象，那也是特权社会中上层社会紧密勾结、贪婪和欺骗的继生结果。只防范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狂潮，而回避对根源的追究，那也太“公知”了吧。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公知”对民粹的防范就根源于“公知”的身份定位。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克服自己的“公知”身份，回归现代公民。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公众评价，而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自诩。自诩“公知”就把公共知识分子当成了一种身份，从而歪曲了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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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俄国的民粹派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这样的话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屡见不鲜，习以为常，它就是极端民粹主义者的宣言。

极端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力量大概产生于以下条件：一，有基本封闭的、非多元化社会环境存在；二，有联系相对紧密的精英集团存在；三，有一个或者若干个强势的平民领袖存在。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极端民粹主义就会被限定在社会思潮的范畴内，而不会成为即成的政治势力。在当今中国社会，条件一和条件三是不存在的，只有条件二的存在并不能使极端民粹主义从社会思潮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力量。专制统治者惯用的说辞是：“你们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主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展，否则天下大乱”；而另一些人惯用的说辞是：“我反对专制，但你们江湖政客也许比统治者更坏，没准你们带来的更加血腥”。仔细辨别，你会发现对江湖政客的排斥，对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政治的警惕，这两者背后暗含着类似的逻辑。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分赃体系，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已经相互结盟，他们处在一个庞大分赃体系的顶端，而且自诩为“精英”。身处政治核心的“精英”正在搞经济，身处经济核心的“精英”正在搞文化，身处文化核心的“精英”也正在搞政治。有权力的人，子女们搞企业都很成功；搞企业很成功的人，能买到各种文凭，还能去做官，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他们这里完美地凝聚在一起。是什么力量把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凝聚在一起？就是特权和特权所依托的体制框架。中国所谓的“文化精英”统统都在这个体制框架之内，就连大部分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细数一下那些有公共话语权的中国知识界人士，你不难发现他们的公共话语权大部分是体制赋予的。如果专制体制想要排挤一个人，他很快就会从公共视野中消失，然后很快就会被大多数人遗忘，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大部分异议知识分子不为人所知，原因也就在这里。当然，也有极个别异议知识分子是有些公共话语权的，这要拜谢互联网的产生，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些极个别的异议知识分子他们原来大多就是从分赃体制的顶端反叛出来的，所以才名声大震。

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地和体制脱不了干系，那些活跃在传媒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依照自己的良知和知识结构为苦难的国人说一些公道话，也很被人尊敬地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但因为屁股坐在这个体制上，就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与异议知识分子一样，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也热衷于谈论社会转型，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公民社会。但是很显然，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是一条坎坷的道路，不是依靠高谈阔论所能走得通的，也许会有很多人锒铛入狱，也许会有很多人血洒街头。说白了，民主化就是对现行体制的解构，它包含着整个社会的重新洗牌，这就对原先依托于体制而存在的“精英集团”必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冲击，身处特权集团里的人必然会对这种冲击产生逆反情绪。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既然是依托体制存在的，那他们在这一点上就很难例外，他们在欢迎变革的同时，也会有适量的防范情绪。

不可否认，无论朝野上下还是体制内外，这个社会有太多喜欢自由和民主的人，但很多人受到身处“精英”地位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优势话语的影响，迷信精英治国论，处处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狂潮。屁股决定脑袋，公知也不例外，还有很多自诩有独立见解的人到这里就特点全无。于是乎，人们又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稍微和体制沾一点边，就敢为循序渐进的民主化道路做鼓吹；稍微和特权沾一点边，就敢大胆预言暴民政治的发生。你说那些喜欢自诩的“高明人”希望这个社会改变吗？是的，他们希望。但是他们更希望社会改变的时候，自己不被抛到“精英”之外，所以他们总是用警惕的眼光看待各种反抗，并不时地给别人挂上一个“江湖政客”或者“极端民粹主义”的标签。这是实际。所以我说，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对极端民粹主义的恐惧是多余的，或者是被误导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但是中国知识界对极端民粹主义的防范确实又是存在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会成为民主化的敌人或者绊脚石，而是说这些人往往会对自己有个定位，他们或者是希望与现行体制进行合作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或者是希望在不损害自己“精英地位”的情况下变革社会结构。人嘛，都有一样的人性，希望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这可以理解，但一切都要凭你自己。如果害怕社会运动改变自己的处境，因而恐惧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民粹主义狂潮，那就很无聊。

中国是一个半开放、半多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不会掀起民粹主义的狂潮，而事实上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民粹主义狂潮。某些人对正在发生的惨剧熟视无睹，却对还没有出现的事情产生恐惧，这是一种逻辑非常奇怪的高明。在这个多事之秋的年代里，每每出现突如其来的社会反抗事件，鼓吹民主的人们也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一部分人击掌相庆，另一部分人开始质疑反抗者：这是不是江湖政客搞得鬼？会不会是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要登上台？等等。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民粹主义狂潮有出现的苗头和迹象，那也是特权社会中上层社会紧密勾结、贪婪和欺骗的继生结果。只防范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狂潮，而回避对根源的追究，那也太“公知”了吧。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公知”对民粹的防范就根源于“公知”的身份定位。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克服自己的“公知”身份，回归现代公民。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公众评价，而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自诩。自诩“公知”就把公共知识分子当成了一种身份，从而歪曲了其本意。

以人类历史而言，高度文明通常为上层精英所开启。因为上层精英通常不需担忧衣食住行和油盐酱醋的问题，他们有余力去参与政治活动、发展文化活动，从而更显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但这样的成果当然是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共同努力的结果。若无大众阶层提供生产服务，精英阶层就没有余力发展任何能够归功于自己的文明。由此可知，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存在，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当今的多元化社会里，这样的明确二分法针对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一件具体的事情却是无所谓的。一个人是属于精英还是属于大众，这种界定并没有明确的指标。比如奥巴马，他一出生也许不是什么精英，大概是从政以后才成为精英，那么这能说从政就是精英的标准吗？显然不能。再切换到奥巴马的家庭看看，谈政治，奥巴马是精英；弹钢琴，奥巴马的女儿也许就是精英了。多元社会给了人们更多的可能性，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如果做得优秀就是精英，换个领域就是大众。好比现在的微博，很多“公知”的发言漏洞百出，而网友的发言却精彩独到，深刻有加。你说发言的时候谁是精英呢？

在一个泛义的角度上，任何社会都有精英和大众的分野，甚至精英治国也从来就是一种政治现实，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精英和大众的分野不应该是制度化的存在，精英治国也不应该是制度化的现实。里根被选上了总统，他就是政治精英，否则就是演员；奥巴马被选上了参议员和总统，他就是政治精英，否则就只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应该把自己固化在“精英”或“公知”的身份里固步自封，而应该把自己升华为能够担负时代责任的现代公民。我们要建设的新社会不是精英的社会，也不是大众的社会，而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以自由为本位价值观、是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础的、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公民社会是以公民为基本社会单元并以平等权利和社会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这个社会承认一切事物都必须尊重人的存在，以人的立场出发，按照人性的要求，使每一个人都能最大限度获得自由并因此实现人生的价值。

爱德华：初论“共和革命”与“共产革命”之异同
——兼与“千秋雪”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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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共和革命”，还是“共产革命”，都是为自由平等而进行的暴烈的，拼命的行动，都是正义的行动。“共产革命”的问题不是出在革命上，而是出在“专政”上。专政使得“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变成“一个阶对其它阶级的压迫剥削”。

否定“共产革命”，也否定了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因为他们的革命都带有不同形式的错误主张。比如白莲教农民以“佛教（偏门）”号召起义，太平天国农民以“拜上帝教（不是《圣经》里的上帝）”号召起义。他们信仰出现偏差，不等于他们求自由平等和解放的行动错了。

我反对一切的专制独裁，赞美一切过去的革命，主张现在的社会，和平转型为民主宪政社会，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一位朋友传来“千秋雪”的谈话记录，介绍说他是一位资深民主人士，曾经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过重大的牺牲和贡献。我带着敬仰的心情看完他的谈话，感觉受益良多。

“千秋雪”有力批判了“告别革命”的谬论。他在文章中点名批判李泽厚等人“告别辛亥革命”和“告别革命”的论调。他说“我是这么看的：你当然可以自我宣称要‘告别辛亥革命’，但现实没有说声 “拜拜”就能“拜拜”那么容易。现实是，我们至今没有走出辛亥革命的笼罩！”他的意思是，辛亥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这革命之火仍在地下运行。

“千秋雪”深刻分析了“革命”和“改良”的关系。他说“改革的主动权在当局手里，革命的主动权在人民手里，就看谁能抓住主动权。不能因为当局老在说要搞改革，就要求人民放弃革命的主动权。当人民放弃革命主动权的时候，当局也就可能放弃改革主动权了。”他说的“改革”，实际就是“改良”。

“千秋雪”肯定了《零八宪章》的价值和意义。他说“《零八宪章》既是一篇言辞温和的政治变革宣言，也是一篇充满自由民主激情的革命宣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现实意义。”

他这话等于说，中国已经有的那个《宪法》是假的，真《宪法》应该是由各民族的和个社会阶层民众认同的，通过选票确认授权的“大合约”。《零八宪章》虽然遭到禁锢封锁，没能经过民众投票表决，但它得到民众内心的认同。不信请当权者拿出《宪法》和《零八宪章》让民众投票选择。

“千秋雪”在谈话中重点说到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两种“革命”——“共和革命”与“共产革命”，他说“两场革命的性质不能混淆。辛亥革命是共和革命，它是开创民主、建设民主的。共产革命是极权“革命”，它是中断民主、破坏民主的。”我不能认同他这观点，在此与“千秋雪”商榷。

首先谈我对“革命”一词的理解。毛泽东34岁时考察农民运动，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其中对“革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我同意毛泽东“革命是暴动（暴烈行动）”之说，但不同意“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说。因为革命不只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阵营中也包括权贵阶级里面开明绅士、理想人士、慈善人士和爱真理，轻利益的人士。革命是多个阶级的联合行动。

古今中外，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有各个阶级人士参加。就拿中国“共和革命”和“共产革命”来说，“共和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就是共和国理想者、耶稣追随者、著名医生。他的同志中有民族主义者、学习西方文明者等，他的队伍中有“工农兵”“黑社会”。

到了后来，孙中山先生又“联俄联共”，扩大了“工农兵”力量，因此使得“共和革命”胜利在望。可惜他在这胜利没有到来之前逝世了，导致国共两党武力争权，使得“共和革命”功败垂成。

搞“共产革命”的人不单是“共产主义”信仰者，也包括了各个受压迫的阶级。领导者毛泽东本人就是富农家庭，他家在韶山的房子环境之优，可与高级别墅环境媲美。他同志中有很多是没落贵族家庭的“官二代”“富二代”，周恩来就是官僚家族的后代。

同情支持毛泽东搞“共产革命”的阶级就更多了，有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为代表的一大批国民党左派。还有很多民族资本家和商人的支持参与。所以我认为，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是多数被压迫剥削阶级推翻少数压迫剥削者的暴烈行动。

革命一定是暴烈的，因为革命需要拼命去干。邓小平说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那是忽悠。革命必须是暴烈的，因为专制独裁政权都是靠暴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没有暴力的抗争就没有革命，也就没有社会进步。

革命也不存在“天鹅绒革命”或其它非暴力革命。如果发生了不流血的“革命”，那不是革命温和，而是统治者聪明，巧妙与革命者、改良者和改革者达成妥协，使得革命的暴烈行动没有大规模的，持久的爆发出来，表面看是温和的。

综上所述。我给革命下这样一个定义：“革命是人类争取自由平等的暴烈行动。”人类始终有自由平等的愿望，这是人类的本性。当这本性受到极度压抑就会发生革命暴烈行为。当一些人通过革命获取政权自由后，就放大了个人自由，造成新的不平等。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法制观念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追求自由平等。

自从人类发现共和宪政体制真理以来，终于找到了在发展自己自由和平等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形态，就是民主宪政社会。实现民主宪政的国家可以告别革命，甚至永别革命。因为那时人们不需要通过革命加拼命获得自由平等，而是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的意愿。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共和革命”，还是“共产革命”，都是为自由平等而进行的暴烈的，拼命的行动，都是正义的行动。“共产革命”的问题不是出在革命上，而是出在“专政”上。专政使得“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变成“一个阶级对其它阶级的压迫剥削”。

现在看来，“共产主义”是虚无的空想，是“乌托邦”，但不等于“共产主义”的革命也错了。其实农民们不懂得“共产主义”为何物，只知道要减租减息，分田分地，能活下来，再过上温饱的生活。他们为此参加所谓“共产革命”，不等于他们革命错了，而是领导者错了，领导者用虚无的，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幻想忽悠的农民。

同样是农民奴隶，美国林肯总统解放黑奴，号召黑奴革命打垮封建农奴社会，建立先进的工业文明社会，黑奴从此比以前获得了很多自由和尊严。中国毛泽东也把农民解放，却又束缚在“人民公社”铁笼里。使得农民们听钟声吃大锅饭，听钟声下田劳动，再听到钟声休息。只有“做爱”不敲钟。

我们不该因为“共产主义”的荒谬，就否定中国农民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斗争。如果否定“共产革命”，就连同孙中山先生进行的“共和革命”也一起否定了。因为这两场革命是连体“婴儿”。

我反对一切的专制独裁，赞美一切过去的革命，主张现在的社会，和平转型为民主宪政社会，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这观点，不知道“千秋雪”是否赞成？请他多多指教！

綦彦臣：论“乌坎转机”

——关于宪法资源问题的浅见（《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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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什么势力？怎样敌对？

一、政议：先行先试当有能见度

二、疑问：押前体检为何被忽略

三、抽象：宪法资源决定再改革

四、细节：综合管理创新无意义

结语：唯一的硬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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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什么势力？怎样敌对？

乌坎事件没有激化成大规模骚乱，也没给极左势力采取类似「平息反革命暴乱」行动的借口，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观察家们也不难发现：首先，是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将村民的抗争情绪波动为指为“境外势力”的操纵[1]；其次，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进一步扩大了郑雁雄的“势力”观点，即只要村民不再受“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切皆可免究[2]，云云。

尽管到现在朱明国未收回他的谈话，但《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2日的评论文章（署名：张铁），“‘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3]，并未提及“势力”问题，也未以“敌对”为指。

一、政议：先行先试当有能见度

广东屡发群体事件，是中国经济增长到了极限的集中反应。按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陷入了“无发展的增长”状态。经济上崛起、政治上衰败的所谓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失败了。对于可能的失败，改革设计者邓小平曾有预料，因此中共第二代里面的改革力量给广东设定了宽松的政治空间。

先行先试，允许出问题，是最大的特色。其中的政治试水含义不言自明。因此，当乌坎事件还没到达《人民日报》赞许的转机之时，就有香港媒体发表重要评论，认为连同11月18日的数百名民工在花都区游行而受警察开路保护，是广东官民双方理性的表现[4]。该评论发表于郑雁雄的“境外势力”定调以前，在赞扬广东官民理性的同时，也批评了“动辄将民众视为‘别有用心者’，甚至是‘敌对势力’，期望用高压手段”的处置心态。

在村民利益落实方面，官民双方的博弈无疑会继续下去。官方也从自我纠治的角度进行了压力缓解，比如说，公布了乌坎土地转让中存在国家公职人员的受贿问题，等等。在另一端，令人遗憾的是：其一，朱明国并未修正自己把“势力”扩大化的做法；其二，仍对张建城等4人采取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其三，对薛锦波的死亡给予简单化的处置。如此，有关人士期望的“乌坎转机”变成第二个“小岗经验”即籍此推进政治改革，就大打了折扣。

官方的处理策略似乎留有第二手准备，至少来说迫于形势的谦虚不是完全诚实的。在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措施的功能之一就是将案子慢慢化掉，化掉的最主要原因则是掩盖其中的公权力方的错误。因此，以上三项遗憾表明了广东中国改革中的先行先试之功能的衰退，也是政治改革停滞的微观例证！

二、疑问：押前体检为何被忽略

无论“乌坎转机”日后向好的方向发展（如周兼明所赞扬），还是向坏的方面反复，都有一个绕不开的细节，即薛锦波死在看守所的责任问题。对于这个细节，官方只说是“心源性猝死”、“符合猝死的一般病理”，尽管声称“检察机关正在继续对该事件作深入调查”。

不管薛锦波的死亡真实原因如何，其中均有一个重大疑问至今未得丝毫回答——薛锦波、张建城等五人被羁押前，为什么不进行身体检查？薛张等五人挑头抗争而致案件，显系官方定性的重大案件，否则就会放在陆丰市（县级）当地看守所羁押，而不至于直送地级的汕尾市。

依经验而言，该案将是汕尾中院审的重大案件，陆丰已无管辖权。对于如此重大的案件，其嫌疑人理当要妥善“保管”。不过，形成全国性法规的押前体验目前还在讨论阶段，我们也无法要求汕尾看守所行之“必须”。

对于押前体检形成法规，早在2007年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位学者提出过来，认为“明确身体健康检查权有利于遏止刑讯”，所以，“身体健康检查不仅仅是要求检查身体”[5]。也有一些地方实行自选性规制，实施押前检查，比如内蒙的敖汉旗（县级）看守所要求入押嫌疑人随有办案单位加盖公章以及体检医院医生签字的《犯罪嫌疑人健康体验表》[6]。

两相比较，结果非常之吊诡：第一，广东之于内蒙显然较为先进且有先行先试之特许，何以不如内蒙那个落后地区在押前体验方面做得好？更何况，广东发生过轰动全球的“孙志刚案”（羁押时被打死）。第二，敖法旗的行政级别是县级，而汕尾市的行政级别是地级，何以高级的不如低级的更有制度安排能力？

三、抽象：宪法资源决定再改革

乌坎事件及其“转机”在法学与社会学意义上，远远超越了官民关系的层面，可以预言它将是绝不亚于马伯里诉麦逊案的宪法案引例[7]。它告诉关心中国走向的学者们一个道理：目前源于体制的政治改革之所以出现衰败之势，皆因为宪法资源[8]供给不足之故，统治集团的道德性欠缺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正是宪法资源供给不足才为统治集团的德性败坏提供了条件，并且知性不足比德性不足更能导致中国社会治理的大面积溃疡。

宪法资源，尚不是一个的法学术语，即本文为了表达方便而使用作者的一个习惯词汇。在过来一些涉及它的表达中，都是指网站存储的宪法学讲义乃至于考试题目，它们与本文试图确切的使用没有关联。

乌坎事件本身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规定的农地“集体所有”被虚化，而归诸农民（户）私有的修宪行为缺失。如此之类者，还有全民公决（公民投票）入宪，以及明确“党的领导”宪法序言性表达而不是宪法司法化过程中的“事实条文”，凡此等等。仅就乌坎事件本身的基层行政逻辑而言，它也是党权吞并了治权的一个恶性案例[9]。

中国需要再改革，尤其是宪政化方向明晰的改革。如果我们称未来可能发的政治改革为“再改革”，那么，再改革的基本支持肯定是宪法资源的开拓。否则，再改革必会沦落为“再不改革”。

四、细节：综合管理创新无意义

宪政本身并不复杂，但由于现代社会利益博弈多元化、多因化即多变量，才使问题的社会化程度极大地提高。为了因应这一点，统治集团强化了防御能力，比方说，将“综合治理”拓展为“综合管理”。然而，此种变化仅仅具有权术意义。权术治理在官民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社会里（如清中期以前的古代），是有效的。晚清以降，“民难治”是个基本趋势。今日郑雁雄的实话经典，晚清亦有地方官如是叹之。

在先行先试特许下的广东，政治思维还比较落后即如朱明国策略所反映——将“境外势力”扩大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对于可能引起“乌坎转机”反复即负向化的薛锦波之死，官方的权术化表达遭到当事人的反驳，如被取保的张建城日前公开对外媒讲：“我跟他同时被抓进去，都在同一看守所，我身体也到处是伤，他却死了，肯定是被打的。”[10]

权术化治理确有将社会事件化繁就简的功能，但是它也是留下更大社会伤害的负治理。于今信息化时代，官民信息对称不平衡的结果均是民方优先，这种状态宣告了权术治理的极限。

结语：唯一的硬性指标

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与简单的元规则之间，契约精神是一种不错的平衡，一如布伦南与布坎南所说：“‘政治’被看作是‘复杂的交换’，但是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行为动机要比简单的经济交换中复杂得多。”[11]现在，我们假定以朱明国为代表的广东高层官员乃至北京中枢，都知道宪政经济学里面此类简洁的原理性描述，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权术治理的极限已被认知，不久将来的宪法资源供给将会最大化。

这是一个乐观的判断！乐观之处就是放下薛锦波之死不论，归于讲史传统的一个“话本”而让后人去创作，那么，我们仍应当将朱明国对“境外势力”拓展为“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自我纠偏，看成唯一的硬性指标。不如是，在最低期望值上，“乌坎转机”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小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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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邱艾邦（记者），“广东汕尾通报陆丰群体事件，境外势力推波助澜”，大洋网（广州）2011年12月10日。

[2]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87059d2801017c2u.html，“广东副书记朱明国：不再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不抓人”，原载财经网（北京）2011年12月20日。

[3]谢良兵（记者，北京报道），“乌坎转机：‘小岗村’ 式的改革样本”，《经济观察报》2011年12月26日。

[4]周兼明，“广东维稳新思维助官民良性互动”（卷首语），《凤凰周刊》2011年第34期（12月5日出版）。

[5]刘昂，“明确身体检查权有利于遏止刑讯”，正义网-检察日报2007年11月30日。

[6]敖汉旗公安局，“敖汉看守所实行入所羁押健康检查制度”，新华网内蒙古频道2010年12月23日。

[7]关于这个著名案例，中国的宪法学者与制度经济学者均多有引述。最近出现在宪法学著作中的例子是张千帆著《宪法学导论》P157-162；张著版本：法律出版社，2008，第二版。张著以案例引述与评价见长，是近年来少有宪法学著述上品。

[8]我本人在过来的表述中，有两处涉及到宪法资源：其一，“浅析晚清体制内宪政言论”，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011年6月号，共识网2011年6月2日有转载；其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我的采访涉及农民土地权利现状时，我指出“用我们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宪法资源供给不足”，可参见该台2011年12月10日的网站文字稿，或我的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2011年12月22日之转载。

[9]理论总结可参见[8]所引张著，P429，[评注]“‘两委’矛盾——中国党政关系在农村基层的反映”。

[10]转引自博讯网（2012年1月2日），“官方承认失职未让村民信服，薛锦波死待查取保候审被批”，原载自由亚洲电台网站2012年1月1日。

[11]布伦南&布坎南：《规则的理由——宪政的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秋风等译）P46；秋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合并前著《征税权——财政宪法的分析基础》之中译本名为《宪法经济学》。

杨银波：王佩英之警示：当法律沦为政治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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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杀害于法治荡然无存的疯狂时代的“被精神病者”，在冤魂回荡41年后，终于被彻底昭雪，有人称之为“迟到的正义”，也有人称之为“法治的胜利”。正义的确来得太迟，当事人等得太久，可这一案件折射出的各种背景却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唤起全民族对黑暗岁月的记忆与反思，唤起法律人对国家法治历程的追溯与审视，唤起公民重新考量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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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王佩英无罪”

这八个字，在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1高刑提字第304号）》中，终于每个字都昂首挺胸地站了起来。“被告人王佩英无罪”的第一个历史事实是，在没有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前的1970年1月22日，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所谓“判决书”，判决王佩英死刑，罪名为“现行反革命”，五天后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公审”大会，将王佩英残忍杀害。第二个历史事实是，在有了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后不久的1980年3月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王佩英有精神病”为由，作出“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用心良苦、定论荒唐地为王佩英平了反。一晃，又是31年过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此案，得出结论，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佩英具有“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的反革命行为和目的，由此撤消此前所有判决书，换之以庄严的八个字，“被告人王佩英无罪”；且一锤定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即法院对案件的最后一级判决。

一个被杀害于法治荡然无存的疯狂时代的“被精神病者”，在冤魂回荡41年后，终于被彻底昭雪，有人称之为“迟到的正义”，也有人称之为“法治的胜利”。正义的确来得太迟，当事人等得太久，可这一案件折射出的各种背景却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唤起全民族对黑暗岁月的记忆与反思，唤起法律人对国家法治历程的追溯与审视，唤起公民重新考量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回首过往的道路上，法律如何成为了政治的奴婢和打手，政治又如何绑架了法律、践踏了法律。如今，王佩英的事迹已经传遍天南地北，社会公祭之，网友力推之，关于她不寻常的人生历程的纪录片和书籍，被民众积极传递，无论经历过或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从中找到震撼的警示。这个在文革中因为说真话把命都搭上了的烈女，越来越成为民族记忆，甚至有学者呼吁将她的事迹编入教材，让后人记住即使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也仍有王佩英这样的平民英雄“虽亿万人吾往矣”，为中国人挽回了一点颜面。

《公安六条》的破坏力

关于“王佩英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郭宇宽在《王佩英评传》一书里已经做了许多剖析。我想再补充一些。1970年1月9日，离王佩英被杀害还有18天，离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还有22天，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的《通知》。通知说：“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20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界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公法军管会。”其中的杨淑辰等20名罪犯，就包括王佩英、遇罗克等人。这时的王佩英，已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逮捕、游斗了近15个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司法程序”，逮捕、游斗、讨论、公审、杀害，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没有律师出庭辩护的机会，只有阶级斗争的仇恨与杀戮，以实现专政震慑，但这都还不算是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是，公检法被砸烂，被夺权。先说公安部。当时的公安部长是后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谢富治，他同时也是北京市文革委员会主任。在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被林彪于1965年诬陷并被解除领导职务后，谢富治在第二年的12月，就炮制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其最具破坏力的是第二条和第四条。第二条说，“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王佩英在196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逮捕，就是依据这一条。虽说“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但在实际执行中，又扩展到了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

至于第四条，更是一次性提出地、富、反、右、坏等21种人的名单，规定他们“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因对21种人的各种“不准”、“不许”，导致红卫兵、造反派大规模地把这些人赶出城市，送农村监督改造。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后来，根据1969年10月18日“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战备疏散），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实施了遣返，全国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无法进行统计。《公安六条》支持了红卫兵的任意扑杀行为，但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却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如此公然煽动武斗的言论，加之有《公安六条》这样所谓的“法律”保驾护航，才有了后来各地屠杀、武斗的屡见不鲜。1968年湖南道县（邵阳）尚且发生一连串集体屠杀，另有著名的重庆武斗、广西武斗（从最开始的棍棒，发展到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武装冲突），则1968年北京一名普通的铁道部专业设计研究院勤杂工王佩英被以言治罪，思想犯罪被制度化、法律化，大量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己人整自己人的浩劫

为实现对《公安六条》的有力执行，就必须让“自己人”掌控公检法。就在《公安六条》正式发布后的第二个月，北京市公安局等公检法部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侦察、起诉、判决三家公然会并成一家，到处草菅人命，冤狱横生。当时的前局长冯基平、现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被隔离审查，换之以军管会二号人物刘传新当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清查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23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3374件，并将其中85344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千万不要忘记罪恶的1968年。这一年，包括西藏、新疆在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了这一年年底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是罕见的幸事外，整个中国已经国不像国。这一年，公安部长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炮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他人身摧残致死于次年。这一年，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人的子女70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将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市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这一年，王佩英因为公开同情支持刘少奇，被早已不配叫“公安局”的市公安局军管会逮捕。中国的文革史，绝不可忽略公安文革史。共和国的公安部长，至今已有十一任，其中：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文革中被迫害入狱，被迫跳楼自杀，左腿致残；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壁，文革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被迫害关押；第五任公安部长刘复之，文革时担任公安部副部长，被迫害关押；第七任公安部长王芳，文革时担任中共温州地委书记，被迫害关押；第九任公安部长贾春旺，文革时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师，受运动冲击，后下放劳动。历史也没放过施暴一方。1972年，谢富治病死；他的重要爪牙刘传新，也于1977年上吊自杀，自杀前已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而免职当日正是王佩英遇难七周年的祭日。

文革是自己人整自己人的空前浩劫，举国内耗，恐怖血腥，上有强权乱权，下有愚昧盲从。根据广东省汕头市塔园文革博物馆的统计，党史中一共存在过37次政治运动、11次路线斗争、100种刑罚和304个政治罪名，文革堪称黑暗之集大成者，其惨烈状况罄竹难书。王佩英立于如此黑暗无光的时代，早在1962年就公开质疑毛泽东指挥国家的路线有误，尤其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中国经历了错误经济政策的大跃进并遭遇三年罕见饥荒后，尚能批评毛泽东，她据此朴素地认为刘少奇为民谋福利，能客观看问题，而毛泽东应当主动退出政治舞台，否则没有出路。她本着挽救党和国家危机的良心出发，写日记论政治，写标语传纸条，希望唤起民众觉醒。然而，她接下来所面对的，却是被关进安定医院三年，被确认为“无精神异常”后又被劳改、关押、毒打、游斗两年，直到不足55岁就义的那一刻，她都没有放弃心中的信念，始终认为“刘少奇是好人”。仅仅因为同情一个被迫害的国家主席，她就被杀心之后再杀身，尸骨无迹，留下可怜的六子一女无人抚养，又在死后十年内被当作恐怖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对待，后人受尽歧视，即使第一次被平反，国家也给她留下了一个“精神病”的不实定论。

法律应独立于政治而存在

王佩英的一生，两个阶段都可用四个字概括：抛家为国。建政前，为了支持丈夫张以成的地下党情报工作，她舍尽家产，在开封、郑州、兰考、密县一带，资助、掩护这一隐蔽战线；建政后，为唤醒统治者和七八亿人在文革中的疯狂荒诞，她最终舍下七个孩子，走向以身殉道、杀身成仁的不归路。她少女时期在有天主教背景的中学静宜女中（今开封八中）所接受的教育，她与有着国家终极忠诚信仰的情报人员张以成26年婚姻的相濡以沫、耳濡目染，她作为一个经历过太多风险、磨难和考验的女人、母亲，作为一个无数次阅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党员，就像这本书里最后总结的那样，“经常采用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去和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对于影响到当时革命斗争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即使被关在精神病院，王佩英也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回忆曾经的地下党岁月是如何不顾生死，如何怀抱纯洁梦想，如何解放劳苦群众，但眼下的政治危局、社会乱象，与她心中那种心系民众疾苦的理想主义实在有着天壤之别。为此，她斗争了，她呐喊了，但等待她的却是比一般死亡可怕得多的生不如死和公审而死。

这样的专政迫害致死，在所谓“法律”上的体现是这样的：在各种通告上，先写上“最高指示：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在各种判决书上，先写上“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或“最高指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等。再没有比这更赤裸裸的强权，杀人来自貌似神圣的“最高指示”。一个国家的最高指示应该是什么？是最高统治者吗？错，应该是最高权威性的宪法！然而，当年刘少奇拿着一本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1954年的“五四宪法”）跟红卫兵讲道理，结果宪法还被踩了几脚。公检法已被砸烂，三大机关不能依法行使权力，许多国家机关单位的领导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早已无法无天。若真要说“有法”，那就是谢富治这样的运动杀手炮制的《公安六条》，以及一个又一个让天下大乱的运动令。法律在文革中是什么？是铲除异己、随意阐释、杀人无罪、造反有理的专政工具。

王佩英的惨剧，警示的正是法治之必须。法律应当而且必须成为公民最基本的信仰，它是社会规范的最低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打破，法律转而只为政治专权服务，那么王佩英式的悲剧就会无数次上演。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我们应当时常检视我们的法律，对照其是否违宪，是否属于恶法，若是，则应由国家重新制定或修改，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文革中，公检法系统被驾驭为政治杀手，非但没有维护公平与正义，反倒鼓动枉法与邪恶，倒下了太多像王佩英这样有良心的公民，倒下了太多影响我们至今的道德、精神与气节。既然曾经倒下去过，为了不再倒下去，那么今天就应该得出一个血的教训，让文革不再卷土重来的生机，就是中国向真正的法治国家迈进，法律应独立于政治而存在，不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并且将政治也纳入到自己的管辖之下，使从政者不得不依据法律的程序与框架行事。法律是最高与最终的裁决者，是任何组织与个人都必须服从的对象。法治与政治的终结点，都应当是公平与正义，是人权与自由。

后记：更深层的追问

王佩英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无罪后，其生前单位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现名为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在9月29日作出了《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王佩英同志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和老铁路人心地无私、光明磊落的革命精神，是一位好同志，是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好党员。”紧接着，10月19日，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在第六届北京独立电影展（栗宪庭电影基金举办于北京宋庄）放映参展。包括著名策展人栗宪庭在内的众多观众，纷纷落泪。10月25日，在广东省汕头市塔园文革博物馆，200余人在王佩英肖像纪念碑前公祭王佩英。她的女儿张可心在当日演讲中说：“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文革浩劫已经成为历史，但文革的土壤还在一些人的心里，在社会的许多角落里飘荡、潜伏着。那种在被蒙蔽的情况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受到邪恶挑动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残忍、野蛮、愚昧的相互斗争，彻骨仇恨，并没有真正地消失。”张可心的演讲秉承了她母亲的忧患意识，其所论及的避免文革重蹈覆辙的着力点，已从法治层面走向更深层的人心追问。“文革的土壤消失了吗？”这个问题，已然超出法律人的思索范畴，拷问的是包括你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八年）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8153.html）

在当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自2008年12月9日首批303人联署公布《零八宪章》以来，虽然文本起草人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受到残酷打压，虽然执政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消解《零八宪章》的传播和影响，但渴望真理与自由的人们仍然不惧高压，仍然一批又一批的站出来宣布自己对《零八宪章》的认可和支持，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著名政治学者李凡先生在谈到当代中国民权运动时公开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这些活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08宪章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也谈到：“《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应该说，李凡和秦永敏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截止2011年6月第二十六批联署人名单的公布，公开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内外人士将近13000人，这其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普通农民工，既有民主维权人士，也有体制内精英……毫无疑问，这是《零八宪章》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对于权贵集团“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09年6月我们郑重推出《零八宪章》月刊。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鞭策下，围绕民主维权事业，我们共编辑发行了31期电子文本，编辑转载各类文章两千多篇。与此同时，我刊还分别就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人权个案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声明，并就一些难点问题的处理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有效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存在的某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瓶颈制约，使得本刊能够吸纳的“原创文章”并不多，从而影响了本刊的发展，也让很多对本刊抱有深厚期许的师友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筹措到部分经费，虽然数量有限，但我们愿意将这点有限的资源用于推进公民维权事业，用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事业的宣传推广上。

因为这样的背景，《零八宪章》月刊现在面向全社会发出征文公告：

欢迎您就政治改革、中国社会转型、公民维权运动、民主宪政理论思考、群体性事件、公民参政运动（竞选人大代表、争取结社权、进行政治表达等）、检讨执政党、检讨执政府以及权贵集团的腐朽黑暗等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欢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争鸣，恳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先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来稿注意事项：

第一，来稿请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发表时署真名或笔名请注明。

第二，来稿字数不得低于1500字。

第三，来稿作者如果愿意，可以将本人小传寄来，使我们在编辑时能够将作者的情况告知读者。个人小传请少于300字。

来稿请寄：beijingbeijingbless@gmail.com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9-20

特别关注

余杰：曾经受到非常残酷的酷刑摧残！

——北京异议作家余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

余杰：自从2010年10月份，我最好的朋友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我在国内的生存处境就急剧恶化，也曾经受到非常残酷的酷刑摧残。然后在过去的一年中，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没有自由，被监禁。甚至在海外发表文章的自由度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剥夺。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也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来表达的写作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些东西如果完全都没有的话，我想选择到另一个地方生活，到了美国来继续我对自由的坚持和追求。

作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北京异议作家余杰已经抵达美国华盛顿，以下是余杰1月12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专访谈话。

记者：您目前身体状况怎么样？

余杰：目前身体还好。

记者：踏上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心情怎么样？

余杰：我决定离开中国也是比较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原来也来过美国十几次，有很多朋友都希望我能够在美国留下来。问我为什么还要回到国内？我说我是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只要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只要我还有一定的、一丁点的写作自由度，我都会在中国坚持下去。但是自从2010年10月份，我最好的朋友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我在国内的生存处境就急剧恶化，也曾经受到非常残酷的酷刑摧残。然后在过去的一年中，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没有自由，被监禁。甚至在海外发表文章的自由度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剥夺。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也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来表达的写作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些东西如果完全都没有的话，我想选择到另一个地方生活，到了美国来继续我对自由的坚持和追求。

记者：国内的很多朋友非常关心您和您的夫人跟一家人现在美国的情况。您要不要通过这个机会，借自由亚洲电台跟您在国内的亲友说些什么话？

余杰：我非常谢谢国内的那些朋友们对我各种各样的关切。我也相信我未来将会在美国生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的写作并不会因为我离开中国的土地而停止而退步，甚至我觉得在海外这样的信息自由的环境中，我能够有更多的信息和资料，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心态下，免于恐惧的自由，有这种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发表的自由，我相信我对中国问题的观察、研究、写作和评论会更上一个台阶，能够不负很多朋友们对我的期望。

以上是北京异议作家余杰星期四在华盛顿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专访谈话。

余杰：他们对我进行残酷肉体折磨，打耳光100多下……

作者: 倪安

余杰：“冲进来3个便衣，对我进行残酷肉体折磨，打耳光100多下，两个人按住我跪在地上，衣服被脱光，踢我身体，一根肋骨受到严重伤害，释放后两个月睡觉翻身、起床都很困难，但他们都是受过严格打人训练的，释放后到医院还查不出伤。他们还叫我摊开两手掰我的手指。他们说我是用这两只手在键盘上写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他们要把我的10跟手指头一根一根的掰断。”

1月13日，余杰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去国赴美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在国内的人生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他说，“这条底线已被突破”。他详述了遭酷刑的经过：“2010年12月9日我被北京的秘密警察用黑头套从家里绑架到北京郊外，可能是昌平的一个秘密地点。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一直蒙着头，不准喝水不准吃饭，强迫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不准动，动一下就拳打脚踢。到10点左右突然冲进来3个便衣，对我进行残酷肉体折磨，打耳光100多下，两个人按住我跪在地上，衣服被脱光，踢我身体，一根肋骨受到严重伤害，释放后两个月睡觉翻身、起床都很困难，但他们都是受过严格打人训练的，释放后到医院还查不出伤。他们还叫我摊开两手掰我的手指。他们说我是用这两只手在键盘上写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他们要把我的10跟手指头一根一根的掰断。”

余杰说，当局是因为协助刘晓波进行《零八宪章》有关活动而对他施以酷刑的。他说，他遭受三小时肉体折磨后陷入昏迷，全身抽搐，被送医院抢救。由于伤势严重，昌平当地医院的医生甚至表示无法抢救，“必须送北京，结果送到北京的一家高干医院才被抢救过来。”

余杰表示，中国还将有一些著名作家正计划离开中国，其中包括王力雄和他太太唯色。王力雄听了余杰的遭遇后表示，他在小说《黄祸》中的一些想象的情节现在竟变成了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现实。

余杰谈到了他申请出国的经过。他先向监视他的警察提出去美国的愿望，未被批准。但他不停提，后来有所松动，说圣诞节后可能可以。余杰在12月初就办好了签证，买好了飞机票。但是到1月初仍没有消息，于是他找他们谈，表示不管他们是否批准，“这次他一定会在那一天到机场去，”如果他们不准他离开，他会想其它途径，包括像廖亦武一样从边境离开，甚至也不排除像1989年六四镇压后异议人士方励之到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月10日，他离开中国的前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刘姓副局长，也是北京市的国保负责人，找他谈话，表示同意他出国，但他必须写一张保证书，“保证不参加政治组织、不写批评中共政治局9常委的文章、不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等。”

余杰借接受采访的机会宣布，他在中国受酷刑、不自由的情况下被迫写下的文字，包括这份保证书，全部作废。他表示，他会继续十几年来对中共专制暴政的批判。

余杰表示他将在两个月后出版准备已久的《刘晓波传》。在国内当局已经发现了他的写作计划，威胁他“如果出版这本书一定把他送进监狱”；余杰表示，他还将在今年春天完成《中国影帝温家宝》的姊妹篇——《窃国大盗胡锦涛》。

来源：博讯

萧瀚：熊猫将他脱光衣服套上麻袋拳打脚踢至于休克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990.html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13日来稿)

@萧瀚：【毒打】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余杰被毒打的事，当时极其震惊，因为此前没听说消息。立刻给他打电话，他说找个地方吃饭面谈。见面后他告诉我，事情发生在2010年12月9日，熊猫将他脱光衣服套上麻袋拳打脚踢至于休克，送医院，医院说这人救不了了，他夫人刘敏坚持送去第二家医院才救活

@黎学文：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证券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这是给耻辱国最后的悲鸣.

@萧瀚继续说：【离别】下午17：21一老友短信：“我们顺利到了登机口，盼早日重逢。”此前，他将精挑细捡出来的一千册书花了四万元邮费寄往美国，房子也低价甩卖了。他们夫妇，还有包括我在内的一群朋友都知道，这一走，不知何年回来。现在他们一家已在去往美国的飞机上。朋友，珍重。（这是十天前给他拍的照片）

@萧瀚继续说：【说几句】以前余杰还没走，为了不给他惹麻烦（也是余杰自己的意思），大家没说并非如@笑蜀君所误解不敢说。现在可以说了。挖苦甚至诅咒余杰去国的人，不知道你们是五毛还是真心话，余杰在国内已完全无法生活，他的待遇是毒打、软禁，不许他夫人工作，屋外六个摄像机。这样的生活，你们它玛德能过吗？.

@萧瀚继续说：【朋友】朋友，至少得有对道的基本共识，没有共同价值观，要成为朋友很困难——仅有共同价值观当然也未必能成朋友。余杰一家今天去美国了，回想13年来交往，有相互支持有争论甚至争执与批评，但一直有基本价值伦理共识。他曾差点被熊猫活活打死，对他缺乏善意的人们，你们知道吗？他在为我们受难。.

@黎学文在北京：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证券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这是给耻辱国最后的悲鸣.

@萧瀚继续说：【毒打】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余杰被毒打的事，当时极其震惊，因为此前没听说消息。立刻给他打电话，他说找个地方吃饭面谈。见面后他告诉我，事情发生在2010年12月9日，熊猫将他脱光衣服套上麻袋拳打脚踢至于休克，送医院，医院说这人救不了了，他夫人刘敏坚持送去第二家医院才救活

争做好奴隶的原帖：

感谢余杰，感谢萧翰，感谢一切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奔走呼号的人，更感谢那些为此而身陷囹圄的人。

深深地为他们祝福，祝他们平安。

泪流不止！

余杰好友覃里雯的一封送别信：写给前往美国的余杰

来源：参与作者：知言

（参与2012年1月12日讯）1月11日，北京互联网人士、前《经济观察报》知名记者覃里雯给余杰写了一封信，送别余杰，披露余杰曾在2010年底刘晓波获奖及颁奖期间，在北京国保非法关押期间被折磨的情节，其中提到他的手指几乎被折断的痛苦情节。覃里雯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余杰大学期间就已认识，她在新浪微博发文，期待将来还能在中国重逢。她还说：@覃里雯：余杰今天下午离开中国。相识十多年，我一直知道今日会来，它果然来了。我给他临别的信，发在这里，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他，开始搜索这个名字，和他写过的东西，一起醒来。

参与首发

昝爱宗：好运，余杰!好运，美国！

来源：参与

无论是到了美国，还是多年后回到中国，余杰还是余杰，他不会成为振臂一呼的政客或领袖，也不会成为一个为各种利益而投机钻营的御用文人，更不会成为孔庆东、成为摩罗。

（参与2012年1月12日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发生，总是提前了一些。我知道余杰决心携妻带子定居美国的消息，只不过有两个来月的时间，原想到他可能会在中国的春节过后被放行，没想到提前了近半个月。余杰一家人的春节，只有在美国欢度了。

2012年1月11日十七时二十分，余杰从北京出发，直接飞赴美国华盛顿。在过了安检、边检，直达登机口的那一刻，他发出了一条短信：“我们顺利到了登机口，盼早日重逢”。为了这一条短信，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也准备了至少有半年以上乃至一年的时间，为了自由，为了写作，为了孩子，也为了未来。

美国时间，也是2012年1月11日晚间，他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我默默为他祝福：好运，余杰！好运，美国！

我这里不是要美化美国，因为我认为美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一个容纳各种肤色的各国人士自由居住的自由国家，是一个自由社会，比如余杰的孩子光光就生在美国，不管他的父母是哪国人，生在美国就可以成为美国人。这哪里是一个彰显威严和主权的大国？分明是一个大家庭，来来往往不是客，都是主人，新来的主人都要享受与美国人同等的地位。孩子生下来就是有福的，父母不需要想方设法登记美国的户口，不需要被强办暂住证，不需要担心被查到没办暂住证而被处罚、驱逐、遣送，更不担心被当做外地人而被免费的公办学校拒之门外。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社会，说它是一个不像国家的国家也恰恰如此，美国如果不接纳移民，就不是今天的美国，美国的自由，恰恰体现在他接纳各国各种肤色的移民上，所以我说美国好运，其实是祝福居住在美国的每一个人“好运”，因为美国至少有数百万以上的中国人在那里侨居，在那里生儿育女，在那里当家做主。假如你有幸去美国，无论是去纽约、华盛顿，还是芝加哥、达拉斯、洛杉矶、旧金山，还是费城、底特律、西雅图，等你回国赶到登机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简直是中国的机场登机口，几乎都是中国人的面孔，美国接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中国人并没有被当成寄居者，也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这就是自由社会的好处。每一个美国人，都是外国人；每一个外国人，都是美国人。移民社会，就是自由社会。

余杰是固执的，又是不妥协的

余杰选择离开中国到美国，是与他在2010年10月份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遭到的压制有关。自那个月之后，余杰受到的不自由待遇是前所未有的，甚至超过了刘晓波在未入狱之前所遭受的压制，甚至在2011年长达一年的时间他无法自由写作，压制频繁，而且随时随地，最残酷的是遭受了肉体的打击和羞辱，当然精神上压制更是难以形容的。那段时间是在2011年2月份阿拉伯之春事件之前，他有几个月是在自己家里被限制自由，买菜和理发，也不能外出，孩子被迫送到成都父母家中抚养，余杰妻子刘敏的工作也频频陷入困境，在京访友和接待友人来访，往往成为一种不可能的奢望，这种不自由状况若要持续时间很长，很容易把一个人逼疯，或者会让人失去理智。

与余杰谈及这个事，他并不愿意多开口，甚至有次见面他连提都不愿提，更没有具体的细节，余杰是没有仇恨的，他只是淡淡地说“这个政府没有底线”，所以他选择离开，或许那些决策者们也喜欢他离开，而且离得越远越好。在他们眼里，或许余杰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比如余杰不配合他们执意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刘晓波入狱后，余杰受到的压制就显得更加频繁和升级。

余杰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者，喜欢一个固定而自由的写作环境，他不喜欢与人来往，更不喜欢政治，他对那些讲究政治并有多种策略的人敬而远之，他不会从政，也不善于从政，他没有谋略，只是喜欢写作和思考问题，一旦没有这个环境，等于比坐牢还受煎熬，所以他选择远离父母，离开中国，于是卖掉了北京东郊的房子，把自己的一部分藏书提前托运到美国，更多一部分运回故乡成都，还有一部分分别送给了朋友。余杰很固执，又不愿面对不堪的现实妥协，他不愿意随波逐流，而且很坚定地坚持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单纯到了这样的程度，只有自由社会才能让他继续他的文字写作事业，所以他做出自己的选择。美国不是故乡，但可以让他有时间自由思考，自由写作，他的要求很简单。不过，余杰定居美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至少最近两年，他或许不能再回国。

期待余杰在写作上大有收成

认识余杰是在北京西城一个名叫官园的地方，那是《中国青年》杂志所在地，余杰的文字最早是在这个刊物发表的，他当时还是学生，但他撰写的专栏长达一年。后来他的文字被《读者》等数家发行量上百万的知名刊物选摘，那时的文字是余杰最优美的文字，后来先后收录在《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想飞的翅膀》、《爱与痛的边缘》、《尴尬时代》等集子里。有次我和他一起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见到他的众多粉丝，都仿佛他的兄弟们，一个个都很亲切。不过，现在路上碰到一个大学生，问起余杰，多数人摇头说“不知道”。也有人说，余杰已经过时了，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关注理想，而是关注物质和就业。不过我从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最近的一次访谈知道，谢泳曾问过他的不少学生，发现读过余杰书的人仍然很多。只是，余杰有好几年没有在大陆出版新书了，我在大陆最火爆的新浪微博搜索余杰，得到的却是令人失望的消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余杰’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余杰离境之际，新浪微博和推特上的消息此起彼伏，可见余杰的关注度依然很高，只不过官方害怕余杰的影响力上涨，就屏蔽了对他的搜索，余杰这个名字倒成了“异族”，或者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余杰到了美国，既然下定决心，我想未来两年他会有一部或两部重要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要区别于1998年之后陆续出版的集子，应该是一部深度思考的大作，不然，他下这个决心就显得太轻易了。

认识余杰十五六年，发现余杰的内心很少有太大的变化，他是坚定的，爱憎分明的，又是单纯而固执的，甚至眼里容不得一丝沙尘，这种性格对余杰来说又是非常好的，因为余杰还是余杰，无论是到了美国，还是多年后回到中国，余杰还是余杰，他不会成为振臂一呼的政客或领袖，也不会成为一个为各种利益而投机钻营的御用文人，更不会成为孔庆东、成为摩罗。余杰的独立和爱憎分明，这一个性只能适合当一名异见者，或者是当一名独立知识分子，这样下去他将继续保持他的尖锐和敏感，他的批评也不会因为环境改变了而改变，他因为有批评，所以才有余杰至今不变的个性。

最重要的是余杰接纳了耶稣作为救主

从信仰的角度讲，每一个人在有信仰之前都是不堪的，都是失败的，余杰不例外，我也不例外。现在，我并不担心余杰的未来，他喜欢写作，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不是流亡，不是逃避。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乡。余杰的选择是最适合他的。至少，余杰有了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仰，他就是一个得救蒙福的人，也是一个自由的人，这里最关键的是内心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耶稣是天上的真神、惟一的救主，耶稣所拣选的人，必先受逼迫和压制，但内心必得真正的自由。余杰虽然被压制，甚至被打得昏死了过去，但不至于丧命，余杰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时时感谢上帝的恩典，他喜欢的圣歌就有一首叫《奇异恩典》。我们作为主内的弟兄，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彼此服事，得到真道的光照。在余杰出境的事情上，我们为他祈祷，祈求上帝为他开路，祈求他到了美国，得到了地上的自由，但也不能忘了时时盼望属天的自由，天国才是基督徒的真正的家乡，对天家的盼望，是基督徒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只有仰望天家，才使自己的内心真正安静下来，才使内心充满感恩和盼望，才使自己成为一个谦卑并蒙福的基督徒。

眼下，是一个时时充满变数的时代，世界在变，美国在变，中国也在变，但惟有真理永恒不变，惟有上帝的大爱永不止息。此刻，我对于余杰全家赴美感到欣慰，虽然不能帮余杰做什么，但为他和他的全家祝福是免不了的，为此，我愿为他深深祝福：好运，余杰!好运，美国！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旧约《圣经》诗篇第33篇第12节）我愿神的子民充满全地万族，包括大洋彼岸三亿人的美国，更包括大洋此岸十五亿之众的中国。这地本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永恒计划中的应许之地，是将来成就的光明而圣洁的国度，愿这一天早早降临。更愿美国人、中国人彼此亲切如同一家人。

2012年1月12日，杭州

参与首发

北京观察：从余杰出走看中国异议人士的命运

作者：刘逸明

这几年，一系列的国内外政治事件让中国当权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从刘晓波到高智晟，从刘贤斌到陈西，一个个良心知识分子锒铛入狱，刑期动辄十载。余杰倘若不走，他的最终命运或许比上述这些人好不了多少。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度，异议人士要么身陷囹圄，要么在高压下噤声，要么像余杰这样流亡异国，这是无法摆脱的命运。

中国异议作家余杰突然携妻带子前往美国定居，他的这种举动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出于无奈。在中国，异议人士的只能有三种命运，要么噤声，要么入狱，要么流亡。余杰的举家赴美让人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程度。

中国异议作家余杰因为不堪当局的骚扰，于1月11日举家出走前往美国，并于当晚顺利抵达美国。据悉，余杰举家出走前，已经将部分个人藏书邮寄到美国，并低价变卖住房。

余杰身上的异议色彩日益浓厚

余杰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毕业后不久的1998年，他便出版了文集《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令中国文坛震撼，成为中国作家群体中一颗耀眼的新星。余杰的的身上原本并没有多大的异议色彩，他的著作在起初基本上都能在大陆出版。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余杰的作品不再仅仅只是发表在大陆媒体上，而言辞也较之以往犀利，这使得他身上的异议色彩日益浓厚。

余杰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中国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打入了另册，他的很多部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发行，即使是他自己将其带到国内，也难免被海关查扣的命运。余杰不仅撰文针砭时弊和批评国家领导人，而且还积极参与各种签名活动，他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者之一。该文件问世之后，余杰所面对的骚扰便接连不断。余杰作品《中国影帝温家》

处于骚扰中的余杰并未停止写作，他顶住当局强大的压力，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该书后经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栏目播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让当局极为不快，这之后，对余杰的控制便更加严厉。

余杰为何用脚投票？

媒体人长风在得知余杰举家赴美的消息后称"余杰是被打出国的"，并称余杰在2010年曾被警方殴打至休克。另据媒体人覃里雯透露，余杰当年遭受审讯时"手指几乎被折断"。还有信息称余杰曾被裸体拷打和拍照羞辱。这些经历余杰一直都未曾向外界诉说，直到2011年岁末，外界才知晓。

余杰作为一名从事自由写作的作家，竟然遭到当局的这种非人对待，足可见得中国人权状况的糟糕程度。余杰虽然遭到当局的严密监控，但是，他在出入境方面依然比一般的异议人士要自由。余杰早就可以在海外定居，但是，他在此前每次出境参加完活动之后都会打道回府，这显示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如今，他举家赴美，显然不是因为逃避现实，而是忍无可忍的结果。

余杰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文章，表达了他对这个制度疯狂残害孩子的愤怒。如今，他举家去国，相信类似于克拉玛依、沙兰镇、小悦悦、甘肃校车这样的孩子悲剧不会在他的孩子身上重演。

余杰不幸中的万幸

从社会环境上讲，出生在中国的人的确是不幸的，然而，正是因为社会环境恶劣，才能彰显出部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余杰的文章让人感受到了这位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不畏权势，大胆敢言的精神为其他知识分子提供了一面镜子。

从余杰将自己的部分藏书邮寄到美国以及低价变卖自己的住房看，他此次赴美不是暂住，而是定居。余杰尚可以用用脚投票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当局的抗议和终止苦难，但很多敏感人士却必须在国内坚守，因为他们已经被禁止出境。从这一点上讲，余杰还算是幸运的。

民主是世界潮流，当中东和北非的专制政权一个个土崩瓦解之后，下一波民主潮所席卷的或许就是中国、朝鲜等国家。当专制已成往事的那一天，余杰或许还可以重归故土，而那些被捕入狱的良心犯们也将重获自由，不再面对权力的恐吓和压制。

责编:吴雨

原载德国之声【DW】中文网《北京观察》栏目，栏目网址：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64202,00.html

铁流谈余杰之出走他国

为了推进民主、自由、法治，作家应该咬紧牙关，坚持忍耐，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应该选择暂时的沉默。政治斗争讲妥协，文人应该讲智慧，学会在严冬里过日子，不宜硬拼硬碰。

来源：参与作者：铁流沧海

2012年1月11日，一度被限制人身自由、曾遭秘密拘禁毒打的异议作家余杰飞抵美国，2011年7月6日，遭多年封杀的地下作家廖亦武几经辗转到达德国，他们将面临的是故土难回。《参与》记者为此专访了同为四川作家的铁流先生。

《参与》记者：您认为余杰、廖亦武等中国作家为何会选择出走他国？

铁流：他们都是我的乡人，也是打过交道的朋友，我想他们之所以选择离开故土、离开母语国家，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言论自由，同时受到了人身威胁，他们希望能够自由、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出版自己的书，才迫不得已选择了离土离乡。但获得“自由”天空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存”的大地，一旦离开很快就会被大陆读者遗忘，对于中国作家而言主要的读者群还是在大陆，也许十年后已经没有人知道余杰是谁，正如中国报告文学之父的刘宾雁先生，现在大陆30岁以下的年轻人，谁还知道他？1997年我到美国时也面临这个选择，最终我选择了留在母语国家。

《参与》记者：作家出走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言论空间在继续收紧？

铁流：尽管在茉莉花集会期间，我本人也遭到软禁，但我认为当局在言论空间上还是在逐步逐步有所放松，比之毛泽东时代中国还是在一天天地进步，人民也在一天一天地不断觉醒，专制于中国人民来说正在失去恐惧。为了推进民主、自由、法治，作家应该咬紧牙关，坚持忍耐，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应该选择暂时的沉默。政治斗争讲妥协，文人应该讲智慧，学会在严冬里过日子，不宜硬拼硬碰。

《参与》记者：当前形势下，中国作家如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铁流：作家一旦离开母语环境，文学生命必然萎缩，因此需要储备题材，用智慧、用理想、用妥协写作。同专制政权打交道需要有进有退，如果一个作家写作时理想的成分太多，没学会面对现实，就会受到打压以至于无法继续写作。我想说作家在批评政府时不要过于针锋相对，要注意表达的程度和对方能接受的程度。知识分子天真理想的成份多，避害择利的成份少。我们要学会猎人的生存本领，要想击中狼就要比狼更聪明、更狡猾。

《参与》记者：您认为茉莉花革命、乌坎等群体事件能否引发中国的政变？

铁流：茉莉花革命肯定威胁到中国的专制政权，乌坎等群体事件促使部分上层领导采取开明政策，但中国不会一夜变天。据我观察，发生重大政变的国家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民不聊生，二是经济崩溃，很明显中国当前不符合这样的条件。中国政府不习惯于民主，维稳只顾维持威严，不顾维持威信，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怎么走要看执政者和知识分子能否拉近距离。我主张渐进的民主，推崇谢韬先生说的“不要急、要推、要促、不要等”。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单仁平：中国不是禁止自由主义的铁幕——评余杰出走美国

在中国有争议的作家余杰近日“出走”美国，面临全新的“自由创作环境”。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当局“不容忍批评”的结果。

　　余杰长期与中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崇尚对现实的极端批判，直到后来他的书大陆没出版社敢接。他曾经短时间受到拘留，一直是外电追踪的目标。他的生活逐渐走入了非正常。这次他“出走”美国，对他个人来说应当算是一种解脱。

　　中国的出境大门越敞越开，去年另一名“异见作家”也“出走”德国。有人认为，实在忍受不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人，选择移民对他们个人以及对国家，都是痛苦较小的解决方案。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出走与世界大量有才华的人纷纷来中国创业，是逆向而行的。就在本周一，《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号召美国青年人“去中国”工作，原因是中国“有充裕的就业前景”，“有相当多自由”。

　　“出走”所代表的对中国“言论不自由”的宣判，还与中国舆论不断多元化的趋势相抵触。中国言论自由度的确仍有提高的空间，而且这样的拓展在不停发生着。批判者和自由主义作家是推动言论更自由的力量之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客观上做了“啄木鸟”。包括余杰早年的成功，都证明了中国不是严禁自由主义的铁幕。

　　然而一些人要求中国的创作环境一下子达到西方的标准，这是为难甚至刁难自己的祖国，是要求一个有无数紧迫任务的庞大国家，变成优先为少数知识精英服务的“文化自由小灶”。这是中国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上述现象还代表了少数知识精英的政治自私，他们对国家道路的好恶，出发点不是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而是他们自己的表达空间和他们对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当他们个人利益受到触犯时，他们就把个人的极端感受当作公众的感受进行宣扬，吸引各种力量帮他们与现行体制作斗争。

　　实际上，舆论多元化在逐渐培育中国社会新的理性，极端自由主义者要想立足越来越难，一旦他们受到限制，他们淡出公众视野的速度往往很快。由于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合法正当途径越来越多，“异见分子”享受的关注自然减少。这会造成一些人的失落感，反过来又促使他们变得更极端。

　　相信余杰等人“出走”西方后，能更贴近地观察他们崇尚的西方制度，体会中国与西方的同与不同。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文化碰撞会产生触电一般的力量。

希望他们不被过去的选择绑架，保持思考的开放，敢于求真求实，敢于做与以往不太一样的“出走者”。

来源:环球时报

台湾大选

台湾大选：中央选举委员会立委张博雅宣布结果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15日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台湾大选于14日结束，本次大选的中央选举委员会选情中心在警校的大礼堂，据悉是防止以前选举后，失去选举的一方的支持者冲击现场。今年台湾选举很平静，台北的大街上与平时并没多少差异。

以下镜头是中央选举委员会选情中心的情况。在10点多，中选会主委张博雅宣布大选结果：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吴敦义当选中华民国第13届总统、副总统。张博雅也宣布了第8届立法委员的投票结果，最后在区域立委及全国不分区及侨选立委加总，国民党拿下64席、民进党40席、亲民党及台联各3席、无党团结联盟2席、无党籍1席。

张博雅说，中选会的开票作业在晚间9时54分结束，赶在10时的规定时间内完成。张博雅指出，在区域立委的部分，国民党和民进党分别取得44席及27席，无盟及无党籍各1席；而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立委，国民党当选4席、亲民党及无盟各当选1席；最后的不分区立委席次，国民党可分得16席、民进党13席、亲民党2席、台联3席。

马英九发表胜选感言(全文)

萧副总统、连荣誉主席、吴荣誉主席、吴院长、王院长，现场各位长辈、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

恭喜大家，我们赢了！

这不是马英九个人的胜利，这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这是我们一条追求清廉、繁荣与和平的台湾路线的胜利，对不对啊？这个胜利，台湾人民给了我最清楚的信息，要我继续朝这条路线走下去。台湾人民也给了我明确的使命。让我尽力完成创造台湾新历史的任务。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让我能够再有四年的机会去完成台湾所需要的改革，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

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连任，是因为人民肯定我们拒绝贪腐、坚持清廉的努力，对不对？也肯定我们开放松绑、振兴经济的努力，对不对？人民也肯定我们搁置争议、争取两岸和平，把危机转变为商机的机会，对不对？各位。这也是人民肯定我们采取正确、正派、有效的活路外交，赢得了国际的尊重与支持，让台湾人民能够遨游世界，对不对？

当然，我也了解，许多的人对我们还有更高的期许。大家希望我们在照顾弱势之外，要更重视分配的正义，要继续缩小贫富的差距，同时要重视青年就业的问题，以及如何协助他们实现他们的台湾梦，对不对！

请各位放心，我会继续重视环境的保护与生态的保育，我们会重视农渔业的有序发展，我们更会重视人民对政府施政的感受。我在这里保证一定全力以赴，不达目标，绝不终止。

各位乡亲，我们赢了。但我们要像四年前一样，高兴一个晚上就好了，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要在这边特别强调，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民进党蔡主席跟亲民党宋主席对我许多的批评与建议。我觉得他们的意见都非常的宝贵。我会了解，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关怀台湾的心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会感谢他们，并且慎重的研究及评估，只要对人民，对台湾人民有利的，我都一定会采纳。好不好！

未来，我连任之后，每半年至少会邀请在野的政治领袖共商国是，希望能真正找到对人民真正有利的政策，大家一起为台湾奋斗好不好！

在我这次竞选的过程当中，我跑遍台湾各地，倾听人民的声音，也不断地自我反省，我会仔细地检讨有哪一些的政策受到人民的欢迎，我们会继续；哪些政策受到人民的批评，我们会检讨，会改进，必要的时候会停止。同时，我们会再继续征求大家的意见。我每个月都会邀请人民团体跟我座谈，深刻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把大家心头的话记下来。我会一一地、谦虚地进行必要的改进。

对此我特别要向各位报告，我们这次的连任，希望未来的四年，台湾弱势的民众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我们贫富的差距可以进一步地缩短，还有在经济方面我们一定要推动结构性的改变，让台湾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十年内我们要加入TPP跨太平洋经济协议，让台湾真正能脱胎换骨，好不好！

同时，未来的四年，两岸的关系会更和谐会更有互信，冲突的机会会更小。我一定会让我们台湾有一个有序、和平、稳定的环境好不好！

同时，我一定会继续扩大我们跟国际社会互动的机会，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更有尊严的遨游全世界，全世界走透透，让我们在全世界任何一条大马路上都能够昂首阔步。

我们希望加强跟全世界的文化交流，跟经贸的往来，让台湾在世界经济及文化的版图上能够昂然竖立，成为推动文化交流及经济发展重要的力量，好不好！

我们还要继续推动改革，我会大刀阔斧的来推动，让台湾脱胎换骨，要为我们台湾公平正义有序发展奠下坚强的基础。各位乡亲，我会用生命来扞卫中华民国的主权，台湾的安全和台湾人民的尊严，生生世世要为台湾奋斗到底，好不好！这是我对台湾最庄严的承诺。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萧副总统在过去4年当中对我的支持。我们微笑老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关键时刻提出关键对策，让我们过关。

同时我要谢谢吴敦义院长，他能够接受我的付托，担任行政院长。这两年多来不论是在经济的复苏，灾区的重建，跟疫情控制上都做得非常的成功。现在又要跟我一起在未来的4年中并肩作战，我要好好谢谢他。

同时我要谢谢连荣誉主席、吴荣誉主席、王金平院长，跟所有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包容我的党内先进伙伴们！

我当然要谢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尤其是这一位（周美青）。她是我从政以来对我最大的支持力量，也是我家里面永远的反对党，永远用最严格、最犀利的标准检验我、帮助我、鼓励我。我要好好谢谢她！

我当然还要感谢所有一起和我打拼的行政团队，以及辛劳奔走的选战伙伴，还有千千万万热情乡亲，牺牲奉献的志工朋友们，谢谢大家！

最后，再次感谢投票支持我的这么多朋友们，因为各位坚强的支持、温暖的鼓励让我能够有继续奋斗的勇气，我要谢谢大家！

蔡英文败选讲话全文

在场的媒体，尤其是在场的国际媒体朋友，总算看到我了。

对于2012年的总统选举的败选，我要在此向支持者致上最深的歉意。我们承认败选，也愿意接受台湾人民在这次选举里面所作的决定。我要恭喜马总统，希望他在往后的四年要倾听人民的声音，要用心执政，要用公平照顾每一个人民，千万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挑战现任者，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我们没有执政的优势，我们的资源也相对匮乏。尤其是在中北部，我们在基层的耕耘还不够。但总体而言，我们的努力是不够。在诉求、策略、组织、文宣等工作上，还有很多地方我们都需要加强。所以，我们感到非常抱歉，让大家失望了。我们会深切反省，也会提出全面性的检讨。至于败选的责任，我将一肩扛起，我在此宣布，辞去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下一任党主席一定会坚持民主进步党改革、转型，带领大家继续往下走下去。我也希望支持者不要灰心，不要丧气，请继续给民主进步党鞭策。民主进步党一定会再站起来。谢谢。

毕殿龙：马英九获胜：九二共识打败了台湾共识

又题：台湾大选：温吞马打败了空心菜

马英九赢了。尽管立法委员和政党票还正在开票中。作为观察和评论者，定格在这一刻也就够了。马英九以如此大的幅度获胜，不但出乎人们的意料，也让美中台都松了一口气。这次选举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这次选举事关两岸和整个区域的和平，更事关台湾经济的发展。马英九获胜确定让两岸和平得以延续，台湾在地经济得以发展，改革能够继续。这种结果也没有给艰难的世界经济增添更多的变量。选举过程平顺、没有明显的奥步，没有以往的暴力，无疑凸显了台湾民主更多的成熟。这种结果是务实的九二共识打败了空心的台湾共识，是温吞马战胜了空心菜。选举尽管结束了，但何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种结果让蓝绿向何处去？赢著更应勤勉惕励、输著需要醒悟改变。

马英九本来不应该选得这么辛苦的。因为马英九的清廉、从容，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并和周边地区和国家相比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复苏，尤其是在两岸关系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之所以选得这样心惊肉跳，是因为其最初执政的细节的轻忽，譬如对反贪腐的力度，对民生问题的处理，对两岸开放的力度，尤其是没有很好地对民进党长期、系统污蔑进行有效的大面积消毒，没有做到让民众有感的经济复苏，在很多问题上缺少更多的细腻。

选举过程中，马英九阵营尽管遭遇宋楚瑜的强势分裂，增加胜选的难度，但也激发了蓝营的危机。这次选举是蓝营出错最少的，进攻强力、有效，策略运用层次分明，分寸拿捏得当的一次。国民党竞选团队的防守，除了马英九和平协议议题上，最后盲目抛出所谓的需要和平公投，让自己自处险境等不够圆满之外，针对绿营污指诸如马英九私见组头、富邦等案件都应对及时、有效。

这次马英九的获胜，是马英九两岸关系的胜利，是行之有效的九二共识战胜了蔡英文空心的台湾共识。一开始，马英九阵营似乎并没有明确确定是九二共识的对决，并没有认识到两岸政策的力量。只是在接下来几次的攻防中，蓝营才逐渐发现，九二共识和安定经济延续，是蔡英文无法绕开的软肋，这让马英九阵营对自己两岸政策信心大增。尤其是郭台铭、王文渊、张荣发、王雪红、严凯泰，以及宣明智与矽品董事长林文伯等128多名企业界人士罕见力挺，为马阵营增分不少。在此议题上马英九增分，而蔡英文空洞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台湾共识，没有得到美国的放心，无疑是明显的减分。彼此消长之下，相差悬殊。

马英九这次获胜，尽管赢得的票数远不如2008年，但却有更多重的分量，获得民众更大的托付和世界和区域对和平的期望。马英九当选之后，应该比以往更加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更坚定地推动两岸和平和开放，能够更多地延揽英才，为推动两岸繁荣台湾贡献心力。也唯有如此，才不辜负人民对自己的重新托付。要注意用执政的力量，客观的信息，潜移默化，分解一些没有是非的基本盘。

蔡英文和民进党尽管输掉了这次选举，但是已经做了最有力的冲刺。蔡英文大的方面缺少对原有贪腐团队的明确切割，缺少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空洞而富于意识形态的反九二年共识，却没有具体可行的替代方案。选择副手的犹豫、缺少应有的格局和识人之明，以及从蔡英文自己和其副手苏嘉全一些列诸如农舍案和宇昌案，涉及自己操守的质疑，缺少谦卑的态度，明快而正面的回应。而一系列抹黑的动作，没有伤人，却先损自己。整个选战布局缺少整体感。这些累积下来，逐渐销蚀了蔡英文的正面形象。

蔡英文输掉选举，尽管有一些技术性的失误，但毫无疑问，其文宣和动员能力仍然是十分强大的。三只小猪凝聚了所有支持者的人气。所可惜著，无法掩饰其政策的空心。蔡英文输掉选举，不是战之罪，而是输在对自己基本盘的盲目信心上；输在认为不用面对两岸关系意识形态的坚持上；输在其政策的空洞和模糊上。

蔡英文提出台湾共识对上九二共识，弄巧反拙，结果打成九二共识的对决，从另一个方面等于是为马英九的两岸政策给了更多的加持。这次选举，不但对台湾的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民进党权力的整合也将有很大的影响。选举之后，民进党很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分裂。2016年的布局具有更加不确定性。权力的焦渴，如果蓝营择善而用之，稍加引导，会带来民进党有醒悟的或对下一波权力没有耐心的人才的出走潮。民进党如果想再次拿回政权，必须完成真正的反思和改造，提出更加可行包括两岸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

宋楚瑜的结果最不出人意外。尽管他获得亲民党的席次，但宋楚瑜注定是个悲剧的角色，其在政坛上没有继续的。如果继续，泛蓝将会更加极力压缩其生存空间，以免关键时候再给造成更大的麻烦。

总之，这是一次不输于第一次政党轮替的选举。这种选举结果将，让台湾政治生态进一步整合优化。特别是民进党在经过也许更草根的纷乱之后，要么完成提升，要么产生新的足有制衡能力的在野党。台湾的族群撕裂或走向末路。这也让华人世界，两岸，甚至美国都有比以往都对台湾给予了更高的关注。因为这种选择让整个华人世界对民主更有信心，对希望通过观察台湾民主进程，进行民主进步或政体改革的华人社会，是个很好的示范和鼓励，会引起更多的思考和借鉴。台湾这此选举的结果，产生在严峻的世界政经形势下，没有给美国和两岸制造更多的麻烦，无异也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毕殿龙

胡显达：台首富王雪红为何挺马英九当选？

据中新网1月13日电报道，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胜负难决、扑捉迷离之际，挺马的泛蓝阵营再添新军，并可能很快打破这种胶着状态，而帮助马英九获选。是谁在打破蔡、马选情的这种胶着状态？这个人就是台湾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作为一个在大陆经营的台湾商人，她为何要返乡带头支持马英九当选呢？马英九的领导团队究竟有什么值得她信赖的东西？

在笔者看来，主要之点有三：一是马英九领导团队的清廉，二是马英九当局对九二共识的坚守，三是马英九领导团队对两岸和平合作协议的签订。

对此，王雪红是深有同感的。她认为她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主要的保障就是当局的清廉与两岸的和平稳定。

在1月13日接受台湾《联合晚报》采访时，“王雪红认为，有清廉的当局为后盾，对人民在国际社会发展而言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这四年来，因为马英九当局清廉，人民才能专心向前打拼，企业在清廉的社会基础上才能有成长与进步的空间。王雪红强调，和平稳定是人民发展的基石，社会、企业、员工与家庭是命运共同体，马英九当局除了建立清廉的制度与社会外，四年来两岸关系稳定平和，台商到对岸市场有长足的发展。王雪红指出，她所经营的事业，是从一个小企业发展到大企业，她清楚了解，企业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才能永续经营，要有稳定清廉的台当局，才有可能稳步向前，也才能做一个能够对下一代负责的企业。”（1月13日中国新闻网《台湾首富王雪红宣布支持马英九》）

大陆台商纷纷返台挺马当选，说明岛内的一个主流心态依然是希望两岸继续坚守九二共识，继续保持和平稳定。只有两岸关系继续保持住和平稳定的状态，他们的企业才可能永续经营、稳步向前。

马英九获得大陆台商支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领导团队的清廉。在大陆经营的台商对此多抱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正如王雪红所说的那样，“这四年来，因为马英九当局清廉，人民才能专心向前打拼，企业在清廉的社会基础上才能有成长与进步的空间。”

为什么马英九的领导团队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清廉呢？靠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玩味。

在台湾，国民党也曾经很腐败，以致在民主勃兴之时，通过人民的选票而败给了民进党的陈水扁。2008年的选战，陈水扁因腐败丑闻的被揭，而让一身清新的马英九获选。重新夺回执政权的国民党为什么不敢再重蹈自己黑金政治的覆辙了，这里主要靠的是民进党对执政权的虎视以及对国民党朝野内外的揭短式监督，说穿了就是国民党与民进党在民众选票中对执政权的你死我活式的竞争。马英九领导团队的清廉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自觉，也不是他们的情操高尚。真正的指靠也还是首推台湾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众的选票和几个政党对执政权的同台竞争，才可能对执政团队的贪腐形成最致命的监督。马英九领导团队的清廉，也许就是依靠民主和多党竞争进行有效反腐的最好例证吧。

顺便说一下，明日的大选将以马英九的连任而结局。这里的关键性因素就是王雪红的支持意向。可以说改写历史的不是台湾的政治大佬李登辉，而是这个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

2012年1月13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执政党观察

章立凡：五年看改，十年看埋

我个人心境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下一届核心在第一个任期内，不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也就无须启动了，我会放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景。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上的仇富、民粹主义等等，还是几十年前的心态。我很感慨的是，这22年的时间，把改革耽误了，我们已经从中年人变成老年人了，现在还要面对这些问题。辛亥革命一百年了，中华民族像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形铁路上行驶，我们绕了一百年圈子，仍在追求宪政，最后还追尾了，现在遇到的问题，全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可悲不可悲？我觉得很可悲！中国能不能有宪政，改革能不能成功？我们还是要多参照一些失败的先例，中国历史上改革没有成功的，改革家的结局都是悲惨的，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封闭的循环之中。

　　当今已是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地方不对中央负责，部门不对全局负责，党员不对党的执政地位负责。这样的体制不改革，一味重金维稳，最终只会压垮自己。

　　现在所面临的局面是，除了今天在座的各位在党的同志，已经很少有人为执政党的未来着想。不少党员都在谋私利，党垮台与否与己无关，捞够了钱，孩子家人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船。有的没准还在琢磨，手里的昧心账不好交代，一旦变天了，这烂账就抹了……。

　　我感觉现在中国不危险，党真的很危险。我是一个不在党的人，只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观察目前党的处境。从情感上来讲，我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力政权突然崩溃后，变成一个失控的暴力世界，经济民生遭遇重大灾祸，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场景。

本博点评：

改是找死，不改是等死，要不了十年了

(本文是章立凡在“改革论坛”上的发言)

人民网“强国论坛”：子女配偶送到美国，却在国内高举反美大旗

裸体做官的贪官政客多属此类型——要想中国永远腐败不公，就得永远特权专制，千万不能学习美国的民主法治。因为一旦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他们就会丧失公权私用贪污受贿的机会。一旦实行民主直选，把官吏的监督升降任免权交还到民众手中，99%以上的“裸官”都会被选下台，甚至于连过去的贪贿罪行也要受到毫不留情的责任追究。

中国有那么一批人，把子女配偶送到美国去学习定居，非法聚敛的巨额民脂民膏也转移到了美国，甚至于本人也暗中办了一份“美国绿卡”，却在国内高举反美大旗，动不动就在公众场合对美国口诛笔伐，大肆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肆攻击民主、人权、法治，为“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大唱赞歌。人们奇怪的是，那些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贪官政客们，为什么不把自已的亲属财产移送到“正牌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去？！

越来越多的贪官政客喜欢“裸体做官”，有条件者多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了国外；眼下没有条件者也在努力创造条件。贪官政客转财移亲的首选国家不是他们满口称颂的“血盟兄弟”朝鲜，而是他们破口大骂的万恶资本主义代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坏人心中也有杆称，无论他们在台上如何抨击美国、声援朝鲜，他们心底也都知道朝鲜则是赤裸裸的流氓无赖，美国是标准的绅士贵族，美国才是真正文明进步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他们在台上大骂美国不过是忽悠平民百姓，方便自己长期公权私用以权谋私。当他们是掌握公权的官僚时，他们喜欢中国和朝鲜，因为中国是“官本位”，官主宰一切；但当他们是普通公民时，自然而然喜欢美国，美国是“民本位”，人权最大。而那些主张学习美国的民主法治经验来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因而被贪官政客污为“崇洋媚外”的人们，多数都选择留在国内；就算有条件移民美国也一样选择留在国内；就算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也一样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祖国。也因此，网络上的“爱国”五毛们叫喊他们是“美分党”、卖国贼并无耻地要他们“滚出中国”时，他们不仅自豪，而且对这些人充满了怜悯。——事实上。“爱国”五毛们的主子，早已经自动地“滚”出中国了，并盗走了搜刮来得民脂民膏。 (博讯 boxun.com)

可以说，把亲属财产转移到美国的群体，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无疑是认同美国而否定中国的。谁也不会明知对方是狼窝虎口也要把亲属财产往虎口里送，更不会选择从光明跳进黑暗里。那些“揣着绿卡骂美国”的群体，绝对不是真的反美仇美，而是认为自己全家到了“阳光地带”，反而在多数同胞面前有一种强大的心理优越感。为了长久保持这份心理优越感，就希望多数同胞的生存环境越差劲越好，最好永远生活在专制不公的黑夜，永远等不到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尊严的黎明。因此他们最害怕中国学习美国走上文明进步之路，缩小他们和多数国民之间的强大差距。裸体做官的贪官政客多属此类型——要想中国永远腐败不公，就得永远特权专制，千万不能学习美国的民主法治。因为一旦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他们就会丧失公权私用贪污受贿的机会。一旦实行民主直选，把官吏的监督升降任免权交还到民众手中，99%以上的“裸官”都会被选下台，甚至于连过去的贪贿罪行也要受到毫不留情的责任追究。

（责任编辑：孙芸）

为什么又祭起“阶级斗争为纲”？

逸伯

忽然，“求是”的一段话让我立马正襟危坐：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读后惶惶然、瑟瑟然，大有大敌压境、兵临城下，乌云压城城欲摧之感。

…………

“国际敌对势力”这种冷战词汇可以休矣。正常的国际斗争就是正常的国际斗争，不必同意识形态斗争联系起来。那种联系只会让人更加不信，笑掉大牙。而值得警惕的，倒是坚持不改革、让腐败引起越来越大的民怨，为了维持统治，用国际战争转移视线的危险性。

近日闲极无事，沏上茶一杯劣质绿茶，在窗下用垄断网商的假高速宽带浏览网页。

读后惶惶然、瑟瑟然，大有大敌压境、兵临城下，乌云压城城欲摧之感。

这让我想起文革初期，我们学生头头当文革筹委会负责人时，每当学生思想不稳之际，保卫组组长都会及时指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次开大会，台下对台上的说法不大以为然，议论纷纷，我们的保卫组组长抢过麦克风就喊：“大家注意，我们在游泳池发现了钉子，”他手举若干长钉，说：“这说明什么？有人在肇事，蓄意破坏革命大好形势！”台下立即一片肃然，鸦雀无声，会议的革命秩序顷刻大大好转。

后来我们被中央文革赶下台了，终于有空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头悬梁锥刺股、刻苦专研，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对比中央文革革大家命的操控手法，终于融会贯通，发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确实是一个好工具。小到维持会场秩序，大到维持一村、一乡、一国秩序，都是一个杀手锏。无论何时何事，只要祭出此锏，无往而不胜，下面必被吓得不敢乱说乱动。明白于此，我对我们那个当保卫组组长的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估计再有第六体也得投地。那时我们还都是懵懵懂懂十几岁的孩子，他就已经将毛泽东思想精髓学到了手，并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想不佩服都难啊。

后来看电影，看书，发现原来这就是“恐吓战术”的一种，或者用国际关系术语，叫“战略威慑”，让你不敢异动，俯首帖耳，唯他的马首是瞻。

不过，改革开放后，这种“阶级斗争为纲”话毕竟不大经常露面了。我们倒是听到过变相的话，如“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都要硬”什么的，但每次都哼哼几声，不了了之，大家也没有太当回事。

话又说回来，多少年来“向左打灯，向右拐弯”，有多少人把“资本论”当回事？谁不把“资本”紧紧把持在手里？我们同世界先进国家之间有什么意识形态斗争？不过是民主与集权、人权与官权之争而已。我们现在搞的权贵资本主义（刚解放时叫“官僚资本主义”），并不比美国更社会主义。中美矛盾，说到底不过是老大围剿老二、老三，提防老二篡位的斗争而已。这种斗争，过去用在日本身上，弄得日本二十年爬不起来，也用到欧盟身上，弄得欧元区债务危机，马上要解散的样子。现在中国成了老二，中国自然难免成长的烦恼。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警惕日本、欧盟的前车之鉴。

本帖最后由逸伯于2012-1-518:15编辑

来源：共识网

罗生智：铁心维稳，决不政改

——评胡锦涛2012年元旦祝词

【民主中国首发】

中共对外宣布今年将召开18大，胡锦涛总书记的任期就要满了。一位知名的体制内学者是这样评价胡锦涛的：“下定决心，决不作为”。还有学者把小胡比喻为中国的勃列日涅夫。纵观胡总书记近十二年来的政绩，除了践踏人权的记录举世瞩目外，人们还真看不出他有什么能载入史册的建树。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是胡当局的政治作风。胡锦涛2012年元旦祝词又一次印证了胡政权一心维稳，决不政改的“混日子”本色。

2012年新年来临之际，胡锦涛在北京发表了题为《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元旦祝词。其标题完全是乌鸦的老话，是以往元旦祝词的重复，令人乏味。当然，对胡锦涛而言，混过最后一个元旦就万事大吉了。有广东网友说，胡锦涛今年元旦贺词的重点是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胡在2007年元旦说的是祝愿世界人民共享和平发展成果；既然2007年都已经共享了，为何到2012年还在促进，实在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

“2012年的新年钟声即将敲响。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这段启文为历次中国领导人新年祝词所用了几十年的陈词滥调，人们听起来都烦心了。有网民讽刺说“就不能换种说法，这官腔我听了几十年，恶心了几十年”。还有网民如是评价说“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一日三餐中，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几天大鱼大肉下来，胃口定是腻味、恶心，肯定想换换素食青菜，天天粗茶淡饭，也必然也会向往山珍海味。天然人性口味使然。”虽然此话有些刻薄，但确实反映大众感受。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人民同心协力、锐意进取，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新进展。中国加强同各国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国际合作，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胡锦涛对2011年的总结中以“混”为策略，通过混淆是非来糊弄听众。在祝词中，他丝毫不提2011年全国发生了几十万起群体事件，上百万访民长期上访和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的事实，反而撒谎称中国人民在2011年同心协力发展稳定任务。2011年中国中小企业大量倒闭，资金外逃，政府官员贪污腐化急剧膨胀，普通公民实际收入相对严重下降，胡锦涛却得出了“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新进展”的结论。2011年世界民主变革的鼎盛之年，在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中，中共逆流而行，明里暗里极力帮助专制政府的独裁者，扮演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为世界人民所鄙视；在朝鲜大独裁者金正日死后，中共如丧考妣，并且又一次全力扶植金正日的后人延续朝鲜的专制统治，再次把中国推向民主世界的敌对面；在南亚，中国日趋孤立，连中共以往的专制死铁缅甸都敢叫停中国在缅甸的大型水电建设项目，而中国的南海问题上长期受周边小国欺负，在2011年以致空前，南海资源遭到周边小国的疯狂掠夺，几乎连主权快要丧失如此等等。而胡锦涛却大言不惭地说出“中国加强同各国的交流合作……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国际合作，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胡锦涛在祝词中刻意回避民主和人权问题。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在这方面中共不仅长期为国际社会所谴责，而且也遭到国内民众所讨伐。对中国人权情况之糟糕，胡锦涛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说其好只能遭人嗤之以鼻，自讨没趣。于是乎，尽管民主人权是世界绝大多数政府元旦祝词必不可少的话题，胡锦涛也采取“混”的手法混过这话题，干脆只字不提民主和人权。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巩固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我们将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同广大香港同胞、澳门同胞携手努力，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增进两岸同胞共同利益。”这段官话大部分内容人们至少听了十几年了，话听多了就变成废话。但是胡锦涛在元旦祝词中却变废为宝，因为他恰恰使用这段废话来“混”出一个妙结果。文中的“伟大旗帜”、“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历次公开讲话都要涉及的内容，也是中共欺骗全国人们的政治标签。这些“旗帜”、“理论”、“代表”、“发展观”是中共粉饰自己的口号，是一党专制的符号，是不应该出现在全人类共有的重大节日中。可是胡锦涛居然把这些狗皮膏药巧妙地“混”贴到全人类共同的元旦节日上，从而把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与新年新气象挂上钩。文章对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如贪污腐化、贫富悬殊、法制落后等实质性问题不予提及，而是在大唱“努力巩固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的赞歌，胡锦涛这样一“混”，就把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处于崩溃的社会状态演绎成一幅歌平升舞景象。

胡锦涛在祝词中没有提到南海危机、钓鱼岛被日本占领等遭受外侮的屈辱大事，反而大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和针对台湾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其美言是中共要着力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增进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胡锦涛这内外矛盾的轻重倒置之“混”是在掩饰中共对民族不负责任的事实，因为由于南海危机和钓鱼岛问题，中共的不作为已经引起全国人们的严重不满，甚至连中共体制内的人都开始怀疑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性。香港、澳门早已回国，并且该两地都已经繁华稳定了几十年，根本不存在外患内忧的问题，更谈不上要大陆政府去维稳和发展经济。台湾作为亚洲自由民主的标榜，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不需要中共去增进她的利益，并且台湾领导人也多次提出只要大陆放弃一党专制，什么都可以谈，统一不成问题。因此，台湾也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在今天南海利益已被周边小国侵占，钓鱼岛已被日本人占领，胡锦涛反而不着急。难道在胡锦涛眼里香港人、澳门人与台湾人还不如越南人、菲律宾人、印尼人和日本人吗？

“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呼唤，是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将继续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

2011年中国外交连连失利，出现不可预料的困局。3月中国政府的老朋友缅甸军政府叫停中国投资的大型水电站，2011年亚太九国签订TPP协议，中国被排除在外，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孤立从军事领域蔓延到亚太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会议上公然批评“中国玩弄国际规则”，并称“受够了”，甚至连非洲贫穷落后的盟友国家也纷纷背叛中国。加之作为中国政府的老铁杆朋友独裁者卡扎菲死了、独裁者穆巴拉克被关了、独裁者金正日归西了，这些独裁者的悲惨结局颇使北京当局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尽管中国提供的外援越来越多，但中国的国际朋友却越来越少，北京已越来越孤独了。胡锦涛深知中国已经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境之艰难，但他不承认造成中国今日外交之尴尬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与世界背道而驰的客观事实，更不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以胡“混”来欺骗不知情的国内民众，单相情愿地叫喊“中国将继续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北京的声音在国际上越来越虚弱，如果北京当局一如既往地拒绝普世价值，怎么“混”也难以回春。

“我相信，只要各国人民戮力同心、同舟共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征程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最后，我从北京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胡锦涛无视中国内外交困的现实，无视中国底层人民的疾苦，没有提出在新的一年里，当局实施怎样的政策帮助自己的老百姓摆脱困难，过上好日子，怎样去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而是把他自己“混”成了地球王，竟然号召“各国人民戮力同心、同舟共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征程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胡锦涛一生谨小慎微。唯有1989年平息西藏骚乱时他是地方当局的一把手，亲自上街指挥镇压，此举受到邓小平的赏识并把他钦定为隔代接班人。上任伊始，善良的人们还以为他胸有城府，腹有良谋，当会有所作为；还有不少人期盼他继承恩师胡耀邦的衣钵，实行“新政”，开启政改。而今他的任期已经快满了，在政治改革和推进民主方面也没有任何作为。人们终于明白他是在平平庸庸地“混”日子，最为痛苦的是他当政十多年，全国人们被迫跟着他“混”了十多年。

东也“混”西也“混”，在一天混一天，胡锦涛2012年元旦祝词的“混”之精神也预示着中国整个社会在2012年仍将会是实实在在“混”的一年。

刘军宁、章立凡：胡锦涛“国际敌对势力”论究竟想表达什么意图？

*刘军宁：胡锦涛讲话意在维稳*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在本届政府最后一年的开端发起的这场文宣攻势的根本意图在于尽其所能维护稳定。北京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对美国之音说：“我想还是维稳吧。防止西方势力的渗透，落脚点还是在维稳。”

至于维稳能否长久下去，宪政学者刘军宁认为这对当局并不重要，因为胡温二人任期将满，他们要做的只是“圆满到站”，然后“下车”。

*章立凡：领导意志遭到绑架*

有学者对于乏味的政治性文字所传达的文化政策背后的动机则另有分析。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这样的文字一方面表现出当政者缺乏自信，另一方面反映出领导意志遭到了利益集团的绑架。

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这番表述，第一说明我们的治国的工程师们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第二，我不认为这本身是为了繁荣文化，倒象是已经成为‘跛鸭’的这么一群人在文化领域可能还可以赚最后一把钱。”

章立凡说，他看到近期有大量资金投入到文化产业。他担心当年的教育产业化会在文化界重演。他说，文化需要得以提升，但不能够走产业化的路子。

章立凡认为，不排除利益集团在为领导起草文稿时，将在文化界“圈钱”的意图给塞进去了。

这位近代史学者预计接下来会看到文化政策趋紧，并会产生负面效果。章立凡说：“我想就是在召开十八大以前吧，肯定要消除他们认为的心目中的杂音。那么说，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很多的批评者推到了反对的一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政治。”

对于当局强调说要推动发展的“软实力”，章立凡认为那只不过是拿纳税人的钱在外弘扬国威，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宣传。

有没有“敌对势力”能搞垮中国？

——学习中央文件有感

作者：磬无语

笔者认为与人民为敌的敌对势力才是中国社会当前最危险的因素，也是最有可能搞垮中国的因素。也许这种敌对的倾向我们可以从当前严重的官民对立、仇官恨官现象中看出端倪，当掌握权力处于强势一方的官员这样肆意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还将人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时，我们便不难理解这种“敌对势力”的恶劣。……在中国内部，只有那些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根本无视人民权利，甚至牺牲人民利益的“狗官”（汪洋语）才有可能是最终搞垮中国的罪魁祸首。

。

国际敌对势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文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其实“国际敌对势力”这样的威胁就从来没有消失过，“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吸收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各种腐朽思想也乘隙而入；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激烈。”这次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发文提出，似乎我们的领导高层又敏锐地觉察到有一个确切“国际敌对势力”正在精心策划一场颠覆中国的阴谋，武器就是西方的思想文化。而中国已经明智地预见到这场意识形态战争的严重性，采取的防卫手段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不光是学习文件中，在很多的群集性事件的原因分析中，“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千方百计地插手、利用群体性事件，企图煽动、制造动乱，”总是位列其中。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在12·19乌坎讲话实录中这样描述“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他还说“像这样负责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他们负什麽责啊，啥事干不了，巴不得你们打成一团，社会主义大乱，他们就高兴了。有事找政府，不请外人说短长”。

相信郑书记这种想法在官员中是司空见惯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怀好心，他们的记者总是会千方百计找社会的黑暗面，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更是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报道中国社会黑暗面的就是敌对势力吗？陆丰市领导指责村民邀请境外媒体采访，有村民反唇相讥：“心裏没有鬼，你怕境外媒体做什麼？”可能有些官员还是不甘心，就算没鬼，媒体也应该是替党说话，而不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还有些领导甚至认为媒体就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

笔者最近看了关于西方媒体和政府关系的书，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中国特色的新闻媒体报道。可能中国会存在“官方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的情况，而西方民众对他们的媒体采取的态度还真是西方的“母猪有时也上树”。

由于西方媒体的参与，汕尾当局便将事件定性为境外势力的干扰。虽然我们看到后来广东的高层已经将原因修改为村内利益纠纷，但我们也很清楚，这只是其中少数被扣上敌对势力而后得以平反的少数案例治理。到底“境外的敌对势力”在乌坎事件中起到多么关键的作用，可能只有扣高帽的当局自己心里清楚。当局也不要太低估了民众的智商和判断力，在后来对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分析中，对于乌坎的民众来说，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只是他们利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已，而不是相反，民众反被西方媒体所利用。

回到学习文件，笔者认为，与其定位一个连自己也指认不出具体目标的“国际敌对势力”，还不如真正重视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关注民生……很多国内问题的解决都比打败“国际敌对势力”要迫切和严重的多。当有一天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到人们向往移民，向往居住，向往学习的时候，“西化”、“分化”还是一个问题吗？

国内敌对势力

定义国内的敌对势力似乎比国外敌对势力更复杂，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成共识，但个人的利益追求却千差万别。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三个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就算有不一致的时候，个人利益也应该服从集体利益，服从大局。这样一来，人民内部至多只是利益有差异，而敌对势力应该全部是“非人民”。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看到党和人民内部的敌对势力也是如此之多。

在希望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的官员眼中，凡是阻挡他们滥用权力的人都可以成为“敌对势力”。去年几个比较典型官员定义的“敌对势力”的案例。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称“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一位原副区长在大会上就曾说过，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在《人民日报：“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一文中，作者用了“对手思维”，其实当事件被详细曝光之后，村民与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之间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敌对方，在后者眼中，村民还可能是受到境外敌对势力所支持的“国内敌对势力”。跟政府作对的，上访的，维护公民权利的，只要是挡着了权力的路，一切都被定义为“敌对势力”。

标签化、敌对化民间维权，则从来是成本最小而收益最高的选项，因而最为地方政府所乐用。事实上也确实一直管用。一旦贴上这种“敌对势力”的标签，他们就不仅是政府的敌人，还是人民的敌人，对于这样的“全民公敌”，打击的力度当然应该最大最狠。木然老师在敌对势力在哪里？的分析就很透彻，“把权力与权利的矛盾看成是敌我矛盾是权力者或为面子、或为乌纱帽、或为稳定、或为腐败、或为既得利益、或为政治前程编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名词，是毛泽东专制思想在新时代的延续。权力者也会因此巧立名目，把毛泽东时期的那种专制形式拿来为权力者服务。只要公民反腐败、上访、反强征土地、反强制拆迁、搞民主自治、搞村民自治、搞社会管理创新等权力者都可以视为敌对势力，通过敌对势力的招牌名正言顺地打击公民。”

如果官员改变权力观念和执政思维，这种“被敌对势力”的国内敌对势力原本就不存在，它只是正常社会中的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行为。它既不会颠覆政府，更不会搞垮中国，如果批评政府，甚至在法律的框架内维护公民的权利的行为能够被提倡并且健康发展，这只会使国家的政治生态更加良性平衡与和谐。

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的敌对势力……（这个问题目前无解）

然而，笔者认为与人民为敌的敌对势力才是中国社会当前最危险的因素，也是最有可能搞垮中国的因素。也许这种敌对的倾向我们可以从当前严重的官民对立、仇官恨官现象中看出端倪，当掌握权力处于强势一方的官员这样肆意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还将人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时，我们便不难理解这种“敌对势力”的恶劣。记得曾经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国内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说过，“依中国的实力和块头，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能够搞垮中国，除了中国自己本身。”如果再加上一句，在中国内部，只有那些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根本无视人民权利，甚至牺牲人民利益的“狗官”（汪洋语）才有可能是最终搞垮中国的罪魁祸首。

建设文化强国需不需要树立“国际敌对势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文中分析，“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文章还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笔者很赞同文中分析的中国当前的文化道德状况，甚至认为社会的现实情况比文章所指出的更严重、更糟糕。同时，也觉得中国提出文化强国梦是正当时候，提高国家软实力也是国际舞台上大国纷纷追求的目标。然而，如果真正理解软实力的含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不是一定能实现文化强国梦呢？实现文化强国是不是一定要树立一个“国际敌对势力”假想敌呢？

软实力由约瑟夫·奈提出一直发展现在，已经拥有很丰富的内涵，它的范畴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可以看出，这些“软实力”的提升需要扎实的“硬实力”作为基础，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落后和缺乏国际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强大“软实力”。然而，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不是依靠宣传就可以提高的。另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它在中国人身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其他国家如果不反对，那他是否也赞同并且承认这种特色文化对他们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如果没有，我们又如何将它上升为一种软实力？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外交中，我们一边强调搁置意识形态，提倡文化多元化，所有国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还树立“国际敌对势力”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假想敌，这样中国式特色思维恐怕别人是很难理解的。我们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希望各国人民能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希望悠久的中国文明能得到发扬光大，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其他国家也将这种文化的传播看成是一种敌对势力的分化和中化企图，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既然自己能在国际上高调宣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又何来担心在国内传统文化就会被“国际敌对势力”所分化和西化，这表现的不是一种不打自招的不自信吗？文化不是权力和利益，它的非物质化的特性决定了真正优良的文化和文明是不会害怕“国际敌对势力”的诱惑和同化的，它更多地来自于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

在国家利益的面前要建立同志加兄弟式的“革命友谊”已经很困难，但我们也不能用“国际敌对势力”随意给别人贴标签，更不能再捡起已经放下的意识形态的旗帜强调斗争。文化强国的实现不靠宣传，更不靠斗争，而是依靠自身的建设。如果不是故意转移视线，还希望中国能够将关注的中心放到自身问题的解决上来。

“除了中国自己打败自己，没有人可以摧垮中国”，我始终坚信这一点！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朱镕基：我没有理由沉默下去

香港《镜报》报道：朱镕基表示，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借此设置更大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阻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远离改革甚至背离改革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说他们是反对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不为过的。@韩志国

汪洋：利益集团是改革阻碍

作者：曾实

来源：联合早报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再谈改革，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

　　他在本月4日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有利益格局，他并警告称，“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政治局委员公开指出这点属罕见

　　尽管中国学界已有普遍共识，认为固化的利益集团是目前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而后者往往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令继续改革的步履维艰，不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中，在公开场合明确指出这一点的，仍属罕见。

　　据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报道，在前日中共广东省委全会的云浮、湛江小组讨论会上，谈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的困难时，汪洋指出，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他强调不能因为有困难就束之高阁，而要“坚定信心，敢闯敢试”，在具体行动上，要“认真研究，分步实施，推动改革取得突破”。

　　自主政广东不久，汪洋便号召广东官员“杀出一条血路”，确立下改革的主基调，他此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推进改革的决心，近期则更为直接地谈及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去年11月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汪洋也曾指出，当前改革的一个要害问题，是部分人群的改革意识在淡化，“一些同志丧失了当年那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

　　他表示改革和走路一样，“不怕慢，就怕站”，不能停止改革的步伐，“改革不懈怠，但也不折腾”。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与30年前相比，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驱地的引领作用正在弱化，但广东近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仍有亮点，如深圳、顺德等地的大部制改革、东莞、中山等县镇的“简政强镇”改革，一定程度上，这些举措打破了旧有的行政格局。此外，深圳在2006年率先在全国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打破了公务员的“铁饭碗”，同样被视作广东近年在行政体制改革上的探索。

　　另外，广东也率先提出降低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自今年7月起，民间组织将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这也令外界对广东公民社会的发展前景产生期待。

　　前日结束的广东省委全会上，再次明确“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主题，会上也提及广东今年在行政体制改革上的工作安排。

　　在政府管理层面，会议指出广东将总结推广深圳、顺德大部制改革试点的经验，在每个市选择一个县(市、区)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把大部制改革的试点扩大到全省各县(市、区)。此外，广东也提出要总结推广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成功经验，在今年制订在全省逐步推开的方案。

　　对于广东的这些改革探索，外界向来有“广东模式”这一称谓，以此区别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而本次会议期间，汪洋则明确表态反对这一说法。

他称广东改革尚在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成熟样式，更不能成为标准。但与此同时，他也向外界传递信心，并援引“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句古诗，用以形容改革都必然面临的艰难险阻，也以此透露出他对突破改革困境的正面预期。

汪洋：社会规则没有约束力人人都会付出很大成本

来源：大洋网

广州日报讯（记者史勇姜丰丰邱艾邦杨燕）“你们书记都在这擦汗了，可空调的温度还在往上升，你叫他怎么办？”在观察到广州市市委书记万庆良边发言边解衣擦汗后，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幽默地和会议服务人员打趣道。在今天下午省十一届人大广州代表团小组讨论会议上，汪书记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即兴以此为例，发出了两点感慨。

感慨一：规范社会制度，助力幸福提升

“我有两个感慨，感慨什么？第一个，一个社会，如果他的规则没有约束力，在运转时，人人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汪洋从万庆良擦汗的事件中举例，“国家有规定，在冬天（室内）该多少度，不能太高。像这一类的规则在很多领域都有，但是规则的执行不得力，人人都对自己面临的环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他就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出门的交通规则是有的，但是如果没有约束力，开车就不放心，即便有绿灯也会注意减速，为什么？因为担心如果不减速搞不好会有人闯马路，但减速实际上增加了耗能；大家反映食品安全问题，这些国家也是有规定的，但是如果惩罚机制不到位，大家吃什么都不放心，就会付出很多成本去挑选，跑到香港买奶粉，就是不放心的表现。大家都不放心，整个社会就会为之付出巨大的成本。”

“包括万庆良同志在内，虽然是市委书记，他也不知道这个会场的温度怎么样，就多穿了，然后就付出了代价。”汪书记的幽默再一次逗乐了现场的代表们。他接着说：“每个人在不确定规则下的行动，都可能导致整个社会为之付出代价，由此想到，加强法制建设，加强规定的执行，建设制度规范，靠制度运作的社会实际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如果广东能够把规定、法律严格的执行起来，那其他的都不用管了，商不用招就来了，人的幸福感也会提高，产业也就能顺利转型升级。”

感慨二：提高人文素质，多做举手之劳

“第二个感受是要提高全社会的素质，比如说公务员，然后社会的整体竞争力才能提高。”汪洋谈到，会场内温度过高，却没人注意到这点，举手之劳的事没有人做，其实这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无非是表现的地方不一样，场合不一样，很多举手之劳的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理念，所以才不去做。”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注意到不以善小而不为，当然也特别要有善小而为之的意识，整个社会的人文素质会大大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也会大大的提高。”

汪洋最后表示：“我的话不是光说给别人听的，我会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人权观察

耿和给高智晟律师写家书胡佳号召前往新疆探监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04日转载)

来源：参与作者：大风

（参与2012年1月3日讯）在知道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被中共当局关押在新疆沙雅监狱之后，高律师的妻子耿和给高律师写去第一封家书，“此时我多想冲破一切困难到你身边，多想在你的监狱旁边租个房子住下，好每月按时准点探望你。可是，为了孩子，我的心愿不能两全。我的父母在新疆生活了46年，都没听说过沙雅县这个地方，它太偏远了，远得无人知晓和关心。” (博讯 boxun.com)

在看了耿和给高律师写去第一封家书之后，刚出狱不久的著名维权人士胡佳表示：“读着耿和写给狱中高智晟律师的第一封家信，平淡家常中就两个字‘创痛’。将来会送高律师一家一本金燕的《自由·囚牢·生命》。作为政治犯的家属，也作为仅是没有在真正牢狱中的政治犯，她们能相互读懂。”

此外，胡佳还号召维权律师、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外交官们以及网友们前往新疆沙雅监狱探望高智晟律师：“前往新疆沙雅县观赏胡杨林和参观沙雅监狱的最快行程：上午从北京乘飞机到乌鲁木齐，下午再直接转乘前往库车县的航班。库车机场到沙雅县城七十公里。即当日抵达。北京至乌鲁木齐全价机票2600元，乌鲁木齐至库车全价机票1180元。天山大漠的探晟之旅。”“全世界的胡杨主要分布在中国新疆塔里木河两岸，是珍稀树种，在自然和文化上都有独特价值。沙雅县北依天山山脉，南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河从沙雅县横贯而过。那里的胡杨林堪称新疆之最、世界之最。来吧。”

下面是耿和给高智晟律师的第一封家书：

智晟：

你好。

今天是元旦，我正和孩子参加教堂的新年祝福。周围的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手拉着手唱圣歌，欢乐的节日气氛洋溢在人们的脸上。休息时，人们互相谈笑着，问候着，孩子们相互追逐着，大人们的欢乐声和孩子们的嬉戏声充满了教堂的每个角落。

可是，我却感觉恍惚，不能融在这欢乐之中。昨天我从大哥那里得到你被关进新疆边远监狱的消息，心情沉重得像吊了铅块。近20个月来，我们一直提心吊胆地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可一直杳无音讯。

在寻找你的过程中，我常常幻想，一旦有了你的消息，我的心就能放下，就能平静地和孩子一起游玩和学习。可昨天得到你的消息后，我的心不仅不能放下，还拧成麻花。当初他们非法对你“判三年缓五年”，可这五年你一直在他们的手心里，到头来他们倒说你违反了规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此时我多想冲破一切困难到你身边，多想在你的监狱旁边租个房子住下，好每月按时准点探望你。可是，为了孩子，我的心愿不能两全。我的父母在新疆生活了46年，都没听说过沙雅县这个地方，它太偏远了，远得无人知晓和关心。

如今，这个天边的小镇却成了我们最关心、向往的地方，我们全家开始仔细搜索沙雅的各种信息，想知道那里的所有情况。天昱的英语很好，中文我在家教，课后学了游泳、滑冰等兴趣班。他喜欢读书，还对科技、宇宙及数字兴趣浓厚。周六带他去航天馆和各种科技馆及图书馆。

我常对他说：“妈妈非常感谢你，是你的兴趣，爱好，促使着妈妈带你到你想去的地方，让妈妈的车开得越来越好。”他说：“是呀！刚开始在小路上开，现在在高速上开，到时就可以在警察眼前开。”他的意思是，我现在不怕警察了。以前我见了警察就紧张，是因为在国内常被警察欺负而留下的后遗症。

格格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及学习，学习成绩都是A，不过她的英语口语还需要努力。今年她就要上大学了，已经报了几个大学，按她的话说：“我报的大学要让你和爸爸脸上能说的过去。”格格也考上了驾照。

天昱一次在梦中惊醒，哭着说：“妈妈，爸爸没有拉着我的手，丢了爸爸。”我反复自语着孩子说的这句话。你还记得天昱快三岁时说的话吗？“我心里有个红线，不管爸爸走到哪里，红线就连到哪里。”我们心里都有一根红线连着你，不管你到哪里，就是海角天涯，我们也要和你相连。

这次我们可要紧紧抓住你的手，不要丢了你，断了联系。我会经常给你写信，也盼望收能收到你的来信，给你寄去孩子的照片。

祝好！

耿和

1月1日2012年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贵州黎庆洪案辩护律师迟夙生昏倒法庭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报道）1月12日上午贵州黎庆洪案继续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因坚持正义，要求发言，朱明勇律师被训戒，迟夙生律师被训戒。迟夙生律师被审判长下令赶出法庭，迟夙生律师大声抗议，大批警察来到迟夙生律师跟前欲强行带迟夙生律师出法庭，迟律师情绪激动昏过去，审判长宣布暂时休庭。

据在场律师说，迟夙生昏倒后法庭并没有立即休庭，在全体律师集体抗议后才被迫休庭救人。期间，找担架的时间用了20分钟。抬担架时，没有一个法警帮助律师把这位全国人大代表抬出大礼堂。救护车已经将迟夙生律师送医院进行输液、输氧，做心电监护等紧急抢救。

该案本网此前已经有相关报道，到昨天1月11日，是开庭的第三天，法庭上谈到发微博的问题，律师认为微博对法庭秩序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法庭纪律都是为了确保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只要不影响辩护职责的履行，只要不是涉密或隐私等案件，律师是可以发微博的。

审理中，杨金柱律师指出了对黎庆洪不间断的长达二十几个小时的违法讯问情况，并且在没有拘留的情况下进行讯问，黎庆洪也指出自己现在的胳膊等还有被刑讯的痕迹，法庭启动了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公诉人做了简单的说明后，迅速拿出三份办案警察的情况说明，自己证明自己审讯程序合法，这三份证据是打印的，打印的内容除签名外，其余一模一样，律师认为这在法律上明显是伪证和串供。

发贴者维权网

贵州黎庆洪案继续庭审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报道）1月13日上午，贵州黎庆洪案涉黑案继续在贵阳小河区法院开庭。由于本案受到多方关注，经过前几日火药味十足的气氛以后，今天庭审现场比较温柔，审判长一制止律师发言问讯，律师马上道歉，然后换个方式，继续按着原来的思路发言提问，这是斗争的结果。

1月11日，审判长来到法庭，问公诉人证据调取情况，因为公诉人提出申请休庭要求调取相关证据，但是公诉人解释说证据繁多，要求将所有被告询问完之后再一起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判长立刻予以采纳，很明显事先早已沟通。

本来，对于已经决定的事情如果擅自更改，应当与辩护律师进行沟通，并充分说明理由，但是审判长如此迅速的丝毫不顾及辩方意见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采纳控方意见，这当然会激起律师们的强烈不满，这就等于中断已经开始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重新又回到法庭调查阶段，律师们自然反对强烈。

1月12日，律师要求发表意见，审判长不予准许，朱明勇、迟夙生等律师开始抗议并陈述理由，审判长给朱明勇、迟夙生律师训诫，迟夙生律师继续进行激烈抗议，审判长下令将迟夙生带出法庭，迟夙生当庭晕倒被送往医院。更加可笑的是，接下来审判长居然用贵州方言主持庭审，律师一抗议，又遭 “口头训诫”。

重新开庭后，陈有西律师对被告黎庆洪发问，他没有拘泥于起诉书罗列的事实顺序，而是打破顺序，直接从黑社会组织罪的构成要素进行发问，黎庆洪立刻被调动起来，回答显得积极主动，尤其是讲到所谓的保护伞问题，更是气愤的难以自制，他谈到因为县里的重点工程村民对于占用土地问题没有处理好，村民几百人阻挡不让工程进行，政府派了几百名警察都无济于事，因为他在村里威望高，县里领导要他做村民的工作，在他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并作出承诺后，村民才撤离，为此当时县里领导对他是褒奖有加，没想到这到成了后来他所谓的黑社会罪证，当时的办案警察对他说，政府几百个警察都搞不定的事情，却被你黎庆洪搞定了，你说你不是黑社会是什么？谈到此，黎庆洪几乎哽咽。

另：迟夙生律师被送医院以后身体逐渐恢复，她表示：我现在除了双手还感觉麻木以外其他都很好。对网友纷纷表示的关心，很多贵阳素不相识的市民的慰问，以及出差到贵阳市火速到医院看望的朋友一并感谢！中国人的百年法治梦想不是一群枉法者所能改变的，我们将前赴后继捍卫法律的尊严，捍卫法律的正确实施。

胡佳被抄家及遭传唤

作者: 毕子默

本台记者在周四淩晨致电胡佳，他表示，周三晚上大约八点，八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上门对其进行抄家，过程大约一个半小时，当时家中只有他和4岁的女儿。警方以其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涉嫌违反监督管理规定为由，抄走了他和妻子的两台电脑，并要求他周四早上到公安局接受国保传唤。

胡佳估计事件与他近期积极声援高智晟律师有关，胡佳近日多次与高智晟的家人联系，还亲自到法院查询高智晟被收监的详情。他说，这次是他自去年六月刑满获释以来，当局对他采取最严肃的一次行动，为免年迈的父母操心，他不敢向他们透露这次被抄家的情况。

胡佳说：

“21：30分的时候，他们八个穿制服的警察离去了。他们主要的目的实际上就是针对电脑而来的，金燕的电脑和我的电脑。他说，‘因胡佳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涉嫌违反监督管理规定’。这是扣押决定书上写的原因。明天九点半，我还得到警局去，由他们国保方面的警察进行传讯。

“自我6月20号出狱以来，不断地在网上围绕著一些个案，包括陈光诚、刘晓波、艾未未，最近我参与得比较深的是高智晟律师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个人判断估计是诱因。

“今天发生的事情，包括我明天要去公安局这样的事情，我是真的不敢跟我父母提一个字，我怕他们担心。曾金燕她现在在成都出差，今天晚上刚接到我电话说有抄家，金燕马上就哭了。她主要想到，八个穿制服的警察在屋里面这样子，肯定会惊吓到胡谦慈。”

37岁的胡佳原名胡嘉，因长期从事关注艾滋病防治工作，及维权活动而受到打压，2007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捕，其后被判刑三年半，于去年6月底刑满出狱后，坚持继续参与社会事务，包括声援陈光诚，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以及探访北京上访村的访民等，因此曾遭国保警告。

胡佳较早前表示﹐其实自他6月出狱后，国保一直在拍摄他的所有活动。

谭敏涛：2011年度中国律师界十大“伤不起”

　　1、律师执业权益屡遭侵犯“伤不起”

　　2、律师遭受政治迫害“伤不起”

　　3、律师人身安全无保障“伤不起”

　　4、多位律师“被失踪”“伤不起”

　　5、刑诉法草案歧视律师“伤不起”

　　6、“小司考”大面积施行，国家司法考试只针对律师“伤不起”

　　7、律师界的直选民主一直无法落地“伤不起”

　　8、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随时面临被抓风险“伤不起”

　　9、律师培训惨遭无端限制“伤不起”

　　10、律师参选人大代表遭受打压“伤不起”

按语：没了律师，还有法律吗?没了法律，还有法治吗?没了法治，还有……吗?那一年，时间定格于2011，中国律师界发生了太多的“伤不起”。太多的“伤不起”映衬的是中国律师界的不堪回首，太多的“伤不起”说明的是中国律师界的不忍回头，太多的“伤不起”反映的是中国律师界的应当雄起。

我本不堪回忆，但却不得不反思，缘何律师界会有这么多的“伤不起”;我本不忍回顾，但却应当厘清，缘何律师界发生了这么多的“伤不起”;我本不想梳理，但却必须追问，缘何律师界的“伤不起”都在试图打压律师?而我们反思、厘清和追问，都是为了希冀和希望于2012——律师界不被伤、不敢伤、不愿伤。由此，便有了这篇2011年度中国律师界的十大“伤不起”。而我们总结律师界的十大“伤不起”，当然是寄望于来年，和以后更长时间里，律师界的这些“伤不起”都会成为旧闻，淹没于时间流逝中，不会再被提起。因为，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法治更加昌明的社会，“伤不起”的中国律师界已经迎来了春天。但愿，我的这个美梦可成真，哪怕只是部分，因为我太过期待，无以等待。

　　1、律师执业权益屡遭侵犯“伤不起”

　　律师团北海辩护，执业权益不被重视，而且屡遭侵犯。限制会见、哑巴会见、侮辱性会见、遭受自称是被害人的家属围攻、辞退律师等等一系列侵犯律师权益的恶性事件不断在北海上演，可以说，北海案集中反映和曝光了律师权益如何被侵犯的内幕，让律师权益惨遭侵犯全面曝光于世人面前，间接影响了刑诉法修改的提速和加码。如此，当选十大“伤不起”首位。而我们寄望于2012，有关部门能加强律师的权益保障，不能再让中国律师的权益保障走向岌岌可危之地。

　　2、律师遭受政治迫害“伤不起”

　　前律师李庄再遭漏罪起诉，重庆迫害律师有增无减，当权力打压律师无所不用其极时律师权益保障更加令人心寒。如果说李庄案第一季还有人不甚理解的话，那么第二季就只剩下愤怒，因为重庆在李庄“应当”入狱服刑的同时还在一边侦查李庄，这样的构陷律师手段让人除了愤怒之外别无他法。由此，全国组建顾问团，陈有西律师点将，斯伟江和杨雪林律师出马，奔赴重庆营救李庄。功夫不负有心人，重庆检方以撤诉为自己赢得了仅存的一点良知——毕竟，良知还未泯灭的重庆有司及有关人员在法律之外还有人性残存。我们寄望于2012，李庄案第三季能掀起新一轮声势，为李庄正名，为律师正像，还法律以公正，还社会以正义。

　　3、律师人身安全无保障“伤不起”

　　2011年，多地的律师被打，律师周泽两次遭有关人员人身威胁。先是2011年1月24日，黑龙江佳旭律师事务所8名律师和实习律师(其中两名女律师怀有身孕)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被法警殴打，导致其中一名怀孕女律师流产;后是3月8日，江西广丰县徐亨柏律师在家门口遭人砍杀十余刀，后被紧急送往上海市抢救，最终保住了生命;接着4月9日，四川罡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波律师在成都遭对方当事人殴打。后是11月25日下午4时，深圳律师廖爱敏被被告方中青宝公司董事长李瑞杰持座椅击中受伤，头部缝了6针，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

　　此外，北京律师周泽两次在微博求助，自己遭受有关人员威胁。一次是2011年9月7日遭受廊坊警察人身威胁，让其别参与记者朱瑞峰的事，否则会用非法律手段对付周泽律师;另一次是2011年12月30日，遭受永同昌短信威胁，要求周泽律师把网络上关于永同昌的全部给我撤下，否则私磕周泽。

　　多起律师被打事件，外加律师遭受人身威胁，集中反映了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人身安全无以自保。一个连律师人身安全都无法自保的国家，还谈何建设法治社会?在任何一起殴打律师和威胁律师的事件中，我们都见到了暴力当道，法律靠边的乖戾，而这，本不应成为一种常态，但却成了一种恶习。律师是为当事人即每一位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侵犯律师的权益即等于侵犯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当律师因为人身安全难以自保而不愿代理案件时，那必将是一个国家走向无法无天的前兆。我们寄望于2012，律师能有起码的人身安全保障，方可切实维护每一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多位律师“被失踪”“伤不起”

　　2011这一年，多位维权律师无端失踪。2011年2月19日晚，北京律师刘晓原接到上海律师李天天朋友的电话，说李天天律师被十几个人强行带走。至此，李天天律师“被失踪”九十余天。

　　2011年四月中旬，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原被失踪六天。

　　2011年4月29日傍晚，北京公益律师李方平失去联系，李方平的家人向海淀区羊坊店派出所报案后迅速获受理。至5月3日下午5：30，李律师失去联系已超过96小时，警方称仍无任何有关李律师的音讯，北京市律协、司法局表示关注。

　　唐吉田律师、江天勇律师、金光鸿律师、刘正清律师、滕彪等律师接连遭遇“被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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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维权律师的“被失踪”，据说，这个国家的法治还在大步向前推进。这是一个维权无门的国度，也是一个被宣传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的国度;这是一个律师都会失踪的国度，也是一个法律至少还起点作用的国度;这是一个连律师都免不了遭受折磨的国度，也是一个国民多在忍受的国度。我们寄望于2012，维权律师的天空可以湛蓝和放晴，不再“被失踪”，享有起码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民主和法治的试金石。

　　5、刑诉法草案歧视律师“伤不起”

　　刑诉法草案8月份公布，其中关于律师伪证罪的处理方法和刑诉法38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引发律师界多数人反对。刑法306条的律师伪证罪即来源于刑诉法38条。多数律师建议，应当取消刑诉法38条，但刑诉法草案却对此未予取消。在众律师和法律学人的齐心努力下，最新的刑诉法草案对于律师伪证罪的处理方法规定了异地侦查和待原案审判完毕后再侦办律师伪证罪的条款。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悬在律师头上的刑法306条依然让诸多律师远离了刑事辩护业务，依然让诸多律师很少代理刑事案件，依然让诸多律师基本不办刑事案件。我们寄望于2012，在刑诉法中取消38条，接着在刑法中取消306条，不再让律师的梦魇在律师伪证罪中打颤。

　　6、“小司考”大面积施行，国家司法考试只针对律师“伤不起”

　　“小司考”于2011年大面积展开，并被媒体集中曝光，施行十年的司法考试制度被权力玩弄，公理、情理和法理何在?公检两家在内部试行另一套考试制度，律师继续从国家司法考试中选拔。十年司考路，十年法治难。施行十年的国家司考走过了十年历程，但十年不到，公检两家却自己开始了一段有别于国家司法考试的“小司考”，这让只要求律师通过司法考试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大打折扣，让法律学人愤懑，让法律学者愤怒，让律师愤慨。“小司考”严重挫伤了律师开展业务的积极性，严重导致律师及整个司法队伍的选人和用人机制陷入混乱，严重挫败了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建立。我们寄望于2012，立马叫停“小司考”，让法官和检察官不能从“小司考”中选拔，让国家的司法考试制度不再被玩弄和调戏。

　　7、律师界的直选民主一直无法落地“伤不起”

　　新一届全国律协领导班子于12月在京产生，是任命还是选举?是内定还是推选?是命令还是公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需要反问，哪怕中国现在还无法在全国施行公选，那么中国律师界难道也无法推行公选吗?如果律师界自己的民主一直都无法施行，还谈何中国的民主成型呢?我们还需追问，经历了深圳律协和北京律协的直选风波后，中国律师界的直选哪一天才能到来?哪一天才能迎来，哪一天才能飘来?我们寄望于2012，能在各省市律协推行律师界的公选，让民主首先在中国律师界生根和发芽。

　　8、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随时面临被抓风险“伤不起”

　　全国各地的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屡禁难止。特别是律师朱明勇代理的河南南阳杨金德案，办案人员致杨金德瘫痪卧床不起，连开庭都是被抬着进入法庭，但南阳公检法联合说谎，硬说那是杨金德自己导致，并非刑讯逼供所致。律师揭露公安刑讯逼供具有很大风险性，当时，不排除南阳公安抓捕朱明勇律师的可能性。之前，重庆打黑时，律师一样暴露了揭露重庆办案机关刑讯逼供，由此才引发“李庄案”。对于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恶习，是由律师举报还是由办案机关自己消解?是由律师曝光还是办案机关刑讯时最好不要落下罪证?是由律师程序性辩护指出还是法院排除非法证据?这是一个本无须回答的问题，但在现今的中国，他却成了问题和难题。我们寄望于2012，中国社会能少一些刑讯逼供，多一些依法办案，到最后，这个国家能彻底杜绝刑讯逼供。

　　9、律师培训惨遭无端限制“伤不起”

　　12月18日，由杨金柱律师出资一手举办的首届刑辩律师培训班遭到有司无端限制，原本的讲课计划无法试行，最后只得以法律大篷车和露天演讲的方式进行。好端端的中国刑辩律师业务培训硬生生被搞成了无酒店住宿、无场地讲演、无按计划施行的“三无”培训。但也正因遭到有司的限制，使得前去的学员们士气更浓，勇气更佳，胆气更大。近百位中国年轻律师一起以游学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法治洗礼”，聆听了几位律师的授课，虽然是在露天和大巴车上，但一样达到了刑辩培训的目的——虽身处逆境，但他们更懂得了中国刑辩律师应予努力的价值和意义;虽身受限制，但他们更懂得了中国刑辩环境应予改善的方向和方法;虽身不由己，但他们更懂得了中国刑辩事业应予迈向的蓝图和未来。我们寄望于2012，中国的刑辩律师能团结起来，中国的刑辩老律师能潜心培养后辈之学，让中国刑辩律师的未来不再落寞和孤单。

　　10、律师参选人大代表遭受打压“伤不起”

　　深圳律师李志勇于今年6月份参选深圳市南山区人大代表，但却屡遭有关人员的谈话和问候。至于是何种谈话和问候，其实，在这个国家，你们懂得。中国的参政和议政到底该以何种方式行进，中国的选举是否只是内定的彩排?中国是要选举还是要革命?李志勇律师在探索，在追问，也在践行。但是，他的步履却走的如此艰难，他的行动却屡被人限制，他的参选却屡被人谈话，我们不禁要问——缘何连知法、懂法和用法的律师参政和议政都如此艰难?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选举?需要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们寄望于2012，中国的选举不再是内定式的游戏，不再是任命式的把戏，不再是玩弄式的儿戏。因为，我们确实“伤不起”。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李向阳给沂水公安局长张大农的公开信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5794.html

恶徒张大农，你身为沂水公安局局长，所行还是痞子把戏，令人不齿。

你一个大局长亲自下驾到崔家峪，指令该镇教委主任武玉利为你暗查我李向阳的住处而行凶，当事情败露后，你居然否认这一事实，这正是小痞子的无赖嘴脸。你虽恶贯满盈，若是敢作敢当也算有点人性吧。

恶徒张大农，你的黑社会勾当败露后，气极败坏穷凶极恶之邪恶本性大暴露，居然打电话让崔家峪初中的张其松告诉我，你已下令停我一年工资，说我李向阳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

以你张大农窃取到手的权力，在当下，你用所掌之权当然能停我工资，但是，你的本职工作没这个权利，奉劝你启动必要的行政程序才行。我李向阳认为，该停发工资的应是那些领空晌的官太太、官小姐、官少爷们，不但停发，还得以贪污罪追缴，以贪污罪重处之。

你张大农说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这是一个法盲在胡说八道。所谓反党罪是文革中没法纪时代的产物，今天的法典中没有。怪不得你张大农如此嘴脸，原来你是文革孑遗下来的恶棍。共产党是什么？是一个民间团体，与几个人组成的小诗社地位相等，只不过共产党人多点，执着政罢了。

要说反社会主义这罪名还算是靠点谱。但是，是谁反社会主义了？是谁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谁反社会主义，是谁以权谋私就是谁反社会主义，是谁说谎言行暴力谁就是反社会主义。这样说来，你张大农真是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我李向阳一心为民，为民维权都义务劳动，没权当然谋不了私，我李向阳更是以说真话，做正义之举为言行准则，凡事依法而做，是维护社会主义的。

你张大农所说的社会主义其内容可能是“特权加贪腐加邪恶”，要说我李向阳反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供认不讳。

你张大农说我去探望盲人律师陈光诚有罪。这说法更是法盲的胡说八道。我们且不论陈光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死刑犯，别人也有去探看的权利，探看是无罪的。

张大农，你当这局长真是给共产党、给政府丢以尽了脸，一个法盲加痞子当沂水县公安局局长，真是天大笑话。

这样说也不对吧，妓女做宣部长的先例都有，在当下，黑社会痞子当公安局长算是人尽其才吧。

沂水流传着这样的话：仇视李向阳的官员，一定是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你张大农听好了，人在做，天在看，你的邪恶行为定遭报应！

写到这里，我李向阳嗅到自己的血的腥味儿了。

朋友们，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向来是我李向阳所倡导的。我曾为你们舍身维权的人们，特别是愿如我一样为正义抗争的人们，我李向阳洒下的热血，就是舍身为正义的召唤。

不愿做猪狗的人们，愿你们如我一样在浴血中新生！！

山东沂水县维权律师李向阳

2012年1月6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改良与革命

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

　　谈革命(2011-12-23 06:09:34)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说民主(2011-12-24 17:30:02)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最后：在这个年末，可以谈论这些，就是最大的新年礼物，和以往的论战不同，这里没有对手。感谢各位争论的朋友，你们都是优秀的。文不对题，望能理解。新年快乐。

　　要自由(2011-12-26 05:32:13)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一些还在阐述键盘民主以及进行书房革命的朋友，我这就顾不上了，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我也希望文化界可以和官方达成共识，各退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韩寒：我的2011年

来源：作者博客

我不希望多成为一些别的什么，而一切和我的工作有关的自由，我会依照宪法，不停的要，躺着，坐着，站着，走着，写着，说着，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无推动，无变革。至于写作，在新年里，我希望我能写的只让我自己更喜闻乐见，不再讨好除了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想写的写，不想写的就一个省略号。

　　2011年早在几天前就过去了。上学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写年度总结，因为那时候的一年一年，除了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以外，总是觉得没有必要对一个向你强行下达任务的人掏心掏肺。我要记得的总是会记得。后来发现记忆真的不是特别靠谱的事情，所以现在我愿意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我很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备忘录的意思就是把事情都记在一本本子上，然后准备忘记。不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在去年，我的赛车成绩还不错，全国锦标赛一共十一场比赛，除了两次赛车故障以外，九次登上了领奖台，并且为上海大众333车队以及涡轮增压赛车获得了第一个全场冠军。今年我也为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获得了第一个年度车手总冠军。上一次获得全国汽车拉力赛的车手年度总冠军是2009年。加上2007年的全国汽车场地赛车手年度冠军，2008年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1600CC组车手年度第一名，我已经收获了四个年度第一。在此感谢我的车队朋友和技师们。1993年，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港京汽车拉力赛，我当时就立志长大以后要进入国家队开赛车。后来，我长大了，也开赛车了，但国家队没了。1993年，我坐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幻想，18年后，我可以不负11岁的自己，还是挺为自己觉得高兴的。其实我并没有要很励志的告诉大家坚持理想，在1993年到2003年期间，我其实完全忘了当年电视机前的我怎么想来着。一直到后来有了条件才下意识开始尝试练车。可能有的时候死死的坚持可能还在一个合适的时候重拾，无论对理想或者对感情都是这样。当然，这完全因人因事而各异，并不那么通用，纯属个人偶遇。我可不是机场电视传道士。

　　在2011年，我的好朋友刘曹东去世了。他去世前是在我拉力赛场上最好的对手，他也是中国最好的拉力车手，在2009年我赢了他，2010年输给了他。一转眼，徐浪也离开我三年多了，他更是当时拉力赛场上的王者。我是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让比赛的胜利少了很多含金量。他们一走，就算如今我又赢，也充满遗憾，好似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和我做其他事一样，也是时无英雄，让竖子成名。既是猴子，又是竖子，我明年是双子座。我特别希望能和东东徐浪一起比一场。当然这话说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复活，我也不愿死去，纯粹表达怀念。

　　有人离去，有人来到。我成为了父亲。除了我特别喜欢我的女儿以外，最重要的是，我的女儿特别的喜欢我，不出意外，她先学会了叫爸爸。有个媒体采访过我，问我关于女儿和儿子的想法。我记得当时大致是这么回答的，我只希望我的女儿高兴，无所谓她能不能获得中国意义上的成功，只要她人品好，我愿意为她创造一切的条件，我愿意为她生造一个世界，让她不用在这个残酷而缺德的社会里受苦。当然，一切都随她的意愿。她如果愿意尝试，哪做什么都可以，我只是她登高冒险的一张防坠网而已。如若未来有变故养女儿困难，给李彦宏开车，替白烨磨墨，帮陈凯歌打灯，我都没问题。当然，我还想要更多小孩，如果有男孩，那就要活该受苦了，他得扎到这个现实里，奋力拼搏，养活自己并尽力改变社会，争取给天下的小女儿们创造更温良的环境。

　　2011年，我自己的文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是从2009年和2010年开始的。那时候我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发自内心的痛恨。我是一个最恨束缚的人，也是一个晚上开车看见路上有一个坑都会报警并守着这个坑的人，天天盼望中国突变成美国或者台湾式的社会。我甚至认为香港或者新加坡都是不完美的，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制度必然带来了巨大的弊端。我从这些批评中获得了很多的赞誉，于是我开始在意于这些赞誉，甚至不自觉的迎合。然而的悲悯都抵不过悲剧的重复。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几乎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我想在任何社会里，这样的批评都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执政者的腐败和贪婪，这个社会官民对立严重。是啊，你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说，咱们真是可怜，你的上司是个屁，他弄砸了这么多事情，还开好车养小蜜。以你的能力，远不应该只获得现在这些，而且凭什么让那个傻逼当你上司，人人都有当上司和换上司的权利，他的那些东西，都应该是你的。这话除了那个上司不爱听，谁都觉得说到他自己心坎里去了。我这么写文章，再加几句俏皮话，大家肯定都觉得我说的特别好，而且凡是不赞同者，皆会被民众说成五毛，是权贵之走狗，民主之敌人。就算想批评我两句，也得先夸一千字，才能委婉提上一两句，否则很容易引起不满被戴上各种帽子，就像我批评的那些人给其他反对者扣帽子一样，所谓左右之间互相从来都没有协商和妥协。当我发现批评我的人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小心翼翼的时候，我自然高兴了一阵子，但后来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知道无论我说的多么对，我必然有地方错了。

　　于是，想了很久，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2011年间早些的一些文章，从写钱云会村长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就开始有所变化。当然，在批评中，如果两者并列，则应先批权贵，因为很简单，权贵捞着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的讨好民众。你说民众多么好多么对多么善良多么高素养，民众应该得到什么什么，民众应该享受什么什么，天赋民众各种权，民众的眼睛不光是雪亮的，而且都是双眼皮⋯⋯这些话其实和当年毛泽东上位之前狂拍群众的马屁并没有什么区别，民众也许只是他获得权力和威信的筹码。在好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认为凡是一党专制的，就要推翻它，必须多党派，必须直选，必须三权分立，必须军队国家化。当时也有朋友和我争辩，说会死人，会混乱，会倒退。当时我的观点是，不一定啊，没试过怎么知道，你那是统治阶级的推辞，再说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不做的极端一点，不激进一点，你怎么铲除顽疾，大乱才能大治，反正到了乱世，我未必不是枭雄。但是逐渐我发现，这种态度和那些独裁者的“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在感情上其实差不多。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

　　所以，我不希望多成为一些别的什么，而一切和我的工作有关的自由，我会依照宪法，不停的要，躺着，坐着，站着，走着，写着，说着，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无推动，无变革。至于写作，在新年里，我希望我能写的只让我自己更喜闻乐见，不再讨好除了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想写的写，不想写的就一个省略号。

最后，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个人感情方面……

秦晖：继承辛亥，反思辛亥

其实辛亥革命是追求共和民主的，但是它流的血，其实并不比并不追求共和的明治维新多，大家知道明治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至于辛亥以后的大量的暴力，其实都是改朝换代中的暴力，这种暴力，与追求革命还是宪政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暴力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而是在中国历史上重复了很多次。因此，真正的反思，就不是所谓要共和还是要立宪的问题，而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摆脱王朝循环的问题。

　　真正的反思，不是所谓要共和还是要立宪，而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摆脱王朝循环的问题。

　　今年（编者注：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所有的华人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关于辛亥，既要继承也要反思。但不管是继承还是反思，有几个史实是必须要搞清楚的。过去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辛亥的历史都是赞扬革命否定立宪，说立宪派太保守。最近以来，尤其是在大陆，兴起了一股相反的说法，说革命很糟糕，立宪才是正途。

　　其实，在辛亥前后，革命与立宪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革命派与立宪派搞得水火不相容，主要是在海外的政治侨民中的现象，包括《民报》与《新民丛报》的争论，政治侨民，无聊的成分比较多。在国内，立宪派和革命派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当时中国真正的界限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英国式的立宪，还是日本式的立宪的界限，这个界限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个界限决定了清王朝和立宪派最终要闹崩，因为清王朝一直是想搞日本式立宪的。当时中国的立宪派，即使是最保守的民间立宪派，追求的也是英国式的立宪，讲得简单一点就是，皇权必须废除，当然，一个傀儡皇帝像英国女王那样，还可以有。对革命党来讲，保留一个傀儡女王，和民主没有什么区别。当时汪精卫就说，英国制度不是君主制而是民主制。因此我讲英国式立宪还是日本式立宪，这才是辛亥前后中国面临的真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革命就难免要发生。

　　第二，其实革命与否的界限也很模糊，立宪派虽然主张民主立宪，但前提是君主要放弃皇权，如果不放弃，当时的立宪派也没有排除要采取激进手段，但是他们讲的激进手段，只是体制的革命，不是种族的革命。革命派与他们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革命，而是排满不排满。用当时立宪派的话来讲，他们的区别在于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而当时革命派的说法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所谓的排满论和政治革命论的区别。这两派都要搞政治上的变革，这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第三，和平与暴力的界限其实也是很模糊的，但是秦制与宪政的对立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都认为立宪派是主张和平的，这种看法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立宪派的老祖宗康、梁，从戊戌开始，就没有放弃暴力的倾向，大家知道，一开始就有戊戌兵变的密谋，后来有自立军起义，可以说，武装勤王，暴力维新，从来是立宪派没有放弃的选择。因此，立宪派并不是甘地主义者。

　　这里我还要讲，体制上变革得深刻与否，与这种变革的暴力与否，也是两回事，辛亥革命虽然名为革命，但是实际上流的血，比所谓的很多改良，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少得多。当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发生内战，那是另外一回事。辛亥革命本身是没有流什么血的，因此所谓和平与暴力的界限其实也是很模糊的。

　　我刚才讲了，在辛亥以后，很多人说革命派激进，但实际上，当时的立宪派追求的英国式立宪，其实也很激进。现在有一些比较彻底的保守主义的朋友，认为连立宪派都很糟糕，甚至有一种舆论，说是“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孙黄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张（李鸿章、张之洞），光绪不如慈禧太后”，如果这种言论到极致，我觉得就比较成问题了。所有的这些言论有一个前提：如果不搞革命，我大清就可以保得住。

　　但是大家看看历史，在没有革命也没有立宪的时代，中国多少王朝已经崩溃了！而且太平天国以后的清朝，就和黄巾以后的东汉，黄巢以后的唐朝一样，已经不是亡不亡的问题，而是亡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亡了以后，中国是能够通过共和制度避免那种治乱循环，避免流血成河的局面，还是再重复一次改朝换代、流血成河，辛亥革命很遗憾地并没有开创一条使中国通过宪政民主摆脱王朝循环的道路。

　　我们可以讲，辛亥以后从1911年到1949年，甚至广义地讲，从1851年太平天国一直到1949年，其实是重演了历史上的一次王朝循环，辛亥革命的任务本来是应该打断这个王朝循环，但是可惜，它并没有做到。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是辛亥革命才造成了这个王朝循环，我们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是因此去骂辛亥革命，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这是第二。

　　第三，为什么中国会有王朝循环呢，这和为什么中国有辛亥革命是同一个问题，因为王朝循环和辛亥革命虽然诉求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中国人并没有某一个王朝是特别神圣的观念，这一点和很多封建制的国家不一样，很多欧洲国家，它的王朝、统治者可以不断地换，但是王统一直没有中断，像英国，就没有真正的改朝换代，英国今天的伊丽莎白女王，它的王统一直可以上溯到相当于中国宋朝时期的诺曼征服时代，一直没有变。包括日本也是这样的，虽然所谓天皇“万世一系”的说法有点夸大，但是日本人在传统时代就没有改朝换代的例子，在近代变革中，它也比较容易在一个王朝下面实现宪政。

　　可是中国，大家不要讲中国是一个具有忠君传统的国家，其实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真正的传统就是害怕权力，谁有权谁就是老大，谁没了权，大家就墙倒众人推。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让皇帝当虚君，我觉得是极其困难的。清朝是一个满族王朝，他不愿意放弃权力，即便它是一个汉族皇朝，他就愿意当虚君吗？中国汉族皇帝当虚君的下场如何，大家都是知道的。辛亥革命最后导致另外一场改朝换代的变化，其实背后是有它很深的原因的。这个原因和革命是不是激进，没有太大关系。

　　这里我要讲，我们现在要讲革命，所谓革命究竟何所指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汉语中所谓的革命，说白了就是改朝换代，《尚书》中讲的革命，“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个革命和我们今天讲的政治上的变革是不一样的。西学中讲的革命，就是revolution，它的初始含义就是“翻转过来”，转一个180度就是revolution。理科的同学都知道，revolution有一个词义是转数，每秒钟3000转，就是每秒钟发生了3000次革命。我们现在讲的革命其实主要是一种体制上的转换，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体制上的转换和转换形式的暴烈与否，其实是两个概念，深刻的转换不一定暴烈，而暴烈的转换也不一定深刻。

　　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辛亥的反思，实际上是因为辛亥最后导致了中国从整个民国时代一直是暴力革命不断，但是暴力革命不断，和所谓的要共和没有搞君主立宪，可能并不是一回事。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辛亥革命是追求共和民主的，但是它流的血，其实并不比并不追求共和的明治维新多，大家知道明治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至于辛亥以后的大量的暴力，其实都是改朝换代中的暴力，这种暴力，与追求革命还是宪政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暴力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而是在中国历史上重复了很多次。因此，真正的反思，就不是所谓要共和还是要立宪的问题，而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摆脱王朝循环的问题。

　　这个问题，说起来有很多原因，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这个废除秦制的革命（不管这种废除，是以英国式的宪政还是以共和民主，如前所述，其实当时的中国的革命与立宪两派，都认为其中的区别并不大），其实和我们后来讲的所谓国民性的激烈改造并没有多大关系，辛亥革命其实就是一个例子。不满专制、向往自由，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也必然体现在中国的国民心中，中国的国民中历来对专制有深刻的不满，这种不满，当时不仅在革命派中有，甚至在最保守的人中，如清廷首任驻美国公使陈兰彬之流，其实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只不过嘴上不愿意这样说。而他不愿意这样说，主要是因为涉及他的既得利益，和他的思想并没有太大关系，中国的很多变革难以实现，都是因为既得利益难以打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到底有多么顽固。

　　但是，过去我们不是这样想的，很多人在政治变革或者说体制变革碰到一点挫折后，他们立刻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国民性不行，要开展一场针对国民性的文化改造。这种想法不是从辛亥也不是从五四开始的，实际上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就开始了。那时康梁等人就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梁启超的“新民”说，指的就是这个事。他说，戊戌变法不怪我们维新派谋略不好，而是怪中国的老百姓不行。然后就不断出现这种所谓的“文化革命”。我们知道，早在戊戌以前，中国已经有了两次相反的“文化革命”了，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要用基督教推翻儒教；后来又有一场相反的，那就是耿直的义和团，要用中国传统的怪力乱神来推翻基督教，虽然方向相反，但是造成的后果，都是非常不好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呢？大家知道，到了戊戌变法以后，中国引进的新观念，就自由和民主而言，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我们引进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明治维新的影响，引进了一种日本式的自由；而我们引进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俄罗斯的影响，引进了一种俄罗斯式的民主。这种日本式的自由和俄罗斯式的民主都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把矛头主要针对民间的小共同体，简单来说，就是家族、种族、军阀啊等等，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就在观念上造成反儒不反法，形成西、儒对立，法家坐大，导致秦制借机返魂，乃至变本加厉的局面，无论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最后都扫荡一尽，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来源:南方周末

驳李泽厚论辛亥革命！

（民主中国首发）

赵常青

李泽厚先生生于1930年，今年已经82岁了，在此情况下，下笔写这篇短文之前，先从生命伦理的角度讲，祝老先生身体健康，安度晚年。

曾经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李泽厚先生在我的心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88年秋我刚进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于无意中在宿舍楼下垃圾筐中看到一本被雨水浸泡得皱皱巴巴的书——《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作者：李泽厚，出于对书的爱好，我将之捡起并做了阅读，结果我发现这是一本非常合我胃口的书，李关于“启蒙与救亡”的观点，他对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鲁迅等人的思想分析都让我受益匪浅，随后我又先后阅读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以及《美的历程》，对于他的“心理积淀”说、“美即和谐”说、“主体性实践哲学”、“实践美学”理论颇有涉猎。但他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西体中用”理论，李虽然不是“全盘西化”派，但他的“西体中用论”对中国近代以张之洞为代表“中体西用论”者是一次成功的思想颠覆。对民主自由等现代化的思想追求使得我不自觉的发展成为李的“fans”。记得有一次在政教系和大学团委举办的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周日文化辩论会上，我以自己的理论雄辩极为成功的压倒包括几个青年老师在内的公开辩论，使得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在辩论会结束后对我说：“你应该考李泽厚或者刘再复的研究生。”六四屠杀后，我得以侥幸从秦城回母校读书，我一头扎进哲学王国中，当西方哲学史从米利都学派研读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时，我发现康之三大“批判”著作极为晦涩难读，简直读不下去，无奈又开始寻找有关康德哲学的二手读物，结果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帮了我很多忙，使我对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不仅有了自己的认知，而且使我对头顶之“浩瀚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也有了同样的敬畏。与此同时，康德的“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由”理论也成为我后来从事一些社会政治活动的哲学基础。从青年时代的思想启蒙和理论训练角度讲，我是应该向李泽厚先生表示应有的谢意和敬意的。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去看望老人家。

但是，对唯物主义、集体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反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却使我开始渐渐疏离对李的迷恋，尤其是刘晓波的出现使李泽厚在我心中的偶像地位开始彻底坍塌。

对于刘晓波，坦率地讲，大学一年级时我并没有接触到他的思想，只是在学潮中才具体了解刘晓波的“文坛黑马”身份。在大二开始哲学研读时，我也想办法找来了他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以及《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虽然我非常反感“300年殖民地”理论，但我对他在《选择的批判》一书中所表述的对理性、对集体主义、对“美即和谐”理论、对阿波罗（太阳神）精神的否定和批判，对感性、对个性、对悲剧审美、对自由选择、对“美即冲突”、对狄奥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精神的渴望和赞美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共鸣，把刘晓波读完再回头来看李泽厚，已经渐行渐远、模糊不清，我所购买的有关李泽厚的书籍只好被摆到书架上最为偏僻的角落。

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合作推出“告别革命”的对话录，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并未读到原著，只是道听途说只言片语，但当时揣摩他们也许想回国，是对执政当局的一个政治表态，虽然很有些不以为然，但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但是，当时间进展到2011年的时候，李泽厚——这位曾经成为一代青年启蒙导师的精神领袖竟然在“告别革命”的基础上再次发出了“告别辛亥革命”的怪论，认为他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这不仅是对辛亥革命伟大历史意义的低估，而且会对正在发生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产生错误的舆论引导，因此，李泽厚，纵然曾经泰山北斗，也必须接受我的批评。

中华民族自夏王朝统治体系的建立开始，就开创了一套“目中无人”的社会管理制度，无论是夏商周还是自秦代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都从来没有人民的主体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把自己看作天子下凡，代表天帝管理人间，“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而在专制皇权的淫威下，以孔夫子、董仲舒等人为代表的主流知识混蛋更是投其所好，书写大量以“君君臣臣”、“三纲五常”（核心是“君为臣纲”）为核心思想的普及读物，对“天地君亲师”的烧香、敬拜、下跪磕头成为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日常生活，“儒表法里”的狼狈为奸极大地奴化和伤害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思维，它不仅使皇族世袭“家天下”局面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使得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每一次“人民起义”都习惯性地异化为“改朝换代”，“治乱盛哀”的“周期性”定律象无法去除的大魔咒一样在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中不断轮回，以至于在英美革命百余年后，炎黄儿女还依然生活在“我大清”“皇阿玛”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国家依然是帝王的国家，政府依然是居高临下的统治衙门，庶民，只需要耕读传家、交纳“皇粮国库”就行了，至于自由、平等、人权思想是想也不敢想、想也想不来的，“皇阿玛”们依然陶醉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

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统治者才发现列强已经将自己的经济扩张乃至于领土扩张推进到帝国门前——经过若干次“十全武功”与“坚船利炮”的战争较量，皇阿玛们所能做的除了割地，就是赔款，而且每次因战争失败所产生的损失和负担都毫无例外的转移到广大人民身上，国贼那拉氏甚至堆满微笑讨好列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正是在此悲摧不已的时代大背景下，才有了孙中山等人发起的辛亥革命。

孙中山一开始并不是革命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孙与早期改良者一样，曾上书李鸿章希求通过改革建立“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敞其流”的理想社会，但遭到李大人的冷遇。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康梁维新遭到腰斩，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屠杀于血泊之中时，孙中山等人才毅然放弃“改良”幻想，奋然执起“革命大旗”——辛亥革命终于渐次拉开了序幕。

但与以往王朝末期的“民变”完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是一个完全吸纳了近代人类文明成果的人，他不但为革命立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民族主义目标，而且立定了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建国目标。尤其是“建立民国”的设想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华帝国几千年来专制主义家天下的惯性思维，也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王朝末期“改朝换代”的民变逻辑，向来被帝王贵胄视为草芥的“小民”、“庶民”只有到了孙中山这里才从制度设计上被推上了“国家主人”的地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中华民国的成立，不仅宣告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光荣诞生，而且光荣宣告以剥压人民为己任的专制主义“王”国历史和“帝”国历史的结束，尤其是带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在《约法》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宣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与此同时，《临时约法》还根据“天赋人权”论的原则具体规定了人民应该享有的多项重要权利，包括 “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居住迁徙之自由”、“信教之自由”等等。此外，《临时约法》还基本规定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原则，立法权归参议院，法院审判具有独立性，参议院、临时大总统之间能够相互制约。尽管《临时约法》的出台具有仓促性，还有待于完善，但它既是中华民族前进史程上的第一部民主宪章，也是一部伟大的人权宪章，它以最高约法的形式肯定了“天赋人权”思想和“人民主权”思想，“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法则的规定彻底颠覆了帝国时代的等级秩序，民主选举和分权原则的确立不仅宣布了政府的权力来源是基于人民的授权，而且有效防范了国家权力的世袭和独裁，而关键人权的国家保障则使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看到了自己的神圣和尊严。

普罗泰各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说“人是目的”，都从哲学高度规定了人的最高属性，但要实现“人是目的”（而不是“螺丝钉”）的最高属性，就必须建立起保障这一属性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人类的经验历史证明，唯有高扬民主大旗和人权大旗的民主宪政国家才能够有效完成“人是目的”的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华民国的成立、《临时约法》的诞生在中华民族史程上具有洗刷山河、整顿乾坤的意义，它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程上的第一次人权解放运动，从此，赤裸裸的等级秩序和皇权统治如落花流水，不复人心；从此，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理念成为百余年来先进中国人的最高政治诉求！

当然，客观的说，辛亥革命及其成果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其最典型表现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过于脆弱导致袁世凯的上台。袁死后，军阀林立，中国进入一个擂台比武、群雄逐鹿的混战时期，最后，中华民国政权被赶出大陆，客居孤岛，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首都北京到辽阔边疆的成功统治。

但不能因为曾经出现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和国共相煎，就要完全否定“革命”，就要“告别辛亥革命”，这完全是打错了板子。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民国政权没有守住自己的果实就认为辛亥革命本身都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满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卖国“维稳”早已失去了一个政权存在的正当目的，在其施加的无限剥压面前，人民革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也因此，辛亥革命具有不容辩驳的历史正义性！更何况由这次革命产生的政权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己任的民主政权。这个新生民主政权被颠覆的最根本原因是专制主义历史太长，是民主人权普及不到位，是“救亡压倒启蒙”的结果，而不是辛亥革命本身的必然逻辑结果。美国独立战争也可能失败，但我们不能因为独立战争可能失败，就谴责列克星敦的“枪声”。

更为可笑的是，李泽厚认为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改良一定会通过“皇阿玛”乃至“老佛爷”的驱动来完成。甚至李泽厚十分夸张的将改良的希望寄托在窃国女贼那拉氏身上，李在马国川先生对他的采访中不无惆怅的说道：“遗憾的是在1908年，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慈禧有权谋……如果慈禧活着，即使发生辛亥革命，很快就会被慈禧压下去的”。在李泽厚看来，那拉氏手上沾满了改良派谭嗣同们的鲜血还不够，如果活着，还应该把孙中山、黄兴等人拉到菜市口砍头——这叫什么逻辑，真是“越老越糊涂”！

但问题在于李泽厚巴望女贼的想法是他相信那拉氏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并认为自己有“充分根据”，但问题真是那样吗？历史的真相是早在1840年代就有魏源、林则徐等人呼吁改革。当“有权谋”的那拉氏通过宫廷政变垂帘听政后，早期改良派如王韬、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郭崇焘、徐继畲等人都先后呼吁过包括“设议院、开国会”在内的改良主张，但窃国女贼采纳了吗？改良了吗？中日甲午战争，小日本打败天朝大国，举国震惊，才有声势浩大的康梁维新运动，此时，女贼已操纵大位三十多年，但一旦改良涉及到她的权力和地位问题，改革派便被推上断头台，在此情况下，凭什么说女贼那拉氏如果1908年不死，如果再活十年，杀掉孙中山、黄兴等革命人士后就能搞什么“开明专制”、推行君主立宪、甚至倡导民主、自由、人权呢？这不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是什么？！真是糊涂到了极点！

当然，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讲，作为“一家之言”，李泽厚是可以如此放言胡说的。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学界“长老”，他对辛亥革命正义性的否定，对辛亥革命伟大成果的视而不见，对辛亥革命局限性的无限夸大，对窃国女贼那拉氏的改革幻想都是一种完全的不负责任，因此，我们应该“告别”的不是“辛亥革命”，我们应该“告别”的是“李泽厚”——至于李泽厚本人，还是放牛桃林、归马华阳，静悄悄的享受落日的余晖吧。

赵常青

2012-1-8于北京西湖新村

萧瀚：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节选）

三．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革的关系

　　从马克思本义来看社会革命，那么政治革命从属于社会革命，但前文已经论证过社会革命这个概念是个伪概念，是个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若以阿伦特对革命的限定而论，社会革命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它同时也给千千万万人制造苦难与奴役，是阿伦特意义上革命的反动，是典型的伪革命。

　　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革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不仅是逻辑关联，也是具体社会现象的事实关联。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政府是作为制度代表者的一个中介，在人与政府的关系中，社会也是一个中介。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人也是一个中介。

　　如果将存在一定疆域的具有封闭性的区域性生活视为一种权力场域，那么可以发现个体、社会、政府存在着这样一种权力关系：个体的选择成就个体生活，个体的联合造就社会，人的联合成就社会，政府维护两者。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政府保护人民的自由，政府保护个体的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社会通过制约政府保护个体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体通过联合的社会制约政府，保证其保障人权的职能。由于政府拥有合法的暴力和各种经济能力，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对权力的限制程度取决于保障人权的强度与保障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必要性。因此，通常而言，政府权力的大小与人权保障程度、社会利益保障程度需要某种动态均衡，既非成反比（虽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是成反比），更不可能成正比。而限权的方式，经过人类数千年的试错，已经基本上形成代议制立法、责任制行政、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内部制衡模式，以及社会通过选举、言论自由、保留反抗暴政天赋权利等形成外部制衡的双重制约机制。

　　一个成功的政治革命，通过建立自由民主宪政共和的政体（即上述内部与外部双重制衡机制）来实现“唯一且向来的理由是自由”这一革命目的。唯有有了这样的制度革命结果，人权得以保障之后，社会改良才可能通过具体的个体努力和社会的共同奋斗，点滴、零星、间歇地实现。相反，若无法建立上述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宪政共和政体，那么由于被奴役的人民无法自由联合成一个有力量有作为的社会，那么社会改良也就不可能。

　　清醒的政治革命者从来不会以为一个好制度建立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在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上，华盛顿认为这部宪法能维持20年就不错了，而富兰克林则更是悲观地认为最后还是会以专制收场。因为任何好制度都需要人去操作，美国迄今还在使用这部宪法，而且这部宪法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部好宪法好制度，还因为美国人民为这部宪法的实施作出了具体的看似琐碎却至关重要的贡献。制度并不直接创造美好，它只是保护并鼓励人们去创造美好，当好制度懈怠时，它也会妨碍人们创造美好。因此，好制度鼓励和保护人们进行社会改良，但它并不会直接进行社会改良——如果用权力进行直接改造，还可能带来恶果。因此，它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无论什么情况下，人本身的行为几乎都是最重要的。

　　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等这些美国国父们之所以会有这样悲观的想法，是因为他们谨慎，因为他们深知，好制度并不直接创造自由，好制度只能保护自由，自由也并不直接等于美好和幸福，并不代表就是创造与愛，在自由与一切美好之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自由的基础性价值在于，它赋予你对美德和恶德的自由选择权。因此，自由未必产生美好与幸福，但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美好与幸福。一个性质相同，结果相反的例子是，即使是经历了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国家，各自建立极权政治之后的人民生活虽然存在某种普遍性，但也有很大差异。例如，匮乏是几乎所有共产极权国家的共同特征，但人权被侵害、私生活被侵入的程度却因国而异。在朝鲜与中国行之有效的那些极权政策，在古巴就会大打折扣——一个那么热愛舞蹈的民族，灵魂本身的自由度是那些日常生活如墓碑一般死气沉沉的民族不能比的。可以说，这依然体现了类似的制度下，人本身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也有很大差异。

　　哈耶克因为极权主义的狂妄、愚昧与灾难而反对一切建构主义的社会革命，这反对并且包括了政治革命，他认为人类一切相对美好的制度与社会都是自生自发的自由扩展秩序。但哈耶克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我认识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分野之前，我曾长期服膺于哈耶克这一观点，而历史事实表明，哈耶克这一观点不符合历史，甚至与其推崇美国也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哈耶克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一切革命都是错误的——而历史上许多革命都是成功的这一基本事实就否定了他的判断。哈耶克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不同特性，并且以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论证自由未必对每一个人都是正面价值（尤其是政治自由）——但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吃人肉也只是个口味问题。哈耶克忽视了阿伦特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在极权主义之下，个体确实很难有作为——这意味着热愛自由者未必能为自己的自由做什么，因此，失去自由甚至并没有为自由而奋斗并不意味着人们不愛自由——而这正是阿伦特的非凡洞见。再者，在长期奴役的国家里，绝大多数人对自由的向往甚至需要一个觉醒和熟悉过程，至少对于享受过自由乐趣的人们而言，要让他们重新回到受奴役状态绝对是极难忍受的。如果哈耶克将服从奴役视为自由的一种，那么他也就瓦解了自己的理论——因为奴役制下，他所倡导的社会改良是不可能的。

　　结语：什么是中国的问题

　　大陆中国人一大可悲，是62年来，普及教育才刚刚开始，国人就接受了一套全面洗脑的所谓教育，这套洗脑教育中存在着大量严重错误的价值观以及思维剧毒。

　　革命话语是洗脑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数代人都被这套剧毒物所毒害——包括我自己。今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与极为重要的革命话语混乱相关的是思维的严重混乱，这种思维混乱一方面来源于刻意的愚民教育和愚化宣传，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人们自己缺乏思考习惯，以及思考能力。

　　就革命话语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基本取向是否定革命（思想界最初否定革命，是对官方革命话语体系的一种反动，但这种出于逆反心理的反动并没有经过理论的深刻检验，一股脑儿囫囵吐枣式就全扔了，而其实89之后官方自己就已经讨厌革命话语了，因为他们深知那会是他们的坟墓），包括影响极大的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以及最近李泽厚先生再度用轻蔑甚至轻佻的口吻谈论辛亥革命。轻易否定革命者都对革命这个基本概念没有下过真正的功夫，他们既没有能力区分政府与社会，随之也没有能力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包括李泽厚先生在内，这些政治学、法学（尤其是公法学）的外行知名人物，仅仅通过想象而不是建立在深入求知基础上的思考，就轻易地对革命问题发表意见，我甚至敢断定，他们连人民有反抗暴政的天赋权利都是不敢承认的——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无法否定政治革命是任何一个奴役制度下人民的正当权利。告别革命，是一种奴性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质而言，与动辄倡导社会革命的极权话语两极相通。

　　无数成功与失败的案例都表明，政治革命要彻底，社会改良要耐心，政治革命的彻底成果要全心全意地维护与巩固，而社会改良要谨慎、节制、渐进。智慧的革命家如美国国父们严守自己的界限，不越雷池，让真正的选择归于人民自己；愚昧的革命家则热衷于当救世主，妄图用权力实现一夕成就天堂的社会革命美事，而对于政治革命却不下功夫，潦草对待，维护不力，甚至破坏有方。（可参考拙作《辛亥成败百年回眸》对孙中山后期的分析和评价http://xiaohan.blog.caixin.cn/archives/25427）

　　我在《简议改良与革命》一文中说：

　　“从奴役走向自由是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是革命，从集权走向分权是革命，从伪共和走向真共和是革命，从极权走向宪政是革命，从统治走向自治是革命，从臣民走向公民是革命，从人治走向法治是革命。被称为转型时代的当代中国，这个时代就是革命的时代。对于自由而言，革命已无法拒绝。”

　　这段话所指的革命，是以制度变革为目标的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当代中国需要政治革命、制度革命，它是社会改良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至于“社会革命”——这个伪革命话语体系中的虚假概念、伪概念早应该扔进垃圾桶了。

　　2011年10月22日於追遠堂

金劲博：回韩寒的最后一个“底线”

当记者问韩寒你的底线是什么时，韩寒回答的最后一个“底线”：是中共要有一个对自我腐败更好的监察机制。

中共有公、检、法加上纪委不够用，便成立反贪局，还觉不够又成立预防腐败局，结果是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越来越多，其程度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个“底线”有指望吗？！

曾今的中国县令亲自办案、审案、抓捕嫌疑犯，公检法全包了，尽然能出包青天这样的人物。

李钟琴：三篇文章看完才看清韩寒

韩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实反映了韩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认为这是由于韩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这代表着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堕落。毕竟，韩寒的名言曾让我视作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愿韩寒能够遵守自己的这句名言。

　　一

　　2011年岁末，韩寒以《谈革命》、《说民主》两篇博文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韩寒被收买了，变成犬儒了，彻底堕落了，网上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对于韩寒的两篇博文，我也有不同观点，但一直没形成文字。因为，我感觉韩寒这个系列文章起码是个“三部曲”，应该还要写篇《论自由》。

　　果然，今天在韩寒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是题目不是《论自由》，而是《要自由》。

　　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看，其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二

　　韩寒反对革命理由，是因为他认定和平演变式的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中国发生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的破坏性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令人担忧。那么，韩寒凭什么说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呢?韩寒的论据是：“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原来如此!韩寒反对革命的理由，源于对中国人素质的极端绝望。他的各种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劣等民族如果革命必然是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革命的果实必然被心狠手辣者窃取;低素质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如果实行民主，也必然是多数人的暴政。

　　这些论点其实并不新鲜。关于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发生过，最后还是革命取代了改良。在内忧外患频仍的清末，一开始谁都不愿流血革命，谁都希望渐进式的改良，谁都知道这样代价最小。最坚定的革命派孙中山最初也是个改良派，他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在吃了闭门羹后才立志推翻清朝的。

　　然而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专制体制之所以具有刚性和隋性，是因为这种体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官为本。掌权者充分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又怎么会有革掉自己权力的动力?再说了，独裁者必然作恶多端，作恶越多，越需要紧握权杖来保护自己。历史和现实中虽然也有独裁者主动还权于民的特例，但更多的例子是紧握大权到最后一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不用列举了吧?

　　三

　　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其实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革命或民主的目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正义的阳光普照，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所以，韩寒的第三篇博文主旨是“要自由”。韩寒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要自由)了。”

　　革命，是逼迫独裁者交出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民主，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权、舆论监督权等等来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又如何能得到你渴望的自由呢?须知，讨价还价，是要以双方实力相差不多为基础的。一方独大，你凭什么与人家讨价还价?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下令镇压，武汉革命军苦守弹丸之地，除了誓死抵抗，并没有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直到十八省陆续宣布反清或独立，清政府在袁世凯的要胁下，才不得不与南方谈判，才不得不宣布退位。我们都知道，在戊戌变法之前，大家就寄望于清政府改良，改了二十多年，只不过是在这也绝不那也绝不的前提下弄出个皇族内阁来愚弄国人。事实证明，统治者往往只听得懂枪声，而听不见乞求。

　　与虎谋皮可以，前提是你有了把老虎打死的能力。

　　四

　　说到民主，韩寒又唱起了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老调。

　　这里，韩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论。试问韩寒：您是中国人吗?如果您是中国人中的一员，那么您的素质是高还是低?如果您认为自己素质高而别的中国人素质低，那么您应该特别说明：中国人并不包括我韩寒;或者应该特别说明：除韩寒之外的中国人素质低。如果您与普通中国人一样素质低，那么您也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那么，您凭什么“要自由”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所谓国民素质低，不是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而恰恰是不民主的结果。如果说人民的素质低就不能有民主，那么不民主将导致人民的素质更低。难道指望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吗?

　　五

　　韩寒想要的自由并不过分，甚至有些卑微——“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看完他的第三篇文章，我不禁哑然失笑。韩寒其实并没有“堕落”，但也没有成熟。他的乞求有些幼稚，有些搞笑。

　　韩寒写道：“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我忽然想起了被西门庆差点踹死的武大郎。武大伤重卧床，对潘金莲道：“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

　　瞧瞧，武大郎在向潘金莲承诺“不清算，向前看”时，尚且知道抬出武松。如果没有武松的武力作后盾，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武大郎有资格向潘金莲、西门庆承诺“不清算，向前看”吗?

　　而韩寒先否定武松，即而开始乞求，居然又以胜利者的姿态作出了宽容大度的承诺，却不知这乞求是何等的卑微无力，这承诺又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六

　　最可笑的，是韩寒捣起了“党即人民”、“人民就是体制”的浆糊。

　　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乍看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这就如同将政府、国家、祖国混为一谈一样，很容易混淆视听。

　　且不说八千万党员和三亿党员亲属是否能代表十几亿中国人，即使是全民皆党，人民与党也不能混为一谈。

　　其实，从来就没有哪个党员认为自己代表党、自己就是党。中国人都有自谦的传统，只有在吹捧别人时才谀词如潮。如果哪个人时时处处吹捧自己“伟大光荣正确”，高呼自己“万岁”，不被人视为精神病才怪。文革之时，全国人民都胸戴毛像章、手挥毛语录、高呼毛万岁，唯独毛自己不戴自己的像章、不举自己的语录、不喊自己万岁。大概毛也知道，肉麻地自吹自擂是可耻的。而党员可以毫不脸红地赞颂党，说明大家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就是党，所以也歌颂起来就不以为耻。韩寒却说党“就是人民本身”，恐怕认可的人不多吧?

　　不用说人民不能代表党，就连党的总书记，也代表不了党。那么，党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党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躯壳。谁能掌握这个工具，谁能操控这个躯壳，谁就能代表党。而普通党员，什么都不是!

　　如果把体制比作一条大船，那么入党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挤进体制的船票。有了船票的乘客，不见得就能代表这条大船，不见得能够左右大船的航向。掌握航向的是船长以及掌控关键部位的少数人。如果大船偏离了航向，或撞到了冰山，那么，乘客也是受害者，对事故或沉船是没有责任的。而韩寒的逻辑是，既然人人有船票、人人在船上，那么人人都是船本身，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船出了事故，乘客都有责任。这不是捣浆糊是什么?当你认为“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的时候，胡作非为的船长们正在偷着乐呢!

　　七

　　当然，韩寒的文章绝非一无是处。我也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改良实现人的自由。我更认同韩寒所说的“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但是，我并不一味地反对革命，也并不痴心寄希望于改良。如果改良能够进行，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革命。革命从来都是逼出来的。所以，当人们开始谈论革命的时候，往往是改良无望之时。时机不到，早来也会夭折;时机成熟，该来的总会到来!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韩寒大概把知识分子定位为“文人”了，他说：“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这番高论，更是莫名其妙!“文人”既然有自己的正义，当然要有自己的立场。既不能做依附强权的墙头草，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做“反向墙头草”，“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难道眼看卡扎菲不行了，就必须转头倒向卡扎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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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革命是权利，民主是协商，自由是审美

　　对于一个缺乏常识的族群来说，首先需要说清楚的，还不是将来应该如何如何，而是经常被众口汹涌的那些观念，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涵义。比如说，革命，民主，自由。

　　过去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后来又有说，要告别革命了。前者的意思是革命被诉诸暴力，乃是天经地义;即便血流成河，也不要大惊小怪。后者的意思则在于告诫人们，以后的中国不能再革命了。不管以往革命曾经造成什么样的历史后果，但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倒并不是说，革命是某种不可避免的天意，恰恰相反，革命通常都是因为人祸所致的不得已而为之。

　　与人权是天赋的稍有不同，革命并非天赐。革命通常是因为权力的专制、专制造成的无休无止的镇压而导致的民众权利。换句话说，革命是专制以及类似于专制的强行压迫造成的一种属于被压迫者或者说弱势群体的权利。这就好比说，当一伙强盗持枪威逼之际，全家人都天然具有保卫自己生命和财产的权利一样。当一个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没有公平的竞争、没有正义的保障、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国家的民众无疑就具有了奋起革命的权利。相反，倘若民众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通过诉诸舆论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革命的可能性就会自然消失，而革命的权利也自然消解了。在一个可以用法律或舆论解决问题的国家里，即便民众拥有持枪的权利，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革命。相反，在一个民众除了革命无法求诸其它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国家里，即便民众被剥夺了持枪的权利，也照样可能发生革命。

　　历史上的革命带给人类、带给诸多民族的结果，并非都是负面的。也即是说，民众将革命的权利付诸实施时，结果并非全都指向权力的专横。美国革命为美国的民主，奠定了历史的地基。法国革命虽然过于暴力，但革命本身的历史影响，却是造就了欧洲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趋势。即便是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为几千年专制王朝所苦的中国民众之于革命权利的一次精彩实践。没有武昌起义，袁世凯哪能那么轻而易举地使清室和平逊位?

　　由此可见，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作为民众权利的历史合理性，有没有消失。也即是说作为造就革命权利的专制政体，要不要改变，能不能改变，会不会改变。

　　革命的结果，有可能带来民主，如美国历史所兑现的那样;也有可能带来比被革命推翻的王朝更残暴的专制，如十月革命所证明的那样。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都不能剥夺在一个专制政体底下的民众拥有革命的权利。这就好比无论某个政党在历史上曾经如何暴虐如何专制，都不能排除该政党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能;否则，台湾的国民党转入民主政治的历史，就无法成立。剥夺专制底下的民众的革命权利，与否认曾经专制的政党走向民主的权利，同样都是改头换面的专制思维。

　　与革命是权利相对应的乃是，民主是协商。现代民主源自商业文明的发达，并非偶然。因为民主政治与商业文明，天然同构。在商业文明之中，交换双方，亦即买方卖方，不管彼此交易做得如何，双方的地位是绝对平等的。彼此没有尊卑贵贱，一如买卖不可能以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进行。因为那样的方式就不是买卖，而成了抢劫。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的江湖造反，或者宫廷政变，都是以抢劫的方式，而不是以买卖的方式，进行的。

　　若说民主政治有什么奥秘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买卖，或者叫做生意。民主政治其实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平等协商，讨价还价，赢者大度，输者服输。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通常以不平等作前提。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从宫廷到家庭，等级森严，贵贱分明。宫廷政变也罢，江湖造反也罢，最后都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制造出新的等级秩序。以这种不平等为前提的政治游戏，又是绝对没得商量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等等。至于每场政治游戏过后的结果，也是亘古不变的：胜利者总是全部通吃，而失败者卧薪尝胆;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民主政治的投票结果，总有个百分比存在，哪怕是百分之七十比百分之三十的大胜，也是个比例。但中国式的政治是没有百分比的。要说有的话，无非就是胜者百分之百的嬴，开国皇帝坐江山;败者百分之百的输，亡国之君赴黄泉。从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这种区别可以明白，将来倘若发生革命的话，不是有无必要的问题，而是究竟指向老式的通吃，还是转向新型的讨价还价式的协商。换句话说，革命需要改变的不是坐在皇位上的姓氏，而是政治游戏的规则。

　　民主政治有类于生意场上的控股，通常以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不是打斗的成就，而是协商的结果。任何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就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而言，都属于抢劫行为，就好比赌场上的抢台面。所谓的打江山，其实就是抢台面。华人族群很熟悉这样的方式，几千年这么过来的。这个族群很容易将革命动辄就折腾成了抢台面。说这个族群天生不懂民主，是不确切的;但说这个族群被不民主的传统折磨得有些失常，并非不实。

　　因此，这个族群要自己国家走向民主政治，不得不从民主政治的第一个原则做起：平等协商。其中，平等是首要的。这个族群的等级观念之根深蒂固，恐怕是世界之最。即便是最贴近商业文明的上海人，都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更遑论其它地方、尤其是皇城里长大的人们。比如这个族群在购物狂潮中的名牌攀比，便是其等级观念的一个折射。甚至这个族群随口说出来的话，唱出来的歌词，都充满着不平等的专横;诸如“爱你没商量”，或者假装一无所有的男人唱着硬要女人“跟我走”的摇滚。已经一无所有了，凭什么要人家跟你走?这算是丐帮、还是斧头帮的逻辑?至于爱不爱之类，是最有商量余地的事情。不说其它，就拿文明国家的许多爱情肥皂剧来说，都是这么商量出来的。

　　事实上，爱也罢，不爱也罢，凡事都该有个商量。有没有商量，能不能讨价还价，恐怕是这个族群能否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前提。而执政者的能否完成民主转型，也在于懂不懂与众商量。当政者不能老是没得商量，而得学会与人相商，并且率先成为平等协商的榜样。权力情结很深的中国民众，通常有样学样，喜欢以有权有势的当政者为榜样。就此而言，中国的衮衮诸公，有责任成为平等协商的楷模。因为拒绝协商，意味着增强革命的权利，增加革命的可能性。

　　由此引出宽容的命题。告别革命的前提，在于民众必须宽容公仆。但民主政治的内涵，却恰好是公仆必须宽容民众，否则，就不叫公仆，而成了专横霸道的官吏。公仆和民众，究竟应该谁宽容谁，初看上去好像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古怪问题，实质上却是有关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的追问。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公仆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而民众对于公仆却是很不宽容的。公仆的任何隐私，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公众话题。更不用说，州长嫖妓一曝光，马上辞职。哪怕是总统寻花问柳，都要面临被弹劾的危机。脱口秀的主持人绝对不能拿弱势群体尤其是残障人士开玩笑，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总统。可是，在一个相反的国家里，正如唱戏的喜欢拿残疾人说笑话，一些知识精英，老是在劝告民众如何宽容公仆;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惟有如此，才有希望走向民主政治。口气是委婉的，意思却是不平等的。因为权力假如不受到监督，那么专制就不可能受到应有的制约;同样道理，当政者假如没有被革命的压力，就很难产生锐意改革的动力。

　　倘若有人问，专制政治的寿命到底有多长，那么答案其实早就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了：足以长到无动于衷地从一个两岁女孩身上碾过去。那个冷血司机碾死女童的场面，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假如一个吸烟者朝着身边的不吸烟者使劲喷烟雾，中国人会感到震惊么?应该不会。更毋须说，有多少人会细想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因为吸烟者侵犯不吸烟者的权利，不过是青萍之末;演变成冷血司机碾死女童，才具有骇人听闻的震撼。至于在侵犯他人权利到戕害他人生命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并非不可丈量的。须知，两者的实质，同样都是专横。

　　于是说到自由。在一个文明国家，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一个昏乱的国家，则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人们有必要扪心自问：到底想要哪一种自由?将这两种不同的自由弄清楚之后，谈论自由就会简单许多。

　　自由其实是审美。当人们观赏着凡高的油画，邓肯的舞蹈，高山流水，吴带当风……，与其说是被艺术之美所折服，不如说是被自由的心灵所感染。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灵魂的净化，换成另一个说法，恰好就是悲剧的审美，实现了灵魂获得自由的可能。就此而言，自由与审美，乃一币两面。

　　自由不是随地大小便，自由不是开着名牌车横冲直撞，自由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时，获得自己的尊严。这样的自由，通常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或者被传媒无意间捕捉到的一些瞬间。比如，一个吸烟者发现有扰不吸烟者时，赶紧转过身，甚至干脆将烟熄灭以示尊重;或如，一个政治家面对抗议者扔过来的皮鞋，风度翩翩地一笑了之。又如，在拥挤的车厢里向老弱病残者主动让位，或者以不具名的方式，向有难之人捐赠善款。诸如此类的日常细节，并不如何伟大如何令人瞩目，却能让人获得小小的感动，因为自由本身所独具的审美品性。

　　说自由是审美，是因为自由实质上乃是心灵的天然绽放。自由之美在于人性的美好，有如鲜花，有如郁郁葱葱的林木。人之美，美在尊严的有无;自然之美，美在明净的山山水水;而一个国家之美，美在民众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追求幸福，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从而让心灵获得天然的绽放，而不是听凭欲望泛滥成灾。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头已然三十有余，但人们依然只管摸着石子过河，鲜有人叩问，被开放出来的究竟是欲望，还是心灵?欲望的开放与心灵的绽开所要求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与欲望开放相应的自由，可以演变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而与心灵绽开相应的自由，则是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对于只许一人纵欲、不许万民性福的时代，欲望的开放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欲望开放到了人欲横流、泛滥成灾的时候，那么心灵的自由与否，便成为一个迫切的时政课题。

　　欲望的泛滥成灾，根本原因在于，历届当政者总是暗中鼓励欲望的自由，始终禁锢心灵的自由。只要是满足欲望的自由，全都可以通行无阻。但与心灵相关的自由，诸如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创作的自由，个性的自由，一律遭到扼制。正如当年的那场革命其实为了满足欲望，如今的改革开放也不过是放开了欲望。倘若说这个民族何以如此缺乏精神上的自信和昂扬，那么答案就在于，无论是此前的造反有理还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全都以欲望作为其根本的动因。起于欲望，止于欲望;人们稍有心灵的追求，轻则禁止，重则枪毙。经过长年累月的鼓励欲望压制心灵，整个族群本能地害怕心灵的自由，乖巧地学会了吃吃喝喝打打麻将的苟活方式。生存的安全第一，被夸张到了只要活着怎么都行的地步。这种苟活的另一面则是欲望毫无节制的泛滥，从而透出蛰伏在背后的权力的嚣张。在无权者是苟活，在有权者是纵欲，所谓的和谐，其实就是这么达成的。前提是整个族群官员百姓全都甘愿放弃心灵的自由。权势者与苟活者彼此心照不宣，一个假装从来没有心灵自由这回事，另一个暗示，就算有，咱也不要。然后，意见领袖在旁边吃吃一笑：看，这样的人群，活该。

　　一个族群的所谓丑陋，主要体现于放弃心灵自由而导致的苟活和纵欲。苟活者认为，能够有苟活的自由，已经很自由了。纵欲者则认定了，只有在这块土地上，才能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不就是自由么?还要什么自由?什么叫自由?可以纵欲，就是自由。这些可以自由自在地纵欲的特权者，大都领略到了改革开放的奥秘;同时暗暗窍喜：老爷子那代的抢劫过后，一直没有解决的分赃问题，如今终于落到实处。中国式的自由图景，就是这么呈现的。

　　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一人纵欲全民禁欲的时代，欲望的合理性如今总算获得了肯定。需要解禁的是，民众之于心灵自由的追求。正如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本能，追求心灵的自由，也是人的本能。没有存在层面的生存，GDP再高，也只是一个动物庄园。惟有放飞了心灵的自由，一个民族才能在全世界面前真正站立起来。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所有这些心灵自由的基本保障都是不能剥夺的。心灵自由的程度越高，革命的可能越小。换句话说，具有审美意味的自由一旦不再成为问题，那么革命的权利也会随着革命可能性的降低而渐趋消解。这并非什么深奥的哲学，而是一言即明的常识。

　　有关革命、民主、自由的谈论，其实是一次回到常识的努力。出人意料的只是，常识之于这个族群，竟然如此匮乏。

　　二0一二年元月十一日写于纽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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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民主就是有权出演眼前戏

民主并不高尚，民主就是有权去演眼前戏，有权去决定这出戏，可以临时改剧本，可以骂导演，可以视自己才是万千人中真正的主演。而不是让我们都跟60年不变的肉体投票机申纪兰老太太一样，成为一具具呆若木鸡围观的传奇，更不是网友调侃的，台湾同胞自豪地宣称他早上投票晚上就知道结果，大陆同志更自豪地断言，我明早投票，今晚就知道谁会当选。

　　台湾选举是我看过最好玩的台剧，那儿一千八百万主演，无论选择对错都全力出演；这边十三亿人，却装了好久正确的道具。

　　我小时候有个特别急迫的理想就是游过去解放台湾，由于在新疆，同伴们常为找不到游泳池苦练潜水本领而抱憾。长大一些，电视上看到台湾议员那些令人鄙视的扔鞋子画面，就稍微放心一些，觉得这么差的素质，不需我去解放它就会自行垮掉。再长大一些，发现低素质的它并没垮掉，高素质的大陆同胞却去观光了，还常被抓到乱扔烟头随便插队。而今天，它正进行嘉年华一样的选举。

　　就在我们这儿争论民主是否要缓行、选举是否会大乱、低素质民众是否配享受民主这些超低级问题时，台湾却从1996年走到了2012年。16年，靠，杨过都等到绝情谷底的小龙女了……还有一奇观，每当大陆游客在台湾乱扔乱插被罚款，就会引发大陆人和台湾人谁素质高的口水，当然我们这儿的结论一定是：大陆人民素质高。并可举出台商在深圳酗酒嫖娼包二奶等低素质。可是每当有人提出大陆该真正举办一次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时，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不得了呀，大陆人素质很低的呀。

　　你到底要说大陆人民素质低还是素质高。我觉得大陆人民素质挺高的，我们能接受周杰伦、林志玲、蔡康永，豆瓣小资争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影评比导演写得还要深刻，满大街都用着郭台铭厂子里生产的零件组装的苹果……同宗同族的我们能接受台湾的一切，除了选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群只跟电器配套不跟民主搭线的种类？你当大陆人民是胎生的二极管还是集成电路。所以素质论是个伪论，有人拿三里屯发行苹果新款差点打起来，就证明大陆人素质低，可是你不让他秩序井然去投票，他当然要在三里屯为个4S打架。台湾在96以前的素质你看看龙应台的书就知道了，一样的满地撒尿牛丸。问个资深点的台佬，他也会告诉你，过去百货发行优惠券，台北市民一样会为排队打架的。

　　民主当然不一定能带来高素质，那是另一种扯淡，民主的南非也有持枪抢劫。但是，民主可以不让低素质泛滥，不让低素质成为一个社会的通行证。过去南非当街屠杀警察也不管，现在不是这样了。想必有朋友正在为这遥远的例子找反驳，那我告诉你一个很近的活案。郭台铭的富士康在大陆跳下来多少人，可这在台湾不会发生，别说十一连跳，三连跳后家属就抬棺上街游行，找政府麻烦，政府不找郭台铭麻烦，法院就会找政府麻烦，法院不找政府麻烦，议员就找法院麻烦……大陆学者于建嵘曾好奇地问：要是议员不找法院麻烦呢。那个被他问及的民众不可思议地白了他一眼：你这人怎么这样多怪问题，这里是选举制，议员不找法院麻烦，成千上万民众就要找议员麻烦，议员是靠民众选出来的，为了下次再当选，他一定找法院麻烦。

　　可见民主不保证高素质，民主却可以不让低素质泛滥。没有好的郭台铭或坏的郭台铭，只有好环境和坏环境下的郭台铭。那里的郭台铭有无数人找麻烦，这儿的郭台铭，政府亮着远光灯帮他开道护航……远光灯问题，其实在这里。

　　有人一定会说，我也知道选举制更公平，可是一选举，多乱呀。是的，别人是乱哄哄选举，太太平平生活；我们是太太平平开会，乱哄哄生活。肯定又有朋友会举例，你看陈水扁多贪，总统都敢这么贪，可见民主不见得是个好东西。可是我想尝试另一个句式，看，那儿连总统贪了都敢抓出来，祭个母都得严格审批，这儿连个局长的财产都不敢公示，监狱里伙食还享受正局级，可见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

　　上面一些话本要写在民主系列文章的《民主就是不万能》里，因为我觉得万能的颠扑不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往往是可疑的（例子自己举）。素质低和要乱套，都是自己吓唬自己，是借口——走大街上，你要是对谁说：你素质真低。他很可能上来抽你；你劝他搞民主，他却一脸真诚承认：算了，我素质真低。你要是在网上写条微博，要大乱了。一会儿就有警察找你。可是谈起选举，你说一选就天下大乱。居委会大妈都会表扬你成熟了。

　　我觉得时机问题跟永远摸石头而不过河，是一个问题，有朋友很现实主义地解释：我现在不能将军，就选择拱卒。可我觉得这不是拱卒，是自己在别自己的马腿。民主又不是搞起义，约定凌晨零时一起动手，搞那么肃杀干什么，也不必等两三年，民主就是要当下践行，甚至可把它看成一种必须的娱乐话题。台湾选举给这儿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从前几天起，微博上的台湾艺人普遍热心关注选举，林青霞、黑人建洲坐着红眼航班享受自己的权利了，凤凰主播竹幼婷发博“回去首件事，投票”，王力宏、大S都在微博上表明支持谁，并点评一还是二唱歌声线好，谁出专辑市场好。香港的舒淇也寄语“清廉，稳定，和平”。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显示大牌艺人气质的好时机，并不是组织上侦察你是否有二心的坏时机，也不是代言多少化妆品可以替代的；可这边的演员一点没娱乐精神，还是一副把那边当敌占区的心思，不是琢磨着怎么上春晚，就是假装微博里转发着一分钟转运佛。其实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大一尊转运佛，所以金陵十三钗永远得不了奥斯卡奖。另外，要知道参选的那几位可都是当今华语地区最好的演员，为什么不观摩一下政客心机和演技，否则，你永远只能演女地下党员，演不了昂山素季。

　　民主离你并不远，就是你的眼前戏，只看你愿不愿意入戏。

　　正逢台湾选举，其实我没把民主当政治看的，我当戏来看，你看那些阿公打麻将时手都在发抖了，还坚持写下自己名字，还有个可能投了绿营的阿婆经过马英九时眼神流露出淡然，多有镜头感。更好的例子是：马英九夫人周美青，拜票招牌动作是九十度鞠躬加握手，到后来全身哪都不突出只剩椎间盘突出，可还是坚持。那天周美青来到菜市场，伸出手想握一个糙哥，哥却不屑地说“你凭什么握我的手，我的手那么高贵，我不跟你握”，扭头离去，周美青仍满脸笑容，九十度深深鞠下去。差不多同一时间，我们这儿的铁道部官员来到售票大厅，面对数千买不到票的群众爽朗地问：你们的票都买到了吧。群众干瘪地笑且鼓掌。

　　我觉得，周美青握手遭拒和铁道部长爽朗问候。其实都是在演戏，可是，这戏和那戏，在演技上还是有高下的，更重要的，那边的戏所有人都有权成为互动演员，这边的戏，售票大厅数千群众跟售票栏杆一样，不过是麻木的道具，请问，你想演哪场戏？所以，民主并不高尚，民主就是有权去演眼前戏，有权去决定这出戏，可以临时改剧本，可以骂导演，可以视自己才是万千人中真正的主演。而不是让我们都跟60年不变的肉体投票机申纪兰老太太一样，成为一具具呆若木鸡围观的传奇，更不是网友调侃的，台湾同胞自豪地宣称他早上投票晚上就知道结果，大陆同志更自豪地断言，我明早投票，今晚就知道谁会当选。这种自豪真没出息，怪不得这里流行穿越剧。

　　台湾选举是我看过最好玩的台剧，那儿一千八百万主演，无论选择对错都全力出演；这边十三亿人，却装了好久正确的道具。

　　我谈的是一个华语戏剧史上最多主演的娱乐话题——民主就是有权出演眼前戏。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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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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