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第40期（下）

2011年4月18日，武汉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李铁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案，武汉检察院的公诉人指认李铁发表的《人以尊严为天》等文章，其目的是以民主的名义，达到推翻国家政权、和平演变的目的。其具体行为表现在，李铁参加三至五人集会、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党派、和敌对势力的网站联系。公诉人建议判决李铁有期徒刑十年。李铁在自我辩护时说：“民主是我的向往，参加党派是为了学习宪政，参加集会也根本没有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并表明根本不知道谁是敌对势力的网站。李铁被官方指定的律师也辩护说：李铁是无罪的，公诉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属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不能定罪。法庭当日没有宣判，法官以择日宣判休庭后，就一直拖到今日。

李铁案开庭后整整9个月，期间家属多次前往武汉中院了解情况，均被告知不知此案，甚至查无此案。后来到2011年12月底，传出要宣判李铁，但又迟迟没有消息，直到今天终于将李铁重判10年。

李铁是最近一个月以来被判重刑的第三位异见人士。2011年12月23日，四川陈卫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庭判刑9年。12月26日，贵州陈西被以同样罪名当庭判刑10年。

发贴者维权网

朱虞夫案开庭，法院择日宣判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报道）今天（元月31日）上午9点，浙江杭州著名民主维权人士朱虞夫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在杭州中级法院第十审判庭开庭，经过两个多小时控辩，至上午11点半左右法院休庭，主审法官表示将对一些证据进一步核实后，将择日公开宣判。

出席今天开庭旁听的只允许朱虞夫的妻子蒋女士与孩子两人，参加今天代理辩护的律师是北京李柏光与李敦勇律师。杭州多名民主党成员与维权人士被当地警方要么带离家中，要么软禁家中不许出门。

据律师说，今天上午的庭审辩护还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控方仍然以朱虞夫的一些言论而指控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律师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朱虞夫作了无罪辩护，朱虞夫自己也进行了自辩，最后主审法官表示要对其中一些证据重新核实，并进行合议后，将择日作出公开宣判。

朱虞夫，浙江杭州人，1953年2月13日出生，自青少年起憎恶专制独裁的弊端，探寻民主政治道路。

1978年底为杭州民主墙发起人之一，写作张贴了许多宣扬民主人权的文章；1979年组建并被选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负责人，参与领导杭州民主墙运动；1983年被有关当局传唤、抄家。

1987年调入杭州市江干区房管局，任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1989年，声援学运再次被传唤、抄家，并株连4户亲属（母亲、岳家、妹夫、妻舅）同时被抄家。被关押27天后，撤职并下放管传达室。

1998年6月，积极投入民主党的筹备工作。6月25日浙江筹委会成立后，于6月30日上街散发《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公开宣言》被警方关押48小时。“7．10”事件中被抄家，抄走大量《公开宣言》、计算机、打印机等物；被关押10天，监视居住50天。11月8日被选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被杭州公安部门以“颠覆罪”判刑七年。

2007年7月10日，朱虞夫被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以所谓“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2011年3月5日朱虞夫因在网络发表简短的《是时候了》诗歌，被杭州国保认定支持茉莉花运动而抓走，4月11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杭州检察院曾经一度因证据不足而撤诉，但最后，浙江当局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他重新起诉，直到今日开庭。

来源：维权网

武汉飞越疯人院者徐武到北京向各界求救

（维权网信息员蒋理报道）元月28日，本网信息员接到知情人士告知，武汉飞越疯人院者徐武到达北京后，得到维权学者于建嵘的帮助，给他介绍了一份看守仓库的工作，准备元月30日中国农历初八去上班。徐武在北京说：“我现在北京，生活比较困难，请求社会各界帮助我度过难关。我就是要求给我一个说法，武钢集团同工不同酬是错的，应该退还我被克扣10年的工资。我没有精神病却被精神病名义强制关押多年，我要求赔偿。”希望各界关注！

下面是徐武的自传：

飞越疯人院的徐武自传

作者：徐武2012年1月20日于北京

1989年我从技校来到武钢工作，刚开始与所学专业还算相符，没多久就强制调离工作岗位，我不服却没有办法，老百姓总受压迫，我认真工作，贪官污吏不赞同，让我下岗，在工会干部的干预下，我又有了工作。中国不象都是坏蛋，总有好的。我开始研究法律。武钢搞工作相同报酬不同也就是同工不同酬，我向上级控告被克扣三年工资，把武汉市劳动、司法局、市政府等告上法庭。我跟武钢打了十几场官司，从03年达到06年，法院说如果调解结案，从关心职工和人道主义援助角度，我可以领到全额工资还有一部分补偿，但我坚持要一个对错的输赢结果。

因为此事，武钢把我打伤，我要求报工伤，劳动局不同意，我申请武汉市政府行政复议，政府维持，我就又告了武汉市政府，当中，我跟武钢合同到期，让我自己写不愿续签与武钢集团的劳动合同，但被我拒绝。06年11月、12月，武钢保卫科科长在保卫科长办公室用警棍打我胳膊、头等部位，保卫科科长的父亲就是武汉市钢城分局政委，我报案，不给我立案，我一直在家里养病。

此时到了2006年12月，全国维权人士在武汉召开联谊会，维权人士在此期间被殴打，强制到外地旅游，选举法专家姚立法老师从湖北潜江偷偷赶来，谈起他在当地被监控，我有同感与他谈起我这几年的经历：因和武钢打官司，我和武钢劳动合同到期，武钢不愿续签合同。逼着我承认不愿续签劳动合同。我拒绝，就把我关在办公室用警棍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拘禁10多小时；我找武钢总经理反映，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又被打，毁掉病例，打110报警多次无人理；武钢还曾拘禁我3天，我绝食抗议才放回；还有一次被打，送进医院，抢救15天，公安机关无人管。姚立法老师听到我的经历，鼓励我坚持。

2006年12月4是全国的法制宣传日。宣传日刚过，我就来到北京，但到北京各部门反映无结果。我在北京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武汉的朋友联系我告武汉市政府的案子，问结果是输还是赢，朋友说输了，并告诉我武汉警察和武钢的人在找我解决问题。我研究法律岂不知其中的奥妙，我让朋友不要理他们，朋友一个劲地和我联系，告诉我他不会害我，他在帮我，我感到朋友的危险，就告诉了我的位置。结果刚出北大校门，就被一帮人扑倒在地，铐回宾馆，手都要断了，铐回武汉公安局武钢分局坐铁板凳式的老虎凳，殴打几天不让睡觉，逼问什么炸药之事，我没搞爆炸，到哪里搞炸药，我包包里有了不少东西，他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搞什么，但他们也没有证据，就让我抄一份声明，我把不属实的东西删除，警察很不高兴，马上送我去武汉青山看守所，晚饭都不让吃，饿了一晚上，在看守所关了十六天。

2006年12月31日武汉公安局钢城分局警察采用欺骗手段将我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关押。当时，一帮警察拿张纸让我签，我说看看再签，警察说签完再看，我说不看不签，警察无奈让我看。纸上写道我有精神病，我拒签，警察说签完就回家，我说我没精神病，我要回家，警察把我绑架到车上铐起来送到武钢二医院精神科，亲朋好友不能看我。后来我偷偷联系到朋友，与他讲了情况。后来过完春节在警察监视下，父母来看我，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精神病，要求做精神病鉴定，但他们受了欺骗，他们欺骗我父母说我去炸天安门，他们害怕，就不给我做，他们还告诉我父母说关我几个月我就可以回家了。弟弟来看我，进不了门，我隔着栏杆对他说要做鉴定，他说胳膊拧不过大腿。

精神病院关了个武钢技术员，他告一次状，就关一次，这次是第8次，他说用锯条锯锁可逃走，无意间我找到锯条偷偷锯几天，快锯完时技术员放回家了，我独自逃走，那是2007年3月底。我逃出来，逃到北京，靠睡桥洞、捡瓶子卖维持生活。07年国际劳动节5月1日，我在天安门白天点蜡烛，因为我认为湖北政府太黑暗要光明，又被北京警察抓住交给武汉的警察，武汉警察又将我用两幅手铐拷回武汉，直接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对我进行电击，要求我交代我如何逃出去的。

然后一直就将我关在那里，开始也禁止父母来看我，父母知道警察不肯放我回家，请了武汉的律师到法院去告，法院不给立案；也请了北京方面的精神病专家来给我做精神病鉴定，但医院不让进去。这样，一直到2011年4月19日，我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被强行吃药，如果不吃药就用电击，或吊起来殴打。5年中我被吊起来殴打多次，有时候长有时候短，要看医院的心情。伙食比医院的民工都差，还不如看守所的伙食。

2011年4月19日我弄开窗户又一次逃跑，逃到广州精神病院做鉴定，鉴定认为我有忧郁情绪，但并不构成精神病。4月26日、27日当时我在南方电视台做节目，控告武汉当局迫害人权，武汉的警察和武钢工作人员十几个人闯到电视台，当时镜头都录下来了。之后，我准备去另外一家媒体接受采访，但被他们强行带到广州一个宾馆。我知道贪官不会放过我，备有刀片玻璃，为抗议，我就吞了刀片玻璃，但还是被连夜押回武汉，又用手铐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因为我吞了刀片玻璃，他们把我强行麻醉后将刀片玻璃取出。2011年5月12日我们家父母再一次被人欺骗，说政府是为我好，我要是做了鉴定就可以回家，父母就同意了。我说做鉴定跟政府没有关系。我说要在湖北省以外的地方做鉴定，父母也同意了。但5月14日有一帮人带着仪器要给我做鉴定，因不是在湖北省以外做鉴定，我拒绝，我父母也反对，就没有做鉴定。但他们出了一个假鉴定，说我有精神病。我还是被关在精神科。5月16日武汉解放62周年我绝食抗议要回家，但没有用的。南方电视台公布了武汉警方的行为后，媒体都到武汉采访我，警方派警察守住，深圳律师黄雪涛来了四次到武汉为我提供法律援助，但一直没有见着我。武汉当局对收买不了的记者进行殴打，后来武汉当局迫于压力于6月10日零晨1:00时，把我押回家进行监控。派一帮人24小时监控，不让我出门，还在我家门口阻挡亲戚朋友来看我。

8月份我试着从家里跑出来，又被监控人员绑架我回家。后来监视松懈后，我于12月29日坐汽车离开武汉。我现在北京，生活比较困难，请求社会各界帮助我度过难关。我就是要求给我一个说法，武钢集团同工不同酬是错的，应该退还我被克扣10年的工资。我没有精神病却被精神病名义强制关押多年，我要求赔偿。

但在北京，我见到关注精神病专业律师黄雪涛，但黄律师说，现在体制下无法解决，只是因为全世界关注您，您才能出来，要不还不知道关多久呢。

徐武的联系方式：

开户银行：农行北京分行太平庄分理处，户名：徐武，账号6228480010871704119

Email：13871100094@139.com徐武手机13871100094

公民身份证号42010719680720051X

住址：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21街坊22门41号，邮编430080

来源：维权网

一年来范亚峰被软禁的情况曝光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20日来稿)

作者：圣山网

2012年1月14日北京消息，2009年12月9日，即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一天，余杰被绑架。同一天，还有一位中国知名的异见人士、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博士也惨遭绑架和殴打。

余杰被殴打之后仍被高度软禁和监控，至今才被放逐到国外；而范亚峰一直在高度软禁之中，迄今为止已经一年有余。目前，其家门口仍有警察和警察雇佣的保安24小时值守。他们白天会撤守到楼下的监控室，晚上则睡在范亚峰家门口，防止他出其不意乘夜间逃离。至于外出和会客，范亚峰必须请示。

范亚峰被限制不得参与任何公共活动，只能在家研究和写作，并定期写思想汇报。

相关图片请查看：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01/201201200604.shtml

上海访民王扣玛在信访办被殴打生命危急

（维权网信息员方芳报道）1月30日下午13:45分，上海访民王扣玛在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上访时遭到信访办保安人员的殴打拖拉，致使高血压发作，倒地抽搐，昏迷不醒，危及生命，目前几十位上海访民正在医院轮流守护病危的王扣玛。

王扣玛的母亲滕金娣因拆迁纠纷，05年上访时被关黑监狱迫害致死，当地政府为推卸责任将滕金娣的死因以莫须有的罪名构陷王扣玛，使他入狱两年。出狱后的王扣玛不惧打压，坚持为母伸冤，一直不断上访呼吁。

1月30日下午13：45分，王扣玛在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上访时，遭到市政府信访办多名保安的殴打，造成王扣玛当场昏倒，在场的上访民众赶紧打电话要110警察到现场，并向120呼救。

120救护车将王扣玛送往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抢救室进行紧急抢救。上海访民毛恒凤、童国菁、沈佩兰、石萍、詹荣妹、项文寅等数十访民也随同去医院守护王扣玛。

上海著名维权人士冯正虎、夏律师等闻讯赶到医院探望。目前，王扣玛尚未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抢救中。

事发地管辖的上海市公安局驻信访办第二支队为了隐瞒包庇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人员殴打拖拉王扣玛的违法事实，拒绝出具验伤单，并恶言刁难代理王扣玛去索取验伤单的夏律师。

上海访民闻讯后极度气愤，强烈谴责上海政府信访办工作人员在信访办等候场地内粗暴危及上访人员生命的违法行为。同时抗议上海市公安局驻信访办第二支队警察不作为，没有在法定时间内出具验伤单，企图隐瞒事发当时的伤害情况，逃避责任追究。

上海访民强烈要求上海市政府惩办危及王扣玛生命的凶手，保障上访人员在信访办上访的人身安全。

目前上海几十名访民自发组成守护王扣玛的陪护团，在医院轮流守护病危中的王扣玛。

1月30日晚守护的志愿者是童国菁（13917920278）、朱金娣（13162424968）。

在医院负责安排陪护王扣玛的主要人员：

毛恒凤（13901662286）

沈佩兰（13764885120）

崔福芳(13564097383)

童国菁（13917920278）

鲁骏（13651817422）

项文寅（13162507351）

朱金娣（13162424968）

詹荣妹（13817094728）

王水珍（1502675237）

来源：维权网

河南固始县再现广东“乌坎村”维权活动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蒋理报道）今天（元月28日）本网信息员获悉，昨天（1月27日）中国传统春节的大年初五上午，河南固始县毛学村的维权代表带领郑埠口村民组的部分村民开始了宣传发动活动，明确提出“追回土地”、“还我选举权”、“成立农民自治联合会”的声明。

宣传队伍走到毛学村的村部时，村部大门已经被锁上。于是，宣传队伍在村部大门口齐声高喊：“还我土地”、“还我选举权”、“成立农民自治联合会”的口号。一个北方农村的乌坎抗争正在演化。

据固始县维权代表周德才介绍：毛学村村部里面的楼房装饰的富丽堂皇，都是“村支部”用全村的公款装饰的，但现在大部分都成了老支书高其林（原固始县公安局局长高昌峰的父亲，在毛学村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高昌峰现在是信阳市浉河区公安局局长）和现任村支书高昌福（高其林的亲侄子）的私人住宅。毛学村的村支部不仅成了私有财产，村支书竟然还是世袭制！

高昌福和村妇女主任的丈夫陈义新在10年之前合伙强占了郑埠口村民组的26亩土地植树造林，套取了本属于郑埠口村民组农民享受的退耕还林补助资金，郑埠口村民组的农民多次和高昌福、陈义新交涉，要求收回土地，高昌福、陈义新就是不给。郑埠口村民组农民又多次找到汪棚乡乡政府和固始县县政府、县信访局，没有任何结果。

村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奋起学习广东乌坎村民的合法抗争，起来成立自治联合会，以取代侵害村民权利世袭的村委会。值得各界高度关注！

下面是河南固始县维权人士给本网提供的详细材料：

周德才：汪棚乡毛学村农民成立自治联合会

——针对固始县地方政府公然取消村委会换届选举和不公开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做法，毛学村农民不得不成立“农民自治联合会”取代“村支部”，以实行真正的“村民自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明确的规定农村居民要实行“村民自治”，村主任及村委会成员要通过全体村民召开选举大会选举表决产生。但是，现在的固始县实行的是“村支书”和“村主任”一肩挑，“村支书”直接兼代了“村主任”，完全由乡（镇）党委政府任命。这样一来，就直接地剥夺了农民的“村民自治权”、“选举权”、“被选举权”

正是因为固始县长期搞假选举，各个乡镇党委政府直接以“村支部”取代“村委会”，以“村支书”兼代“村主任”，缺失民主监督机制，所以固始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基层行政村的村支书及村支部成员无视法律、胡作非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的村支书都是为害一方的“土匪头子”，百分之九十的村支部都是为害一方的黑恶团伙势力；他们长期侵害农民利益，贪污农民的退耕还林款，肆无忌惮的强占农民土地等等！

随着固始县农民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提高，假选举搞不下去了，所以固始县的地方政府便公然的取消了村委会选举，直接剥夺农民的“自治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公然的践踏《宪法》、《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针对这种情况，固始县的农民开始酝酿成立“农民自治联合会”，以取代“村支部”而实行村民自治，维护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选举这一块，固始县很多村的维权代表们分别多次的找到乡政府（特别是乡政府的民政部门）督催村委会换届，乡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就是一拖再拖！

关于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这一块，固始县地方政府更是企图蒙混过关而不让老百姓参与选举，到现在还没有人见到固始县任何地方公布过选民名单。

很多具有选民资格的选民多次找到县乡人大常委会问讯有关人大代表选举的情况，县乡人大常委会的人一直都是说“到时候会告诉你们的”。

固始县老百姓的态度是：只要固始县地方政府遵守《宪法》、遵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遵守《选举法》，举行真正的选举，固始县的农民可以不成立“农民自治联合会”，而以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村主任及村委会成员，以投票的方式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

固始县的地方政府既然公然地践踏《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法》，就是逼着固始县的老百姓在全县范围内成立“农民自治联合会”；就是逼着固始县的农民以规模化的农民运动“以法围剿”各个村的“村支部”，“以法围剿”固始县“官商警匪”相互勾结的黑恶势力！

2012年1月27日（正月初五）上午，毛学村的维权代表带领郑埠口村民组的部分村民开始了宣传发动活动，明确发出“追回土地”、“还我选举权”、“成立农民自治联合会”的声明。

宣传队伍走到毛学村的村部时，村部大门已经被锁上。于是，宣传队伍在村部大门口齐声高喊：“还我土地”、“还我选举权”、“成立农民自治联合会”的口号。

毛学村村部里面的楼房装饰的富丽堂皇，都是“村支部”用全村的公款装饰的，但现在大部分都成了老支书高其林（原固始县公安局局长高昌峰的父亲，在毛学村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高昌峰现在是信阳市浉河区公安局局长）和现任村支书高昌福（高其林的亲侄子）的私人住宅。

毛学村的村支部不仅成了私有财产，村支书竟然还是世袭制！

2011年12月20日郑埠口村民组村民吴章才等6人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国家信访局虽然受理，但却不解决问题，请看国家信访局的回执单。

2012年1月13日，郑埠口村民组的农民与城关镇东大店子的居民一块在固始县县委县政府门口集会，要求见县委书记焦豫汝遭拒绝，维权代表将联名件交给了县委办公室黄秘书，请看联名件图片

郑埠口村民组的农民维权代表正在宣传发动毛学村及周边的农民一齐起来保护土地，维护公民权利，推动民主选举，请朋友们一齐跟踪关注！

来源：维权网

上海市民给温家宝拜年被截，黑监狱内高唱《国际歌》

（维权网信息员任君、阳嘉报道）元月23日是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大年初一，上海市民王扣码、李俊、黄苏华、张燕红、徐秋琴、周妙如、蔡银婉、杜林强、董佩丽、徐玮、韦开珍、周炎、张瑜等人到东交民巷给温家宝总理拜年，快要到东交民巷17号时，被大批警察拦截。11点左右，送往久敬庄分流中心（北京最大的黑监狱），关押六小时后，被上海驻京办接回上海，关到北京南站附近的北京救济站，上海驻京办给大家口头定性为非法上访，并威胁说回去后要被处理的。

据被关押在救济站的上海访民王扣玛说，我们被关押的有八、九十人，大家三餐都没吃饭。大家在合唱《国际歌》，并高呼口号：还我自由、还我人权，铲除黑监狱。访民们被关押，门口有保安看守，无法走出屋门。为了抗议非常关押，大家绝食抗议。

截止晚23点，很多访民开始疲劳，身体吃不消，王扣玛出现头晕、血压高。因为被口头定性为非法上访，访民们担心被送回上海后会遭到拘留等迫害。

相关电话：13601929155，13012873376

来源：维权网

著名作家杨恒均微博、博客被关闭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报道）1月21日，著名作家杨恒均的新浪微博帐号被删、新浪博客被关闭。杨恒均为澳大利亚籍，一直关注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他所写的有关中国政治的博客很受欢迎，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博客作者，拥有数百万读者。

近日，有关余杰发布的《去国声明》中提到的200人活埋名单，引起网友们的广泛热议。杨恒均发了一条微博：传说某部门已制定终极计划，一旦发现政权受威胁，就把最活跃的200位知识分子抓起来全部活埋，不过，本人持怀疑态度，为啥要活埋？弄死后再埋不是更方便？想一下秦朝“焚书坑儒”，为了让知识分子闭嘴，为了维护稳定，也就活埋了200多位，之后秦朝暴政马上灭亡了。这还算比较快捷的转型方式。

另外，在前段时间由于韩寒文章而引发的革命、改良大讨论中，杨恒均撰文《革命，还是改良？这不是一个问题！》，其中提到“兄弟，你看到地球上一百多个民主国家，有哪一个是在没有一点“革命威胁”情况下自动走上民主道路的？你丫的就别天真了，好不好？”

近来中国政府加紧了言论控制，人权律师刘晓原、网络专家北风、维权人士屠夫、自由作家刘逸明等多位网络知名人士都有博客被关闭的经历。近期中国政府开始对微博实行实名制，以此加强对网络言论的监控，中国民众自由言论的空间在逐渐缩小。

来源：维权网

各地访民除夕日在北京集会抗议

（维权网信息员关小令报道）继昨天下午开各地访民在北京市接济服务中心抗议无果后，今天的大年三十上午，这些无家可归和有家不能回的在京访民，再次聚集北京市接济服务中心附近打横幅、举诉状控诉腐败政府冷酷无情，闻讯赶到的警察阻止访民们的抗议行动，并将访民们驱散。

据了解，在京访民手持最高人民法院开的条子，条子上要求无家可归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回家的访民，到位于北京南站的北京市接济服务中心度过8天的春节假日，访民手持条子到北京市接济服务中心，该中心要求手持条子的访民每人每天交20元钱才能进去，江苏访民郝秀侠说：“我若每天有20元钱，还不如自已买莱自己做饭吃，这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府救济机构，昨天晚上，我们100多访民站在接济服务中心大门口高喊打倒腐败贪官等口号，持续到晚近8点，我实在冻得受不了后，才回到桥洞下的窝棚避寒。”

今天上午10时30分，湖北省武汉市访民黄猷凡、十堰市访民郑大靖双手扯开横幅，大声疾呼：“腐败不惩，民无宁日。强盗政府，还我房产。”随后，广东中山市黎容好，湖北省郧西县76岁访民张善姣，天津冯淑云等访民向越聚越多的访民讲述自己受害事实和上访又受害的经历，号召大家要有坚强的反腐信心，才能战胜政府掌权的腐败贪官，否则，我们的血和泪白流，难和罪白受。

来源：维权网

选举观察

编者按：去年和今年适逢中国基层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年，很多地方的换届选举已经陆续展开。围绕独立候选人的参选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在采取非法手段对独立候选人进行打压，“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不畏官方的各种打压，依然决然的站出来参加竞选，为争取自己法定的政治权利进行勇敢的斗争，“零八宪章论坛”也特别向这些敢于进行政治维权的独立候选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并预祝竞选成功！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换届选举已经成功进行，台湾高层选举与大陆基层选举选举的距离就是我们要抓紧时间赶超的距离。我们认为：选举天地，大有可为，有条件的中国公民请积极参与吧。

邯郸独立参选人田奇庄起诉违法选举

（维权网信息员郑阳报道）针对邯郸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各种违法操作，独立参选人田奇庄向邯郸市丛台区法院提起了法律诉讼。在起诉书中，田奇庄列举了选举中的大量违法事实，要求确认选举结果无效。以下为田奇庄的起诉状。

起诉状

原告田奇庄，男，汉族，1953年出生，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锦花小区二期，原赵都商场退休职工。电话13831053380。

第一被告

邯郸市丛台区联西办事处选举领导小组，地址邯郸市丛台区青年路西头，邮编056002。

法定代表人祝建军，该选举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共联西办事处书记。

第二被

告邯郸市丛台区联西办事处文明里社区主任，党支部书记。地址邯郸市丛台区青年路西头，邮编056002。

法定代表人刘淑平，该社区主任。

请求事项：

1、确认两被告组织丛台区94选区选举祝建军、李霄霞、高玉生3人为本届丛台区人大代表的选举结果无效。

2、确认两被告妨害原告成为94选区正式候选人，确定祝建军、李霄霞、高玉生6人为正式候选人的程序违法。

3、确认两被告选举期间故意不进行选举意义、选民权利、选举程序宣传，并且以种种借口不让公民登记，致使居住840户，拥有两千多位公民的小区，只有区区69位居民登记为选民，致使锦花小区无法产生区人大代表的行为违法。

4、确认第一被告始终未公布第94选区和选民范围的行为违法。

5、确认第一被告作为候选人，同时担任选举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行为违法。

6、确认两被告操纵预备候选人选举，导致田奇庄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行为违法。

事实与理由

我是邯郸市常住居民，原赵都商场退休职工，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锦花小区二期，电话13831053380。

2007年，我曾经参加丛台区人大代表选举。被20多位选民联名推荐为候选人，后成为正式候选人。由于当时的丛台区人大选举委员会故意将本人所在单位（锦江房地产公司）划到并不属于同一区域的丛台区环卫局选区，让我与局长高玉生竞选。且在竞选过程中搬走票箱不当场唱票，导致本人选举失败。

今年在选举活动开始前，锦花小区业委会副主任魏尚景被临时任命为文明里社区党支部副书记。他上任后多次向本人提出，不要参与人大代表竞选。我说，这是宪法赋予本人的神圣权利，谁也没有理由剥夺。在以后的过程中，我发现联西办事处和文明里的工作人员，在组织选举的过程中，有大量操纵选举、破坏选举的严重违法行为。

一、两被告非法剥夺居民的选民登记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五年才有一次行使选举权利的机会，这是关系到每个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政府换届合法性的大事。在丛台区11月15日召开的选举动员会上，区人大领导宣布，“要把宣传发动贯穿于整个换届选举工作的始终，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和舆论工具，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这次换届选举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全区各级干部的法律政策水平。

然而，本人和朋友在丛台区走访了几十个居民小区，没见到关于选举的一道条幅，没有一块宣传牌，没有一面宣传旗帜。有关选举公告也大小不一，有的小区仅仅贴了一张A四纸公告。即使这些已经贴出来的公告，很快就被撕的面目全非。可以说，绝大多数丛台区选民对于选举毫不知情。期间，田奇庄两次要求文明里社区负责人悬挂选举宣传条幅，并声明钱由自己出，可是都没有得到回应。人大对于选举宣传有充足的经费，法院应追查被告宣传经费的使用情况，有没有贪污挪用？

正是由于广大公民对于选举不知情，对于选举的重要意义不理解，因而对选举毫无热情，不愿参与。丛台区选民登记由11月24日到12月8日共15天。田奇庄所在的锦花小区有840户，两千多选民。由于大家不知情等原因，到12月5日以前没有一位选民进行登记。

针对这一情况，田奇庄于12月6日向丛台区人大办公室王主任当面作了反映。当晚，选举工作人员在锦花小区每栋楼单元门口贴上了选民登记公告。公告称选民登记地点改到小区大门口，时间延长到15日。

随后文明里社区的工作人员虽然来到锦花小区登记，但是却以种种理由限制或拒绝选民登记，锦花小区最终公布的选民只有六十九名。导致本小区数千选民无法投票选举人大代表，变相剥夺了公民政治权利。

二、预选前没有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选举法规定，代表候选人应当与选民见面。丛台区联西办事处领导小组根本没有作出这项安排。对候选人的介绍仅限于个人职务，连工作经历都没有告知。这显然属于违法行为。虽然选举小组没有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但选举结果却是惊人的一致，除了田奇庄得了69票之外，其它六名预备候选人全部以一千四百多票当选为正式候选人。

三、两被告操纵和破坏选举。

12月19日，94选区进行预选投票选举。选民来到环卫局投票站，才发现七位候选人之一，联西办事处党委书记祝建军佩带着工作人员的胸牌在现场走来走去，不断下达指令，让人做这做那。然而，会场主席台后面墙上张贴的预选办法上明明白白写着，候选人不得成为选举工作人员。田奇庄向联西办事处人大主任邢青关提出质疑后，祝建军才尴尬地摘下工作人员胸牌。正是在祝建军的指挥下，整个选举现场一片混乱，众多选举工作人员现场干扰或指使选民写选票。

环卫局一些上年纪选民拿到选票，来到桌前写票时，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围上来告诉他们，从后往前划圈，头一个名打叉。而穿着制服的环卫局选民则二话不说，拿起笔，统统从后往前划圈，单单把最前面的田奇庄名字上打了叉。

田奇庄先后拦住五位选民，问他为什么这么写选票，是否认识田奇庄，对方张口结舌，支支吾吾。我告诉对方，我就是田奇庄，您对我有什么意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他们都是连连道歉而去。

锦花小区多名选民告诉田奇庄，他们在投票时在给田奇庄名字上画圈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制止他们说，你们写错了，头一个名画叉，后面的都画圈。现场监票人安师傅说，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监督选民的，看他们究竟给谁投票。90%以上的选民没有折上选票，而是故意展示给监督投票的人，只有把选票折上的少数人才会选田奇庄。

四、秘密写票间的设计违背选举法原则。

设置秘密写票间是为了保护选民更好地行使公民权利。选民应当先经过秘密写票间，写好选票后走出来再投票。然而，环卫局选区设置的秘密写票间实在是动了歪脑筋。领选票的位置在最北面，长长的写票桌在中间，环卫局的工作人员密密麻麻站在桌子两边，指导选民写选票。名义上的秘密写票间设在最南边的投票箱后的一个房间。对于五百多位环卫局选民来说，谁要到秘密写票间写选票，就意味着他不想给局长投票。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秘密写票间，在整个选举期间没有一个人使用，纯属自欺欺人。

五、选民、选票数字纯属编造。

丛台区94选区候选人预选结果公布后。田奇庄在12月26日找到选举工作负责人之一，要求公开投票详细情况。文明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淑苹说，94选区共有五个单位参加候选人预选，设了环卫局、七中、第二运输公司、起重队四个投票站。她拿出笔记本说，这是最初的原始纪录。可能会有点小误差，但基本数字不会有错。

她提供的数据如下：

单位发放选票实际投票

二运起重公司289289

二运总公司195195

第七中学487/917487/919

丛台区环卫局522514

总计14931491

事后，田奇庄到二运起重公司调查，据在场人员说，起重公司早已不再正常营业，公司场地已经租赁出去，公司员工加上全部退休人员不超过一百人。

另据相关人员提供的信息，二运总公司目前只保留了三十多位管理人员。195人完全是子虚乌有。这两个单位其实是一家，选民人员有限，根本没有必要设两个投票站。

再看看第七中学情况，该校网站在十二月份发了五个帖子，没有一条提到选举之事。据该校网站公布的信息，全校有183名在职教工。选举当天上午第七中学大门紧闭，不可能有退休职工参加选举投票。虽然这个学校有一些年龄达到18岁的高中生，但学生的户口大都随父母，加之邯郸中学没有投票传统，当天学校上课秩序井然，投票的可能性很小。

六、代表候选人公然欺骗选民代表。

2011年12月26日下午，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联西街道办事处选举领导小组安排六位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我问正式候选人、七中副校长李霄霞：七中有多少选民？你们是如何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李霄霞没有回答选民数量问题，只是说我们按法律要求介绍向大家公平地介绍了每个候选人情况。随后不等我继续发问，便说学校还有个会，我得先走一步。

我对此十分不满。学校的会议无穷无尽，选民见面会五年才开一次，这么多人请假专门为了你们选举出席会议，在大家还没有说完的情况下，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我对李霄霞说，锦花小区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后我还会和您交换意见，希望您能留下手机号。她当场告诉我，她的手机号是13831008880。事后，我两次打电话与试图与机主交换意见，我在亮明身份后，接电话的中年女性坚决地说，你打错了。

事后，我向联西办事处人大主任邢青关反映了情况，指出，这种在会议现场藐视选民，欺骗选民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人大代表候选人，更没有资格当人大代表。但是，邢主任对我的质疑并没有做出回应。

由此可见，丛台区94选区人大代表候选人预选，存在着严重的操纵选举舞弊现象。本人强烈要求有关部门查明真相，还选举以清白。

由于本人是这次违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本人保留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七位候选人来自四个单位，其中只有几十个人、一百多人两个单位推出了四位候选人。锦花小区八百四十多户！数千名居民！唯一的候选人是田奇庄，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操纵预选，把田奇庄淘汰。完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三）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当选的，其当选无效”。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综上，两被告组织的丛台区94选区区人大代表选举活动，属于彻头彻尾违法，严重妨害原告和94选区选民依法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请求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依法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判决支持诉讼请求。

此致

邯郸市丛台区法院

附证据和本诉状副本二份

起诉人：田奇庄

2012年元月4日

来源：维权网

邯郸基层人大选举怪象（十一）：人大代表候选人戏弄选民

（维权网信息员郑阳报道）2011年12月26日下午，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联西街道办事处选举领导小组安排六位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出席会议的选民有十几位，来自各个不同单位。独立参选人田奇庄作为锦花小区的代表，和赵军辉二人参加了这次选民见面会。

会议由联西街道办事处人大主任邢青关主持，他宣布本次会议的程序是，代表候选人先做自我介绍，选民提问，代表回答。

六位候选人中的前三位，是联西办事处书记祝建军、丛台区环卫局长高玉生、七中副校长李霄霞。田奇庄知道，他们都是内定的正式代表，其它三位是陪选，这是不言自明的潜规则。田奇庄和前两位多次打交道，比较熟悉，与李霄霞是第一次见面，她自我介绍是七中党总支书记，有硕士头衔，有不俗的业绩。

在选民向候选人提问阶段，七中的选民代表提问，他说，请问李校长，七中今后准备如何搞好均衡教育？

李霄霞从容不迫地站起来，手拿讲话稿，滔滔不绝地念起了本校在均衡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田奇庄看得很明显，这完全是设计好的演出。

田奇庄随后提问，七中有多少选民？你们是如何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

李霄霞没有回答选民问题，却说我们按法律要求介绍，向大家公平地介绍了每个候选人情况。随后不等选民继续发问，便说学校还有个会，我得先走一步。

田奇庄对此十分不满，学校的会议无穷无尽，选民见面会五年才开一次，这么多人请假专门为了你们选举来出席会议，在大家还没有说完的情况下，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由于田奇庄不是会议主持人，不能阻拦这样的事，便对李霄霞说，以后我还会和您交换意见，希望您能留下手机号。她当即告知，她的手机号是13831008880。

田奇庄随后向会场其余五位候选人提出，目前困扰小区最大的问题是小区公共配套房屋被开发商占有，用于商业出租。这也是全市带普遍性的问题，广大业主想要回房产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成本很高。我们希望人大代表出面提出议案，督促市房管局接管这些公共房产，并把这些房产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五位人大代表候选人都表示，这是非常好的建议，他们如果当选一定联名向政府提出来，促成问题早日解决。

由于当时没有得到李霄霞的表态，于是田奇庄在第二天拨通了她留下的手机号。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女性的声音。田奇庄问，您是七中的李书记吗？我是昨天开会的选民代表，想和您沟通一些事情。但没等田奇庄说完，对方便说你打错了。田奇庄再次核对了笔记本上记的手机号，过了一会儿又打过去，同一个人张嘴就说，你打错了。

随后，田奇庄向办事处人大主任邢青关询问李霄霞手机，并提出由他安排，本人要代表小区选民与李霄霞约谈。直到12月29日中午，邢主任说，自己打了李霄霞的手机，没人接，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对此，田奇庄认为，李霄霞作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借选民见面会设计提问，自我标榜，提前离席，不尊重选民，告知假手机号，公然欺骗选民。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选人大代表？

发贴者维权网

来源：维权网

邯郸基层人大选举怪象（之十二）：操纵选举手法多

（维权网信息员郑阳报道）在本次邯郸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官方运用了多种手段，使区县级人大的独立参选人全部被排除出局，无一当选。据独立参选人田奇庄观察，以丛台区94选区的预选为例，这些操纵选举的手段包括：

一、事先不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这次预选，选举领导小组并没有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在选举现场，主持人只是简单念了七位候选人的名字，没作任何介绍。这样的选举完全是盲人摸象，选民根本不知道候选人有什么资历？能为选民干什么？会给大家作出什么承诺？怎么可能选出自己满意的候选人？

二、唯独独立参选人所在的锦花小区没设投票站

预选中，94选区共有五个单位参加候选人预选，设了环卫局、七中、第二运输公司、起重队四个投票站，唯独锦花小区没设投票站。要知道，所有选民中，只有锦花小区选民的年龄最大，因为社区工作人员在登记选民时反复强调，没有退休的公民不进行选民登记。社区张贴的告示还专门提示，预选不允许他人代替投票。选举领导小组明知本小区老年选民多，不但不设流动票箱，反而设计了让老年人选民大老远到环卫局的投票方式。

三、候选人成为工作人员。

在环卫局投票站，大家惊讶地发现，七位候选人之一，联西办事处党委书记祝建军佩带着工作人员的胸牌。在现场走来走去，不断下达指令，让人做这做那。然而，会场主席台后面墙上张贴的预选办法上明明白白写着，候选人不得成为选举工作人员。田奇庄向联西办事处人大主任邢青关提出质疑后，邢主任说，祝书记早晨刚来时是工作人员，投票开始后就不是了。候选人作为现场领导，直接指挥投票站工作，选举还有公平可言吗？

四、秘密写票间的设计别出心裁。

选举现场专门设了秘密写票间，然而，这个秘密写票间开设实在是动了歪脑筋。领选票在最北面，长长的写票桌在中间，环卫局的工作人员密密麻麻站在桌子两边，秘密写票间单独设在最南边的投票箱后的一个房间。对于五百多位环卫局选民来说，谁要到秘密写票间写选票，就意味着他不想给局长投票。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秘密写票间，在整个选举期间没有一个人使用，纯属自欺欺人。

五、辅导写选票有奥妙。

环卫局一些上年纪选民拿到选票，来到桌前写票时，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围上来告诉他们，从后往前划圈，头一个名打叉。而穿着制服的环卫局选民则二话不说，拿起笔，统统从后往前划圈，单单把最前面的田奇庄名字上打了叉。田奇庄先后拦住五位选民，问他为什么这么写选票，是否认识田奇庄，对方张口结舌，支支吾吾。我告诉对方，我就是田奇庄，您对我有什么意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他们都是连连道歉而去。

锦花小区多名选民告诉田奇庄，他们在投票时在给田奇庄名字上画圈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制止他们说，你们写错了。头一个画叉，后面的都画圈。现场监票人安师傅说，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监督选民的，看他们究竟给谁投票。90%以上的选民没有折上选票，而是故意展示给总监票人，只有把选票折上的人才会选田奇庄。

此前，同为候选人的祝建军和邢青关专门告诫田奇庄，候选人不得自己拉选票。预选中出现如此情况，田奇庄认为肯定有人拉选票，而且干这个活的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共同犯法。

七位候选人来自四个单位，其中三个单位推出了两位候选人，只有锦花小区出了一位候选人。锦花小区八百四十多户！数千名居民！只登记了69位选民。在预选中，偏偏把小区唯一的候选人田奇庄淘汰。这叫依法选举吗？这样产生的代表有合法性吗？

田奇庄说，这些只是在现场看到的不正常场景，其幕后还有多少阴谋诡计，多少违法乱纪，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人虽然能够欺骗部分人于一时，但绝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于永远！

对于在本次选举中的遭遇，田奇庄认为，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夜，中国的政治从集权走向民主法治，唯一的出路就是走世界文明国度共同走过的选举之路。锦花小区业主的权利受到开发商侵害，长期以来，业主无数次反映，迟迟得不到解决。大家想通过选举人大代表，让代表出面维权。从目前来看，小区广大业主的美好愿望已经被操纵选举的人毁了。

来源：维权网

李伟东：民主的“非理性”--台湾大选的另类分析

　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民与民之间有事好好商量，互相保护自由，互相保护财产，互相尊重隐私，互相保护彼此的所有利益和安全，共同选一个人及一个机构来监督和保护上述原则，仲裁违背上述原则的行为。民主可能是通过对不民主体制和极权集团斗争取得的一种制度，但民主本身不是战斗，民主只是一个平和社会的自然延续模式，所以民主不会太顾及长远的只有超级好斗精英才想实现的战略构想，民主只是现存于世的三四代人民的眼前利益关切及其实现模式，它不会把族群的历史积怨长期背负着，也不会青睐于冒然改变，一切冒然改变的激情都会被众人眼前的利益诉求和安全诉求所淹没，所以，成熟的民主都是保守的，感性的，最后选择都是由族群感性的最大化效应决定的，除非现存制度和族群运行方向到了大多数人都感受到切身痛苦的程度，不然是不会寻求改变的。因此民主是缺乏族群的长远战略理性的。象美国那样搅动世界的民主蜘蛛侠，是被宗教情怀催的。我们这些来自非民主社会的理性分子，充满着改变社会的战斗情怀，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就会被小英的战斗姿态和寻求改变的激情所鼓舞，甚至会看好她的胜算，岂不知这是我们的时代错位感造成的。

　　台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这意思是说，台湾是保守的，族群眼前利益的感性需求是第一位的，现在过的挺好，煽动改变的精英分子是缺乏整体呼应的。因此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是目前的最好选择，能过一天算一天，为什么现在冒然改变？改变的责任可以留给后人，可以通过改良和渐进来慢慢实现，为什么要加入蔡英文的革命行列？所以，马英九赢了，蔡英文输了。

　　在我们看来，现在台湾夹缝求生的犬儒状态，太没精气神了，太保守了，太没进取精神了，太缺乏战略眼光了，太不＂理性＂了。要么你大力为大陆民主鼓与呼，促成大陆的改变，然后在民主的框架下实现统一；要么你公开宣称和谋求台湾的自主国际空间，然后我们大陆和你打一架，根本解决这个历史困局。然而我们突然发现，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大陆理想，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了，如果不是大陆不许他改变民国宪法的疆域范围，他早就改变了。他的大陆政策早就没有了＂反攻大陆＂的理想，唯一对大陆的需求就是你别打我，还要让我赚钱。其他都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大陆的事与我无关（想起大陆经常有网民呼吁＂马总统＂关注某事，哑然一笑），而且最好彻底无关。

　　在国民党与大陆尽量脱钩的氛围下，才逐渐涌现出蔡英文这样的彻底革命派，要求彻底脱钩，寻求根本改变，要与大陆在国际上平起平坐，和平共处。这种对台湾自己而言的战略理性，吓住了犬儒的国民党，也吓住了200万在大陆谋利益的商人，并非他们不想，而是现在不敢。所以，他们全力以赴扑灭了一场岛内的＂花革命＂。这就是此次台湾大选的全部秘密。因此，《联合报》的大标题是：92共识赢了！

　　因此，大陆民主派对岛内民主支持的要求，实在是有点一厢情愿。台湾，对大陆的民主进程的价值，只有示范作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互动关系。大陆的事还要靠我们自己。不过，为了不使台湾缓独或急独出去，大陆的尽快民主化是当务之急，大陆专制体制的延续和治理模式的恶化，一直是台独的重要理由之一。

　　大陆处在前民主时代，我们没有保守和非理性的理由。民主化战略理性与专制法西斯化的战略理性正处在决战开始的前夜。赢得象台湾这样的公民社会和普遍幸福，给后代留下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和谐社会，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孔庆东与司马南

编者按：

春节前后，司马南与孔庆东这两个网络“红人”分别上演了两台大戏。一贯高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司马南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时在机场不幸被美国的电梯差点夹断了脖子，这一事件被众网友吵得纷纷扬扬；与此同时，爆惯了粗口的北大教授孔庆东继“三妈的”名言之后，再次大骂香港人有很多是“走狗”，引起了港人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在这里我们选编了部分相关评论文章看大家是怎样看待这两位网络“达人”的。

司马南美国历险记

来源：猫眼看人

司马南在随后发布的微博中表示在国内反美是自己的工作，对于自己妻子儿女目前在美国生活，并不影响自己的工作，此次到美国是自己工作外的生活，希望网民区分开工作和生活。

美国一华裔调侃表示：“司马先生不容易，为了爱国，与家人分居不说，家人还在白区！”

司马南微博

2012年1月20日晚，华盛顿国际机场，本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其后，伤痛与活动受限耽误了开会不说，“飞来的横祸”让远在国内的家人大过年的揪心添堵。意外收获：体验美国急救全程，感动同机乘客搭救，忍看轮*子谣言嘴脸，庆幸自己虎口脱险，珍惜活着给大家拜年。

司马南脑袋被夹，而且是在美国！

　　2012年1月20日，反美斗士司马南发微博说：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剥削世界各国，类似一个巨大的肿瘤，世界各地人民都质疑美国......发完后，他登上了飞往美国华盛顿的飞机准备和生活在那里的亲人欢度春节，不料在美国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当场昏迷被送急救，目前已无大碍。他在随后发布的微博中表示在国内反美是自己的工作，对于自己妻子儿女目前在美国生活，并不影响自己的工作，此次到美国是自己工作外的生活，希望网民区分开工作和生活。

李承鹏得悉此事，当即表示：美帝国主义因经济下滑已无力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改航母为电梯战，而司马敏锐地捕促到这点，亲赴敌国舍身取义，故并非脑袋被电梯夹了，而是其脑袋英勇地把电梯夹了，成功瓦解帝国主义尚在试验阶段的武器。我现在真很喜欢司马南，他比右派更能带来欢乐，祝康复，一句真话。

以下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北京一新媒体主编在新浪微博透露了中国著名“反美斗士”司马南前往美国与家人欢度中国新年，在机场把头扭了，被同机的中国乘客认出。消息引发微博围观哗然，司马南遭砸砖，成为2012年除夕前的笑谈。司马南在网络上与孔庆东一样都被称为“高级五毛”。

司马南动身赴美前不忘攻击美国

北京一奢侈品和礼品网的CEO孙亚菲21日发了一条微博曝光有反美情结的司马南的最新动态，“老妹刚发来的短信：我们已经平安到达华盛顿。同飞机的名人司马南，在机场电梯把头拧了，挺严重，我们正在帮助他，可能送医院。人生就是这样---这位最痛恨美国口口声声要打倒“美帝”“假洋鬼子们”的斗士，怎么放着中国新年不过跑到“美帝”那儿去了？还被美帝的电梯给暗算了！

　　随后新浪认证的北京VIVA无线新媒体主编“假装在纽约”在新浪微博上评论说：“1月20日，反美斗士司马南发微博说：‘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剥削世界各国??类似一个巨大的肿瘤，世界各地人民都质疑美国......”发完后，他登上了飞往美国华盛顿的飞机准备和生活在那里的亲人欢度春节。本来此事到此为止，但不幸的是他在机场把头扭了，更不幸的是同机中国乘客认出了。”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回美国，18日在华盛顿停留期间接受媒体采访，谈中国对外关系时表示:“中共是美国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其大量的贸易和经济都根植于太平洋地区，实际上遍布全球。他们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的地区获取自然资源。”因此骆家辉认为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质疑究竟中共的居心何在。

就骆家辉的观点，司马南20日上午在腾讯微博发表了攻击美国的言论，随后前往的机场。由于司马南网络上一直发表攻击美国的言论，怀有极强的“仇美情结”，被视乌有之乡毛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司马南去美国过年的消息传出后，短短五、六小时，就被转发超过5千7百次，评论超过1,690条。

网络一面倒讥讽司马南

　　网络一面倒的对司马南进行讥讽和挖苦，民众称其是伪君子、道貌岸然等等。

　　上海学者苏渝教授表示，雷人呀，司马南这才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

　　深圳的一民众“黑桃老K2011”说，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脑袋被门夹了，被驴踢了。

　　广东汕尾的“小和尚三”表示，不客气说司马南，这个是地道的汉奸卖国贼相！

　　书法家水墨樵夫（崔志强）表示，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你丫脑袋被门挤了”。我靠！司马南还真应验了。

　　北京的“小童看天下”说，看司马南那个德行，这回可现了眼了！脖子上还戴个山寨TIFFANY的链子，脏样！广州的“寒羽狼”说，他刚好可以代表大陆中国的形象！

　　广东的Ariel则用面相术角度对司马南总结说，鼻孔仰天、大鼻孔，这表示钱财不守，气息不保。此类人喜欢说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流气之人，举止轻浮，言之不雅，脏话喷洒，秽语飞扬，三句话离不开那点东西，什么色话、鬼话、野话,低级趣味的话属街流淌。

　　上海的“米小师”总结说：“五毛党总是让人笑掉大牙”。

　　天津的“真话无忌”认为目前中国这类口心不一的人很多，骂美国是政治利益的需要，到美国过节是生活利益的需要。

　　美国一华裔调侃表示：“司马先生不容易，为了爱国，与家人分居不说，家人还在白区！”

也有民众说，2012年的中国新年，中国舞台真是热闹啊！各路人马演个不停，绝对比春晚好看！

赵进斌：小议孔庆东与狗

我是希望孔庆东人性进化得快一些，多服用老祖宗留下“温、良、恭、俭、让”的中药处方，还是别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动辄骂同胞为“汉奸”和“狗”为好。否则，一旦狗性不改、难移，做丧家之犬的时机恐怕不会太远!

　　作为一个使用互联网十余年的网民，每日打开电脑在网上用搜索引擎进行资料搜索查阅，我个人的实践经验证明，大陆目前的各家搜索引擎，无一家能超出谷歌。但自从谷歌和中国政府那场世人皆知的口水仗并退出大陆后，虽然谷歌搜索仍在，但用起来时好时坏，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明明在谷歌搜索中打上搜索目标，点击浏览时，却赫然变成“搜狗”。头几次出现这种景象，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晴，努力睁大眼睛仔细看，确实红字拼音是搜狗。有几次，我不服气地连续点击半天，但终于斗不过这条狗，无奈之下只得望网兴叹然后放弃。

　　久而久之，我已经习以为常，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便选择放弃。中国有句古语：好人不和狗斗，何况是条不通人性的电子狗!

　　北大的孔庆东出口成脏已是世人皆知。最近，又因他骂港胞是狗引起轰动和争议。俗话说“狗眼看人低”。孔二楞子近年来满嘴喷粪，动辄对同胞出口“汉奸”闭口是“狗”，这样的教授网民称其为叫兽一点都不冤枉。我想一个人变成这样，要么是先天性神经歇斯底里间歇性发作症，要么后天斜眼看人反射、映射不正常。孔庆东言必称南方报系为汉奸，其不共戴天仇恨充斥于字里行间。我猜想他为何与一个大多数同胞都喜爱的报系有如此仇恨?想来想去恐怕与狗性有相同之处，是这条“狗”仗人势，乘人之危，还是这条“狗”卖弄风骚、自作聪明?众所周知，中国是个有悠久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国度，虽然时下被市场经济弄得人人向孔方兄(孔庆东老祖宗)看齐，但讲诚信、重品行，一诺千金毕竟还是大众所认可的传统美德。否则就不会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的命”、“聪明反被聪明误”等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成语流传，而乘人之危、乘火打动、落井下石、狗眼看人低的行为、举动更是为国人所不齿。

　　狗作为啮齿类动物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宠物，这是由于狗具有愚忠、摇尾乞怜、奴颜媚膝的本性是分不开的。中国自古关于狗的成语实在太多，对狗具有的多种面目及本性中国人认识可谓入木三分。狗虽然有不嫌家贫的优点，但他的蝇营狗苟偷鸡摸狗行为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狐朋狗友的助阵下，狗仗人势的举动会伤及无辜;一旦达不到其目的，它在狗头军师的坏点子怂恿下，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的凶残本性就暴露无遗，即使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它也会狗尾续貂，但最终它的嘴里是不会吐出象牙来的。中国人历来讲究打狗得看主人的面行事的人情世故，所以对它难改鸡鸣狗盗的品行，还是希望它能悔过自新，不要在一边贴着狗皮膏药一边鼠窃狗盗干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如果它不识好歹张嘴咬吕洞宾甚至疯狂得丧失理智，那么就要如鲁迅那样痛打落水狗，直到它累累若丧家之犬。总之，我是希望孔庆东人性进化得快一些，多服用老祖宗留下“温、良、恭、俭、让”的中药处方，还是别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动辄骂同胞为“汉奸”和“狗”为好。否则，一旦狗性不改、难移，做丧家之犬的时机恐怕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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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晓平: 从反美斗士赴美引起的思考

只有包容才能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不用担心什么，只有虚弱的政府才会担心，不敢让反对者进来。很多异见人士因为不堪在国内的迫害逃到国外，结果中国的护照不能更新，取得国外护照以后拿不到中国的签证，导致再也无法见到国内的亲友，其实这就是一种流放，天朝连文弱的书生都怕，你就可想而知了。

刚刚听说反美斗士司马南在美国机场被人认出来还以为是有人在造谣呢，结果网上登出来伤者的照片。而他也在自己的微博当中证实，的确他在美国的机场被滚梯卡住了脑袋。乘坐滚梯不要将脑袋伸到外面，这是正常人都能知道的道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往返于这个华盛顿机场，能把个强烈反美的人脑袋卡住，这显得特别不可思议。

对伤者我深表同情，我觉得不宜在这种时候讽刺人家。对网上流传的他是与家人团聚，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也不好传播。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当年反美的斗士在中国赚足了稿费，然后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

倒是有一点，大家不知是否注意到了。经此人个人微博的表述是去美国开会，而不是与家人团聚。虽然无法证实真假，我觉得这比他的家人在美国更发人深省，一个强烈反美的人，能够得到美国的签证，以工作的理由进入美国，而不是由于家庭团聚人道的理由拿到签证。这在天朝，你能想象吗？

龙年新气象。认同美国价值的人往美国跑，因为在国内受到了迫害。反对美国价值的人也往美国跑，不是因为在国内受到迫害，而是至少受到美国方面的邀请，这是所有以开会的理由取得签证的人都可以证明的常识。

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到底怎样才能变得强大？就要看他是否能够包容反对自己的人。我们回顾中国历史，真正盛世的时期都是从大臣到老百姓能够胡说八道的环境。为什么？因为皇帝不怕有人谋反，因为你没那个本事，没那个能力，想胡说八道就说吧，变不了天。一朝皇帝只要是根基不稳，则会严格控制老百姓的言论，特别是控制大臣们的言论，采取酷刑政策，怕是有人谋反，每天惶惶不可终日。

这位司马南到底去参加颂美的会议准备只身去舌战群儒，还是去参加反美的会议，去锦上添花，都代表美国社会的包容。前者是这个会议包容他这个人，后者是美国政府包容这个会议。只有包容才能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不用担心什么，只有虚弱的政府才会担心，不敢让反对者进来。很多异见人士因为不堪在国内的迫害逃到国外，结果中国的护照不能更新，取得国外护照以后拿不到中国的签证，导致再也无法见到国内的亲友，其实这就是一种流放，天朝连文弱的书生都怕，你就可想而知了。

很好奇想知道这位反美的斗士到底去参加什么性质的会议，成果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希望伤者早日康复，给大家一个真相。这一现象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转发自共识网

从孔庆东言论看“先进的”中国教育:

粉丝可以不懂法、孔庆东可以不懂法，北大和教育部不可以不懂法！

作者：SSSSU游客

粉丝可以不懂法、孔庆东可以不懂法，北大和教育部不可以不懂法!不可以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做戏耍。不仅要以法处理三骂教授，还应该承担没有及时批评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三骂教授的行政不作为的责任。

　　SSSSU一向孤陋寡闻，很久以来只知有北大，不知有孔庆东、孔和尚、孔三骂……而且北大一向又是SSSSU向往和崇敬的圣地。

　　但是、但是、但是……在见识了今天北大的写化学之歌的校长和一些专家教授，特别是孔庆东之类以后，北大不仅在SSSSU这个中学生心里黯然失色，而且很有些不屑。

　　北大校长说美国的教育很烂，培养不出来合格的世界公民。其言下之意是中国的教育(当然包括北大的教育)很好，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世界公民。阿门!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一向是中国官场的习气。现在腐败的连知识圣地也乌烟瘴气。在北大的周校长的铿锵之声还没有汩汩坠地，还幽灵般地在神州上空徘徊，他的学生——那个曾义正严辞质问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合格的世界公民”，就出尔反尔地拜倒在美国绿卡的脚下。

　　还有他的教授，这个名气正盛的中国孔圣的N代子嗣孔和尚，大嘴一撇，破口大骂南方同胞：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就这，别说合格的世界公民了，就连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没有一点合辙的。看来这不是孔教授的一时义气用事，亦难以断言是其秉性。但是，其一脉相承的却是骂口不关。这不，这位三骂教授最近又对香港同胞大开骂口。骂香港同胞是狗、是王八蛋!而且这不是其私下与港人口角，而是公开在电视节目中粗口。让中学生不仅怀疑：这就是能培养合格世界公民的北大教授和子弟?

　　中国不是有句古语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理“同胞难容何以容世界”?中国有这样的大学、校长、教授和学生，难道真是中国教育的荣耀?

　　当然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教授利用现代传媒，以为人师表的教师身份，公开辱骂他人，且一而再，再而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亵渎和嘲弄法律的流氓行经，不仅没有受到学校等组织的批评和惩处，而且还受到默许和追捧。

　　难道北大和教育部都是法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一章总则

　　第三条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第二章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教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这三点，三骂教授占全了。

　　2012年1月9日教育部颁发《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还规定，高校教师要“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和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学生。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正义，引领社会风尚。言行雅正，举止文明”，要求“各地各校要将师德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并作为教师绩效评价、聘任(聘用)和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

　　由此，北大、教育部等衙门，如果撤消骂口敞开的三骂教授的教师资格，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当然，取消其教师资格，并没有剥夺其言论的权利，甚至骂人的权利。作为不承担教师法义务的国民，其可以继续破口大骂他想骂之事物。

　　所以，粉丝可以不懂法、孔庆东可以不懂法，北大和教育部不可以不懂法!不可以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做戏耍。不仅要以法处理三骂教授，还应该承担没有及时批评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三骂教授的行政不作为的责任。

　　呵呵，中学生当然知道。面对高衙北大和教育部;一个公民的呼吁，只能是“万言不值一杯水，犹如东风射马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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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面对国旗，我们咋都成了“二鬼子”

杨锐非要把五星国旗放在身后，然后大骂海外华裔或中国人为“二鬼子”或“狗日的”。央视的英语节目，按传统的说法也算是“对外宣传”部门吧？这样的“对外宣传”，难道不是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吗？所以，我呼吁央视认真处理此事。也希望杨锐引咎辞职。

　　【有感于孔庆东称香港人为狗，翻出这段旧文】

　　最近读到一段让我愤怒的微博。抄录如下：

　　“五年前，我去美国使馆采访美国前司法部长，遇到长得很丑的一位二鬼子，她搬了一张巨大的沙发给部长，她的美国主子，而只给我摆了一张小椅子在对面，靠，我象个被告席上的，当时就跟丫翻脸了，我说你必须给我找来一样大小的沙发，她说没有，后来我坚持把五星国旗放在我身后，我是一个大国的主持人。”

　　这“大国主持”的气概实在吓人。于是我赶紧到他的首页查证。发现此公叫杨锐，“04年央视十佳主持人，英语频道唯一金话筒最佳主持人，创办Dialogue和Global Debate，并主持New Money”。不用说，来头不小。

　　既然是著名电视主持人，那就属于公共人物，说话负有公共责任。但是，这位“大国主持”，却张口就是如此充满种族仇恨的句子。他自己去采访，跟人家翻脸原来就是为了抢个座位。他觉得只要美国的前部长坐沙发，他就不能坐椅子。记者采访并不是政府间的谈判。如果中国的司法部长会见美国的司法部长，在正式场合大家当然要用对等的椅子。这体现着基本的外交礼仪。记者不代表政府或国家，使命是报道新闻、意见。遇到重大事件，记者要么挤入人群，要么蹲在地下。即使是最为例行的记者招待会，记者都是一把“小椅子”。如果人多椅子不够，就站在那里。这种司空见惯的幸苦姿态，一直是记者们敬业精神的写照。杨先生身为主持人，有本事请人家都自己的演播室好了。如果请不来，自己要躬身前往，那就只能随遇而安，毕竟自己的目的是采访。可惜，他身为记者，似乎心里还觉得自己是高官、代表着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以，哪怕是屋子里只有一个沙发和一把椅子，他坐椅子就成了奇耻大辱。

　　到此为止，最多不过是他自己身份混淆而已。但称给他摆椅子的女士为“二鬼子”，则是充满仇恨的种族主义言论。他自己在微薄中解释那是位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一句话，只要肤色和他自己的一样，就成了“二鬼子”了。我自己是在美国居住的中国人，目前虽然还是中国国籍，但女儿则是本地出生的公民，受到着严格的法律保护。在美国，虽然依然有着种族歧视的问题，但毕竟进入了奥巴马当总统的时代。各种种族、肤色的人，享有着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尊严。记得几年前，有一位电视体育播音员在转播评论时无意说了一个Chinaman，立即引起亚裔团体的抗议。原来，“中国人”在英语中正式的说话是Chinese。但在华工卖苦力、受歧视的时代，Chinaman则是对中国人的蔑称。因为历史久远，大部分美籍华人都不知道Chinaman有侮辱之意。但是，这位主持人接到抗议后立即给亚裔团体写信诚恳道歉，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个词的历史姻缘。他和他全家都一直热爱中国文化，他的弟媳妇还是位中国人。作为主播人，他愿意为自己的无知承担责任。这样才获得了谅解。可见，在美国，任何电视主持人如果敢公开叫华裔美国人为“二鬼子”，马上就会丢到工作。怎么如此刻毒的言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竟然畅行无阻呢？

　　这并不是杨锐的一时失言。他对于海外中国人的鄙视，是始终如一的。他不久前还发了这么条微博：

　　“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夜我随央视大军提前赶到香港，一日在跑马地成和道打的，我用普通话问司机去尖沙嘴怎么走，他绕了半天的路装听不懂，情急之下我英语脱口而出，他马上用特别难听很烂的港式马崽的英语回了一句，先生您早说英语多好，立刻变得很谄媚，狗日的，宰了我一把，奴性十足……”

　　我恰巧是九六年夏天去过香港，多少知道一些那里的情况。在回归前，香港大部分居民的母语是粤语。英语也是官方语言。出租车司机大多出自下层百姓，受教育不多，除了母语外，也许会说有限的英语；但除非是大陆移民，一般都不会说普通话。其实在最近几十年大陆人大规模出国前，海外中国人也主要是说粤语的。普通话对他们来说，经常比英语还困难，无法交流。这种情况，当今无论是在唐人街还是我大学的班上都依然经常碰到。杨锐作为记者，按说应该有懂当地语言的责任，否则怎么采访？但是，仅仅因为自己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就骂给自己服务的司机“狗日的”。难道杨先生就是这样代表“大国”吗？

　　最近几年，公共人物爆“粗口”的事情屡见不鲜，似乎是一种时髦。但杨先生的粗口，则显得格外丑陋。毕竟，他是靠说话吃饭的。管不好自己的嘴，说明他没有掌握自己的专业。杨锐非要把五星国旗放在身后，然后大骂海外华裔或中国人为“二鬼子”或“狗日的”。央视的英语节目，按传统的说法也算是“对外宣传”部门吧？这样的“对外宣传”，难道不是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吗？所以，我呼吁央视认真处理此事。也希望杨锐引咎辞职。

来源: 作者博客

蓝绿同声挞伐孔庆东

针对孔庆东的言论，蓝绿立委难得站在同一阵线，绿委痛批孔庆东只会对共产极权摇尾巴，一点学术良心都没有，就算民进党和马英九理念不同，但“马胜选就是我们的总统，容不得孔庆东撒野。”“孔庆东愧为孔子子孙，发言让孔子都汗颜。”　　

（台北讯）言论风波不断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骂了“香港人是狗”后，他最近又在电视节目上中讽刺台湾是假民主，总统马英九是“微弱胜出”，得票不过600万，“连半个北京都不如”。台湾蓝绿立委难得同声挞伐，认为身为孔子后代的孔庆东太自大狂妄，有辱身份。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孔庆东在新闻评论节目中炮轰干了四年总统的马英九，表示没看见台湾四年来有什么进步，他还嘲讽台湾总统大选是“选举电视剧”，人民只顾着在电视上看热闹，把所有的事都丢下。　　

蓝委则表示，台湾选举已获世界肯定，孔庆东的偏激言论只显示他一点也不了解台湾民主，认知狭隘的程度令人惊讶。　　

因为互联网上也挞伐声一片，有网民说：“连民主都没有的地方批评别人假民主？”也有网民突发奇想说，很想看看孔庆东和李敖PK。另有不少人质疑北大的处理态度，认为北大不该纵容孔的言论，应该将他解聘。

黄远居：司马南算是一根什么样的“萝卜”

司马南一类，也正是这样的文革遗少。这样的遗少，当然是比清朝的大辫子们进了一步，大辫子年代，满清是要强留辫子以示征服的，谁若不留辫子，则被定义为汉奸，执行“留发不留首”的抄斩的，所以估情而言，他们的大辫子其实也是护身符，有些迫不得已的味道。可如今司马南一类的大辫子，却是毫无所迫，奴而不觉其奴地以为“不独我看得深”。

　　据说，清朝那根大辫子被剪禁的一刻，颇有一些清朝的遗老遗少顿足捶胸，以为后脑勺上的那根辫子一去，自己便没了祖宗的佑护，身将不身，奴将不奴了。可见，那根后脑勺上的大辫子，在清朝的时候，是“忠诚”统治者皇上的插标，放在现在来看，似乎人人觉得好笑，好像都知道自己的后脑勺上不能留下那根大辫子，其实不然，延用毛泽东的话说，一些人虽然在形式上剪掉了大辫子，但思想上的大辫子却又粗又长。

　　今人中司马南一类，正是这样的大辫子，表面上看，他们穿着现代“文化人”的衣裳，好像一个“端端正正的读书人”，其实，骨子里却还是一种遗少，当然不是清朝遗下来的，是文革遗下来的，因为他们时不时总要露出一副“红卫兵”的遗少嘴脸。以中国的社会原因，当年红卫兵的罪恶，也不能一揽子清算，但是社会进步到今天，还依然有意无意地摆出一副“红卫兵”的面孔来，就不免是一种十足的文革遗少了。

　　11月24日，司马南博客自曝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就《南方周末》独家专访奥巴马及开天窗事件答AC网记者问，我们先来看看里面的一些“端端正正”的内容：“……南方周末终于找到一个好的时机，用自己的行动生动地诠释了‘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借力打力’三个成语，从容、潇洒、大方、毫无羞耻地在自己的报头下，贴上了‘颜色革命的桥头堡’的标签。”

　　这样的语言，虽然还不至于“红”到而“卫”而“兵”，却是有些文革的气味了。然而，他要唱戏，慢慢的终究要“红”起来的：“……南方周末的问题，不是什么认识偏狭问题，不是什么理论分歧问题，更不是什么文章写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有人公然挟洋自重，利用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强势，内外呼应高压渗透，试图逼迫中国党和政府改弦更张就范于此，放弃毛邓及其接班集体力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南方周末听谁招呼，捍卫谁的利益，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好“义正词严”呀!好“红”好“红”的忠心呀!如此硕大的帽子，即便文革时期，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卖国贼”的指鼻也不过如此吧。这样的气力自然还不够，还要“理直气壮”地由“红”而“卫”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政治纪律’，理直气壮地讲‘党性原则’，理直气壮地讲‘全党服从中央’，理直气壮地讲‘政治家办报’，理直气壮地讲‘外事工作内外有别’，理直气壮地讲‘外交工作无小事’，理直气壮地讲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不愧名嘴，一字排开七个“理直气壮”来，不知道司马先生这算不算是“激动过头”了，不管激动与否，其目的却是昭然的，那就是光“卫”不行，还要“兵”：“……南方周末主动迎合美国意识形态的进逼，是必须立即纠正的错误倾向，纠正这些错误倾向的方法，不能从外交谈判的措辞当中去寻找，只能从我党的纪律原则当中去寻找……。”“假使有关方面……再也不敢对南方周末吭气，结果就是养虎贻患……。”

　　真够厉害!文字里分明鼓睛暴眼地伏着一股杀气!这哪里是“端端正正读书人”的面目，全然活脱一副康生似的政客讼棍!只是以他一介辫卒的卑微，哪里有讲“政治纪律”和“党性原则”的康生式资质呢?充其量是一个现代版的文革“红卫兵”，一具留着大辫子的遗少皮囊，嗅仿着这样的文革嘴脸，他竟还有以“文化人”的身份，装潢自己与梁漱溟“心是相通的”的勇气。

　　可见，“走台”走惯了的脸真是了不起，然而了不起就可以只允自己“我主义”“我体制”的“自由说话”，而人家就不可以呢?难道就因为《南方周末》的文章是你司马先生所谓的“误国误民”和“呛声中央”吗?其实，以司马遗少的善“红”善“卫”，虽然貌似“国家利益第一”，实则更其厉害地“羞辱了当局”，试想，一个怎样的当局才可以被几篇文章就误掉的呢?这种引领当局去“纠正”的“其心不善，其技不巧”之当，我想，当局也是不会上的。

　　中国这样大辫子的文化人颇有类聚，比如“乌有之乡”，穿着精神的长袍马褂，戴着信仰的瓜皮帽，甩着大辫子要为文革招魂，看似将辫子咬在嘴里的厉害，却连一句异议的评论都不敢发，实在滑稽可笑。也许，他们是被文革的“党疼国爱”宠坏了，一旦剪了无形的辫子，自然要顿足捶胸地嚎啕“奴将不奴”了。

　　司马“文化人”说：“……南方周末的反体制倾向‘更像是萝卜’……。要拔出萝卜带出泥嘛，看到萝卜，眼里便只有萝卜是不够的……。”到底有着辫子遗少的精髓，不仅文字狱的遗风有所承袭，就连“株连”的文革本事也很得骨血，幸好司马“萝卜”未得一柄权势，否则，还不知怎样一副吏脸“显摆”和“牛叉”呢。

　　司马南自己到底是一根什么样的“萝卜”?想必已是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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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孔庆东才是孔子的孝子贤孙

来源：作者博客

说孔庆东对香港人的谩骂，丢了孔子及儒家文化的脸，那是不公平的。联系到中国历史上，每有更朝换代，衍圣公们总是抢在第一时间前往朝拜新君。蒙古人来，他们北上晋见，满清人来，他们还是携家前往，日本皇军前来，他们仍然跪拜有加，不管你们对平民百姓做过什么罪恶滔天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夺得天下，将天下“运之于掌”，你就是值得孔儒后代崇拜的。在这些方面，孔庆东以孔子第七十三代衍圣公的身份去崇拜毛泽东这个超级帝王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近来在国内外可谓是出尽了风头。他出风头的办法就是靠下三烂的国骂，先是骂南方报系记者“三妈”的，最近又骂“很多香港人是狗”引发众怒，特别是香港市民的强烈抗议。有人说孔庆东已经成为中国娱乐圈里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已经不能够以学者看待他。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不是那么全面而理性的。孔庆东确实有娱乐效应，但是，却不是正儿八经的娱乐界人士。他身上所蕴藏的深远意义，常常被许多善良的国人所忽略了。

　　这次骂香港人，香港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孔庆东身上具有非一般的意义。比如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认为:“大陆权贵支持孔庆东，孔庆东是大陆权贵的打手，很多敢于批评权贵政策的记者或学者都被他骂，他汉奸的棍子到处乱打，但这次骂香港人，是因为香港人对文化的保护，对语言的保护，都触怒了大陆权贵，大陆权贵不喜欢香港人强调自己本土意识的，强调香港人的身份，但大陆权贵不能公开骂，就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像狗一样的出来咬……”。

　　这是第一次香港媒体人士将孔庆东的个人行为与他的身份与政治背景结合起来的考虑。已经有人认识到孔庆东作为北大教授，常常以下三烂的伎俩出风头，而且能够稳如泰山，得到大陆部分权贵的鼎力支持，事实上是中国大陆黑领阶层的代言人。

　　我以为这些言论，说明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对孔庆东的认识正在加深。已经触及到权贵与黑领代言人的深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不过，虽然，孔庆东作为大陆权贵与黑领代言人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这样认识，仍然是一个很表面的认识，那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分析孔庆东的身份，我们不难看到，孔庆东身上集合了两个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一是，他自称为孔子第七十三代孙，无论真假，那种他对孔儒文化的认同是无可否认的。作为孔儒的嫡传，爱好骂人，一点也不奇怪，孔子就是喜欢骂人的。他老人家遇到他不满意的事，不喜欢的人，常常就是用骂来表达的。比如，至今中国人仍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朽木粪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及“小人”、“不仁”的骂人词语，就是孔子的发明。到后来，孟子继承这种骂人的儒家传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现在，孔庆东的国骂“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的“三妈的”国骂，以及最近孔庆东所骂“香港人是狗”，不过是与时俱进，继承与发扬了孔孟之道的一种表现而已。当今中国大陆权贵们到处大兴国学，办孔子学院，倡导儒家文化，要弘扬这种国骂，其实也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只有这样，孔庆东作为大陆权贵的代言人的身份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孔庆东的身份除了孔子第七十三代嫡孙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他是无限崇拜毛泽东的毛迷分子。在孔庆东身上，集合了尊孔崇毛的两重身份。他一边以孔子第七十三代孙的身份继承家学渊源，尊崇孔圣人，大力弘扬中国儒家文化，一边以毛左的身份极力崇拜权贵们的新圣人毛泽东。如果孔子骂人，身上充满了痞气的话，那么，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超级帝王，身上充满了霸气，仅仅骂人那算个鸟。杀人如麻，那才够气派。即使偶尔写诗填词，也要骂人，而且骂人还要充满霸气，比如，“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明明知道，土豆加牛肉放在一起烧，吃了是非常容易放屁的，但是，毛泽东却连人家放屁也不允许，那种霸气是可想而知。相比，孔庆东不允许他人说方言，说：“一种是普通话，一种是方言，说普通话的人没有义务、没有必要掌握任何一种方言，中国人有义务说普通话，不说普通话，都是王八蛋，心里阴暗。”已经算是仁慈与宽容了许多。因为不许人家说方言，最多就是变成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而已。而不许人家放屁，那是要憋闷坏人的，再说，放屁之事，有时就是想憋住，也常常是心余而力不足，是心不由己的。

　　无论孔庆东尊孔还是崇毛，其实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圣人崇拜，伟人迷信，达到愚民的目的，从而维护一个传而统之的专制制度，把孔僵尸与毛僵尸开创的文化基础与制度基础，巩固下来。

　　在中国要找到将权贵们的这种文化基础、精神家园和等级专制制度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还要是中国大陆最高学府教授的人，在中国，除了孔庆东之外，确实再难找第二位了。北京师大的于丹大师虽然极力吹捧孔子以及中国“三八二十三”的文化，并且靠这些很是发了一些财，但是，毕竟本身有其短板。一是,女流之辈，孔子有言在先，他不喜欢女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更不喜欢用女人作为他的代言人，这种有“把柄”还是有“漏洞”的绝活，是造物主的安排，后天无能为力也。套用孔子的话叫“唯男女性别不移也”。二是，于丹姓于，而不姓孔，这一点也很要命，甚至转折上七十二次恐怕也难以与孔家沾上边，这种血缘关系上的空白，也是无法与孔庆东相提并论的。

　　为了阻止中国现代民主法治化进程，什么论调都出来了。我惊讶地发现，孔庆东竟然也有一个民主法治越健全，说明人的素质越低劣的论调。这种说法前不久也从一个忠实的儒家信徒那里听说过，貌似很熟悉了，但是，仍然感觉惊讶。他说“(回应香港环境比内地干净)就是靠法制，不是靠素质……，凡是用法制维持起来的秩序，说明人没有素质，没有自觉，不打就不好好干，不好好活，说明一个字，贱。”也就是说,越是专制，越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越有利于人类文明的提升，越能够使人品格高贵，民主法治就是会让人“生贱”，香港人的“贱”，就是典型。相比专制权贵们另一种声音，用国民素质低下来作为民主法治化进程的挡箭牌来说，这种说法又进一步了。因为，如果按照孔庆东的说法，这意味着中国如果建立民主法治制度，那么会导致国民素质的下降，而且香港就是例子。总是从这一端跳到另一端。总是回避这样的真实情况，即：民主法治的缺乏，导致社会封闭，国民眼界受到蒙蔽，权力胡作非为，社会秩序混乱，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只有民主法治的建立与健全，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

　　孔庆东以圣人子孙的身份，蔑视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法治的香港，那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根据圣人的治理天下的思想，就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来说,孔庆东所言还是符合孔子儒家的治理理念的。说孔庆东对香港人的谩骂，丢了孔子及儒家文化的脸，那是不公平的。联系到中国历史上，每有更朝换代，衍圣公们总是抢在第一时间前往朝拜新君。蒙古人来，他们北上晋见，满清人来，他们还是携家前往，日本皇军前来，他们仍然跪拜有加，不管你们对平民百姓做过什么罪恶滔天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夺得天下，将天下“运之于掌”，你就是值得孔儒后代崇拜的。在这些方面，孔庆东以孔子第七十三代衍圣公的身份去崇拜毛泽东这个超级帝王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我以为综合上以种种分析，孔庆东是当今中国孔子真正的孝子贤孙，他那独特的血缘关系与独特的地位，还有他的国骂，这一切不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吗?

精彩时评

余杰回应单人平：你们会付出代价

作者: 吴雨

近日，中国独立作家余杰出走美国，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再现署名"单人平"的评论文章，指余杰逆向而行出走美国，终将成为极端自由主义者；德国之声就此专访余杰。

记者：我想就从《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开始，比如文章中提到您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是现实吗？以您的学识为什么您会成为中国的非主流？作为非主流，您在中国遭遇了什么？

余杰：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都比接受和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位"单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国封锁的"博讯网"有个人文集，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如果在自由的社会，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我能够和"单人平"辩论的话，我深深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记者：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

余杰：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我会留在中国。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选择离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记者：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

余杰：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否对中国好？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这几个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张大军、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

记者：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余杰：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是"八九民运"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当时有个"小阳春"的说法，1998年的时候，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的书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到了2004年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温新政"时，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尽管在"胡温时代"，经济在继续发展，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您如何回应，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余杰：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

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刘晓波传记》，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记者：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

余杰：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他说：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这是很荒谬的现实，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我作为一个公民，《宪法》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先生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单人平"说一些话，您想表达什么？

余杰：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来源：DW

闵良臣：民不畏死

本人并不研究历史，不知道谭嗣同秋瑾那个时代中国“有影响”的“公知”到底有多少人，想来全国也不会超过200人吧。如果因杀了那200公知就能推翻“我大清”的专制统治，我想那200公知中绝大多数人一定是含笑赴死，慷慨就义，就像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些先烈们一样。这很好理解，他们死得其所，虽死犹生。你看，谭嗣同死了吗？秋瑾死了吗？

　　中国人之所以称赞老子（名聃），是因为他留下了五千言道德经，而人们称赞道德经，主要是因为老子所说的那些“道”是“非常道”，以至于两千多年后还有人拿这三个字做书目。又因为是非常道，人们就认为老子所言的都是“大道”。你读道德经，确实能感觉到一种“大道”在，那是一种大智慧。但当你读完五千言后，你会发现，道德经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不是作者自己宣扬以及后人们所称赞的那些“大道”，而是极为通俗易懂而又不经意的一句话，这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句话经后人诠释，当然有为统治者着想之意。但汉字很神奇，就算是为统治者着想，未必就不能为被统治者所用。自己常想，中国两千多年来，固然很难说没有统治者从这句话中悟出些什么道理，补充其统治术，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被统治者读到这句话后一定受到莫大鼓舞，兴许还会生出一种凛然正气，视死如归。我甚至想南宋状元、民族英雄文天祥那句留传千古的名句“人生自古虽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未必不是从这句“大道”而来。

　　人之所以怕死，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且死而不能复生；而人之所以不怕死，又正是因为人都是要死的。既然人都是要死的，倘若死得其所，又有何憾！不论是谭嗣同还是秋瑾，都是在逃而能生的情况下放弃了生的希望，甚至都认为只有自己的死，才能推翻专制统治，才能换来社会的重生。

　　一个政府，一种统治，坏到有人为了推翻它而不惜失去生命，甚至就是要用自己的死来唤醒民众起来推翻它，那么，这个政府，这种统治，你说还能长久得了吗？谭嗣同、秋瑾之后，“我大清”很快就完蛋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民不畏死”，那么，那些“有影响”的公知作为民众中的觉悟者，更不会怕死。其实，任何一个人，一旦明白了生命的真谛，都是不畏死的。孔夫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不说，尤其是像谭嗣同秋瑾这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显然更不怕死，而且那死法不论是“砍头”抑或“活埋”。

　　2012-1-24

来源:共识网

李钟琴：旷世奇观——人民代表恨人民

号称“人民代表”，就应该为人民说话!而方明、刘伟全这类代表，居然如此仇恨人民，居然视人民为敌，那么，他们到底是谁的代表，还不清楚吗?

　　有网友愤怒地建议人大机关罢免方明、刘伟全的“代表”身份，我看这是治标不治本。之所以出现人民代表骂人民的奇观，说明这个机制已病入膏肓。不把粪坑处理掉，只是守着粪坑打苍蝇，就和不反体制只反腐败一样，纯是死人身上贴膏药——没用!

　　甫进2012，网上热闹不断。央视主持人张绍刚在天津台主持节目时，屡次对无辜的小姑娘大肆侮辱(网上已有三个视频)，比较充分地暴露出其素质的低劣，已引起众怒。虽说众怒难犯，但聘用张绍刚的天津台至今尚无回应，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说，张绍刚事件还属于一个娱乐事件的话，最近两个人大代表的建言，则属于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因为这两个人生动地证明了我们的人大代表都在代表谁说话，生怕不能授“国外敌对势力”以攻击“我们这儿”的根本制度的口实。

　　据1月10日《广州日报》报道，在佛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人大代表方明说：“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

　　这位方代表声称对人民不能“溺爱”，“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可见她是想让人民做官员的“孝子”了。中国有句俗话：“棍棒之下出孝子。”难道方代表是想让官府以棍棒来对待人民吗?而即使按照封建专制社会的理念，也倡导官员“爱民如子”，历史上那么多如狼似虎的酷吏，好像也没有谁能够说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话来。

　　按照现代文明理念，官员是由人民授权的社会服务人员，是靠纳税人来养活的，是“公仆”。人民是官员的衣食父母，是主人。在民主社会里，那些议员、代表们，有谁胆敢这样对待自己的选民?

　　方代表认为“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那么该如何对付“刁民”呢?于是就有另一个人大代表跳出来，顿时“说破刁民惊煞人”。

　　据1月17日长江网的消息，广州人大代表刘伟全雷语：称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认为现在警察权威下降。

　　刁民与顺民，难道不属于人民吗?刁民这个词，并非一个法律概念。什么是刁民?由谁来认定?都是很大的问题。即使是对待触犯法律的人，在法庭宣判之前，只能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警察也没有随便开枪击毙的权力。怎么在刘伟全看来，警察就可以向概念含糊的“刁民”开枪呢?刘伟全大概不会想到，很有可能某天某个警察看他不顺眼，宣布他是“刁民”，然后一枪毙之，让他连自辩的机会也没有!

　　号称“人民代表”，就应该为人民说话!而方明、刘伟全这类代表，居然如此仇恨人民，居然视人民为敌，那么，他们到底是谁的代表，还不清楚吗?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航亿苇: 查维斯女儿炫富暴露了什么？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14岁的小女儿罗斯尼斯，将大把美钞捧在手上的照片发到互联网来炫富。由此可见，查维斯让别人过所谓的社会主义生活，自己家的孩子却非常地资本主义。

在利比亚，人们曾经看到这样的状况。在朝鲜，也是这样的情况。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14岁的小女儿罗斯尼斯，将大把美钞捧在手上的照片发到互联网来炫富。不料，委内瑞拉人气得发疯。因为查韦斯反美，反资本主义，搞所谓的社会主义，严格外汇控制，严格经济方面的其他控制，让委内瑞拉人变穷了。普通人很难搞到美元，食用油、咖啡、糖等日常用品，也非常难弄到。这个罗斯尼斯不仅可以随便拿美元玩耍，而且还曾因与美国流行小天王贾斯汀·比伯拍过合影。由此可见，查维斯让别人过所谓的社会主义生活，自己家的孩子却非常地资本主义。

在利比亚，人们曾经看到这样的状况。在朝鲜，也是这样的情况。以前，一些中国人对另一些人批评教育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了“对别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委内瑞拉有的是石油。过去，这个国家的民众小日子过得很不错的。可他们搞出个查韦斯当总统。当查韦斯通过政治权谋，可以长期执政，变相地变成独裁者之后，民众就只能过苦日子了。而民众很苦的时候，统治集团却可以很享乐。于是，专制统治集团尤加收紧国家的控制，压迫民众顺从。直到有一天，像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一样，反专制的火山爆发了，这种状况才能有所改变。但一些国家沦入这一状态后，往往还可能迎来新的专制恶棍。直到一轮又一轮的轮回轮不过去了，国家真正走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家才能真正顺畅起来。韩国就是如此，二战后折腾了几十年，才终于上路了。

委内瑞拉是拉美国家。拉美，在地缘政治上属于美国的“大后院”。可美国的大后院经常起火。原来，拉美国家多数在二战表面上按民主政治的方法建立政权，但这些国家由于经常出现政治投机分子搞变相的专制统治，令他们的民主政治之路非常艰难。而美国虽然喜欢推销自己的美式民主，却不太热心帮助他国进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这些拉美国家搞不定自己的民主政治，就有人产生仇美情绪。故此，美国的“大后院”经常就蹦出反美斗士来。

本人说过，正由于民主政治能让一个国家真正强盛，而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也是靠自己不靠别人，所以，要让美国出大力气包办一个国家建立和健全民主政治体系是很难的。拉美国家产生独裁政权，美国并不在乎。一旦出现了，她会批评和指责。仅此而已。但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生态很好了，美国也不去破坏。与其价值观相近了，对美国不是坏事。可同样是民主国家，如果在经济上美国产生矛盾，美国会争得很厉害。美国的高科技，对她的民主国家盟友，有很多也是保密的。

委内瑞拉的问题，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国家走向专制，必然是糟糕的一件事。专制者都必然是虚伪的，不可信。专制者打出反美的旗号，说到底，不过是忽悠人民的手段而已。我们一些人只知道为反美斗士欢呼，也就是犯傻罢了。

另提醒国人，查维斯已经是重病之身。他的时代，不会久了。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姚树洁: 判死吴英，笑死贪官和赖昌星

来源：作者博客

　　吴英罪不至死。一个国家，一个法律，有一百种解释。该判死的人活着，不该判死的人，却被处极刑。封建社会，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之说。21世纪的今天，却还有盗国者王侯，窃钩者诛灭的严酷现实。金华中院的法官脑瓜进水，浙江高院的法官彻底脑残。吴英的死，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大大超出政府的想象力。

　　吴英案

　　吴英案，已经5年过去。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她死刑。

　　刚开始，我和许多无知民众一样，觉得这是大快人心之事。大家都认为，一个26岁的女孩‘非法集资’达7.7亿之巨，肯定给无数人带来了灾顶之难。就像许多上市公司一样，把大家的钱圈到手，立马让股民亏得血本无归。仅2011年，中国股民流血7万亿人民币。

　　判吴英死刑也许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该不该判那些上市公司的老总死刑呢?这个比拟，也许并不确当。可是，吴英只是对11人造成损失，而上市公司的老总们，却是给上亿无辜的股民造成巨大的损失。本质上，吴英和这些上市公司的老总，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并没有任何差别。所不同的，吴英被判死刑，上市公司老总们，却照样拿数千万的年薪，照样升官。

　　还有，像许宗衡和刘志军这样的贪官，涉案金额高达百亿人民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对社会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比吴英的破坏力高出千百倍，却没有被判死。

　　12年前，赖昌星高达700亿元的惊天大案，因为逃到加拿大躲了11年，去年引渡回国时，却拿到了一块外国人给的免死金牌。

　　同样是一个国家，有道是，判死吴英，笑死无数贪官和赖昌星。

　　吴英被浙江高院二审判死的第二天，网易进行一项民意调查。不到两天时间，有两万多条评论。这些评论，85%以上的人要求对吴英刀下留人，只有不到5%的人认为，吴英该死。非常明显，民众的意见，认为吴英罪不该死。

　　民众的呼声

　　牛刀发表博文《吴英罪不至死，恳请最高院刀下留人》，叶檀发表博文《吴英不该死》，周永坤发表博文《吴英：温州债务断链的牺牲品?》。。。。。。

　　不到几天，许多评论人发表文章，从法律、道德、公平，等等角度，为吴英喊冤。网易的数万条评论，也给出许多吴英罪不至死的理由，呼吁最高院网开一面。

　　哪么，为什么人们要为吴英喊冤呢?

　　其一，吴英集资，有可能非法，但不是诈骗

　　吴英2005年开始集资，到2007年被抓前的两年期间，她从11位亲朋好友那里共集资7.7亿元。

　　借给吴英的人和金额包括：林卫平4.7亿，毛夏娣763万，周忠红263万，杨卫江1036万，龚益峰787万，叶义生316万，杨志昂1135万，杨卫陵1202万，蒋辛幸250万，任义勇750万，龚苏平300万。

　　值得一提的是，林卫平、杨卫江、杨卫陵、杨志昂都是从其他人那里筹集来的资金。

　　他们通过承诺超高的利息(年利率30%以上，最高400%)，向民间集资。

　　但是，11位借钱给吴英的人，都是自愿的。他们是吴英的朋友，尤其是林卫平一个人，总共贷给吴英4.7亿元。这么大的数量，绝不可能是‘诈骗’来的。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说吴英‘诈骗集资’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集资是真，非法也可能，但是，诈骗绝不可能。

　　其二，就算集资不合法，如果集资款主要是用于生产，而不是用于个人挥霍，或者携款逃跑，就罪不至死。

　　吴英一共集资7.7亿，在她2007年3月16日被逮捕时，她已经偿还借款4.4亿，其它的资金都投资在以她为法人代表的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里面。她虽然买了法拉利和豪宅，但是这些自己花的钱，比整个公司的财产来说，微不足道。

　　其三，吴英集资不是个人行为，是公司行为。

　　吴英虽然有许多违反金融法规的集资操作，但是，她是用公司来集资的，也确实是把钱投入到公司的运营中去。就算吴英有罪，也必须用《公司法》来定她的罪，而不应该直接对她个人进行定罪。许多评论员，包括牛刀、叶檀和周永坤，都从不同的侧面，证明吴英罪不该死。

　　其四，判死吴英，笑死贪官和赖昌星。

　　许多网友，跟我一样，不懂法律的具体条款和解释。但是，大家认为，吴英的罪，跟无数大贪官，如许宗衡、李卫红、陈绍基、王华元、陈同海、张曙光、刘建军、赖昌星等人相比，要小得多。

　　可是，这些贪官和赖昌星，却因为种种原因，可以免去死罪。而一个农民出生，年纪才31岁(被抓时只有26岁)，却被判死刑。就算吴英必须死，哪么，比她罪大一百倍的人，为什么不死?

　　就像叶檀和许多网民说的一样，‘盗国者王侯，窃钩者诛灭’。一个国家的法律，尤其是在生死面前，不能够如此随意和不公道。

　　其五，判死吴英，与贪官的迫害有关。

　　从2007年3月16日吴英被抓，2009年12月18日被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死刑，再到2012年1月18日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确定死刑的5年时间，透视出许多蹊跷的猫腻。在吴英被金华中院判死之前，吴英的所在地东阳市，有11位官员联名要求金华中院判吴英死刑。

　　吴英的集资款主要是从她的11‘剑客’林卫平等人那里搞来的，而这些‘剑客’的钱有80%是从金华地区的政府官员那里搞来的。这些高利贷，利息从30%到400%不等。

　　这么高的利息，除了所谓‘诈骗集资’以外，更重要的是浙江的民间资本非常短缺，而且，流通渠道很不畅通。出现这种情况，政府是有责任的，国有银行也是有责任的。而那么多金华官员和公务员，不仅有责任，而且，他们也是高利贷横行的凶手和得利者。

　　吴英案，不是孤立的案件。它透视出一个非常不健康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服务体系，也透视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深入人心’，烂到了根。

　　这些官员，一是怕吴英和她的父亲，会暴露出更多的‘秘密’。另一方面，也是想借用老百姓当前的仇富心理，想树立一个打击‘黑社会’的高雅形象。把吴英判死，刚好能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让不该死的人去死，让该死的人继续活下来‘为人民服务’，继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结束语

　　浙江高院的审判员，应该是脑子进水了。这样的宣判结果，将激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一个国家的法律，对不同的人，有一百种解释，这是什么法律?

　　判死吴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她没有害死人，她没有骗普通老百姓的钱，她确实办了许多事业，她罪不至死。

　　但是，法院非要让她死，而真正该死的人却活着，老百姓不服。因此，吴英的死，一定会产生很大的社会不满。其不良后果，将大大的超过政府的想象力。

　　附注：吴英的故事

　　吴英是浙江本色集团公司的法人代表。集资太多，经营严重亏损。2007年3月16日被逮捕，2009年12月18日，金华中院一审判她死刑。

　　2010年1月，吴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1年4月7日浙江高院开始二审吴英。2012年1月18日下午，二审决定维持死刑。

　　吴英1981年5月出生东阳的一个农民家庭。1999年，她辍学去姑姑的美容院学美容技术，后结识了丈夫周红波，一起开了家女子美容院。紧接着，她又开出了东阳最大的足浴店千足堂，韩品服饰店，接收了喜来登娱乐城，成了娱乐城的老板娘。经过6年的商海生涯，吴英成为东阳市有名的年轻女富豪。到2005年，她的个人资产已经超过3千万元。

　　她的野心开始膨胀。通过大规模集资，成立本色控股集团。开始房地产、贸易、期货、娱乐等等利润丰厚的生产和服务行业。2006年，正当她生意非常旺的时候，吴英被她的几位‘剑客’绑票，8天时间，受尽各种凌辱。从那以后，她的公司经营进入低谷，亏损巨大。

　　2007年2月10日，本色集团在东阳的所有门店，全部被东阳警方控制。当晚，东阳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吴英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色集团也同时被立案调查。

木然：民主素质论可以休矣

幸亏有台湾，我们才知道中国人会选举，选举也做得很好，如果没有台湾，我还真以为中国人不行，是劣等人呢，还真以为中国人素质很低呢。有了台湾，我才知道，中国人什么都很行，搞民主一定行。选举不是素质，选举是选票。有了选票，中国哪个地方都可以搞民主。

目前在中国周围已经形成了民主的包围圈，惟一的出口就是朝鲜，朝鲜再往前走，也是民主的海洋，中国不能绕道朝鲜再走向民主。民主的包围圈不能突围，只能入围，入场券不是素质，而是选票。

　　台湾大选让民主不适合国情论破产，让素质论破产，让先锋队论破产，让中国模式论破产，让经济决定论破产，让中国特色论破产，让普世价值顺产。国情论、先锋队论、中国模式论、经济决定论都与素质论有关，那就谈谈素质论，看看素质论是个什么论。

　　素质论就是中国人的素质低，素质低第一不能搞民主，第二不会搞民主，第三搞民主一定会乱，第四搞民主一定会大倒退，第五，搞民主一定会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只有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了，中国人才可以搞民主。简言之，中国人在目前是搞民主的劣等人，什么时候变成优等人了，中国才可以搞民主。素质论绑架了中国的民主，素质论绑架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绑架了素质论。

　　素质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要不讲民主，中华民族文化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文化就可以走向世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有素质的民族，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感到骄傲，中国民族文化在面向世界文明中，包容、理性，善于吸取外来的文化。只要讲民主，中华民族文化一下子就如同得了阳萎一样，不能勃起，素质不行，能力不足，没做好民主的准备，这也不能搞，那也不能做。见着西方文明阳萎，见着自己文化如同吃了春药，坚韧挺拔，走自己的路，走专制的路，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死胡同，仍然坚持着说，中国的春药就是好，中国的素质一定要伴着中国的春药一起吃，这样才威风凛凛，威武有力。

　　素质是精英的堡垒。素质是精英挡枪眼的地方。在过去，一出事故，官员们就找阶级敌人，找地富反坏右，他们素质低，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且亡我之心不死。在现在，一出事故，官员们就找农民工，因为农民工素质低，农民工没文化，没教养，不懂技术，在他们身上出事故是正常的。一出现群体性事件，就找敌对势力，敌对势力素质差，不看中国发展的主流，只看事物发展的支流。素质差，成为官员躲避责任、推卸责任的理由，也成为不搞民主的理由。中国人素质真差，所以中国人不能搞民主。

　　逻辑分为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中国逻辑就是不讲逻辑，中国逻辑也是不攻自破的逻辑。素质低不能搞民主，素质高的总是可以搞民主了吧?中国的民主，没有从素质高的地方搞起来，城市是文化中心，城市没有搞民主，大学是文化中心的中心，倒成了权力者的应声虫，各种社会科学院所，没有搞民主，臣教授、臣研究员、臣专家随处可见，位高权重的人素质高吧，可政客充斥于上层、中层、下层，上层官员的随意一句话，都成了重要讲话，成为重要指示。这些人的素质如果不高，那就没有高素质的人了。高素质的地方，高素质的人群，却没有看见民主的影子，反而看到专制的影子到处游荡。

　　搞民主是这么简单，它与素质高低没有什么关系。素质高的可以搞民主，素质低的可以搞民主，即使承认素质低，也是权力惹的祸，因为权力总是把他的臣民当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孩子素质总是低的，孩子也总是没有经验的，而权力是成年人，成年人总是素质高的，素质高的总得要看住，要管住素质低的人。权力这样做，就是想充当国家的大家长，把臣民当成自己的孩子，好打，好骂，好管理，权力运用好自由，听话的给块糖，不听话的看棍棒。权力把国当成家，把家当成国，国与家不分，权力者越老，孩子越大，也是孩子。

　　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没有素质，搞不了民主，结果社会主义国家搞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胜了。解体之后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民主的道路。于是我们把眼光放在非洲，以为非洲人素质低，缺衣少药，物质不发达，精神也贫困，结果非洲人也搞了民主，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也在摇晃中走向民主。我们以为亚洲人素质低，生活低搞不了民主，生活高也搞不了民主，结果日本在二战之后就搞了民主，韩国搞了民主。我们以为中国人素质最低，中国人搞不了民主，结果新加坡人搞了民主，台湾搞了民主。我们以为我们的邻国搞不了民主，穷得像要饭似的，结果泰国搞了民主，缅甸也在动荡中走向民主。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搞不了民主，结果越南把民主搞得也不错。

　　从古到今的统治者都以为人民素质低，都搞不了民主，结果却是民主形成了世界潮流，大有滚滚向前之势。

　　那么低素质的人在做什么呢?低素质的人在维权，在搞民主，在实行自治。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有低素质的人在抗争，有低素质的人在捍卫着宪法的权利，在担卫自己的权益。实行民主的不是素质，而是利益。乌坎事件再一次表明，低素质的人完全可以搞民主。搞了民主不但不会降低素质，反而会不断提高素质。民主成了培养公民的大学校。就是承认素质不行，那也得提高素质吧，就是按着邓小平说的本世纪中叶搞民主，小学也得有公民课本，对小学生进行公民教育了，三十年之后他们得搞选举了。按着中国人现代的水平，搞选举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开始时有贿选，范围一大，规模一大，贿选很难成功。有人说辛亥革命后的小学课本就有公民教育，现代人的公民知识都不如那个时期的小学生。

　　说实在的，幸亏有台湾，我们才知道中国人会选举，选举也做得很好，如果没有台湾，我还真以为中国人不行，是劣等人呢，还真以为中国人素质很低呢。有了台湾，我才知道，中国人什么都很行，搞民主一定行。选举不是素质，选举是选票。有了选票，中国哪个地方都可以搞民主。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胡胜华: 请韩寒兑现悬赏奖金!

我现在公开要求韩寒兑现。我在不在乎这一万块是一回事，但他是否兑现这笔钱，则事关做人的基本诚信。——如果他连区区一万块都不想兑现，则这2000万的悬赏，岂不更是骗子的手法吗?

　　最近，因有人质疑韩寒造假，韩寒在博客上为了自证“清白”，公开悬赏2000万，但在悬赏公告中，却又故意玩弄文字游戏，且多次修改条件，足见其心虚外溢，本无诚意，无非以重金唬人而已。对此方舟子在《韩寒的悬赏闹剧》一文中，已逐条分析。现在我要指出的是，这种悬赏的花招，其实并不是韩寒第一次为之，早在5年前，他就已经玩过了，这次扬言2000万，无非是习与性成的行径罢了，就如同他好花钱收买读者(如赠送黄金、数码产品、笔记本)一样。

　　2007年1月18日，《青年周末》登出一篇专访(《韩寒：让我比窦娥还冤，我会比窦唯还狠》，作者黄健)，韩寒声称：“事实上，从1999年到2007年，你们搜索我所有的新闻，在所有的采访里，我都从来没有管自己叫过‘作家’。这是我的规矩。因为我觉得自己暂时还没资格。我都管自己叫‘作者’。”韩寒并且说：“在骂我之前，请先做功课。要不就成诬陷了。”

　　5个月后(6月18日)，韩寒在“凤凰网非常道”专访时，更是信誓旦旦地说：“就是很多人他们骂我的时候，他们会说，像这个人自称自己是个作家什么的，但其实……我就是这点是有原则的,我从17岁的时候就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媒体或者任何一次采访我说过我是一个作家，我说我的时候我都是用‘作者’两个字，或者说写东西的人来代替的，你能够从哪个地方说我自称自己是个作家，我给你一万块钱，这是我肯定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是自己意淫出来一个话，然后自己去骂自己意淫出来的那句话，然后自己就很开心。其实不是这样的。”

事实果真“不是这样的”吗?为了让韩寒一番两瞪眼、没有还手的余地，我且举2005年11月23日《华夏时报》对他的专访(记者杨雅莲报道)为例，其中有这样两段:

　　“华夏时报：你的意思是你是帅哥?

　　韩寒：我说说自己帅又怎么了，我不说自己是美男作家，中国就没有人敢说了!

　　……

　　韩寒：我喜欢林语堂，他们那时候写作要求非常严格，对文字也相当讲究，目前来说，我觉得我是中国作家中对文字最讲究的。

　　华夏时报：你是中国作家中文字最讲究的?

　　韩寒：对，最讲究的，有智慧在里面。”

　　看到了吧?5年前，他就已经公开悬赏过，——“我从17岁的时候就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媒体或者任何一次采访我说过我是一个作家”，“你能够从哪个地方说我自称自己是个作家，我给你一万块钱”——，但一万块毕竟挡不住活生生的文证。我现在公开要求韩寒兑现。我在不在乎这一万块是一回事，但他是否兑现这笔钱，则事关做人的基本诚信。——如果他连区区一万块都不想兑现，则这2000万的悬赏，岂不更是骗子的手法吗?难道这就是韩寒自我标榜的所谓的“光明”、“磊落”?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叶檀：吴英不该死

来源：作者博客

　　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泾渭从来不分明，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已不再只关乎个人，从杜益敏等草根金融人士一再被判处死刑，金融垄断下的低效一再难改，目前资金掮客仍然活跃来看。这是制度之耻，社会之耻。

　　徐家汇商城的原始股东们坐享千万收益，光明集团前董事长冯永明贪污7.9亿元一审被判死缓，而争议极大的吴英案二审被判死刑，窃钩者当诛吗?

　　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此时，离中国的传统春节不到一周，匆忙到连吴英的辩护律师也在春运的洪流中耽搁了上庭的行程。此案又漫长得令人心悸，2007年3月16日，吴英、林卫平等8人同时被批准逮捕，到2012年1月18日，已有将近五年时间。

　　借助春节的特殊气氛，防民之口，让人们遗忘吴英案，这是不可能的。

　　吴英不该死。

　　第一，作为一起全国关注的大案件，吴英案背后千丝万缕的借贷网、吴英资产处置过程中的疑虑并未澄清。2007年开始，接连有《21世纪经济报道》、《时代周报》等报刊刊发文章，披露吴英案背后涉及众多公务员借贷，吴英受极刑，未受惩处的公务员该受什么处罚?

　　据财新网报道，看守所中的吴英委托律师带出八份申诉书和一份上诉状，分别列出其身负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的问题，并提出质疑。其诉内容主要针对本色集团房屋产权纠纷的“假案”部分，其中六份申诉书，一一列明了该系列案件所涉及的细节、案件办理程序中存在的事实以及法律问题。曾有人向吴英之父吴永正透风，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个人曾写联名信，要求法官判处吴英死刑。

　　幕后真相到底如何?一纸死刑判决不可能抹杀一切，更不可能树立政府信用，建立法律尊严。

　　第二，对地方民间借贷，有关方面已有符合现实的规则，理应遵照执行。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浙江省共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案件40多起，同比大幅上升。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7起，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集中爆发，涉案金额近百亿。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

　　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曾联合下发一个主题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

　　2011年12月6日，为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向各级人民法院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对民间借贷案件受理、借贷利息、司法措施等问题作出要求，对民间金融实行了一定的保护举措。

　　根据《通知》要求，依照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7条的规定处理。其中，《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司法部门逐步承认民间借贷的合理性，这是一个进步。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副教授吴景明表示，从经济法的角度，“非法集资”和“合法的经营行为”从最开始就比较模糊，从刑法的角度来看，疑罪从无或者从轻，既然有疑问就应该从轻或从无，宣判结果从重，对中国有利于规范民间借贷有利?有利于震慑贪官?

　　第三，又一个“小姑娘”为中国金融业改革祭刀，是制度之耻。

　　要强调的是，最终审判尚未结束。即便吴英是罪犯，但权利包括财产权应该得到保障;在处置公民财产的过程中有关方面必须以详尽的账目向各方交待;处置资产的过程应该受到监管。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公民的权益，受损者才能得到终极保护。

徐家汇商城的原始股东们坐享千万收益，光明集团前董事长冯永明贪污7.9亿元一审被判死缓，而争议极大的吴英案二审被判死刑，窃钩者当诛吗?

奇之傅：澳大利亚的“钉子户”为啥这么牛

这种眷恋之情又恰恰能被政府所理解和认可，宁愿自己掉只鞋光脚不体面的离去，也不会下令让警察以维稳为借口对这些“钉子户”采取行动。这或许是这些“钉子户”之所以比华夏“钉子户”牛的另一个根本原因。

在国内看到或听说的所谓“最牛钉子户”，早已记不清究竟出现了多少位；然而，若将他们的“牛”和澳大利亚“钉子户”的“牛”一作比较，便可发现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简直无异于天壤之别。未想到“没有最牛，只有更牛”这句华夏的拆迁流行语，竟然在澳洲这群“钉子户”身上被诠释的如此酣畅淋漓。

据凤凰网1月27日消息，1月26日，仅仅因为反对党领袖艾伯特说了句有关拆迁的话，居然使正在首都堪培拉参加国庆庆典的女总理杰拉德遭到了200多名“钉子户”的围攻。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无耻”、“种族主义”的呐喊声中，愤怒的“钉子户”们使劲拍打着土著居民会所的玻璃窗，大有砸烂玻璃冲进会场和女总理一试高低之势。面对情况不妙险情，在保镖的劝说下，杰拉德不得不中断会议，在当地警察增援、防爆警察开道、保镖连拖带拥的呵护下，狼狈逃离现场。甚至连被踩掉的一只鞋都无暇顾及，光着一只脚就被保镖塞进汽车仓皇离去。国庆日总理出此尴尬，实为当今世界所罕见。

客观地讲，这些愤怒的土著居民根本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钉子户”。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既没有向他们发布过什么拆迁动员令，也没有和他们商讨过任何具体拆迁协议，更没有在他们住房的墙壁上用排笔书写过什么大大的“拆”字，当然更别说动用什么推土机、挖掘机、强拆队之类的具体设备和人员了。一句根本不能代表政府的脱口而出竟然也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议会反对党领袖艾伯特讲话从无深思熟虑习惯，哪怕在国庆日也同样如此。在当天早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是考虑将这所土著居民会所拆除的时候了”。就是这样一番在国人看来根本不足为奇的言论，未想到在堪培拉土著居民中一经迅速传播，竟硬是活生生地酿制出了一幕让女总理杰拉德狼狈不堪的“活报剧”。

据悉，为了保护土著居民的文化、土地等权利，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于1972年在堪培拉建立起了自己的会所。也许由于会所就在国会大厦附近，也许正如艾伯特所述“澳大利亚已变得越越来越好”，或许由于会所年代久远建筑风格陈旧和周围环境不太协调，因此才有了艾伯特引起轩然大波的一番话。然而，不论出于何等原因，在土著居民眼里，未经他们许可，任何人想对他们的动拆迁的言行都是绝不容许的。仅从视频的过程与结果分析，澳大利亚政府若想真的对这座会所进行拆除，估计还真得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和国内的各类“最牛钉子户”相比，澳大利亚的“钉子户”牛就牛在他们并不是为了捍卫个人的一已私利，他们要维护的是整个土著居民的共同利益。不仅在他们身后还站着数十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土著居民，而且，在他们的血管里还奔涌着土著居民对自己固有文化的深深眷恋之情。而这种眷恋之情又恰恰能被政府所理解和认可，宁愿自己掉只鞋光脚不体面的离去，也不会下令让警察以维稳为借口对这些“钉子户”采取行动。这或许是这些“钉子户”之所以比华夏“钉子户”牛的另一个根本原因。

在政府及国内众多“牛”与不“牛”“钉子户”的努力下，“强拆”、“血拆”等现象已明显得到了好转，然而若想得到根本性的彻底好转，恐怕仍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旧城改造”中出现的摧毁古建筑问题，由于这些建筑相当一部分原本就属于“公”，不可能遇到什么“钉子户”，因此拆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以致在城改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有关专家所说的一幕：“我们全国600多个城市基本都差不多了”。“几个城市的俯瞰图放到一起，你都没法分辨哪个城市是哪个！”回味各个不同城市名称的耳熟能详的景观，联想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大同小异建筑，谁能否认澳大利亚的“钉子户”就是比中国的“钉子户”牛？

由于华夏缺乏澳大利亚这样的“钉子户”，以致“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万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据统计，20年来，全国已超过3万处在册的文物已在城改中永远地消失在了华夏的地平线上，一大批古建筑在推土机、挖掘机的轰鸣声中丧失了踪迹。许多富有个性的城市只能从老照片和记忆中去品味，令人感慨连连、叹声不已。

澳大利亚的“钉子户”为啥这么牛？因为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对民族文化不离不弃的热爱和需求。其正如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的著名作家冯骥才所云：一个民族不应该只有GDP，还应该有DNA。而民族的DNA，就是文化。

宪章论坛

秦永敏：中国民主化的模式辨析

中国虽然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从温家宝大谈政治改革以便和其他八人划清界限看，只要中国社会底层起来了，对当局产生了足够的压力，那么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人拍案而起力争主导民主化潮流是完全可能的。

眼下，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民间人士对此群情激愤热血沸腾自不必说，就连中共官方，在极力打压国内反对派的同时，也开始了思想意识上的大转弯。

官方媒体承认中国90%的人认为“民主是好东西”

恰在本文撰写之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刊发了记者王渠谈“民主是好东西”一文，文中说：“环球时报舆情中心抽样调查结果：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主要城市77%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近9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须知，在中国，除了中共之外，是不允许任何中外机构和个人搞政治性的民意调查的！所以，这一调查，即使不代表中共，也代表中共的某些势力或者至少是某些要人。因此，它的意义即使不必高估，也没有理由低估。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官方认识，对此我深表赞赏。当然，里面的很多具体看法我无法认同，但无论如何，官方承认中国90%的人认为民主好，而且77%的人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这就使中国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官方来说，“全面专政”、“四个坚持”、“五个不搞”也已经成为历史，只剩下一个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么走向民主的问题。若果如此，中国官民之间就不再有“是要民主，还是要专政”的原则分歧问题，而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是一个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既然无论是我这样的政治反对派人士，还是“近90%的”中国人（这些受访者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连记者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中共的某一方面甚至可能的话中共整体也已经这样认为，那么，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下一阶段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会大大加速应是无疑的。

官方要的是以非激进的方式实行他们需要的民主模式

《环球时报》的文章中说：“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好东西’，77.2%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大趋势’，近八成受访者认同‘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美国式民主只是其中一种。’”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这再一次表明，当局已经承认，今日中国值得争议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模式的民主。

文中又说：“此外，近半数受访者认同‘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60.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可能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在回答‘是否同意苏联解体后的民主建设进程表明，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也不利于民主制度建设’时，45.9%受访者表示认同，26.9%的受访者不认同，另有27.2%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问题是，当局从前一直以目前的这一套完全不允许公民参与的“党控选举”为“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在我们看来，这一套东西绝非民主，不值一提。但是，以王渠之文看，他的意思也应是另辟蹊径。若果如此，这就使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和通过什么模式走向民主的问题突出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

我们需要的是由全民公决决定的民主模式

我认为，中国实行什么模式的民主，这是得由全中国人民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共同决定的问题，《环球时报》记者王渠决定不了，我秦永敏也决定不了，共产党决定不了，民主党也决定不了，只能由全民公决决定。但是，我秦永敏要求全民公决，民主党人要求全民公决，王渠反对全民公决，共产党人反对全民公决。而我们民主党人处于鱼肉地位，中共处于刀俎地位，这种情况下，今日中国当然不可能有全民公决。但是，今日中国正处于风诡云谲、瞬息万变的历史关头，国际上，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正汹涌而来；国内，每年有一二十万起规模以上的民众维权、民众抗暴、争民主活动，当局内部的斗争也公开化和白热化，加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正在减弱，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样一来，形势正在向有利于进行全民公决方向发展，而且，历史拐点显然正在到来，在民间力量和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推动下，雪崩现象不久以后必然发生。这种情况下，我们民间民主力量作为中国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决定作用就凸现出来了。

首先，我们要弄清世界民主化进程已经给我们提供好了哪些现成的民主化模式，这些模式各有什么特点，其中哪些方面和我们这个麻烦的国家相近，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强调王渠之类官方记者和我们民间民运人士的一个根本区别。即使王渠该文代表当局，或者至少表达了当局的某些人的意图，人们也没有理由不怀疑其认同民主不过是为了苟延专制，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今天的那一套不准民众参加而由中共完全操纵的假选举，或者其他差别不大的东西，因为当局残存的公信力实在微乎其微，而当局以权谋私的动机太强太强。相反，我们要求的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规则公正、公开透明、多种政治力量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全民普选。

当然，我们并不梦想一步到位，更不指望人世间有什么绝对完美的民主政治，我们希望的是从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一切公民权利入手，通过官民协商一步步的向前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历史不会按当局的意志停滞不前，虽然也不会按我们的愿望向民主化方向阔步前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由整个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纵横捭阖造成的阴阳消长共同决定。当然，这里也必然会有我们的一份贡献，而且，我们能极大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全民利益至上的体制外的稳健民主派，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争取下一段历史进程按照我们的意志和平/稳定的向民主化方向前进，即使做不到这么辉煌，作为坚守几十年的民主义士，我们也得“尽人事，听天命”，因为“为万世开太平”的民主事业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所在。

这里要谈的不是民主模式，而是走向民主的模式

为了使中国以较小代价完成民主转型，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现有的所有实现民主化的模式，然后看中国可能适用哪些模式，最后，我们应该致力哪几种模式，应该力避哪种几种模式。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直接意义就是它几乎同时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民主化模式，从相对和平平稳温和到极端暴烈残酷的大体具备，一方面向中国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告诉了他们来日无多，出路无多，必须尽早抉择；另一方面向民间提供了多种参照体系，供不同观念不同层次的反对派人士思考行动方略。值得中共深思的是，这一中东波民主运动和上一次的苏东波民主运动大不相同，从音阶上说提高了八度，或者从剧烈性上说整个提高了一个层级。

就苏东波看，大致可以做这样一个排列：1、波兰、捷克、东德在反对派团结工会、77宪章签署人群体等高压下和平交权；2、苏联专制势力发动政变被全民和平起义粉碎，虽被送入牢房但没有严惩；3、罗马尼亚专制者企图暴力镇压，结果众叛亲离，反被从前的部下立即判处死刑！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由于民众的大范围参与，国家机器实时转变立场，大部分都非常平和理性，就是发生了暴力冲突的地方也非常短暂。

从中东波来说，剧烈程度就大大增强了，到目前为止可以这么排列：1，突尼斯：面对全民起义阿里逃亡异国他乡，国家没有战乱，也没有长时间的动乱。2，埃及：面对全民起义，穆巴拉克被迫交权，关进铁笼子里受审。3，也门：面对内战局面，萨利赫在被炮弹击伤后乖乖交权。4，利比亚：不惜一切代价的暴力镇压，独裁者卡扎菲最终阴沟里被活捉并且打死。另外，叙利亚的巴沙尔还在对人民起义进行暴力镇压，但其欠下的血债越多其结果越不妙，不可能不被清算。由于阿拉伯国家的个人独裁色彩更加鲜明，统治者更直接依赖暴力，结果，社会矛盾总爆发时，流血冲突和内战内乱也就更严重，而负隅顽抗的统治者其下场也依镇压程度不同，手段越残酷下场越惨。在这种参照下，回头来看对于今日中国来说通过什么模式走向民主，对官方、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更加紧迫，更加严肃，更不容回避的问题了。

可供参照的走向民主的七种模式和一种可能

下面，我们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根据最近的三波民主运动，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南亚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按照和平——暴烈程度不同，列出以下几种现存模式：

1、台湾模式。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这么一来，社会不至于付出流血牺牲的重大代价，统治者因为华丽转身，也不会受到清算。应该说，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泰国也是这种统治者主动顺应历史潮流的典型

2、南非模式。南非虽然是种族问题故具有很大特殊性，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范例。在全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的强大压力下，统治者被迫通过谈判答应普选，从而完成了向全民普选的和平转型。而获胜方（黑人）在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的“真相与和解”政策的指引下，也没有在获胜后进行清算。

以上两种模式，都是通过官民良性互动最后获得和平转型的典型，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依靠统治者的理性，后者主要是依靠黑人领袖的大度。

3、东亚模式。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统治者被迫下台，突尼斯、埃及也是如此，由于在关键时候（此前另说）没有流血，让位民主确立法治后，也只进行有限追究，没有发生过激的清算现象。

4、波兰模式。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且最终居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和平交权，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捷克等东欧国家大抵如此）。以上两种模式，都是统治者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在国家机器开始分裂，部分投入民主阵营的情况下，没有动用最后的权力血腥镇压，从而避免了人民大流血，也避免了自己被清算。

5、苏联模式。这个模式有其特殊的一面，也有其对中国极具启示性的一面。它的特点是反对派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统治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又和统治集团发生了根本对立，于是，反对派领袖和统治集团最高领导人微妙合作，并在反镇压中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因而戏剧性的取胜，其结果是虽然对政变者追究了法律责任，却还是避免了大清算。

由于中国和苏联一样是共产党国家，还都是外力无法干预的世界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中国极有启示性。中国虽然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从温家宝大谈政治改革以便和其他八人划清界限看，只要中国社会底层起来了，对当局产生了足够的压力，那么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人拍案而起力争主导民主化潮流是完全可能的。

6、罗马尼亚模式。面对全民革命，统治者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直到最后关头还在叫嚣镇压反革命，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残酷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人人喊打中，被其原来的下属抓住并且立即枪决!

7、利比亚模式。统治者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产生，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权，最终打败政府军消灭统治者，这样一来，必然要进行大清算，统治者搜刮的财富将完全剥夺，统治者的家族也难以幸免。

6-7两种模式都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结果，都是独裁者丧失理智导致民不堪命，虽然民众和国家/社会损失惨重，独裁者也落得个最悲惨的下场。

从中国政治反对派角度对以上模式进行解读：

对以上模式，结合中国政治反对派面临的现实，我们可以做如下解读：第一和第二种模式是在社会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统治者审时度势相对主动的迈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步伐。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明智，从今日中国来说，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界和反对派阵营一般已经对此绝望。原因是体制性腐败使反淘汰机制支配着中共，任何个人或者健康力量的自上而下改革企图都会被腐败体系害怕清算乃至不愿失去任何贪渎机会而葬送，因而一切有价值的政改都会被腐败体系消解。当然，就我们稳健的反对派来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为此作百倍的努力，但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其结果就只能是此路不通。

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前者是我们必然寄予厚望的，后者是我们可以大力争取的。如果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的市民社会能和市场经济同步成长，民众开始有了强烈的民主愿望和要求，反对派又能有效的组织起来，那么，有组织的全民抗争令国家机器中的强力部门瘫痪，不再听命于当权者，就能迫使当局放弃专制权力。应该说，对今日中国来说，这是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可能性最大的方式，是我们最应该致力的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

第五种情况需要执政党里有重量级人物适当时挺身而出，所以，这种情况不取决于民间。

由于中国现存制度是模仿苏联的，中国和苏联一样是世界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再加上今天已经出现了温家宝以一对八呼唤政改的先例，这样，在形势巨变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中共高层有人步叶利钦后尘的概率还是不小的。不过，既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于我们来说也就不是一个选项。

第六第七种情况是统治者丧心病狂的结果，在那种局面中，以暴易暴成为唯一出路。从第六种情况说，由于以暴易暴发生在当局内部，在那之后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当局会推出比较容易为社会接受的人物和改革方案，因此，稳健的社会力量还能有所作为。由于爆炸性局面中变数极多，各种强力部门首脑都会对自己的利益乃至历史地位做全新的审视和抉择，一旦最高统治者作出错误判断下达无法执行的镇压命令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会太小。这种情况的出现，等于统治集团内部快刀斩乱麻的自我了断，也不是反对派可以决定的。

在第七种模式下，统治者的暴虐导致内战，稳健反对派将边缘化。问题在于，无论打出个什么结果，国家元气大伤，黎民无端死伤，社会财富毁灭，独裁者不得善终，虽然会有人发国难财，会有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受害者是绝大多数，况且，就算由此结束了一党专政，能否最终的结束一切专制制度，能否尽快的恢复社会生活稳定，都还是在未知之数，至于民主的建立，就更要视时局的发展而定。

不过，以上七种模式并没有穷尽中国下一步历史进程的全部可能！

对中国来说，目前还有一个值得一照的镜子，那就是索马里。索马里不是民主转型的模式，而是失败国家的典型，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大有走向索马里的意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尽管中央政府因为经济成就和外汇存底空前而陶醉于“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成就”之中，其实国内形势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即便有善政也难以出宫门。今日中国，整个社会正气黯然，道德堕落，法制紊乱，黑社会势力极端猖獗，警匪勾结问题严重，中基层政府黑社会化，军队腐败登峰造极，军阀割据局面隐约可见。这样，一旦局面失控，不是走向民主化，而是天下大乱群雄竞起，人手一枪互不买账，黑帮逞凶军阀割据，各种无法想象的险恶形势都完全可能出现。所以，今日中国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民主化的问题，而且还必须警惕落入失败国家的行列！

来源：民主中国

王德邦：警惕权力的增容本性

随着人们对权力演化认识的深化，深切地感受到约束权力的必要性，所以在实践中探索出宪政民主制度，以宪法和法治规制权力的边界，通过民主来使权力主体经常更新，用以防范权力增容性造成的巨大危害。

对于广东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去年9月以来发生的为土地、选举与村务帐目问题的抗争事件，不管学界怎么预测它的后续发展，接下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最有可能的将是中国当局由乌坎事件而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强化党委对农村的领导，甚至在农村增设权力派驻机构，延伸乡镇一级的职能，进一步剥蚀农村原本微弱的自治。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依据就是权力具有增容的本性。

所谓增容原本是个电力上的名词，意指用电方在进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因为生产能力需求的扩大，原申请使用的用电容量（通常按照变压器的容量来计算，单位为KVA）已经不能满足目前的生产经营需要，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申请增加容量。增容过程：用电方需要增加容量，必须向合法的供电主体（供电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用电方的相关申请资料，经供电方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可见，增容是以需求增加为前提，以经过相应的审批手续为合法。而使权力自身容量（如职位、职能、权限、范围等）得到增大的这种增容，与权力的扩张是有区别的，通常扩张带有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的一层意思，同时扩张也通常不会经过一定手续完成合法性。而权力增容常常带有一种客观需要的现象，虽然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假象，但它却一直披着客观的外衣，显示出一种社会的本身的要求，而避免给人印象是权力的需要。同时权力增容的一系列程序，使增容添置上合法的外装，让人认为这是合法的权力完善。就此而言，权力增容与权力扩张相比具有更大的内敛与欺骗性，使人不易发现其违法与危害性。

对于权力的增容本性，我想起两件多年萦绕于胸的事。

其一、1995年广西贵港撤县升市，我碰巧接触到当地一批官僚，发现他们普遍处于兴奋状态，对由县而升级为地级市满怀期待，几乎都信心满满地等待升级的到来。与此同时，许多外地的官员纷纷设法往贵港调动，仿佛那里有什么随时天上掉下的馅饼等待人去捡拾。为此我曾私下找这些官僚们问：这个撤县升市对于你们究竟有什么好处？何以让这么多人如此兴奋？他们给出的回答是对于经济发展如何有利，对于当地各种条件改善如何是历史性机遇，如何能提升当地品质。如此等等的解释，多是些宏大的利国利民的道理，却不愿提及与他们自身的关系。后来有一个官员私下跟我推心置腹地表白：如果县提升为地市级，官员提升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一般的官员普遍可能会被提升一级半级的，这才是大家兴奋所在。

应该说后面这种解释是我从官员中听到较少的观点，但后来我以此直接问那些一提县升市就兴奋的官员，是否因为县升市后自身的晋级机会而兴奋，他们几乎无人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后来我更进一步接触到广西区内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区级单位的一些官员，他们对于这种县改市也特别热心，且多半心怀期待。一个县升市何以能牵动这么多人的神经？激发这么大的热情？究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可以解决大批官僚的就业，能够创造许多官位，使权力增容，这样不仅当地原有官员提升的机会大大增加，就是外地大批官僚也可谋得调换转升机会，所以县级提升市级可谓深得官心。

当然以此类推，如果能多分几个省市机构出来，那欢喜的人就更多了。因为据民间大概估算，如果县级提升为市级，至少可以增加两万个官员职位，而新设立个省级，那么至少增加20万个官位。如此多的官位，对于官僚就业与提升确是大大的利多消息。这个情况后来我到北京碰到一个国家测绘局的官员，那老兄说的一席话也应验了这个道理。他在谈到自己不经意间就到达司局级的感想时，说因为测绘局一再升格，由自己进来这个单位时单位属于副厅级，自己就是个科员，三年后单位升格为正厅，自己所在的部门由科级升格为处级，自己这个科员也就变成了科长，而原来科长变成了处长。再后来，测绘局升格为副部级，自己所在的部门就升为了厅级，自己这个科员也就变成了处长，原来的处长顺理成章地成为厅长。这样下来，自己几年中不知不觉就是处长了，这种情况想不做官都难啊。由此可见，这些部门升格也会快速提升官员的官位，自然也会激化官员的浓厚兴趣，所以也必深得官员欢迎。

其二、1998年8月，广西桂林被国务院批准地市合并，即原来的桂林地区与桂林市合并成一个地级桂林市。我恰好也与桂林一些地方官员较熟，当时听到是怨声载道。合并前夕，许多有路子的官员纷纷想法外调，真如躲避瘟疫般急切逃离桂林，而大批没有路子的官员却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命运的裁定。为什么地市合并会引起官员如此大的惶恐，究其原因还是合并压缩了官位，是权力的减容。记得当时有个处长跟我感叹：“这一合并使多少干部丧失了发展机会啊！浪费了干部培养，损失太大了”。当然，这些话在我听来就是减少了几个官位，少了几个纳税人供养的对象，我自然认为这是好事。

由这种权力减容而导致官怨沸腾，可以看到权力驱动增容力远大于减容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多年来中国当局一再呼喊的精简政府机构，最后结果却是减来减去，说减的没减掉，新增的却又被固定下来，以致出现越减越多，机构在压缩下膨胀的状况。可见权力增容性的强大。

为什么权力具有这种增容本性？其一、因为权力与拥有的资源相联系，权力的大小意味着拥有资源的多少，这样一切权力行使者都本能趋向拥有更多资源，也就趋向努力增容权力；其二、人性中的恶，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成为满足人性名利需求的本能冲动；其三、权力有逃脱约束的本能，而逃脱约束的方式之一就是拥有更多权力，权力使自身更强大，这样抗拒约束的力就更强；其四、权力从自身安全性出发，也有增容壮大自己，增加安全感的需要。

由于权力这种增容本性的驱使，广东乌坎事件会被权力主体——官僚集团解读成是因为权力触角不及，或不深入、不强大，而导致民众的抗争，于是权力就找到了需要增容的客观理由，虽然事实上恰恰是权力干预、操控而导致了民众被侵害，进而引起民众抗争，但权力自身绝不会如此去理解，因为权力会自认为解决一切问题都只有通过权力，而不会理解权力的退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样权力会努力设法加强对农村的渗透与管控，于是权力自身为自己编织起合法延伸到农村的理据，进而通过自己掌控的程序来给农村设立权力机构装上合法衣表。如果广大农村能成为权力延伸机构，对于权力主体，即掌权者来说，那是件亢奋的事，因为那可以大大增容权力职位，会极大解决官僚就业，使权力团体极大膨胀，这样也会大大增加权力自身的安全感。所以乌坎必然会导致权力集团强化对农村的控制。

权力的增容性是自有权力以来就具有的现象。权力增容性的不断扩张，给社会带来的是官吏膨胀，税赋加重，资源耗尽，官强民弱，官权横行，民权难存的灾难。历史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了这种权力增容下的罪恶。正因为如此，随着人们对权力演化认识的深化，深切地感受到约束权力的必要性，所以在实践中探索出宪政民主制度，以宪法和法治规制权力的边界，通过民主来使权力主体经常更新，用以防范权力增容性造成的巨大危害。因为权力增容本性的存在，那些没有受到宪政制约的权力，就会加倍努力地逃避宪政，不断用增容来壮大自己以抗拒可能受到的约束。这样演化就形成了世界专制极权与宪政民主的不同制度分野。

面对权力的增容本性，世人应该时刻保持一份警惕，以避免权力带来的重压甚至灾难！

民主中国首发

秦晓：中国改革不能止步

当前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府必须把重点从发展经济，转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务。第二，经济体制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则发挥监管的职能。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政府是穷人的救星，而自由市场则会危害社会。然而，60年代末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接受再教育时，我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狂热掩盖了我们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这正是我要讲述的中国故事的开端。

　　作为一名企业领导，我亲身经历了过去30年的改革，对中国必须应对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

　　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我们的辩论仍围绕着以下问题：这样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结果，还是自由市场的作用？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将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场改革，还是就此结束历时30年的转型？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摩擦是源自于市场改革本身，还是改革进程中的瓶颈和倒退所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究竟是一种已实现目的的转型安排，还是一种应进一步深化的创新？

　　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民主政府由于受到选民偏好和党派斗争的束缚，可能会牺牲效率、或是做出过度反应。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总是理想的搭档。然而，世上没有乌托邦，也不存在完美的体制。这些体制能否自我维系、并为社会所接受，关键在于它们能否避免犯重大错误、具备纠错机制，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曾寻找过现代市场体制的替代模式。主要的两项试验是苏联时代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和“东亚模式”，前者是毛泽东时代中国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后者则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为代表，这种模式在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

　　上世纪30年代，当西方经济体陷入“大萧条”之际，列宁-斯大林模式推动苏联经济迅速增长，在经济学家中间引发了热议。三、四十年后，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场热烈的辩论。然而，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两种模式的失败。前者是一种僵化的模式，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竭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后者则导致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和官商勾结。

　　现代民主和市场体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它们仍然是可行的，而且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

　　那么，这带给中国什么教训呢？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随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使中国经济得以避免崩溃并迅速增长。在转型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尚不发达，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了与东亚或日本模式类似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如今，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要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废除各类经济和市场活动的审批程序（有必要实施监管的行业除外）。必须停止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逐步废除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政府必须改革垄断企业；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此外，必须增加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

　　经济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怀疑。然而，中国的故事并不能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理由。相反，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由于实行市场改革的缘故。要继续前进，中国现在必须转变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这是一项未竞的使命。

　　注：本文作者是博源基金会(Boyuan Foundation)理事长秦晓，此前曾担任中国招商局集团(China Merchants Group)和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董事长。

来源: FT中文网 |

许小年：政府成为最大利益集团

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也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格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度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发展看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是过去的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但是，不健康的是什么？

　　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和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

　　第二，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也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包括十七大的报告，总书记讲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讲得很具体：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成了紧密结合的利益主体。

　　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还假设政府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用公权力为自己谋利。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来源: 作者博客

邓聿文：谁是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来源：《财经》

一类是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即所谓的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

一类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

再一类是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

还一类是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

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

最后一类，是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主要在体制内供职，也包括一些体制外学者

第六类是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

这七类人还可进一步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一、二、三类，其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和国企高官；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洋买办”、民营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七类，其组成人员是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反对力量，虽然他们往往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该省召开的省委全会上，谈及改革时，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虽然利益集团被认为是深化改革的阻力在中国学界乃至一般平民中已成共识，但由政治局委员公开指出这点则实属罕见，这表明中国高层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治理利益集团的迫切。

　　不过，遗憾的是，像此前的一些学者和官员在公开场合谈及利益集团一样，汪洋对利益集团的论述也是点到为止，并未向人们指出谁是利益集团的一员。这似乎是中国学界和官员的“通病”：虽然大家都在批评利益集团阻碍中国改革，但却都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从而使利益集体的形象在中国的语境中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和治学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利益集团在中国可能并未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具有相对独立的形态。在西方，利益集团是在一个利益充分发育且相对均衡的环境里产生的，但在中国，这些年利益的发育虽然很快，可利益集团并没有像前者那样有一个明确的集团意识指向和集体行动的主张，乃至明确的组织化体系。这使得中国的利益集团治理起来更难。

　　尽管如此，根据近年来中国利益集团的表现，并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利益集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群体的狭隘性；二是形态的模糊性；三是获利的非正常；四是集体行为的表面合法性；五是利益的排他性；六是权力的至上性。前三点意思比较明确，后三点稍微展开一下分析。第四点说的是，利益集团在维护或获取他们特有的共同利益时，一般是通过对组织、制度、政策进行影响、干预，故其一切活动都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形式合理性”，并为了显示这种合法性，往往将小集团的利益置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五点说的是，由于社会总体资源有限，利益集团只热衷于在集团内部分配和共享权力与利益，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介入和分享。第六点说的是，利益集团以权力为核心，按照权力的大小和亲疏远近来分配和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利益。

　　据此，笔者简单提出划分中国利益集团的三条标准，如果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可称之为利益集团。其一，他们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且将继续从改革开放中攫取更多收益；其二，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而他们对限权的政治改革持消极态度；其三，他们也有很大的能量阻扰改革的进行，或者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

　　根据这一划分标准，并结合他们与权力的密切程度，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实际占有程度，大致可把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分为以下七类：

　　一类是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即所谓的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中国不是一般的政府主导的国家，还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社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基层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上一级政府，全国的权力集中在中央。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负责管理的是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权力其实被分割到各个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者手中。由于这些年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在这一名义下，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直接负有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之责的部门，管制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他们在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和腐败充斥其中。

　　一类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中央部委虽然位高权重，尚有一定约束，相比之下，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实质性的约束力更弱，有些连形式上的制约都没有，这无疑使得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更易把权力腐败化、资本化。这些年来，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很多党政领导，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造成一部分国家财富以各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变成了自己的财富。地方官僚集团还在房地产调控、高耗能产业发展、食品整顿、高速公路收费清理等几乎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个个与全国利益有别的独属于地方小集团的利益。

　　再一类是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体现出来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国企凭借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与金融特权，获取政治租金及超额利润。它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企业利益，还利用对公权力的影响力，使政策向自身倾斜。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垄断巨头，利用石油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绑架国家政策，让全国人民为其买单。垄断国企和行业还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等，它们千方百计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就业也只对本企业或行业的子女开放。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体。

　　还一类是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跨国资本也是中国30余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它们非中国资本，存而不论。不过，跨国资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买办”，他们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组成，早年通过官倒或价格双轨制起家，后来多数在国外金融财团、中外合资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等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机构的代理。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资本利用权力，直到直接掌握权力。“洋买办”近年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之所以要单独把房地产开发商拿出来，是因为在近年房价的疯狂上涨中，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

　　第六类是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发迹过程中，少不了寻求权力的庇护。其实，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不分性质，只问大小。资本在做大后，很少没有与权力结合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主导市场的社会，用钱来换取安全和更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就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最后一类，是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主要在体制内供职，也包括一些体制外学者。专家学者掌握着知识资源和专业权力，包括舆论和话语权力，他们通过为其他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论的指导，政策的咨询，以及对财富“合法性”的论证等来进行利益输送。比如，一些经济学者、法学专家、行业协会领导以及媒体高层，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后者的座上宾，他们往往身兼多个政府和企业的顾问，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独董，以自己的影响力为这些政府部门和企业游说谋利；一些专家学者受雇于政府和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他们的资助下从事研究，名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实是他们想借助专家学者的研究影响国家决策；一些媒体充当政府和资本的喉舌。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主要是某些名家）与政府官员、企业高官，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团体，结成隐秘的利益联盟。

　　上述七类人还可进一步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一、二、三类，其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和国企高官；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洋买办”、民营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七类，其组成人员是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反对力量，虽然他们往往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

　　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刘军宁：为什么宪法是防范政府的？

——天堂茶话第三十六章宪法天道

孔子：像韩非这样的人总倾向于从权术谋略的角度来看待您的思想。您的一些看法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

老子：如果一个人心里没有权谋，只求道不求术，他是不会从权谋的角度来理解我的。韩非喜谋而好术，结果把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了。我讲过，我只关心道，不关心术。跟道比，术不值一提。如果非要说是术的，我的术就是，宁求诸道，不求诸术，不论道听起来多笨拙，不论术听起来多高明。我的“术”就是从道中找答案，拒绝从术中找答案。而真正好术的人，他宁求诸术，不相信道；宁玩弄术，不顺从道。

　　孔子：不过，听听您说的这些：想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强化它；想要更黜它，必先兴立它；想要夺它权，必先给它权。……这些话听起来不是很权谋吗？

老子：你要是读过英国哲人柏克的书，就不会指责我使用权谋了。他发现：国家的确立先于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政治的国家与行使统治权的政府，是一个必要的恶。既然是必要的，就只有先把它确立起来，才有可能去限制它、制衡它。不先确立，不赋予它必要的职能与权力，那就连限制与制衡的对象都不存在。所以，我说的，无关权谋，而只是描述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

　　孔子：国家与政府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谈不上新确立啊？

老子：国家与政府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是国家与政府在历史上也常常垮台、崩溃、解散、重组。以法国人为例，君主制不算，共和就重建了五次。因此重新建立国家与政府是经常发生的。你注意到没有，跟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今天的国家重建，政府上台，都要经过宪法。我对宪法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宪法所要做的，就是建立国家，设立政府，然后再对掌权者的权力与职能，加以限制与制衡。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实现了宪政。可见，宪法所做的，就是先建立政府，再限制它的用途；先赋予它基本的职能，再防止它过度扩张；先树立它的权威，再限制它的权力；先建立一个完整的政府，再把它分成三块各自鼎力。要是按照韩非等权谋家的看法，宪法与宪政岂不是最大的阴谋？

　　孔子：什么是宪法？宪法跟天道有什么关系吗？什么样的宪法才是好宪法？

老子：真正的宪法是依托天道的，有久远的精神和历史依托。宪法不是可以凭空、任意制定的。宪法的责任是规范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事务，防范政府，保护公民。要实现造物主的意图，必须把天道转化成宪法。宪法不仅是跟普通的法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它还有一点跟普通的法律一样，它是“更高的法”（higherlaw)，在等级上高于普通法律的法。宪法是天道在人类政治与公共事务领域的直接化身。它上承天道，下接普通法律。宪法必须是最能反映天道的，最接近天道，只有符合天道的宪法，以防范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才是好宪法。

　　孔子：我们那个时代，只有王法没有宪法。今天的每个国家都有宪法吗？宪法与宪政是什么关系？

老子：今天没有宪法的国家已经很难找到了。在宪政国家，宪法是公民束缚统治者的锁链。在专制国家，宪法是统治者束缚臣民的锁链。在宪政国家，宪法是公民的大法，是公民用来防范执政者的，是束缚政府权力和统治者的大法。在专制国家，宪法是国家的大法，是统治者的大法，是统治者用国家机器防范民众的大法。所以，考察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关键要看宪法把权利授予给谁，把义务强加给谁；要看宪法是防范谁的，其矛头是对准谁的。

　　孔子：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到宪法与王法的差别。

老子：王法是为臣民规定的，全是义务，王享有全部的特权，权力不受限制。所谓王法是把绵羊（老百姓）关进“笼子”，而笼子的铁门由豺狼（当权者）把守。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讲国家是如何组成，是讲人民让出的权利如何运用的问题，不应该是谈公民有什么义务的问题。公民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那是其它具体法律上的问题。

　　孔子：用宪法来防范政府固然重要，可是，宪法也要防范百姓啊？宪法既然如此重要，君王与百姓谁都不能违宪。

老子：错！宪法不是防范百姓的。在宪政之下，宪法只防范政府与当政者，这一点极其重要。宪法是公法，其矛头只能对着政府。在人类的文明历程中，只是到了宪政时代，人类社会才首次有了专门针对政府权力和统治者的特殊法律，这就是宪法。在宪政时代，公民应该以一种防贼而非仰视的态度对待国家与执政者。

　　孔子：可是，按照我的理解，权利与义务总是对称的。没有不产生义务的权利，也没有不产生权利的义务。有权利必然有义务。难道公民不应该有义务吗？既然有义务，为什么不能写进宪法？

　　老子：宪法不应该给公民规定义务，并不是在主张公民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公民不应该承担任何义务。权利当中蕴含着义务，个人的第一义务，就是尊重他人的权利，即在尊重他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行使自己的权利。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有了权力，才有尊重权利的义务。一切义务都是从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并为权利服务。一切与保障权利无关的、违反权利的义务，都是没有正当性的义务。

公民应该承担义务，但是这些义务只能从公民所享受的自由与权利中产生，不存在任何独立于权利与自由之外的自在的义务。如果公民有什么义务的话，那就是负责任地行使自己的自由与权利。政府不是权力的源头，而是权利的产物。因此，在宪法中也不存在权利与义务平衡的问题。宪法中应该把对公民的义务的规定尽可能降至最低限度，而且所规定的任务只能直接派生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孔子：那么，把宪法作为规定公民义务的场所有什么危险呢？

老子：宪政的宗旨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的自由。宪政之下宪法也应当符合这一宗旨。如果宪法中规定义务，那肯定是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义务，是要求人民承担的对统治者的义务。这类的义务越多，给公民剩下的自由就越少。在宪法中罗列很多义务会改变宪法作为保护权利的文件的性质，宪法的目的既然是确立有限政府，其矛头当然是针对国家的。如果在宪法中大量规定公民的义务，其结果必然是调转了宪法的矛头，把它对准了公民，而不是本应对准的政府和掌权者。这样的宪法便是反宪政之道而行之的宪法。宪法列举公民的义务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开辟了一个先例：宪法有权限制人们的权利和自由。

　　孔子：个人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吗？

老子：你听说过有人因违反宪法某某条款被判刑或罚款吗？宪法是针对执政者的，防范政府的。因此，不存在普通的个人以私人的身份违反宪法的可能性。再说，宪法既然没有规定公民在这方面的义务，因而也就不存在公民违反这种义务的可能性，所以在法律上也无法追究。

　　孔子：好像有些西方国家也把义务写到宪法里了。尤其是像服兵役这样的国防义务。

老子：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有些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少量的公民义务，如服兵役。这样的例外不能改变宪法防范政府的使命。

　　孔子：诚敬忠孝恕这样的义务不是也很重要吗？能把他们写入宪法吗？

　　老子：这些是道德义务，不是宪法义务。如果宪法中写入了这样的义务，那它的矛头又指向公民了。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为宪法规定公民义务辩护。

我看到的人间事务越多，我就越坚定这样一个信念：是天道这个造物主，而不是君王与恺撒在掌管着人类的事务。离开了天道，就没有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也没有国家的兴旺与发达。对天道尊奉程度决定了个人与个人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不同命运。宪法的任务就是要防止恺撒冒充造物主！

　　天堂茶话之三十六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於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想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

　　想要削弱它，必先强化它，

　　想要更黜它，必先兴立它，

　　想要夺它权，必先给它权。

　　这个道理很微妙且很显明，

　　柔可以胜刚，弱能够胜强。

　　鱼不可脱于水而逞强冒险，

　　国不可示民众以獠牙利爪。

来源:作者博客

李庄：来之不易的一小步

来源：作者博客

今后，再动辄追究律师“伪证罪”就没那么想当然了，昨天，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草案二次审议，明确了侦办律师“伪证罪”的两条底线。

　　第一条底线：侦办律师伪证罪要异地管辖

　　第二条底线：追究律师伪证罪的前提，是承办案件的被告人终审定罪

　　今后，再动辄追究律师“伪证罪”就没那么想当然了，昨天，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草案二次审议，明确了侦办律师“伪证罪”的两条底线。

　　第一条底线：侦办律师伪证罪要异地管辖

　　辩护人认真履职，极易与侦办该案的当地职权机关发生对抗，侦办机关为了自证清白，为了自己的工作业绩不受质疑，他：“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无罪也罪”，否则，岂不是自己有罪。试问，哪一个辩护人能逃出这样的魔爪呢!

　　李庄案庭审时，我曾用异地管辖的理念，申请由重庆之外的法院审理，以彰显公正、增加公信力。遭拒后，我又逐个申请三个公诉人、三个审判人员回避(六次)，仍被无端驳回。事后，被某些媒体歪曲报道“李庄无理提出法院集体回避遭驳回”。其实，当时的逐个申请回避，也是在倡导一种公信理念。

　　早在18年前，本人就曾提出过刑事诉讼中异地管辖的说法。

　　1993年7月10日凌晨，京广线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震惊中外的“7.10”旅客列车追尾事故，死伤200余，北京铁路局与郑州铁路局在事故责任划分上各执一词。9月底，我代表北京局，在郑州铁路中院开庭，为北京局火车司机进行辩护，当时，我曾提出“异地审理”的申请。因，铁路法院的一切由铁路局决定，甚至，包括检法两长的任免。为此，写过一篇《论法院的集体回避》的论文。

　　多年后，在一次民诉法专业委员会关于民诉法修正案研讨会上，针对属地管辖内的利害关系，我也再次提出过跨地域管辖的观点。

　　再结合龚刚模案，我向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向媒体，举报龚案中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引来侦办龚案的警察来京秘密抓捕本人，之后押往重庆，也就是这个龚刚模专案组，后来摇身一变，成了“李庄伪证罪”专案组。这样针对性非常明显的侦办模式，何谈公正，何谈公信。

　　今天，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彻底否定了侦查机关“自证其清”的职业手段，应当是全国律师的一件幸事，也应当是包括公检法人员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一件幸事，因为，今日的执法者，明天都可能是潜在的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此底线的确立，是为了维护的每一个公民个体的公正诉权。

当然，希望最终的通过案，管辖能够跨省，如仅仅是跨县区，则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第二条底线：追究律师伪证罪的前提，是承办案件的被告人终审定罪

　　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定罪，这是常识。然而，有的侦办机关，只要发现律师提出的证据对控方指控有颠覆性危险，即在承办案件尚未宣判，甚至尚未庭审之前，将律师抓捕，定其“伪证”，为自己披上“清白”的外衣。这样野蛮的诉讼逻辑倒置，竟然在司法实践中被某些弄法儿屡试不爽。

　　本来，律师有无伪证，应以原案审结为基础，因原案有可能无罪释放、退侦、免于刑事处罚、非法证据排除……。如果先入为主的将律师定以“伪证”。即可得出指控完全成立的“未卜先知”。

　　龚刚模案，衍生出“李庄案”，在龚案尚未进入审判，尚未得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之时，先判定“李庄伪证”，进而得出“龚案的指控正确，没有刑讯逼供”的结论，岂不荒唐。(事实上，龚案庭审时多人翻供，均称遭刑讯逼供)

　　此次刑诉法第二次审议，明确了“本案”与“衍生案”的先后顺序，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侦办机关在滥造“伪证罪”上的本末倒置。

两条底线出台，应当感谢广大法律人的努力，感谢立法委员们的坚守，感谢迟到的正义，让我们一起期待法治的春天。

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本文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国立清华大学人社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上的讲座文字记录。未经秦晖教授审阅，纯粹是私人记录。）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交流。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屏幕上的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只会想到哪里讲哪里。之后的互动大家再提问。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

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

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陈注）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的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

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等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

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刘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着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他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主义解释文革。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着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认为韩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来源:共识网网友推荐

贺卫方：答《博客天下》问

按：这是去年年末我回答《博客天下》记者蔡亚林书面提问所做的书面回答。听说刊物已经出版，自己尚未见到，也没有查到该刊的官方网站。姑且将此未删稿发表在这里。贺卫方

关于法学

　　1、你曾说你是一直主张无条件彻底废除死刑的，但是当有人提出把药家鑫案件作为废除死刑的一个起点的时候，你并不是很乐观。为什么呢？你觉得，现在的国情适合废除死刑吗？

　　答：讨论药家鑫案的时候，我主张的是废除死刑不宜从个案开始。废除死刑是一个立法举措，当然，在实际上废除了死刑的一些国家也有通过司法的方式进行的，即虽然立法中还保留死刑，但是司法中不再判决或执行死刑。不过，后一种方式也需要一种全国统一的机制，如最高法院一律不核准死刑。总之，必须做到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不是把个别案件中是否废除死刑交由审理案件的一审或二审法官去判断。

至于废除死刑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人对国情的看法并不一样。如果说依照民众意愿，那么没有哪个国家废除死刑是通过全民公决而决定的。当年废除帝制，也有许多人说，共和制不符合中国国情。这国情论基本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

　　2、刑法修正案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但延长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其实，这种长时间的监禁的痛苦往往比死亡还要痛苦，这似乎也损害犯人的尊严，您觉得呢？

答：这样的想法显示的是完美主义的思维。减少死刑，延长某些严重犯罪者的刑期，这也是无奈的选择。自由刑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剥夺犯罪人的自由而施加痛苦，以达到惩戒与改造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死刑损害人的尊严，监禁也损害人的尊严，这样的推理走下来，那结论就只好废除刑罚本身了。

　　3、你为何持续关注李庄案？你觉得学者的介入，能改变结果吗？

答：李庄案是重庆式“打黑”的一个标本，可以折射出中国法治遭遇到的诸多问题，尤其是重庆所进行的“打黑除恶”本身折射出的法治基础的脆弱。这种典型意义在我今年发表的“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庆式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里有详细的阐述，可见《东方早报/理财一周》2011年4月15日。学者介入是否有效果？也许有一些，加上律师在法庭上强有力的辩护，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还有一个不大确定的因素，那就是重庆市的法律人的隐性抗争，最后，重庆方面在李庄案第二季不是铩羽而归了么？

　　4、这些年你坚持呼吁推进司法独立，您觉得，在中国要想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得需要多少年？要实现司法独立，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年，在我国的法治社会构建过程中，有让你欣慰的地方吗？

　　答：时间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政治体制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转型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司法独立要求治理模式的改变；财政人事等体制的安排要有助于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法院内部的权力架构要去行政化，要实现法官行使独立权力与承担完整责任的平衡。当然，法官良好的素质——专业的和职业伦理的——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基础。

在过去的法治建设中，最令人欣慰的，一是官方政治话语已经难以摆脱法治以及民主等普世价值话语了。另一个是，在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国民对合理治道和自由价值的理解所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法治已经有了坚实的观念基础。

　　5、你理想中的独立的司法体系是怎样架构的？你觉得更接近哪个国家？

答：这个问题可以做一篇几万字的论文了。其实，只要实现一些底限标准，模式上接近哪个国家倒不重要，最终具有一些中国的特色也是无疑的。体系上，司法机构应在财政和人事上摆脱外部权力控制，与此同时，在具体决策过程中，法官只依据法律作出判决，不受来自法院内部的干预。这就是底限。

思想或其他

　　6、作为一个法学学者，在这个社会中的责任是什么？或者说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的责任是什么？你说过，知识分子应该与政府划清界限，这是不是有点极端呢？

答：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多样化的。首先需要有对学术本身的精湛研究，推进学理的深化。也需要运用专业知识对社会问题作出具有学术水准的分析，与公众建立良好的互动。两者都在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责。我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保持与政府之间的独立性，其实也需要独立于商业影响和舆论诱惑。这算不得极端吧？

　　7、身处这个时代，你最担忧的是什么？

答：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我们膨胀，忽视背后的危机，忘记政治合法性基础并非只是经济增长。

　　8、最近关注的政治事件是什么？

答：没有特定的关注对象。

　　9、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谁？过世的人中你最鄙视谁？

答：在世者？最钦佩胡适。——“他不是早已离世了么？”“不，在胡适先生的墓碑上，毛子水先生不是说过么：‘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异，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胡适是长活于人间的。”至于死去的人我最鄙视者，原谅我不列出名字了，毕竟已经死去了。

　　10、孔庆东曾说你是汉奸，你怎么看？你最在意谁对您的评价？

答：孔先生口中的“汉奸”一词有明显的褒义倾向，虽然我不至于引为光荣，不过的确一点也不为之烦恼。自己最在意的，是具有相同价值追求的学界同道的评价。

　　11、之前，我问过您，“在遇到外界的非议的时候，您一般如何减压？”您当时说去看乌有之乡的贺卫方评析，一年多了，你现在遇到非议如何减压？

答：严格地说，那些非议本身很少给我带来压力，只帮助我理解世道人心。

　　12、如果穿越回十年前，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答：十年前我对司法改革及其给整个政治变革带来联动效应的前景相对于今天要更加乐观些。穿越后我会说：“要把困难想得更多些。”

　　13、你最近听到最荒诞的一件事是或者一个观点是什么？

答：黄宗智教授发表文章，认为“重庆模式”突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无法结合的定律，验证了一种既不是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而是经过两者部分特征之重新组合的新颖的可能。同时又称重庆将毛时代精神建设的成功与邓时代经济建设的成功“两大优良传统”加以结合。荒诞离奇，莫此为甚。

　　14、你认为自己被高估和被低估的分别是什么？

答：由于不大在意一般的评价，所以也很难具体分辨哪方面被高估或低估。

　　15、如果你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一件事，那会是什么？

答：法律训练久了，最怕回答这样假设的问题。

　　16、2012年要来了，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那个末日来临时候要拿着高价船票登诺亚方舟的传闻，你相信有这事吗？

答：唉，这都相信，那不天天要做杞人了！

　　17、金正日死了，你有什么感想？

　　答：看到电视画面上朝鲜人悲痛欲绝的样子，对他们深感同情。我想起1976年的我们。不过，1976年对于中国是一个巨大转折的契机，朝鲜是否也存在着这种可能？如果还保持这样的现状，金氏家族新的传人才28岁，这个停留在中世纪的国家的国民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那些哭得死去活来的人中，是否有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感到绝望？

来源:作者博客

易中天：传统文化不是道德缺失的解药

——答《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马芸菲

所谓“共同价值”，就是全人类共同普遍追求的东西，比如自由、平等、爱。众所周知，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拉赫曼”（至仁）和“拉希姆”（至慈），都主张“爱”。可见“爱”是共同价值。

　　问：“小悦悦事件”暴露出了中国公民的哪些问题？

　　答：对诸如此类的社会新闻事件，最好不要用贴标签的方式，做简单的道德判断和归纳总结。一滴水中的太阳，从来就是靠不住的。就这么一档子事儿，便对“中国公民有哪些问题”作出判断，这活我可干不了。

　　问：现在有没有道德缺失的问题呢？

　　答：肯定有。但所谓“小悦悦事件”，并非其突出表现。最为严重的，是最应该清白的地方不清白，比如权力机关、司法系统、教育部门。教育腐败，民族就没有希望；司法腐败，社会就没有希望；权力机关腐败，国家就没有希望。别老把眼睛盯在过路人身上。

　　问：传统文化是否是公民道德缺失的解药？

　　答：当然不是。传统文化是传统社会的，不属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臣民、草民、小民，怎么可能有“公民道德”？这种社会的文化和道德，又怎么解决得了公民社会的问题？因此，不能因为它们在传统社会管用，就以为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老实说，这叫“病急乱投医”！事实上，“三纲五常”那一套，在当时就没能挽救传统社会的江河日下，今天又岂能为现世的道德滑坡指点迷津？既非解药，也就不存在怎样去“解”的问题，顶多提供一点“参考意见”，还得经过现代文明的打磨洗礼。

　　问：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经过怎样的磨合后，才能被“普世”地接受？

　　答：这个问题，我在《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201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一文中，已经有过回答，那就是“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所谓“共同价值”，就是全人类共同普遍追求的东西，比如自由、平等、爱。众所周知，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拉赫曼”（至仁）和“拉希姆”（至慈），都主张“爱”。可见“爱”是共同价值。以这样一些共同价值为标准，找到传统文化当中的相关内容，再加以现代阐释，就可以“古为今用”。那篇文章讲得很清楚，不重复。

　　问：在“小悦悦事件”之后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构想，那么文化强国后的中国是怎么样的？

　　答：不知道，请你去问提出构想的人。

　　问：一个国家拥有怎样的文化才能被称为“强国”？

　　答：这个问题，我在《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2010年2月18日《南方周末》）一文中，也有过回答。我认为，文化大国，一定是有影响力的。而且这影响力，还一定是超国界的。比方说，有一段时间，亚洲一些国家，都写汉字；欧洲一些国家，则以说法语为荣。这个时候的中国和法国，岂能不是文化大国？如果还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样，立人文之本，开风气之先，就能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贡献。有这样的贡献，世界就会承认你是“文化大国”。

　　问：要想永远避免“小悦悦”式的悲剧，公民在其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答：没有什么悲剧，是可以“永远避免”的。公民能做的事情，是恪守道德准则。人人讲道德，社会就道德。可惜，什么是真正应该恪守的，我们还不大弄得清楚。某些被嚷嚷得很凶的，其实没准是“伪善”。我个人的标准，是看人性。符合人性的，就坚持，比如“恻隐之心”、“忠恕之道”。不符合人性的，比如“守寡”、“守节”、“从一而终”之类，就免了吧！总之，以人为本，如此而已。

　　问：身为中国的公民，面对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文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答：抱歉，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可以喜欢传统道德和文化，也可以不喜欢，还可以反对。喜欢的就去弘扬，反对的就去批判，不喜欢的可以不予理睬。所有这些，都是公民的神圣权利，谁都不能剥夺。而且，因为是权利，不是义务，所以也没有责任。

来源: 作者博客

南方周末 : 社团登记会在全国放开吗

3票会，6票不会

◆陆群（湖南省纪委干部）：社团登记年内不会在全国放开，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将继续推进，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将进入人们视野。

◆冯卫南（广州市规划局退休干部）：我反对深圳、北京、广东搞“特殊化”，我相信会在全国放开。

◆陈新（石家庄市民）：会，但愿河北不是最后一个放开。

◆赵兴军（成都法律工作者）：不会。有不少社团是官方开办的，政企合一，两块牌子，左手执法，右手创收。

◆叶庆（上海市民）：网上各种“圈子”、“群”等多得去了，谁登记审批了？所以，放开不放开也就这么回事。

◆翁学松（北大研三）：北京为首善之区，且“包容”为北京精神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包容”的应有之义。经济发达之区，政治文明程度亦高，深圳、广州皆为楷模。其他省区不应甘心落后于人，加快追赶楷模的步伐吧！

◆陈高峰（郑州职员）：“登记”的本质是管理和服务，如果理念和手段跟不上，放开不放开又有什么区别？

◆李连斌（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处长）：民富国强社团兴旺，放与不放恐难估量。真的放开可能不大，虽合宪法外加希望！

◆黄郑（南昌铁路公安局民警）：借用官方语言，会逐步有序放开、缓慢推进。放开社团登记，我想就是着眼于解决慈善和救助基金会这类民间组织的身份问题。能促进老百姓慷慨解囊扶危济困，有利民生，有利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较权威答案：万事俱备，只欠决心

李凡（政治学者）

长期以来，中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采用的是限制和严格控制的办法，对于在社会中出现的社会组织，尤其是被称为NGO的非政府组织，更是持高度警戒的态度，或不承认，或尽可能将这些组织控制起来。在这样的思路和管理模式，远远落后于中国现实的发展，已不能适合动态化、多样化的社会现实。

广东省在2011年率先出台了新规定，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而且同一个地区同一个类型的社会组织，可以不止成立一个。北京也放松了登记办法，允许社会公益类、社会服务类组织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

许多人很关注，这样的改革，能否在全国推开。其实中国有关的社会组织管理条例、民非组织管理条例和基金管理条例都正在做重大修改，而且已基本完成，对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取消了双重挂靠登记制度，对社会组织管理和登记有所放松。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一改革符合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现实。

目前，许多地区都在出现群体事件，有的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有些人认为放松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会引起更大的社会不稳定；也有人认为，对这些冲突，用压制的办法不能解决，只能使其更剧烈，用改革的办法，和社会对话的办法才能解决。而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提高社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便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也便于政府和社会展开对话。这样的两种思路，将会决定中国社会组织管理的改革能否尽早提出。政府换届之年，究竟谁来下这个决心不好说，但我们期待有关部门尽快在2012年推出这一改革，因为这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零八宪章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零八宪章月刊第40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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