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第40期（上）

我们认为刘大使在这段对话里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那就是背着牛头不认赃。对于什么是“共产党国家”，既有留洋背景又有长期外交经验的大使先生应该是很清楚的。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所谓“共产党国家” 是指那些实行一党执政，并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衍生理论的国家，这些国家通常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可以存在一些合法的政党，但国家的宪法只会把执政权赋予共产党。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国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从国家指导思想上讲，“共产党国家”信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衍生理论；

其二，从社会制度层面讲，“共产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其三，从执政党角度讲，“共产党国家”长期由共产党垄断政权，共产党是国家的唯一法定执政党。

根据上述三个特征来观察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毫无疑问的得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的结论，因为：第一，中国宪法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衍生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第二，宪法总纲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第三，从49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且宪法序言中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

由此可见，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国家”，如果按照刘大使的理论，因为中国党员人数远远少于中国人口数量就不能称中国为“共产党国家”的话，那么，全世界就根本不会有“共产党国家”的存在，因为不管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现在的朝鲜、古巴等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党员数量会接近该国人口数量。而且像朝鲜、蒙古及前东欧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在名称上还不叫“共产党”，而叫什么“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等，根据刘大使的逻辑那就更不能叫“共产党国家”了，但令大使先生失望的是，所有这些国家不仅是“共产党国家”，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国家”。

那么，为什么中国明明是“共产党国家”，而刘大使偏偏扭扭捏捏、背着牛头不认赃呢？

对于这个问题，刘大使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共产党国家”在国际社会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概念——不仅声名狼藉，而且恶名远扬。一提起“共产党国家”，人们便会联想到腐败、专制、独裁；一提起“共产党国家”，人们便会联想到苏联、东德、罗马尼亚、柬埔寨、朝鲜、中国等国；一提起“共产党国家”，人们便会联想到斯大林、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毛泽东等人的暴政；一提起“共产党国家”，人们便会联想到克格勃、古拉格群岛、柏林墙、红色高棉、反右、文化大革命、夹边沟、六四大屠杀这样的罪恶历史景观——甚至在互联网时代提到“共产党国家”，人们便会联想到中国的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艾未未乃至于像唐福珍、钱云会、钱明奇、薛锦波这样的人权悲剧……。而所有这些悲剧历史和悲剧事件完全是由各国共产党的专制压迫和暴政造成的，这种专制压迫贡献给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是反人道、反人权的罪恶和耻辱，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并受到民主文明社会的同声谴责——对于共产党国家的这些历史，刘大使当然是清楚的，也正因此，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驻外大使，刘晓明先生的工作大概并不好做。而为了做好这份工作，为了拉近自己和东道主国家的关系，刘大使便想撇清“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去掉中国的“共产党”标签，不想中国因为沾上“共产党”的标签而被污名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刘大使先生是因为看到各国共产党对本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光彩记录而否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的话，我们认为，大使先生的心理动机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但是我们又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大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故意混淆概念、偷梁换柱，认为“不能说中国是共产党国家，就像不能说英国是保守党国家一样”。

这就有些恬不知耻了——既不想中国被贴上“共产党国家”标签而被污名化，又想把中共和英国保守党扯在一起，这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了。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那不仅是恬不知耻的事情，而且是贻笑天下的事情。

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将英国称为保守党国家，为什么？因为英国是民主自由国家，保守党只是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党之一，就如自由党、工党在英国的地位一样，它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个法律规定保守党是英国唯一执政党，保守党能否上台执政，完全由人民的选票说了算，而且一定是定期的竞选。如果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保守党就上台组阁执政，否则就只能作为在野政党而存在，等待下一届的选举再进行竞选。因此近代以来，英国政坛或保守党上台执政、或工党上台执政，没有哪个政党能够赖在执政党的位置上依靠“维稳”而垄断政权。既就是作为在野党，也可以对执政党进行有效批评和监督。而英国人民因为这种民主竞选制度不仅看到了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尊严，也看到了整个国家的荣光！

但是中国呢？自共产党49年上台以来便长期垄断国家政权，虽然也有所谓其他8个民主党派，但这些党派早已被阉割，只能起到“三陪”的作用。因为缺乏民主竞选，缺乏平权监督和分权制衡，其结果不仅在毛泽东时代犯下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罪行，而且在所谓改革开放时代，也先后出现了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镇压民运组党等悲剧事件。既就是在自鸣得意的“胡时代”，也因为权贵资本主义改革而导致大量的腐败和人权悲剧出现，不仅寻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刘晓波、高智晟、刘贤斌、陈卫、陈西等人被先后关进监狱，而且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唐福珍、钱云会、钱明奇、薛锦波等人在“维稳”体制下竟然会遭遇这样或者那样的死亡！而所有这些历史悲剧和人权事件均无一例外的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此情况下，请问刘大使先生，中国共产党还有资格与英国保守党相提并论吗？

当然，刘大使是做外交工作的。为了尽可能的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为了尽可能地与东道主国家拉近关系，刘大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良苦用心我们是理解的，但是，我们想提醒大使先生的是“知耻近乎勇”，背着牛头不认赃是不行的，玩弄鸵鸟政策也是不行的。明智的做法是，承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的现实，承认中国政治制度与世界主流文明的差距，然后，我们一起来为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而奋斗！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建设出一个合乎普世文明标准的民主、自由、宪政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无论是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所有党派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都可以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而上台执政。到那个时候，大使先生无论出使哪个国家都不会遭遇“中国是共产党国家吗”这样的挑战性提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尴尬和遮掩。既就是有无知人士提出这样的问题，大使先生也可以理直气壮的回答说：“不，先生，中国早已不是共产党国家，我们的国家早已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文明国家啦！”

为了民主中国的早日到来，我们期盼与大使先生共勉！

《零八宪章》论坛

2012-2-1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秦永敏：和平转型建言（总论）

一问题的重新提出

二足以代表官方的态度

三民间的回应

四我的研判仍是和平转型机会最大

五我的基本结论和主张

在和平转型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效之前，我们决不能放弃和当局的“对话/妥协”这一寻求历史出路的方针，不能不大力争取走“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东亚式民主化道路。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导言

早在一九九三年，我就在自己起草的当代中国大陆第一份纲领性民运文件《和平宪章》中，开宗明义的阐明了这一观点：

“（十几年来，大陆上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我们深表赞赏。然而，正如当代世界历史事实已充分表明的，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实行多元化的民主政治。鉴于当前世界结束冷战，走向新秩序，鉴于所有中国人都关注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我们特提出本宪章。）

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转型的各种先例，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下阶段的历史进程忧心忡忡。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

我们深信，中国大陆政府当局中，有历史洞察力的人士也同样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及其迫切性，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正反两方面的先例，完全足以使我国大陆仍然充满对立情绪的朝野各方达这种共识：

中国大陆从一元化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性变革，只有在政府当局有诚意的情况下，从上而下地程序化地和平进行，才能将其负面影响——即对民众社会经济生活的破坏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一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而且变得相当迫切了，为此，本着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壮志，本着忧国忧民之心，本着为全中国所有人负责任的精神，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持续不断地提出关于和平转型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希望有识之士和我们一起来努力，希望朝野双方倾听我们的意见，希望在人权至上的原则下开展良性互动，希望通过全民和解，来共同完成宪政民主制的建构。

一问题的重新提出

韩寒12月23至26日在其博客上接连发表博文《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一石激起千层浪，无论在反对派，在异议人士，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公开谈论对中国现政权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必要性问题，是一个极大地好事，表明朝野上下、官民人等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今日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前夜。

这里，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连出3篇评论力挺韩寒，《人民日报》也在26日发表的“苏联解体20周年”的社评《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中谈及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今天的中国最反对革命的居然是靠革命起家暴力夺权的中共，《人民日报》上述文章大谈西亚北非的现实时强调，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

在我看来，尽管中共正是靠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在今天，它反对“革命”的态度和说辞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决不能因为它正在享受着“革命成果”而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概否认。

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就说过：“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杀人者众，以悲哀立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其时的著名贤人伯夷也说：“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无论（暴力）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怎么样，总之社会要大动荡，人民要大流血，志士仁人要大牺牲，故虽然不宜一概的反对之，更不宜轻言之。

现在的问题是，中共当局为什么要反对革命？在野人士又什么呼唤革命？

撇开那些浮面的理由，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没法抗拒世界潮流，必须实行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宪政民主制！

所以，如果能以和平的方法实现宪政民主制，就根本无需借助暴力革命这个马克思所谓的“助产婆”。

当然，如果不能和平的实现宪政民主制，那就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应该说，我们是当代中国第一批正式提出以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宪政民主制主张的人，这样，在官民一起大谈是否要革命，是否能避免革命，是否会发生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更加强烈的呼吁所有中国人：和平转型才是最符合全体中国人和整个中国社会根本利益的方式，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需要拿出决断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和平的实现宪政民主制而努力吧！

二足以代表官方的态度

韩寒博文《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问世后，中共当局破天荒作出了强烈的反响，虽然不是正式出面，无人不知，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是中共喉舌，没有当局的允许，它们是不会随便发文的，何况也不是一篇，而是两报相对，遥相呼应。

例如本来常发偏激之论的环球时报在《韩寒博文引争议是中国之幸》一文中就说：“韩寒的一组博文引发社会舆论的兴趣和参与，这是好事。同意他也罢，反对他也罢，部分同意部分反对也罢，重要的是大家有同等权利和机会参与讨论。像革命、民主和自由这样永不过时的话题，只有一家之言，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反而奇怪了。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在寻找国家进步的探索中，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只要我们不因人废言，这些话是没大错的。但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如果当局一边面对革命再起之势借有人不主张革命大唱言论自由高调，一边面对和平的民主运动活动家大打出手，那么，长此以往必将事与愿违。只有国家以此为执法标准释放陈西陈卫以及所有言论犯如刘晓波、高智晟、刘贤斌等，那中国就确实可以免除暴力革命之痛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对官刊上的这些表态表示赞赏，因为至少它摆脱了当局从前那种真理垄断者嘴脸，说出了一些自由国家的社会常识。

韩寒是一个作家，只是想到哪就说到哪，也就是一个异见人士，并不是实践者。因此，他怎么说都是他的个人自由，社会需要这种自由表达个人意见的人，无论他说好说坏说对说错都没关系，除了法律责任，他没必要对自己的说法负其他责任。中国的问题不是韩寒说错了什么，而是韩寒这种人太少了。真理越辩越明，言论越自由各种不同的意见就越多，正确的东西只有在大量的错误中才能诱导出来。

我对自己的定位和韩寒先生不同，作为一个民主人权活动家，自从1970年因为写日记文章和拥有中外文学名著打成“反革命”，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奋斗，我的一切活动有一个鲜明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现宪政民主制。

这样，在我看来一切可以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前进的努力都是值得嘉许的，一切有助于此的因素都是值得肯定的，一切符合宪政民主制的做法、行为、生活方式都是没错的。

对我来说，在这一基础上看待革命问题，就比较容易做出有原则的判断了。

我们再来看看官方的另一篇文章。

《人民日报》（ 2011年12月26日03 版）的国纪平文章《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虽然是哀悼苏联之亡的，该文提起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

“对照1991年和2011年，我们找到这样两个“交集”：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寻“传导效应”的目光没有变，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也没有变。”　

通观全文，作者一方面承认共产实验的彻底失败，一方面又为作为共产制度余孽的中国这套体制的延续寻找存在理由和出路。

可笑的是，这家伙开出的药方却还是已经失效的“改革开放”：“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显然，既想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又不愿意认同宪政民主制，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那么，官方人士是否有进一步的解答？

有！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刊发了记者王渠谈“民主是好东西”一文，文中说：“环球时报舆情中心抽样调查结果：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主要城市77%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近9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

须知，在中国，除了中共之外，是不允许任何中外机构和个人搞政治性的民意调查的！

所以，这一调查，即使不代表中共，也代表中共的某些势力或者至少是某些要人。因此，它的意义即使不必高估，也没有理由低估。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官方认识，对此我深表赞赏。

当然，里面的很多具体看法我无法认同，但无论如何，官方承认中国90%的人认为民主好，而且77%的人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这就使中国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官方来说，“全面专政”“四个坚持”“五个不搞”也已经成为历史，只剩下一个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么走向民主的问题。

若果如此，中国官民之间就不再有“是要民主，还是要专政”的原则分歧问题，而只是一个方法问题——个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可想而知，虽然中共宣称自己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其实这只是一个搞笑，但无论如何，对它的明智之士来说，总不至于愚昧到要和90%的中国人为敌的地步吧？

既然无论是我这样的政治反对派人士，还是“近90%的”中国人（这些受访者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连记者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中共的某一方面甚至可能的话中共整体也已经被迫这样认为，那么，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下一阶段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会大大加速应是无疑的。

当然，我注意到了中共魁首不久前关于“敌对势力”和“西化图谋”的说辞，也看到了我的朋友二陈因此罹狱，但是，我更看到了他说此话两个月来当局上下居然没有多少鹦鹉学舌，而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它表明了什么呢？是否说明就是在体制内，完全脱离今日中国社会现实的东西，哪怕是“最高指示”也响应者寡？虽说另一方面“善政难出中南海”也是事实。

无论如何，中共官刊能说出90%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应该证明中国人已经形成了要民主的共识，中共官刊能够正视这一点，则表明中共内部的理性派已经知道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宪政民主制是不可抗拒的了！

三民间的回应

另一方面，本来指望韩寒出来领导革命的激进人士却愤怒了。

一时间，对韩寒的各种指责铺天盖地，他们原本对这个成为新兴传播工具弄潮儿的幸运青年寄予极大地期望，以为他靠和当局顶撞出了名，在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关口一定会挺身而出高呼革命，甚至投笔从戎跃马横枪，结果他却说出那么多四平八稳的话来，并且立即得到了当局罕见的高调赞许，于是乎，各种非议乃至谩骂都冲他而去，好像他突然从革命领袖成了叛徒。

这里，为避免给国内的被引用者找麻烦，不妨看看海外的说法。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05日转载曹长青《从梁启超到韩寒》一文说：

“暴政的罪魁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以‘国家、人民、民族’这些理直气壮的群体主義名义，摧毁个体、剥夺个人权利的指导思想。这种思维至今在中国深入人心，这才是令人脊背冰凉的恐怖。

如果说，韩寒那些讽刺小品文，起到了强化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的话，那么和这‘新三篇’所起到的凝固专制城墙的作用相比，真不知哪头力度更强。中国文化人的典型群体特色之一，就是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所以经常是一手举矛，一手执盾。由于‘盾’的背后是强大的政权，所以盾总能赢。

能引起中国一阵风潮的，从百年前错误思维的梁启超，到百年后混乱思维的韩寒；从能光明正大探讨（清王朝都比今天开明），到现在只能热讽冷嘲，一路退化至此，中国文化人还在高喊‘不要革命’，中国人不配民主。其结果，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在客观上成为专制地基的一部分。”

一个青年作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说了点不赞成革命的看法，就被海外的革命家们大张伐挞，以此观之，似乎韩寒们才是革命的首要对象了，在革命尚还遥遥无期之时，革命已经如此嗜血，当其席卷全国之日，就更可想而知!难道中国国内言论空间的开拓，不正是靠了韩寒这种人的自由言论吗？难道韩寒这三篇文章不又给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度一个有力的开拓吗？在此之前，当局何曾公开谈论过要对它们进行革命的问题？此文一出，革命上台的统治集团被革命的可能性问题终于正式走上前台，就连其魁首的那套假大空也没人在意了，从此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摆在了官民人等面前，谁也无法回避，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好事吗？当然，作者会说他已经号召革命有年，他才是先行者，但第一你不是在国内号召，第二你的号召不是时候，第三你的号召根本引不起当局和国人的关注。所以，你说得再早再多也不管用，韩寒的表态却具有爆炸性效果，哪怕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革命而言，作用恐怕都不比你的倡导更小。对自然科学来说，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对社会生活来说，有时，说得是时候，是地方，是合适的人，也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再来看看陈破空回应韩寒《革命终将来临》：“《要自由》一文中，韩寒向政府“讨价还价”，在新的一年里，“要求更自由的创作”，要求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果官方能让这一步，韩寒承诺“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

听上去，像是一桩“交易”：我已经反对革命了，那你总得给我一点好处吧？此处，笔者暂不讨论自由是乞来的、争来的、还是天赋的这类大论题。仅祝福韩寒，但愿你的期待，不是一厢情愿（？）再说，“交易”的背后，莫不就是这么一句潜台词：如果你不给我这些自由呢，那么等着瞧，我就要清算，往后看，专门谈论你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

还是要造反，还是要革命，这才是韩寒血液中原本的基因，却偏要抑制自己，偏要打造一块“和事佬”的招牌。究其幕后，如果是因为受了威胁，而变得胆小，倒可以理解；如果是因为受了收买，而昧着良心，则诚为不值！”

陈先生的这种说法，是否过于把一个人对一件事的看法和其人格品质混为一谈了呢？过于热衷革命的朋友们，往往都有这个毛病，那就是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其结果，要么是一团散沙，走不到一起去，要么是形成新的一元化领导，最后走向反面。当然，从后文看，我觉得陈先生是个理性的人，但从历史来看，谁都知道在倡导革命的人中这种现象是广泛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今日中国真正希望革命的人未必有多少的原因——不革命的话固然很糟，革命虽然可能很好，但通常会更坏！

陈先生尚对环球时报的这段话不以为然：“寻求中国渐进发展的道路其实是现实中国的‘最大公约数’”

对此他评价说：“好一个‘渐进发展’，得以让腐败集团从容完成洗劫国家资产、化公为私、并将不义之财连同亲属成功转移到国外的全过程。其间，提革命，岂不让权贵们心惊肉跳？所谓‘最大公约数’，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内部‘默契’，与13亿人共处的现实中国格格不入。”

在我看来，陈先生的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否也过于偏颇。历史的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在绝对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起飞的，就工业革命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说，英国曾有“羊吃人”，美国曾有黑奴制，其他国家也都遇到过这类问题。固然，时代不同了，何况中共是在搞共产主义破产之后回头来搞专制资本主义，他没有理由以此为由来自辩，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问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民主制度下也未必解决得好的。何况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必须从中国目前的国情出发，尽可能照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尽可能的减少实现宪政的阻力，尽可能避免大混乱大动荡大流血。所以如果中国当局果真采纳“最大公约数”的宪政化原则，那又有什么不好？中共当年错误的走了劫富济贫之路，当今中国就应该尽力避免覆辙，把改变规则作为首务，使社会各方能从零开始。

我想，我们应该看到另一面：尽管王朝循环还在继续，历史终究有进步，绝非封闭式的循环或者甚至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倒退。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在非黑即白、准确地说“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对立思维中不能自拔。稍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反应应该说还是平和理性的居上风。多数人认识到，虽然目前的强权/贪腐/官匪勾结/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但暴力革命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这就像一些病痛非常严重，却不能指望用外科手术一割了之，还是用内科方法保守治疗为好。就是陈破空先生的那一篇文章，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对此，我们在本文后面还会提到。

这里，我们还要提及韩寒关于执政党大了本身就是人民的观念，这种说法当然不对，但仍然有些合理性。中共并没有搞全民国家全民党。但它是有史以来群众基础最大，特权人数最多的专制政权。因此，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更加强大。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保守派”其实正是中共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是中共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以及自认为有期权者，这种人在当时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相反，高潮时期“造反派”的支持者一度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当然，人们支持造反派并非造反派有什么治国利民的灵丹妙药，而仅仅是因为大家都对中共统治极其不满。几十年过去，中国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今天当局的社会基础因此明显收窄，因为有期权者已经大大减少。即使是如此，我们计算一下其可能的社会基础，还是达到10%到15%左右。不管怎么说，这些人也是中国公民，他们的利益/态度/要求是社会变革必须考虑的，

所以，仅从社会反应来看，我们也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尽管革命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大热门话题，但中国也绝非是革命迫在眉睫，绝非已经不可避免。

四我的研判仍是和平转型机会最大

我在其他文章中，通过认真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看法：今日中国仍然有机会选择以下几条民主化路径。

第一，可以由官方选择的路径：

1官方主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其结果是现有的执政党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在民主制下仍然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继续执政的阳关大道。

（台湾模式）

2官方被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在全民重压下，统治集团废黜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人，代之以第二领导人或者军方暂时掌权作为过渡，然后制定对统治集团有利的过渡性宪法，承认反对派合法化。

（东亚模式）

第二，稳健反对派选择的路径：

1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统治集团废黜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人，代之以第二领导人或者军方暂时掌权作为过渡，然后制定对统治集团有利的过渡性宪法，虽然随后会大选，被选上的多半是统治集团自己的人，与此同时反对派合法化。

（东亚模式）

2反对派以和平手段进行长期抗争最终确立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被迫和平移交权力。

（波兰模式）

第三，统治集团改革派选择的路径：

1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并成功的发动了人民的力量，成功地主导民主化进程。

（苏联模式）

2残暴统治逼反全国人民，原统治集团以自己砍掉头脑的方式自赎，与此同时承认原制度失败，认可宪政民主制，与此同时至少暂时掌握权力并安排过渡。

（罗马尼亚模式）

第四，激进反对派选择的路径：

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稳健反对派失去了用武之地，激进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壮大，通过使用暴力武装推翻现行专制政权。

（利比亚模式）

此外，中国还可能面临军阀黑恶势力选择的失败之路：

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观念，一旦天下大乱，国家权力崩溃后，因为整个社会正气黯然，道德堕落，法制紊乱，黑社会势力极端猖獗，警匪勾结问题严重，中基层政府黑社会化，军队腐败导致军阀割据，与此同时，由于专制政权的打压，政治反对派没法成长，或者因为过于弱小而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央政权崩溃，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况，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

六条路径的前景分析

通观以上六条民主化路径和失败国家之路，我们可以做如下判断：

第一，由于私利作祟和反淘汰效应，官方主动选择民主化路径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况且这只能由官方决定，官方又几乎已经错失良机，所以，中国大陆重走台湾民主化道路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第二，官方被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和稳健反对派可以选择的第一条路径其实是同一条路径，稳健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领导民间力量展开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官方适时认可宪政诉求，一定时期内继续执掌权力，承认反对派合法，开始向公平竞争过渡。

应该说，从当前来看这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模式，或者说这是最有可能走通的道路，它使朝野双方和全国人民所得较多而所失较少，是社会政治转型中代价比较小的道路。它依靠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目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良性互动只有在反对派已经强大到足以站稳脚跟，当局不能不对其加以尊重时才能正式开始，相应的，在此之前当局必然会加以严打，但也有一定的节制，这种情况并不表明良性互动绝不可能。

还要指出，这正是我本人主张的道路，也就是东亚道路。

第三，波兰模式的反对派压倒统治者的道路当然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中国并没有能令反对派强大到那种程度的社会历史条件，虽然若果中国的民主进程再拖上几十年的话那也是可能的，但在未来二十年内我们看不到这种前景。

第四，像苏联一样，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成功的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主导民主化进程，这一情况目前只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但概率非常小，不是我们能指望的。

第五，像罗马尼亚一样，面对全民起义统治集团自我了断，处决最高统治者，由其他领导人或者军方出面认可宪政民主，这一情况纯属历史的偶然，概率更小。

第六，像利比亚一样，当局的残酷统治达到临界点，以暴易暴的局面陡然形成，激进反对派大显神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当局并在那以后建立宪政民主制。

对以上情况，我的研判日仍是和平转型机会最大，因为官方被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和稳健反对派可以选择的第一条路径其实是同一条路径，比较各种道路，这一条道路的阻力最小。

五我的基本结论和主张

邓小平说对台不能放弃武力统一这一手，否则光来软的没有用。撇开价值理性，他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

从中国的政治转型来说，不是谁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只要市场经济在发展成熟，对实现宪政的历史性诉求就不可避免，当局一味强行打压，其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全民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

但是，暴力革命从来是双刃剑，它并不绝对带来民主，也可能带来新的专制，带来军人统治，还可能带来大动荡，以及带来大混乱从而使中国成为索马里。

一概的反对“以暴易暴”，是缺乏对客观规律的基本认识，就像谁也不想高压锅爆炸，一些人家的高压锅还是爆炸了一样。

历史有时候会成为脱缰的野马，一旦社会走到那一步，任何人想反也反不了，梁启超正确的主张开明专制许多年，最后只好说：“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与谁语。”这一千古奇才尚对国家走向失序战乱倒退无可奈何，而况我辈？

不过，从目前看我们还没有必要悲观，要相信体制内的活力还没有消散殆尽，要相信中国社会的正气还能压倒邪气，更要相信历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上文已经证明，东亚模式，即“民间施压/官方让步”，面对全民的和平抗争，一开始由官方推出对官方有利的宪政草案并加以实施的方式，是唯一官民均可认同/社会代价最小/落实起来阻力最易于克服的和平解决民主化转型的方式。

当然，从今天来说，我们还可以如陈破空回应韩寒：“与其奉劝民众不要革命，不如奉劝中南海如何避免革命，那就是，完全撤除改革阻力。说到改革，笔者或笔者的同道，曾无数次地阐述，对中共或中共高层，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做什么，只希望他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封锁互联网，不要压制新闻自由，不要干扰司法独立，不要包庇贪官污吏，不要打压独立参选人，不要干涉信仰自由，不要监禁持不同政见者，不要利用军队镇压人民……

在这一系列“不要”之下，中国的民主化，将自然而然地展开，温和而有序；一个民主中国的诞生，将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看看今日缅甸的演绎，不正循此路径？莫非中南海诸公的智商，还不如一班缅甸军头？”

根据我们对时局的判断，既然中共喉舌都已经开始正视不改革就会面对革命，也就是温家宝重复的“载舟覆舟”问题，那么，当局里的明智之士还是可能如陈破空先生所劝行事的，进一步说，在全民的和平抗争面前，当局还是可能做出全民制宪的妥协的。

因此，在和平转型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效之前，我们决不能放弃和当局的“对话/妥协”这一寻求历史出路的方针，不能不大力争取走“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东亚式民主化道路。

所以，由此开始，我们将根据中国社会政局的需要和变化，不断的提出我们的和平转型建言。我想，这既是我个人的主张，也是大量有识之士的共同事业。因此，我热烈欢迎一切有同样认识的志士仁人一起来共同提出我们的和平转型建言，更同样欢迎大家一起来为避免中国滑向暴力革命的社会危机泥坑，而全力以赴的争取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

王德邦：非法状态下国民的期待与恐惧

面对国民这种期待与恐惧并存的矛盾心态，我们要努力消除国民对民主法制社会会增加公民与企业生存与发展成本的误解，去除国民对时下虚幻的人际关系潜规则的依赖，使公民真正树立起现代公民权利与义务意识，坚定公民对民主法制保护公民权利的信心，凝聚起全民追求民主法制的力量，使中国早日启动向现代民主法制转型的航船！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日前与一名小企业主交谈，我问他：“现在做企业挣钱容易不？”他说：“很不容易！每天不仅非常辛苦，还经常碰到一些莫名的烦扰。要么这个部门来找麻烦，要么那个部门来提要求。使人随时处处担惊受怕。”我说：“你合法经营，按章纳税，怕什么呢？”他说：“我哪合法按章得过来？那些法与章也太多了！随便哪个政府部门都可以拿出与你相关的法来，纵使不是法律，那也是有板有眼的政策规定。你说自己该不该听？你若不听接下来麻烦就大了，那可不是我个小企业能承受的。至于纳税，名目也不是我们能弄得清楚的。每种税也都有名有姓有来路，让你说不出什么来。我们这些整天忙于生意的人，哪有时间跟他们这些整天琢磨收钱罚款的人扯？否则生意就没法做了。所以每有这些部门工作人员手把文书口称税或罚上门来时，那就自认倒霉吧。当然若能找到路子，从中疏通疏通，能免则免，能减则减，这就很好了。”我说：“看来还是要努力实现民主法制啊！否则一切都没有个准，象你们这种小企业主都整天提心吊胆，那老百姓岂不更是度日如年了？”结果他大大出乎我意外地回答：“若实现了民主法制，那成本可能就更大了，要交的钱可能就更多了。”骤闻此言，我一下惊得不知何对，好一会我才奇怪地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国家实现民主法制之后难道成本会更高？做企业会更难？你们会更担惊受怕？”谁知那小企业主居然肯定地说：“我想应该是的。”

值得说明的是，这个小企业主并不是那种没文化的暴发户，他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正规大学毕业，在社会跌爬滚打多年，一步步从帮人打工，到自己开店，慢慢形成规模，至今在市里、县里开了三家分店，估计资产有一两百万元，自己有了住房与小车，可以说完成了原始积累。从他的经历与经营来看，他肯定与权力没有勾结，即他所经营的企业不是寄生于权力上的。应该说，中国大多数小企业主都属于这种自力更生的情况。因此，我对他的所思所虑也格外关注，认为他有一定代表性。

当听到他居然对社会实现民主法制还担心做企业成本更大，以致可能难以承受时，我不禁深为震惊。于是我就特别希望他详细谈谈自己何以得出这种结论，结果那企业主说了两件事：其一、想装修门面。依照有关规定，装修材料需要经过消防部门检测，而各种材料检测部门与地点不一样，有的要到市里，还有的要到省里，并且检测费用也不一样。如果依章办事，那么装修就别想搞了，至少材料检测就得半年后才能弄完，至于费用当然也不知最后是一万还是八千，总之是少不了。这样生意怎么能做？不仅如此，装修开始后消防部门会三天两头地上门来“热情”服务，每检查一次就得让你停工等待个三五，直到结果出来。这样一弄，一个一百来平米的铺面装修就可以弄你个三五个月装不成。那样企业还能活吗？所以碰到这种情况，那是不能依章办事的，那必需找关系，托人情，给消防领导打个红包，可能就是一两千元的红包，就可以搞定，再也无人来过问了。这样成本多低，多省事简便！其二、城管对车辆的管制。该企业主在县城一间铺面，是在步行街，该街明文规定车辆不得进入，但是商铺不可能不拉商品进去，这样用人力三轮将货拉进去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如果按照有关规定来，那每次三轮车入内，被城管抓住，最低罚个二百，最高那就没个谱了，一两千也是由城管高兴着喊。这样下来，一年铺面赢利还不够罚款的。所以不能全按规章来，否则无法做生意。于是在那条街的业主们就纷纷托关系找城管，给城管送礼送红包，每年只要打点一下，给他们城管几百，城管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这种情况若按法规来办，那还能营业吗？收入还不够交罚款的。

听着他的陈述，我深感其中存在许多需要澄清的问题：其一、今天小企业主们面对的法制与规章的合理合法性问题。今天这些被制订出来在社会上实行的法制与规章究竟有多大的合理与合法性？依照现代立法原则，法制与规章应该体现天道规则与人道权利。那种将法制与规章定义成统治阶级意志反映的意识，是违天背理为权力的野蛮与掠夺提供的理论辩护。所以，面对今天的状况，首先要审视法制与规章究竟有多大的合理合法性，即前面所言的消防检测与收费，以及步行街连人力车也还给拉货入内的有关规定，其首先要经过合法合理性追问。其二、今日的法制与规章与民主法制社会下的法制与规章是否等同的问题。今天企业主所面临的这些法制与规章，与民主法制社会的法制与规章是不一样的。首先制订这些法制与规章的途径不一样：在民主与法制社会制订法制与规章必须经过公开与由纳税人真正的代表参与，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并严格依照立法程序来制订；其次法制与规章的目的不一样：在民主与法制社会法制与规章重在保护企业主权利而不是今天这样立足剥夺企业主权利；再次公民与法制规章发生冲突时的救济途径不一样：在民主法制社会公民对任何公权力行为有提出质疑与控告的权利，并且有相应畅通的救济途径，而不象今天公民面对公权力的所谓执法行章而只有听从，若不服就找不到救济的途径。其三、这些在法制与规章下通过人情而减免的费用，是否就真正维护了企业主的权利？今天小企业主们面对这种法制与规章的困局，基本都是选择通过托人打点，进而与有关部门建立暗箱操作的模式，来化解问题。这种途径所付出的成本是否相对真正民主法制社会就是低的？从中外的历史来看，这种成本并不真正体现企业应付成本，往往是高于企业应该的付出。其四、如此规避明法明章而采用潜规则的方式是否能够长久？退一步而言，就算托人打点使企业成本降低达到应该付出的价位，那么这种形式是否就能长久维系？显然这种托人打点，不仅随时面临有关部门以法制规章名义来追索，同时有关部门人员更替也使小企业主经常面临重新建立关系的困扰。因此，这显然不是一种稳定长久的关系。这也是小业主们日日忐忑不安的原因。所以，今天小企业主们面对法制与规章的困扰时，普遍采取的这种应对方式，并不意味企业主们就真正降低了成本，而这种降低更不意味着就比社会真正实现民主与法制时付出的成本更低。

小企业主们这种既对现时各部门以执法行章为名的各种干扰与负担不胜其烦，因此对社会变革与民主法制产生期待，心存向往，但同时，由于将现有法制与规章等同真正民主法制社会之下的法制与规章，以至于对未来社会真正实现民主法制又心存恐惧，误认为未来民主法制会使他们成本不堪重负或罪错面临追诉。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境，应该说是中国小企业主们的普遍状况。在此我之所以不以中型企业与大企业主来分析，是因为那些企业多半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很难真正从企业主的角度来认识社会。

中国小企业主的期待与恐惧，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时下的社会困境。中国社会早已到了向现代民主法制转型的十字路口，但现实却迟迟没有启动这种转型，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社会中普遍民众面临的类似前面提到的小企业主们的矛盾心态，显然也是使社会转型动力受滞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体制造成的国民矛盾心态，着力化解民众对民主法制社会的恐惧，使他们真正生发出对民主法制的向往追求，这样中国才能凝聚起强大的变革动力，促使社会快速走向现代民主法制。

应该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统治机制使整个国民处于一种与法制规章对抗的状态，如果依从法制与规章，企业无法生存，公民无法生活，诚如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在最近《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曾几何时，你收听美国之音，你非法了。你举办一个舞会，你非法了。你雇佣的工人超过8个，你非法了。你贱买贵卖，你非法了。你把自己的奥拓开上二环路，你非法了。现在情况变了，很多原来违法的事情变得不违法了。但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情况没变。你在城市打工没办暂住证，你非法了。你没办准生证把孩子生了，你非法了。只能生一胎你生了两胎，你非法了。阻拦强拆队伍毁坏你家房子，你非法了。发帖子批评官员，你非法了。为了讨薪你爬上立交桥，你非法了。在路边摆个摊儿卖烤白薯羊肉串，你非法了。没经过出版社自己印些书分发给朋友，你非法了。没经过公安登记而留宿外国人，你非法了。不放弃某种气功，你非法了。你的孩子奶粉结石了，你站出来带头维权，你非法了。调查地震校舍质量问题，你非法了。越级上访，你非法了。自焚，你非法了。没死成活下来了，你非法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非法你能活下来吗？”可见中国时下整个国民被置非法境地的现实。

这种置全体公民于非法状态的模式，造就公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潜规则（托人、找关系、行贿、非法）以求自保。长期在这种状态下的民众，必然出现：一则强烈期待改变现状，以摆脱随时受制的非法状态；一则因为体制性被迫下的罪错，又让人产生对民主法制的恐惧，甚至于对非法状态下人情关系生存的依赖。这种普遍长久的非法生存态，在制造出国民对合法化生存向往的同时，也沉淀成国民对规则意识的天然恐惧，这就是时下国民普遍对民主法制的期待与恐惧的矛盾心态。

2012年1月31日星期二

欧阳懿：活埋算个屁，我们的爸爸是李刚！！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迫切需要，如果仅仅是想象中的200来人，或者仅仅是想象中的2000人，一种办法是活埋，另一种是不需活埋，活埋算个屁，14亿人的唾沫星子即可淹死一小撮。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迫切需要，如果是国民普遍的需要，反对者就不是什么几许乌合之众，反对者就不是区区几百和几千，是遍地的英雄豪杰。唯有那遍地的英雄豪杰才是硬道理，才是足够拽的总后台！

嗨，朋友，活埋算个屁，我们的爸爸是李刚。

2011年12月，俄罗斯杜马选举之后，莫斯科十万人众高喊“俄罗斯不要普京”、“窃贼普京”的口号示威，指责选举中存在舞弊，要求改革。这回的示威，据说有一个中文为“普京算个屁，我们的爸爸是李刚”的镜头和相关照片，让我猛搔了一回脑袋。“普京算个屁”好懂极了，与“我们的爸爸是李刚”放在一起，让人费解，我只好望文生义：普京算个屁，俄罗斯人自有自己的硬后台；普京算个屁，俄罗斯人的权利决定一切；普京算个屁，俄罗斯人民才够拽。

与此同时，继刘贤斌之后，我的又一位好友陈卫先生被判重刑入狱，与我有一面之善的朋友陈西兄也被长刑入狱。这于我自然是大事，容不得我不做虚拟的沙盘推演。

我自知秉性愚钝，凡事多所忖度，尔后的更张，必需有足够多的理由与事实来佐证，否则冥顽至极。多年来所看重和交游的朋友，在目标上必是主张“关注民生、维护人权、促成宪政”之徒，在原则上必是坚持“公开、理性、非暴力、多元或者良性互动”之辈，在路途上必是选择阶段性累进之士。我以为，只有这样的努力，才是国民各阶层各利益体从个体到整体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必要保障的保证。

但是，一轮又一轮地对持续理性力量的打压，一次又一次地对普世价值的公然抗拒，让国民的怨怼高危积累，转型软着陆的期待越来越难以企及，最后的结局，灾难性的结局，也不难想象。英国殖民时代的印度、马丁内斯时代的萨尔瓦、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韦德拉时代的阿根廷、博塔时代的南非、哥穆尔卡时代的波兰、米洛舍维奇时代的科索沃、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和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的坑杀历史并没有完全被湮没，那么，未来某个时段的中国的万人坑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期望没有某个万人坑已经为我预备也是虚妄的。

沙盘推演至此，我提起了已经消失很久的诗兴，做了一首叫做《如果，女孩》的蹩脚诗，题记为：那一天来临，我以怎样的心情看风景。

一边是冥顽不化的极端利益的坚守及其附庸的忽悠，一边是生不如死不得释放的怨怼的积累，我真不知道民间理性力量有多大的施展余地。及此，我只能告诉我亲爱的人，相对而言，刘贤斌、陈卫、陈西之辈，因为已经在掌握之中，远比我们这些还流浪在小监狱之外的人们更安全，等待我们的将是或大或小的万人坑。我和我们唯一体面或高贵的选择是即使如此也能从从容容淡淡定定。

后数日，悠游成都，遇六年未有交集的青年朋友，他们问我对前景的意见，我也仅能以此观念坦率相告，所多的无非是风云际会、精彩纷呈、足够人眼花缭乱数语。

2012年1月11日，余杰出走，稍后，传出“活埋”和“活埋名单”，举国哗然，“活埋”成为2012年首个热词和敏感词。我不能免俗，作一段子：“大海之上有比傻岛，比傻岛上有大百科全书，云：比傻岛上一群猴子与魔鬼捣乱，魔鬼免不得要生气，魔鬼顺手将一只鸡活埋了。这群猴子大骇，顺手抓了一些树叶围在胯间，由此变成了人类。达尔文先生在比傻岛上研究物种起源，得出活埋一只鸡就让猴子成为人类的结论。此全书及其学说，至今仍然为坚信神创世纪的人们所诟病。”段子倒是可以胡编，可活埋名单也在胡编中，其中一份，鄙薄如我，也在其上。

印度、萨尔瓦、智利、菲律宾、阿根廷、南非、波兰、科索沃、伊拉克和利比亚都在地球之外，或许大秦和大清才有点可比性。刁钻古怪的臭文人散布反动言论：焚书已种秦时乱；去留肝胆两昆仑。我大秦和我大清，都是嗜血和以活埋为能的老大。老大大力非不大，老大辣手非不辣。灭秦亡清者，在被杀被剐被割被活埋之外。活埋算个屁，比被活埋的人厉害的才是李刚。

嗨，朋友，活埋算个屁，我们的爸爸是李刚。

壬辰正月小城遂宁

爱德华：聊聊艾未未和他的父母

艾未未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和才华，弥补了父亲后期缺少的自由和勇敢精神。他也继承了母亲率真的性格和坚定的品格，将其发扬光大。他们一家人的人生经历，浓缩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艾未未既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还属于未未来。我们已经看到，艾未未的自由与创新精神正在推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也可以预言，这精神也必然会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步而越来越光大。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对艾未未不大了解，以为他出名主要是沾了名人父亲艾青的光。当我看了朋友传来的一些资料之后，才认识到艾未未的才华高出艾青，是艾青沾了这儿子的光才持续有名气。所以，我这篇文章标题只用了艾未未一人的名字。

要深入了解艾未未，必须先了解他的父母。他父母经历过人生不寻常的苦难，后来又把这苦难带给艾未未。这些苦难对于艾青和艾未未的才华，如同瓷窑烧制瓷器一般，使得他们发出异常绚丽持久的人格魅力和艺术光彩。

艾青原名蒋正涵，于1910年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出生时好像不愿意来到这充满罪恶的人世，经过3天3夜拖延被强拉出来。一个算卦人说这婴儿命硬“克父母”，顿时他成了一个受众人歧视的“克星”。他父母感到恐惧，不许他叫“爸爸妈妈”，只能叫“叔叔婶婶”，并将他寄养在一个叫“大叶荷”的贫困保姆家中。这保姆像“祥林嫂”一样没有自己的正式名字，被人们用她娘家村庄名“大叶荷”称呼。“大叶荷”十分疼爱这“小克星”。

艾青18岁时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同年到巴黎勤工俭学。1932年初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不久他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壁深思，心潮澎湃，以自己亲身经历为素材，写了一首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表达了对他保姆及苦难民众深挚的情感。诗中的“大堰河”就是他保姆“大叶荷”的谐音。

当艾青为这首诗投稿署名时，他“蒋”字刚写下草字头就写不下去了，因为这姓使他想起蒋介石。他入狱是因为反蒋介石专制独裁，与蒋同姓让他感到十分羞耻，。于是，他在刚写的草字头下打了个叉，成了“艾”字。他22岁正是憧憬爱情的年龄，就写下笔名 “艾青”。这诗发表后引起轰动，他一举成为中国著名诗人。这笔名也成了他正式的名字，被人叫了一辈子，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艾青后来去了延安任《诗刊》主编，为革命呐喊，为抗日击鼓，为解放建国唱赞歌。直到1956年，他诗人的热情遇到“反右冷空气”袭扰。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流放到黑龙江、新疆劳动改造。“文革”时又被划入“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我在农场见过一些“黑五类”，他们生活堪比猪狗，劳动如同牛马，尊严像过街鼠。

艾青这支绚丽的艺术之花，被他歌颂的“红太阳”嗮枯萎了，从此失去了光彩。他20年后得到平反，头顶被带上许多花环，捧入金子打造的牢笼里，再没见到他有惊人的诗歌创作。有人为他申请“诺贝尔文学奖”没获批准。

我觉得没获批准是对的，艾青已经不再是青年时期充满激情和同情的艾青了。“人民公社”时期饿死千万人，没见他用诗歌表达悲伤和愤慨。如果不是他儿子艾未未，艾青早已经被人们忘记，淹没在厚厚的历史“红尘”之中。那里面像他这样有名的文人、艺人太多了。

高瑛是艾未未的母亲，一位非常美丽高尚的女人。她先是爱上艾青的诗，不久又爱上作这诗的人。艾青爱她的美丽和率真性格，1956年他们结婚了，时年艾青46岁，高瑛才23岁。

在他们举行婚礼之前，“反右”的冷风阵阵吹来，已经有人开始揭发批判艾青。高瑛却没有丝毫犹豫，决然在艾青生日那天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了，他们的灾难也开始了。

1957年，作家丁玲等被打成“反党集团”。艾青想不通，在会上为朋友说了句“丁玲并没有反党嘛，她并没有跟国民党走嘛，还是到了延安，跟着共产党走嘛。”“不要一部分人总是整人，一部分人总是被整”，艾青因此被打成“右派”，而且是“大右派”。他当年被开除党籍，1958年又被撤消一切职务。

高瑛受到艾青株连遭受迫害。“领导”找她谈话，让她写报告揭发艾青。她写道：“最近，我因为生孩子，不知道这个情况……”这“领导”又设圈套让她参加会议，揭发“丁陈反党集团”问题。高瑛发言说：“我首先声明，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我开的。我虽然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我确实没有看到和听到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所以，我没法揭发。”她还说“为了纯洁团的组织，我自动提出退团。”这话令大会所有的人目瞪口呆。

高瑛回到家哭了，艾青深感内疚说：“高瑛啊，跟着我，让你受苦呵！”高瑛回答“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什么也不怕。要死，咱们死到一块。”他们的爱情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纯洁！何等的凄美啊！

不比看不见，一比真美善，在“反右”和“文革”中，中国有无数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有很多夫妻互相揭发批斗，欲置对方于死地。可高瑛和艾青的爱情在灾难中更加牢固，像梅花般迎着寒风和冰雪绽放。

诗人气质的艾青也常有软弱的时候，一次他抱着高瑛边哭边说：“高瑛呵，做人太难了，我真想去做鬼！”，小他23岁的高瑛却像母亲对待受伤的孩子般安慰和照顾艾青。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那艰苦岁月没有高瑛陪伴，艾青活不到85岁，恐怕不到58岁就自杀了。那时自杀的名人很多。

艾未未有钱也有才，还做过《北京人在纽约》电影副导演。他应该将父母的爱情故事搬上银幕，给中国留下这一段凄美的往事，也是苦难的历史。以艾未未的才气和亲身的经历，这电影一定很叫好，也很叫座。

1957年，艾未未出生了。他来到世上很顺利，用了不到3小时，不像他父亲用了3天3夜。可是迎接他的仍然是苦难，比他父亲还苦。他刚出生就看到妈妈被人斥责，不满一岁就随父母到黑龙江农场。1959年迁移到新疆石河子垦区，一家人住在"地窝"里，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斜洞当家，像鼹鼠那样过日子。这种日子一过就是16年。

1978年，艾未未入读北京电影学院，与陈凯歌、张艺谋同期同学。他中断学业去了美国一家学院就读，又中断学业成了美国非法居留者。他靠街头画像或打零工维持生活，到过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在纽约下东村住的比较久。那是个新移民、诗人、教徒、作家、摇滚乐手、嬉皮士、光头党活跃的区域。他充分享受了美国的自由，很少有中国人身临其境，为所欲为。

艾未未在东村结识了很多美国朋友，有“东村教父”之称。在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剧组的一个人下飞机后发现钱包丢了，艾未未让他回忆钱包大概在什么地方不见的。他一个电话，一小时那钱包找回来。这本领连从小生长在美国的人都少有。

1989年，艾未未得到了美国“六四”绿卡，1993年回国照顾重病的父亲，放弃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那时中国是“四个坚持”，他是“四个没有”，没有学位、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结婚。

艾未未的财富都在他身上。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满脑子的创作灵感，有满肚子的发展计划，有一批推心置腹的朋友。艺术作品一件件创作出来，他名气随之一点点成长起来。他曾经财产过亿，现在名满全国。他在日本美术馆首次举办标题为《起因于何》的个人艺术展，将他30多年的艺术创作历程和作品展出，受到日本艺术界高度赞赏。

我对艾未未的艺术成就了解不多，看过他创作的一幅《一虎八奶图》，图中他裸体处在四位裸体美女中，手巧妙地放在自己身体中间挡中央。对于这图的细节，我听到过多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我觉得最贴切，是什么？你懂得！

尤其可贵的是，艾未未不仅是个杰出的艺术家，还关注人权。他有句名言“所有的美学问题都是伦理问题。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关注的是美学的问题，美学是和伦理不可分开的。”

艾未未对中国内地多个因政治腐败而引发的事故进行调查，包括毒奶粉事件、汶川大地震倒塌学校的质量问题、声援被迫害的维权人士等。维权人士冯正虎被阻止回国，滞留日本机场90多天，艾未未前去慰问录像。他还制作了杨佳案全部过程的记录片《一个孤僻的人》，让人们记住杨佳的不幸。

艾未未说过很多富有哲理的经典语录，我摘录几句与网友分享。

1、没有东西是和艺术不相关的。艺术不是一个高雅纯洁的圣殿，艺术是我们生活的极端之处，是我们在那一步之前退缩的地方，然后再往前走就是艺术。

2、我的“反动”是故意的，是深思熟虑蓄谋已久的。实在地说，比如那些喝了三聚氰胺的孩子，在还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是没有机会说出要说的话的。类似的事情却一直都在发生，是不是需要有人来替他们说？

3、我的作品一般是通过画廊出售的，但我不太考虑这些问题。……卖不卖得掉是画廊老板想的事情，但要有藏家直接找到我，我会自己去谈，但不一定卖，因为我要决定我作品的去处。就像有个女儿不能谁来提亲就嫁，我要看提亲的人的人品。

4、什么是大师，无非是他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因为他的存在使世界发生了变化。

5、难道男孩不应该知道女孩喜欢什么吗？难道艺术家不应该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吗？如果不能被（人民）利用，那就是废品。

6、我是尚且可以发声的雄性。

7、如果要在我的墓碑上刻一行字，应该写：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人。

艾未未第7句语录使我感到特别的震撼！人格分裂的反义词是人格统一，中国自古至今一直讲统一，政治统一、法律统一、领土统一，这些还说得过去。还要求文化统一、信仰统一、思想统一、言论统一。一切都统一到那一个或几个人手里，中国民众都成了木偶。

艾未未是“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人”，他首先与他父亲的人格分裂了，同时也与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了，也与中国大多数人的人格分裂了。这种人格分裂使他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潜能得到最大发挥。他分裂成为一个崭新的，自由的中国人。

艾未未人格最大特点是自由和创新。在自由方面，他无拘无束，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他这方面远远超越了父亲，也超越了中国所有的艺术家和假装正经的知识分子。有个例子可以看到艾未未自由率真的一面。在一个炎热夏天的夜晚，几个男女朋友在他院子里乘凉，大家都说太热。艾未未也说：“太热了，我都没穿内裤。”于是大家起哄，都说不相信。他马上转过身趴到台子上，脱了裤子，露出他丰满的屁股，证明自己没说谎。在场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艾未未在艺术创新方面无人能比。他每件作品都具有鲜明个性，绝不与别人相同，甚至绝不相似。这在流行复制、模仿和“山寨”的中国是何等可贵。艾未未的艺术创新令人赏心悦目，令人心灵震撼！这是真正的艺术，带有真与善的美。

艾未未的自由、创新和维权行为令中国当局不快和愤怒。2011年4月6日，新华社开始在英文版造舆论，引述公安部门消息“艾未未因为涉嫌经济犯罪正依法接受调查”，香港《文汇报》转载。官方《环球时报》同日发表社评“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7日，外交部发言人也对此消息进行证实，称被扣查的艺术家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案被调查。

15日，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艾未未真面目：五玩艺术家----五毒俱全”，指艾未未玩艺术，玩政治，玩法律，玩感情，玩良知。报道又指艾未未涉嫌逃漏税、重婚罪和网络散播淫秽物品罪被当局控制调查。5月1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中国以涉嫌经济犯罪逮捕艾未未”。

5月20日，《文汇报》援引新华社的消息称“艾未未涉经济犯罪查明”。6月22日，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公安机关鉴于艾未未认罪态度好、患有慢性疾病等原因，且其多次主动表示愿意积极补缴税款，依法对艾未未取保候审。23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针对艾未未的调查将继续进行，不允许他离开北京。

7月15日，艾未未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时，回应了中国政府当局称他就偷漏税案“认罪”的说法。他说:“我觉得认罪要建立在对我实行逮捕和起诉的程序上，然而这个程序从来没有完成过，没有真正的被逮捕或者起诉过，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11月1日，艾未未收到北京市税务局的罚款单，额度高达1500万元，限期15天补缴税款。2日，艾未未的母亲和弟弟以艾青故居为抵押物签署抵押声明。随后有网友发起“成为艾未未债主”行动，表示要借款给艾未未。到7日，艾未未工作室已收到借款近530万元，艾未未承诺“每一分钱都还”。

5天时间借到来自全国各地的530万元，这是一次创举。有些钱是汇来的，有些钱是交给他的，也有些钱被叠成纸飞机飞到他家院子里，还有些钱被揉成纸团丢进他家院子里，他家波斯猫见了当球玩耍。艾未未对这钱飞机和钱球发愁，因无法找到借主。作为艺术家的艾未未，连借钱都充满艺术气息。

艾未未的人权受到世界关注。香港上环街头出现“谁在害怕艾未未？”肖像涂鸦，一千多名港人游行要求释放艾未未；中国流亡作家贝岭在中正纪念堂用1001张椅子排出“艾未未”三个大字；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呼吁大陆方面立即释放艾未未；马英九发表六四事件纪念专文，并提到希望大陆当局早日释放刘晓波、艾未未。

美国记者兼纪录片制作者Alison Klayman拍摄的纪录片《Who's afraid of Ai Weiwei？》（谁在害怕艾未未）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美国著名建筑师Lebbeus Woods在自己的网志上声明“不再接受中国的任何项目，直到艾未未被释放”。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时代杂志时代百大人物评选中为艾未未撰文。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法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要求立即释放艾未未；英国作家Hari Kunzru撰文声援艾未未；著名的英国雕塑家阿尼诗·卡普尔宣布取消他原定在北京举办的展览，以抗议关押艾未未。

艾未未专访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首次公开；国际特赦组织呼吁释放其他四名被非法拘禁的艾未未助手。人权观察组织要求立即释放艺术家、批评家艾未未，并停止恣意打压异议人士；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倡导促进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认为艾未未被拘捕之后又释放是出于政治目的。

艾未未的国际荣誉接踵而来。他获比利时根特大学的政治与社会学系荣誉博士学位，获德国卡塞尔市公民奖“理性棱镜”奖；国际天文学会将小行星83598命名为艾未未星。英国《艺术评论》杂志把他评为“现代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中的第13名；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授予他为荣誉院士，德国柏林艺术大学授予他教授职位；他被英国《艺术观察》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艺术人。

郭庆海: 荒唐透顶的“基督徒不可搞政治”

使徒行传4章和5章中，则又有如下清楚的记载，即当彼得、约翰等使徒在受到掌权者逼迫时，他们先是质疑掌权者：“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接下来肯定的回复掌权者：“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难道不也是基督徒应该积极从事反对性政治的很好说明吗？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元旦期间，应一位同为中国政治流亡人士的主内弟兄邀请，参加曼谷一华语教会的福音队，赴泰国北部华人村宣教。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福音队，所以，对于这次宣教之旅充满期待。但是，整个过程中，我们两人被视为异类，内心极不平安！

我的计划，是要拍一些照片，然后写一个见证。但预知该教会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份感到过敏，我特地在出发前三天询问福音队队长，是否愿意让我在见证中写到该教会的名字。而未出我所料，那位弟兄如被蛇咬了一口，在电话中以非常决绝的态度告知我，教会不允许。这也罢了，没想到的是，到了目的地，这位弟兄又特特的再次、三次找我谈这件事，那种惊恐，仿佛我携有可能给福音队带来灭顶之灾的毒品、枪械一般。当我指出他们都是中国国内战争逃亡者的后裔，并引述圣经中神所告诫以色列人要善待寄居者的话，要求这位弟兄不要有偏见时，这位弟兄非常坚持地说：“你们和我们不一样！”然后，整个福音之旅过程中，每当有一点休息的时间，要么就是把我们孤立在一边，要么就是有弟兄来“规劝”我们，不应该搞政治，直让我感觉又好气，又好笑！

仅仅是他们也就罢了，无论如何，他们都只是普通的信徒。而且，作为中国国内战争逃亡者的后裔，他们在这个寄居之地普遍没有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也没有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但是，在此过程中，三位传道人也旁敲侧击的规劝我们不该搞政治，就让我非常受不了。因为他们虽然同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但是，他们毕竟都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所以，他们不应该有如此糊涂的观念。当然，我也可以体谅他们的糊涂。因为就在半年前，泰国仅有的一家华文神学院的院长在答应接受我为神学生时，就曾向我提出过一个先决条件，即不得再撰写政治性文章。而泰国当地的华人传道人，大多出自这家神学院。

不过，显然不仅仅是泰国华人基督徒有上述糊涂的观念，整个华人基督徒群体其实都存在类似的糊涂观念。比如，半年前，当我将对“先决条件”的不理解发布到我的基督徒微博上，居然是只见到维护那位院长的“先决条件”的回应。而微博上的那些主内弟兄姐妹，来自世界各地。所以，也许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加以澄清的问题，是一个应该在整个华人基督徒群体中重新建构的观念。

但是，在重新建构相关的观念之前，恐怕首先应该澄清两个概念，即政治和政府。政治不是政府，政府也不是政治，这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是，很不幸，许多主内弟兄姐妹却常常分不清这两个概念，而观念的错误常常便是因此而来。

那么，政治和政府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政治泛指公共事务，比如选举、纳税等有关政府组成及运作的事务；而政府则是指公共权力机构，比如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而依上述概念，只要大家稍加分析，其实就可以轻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任何人，也无论他是否基督徒，他可以不进入政府任职，但绝对不可能不介入政治；而且，一个人是否介入政治，其实根本不能随从个人的意愿。比如，你可以选择不投票，选择不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基督徒如果连一个合格公民都做不成，那也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但你却不可以选择不纳税，你甚至无法选择不纳税。比如，当你去超市购物，当你支付购货款的时候，其实已经向政府纳税。又或者你不想缴纳你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甚至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所以，说什么“基督徒不应该搞政治”，不客气的说，那根本就是极端缺乏社会常识的一种观念！

但是，当然有必要看看持“基督徒不应该搞政治”者之圣经依据何在，那么，你可以发现他们经常引用这样两处经文：其一，罗马书13章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其二，马太福音22章21节、马可福音12章17节、路加福音20章25节：“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那么，必须明确指出，基于罗马书的那段圣经，根本不能推导出“基督徒不可搞政治”的结论，最多推导出基督徒不可从事反对性政治。然而，使徒行传4章和5章中，则又有如下清楚的记载，即当彼得、约翰等使徒在受到掌权者逼迫时，他们先是质疑掌权者：“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接下来肯定的回复掌权者：“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难道不也是基督徒应该积极从事反对性政治的很好说明吗？

至于从“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段圣经，你可以说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原则，但同样完全不可以推导出“基督徒不可搞政治”的结论。因为，该撒是指世俗政权，是指政府；至于神，你可以理解为宗教。所以，透过这段圣经，你只能推论出政教分离的原则。具体来说，人们眼所能见、耳所能听、体所能触、鼻所能嗅者，是世俗政府管理的范畴，其概括性的标志是法律；然而，人眼不能见、耳不能听、体不能触、鼻不能嗅者，即人们内心的所思、所想，是宗教管理的范畴，其概括性的标志是道德。

所以，拜托所有华人主内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说什么“基督徒不可搞政治”了吧。相反，我们要积极的搞政治，比如积极的传扬福音，积极的反对一切不公不义的法律及行为。如此，神的国才能早日来到，而我们在审判台前也才能站立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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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庆海，中国流亡政治评论人，现困居泰国曼谷。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8153.html）

在当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自2008年12月9日首批303人联署公布《零八宪章》以来，虽然文本起草人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受到残酷打压，虽然执政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消解《零八宪章》的传播和影响，但渴望真理与自由的人们仍然不惧高压，仍然一批又一批的站出来宣布自己对《零八宪章》的认可和支持，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著名政治学者李凡先生在谈到当代中国民权运动时公开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这些活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08宪章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也谈到：“《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应该说，李凡和秦永敏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截止2011年6月第二十六批联署人名单的公布，公开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内外人士将近13000人，这其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普通农民工，既有民主维权人士，也有体制内精英……毫无疑问，这是《零八宪章》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对于权贵集团“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09年6月我们郑重推出《零八宪章》月刊。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鞭策下，围绕民主维权事业，我们共编辑发行了31期电子文本，编辑转载各类文章两千多篇。与此同时，我刊还分别就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人权个案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声明，并就一些难点问题的处理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有效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存在的某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瓶颈制约，使得本刊能够吸纳的“原创文章”并不多，从而影响了本刊的发展，也让很多对本刊抱有深厚期许的师友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筹措到部分经费，虽然数量有限，但我们愿意将这点有限的资源用于推进公民维权事业，用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事业的宣传推广上。

因为这样的背景，《零八宪章》月刊现在面向全社会发出征文公告：

欢迎您就政治改革、中国社会转型、公民维权运动、民主宪政理论思考、群体性事件、公民参政运动（竞选人大代表、争取结社权、进行政治表达等）、检讨执政党、检讨执政府以及权贵集团的腐朽黑暗等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欢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争鸣，恳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先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来稿注意事项：

第一，来稿请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发表时署真名或笔名请注明。

第二，来稿字数不得低于1500字。

第三，来稿作者如果愿意，可以将本人小传寄来，使我们在编辑时能够将作者的情况告知读者。个人小传请少于300字。

来稿请寄：beijingbeijingbless@gmail.com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9-20

公告天下

河北工程大学副教授致中共中央高层的公开信

臣冒犯了龙颜，死罪！但却都是忠臣肺腑之言、拳拳报国之心啊！据说封建社会最残酷的刑罚是凌迟？俺这都有准备了！但俺也有底线，那就是士可杀不可辱！能达成妥协吗？！如果行的话，俺在阴曹地府也会祝福我们的祖国赶快走上一条长治久安之路！

遗嘱：如果还能有骨灰，分成三份儿：一份儿太平洋，我要拥抱蔚蓝色！第二份，南京中山陵，就算为先总理填了把土；第三份儿，洒在台湾的阿里山、日月潭。没去过，想看看。

中共中央决策层：

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越来越多，没有别的途径，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你们请教了。我们有一个请求，那就是你们能不能象开明的封建帝王一样先给我们一个承诺：朕赦你们无罪！可以吗？

一、你们也说反腐败，但自从你们建国以来，腐败越来越严重，你们还有什么良策吗？建国初期，出了个刘青山张子善，枪毙了以后，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现在也杀了一些，怎么就遏制不住呢？

二、有人说腐败的源头来自你们上层，正所谓上行下效，是这样吗？我们不敢相信，但从用人制度上好像看出了蛛丝马迹：馆陶县出了个29岁的副县长，怎么推算都不符合你们的用人制度，终于免职了！但毛新宇是个少将，我们从公开的录像没看到他将军的气质（背诵了爷爷的诗词之后，毫无顾忌的挖鼻孔，至少形象修养不够吧）；朱德的孙子是将军、外孙也是将军，真是将门出虎子啊！你们能像你们父兄一样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吗？如果有了外患你们能扛得起来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如果你们行的话，钓鱼岛、南海疆域就施展施展你们的军事才能吧！别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感到耻辱！

三、你们可以说，他们的父兄乃开国功臣，要适当的照顾的，只是挂个虚职，真正打仗还有人才，也在情理之中。但据说中国5%的人短期内暴富，控制了80%的财富，基本都是高官或者与之有关的连带关系，什么中石油了、中国移动之类都是来自500个家族，这也是真的吗？我们不信！出来辟谣吧！

四、我们想追忆一下历史：当年重庆国共谈判时，你们说要建立一个多党执政的民主国家，而现在却说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晕了！到底你们哪一次说错了，千万不要说哪次都对！那是政治流氓惯用的伎俩！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只能理解，你们执政了，为了你们的既得利益，不愿意要民主，它会碍你们的事儿！对吧？你们会说，我们有八个民主党派啊！别逗了！你们规定八个党派所有党员加起来不得超过100万人，而且，每发展一个党员要报你们统战部备案，不觉得滑稽可笑吗？还不如当年的溥仪呢！他至少还有一个精锐的军事卫队呢！

五、据说毛泽东搞了很多女人，还有私生子。对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因为这就意味着包二奶的风气是全国人民共同崇拜的伟大领袖带头搞起来的，不！这是谣言！应该有人出来澄清一下吧！就像当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后果一样，不能否定我们的祖师爷啊！如果那样的话，什么无私啊、伟大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共产主义信仰啊！统统都没人相信了！太可怕了！

我是一个在你们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苦孩子，57年家父被打成右派，作为狗崽子，从小就受人欺负，没有能够很好地成长起来！这能怪我吗？我刚出生三天，你们的支部书记就动员我妈妈给我断了奶，说是怕影响工作！灭绝人性啊！这不都报应的吧！就如同当年的曹雪芹一样，这些苦难都是我的财富，所以才能写出这等温室里的花朵写不出来的文章！恳求你们顺从民意、按照自然社会规律办事儿吧！不然的话，大的报应还在后边呢？嗨！我知道说这些你们也听不进去！但自古武死战、文死谏，能像著名忠臣死在你们刑场上，我值啊！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仅仅是文天祥，也是你们的父兄的价值观，我认同！我和许多人不一样，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认为不公平，至少你们的先辈当年都是英雄好汉，只是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导致了社会的腐败，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你们，那么，我们一起改变这个制度如何？不要担心，对于以前的事情，人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我提议，保留你们现有的资产不动，只要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这点财产也算不了什么。俄罗斯变革过程中，不是也保留了原有的财产所有关系吗！只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控制着军警宪特，可以有武力镇压；控制着舆论工具，可以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能欺骗所有的人一时，也能欺骗一些人一世，但绝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一世！秦皇的时代已经过去，人民也并非愚不可及，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这是七六年四五运动革命史诗）！好好读读历史吧，每一个反动统治者都抱有幻想，结果呢？还是让刘禹锡先生出来说话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可惜、可笑、也可悲，满清末年那些个傻瓜们，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国家就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不能假设，但所有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君主世世代代受到拥戴、尊重是不是比路易十四要强得多！到了辛亥革命就大不一样了，给清室的优待条件只能省着花了，还不知趣？搞什么复辟？对不起，这也没有了，到天津张园呆着去吧！还有更傻的呢？跑到东北去了......。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不提了！现在的什么卡扎菲之类的事儿捂不住了吧？！最后还是让杜甫老先生出来说两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由于俺没能正常的完整的接受教育，这两句话不太懂，你们不是莫斯科留学的、就是保送到人民大学的，替俺解读解读？

写给网上的同志们：一个民族是要有脊梁的，标准就是三条：

一、威武不能屈。代表作是抗日英雄金方昌的两句诗：严刑引诱奈何我？颌首眼泪非丈夫！

二、富贵不能淫代表作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来换美酒......。

三、贫贱不能移。代表作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不能这么苛刻的要求你们，但能不能在这封信的下面写下你们的省份和网名，最好用红笔写：已阅，同意转发！大家签字，全世界的华人大概有15亿，到了有一亿五千万人签名了，中国就有希望了。这将是最好的结局，这是避免社会发生动乱的唯一的方法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从我开始，实名制：

王刚，男，1958年10月6日生人河北工程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手机：13931029827 18611442379

qq：164004462 497450123 824279342

qq群：第二次公车上书：82798307

中山方舟号医疗船：193869228

中山方舟号科学考察船：65480597

附遗嘱：如果还能有骨灰，分成三份儿：一份儿太平洋，我要拥抱蔚蓝色！第二份，南京中山陵，就算为先总理填了把土；第三份儿，洒在台湾的阿里山、日月潭。没去过，想看看。

（博讯记者在采访上书人王刚副教授的过程中，王刚对记者说：欢迎记者对我进行跟踪采访，我会向全世界坦露心声；我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铲除中国的腐败。因此，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告诉记者，如果他的电话一旦打不通，那就可能遭遇什么危险或者已经失去自由。）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公民就“公开各级人大代表联系方式”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征集联署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报道）今天（2012年1月30日星期一），本网信息员收到由王铮、姚立法、瞿明学等中国公民发起的名为《关于公开各级人大代表联系方式的请求》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公民联署。

他们在征集公民联署的呼吁书中表示：“亲爱的公民朋友，其实我们抱怨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纵容出来的；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我们一起较一点真儿，社会环境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变；其实我们为“公序良俗”做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天赋的责任。

此信所言，若幸得其他公民共识，并愿意在上联名，请把本人姓名、性别、联系电话、常住地（到地市行政级即可），于2012年3月1日“两会”召开前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wangzh2003@sina.com发起人将在“两会”结束后，负责将请求结果回复各位。2012年1月28日”

附：《关于公开各级人大代表联系方式的请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条第（五）款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必须履行“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但事实是，当我们遇到重大问题时，不仅见不到我们的代表，连他们的基本联系方式都找不到。各级人大设立的代表联络处，事实上并不是帮助公民联系代表的机构，而是按上级意图组织代表活动，并严格限制着公民与代表的直接接触。一些人大网站上，虽然公布有本级代表名单甚至照片，但根本不提供联系方式。

人民选出了代表，但之后却找不到他们反映意见，那么，代表们在各种问题上的代表性势必大打折扣，甚至与民意相反。

各级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监督，人民有权罢免其选出的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七条和第一百零二条的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六条规定“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可见，宪法和法律都明确规定了人民对代表的监督权，但人民连他们的代表在哪儿都不知道，如何监督？

公民不知道代表的联系方式，既无法反映意见，更无法监督代表，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被无形中普遍剥夺。因此，明令各级人大公开代表联系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已责无旁贷。

本信从香港立法会官方网站(http://gjj.cc/XiangGang/ZhengFu/legco_gov_hk.htm）

公开的议员信息（包括议员履历、通讯录、个人利益登记册、酬金及福利，见下图），得到启示。

香港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政治制度的不同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相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人大代表理应与人民有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方便百姓与代表的联系上，大陆理应比香港做得更好才是。但如今我们看到的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陆代表，竟不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议员与人民的联系密切，这不能不令人反思，更不得不纠正。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确认的国家立法机关，并由全国人大代表组成。这些代表与人民的联系程度反映出代表的真实程度，并通过立法和监督表现出来。因此，本信郑重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

参考香港立法会官网公开的信息，要求全国各级人大在其建立的官方网站上，公开本级人大代表的具体联系方式，包括办公通信地址、办公电话、电子邮箱，以使人民群众能与人大代表保持正常的联系。

该请求并不涉及个人隐私，更不存在技术问题。其中，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更应向人民公开联系方式。因为涉及更高层级人大职权范围的问题，公民有权直接向该级人大代表反映，但这些代表通常不在基层，不公开他们的联系方式，基层群众就根本找不到他们反映意见。而事实上，一些群众意见较大的问题，其监督制约权恰恰不在基层人大，而在上级人大，甚至全国人大。因此，拒绝向公民提供这些代表的联系方式，其实就是阻止代表履行法定义务。故请求尽快公开各级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

请求人署名：

王铮姚立法冯玲陶冶安汝平李建伟赵小萍范铁梅瞿明学王涛徐子琦魏来等

来源：维权网

关于呼吁联合国相关条约机构、中国政府及司法机构调查中国作家余杰声称所受之酷刑的公开联署

中国作家余杰先生于2012年1月19日发表文章“我的去国声明”（详见：http://www.canyu.org/n39272c12.aspx），他在声明文章中说，因为警方的逼害，他一家三口不得不于2012年1月11日离开中国，流亡美国。

余杰在声明中称于2010年12月9日，受到北京警方人士的殴打：“一名国保把我的头夹在他的腋下，将我拖进一个房间。他们命令我端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能动，一动便对我拳打脚踢。整个过程中我一直被戴着黑头套，呼吸十分困难。到了大约晚上十点左右，他们解开我的黑头套，我刚要松一口气，立即又冲进来几个便衣，不由分说便对我进行劈头盖脸地殴打。他们脱光我的衣服，将我赤身裸体地推倒在地上，疯狂地踢打。在殴打的过程中，他们还拿出照相机拍照，并得意洋洋地说，要将把我的裸体照片发在网络上。”

余杰在声明中还称，“他们把我按住跪在地上，先后打了我一百多个耳光，甚至还强迫我打自己的耳光，我必须让他们听到响亮的声音，他们才满意，然后发狂地大笑。他们还用脚踢我的胸口，把我踢倒在地上后再踩在我的身体上。我胸口的一根肋骨像断了一样，后来疼痛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连弯腰起床都感觉十分困难。他们还强迫我摊开双手，然后将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往反方向掰...他们还用用灼烧的烟头贴近我的脸，我的皮肤感受到了滚烫的疼痛，他们还侮辱性地将嘴里的烟喷到我的脸上。”

据声明所述，余杰几乎被殴至丧命。“整个殴打辱骂的过程不知道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来我昏迷了过去，而且全身不断抽搐。他们开车将我送到医院抢救。那时，我已经没有了大部分知觉，只在迷迷糊糊中听到，这是北京郊区昌平的一个医院。”余杰家人亦饱受骚扰，其妻子生病就医时亦受阻挠。

余杰在声明中转述殴打他的警方人士言论称：“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在外面挖个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外国人在给刘晓波颁奖，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来报复他们。...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如余杰的声明内容属实，则北京警方人士行为无疑严重违反了中国的相关法律，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警方人士关于“活埋”的言论，亦与中国一贯提倡的法治精神及世界主流的文明价值相违背。所有言行亦违反了联合国关于人权的相关公约之规定。

在此呼吁联合国相关条约机构及中国政府、司法机关就此事进行彻底查处，追究当事人责任，并据此对余杰作出必要的赔偿，从而挽回民众对中国“法治”的信心。

执笔人：北风

2012年1月19日

签名联署地址：

http://is.gd/byd5ik

联署结果：

http://is.gd/MndfBU

来源：维权网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11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像过去几年一样，我们以2011年十大影响性诉讼的评选结果，作为向2011年的告别。这是一份过去一年的特殊总结，是中国公民理性维权的日历。影响制度变革的个案，以坚忍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法治。从2011年12月开始，我们从100个候选、60个候选中遴选出30个候选案例，又经过网友投票和众多法学专家的评议，最终评出2011年十大影响性诉讼。

　　●主办：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南方周末报社、腾讯网

　　●协办：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中国影响性诉讼工作团队

　　●组长：吴革

　　●副组长：董彦斌博士

　　●成员：张维博士、刘哲玮博士、李纬华博士、冯永强、苏永通、周华蕾、傅剑锋、张翔博士

　　●研究助理：司严严、孙宇菲

鸣谢(以姓氏拼音为序)：车浩博士、戴伟先生、耿利航教授、龚刃韧教授、何兵教授、贺海仁教授、贺卫方教授、胡健博士、黄海龙先生、季卫东教授、姜朋博士、李轩教授、林维教授、刘桂明先生、刘仁文教授、沈海平博士、孙国瑞教授、王振民教授、汪庆华博士、谢鸿飞教授、徐家力教授、徐昕教授、易延友博士、袁雪石博士、湛中乐教授、张守文教授、周道鸾教授

　　北海律师维权案

　　【案情】杨在新等4名律师为2009年发生在广西北海市一桩命案的4名被告人辩护，质疑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反被控作伪证，“全军覆没”。来自各地的律师组成“北海律师团”提供法律援助，遭到有组织围攻，全国律协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当地司法机关维护律师合法执业权利。此案还未审理终结。

　　【影响性】行业自救

律师自发的行业自救行动使北海一时热闹非凡，“律师团”的集体行动又出现在常熟、成都、贵阳等地。莎士比亚借他人之口说“杀光所有的律师”，想必这正是律师的可爱之处，以为他人维权为职业，却陷自己于危险境地。从北海案件之后，律师涉嫌刑法第306条罪名的案件要异地审理了，想必人们还需要律师。

　　金山公司诉周鸿祎微博名誉侵权案

　　【案情】360公司负责人周鸿祎连发数十条直指金山的微博，金山随后将周鸿祎告上法庭，认为被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和商业信誉”，请求法院判令周鸿祎撤回相关微博文章。一审判决支持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要求周删除20条微博，并公开致歉，赔偿8万元，但法官也指出，网络上的言论有一定的“豁免权”;二审判决确认周鸿祎只需删除其中两条微博，其他博文内容“尚未达到构成侵犯名誉权的程度”，赔偿5万元。判决书中指出：“个人微博作为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为实现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涉及批评的内容，还往往起到了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二审法官称，这个案子的判决，“旨在树立规则，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影响性】言论自由从宪法进入民事判决书

“言论自由”四字重如千斤。在一个名誉侵权案件中，尽管判决结果不同，但北京两级法院法官如此珍爱言论自由，并将本案从民法层面提升到宪法层面，令人欣慰。当微博成为全世界、全中国最新鲜的言论媒介之后，保护微博，就是在保护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就是在拓展公民自由的空间。

　　药家鑫父状告张显名誉侵权案

　　【案情】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受害者代理人张显一直在微博上向公众报告药案的进展和他掌握的各种信息，网络弥漫着喊杀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人们发现他并不是什么“富二代”“军二代”，曾经汹涌的“倒药”舆情发生逆转，药的家人也一改过去失声的做法。药父药庆卫将张显诉至西安市雁塔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其名誉侵权。

　　【影响力】法庭内外，言论有界

曾经作为围观者，甚至抱着期待的心态等待药家鑫死刑判决的人们发现，这个结果带来的更多的是失落和反思。药家鑫被认为是为言论所杀。张显也被认为尽管在药案前期有正义初衷，但被情绪所绑架，逐步演变成一种失控的正义。药家鑫父亲的名誉权起诉，既是维权，也促发广大公众进一步反省自我。

　　“黑监狱”非法羁押并故意伤害外地上访人员案

　　【案情】2011年8月11日，北京警方出动数十名警力，端掉位于昌平七里渠的一处“黑监狱”，解救了一批被非法羁押的外地上访人员。据查，这个“黑监狱”由保安公司辞职员工牵头成立，专门帮助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人员获利，一位上访者曾被殴打致死，此案已经进入刑事追诉程序。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兵公开通报此案，要求严禁保安服务公司参与“截访”、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在“安元鼎事件”2010年被曝光之后，北京对保安业进行了清理整治。

　　【影响性】法治国家，不容私刑

所谓“黑监狱”，首先“黑”在它不是正式意义上的监狱。这里无制度，无约束，无视人的基本尊严;其次“黑”在它的隐蔽性和神秘性。假使看到一个大院，大门紧锁，我们无从判断那是不是就是一家黑监狱。是谁，在无视公民监督权和申诉权的同时，还敢于制造黑监狱?

　　“李庄案”第二季：漏罪案

　　【案情】被治以伪证罪的刑辩律师李庄即将刑满出狱之时，重庆检方又指控其在2008年上海某案件的刑事辩护过程中，具有为帮助他人开脱罪责，引诱、教唆证人改变证言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首次开庭后，李庄居然拿出了一份2005年的录音，重庆检方撤回公诉。2011年6月11日，李庄出狱。

　　【影响性】刑辩率创新低，律师执业权待保障

续集居然更精彩。重庆司法机关对已经身陷囹圄的前律师李庄发生在上海的“漏罪”追究，争议的不仅是管辖权，更寄托人们对若干限制律师条款与司法行为的不满。检方在证据出现矛盾时主动撤诉，尊重法律，这是一个进步。此案之后，2011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关于律师执业权的保障成为核心议题，2012年有望上全国“两会”的这部法律案，仍需要继续积极推动。

　　北京最大倒卖公民信息案

　　【案情】多达23人涉案，其中黄伟帆等7人是自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工作人员，被判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14名买卖者被判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影响性】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相关机构须担责

非法提供、获取、销售通讯信息、考生信息、患者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目前已形成“新兴产业链”。本案的数名案犯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必须追问——这些利润丰厚的大型垄断性国企，有多少预算、有多少诚意用来保卫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进而我们更希望看到清晰的方案——如何约束掌握海量公民信息的机构(譬如银行、保险公司、电信公司和大型门户网站)，如何督促他们保卫公民信息，如何向他们追究赔偿责任?

　　拖欠农民工工资入罪案

　　【案情】广东省惠州市一个工程项目的负责人杨某在拖欠25位工人总计10万余元工资后潜逃，被警方抓获归案后，法院依据刑法修正案(八)，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成为广东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事案件，也极有可能是全国的第一例。

　　【影响力】“入刑”就是好?谨防“猛药”副作用

农民工屡被侵权，程度依然很深。农民工维权能力差，通过司法的维权成本高，“入刑”的实践效果并不乐观，劳动监察和调解部门的职责仍应强调。此外，还需思考：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做法，是否合理?是我们已经穷尽了民事和社会手段，还没解决问题，还是我们并未试验可能的有效手段?譬如让农民工组成维权组织。

　　李昌奎故意杀人案

　　【案情】云南农民李昌奎奸杀同村少女并杀害受害人3岁弟弟，一审被判死刑，云南省高院又以李昌奎有“自首”情节，改判其死缓，引发社会热烈议论：药家鑫死了，李昌奎凭啥活着?受害者家属强烈申诉，云南省高院再审，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再次改判死刑。李昌奎终被依法执行死刑。

　　【影响力】死刑改革，不能停步

云南省高院呼吁社会“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标杆”没树成，反陷入舆论漩涡中;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之下强行再改判，又引发损害司法公信力的质疑。作为制定法国家，在法律尚未废除死刑情况下，创造“标杆性”案件固然不合适，但如何以审判推动死刑改革，又亟需更高的制度设计。有学者研究表明，李昌奎案之后的死刑判决明显增多，显然，法院不愿意将自己陷于如云南高院般成为众矢之的的境地，遂在死刑判决上对“少杀慎杀”的原则有所偏离。

　　康菲中国漏油案

　　【案情】由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的作业失误，其在渤海的钻井平台溢油事故，不仅给中国的海洋生态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给相关海域的渔民、养殖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法享有诉权的国家海洋局迟迟未针对康菲公司的环境污染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急切寻求司法救济的渔民、养殖户的起诉却迟迟得不到法院受理。直到2011年12月30日，经过漫长的内部协调和博弈，天津海事法院受理29名养殖户的赔偿请求。

　　【影响性】环境保护的司法困局

此案折射出环境保护中的司法“两难”：一方面，环境污染极易造成大规模侵权，原告方人数众多利益却又不尽一致，处理不当即会增加维稳压力;另一方面，污染方往往是招商引资的对象，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如何协调二者关系，颇费思量。面对困局，人民法院既无足够的司法权威独立解决纠纷，也无足够的技术手段化解案件，似乎只能坚守拖字诀，等待上级指示。在此背景下，集团诉讼、公益诉讼等方式是否能引入以破解困局，康菲案能否形成示范诉讼，令人期待。

　　肇事司机涉嫌过失致“小悦悦”死亡案

　　【案情】根据媒体报道，2011年10月13日，2岁女童王悦(小悦悦)在佛山被两车碾压后，18名路人路过但未出手施救，小悦悦最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人世。肇事司机被佛山检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批捕，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却是18名路人：见死不救的他们是否也对小悦悦之死存在“过失”?

　　【影响性】法律能对道德做点什么?

媒体报道之后，人们既从道德上谴责18位路人，痛感社会的冷漠化，也琢磨能否立法惩罚冷漠行为。这里需界定，救人到底是不是高尚的行为?如果路人救人了，公众说这个人是高尚的;如果路人未救人，公众说这个人是失德的。为什么在高尚和失德之间没有中间地带?假使救人是高尚的行为，那么人不高尚，并不违法。我们真正缺乏的，是对高尚举动的真正的肯定、嘉奖和感恩。

秦永敏：关于荣获《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的答谢词

来源：参与

（参与2012年1月25日讯）本人能继杨建利、郭飞雄、冯正虎诸位先进之后获《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倍感荣幸。

此事令我回想起和《北京之春》和胡平先生的最初往来。

1978年底，我发起了武汉民主墙运动，1979年2月春节期间有人把《北京之春》张贴在我开辟的武汉民主墙上，由此我和《北京之春》建立联系后，通过《北京之春》编辑部和包括胡平先生当时主持的《沃土》在内的十余家北京民刊取得了联系，通过比较，立即认定《北京之春》才是这场民主运动的旗帜，而胡平先生当时的两篇文章《论言论自由》和《不可隔断的历史》则正是当时这场自由运动的代表作。

转眼33年过去，中国每年都还有人因言获罪，甚至每天都有人因言受害，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回顾这一历史，怎么不叫人感慨万端？

言论自由权，是一切人权的基础和保障，正是因为1581年尼德兰共和国法庭和（男子）私有财产权一并率先确立了言论自由权，欧洲的权利体系才稳步发展起来。同样地，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关于言论自由的法案，也正是由于言论自由有着最强有力的保障，美国才能成为世界的自由之都，为全人类高举着自由火炬。相反，正因为迄今为止言论自由权没有保障，迄今为止，中国的私有财产权也没有保障，其他一切基本人权更常常无从谈起。

从我本人来说，几十年来都强调一点：人和其他动物不同，长了嘴巴并不是只有吃饭这一种功能，所以，“我说故我在”，为了把自己和其它动物别开来，只要我还存在，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吃饭之外的功能——发表自由言论！所以任何时候，只要能够发声，我就必然要开口。

当然，对普通民众来说，随心所欲的发表自由言论就是为社会国家争取自由，对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来说，则必须发表负责任的言论，才可能承担起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这是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同仁的希望。

总之，要争自由，必须从争言论自由始，而中国迄今是没有言论自由权的，虽然言论自由度在逐步扩大。

这样，在荣获《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之际，我要说，对我来说，要真正无愧于“自由先锋”的称号，首先得为中国人民争得言论自由权，从这种意义上说，此次获奖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希望我能追随诸先进，共同完成在中国确立和欧美无异的言论自由权的光辉大业，从而为万世开太平！

2011.12.1411:30

参与首发

南方谈话20年

编者按：

20年前，在中国改革即将被保守派集团断送的时候，第二代中共领袖集团核心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鉴于邓小平的巨大影响力，中共十四大以邓的讲话为指导，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得以继续前进。但是由于十四大之后的改革是缺乏政治体制改革做支撑的“跛腿鸭”式改革，导致中国的改革渐渐扭曲成为一场权贵资本主义改革，并因此产生天量社会矛盾。而执政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一味采取高压维稳的办法来对方民间的各种抗议，结果导致官民矛盾与社会矛盾更加激烈和尖锐。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围绕邓小平20年前的讲话，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里我们选编了部分文字以飨读者。

刘军宁：说说“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的思路，关键在于谁是顶层，设计什么。顶层设计的本质是，是维护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顶层设计的思路，在我看来，是一条寄希望于明君同时又拔高自己的思路。中国从古到今，每个朝代的各项制度与政策都是由顶层设计的，没有老百姓的发言与参与。如果顶层设计能解决问题，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了。

原来中国大陆只是落后于西方，现在比日本、中国台湾、印度都要落后了。民主政治靠选举，威权政治靠维稳。由于剥夺了民间的发言权与参与权，顶层设计的结果只能是行“维稳政治”。

今天，中国变革的动力，已经转为由下至上。国人们已经开始向中国的政治制度要自由了。中国不应该再涉险摸石过河了，应该走民主宪政的康庄大路。中国的下一步应该是从改革走向改制。改革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再来的应该是改制的春天。

　　中国的改革，30多年前姗姗起步，20年前南巡后轰轰烈烈，今天已经死气沉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发展，就是在保留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主体的基础上，给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一点点空间。

　　就中国改革的目标而言，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发展经济。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改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如果经济发展真是改革目标的话，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四国之一，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甚至钢和汽车的产销量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都已经名列前茅了，民众已经基本脱贫了，那么，经济已经发展了，改革的目标也就已经基本达到了，改革也应该划上句号了。然而，似乎没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完成使命。

　　如果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力不是摆脱贫困，而是因为旧体制、旧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如果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不应该仅仅是发展经济，而应该是从道德上、制度上改革旧体制、旧意识形态，那么，中国的改革几乎还没有发生。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于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本身有没有它的灵魂、有没有它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它的制导系统，在朝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假如改革在属性上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改革是多余的。如果改革本身没有其不同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那么无论已经改革了多少年，这样的改革依然是在原地兜圈。

　　毫不奇怪的是，中国的改革是危机累计和危机推进的改革。20年来，中国的GPD增加了很多。但是，根本的危机不仅没有解决，积累的危机反而更多更重了。这种改革用制造危机的方法来解决危机。每一项改革都试图解决一个已存在的社会危机，但是改革本身又带来了新的危机。这场改革解决了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但同时也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以至于现在改革自身都成了问题。这场改革，并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改革绕开了、而不是解决了根本的制度问题。许多迹象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大步折返！于是，重启改革的呼声又再次浮现！南巡的话题也被再度提起。

　　如果说，为了打破89僵局，20年前带有帝王色彩的“南巡”是必须的，那么，20年后即使再南巡则还是不够的。20年前中国的改革再出发，是邓小平发动的，是由上至下的。今天，一些人为了挽救改革，提出了通过顶层设计来重续改革的主张。

　　然而，我认为，这种顶层设计的思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中国的改革从来就不是顶层设计的，而是顶层许可的。邓小平不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旧体制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少了几道，但是松绑的道路依然很艰巨，而且一些松开的绳索正在重新被绑上。如果有什么设计的话，那就是设计如何松绑，如何在必要时再绑上几道。改革中的创新永远在民间不在顶层。过去30年改革的顶层设计之路并没有给中国的改革找到出路，我们怎么能还寄希望于这样的顶层设计思路呢？

　　邓小平的改革是为了挽救这个制度。但是制度的存续不应该高于每个中国人的福祉。中国人数千年以来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文人则把自己的希望以国家的名义寄托在做帝王师身上，从而一举完成顶层设计。君臣一起下一盘大棋，一下便是数千年，把中国下成今年这个这样子。原来中国大陆只是落后于西方，现在比日本、中国台湾、印度都要落后了。民主政治靠选举，威权政治靠维稳。由于剥夺了民间的发言权与参与权，顶层设计的结果只能是行“维稳政治”。

　　92年南巡时，邓小平强调不争论。然而，今天的中国则需要一场大争论。中国的危机在根本上是价值与信仰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正当性危机。这也是旧体制中最致命的问题。而改革关注的是GDP，它根本无视这方面的危机，因而也绝无可能解决这个危机。目前，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了。发展经济也罢，顶层设计也罢，都解决不了这个危机。所以，仅靠顶层设计是不够的。今天，中国变革的动力，已经转为由下至上。国人们已经开始向中国的政治制度要自由了。中国不应该再涉险摸石过河了，应该走民主宪政的康庄大路。中国的下一步应该是从改革走向改制。改革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再来的应该是改制的春天。

来源: 作者博客

丁礼庭：中国改革再也不能“摸石头”了

思想如何才能够解放?唯一的途径，就是彻底地放开思想、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进行真正全民参与的自由、自觉、自主的理论大辩论，真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础上，进行各种思想和理论流派的大碰撞，最终达成改革开放的思想和理论共识，并以此来指导后续的改革开放实践!

　　在30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和“不争论”的英明决策。但是，说实在的，说它英明，仅仅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无奈!此话怎讲?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道理，就是改革开放的实践，理应在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践，而不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

　　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缺乏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相对盲目的实践，是走一步、看一步，无科学理性和清醒目标的实践，是一种非正常环境中的无奈的决策!也就是所谓“不争论”的逻辑结果。因为科学理性和客观真理必须通过思想碰撞和理论辨析之后，并必须通过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反复检验和修正，才能够产生，所以“不争论”，原则上就不可能产生真理及真理指导下的科学实践。

　　那么为什么会有“不争论”的无奈之举?其理由有二，一是，在当时，党内和各级地方政府中极左势力强大，极左思潮积几十年泛滥之余力，还没有及时得到清算。二是，改革开放的实际效益和成果，还没有在中国充分地体现，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没有来得及充分地认识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优越性及其不可替代性。

　　所以，邓小平“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决策只是一个无奈之举，是为了避开党内外极左势力和极左思潮的无休止的纠缠，而做起来再说，同时也包含着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坚定的自信，它老人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会产生巨大的成果来证明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优越性和不可历史的替代性是深信不疑的。

　　所以，在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空前、伟大成果的事实情况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和民众的改革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优越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情况下，还继续“坚持不懈”地“摸石头”，就会被某位学者所揭露的：“是摸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这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背后的本质问题，就是：为了维和既得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故意地放弃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纲领性决策!使中国停留在当前不完善的权贵市场经济阶段停步不前!

　　所以，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务之急，就是响应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前夕向全党全国发出的“解放思想”的号召【1】，什么叫做“思想解放”，就是冲破一切传统的理论和习惯思想的束缚，在新的、科学的、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形成“全民共识”，以进一步在真确和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思想如何才能够解放?唯一的途径，就是彻底地放开思想、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进行真正全民参与的自由、自觉、自主的理论大辩论，真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础上，进行各种思想和理论流派的大碰撞，最终达成改革开放的思想和理论共识，并以此来指导后续的改革开放实践!

　　我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者能够明白一个事实和道理，任何缺乏民众自由、自觉、自主地参与的理论大辩论、思想大碰撞，关起门来搞的“顶层设计”，是很难科学和完善的!更重要的是，民众主题性缺位不可避免的结果，往往是民众利益的出局，也就是容易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牵制而结果走样!

　　2012年1月21日星期六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赵霄洛：律师工作要防止“左”

——纪念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讲话20周年

事实说明，执政者的违法行政和司法不公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而律师在法律上给予群众法律帮助，这本是律师职责所在，同时，也是社会法治和公平的基本要求，是无可厚非的。这种群众事件的屡屡出现，执政者不应该归咎律师，而应当反身自问，尽快纠正违法行政和司法不公，重新回到法治轨道。如果再以那些“左”的东西来约束律师，则更是错上加错。

　　今年，是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讲话二十周年。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同志的讲话不仅是对我党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同时，也成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束缚，推进改革开放的旗帜。

　　做为律师，我们深切地感到，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尤其是对“左”的批判，在这20年中，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律师工作的加速改革和持续发展。

　　“左”是我国律师制度发展的最大障碍。50年代后期，执政者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1957年，随着“反右”斗争的发展，律师工作中的“左”的东西十分猖獗，什么“律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什么律师要“绝对的、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什么律师不能把“被告人的个人利益驾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致使刚刚建立不久的律师制度被取消，律师被赶出了历史舞台长达20多年。“左”，给律师工作造成的伤害是何等惨痛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纠正“左”的东西，律师工作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在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旗帜指引下，到了1991年底，我国律师在制度上完成了第一次重大改革：从国家法律工作者转变为社会法律工作者。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鼓舞下，律师工作放下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加快推进合伙制，从而实现了律师事务所在所有制上的历史性转变，并带来了律师事业的蓬勃发展。事实证明，反“左”是律师工作发展的生命线和加速器。

　　面对律师事业的蓬勃发展，应当清醒地看到，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影响我们的“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尤其是对57年律师工作中的“左”的东西没有彻底肃清，一些“左”的东西极易卷土重来。近来，一些人提出什么律师要坚持政治的“正确方向”、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要“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等等，说到底，就是律师要成为政府行政和政党执政的工具。这种提法几乎与57年律师工作中的“左”的东西完全一样。这令人十分惊讶和疑惑：难道律师工作倒退了50多年?!

　　众所周知，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这已经被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并实行。对此，就连我们的老祖宗也是赞同的。马克思认为，律师提供的是“个人服务”，律师服务是以服务形式存在的商品。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先后四次反对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律师实行国家化。依据马克思的主张，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以服务形式存在的商品的提供者，律师服务的对象是购买者。可以说，谁是律师服务的购买者，律师就为谁服务，律师就成为谁的维护法律权利的工具。当然，如果政府或者政党也购买部分律师服务，那么，这些律师也将成为政府或政党维护其法律权益的工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律师工作都要始终为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甚至要成为政党的执政工具。

　　需要指出，1941年4月15日，小平同志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小平同志批评说：“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律师是法律服务商品的提供者，不隶属任何政党。在与政党的关系上，律师是群众的一部分。对照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是否应当认真反思“加强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

　　还需要指出， 1956年9月，小平在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郑重宣布：“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简而言之，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而不是相反。既然律师是群众的一部分，对照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将律师当做政党的执政工具?

　　近几年，随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律师为老百姓维权已经成为常态。由于维权的矛头往往指向执政者的违法行政和司法不公，执政者渐渐把律师视为异己力量，并试图通过种种方式，将律师纳入执政者可以操控的范围。目前，律师工作中的那些“左”的东西，都离不开这一陈旧思维套路。

　　需要认清的是，群众的大部分诉求往往都是在法律权利受到侵犯的时才提出的。面对这些合理诉求，执政者时常处理不当，致使矛盾转趋尖锐，造成个别地方出现短暂失控。事实说明，执政者的违法行政和司法不公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而律师在法律上给予群众法律帮助，这本是律师职责所在，同时，也是社会法治和公平的基本要求，是无可厚非的。这种群众事件的屡屡出现，执政者不应该归咎律师，而应当反身自问，尽快纠正违法行政和司法不公，重新回到法治轨道。如果再以那些“左”的东西来约束律师，则更是错上加错。小平同志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律师工作中的“左”的东西，看起了很“革命”，但是，由于破坏了党群关系，破坏了公平正义，不仅不利于社会矛盾在律师参与的法治框架内妥善解决，而且也将使得律师群体对执政者渐渐失去信心和拥护。这种危害所带来的后果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2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重新思考如何以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以及正确对待律师，坚决不能简单地用57年“反右”思维来看待律师，把那些“左”的东西塞到律师工作中去。充分保护律师正常的执业权利，就是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就是维护社会主义法治。让律师在法治的轨道上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应当成为执政者的基本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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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八论：龙年，请为改革注入龙马精神

作者：晶报评论

来源：晶报

“改革八论”之一：凝聚共识让改革发力奔跑

　　“改革八论”之二：惟有改革才能走出“历史三峡”

　　“改革八论”之三：成绩是过去的

　　“改革八论”之四：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改革八论”之五：改革就是一个重建常识的过程

　　 “改革八论”之六：勇闯“深水区”

　　“改革八论”之七：敢闯敢冒的精气神还在吗

　　“改革八论”之八：葆“特”色，再闯一片新天地

　　要化解这些问题与矛盾，只有凝聚改革共识，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思路、渠道、方法，中国发展的列车也才有重回正确轨道的可能，中国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才有可能找到积极的内生动力

　　龙年，请为改革注入龙马精神

　　我们希望，在马上到来的龙年里，对于改革大业，对于指向公平正义与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的改革追求，更多人能走出纸上谈兵、叶公好龙的心态，使改革呈现飞龙乘云的勃勃气象

　　一年一度，今又除夕。这是一年中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农历夜晚，我们谨在这里提前给各位读者拜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活龙鲜健，龙马精神!

　　守岁是除夕的永恒主题。今夜，也许你已回到家乡，也许你仍然留守深圳，不管身在何处，不管和谁在一起，这样一个夜晚，都是一个特别的夜晚，都能体会到这个夜晚飘荡在空气中浓烈的过年味道。

　　对春节期间习惯于用农历计算日子的中国人来说，今夜才算是一个真正的辞旧迎新之夜，才真正带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回顾过去这一个兔年的收成，展开对即将敲门的这一个龙年的想像，浓缩了中国人对幸福的一种朴素而真实的定义。

　　今夜，城市和你一起回望。去年1月31日，市政府印发了《2011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责任分解表》，提出一年内市政府将办成32件实事，包括强化住房保障、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医疗水平、改善交通出行、改善社会治安等多个民生领域，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承诺。一年来，政府以时限倒逼进度，以目标倒逼责任，最终促成这些承诺全部兑现，可谓雷厉风行，兔起鹘落。

　　今夜，晶报和你一起回望。举办、组织、参与“全国都市报总编辑大运行”等多个大型活动;率先以《街报》的形式开展“走转改”活动;PM2.5系列、关注深港跨境学童保姆车乱象、追问中小学校服涨价等重磅报道都产生了广泛反响并促成了问题妥当解决;通过推出《公益周刊》等多种形式参与社会建设，与多家民间组织共同发起“绿飘带行动”;由晶报骨干力量参与编撰的《深圳十大观念》出版之后，在北京、天津、香港、云南等许多地方引起强烈反响……从这样的晶报2011年度十大新闻中，你已经见证，过去的这一年，我们一如既往地展示了它的朝气、勇气与锐气。静若处子，动若脱兔，锋芒、柔情与建设性各得其所。

　　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城市在过去一年依然保持充沛的活力，我们有理由为即将到来的龙年许下一个更美好的愿景。在十二生肖中，龙是唯一带有神性的动物，是一种神圣、祥瑞的象征。龙蟠虎踞、龙腾虎跃、藏龙卧虎、龙骧虎视、龙凤呈祥、画龙点睛……从这些人们熟悉的与龙有关的词语中，可以看出龙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我们希望，新的一年里，在推行民生福利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关部门能够精虎龙猛、龙行虎步，让交通更顺畅，出行更有安全感;让更多的孩子能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更多的市民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一些普惠性的公共政策能覆盖更多人群……这些看似琐碎的进步，维系着民众的普通生活，从细微处见证社会拔节而起的动人成长。

　　当然，从更大的层面上讲，我们更希望，更多人能体悟到自身所在的历史节点，改革能够藉此向更深处艰难而坚定地推进。东方风来满眼春。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20年前，正是他及时深刻地回答了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进程。而今天，我们再一次站在了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头。

　　我们当明白，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转型中的中国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社会局势龙化虎变，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贫富分化、特权横行、公平缺失等诸多问题，更是使一些人失却了应有的历史方位感。尤其是，和20年前主要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扰相比，当下改革的一大障碍与阻力是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这是对我们的勇气、智慧与历史自觉的考验。

　　我们希望，在马上到来的龙年里，对于改革大业，对于指向公平正义与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的改革追求，更多人能走出纸上谈兵、叶公好龙的心态，使改革呈现飞龙乘云的勃勃气象。晶报社论不久前推出“改革八论”，正是意在从改革困惑中辨明方向，从媒体的历史责任出发，为改革呐喊助力。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守望一个崭新的黎明，守望正乘风而来的新春。壬辰龙年，我们依然与你一路同行。壬辰龙年，让我们从龙的身上吸取包容、中和的精神，吸取昂然进取的锐气和无所畏惧的刚猛之心。如此，我们的社会将呈现出雄健奔放的态势。亲爱的读者，也请你相信，2012年的晶报十大新闻将更加深刻地记录城市改革的跫然足音!(2012年01月22日)

　　“改革八论”之一：凝聚共识让改革发力奔跑

　　1992年，小平同志一路向南，先后视察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极为重要的南方讲话。

　　此后，与改革有关的一个个春天故事，灿然绽放，光耀神州。回望历史，重温小平南方讲话，寻觅的，依然是那份足以让改革再度发力奔跑的思想激情与实践勇气。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事实上，20年来，中国的各项改革也都在有序推进，成就斐然，举世瞩目。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改革的内生力量与发生逻辑在当下已有了深刻的变化，激情顿减、意识淡化、感知迟钝、勇气消挫、动力衰竭等现象，在诸多领域中也有较多呈现，在某些关键问题和重点环节上还时有突出表现。这不但严重枯萎了我们缤纷绽放的改革之花，更成为制约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巨大障碍。

　　改革开放已30多年了，我们的路子一直走得很顺，成就与进步远超预期，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舒坦。在某些人眼里，改革委实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而那些既得利益者因为自个儿身边的坛坛罐罐，也陡然转身站到了改革的反面。加上发轫于计划经济久改不革的体制痼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社会矛盾、利益冲突、观念缠斗，必须承认，与20年前相比，改革的阻力与难度正在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迅猛繁殖，而各种势力支持下的组织性对抗力量事实上也在暗自发力。

　　这种困顿与迷茫，不但消解了以前的改革共识，削弱了改革的共生力量，也导致了社会出现分化撕裂的趋势，衍生出种种有关改革的暧昧、摇摆、消极和无所作为的倾向。更令我们担忧的是，在这种背景下，否定改革、否定市场、否定民主、否定法治、否定公平正义的阴风浊流，近年来在某些地方及个别领域也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凡此种种，是否就意味着在改革问题上我们可以观望守成，甚至逆流而上开历史倒车呢?

　　答案是否定的。

　　阶层分化、吏治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生态破坏、国富民贫，这些问题，哪个不解决，哪个不妥善解决好，都有可能将改革30多年来的成果毁于一旦，并引发由累积多年的矛盾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不去突破盘踞多年的制度约束，不妥善化解利益固化、阶层凝滞的格局，不及时回应民间的诉求意旨，不顺应世界情势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根本就无从谈起;经济社会也不可能获得充沛动力实现持续发展。

　　要化解这些问题与矛盾，只有凝聚改革共识，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思路、渠道、方法，中国发展的列车也才有重回正确轨道的可能，中国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才有可能找到积极的内生动力。

　　过去30多年的发展，靠的是改革;中国未来的发展，毫无疑问，也只能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要不要改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与更好”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它依然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当我们再度聆听世纪伟人小平同志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深沉呐喊时，心中涌起的何止是岁月的眷念，来自历史深处的那种非凡卓识、坚定信念和昂扬激情，更值得我们汲取、赓续与发扬光大。

　　在此，我们动情期待：改革号角再次强力吹奏，响彻中华大地。

　　“改革八论”之二：惟有改革才能走出“历史三峡”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拨开迷雾，发现迷雾背后的历史真相，明白当今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尊重市场以及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鼓励而非压制民间改革动力，以更开放的姿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

　　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穿越二十年的岁月，我们仍能感受到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中这一番坚定语气的分量。萌动在那样一个早春的改革足音，对艰难穿行在“历史三峡”的中国来说，至今仍然是胸膛里的一种强劲跳动。

　　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中国因改革开放而逐步释放的社会活力，本身就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最好回答。尊重市场的力量，尊重一些普适的发展规律，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

　　但是，从当年姓“社”姓“资”的争论，到不时出现的质疑改革的声音，无不显示着，曾扭转了整个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一条坦途。尤其是当前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贫富分化，特权横行，人心迷失等诸多问题，更是像迷雾一样横亘在前方，使一些人失却了应有的方位感，无法看清自己究竟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位置。

　　无论如何，无论现实怎样粗暴地撕裂了一个人对生活的美好想像，都不应成为我们退守蒙昧，封闭与保守的理由。必须明白，当前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不是因改革而起，而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带来的，用吴敬琏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转型的“大关还没有过”。包括如何制衡权力，如何实现“监护人政府”向“守夜人政府”转变等深层次改革的推进，都考验着我们的改革勇气与胆识。

　　进一步说，改革必须以人的发展为旨归。相对于国家而言，每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国民才是社会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回顾三十多年的改革沉浮，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大脉络就是将原本属于民众的还给民众，政治上还权于民与经济上还利于民。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价值回顾之旅。

　　实际上，现代性社会的构建，它的主要标志就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国家的崛起，必须以尊重每一个国民的价值、尊严与权利为前提。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人往往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冰冷的螺丝钉，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也不允许独立思考的工具。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拨开迷雾，发现迷雾背后的历史真相，明白当今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尊重市场以及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鼓励而非压制民间改革动力，以更开放的姿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拒绝社会的粗鄙化，寻找那些在一系列激烈社会变革中飘零失落了的传统价值的同时，学会拥抱世界，拥抱那些已经被反复验证过的人类普遍价值，自觉吸收一切有用的人类文明成果。唯此，我们才能走向政治文明，走出类似黄宗羲定律的历史轮回，才能让时间最终站在我们一边。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我们相信，不管前面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阻力与困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将如这万山拦不住的涓涓溪水，奔流向海，形成波澜壮阔、惊涛拍岸的景象。

　　“改革八论”之三：成绩是过去的

　　一些人曾经是改革的支持者和“弄潮儿”，也为推动改革作出过贡献。但时过境迁，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担心改革继续深入会触及既得利益，一些人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破坏改革，成为改革之路上的巨大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社会各界更坚定了改革决心，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

　　今日之中国，高楼鳞次栉比，公共设施日益健全，各种高科技产品渐入寻常百姓家，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发展后劲十足。但在这些辉煌的成绩之外，也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

　　在经济领域，尽管已有一定基础，发展势头良好，但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些都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

　　在法治领域，虽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法治理念也已渐入人心，但相关法律法规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的情况依然存在，一些严重挑衅法律尊严、践踏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依法治国，任重而道远。

　　在文化领域，尽管文化产业蒸蒸日上，文化产品丰富多元，但真正能打动人心、具有国际水准的精品不多。部分文化艺术领域的改革、创新能力不足，创作者未能真正解放思想，不敢说实话、讲真话，不能针对现实创作有力度、有批判价值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力作。相关政策制度有待完善和更新，以给文化发展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和舞台。

　　成绩是鞭策我们前行的动力，是超越自我的坐标，而不是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理由。不讳言问题和不足，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迈步向前。

　　改革走到今天，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不少人仍活在过去的辉煌和荣誉里，认为已经够好了，不需要改革了。一些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鼠目寸光，不思进取。动辄拿“想当年”说事，固守着已有的“一亩三分地”，不肯将目光投向远方。他们抗拒、害怕新事物，不愿了解，一味排斥，总以为过去的老思路、老办法可以“一招鲜，吃遍天”，总觉得新的不如旧的好，把过去的成绩和荣誉变成了继续改革的包袱。

　　还有一些人曾经是改革的支持者和“弄潮儿”，也为推动改革作出过贡献。但时过境迁，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担心改革继续深入会触及既得利益，一些人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破坏改革，成为改革之路上的巨大阻力。某种意义上说，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僵化体制束缚、破除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的过程，今日之改革，需要各阶层人士的体认和支持，也不会因为任何力量的阻挠妨碍而止步不前。

　　而今迈步从头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未来更值得期待。2012年01月12日

　　“改革八论”之四：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若不能得到纠正，将极大妨碍改革继续推进，害莫大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也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是，一些人却总是无视实际，习惯于穿旧鞋，走老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有些人喜欢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因为惰性作祟。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是改革的弄潮儿，也曾敢闯敢试，但时过境迁，当初的闯劲和冲劲逐渐消退，小富即安，甘于平庸。遇到任何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的思路，过去的办法，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些人喜欢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因为骄傲自负，自以为是。一些思路、一些做法过去发挥过作用，便将之奉为圭臬，认为什么办法都不如老办法好，什么思路都不如旧思路强，对一切新提议、新做法都嗤之以鼻，置之不理。

　　有些人喜欢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因为对新情况、新问题不够了解，认识不足。之所以会如此，一是由于自大自满，冥顽不灵，拒斥新事物;二是由于不学习，不研究，或知识结构欠缺，最终成为“老古董”和“老顽固”。

　　有些人喜欢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因为害怕承担风险。突破和创新，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在一些人眼中，失败是可怕的，不可容忍的，失败会有损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让自己显得不那么伟大英明。采用老办法，至多无功，但不会有过，在无过即功的狭隘思维驱使下得过且过，成为许多人明哲保身的选择。

　　还有些人喜欢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则是为私利所囿。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为什么要改革，以及现阶段还需不需要改革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对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害处心知肚明。但因为采用新办法可能触及自身利益，采用新办法可能让自己手中的权势受影响，因此总是想方设法地压制新办法、新思路。

　　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若不能得到纠正，将极大妨碍改革继续推进，害莫大焉。

　　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会把好事变坏，把事情搞砸。新事物有新事物的特点，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老办法包打天下，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仅会造成损失，更将贻误发展时机。

　　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还会给改革者泼冷水，挫伤创新者的热情。在一些地方，老办法成了金科玉律，既不能批评，更不能反对。谁要是批评反对，谁就要被视为异己，就要被说闲话，就要被戴上“不听话”的帽子，就要被穿小鞋。长此以往，只会让所有人都噤若寒蝉，都乖乖地墨守成规，唯命是从。

　　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更会形成极坏的示范。守旧者得势，改革者受挫，将使许多人不愿或不敢改革，被迫混日子，图安稳，随大流。

　　改革要求新求变。解决新问题，就要有新思路、新办法。(2012年01月13日)

　　“改革八论”之五：改革就是一个重建常识的过程

　　重建常识往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比如，不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些被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比如，生活中不时可见的权力傲慢与自负，以及以“你到底在为谁说话”为代表的官场雷语，都表明常识仍然是现实中的一种匮乏品

　　常识必须得到尊重，规则、法律必须被敬畏，在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依然有值得反复提及的理由。

　　所谓常识，就是那些人所共知的普遍道理和知识。常识之中，往往包含着一般的规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自然和理性”的呼声，代表社会生活的“常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常识，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为代表的“深圳观念”，也是常识。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常识不断被遮蔽、被颠覆。20年前，邓小平在视察先科公司时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这让人感觉到，一个患有常识缺乏症的社会将是何等扭曲。如今，无论是一本叫《常识》的书的畅销，还是两年前广东高考作文以“常识”为题，都从侧面验证了重建常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重建常识，才能走出虚无的泥沼。从人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到作为舶来品的“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的启蒙与苏醒，以及它作为现代政治伦理的基点的确认;从过去宣传的“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到人的生命至上，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承认每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没有任何区别……曾经被扭曲的常识正在一点点顽强地还原。

　　但是也应该看到，重建常识往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比如，不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些被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比如，生活中不时可见的权力傲慢与自负，以及以“你到底在为谁说话”为代表的官场雷语，都表明常识仍然是现实中的一种匮乏品。可以说，改革其实很简单，其本质就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重建常识的过程。

　　进一步说，回到尊重常识的轨道上，社会才能充满契约精神，规则与法律才能真正得到尊重与捍卫。回顾历史，那个砸烂公检法的时代，也彻底砸烂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人们常说，司法是守住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今，值得警觉的是，权力、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仍然不时出现。

　　比如，一些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部分问题官员被依法严惩，但时隔不久，这些官员又会“带病复出”;司法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司法信条，但是，这样的原则在一些地方不能得到尊重和实现，在一些人那里，法律只是一种“可选择的工具”……这样的现象越多，法律就越难被信仰，法治常识就越难得到普及。人类文明的发展表明，没有法治的支撑，就丧失了起码的社会正义标准和法律秩序柱石。视法治“常识”为玩物，把司法规律当做儿戏，就无法真正建设一个法治国家。

　　20年一晃而过，历史在无声无息中改变，社会阶层在一点点重塑，常识在一点点确立。所有这一切，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我们希望，当改革进一步向深水区挺进的时候，当民生利益、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的时候，那些被“放逐”的常识，包括伦理、法律、规则与制度层面的常识能更多地回归现实。

　　改革八论”之六：勇闯“深水区”

　　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这不过是一种“改革幻象”，也是不敢涉入改革“深水区”的表现。

　　改革走到今天，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走回头路，也不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而是要迎难而上，勇闯“深水区”。

　　一些人说起改革，满口支持，头头是道，但只是“口头英雄”，光说不练，不能反求诸己。还有些人也在搞改革，但只触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避重就轻，不敢碰硬，不敢涉入“深水区”，这种只碰“软钉子”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诸多难题，亟须通过进一步改革来破解。

　　一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高投入、高能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这样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二是社会建设严重滞后，民生问题凸显，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老百姓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啧有烦言。三是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资料显示，相当于中国总人口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的近一半，众多“国”字号垄断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四是滥用公权和贪腐现象严重，令百姓深恶痛绝。

　　诚如学者所言，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摸石头摸上瘾了，河却不想过了。究其原因，就是既得利益在作祟，要破除既得利益，就得勇闯改革的“深水区”。

　　另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为了追求政绩，一些地方出现亢奋、畸形发展。在强势利益集团挤压下，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民间经济活力不足，这使得经济发展对政府推动更为倚重。由政府主导的大拆大建、上大项目成为“改革”的标签，并由此形成“增量依赖症”。

　　没有通过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这不过是一种“改革幻象”，也是不敢涉入改革“深水区”的表现。

　　眼下，改革越往前走，越是阻力重重。但路越难走，阻力越大，越是凸显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对一些核心问题有意无意地回避，如果不能勇闯“深水区”，不但将贻误改革时机，更会让一些矛盾、问题不断累积，以至积重难返，难以解决。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勇闯“深水区”，就是这种勇气的最好体现。(2012-01-17)

　　“改革八论”之七：敢闯敢冒的精气神还在吗

　　过去的改革是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新的改革需要重建权力的秩序。现代社会要求政府更多地向服务、责任、有限的权力结构转型，政府行为必须完全纳入法治的框架，规范运行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是20年前小平南方视察时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肯定和勉励。今天，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当年敢闯敢冒的精气神是否不变如斯?

　　改革者过去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经济发展压力，必须从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GDP延续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财政年年盈余，城市更加美丽，叫板国际一流城市成为响当当的发展目标之一。但不少人也开始失去改革的意志和进取的激情，一些领域开始僵化板结，机构不断膨胀，改革变成蜻蜓点水，很多人对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们原有的那一股改革发展的气和劲，到哪里去了?

　　如今，我们再次面临改革向纵深延伸的紧迫要求。很多城市面临资源、土地、人口、交通、环境的约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进入新的凸显期，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同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更为突出。

　　当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改革是硬道理。城市服务和管理者必须重新拿出干事创业的朝气，推动改革的勇气，破釜沉舟的豪气，以及为了城市未来和民生福祉的正气。但新的改革已经不是针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着眼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的风险更大，掣肘更多，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一些人的利益。

　　过去的改革是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新的改革需要重建权力的秩序。现代社会要求政府更多地向服务、责任、有限的权力结构转型，政府行为必须完全纳入法治的框架，规范运行，法治全面取代人治，公民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需要得到全面的实现。正如温家宝总理一再表达的，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批评政府。

　　推动改革的力量，不仅仅是党政官员的觉悟，还应该有全体市民的共同觉悟，改革应该成为每个公民共同参与和推动的改革。作为城市公民，每个人都有责任关心城市的未来发展，为城市新的改革出谋划策，或通过公共舆论的表达指陈时弊，或通过NGO参与社会领域的自治自律，共同督促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改进。

　　今天正值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20年弹指一挥间，20年沧桑巨变。今天，我们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要再一次唤醒改革开放、敢闯敢冒的精气神。 2012年01月18日

　　“改革八论”之八：葆“特”色，再闯一片新天地

　　这座让世界瞩目的城市，要想再闯出一片新天地，就必须永葆“特”色，不仅在空间上特区扩容，更要在观念、思想、行动之“特”上加以深化和升华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小平同志1984年1月26日为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而事隔8年后老人视察南方时，又把这段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这是对深圳的高度评价，也是对深圳人的鼓励和鞭策。

　　20年前的深圳，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阻力和干扰。在此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不辞劳顿再次来到深圳，为这座城市驱云拨雾、指点迷津，为改革开放注入动力与活力。

　　今天的深圳，高楼在生长，市容更漂亮，社会稳定有序，市民生活安康，去年还成功举办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深圳今天的成就同样雄辩地证明，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方向是对头的。

　　经济特区“特”在哪?改革先驱用行动作出了响亮回答：敢闯敢试敢冒风险，杀出一条血路;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尊重常识，尊重规则，尊重人的各项自然权利，尊重人类的共同价值——一句话，深圳经济特区的“特”，就是以特别的勇气、胆识、谋略、干劲，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

　　经济特区造就了深圳，深圳又为经济特区注入新的内涵。但不可否认，“经济特区”这个过去令人怦然心动、热血贲张的字眼，如今看起来已不像往常那般“时髦”了。

　　深圳过去享受优惠政策一马领先，如今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兄弟省市万马奔腾。同时，又面临土地资源快速消耗，人口规模迅速膨胀，环境承载接近极限，社会管理压力巨大等现实问题。人们对深圳的后劲和持续力，对深圳经济特区能否再“特”下去，产生了疑惑。

　　今天的深圳面临着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挑战。过去为解决温饱，要快速发展经济、拓展产业，总体上是走了一条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这种外延扩张型发展模式，导致产业结构及城市建设出现自发无序粗放现象。此外，因为重经济而轻社会，导致利益分配机制不太协调，权力过度扩张，权益受到压抑，社会建设相应面临新课题。

　　困难与局限，难点与盲点，是待破之题，也是改革的目标、方向和着力点。经济发展而言，要彻底摆脱旧模式的路径依赖，加快产业转型步伐，鼓励创造型、创意型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而言，要以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城市为标杆，提升品质，让城市更宜居，更有家园感;尤其是社会建设，更应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文化、教育、医疗的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培育社会组织，约束并节制权力扩张，将社会想做好、能做好的事情交还给社会，共建城市共同体。

　　知易行难。过去提改革开放，面对的是一道道有形的障碍，这条规定不合理，那个方法不可行，凡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都是改革的目标和对象。而现在除了那些有形的障碍，还要面对无形的坎。这道坎也许是别人，也许就是我们自己。

　　一些人提到改革，口若悬河，天花乱坠，表衷心下决心不甘人后，可就是不愿反求诸己，就是怕改革动了自己的奶酪，于是自觉不自觉站在改革对立面;一些人以改革派自居，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是改革，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是保守和倒退，说一套做一套，投机取巧，践踏社会公平正义;还有些人把改革当成一块招牌或者标签，甚至当成一块用完就扔的抹布，这些人骨子里就是在用改革的标签反改革。所以，要真改革，必须除“心魔”。只有除掉了内心深处的那个“小九九”，才有勇气自我革新，投身到改革洪流。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时代给深圳经济特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座让世界瞩目的城市，要想再闯出一片新天地，就必须永葆“特”色，不仅在空间上特区扩容，更要在观念、思想、行动之“特”上加以深化和升华。凝聚共识，直面难点，拿出当年敢闯敢试敢干实干的劲头，披荆斩棘走新路。惟如此才能告慰小平。(2012年01月19

财新观察：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来源：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4期

改革新共识的形成，不会再通过一次或几次南巡塑造出来，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对于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做出准确的分析，把握民意的变动，回应民众的关切，做出集体的决策。

南方谈话再次表明，卓越的政治家总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民众前行的。

　　要改变利益分享僵化、改革进程受到遏制的局面，必须像邓小平那样，重新定义改革，解放被压制的创造性力量

　　20年前的新春时节，88岁高龄的邓小平奔波于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一路走一路谈。南方谈话为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定下基调。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它是一座高高耸立的里程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它消除了禁锢思想的意识形态符咒，回答了改革开放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其最重要的理论突破，是论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的“姓社姓资”问题自此宣告破解，市场经济从此获得了合法性。在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度口含天宪之时，这些观点真可谓石破天惊。人们的思想获得空前自由，旧制度和旧观念禁锢下的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恐惧基本消失了。邓小平号召“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些”，而且一再告诫，谁反对改革，谁就下台。由此，改革僵局得以打破，中国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

　　走过20年峥嵘岁月，邓小平提出的许多重要设想大多变成了现实。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许多概念，如“三步走”“三个有利于”等，已经深入人心。南方谈话所针对的人和事，或许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其中体现的实事求是、破除教条、鼓励试验的精神，仍可资为当前改革的精神资源。

　　在邓小平留下的重要精神遗产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他能够准确研判社会形势，把握民心取向，做出政治决断，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给予当今政治家们的重大启示。南方谈话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是凝聚着眼光、智慧和责任的政治动员。它带来的巨大影响说明，政治家在关键时刻的抉择，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迄今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距离完善的现代市场体制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在南方谈话的激励下，市场积蓄的能量迅速释放，而当时及后来很长时间，对于市场化的法治基础认识不到位，对权贵资本的制度性约束软弱，以致市场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扭曲。法治不彰导致权钱交易盛行，在权力卵翼下滋生了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利用不规范的市场谋取巨额不正当利润。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谋取一己私利，成为《荀子•大略》中抨击的“口言善，身行恶”的“囯妖”。其行为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以至于部分民众对与改革产生了不信任，“改革已死”“改革共识破裂”等说法颇为流行。

　　目前的社会形势在一些方面与邓小平视察南方前夕的社会形势较为类似，社会上弥漫着无力感和焦虑感。普遍的改革焦虑症反映了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强势的利益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试图垄断改革创造的红利，利益无法得到公平的分享。要改变这种利益分享僵化、改革进程受到遏制的局面，必须像邓小平那样，重新定义改革，解放被压制的创造性力量。

　　在近来的纪念文章中，我们听到了“再来一次南方谈话”的呼声。这种期待说明，改革并没有死，改革共识并没有完全破裂;死亡的只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幻想，破裂的只是对扭曲的利益分配机制的信任。当然，应当正确地分析这种期待。20年前后的改革阻力存在明显差异。当时阻碍改革的社会力量，是围绕计划经济形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及为其辩护的意识形态。今天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即便是深化改革的抵制者，大多也不愿意放弃市场经济，只不过他们更愿意利用权力扩展于己有利的畸形市场。在金钱与权力的同盟中，很多人是南方谈话的受益者。但是，当年的改革者或“免费搭车者”，部分变成了改革的阻力。同20年前相比，无论是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还是改革的方法和改革的路径，都显著不同了。面对全新的局面，改革的推动也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再期望某个英雄人物振臂一呼，万民影从，已经不现实了。改革新共识的形成，不会再通过一次或几次南巡塑造出来，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对于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做出准确的分析，把握民意的变动，回应民众的关切，做出集体的决策。

中国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如何迈过这道坎，不仅考验着执政党，也考验着不同阶层的民众。中国要实现和平稳定的转型，需要若干前提条件，例如，社会各方需要理性互动与合作，对形势的研判不要形成认知鸿沟。目前，社会各界对于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方面已经达成共识。新的改革意愿正在形成，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在快速聚集。但是，改革意愿已跑到了行动的前面。南方谈话再次表明，卓越的政治家总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民众前行的。

南方日报：改革，我们要搞快一点

作者：岳音

　　20年前的今天，那位曾经“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的伟人开启了前往南方的行程。

　　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这次行程后来被浓墨重彩地记入历史，而这些谈话则被称之为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发表之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关键时刻需要关键人物的出场。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是改革史上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二次关键出场。这一次出场，指明了中国朝向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奠定了当前中国崛起的大格局，并持续影响未来。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但今天我们纪念南方谈话，不是仅仅为了怀念——对小平同志最好的告慰、最好的怀念，就是把小平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一手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中国现代化之梦快马加鞭，早日得以实现。

　　这样的怀念，才不仅仅是怀念。

　　一

　　20年弹指一挥间，沧桑巨变。

　　2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相继赶超英、德、日等老牌发达国家，跃升世界第二，大国气度彰显。从北京奥运会的“无与伦比”到上海世博会的“精彩绝伦”，从广州亚运会的“史上最好”到深圳大运会“不一样的精彩”，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让世界惊讶，中华文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

　　中国正沿着总设计师规划的道路快速前进。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这是辉煌的成就，却也迎来了巨大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环顾全球，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无法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直到今日其中大多数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丛生，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建成了现代化社会。

　　国际经验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但中国应当加以总结经验和教训，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绝缘体。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土地冲突不断、看病难、读书难、就业难、底层百姓上升通道缩窄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这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表征多多少少有些相似。对此，应加以清醒认识，以增强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倘若解决不好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小平同志设想的现代化国家目标就有可能无法实现。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二

　　新时期出现了新需求，因而需要新改革。

　　20年来，中国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从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新阶段。过去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人活下来的问题，但在发展型阶段，人们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活得幸福，因而这一阶段人们的主要目标是追求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就产生了人们日益增多的公共产品需求与当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在社会需求变更的背景下，社会既要求市场经济提供越来越优质的消费品，也要求政府提供越来越优质的公共服务品。这种公共服务品既是公共政策上的，也是环境发展上的，是对政府的综合性改革诉求。

　　不同的改革时期面临不同的改革威胁。1992年，改革的威胁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可能性回归，改革存在倒退的风险；当前，改革的威胁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既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也有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威胁，更有改革共识难以凝聚的威胁。对于当前的改革形势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制度建设仍处于进行时，权力结构调整不尽到位，市场经济运行不完善不规范甚至变形，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加剧，因此改革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社会上反对改革的声音不小。

　　确实，改革需要正名。但有一条必须坚定不移：没有党所推动的改革开放，便没有今日的中华气象；没有南方谈话的一锤定音和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目标模式，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阔步向前和人民物质生活的大幅改善。因此，如何才能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才能把改革推动下去？

只有坚定地依靠党，依靠人民。

　　三

　　改革必须凝聚全社会共识。

　　在当前的改革阶段，如果没有凝聚全社会共识，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改革必然是碎片化的。这种改革无法也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因此，改革需要人民群众的进一步参与，只有人民的支持才是改革的最坚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是600万群众的“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推出了一个新中国；今天，我们搞改革，也依然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他们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支持者和主体。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时表示，我们要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对于改革来说，时机非常重要。改革的促成需要社会具有相应的需求，需要社会各种有机力量的协调配合，需要改革者的决策智慧与推动魄力，需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当这些条件逐渐形成的时候，改革的时机就逐步成熟。主动的改革需要主动的时机，被动的改革需要被动的时机，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需要有人来抓住这一时机。时机抓住了，改革才能迎难而上，冲破阻挠，时机抓不住，困难日积月累，等到必须再次改革的时候，国家将为迟到的改革付出比之前大得多的成本。

时机是什么？20年前，小平同志通过南巡，抓住了当时改革的时机，破解了是回归计划经济还是坚定走向市场经济的疑问，使中国确定了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今天我们纪念小平南巡，不是要再次讨论该搞计划经济还是该搞市场经济，而是在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下讨论如何从根本上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基本任务。可以说，这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实践论”问题，是利益纠葛的问题。只要我们把握时机，大胆依靠人民，就能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闯出科学发展的新天地。

　　四

　　改革确实面临很多关口，以及诸多困难。但我们没有必要悲观，更没有必要后退，而应当以昂扬的斗志，依靠科学的决策，人民的参与，抓住当前深化改革的良好机遇，实现新突破。须知，纪念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目的不是在于重温南巡的形式，而是把小平同志一手开创的改革事业继续下去，完成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勾画的宏伟蓝图。

　　在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省委书记汪洋表示，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如何打破？对此我们应有一个理性的认知，需要面对现今改革是包含既得利益者在内的改革，不可能把既得利益者撇在一边单干。这是不现实的。搞改革，既需要理想，也需要务实。在已经基本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情形下，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关键是要找到阻力最小的改革方式，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行理性改革。

　　当下的中国是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是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中国，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继续又好又快发展、转型升级的中国，是改革者依然在发挥相当作用的中国，比起20年前，当前中国改革的内外环境要好得多，意识形态的阻力要小得多。这就意味着深化改革具备了许多较为成熟的条件。但是，改革既需顶层设计，亦需地方改革的不断试验。没有地方改革的不断试验，改革就没有可以摸的“石头”，更难以谈什么“过河”了。然而地方推动改革，就必须建立起鼓励改革者出现的干部选拔机制。只有让善于改革的人上，让不善于改革的人下，各地才能形成主动改革的竞争性氛围。倘若改革者命运多舛，改革就必然缺乏动力。

　　让改革与改革相竞争，改革才能挤出空间，越走越宽阔。

　　回望1992年，小平同志曾经在深圳语重心长留下一句嘱托：“你们要搞快一点！”这句话实质上就是要求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能够加快改革步伐，为改革开放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因此，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重要发表地，我们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的最好方式就是率先凝聚改革共识，推动改革，深化改革，率先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陷阱，率先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目标，率先建成幸福广东和高水平小康社会，依靠这一系列“率先”率先完成小平同志的殷殷嘱托。

我们要搞快一点！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按照中国文化习俗，2012年是中国的有一个“龙年”，人们总是赋予龙年以各种美好的希望和祝愿。从执政党的角度讲，正常情况下，在这一年的秋天将会发生最高层的换届“选举”，在换届之前的这段时间对于各种政治力量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时期”，怎样度过这个时期，怎样面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考验着各色政治力量的智慧。这里我们选编了温家宝、汪洋等中共党内比较开明的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分享读者，我们希望龙年秋天的中共十八大不仅要开成换届的大会，而且开成改革的大会，希望执政党从现在开始就为改革的大会做好各种前期准备工作。

温家宝：内因是社会产生动荡的主要方面

来源：新华网

　　正在卡塔尔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18日晚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改善政府的工作,以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造福人民。

　　温家宝说，任何动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但我以为,内因还是主要的。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就是要坚定、勇敢地担当起责任，而且不谋私利。

温家宝说，我确实是在同各国领导人会谈当中，多次就西亚北非局势以及当前海湾和中东的局势进行过深入探讨。我明确表示，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认为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

以下为温家宝在多哈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实录：

　　温家宝：记者朋友们，我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三个国家进行了五天的访问，时间虽短，但成果丰硕。我是带着中国人民对阿拉伯人民的深厚情谊来进行访问的，其目的是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在同三国领导人的接触中达成了广泛共识，共同决定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三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与沙特同意在战略框架下提升两国关系水平，中国与阿联酋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卡塔尔决定加强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增强战略互信。

我与往访国领导人都认为，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符合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我们就这些方面合作达成许多协议，并且决定认真加以落实，以此推动双边务实合作的发展。我这次访问应该说是成功的，我想在离开卡塔尔前同记者们见见面，听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我愿意回答。

卡塔尔通讯社：温家宝总理阁下，今天您同卡塔尔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见和会谈，双方达成很多合作协议，双方还就投资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中国在卡塔尔的投资以及卡塔尔在中国的投资达成协议。今后双方将在哪些领域进行这样的合作?

　　温家宝：大家知道，卡塔尔是富藏天然气的国家。同卡塔尔建立长期稳定的全方位的天然气合作伙伴关系是我们重要的议题。但正如你所说，我们今天议题不限于此，我们谈的更为广泛，包括投资领域的合作。这种合作在卡塔尔方面最为需要和紧迫的是石油下游产品的加工。双方签署了在浙江台州合建炼化厂的协议，中国企业希望更多参与卡塔尔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自己的实力争取中标，通过合作给双方带来利益，这也会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我做一点重要补充：为了解决投资问题，需要金融支持。因此我们又达成一项协议，就是金融与投资相联系的合作协议。卡塔尔方面还提出最好在贸易结算上实行本币结算，而且提出了具体比例，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可以研究的。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总理阁下，我们知道，目前中东正经历着巨大变化。到目前为止，在中东地区最引人注目就是叙利亚革命或称叙利亚危机。那么现在有一些声音说要把叙利亚问题提交给安理会，因为阿拉伯国家联盟就解决叙利亚问题所提出的倡议并没有什么成效，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立场?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伊朗现在同邻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比较紧张，那么中国是何立场?我们知道中国从伊朗购买大量石油。

　　温家宝：我们非常关切海湾和中东的局势，特别是热点问题，比如叙利亚。叙利亚的动荡已经持续很久了，在叙利亚问题上我们持三点意见：首先，要努力寻求叙利亚问题的和平和政治解决，反对和阻止杀害无辜的平民，尽快恢复叙利亚的正常秩序。其次，要尊重广大叙利亚人民对于变革的要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第三，要发挥阿盟的作用，特别是阿盟对于叙利亚问题的调查和调解的作用，为叙利亚问题通过和平、对话、政治方式加以解决提供帮助。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包括满足人民的变革的要求，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使叙利亚以及同样有着动荡局势的国家能够得到稳定和发展。

关于伊朗问题，伊核问题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热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想表达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坚定地反对伊朗制造和拥有核武器，而且主张中东地区建立无核区，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第二，中国支持六国机制继续斡旋，争取伊核问题能够和平、尽早得以解决。同时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促使这件事情尽快得以实现。第三，毋庸讳言，中国与伊朗有正常的贸易关系，但我们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我们支持联合国的涉及伊朗核问题的决议，并且四次投票赞成这些决议，我们将始终遵守这些决议，不会有违反决议的任何举动。

沙特东方报：您好，您刚才在讲话中谈到，中国主张在中东建立无核区，那您怎么看待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问题?

　　您谈到，您在此次访问中，中国和海湾国家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海湾国家都很看重全世界各国穆斯林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您如何看待最近发生在中国一些地区的穆斯林和政府的冲突事件?

答：中国支持中东地区建立无核区的立场是坚定的。至于你所谈到的情况，我并不完全了解。但我可以明确地讲，我们这一立场是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国家，无一例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自然涉及到宗教问题，其实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可以最早追溯到两千二百年之前，也就是古丝绸之路。大概你还不了解，海上古丝绸之路就是中国的穆斯林郑和航海的时候开辟的。世界上穆斯林民族一共有15亿多人，我们尊重穆斯林的文明。同样，中国也有穆斯林近2000万人，我们也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并且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同其他民族同等相待。不知你到中国去过没有，如果你去过，你就会看到许多地方都有穆斯林清真寺，中国穆斯林在按照自己的习俗生活、工作。宗教自由和民族平等，是我们的重要原则。

新华社：温总理您好，我是新华社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言，你此次访问进一步提升了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关系，我想问您此行最大的收获在哪里?最大的成果在哪里?中国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在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中将占有怎样的地位?

　　答：我这次海湾之行，最大的感受就是海湾国家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昨天，在去迪拜龙城的路上，我走进了咖啡店，坐在那里同阿拉伯人交谈，旁边坐的既有阿联酋人也有约旦人。我觉得他们对我是那样的热情。我没想到我这一举动，被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殿下知道了，他在他的微博上写道，中国总理在咖啡店和群众交往谈，非常谦逊，谦逊是中国和阿拉伯文化共同的价值观。阿联酋将把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作为优先的外交政策。

　　我感到有一点遗憾的是，就是中国与海湾国家领导人的高层来往还少了一些。我对沙特的访问是中国总理时隔20年后的第一次访问，我对阿联酋、卡塔尔的访问是中国总理第一次访问。

　　有些人认为我这次来是为石油而来，我觉得把问题看窄了。应该说我是为友谊而来。我访问最大的收获就是双方增进了政治互信，我们在历史上都有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中国与阿拉伯民族没有一点遗留的问题、纠葛和宿怨，只有共同利益，都面临着发展的共同任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深化和蔓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候，中国应该同海湾各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挑战，克服困难。

在海湾和中东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以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内心感到焦虑，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希望负起应有的责任，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同海湾各国以及阿拉伯各国人民站在一起，通过和平和政治的手段妥善解决这些问题，让这个地区得以安宁。

凤凰卫视：如果万一霍尔木兹海峡出现问题，中国如何保证能源的安全供应?您访问中多次讲到西亚北非问题，您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要从西亚北非的状态借鉴和吸取什么?

　　温家宝：大家都非常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航运通道。我们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证航运正常进行，因为这是世界的利益，是整个人类的利益，任何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极端举措都是违背世界各国和人民的愿望的。

　　我确实是在同各国领导人会谈当中，多次就西亚北非局势以及当前海湾和中东的局势进行过深入探讨。我明确表示，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认为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

在信息化的条件下，国家的管理、政策和规划的协调，比任何以往时候都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改善政府的工作,以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造福人民。任何动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但我以为,内因还是主要的。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就是要坚定、勇敢地担当起责任，而且不谋私利。

美联社记者：在您的这次访问中，是否提到对伊朗的制裁问题，欧洲也在考虑不从伊朗进口石油，中方是否担心自己的石油供应?

温家宝：我方才讲了，对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决议，中国都坚决执行。但是，我也明确提到，中国与伊朗开展的石油贸易是正常的贸易活动。我相信，同伊朗进行石油贸易的绝不仅是中国，正如同利比亚进行石油贸易的也不仅是中国一样。正当的经济贸易应当受到保护，否则世界经济秩序会发生混乱。我对于中国的石油供应并没有那样的担心，我这次与各国领导人也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温家宝：我们的信心来自永不停顿的改革开放

作者：温家宝

来源：新华网

　我们的信心来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来自永不停顿的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自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不懈努力，来自改革和建设积累的物质科技基础和宝贵经验，来自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同志们，朋友们：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们欢聚一堂，共贺新春。我向大家致以节日的良好祝愿!向全国人民拜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衷心祝愿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家庭幸福，生活美满，事业发达!

　　过去的一年，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面对各种矛盾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这来之不易的成就，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自豪感，增强了继续前进的信心!

　　新的一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着力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新的一年，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有克服困难的意志、决心、勇气和力量，我们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和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我们的信心来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来自永不停顿的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自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不懈努力，来自改革和建设积累的物质科技基础和宝贵经验，来自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面向未来，我们将更加坚定信心，不畏艰难险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开拓进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健康!祝全国各族人民阖家欢乐，幸福吉祥!

　　在2012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2012年1月21日)

温家宝阿联酋演讲:尊重地区国家和人民变革诉求

　　据新华社阿联酋沙迦1月18日电(记者徐松杨元勇赵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8日出席在阿联酋沙迦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温家宝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历史性剧变，西亚北非地区形势也出现了重要变化，给地区国家带来重大挑战和冲击。作为阿拉伯国家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国高度关注本地区的发展变化，愿意为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温家宝就中阿合作提出以下主张：

　　第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中国支持海湾国家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为维护稳定、保障民生所做的努力，主张地区事务由地区国家和人民自主决定，尊重地区国家和人民追求变革的愿望、诉求，支持地区国家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主张构建稳定、均衡的地区力量格局，鼓励地区国家本着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原则处理彼此关系，通过对话协商理智解决彼此分歧。中方愿与阿方共同努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二，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双方要相互扩大市场开放，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进一步增加双边贸易规模，使双边贸易更趋合理和平衡。

　　第三，扩大人文交流，弘扬传统友谊。双方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进步的新形势，大力推进和不断丰富双方人文交流，促进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实现和谐共处。

　　温家宝表示，深化中阿经贸合作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建设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这项工作对中阿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双方要拿出更大的政治意愿，尽快结束谈判并签署自贸区协定。

汪洋：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来源：《求是》2012年第02期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个人利益和人民整体利益的统一性。个人利益是整体利益的基础，整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与有机联系的统一体。我们必须统筹兼顾好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既要保证整体利益，又要满足个人利益。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制定具体政策时，要考虑维护好个体的合法利益而又不损害整体利益。

　　（全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执政理念的具体化与集中体现，是我们每个共产党人必须遵循、不可偏离的宗旨。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90多年的历程、60多年的治国理政经验充分证明，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只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群众就会和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坚持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就能实现长期执政，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调整工作重点，大刀阔斧，开拓前进，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不断实现、维护和发展了人民群众的利益。30多年间，全省经济以年均13.8%的速度增长，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前列;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42倍和28倍，人民群众衣食住行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民生福利保障不断加强，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珠三角地区开始向宽裕型小康迈进。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生态环境和民主法制，广东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任务。广东正是在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坚持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真心拥护。

　　近年来，广东在抓社会建设和民生建设时，既考虑在面上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一方面是搞好“基本民生”。加快建立惠及人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让均等的公共服务阳光洒遍城乡人民。另一方面是保障“底线民生”。更加关心弱势群众和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从每个贫困户、贫困人口入手，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济困日”活动和“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开发工作。再一方面是关注“热点民生”。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劳动就业与劳资关系、居民增收与缩小收入差距、房价调控与保障房建设、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热点难点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得到保障。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感受。为人民谋利益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从群众的现实需要出发，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过去，一些地方在为民办实事时，往往是领导从主观愿望出发“想当然”地决定为群众办几件实事，忽视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虽然也办了不少好事实事，但不是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最想办的事，结果是钱花了、事办了，但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在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为人民谋利益应当更富科学性、更有针对性。我们强调在决策民生工程时，切实从“政府配餐”转变为“群众点菜”，扩大民主、尊重民意，不断拓展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按照群众的要求来决定办什么、怎样办，确保民生工程成为人民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我们推动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力量。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当前，广东正处于科学发展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必须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要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近年来，广东积极探索实践基层民主新机制，推行“民主提事、民主决事、民主理事、民主监事”，完善“党支部会提议、党支部和村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推行村(居)委事务民主听证等，调动起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参与科学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对广东而言，改革要更有活力，决策要更加科学，措施要更加协调，就必须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要把“依靠人民是执政党的根本，服务人民是执政党的天职”的理念贯穿于工作之中，探索建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长效机制和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基层和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并加以提炼、升华、推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注重人民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既考虑眼前利益，又考虑长远利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群众的利益实实在在、长长久久。

　　广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协调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从珠三角向山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农村劳动力经技能培训后转移到就近工业园区或珠三角企业就业，既促进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又带动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加快发展，为持续发展人民利益夯实物质基础。广东区域发展差异系数从2007年的0.721缩小为2010年的0.633，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得到增强。

　　“十一五”时期，广东不断加大财政民生投入，累计投入近1万亿元;至2010年，全省和省级财政民生投入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分别达到了54%和61%，比2006年分别提高了9个和6个百分点。2011年，广东省级财政共投入352亿元支持办好“十件民生实事”。其中，111.83亿元用于推进公共教育均等化，主要解决城乡义务教育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读书问题;60.13亿元用于乡镇卫生院经费保障，为农村群众提供及时、方便、价廉的基本卫生服务。2011年，全省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房12.5万套，同比增长67%。在解决民生问题时，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抱着对人民群众负责任的态度，本着“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精神，为实现人民长远利益多做打基础的工作。

　　为切实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广东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文化服务体系，按照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要求，抓好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共建共享，建立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全面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以镇(街)、村(社区)两级公共文化设施为重点，优先安排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努力建设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专、兼职公共文化服务队伍，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扩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截至2010年底，全省共投入农家书屋建设资金约2.8亿元，其中省财政累计投入专项经费9532万元，建成农家书屋7732家;全省建有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133个，文化馆145个，乡镇和街道综合文化站1594个，城乡社区文化活动室16139个，文化惠民呈现可喜局面。通过构建公共文化体系，充分发挥文化的支撑作用和教化功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助推了经济硬实力的提升，增强了综合实力。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依靠法律和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运用法律和制度保护自身合法利益是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法律和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合法利益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建设现代法治社会来逐步改变传统的人情社会，以法治来为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利益提供持久的支撑。

　　广东围绕民主、民生、民富，加快推进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法治化，把人民利益贯穿于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找准结合点，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比如，2011年广东颁布和实施了新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规定》，20%的居民人口纳入到法律援助的基本对象行列，加上符合援助条件的外省籍人员，覆盖潜在人口近4000万，将有效缓解人民群众打官司难、打官司贵的问题。又如，通过开展“在本行政区域依法治框架解决信访问题”的试点工作，探索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基层矛盾的路子，依法健全通畅有序的民意表达机制。再如，制定实施了《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2011—2015年)》，明确了法治广东建设的指导思想，力争到2015年初步建成地方立法完善、执法严格高效、司法公正权威、法治氛围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法治省，努力实现阳光法治、法治惠民。

　　广东深入推进反腐倡廉，惩治腐败，以坚决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把查处严重损害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人身权利的案件作为重点，严肃查处侵占各种惠民补贴、土地补偿、扶贫救灾、移民安置等专项资金和擅自处置集体资产资源、侵吞集体收益的案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征地拆迁、严重侵害群众人身权利和官黑勾结、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的案件，严肃查处干扰、破坏甚至操纵基层选举的案件以及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严重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的案件。只要是涉及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不论查办难度有多大、阻力有多强，都坚持快查快办。同时，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物价、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民生问题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改革发展的各项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作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蔡慎坤：温家宝总理为什么一直呼吁改革？

早在2003年春天，当“胡温新政”面世之初，中国人曾对两位草根出身的政治家抱有幻想寄予希望。然而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只是加速崛起了一批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

中国的改革之门其实己经关闭，目前大造声势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完全是对中国改革的全面颠覆，是对改革之名的一种污辱。

农历春节前夕，年近七旬的国务院总理出访中东三国，并按照惯例，在海外谈及中国的改革。很欣慰的是，此次新华社及时报道了温总理的讲话，宣传部门显然也没能封堵他的声音。温总理在回应为什么中国需要改革时说：“在信息化的条件下，国家的管理、政策和规划的协调，比任何以往时候都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改善政府的工作，以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造福人民。任何动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但我以为，内因还是主要的。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就是要坚定、勇敢地担当起责任，而且不谋私利。”

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邓小平时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会容许中国出现新的改革力量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正如强大的利益集团认为只要建立同样强大的维稳力量，执政者就足以应对因腐败滥权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冤假错案而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以及对政府的挑战！

实际上，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已经完成，内部推动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政治家来说，主动发起推动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二十多年前的改革者由于得罪了利益集团，特别是侵害了官僚利益集团的特权，他们所遭遇的命运，让今天沉浮在权力中心的政治家们仍然如履薄冰，谁也不愿意冒着失去权力失去财富的危险，再去发动甚至完成一场影响全民涉及全民惠及全民的改革！

因而中国的改革之门其实己经关闭，目前大造声势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完全是对中国改革的全面颠覆，是对改革之名的一种污辱。

早在2003年春天，当“胡温新政”面世之初，中国人曾对两位草根出身的政治家抱有幻想寄予希望。然而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只是加速崛起了一批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巨大冲突和反差！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都看不到社会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从而加重了人们对政权的失望情绪和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改革因而离中国渐行渐远……

温家宝本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人才，得益于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以平民身份跻身最高领导层，他深知民间的疾苦和政权的痼疾，他在总理任内，中国社会面临着重重危机，政权的信任度跌至谷底，许多现实困境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看到这位头脑清醒的老人四处奔走，穷于应对，我们也听到他不时的大声疾呼改革并力图推动中国的改革。可悲的是，他的努力他的偿试他的呼喊，不仅没有得到同僚的支持和回应，也没有赢得社会的掌声和共鸣！

温家宝打破历任总理不谈政治改革的惯例，多次就政治改革慷慨成辞，并且对腐败的官僚体系予以猛烈抨击。然而在盘根错节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面前，温总理的执政理念根本无法得以实施。仔细回味温家宝在不同场合的一些讲话，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需要经过正式审查的讲话稿，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类的文件，关于政治改革之类的言论通常比较少；而在个人有发挥空间的场合，关于政治改革的言论往往脱口而出。

一国总理用类似游击战的方式与铁板一块的舆论玩导向游戏，在党的历史上应该是一种罕见的“创新”。尽管宣传部门每每淡化温家宝的讲话，但温家宝依然不时的向世界上向中国人民乃至向历史传递自已的价值取向。他深知在现行体制下，他并不具有推动中国改革的力量。但是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作为一国总理，他深知现有的政治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根源，草根出身的他与大多数国人一样，也深知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危机，虽然利益集团貌似强大，但实质上仍然无法完全封堵他的声音，更不可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201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20年的1992年，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不顾年迈体衰，在南巡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而其中有两句最重要的讲话对今天的中国更具有针对性。邓小平说：“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

当年邓讲话的精神，能否重启中国已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改革，是观察2012年中国政治的风向标。

本文作者：蔡慎坤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人民网：公务员在分配领域的八大特权

来源：人民网首页

1、我国劳动报酬占比20多年来持续走低，只有公务员薪金不低反高，独立实行“高薪养廉”。

2、其他阶层都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独有公务员仍在继续坚持计划经济的传统退休方式，退休金替代率超过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一倍还多。

3、其他阶层基本养老保险办法都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社会保险法》直接规定，只有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办法要由国务院另行单独规定。

4、贯彻《养老保险法》，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正在覆盖企业职工、城市居民、农民，事业人员也开始试点，独有公务员不参加养老保险，继续搞退休制，成为养老保险法外唯一群体，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唯一空白点和死角。

5、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行低水平、广覆盖、保基本原则，唯独公务员不在此列，不受此限。

6、其他阶层人员参加养老保险都须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独有公务员长期不参加养老保险，分文不掏。

7、企业职工除了限于“维持基本生活”的基本养老金外无任何其他退休收入，而公务员在名义退休金外还有高出成倍的津补贴和福利收入。

8、社会保障信息本属政府公开信息范围，企业人员养老金数据年年公布，唯独公务员退休收入作为“涉密信息”，长期不予公布。

涂子方: 改党名是个好办法

其实我党也可以向韩国大国家党学习，把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也改一改。

中国政府驻英大使刘晓明同志之所以声称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肯定是他面临某种困扰，这种困扰与韩国大国家党所面临的困扰应该是一样的，那就是丑闻。

在国际社会，人们提起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就会联想到秘密警察、古拉格群岛、柏林墙、土改杀地主、夹边沟、饿死三千万人、红色高棉、齐奥塞斯库、贪污贿赂、活埋自焚……，实话实说，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名声不佳，而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也因其名声不佳一天更比一天少了。

无可置疑，世界上剩下不多的几个共产党国家派出的大使都没有自豪感。

没有自豪感是刘晓明大使否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报道：26日，韩国执政党大国家党宣布，该党将更改已经沿用了15年的党名和党徽。

韩国执政党大国家党为何要改名呢？原来这个党出了丑闻：

大国家党议员高承德向韩国检方作证称，2008年7月，在该党党魁选举前，他曾收到装有300万韩元（约合2600美元）现金的黄色文件袋，行贿者是现任国会议长朴熺太。韩国朝野震惊——韩国大国家党改名旨在改变其因丑闻而被“污染”的形象。

一个党因丑闻而改名，表示全党上下将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从今以后不再是口头上讲讲，而是真正彻底的为人民服务，以谋求国民的信任，这倒是个好办法。

其实我党也可以向韩国大国家党学习，把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也改一改。

无可置疑，世界上剩下不多的几个共产党国家派出的大使都没有自豪感。

没有自豪感是刘晓明大使否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是，刘大使还企图向世界说清楚中国虽然是共产党执政，但与世界人民心目中声名狼藉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有所不同。

有何不同呢？可惜刘晓明大使没有说清楚，他也不可能说清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中国的宪法都是这样写的，你刘大使还红口白牙齿的否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谁信呢？

当然，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也应当体谅刘晓明大使的难处，他身处抵制西方文化颠覆战场的第一线，当孤身一人奋起反抗以英国广播公司(BBC)时事分析节目《新闻之夜》主持人杰里米•帕克斯曼为急先锋向我发起的文化攻势时，刘大使气急败坏，慌不择言，难免有些胡说八道。但身为我中华泱泱大国之使节，刘晓明同志发扬我党外交战线的光荣革命传统，输了理由也不能输志气，鸭子死了也要嘴壳子硬。

呵呵。

子曾经曰过：“名不正则言不顺”。

既然如此，何不将我党改个名呢？

名正言顺，则所有的事情都好办了。

我党改名之后的好处数不胜数。

别的好处咱以后再讲，眼前迫在眉睫的好处就是：人家就不会再说咱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了，咱中国今后抵制西方文化侵略时就不会吃败仗，就不会象刘晓明同志一样的浑身是口也说不清楚。

是吧？

转发自一五一十网

革命与改良

赵常青：驳李泽厚论“革命”！

“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已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对于执政党来说，是“改”还是“埋”，我认为还有机会主动选择，但能够主动选择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民间抗议已呈“星火燎原”之势。遗憾的是胡氏中央已不愿选择，一味高压“维稳”，能拖就拖，得过且过。那么，最后政改的机会就只能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五年里——是“生”还是“死”，是“改”还是“埋”，普天之下，拭目以待……

来源：民主中国

开门见山，本人写这篇小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李泽厚的扭曲“革命”观；如何正确理解“革命”的正义属性？以及民间的“革命压迫权”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伟大意义。

一、李泽厚的错误“革命”观

李泽厚认为自己是参加“革命”出身的，早在学生时代就在湖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学生运动，他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说道：“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底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由此可见，学生时代的李泽厚还是很有一番“革命”热情的。

那么李泽厚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对“革命”的动摇并逐渐发展到对“革命”的反感和“告别”呢？

李泽厚认为自己对“革命”的反感始于“文化大革命”，他说：“文革的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于是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毫无疑问，李泽厚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从表面上看带有寻求所谓“理想社会”（一大二公）的性质，但从本质上看是独裁者为巩固权力地位而发动的新一轮政治迫害运动。它给社会带来的是长期的动乱和浩劫，给人民带来的是贫穷愚昧以及彼此之间的怀疑、伤害乃至于大量的冤狱，因此，这样的“革命”是一次完全的伪革命，正如朝鲜这样的国家自我冠名“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样，实际上不仅没有“民主”、没有“共和”，反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政权。同样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打着“革命”的旗号，不是为了反抗压迫和暴政，而是为了更多的压迫、更大的独裁，因此，中国的文革确实是一场浩劫性的社会动乱。

但李泽厚显然将“文化大革命”当作一场真正的“革命”了，他一看，“革命”原来就是这样呀？“为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滚滚人头，联想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林立、群雄混战，于是，他就一脚踢翻所有的“革命”，大讲特讲对“革命”的“告别”、再“告别”了。那么，真正的“革命”是不是就是李泽厚所理解的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呢？答案显然不是。

在中国古代语言系统中，“革命”是具有天赋的正义性的。在中华文明的经典源头《周易.革卦》中对“革命”曾有这样的溢美：“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在这里，“革命”意味着重大变革，“革”就是“去掉”、“替换”的意思，所谓“革命”就是去掉旧政权、换上新政权。“革故鼎新”也是这个意思，“革”卦的下一卦就是“鼎”卦，“革”过旧“命”之后，就要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法规并铸“鼎”昭告天下。为了说明“革命”的合理性，《周易》分别从自然四季的演变与汤武革命的“顺天应人”来证明“革命”的伟大意义的——“革之时大矣哉！”

天演四时就不说了，从“人事”社会角度讲，李泽厚应该注意的是汤武作为夏朝老百姓，为什么要去高举“革命”大旗，领头造反？这个原因，初中生都知道，那就是夏朝的末代头子夏桀身登大宝之后，不仅荒淫无度，而且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民怨四起——既犯“天怒”，更致“人怨”，一个不能带给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权显然是必须去除革掉的，也因此，汤武才领头造反，对夏氏暴政集团执行 “革命”权利，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四起响应。当中国古典文明将“汤武革命”提上“顺天应人”的高度，并盛赞“革命”的伟大意义（“革之时大矣哉！”）时，实际上已经赋予“人民革命”以“天赋人权”的高度，这也就是说，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革命”行动是人民的天赋权利，跟伟大的自然法则一样，是不需要用逻辑去证明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古代的每一次人民起义都是一次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正义革命！

回过头来再看李泽厚所唾弃的法国大革命是否具有“顺天应人”的正义性呢？答案是肯定的。1789年之所以能够发生攻占巴士底狱的法国大革命，其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法国社会的严重等级划分。僧侣贵族阶级挥霍无度、生活糜烂，但却控制着国家政权；“三级会议”长期不开；身处第三等级的广大平民生活艰难还要全部承担来自王室的高额税负。当路易十六因为财政危机而要再度增加第三等级的负担时，已经看到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美好结果的法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路易王朝的欺压盘剥，终于掀起了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并在革命过程中将专制头子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与此同时，由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部伟大的《人权宣言》（全称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指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不从别的角度考察，仅从《人权宣言》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而言，法国大革命也具有伟大的世界性意义。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说道：“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可见，这场革命具有不容怀疑的历史正义性。李泽厚喜欢讲“启蒙”、喜欢做“青年导师”，却看不到《人权宣言》，看不到自由、人权对于人的意义，还“启蒙”什么呢？难道伏尔泰、卢梭等人是靠整天说什么“经济发展”、“吃饭哲学”才戴上“启蒙大师”的桂冠的吗？！

至于被李泽厚同样一棍子打死的中国辛亥革命的正义性我已另文论述（见拙作《驳李泽厚论辛亥革命》），这里就不重复了。

当然，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雅各宾派恐怖专政，中国辛亥革命结束后的军阀混战、武装割据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非人民革命的必然逻辑结果。英国革命也曾经历过“砍头”的阶段（查理一世就被送上断头台），美国革命更是经过八年浴血抗战。当杰斐逊们推出反抗大不列颠王室暴政、反抗英王压迫的《独立宣言》的时候，同样不能保证独立战争一定会沿着健康的方向前进。喜剧在于上帝让具有深刻民主共和思想的华盛顿们掌握了革命主导权，最终美国革命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当李泽厚家将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时，他显然对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没有弄清楚，他所理解的“革命”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杀人，就是各种野蛮和恐怖——李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质问说：“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种“革命”观显然是非常错误的，至少是非常片面的。那么如何正确解析“革命”的内涵呢？这是本文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二、正确的“革命”观

所谓“革命”，广义的讲，一切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行动都可以称之为“革命”。譬如说，荆轲刺秦、杨佳袭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种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革命”行为，狭义的讲，“革命”是指人民群体反抗暴政、反抗政府压迫的行为。“革命”的前提必须是政府制造了长期的压迫和暴政；从参与人数上讲，“革命”具有群体性特征；从目标指向而言，“革命”是指向压迫性政权的；从行为目的上讲是要通过“反抗”行为去除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实现人的解放、自由和幸福。

为什么反抗政府暴政、反抗压迫具有天然合理性？原因正在于人们组织政府并不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至高无上的压迫者。人们组织政府有公共需要、公共服务的原因，但最核心的目的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和人权不受侵犯，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人民利益最大化。如果一个政府不但脱离了保障人权并造福人民的目的，还反过来成为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时，人民的反抗便具有革命正义性，这既是美国《独立宣言》宣布的政治法则，也是法国《人权宣言》宣布的人权法则。“革命权”是一种天赋人权，它是人民捍卫自身基本人权的最后保障，只有当政府看到人民“革命权”的时候，它才会将自己的爪子放在人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当一个政府看不到人民的革命权而横征暴敛、为所欲为的时候，“革命”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会出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景观。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人民革命虽然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们所采取的革命手段、革命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

在古代社会，由于文化落后，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很淡薄，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也没有多少清晰地概念，只是从一种笼统的、朴素的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出发，才会掀起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人民革命。如大泽乡起义者陈胜发出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来几个朝代的农民起义也大体逃不过“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 有饭同食、有钱同使”一类的诉求，一旦“革命”造反成功，复制的也不过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前朝政权。这种冷兵器时代的“人民革命”基本上是以非常激烈的暴力手段来完成的，一旦发生反抗压迫的人民起义，基本上都要经历长时间的殊死较量，战争、流血、屠杀、死人，几乎成为难以避免的“革命”副产品，“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也常常并不夸张。中国人在从夏代到清代的无数次人民革命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模式。可以说，在古代社会，“革命”的特征就是李泽厚所说的野蛮杀戮状态（丛林状态）。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杀戮是政府压迫的结果，而不是人民抗议的结果，应该承担责任的是专制政府，而不是进行武装反抗的人民——无论人民反抗暴政后建立了什么样的新政权，都不能否定和剥夺人民的革命权，否则，古今中外的所有历史都将陷入荒谬绝伦的逻辑陷阱。

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影响，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革命仍然表现为暴力，表现为“武器的批判”，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中国的辛亥革命，但“革命”完成后所建立的新型政权却渐次有了民主、法治与宪政的内容。完全专制独裁的帝王制政权越来越少，自由、人权与国民幸福成为一切民主政权庄严承诺的历史责任。而且由于民主选举、分权制衡的国家“游戏规则”，使得所有的民主宪政国家不会出现政府与人民间的长期矛盾积累，一切矛盾都会因为良性制度而真正“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仅人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国家与政府的有效保障，而且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文明程度与福利水平都比较理想的实现了人民组织国家、成立政府的根本目的。因此近代民主革命不仅赋予了“革命动机”以正义性，而且也赋予了“革命结果”的良善性和完美性，只是在革命手段和革命方式上还伴有无法免除的暴力血腥性。当李泽厚谴责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的暴力、血腥与混乱时，一定要看到这些革命的正当性理由以及通过“革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如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势必会出现“因噎废食”的“反革命”逻辑。

当历史推进到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时候，因为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广泛影响性，在一切非民主国家里发生的“革命”又有了新的外观和内容。如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欧、苏联乃至南非的民主革命或半民主革命在转型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流血（罗马尼亚除外）尤其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竟然连一片政府大楼的玻璃都没有打烂过。但从新生政权的性质上讲，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权大多完成了从极权主义专制政权向民主或半民主的政权过渡，从革命成果的角度讲，一点也不亚于英法美等国暴力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当李泽厚质问说“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他的“革命”手段还是毛式革命乃至于古代革命手法，前述“天鹅绒革命”不需要“上山打游击”、不需要“城市大暴动”、也不需要“哄抢企业家的财产”，同样完成了对旧政权的替代，完成了“革故鼎新”这一“革命”动作，而且同样“顺天应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完成民主转型的“天鹅绒式革命”，自然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首要选择。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能够走上这条美好的捷径吗？

三、民间“革命压迫权”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意义

我曾经在相关文章中分析过，改良（改革）的主导权在统治集团及其核心人物的掌控中，任何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发生的前提主要在于统治集团及其领袖人物有这方面的认知和需要，统治集团及其领袖人物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认知和需要，改革就很难发生（见拙作《驳李泽厚论“改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苏联、东欧及南非等国的民主转型之所以以“和平革命”的方式发生，决定性原因正在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及其核心领袖接受了民主人权大潮的心灵洗礼，尤其是超级大国领袖——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思想转变。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不久就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的理论，在国际外交上放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对抗思维，强调“核时代”的和平共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更重要的是，在内政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巨大弊病，认为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是没有民主人道可言的，所以他强调苏联必须改革，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并从“公开性”、“透明度”出发，给社会舆论松绑。在国际民主力量、党内民主力量的支持下，甚至在中国六四屠杀的反向力量作用下，戈尔巴乔夫成功的推动了伟大的苏联变革。尽管变革后的独联体国家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戈尔巴乔夫所主导的和平改革是二十世纪以至于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他必将赢得正义人类的永久尊敬！

因为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松绑，整个东欧执政集团，除个别人物外纷纷转向，甚至争先恐后地推动本国完成民主转型大合唱。南非也一样，正是在苏东剧变的民主大潮中，白人政权领袖德.克勒克顺势而为，主动推动南非的种族和解与民主转型。中国台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民主改革同样遵循了执政集团及其领袖人物主导改革的规律，这些“和平”改革大多完成了对原来压迫政权的民主改造，不用流很多血、不用死很多人——甚至不用流血死人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但是，我想提醒李泽厚先生的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除了苏联等个别国家几乎是完全的统治集团内部精英的自觉外，其他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的面临着来自民间的“革命”压迫形势。如在波兰有瓦文萨等人领导的团结工会在不断冲击着共产党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哈维尔等人领导的“七七宪章”运动，在南非有曼德拉等人领导的“非国大”运动，在中国台湾地区则有民进党人领导的民间民主运动。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民主运动领袖都毫无例外的被执政当局逮捕入狱，但民间力量的持续抗争和群体抗争，游行、示威、集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则对各执政集团产生了强烈的革命压迫感，罗马尼亚“爱国阵线”对齐奥塞斯库的枪毙也加强了邻国执政集团的危机感，正因此，民间力量的各样抗争对于东欧、南非、台湾等地的民主转型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性”意义！

这种民间的“革命压迫权”在今年春天以来的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浪潮中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尤其明显。无论突尼斯、埃及还是利比亚、也门等国，如果没有发自民间的强大革命压迫态势，如果没有民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抗争，本阿里既不会逃窜、穆巴拉克也难以下台，利比亚的变局就更难发生，但正因为这些遭遇暴政压迫的中下层力量保持了持续发展的革命压迫态势，突尼斯、埃及上层统治集团发生裂变，才导致变革中朝野双方付出的代价都很小——至于卡扎菲愿意“抱着榆木脑袋”顽固对抗到底，上帝也只好打发他到地狱里去接受惩罚了。

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转型事业来说，也必须从转型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民间革命压迫权问题。和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革命一样，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绝不是李泽厚所倡导的点滴改良，也没有遵循他所提供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条路径。相反，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从1979年开始就鲜艳的亮出了民主大旗，“第五个现代化”区别于执政党“四个现代化”的最要害问题是要解决国家政治生活的专制、独裁和压迫问题，“民主化”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高目标。尽管民间诉求与执政党统治集团的核心领袖没有达成意见共识，邓小平还胁裹统治集团不仅推倒了民主墙，还数次清洗党内开明派，并以规模化屠杀的方式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但八九之后，但来自民间的“经济市场化”诉求还是被当局提上了议事日程。与此同时，九十年代的民间呐喊和多次政治结社尝试也从客观上推动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先后将“以法治国”、“保障人权”纳入国家最高大法，这一切既离不开民间社会的民主压迫，也离不开执政党领袖集团的局部妥协，可以看作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阶段性微小成果。

但问题在于当执政党在经济领域推行市场化改革时，在政治领域继续强化威权主义寡头统治，这导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扭曲成为权贵资本主义改革，掌勺者不仅私分大锅饭、私占大锅饭，而且通过政治垄断先后完成对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各种优质资源的瓜分和抢劫，缺少分权、监督和制约的各级官府及依附于它们的金融地产财团，在本世纪的前十年合谋上演了一部部饱含着人民血泪的财富掠夺大戏，政治压迫、经济掠夺、道德沦丧及官场的腐败和溃烂已经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来自于体制内的改革已经因利益格局的变化而裹足不前了。1992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经过近二十年的所谓“财富重组”，使得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成为这场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在政治上他们拥有大权，在经济上他们拥有大款，已经尽享荣华富贵，如果进行改革就必须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正因此，跛腿鸭式的中国改革因缺乏上层利益驱动而裹足泥潭——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到2008年，改革就已经死亡，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权贵集团为维护天量既得利益而依靠国家机器来进行“强力维稳”的时期。

改革死了，“维稳”来了，是否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事业跟着完蛋呢？不，答案完全是相反的。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中国民主运动基本上还是少数公民在纯粹政治层面上与执政党进行艰苦博弈，因而也缺乏一般性的群众基础的话，那么，到了本世纪初，因权贵集团各种剥压而蓬勃兴起的群体性维权运动则为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转型事业提供了盛况空前的群众基础，这当然不是李泽厚们“启蒙”的功劳，而是权贵集团与民争利的结果——通过政府暴力而强行开路的权贵“圈地”运动最直接的威胁到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和基本生存，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财产，各地人民从早期的个体抗争渐渐演变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抗争。除过土地、房屋维权事件外，各地还有大量的因遭遇冤案、遭遇不公正、遭遇各种欺压而引发的群体上访、群体围观事件，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陇南事件、宜黄事件、马尾三网友事件，钱云会事件、陈光诚事件、艾未未事件以及前不久发生的乌坎维权事件，所有这些群体性抗争运动和“围观”运动都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最富有力量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抗争人群、上访人群还是“围观”人群都毫无例外的成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美好祝福！

当年共产党搞“革命”时不仅开辟了“第一战线”，还开辟了“第二战线”。所谓“第一战线”就是李泽厚所说的“上山打游击”，就是“你死我活”的军事较量。所谓“第二战线”就是在国统区开展学生民主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群众性民主运动。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当年是把国统区的学生群众运动纳入“革命”范畴的，而李泽厚所说自己的“参加革命”出身，也正是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出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泽厚后来对“革命”的曲解就是一种完全的错误，不仅1940年代的群众抗议运动具有革命性的内涵，而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天鹅绒”革命，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也同样是以学生群众的群体抗争为主要特征的，但它同样被世界称之为“革命”，因为学生群众的斗争指向就是要“革”去旧政权，组建新的民主政权。

以此类推，当代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包括房屋维权、土地维权、群体上访、群体围观等等也可以看作是成长中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这些群体性维权运动有些还处在自发的就事论事阶段，但有一些群体性事件则已经从利益保护的自发阶段上升到讲政治、讲民主、讲人权的高度。如马尾4.16围观事件，众网友一方面在为游精佑、范艳琼、吴华英等人呼吁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则将“言论自由”与“世界人权宣言”搬到大街上，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又如前不久发生的乌坎村民维权事件，本来是因财务混乱和土地出卖引起的维权抗争，但村民们在抗争过程中不仅将“反独裁”、“要人权”、“推动全国民主选举”这样的政治口号和标语弄到大街上，而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两个村民自治组织，直接将原来的腐败“村政权”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革”掉，并通过后续动作促使广东地方当局承认了民选组织的合法性，从实践的意义将中国农村的维权运动推上了民主革命的高度。如果乌坎村民不做群体抗争而是继续旧的“上访”道路，或者经过简单抗争，一遇政府高压就偃旗息鼓，可以肯定的说，不仅薛昌之流还盘踞在村委会上，而且其它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好在是不仅乌坎村民将集体维权坚持到底了，而且广东汪洋当局也以战略眼光看到了老一套“高压维稳”的不可取，断然做出因势利导、尊重民意的正解决策。

乌坎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国村级“政权”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天鹅绒革命”，虽然也有流血死亡，但总体上讲，最后在“朝野”之间达成了“互利双赢”的结果。从转型成本的角度讲，我个人希望“乌坎”革命是2010年代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一次小型成功预演。从政府角度讲，我不希望十八大后的执政当局继续在前朝“维稳”轨道上继续走到天黑，那是一条黑暗的、没有光明前景的路。准备上台的党内高层必须高瞻远瞩，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卓越的政治智慧积极推动中国政改，庶几，可以化解怨声载道的民间革命风险。

但从民间各界维权人士来说，必须稳步有效的推进各类群众性维权运动和围观运动，拒绝李泽厚式“告别革命”，不承诺放弃天赋之革命权利（就如不承诺对台湾放弃武力压迫一样），以箭在弦上的民间革命压迫权推动十八届中共执政集团主动承担起中国“天鹅绒”革命的历史责任，实现中国民主事业的“乌坎化”转型。

作为普通人民中的一员，我始终希望大陆的民主转型能走海峡对面的台湾道路，我不希望出现利比亚式的转型模式。但中国的民主转型确实不能再拖下去了，中国的“维稳”确实不能再搞下去，中国政治必须“改”起来、“变”起来。2008年12月9日，各界人士共同推出《零八宪章》，这既是一部提供给中国民间的公民运动纲领，也是一部提供给执政当局的政治改革纲领。希望执政党能在《零八宪章》所指示的方向里看到自己的光明出路，团结朝野各界共同完成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变革，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崛起。

2012年1月10日于北京

荣剑：民主，中国是时候了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一

民主是中国目前的惟一选项。是否实行民主制度，决定了中国执政党是否能够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和人心向背；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统一中国；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方式彻底解决民族矛盾；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以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真正承担起主持国际正义和道义的历史责任。

　　民主，决定着中国的前途。

　　韩寒三篇博客论及革命、民主和自由这三个宏大主题，引发学界热议和不同反应。左派看的高兴，以为捡了个漏，可以挽救这个失足青年，其实是拿着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右派照例先在自己圈里互相掐起来，说人读书不够或被收买，岂知人家一个广告一个代言，真金白银好几千万，收买的起吗？韩寒不是思想家也不是预言家，他出场的意义在于，以他不容忽视的话语影响力，激活了一个左右两边都感兴趣的老话题。

　　这些年来，韩寒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之高的点击率，除了长的帅，会开车，再就是会说话。现在说话有标准，学者说要政治正确，宣传部说要有原则，大城管说不能冲着我，结果说话成了一个伤脑筋的事。韩寒聪明，说的比鲁迅巧妙实在，看起来是在捧哏，其实逗你呢。政府和大人一样宽容，反正是个孩子嘛，明知被骂了几句，就当没听见。这回不一样，说的都是大话，教授们听了先不干，以前说原来刘项不读书，现在给一个中学生带上这帽子，也不嫌大？学富不够五车就不能出来逞这个能吗？从明面上看，韩寒说的的确不到位，充其量是赵本山点菜，只有自由可以有，革命和民主这两道菜还是免了吧，因为差点钱，吃不起。这对有钱人来说肯定不公平，革命风险大成本高可以不考虑，民主总的有吧？这道菜不端上来哪吃的好饭。分歧大概就在这里。

　　韩寒对革命、民主和自由的不同态度，连带着是对改良或改革的诉求，如同粮食没了，有个“瓜菜代”，政治制度的安排也要有替代性方案。从康梁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后来的知识分子再后来的学者或文人，大都纠结于革命或改良的选项之间，左右为难。这倒不是斯文在身，知识分子容不下暴力，而是他们都有着和韩寒一样的算计，总是期待社会在变革的过程中付出最小的代价。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革命不断和不断革命，不玩革命的人早早就被淘汰，如康梁，如国共之间的第三方势力，而革命玩的彻底玩的狠的则打下江山。现在再来回味这段历史，诉说革命的不幸后果，由此清算革命谱系，甚至把法兰西都拿来垫背，无异于痴人说梦，大话革命了。聪明的韩寒同学是不会干出这种蠢事的，但不妨他现在就吃下后悔药，提前防着革命的再次来临。于是，他要提醒人们，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大凡打着革命旗号出来混的人，一旦得势，八成都是独断专横自私狂妄，比要打倒的独裁统治者好不到那里去，后果可能还更严重。

　　革命不能，改良或改革可以，这个话符合主流意识，挑不出毛病。虽然共产党是通过革命取得其合法性，是在革命中获得人民的支持并由此取得政权，但现在大家都明白，革命可以是意识形态，是正当性叙事，是大修辞，却绝不可以再演化为实际性事件。不管谁执政，没有人愿意成为革命的潜在对象，更没有人愿意在革命中迎来新一轮专制。以暴易暴不是好的选项，这可能是近二十年来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从李泽厚刘再复呼吁告别革命，到这次韩寒再论革命的严重后果，都是基于历史的总结和现实的实际考量。相信这样的言论是站得住的，官方愿意听，民间也愿意听，企业界更愿意听。既然大家都愿意听，不妨以此为前提，再往前走一步，看看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只有找到了革命爆发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控制革命的方法和路径。

　　革命与否都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这么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时必然会出现的事情，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内部危机无法控制时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变革形式。列宁具体地谈到过革命爆发的三个条件：一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二是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三是被统治阶级的先进分子已经组织起来。从现在来看，列宁对革命爆发原因的分析依然有效，有普适性，不管是以前东欧的颜色革命，还是现今的阿拉伯革命，究其原因，无出其三者。革命，还是不革命，谁都说了不算，社会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按照列宁同志的标准，中国社会远未达到革命的前夜。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力巨大增长，大多数人搭上了快速发展的便车，程度不同的受益，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尚未受到根本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党内腐败已无可遏制，社会不公日益加剧，侵权行为屡见不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群体性事件和各类恶性事件此起彼伏。这一次的乌坎事件或许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至少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执政党如果对于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和危机处理不当，或将被迫被裹挟到一个新的革命轨道中。那时，不管是愿意革命的还是不愿意革命的，都只能“被”革命了，革命的后果究竟怎样？是否像韩寒描述的那样？现在无法推演。面对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在革命中统治者将付出最大的代价。这是历史的经验，现在还在重演。

　　怎么办？韩寒说改革，我同意，但不要说成套话。执政党三十年来讲的最多的话就是改革，而且的确是在改革和开放中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重新确立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面对当前诸多问题，下一步怎么改？好像没有方向了。韩寒给人的答案是，民主无所谓，自由多一些。小伙子就是在讨价还价，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能拿到一点是一点。实事求是地说，按照韩寒的清单，现在就给你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给电影松绑，给文化人留个大喘气的地方，真可以握住对方的手，说成交了。拿到这些权利，再按韩寒的方式作出一个承诺，不清算，向前看，未尝不可。三十年来追求的民主和自由不能在一个早上都实现，那是革命的兑现方式，一次性还本付息，压力太大。改革就是讨价还价，是协商妥协，是互相让步彼此吃亏占便宜。所以，我欣赏韩寒的坦诚和实在，要求不高，要求合情合理合法。只是在现行体制下，欠钱的永远是大爷，谁又当不了大英雄，结果是因果错乱，没有了是非。农民工要不到工钱，急着要跳楼，大家都骂黑心老板；韩寒要点自由，被人指责是小家子气，仅盯着自己出版的那点好处。这个板子是不是打错地方了？本来民主和自由是不分家的，尤其是思想的自由，那容得下管制，韩寒想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个交易，放弃一个，争取一个，恐怕是一厢情愿。搞政治的老板心里其实门清，要么两个都给，要么一个都不给，给了一个肯定是搭上另一个。因此，在革命、民主和自由这些大事上，算小账是不行的，骂街也不行，要有通盘的考量。

　　政治是比商业交易更复杂的行为，其中不仅仅是利益博弈和交换，还包含着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信仰和价值观等精神性因素，当然也有韩寒所说的对文化和人的素质的要求。韩寒算是把中国人看透了，反正啥毛病都有，但以此证明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那是太不靠谱了。小韩这回得罪了这么多自由派，就是因为他这话太像哪个报的社论了，是不是学习社论多了，慢慢也就信了。民主其实没有门槛，一个大字不识也可以玩。我们执政党还没有执政时，根据地的农民就是在碗里扔个豆子来选出当家人，这60多年过去，人的素质还能不升反降吗？没那事。台湾这回大选，对中国大陆来说，可谓最直观的民主启蒙，马英九再次“冻蒜”，谁都说不出闲话。人民不是傻子，在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时，是不会犯糊涂的。用不着担心那些低素质的人会出来捣乱，或被几个Q币就给收买了，倒是要担心那些高素质的精英们在不经意间会成为麻烦制造者。

　　民主是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上往下走，可能对社会转型避免动荡或革命会更好。所以先要有顶层设计，在精英层应大致有个基本共识，然后才是计划和行动。在形成这个“第一推动”的环节中，执政党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它的取舍和偏好决定了政治变革的具体路径。这三十年来，民间对执政党一直处在喊话状态，呼吁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作为威权人物，内心其实清楚现有党国体制的弊端，和民间有互动，有改革的想法，但受制于实际的党内格局和现实条件，没有迈出这一步。最近十年，中国崛起，政治理念却趋向于更加保守，原来“做错了什么”？变成现在“做对了什么”？中央集权和威权统治不再让精英们脸红，反而成为中国模式的应有之义；“维稳”压倒一切，几个“不搞”，让政治体制改革看起来遥遥无期。经济自由和政治垄断的矛盾，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被掩盖起来。钱多了，转移支付的能力强了，每年维稳好几千亿。经济为政治买单，一方面是暴力，一方面是货币。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不仅不能指望有民主的红利，像韩寒争取的自由也是非常有限的。说到这，话又得绕回来了，没有了民主和自由，革命还能避免吗？

　　不管从政治学的原理来看，还是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来看，面向现代化的各种威权型体制，本质上都是一种过渡性体制，它们最终都要被民主的宪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在过渡期里，执政党和民间都会面临转型的痛苦和焦虑，当然痛苦和焦虑的侧重点不一样。执政党必须考虑威权化的治理能否长期有效，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能否按以往的方式加以化解，以及如何在旧制度失效的前提下寻求新的制度安排；而民间的力量则必须考虑在现有威权体制下如何促成新的制度要素的生长，以何种方式构建社会良性互动的格局。如果两者思考的方向是一致的，社会的转型将自然导向改良的或改革的方式，否则，执政党和民间力量的双重失控必将为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台湾的民主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这是威权主义体制在执政党的主动开放和引领下，逐步从一党专制转变为宪政体制，经过两轮政党轮替，已基本确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和社会秩序，期间建立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补偿机制，鼓励社会和族群的和解，避免社会陷入清算和报复的轨道，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制约等根本性问题。当然，台湾的经验不可能现成地搬到中国大陆，中国的确存在着其它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构成的特殊性：广大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发展不平衡的区域，复杂的民族关系，脆弱的资源条件，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关系。除此之外，最大的特殊性在于，执政党由历史、意识形态和特定利益诉求共同构成的执政基础，已经不是由一个政党、一个阶级或一个家族所能涵盖，其中已客观形成了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韩寒说的，执政党八千万，亲属三个亿，我补充一句，加上利益相关者，可能就是大半个中国了。这的确是现实，谁都无法回避。强调这些特殊性，是试图在中国的现有条件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民主建设的现实途径。为此，我谈几个原则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1、要避免革命，避免社会按激进的方式演进，坚持改良的改革的路线，只有民主这一路径，别无他途。用孙中山的说法，民主已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前以革命叙事来建构执政的合法性，以威权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在现在的时代条件下，已走到尽头了。执政党要从根本上认清这一大趋势，要积极引领民主潮流，主动促进执政方式的改变，按宪政要求真正建设现代民主国家。

　　2、中国的民主建设，是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不是现有制度的根本性革命。这意味着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对执政党革命历史的正当性和执政历史的合法性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尊重，任何改革和变革都不是以颠覆这段历史为宗旨，相反，是以此为前提来认同和共同建设新的宪政国家体制。

　　3、建立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理念，是宪政制度建设的根本依据，也是执政党在革命历史和执政历史中曾经对人民反复作出过的庄严承诺。按照大多数的人的意志、要求和利益来领导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执政党必须真正建立起“权为民所赋”的制度安排，人民主权作为国家一切权力之源，应当成为现实政治制度的基石。

　　4、民主的政治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从顶层设计逐步向现实各个层面展开的过程。在这里，决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是应该有明确的方向，坚定的信念，通过广泛的社会协商，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最佳改革路径。

　　5、超越左右的意识形态，建构中国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以建设性思维代替批判性思维，积极倡导理性的宽松的社会协商和讨论，进一步开放言论、新闻、出版、集会和结社等自由，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充分尊重民意，鼓励社会和解，营造全民祥和气氛，为改革的深入发展创造良好的精神氛围。

　　6、在社会协商的基础上，通过的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改革的方向，落实改革的方案，确立改革逐步展开的时间表。本着先易后难、由上到下、积极稳妥、有序进行的原则，先行在党内实行民主制，建立领导干部选举、使用、监督、罢免的民主机制，从根本上遏制党内腐败根源，重塑执政党形象。同时，以党内民主引领社会民主，积极规划和建设民主试点或实验区，由点到面，争取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国家民主转型。

　　7、维护民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要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各项权利。国家已经拥有巨大的财政能力，有责任有义务回报社会。土地应该归农民所有，进行第二轮土地改革，真正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国家已经低价征用的农民土地酌情给予补偿，坚决制止以任何名义对农民土地的不法征用；对于在国企改制中的下岗职工，给予特殊的社会保障待遇，从经济上落实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对于在历次运动中遭遇过不法迫害或不公待遇的国家公民，均给予国家赔偿，以此构建社会对历史问题的妥协机制，实行民族和解。

　　8、发展社会自主组织，壮大民营经济，培养公民社会，是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基础，也是避免社会陷入无序暴力状态的根本保证。社会的自组织化程度，是社会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它标志着社会以理性的契约的精神来行使自我管理，在法律的轨道中解决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用协商、妥协与和解的方式化解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社会在政治的高压下始终处在碎片状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就无从谈起，社会无组织化恰恰是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温床。

　　9、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不管是否采用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在权力配置上，均应着眼于权力的产生、权力的制约和权力的归宿这三大政治元问题的解决。中国可以尝试创立区别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权力应当有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权力应当有来自于人民的直接和间接制约，权力应当有最终归还给人民的意愿，应该是中国式民主的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核心思想。围绕着这三个政治元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到人民的选举权、监督权和自治权等政治制度的安排，没有这些相应的政治制度设置，民主只是一句空话。民主的制度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

10、民主是中国目前的惟一选项。是否实行民主制度，决定了中国执政党是否能够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和人心向背；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统一中国；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方式彻底解决民族矛盾；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以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真正承担起主持国际正义和道义的历史责任。

民主，决定着中国的前途。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章文：年末谈谈革命与民主

现在的“软革命”，用不着上山打游击，只需上网敲打键盘，上街集体散步。因为此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现政权，而是要改革现政权。准确地讲，是给执政者足够的压力，使其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做出实质性的改革。

　　韩寒“谈革命”的博文引发众多争论。昨天中午和笑蜀吃饭时我们自然也谈到这篇文章了。我说，韩文最大的问题、缺陷是，对革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殊不知互联网进入中国后，将中国和世界链接得更加紧密后，“革命”已经进入新阶段，呈现出了和过去不同的形态。我举北非革命中突尼斯的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为例，两个强人在信息时代的迅速垮掉，就显示了革命并非过去时代那样非得流血成河，而变得温和起来。

　　我愿称之“软革命”，之所以还是“革命”，是相对于“改革”而言。改革是执政者的主动之举，而“革命”则是民众对执政者的压力行为。在当下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变本加厉改革举步维艰的形势下，不能轻言告别革命，正是为了推动体制内的改革。

　　但此革命的确不再是过去的革命了。过去的革命，是杀戮，是你死我活。这样的革命虽然很多时候是无奈中发生，正如我所言是“各方面共谋的产物”，但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基本是负面的，告别一个旧专制，迎来一个新专制。历史在恶性循环中演进。

　　现在的“软革命”，就是相对以往的“硬革命”而言。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全球一体化加速，地球村效应明显。一国之内发生的事情，将不再是一国的内政，而很有可能变成全球议题，环境领域如此，政治领域亦如此。

　　在全世界的围观、介入下，一国执政者对于其内政的处理将比以前更加谨慎，手段也不得不变得柔软起来。阿里、穆巴拉克难道不想继续掌权，他们的品格一定高于卡扎菲么?不见得。但他们对世界大势的了解却的确高过卡扎菲好几筹。反复权衡利弊后，他们选择了妥协，和平交权。使得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呈现出了“软革命”的形态，更迭政权不用流太多的血了。

　　另外，韩寒没看见的一个问题是，革命也罢，民主也罢，其实都不需要也是不可能全民参与的。即便中国有相当多的人目前素质不高，还不懂得“错车时关掉远光灯”，这都不妨碍革命的发生、民主的演进。

　　但凡群体运动，都是“搭便车”行为，不可能要求参与的人都有自觉、清醒的意识。只要有一帮坚定的带头人，能够了解大多数人群的心理需要，能够制定目标路线图，一步一步地去实施，就足够发动一场“软革命”了。埃及的革命不就是一帮年轻人利用facebook发动起来的么?哪里还用得着发动偏远山区的人们?

　　广大的群众，从来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的跟随就足以改变历史，改变一切。想想这么多的潜在矛盾，那么多的怨气郁闷，“跟随”是不难号召的。

　　如上所述，执政者亦非同昔比，他们同样进步巨大。谁还会还敢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朝人民开枪，谁还会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即便有争议，谁还会有那么大的权威可以一言九鼎?

　　卡扎菲是个与现代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的疯子，相信围观他悲惨下场的其他统治者们都从中汲取了教训。他是家族统治，与中共这样的集体统治在治国思路上有很大差异，压制手段也会不一样。朝鲜的金氏肯定还会对人民开枪，但俄罗斯的普京就不会了。

　　总之，我对中国未来的图景保持着积极的乐观。这实在也是大势所趋。我明确反对暴力革命，也不认为暴力革命会在中国重演。但“软革命”确有可能，将改变执政者，改变群众，改变中国。

关于韩寒和麦田：致自由派的第三封信

作者：一个80后的声音

来源：来函照登

全中国的一流学者，联合起来！你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你们或痛恨、或依附的这个体制，而是寄生在体制、文化、乃至社会习惯中对人性和才能的压迫。庸才当道，贤能下课，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只会空谈民主的人，恐怕本身就是十足的庸才。……和不同阵营中最有才华、魄力、理想的人交朋友，作盟友。不要忘了，你所寄希望的民主，不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这样的人拼来的，是华盛顿、是林肯、是罗斯福！

XX，你好，

　　我也很喜欢韩寒的文字，无论是否经过包装，但文字只是技术，我喜欢的不是他的思想，也不是这个人。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则爱屋及乌。这就好像老谋子的电影，摄影技术和画面处理绝对一流，但你们喜欢他电影的思想么，还是欣赏老谋子这个人呢？

　　通过最近一些事，包括台湾选举（台湾可能出现民主倒退）和韩寒事件（民粹和反智潮流），我对中国在中期内民主化的前景基本不抱希望。在最后这封信里，我再谈一下其中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关的原因。

　　今天偶尔看到秦晖关于文革的一个讲话“对文革的四种判断”，很有意思。我就用这个讲稿作引子谈谈吧。他就说，七千人大会后，老百姓怨左不怨毛，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刘等反毛不反左，拼命维护体制。毛就让他们互掐，开始玩得挺好，没想到后来玩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就这样走出了文革。看了秦晖的文章，你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荒谬的事，就是文革的开始和结束，其实是在毛、当权派和老百姓间玩了两次三国演义。毛用老百姓打击当权派，当权派最后绝地反击，用老百姓击败了毛。有意思的是，无论哪次，老百姓都落了一个鸟尽弓藏的命运。秦晖发现，文革中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那么你再看文革后呢，从民主墙到80年代一系列民主运动，最后都是彻底玩完。

　　这段历史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老百姓很悲摧。以前有一种说法，说文革中的老百姓是毛斗刘的陪绑，其实是不准确的，陪绑是被动的，但文革中老百姓起来，是真的恨当权派，恨左。这就更悲摧。因为陪绑是看你们俩互掐，而现在是替权力收拾了对手后，再被权力收拾，属于被人卖了帮数钱的那种啊。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两次都处于这种悲惨的境地呢？这和中国体制和文化下资源分布的极不平衡有关。只有在力量差不多，或者至少有谈判筹码的情况下，你才可能去协商，去找共识，去找妥协。否则，那些鼓吹协商，共识，妥协的说法，说得好听点，叫意淫，说得直白点，就是给老百姓灌迷魂汤了。无论文革的开始和结束，虽然老百姓是一支决定最后政局的关键力量，但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去和毛或当权派谈什么共识，妥协，这就是资源极不对等的结果。那么，在今天这个政权、军权高度集中，唯一的经济权力有所分化，而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老百姓有什么资源去谈共识和妥协呢？唯一有点资本谈判的恐怕就是新浪上那些力挺韩寒的大V了。但他们要的民主，对多数老百姓而言，是非正义的。

　　在一个连赵本山都可以“透露”因为无法忍受节目审查制度而退出春晚的年头（多么可贵的“要自由”啊，韩公知），在网上喊民主就和当年喊毛主席万岁一样。什么是民主呢？韩寒赛车手认为是素质差，不合适，李承鹏李大眼认为选和不选还是有差别，形式决定了实质，艾未未艾胖子则边推动公民调查，边指出“他们”要开始用民主洗白了，言下之意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的民主绝不能是洗白的民主，而是要符合转型正义的民主！朋友，这三个人对民主的理解，就像幼稚园到高中到研究生的区别啊。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知识分子有义务告诉大家，如果你和大V一起要民主，你要的就是李大眼的民主，那最后你的结局就和文革一样，虽然不会把你血腥镇压下去，但你还是无法摆脱帮人数钱的命运。因为这个民主是不考虑转型正义的，只考虑转型后是否正义的，明白吗？这个民主和你无关，本质是大V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妥协，你在中间作筹码，明白吗？

　　不是不可以和大V一起要民主，但你首先要问清楚，哥们，民主后咱兄弟能分点啥？第一，你有个叫韩寒的哥们能不能不那么“伟光正”啊？第二，弟兄我房子也拆了，土地也征了，儿子也卖血得了病，媳妇也卖淫扔下娃，你总该给我有所补偿吧。大V光是口头答应还不够，还要在协商的过程中建立制度，保证这些承诺可以落实。记住，朋友，要么不要，要就要艾胖子的民主，不要李大眼的民主，至于韩赛车手的民主，你让他自个儿逗着玩吧。否则，你的处境会比开明专制下更差。

　　再看看现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宣扬的是什么民主纲领呢？有李大眼也就是大V的民主，有华丽丽的宪章运动，乃至韩赛车手的民主，独独没有艾胖子的民主啊！朋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道义力量是用其中部分人的血和生命拼来的，可你们提出的民主纲领，实在令我们这些外人看看都汗颜哪。要珍惜你们朋友的血和生命啊。

　　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能够提出承担起时代责任的、切合实际的民主纲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责！有意思的还在后面，转型正义你们不提，太子党提了。你看，多有喜感，葛兰西希望的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即本阶级产生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难产，我们现在倒生出了太子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以张木生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在兼顾各阶层利益方面，远胜过你们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其他比如新加坡模式也是有力的竞争体系，这些都是以一党专政为基础的，且客观上可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看清了这些，我怎么可能认为中国中期内会实现民主呢？

　　好，现在我再深入一步，谈谈这里可以引发出的对当代中国的一个悲观的观察：不仅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权力和智识也产生了密切的合作。这里的智识是太子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不是指学院派知识分子里那些不牛的、装牛的、摇尾乞怜的，因为他们其实大多是半瓶子、吊书袋，论智识尚不如太子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为什么呢？

　　因为太子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大多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他们读书，不是为了写八股论文混饭吃，而是凭着兴趣和目的、责任（对共产党的），信马由缰。根据我观察，所谓智识，除了爹妈给的脑子外，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能被导师、规范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一定要自由、广泛地阅读，并且带着目的去阅读，接触实践，学以致用。等到能从具体的社会现象看到背后抽象的东西在作用，从抽象的理论中马上反映出具体的现实，那差不多就可以修炼出关了。

　　尼玛今天中国搞社会科学的，多数人连论文题都是导师定，论文资料都是导师帮助联系，这属于基本功都没练利索，你让他和太子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怎么PK啊？人家歪打误撞，反倒修成正果。这和令狐冲、杨过这种无门无派必然战胜全真教之流名门正派的原理如出一辙。尼玛今天中国一流高校还在高唱要创造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不能照搬外国理论，人家两个太子军（属于地方上的小小太子哈）已经写出了一本薄薄的、却被奉为国际安全理论经典的《超限战》，美国人围绕此书开会、辩论不亦乐乎，尼玛还整天拿着什么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书比共和国年龄还大啊）撑门面，知不知道羞耻啊？

　　学院派里当然有真的牛人，这些人的智识会高于太子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但在策略上是不如的。为什么？因为古今中外纯粹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特点，无论他多么介入公共事务，其内心是向往平静的，只有平静可以容他去思考，所以在现实的重重压力下，必然生出“田园将芜何不归”的愿望。而且，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很大的特征，多数情形下，他是把对道德无瑕疵的追求置于策略性实现其责任之上的。而太子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把责任感、使命感（当然主要是对共产党的）永远置于道德无瑕疵之上。他们是誓死要捍卫本阶级利益的，而知识分子除了要点自由外，本阶级根本无利益可以捍卫。因此，在策略上，太子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必然比学院派（这里是指真牛的那种）更务实，更聪明。这里，我只有一点比较好奇，对太子党有机知识分子而言，他的责任感主要是对共产党，当然也包括这个民族国家。那么，到了对共产党的责任和对民族国家的责任不可调和的时候，他们是否会和自己的阶级决裂，还是情愿违背历史潮流，为本阶级战斗至死。

　　最后，让我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两个期望。

　　第一，希望你们珍惜朋友的血和生命，珍惜自己的话语权，珍重自己对这个民族国家的责任。骂共产党，唱民主，要自由，那是韩寒赛车手，乃至本山大叔都开始表演的事啊。太子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已经提出了比你们提出的民主纲领更符合现实需求、更符合转型正义的纲领，你们不能再落后了，否则真要被中国老百姓所抛弃。事实上，就算你们现在提出了符合转型正义的民主纲领，由于资源差别悬殊，你们的纲领现在也不可能实现。但不能实现，不代表没有意义。首先，它会有助于你们在老百姓心目中公信力的恢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民粹中斯文扫地。其次，任何主张，包括转型正义，都需要在竞争中发展。你们提出的转型正义必将制衡太子党的转型正义论，督促他们兑现对人民的承诺，逼他们不断改良转型方案以更大地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在面对保守力量的时候，你们和他们是盟友；在战胜保守力量后，你们是他们不可缺乏的反对声音和保持前进的动力源泉，直到中国民主化的社会条件成熟。

　　第二，希望你们珍惜中国知识界和知识界外的一流学者和学术，为人类现代文明进程贡献中国人应有的智慧成果。依我之见，中国其实根本不缺乏世界一流的学者和学术。高华、沈志华、秦晖等等学院派知识分子，以及《超限战》作者乔良、王湘穗这样的党国军人，都是一流学者和学术的典范。这些人，要么贫病交加，英年早逝，要么历经坎坷，才被接纳入知识界，要么边缘之边缘，无权无势，要么打入另册，再加骂一声法西斯军国主义，尼玛这是创造世界一流学术，还是专门扼杀世界一流学术啊？我想对国内的一流学者喊一句：全中国的一流学者，联合起来！（虽然我知道，文人相轻）你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你们或痛恨、或依附的这个体制，而是寄生在体制、文化、乃至社会习惯中对人性和才能的压迫。庸才当道，贤能下课，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只会空谈民主的人，恐怕本身就是十足的庸才。联合起来吧，中国有才能的人，无论你是爱共产党，还是爱这个国家民族，爱你自己的才华和理想，拼一个贤能当道的社会！和不同阵营中最有才华、魄力、理想的人交朋友，作盟友。不要忘了，你所寄希望的民主，不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这样的人拼来的，是华盛顿、是林肯、是罗斯福！

　　韩寒赛车手写了三篇，谈了他对革命、民主、自由三大宏观命题的看法。我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对那么大的命题进行宏论。但是，作为80后中的一分子，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听一听80后的不同声音。为公平起见，我也只写三封信，没有事先准备，都是乘休息间隙写的。

　　韩寒赛车手，你可以用文字技术来博取名利，无可厚非。但如果你博取名利的方式触及了对社会信任和良知的利用，而在获取名利后又不珍惜社会对你的期望和寄托（虽然这种期望和寄托本身就不靠谱），滥用社会对你的信任，炮制韩三篇这种文章，那么80后会有更多有才能的人出来，以你不可思议的方式，让更眩目璀璨的光芒来遮蔽你一时的异彩。

　　最后，请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偶像韩寒赛车手硬塞给我们，说他是我们80后的代言人，这是很可笑的事。其实，韩寒赛车手和AV女优“苍井空老师”在你们心中的象征意义没有多大区别，他们都只是你们对反传统，反体制，和反“反低俗”的精神寄托而已。真正的80后精英，仍然处于学习积累和创业阶段。我们不会依靠批判，哗众取宠来博取名利（除非是为了反“哗众取宠”而采取的策略）。我们会依靠真正的学识、远见和积累在五至十年后为中国转型贡献出建设性的力量。

　　祝大家新年快乐。后会有期。

　　一个80后的声音

零八宪章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零八宪章月刊第40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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