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罗基
王申酉是谁？他是因研究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镇压的人，他是因反对四人帮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枪杀的人。
（一）
王申酉，一九四五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母是从河南逃荒到上海的破产农民。少年时代的王申酉，热爱新社会，满怀幸福感。十四岁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他酷爱看书。放学以后就钻进区图书馆；回到家，放下饭碗又看书。父亲怕费电，增加家庭负担，又怕他损害健康，常常责骂他。他买了两节电池，按上小灯泡，还是看书到深夜。他最爱看的一本书是《牛虻》，看了将近十遍，精彩的段落可以背出来。他也培养了牛虻那样的坚强性格，又步入牛虻那样的坎坷经历。
一九六二年，十七岁，王申酉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他崇拜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立志做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科学家。
从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起，他每天写日记。扉页上写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言：“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他的日记，前几年主要是少年励志自强，随着思想逐渐成熟，写下了对社会和人生、对中国和世界的思考。在那个荒诞的年代，诚实的思考者不能不对现实表示不满、从事批判以至发出抗议。因为无处诉说、无人交流，他只能在日记中进行心灵对话。他也只能在给女朋友的情书中敞开心扉。谁知日记和情书居然成了他的“反革命”罪证！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有一个“春节谈话”，说什么“学制要缩短，教学要改革，课程可以砍掉一半”，“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等等。华东师大和全国的大学一样，在“教学改革”名义下折腾起来了。砍掉大批课程，增加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的时间，“毛选”学习每周占了十小时。王申酉在日记中评论道：“自从‘教学改革’以来，教学搞得一塌糊涂，倒退了好几年，学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本学期学的东西，不夸张地说，如果省去浪费的时间，一个月可以学会。学习效率远不如一二年级，实在叫人心酸。”“感谢上帝，教学改革来晚了两年。如果早来两年，那我五年大学几乎等于白念了。”（1）
他们班的班长曾偷看了他的日记，发现他对“教学改革”发泄不满情绪，然后向政治辅导员汇报。政治辅导员又布置两个团干部，一个望风，一个偷偷摘录日记内容，制成档案材料。王申酉要求入团，政治辅导员命他交出日记。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并在浑浊的世界中保留一个清静的“梦区”，拒绝交出，宁可不入团。交与不交，成了一场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一来，不要他交了，抄家！在日记中发现了更多的“反动”内容，特别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学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国家、民族的前途越来越渺茫。生为一个热血青年，一腔热血无处可洒。”几个凶狠的打手将他暴打一顿，痛得他满地打滚。“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作为“反动学生”，他被扭送公安局，系狱一年另三个月。同班同学都毕业分配了，他又被“留校监督劳动”。他这个特殊大学生在校时间长达十四年，如果不是被枪杀，还不知会延长多少年。
在监督劳动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自然科学和外语。他学过英语和俄语。在监牢里，他和一位外语学院的难友互教互学，王申酉教他英语，他教王申酉德语。后来又学日语。他掌握了四门外语。王申酉的学习热情是惊人的。监督他的华东师大保卫组认为，他的学习是“抗拒改造”，因而没收了全部自然科学和外语书籍。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他被遣送到苏北大丰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因为没有别的书可看了，他从干校图书室借来大部头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啃起来；这一啃，啃出了理论金矿。后来他说：“我从三卷《资本论》中获得我一生从未有过的巨大享受，我惊叹人类会创造出这样美好的精神食粮。马克思主义完全把我带到了另一个精神世界。我深信它会把人类带到真正崇高的境界。”
王申酉同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他渴望爱情。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恋爱都被保卫组所破坏。他的第四次恋爱的对象是一位青年工人。他俩志趣相投。他主动向保卫组说明，希望不要干涉，成其好事。谁知保卫组当天下午就找女方家长和工作单位，说王申酉是个“危险分子”。姑娘受到家庭和工厂的压力，思想苦闷，态度犹豫。王申酉为了让心爱的人彻底了解自己，写了一封长信，叙说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他从一九七六年九月七日开始写，十日快要写完的时候，监督他的工人从背后大喝一声：“你在写什么？”说着伸手来抢。王申酉慌忙中将信纸撕碎，扔进水池。那人大喊：“抓反革命！”。从水池中捞出来的碎片，拼凑起来，发现批评毛泽东的词句，于是与九月九日毛泽东的逝世挂上钩，被认定为“恶毒攻击”，又扭送公安局。公安局命他将原信重新写出来，他趁机充分发挥，因为这不仅是给姑娘的情书，也是向祖国倾诉衷情的“情书”。但这是无法投递的情书。两万多字的原信，被扩充成六万字。公安局以此作为“供词”，列入案卷。情书成了“供词”，这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的黑色幽默。
当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王申酉“日夜兴奋得无法宁静”。本来他以为即使有活着的机会，也不可能再回到社会上去了。这时他看到了希望，打了一个报告：“渴望还能有机会回到社会上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希望不判刑，戴个帽子，管制几年考察我。我一定会一个人发挥两个人的力量，好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全部力量。”他哪里会想到，残酷的现实正与他的希望相反，等待他的竟然是杀身之祸。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他伙同副主席汪东兴抛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接着，又发出中共中央五号文件和国务院三十号文件，指示：对“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镇压人民的“公安六条”的延续。两个文件下达之后，大开杀戒。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召开三万人的公审大会，不许辩护，无处上诉，与粉碎四人帮之前没有什么两样。也许王申酉还以为对他的报告的答复会是公正审判，不料他听到的是死刑判决，立即执行。人们看到王申酉的眼睛里射出愤怒的目光。随即不由分说，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王申酉倒在泥水里，两眼圆睁，似乎向苍天发问：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啊？
执行华国锋、汪东兴的指示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是苏振华、彭冲。这些人的名字与王申酉的名字，同样是不能被人忘记的。
全国范围被枪杀的优秀人物，已知的还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等。这是“两个凡是”欠下的血债。制造血债的责任者，没有人表示忏悔、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道歉。对“两个凡是”仅限于思想上、政治上的清算，显然是不够的。
王申酉说过：“我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很渺小的目标，有机会时把我们这一代青年所经历的生活、斗争的一切用笔记录下来，告诉我们的后代，使他们在回忆前一辈人的悲剧时，理所当然地珍惜自己的生活，并使生活更美好。”三十五年过去了，有多少人知道王申酉的悲剧？又有多少人念及前人的悲剧来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
（二）
王申酉在大丰的一年零七个月，是人生旅途上的重大飞跃。他说：“大丰那一年多的艰苦生活，真正挽救了我的灵魂。”“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了，那实在是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他刻苦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写了一百多万字的笔记，磨钝十几个笔尖，用去十多瓶墨水。他对女友说：“你现在无法理解我在接受一种新的世界观时狂热与兴奋的心情。”他在被作为“供词”的情书中的叙述，不仅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警句随手拈来，运用自如。有几处打上引号的语录，居然与原著一字不差。当时他的身边没有一本参考书。王申酉被枪杀的次日，他的两个弟弟才收到判决书。他们赶到监狱检点遗物，发现一本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扉页背面，他们的哥哥用工整的字迹写下一千多字的“本书内容提要”。所署的日期是“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这是王申酉临刑前的绝笔，生命的尽头他还在精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世上几多轻薄儿，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却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自居。
马克思主义镇压马克思主义，两者之中必有一假，不可能都真。是真马克思主义镇压假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镇压真马克思主义？真马克思主义对付假马克思主义，可以完全凭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不假外求。只有假马克思主义对付真马克思主义，才需要借助理论之外的暴力，因为它不是真理，而且害怕真理，还要扑灭真理。
王申酉是因为没有别的书可看，才去看马克思的书。在出发点上，不带偏见，不求名利。一旦发现书中的真理，则孜孜以求。而且他觉得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与流行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不一样。他说：“我追求真理的自由谁也剥夺不了。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我们才要学习，才要去弄清怎样被歪曲篡改的。譬如现在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从来没有过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从何复辟？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虚伪的。”
王申酉以真马克思主义反对假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缺乏“必要历史前提与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经济范畴，“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跳过它或者在它没有最充分地发挥它的历史作用之前抛弃它。”这是“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意见”。即毛泽东们所持的“主观意见”。
大字报上批判：“王申酉学习马列著作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规律和理论。”
批判会上还有一番精彩的对话：
“你为什么偷偷地学德文？”
“我学德文是为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
“那就是说，你对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马列著作不相信。你这不是怀疑马列主义在中国遭到了篡改吗？你是妄图否定马列主义！”恶意的强词夺理，每个结论都是推不出。这些人居然还是华东师大的教师。
在中国，一九五六年被消灭的资本主义，三十年后又起死回生了，外国资本家也回来了。这是主观社会主义破产之后，不得不补上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这一课。当年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们，现在又劲头十足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王申酉劝导另一个“监督劳动”的“反动学生”时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研究的方法，才能透彻地解释一切现象。现在，我越来越相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现实社会终归会按照历史的固有规律变革的。”现在一些人看来，这几句话好像只是教条，在王申酉那里确实就是他的理论信念，他以此信念研究社会、观察世界，得出的结论几十年后才被人们所理解。中国历史的进程，证实了王申酉在那个阴霾重重看不到出路的年代，以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预言。
当时有一条“最高指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什么都好办了。”王申酉对他的同伴说：“这话不对！要发展中国经济，必定要搞一个工业革命，还要改变现有的经济体制。”在他身后，人们才公开谈论发展生产力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当年的王申酉，被认为是“反革命”。
他在下乡期间，在上海金山县银房大队的一个生产队作了调查。“我对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基本的社会肌体的细胞，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作客观的分析可以判定，生产队的经济性质，基本上以自给自作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必须改变。”现在农村的经济结构不是改变了吗？那些在肉体上消灭王申酉的人，不得不按照历史的必然性去执行王申酉的遗嘱。
王申酉主张运用价值规律，扩大社会分工，发展商品生产。还说：“中国一定要像马克思所预言过的那样，加入与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交往，才能真正改变并迅速发展。” 果然，中国改革开放了，中国加入WTO 了，中国在与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交往中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
王申酉是一位思想先驱，但在思想史上失踪了！寻访先驱，以启后人。
王申酉几十年前的言论仿佛还在告诫今人：“也许人类历史上的某几年、甚至几十年、再甚至是几百年有过短暂的停留，甚至倒退，但都不过是无穷无尽的历史旅程上的微小的挫折，时间上不过一瞬罢了。代替这种现象的必然是前进，必然是前进。事实证明，世界历史必然将这样发展，而且正在这样发展。我欢呼这样的发展，我疯狂地高举双手同意：世界这样发展、发展、发展——”。
现在的中国，普遍不满现状。对现状的否定，可以是前进，也可以是倒退。值得注意的，国中弥漫着倒退的思潮。因为对贫富差距的愤满，有人就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等，要求退回到过去。卢梭说，在暴君面前，人人等于零。过去的平等就是人人等于零的平等。不仅有人在舆论上呼吁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人在实践上真干回到毛泽东时代。真干的人又有两种：一种是高唱着“红歌”倒退；一种是偃旗息鼓，不要毛泽东的名分，只求毛泽东的“全面专政”的实惠。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还不如一九四九年前的国民党时代。国民党本身已经前进了，倒退论者却仰慕上个世纪的国民党，提倡“民国范儿”。那些被认定为“民国范儿”的人物，都是在清朝成长的，例如蔡元培还是清朝的翰林。因此有人就主张干脆回到大清，恢复帝制。大清是身穿马褂的辫子党，并非汉家礼仪。有人在追寻汉唐雄风，穿戴讲究唐装汉服。江泽民还送几十位外国元首一人一套唐装，复古复到外国。有人认为，汉朝之所以强盛，因为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那还不如回到孔夫子的时代。孔夫子本人要求回到三代。一路倒退下去，必然跟着孔夫子回到三代。三代以前什么样？谁也说不清，倒退只好暂时到此为止。
倒退的逻辑是百步笑五十步。你倒退五十步够了吗？不够的！看我，要退就退百步。倒退百步够了吗？也是不够的，还会有人嘲笑，总是要退到不能退的地方才罢休。但是，现在是从过去来的，过去是上游，现在是下游。回到上游，还是流到下游，不过是历史重演一遍。因此，倒退不是出路，出路在未来。倾听王申酉恳切的呼喊吧：历史要前进，前进！世界要发展，发展！
（三）
王申酉在“监督劳动”中与一位善良女工交谈：“你知道吗，我成天想的是我们国家的前途和许许多多受迫害、受屈辱的人的命运。”
女工好意相劝：“你考虑这么多干什么？苦头还没有吃够吗？”
王申酉回答：“我有我的理想和信仰。我个人算不了什么，我要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个社会非常反常，将来一定会改变！”
有人说他“有野心，一个黄鱼脑袋的平民百姓却考虑应该由总理考虑的问题”。他反驳道：“决不能说平民百姓考虑了国家大事就是有野心。”“我希望人类会因我存在而更幸福一些——即使它是那么微小。”
王申酉观察反常的社会，找出了反常的人物。他参与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谴责他是“牺牲了上海许多群众的生命而爬到中央去的政治骗子”。他看到响应江青号召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怒不可遏：“这个女人，发疯地摧残人类文明，对人类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从反右派到大跃进，又到反右倾机会主义，直到文化大革命，社会越来越反常，王申酉点出了要害：“最根本的还是犯了一个极左的大错。”几十年中，共产党一个劲地反右、反修，讳言反左，就因为自身是极左。他们把极左的左冒充革命，所以反左就是“反革命”。
王申酉认为，极左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愚民之术。“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个人的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以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束缚亿万人的脑袋，所以 “这个社会专门压制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
王申酉反林彪、反四人帮，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因同时反毛泽东，还是“恶毒攻击”，犯了死罪。但像王申酉这样以人民的幸福为念、心怀受害者的命运的人，在反林彪、四人帮时，彻底的思考不能不指向毛泽东。
中国的政治，长期以毛泽东为轴心；风云变幻，变来变去总是围绕以毛为轴心旋转。本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守护神是刘少奇，刘少奇的护法宝典叫做“驯服工具”论。工具可为人所用，但没有意志；没有意志的工具又要求它有意志；在所有的意志中只能有一种意志，即表示“驯服”。“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批判“驯服工具”论，林彪又提出“听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际上要求人们更“驯服”。四人帮搞“批林批孔”，只是否定林彪的一套具体说法，根本上是四人帮和林彪比赛谁更“高举”、“紧跟”，毛泽东死了还要“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抓了四人帮，“按既定方针办”不算数，以两个“凡是”为正宗。抓四人帮的人和四人帮一样，为维护毛泽东而杀人。邓小平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把华国锋赶下台，又代之以四个“凡是”，即“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维护毛泽东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包括“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邓小平理论，又成为邓后的历代接班人所挥舞的旗帜。邓小平是毛二世。权力更迭，人物全非，中国政治舞台的走马灯总是以毛泽东为轴心，长久不变。反对四人帮的王申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枪杀，就因为依然维护以毛泽东为轴心，在变中求不变。王申酉虽然平反了，并没有触动制造冤案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批判毛泽东，拆除以毛泽东为轴心的专政机器。
中国的统治集团不应再乞灵于毛泽东，寻求正统的合法性。走出旧体制，实行民主政治，求诸人民授权，才能确立真正的合法性。
毛泽东不失为伟大人物，应予恰当的历史评价。但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有害遗产。批判他的消极作用与评定他的一生，批毛与评毛，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主要是批毛，否则不能前进。评毛，主要是后人的任务。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评价是“千古一帝”。但陈胜、吴广的起义并不是为了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而是反对他的暴政。只有暴政成为过去，才能讨论对秦始皇的评价。同样的道理，只有消除毛泽东的不良影响，才能冷静下来讨论对他的评价，只有批毛才能评毛。
现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了倒退的旗帜，更有必要批毛。
王申酉的冤魂，三十五年来的不停呼喊，就是批毛，批毛！
二〇一二年八月
于美国奥马哈
（1）本文所引王申酉语均出自《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文章来源：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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