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总第42期
2012年3月1日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零八宪章》论坛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零八宪章》月刊（总42期）
卷首语
解决政治危机，惟有实行宪政民主！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
本刊首发
秦永敏：刘晓波是中国理性反对派的光辉旗帜！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王德邦：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鞭打快牛”与“民间自残”怪象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郭庆海：王立军事件如何结局？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綦彦臣：论“国家性质”（下）
——三重焦虑的社会危害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公告天下
紧急关注：陈光诚病重全家危在旦夕 ！
天安门母亲：致十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的公开信
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秦永敏四出拘留所声明
乌有之乡声明：形势复杂，停止唱红
南方谈话20年
赵常青：“南巡讲话”与《零八宪章》
周瑞金：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南方谈话”
吴敬琏：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执政党观察
信力建：胡温十年，中国社会取得了哪些进展？
人民日报：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习近平：我的从政之路——小火温水，常烧不断
人民日报：别把问题拖成“历史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文)
改良与革命
张曙光：改革的最后时机！
祝振强：“革自己的命”是个伪命题
孙立平：不是什么样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赛跑
原标题：用公平正义打破转型陷阱
周瑞金：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
——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
南都社论：改革的共识正在趋于破裂
童大焕：中国亟待精英阶层的自我革命
袁伟时：改良是利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黎明：中国大众总不会“死路一条”
人权观察
魏强：《记茉莉花》
江天勇律师：去年今天，我正在被3人殴打和侮辱
只为理念他40年被抓34次蹲监22年
博讯报道：千万非京籍家庭异地高考问题集体到教育部请愿
选举观察
蒋方舟：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姚立法：郑州市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怪象
甄炎：我这主人当得好悲哀
曹立群: 2012年台湾观选
外交观察
英报独眼女记者在叙利亚遭炮击身亡
英媒：叙利亚下令对入叙记者格杀勿论
李开盛: 中国外交要有自己的道义旗帜
章文：不能躲在主权后面侵犯人权！
航亿苇：叙利亚公投是阿萨德谢幕的自娱
重庆观察
解滨：不能像打黑一样处置王立军
笑蜀：重庆打黑内幕必须追问，必须公开
缪一轮：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蔡慎坤：重庆高举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什么？
柳传志批判
柳传志：现在一人一票会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情景（节选）
重庆时报：柳传志不要过度低估民众素质
笑蜀：韩寒柳传志迷途背后的真问题
木然：我和柳传志商量点儿事
祝振强：有感柳传志的“万劫不复”论
张鉴：谁会使国家万劫不复：一人一票还是专制权力？
李贤政：一人一票让哪个国家万劫不复了？
陈子河：网友痛批柳传志
韩寒墙报
李钟琴：勘破韩寒“代笔”门
许锡良：假偶像的倒塌，真启蒙的开始
颜昌海：韩寒倒掉意味启蒙时代终结？
精彩时评
新京报社论: “奢侈动车”是如何炼成的
南都社论：为民间金融正名，打通“最后一公里”
石述思：谁制造了中国“5800万留守儿童”？
南都社论：折腾公民以谀上有失民心之虞
官二代将会是官一代的掘墓人
颜昌海：“裸官”：中国绝望之后的绝望
宪章论坛
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秦晓：改革不容拖延
清华课题组：凝聚改革共识，走出“转型陷阱”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节选）
张曙光：为什么是“政治”？(节选)
卷首语
解决政治危机，惟有实行宪政民主！
《零八宪章》论坛
2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部推出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认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国改革正面临深水区和攻坚期。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也由于“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导致今日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甚至有关方面不能正视现实，将矛盾和问题击鼓传花，从而将现实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的前面，并最终会引发更多的矛盾、酿成更大危机。文章对这种消极懈怠的“短期行为”提出了警告和批评，指出“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文章要求执政当局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精神和勇气继续推进各项改革，“为党和国家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应该说，就《人民日报》这种“党的喉舌”而言，这是一篇比较难得的好评论。虽然文章对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有些轻描淡写，但毕竟都“点”出来了，毕竟看到了充满危机甚至危险的现实局面。
但遗憾的是，文章只是笼统地提出要继续进行改革，却并没有给出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向。也许《人民日报》囿于自己的坛坛罐罐而故意在改革前途问题上做羞羞答答、欲言又止状。但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量，这种小媳妇般的谨小慎微是要不得的。我们认为要解决今日中国所面临的诸多严重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其实早在改革之初就露出端倪并伴随着整个改革的始终。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价格双轨制的施行，使得有党政军背景的官僚们及其子弟便开始利用特权之便将大量国家社会财富倒腾到自己的腰包，并由此引发“反官倒、反腐败”的全国性学潮。
六四镇压后，出于对所谓“和平演变”的恐惧，改革一度中断。但92“南巡讲话”后，中共十四大正式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这场为期将近2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情便是秦晖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和“私占大锅饭”，也就是说，党政权贵阶层和国有企业权贵阶层利用权力杠杆将经济和社会领域最为优质的资源都首先“配置”到自己和自己家族手中，从而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在2009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超过百分之八十五都是高干子女；在3220个资产过亿的特大富豪中，有2932人都是高官子女，占比大于91%。有材料显示，在中国，0.4%的人口掌控了全国财富的70%，500个特权家族及其依附势力垄断着整个中国，这表明今日中国社会已经在实际上形成了新时期的权贵暴富阶层。
当党政官僚及国企官僚们借助权力杠杆首先实现暴富后，随之带来的是官场道德的极度扭曲和败坏。“包二奶”、“养小三”成为中国共产党官僚世界的风潮和时尚，不仅有官员涉及几十位、百余位情人，甚至出现“公仆们”共享情人、交换情人的情况。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曾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90%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80%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这足以说明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为了转移财富或逃脱惩罚，官僚贵族家庭还掀起了移民浪潮，不仅官二代、富二代大量移民海外，而且近年还出现了大量“裸官”现象。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显示，2004年，高干家属（按级别分类）在境外、外国定居的人数有：前政治局常委家属、直系亲属21人；前人大副委员长、前副总理、前政协副主席家属、直系亲属277人；前省、部级高干家属、直系亲属2.174万多人；现职省、部级高级干部家属、直系亲属726人。另据中国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统计：从1980年代中期至2003年底的20年间，党政干部配偶、直系亲属，在境外定居人数为120万人（数据引自颜昌海：《“裸官”中国绝望之后的绝望》）。当然这些数据是很不准确的，在一个信息极不透明、舆论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里，真实情况应该比前述情况要严重得多。
与权贵暴富集团的转移资产、腐化挥霍相对应的是广大中下层人民不得不为生存、住房、子女上学、医疗而挣扎在田间、煤矿、建筑工地、血汗工厂，许多农二代、贫二代的孩子连上学问题都解决不了，甚至许多打工青年会因工作劳累、生活艰难而绝望跳楼自杀……这便是中下层民众产生“仇官”、“仇富”心理的真实社会背景。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权贵暴富集团的胃口一旦撑大，其贪婪、掠夺的本性便会变得更加疯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比英国“圈地运动”更要血腥百倍的中国“圈地运动”，在这场仍在继续上演的财富掠夺大戏中，无数的民房被非法推倒，无数的田地被非法圈占，无数的民众被伤害殴打，甚至被逼上自焚、自杀或者干脆被弄死的悲惨境地。不仅如此，这种来自官方背景的财富掠夺还导致大量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和维权事件的发生——官僚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正是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才惊呼：“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30年中国改革到头来会出现这样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严重局面？根子正在于当代中国的改革事业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顶层设计”的错误。
众所周知，共产党在1949年建政后，照搬苏联，在中国建立了苏式社会主义模式。经过毛泽东时代的20多年折腾，到他死时，中国濒临“被开除球籍”的地步。正是在此情况下，中国朝野上下、体制内外才普遍出现了反思文革、希求改革的呼声。但与民间要求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不同，中国官方在邓小平等人的主导下，只是重提所谓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于魏京生等人“政治民主化”的呼吁和呐喊不仅不屑一顾，而且野蛮镇压了“民主墙运动”。尤其邓小平在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 “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1982年宪法又明确在序言部分对“四项基本原则”加以强调，任何挑战“共产党领导”的民间尝试都会遭到邓的批评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军队血腥镇压。既就是在92“南巡讲话”中，邓小平也重申过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在所谓“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那里有着如此顽固的思想指导，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老祖宗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埋下了“设计陷阱”，其结果萧规曹随，无论是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团还是第四代领导集团，在改革问题上都局限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打转转——这也就是说，发生在中国的30多年改革都是广义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寸功难展，甚至干脆在实践中抛弃了，只是在寡头们的讲话中才作为装饰物象征性的在嘴边上挂一下。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也说过：“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将造成不受监督和制约的腐败”，正因为共产党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强化政治权力的垄断性，放弃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分权制衡，拒绝民主法治，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缺乏平权监督力量和有效制裁力量，才造成整个官场的绝对腐败、普遍腐败和长期腐败。而今日中国社会无论两极分化、无论官民矛盾、无论何种群体性事件，一切问题的总根子正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正在于死死抱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放。
北宋神宗时期宰相王安石推行改革遇到阻力时曾宣布“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复强调了王安石的前述论断，而2月23号《人民日报》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中强调改革的重要性时也引述了“祖宗不足法”的提法，但问题在于无论是温家宝还是《人民日报》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个“不足法”的“祖宗”是什么？这是进行今日改革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回顾三十年改革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这个“不足法”的“祖宗”便是邓小平及其设计的“四项基本原则”陷阱，执政当局要想避免中国社会气氛日浓的“革命”情绪，今后的改革就必须突破“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设置的政治藩篱，必须打破“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框条条，必须拥抱民主、厉行法治，走民主宪政、分权制衡的道路！
当前，体制内外各界人士关于“革命”和“改良”的讨论正如火如荼，因对改革幻灭而在民间产生的革命情绪日益上升，有学者预言说：“革命的发生，在中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要么是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要么是共产党自觉地开展一场自我革命。”甚至断言“2012年，必然成为中国的革命之年。”执掌政权的中共领袖们如果不想被革命的大潮冲垮，不想被人民唾骂、被历史耻笑，当以壮士断腕之决心，果毅挣脱权贵集团之利益绑架，破除“四项基本原则”，超越邓小平，奔向宪政民主，建立真正共和。否则，错过历史时机，则或迟或早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零八宪章》论坛
2012.3.1.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编者按：刘晓波先生入狱前就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批评，2008年12月因为《零八宪章》入狱后，同样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既就是在刘晓波被判刑11年，并荣获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后，他继续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甚至是攻击。当然，无论批评或攻击都属“言论自由”范畴，我们并不反对。但“三妹”对刘晓波的批评不仅太“出格”，而且简直是严重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刘晓波，如何定位刘晓波，我们认为秦永敏先生的这篇文章值得大家讨论思考——
秦永敏：刘晓波是中国理性反对派的光辉旗帜！
由于刘晓波参与发起了当代中国民运历史上规模最大、境界最高、指导意义最强的《零八宪章》活动，把中国的民主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这就使他具有足够的精神感召力。
由于刘晓波不仅作为《零八宪章》的化身关在牢里，而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从而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民主事业的具象，这就使他具有足够的时代感召力。
如果我们对正在坐牢的刘晓波加以否定，就是对《零八宪章》的伟大历史意义价值加以否定，也是对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重大打击，领袖不可能没有缺点，也不可能没有私心，这就需要严格监督，需要让他们在严格监督和批评下领导民主事业。
我要说，刘晓波作为中国民运领袖，已经是一种举世公认的历史的事实和中国未来民主化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个领袖和旗帜，中国的民主事业就要倒退很多年！
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大业，为了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团结和统一，为了更有效的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我要毫无保留的宣布自己的看法：
至少在今天，刘晓波是我们中国理性反对派的光辉旗帜！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出狱一年三个月以来，颇看到一些批评刘晓波的文章，而且是来至泛民运人士。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现在又看到了三妹《为什么不能原谅民运败类刘晓波？谈刘晓波的四耻》一文，读之颇有感慨。三思之余，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我来谈谈对这种现象的看法，尤其是对刘晓波的看法，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应该指出，民运人士批评这位中国唯一获得若贝尔和平奖的民运领袖是一件好事，就像民主国家民众批评执政者一样。因为民主理念要求我们对任何跻身高位的人保持警觉，保持监督，保持批判的态度，否则，民主阵营再为自己造神，再让大众匍匐在领袖的脚下，那么即使民运成功了，很可能也会使历史进入新一轮权威统治的循环。这样，批评无论对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能如毛泽东所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因为从认识论上说，错误认识永远是正确认识的先导和基础，不允许错误认识存在，其实就是不允许正确认识产生；从人权上说，发表错误言论是每个人的基本自由，不准发表错误意见是严重侵犯人权；从现实生活说，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不会犯错误，人只有有限理性，没有错误言论的人是没有的。此外，从社会利益分配角度说，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公平正义只有在每个人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政治是社会利益分配的最重要方面，每个人更需毫无保留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由这种角度说，无论对错，对领袖人物的批评抨击也是完全必要的。
明确了基本主张后，我们再来看应该如何解读三妹的看法。
根据以上主张，我们首先要说，三妹发表那些言论是她的权利，我们即使不同意他的看法，也必须维护她发表那些看法的权利。
其次，具体的看，三妹的看法无论多么极端，也确实有其可取之处，相反刘晓波的为人也绝非无懈可击。
关于这些方面，我的朋友査建国已经在《应全面地认识与评价刘晓波》一文中很好的指出了：“应全面地认识刘晓波“美化”问题。从全局讲，近些年中国大陆的人权记录，尤其是在保障公民政治权利方面没有改善，某些时段更有倒退。监狱犯人或待判人员屡受酷刑，不尊重其人格尊严的现象仍很普遍。而刘晓波被“善待”虽是事实，但是是局部的、个案的。正如讲“六四”中广场没死人是可能的，但长安街死人，全北京市死人是全局性的真实。而刘晓波在重大的时刻重要的场合突出局部，“美化”全局（起码在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对于三妹以及其他人指责刘晓波为“民运败类”的极端看法，我们还是绝对不能赞成。
我们要看到，刘晓波作为学者，多年来一直在弘扬普世价值，这方面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观念上的大方向正确决定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活动家，至于具体错误，那是人人会有的，刘晓波有各种错误毫不奇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求全责备贤者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但这改变不了贤者就是贤者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民主事业不需要神祇，但需要领袖，一个没有领袖和领袖集团的事业绝不可能成功，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尤其如此。中国民主事业至今成效甚少，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国内缺乏领袖和领袖群体，相反国外却领袖太多太多。所以，领袖和领袖群体在国内的崛起，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里程碑。今天有了刘晓波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民运领袖，我们应该额手称庆，甚至为之欢呼！相反，对当局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民运领袖、特别是民运领袖集团在国内的产生发展是决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刘晓波获奖时国内异议人士大力庆祝，相反当局则极力打压的原因。
具体说到刘晓波，本人作为中国大陆资历最老的民运分子，作为中国理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我认为他不仅不是什么“民运败类”，而且是本文题目所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理性反对派的光辉旗帜”。
我为什么这样说？
由于六四以后几十万人往国外跑，他却从国外回来不出去了，并且一直坚持战斗在民主运动第一线，这就使他具有足够的道德感召力，此其一，
由于他参与发起了当代中国民运历史上规模最大、境界最高、指导意义最强的《零八宪章》活动，把中国的民主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这就使他具有足够的精神感召力，此其二，
由于刘晓波不仅作为《零八宪章》的化身关在牢里，而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从而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民主事业的具象，这就使他具有足够的时代感召力，此其三。
在刘晓波还关在牢里、没有也不可能向当局屈服的情况下，既没有任何理由对他横加指责，也不能不考虑到没有刘晓波这个《零八宪章》的化身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巨大损失。所以，虽然三妹对刘晓波的指责是她的权利，如果我们这种理性反对派人士因此也照着做，则是对民主人权事业的背叛。可以说，如果我们对正在坐牢的刘晓波加以否定，就是对《零八宪章》的伟大历史意义价值加以否定，也是对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重大打击，领袖不可能没有缺点，也不可能没有私心，这就需要严格监督，需要让他们在严格监督和批评下领导民主事业。
但对正在为民主人权事业长期坐牢的民运领袖在多年前说的一些错话，做的一些错事进行无限上纲，用来否定他们当前的巨大贡献，或者因为对他们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就大肆攻击，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未免太缺乏理性了。的确，在许多反对我们“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朋友中，具有这样这种观念和做派的情况绝不鲜见，对此，我们只需问他们一句话：就像没有理性就没有资本主义一样，没有理性可能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吗？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能斗出一个民主社会吗？当然，这些朋友不会认为他们自己不对，也有权认为自己对了，但是广大民众怎么看，历史的结论是什么，则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对仍然因为民主事业系狱的刘晓波搞非理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说是落井下石，也算不上合理的严格监督吧?也是对民主事业没有什么促进作用的事吧？如果刘晓波今天在社会上妄自尊大，大家怎么说他都是对的，如果他正在搞腐败堕落，我们也都会唾弃他。但是，他现在仍然在为民主事业坐牢！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为他的坐牢向当局抗议斗争，反而为他历史上的一些错误对他横加指责，这种做法至少太不厚道。当然，更重要的不是对他个人怎么样，而是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怎么样，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怎么样。
因此我要说，刘晓波作为中国民运领袖，已经是一种举世公认的历史的事实和中国未来民主化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个领袖和旗帜，中国的民主事业就要倒退很多年！
所以一切真正致力民主事业的人，在当前情况下若果反对以他为领袖和旗帜，那么，不是私欲压倒公心，就是不明事理。
现在我们来看三妹的说法：“耻辱一，他在这个以人权与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大会上宣讲《我没有敌人》，不惜大篇幅地宣讲中共监狱的柔性化音乐和人性化管理，无视中国人权纪录恶化的现实。对比高智晟的《我的心声》和萨哈罗夫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的勇气和胸怀，刘晓波这个民运败类带给中国人的耻辱显而易见。高智晟和萨哈罗夫才是真正的人权斗士，他们最多想到的是为其他政治犯和良心犯呼吁，他们最为痛心疾首的是共产极权的恶劣人权。”
高智晟当然是一个令人崇敬的斗士，我对这位律师非常尊崇，对他所受到的迫害感同身受，对他的事业表示无保留的支持。
但任何一场大决战中，斗士总是战将而非统帅。刘晓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对中国民主化的指导意义则毋庸赘述。与此同时，《我没有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刘晓波对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国际评价，究竟是大大得分还是失分，举世之人有目共睹。当然由于作为学者和被当局优待的最高级政治犯刘晓波没有对其他政治犯和良心犯的艰难处境予以关怀，这是他的一大欠缺，但应该说毕竟还是瑕不掩瑜。
三妹说：“他在这个以人权与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大会上为中共人权大唱赞歌：说“ 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显然，中共“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确实具有蒙哄国际社会以减轻压力的企图，“‘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更成了绝妙的讽刺。但是，历史的进步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而中共的宪法“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了进去，不管怎么说比不写进去是迈出了一大步。类似这种情况在先进民主国家历史上是太多太多，就是那些以暴力革命完成转型的国家，很多也在革命前就出现过一些具有超前性的理念进步。此外通过和中共历史上的其他宪法比较，我们也不难发现它和其极端化时代相比，在观念上已经有很大进步，甚至可以说已经向普世价值投降。刘晓波肯定这一点，恰恰是具有历史眼光的表现，因为“人权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充分表明连当局也明白其专制制度已经日落西山应该结束了——只要国家真正尊重和保障人权，哪还来一党专政的立足之地？
所以，我认为我的战友査建国的说法是对的：“刘晓波书生气可能大于政治家素养。但刘晓波自由民主理念是坚定的，追求中国民主转型是贯之始终的，坚守国内是做了大量的、有影响的工作的，不惧强暴终被重刑其勇气是常人不及的，获诺和平奖是名至实归的。刘晓波是中国民运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异议人士郑酋午的说法也很不错：“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这叫言论自由。至于刘晓波，因为他已在狱中，所以最好不要批评他。民主派应该有一面旗帜，既然时世已赋予刘，我们就接受下来，尽管我们一下接受有困难。虽然刘有很多观点不对，但我们是有脑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对的。不管有没有敌人，不管用不用暴力 ，要民主化首先要有力量，团结才会有力量。”
综上所述，在我看来， 对刘晓波进行批评是应该尊重的权利，人家这么做的权利我们要保护，但是，我们也有必要把对那些非理性的反对的意见表达出来，让大家，让历史来证明谁的看法更正确一些。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是“黄鹤楼上看翻船”的观众，我们也不是皓首穷经坐而论道的腐儒，我们是刘晓波的同道和战友，我们肩负着把中国导向民主时代的历史使命。
这样，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大业，为了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团结和统一，为了更有效的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我要毫无保留的宣布自己的看法：
至少在今天，刘晓波是我们中国理性反对派的光辉旗帜！
2012.2.29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鞭打快牛”与“民间自残”怪象
作者：王德邦
当此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关头，中国一切变革力量必须有清醒的共存意识，必须真切地持守《零八宪章》中的“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一定要牢记中国社会变革的阻碍势力是那些反动的顽固势力，而不是变革慢的势力。改革的敌人是反改革权贵集团势力，而不是认同普适价值的体制内开明势力。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中国社会向现代民主法治转型是不可阻拦的历史大势，然而转型快慢与好坏却取决于这个社会良性健康力量的成长状况。当务之急，中国问题显然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社会变革力量凝聚的问题。如何有效快速凝聚起中国社会变革力量？《零八宪章》最后的呼吁为我们提供出了应有的路径：“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的实质就是人类普适价值的中国表达，是《世界人权宣言》的中国化，也如温家宝先生在2007年3月答记者问时所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中国社会的转型本质上就是要实现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
那么中国社会在百年的追求中，有过一些历史性的机会，如辛亥革命之后，抗日战争结束之际，这些都是中国百年中难得的转型时机，然而中华民族却一再错失，其中原委固然有多方面，但那个时代社会中良性健康力量凝聚的不力，无疑是错失历史契机的重要因素。如果说这些历史至今只能成追忆，那么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依然错失了不少机会，其中甚至屡屡出现一些严重损害社会良性健康力量凝聚的“鞭打快牛”与“民间自残”现象，离散着社会转型的健康力量聚集，使中国社会转型日趋沉重。这是值得今天背负社会转型责任者高度关注、认真思考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在胡耀邦、赵紫阳等老一辈改革领袖的推动下，中国艰难地启动了全面向现代民主法治转型的航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于1986年出现的始自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大，后波及上海、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结果导致中共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势力发起宫廷政变而使胡耀邦下台，紧接着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运动，结果再次使统治集团顽固势力迫使改革派代表赵紫阳下台。两次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从历史事实来看，不仅没有促使中国快步走向民主，而且因使中共统治集团中改革势力被清洗，使顽固势力最终占驻权力要塞，给中国改革造成严重障碍，使原来开启的全面改革被停止，人权、法治、政治与社会改革还出现大步倒退。
两次呼求加快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运动，为什么最终却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其中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民主运动中一些学生与市民表现出对当时改革进程的不满，甚至出现直接对改革主导者的质疑与批评，使统治集团中的改革势力被置于风口浪尖。民众呼求改革加快的直接结果就是统治集团中的改革势力，尤其改革领袖成为民众埋怨的对象，而这种埋怨直接供给了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势力排斥打压改革的口实，最后改革派成为受压于民间与顽固派之间的孤立派，结果顽固势力上台，连民众表达不满的机会最终都被剥夺，社会出现统治集团与民众的两极对立。
应该说民众表达希望加快改革的愿望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这种表达为什么后来变成夹击改革派的因素？其中固然有顽固势力强大与阴险的因素，但民众在运动中那种指斥改革的言词，无疑成为一种“鞭打快牛”的现象。按理说中国社会变革最需要反对的是那些阻碍改革的势力，民主运动诉求应该集中于对反动势力进行痛斥与抗议，而不是指向改革速度达不到民众要求的势力。因为改革与不改革是个质的问题，而改革的快慢是个量的问题。毕竟改革派与民众要求加快改革是同向追求的不同力量，而改革与反改革的顽固势力却是反向消耗的不同力量。但是，民众在起来的民主运动中，却常常忘记了自己应该反对的对象是顽固势力，而将矛头指向改革速度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改革势力。这就形成谁改革谁受批的现象。这种现象在1986年与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都是存在的，只是到了最后改革势力被顽固势力清算，学生才幡然醒悟，但常常是为时已晚。
这种改革中民众要求加快的意愿表达而形成的“鞭打快牛”现象，已经给这个民族一再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信息封锁导致民间不了解情况而将矛头指向不当的原因，但民间缺乏改革势力的呼应理解，也是值得这个民族深刻记取的沉痛教训。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种沉痛教训二十多年来却并没有警醒这个民族，相反这种形同自残的指向改革势力的民主抗争，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片土地上演。
近年来，中国社会体制内在经过长期的改革沉寂后，有一些改革势力终于在良知的呼召下，体认历史发展大势，背负民族强盛之责，毅然站出来呼应民间诉求，将人类普适价值援引入中国官方话语。完全可以看见，一批体制内改革势力已经在艰难的成长。当此时刻，民间最需要的是呼应支持这些改革话语，将这些虽然弱小，但已经显露的价值认同力量凝聚起来，着力支持这种改革力量的成长，形成与改革势力的良性互动。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近年来艰难传出的体制改革话语却受到了一些民间势力的批评。某些民间势力不仅不认同呼应这种改革，而且将这种改革势力的话语当作箭靶，用急切的过高的要求来比较这些话语，进而将批评的矛头直指这些改革的言词，这在事实上沿袭了曾经民主运动中将改革势力置于风口浪尖的旧例，势必使改革势力成为统治集团中顽固势力和极左派势力夹击的对象。从已经看到的事实，这种将体制内改革话语作为嘲弄、批评、指责对象的行为，的确使体制内呼应民间话语的势力被有效孤立。
今日中国社会变革是个需要全民族参与的千年大变局，体制内改革势力的成长与壮大是中国社会变革重启与快慢的关键性因素，如果民间没有一种呼应支持体制内改革成长壮大的自觉意识，相反还经常将那些敢于出来表达改革意向，呼应民间诉求的势力置于指斥与苛求的风口浪尖之上，那么体制内改革势力就必然被一步步削弱，被一步步孤立，最后社会变革的健康力量会不断自残，不断弱化。如此一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机会就必然被一再错失，中国千年转型将遥遥无期！
当此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关头，中国一切变革力量必须有清醒的共存意识，必须真切地持守《零八宪章》中的“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一定要牢记中国社会变革的阻碍势力是那些反动的顽固势力，而不是变革慢的势力。改革的敌人是反改革权贵集团势力，而不是认同普适价值的体制内开明势力。
郭庆海：王立军事件如何结局？
也许王立军事件最后真地会是这样结局：那便是带来全民娱乐的“休假式治疗”的说法被确认，王立军成为最高级别的“被精神病”人员，其进入美国领事馆只是因为一时的精神病发作！而薄熙来只为此事件承担非常小的政治责任。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2012年2月7日，贵为重庆市副庆长的前重庆市公安局长、“打黑英雄”王立军，进了美国驻中国四川成都的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得到消息的重庆警方越界采取行动，赶赴四川成都，包围美国领事馆，欲将王立军带回重庆；随后赶到的北京国家安全部人员，奉命将王立军带回了北京。在此期间，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滞留整整24个小时。
这件事毫无疑问是件大事！因为王立军的官职不低，贵为副部长级；还因为王立军不是普通的高级官员，他是明星级的高级官员，是中国左派旗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打黑干将”！这样的一个官员在境内向外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毫无疑问是以最强烈的动作语言，指责他要逃避的那个政府就是个流氓政府，是个不公义的政府，是不讲理的政府，是没有人性的政府。而说到这件事的重大程度，网上有人将之与当年的林彪叛逃类比。我是觉得这两件事真地很有可比性，虽然王立军的官职与当年的林彪相比还是有很大距离，但是，林彪当年的叛逃事实上是失败了，且他的叛逃方式他人很难复制；然而，王立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叛逃”成功，且几乎人人可以复制——以目前各方面的消息来看，王立军之逃离重庆市薄熙来的掌控，这本身恐怕就是一种成功，并且中共中央在接下来处理王立军本人的问题时，也必然要多少考虑一下美国的态度，正如赖昌星得到来自加拿大政府的某种“保护”一样；而进入中国境内的外国使领馆，对中共官员、尤其高级官员来说当然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王立军事件如何结局，不仅仅关系到王立军以及薄熙来、黄奇帆等直接牵涉其中的官员个人之利害，而且关系到中共政府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未来中共官场纪律的维护。因为你可以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度，可能遭遇王立军式困境的官员以前大有人在，今后也必将层出不穷。而令人无法想象，如果今后有大批中共官员有样学样，群起效尤，中共政府该如何应付！
但是，十天过去了，这件事的结局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按照正常的官场逻辑，副市长级别的官员出逃，然后又越界出警，而且是包围外国使馆，那么，作为直接负责官员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理应迅速被免职，接受调查。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其它的腐败行为，仅仅这件事的发生及处置的严重不当，就有必要接受这样的惩治了。何况，可以大胆的说，中共官员在腐败问题上，完全不必做无罪推定，尤其是官职越高的官员，越没有必要做无罪推定。而必须要说一下这个事件的处理时间，因为这不是一般性的事件，它具有突发性的特点，所以，在处理上，务必也要快。那么，处理此事的期间，短不应该超过三天，长不应该超过一周。然而，三天过去了，没有动静；一周过去了，没有动静；十天过去了，依然没有动静。套句广告用语，“等得花都谢了”，却完全没有下文，直让人怀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要说这只是如我之类民间人士的质疑，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都出来质疑了，旁敲侧击的批评当政者不及时处理存在的问题，“能拖就拖，问题留给下任”，玩“击鼓传花”的游戏。新浪微博上，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更是直接呼吁：“ 王立军‘进美馆’事件发生已经十多天，希望官方尽早公布调查进展。全体党员在这件事上有知情权，全社会亦有知情权。两会快开了，代表们肯定很关心此事。在此提醒有关部门，应有紧迫感。信息公开是中国必须不断推进的过程，希望王立军事件是这一进程的新里程碑。”
而推特上有网友留言，说要送连衣裙给胡、温，批评他们没有当年叶剑英、华国锋处理“四人帮”的胆识和魄力。不过，我是觉得，网友这样来分析这件事，有点过于简单了。恐怕这些网友没有看到，当年叶剑英、华国锋之果断处理“四人帮”那一伙人，有立即可以得到的巨大利益，那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的国度，有了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可以想象其诱惑力是何等之大。不过，今天的胡、温，如果处理王立军事件涉及的这一伙人，则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当年那件事那样巨大的利益。因为马上就要换届了，无论处理不处理、也无论如何处理这一伙人，下届总书记似乎都铁定是习近平这个并非胡、温所挑选的人。所以，清理这一伙人，很有为人作嫁的味道，然而却一定得罪还是有一些能量的中共内部保守势力。
于是，也许王立军事件最后真地会是这样结局：那便是带来全民娱乐的“休假式治疗”的说法被确认，王立军成为最高级别的“被精神病”人员，其进入美国领事馆只是因为一时的精神病发作！而薄熙来只为此事件承担非常小的政治责任，但是，重庆的官是不能再当了，常委更是想都不要想了。不过，到人大或政协弄个职务还是有的；最差也就是按杨白冰模式，变相的退休。这样的结局真地会让许多人感到郁闷，但是，必须承认，如此结局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中国当下的现实是，毛泽东、邓小平式的强权人物已经不存在了，所以，那种格外强调纪律的强权政治，也没有办法维持了。
只是，如此一来，我真地要为未来的中共总书记担忧。因为，当王立军做出了如此关键的表率，当薄熙来居然可以全身而退，他、以及他的政府，哪里还会有什么权威可言啊！反过来，我要告诉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可以期待，今后的中国，权力将进一步被分散，威权进一步被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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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庆海，中国流亡作家，现困居泰国曼
綦彦臣：论“国家性质”（下）
——三重焦虑的社会危害
小引：一个真问题的复述
一、国家焦虑的现实与历史
二、中国的三大明显特征
三、国家焦虑与个体乖戾
结语：刘诉茅案的公民投票意义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小引：一个真问题的复述
既然温战状是当今世界的基本面貌，既然冷战经过衍化仍被有全球影响的特殊政治利益集团所使用，那么，与凯南意义密切相联的杜鲁门的国家性质两分法，还是有效（简洁可用）的。
杜鲁门十分焦虑地说：“显然，从语境看，‘两种生活方式’指的是极权主义与民主，而非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1]“我不在乎你怎么称呼它们，叫它们纳粹、共产主义者或者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叫它们佛朗哥或任何别的——它们都是一样”。[2]
杜鲁门的简单界定背后，是复杂的个体焦虑，个体焦虑的背景又是国家焦虑。当然，杜鲁门在此就国家性质给出了一个真问题答案——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界定几乎没有意义，最关键的性质区分是或者极权主义，或者民主（制度）。
一、国家焦虑的现实与历史
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国家焦虑状况显然比新黑格尔主义暨法西斯盛行的时代更明显。彼时，国家可以处于一个“公我“[3]的超级位置而压制个人服从，且这种服从成为一种道德，即“自由不是别的，不过是自我控制，国家的强制是其必要的补充”[4]。
全球化时代不仅带来国际秩序的“春秋时代”，而且个人对国家的服从也不再是完全必要。就算是美国那样一个主导全球化的国家也面临着更显性的国家焦虑。比方说，医疗改革的福利性强制及其与宪法精神的冲突；再比方说，“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只是表现出其本国公民的不服从精神压住了爱国主义，而且也是公众对全球化与国家关系的焦虑反应。
回观历史，国家焦虑与时代病态是相表里的，它的极端化就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战争。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焦虑已是国家常态，一如格茨•阿利的历史叙述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三个巨大的创伤：由于英国的海洋封锁而导致的饥荒、货币的贬值和内战”，由此而出现“1923年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了对最具国家意识的中产阶级实质上的财产剥夺”[5]。
在希特勒消失之后，德国因于纳粹历史的压抑又产生了新的焦虑，如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所云：“难道年青一代没有权利卸下第三帝国的历史包袱，走进新的千年？如果我们的未来永远纠结在一段早已成为往事的德国罪责上，悲观和颓废感也会如影随形。”[6]
二、中国的三大明显特征
如果说德国的国家焦虑是古典性的，美国国家焦虑是现代性的，那么，中国的国家焦虑则具有两者的共同性：
（一）衍化性冷战思维诸如“五不搞”是历史创伤的深度诠释，受难者心理迫使其必须预设最强大国家为假想敌。
（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即“无发展的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几乎同时具有现代资本主义五大缺陷[7]的任何一种，尤其贫富不均与福利匮乏。
中国的福利匮乏在社会安网的构造方面造成严重的崩溃状态，养老金入不敷出正在扩大缺口。
（三）政治权能阶层的道德缺憾远大于美国华尔街精英的缺憾，没人能够改变“越反越腐“的政治态势。这种态势不仅会导致社会解体，而且还会吞噬体制内的开明力量而致玉石俱焚之后果。
当今中国社会即使尚不会在短期内崩解，但是由于公信力负值化而致社会互信程度极低，已证明了一个“龟裂型社会“[8]的出现。即时代病态已经明显。仅在经济层面上讲，国家焦虑也是呈现出夹在自由与公我之间的状态：一方面，没有适当增速，社会就无和谐的先决条件[9]，而没有一个尽可能低的速度（回落状），结构调整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保持增速即意味着通货膨胀，通胀更进一步地放大了社会不公。
国家焦虑暨时代精神病态必然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在个人行为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就黑格尔主义的“公我”仍具现实意义。仅仅从卡伦•霍尼的弗洛德路径研究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焦虑与敌意是单个个体行为或观念，也是与文化（群体观念）有关的行为。“事实上，正是各种各样的敌对冲动，构成了神经症由以产生的主要根源。”霍尼如是说[10].
三、国家焦虑与个体乖戾
几乎与刘晓明模糊化策略出现的同时，且能对应的是孔庆东痛骂港台事件，尤其指斥台湾民主的“欺骗性”。这正是国家焦虑的显性化表现。“孔骂”的个体行为意义当然更符合霍尼的分析结果，但鉴于尊重个体权利的原因本处不再展开来讨论。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当中的新黑格尔主义不仅仅是国家焦虑与时代病态的表现，而且它有可能发展成法西斯政治的亚种，其观念集中表现为国家想知道一切——远比想控制一切的愿望更强烈。
在模糊化策略之下，国家在想知道一切的基础上试图企及想控制一切，使它不愿进行一种从“公我”出发而返至自我自由的改革，里面的精神观念仍然是敌意与焦虑混合的，“党内对开展政治改革存在分歧，担心这将为不同政见和动乱打工闸门”[11]。
在孔庆东个体乖戾事件之外，又出了一个具有公共分析性质的事件——刘思齐诉茅于轼侵害毛泽东名誉案件。它更经典地反映了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的焦虑状态以及试图技术化模糊的愿望，还有个体乖戾作为焦虑是如何构成了国家焦虑胡重要部分。
结语：刘诉茅案的公民投票意义
不幸的是，草民阶层的焦虑却无法真实地反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它正是上面已经涉及到的“龟裂型社会”的基本政治内核。
之于上指的公共事件（与国家性质有关的国家焦虑分析案例），依照本文（含上下篇）所提供的理论分析框，我们不难得出三点价值分析结论，尽管我还不能称之为“共识”：其一，茅作为毛时代受迫害的个人，他有权以个人的名义提出对毛时代政治道德的质疑，这与犯罪与否没有任何关系；其二，刘是代表个人权益，还是与茅一样表达公共意识，没有程序性证明；其三，如果法律秩序不愿意或被操纵，那么任何在技术最精确的辩护均无意义。所以，该案应当交予全民评判，或者说一个全民投票式的涉及国家性质及其道德性的明确民意表达，远远在个别法院的意愿或裁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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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2]约翰•加迪斯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中译本，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P66 ；时李樊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3]& [4]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P312-313（在P313），〈国家的哲学理论〉条目；葛编版本：求实出版社，1990。
[5]阿利著《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中译本，刘青文译），P21；刘译版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译林出版社，2011。
[6]温克勒著《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中译本，丁君君译），P137-138；丁译版本：三联书店，2011。
[7]同上篇[8]&[9]。
[8]具体定义，参见周彪（民盟长沙市委员）文章，“没有共识的社会很可怕”，载于《南风窗》2011年第3期。
[9]参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年1月30日文章，“让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上篇[7]报，2月1日，第14版〈海外视角〉，“中国经济结构进入关键年”。
[10]霍尼著《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译本，冯川译），P39；冯译版本：同[15],2011.
[11]参见《印度时报》网站2011年6月21日报道，“中国避免苏联式的垮台”；同上篇[7]报，第14版〈海外视角〉，“体制创新是中共延续辉煌关键”。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在当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自2008年12月9日首批303人联署公布《零八宪章》以来，虽然文本起草人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受到残酷打压，虽然执政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消解《零八宪章》的传播和影响，但渴望真理与自由的人们仍然不惧高压，仍然一批又一批的站出来宣布自己对《零八宪章》的认可和支持，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著名政治学者李凡先生在谈到当代中国民权运动时公开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这些活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08宪章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也谈到：“《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应该说，李凡和秦永敏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截止2011年6月第二十六批联署人名单的公布，公开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内外人士将近13000人，这其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普通农民工，既有民主维权人士，也有体制内精英……毫无疑问，这是《零八宪章》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对于权贵集团“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09年6月我们郑重推出《零八宪章》月刊。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鞭策下，围绕民主维权事业，我们共编辑发行了31期电子文本，编辑转载各类文章两千多篇。与此同时，我刊还分别就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人权个案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声明，并就一些难点问题的处理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有效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存在的某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瓶颈制约，使得本刊能够吸纳的“原创文章”并不多，从而影响了本刊的发展，也让很多对本刊抱有深厚期许的师友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筹措到部分经费，虽然数量有限，但我们愿意将这点有限的资源用于推进公民维权事业，用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事业的宣传推广上。
因为这样的背景，《零八宪章》月刊现在面向全社会发出征文公告：
欢迎您就政治改革、中国社会转型、公民维权运动、民主宪政理论思考、群体性事件、公民参政运动（竞选人大代表、争取结社权、进行政治表达等）、检讨执政党、检讨执政府以及权贵集团的腐朽黑暗等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欢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争鸣，恳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先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来稿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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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9-20
公告天下
紧急关注：陈光诚病重全家危在旦夕
！
来源：维权网
（维权网信息员潘天敏报道）今天（2月16日）维权网信息员刚刚获悉：陈光诚伤病交加，情况很危急，全家危在旦夕。
据一位看守陈光诚的良知人士辗转向维权网信息员透漏：前几天（大约是农历初九，陈光诚二哥上坟的日子），陈光诚出来一次，面色苍白，步履蹒跚，刚刚走出家门几步就昏倒在地，被几名看守急忙架回家中，之后再也没见到他出来。
春节前，有人曾看到过袁伟静一次，非常憔悴，瘦的没有以前的样子了，腰好象不敢动，扶着院墙在门口站了一会被看守赶回家中。
陈光诚的妈妈本来年事已高（80多岁），身体大不如前，自从春节前病了，至今未痊愈，春节后10多天没见出门，现在只能拄着拐杖，艰难行走，看上去已经非常衰弱。
最近，陈光诚的女儿陈克斯患病，高烧不退，没办法只好让陈光诚的妈妈拄着拐杖在看守押送下去给克斯打针。
这位不愿透漏姓名的看守说：“看着老妈妈拄着拐杖，领着克斯，一老一小艰难地一步步走着，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我实在不忍心了，我也有父母儿女，虽然明知道告诉你们这些意味着什么，但良知让我不能再沉默”。
“陈光诚家周围加强了警戒，7-8人直接住到他家院内，围绕他家周围一共约20人。我们的头头高兴建和老潘，不停地在周围巡视，让我们不得擅离岗位，稍有马虎就被高兴建大骂，现在，任何人也无法靠近他们一家。”
近期，所有通往陈光诚家的小巷两头全部被看守用车堵死，面包车横在路中，7-8人坐在车内，将本来就不宽的小巷堵得死死的，稍宽一点的巷子，一辆车堵不过来就用两辆，邻居都必须绕道回家，靠近他家的那几户邻居回家，必须敲开车门，从汽车里穿过，就像过安检一样，他家周围有20多人把守，邻居都很害怕，不敢说话。
另据了解：以前都是陈光诚的妈妈在看守押送下出去采购食物，春节后他妈妈没出门，也没看见有人往他们家送吃的，不知他们一家最近是如何生活的。
据说年前大约农历腊月25或26日，有国家残联的两名官员到过他家，那天，所有看守都撤了，只留下两个亲信在他家前院，装作干活的样子在附近。由此分析上面可能并不了解陈光诚现在的情况，否则那天看守不会全撤了。
还有知情者透露说：大约11月份，中央来人走后，政府曾派人和陈光诚谈判，但最后以破裂告终。临沂当局恼羞成怒，从外面拉来一车约20人，有男有女，闯进陈光诚家，男的打陈光诚，女的打袁伟静，把他们暴打一顿，邻居听见他们凄惨的叫喊声。
另外，因为春节后有媒体报道陈光诚二哥去世的消息，结果陈光诚的家人全部被临沂当局追查几天，最后觉得最可疑的人是陈光诚三哥的儿子，因为他正在某财经大学上学，硬说是他把消息发出去的，查了他好几天。
陈光诚生命垂危！陈光诚及其亲人人身自由与安全遭到严重侵害。希望世界高度关注！
天安门母亲：致十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的公开信
各位人大代表、各位政协委员：
此次大会将是本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五年任期的最后一次。
我们不希望把重新评价“六四”、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们始终认为，二十二年前的那场“六四”大屠杀，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致使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这决不是当年流血惨案的制造者邓小平、李鹏等人罔顾事实、违背民意所作出的“结论”能够一笔抹掉的。
在以往二十二年岁月里，国内外各界民众，包括我们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在内，一再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要求推翻强加于89天安门运动的一切不实之辞，还这场伟大民主运动以本来面目。这是国人不可移易的责任，也是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要向国人偿还的一笔血债。
最近几年里，中国的当政者大肆宣扬“大国崛起”、“经济腾飞”、“GDP世界第二”。难道他们真的以为“六四”惨案的血迹已被谎言和欺骗抹掉了？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世界上扮演“大国主权立场”的主角了？中国有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这一切都不过是极端缺乏自信的色厉内荏而已。在当今世界上，国际社会的文明力量不能容忍一个镇压、虐待甚至屠杀本国民众的强权者逍遥法外。国家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服务于人民的工具，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人都不能躲在国家主权后面肆意侵犯人权。当年利比亚的卡扎菲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这位独裁者转眼间灰飞烟灭。什么道理？很简单：卡扎菲没有人性、不讲人权；他不把人当人，随便杀戮不眨眼！现在叙利亚的阿萨德同样不把人当人，随便杀戮不眨眼！他的下场也不会好。这些眼前发生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使中国的当政者以及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委员们警醒和深思吗？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这股全球化多元化浪潮中席卷向前，毫无退路。现代科学、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缩小了，民族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无论你是否心甘情愿，都不得不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今天，像中国、古巴、伊朗、朝鲜这样的国家为数不多了。近期，连中国南边的“胞波”缅甸也在变。缅甸的昂山素季也要参加今年四月的国会补选。这就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
我们在此重提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离不开当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我们的诉求概括起来有三项：
一，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真相；
二，依法作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
三，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
我们的理念和主张就是一句话：“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这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谋求“六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朝野双方的协商对话。这种协商对话应该是对等的、公开的、无先决条件的。我们不主张违背法治原则的所谓“私下了结”。作为二十二年前那场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我们始终怀有诚信和诚意，以光明磊落的心胸，把一切都摊到桌面上。我们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样把一切摊到桌面上，不搞“暗箱操作”，不搞过去所惯用的那套区别对待、分化瓦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即使只剩下十个八个，也不会听凭事情的单方面了结。
如果各位代表、委员有诚心在最后一年任期内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么我们热诚地期盼诸位能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中国政府与我们天安门母亲开始面对面对话，以求妥善解决“六四”问题。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122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共28人）
2012．2．29．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坐牢专业户第四次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正月14宴请10客被行政拘留10天
——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秦永敏四出拘留所声明
尽管再次遭受毫无道理的非法打压，为了中国免于走向战乱，为了中国能够步出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本人再次重申：本人将继续坚持《和平宪章》提出的“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方针，尤其将为中国的和平转型向中共当局建言，向反对派建言，向全中国人民建言。
值得一说的是：就在本人这次被关押的第二天，中共当局就破例接待了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团，声称要以此促进叙利亚的政治和解进程，对此本人表示欣赏的同时，不能不专门以此为据向中共当局进言：为了使中国不至于走到叙利亚今天的这种局面，你们为什么不尽早接待以刘晓波和我本人为代表的中国的理性反对派代表团?当然，如果我的这个进言有罪，那我到是又走运了——正好借此机会再接着来第五次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2月20日转载)
来源：参与
(博讯boxun.com)
（参与2012年2月19日讯）本人自1970年以来到2010年因言论出版结社被捕十八次坐牢22年，自从2010年11月29日出狱以来更每月都被抓捕。其中，2011年春节为了阻止本人会客以行政拘留方式从腊月二十八关到正月初八，此后当年五月和十一月分别因呼吁救助他人各被行政拘留十天，为此曾三次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在，本人再次因为于2012年正月14请客被行政拘留十天（2月8日至十八日），特作为坐牢专业户又一次向吉尼斯申请世界纪录！
2012年2月8日上午十点来钟，本人刚修好电脑从“新力电脑”走出来，就被用手机或者身份证定位找来的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局国宝带往新沟桥派出所，照例由刑警王辉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82条的名义进行询问，随后,王辉以“在互联网上发表《中国人权状况严重恶化，年底好歹探底回升》等文及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为由去提交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局处罚。
接着，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局国宝人员又来对本人进行询问，其要点是：
1指责本人于正月14在武汉青山“醉江月”酒楼宴请10名新老朋友的做法是“故意挑战我们的底线，我们早已明确规定你出狱后在三年剥权期内宴请两人（含两人）以上必须提前24小时申请并且在得到批准之后才能进行”，“况且你请的人包括两名泛蓝成员，一名独立中文笔会成员，一名强拆上访户”，所以，“对你的做法我们必须给以强有力的回击”。
2关于本人准备在海外创办“和平转型建言平台”的互联网站一事，他们指称：“你目前处于剥权期，这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况且你这人一做事就会全力以赴，到时候什么都会弄起来，我们不能不把话说在前头：只要你上午把这个网站搞起来，下午我们就会把你关起来！”
随后，国宝以“检查”为名，拿走本人的钥匙，在本人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对本人的家里进行了抄查，毫无理由的把本人的大批财物无理没收，仅上了收缴物品清单的就有：电脑两台，录像机一台，u盘一个，笔记本一个，价值将近万元，此外还有信件、书籍、照片等等，未记录在清单上的被收走物品则一时无法统计。
然后，本人被送到青山区拘留所，由刑警王辉拿出了“武汉青山公安分局20120066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宣布对本人予以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
在拘留所里，本人没有受到虐待。
但是，由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非法干预，拘留所一如从前不顾本人的一再要求和抗议，非法剥夺了本人作为被行政拘留人员依法享有的会见亲属和与外界通信、打电话的权利。按照《被拘留人员应知应会》第四部分第五条“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被行政拘留人员依法享有“会见通讯等权利”。
也正因为在中国国宝拥有极大的、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任意裁量权，尽管“决定书”上注明可以在60天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3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人还是一如既往的拒绝进行这些毫无意义的表演。
2月18日，本人服完十天行政拘留处罚出狱以后，才得知几乎所有受到本人邀请参加了正月14日“饭醉活动”的朋友都被国宝找了麻烦，有的还叫到派出所做了询问笔录。国宝声称，他们完全掌握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对所有情况一清二楚，说是饭桌上的气氛很不正常，甚至有人说了“老秦你德高望重，只要你扯起大旗，我们就跟你干”。应该说明，这确实只是一场最普通的朋友聚会，没有任何政治色彩，酒宴之中的几句平常之语，居然成了国宝高层大做文章的口实，普天之下比这过分十倍百倍的酒话知有多少，不知中国国宝究竟有多少立功请赏的天赐良机？
尽管再次遭受毫无道理的非法打压，为了中国免于走向战乱，为了中国能够步出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本人再次重申：本人将继续坚持《和平宪章》提出的“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方针，尤其将为中国的和平转型向中共当局建言，向反对派建言，向全中国人民建言。
值得一说的是：就在本人这次被关押的第二天，中共当局就破例接待了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团，声称要以此促进叙利亚的政治和解进程，对此本人表示欣赏的同时，不能不专门以此为据向中共当局进言：为了使中国不至于走到叙利亚今天的这种局面，你们为什么不尽早接待以刘晓波和我本人为代表的中国的理性反对派代表团?当然，如果我的这个进言有罪，那我到是又走运了——正好借此机会再接着来第五次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2219夜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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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声明：形势复杂，停止唱红
乌有之乡声明
乌有之乡一直以来坚持宣传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支持各地爱国群众唱红歌活动，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去年乌有之乡曾经在北京景山公园参与合办过四次唱红歌主题活动。鉴于当前复杂的政治形势，今年乌有之乡不再参与在景山公园的唱红歌活动，特此声明。
如有与乌有之乡合作开展活动的，请与乌有之乡负责人联系接洽。
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13910426398）
2012年2月24日
成语中有“见风使舵”、“见机行事”之说，乌有之乡闻到什么味儿了，或者挨了什么棍了，以至于要放弃“原则”，停止参加在景山公园的唱红活动，此“阶级斗争新动向”实堪玩味。
本文作者：九州欢乐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南方谈话20年
编者按：
20年前，在中国改革即将被保守派集团断送的时候，第二代中共领袖集团核心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鉴于邓小平的巨大影响力，中共十四大以邓的讲话为指导，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得以继续前进。但是由于十四大之后的改革是缺乏政治体制改革做支撑的“跛腿鸭”式改革，导致中国的改革渐渐扭曲成为一场权贵资本主义改革，并因此产生天量社会矛盾。而执政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一味采取高压维稳的办法来对付民间的各种抗议，结果导致官民矛盾与社会矛盾更加激烈和尖锐。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围绕邓小平20年前的讲话，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里我们选编了部分文字以飨读者。
“南巡讲话”与《零八宪章》
赵常青
既然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同样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邓小平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那么，执政党走出危机和困境的路径就自然产生了，那就是果断放弃“维稳”逻辑，重新高举“改革”大旗，“大胆吸收和借鉴”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曾提到的那些“人类文明成果”，从实践层面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事业。
来源：《民主中国》
二十年前，88岁的离休老头邓小平前往武汉、珠海、深圳、上海等地游玩观光时，发表了一系列引发巨大反响的公民言论，尽管其中的许多言论是错误的，是经不起推敲的（如“不争论”之说），但他在讲话中对深圳经验和改革开放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进行了辩证分析，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早已成为常识，但在1992年春天，对于中国大地则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众所周知，八九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所谓“治理整顿”的时期，保守派官僚集团在清洗改革派阵营的同时，在舆论上掀起了“左”倾狂澜，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党的喉舌”不仅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反所谓“和平演变”，而且大肆抨击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指责开辟特区、引进外资、发展商品经济都是搞资本主义，主张回归计划经济，回归“传统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批判和否定，由保守派官僚集团把持的“中央”从89年6月到91年底基本完全停止了“改革”实践，中国社会因为这种“治理整顿”而出现了好几年的“停滞”局面。
这种局面当然是作为第二代中共领袖的邓小平所不能允许的。邓小平虽然是六四元凶，但他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主要是反对政治民主化，反对自己的权威受到民主挑战。但在经济领域邓小平一直得意于自己所主导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认为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还是发展商品经济都极大的推动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左”派官僚集团的“治理整顿”则要否定改革开放，污蔑改革开放是搞所谓资本主义，这当然是对邓本人的否定和威胁——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1992年元月的邓小平借外出观光之机才有针对性的发出了被称为“南巡讲话”的系列言论。其目的显然在于继续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尽管邓小平讲这番话时只是一介平民身份，但鉴于他曾经的历史地位和对第三代核心官僚的决定性影响力，“讲话”经媒体披露后，迅速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舆论酝酿，到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完全吸纳了邓小平有关“南巡讲话”的思想，决定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竞争扫除了制度性障碍。
毫无疑问，因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出口贸易更是雄居世界第一，这些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正因此，邓小平之“南巡讲话”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但是，“南巡讲话”的后遗症也是同样的明显，甚至是非常严重的。
从指导思想上讲，无论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还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大体逃不出“吃饭哲学”那一套。从八十年代的改革到近二十年的改革，差不多也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闪腾挪移，至于政治领域，那就免了吧。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单向度的经济社会领域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问题始终被当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主张而加以顽固抵制，其结果，南巡讲话之后的市场化改革由于人民主体的缺位，由于民主监督和分权制衡的缺位，导致这场改革渐渐扭曲成为一场权贵资本主义盛宴，掌勺者不仅私分大锅饭、私占大锅饭，而且在最新一轮圈地运动中，还通过国家暴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公开掠夺人民财富的血腥悲剧。通过强取豪夺及权贵化改革，执政党的各级官僚及其依附势力已完全霸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优质资源，两极分化持续拉大，由拆迁、征地及各种不公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遍地开花，官僚权贵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执政党不是积极开启政改局面，而是一味高压“维稳”，幻想通过国家暴力来维持自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永久统治。
这样的执政理念当然是愚蠢的，“维稳”执政的唯一作用就是使得官僚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激化，从唐福珍们的自焚到钱明奇们的爆炸再到乌坎村民的集体“革命”，可以清晰的看到“维稳”政治正在一步步将人民大众从个体牺牲、个体反抗向群体反抗的“革命”轨道上“驱赶”。如果执政党死死抱着“维稳”逻辑不变，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又一场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一次“彻底洗牌”的人民革命。
尽管“革命”（反抗压迫）是最权威的天赋人权，但从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可持续角度出发，“革命”一旦爆发，也不完全是好事，不仅各级官僚权贵会首先遭遇人民革命的清算，而且整个国家和社会可能迎来大动荡、大骚乱时期，也正因此，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之际，包括周瑞金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高调发出再搞一次“南巡讲话”的呼吁。希望当今“圣上”比照邓小平，发表政改讲话，启动改革，从而避免人民革命的严峻危机。
当然，周瑞金们的动机是良好的。从客观国情分析，2012年初的中国和1992年初的中国有很多方面的可比性，其中最主要的是1992年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因所谓“治理整顿”而中止了三年时间，“左”倾思潮蔓延。而2012年初的中国，改革也早已停滞——南巡讲话后的改革实际上到2008年就已“死亡”。从彼时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强力维稳时期，对抗普世价值、对抗政改的“六不搞”思维似乎成为官方的主旋律。但是，与92年不同的是，老邓死后，执政党进入寡头统治时期，无论第三代还是第四代的核心领袖都缺乏独裁政治所必须的强大权威，尤其是在第四代寡头集团里，首席“执政官”是当前“维稳政治”的主要推手，其本人思想向来僵化呆滞，甚至在前不久还老调重弹什么“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在此情况下，周瑞金们指望“胡总”象20年前的邓小平那样发表政改讲话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至于其他寡头，想要发生“南巡”奇迹，更不可能。唯有温家宝常借“出巡”或出国之机发表政改讲话，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得不到大老板和其他寡头的配合，也只能勉强维持清谈而已。
因此，在2012年类似于“南巡讲话”那种“一锤定音”似的政改决策奇迹是很难发生的——既然指望“圣上”再来一次“南巡讲话”很不现实，那么，出路又在哪里？难道执政党只能眼睁睁的等待人民掀起又一场针对自己的全盘革命？！
答案是不一定。我认为执政党如果足够的聪明和清醒，不仅针对自己的革命会被避免，而且还有可能光荣体面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继续“风光”下去。
学界所谓呼吁“再来一次南巡”无非是寻找最权威的关于政改的声音，既然从国家的上层乃至顶层寻找不到能够有足够的权威进行“南巡”、进行政改的政治“利维坦”，决策层不妨眼睛向下，从民间寻找真正的权威。其实，自古及今，最权威的声音来自民间的诉求，来自伟大的人民。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大人民的主要诉求又是什么呢？那要看当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是什么？
前文说过，由于扭曲的权贵化改革导致官僚权贵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仇官、仇富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中下层社会心理——“仇官”是反对腐败、反对强权压迫；“仇富”反对的是权贵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式和掠夺式占有并由此而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但无论是“仇官”还是“仇富”，其共同的社会心理诉求都是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平等自由。这些东西也只有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才能够较好的实现。正如乌坎村民的维权革命一样，他们不仅提出“还我土地”、“反对腐败”的口号，而且提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进行民主选举”的口号，甚至直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村民自治组织，最近正在进行的是通过公正合法程序民主产生新一届村委会——窥斑见豹，一叶知秋，可以说，乌坎村民的诉求恰恰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核心诉求。
如果执政当局认为乌坎村不过一介弹丸之地，乌坎村民的诉求代表不了全国人民的诉求的话，则可以看看《零八宪章》的主张。《零八宪章》从文本上讲虽然出自知识精英，但从连署者的身份观察，13000人的签名来自体制内外的各个社会阶层，正因此，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才认为《零八宪章》“拥有广泛的支持度”。我认为《零八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项基本主张只不过是广大人民各样诉求的具体化和系统化——无论是杨佳的诉求、唐福珍的诉求、钱云会的诉求、钱明奇的诉求还是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等人的诉求都可以从《零八宪章》里寻找到相应的答案——既就是乌坎村民的多项诉求也同样可以从《零八宪章》中找到相应的答案。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零八宪章》最权威的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基本诉求和核心诉求，书写在《零八宪章》旗帜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最直接的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期盼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不仅提出了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明确强调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尽管邓小平没有具体指出“人类文明成果”有哪些具体内容，尽管邓小平当时的思想还有很大局限性，如强调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邓小平的局限性上，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和实践的眼光来观察和总结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而人类社会的经验历史表明，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正是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最高文明结晶，诚如温家宝先生曾经多次指出的那样——“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见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
毫无疑问，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到温家宝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具体化界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再比照《零八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可以发现，在邓小平、温家宝与《零八宪章》之间是有着很大的交集的。既然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同样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邓小平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那么，执政党走出危机和困境的路径就自然产生了，那就是果断放弃“维稳”逻辑，重新高举“改革”大旗，“大胆吸收和借鉴”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曾提到的那些“人类文明成果”，从实践层面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事业——“如此如此”，不仅势同水火的官民矛盾会被有效化解，不仅因“维稳”高压所产生的人民“革命”风险会消弭于无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执政党还能光荣体面的主导中国社会继续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
但问题在于不能再等待了！
对于中国社会的各界人士来说，“时间”具有特别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于危机四伏的执政党来说，“时间”则具有不容怀疑的“第一重要性”，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只会失去更多甚至失去“全部”—— 如果“大地像陶轮一样旋转起来”，如果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咆哮起来，搞起一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不仅权贵阶层会首先遭遇严格的清算，而且一旦遇上流氓无产者浑水摸鱼，估计权贵们的太太、小姐、二奶们也会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和牵连——与其等到将来的某个日子眼泪汪汪的向隅而泣，何若当机立断，从现在开始就大胆地“动”起来、“干”起来、“改”起来！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生天地间，一碗饭、一张床、一居室足矣，中南海的衮衮诸公应该放远眼光、学会算账——守着那么多财富又有什么用，人民所提供的合法薪水就足够了，百年之后，均逃不过“一抔黄土”的命运。因此，本人不奢望你们“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希望你们不要为权力地位和多余财富所累，努力倾听人民的诉求和呼声，主动接过《零八宪章》的政改建议，在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交响乐中为中华民族开辟出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未来！
周瑞金：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南方谈话”
作者：汪仲启
来源：《阳光》2012年第3期
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我看来是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也就是解决党政职能不清、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编者按：“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
中国古代有皇帝微服出访视察民情，比如乾隆下江南；中国现代有国家领导人外出视察，断官情，搞动员，掺沙子，挖墙脚，比如毛泽东在文革和批林批孔之前的两次“南巡”。然而，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携家人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的巡游和谈话却是一件无论今后中国的历史怎么写都会被大书特书和反复解读的出行。
本期“深度”发布了一组纪念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周年的稿子。20年自然不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盖棺论定的完好的历史流程。即就是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放心地说，1992年的“南方谈话”与1978年年底邓小平主导的走出国际孤立（中美建交）和启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意义相比，如果不是更加重大，至少可以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尝试一下当下比较时髦的“假如。。。会怎样（whatif）”的历史研究方法，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假如邓小平当年因为身体不好或其他政治原因未能出走，1）今天的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会是遭遇什么样的命运？2）中国是否会遭遇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型的威胁而失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机遇？3）中国可以扶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并有可能在今后15到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吗？4）中国共产党能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气魄和胆量创立所谓的北京共识，并连续成功主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和大运会而让世界几次三番地被震撼？
当然，我们更乐意读者去思考的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面临20年前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挑战？如果是，中国的顶层有没有再来一次“出行”的判断和勇气？（刘亚伟）】
20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28日至2月21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而大约一年前，时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的周瑞金先生就敏锐地捕捉到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气息，他于1991年2-4月组织撰写和发表了一组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最新指示精神，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鲜明地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一系列评论文章搅动了当时外表沉闷的政治氛围，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也最终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历史背景。
诚如周老所言，南方谈话，像灯塔一样廓清了迷雾……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亿万干部和民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20年过去，中国已今非昔比，在内外部条件均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该何去何从？
记者带着这样的问题，采访了年逾古稀却依然壮心不已的周瑞金先生。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继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城头变换大王旗”之后，中国的老大哥苏联也轰然解体。国内的理论氛围变得警惕乃至抵制改革开放，说是由于改革开放才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哪里来的政治勇气和底气推出“皇甫平”系列文章，宣扬改革？
周瑞金：其实邓小平对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了然于胸，当时在北京流行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变化和国内的这场思想交锋。
小平同志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但以往他都是住在西郊宾馆里，深入简出，非常低调。1991年那次来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跟前面几次不一样了，他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而且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发表了很多新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编成一份专门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层传阅。
当时的一位上海市领导有意叫我过去看这份材料，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下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因为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的一把手。怎么处理，要不要写文章则要我自己把握。
材料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当时我迫切感到，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好不容易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国内外风波之后，我们面临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于是，我当时就拍板决定，要为改革呼喊，宣传小平同志市场经济改革的最新思想。我在小年夜找齐三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就把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后来又连发了三篇。这些文章的基本调子没出1991年小平同志上海讲话，我们只是对某些内容作了补充。
记者：当年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许多人纠结于“资”“社”问题的现状，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一系列著名论断。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把握20年来国情的变化，现在我们是否面临不一样的改革困境和议题？
周瑞金：南方谈话二十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的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达到4283美元。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尤其是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同时，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新的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和周边邻国，对我国产生疑虑和挑战，近年来周边邻国不断在边界、领海海域与我产生纠纷；世界性大会上发生对我国施压；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国内遇到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外交工作上我们往往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都是触目惊心的。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等等。
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
记者：您认为应当如何破解改革中遇到的新的难题？
周瑞金：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
记者：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提法，是否也是对20年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扬弃和升华？
周瑞金：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记者：不过我记得您去年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目前改革开放进入了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这是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心说”相矛盾？
周瑞金：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这25年左右时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有条件用25年左右时间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努力建设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
经过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阶段，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不经由社会体制改革，而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落空，甚至带来政局动荡，最终损害我们的事业。其实，第一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中，也包含有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第二步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第三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总之，改革“三步走”，经济、社会、政治三大体制改革是互动的，互相配合、相互促进的。
记者：那么当前的社会体制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周瑞金：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一个是制度层面的。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要形成一些全社会范围的基本共识。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社会，那么我们要建设的新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社会以何为主体？是官府还是民众？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是什么？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阶级斗争逻辑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桎梏。社会上假话充斥，假面盛行。很多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人格完全分裂。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有的现象。应该把假历史、假成绩、假典型、假榜样，像对待假货那样，统统送进垃圾堆。为此，有必要彻底摈弃阶级斗争思维，让意识形态回归常识，使社会回归正常。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才谈得上社会建设。
具体制度改革和建设层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民生问题。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这个过程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可以说，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记者：我想您之所以提出改革分“三步走”，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取得基本成果的前提下展开，应该是既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所需条件的复杂性，也考虑到了所面临困难的艰巨性，在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我看来是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也就是解决党政职能不清、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具体来说，要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相互监督作用。执政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起来，提倡竞争性选举，从党中央到乡镇委员会实行较大差额的民主选举。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党内民主风气活跃，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舆论更加自由开放。党管军队、管干部、管舆论，如何管得科学、管得民主、管得依法，要有新的规范和制度。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社会基层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进。总之，通过改革建立现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制度，改变传统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保证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都统一在依法治国、宪法民主之下。也就是说执政党应当遵循民主政治的规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我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产党改共产党，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
记者：最后，在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请您说说您对深化改革的寄望吧。
周瑞金：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因此，全国人民热切盼待有一个新的“南方谈话”，表明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着力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决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真正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目标而不息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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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作者：吴敬琏、马国川
来源：同舟共进
来源日期：2012-2-14
马国川：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的问题以外，我们还面临一个改革与革命(暴力革命)赛跑的问题?如果延宕改革，不是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危险。而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唯一办法，只在于加快改革。
吴敬琏：是的。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
马国川：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您如何评价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
吴敬琏：要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首先要理解谈话的历史背景。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和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
在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和“开倒车”的活动积极进行之际，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方谈话打破了“姓社姓资”的伪命题，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接着，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这意味着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终于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马国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标是否如期完成?
吴敬琏：经过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中国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长久为落后制度所压制的生产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
马国川：但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问题也很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您曾把这种现象称为“两头冒尖”。近年来，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敬琏：我觉得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一般称为“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多种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马国川：现在，有一些人把这种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称为“中国模式”。他们认为，这种在强势政府掌控下的“半统制、半市场”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吴敬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既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前进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说，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风光不再。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经历过的情况相同，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在1988~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所说的“亚洲的戏剧”。19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马国川：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问题在于，新经济体制向哪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是逐渐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过渡，还是巩固乃至扩大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一种扭曲的经济体制?
吴敬琏：这就是20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即“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即“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乃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的可能性。
马国川：所以，就像您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的，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事实说明，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大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也居于支配地位。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碍时，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顶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社会上不满的情况则会变得强烈起来。
吴敬琏：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众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腐败蔓延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极力要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的“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国川：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显然只能适得其反。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他们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如果任由这种思潮发展，中国社会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娜拉出走以后又会回到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中国又卷入“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人对人的战争”。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主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之类的终极目标，于是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极端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马国川：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中国是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走上新的道路的。
马国川：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的问题以外，我们还面临一个改革与革命(暴力革命)赛跑的问题?如果延宕改革，不是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危险。而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唯一办法，只在于加快改革。
吴敬琏：是的。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2月下旬，国务院出台了户籍改革政策，尽管还不能一步到位，但这已经是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期待着各地在具体执行户籍改革政策时能够少打折扣或不打折扣，给更多的国家公民以实际的公平正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人民日报》所发的两篇评论。对于党报对“危机”和“改革”的关注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希望《人民日报》为人民福祉发出更多更好的声音。
而习近平作为准接班人，媒体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期“执政党观察”我们选编了一篇采访录，看看习近平是怎样走上“从政之路”的。
最后，我们认为信力建对“胡温十年”执政的评价有独到的视角，特选编出来以飨读者。
信力建：胡温十年，中国社会取得了哪些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危机，深刻表明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一方面是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权的缓慢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如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活动、磕磕绊绊的国际关系、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固执、官民矛盾的不断升级。所有这些都把我们带回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诚如温家宝所说，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只有进行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核心的改革，中国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光明、愈走愈宽广。中国的大地正在呼唤一位伟大政治家的出现。
到目前为止，胡温政府是共和国历史上最进步、最开明的政府。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施政理念，从根本上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人们看到，胡温10年没有出现乱杀人现象，是建国后唯一一个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严打，没有大规模严厉迫害宗教信仰者的时期，不同政见者也获得了相对宽容的待遇。温家宝则不遗余力地提倡自由、民主、人权，鼓励群众“批评政府”，公开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结合温家宝提出的乡镇和县级的选举、司法独立、官员财产公开、政务公开以及党内民主等思想，有学者认为温家宝已经给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温氏路线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取得了很多进展，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深层次的问题也进一步爆发出来。很多程度上，这是建国50年积弊的结果，难以在一夜之间革除。两位政治家在既有框架内，做了他们能做的事情，为今后中国的健康和谐发展奠定了积极因素。
一、新闻自由度逐渐放宽
胡温执政后，新闻自由度逐渐放宽。其一，中央高层对舆论监督比较容忍，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甚至主张大幅增加舆论监督报道的数量。从2002年到2004年，每年都有关于首都本身的重要的调查性报道。2003年记者节中央电视台推出八大“风云记者”，其中有7名是调查记者，这些都说明当时舆论监督宏观环境的宽松。从2004年起，调查性报道受到限制，时评崛起。2007年，新闻评论持续繁荣，调查性报道触底反弹。官方对“异地监督”的禁令没有取消，但已有松动迹象，一些媒体正在积极恢复调查性报道。其二，随着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网络监督异军突起。很多事件和案例，都是首先通过网络曝光，才得到相对公正的处理和解决。网络已经成为普通老百姓表达民意和进行舆论监督的主要渠道。
虽然中国社会目前正面临着贪污腐败、两级分化，甚至动荡的风险，但言论自由和批评的开放，为整个国家提供了革朽除弊，自我改良创造了机会，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希望。
二、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
胡温10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1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1年末，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较2002年的39.09%增加了12.18个百分点。与之对比的是，1949年到2002年的53年中，中国城市化率仅增加了21.66个百分点，由17.43%增加到39.09%。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当城镇人口的总数超过50%以后，朝向完全城市化进程迈进的步伐会更快，预计2050年这一数据会超过70%或80%以上”，同时他也指出，目前国家在社会政策、社会体制改革方面还远远跟不上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城市化将引领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文明是与传统文明完全不同的商业文明，城市化的发展，必将深刻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给人们的生活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带来深刻的变化，并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在城乡剧烈变化的时期，中国究竟是要走城市化的道路，还是城镇化道路？胡德平指出，中国应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虽然城市化有节约土地、资源利用集约效率高、迁徙更自由等特点，但在很大程度上会牺牲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利益，城市中也会出现更多的贫民区。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并没有走单一城市化的道路，他们走的是城镇化之路。城镇化道路符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能更好的解决城乡居民生活、就业、住宅等问题。
三、台海与国际关系的新进展
台海关系在最近几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2008年6月21日，海协会与海基会换函，台湾试点开放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2008年11月4日，海协会与海基会在台北签署《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实现两岸“三通”，即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2010年6月29日，大陆与台湾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搭建起经贸关系制度化的平台；2010年8月19日，台湾“立法院”正式通过“陆生三法”修正案，正式承认大陆学历，并开放大陆学生赴台湾高校就读。这些成果极大促进了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民间友好往来，消除敌意，大大减少了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的机会，为两岸“和平统一”带来了希望。
胡温时代，中国外交逐渐从“韬光养晦”走向“有所作为”，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主动参与塑造国际秩序，打造大国形象。2003年6月，中国首次参加G8首脑会议，一改过去把“八国集团”看作为发达国家谋取利益的富人俱乐部的做法；8月，中国积极解决朝鲜核问题，主动在“六方会谈”中发挥积极作用；10月，中国与东盟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2009年，20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中国是G20的创始国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双边关系方面：2003年7月，韩国卢武铉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商定在21世纪建立和发展韩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1月，中印举行首次战略对话，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两国签署《中印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9月，中国与美国设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推动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2008年5月，胡锦涛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共同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11年6月，温家宝与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建立中蒙战略伙伴关系。中国还积极参与海外维和行动。2003年至2006年，中国向联合国驻刚果、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特派团派出成建制维和分队，2007年11月，中国向联合国驻非盟达尔富尔混合维和任务区派出多功能工兵分队，作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2009年6月28日至7月3日，中国与蒙古举行代号为“和平使命—2009”的中蒙维和联合训练，这是中国首次与外军开展维和联合训练和交流活动。此外，2008年12月26日，中国首批海军舰艇编队由三亚出发，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开始尝试向远洋投送军事力量。
四、为市场经济制度奠定法律基础
市场经济必须在一定的规则上才能健康运行，如平等的市场主体、限制个人或政府对产权的侵害和掠夺、防止垄断、企业破产规则等等。胡温执政期间，连续通过了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三部核心法律：2006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企业破产法》；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2007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反垄断法》。
《物权法》的重大意义还在于，突破了固有意识形态的限制，确认了国家、集体、私人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为培育平等竞争的自由市场竞争体制奠定了基础。《物权法》不仅保护了私产，对公有和集体财产的保护同样有利。在公有财产享有特殊地位的时候，资产产权并不清晰，掠夺和流失经常发生。《物权法》为保护公有财产、制裁侵犯公有财产的行为奠定了法律依据。
五、基层民主实践
胡温执政期间，基层民主实践日益规范和深化。主要成就是：基层自治方面，2010年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1年启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工作；社会管理方面，2003年颁布《物业管理条例》（2007年8月修订），2007年颁布《物权法》，2009年住建部颁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这些法律法规初步构建了“业主委员会自治”（小区自治）的框架。
基层自治源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基层民主自治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变革。从1988年开始，中国农民可以直接选举村委会领导。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从没有出现过的，一度吸引了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欧洲、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热心人士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甚至派专人到中国为农村选举提供帮助，美国的卡特中心则启动先相关研究项目为中国农村选举提供指导。针对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2010年新修订的《村委会组织法》明确了罢免程序、完善了村民民主议事制度、进一步规范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在中国发展的并不平衡，一些城市社区自治非常活跃，能够体现自治和民主的原则，另一些地方的社区居委会尚未真正发挥自治的功能。
“业主委员会自治”是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新形式。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单位分房，同一个单位的人基本上住在一个小区里面，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也主要由单位来协调。随着市场经济和房地产制度的变革，不同单位甚至不同行业的人生活在一起，单位小区变成了住宅小区。这必然意味着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2003年6月国务院颁布《物业管理条例》（2007年8月修订），住建部下发《业主大会规程》，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物权法》，2009年12月住建部下发《业主大会指导规则》，同时废止《业主大会规程》，初步建立起业主自治的架构。
“业主自治”也许比基层自治更能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首先，业主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治”，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壮大是公民社会的前提，从历史现实看，西方民主就是由业主自治发展而来。其次，小区居民是市民社会中典型的陌生人关系，没有宗法血缘关系的桎梏，比农村村民自治具有更多的民主条件。最后，业主自治保障的是居民基本的物质和生活利益，不牵涉政治纷争，不受资本的直接操控，能够有效地培育人们的民主意识，锻炼人们的民主参与能力，养成民主的生活方式。业主自治的健康发展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效果，如推动社区居民自治的真正实现，改变基层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的状况，继而推动各级人大代表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六、传统文化逐渐恢复，文化多元化初现端倪
胡温执政期间，传统文化逐渐得到恢复。胡锦涛公开提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治国理念方面，“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小康社会”、“以德治国”等政治口号直接就从传统文化的概念中汲取养分。胡温政府对不同思想流派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已经出现了自由主义右派、新左派、保守主义儒家等思想派别，各种文化思潮争鸣的局面初现端倪。
胡温新政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意识形态上“以马列为纲”的局面，为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文化上的变化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的影响和势力必然向外扩张。对外扩张和输出什么，才是问题的关键。人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周边国家的紧张和警觉，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围堵。难道美国和周边周家成心与中国为敌吗？以“阶级斗争论”、“革命论”为特征的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和安宁，而是暴力、血腥和死亡。红色苏联不仅军事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还在国内迫害和屠杀了数千万人口；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屠杀了全国1/3的人口；中国则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社会政策还导致史无前例大饥荒，造成3700万人非正常死亡。所有这些都给世界一种印象，红色势力传播的历史，就是血流成河的历史。难道中国崛起之后，就是要向外输出这些东西吗？反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主要的文化和政治理念，给世界带来了秩序和安宁。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人心所向，甚至重庆市副市长都知道“有事情就找美领馆”，他知道在那里有公正。胡温政府的文化政策表明，他们已经深刻意识到只有文化的进步，才能赋予中国崛起以合法性和正当性，也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复兴和崛起。
七、人权的进步
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待全国人大批准以便在国内产生完全的法律效力。2004年1月，胡锦涛在法国议会大厅发表演讲，承诺一旦条件成熟，中国政府将向全国人大提请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温家宝在2008年两会期间表示，中国正在努力解决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问题，以期尽快批准该条约。但直到今天，国务院也未提出报告，当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无法批准该公约。不过，中国政府还是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工作，逐步接近和达到该公约的某些要求，使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这也显示中国正在为自己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做积极的努力。
1，城乡居民获得平等选举权
平等的选举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平等的投票权，即“一人一票”，其二，每一票具有相等的价值，即“票权相等”。建国后，中国农村居民的选举权与城市居民的选举权并不平等。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规定，城乡人大代表可以代表不同的选民人数。如同样选举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农村选民人数需要比城市选民人数多8倍。1995年新修订的选举法，将国家和省两级人大代表中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从原来的8比1、5比1，统一改为4比1。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
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选举法修正案》，规定：一步到位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标志着农村居民获得了与城市居民相同的选举权。中国人距离“人人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想近了一步。
2，自由迁徙权逐步实现
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居民正逐渐获得自由迁徙权。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大批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徙，这些新增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受户籍限制，无法享受到普通城市人口的同等待遇，被歧视性地称作农民工、城市流动人员。胡温执政期间，通过住房和就业市场化、居住证制度、购房入户政策、社保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政策，逐渐弱化户籍的作用，为实现和履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自由迁徙权积极努力。
3，废止收容遣送制度
收容遣送制度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为巩固新政权，中国于1951年实施收容遣送制度，旨在通过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进行劳动改造，使其转化为从业人员加以安置。大饥荒期间，收容和遣返对象扩大到外流灾民、城市乞讨和流浪人员，90年代初，收容和遣返对象又进一步扩大到城市“三无人员”，即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人员。收容遣送制度不仅威胁了农民工群体、城市上访人员、流动和无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和正当权益，也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人身自由权，更违反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在一国领土内合法居留之人，在该国领土内有迁徙往来之自由及择居之自由”。
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后，许多媒体加以详细报道，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和抨击达到顶点。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此，以“自愿救助，无偿救助”为原则的救助制度代替了原来的强制收容和遣送制度。
4，中国老百姓重获财产权
中国人在1949年以后逐渐失去了财产权，甚至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1958-1962年大饥荒期间，甚至农民家中悄悄藏匿的几粒救命粮都被暴力清缴充公，结果导致数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一旦丧失财产权，不仅人的尊严和人格无法保障，生命也会受到威胁。为了生存，民众只能仰人鼻息、看当官的脸色行事，学会乖乖地做奴才，奴性思维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胡温政府上台后，表现出了维护公民权利的决心。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原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私产入宪”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2007年3月，全国人大又通过《物权法》，进一步对公民财产权做出了规定。
新一任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胡温政府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采取的却是“无为而治”的政策。老子说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中国以往的历任领导人却都把自己的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毛泽东开展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包括土改、爱国捐献、人民公社化、公私合营、整风和反右、大跃进、四清、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批林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华国锋开展了揭批“四人帮”运动，邓小平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严打”运动……运动中，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破，一些人被十分凄惨地打入地狱。人们发现，运动搞得最少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相对健康发展的阶段。经历战争和凋敝以后，社会最急需的是休养生息，恢复生机和活力，中国在建国后经历的却是一连串的折腾。很多人抱怨胡温政府没做什么事情，他们看不到统治者不侵扰社会，让社会恢复自我治理机制是一个十分必要的过程。以“无为而治”而核心的胡温新政，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精彩的一笔。另一方面，随着民间社会逐渐得到恢复，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来。
1，国企垄断
国企垄断有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其一，国企与国家政权有亲缘关系，常借助行政，甚至立法权排挤民营资本，如国务院曾出台一些法规，限制一平方公里内加油站的数量，逼迫民营加油站以象征性的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其二，国家政策往往向国企倾斜，使国企和民营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破坏了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如颇受世人瞩目的吴英案，就是国家不允许民营企业进行正常地融资活动的结果，而国企却可以从银行得到大笔资金扶持。其三，国企凭借垄断地位高价售卖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不仅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更威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以石油为例，北京93号汽油价格为7.85元/升，美国汽油平均价折合人民币仅为6.38元/升。高油价危害很大，不仅会增加物流成本，推升所有商品的价格水平，还会加剧通货膨胀，危害经济的健康运行。
有迹象显示，在江朱时代被打破的国企铁饭碗也已经死灰复燃。形式上，国企采用了聘任制、合同制、雇员制等不断变化的各种形式，实际上，这本身就反映出国企内部用人制度的混乱，根本没有真正建立起淘汰竞争机制，有进无出，加之裙带关系泛滥，国企重新变得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国企之所以还能够很好地生存，国企员工之所以还能够很滋润地生活，就得益于国企通过垄断地位排挤民营资本，向全民榨取垄断利润。
2，官场腐败
中国的官场腐败已经进入溃烂性的体制性腐败的新时期。中国社科院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服务于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只有20%供十几亿老百姓消费。政府“三公”消费更是触目惊心，人民公仆们每年要从全国老百姓口袋里掏出9000亿元满足他们吃喝、出国、坐车等的开销。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话则反映了官僚群体对民众利益的漠视，他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要16000亿，但中国没这个钱。“2006年4月初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如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此外，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微博上说，“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这样搞很危险。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总是拿人民当傻瓜！奉劝一些人不要过于迷恋权力，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还历历在目……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
3，分配不公
由于分配不公，中国社会已经严重两极分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攀升，到2004年达到0.465。此后，国家不再公布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只投机取巧地公布农村基尼系数，但新华社两位研究员判定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世界银行报告也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大超过了美国。另一份数据则更加惊人。2009年6月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贫富分化会带来社会动荡的危险。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指出，1993到2003年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数量由每年1万起激增到6万起，每年参与人数由73万人猛增到307万人。从2003年到2005年，全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20万起，参与群众高达1000余万。2010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抗议和骚乱事件已经猛增至18万起。这已经反映出，中国社会动荡正在加剧。
4，人权挑战
中国人权保护方面尚有严重缺陷。一、9亿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这意味着他们没有真正的财产权；二、城乡强制拆迁现象普遍，民众经济和居住权益得不到保障；三、各地不断高调打黑，一些地方以破坏法制的形式打黑，甚至公检法联署办公，违背了基本的法制原则；四、一些城市以各种借口驱逐小贩和外地人，城管殴打小贩的现象层出不穷，小贩在城市丧失了人类基本的生存和谋生的权利。
5，国际环境恶化
“重返亚洲”是美国战略重心的一次转移，中国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在南海问题上，一方面，美国要求各方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求解决争端，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另一方面，美国与越南、菲律宾及东南亚六国实施军演。在经济领域，美国推动和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但美国在2011年11月的APEC会议上大力推销TPP，却唯独没有向中国发出邀请。如何避免争端，带领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是新一届政府的难题。
6，既得利益集团
由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同步，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主要不是凭借劳动致富，而是凭借与公共权力的亲缘关系而致富。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扩大自己的利益，如官僚资本常常随意涨价以获取高额利润，甚至与国家行政力量相勾结，动用国家机器来压榨弱势民众，如强制征地、强制拆迁。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本来就是依靠权力“寻租”得来的，本质上就是腐败致富。现在，如何改变既得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的局面，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将成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7，县乡领导直选
列宁说，“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但在马列主义中国，即使最基层的县乡政府及其首长都不是人民直选出来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据此直选产生了自己的乡长，出人意料的是，“步云直选”被四川省人大宣布为“违宪”、“违反党组织程序”。民主选举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没有民主选举，中国就永远无法解决政治统治合法性这一问题。
8，经济结构调整
在稳健的经济体里面，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体上应该是，投资占GDP的1/3，消费占GDP的2/3。这样的比例能够保持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如2008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美国是70.1%，印度是54.7%。中国正好反过来，投资占GDP的50%，消费占GDP的35%。实际上，即便同为出口导向型的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其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也都超过了50%。努里尔？鲁比尼曾准确预测美国的次贷危机，被称为“末日博士”，他预计，中国政府如果不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经济硬着陆。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危机，深刻表明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一方面是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权的缓慢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如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活动、磕磕绊绊的国际关系、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固执、官民矛盾的不断升级。所有这些都把我们带回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诚如温家宝所说，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只有进行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核心的改革，中国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光明、愈走愈宽广。中国的大地正在呼唤一位伟大政治家的出现。
来源:凤凰博报
人民日报：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尤其要时刻警惕短期行为损害执政根基，防止局部利益左右发展方向，力避消极懈怠延误改革时机。
(人民观点·深化改革认识论①)
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自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挑战。
发展起来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径锁定的忧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标注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冲破思想藩篱、触动现实利益，改革从一开始就挑战着既定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声音”。无论当年的联产承包、物价闯关、工资闯关，还是今天的官员财产公示、垄断行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总是在争议乃至非议中前行。
所不同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然而，“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小平同志在20多年前就曾告诫：“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崩溃边缘，到南方谈话前的历史徘徊，我们党正是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敢于抓住主要矛盾、勇于直面风险考验，才能化危为机，推动改革开放巨轮劈波斩浪，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尤其要时刻警惕短期行为损害执政根基，防止局部利益左右发展方向，力避消极懈怠延误改革时机，所思所虑不独是当前社会的发展稳定，更有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面对全新的改革历史方位，当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宽广视野，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如此，我们就一定能把风险化解在当下，让发展乘势而上，为党和国家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习近平：我的从政之路——小火温水，常烧不断
作者：杨筱怀
来源：中华儿女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
习近平接受《中华儿女》的采访，表示因为工作岗位的关系，不用宣传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所以他拒绝了很多对他个人的采访，但他还是用朴实的语言回顾了自己的从政道路。
习近平（以下简称“习”）：欢迎你们来。从我个人来说，这么多年来，对我个人的采访，我拒绝了有100次以上。我不愿意宣传个人，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你不宣传大家都在注意你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应尽的职责；我们有了成长进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所以有关宣传个人的采访我都推掉了。还有人要写传记，我也都全部推掉。
杨：我们想也是这样的。因为这种宣传弄不好会引起副作用。
习：特别是现在流行的写法总要把这个人放进一个背景：这是谁的孩子啊，谁的先生啊，你要写的是这个人，写这些有什么用再说，这个背景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大家都知道，再炒来炒去真没意思。
杨：这种宣传确实没有意思，也没有必要。但是，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你们是群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通过新闻和出版媒介让人民群众了解你们的工作，我认为这种宣传还是有必要的。
习：领导干部不是不可以宣传，但是不能多，并要把握好分寸。现在有一种倾向，一写领导干部就要将你写得多么完美，多么高大，要知道，世界上是没有至善至美的东西的，你把一个人写得完美了，人们就不相信了。同时，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离开人民群众，离开领导集体，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认为还是多宣传人民群众、多宣传领导班子集体为好。
杨：我听说，您在宁德的时候，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到一个新的地方先要烧“三把火”，要轰轰烈烈干几件“大事”。您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体现出一种滴水穿石的精神。
习：我当时去的背景是这样的，我在厦门任了3年副市长，其中后一段时间负责常务工作，在改革开放和推动特区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厦门有一些开拓精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省委决定调我任宁德地委书记。贾庆林同志那时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当时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励我。
我去了以后，马上就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所以，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区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鹜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走弯路，就像龟兔赛跑，你还是可以取胜的。当然，这些都要有长期打算，我并没有打算很早离开闽东。在闽东我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在闽东干了两年，省委又调我到福州来工作。在闽东时间虽短，但是工作体会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离开这么多年了，闽东还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杨：听说您原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当初您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层工作的选择？
习：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到河北后，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那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地委书记，解放初，20多岁就当了张家口地区专员，后来任河北省省长。我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盃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杨：从我了解的情况看，20多年来您无论在乡里、县里，还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团结搞得都很好。在团结合作方面，您是不是从您自己的角度讲讲，有没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习：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
杨：听说您是在下乡插队期间入团、入党和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这在当时对你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谈一谈这一段的经历？
习：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我已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了，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杨：您曾讲过，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您获益匪浅，请您谈谈最大收获是什么？
习：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杨：您是怎样从农村上大学的？
习：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我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我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识青年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杨：我们注意到在今年1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省内新闻媒介报道说您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必须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为人民谋福利，切不可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报道在大会结束时，您以高票当选为省长。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
习：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人民日报：别把问题拖成“历史问题”
——保持党的纯洁性之四
不敢、不愿正视问题，不仅是在换届之际。一事当前，一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解决，而是怎样逃避，甚至是推脱、掩盖。然而，问题往往不会自生自灭，而且必然有躲不开、绕不过的，“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愿正视、不敢直面，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让问题变成隐患，传来传去，终归会爆发。
作者:石开
当前，面对换届，一些领导干部有这样的心态：“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是前任的，解决好了是前任的政绩，解决不好是自己的问题，不如放到一边；“旧官一走了之”，反正要离职卸任，有矛盾能拖就拖，问题留给下任，自己“善始善终”。于是，问题“击鼓传花”，最终变成无头公案、“历史问题”。
不敢、不愿正视问题，不仅是在换届之际。一事当前，一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解决，而是怎样逃避，甚至是推脱、掩盖。然而，问题往往不会自生自灭，而且必然有躲不开、绕不过的，“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愿正视、不敢直面，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让问题变成隐患，传来传去，终归会爆发。
问题是一面镜子，面对矛盾问题的所言所行所思，照出党员干部的能力水平和思想境界。遇矛盾绕着走、有问题避开行，是因为心中有顾虑、有杂念，所以不敢着手处理、放手解决。而顾虑、杂念，往往来自对个人得失的考量。正因此，愿不愿碰问题、敢不敢解扣子、善不善理矛盾，检验着领导干部的纯洁性。
更重要的是，正视和解决问题，鲜明体现党员干部的责任和担当。对工作负责、对事业负责，必然会正视问题、主动解决，并且能够不惧风险一抓到底。缺乏责任心和担当精神，才会对问题视而不见，能躲就躲、能拖就拖。从北京全力推进医疗改革“宁有微词，不要危机”，到深圳矢志社会管理创新直指“政社不分”，对问题的态度，决定着能否顺应人民期待，完成时代使命。
在一定意义上，工作就是解决问题。工作被动实际上是被问题牵着走，工作主动就是能够有预见性，把工作做在前头。工作做到家，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问题解决了，工作就顺势推进。比如，准确把握了文化方面“进出逆差”、“供需缺口”等问题，才能提出“两分法”的改革思路，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从这个意义上看，能不能直面问题，敢不敢解决矛盾，是党员干部纯洁性的试金石，它检验着我们的领导干部有没有担当责任的勇力，有没有做好工作的魄力，有没有服务人民的能力。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曾给学员于江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的确，解决问题是个历练，碰到“钉子”，了解钉子的构造、存在的原因，找准拔钉子的着力点，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积累经验、增长才干的过程。不能设想一个干部能在不经风雨、不处逆境、不解难题中得到全面提高。一门心思攻坚克难、心无旁骛解决问题，党员干部的能力就会得到提升，思想也会随之净化。
小平同志曾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的确，只有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才能博得更大发展空间。我们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时期，只要是改革，就必然会涉及利益的调整，必然会有矛盾问题。直面矛盾、正视问题，可谓改革第一步，否则就不是用发展解决问题，而是“在问题上的发展”。对问题的态度，也就是对改革的态度。只有摒弃私心杂念，一心思改革、谋发展，才能不断破制约、解难题。而这，也才是党员干部保持纯洁性的“时代要求”。
来源:人民日报
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文)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2月23日电中国政府网23日全文刊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提出，要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全文如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二、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
三、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四、着力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推进城镇化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努力解决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取得明显成效。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又相继推出农村人口落户城镇的政策措施，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地方不顾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片面追求城镇规模城镇化速度；有的地方不分城市类别不顾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一味放宽落户城市的条件；有的地方擅自突破国家政策，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对这些问题如不高度重视并及时妥善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城镇化依法健康有序进行，严重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也直接影响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为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按照国家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继续坚定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同时，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统筹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必须立足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特别是容纳就业、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必须坚持统筹规划，着力完善配套政策；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做到积极稳妥、规范有序。
二、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
(三)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对合法稳定职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同时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长期在当地务工、经商人员的城镇落户问题。
(四)在设区的市(不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中西部地区根据当地实际，可以适当放宽职业年限的要求；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对合法稳定职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等作出更严格的规定，同时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长期在当地务工、经商人员的城市落户问题。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年限由当地人民政府制定，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五)继续合理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好现行城市落户政策。
三、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六)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现阶段，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本人的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引导农民进城落户要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充分考虑农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搞强迫命令。
(七)坚持土地用途管制，不得借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避免擅自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损害农民权益。
(八)禁止借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或者擅自通过“村改居”等方式非经法定征收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严格执行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的政策。
四、着力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
(九)对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要保证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制度，下大力气解决他们当前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
(十一)采取有效措施，为其他暂住人口在当地学习、工作、生活提供方便。对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要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该修改的认真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具体办法由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按程序报批后实施。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十二)户籍管理制度是一项基础性社会管理制度。有关改革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从全局和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的决策部署上来，加强领导、周密部署，严肃纪律、落实责任，切实抓好国家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的落实。
(十三)国家基本户籍管理制度属于中央事权，地方在国家确定的基本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则和政策范围内，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探索、制定具体措施。各地要按照国家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政策要求和统一部署，统筹规划、扎实推进，不得各行其是、有禁不止；要对已出台的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加以清理，凡与本通知精神不一致的，要立即停止执行；要认真做好新旧政策措施的衔接，防止引发不稳定问题。
(十四)公安部要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各地落实国家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进行指导和监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将执行本通知的情况报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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