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第42期（下）

《零八宪章》月刊    总第42期

2012年3月1日出刊

革命与改良

张曙光：改革的最后时机！

来源：中评网

未来5-10年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如果不能通过政治社会的改革，化解矛盾和危机，那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绝不是吓唬人。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1.执政党改革的最后时机：

　　未来5-10年，是执政党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其原因有三。

　　一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已经经过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打江山坐江山，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经济增长。现在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明显下降，经济失衡已经相当严重。执政合法性的经济基础已经动摇。

　　二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群体性事件多发，每年达10万多起，最近的乌坎事件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而现行的维稳办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有火上浇油之效。社会的稳定性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表面的稳定掩盖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三是人们对现实普遍不满，几乎人人都在抱怨，政府的话已经无人相信，人们往往从反面解读政府的言行，发生一件事情，人们也往往归罪于政府，人心的背向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未来5-10年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如果不能通过政治社会的改革，化解矛盾和危机，那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绝不是吓唬人。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2.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2-1，改革方向

现行体制的弊端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政府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强、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直接参与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主导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其他行为主体如果不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和与官员保持联系，很难存续，很难发展，因而主动投靠政府和官员，并通过政府寻租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三者的关系是，要回归市场，必须约束政府;要约束政府，必须壮大社会;而壮大社会是解开三者连环关系的突破口。

2-2，改革思路

　　人的行为是由制度规则决定的，因此，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制度的变迁又与人的理念高度相关，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念可能更重要。

　　一是要从壮大社会取得突破，就必须从落实宪法第35条做起，即真正实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开放报禁和党禁。

　　二是改革无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这是政治理念的根本转变。小政府大社会不是个严谨说法，我们的政府的确很大，大到拥有无限权力，大到权力不受约束，因而是一个无限政府。其实，政府只是社会机构中的一个，只具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要受到必要的约束、制衡和监督。

三是打破国有部门垄断，扶植民营经济发展，走出政府主导和政府控制的怪圈，真正回归市场。

2-3，改革具体内容(举其要者列示)

　　一是改审批制和登记制，让各种社团法人，包括工会、农会等自由建立，独立发展。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社会中的各个机构互动制衡的格局。

　　二是真正实施公共财政。让纳税人参与、讨论和决定政府预算，通过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现行的行政过程进行预算决策;建立全面统一的政府预算，把预算外和财政外资金(包括各单位的小金库)纳入预算;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联邦制关系;为财政支出用于经济投资的规模设定上限，保证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服务。改变现行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地方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状态。

　　三是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使资源要素租金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人人有份，共同分享。

四是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解决利率和汇率的长期呆滞和扭曲问题。

3.改革前景

　　一切改革都是在出现危机发生的，是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进行的。197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30年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使老百姓吃不饱肚子，共产党治理的合法性发生了动摇，于是，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今天也面临着一种危机的形势，只是与1978年时的危机情况不同罢了。因而存在着改革的可能。

　　一是决策者认识和感受到危机，因为，如果说本届政府能够平稳落地，那么，下一届政府要想平稳落地，就不大可能。因此从维护执政党和决策者的地位出发，当权者有可能推进改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会很大。

二是社会矛盾在某个方面激化，现行链条从某个环节断裂出事，迫使决策者进行改革。这种可能性较大，但其结果如何也很难说，有好坏两种可能。未来是不确定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本文是张曙光教授为2012年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2「新年期许」论坛撰写的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张曙光系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祝振强：“革自己的命”是个伪命题

“革自己的命”的前提与逻辑起点是，“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了改革的反对方、阻力以及掣肘，需要变革，需要被“革命”，或曰自己“革自己的命”。为什么不言旁人“革自己的命”?首先在于旁人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其次这很犯忌、很不和适宜。在此情形下，如何变革、前行、突破，只有“革自己的命”。正应了那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惟有自己才有力量、才有可能“革自己的命”。的确，是或许是中国现在和未来但凡想进步、文明而非后退、野蛮的唯一希望所系。

　　日前，广东省长朱小丹继省书记汪洋之后，再次抨击中国的利益集团，言直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没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难以深入”。《南方都市报》为此发表社论，《“革自己的命”非虚言，改革务须知难而进》，称当下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破题，已再难存在各自表述的可能。广东当无愧于“为中国改革再探路”的期许。

　　我非常钦佩广东方面对于深化改革痛彻心腑的紧迫感以及不惜与利益集团撕破脸面的果敢担当。在中国当下混乱的改革观、混乱的稳定观、混乱的混世观、混乱的打斗以及事实上的倒退走回头路、重拾红色期许的现实语境下，能够公开提出“革自己的命”，其本身无疑即属一种“革命”——乱世渴望共识，本身就是一厢情愿的幼稚之举，快刀斩乱麻，先“革自己的命”，然后再谈其他。是为唯一的匍匐前行、寻求突破之路径。

　　“革自己的命”的前提与逻辑起点是，“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了改革的反对方、阻力以及掣肘，需要变革，需要被“革命”，或曰自己“革自己的命”。为什么不言旁人“革自己的命”?首先在于旁人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其次这很犯忌、很不和适宜。在此情形下，如何变革、前行、突破，只有“革自己的命”。正应了那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惟有自己才有力量、才有可能“革自己的命”。的确，是或许是中国现在和未来但凡想进步、文明而非后退、野蛮的唯一希望所系。

　　但是，仔细考量，“革自己的命”成立吗?能成为现实吗?对此，我难于乐观。我至少现在认为，“革自己的命”是个情急之下口不择言、为了达到某个具体而微的小目标而说出的大话，毋宁说，这就是个伪命题。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朱小丹省长的语气设定，“没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难以深入”，也就是说，需要“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与勇气”，没有这个，就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换一个角度，有了这样的“决心与勇气”，就能怎么怎么样吗?非也!

　　现实情形是，既得利益集团在既得利益遭受损失时，往往是不惜以生命、以被自杀以及鱼死网破、不顾一切的打斗来应对的;若是想推翻、法办这样的利益集团，无疑意味着天下大乱，后果实不堪设想。由此，即便是有了“决心与勇气”，有了与自己所属的利益成员团体翻盘、反目的“决心与勇气”，注定了自己就是天生的少数派，任何举动都属于游击战、骚扰战，属于以卵击石、不自量力，根本就不会去的任何结果。

　　其实，朱小丹省长所言“深水区”，也不过就是“广东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过就是“调整政府自身权力配置的”。调整政府自身权利配置，不过就是在整个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系统内，进行的调整和重整，并没有改变特权、权力的本质，只不过可能是无限量的权力有限量，过大的没有约束的权力小了些、有了约束，如此而已。试问，这能算是“深水区”吗?如果这个也算是“深水区”的话，那么，领导干部的财产公开、透明算什么?正义的力量比如新闻监督权力运行、运作算什么?取消三公消费算什么?改变、取消干部在住房、医疗、养老待遇方面的特权算什么?这些“深水区”哪个不比“调整政府自身权力配置”深水一千倍、一万倍?

　　嚷嚷了经年有时的改变、改革“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最后竟需要省长高叫“革自己的命”这最后一招，这很让人痛心。由此，我们也洞悉了，欲改变“大政府”、形成“小社会”，遭遇到的阻力、狙击有多么强大。

　　我认为，即便如此，这个动作，亦算不上什么“革自己的命”，也谈不上有什么悲壮色彩。试问，若是连这样起码的、基础性、常识性变革，都由于特权、权力可以给其中的个人带来好处而令其公开设置阻力、狙击的话，则这样的人等，本身不就是一种违纪违规甚至违法犯罪吗?若进一步追溯，则这样的人等，家底多少、家私多少?为了保护的家底、家私、为了进一步获得家底、家私而如此理直气壮、公然设置阻力，竟又出自何种“决心与勇气”?径直说，腐败个人、既得利益集团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保障自己的长远利益如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底气何在?底牌何在?终究的依托之力量何在?

　　“革自己的命”若是一个逻辑起点，则其指向与演变都难言乐观;“革自己的命”若是一句口号，则其距离行动与行动产生效果都差了十万八千里。若是权力机构、特权机构内部的良知者、改革派真的主张并践行“革自己的命”，我们同样不知道，力度有多大、程度有多深以及欲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不知道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否就一定能够撼动、动摇、瓦解腐败、堕落的利益集团。其实，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旁人，说出这样的一句狠话，都不如实践俗语所言：拉屎攥拳头，暗使劲。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孙立平：不是什么样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赛跑

原标题：用公平正义打破转型陷阱

现在都在说改革和革命赛跑，但不是什么样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赛跑，只有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才能与革命赛跑。因为革命的动力就是实现公平正义。如何以公平正义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所需要的，并不深奥、复杂，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勇气。

　　2012年初，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发布题为《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的研究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报告提出，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进入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转型陷阱的提出，从制度角度为改革困局做出了注解。它与当前社会矛盾激增的状况有何关联？未来的改革需要怎样的顶层设计？本刊专访报告主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渐进式改革的陷阱

　　《南风窗》：转型陷阱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中国模式”的新视角，在这个逻辑下，改革不是被动陷入困境，而是既得利益者对于优势体制的主动固化。这种过渡状态的常态化是如何发生的，会带来什么后果？

　　孙立平：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从容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

《南风窗》：您曾经提到，“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转变的过程。但是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转型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来。”如果追根溯源，转型陷阱的形成是否与改革之初的终点设想有关，从一开始就缺乏顶层设计，没有明确的目标？

　　孙立平：有没有总体设计要看从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在改革开放起始的时候，要结束和破除的东西是明确的，这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告别人整人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是四个现代化。但在走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上，是较为模糊的。当时叫“拨乱反正”，就是在基本体制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并对体制的弊端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在经济上引入一定商品经济的因素，提供一定的经济自由；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变。到了1980年代中期，开放开始推动改革，导致改革思路突破最初的设想。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据说，邓小平回来后在某次高层会议上说：我看见了现代化。随着国家领导人出访增多，带回了关于国外新技术革命的信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译介过来。新的改革思路在孕育。如果说，1980年前后改革思路形成的坐标是“文革”前17年的话，现在的坐标是新技术革命体现的一个新的文明。于是，许多突破性的思路开始被提出。回过头来看，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

对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一般评价是，经济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改革，现在看来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鼓励大胆去试，不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但由于不具备相应条件，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权力与市场的结盟

《南风窗》：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权力和市场的结合有何关联性？在渐进式路径选择中，两种要素的结合是如何实现的？

孙立平：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政治行政权力与经济的分离。1980年代的改革大体体现了这个方向。由此，一个经济型社会替代了政治型社会，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与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的社会似乎开始发育。正是这个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活力，并使得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社会力量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但这个过程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年的时间。1990年代初，这个过程基本结束。随着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银行、资本市场领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源重新走向集聚。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南风窗》：利益集团应该怎么去界定，现存利益格局的破除又如何实现？

孙立平：尽管在现实中，正当利益集团和非正当利益集团的分别是存在的，但在理论上，正当的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边界，很难界定哪些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

重建社会公平正义

《南风窗》：在当前的利益格局和体制背景下，我们寄希望于社会的成长壮大能够形成一种博弈力量，但现实是，社会结构的定型阻碍了其活力的产生，并且形成了阶层对立感，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孙立平：从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贫富的问题就开始逐步凸显。但在那个时候，所谓的贫富处于不断变化中，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在过去的10几年间，贫富的问题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上，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变地位越来越难，就是下一代要改变都已经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种种“二代”的说法，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体制内二代、体制外二代等等。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

进一步说，社会结构不但在定型化，而且开始再生产，这种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我们称之为断裂社会。一个逐步定型下来的断裂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回首1980年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而现在，社会的氛围变得日益压抑和沉闷，这与结构定型，与门槛加高是不无关系的。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仇富”与“嫌贫”的意识不仅仅是源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贫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在1980年代，不同的群体对自己的状况都有满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满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也是一个社会的弹性之所在。而现在，在一部分群体中，尤其是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形成的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南风窗》：在过去的几年中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官民、劳资、族群之间都出现过对峙的状况，您如何看待例如乌坎事件这样的社会现象？

　　孙立平：乌坎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的缩影。乌坎实验的意义就在于，看我们能不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民众具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社会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症结。这个实验中，包含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这个比包产到户那次更难，因此也就更有意义。如果成功，我们有可能找到新路，如果失败，将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打击。

乌坎选举的意义在哪里？有人说不要夸大乌坎选举的意义，因为类似的选举其实早就存在，甚至还有做得比这个更好的。如果就选举本身来说，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我想，如果将这次选举放到整个事件的链条中去看，意义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和那些风平浪静中的选举相比。这个链条是：由于某一事由发生了牵扯到官民关系的剧烈社会矛盾，经过一段双方的试探和博弈，最终选择了一种用理性和妥协解决矛盾的方式，用选举这种民主的方式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构架，促使矛盾从可能的恶性循环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环，同时满足民众表达争取利益权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需求。这一过程包含了中国政治的一些基本逻辑，论证了在较为严峻情况下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潜力。

《南风窗》：“顶层设计”在“十二五”当中被进一步强调，在您看来，“顶层设计”应该如何突破转型陷阱、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孙立平：改革陷入困境，不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很难推进、实施。

　　现在都在说改革和革命赛跑，但不是什么样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赛跑，只有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才能与革命赛跑。因为革命的动力就是实现公平正义。如何以公平正义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所需要的，并不深奥、复杂，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勇气。多少年来，罩在改革头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对不公平、不正义的默认，是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学，过于讲究策略的圆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对实质性问题的勇气的体制性拘谨。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执政大国，智慧、谨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勇气和魄力显然要比智慧更为重要。

来源:南风窗

周瑞金：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

（原标题：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

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关系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放权于民，聚拢民心。可见，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当前，我们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从这个原点出发，我们可以达成五点共识：

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

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

三、尊重群众自主权和首创精神，是最有活力的社会治理选择；

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

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早在小平南方谈话一年以前，中国曾有一场关于皇甫平文章的论争。署名“皇甫平”的这4篇文章，是《解放日报》组织发表的，传达的是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指示精神，也就是1991年他在上海过春节的时候谈过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那一年春节，小平同志在上海并不是像以往一样到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而是到处视察、听取汇报、发表看法。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没想到这4篇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发表南方谈话一锤定音。

　　近日，记者专访了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他认为，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要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他对广东解放思想，创新社会管理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建议广东继续先行先试，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与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

　　◎看准问题症结就改，主动改胜过被动改，早改胜过晚改。如果我们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还掌握较多资源的时候，不能毅然创新社会管理、适时适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犯历史的错误

　　◎剥夺富人是一种极端的想法，这不仅不会达到共同富裕，还会摧毁民营经济。我认为只要是合法的财富，就应该保护，而且通过这种保护，激发更多人凭借个人的汗水和智慧，致富创富

　　◎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书记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今天，广东从放开非政治、非宗教类NGO注册，培育社会组织，到乌坎事件的善后，在南中国形成了政府社会携手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局面，为我们党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釜底抽薪缔造社会内在和谐与稳定，也正在闯出一条新路

周瑞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改革时机，改革又到需击猛掌的历史时刻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及地位？

　　周瑞金：过来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几年，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对改革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发生了激烈争论，“计划取向”重新占了上风。比如，当时有一篇调门很左的文章，就提出：“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有一种改革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有的同志也在抹煞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这位68年党龄的老人，以惊人的胆识，在政治上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思想方法上提出判断改革合法性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你们广东，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

　　20年前重拾改革势头，是党心民心军心所向。我想强调伟人对历史走向的推手作用。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提出：“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胡克认为英雄的历史作用在历史的交叉点上会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因为此时历史发展的前景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古人云：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重要的压舱石，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改革又到了需要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从基层社会和网络舆论看，改革有庞大的民意地盘，需要奋发有为，需要凝聚党心民心，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像广东这样重视和推进社会建设，政府和民间力量携手协力解决转型期社会的复杂问题，像当年小平同志所鼓励的：“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解放思想：当前解放思想考验政治伦理

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

南方日报：您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需要，我们究竟要解放什么思想？

　　周瑞金：我始终认为改革开放是靠解放思想推动的。中国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小平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核心是怎样看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在改革之后没有驾驭好公权力，资本靠市场机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因此，与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

敢于和这个利益集团切割关系，是今天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关系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放权于民，聚拢民心。可见，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深化改革：不能以打工者心态对待改革

面对社会矛盾，党和政府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民众的期待和现实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转，一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南方日报：近年来，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小平当年一是提出“不争论”，二是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20多年过去了，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不同的认知。您认为当前的改革是否需要“不争论”？今天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不动摇？

　　周瑞金：现在党内外经常听到一种呼声，对深化改革要有危机感，有担当。有人以《西游记》为喻，描述打工者与创业者的区别。问：为什么孙悟空能大闹天宫，却打不过西天取经路上的小妖怪？答：大闹天宫碰到的都是给玉皇大帝打工的，所以大家都是意思意思不是真的卖命；在西天路上碰到的妖怪都是自己出来创业的，所以会拼命。这个段子，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改革的困境。

　　胡锦涛总书记警告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坦率地说，面对社会矛盾，党和政府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民众的期待和现实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转，一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非常可惜的。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被国企控制的公共资源，改革资产收益分配方式，让全体国民受益；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因素的形成和壮大，等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分成功，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一步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在交叉路口，我们不能徘徊不前，必须做出选择，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去年和今年，一大批相对年轻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我想对他们说句话：看准问题症结就改，主动改胜过被动改，早改胜过晚改。如果我们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还掌握较多资源的时候，不能毅然创新社会管理、适时适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犯历史的错误。

社会公平：共同富裕不是要剥夺富人合法财富

讲共同富裕不是说财富的平均，关键在机会的平等。最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问题。避免一端是农二代、贫二代的无奈传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调世袭

南方日报：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当下，您如何看待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思想？

　　周瑞金：但得苍生俱饱暖，自古就是政治家的追求。共产党人闹革命也是为了共同富裕，特别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都能过上好日子。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1993年他在与弟弟邓恳的谈话中，就前瞻性地思考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他提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如今，19年过去，财富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凝聚民心的政治宗旨，这个问题如果长期解决不好，关乎执政党的公信力乃至政治合法性。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重复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做法，设法把私有财产收归国有，重组经济格局。还是要靠继续推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减少政府计划配置比重，杜绝官商勾兑和权力“寻租”。

　　讲共同富裕不是说财富的平均，关键在机会的平等。最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问题。如何保障底层民众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何融化社会阶层的固化，避免一端是农二代、贫二代的无奈传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调世袭。社会阶层的固化表现在什么方面？上世纪80、9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很多官员主动下海创业。而现在几千个大学毕业生去考一个公务员位置，普遍丧失了创业精神。这需要贫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需要扩大市场准入、减少权力寻租和国有资本的垄断，需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录用的公正、开放，需要干部选拔制度的规则化、透明化。

　　共同富裕，也不是要剥夺富人的合法财富，而是要通过民生财政等调控措施，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向民生倾斜，帮助后富阶层。剥夺富人是一种极端的想法，这不仅不会达到共同富裕，还会摧毁民营经济。我认为只要是合法的财富，就应该保护，而且通过这种保护，激发更多人凭借个人的汗水和智慧，致富创富。

所以共同富裕的问题不仅是财产分配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体制改革，使社会体现公平。

先行先试：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广东可闯出新路

广东是改革先发区域，也是问题先发区域。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正好体现出广东的先发作用

南方日报：您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问题？如果存在，您认为应当如何跨越？广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瑞金：我认为不存在你们提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等等问题。我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位朋友到拉美很多国家做过调研，对这些国家的陷阱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些看法，我非常赞同。这些陷阱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的，而是由这些国家的政治左右摇摆、不稳定引起的。

　　广东是改革先发区域，也是问题先发区域。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正好体现出广东的先发作用。目前体制弊端主要表现在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广东可以在深化改革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在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方面，闯出新路。

　　冲破制度瓶颈和改革困局，出路在于信任人民、依靠群众。如何看待民间“自组织”力量？他们是基层民众利益表达的代言人，能不能让他们同时成为政府的传话人，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发生利益摩擦时的缓冲地带？无论从当前的维稳，还是未来的小政府、大社会建设，民间自组织力量，都是政府重要的合作帮手。政府要包容他们、团结他们，与他们合作，同时也要勇于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他们，比如用村委会组织法来规范。

　　我注意到不少网友说，广东做了一件与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一样“深得人心的决定”，这就是去年7月广东省委《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这个文件提出了“下放社会建设权力”、“万能政府”转型“有限政府”等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其历史意义堪比万里同志1977年主持制定的安徽农村改革“省委六条”。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书记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最近，广东在处置乌坎事件中露出曙光，取得重要突破。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民主自治，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是我们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一块试金石。希望沿着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前进，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四个机制，填平民众心中的“沟壑”，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凝聚共识：鼓励地方实践凝聚改革共识

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广东又一次走到了全国前面

南方日报：当前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应该凝聚怎样的改革共识？

　　周瑞金：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战略追求，这一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液中。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与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兴革。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节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据于光远同志回忆，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他说：“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广东又一次走到了全国前面。

　　如果说“大跃进”和随后的饥荒中，广东省委有关同志支持农民养猪，保住了粤北一大片，减少了生命损失。今天，广东从放开非政治、非宗教类NGO注册，培育社会组织，到乌坎事件的善后，在南中国形成了政府社会携手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局面，为我们党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釜底抽薪缔造社会内在和谐与稳定，也正在闯出一条新路。

当前，我们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从这个原点出发，我们可以达成五点共识：

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

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

三、尊重群众自主权和首创精神，是最有活力的社会治理选择；

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

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来源:南方日报

南都社论：改革的共识正在趋于破裂

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或许已经更加复杂：随着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和矛盾的不断累积，改革的共识正在趋于破裂，而随着经济改革的越发成功，改革发起者———政府已经嵌入一个庞大复杂的利益网络，要继续推动某些垄断领域的市场化和开启社会领域的改革，需要面临的现实阻力已是今非昔比。然而，走在又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国并不能因为改革的阻力巨大，就放弃改革甚至选择倒退，数十年前我们未曾放弃，今天我们同样不能气馁。

　　1997年2月19日，历经93年风风雨雨的世纪伟人邓小平与世长辞。15年过去了，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都应该来共同缅怀这位共和国的重要缔造者以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虽然已经离开我们15年了，但在过去的15年间乃至未来的数十年内，凭借他所留下的丰厚的遗产，依然并且会继续极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15年来，在邓小平留下的众多精神遗产中，最频繁被提起的依然是他对于改革开放的亲力推动。以1978年为起点，从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一项项惠及全国各个阶层民众的经济改革政策陆续推出，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的中国人，终于得以欣喜万分地自由创造个人的美丽生活。当然，经济改革并非没有阻力和困难，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深刻地考验了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生命力。但在经济改革陷入停滞的时候，正是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不顾自己的身体安危，坚持要到南方考察。最终，这次发生于20年前的“南方谈话”，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出低潮阶段，并再次开启了一个至今尚未结束的高速增长期。

　　两次奋力推动经济改革，最终为市场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是邓小平留给中国最为人称道的精神遗产，也是他对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影响。不过，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领导核心，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绝不仅仅停留于确立市场经济地位一点，而更体现在他对于改革本身的坚持，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对于历史责任的担当。这一点，无论从他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收回香港、澳门，还是坚决从自己开始废除领导干部终身体制来看，都有着颇为鲜明的体现。

　　当然，审视今天，除却市场经济、港澳回归、领导干部终身制被废除这样一些“看得见”的改革成就，邓小平留给后世的“看不见”的遗产，例如实施改革的勇气、对于历史责任的担负，以及对于民间声音的包容与倾听，则似乎更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呈现。

　　较之1978年和1992年后的中国，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或许已经更加复杂：随着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和矛盾的不断累积，改革的共识正在趋于破裂，而随着经济改革的越发成功，改革发起者———政府已经嵌入一个庞大复杂的利益网络，要继续推动某些垄断领域的市场化和开启社会领域的改革，需要面临的现实阻力已是今非昔比。然而，走在又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国并不能因为改革的阻力巨大，就放弃改革甚至选择倒退，数十年前我们未曾放弃，今天我们同样不能气馁。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改革使命，如果说此前的改革主题在于创造一个市场领域，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亟须的是腾出一个社会发展的领域。与此前的经济改革类似，政府需要的是一次角色的大转变，在市场领域中，政府的唯一角色便是监管者，而在社会领域中，政府的角色也需要从原先的“大包揽”变成理想状况下的“分配”、“协同”和“监督”。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既需要观念上的变革，给予民间社会更大的社会空间，也需要政府重视介入社会建设本身，乐于倾听、敢于接纳民间的建议和思路。正如当年小平对待小岗村的单干行为，以及傻子瓜子年广久的成功，所采取的都是一种鼓励而不是封杀态度。在今天的社会改革中，我们并不需要政府脱离实际的苦思冥想，而希望政府本身的改革决议能够建立在对实际情况的深度认知层面，通过广泛吸纳民间智慧，最终力促社会改革的成功。

回望过去，翘首未来，改革时机已经近在眼前，改革的优劣势也分明可见。一方面，改革的阻力更加现实，改革的主体被嵌入了复杂的利益之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动力，但另一方面，民间的改革的呼声巨大，民间的改革智慧也在频频闪耀。同时，改革开放的启动者邓小平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前文所列，我们既可以看见改革成功的种种成就，也可以感受到他所留下的改革话语依旧主导着这个时代，他所秉承的改革的决心、改革的勇气和改革的精神，更是长久地矗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巅峰。

来源:南方都市报

童大焕：中国亟待精英阶层的自我革命

不论是自下而上的传统造反革命模式，还是时不时想冒一下头的少数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上下其手的民粹运动模式，这两种类型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以瓜分财产为最终归宿和目的，最后以“共同富裕”始，以共同贫穷和混乱终。

　　我们呼唤革命的第三种形式，即精英阶层的自我改革和让步。只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结合、努力推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善始善终，以公平公正的机会平等为目的。

　　中国，到了呼唤大政治家的时候。这样的大政治家，一家是以法治为根基，以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为根基的。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经济和社会基础，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才不会变成民粹的狂欢，才不会陷入拉美化的陷阱。

　　这两天，相信很多人都“收到”了广东省长朱小丹2月14日送出的“情人节礼物”。如果政府真的想把百姓当作“情人”，这份“礼物”的确是非送不可。朱小丹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进入调整政府自身权力配置的“深水区”，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没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难以深入。朱小丹强调，要把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今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要加大力度向社会放权，加大力度向下级政府放权。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强社会管理，改善公共服务上。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行政权力监督。省市两级都要列出“清单”，放权要有规划、有明细表、有时间表。

　　在此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也警告：各级政府日益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诚如许小年先生的微点评所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日本侵华中断，被国共内战中断，被“文化革命”中断，现在又可能被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所中断。

　　毫不讳言地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然又站在了新的改革十字路口上，各级政府俨然已经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成为需要重点改革的对象。尤其是近十年来，国进民退的步伐明显加快，各级政府的投资大跃进对环境的破坏、对通胀的刺激日益加深而且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过去20余年中国经济史就是通胀史、百姓和环境的“沉沦史”；行政权力对市场秩序的非法治化干预程度则有如吸毒上瘾，导致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日渐萎缩。

　　我们一度沉醉于中国的发展在全球“一枝独秀”，却为何“维稳”形势越来越严峻？无它，其本质就是掠夺式发展后产生的社会困境。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是掠夺式的，这有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也有权贵集团对国家和民众的掠夺。权贵集团利用垄断的公权力进行掠夺；而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会进一歩绑架公权力。这种“悲惨式增长”导致环境和民众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群体性的反抗就会成为彼伏此起的烧不尽的“野火”。这时，就会形成专门研究抗争性政治的于建嵘先生所言的：维稳成了体制运行的压倒性目标。这样“刚性稳定”结构形成，也就走进了为了掠夺要维护现行体制，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就需要进一歩掠夺这样一个社会政治权力难解的循环。

　　这种态势，已然将中国置于一种“步步惊心”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和革命事实已经进入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的赛跑阶段，体制内的改良力量亦即自我革命的力量如果跑不过革命的力量，中国好不容易得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将被葬送，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将重新堕入深渊。

　　在今天的热兵器和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飞机时代，传统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造反模式，亦即第一种革命路径已经没有了“市场”，但是第二种破坏力极大的“革命”路径仍有可能取而代之。这是一股反市场、反法治的力量，一些野心家借着贫富差距拉大、很多老百姓眼里对金钱和权力“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幻觉，上下其手，搞反法治、反市场、反民主化的运动式治理，其结果，一开始可能会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从舆论上“大快人心”，但不讲程序正义只讲目的正义的结果，只会导致民主、法治和市场的全面倒退，大量社会精英或被消灭或被迫出逃，最终使当地陷于“死地”。这样一种只讲意图伦理，不循规律规则、不择手段、不问责任伦理的做法，满足了群众“尽速改变现状”和“劫富济贫”的民粹式心理期待，却会使奴役和贫穷成为社会的惟一归宿。

　　今天的行政垄断和政府管制过多，已经导致了部分企业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法生存”的逆淘汰现象。本来，独立企业精英和独立知识精英可以构成社会改良的最重要力量，尤其是企业家作用往往更大。然而，行政垄断无往弗届和行政管制权力过大的结果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家要么委曲求全，要么卖身投靠，过度依靠权力而不是依靠法律致富，致富以后对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护也不是依靠法律而是要依靠权势。结果，一旦社会两极分化引起穷人仇富，资产阶层不是成为穷人革命的对象，就是成为权力打击以讨好穷人的对象。中国企业家多数奉行明哲保身和闷声发财哲学，对公共事务缺少发言，也很少用资金支持独立智库，培育独立知识分子。所以最后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悲剧。中国第三波向海外移民潮——知识和财富精英海外移民风起云涌，但其中多数企业家移民是“生活在海外，事业在国内”，相当于“裸商”。这样并不能解决其企业财产乃至人身不安全问题。只要政府权力仍然可以随便干预微观经济、只要流水一般的官员仍然可以流寇般地打商人的主意，他们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就注定只是浮云！因此，一个权力严格受到制约的法治环境，比什么都能保证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不论是自下而上的传统造反革命模式，还是时不时想冒一下头的少数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上下其手的民粹运动模式，这两种类型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以瓜分财产为最终归宿和目的，最后以“共同富裕”始，以共同贫穷和混乱终。

　　我们呼唤革命的第三种形式，即精英阶层的自我改革和让步。只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结合、努力推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善始善终，以公平公正的机会平等为目的。

　　中国，到了呼唤大政治家的时候。这样的大政治家，一家是以法治为根基，以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为根基的。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经济和社会基础，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才不会变成民粹的狂欢，才不会陷入拉美化的陷阱。

来源:作者博客

袁伟时：改良是利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改革的动力有两条：

1.朝野各方睁眼看世界，认识现代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可也无法抗拒；认识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太大，历史进程不能再耽误！

2.公民瞪大眼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随时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揭露他们的不端行为，迫使他们四不敢：不敢贪污受贿，不敢枉法霸道，不敢偷懒，不敢阻滞改革开放。

不要低估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有强烈的独立精神，求知欲望，敢于抛弃思想枷锁；加上任何措施都无法割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们知道世界和中国的现状，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可靠力量。

　　　　都市时报记者李一枪

Q1：您本是从事哲学专业的，为什么后来“不务正业”，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感兴趣了呢？

袁：我在哲学系工作，但教的不是哲学理论，是中国哲学史，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史。这个时期的中国，纯粹的哲学理论十分罕见，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逐步扩展到政治、法律等方面。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是我的正业。

Q2：您给学生们教授历史课，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学生指出您所讲的历史跟他们以往在教科书上学到的不太一样？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您会如何处理（怎么跟学生讲）？

　　袁：大学是学术、文化创新的中心。一个合格或良好的大学教师，必须提供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我一贯坚持讨论式的教学。我会提出问题，指定阅读材料，让学生充分讨论和思考后，再详细论述我的观点和其他观点。成功的教学要教会学生自己收集、阅读和分析史料，怀疑和批判地思考，充分辩论，存疑求真。

把一些观点视为信条，强制灌输，不准怀疑，那是思想专制，只会培育一批又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或谨小慎微的侏儒。

Q3：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开始更多地去勘正过去一些在人们看来是“理当如此”的历史观，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运动提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也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共识，虽然这些对于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界而言，可能早已并不鲜见，但该说总归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袁：学术就是不断求真、不断证伪的过程，没有人有权宣布某个结论不准质疑。把自己的观点封为“理当如此”的金科玉律，是有些人要掩盖自己思想贫乏的外衣和打人的棍子。近年来，这个局面开始打破，是回归常识的进步，有助于学术生长。

Q4：您对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持怎样的看法？

袁：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别漫长，这是前现代社会结构性缺陷和民族主义特别顽强，阻挡现代社会制度生长的恶果。经过近200年的博弈，历史终于到达临界点。可是，如何突破最后一关，仍是未知数。

Q5：中国自古便已有“以史为镜”的说法，似乎人们早已深明此道，但事实表明历史却总是容易循环往复、一些事情总是重复上演，您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实？

袁：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社会中上层有改变现状，改进自己处境的强烈要求。二是知识阶层较普遍懂得和愿意接受现代文明。

19、20世纪之交，中国大体具备了这两条，不幸传统太顽强，加上革命党人太极端和幼稚，机遇一再被断送。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强烈，但身处朝野的知识阶层能否认识现代文明不可抗拒，因而勇敢排除种种奇特的利益和意识形态障碍，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去？这是有待观察和博弈的大事。换句话说，一百多年的以史为鉴，往往既没有看清自己的真相，特别是根本性的缺失，也没有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所以一误再误。

Q6：过去一种惯常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同西方价值观是相矛盾、不能并立的，不过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对此却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些现在所惯称的“普世价值”在儒家经典中也能找到出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您是否认同余英时的观点？

　　袁：种族没有优劣之分；人性是共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各大文化体系中均有仁爱思想、商人精神、自由、平等思想等等，即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因素。所谓普世价值，汇合了各大文化体系的精华，应该称为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我赞成余先生的观点。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不是中国特点呢？印度教毗耶婆说：“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情，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情，也希望别人得到——这就是整个的律法；留心遵行吧。”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耶稣《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除了翻译带来的文字表达的差异，这些观点有什么差别呢？

　　当今向现代社会转型，最艰难的大约是一些中东国家了。可是，阿拉伯人重视商业的传统也没有中断，也不缺乏商人精神。

　　中国典籍中有好些民本思想，更是众所周知的。

　　不过，西欧北美之外，这些思想因素仅是零散的闪光，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推动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

　　儒家思想应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三纲六纪等思想固化为社会制度，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严重障碍和历代有识之士讨伐的对象，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其余威尚在，不可等闲视之！

在非社会制度领域，儒家思想同世界上所有文化体系一样，它们所附丽的各种典籍、风俗习惯等等，是现代社会必须保护、研究，自由发展，让公民自由选择的文化遗产，根本不存在与现代社会对立不对立的问题。

Q7：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您认为是更需要鲁迅还是更需要胡适？

　　袁：胡适和鲁迅有三个共同点：1.专制思想的批判者。2.中国语言表达工具变革——白话取代文言的支持者，白话文学的倡导人。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和发扬的先驱。

　　其间，胡适是主将，鲁迅也是重要的前驱。第二条已功成名就，不用担心了。第一、第三两项至今仍是重任；因此，胡适、鲁迅至今都没有过时。

　　两人也有差别：1.对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胡适认同主流的现代社会，并有深刻、全面了解；鲁迅则迷信苏联。2.社会变革途径，胡适致力于改良，鲁迅则沉迷革命。

对21世纪的中国而言，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深信：改革开放——改良是利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Q8：在老一辈史学家中，有哪些是您所推崇的？当代的晚辈学者中，哪些最值得关注？

　　袁：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史学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批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吕思勉、汤用彤、傅斯年、李济、顾颉刚等人的成就是最出类拔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史学界真正让人敬仰的仍然是1949年以前已成名的老史家。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史家，20世纪90年代后崭露头角。以19、20世纪中国史研究来说，我最喜欢的是茅海建、高华、沈志华、杨奎松、桑兵等人的著作。

Q9：谈点我们身临其境的当代史话题吧。您怎样评价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关于改革，您说过“此时不改，更待何时”，但于目前而言，您认为促进改革的真正动力在哪里呢？

　　袁：风波的创伤尚未抚平，1991年苏联又突然坍塌，中国向何处去？有人把“反和平演变”列为中心任务之一；改革开放进程深受威胁。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是否改革开放关乎国家存亡，批判了以姓资姓社的愚蠢借口阻挡改革开放的荒唐，从而为中国融入世界，吸收现代文明清除了思想障碍。这次谈话推动市场经济在中国生根，推动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进程，作用非同小可。但是，人们至今尚未彻底领会这次谈话的内涵，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障碍尚未完全清除，纠缠姓资姓社的愚昧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的步伐有待加速。

改革的动力有两条：

1.朝野各方睁眼看世界，认识现代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可也无法抗拒；认识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太大，历史进程不能再耽误！

2.公民瞪大眼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随时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揭露他们的不端行为，迫使他们四不敢：不敢贪污受贿，不敢枉法霸道，不敢偷懒，不敢阻滞改革开放。

Q10：您今年已是81岁高龄了，但思想、观念却与时俱进——开通微博同广大网友们交流，作为正宗的“80后”，这丝毫不落伍于另一群80后，选择上网同网友交流，是觉得这样也可以或多或少的改变一些什么吗？总体而言，年青一代可能历史感比较淡薄，即有种说法是说90后乃至80后是“没有历史的一代”，有人认为这群人无知、愚蠢，也有人认为由于没有历史包袱，“80后90后是中国第一批可以被称之为人的人”。你对这一群体持有怎样的印象？

　　袁：世事繁复，进展飞快，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进入互联网，开通微博，是我学习和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渠道。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通微博，沉默的中国变为众声喧哗的中国，会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和繁荣的进程。

不要低估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有强烈的独立精神，求知欲望，敢于抛弃思想枷锁；加上任何措施都无法割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们知道世界和中国的现状，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可靠力量。

袁伟时，中国著名史学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曾任中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来源:都市时报

黎明：中国大众总不会“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的警句，不是对中国普通民众说的，体制内上层人士对此最该心领神会。或许还有一种可能会导致不在意这一警告，即估价那警言言过其实，认定自己所坚持的路线是条“活路”。这就低估了前人智慧，更不堪的是否认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历史经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若不把此话放在眼里，白忙活一场的就不只是中国老百姓了。

　　温家宝走访广东企业、村庄，重提邓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温家宝强调：“国内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此消息由部分媒体陆续发出，时有时无的“政改”话题，再次出现在舆论场上。

　　不难理解，这里，温家宝总理说的本来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才能够解决“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更容易理解的还有一种明摆着的现实：单纯的经济改革或经济体制改革，在体制内从未遭遇舆论或行动的阻力。因从中可以大获其利，体制内人士都欢迎没有政治改革来配套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因不存在任何有实力的对立面，无需提出警告，更不必以“死路一条”的警句，抛向本不存在的“敌手”。

　　二十年前，邓小平讲过“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指出“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近年，温家宝多次重提“邓氏警言”，若说此情之背景是“政改条件较前更不成熟”，显然不合逻辑；然而，若推测有人对“邓氏警言”认识不同、理解有别或认识不足，则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有一句被网友引用过无数次的话：中国社会“大塞车”，几乎所有煎熬中国人的难题与屈辱、痛苦，都等政治改革这条道路开放后疏散和化解——这是我说的。温家宝说“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这话我高度认同，因为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多数媒体追着小事跑，普通网民跟着热点走，而深知政改与社会前途、民族命运之关系的真正的精英群体，其希冀与言说，始终不悖于社会与政治改革。相对于政改这般具有“决定一切”性质的大项目，似房价、通胀等经济事务，以及生老病死等环节的民生话题，一概不过“小事”而已。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固有、应有的权利。由于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种基本权利的缺失，处在特权系统之外的人群，物质、生理上只能是成本承担者而不是真正的受益者，精神、心理上只能是蒙受耻辱者而不是成就感、荣耀感的享受者。除却政改之外的“改革”和“发展”，或类似抱薪救火，或如同扬汤止沸，只会扩大不公、积弊愈重，浪费资源并将人心推向绝望。

　　不改革，谁将死路一条？中国老百姓都活不成，这难以想象。不会的，人民能够万岁，至少他们最有万岁之可能。或许，有些“人民”会有程度不同的损失，而更多的老百姓只是围观者。

　　据说存在这种判断：改也是死路一条——既然如此，不如不改。这前半句，部分正确，而后半句，则显冥顽不化。

　　邓小平“死路一条”的警言，所指并非仅“人命危浅”。也就是说，它不主要指向“人身安危”。这里，指向“体制前途”，说的是原“正宗”的行权机制、集权系统的死活问题。

　　旧体制不管怎么坚持都会死，对旧体制来说，并不存在“还有活路”的希望。不改是死，没悬念；一改也是死——本来就是要它死。“政息”不一定伴随“人亡”，而无论人亡不亡，那种“政息”都可以肯定。

　　所以，对阻碍社会进步的旧体制来说，它有一个怎么死的问题，再加上一个死于谁手的问题。渴望改革的公众，拥戴对改革设障的人吗？会鄙视那些推动改革的人吗？旧体制死于谁手，这里涉及具体人物和机构实体的功过，此问题或许极为要紧。

　　“死路一条”的警句，不是对中国普通民众说的，体制内上层人士对此最该心领神会。或许还有一种可能会导致不在意这一警告，即估价那警言言过其实，认定自己所坚持的路线是条“活路”。这就低估了前人智慧，更不堪的是否认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历史经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若不把此话放在眼里，白忙活一场的就不只是中国老百姓了。

来源:凯迪社区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人权观察

编者按：在中国“茉莉花之春”一周年之际，维权人士魏强与江天勇律师都发表文章回忆了自己在去年春天所遭遇的黑暗，联想到古川、余杰在前不久的类似披露，使我们看到执政当局是如何在肆无忌惮的践踏法治和人权的，我们对此恶劣行径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人权活动家秦永敏先生前不久又被武汉地方当局行政拘留的事实，我们对此表示同样的愤慨和谴责！我们希望执政当局在人权和法治问题上不要忘记了自己对广大人民的宪法承诺。

魏强：《记茉莉花》

这里森严的制度规定犯人要被时时刻刻用手铐铐在椅子上，就连晚上睡觉时也不能取开……在这里的一天早上我头痛欲裂，可一个看守却刚好来用脚踢的方式叫我起床，忽然间我怒火中烧，拒不合作的强睡了一个小时。看守遂上报了这里的尴尬，到了中午，看守头子决定以饿我一餐加以惩罚。不给吃饭？那好我接着去睡！我拉开铺盖又继续躺了下去。几秒钟后看守头子就赶了过来，一阵拳打脚踢过后，他怒不可遏地将我拉起来瞪着他那年轻暴虐的脸和眼，他又轮起手打了我两个耳光，并且盯着看我。我慢慢的抬起头像重获新生了一般冲着他那自卑、卑鄙的脸咆哮到——“来！你打！接着打啊！懦夫！”他的脸上写满了惊讶，但也只好继续向我的脸左右开弓……一翻殴打与被殴打的较量结束了，被殴打者争取到了更加宽松的监禁条件。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的黑色政权面临的是全人类的挑战；因为他们必须害怕，因为他们的无耻暴政正在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冲撞。

2011年2月20日，这一天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早有算计和臆想，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却依然显得那么突然和强烈。这一天我要比往常醒得稍早一些，我也许知道今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在这个社会中发生，但我无法不被这种好奇以及这好奇的乐趣所激励。我想，这好奇是天生就拥有意义的……

2011年2月20日北京王府井

2011年2月20日，这一天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早有算计和臆想，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却依然显得那么突然和强烈。这一天我要比往常醒得稍早一些，我也许知道今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在这个社会中发生，但我无法不被这种好奇以及这好奇的乐趣所激励。我想，这好奇是天生就拥有意义的，我如此决定后关上了房门。

我11点左右来到了王府井大街，好奇心被攥到了嗓子眼，我太紧张了，因为角落里应该还会有人的比我更紧张。我强作镇定用手机在推特的向朋友们打了声招呼，可爱的苏雨桐女士回复到“现场直播员到位，连‘撇大条’都现场报道了！”哈，我刚才发送的是“我已到现场，正在某酒店厕所撇大条，保持联络通畅，撇大条也是一样。”

我先是在商场和大街上来回穿梭，反复故作镇定的东张西望。后来我痛下决心一定要去“革命圣地”近距离看一眼，这个决定让我稍微有些缺氧，虽然“麦当劳”就在马路的另一边，但靠近它却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4000米登山一样。麦当劳有些闷热，这里坐满了人，看到汉堡包都让我感到压抑，我感觉自己在这里太过暴漏，便假装没带钱匆匆从后门离开了这个布满阴霾的小屋。我开始装作像一个对高楼大厦特别感兴趣的游客，在拍摄了不少驻足的警车和周围环境后前往一个商场的会员中心上网。

下午2:00左右，当我再次前往麦当劳外时，发现这里的路口都已经拥堵住了……我脑海中对集会现场的回忆画面就像一部快进中的默片，人们摩肩擦踵、步步紧逼；如鱼群一般彼此聚集和簇拥。

人群的中间一度是一个张牙舞爪穿着红色冲锋衣的胖子国保，他反复要将一个手持茉莉花来到现场的男青年带走。他反复尝试终不能得逞，人群几乎可以将他淹没，就像一股四处移动的涡流。但是这个疯狂的国宝的目的也许就是将人们的注意力分散，破坏了聚集的有序进行。一群警察逐渐占领了麦当劳门口的高台，他们连成一圈驱逐着不断企图站上去的人们。他们无法驱散围观的人群，但他们只是在竭力消灭这次集会的形式感，削弱又一场公众演说再次发生的条件。国外记者们挤在人群中，将摄像机高高的举起，国宝们也将这个特征视反抗作标语，他们一定对这些外国媒体恨得要命，似乎是因为他们的发狂和丑陋被这些摄像机和媒体暴漏出来了一样恼羞成怒。他们就像吃屎的狗那样对头顶的探照灯又气又恼，有时还用手遮住自己的脸。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也在拍摄，他们有一个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好理由：“我在为国家拍摄”——他们在全国各地使用的摄像机正在无耻的记录着党棍乱伦“祖国母亲”的事实。你们使用这些器材时就是在对自己进行羞辱，我从你们脸上看出了这内心的挣扎。

我站在这个“战场”上，用相机记录着这里正在发生的事实。这里自由的力量、青春的气息。

在看守所

秋后算账在几天后逐渐开始了。2月26号下午一群警察挤进了我的住所，用手铐将我铐住，搬着我的电脑主机，一路小跑的把我塞进了一辆警车里。我坐在警车后排听到了那句著名的中国警察喧言：“抓你怎么了，小心哪天把你活埋了。”我说：“你们辛苦了，一天要埋那么多人……”那警察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转过去自言自语般得小声说“你丫还不信！”我叹了口了一声，再没说话。2月26日半夜，在阴冷的花家地派出所里我和一位网易公司的员工都是因为茉莉花被捕。而那个“政治觉悟”比我们都高的犯人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研究生，他传播的不良信息政治比较正确，因为他派发的是卖淫小广告。我和这位网易公司的员工聊到彼此被捕的事情，他说他只是用MSN与朋友谈论了220的事情，警察就找上门用手铐带了过来。他还说，他有一个在新浪就职并参与了此事的朋友已经被单位开除了。

2月27号凌晨，我们这两个同案人被手铐连在一起押上警车。在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海淀区看守所”的门牌突然从窗外闪过，持枪的警卫、灯火通明的方块楼房，空旷的草地。我们从地下停车场被带入大厅，我们六神涣散茫然的站在墙边。警察说，这里有个办案单位要进一步确认是否批捕我们，我没有报希望，他的希望也破灭了。领头的那个派出所警察热情地办理着手续，威胁着我在“权利告知书”上签字。告知书上赫然写着一句“犯罪嫌疑人在被第一次问询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与律师……。”而我也只好在这“诉讼权利告知书”上签字前就在上面写下“我的诉讼权利已被剥夺了”。……大门哐当关上了……一番“囚犯标准化”后我们在狱警的指挥下穿着新布鞋沿着黄线走走停停，并且即将被分配到不同的班房去，我们并排站着，尽力去用眼神安慰对方。

……在看守所里有嫌疑犯，有预审，有驻所的检察官，但我无法将他们分清，因为这里只有国保是真正的“自由人”。

随着进一步的筛选，一周后有好几位茉莉花参与者被带着脚镣、手铐、头套相继押送到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貌似以年龄最小的政治犯的身份"有幸"观摩了这个中国重量级政治犯们的伤心地。

虽然这里也关押着众多的杀手和诈骗犯，但是国保也会经常跑来客串。这个看守所的提讯室里有一道新修的格栅可以将罪犯和预审员隔开，但是这些市局来的“预审”们看上去永远也不会习惯。他们动不动就如野兽一样撞向格栅张牙舞爪着，这些猴子们肮脏的谩骂经常在楼道里不断回响起来……不过预审和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深仇大恨，他们只是像《哈利波特》里的摄魂怪那样是被用来摧毁一个人的尊严和勇气的工具，我的内心坚守着光明的真诚和坦然，他们也就省了那套。记得另外还有一个公安大学的女实习生也来拿我练手，可是她总被我引的跑题。她看起来知识丰富但并不自信，似乎很想为自己辩解。当天提审完毕她把我交付给狱警时我朝她笑着挥手告别，她看着我微微的皱起眉头。第二天我又被叫去提审，而她再没有出现，原先那个三十多岁的摄魂怪不耐烦的又重新将昨天进行完毕的讯问又重新过了一遍。那个年轻女警的实习可能结束了。

说起看守所里寥寥无几的女孩，在一次提审中一个与我一同烤着手铐面对面站在提讯室外的女孩让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可能也是一个“220”的受害者。她看起来脆弱极了，她含着眼泪就站在我的对面，就像是幼儿园中最后一个回不了家的孩子，但是我似乎能感觉到她散发出的一种奔跑的渴望，因为我也有。遭遇她之后我突然坚定了一个信念：不能再失去一份尊严。

在这里关押时，我惊喜的收到了朋友们存给我的钱，当我看到单据上他们手写的签名，心里倍感安慰，我眼前浮现出他们奔波来看我的摸样，眼泪是那么的温暖。另外在这里结识的“狱友”也令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因为二进宫日夜都带着脚镣的人对我却是非常友好和礼貌的。他从小在混迹在社会里，没有半点所谓的高雅文化，但他却是随时愿意为自己朴素的道义感挺身而出，即便他可能一辈子都将这样依靠暴力解决问题，但他和那些“伟光正”们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在监室里，还有一个憨厚老实的四川小伙，是唯一一个没有亲人给他寄钱的人，大家经常主动地会去照顾他，和他分享一些食物。监室里的“头板”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对我也非常好，他的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官司已经上诉至第7年，他在这里呆的时间最长，他教给我很多的东西，他对真诚看的很重，似乎也对政治犯抱有崇敬。

将近一个月后我又被送回了海淀看守所，得知一位叫杨栎的“茉莉花”参与者之前就关在我现在住的这个监室，我在这个监区一个月前听到的那让我一度崩溃的巨大的哀鸣就是他从这里发出的，他重度抑郁症发作已有一个多月。

一天下午，一群北京市的“高层”国保来了，他们挨个将这里的茉莉花青年审阅了一遍。居然是两个傲慢的年轻人，其中一个看起来十分轻佻，他估计因为那身挺拔的警服和璀璨的肩章而分外自恋呢，他对我们乱叫乱嚷，极其暴虐和浮躁，强烈怀疑是个不检点的官二代。

一天的疲惫刚刚结束，深夜我们又被叫醒提审。我坐在强射灯下，疲惫不堪，脸色死灰的预审在不断的脏话骂娘中透漏出要我正式同意他们保证书的内容画押签字。我对几个条款提出疑问，但又遭来阵阵辱骂，我要求停止，他再骂，我要他道歉，他却要我出示他骂我了的证据。一番无用的争论后终究对其的底线忍无可忍，横下心坚持“不道歉就换预审”总之拒绝继续这种方式写什么保证书。他们研究了半天无计可施放我回去了。

在延安

几天后我和其他人一样签署“取保候审”，但同时也将我移交给了户口所在地延安警方。来接我的一个拿着世界历史地图册的延安刑警，得知我家已经搬去西安很多年后，表现的很是惊讶和疑虑，说那就在西安站下车再安排人带我回家。

在火车上，一名刑警领我去餐车吃饭，就提前打开了我的手铐。一个列车员和警察搭话，说这趟车上一共有三个“茉莉花”犯人，延安刑警不断的向他使着眼色，还可笑的阴郁着脸，警惕性极强地扫视着邻桌的外国游客。

路上他们接到了一个陕西省国保打来的电话，表现出很不满压力很大的样子，那个怀揣世界历史地图册的警员也沉默不与我交谈了。睡觉前他们夸张的用随身携带的工字脚镣将我锁死。

下火车后居然被一群延安土豹子，带到了延安唯一的一个恶心得令人发指的拘留所，一群丑陋的“劳教委员会”代表们现场给我开具了的一份“寻衅滋事劳教2年”的劳教告知书和决定书……在延安的拘留所里暴力和腐败充斥着每一个角落，瘾君子和黑社会统统公开的交流着官场上自己靠山，这里的政府腐败的公开，腐败的彻底。看来红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延安一直保持着领先。

因为我拒绝被看守用踢腿的方式坐下，而被他们一顿暴打，直到现在腰还经常感到不适。一个因为自己又愚蠢又嚣张又土所以看我不顺眼的很胖的副所长在半夜喝醉了酒，将我叫醒，对我耍了一通酒疯，说什么自己就是“共产党特务”等等，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恐吓和羞辱。他出去后依然野劲难消，没一会儿居然又将隔壁监室里一个哑巴拉进看守室里暴打了好几个小时。那晚棒子抽打在人身上发出的巨大沉闷的撞击声、哑巴的嘶哑的叫声、打人者身上钥匙剧烈的抖动声和他累的半死的喘气声在夜幕中回荡着。期间哑巴的叫声突然停止了，他使唤一个在押犯慌慌张张的跑进监室拿了一条新毛巾又跑了出去。我躺在肮脏不堪的通铺上，两边各有一个负责监视我的犯人。我心里的阵阵作呕，愤怒将眼泪一点一点地挤出。

后来室友告诉我打人者原是派出所的一名警察，曾就是因为在审讯时虐打犯人使犯人不堪忍受而跳楼摔死，打人者仅仅在隔壁的看守所里关了一年连法庭都没有上，就又出来了，而出来后就又担任了这个拘留所的所长。我理解陈光诚在山东临沂都要遭遇什么了，这些在穷乡僻壤作恶的文盲和二逼们实在是愚蠢得透顶，公权力在这里丝毫还没有开化。我目睹了太多太多的肮脏和罪恶，这些恶人们终将要被送上法庭被人民清算。

在密云

4月初，我又被四个北京国保接回了北京。

路上一个领头的国保问了我四个问题，大意是问我认同不认同共产党是在搞独裁的事实，我的回答很简单，共产党不文明、不诚实、而且不民主。此外，我离奇的还和一个看着一点也不像传统国保的“文青”谈论了电影，我们两个交流的很活跃，他也不喜欢国产电影。而聊到艺术的时候，其他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突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不认可我声称自己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的说法，觉得我装逼无止境，因为没有任何我是艺术家的证明，我们争论了半天，最后不欢而散。

下车后，我终于知道了我不知道而他们一直就知道的事。我被再一次交给“黑头套”并被押送到好远好远以外的一个秘密地点。后来，我才知道我去了一趟密云水库，被关押在密云区一个离当地公安局并不太远的怪异的废弃宾馆内。

我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度过了漫长的一个月，在这里唯一美好的事物就是透过厕所里的窗户缝隙看到不远处那一簇金黄色的迎春花，以及一抹绿的璀璨的深山，还有远处一颗总在阴影里的高大松树；还有每天都随着日出日落变化在窗帘上的投影斑纹，而这张黄不拉几脏兮兮的窗帘就是我是否还存在着的一个参照物，我整日坐在房子中央面对着它，它带给我的变化的时间，它带给我地球自转的证明。

这里无声的酷刑使我就像是一个瞎了眼睛的赌徒，感官拾取着每一丝少的可怜的细微环境变化，大脑让它的每一个神经信号都变成了爆米花，猜测、幻觉、臆想塞满挤压着我的头颅。

这里是这个国家诸多秘密监狱中的一座。这里森严的制度规定犯人要被时时刻刻用手铐铐在椅子上，就连晚上睡觉时也不能取开，有一个第一次来看守我的“大呆鹅”就在我要去上厕所时遇到了他又一个人生中的重大难题。在这里的一天早上我头痛欲裂，可一个看守却刚好来用脚踢的方式叫我起床，忽然间我怒火中烧，拒不合作的强睡了一个小时。看守遂上报了这里的尴尬，到了中午，看守头子决定以饿我一餐加以惩罚。不给吃饭？那好我接着去睡！我拉开铺盖又继续躺了下去。几秒钟后看守头子就赶了过来，一阵拳打脚踢过后，他怒不可遏地将我拉起来瞪着他那年轻暴虐的脸和眼，他又轮起手打了我两个耳光，并且盯着看我。我慢慢的抬起头像重获新生了一般冲着他那自卑、卑鄙的脸咆哮到——“来！你打！接着打啊！懦夫！”他的脸上写满了惊讶，但也只好继续向我的脸左右开弓。旁边一个女人夸张的叫道“哈，给脸不要脸！这是你让打得。”听到这声音我意识到这就是那个每天下午都在楼下欢乐的溜着狗谈笑着的那个女人。我侧过头去，对着那个正在僵着头看我的女人用轻蔑的舌尖清晰的吐出三个字：法西斯！

……一翻殴打与被殴打的较量结束了，被殴打者争取到了更加宽松的监禁条件。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的黑色政权面临的是全人类的挑战；因为他们必须害怕，因为他们的无耻暴政正在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冲撞。在这里我也时不时用各种方法放松自己正在趋于发疯的大脑。我和看守们说话，逗他们说话，有时就把现编的诗句朗诵出来。这些看守们都是一些临近区县的派出所的抽调过来的普通警察，每周一调换，他们除了盯住我看以外，还记录我的任何“生命体征”，包括我何时喝了几杯水，何时大小便了，有没有遵守他们命令，而有的看守看到我自言自语也会记录在本子上，那就像一本实验记录。比较善谈的看守，他在在我面前互相谈论同事和儿女，有些不善谈的就在我四周静静的坐着时不时的看我一眼。……

之后很多天以后，我又被突然地蒙头带走，再又是返回户籍所在延安，直到5月2日我被父母接走。

“审判”的经过

从一开始被抓，就注定了这是一场污秽的政治审问，但他们有时会拙劣地把我往和其他刑事罪行上牵扯，有时干脆就大呼我犯了“反革命”罪。

他们从一个专业的网监队伍那里捧回来厚厚一沓我的罪证材料，大部分都是打印下来的网页，并且每一个项目的旁边还有专门机构所作的评级。最后，还有几页网监舆情方面给出的有关“邪恶指数”的专业性评估，我的预审看了那上面对我的专业描述后对我刮目相看，估计那上面是说我坏到骨子里了。

党国体制真没一点高效率的地方，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上级太过空虚。底下的办案人员就向被牵线的木偶一样一遍一遍重复的做着笔录，也许是真的被动到了需要靠不断的重复劳动来弥补自己的困惑感和混乱感的地步了。总之我没什么隐瞒的，我就不断的重复诉说、诉说，直到自己感觉自己不像是在回忆而像是在背诵。由于在三月中旬要求写保证书时，我没有写，辛苦自己到后来至少被强迫写了两次保证书和悔过书。

双摄像头、大照明灯、精钢座椅是北京“一看”（看守所）的标配，延安的记忆则是黑压压窑洞里的有近百年历史的大黑铁椅子。

在密云的时候主要是调查我和艾未未之间的联系，我就如实道来，说自己现在和艾未未没联系了，并告诉他们艾胖子不是我菜。但是他们似乎要搜集有关艾未未的一切信息，包括我不喜欢艾未未哪一点，我如实说来，我说我觉得艾未未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还特别专横和过于自负……让我没想到的事，他们似乎乐坏了！就像是在万圣节那收到了一大包糖果的小孩，我深受打击，说我在推上说的比这些形象充实的多了。他们一下失望很多，就像突然对糖果失去了胃口。

他们非常想知道谁是幕后主使，一度说已经有人指正我就是主使了，一度又说有证据证明XXX脱不了干系，他们越到后期越像失去了线索的猎犬。

……今天，我的回忆依然清晰——“革命”要是来了，你真的阻挡的了么？

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一个肥胖的预审吼道：“你说你犯的是什么罪！？你煽风点火还不严重么！你的邪恶指数等同杀了3个人！甚至更多！革命万一真的发生了你想过么？到时候死的人都得算到你的头上……”

“你除了打人还会什么！”——我的怒喊让一个衣冠楚楚的高层官员有些慌张，他走到被春风卷起的窗帘旁说道“我还会把窗户关上。”

“我们现在是为你好，而不是为了你坏，你要明白。”

“等一下，我们一起照个像吧！”——国保将他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

国家先后对我的行为定义了“非法集会”与“寻衅滋事。”后来一个国保可能为了安慰我说道：“判你刑法第105条也不是不可能，你又不是不懂政治。”

江天勇律师：去年今天，我正在被3人殴打和侮辱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2月21日 转载)

   

 律师江天勇 ：去年今天此时，我正在被三个人殴打和侮辱。一头头问：干什么的？我：律师。头头：律师？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头头：告诉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我们是专门对付你们这些律师的！我们可以讲法律，也可以不讲法律！我们在你们面前很自信！因为我们可以不讲法律，所以很自信！说话间不停的打

   

     律师江天勇 ：三个人中让我感到无比悲哀的是一20来岁年轻小伙，对我的殴打训话侮辱中，我稍微回答慢一点，这个年轻人就大声呵斥：领导问话你听见没有？同时不停的用手使劲拧我的脸...他多么年轻呀，为什么干这样的事呢？他的心是怎样的呢？... (博讯 boxun.com)

    律师江天勇 ：最难忍受的不是殴打、长时间不让睡觉、长时间固定姿势带来的肉体痛苦，而是反复长时间洗脑，完全是精神凌迟，我反复告诉我自己：我还没有疯，我头脑现在还是正常的...但我老觉得我随时会突然疯掉...我想起了那些洗脑班里的朋友... ||@赤潮变色ing三世：律师在兲朝的待遇为什么这么差，难道是没有法律？回家好好检查身体没有。警察都特别会折磨人。

   

   

    http://t.163.com/9206211601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只为理念他40年被抓34次蹲监22年

作者:萧雨

来源:维权网

中国著名异见人士秦永敏星期六(2月18日)在被关押10天后获释。过去40年来他被抓34次，蹲监22年。秦永敏说，警方的限制已经到了“除了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什么人都不能接触，什么话都不能说的地步”。

自称“坐牢专业户”的秦永敏说，从2010年11月他刑满释放到现在这一年零三个月中，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了10多次。

*三年期间九不许*

秦永敏在获释回家当天的下午向美国之音讲述了自己2月8日被带走的经过。他说：“我正在电脑城里修电脑。刚修完走出来，他们靠手机或者是身份证的定位，找到了我，把我带走，带到了派出所。”

秦永敏说，武汉市新沟桥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逮捕理由是他在海外发表文章，并接受传媒采访。

秦永敏说，派出所警察讯问完后便去办手续。期间，区国保又派人来讯问，提出的逮捕理由却有所不同。他说：“那就是，正月14日我在外面请了客，请了10个人。这个触犯了他们的底线。两人的理由都是我处于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他们给我公布过九条。按当时的要求是，我和两个以上在一起吃饭、说话都必须提前24小时向他们报告。”

秦永敏说，这九条从2010年11月29日他邢满释放那天开始算起，有效期三年。九条中还包括不能接受采访，不能在网上发表文章，不能在国有企业、政府机构任职，不能搞社会组织等。他说，这些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已经到了一个“除了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什么人都不能接触，什么话都不能说的地步”。

*坐牢22年出狱后屡被抄家*

秦永敏是中国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从1970年到2010年这40年间，他一共被抓了18次，其中两次判刑，一次劳教，先后坐牢22年。

秦永敏说，在2010年11月刑满释放后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他被警方带走不下15、6次，每个月至少要被抓一次，其中被行政拘留四次，被抄家五、六次。

他说，警方还以清查的名义拿走了他住所的钥匙，在去年11月的一次抄家中，抄走了他两台电脑，一部手机等物品，价值三万多元。他说，这次抄走的东西更多，包括两部手机，一架摄像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其它一些财物。秦永敏说，这些东西都不会归还，今后如果再给他判刑，全部会被拿来作为他们口中的犯罪证据。

美国之音记者致电武汉新沟桥派出所核实情况，派出所民警说他们无法证实记者身份，按照规定也不能接受任何采访。

来源：VOA

博讯报道：千万非京籍家庭异地高考问题集体到教育部请愿

许志永在微博留言：“我被限制自由。据悉昨天晚上教育部召开紧急会议，称今天门口将发生两千多人的骚乱，并从保安总公司调人。其实真的没必要这么紧张，对话与协商才能解决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和家长团队一样温和理性面对。总有很多理由拒绝改革，但中国教育60年户籍高墙犹在，30年又添择校新疾，不改实在不行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2月23日综合报道)

博讯报道：今天上午，数百人到教育部，为120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的子女异地高考问题请愿。教育部增加警力防范，并有官员接待家长代表，请愿平静结束。

因为有关方面认为许志永和公盟主导了这次请愿，许志永本人今天被限制自由。许志永在微博留言：“我被限制自由。据悉昨天晚上教育部召开紧急会议，称今天门口将发生两千多人的骚乱，并从保安总公司调人。其实真的没必要这么紧张，对话与协商才能解决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和家长团队一样温和理性面对。总有很多理由拒绝改革，但中国教育60年户籍高墙犹在，30年又添择校新疾，不改实在不行了”

博讯综合消息，今天上午9点半，数百名争取平等教育权的家长到达教育部北门旁边的信访接待处，要求与教育部长袁贵仁对话。据悉，在教育部门口，现在有警车11辆，公交车6辆。此前，他们曾13次向袁部长递书面邀见信并在教育部进行过20多次和平请愿。袁曾承诺一年内给明确答复。现已过一年。

今天，教育部有关司派出代表接见代表,代表在通报会面内容。家长代表出来了，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有家长开始高呼袁部长出来。媒体在对家长采访时，被警察在外围保护着。

会面内容未有实质性内容,在场家长很激动,齐声高喊"要见袁部长",一位初三学生家长痛陈即将面临被迫回家郁闷心情!

有人称，到场家长有近千人。一度唱着国歌，朗诵着教育公平共同关注的公民联合签名单。

限产人士微博称：治安总队领导以聚集人数太多不能走过去，否则形成事实上的游行示威。一名家长被以发布煽动性语言被警告，不过没有发生混乱!这位领导称准备带到国家信访局维稳部门.目前治安部总队领导在谈正常上访事宜!

今天除信访办刁处长，学生司杨处长，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布控也大为加强，教育部正门前有7辆警察，西侧5辆，前往信访办的路口也7、8辆警车。教育部六辆公交大巴待命（如遇对话失控，则可用大巴将人带离到敬久庄）

腾讯山姆哥:数十个警察在教育部院内领盒饭。其他警察在车内吃汉堡。教育部今天已变成公安部。

下午1点：腾讯山姆哥“教育部门口如临大敌。”

 [博讯综合报道]

选举观察

编者按：去年和今年适逢中国基层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年，很多地方的换届选举已经陆续展开。围绕独立候选人的参选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在采取非法手段对独立候选人进行打压，“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不畏官方的各种打压，依然决然的站出来参加竞选，为争取自己法定的政治权利进行勇敢的斗争，“零八宪章论坛”也特别向这些敢于进行政治维权的独立候选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并预祝竞选成功！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换届选举已经成功进行，台湾高层选举与大陆基层选举选举的距离就是我们要抓紧时间赶超的距离。我们认为：选举天地，大有可为，有条件的中国公民请积极参与吧。

蒋方舟：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参加人大选举的大学生们，故乡仿佛都在80年代。他们总是会说起1980年北京高校人大选举的盛况，学生们生生凭空搭出公共空间来，人人有讲台，三角地天天有演说。

可小金又说，也不该怪现在的大学生们政治冷漠，比较两个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就知道，现在有看不完的剧、刷不完的屏，怎么会去想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也许他们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碰壁了，才会不一样一些。

而参选的大学生们，是自认为先觉醒的一批吧，所以会有叫不醒其他人的无力

小金的名字很特别，搜遍整个中文网络，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因此他的父母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两三天就会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父母的心态是出于担惊受怕，生怕他又捣鼓出什么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来。

小金要参选人大代表的事，就是父母搜索的时候发现的。他们发现了他在网上发的一篇竞选宣言。

他把竞选宣言发表在人人网上，还在读大学的他，文章成熟而不失慷慨：

“在今天这个社会戾气已经高度发酵，‘改革已死’的绝望情绪已经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蔓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参选人大代表？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责无旁贷。

有人说，你们参选人大代表能改变什么？我说，我们改变的是人心。

今天，我们并不求当选，我们求的是表达，我们不求能成为剧院里的主角，但是至少要做一个成功的小丑。

……

是的，我相信我们会遇到困难和阻碍，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收获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也没有资格悲观，我们只能义无反顾。”

文章被阅读了将近三千次，分享了1200多次。留言的都是同龄大学生们，一半是说：“加油！”“这个要顶！”；剩下的，又有一半是泼些善意的冷水，说他做梦，说近代史上从未有过选票里出政权的先河。

小金是这所重点大学里不大安定的学生，常上推特，熟悉党史，看书写作常常宏大叙事援引民国纪事，早早脱离了喊打喊杀的初级愤青阶段。他频繁地在人人网上发表日志，成为某些大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今年年中开始，他觉得文章救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满足于发写檄文，而到了开始行动的时候。今年五月份。江西新余女工刘萍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引起波澜，他和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起，组成了“公民观察团”去围观，他们被扣留了几天之后，被礼貌地送出境，像对待离家出走的小孩一样。

已经尝过无功而返的小金，当然不会被同学的这些冷水打消念头。今年虽然因为微博上出现了很多自荐的独立竞选人，让人大代表选举变得异常热闹，许多媒体称为“中国公民选举元年”，连围观者都被感染，有了“时间开始了”的激动。但小金非常清楚，这种开辟鸿蒙的激动只是假象。

是记忆撒了谎，八年前的人大选举，人们热情同样高涨，当时，清华大三本科生就在BBS上发表竞选宣言：

“我们仍然在路上／历史是个不动声色的看客，它总是步履匆匆，从不为某个人驻足留恋／人类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休停，它谁也不等，也在不断地往前走……／我们仍然在路上／我们的选举正走向日益宽阔的光明之途／让我们的代表传递选民们的意志／我们仍然在路上……”

那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高校已经有7名学生宣布将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

前人擂鼓张旗，可也没走多远，小金几乎是向着已知的失败前行，但是他非常愿意尝试，他说：“中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大学生是最适合参选的群体。”

大学生参选人大代表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对网络的运用。美国、甚至台湾的竞选广告总是深入人心，而广告的宣传作用在实际竞选过程中，对票数也是很有效的。

但是在大陆的选举中，即使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视频，在马路上贴一些海报，面对的也不一定是你选区的选民，所以宣传几乎是失效的。

可是，大学生有联系同学情感的人人网，也有校内BBS，消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传播很快，分享和讨论很快就扩散开来，竞选的大学生和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简直像直接面对面的。所以竞选的宣传很容易就能起到效果。

第二个优势，是容易直接拉票。居民选举，可以在单位登记，也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登记。为了图省事，大部分人都选择在单位登记。

拉票拜票的参选人，有的想直接和选民交流，在小区挨个敲住户的门，要么被轰出去，好不容易敲开了，住户门往往也不属于一个单位，不是自己的选民。

而在大学，这种“扫楼”则容易高效。竞选人或者他的团队，可以挨个去敲宿舍门，或是闯进自习的教室，普及自己的竞选纲领，赢得支持和签名，如草船借箭。

这种“扫楼”拉票的方式，像学生会主席的选举，更像是社团在学期伊始的招新。

大学生竞选的好处是封闭，坏处也是封闭，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被迅速放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到教导处。小金被学校规劝，几乎同时，他的父母也被他要参选的事情吓着了，极力阻止。

在宣告参选后不久，小金写下保证书：

“我承诺不谋求以群众联名推荐方式成为候选人，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

小金措辞微妙，有暗藏的潜台词，不知道保证书那头的人看出没有，他狡黠地暗示：他只保证自己不去撺掇和拉票，如果有其他人推荐他参选，帮他谋划，那选举之路还是可以重新再来。

广东的小叶也参选。他还是个大学生，给自己的标签是“行动主义公民”。

8月初，他开始征集联合推荐表上的签名，很快就征集到了1000个签名。小叶同学在接受广州记者陈思乐采访时说：“我收集的1000个签名，问50个人，可能会有1个人不支持。有三分之一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意义不是很大，但可以去尝试；有三分之一就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大，但是你根本不可能成功……同学会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学校的，那就支持一下吧。”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也提到，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的政治倾向定量分析大概是这样：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政治运动活动家，国民党称他们为“职业学生”；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那是在解放前，看起来和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小叶能够获得如此多的选票，大概和他纲领务实和贴合同学们的实际有关。

他通过前期的调查，提出的参选纲领包括：更新和及时维修图书馆的电脑、让校河更清澈、加强对自行车和宿舍物品的安保工作、改善饭堂菜的质量等等。

这些听起来像是学校后勤职工大会的会议精神和指示，也像竞选班干部时临时攒的竞选词。尽管没有涉及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学校还是非常警觉，几次约谈，最后候选人名单里也没有他。

小叶最后还是走完了程序，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最后得了八百多票，虽然票数不够落选了，但已经是今年参选的大学生中获得最多票数的人了。

小叶虽然落选，可还是一直关注着选举。他发现，在广州的选举中，不小高校学生把票投给了Laughing哥（港剧《学警狙击》中的角色）、路飞（动画《海贼王》里的主角）。甚至广州大学因为投给laughing哥的票太多，导致重选。

小叶不愿意归咎为大学生的玩世不恭和政治冷漠，而宁愿视其为无声的抗议，他说“根本不了解候选人，叫我们怎么投票呢？与其被玩弄，不如玩弄之，或是很多学生的想法。”

湖北的小吴一直在直播着自己的参选过程。

小吴是看到微博上很多独立候选人参选，被热血沸腾，看到他们遭受限制和责难，又愤慨忧心。他觉得这条路走得这么艰难，是因为走的人太少，于是决定同行。

决定参选的时候，小吴很坚定兴奋，可却莽莽撞撞懵懵懂懂，不知道去找校方的什么机构去拿到10人联名推荐的表，不知道怎么去征集联名，不知道怎么印制海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在海报上介绍自己。

他参选的时候离正式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习，从索要推荐表，到教学楼前发海报拉选票。他在终于获得微小的成功和胜利的时候，在一个下午收到同学的短信，短信说：“切！我才不要支持你，你以为你是学生就能代表我们学生么？太片面啦！对于你一时兴起好玩的行为，我是无视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一笑而过啦。你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哦。哼！”

小吴回对方：“参选二十多天来的麻烦、压力和焦虑你不会懂。不支持可以，请不要说我在玩。”

意料之中地，小吴没有出现在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上，他也和小叶一样，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

投票那天，他一直呆在现场，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在敷衍混乱的场面中庄严得有点可笑。其他同学们玩笑打闹，没什么人当回事，大多数人随意画了一下就走。

投票过程匆匆结束，小吴看着票箱被抱走，只觉得这种混乱是对自己的嘲讽。一切努力和崇高在玩笑中结束了，他说自己特想大哭一场。

小吴自然没有当选，他知道选举结果之后，写了一篇博客，不再说公民社会，不再说“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而说要回归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就帮助他人，没能力就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过好，就够了。文章最后一句话写：“平静地看待生活，平常心看待这个激扬的年代。”

参加人大选举的大学生们，故乡仿佛都在80年代。他们总是会说起1980年北京高校人大选举的盛况，学生们生生凭空搭出公共空间来，人人有讲台，三角地天天有演说。

可小金又说，也不该怪现在的大学生们政治冷漠，比较两个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就知道，现在有看不完的剧、刷不完的屏，怎么会去想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也许他们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碰壁了，才会不一样一些。

而参选的大学生们，是自认为先觉醒的一批吧，所以会有叫不醒其他人的无力。小金说，很多年之后也许可以写一篇许知远体的回忆文章，叫做《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忧伤的年轻人》。

《信睿》杂志2011年11月号蒋方舟专栏

来源：凤凰播报

姚立法：郑州市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怪象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2月20日是河南郑州市金水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日，当地选举部门擅自改变投票地点，有选民居然被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以投票迟到为名剥夺选举权。

一、 迟到25分钟就失去了投票权

2月20日，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日。

2月14日，金水区花园路办事处省银行社区联合选区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说，投票选举的开始时间是20日下午3点，但没有规定结止时间。通知投票的地点是河南省建设银行办公楼503室。实际上20日下午的投票地点改在该办公大楼一层的职工食堂。

家住金水区花园路办事处通信社区的省银行社区联合选区的选民闫德峰，3点25分到达建设银行办公楼投票站，选举工作人员说他迟到了，不能参加投票。就这样、33岁的有生以来第一次行使投票权的闫德峰得五年后才有机会参加基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省银行社区联合选区的投票站有8个，流动票箱有5个。

省建设银行办公大楼一层职工食堂投票站内的选民近110人。这些选民都是各自在其座位上填写的选票。

唱票用的是一种特别的方式——近10个人围在一起清点后得出的结果。

选举结束前，宣布的投票结果是，收回的3000多张选票中，除陪选人张晓兵（建行河南省分行个人金触部理财经理）得几票和11票另选他人外，其余选票全部投给了李强（建行河南省分行机关党委书记）。

选民闫德峰没机会投票，就在那观看，当他用相机拍照时，选举工作人员制止了他。

二、没有选举大会和（或）投票站的选举

使用流动票箱到各家各户去找选民填写选票的办法进行的选举，在全世界除了中国，几乎别无他国。

中国的法律规定，流动票箱只能针对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地方以及老弱病残者，而且要公开符合条件到流动票箱投票选民的名单，以便监督。

然而，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的闹市区，非法使用流动票箱的例子很多。

2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沪办事处（由村改居的）毛庄社区的十个居民小组的选民，都是在自家门前填写的选票。

20日之前，选民们没有参加过法定的推荐候选人、讨论、协商候选人等活动。

选民们大都不了解、不认识候选人。

选民们也不知道选区由哪些单位组成，更不知道应选代表名额。

毛庄社区第二居民小组的选民毛石头说，他20日上午到村部（即社区），那里有组织选举的10多人。

毛石头没有选民证，村部那里的人要给他六张选票，他只要了一张。

毛石头说，选票上有四个人的名字，都是开发区管委会和办事处当官的。

毛石头还说，由两人一组的十组选举工作人员带着选票和票箱到十个生产小组，挨家挨户找老百姓投票时，若某家人不在，选举工作人员就代投了。这20个选举工作人员全是村里的支部、村委会、村民小组的村组干部。

 

发贴者 维权网

曹立群: 2012年台湾观选

来源：《阳光》2012年第3期

蓝营和绿营人物跳来跳去，已很正常。今日的国民党，从蒋经国开始，就已本土化。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区分、蓝营与绿营的区别是，维护现状的发展经济派和利用急独民情的政治派;意识形态上，是残留的中国情结与高涨的台湾意识的对峙。这些差别，在选举时可能突出，但回归平时，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风雨同舟的台湾人。

台湾我去过许多次，观察台湾领导人选举却是第一次。

在美国，不仅候选人多，如果有热情还要参加侯选人的造势大会，场面热闹。但在美国投票，总是理性大于热情。只有在台湾，当我在元月14日看见唱票开始时的那一瞬间，一阵激动，泪的冲动涌上心头。

蔡英文

一头乌黑笔直的齐耳短发，圆乎乎笑团团的一张粉脸，架着一副无边的眼镜，没有一丝的疾言厉色，似乎天生就不会发怒。就这样，蔡英文走上台湾乱哄哄的政坛。她，形象清新，能力强，主意大，才女加美女，充满亲和力，说话行事作风都干练，极具领袖的人格魅力。在“后扁时代”，蔡英文横空出世，一举击败民进党内各个派系以及他们身后边的“四大天王”(苏贞昌、谢长廷、吕秀莲、游锡坤)，带领民进党走出分裂的危机。其后，在2010年的五都大选中，虽败犹荣，表现出色。这次台湾领导人选举又以1%的微弱多数战胜了党内的挑战者苏贞昌，成了民进党的候选人。

元月6日，听了蔡英文的政见演说，我感到这次选举，不论哪一个政党赢了，台湾全体人民都赢了。蔡英文力排众议，压制深绿意识，坚持走中间路线。深绿理念的代表人物和干将，都被边缘化。针对国民党的抹黑宣传，蔡英文毫不含糊地说，我会执行所有政府和对岸签订的协议，大陆可以放心。尽管她不承认“九二共识”，她誓言要继续马英九的和平政策，和对岸签订更多的合作协定。

在蔡英文的竞选总部，我们看了她的竞选团队精心准备的文宣材料，让我们有很深刻的印象。蔡英文的竞选口号相当柔性：“你过得好吗?”“就差一点点，就差你一票”深深地印入我们的脑海。“谁的安定?富豪的安定?”言简意赅，触目惊心。

蔡英文不仅敢于切割陈水扁的贪污腐败案，也勇于背离陈水扁鼓吹族裔对立的政策。她只谈台湾民生，不谈省籍，这是台湾政治的一大进步。仅此一点，蔡英文在推动台湾政治的进步上就功不可没。

元月12日，我们在台中市观看民进党的造势大会，天上下着沥沥细雨，场面热闹非凡，以年轻人居多。可惜，我们没有等到蔡英文、李远哲的出现就匆匆离开了造势会场。到达旅馆后，第一时间就看到蔡英文和李远哲的登场。李远哲的号召力比起8年前小了许多。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大学教改的措施，特别是系主任、院长、校长的任命都必须由教授们直选，使本来就难以驾驭的大学，更加难以管理，损伤了台湾大学的竞争力。

元月14日晚大选开票大体结束后，蔡英文冷静地恭喜马英九当选，并劝告他不要辜负民众的期望，显示出她的非凡的君子气度。她对支持者说，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气;你可以悲伤，但不要放弃。而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败选的责任，我将一肩扛起。”一个看似柔弱却坚强无比的肩膀!此时，会场内外的男女老少，纷纷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败选走人，是民主社会的常态。选输了，却不愿退出政坛，是官僚社会的劣迹。宋楚瑜就是这种社会的遗老。

宋楚瑜

亲民党政党得票率冲破5%门槛，是该党的巨大胜利。宋楚瑜当晚发表败选感言，面部表情没有受到得票率的影响，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亲民党从开始就没有真正获胜的机会，宋楚瑜竞选领导人除了前期一时之勇，到中期、后期竞选活动已失去冲击力。

元月10日拜访宋楚瑜的竞选总部，代表亲民党接待我们的是张骏逸博士。他个头不高，说话略微带有南方口音，自信、得体，还有些幽默。在李登辉时期，曾官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作为政治大学的退休教授，他的日子过得很洒脱，出来助选，完全出于兴趣和理念。尽管说话很有分寸，但没有一点激情。

在这里，我们听了一脑袋的阴谋论，贿选，赌博影响选情，地下电台等。宋楚瑜提出的“三中”主张，即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下阶层，不可能对台湾政治有任何深远的影响。台湾所有的政党，用美国政治的放大镜来看，都是“社会主义”政党，都在无限扩大政府的职权，自称愿意照顾弱势群体。

宋楚瑜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将才，不幸缺乏帅才。在历史的几个关键时刻，被人利用了。最终，历史把机会再次给了和他同室操戈的昔日战友马英九。

马英九

在一个人情世故的社会里，马英九是一个异数。他从不会搞饭局，也不搞什么联谊，一心关心国民党、关心时事。他给人以一个刻板的印象，在关键时刻比较谨慎，瞻前顾后。但他又是一个坚守原则、表里如一的人。马英九有“不粘锅”、“人间极品”的美誉，并以此赢得民心。

第一次听说马英九是1998年去台湾的飞机上。当时马英九不顾李登辉的暗中反对，不等国民党党中央的决定，在国民党其他大佬的支持下，先行宣布竞选台北市市长，挑战在任的、不可一世的陈水扁。我问一个台湾女青年，你会选谁，她毫不犹豫地说会选马英九，因为他廉洁，更因为他英俊。

英俊就是马英九的招牌。14年后的今天，马英九英俊已不如当年，但是头发依然梳得一丝不苟，依然黑得不减当年。马英九不仅是陈水扁的克星，也是李登辉的永痛。李登辉一心要培育一个本省人来接棒的梦想被马英九砸碎。连战合李登辉的意，却得不到台湾人民的心，连战连败，而马英九对陈水扁，却屡战屡胜。陈水扁一生从没有赢过马英九。

元月13日晚，我们参加国民党的造势大会，场面宏大，中老年人居多，有热情却无激情。最后现身的马英九和他的演讲不但没能把大会带入新高潮，反而让人干着急。已经到了选战的最后冲刺关头，他还是那么文质彬彬，满嘴枯燥的数字。而先前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的慷慨陈词，直白的拉票方式方法，则更能激发情绪，更加诙谐。

马英九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在选举胜利后的大会上。当时，大雨滂沱，他感谢家里“永远的反对党”——周美青的鼎力支持。的确，周美青为马英九的再次“冻蒜”(当选)立下头功。

阳明山

在台湾的倒数第二天，朋友开车带我去阳明山。

位于阳明山的中山楼是“国民大会”的遗址，曾经是蒋介石政权的法统资源，后来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包袱。这里曾经壁垒森严，曾经煊赫一时，曾经热闹非凡。现在却冷落得门可罗雀，冷落得乏人问津。

阳明公园云雾缭绕，细雨绵绵，山茶花开。下山路上，在一个停车场逗留，朋友说阳明山又叫车床山，是年轻人喜欢开车来偷情的地方。当年某知名大学校长开车带年轻女友上山，被偷拍，自辩说是和女青年在车上聊天，谈国家大事。

朋友对台湾的前途充满信心。贪腐是民主转型的副产品，不是民主的主流。当年李登辉上台后面临着如何处理党产的巨大挑战，在其后党产转民产的过程中，大量资产流进私人腰包。为此，他的大管家刘泰英为他背书，坐了八年大牢。其后，陈水扁在国产转民产的过程中，巨大资金直接流入他的私人腰包，如今他在监牢里。台湾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从这些腐败中学到教训，将来不会再看到巨贪。

路过“林语堂故居”，勾起一段历史的记忆和对独统的思考。1954年林语堂应邀担任甫新成立的南洋大学的首任校长。以学术成就及社会威望而言，从传播中华文化的角度上考量，林语堂出任校长可说是众望所归。林语堂是公认的“两脚踏东西文化”、独开中国幽默传统的大师。但是，只有半年光景，他的政治观点引发争议，任期未满，就被迫辞职，离开新加坡，靠自己的幽默打发余生。一个统一的中国，不利于持异见人士的生存，不利于自由的思想。

当下的台海政策和局势符合和平的最高原则，有利于形成一个大中华经济区和文化圈。在这个框架下，海峡两岸的人民共同繁荣，和平共处。统独不应该是问题，问题是民生：你过得好吗?

蓝营和绿营人物跳来跳去，已很正常。今日的国民党，从蒋经国开始，就已本土化。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区分、蓝营与绿营的区别是，维护现状的发展经济派和利用急独民情的政治派;意识形态上，是残留的中国情结与高涨的台湾意识的对峙。这些差别，在选举时可能突出，但回归平时，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风雨同舟的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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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炎：我这“主人”当得好悲哀

l  我为民主程序的简略或省略而悲哀

l  我为老百姓的命运而悲哀

l  我为老百姓民主意识的淡化而悲哀

　　今天下午，我参加了选举区人民代表的投票，行使了我作为人民共和国“主人”的“神圣”权利，但我好悲哀！

　　下午上班，办公室通知我要到第15楼的投票点选举区人大代表。去了，工作人员递我一张选票，上面印有四位候选人名单。告诉我，在四人中任选一人，也可另选他人，同意者划圈。这四人中有一位是我的女部属，当然我应选本单位的人，于是划了圈。但我问，这四位代表候选人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为什么不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呢？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知道，你有问题去找选举委员会。现在简化了，何必叫真？……说得我这个“主人”好悲哀！

　　那么，根据选举法，我就不妨较真一下：

　　第一，选举人应凭身份证或选民证参加选举。投票现场没有人验证我的投票资格。这是在本单位，大家都熟悉，但要是在外单位呢？你凭什么排除掉不够资格的来参与投票呢？

　　第二，按法律规定，选民名单应在投票的二十天前公布，但没有人通知，我也没有看见，他们是否公布？是网上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我不得而知。

　　第三，代表候选人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本单位办公室同志仅说需要我们有一个女的，于是就成为候选人。是否安排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经我后来了解女部属，答曰安排了，但是在其他地方。可见本投票点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此事。

　　由上可知，对于本选区的选举，我和我周围的绝大多数同事一样，对投票之前的事一概未知，只是到了需要投票时，临时来凑人数的。难免平添几多悲哀：

　　其一，我为民主程序的简略或省略而悲哀。党的十七大要求我们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但在实际运作上，民主越来越成为华而不实的口号，工作做得越来越粗：党代表的产生，由上级提名，只有一个考察人选布置下来，有不同意见者可以反映，谁这样不识时务去反映呢？所以基本没有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多少事；人民代表的产生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发动，远远赶不上一个普通活动、一项迎检那么重要。总感到这些事是有人在有意淡化，给人藏着掖着的感觉。

　　其二，我为老百姓民主意识的淡化而悲哀。虽然中国老百姓民主意识从真正自主参与意义上讲从来也没有强化过，但在动员参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其声势还是颇大的，像模像样选举组织指派的人。21世纪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家心知肚明，所以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才有了何必较真的诘问。这与具体的工作人员无关，与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存在缺陷有关。都没有认真对待神圣的民主选举，政治能量必然会从其他渠道显现，所以信访、群体性事件、维稳成为热点！

　　其三，我为老百姓的命运而悲哀。大家对当今社会都有强烈不满的一面，但又忽视从民主选举这个最基础、最安全、最有秩序的基本工作做起。这只能有一个解释：根本不想干这个事儿；而老百姓呢，压根儿也不相信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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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观察

编者按：

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投了否决票，导致决议未获通过。2月23日，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召开的“叙利亚之友”会议，中国又故意缺席。中国的如此作为不仅引起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激烈批评，也引起许多国内评论人士的批评和质疑。我们认为外交是为了给中国的发展打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兼顾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正义法则，而近年来中国政府所执行的诸多外交措施则既抛弃了人类正义法则，也罔顾中国国家利益，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我们希望外交部要认真反省，避免中国外交进一步伤害中国国家利益、伤害人类正义法则。

     

英报独眼女记者在叙利亚遭炮击身亡

来源：中国新闻网

科尔文是《星期天泰晤士报》资深战地记者，而奥奇力克凭利比亚反叛活动报道本月刚刚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法国政府宣布了两人不幸遇难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说，科尔文和奥奇力克在叙利亚霍姆斯市的住所遭到炮弹袭击，两人在试图逃跑时被火箭弹击中身亡。

中新社伦敦2月22日电(记者魏群)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美国籍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及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22日在叙利亚遭炮击身亡。英国首相卡梅伦当天在国会对科尔文遇难表示哀悼，并称这是对正在叙利亚采访的记者所冒危险的“一个令人失望的悲哀提醒”。

科尔文是《星期天泰晤士报》资深战地记者，而奥奇力克凭利比亚反叛活动报道本月刚刚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法国政府宣布了两人不幸遇难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说，科尔文和奥奇力克在叙利亚霍姆斯市的住所遭到炮弹袭击，两人在试图逃跑时被火箭弹击中身亡。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称，他对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感到震惊及深深难过，并对两名记者的家属表达诚挚的慰问。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星期天泰晤士报》所属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闻知这一消息后表示，科尔文是她这一代记者中最杰出者之一，总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场合。在采访斯里兰卡内战时，科尔文曾经失去一只眼睛，但这并未阻止她重返更危险的地区。

英媒：叙利亚下令对入叙记者格杀勿论

来源：中国网络电视台

作者：李婉然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据一份拦截叙利亚军官的情报显示，军方轰炸媒体中心前收到命令：对入叙记者格杀勿论。

CNTV消息英国《每日电讯》报道，据一份拦截叙利亚军官的情报显示，军方轰炸媒体中心前收到命令：对入叙记者格杀勿论。

周三上午，55岁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文和28岁的法国摄影师在霍姆斯市的爆炸中身亡。

根据黎巴嫩情报人员截获的叙利亚军官间的通讯显示，叙士兵接到指令以科尔文当时所在的临时媒体中心作为袭击目标。

一段跟踪录音透露，如果成功杀死记者，叙利亚人民将被告知他们是在与恐怖分子交火的过程中意外身亡的。

上周与科尔文一起在霍姆斯前线进行报道的法国巴黎《解放报》记者让-皮埃尔-佩兰称：“几天前，有人建议我们赶快离开霍姆斯市，我们被告知：‘如果他们（叙利亚军队）找到你们，就会把你们杀掉。’然后我跟着《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这名记者离开了霍姆斯，但她觉得大规模冲突还没有发生，因此想回去。”

佩兰从霍姆斯离开后便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他说：“叙利亚军队下令对入叙记者格杀勿论。叙利亚政府知道，如果他们毁掉媒体中心，那么将‘再不会有任何信息从霍姆斯市传出去’了。”

佩兰说，叙利亚政府“清楚知道”这个媒体中心在直播叙政府反人类的罪行，包括谋杀妇女和儿童。

去世前，科尔文曾在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网等多个国际广播网络指责阿萨德的军队。

此前，叙新闻部长马哈茂德22日发表声明说，两名当天在中部省份霍姆斯遭炮袭身亡的西方记者是在未获新闻部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叙利亚采访的。

李开盛: 中国外交要有自己的道义旗帜

来源：作者博客

就当前叙利亚的形势来看，一味地坚持主权原则无疑是为巴沙尔政权武力镇压反对派开绿灯，却对可能制止这一暴行的国际努力亮红灯。尽管中国可以冠之以“尊重叙利亚人民的自主选择”的名义，但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此一说法无异于面对一头狮子和一只羊，旁观者却声言让他们“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

国际关系不只是利益的斗争，还有道德上的博弈。当前中国外交有时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少自己的道义旗帜。例如，在过去一年中东大变革浪潮中，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号召，占据了国际社会的道德高地，在支持中东国家反对派夺权的同时，也扩展了自己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相较之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则缺乏道义旗帜的掩护，特别是在对待利比亚战争时卡扎菲政权和当前叙利亚政府的问题上，中国没有为自己的政策找出充分的道义理由，很容易在国际舆论中处于不利地位。

　　一.争议：中国的反对票

　　2月16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决议被中俄否决之后，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叙利亚决议，内容包括要求叙政府停止所有暴力活动，释放被羁押人士，从城镇中撤离武装部队，允许和平示威和阿盟观察员、国际媒体自由活动。但是，中俄朝等12国投了反对票。可以想见，中国又会再一次成为国际道德舆论的焦点。

　　中国代表在表决后所做的解释是，中方主张国际社会应充分尊重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尊重叙利亚人民的自主选择，尊重叙各方政治对话达成的成果，不赞成对叙利亚实施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政权更迭”，认为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有人可能会说，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难道不是中国的一面道义旗帜吗?坚持主权原则难道有错?

　　主权原则当然也是一项道义原则。但客观地说，随着国际情势的变迁，主权原则的道义性确实遇到了很多挑战。特别是自二战以来的一些国家政府(特别是德国纳粹)在虐待国民上的恶行，已使得国际社会把保护人权看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西方国家甚至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主权仍然是国际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在道义上的号召力已大不如前。一味地认定人权高于主权可能过于武断，但一个从伦理上应该得到肯定的道理是，在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张扬的今天，主权应该为人权服务，当一个政府在践踏本国国民人权的时候，它是不配得到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保护的。

就当前叙利亚的形势来看，一味地坚持主权原则无疑是为巴沙尔政权武力镇压反对派开绿灯，却对可能制止这一暴行的国际努力亮红灯。尽管中国可以冠之以“尊重叙利亚人民的自主选择”的名义，但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此一说法无异于面对一头狮子和一只羊，旁观者却声言让他们“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

二.主张：生命、人道与和平

　　中国要在对外斗争中占据道义高地，就必须审时度势，尊重国际社会发展的普遍潮流，从“人”的角度重新界定自己的伦理和政策主张。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提出“生命、人道与和平”的口号。保护人的生命是核心目标，人道是这一目标的具体内容，包括生命的安全与尊严，和平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窃以为，“生命、人道与和平”作为我国外交道义上的主张，不但有伦理上的优越性，还有现实中的可行性。

　　首先，这一主张同样基于对人的尊重，却有别于西方的人权观念。西方人权更侧重公民和政治权利，该主张则强调人的生命权。两相比较，生命权是公民权与政治权的前提与基础。坚持生命权第一的“生命、人道与和平”主张，不但符合国际伦理的普遍趋势，又突出了中国与西方在价值理念上的不同之处。

　　其次，我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观，“生命、人道与和平”的主张也是这一理念的自然延伸。外交主张必须与内政理念相一致，否则难以服人。比如说，如果希特勒的德国搞民主、人权外交，别的国家都不会接受。中国无论在历史还是当前政策中均倡导以人为本，虽然现实中还不尽如人意，但至少从理念上说，中国在外交上践行人道与和平的理念属顺理成章。

　　再次，在中东变革的浪潮中，尽管民主是大势所趋，但保护人特别是平民的生命已成为一种紧迫的需求。从价值排序来看，生命权高于政治权利，不应该以牺牲众多生命为代价去实现民主。从当前叙利亚局势的现实情况来看，有可能促成武力干预的做法确实有加剧冲突、伤害更多生命的可能，和平的政治解决才是最佳方案。从更大的范围看，世界上不少地区还处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保护所在地区人民的生命与安全仍是国际社会一项重要的使命，“生命、人道与和平”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最后，“生命、人道与和平”的主张把国际伦理与我国的长远利益妥当地结合了起来，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了起来，中国外交可能会因此而赢得更大的回旋空间。以当前叙利亚局势为例，在巴沙尔政权面对普遍国际反对、中国又无实质力量逆转这一趋势的情况下，一味地为其背书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国以“生命、人道与和平”为政策的出发点，不只反对西方的武力干预，还坚决反对一些中东国家政府及反对派为了巩固或争夺政权、不惜针对平民滥用武力的行为，那么就有可能在保持与叙政权适当关系的前提下，一方面重新塑造中国的道义形象，另一方面为自己开通更多的政策选择通道

章文：不能躲在主权后面侵犯人权！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说：“国家主权的概念最基本的含义，至少正在被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所重新定义。现在，国家被广泛地理解为服务于其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联合国宪章，即后来的国际条约所珍视的个体主权——我指的是每个个体基本的自由——已经被不断复兴和传播的人权意识所提升。当我们今天再读联合国宪章，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体的人类，而不是保护践踏他们的主权国家。”

　　安南多次明确表示：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侵犯人权。

　　北京时间2月17日凌晨5点20分，联合国大会就叙利亚问题的新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一草案以137票赞成、12票反对、1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古巴、朝鲜、伊朗等国投了反对票。

　　此前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曾经表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俄罗斯、中国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否决了这一决议草案。

　　从这两个表决结果来看，无论是13：2，还是137：12，都是赞同票绝对压倒反对票，可见国际社会的文明力量占绝对多数。尚未完全进化、思维仍停留在丛林时代的政权越来越少了。在叙利亚问题上，文明与野蛮的分野非常清楚了!

　　在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决议案遭中俄联手否决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遗憾地称“这将削弱联合国的作用”。2月16日他又表示，安理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并没有给叙利亚政府颁发许可证，允许它继续攻击自己的人民。“我们辩论得越长，就将有更多的人死亡”。

　　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此语令人心酸，令人不由想起1994年的卢旺达惨案，当时正是由于国际社会的犹豫不决，致使80余万人遭到屠杀。

　　正是基于对卢旺达惨案以及其他反人类罪的沉痛反思，旨在保护人类免遭屠杀、战争罪、种族清洗以及反人类罪的责任的“国家保护责任”(R2P)共识在2005年的联合国首脑大会上形成。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说：“国家主权的概念最基本的含义，至少正在被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所重新定义。现在，国家被广泛地理解为服务于其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联合国宪章，即后来的国际条约所珍视的个体主权——我指的是每个个体基本的自由——已经被不断复兴和传播的人权意识所提升。当我们今天再读联合国宪章，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体的人类，而不是保护践踏他们的主权国家。”

　　安南多次明确表示：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侵犯人权。

　　以上这些内容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重新思考。国际社会不能再容忍一个镇压、虐待甚至屠杀其国民众的统治者躲在国家主权后面安然无恙。去年的北非革命，国际社会对于埃及、尤其是对利比亚局势的干涉，就表明了国际社会的态度。

　　据联合国统计，自去年4月叙利亚局势恶化以来，至少已造成5000人丧生。潘基文称“我们看到叙利亚的社区被不加区分地炮轰，医院被用作酷刑中心，年龄小到只有十岁的儿童被拘禁和虐待，我们甚至看到了某些危害人类罪行”。

　　巴沙尔政权显然已失去合法性，其和平交权下台是解决叙利亚危机、制止人道灾难进一步蔓延的关键。令人不解的是，某些国家坚决不赞成对叙利亚实施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政权更迭”，其理由居然是为叙利亚人民负责!“立场经得起历史检验”!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航亿苇：叙利亚公投是阿萨德谢幕的自娱

用选举、公投等来证明专制独裁者的合法性，许多专制独裁者把自己玩残前，都玩过。记得萨达姆倒台前的一次大选，他的支持率高达99%。最近北非、中东国家，在专制统治者倒台前最后一次选举中，突尼斯本·阿里，2004年大选，他的支持率是94.49%。2005年，埃及穆巴拉克的支持率88.57％（1999年全民公决，支持率93％）。2006年，也门萨利赫选民支持率77.2％。可是，这些全是假的。在专制控制下，民众的选票不能反应他们的真实态度。

巴沙尔·阿萨德的死扛必然与卡扎菲当年一样，除了给他本人、家人和叙利亚人民带来血泪和痛苦之外，再没有别的。笔者曾经成功预言过卡扎菲的下场，现在又不得不对巴沙尔·阿萨德做同样的预言。这种预言含金量不高，因为历史的进程很明显，任谁稍微用脑子想想，就可以看到必然的结果。

巴沙尔·阿萨德用宪法公投来忽悠一下民众，实属自娱。这公投说是可以多党制，实行总统任期制。可就是这样的“让步”，让得也很可怜。总统是7年制，可以连任两届。多党制是严格控制下的多党，不过是找几个花瓶党来撑门面。据称叙国这公投9成民众支持，但是，这些数据不可靠，并且反对派并不参加公投。一个专制独裁者灭亡前，会玩点稍微新鲜的花样，可惜，这种人脑子进水了，玩也玩得很差劲，上不得台面。

用选举、公投等来证明专制独裁者的合法性，许多专制独裁者把自己玩残前，都玩过。记得萨达姆倒台前的一次大选，他的支持率高达99%。最近北非、中东国家，在专制统治者倒台前最后一次选举中，突尼斯本·阿里，2004年大选，他的支持率是94.49%。2005年，埃及穆巴拉克的支持率88.57％（1999年全民公决，支持率93％）。2006年，也门萨利赫选民支持率77.2％。可是，这些全是假的。在专制控制下，民众的选票不能反应他们的真实态度。

巴沙尔·阿萨德玩公投游戏，倒让我想起当年的蒋介石。老蒋在抗战胜利时，政治声望达到顶点。可是，他头脑发热了，想过度地控制一切。1945年，蒋介石摆出姿态，与共产党和平谈判，国共签下《双十协定》。可《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却打了起来。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版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但不久，这些都不过是一纸空文。读历史，发动全面内战正主要是蒋介石的责任。共产党需要的是战争的道义性，蒋介石把这个道义拱手送给了他的对手。不然，当时他受到的责难也不可能一边倒。在全面内战启动之后，共产党不陪老蒋玩了。此后，仅仅不到3年时间，蒋介石就败退台湾。

叙利亚是一个2300万人的小国，即便没有外国直接军事干预，巴沙尔·阿萨德倒台也不需要太久的时间。

叙国的政治力量对比，本人以前分析过，在此再作一点疏理和补充。

1、反对派由于得到民众的真正支持，而民众已经对巴沙尔·阿萨德绝望，巴沙尔·阿萨德的军事力量只能一天比一天削弱，军队叛变会越来越多，反对派武装由普通民众与叛军组成，会在战争中不断成长。这与卡扎菲倒台前的状态基本一样。

2、阿盟已与巴沙尔·阿萨德撕破了脸，这会使阿盟全力支持叙反对派。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约旦、伊拉克、以色列等国，都在或明或暗支持叙反对派。巴沙尔·阿萨德面临的国际国境要远比卡扎菲那时恶劣得多。尤其，土耳其已是叙反对派公开的活动基地和训练基地。

3、如果宗教教派能起作用，巴沙尔·阿萨德更不占优。阿萨德属于什叶派，而什叶派只点叙利亚人口的20%。但我认为教派因素重要性被一些人高估了。

4、由于以色列问题，叙利亚属于全民皆兵之国。这使叙国反对派武装的战斗力成长会较快。

5、叙利亚动乱以来，已死亡7500人。这些人不论死在谁人之手，民众都认为是巴沙尔·阿萨德的罪恶。叙利亚血仇已无解。

6、以色列问题和基地组织问题在这场纷争中，正产生奇怪的变异，和一些人的分析不一样。以色列与阿盟联合反巴沙尔·阿萨德，阿盟与以色列关系产生微妙变化。基地组织也由于反巴沙尔·阿萨德，虽然仍然扯着反美旗号，但反美力度正在降低。这两种变化，或会对中东国际政治产生奇异的效果。尤其是以色列与阿盟之间私下的交易，很可能促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的终极解决。这反而使美欧可以放缓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的行动，甚至只停留在军事援助的层面。还有重要的一点阿盟对伊朗不待见。在伊朗问题上，他们的利益与以色列的利益高度一致。

7、由于有了利比亚的成功模式，美欧在经验总结基础上，更倾向于扶植反对派。对他们来说，这是投入小产出大，既避免了本国士兵伤亡，又赢利国际声誉。中俄与美欧唱反调，正好帮助美欧扩大国际正面道德形象。巴沙尔·阿萨德与卡扎菲不一样，并没有制造洛克比空难等事件。美欧报仇的动机并不强烈。解决叙比亚问题，美欧可以有足够的耐心。

8、当叙比亚反对派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美欧的支持力度会突然加大。

9、在巴沙尔·阿萨德倒台前，会陆续有些支持他的政治秀。有些政治秀可以很有趣，但只能当政治笑话看。萨达姆、卡扎菲倒台前，都有电视节目主持人持枪效忠的精彩镜头。指不定巴沙尔·阿萨德也会搞出这类政治秀来。

10、叙反对派武装，会很快拥有重武器。他们先搞游击战，然后是阵地战，最后就是大反攻。巴沙尔·阿萨德究竟何时下台，很难在时间上做预测，因突变因素较多，一切皆有可能。但他不体面下台，是必然的。最多，他可能再撑一年时间吧。

本文作者：航亿苇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重庆观察

编者按：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已经宣布“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的失败，不仅“乌有之乡”公开声明停止对“唱红”活动的支持，而且重庆头面人物薄熙来也赶紧召开会议表示要落实所谓2007年的“3.14部署”，高举“科学发展观”，与“胡中央”保持一致，这些变化当然是耐人寻味的。

与此同时，很多人对王立军的可能命运表示高度关注，我们希望执政当局在王立军事件问题上不要暗箱操作，要给重庆人民乃至全国人民一个公开透明、依法处理的结论。

解滨：不能像打黑一样处置王立军

原标题：公审王立军

来源：作者博客

处理王立军最好的法子，就是公审。王立军无论做了什么错事，犯了什么罪，都不会牵涉到任何军事机密或外交机密。把他的案子拿到阳光下，让最高检察院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组，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搞清楚，然后依法起诉他，这是最好的办法。与此同时，也给王立军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让他请个律师，在法庭上把他的道理说清楚，让法律来决定最后该如何给他定罪。这样处理，不但会使各种谣言不攻自破，也会让各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平衡。固然这一次是有人一定要要倒霉了，但比起逼王立军生精神病，比起屈打成招，要好一万倍。公审王立军，这个办法左派右派都不会反对的。

　　王立军事件已经过去一些时日了。除了中国外交部早先那个简短的消息发布，再也没有见到任何官方的新消息了。坊间的各种传闻如同野火般蔓延，几乎每个小时都有新的说法被创造出来，流传出去，但是谁也不知道哪个版本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搞得连俺都摩拳擦掌，想制造几个说法了。最新的谣传，是王立军“被精神病”了。鬼晓得那是官方的版本还是民间的意淫。

　　王立军的“老板”已经是中国最不按常理出牌的官员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下属王立军居然比他还不按常理出牌，居然打出了私闯美国领事馆那个惊天动地的怪牌，让全国人民突然不知所措。

　　王立军之所以要走那一步险棋，自有他的道理。事情既然发展到了这步田地，谁也hold不住了。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是痴人说梦。想把王立军打成今日的林彪叛党集团，那是异想天开。想把王立军关进精神病院，让他得精神病，那形同玩笑。想让王立军屈打成招，成为冤死鬼，那更是困难重重。国安部要从王立军那里搞的口供，其实早已搞到了。纪委要从王立军口里掏出的东西，估计也早已掏到了。王立军肯定会为了自保而供出一大堆内幕的。至于王立军的口供出来后，该调查谁，掩盖谁，该使用什么证据，该忽略什么证据，这一切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这些天来一直没有王立军的新的消息的原因吧。

　　在毛泽东时代，出了这种事情也是要等很长时间才公布的。但那主要是因为先要在党内一层层打招呼，做思想工作。党内的思想统一了，然后再告诉全国人民出了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总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万岁。那个时候中国只有一个权力集团，也就是毛主席权力集团，比今天简单多了。所以假如王立军事件是出在毛泽东时代的，结果就只有一个，我不说大家都知道。

　　但毛泽东时代毕竟过去了。如今谁都别想万岁万万岁，谁也都不可能“取得伟大胜利”了。王立军事件后，不管是谁得益谁失意，这都很可能是过眼云烟。谁也不知道下个月又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把谁谁的家私给捅出来。王立军去得美国领事馆，别的官员难道就去不得？要是官员们都一窝蜂往美国领事馆跑，那怎么办？

　　所以，王立军事件无论如何是要处理的。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件事。这种事情，掖着藏着总不是办法。你越是把这件事保密，就越有更多的谣言流传出来。中国自从几十年前就变成了一个谣言大国。无论政府说什么，老百姓总是半信半疑。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整天在党内外疯传，连老毛都拿那没有法子。你总不能不让夫妻俩在被窝里面传播小道消息吧。如今的互联网，使谣言以光速传播，如同野火般蔓延，这是任何防火墙都挡不住的。如果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藏有任何猫腻，那都会成为今后的一场官场恶斗的导火索。须知谁都没有老毛那种绝对权威了。

　　在这种局面下，处理王立军最好的法子，就是公审。王立军无论做了什么错事，犯了什么罪，都不会牵涉到任何军事机密或外交机密。把他的案子拿到阳光下，让最高检察院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组，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搞清楚，然后依法起诉他，这是最好的办法。与此同时，也给王立军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让他请个律师，在法庭上把他的道理说清楚，让法律来决定最后该如何给他定罪。这样处理，不但会使各种谣言不攻自破，也会让各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平衡。固然这一次是有人一定要要倒霉了，但比起逼王立军生精神病，比起屈打成招，要好一万倍。公审王立军，这个办法左派右派都不会反对的。

我国政府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信息不透明。政府总是低估老百姓的智力和知识水平，说什么话总是要遮遮掩掩的，做什么事总是鬼鬼祟祟的。这种做法在以前信息闭塞的时代也许还糊得过去。在如今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是不行滴。要是不把王立军事件在阳光下光明正大地处理好，要不了多久，“维基解密”就会把真相捅了出去。就是维基解密不去捅这个真相，俺都会加入那成千上万的网络水军，创造出几个“真相”出来。

笑蜀：重庆打黑内幕必须追问，必须公开

别说你不会，正如我两年前在抨击重庆黑打时已经讲过的，“一个可以随随便便把坏人送上断头台的权力，同样，也可以随随便便把无辜者送上断头台。”那样的达摩克利斯剑一旦祭出，能落到别人头上，也可能随时落到你的头上。所以，如果你在落到别人头上时喊爽，那么等哪一天落到你头上，你可千万别后悔。

　　也就因此，重庆打黑内幕，必须彻底追问。这一切，且以彻底的公开为起点。

　　近日曝光的王立军夜闯美领馆一案，震惊天下的同时，也把重庆打黑的是是非非，重新提升到公共议程上。尤其是童之伟教授2011年9月独立完成的重庆打黑专题报告，对重庆打黑内幕已经有全景式描述。有关官员曾经公开宣称，重庆打黑，都是铁案，没有冤枉一个人。但从童教授的报告可知，这说辞并不靠谱。请看童教授专题报告的总结：

　　1、“重庆相关公权力组织在打黑中办理刑事案件系统性违法曾经是普遍现象，实际上，坚持违法办事或不依法办事在那里似乎已经成为公安部门实现自己工作目标的基本经验或方略。”

　　2、“重庆地方党委及其所属机构与官员强力介入了具体司法过程，在打黑中的活动明显超越了宪法和法律容许的范围。”

　　3、由于地方党的机构直接介入具体案件的处理，打黑运动中的重庆各级法院往往放弃应有的独立性，放弃对侦查、检察机关的制约，间接或直接配合公安部门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起诉，给被告定罪科刑。

　　4、重庆打黑设立了数百个其活动贯通和主导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各阶段的全权型“专案组”。这些数量庞大的全权型专案组织及其活动方式，直接继承了“文革”的专案组体制，它的活动特点，是凭感觉抓人，秘密关押，先抓人后取证，活动全程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的各个阶段，其活动违反宪法、法律规定之处甚多，有些甚至有明显的刑讯逼供犯罪嫌疑。[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论及审查干部的专案机构时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11]

　　5、重庆打黑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定义的模糊性和“涉黑”罪名的易株连性，任意追诉和滥用刑法中涉黑条款的倾向太过明显，显得太轻率太简单，让人感到即使是身家数十亿的企业家，其自由或生命的得失在重庆都不过取决于一两个权力人士的一句话。

　　6、打黑以来，重庆警方肆意抓捕、先抓人后取证、秘密关押、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严刑逼供、任意追诉的情形相当普遍，到了近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程度。

　　7、打黑运动中，重庆对刑辩律师进行了全面打压，对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和刑辩律师群体表现出明显的排拒和敌视态度。

　　8、重庆各级法院审判打黑案件时，千方百计搞不公开或半公开审判，使宪法、法律关于公开审判的规定形同虚设。

　　够了，不需要再列举下去了。重庆打黑对法治进程的破坏，已经可见一斑了。那么，重庆之有樊奇航案、龚刚模案、李庄案等争议巨大的疑案，一切就都毫不足怪了。

　　迄今为止，重庆当局仍对童之伟教授的报告报以惊人的沉默，让人有理由相信，童之伟教授的报告一定有事实依据。既然如此，就有必要重新审视重庆打黑，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这才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的态度，也才是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负责的态度。

　　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重庆打黑，到底抓捕了多少人？到底判了多少人？到底杀了多少人？以及为什么？法律依据何在？所有这些问题必须充分公开，充分接受法治程序的检验和舆论的检验。

　　没有问题，打黑以来，重庆的社会治安好了很多。不止社会治安，重庆的整个吏治，以及社会福利，也都有一些改观。所以，纵然打黑确实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确实破坏了法治，确实就是黑打，但很多人都对此报以惊人的宽容，理由无非是为了大多数人，无非是大多数人都拥护。但是，在现代文明条件下，这样的宽容绝对是荒诞的，这样的辩护时绝对不能接受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说，为了大多数人，就该让少数人蒙冤，就该让少数人受辱，让少数人失去自由乃至送死。如果谁要这么主张，一个简单的反问就够了：你愿意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沦为那样的少数人么？你愿意成为樊奇航或者龚刚模第二么？

　　别说你不会，正如我两年前在抨击重庆黑打时已经讲过的，“一个可以随随便便把坏人送上断头台的权力，同样，也可以随随便便把无辜者送上断头台。”那样的达摩克利斯剑一旦祭出，能落到别人头上，也可能随时落到你的头上。所以，如果你在落到别人头上时喊爽，那么等哪一天落到你头上，你可千万别后悔。

　　也就因此，重庆打黑内幕，必须彻底追问。这一切，且以彻底的公开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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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一轮：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应该通过黑打打黑，即XUPING君一针见血指出的用“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改革来解决?我以为，这种“掠夺”的方式，其实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否定，就是回到文革和文革前，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官家如此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儿逼良为娼，一会儿打娼自肥，在我们普通公民看起来似乎是官家通吃，左右都是官家有理、官家盈利，如果说官商勾结是第一次自肥，那么黑打打黑就是第二次自肥

读了童之伟教授的报告(《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也产生了与XUPING君同样的疑问。拜读了XUPING此文(《掠夺》)，自然也认同XUPING的结论。

　　童教授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推进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重庆高层给全社会留下了制定和推行一项剑指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强烈印象。

　　……

　　重庆第一大的私营企业家、“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富豪”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身家第二大的私营企业家、“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接管。

　　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应该可以算重庆身家排第三的私营企业家，已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陈明亮被执行死刑后，其妻左保书告诉记者说，“从查封到拍卖，我们的财产是怎么处置的，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原来私营企业家被通缉、被捕或被判刑后，其所属企业的资产均由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或指定的国有企业托管、接管，其中哪些部分是黑，哪些部分是白，已成糊涂账;据《财经》杂志记者报道，这些私营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和执行，都是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的。地方公权力部门、国有企业借打黑巧取豪夺和直接强占私营企业财产的情形骇人听闻。

　　XUPING君认为：

　　很显然，权力的这些“打黑”、“打击集资诈骗”等行动的性质，就是两个字：掠夺。

　　中共执政之初，在允许私营经济存活了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就通过三反、公私合营等手段，将它们掠夺干净。随后，又时而允许“三自一包”、时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总之：当经济上遇到了麻烦时就放松;而一旦经济难关过了，就又在政治上大打出手了。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个体经营”的政策刚实施时，不少人的最大反应是“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哪一天政策又变了，不但他们的经营成果要打水飘了，更难以预料到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我还有三点不成熟的思考，希望得到XUPING君或其他网友的指教：

　　一、像重庆的首富、二富、三富这样身家过亿的富翁，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能够做到包括其第一桶金在内的全部资金都是干净的、合法的吗?其管理机构及其旗下的全部子公司、分店的各级雇员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法律秩序管理、经营、操作的吗?其融资、物流、审批、通关、营销的全部规程和实际操作过程，总之，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都是诚信、健康、良性即符合公平正义、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的吗?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到完完全全没有官商勾结的任何龌龊勾当，没有丝毫潜规则的斑斑劣迹，没有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卑劣违法、欺诈行为吗?

　　我们要问，如果他们从第一桶金起，真地能够在一切方面一切过程乃至一切细节中做到这一切，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里发家致富到身家过亿吗?反之，如果只要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定性为黑社会组织吗?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不是黑社会组织的商业机构和社团吗?如果不然，我们打黑的时候凭什么只打这一家，不打那一家?只打这一层，不打那一层?还是所有发家致富的通通都要打?都要像20年前某人宣称的那样把他们整得“倾家荡产”，就像改革开放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让所有人一夜之间又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普遍贫穷、普遍匮乏?还是有多少这样的龌龊勾当和斑斑劣迹的纪录，才能够定性为黑社会?那么这个量化标准又应该由谁、根据什么来确定?

　　二、这究竟是他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是商家的问题，还是官家的问题?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肯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地位?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些问题不是证明了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健康的市场体制，而是畸形的病态的市场体制或者干脆叫做官家垄断体制?证明了我们的跛脚的改革已经使中国市场经济走上了特权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

　　如果这些商家就是应该打击的，那么首先应该打击的不就是保护他们、纵容他们、滋生他们、陷他们于不义的那些官家，和这个体制?凭什么只打这些商家，而不打他们背后的官家?也许，打黑主持者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而是要待其上位以后才能够图穷匕见?莫非，重庆打黑的真正目标，就是我们的现行体制和推行这个体制的官家，也就是主持者的上级、前任和执行上级和前任的路线和政策的所有官家(文强只是他们一个中层的代表)?如果真如此，大戏还在后面?大幕还没有揭开?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应该通过黑打打黑，即XUPING君一针见血指出的用“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改革来解决?我以为，这种“掠夺”的方式，其实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否定，就是回到文革和文革前，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且是比暴力土改和专政式对私改造的掠夺更加粗暴更加野蛮的暴行!因为那种掠夺多少还有一点“杀(劫)富济贫”的诚意，是对历史上帝制特权王朝留下的遗产的剥夺，而目前这种掠夺，就只能是借“杀富济贫”以自肥了，而且是在自己的王朝自己导演的一场出尔反尔的骗局和丑剧——一方面官家首先以官商勾结、权钱结合的龌龊勾当和潜规则“逼良为娼”或“诱良为娼”，以便共同进行最野蛮的原始积累和圈钱圈地，另一方面官家随后又借打富“娼”——剥夺早期与之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商家来自肥致富!

　　三、官家如此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儿逼良为娼，一会儿打娼自肥，在我们普通公民看起来似乎是官家通吃，左右都是官家有理、官家盈利，如果说官商勾结是第一次自肥，那么黑打打黑就是第二次自肥，总之官家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因而绝无不安全之虞。但是仔细想来其实也并非如此。一来官家也是由一茬接一茬的不同成员组成，且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的利害立场情感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而在没有民主法制的约束和保障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都必须通过激烈的勾心斗角来博取，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也未必安全，更谈不上永远安全。最近的事变居然比人们的预期更快地证明：黑打打黑式的野蛮掠夺，并没有真正的赢家。重庆部分普通公民得到的暂时利益是绝对没有保障的，因为“杀富济贫”不过是打黑自肥者掩人耳目的幌子。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现在，连在打黑中屡立战功的功臣也不安全，不论他是畏罪潜逃，还是挟“料”自重，总之他也要逃离体制去借用外力——“敌对势力”了。(此计不成，他就只能步了文强的后尘。他的结局现在还很难预料。)而他的逃离又必然加速打黑主持者的危机的到来。所有这些，本来都是官家自身的逻辑形成的，可以说，他们只是自导自演、自作自受、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罢了，与我们普通公民几乎无关;这里面，既没有我们的过错，也没有我们的功劳。受益受害，我们都是完全被动的，毫无发言权的。打黑维稳，难免伤及无辜，却又绝对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加速了他们自己的内讧和内乱。

　　当体制本身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最善良的人们的质疑时，这就与我们息息相关了。人们要问，现在这个体制还会安全吗?也许这正是体制根本变革前夜的征兆?从某种角度来说，重庆打黑又一次为我们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良好契机?

其实契机一再闪亮，并且一直存在，关键还是我们上上下下是否抓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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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重庆高举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什么？

来源：博客中国

以“唱红打黑”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模式”，在王立军避走美国总领事馆之后嗄然终止。薄熙来审时度势，艰难地化解了这场有损于重庆有损于他个人政治仕途的危机，他谦卑地放下身段频频向中央示好，不仅有利于十八大前夕政局的稳定，也维护了中央的权威。

华龙网讯（记者肖竹）24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听取关于贯彻落实“314”总体部署的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以“314”总体部署为总纲，立足市情，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和促进共同富裕，推动重庆科学发展。会议还听取了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的工作汇报。

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并针对重庆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做出了“314”总体部署，要求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整改造老工业基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城市建设管理等4项任务。

会议认为，“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导航定向，提升了重庆的战略地位，指明了重庆的发展方向。随后国务院为重庆量身定制的3号文件，又为重庆科学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5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重庆市情，解放思想，大胆开拓，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努力探索民生导向、共富发展的路子。

以“唱红打黑”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模式”，在王立军避走美国总领事馆之后嗄然终止。薄熙来审时度势，艰难地化解了这场有损于重庆有损于他个人政治仕途的危机，他谦卑地放下身段频频向中央示好，不仅有利于十八大前夕政局的稳定，也维护了中央的权威。

薄熙来毕竟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可谓根红苗正，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其人格魅力和政治远见，特别是从父辈那儿传承下来的红色资源，足以使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他对掌控舆论顺应民意也有高超的技艺，加之他年轻时在大连基层的历练，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当他从辽宁省长之位华丽转身接掌商务部长之时，曾被普遍视为上升势头迅猛的政治明星。然而，中国独特的升迁之道并不在于个人的魅力和才华，三年部长历练之后，这位俊朗的明星外放重庆，在少许沉默之后，薄熙来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唱红打黑”运动，因而博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评说。

客观的说，重庆这几年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唱红打黑”，重庆在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创新贸易模式等社会经济领域还进行了多重尝试，只不过“唱红打黑”撩拨起人们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唱红打黑”的主导者虽然当年自已的家庭也遭受文革冲击，但他敏锐地嗅到了传统左派革命文化中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博弈中争取民意获取政治资本的重要筹码。

“唱红”并不是重庆首创，但系统性地将“唱红”作为对下“召唤人民”、对上政治表态的工具，重庆无疑是始作俑者。这种政治表态巧妙地搭上了党担忧执政合法性流失的的顺风车，更把“山高皇帝远”的劣势转化成挟地方民意以搏上位的优势。在新中国历史上，“左”一直是最保险的政治砝码，然而重庆的“左”只是搏得了少数人的喝彩。无论是去年“七一”前夕，重庆的“唱红”大军挺进北京，还是今年远走港澳，并没有成为主流民意。

如果说“唱红”试图唤起人民的“精气神”，那么“打黑”则让人们看到了现实的危险和残酷。法律界通过阻击“李庄案第二季”，暂时延缓了“打黑”在司法界彻底沦为“黑打”的危险，但学者警告，在具体案例之外，更需警惕“打黑”演变成常规行政管理手段，从而将正常的社会利益博弈机制扼杀在黑社会的帽子之下，换句话说，是威权体制在面临公民社会挑战时一种武断而粗暴的反应——尽管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

重庆的唱红完全是运动式的洗脑方式，显然与历史潮流相悖，也与中央部署的科学发展观相左；重庆的民生共富绝非成绩斐然，去年GDP全国第一有多少水份不得而知，财政收入更是增长了近五成更是令人恐怖。

王立军事件之后，官方透露的信息极其有限，而海外和社会上的谣言随之而起，重庆究竟何去何从成为观察今年中国政局动向的一扇窗口，薄熙来在一阵徬徨迷惘之后终于化险为夷，主动向中央示好并回归到中央的大政方针上。这对薄熙来本人而言，似乎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对重庆而言，却并非尽是福音！

本文作者：蔡慎坤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柳传志批判

编者按：

2月20日，人民网披露了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于2011年11月13日在美国访问回答记者提问时对高福利和“一人一票”的政治学问题所表达的看法，柳传志认为：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柳传志的如此言论一经披露立即遭到众网友与评论人士的纷纷抨击，无论柳传志的本意如何，我们都认为他的如此言论是对广大民众的侮辱。这里我们选编了部分评论文章以飨读者，让大家看看柳传志的错误究竟在哪里？

柳传志：现在一人一票会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情景（节选）

来源：人民网 2012年02月20日

核心提示：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在接受访谈时称，“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在一场为期12天的访问美国的旅行中，柳传志的角色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团长，也是最自然的首当其冲的发言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几乎都是中国商业世界最知名的人物，其中包括复星国际的郭广昌、河南建业的胡葆森、万通地产的冯仑、中坤集团的黄怒波、龙湖地产的吴亚军、TCL的李东生等人。他们领导的公司据称代表着中国经济总量的4%。他们在出行前就受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和中国外交部一位副部长的关注。而在美国的日程则是和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这样的智囊机构的会议，同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奥尔布莱特的谈话，以及同大公司的领导者如摩根大通的CEO吉米戴蒙、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的讨论。即便这个代表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柳传志习惯性的开场白仍然是：“我们是一个真正的老百姓的代表团。”自从年初在白宫被奥巴马总统与胡锦涛主席接见之后，柳传志可能还从没有如此密集地在美国出席过这么多地会见与活动，也没有对美国人发表过如此多自己的见解。而且，他可能也从未如此直接地表达过自己对这些大问题的看法：中国的改革、中美关系以及企业家群体的角色。这是与以往不同的另一个柳传志，热心地同我们分享他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观点。

访  谈（节选）

问：这次和之前在同美国政商界的接触中，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有哪些是你不能接受的？

柳传志：我跟商界的接触还比较多。美国商界人士关心的都还是比较实际的问题，不太存在太大的宏观的问题。宏观上的问题，比如跟美国政界人士这次的接触，我们都尽量避开这些事情。

至于说人民币升值与否这些事情，我们肯定稳稳当当中国自己做，不愿意让人家逼着做。人民币如果把将汇率降到5，肯定会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应。我是特别主张以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所以我现在新进入的产业，全都是消费为主的产业。说实话目前人民币升值对联想集团几乎没什么影响。因为联想集团既在国内采购向国外卖东西，也在国外采购向国内卖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很得力的CFO，所以，我们的外汇挺平衡的。但整个国家肯定受不了。那么多人靠制造业吃饭，你要愣做，能行吗，那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吗？它肯定会激起中国老百姓包括商界人士对外国人的极大反感。谁也不愿意被人逼着怎么样。

再有一个就是，就中国政府而言，我觉得，中国政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不相信政府真的就是没事儿老要给美国找刺儿。 所以不要总是把我们当假想敌。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当然我们也犯不上跟人较劲儿。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代表老百姓的这种想法，跟他们讲。我觉得他们会很尊重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不代表官方。但你要说的口气过硬，没准人家又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背后有官方背景。

问：你在跟前财长鲁宾等人会面时都提到了黄怒波在冰岛购地的事情。这件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吗？

柳传志：当然。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的。我觉得，总体上美国媒体的负责人，特别是像《纽约时报》这类政治类报纸，都对中国不是很有好感。主要还是不了解。

1997年，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来采访我。那时候联想在国际上影响很小。他跟高官似的，他把腿这样翘起来跟我说话。他这么着跟我说话(做出模仿动作)。所以我马上也把腿翘起来。这样大家在一起还谈什么，甭谈了。那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老帝国主义者的嘴脸，一副瞧不上。他可能没想到接下来这些年中国的发展还是挺快。

我特别希望媒体能够多去听一些中国民间代表的意见。当然，他们可能更听得进去于民主人权人士的话。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挺重要的。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就跟外汇似的，砰一下拧过来，老百姓接受不了，就会出事。打比方说，我上次在中欧商学院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我是特别希望中国的空气湿润，也是特别注意老百姓生活的。我还真的是属于企业家里面很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有些社会学者的观点，我很能接受。要改革、改良，你得改，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要非得往革命的方向走。

问：张维迎教授说过一个观点，民企到海外投资，一个不利因素是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它会让媒体和公众认为这些企业背后就是国家。你认同吗？

柳传志：部分认同。首先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使中国的形象成为异类。这样即使我们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们也要加以小心。他们觉得，在民主国家，选出来的领导人一般不会作出特别出格的事情，而当不是民主形式的国家做出同样举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特别予以小心。

第二，也是由于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不同步，造成了商业诚信的缺失。西方人的思维本身就会对我们加以小心，加上我们改革又不力，这个时候，往外走的企业就容易遭遇别人的信任危机与误解。

但我相信像联想这样，在并购IBMPC成功之后，能让海外员工的感觉还特别好，而且越来越好，对改变中国形象虽然起不到大作用，但聚沙成塔，也会有用。当我们的企业真的要去并购国际企业的时候，在达到商业目的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企业形象。大家都这么做，它就会好一些。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只注意到并购之后如何节约成本，裁掉多少员工，把工厂往中国搬，愣这么做，就会出问题。

问：你碰到的西方媒体和西方普通人，还会有人认为联想背后是中国政府吗？

柳传志：上次德国《明镜》周刊的一个记者这样问过我。他很明确地问我，你们是国有企业，你们会不会做出什么对客户有害的决定？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公司。在我们的整个公司股权架构中，大股东占的股份是三分之一，而在大股东里国有股权也只有三分之。在联想集团里，从董事会、管理层到普通员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们会做任何违背商业道德的事情。当时在场陪着我接受采访还的有一个联想集团的欧洲员工，是联想在欧洲的资深营销总监，她也觉得很好笑。

问：即使像联想这样的公司，还会有一个那么有名的杂志的记者来这样提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

柳传志：不了解中国的人还是很多。其实那个记者会说流利的中文，对中国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做很多件遵守原则的事情，但只要有一两件事情违背了原则，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具体举例说，比如朱新礼的汇源果汁被可口可乐收购的事情被商务部否决掉，这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形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因为一件两件这样的事情，就会引起人家很多很强烈的想法。

话说回来，《明镜》周刊虽然这样问，但总体还是友善的。为什么？因为我透明。我在公司内部真的是很透明，包括财务都很透明。除了我正在准备的人事变动和收购等属于我们的最高机密和联交所规定不得披露的信息之外，我没什么可保密的。除了这些之外，企业要做的事情，我基本全是分几步走都说清楚。对竞争对手都很友好，我就是要这么做，分几步，咱们来竞争，没有什么特别要保密的。海尔和华为都不像我们透明。一不透明，你说的话，人家就可信可不信。

我的目标未必多崇高，但我真的按着目标做。我只是说以产业报国为己任，后面说要赚钱，这些话都是真的。也别唱高调，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能透明。以前有人跟我说过距离产生美什么的，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距离产生美。很多人觉得距离产生美，是因为他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不让人看见你真实的做法，像皇帝那样，天威难测。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真的是一种当皇上的感觉。所有我下面的人都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都在猜测，我的权力确实大到任何人都心里害怕。但是我希望把企业做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你要跟人家产生美，谁跟你一起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做啊？

按说我的能耐我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我是坚决不做。我有很多次机会，但我是坚决不愿意往这方面调。毛泽东到最后也是这样。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怕他怕的要命。他舒服吗？其实他并不舒服。我是求了一个真正的舒服。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一起开会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表示不同于我的意见、跟我辩论。他们是真的有主人的感觉。

重庆时报：柳传志不要过度低估民众素质

作者:曹林字

　　著名企业家、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近日“跨界”对高福利和“一人一票”的政治学问题表达了看法，认为：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2月20日人民网)

　　其实，作为财富精英，柳传志的观点一点也不新鲜，他这个阶层中普遍流行着这种“民主恐惧症”：其一，是觉得当下民众的民主素质还有问题，这种现实下，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时机还未成熟；其二，是认为如果此时实施“一人一票”，必然会出现“多数穷人分少数富人”这种“多数人暴力”的结果。

　　柳传志说“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未免过于低估了民众的理性，把大众看成了对富人财产虎视眈眈的掠夺者，充满着精英的傲慢与偏见。或许在柳传志这类既得利益者心中，民众都是懒惰的人，整天无所事事而想着高福利，幻想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被高福利养着；一直都臆想着民众整天盯着富人的财产，随时找机会瓜分有钱人的私产。

　　先说高福利的问题。柳传志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个判断可能没错，但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柳传志的意思，是中国不能走欧洲国家的道路，不能因为过度福利化而弱化自身的竞争力，这纯粹是杞人忧天。中国当下不仅没有面临“过度福利化”的问题，很多方面甚至连最基本、最底线的保障都没有实现。

　　有个诡诞的命题，中国的福利尚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可很多专家无比超前在担心中国可能出现“高福利养懒汉”的“福利病”问题，称“福利制度会养懒汉伤害社会效率，所以中国不能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可正如社会保障专家郑功成所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福利病至少在30年内均是一个伪靶子。

　　当下民众争取的是一种底线的福利保障，这是纳税人基本的权利，所以柳传志之类的商界精英无须担心“福利病”问题。一个连最低保障都没有实现的社会，一个连贫困地区孩子基本营养都没有满足的社会，民众是不会产生那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期待的。

　　另一个就是担心穷人会分富人的财产，这同样是杞人忧天。民众是有仇富心理，但绝不会仇合法来源之财富，不会仇那些通过自己的双手合法获得的财产，仇的是那些不是靠自己能力得来的、靠垄断、靠腐败、靠掠夺得来的财产，这些问题财产，当然应该仇视，不仅应该仇视，而且应该依法没收。

　　这样的判断，是有调查作为基础的。中青报曾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同“济贫”比“劫富”更重要。在被问及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时，73.5%的人认同的是“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而非“对高收入人群课以重税”。一位参与调查者留言说：我们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指望在人家的饼上切一刀，我们希望的是公平——不要再有那么多的腐败和不公正。

　　多么健康的财富分配认知，这样的理性，是对精英长久以来低估大众理性、妖魔化大众情绪、渲染仇富威胁论的一种有力回击。

来源:橙网-重庆时报

木然：我和柳传志商量点儿事

l  民主国家欢乐祥和

l  一人一票是选举

l  选举不是打土豪分田地

l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l  “先分完再保护”是恐惧性猜想

l  柳传志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言人

先看柳传志简历，：1944年4月29日生，祖籍江苏镇江市。1961—1967年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1967—1968年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1968—1970年在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1970—1983年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1983—1984年在中科院干部局工作。1984年至2002年任联想集团总裁。2002年至今任联想控股公司总裁，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从简历可以看出，他是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代表者，是科学技术的受益者，是互联网的推动者，是给若干网民提供平台的贡献者。

　　然后再看他最近的一段话：“我特别希望媒体能够多去听一些中国民间代表的意见。当然，他们可能更听得进去于民主人权人士的话。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就跟外汇似的，砰一下拧过来，老百姓接受不了，就会出事。打比方说，我上次在中欧商学院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他还说：“要改革、改良，你得改，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要非得往革命的方向走。”对他这段话，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段话有的有道理，有的没道理，有的违背了基本的政治常识。

　　柳传志承认我们的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有矛盾，发现矛盾就要解决矛盾。从他的思维逻辑来看，他并不是想把“我们的价值观”变成“共性的理念”，而是把普世价值变成普世的“共性的理念”，变成中国人的价值观。这需要一个过程。普世价值体现人类的智慧，体现着人类的文明，符合人的本性和基本需要。一个现代科技的带头人，知其普世价值是时代潮流，知其国人接受是一个过程。知其中国要改革不要革命，知其告别革命的方式只有改革，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民主的断言，这种断言没有任何根据的。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民主国家欢乐祥和。搞民主不是万劫不复，而是欣欣向荣。那些搞民主的国家，包括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搞民主的国家，也包括正在兴起的第五波搞民主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搞民主是搞错了?哪一个国家发生动荡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搞民主，不但经济发展了，政治文明了，而且社会也都变得和谐稳定了。史学家经常把苏联的解体看成历史之谜，这个谜就是统治阶级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被统治阶级没用枪和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接受了解体的现实，没有任何人反抗，没有任何人抗议，如此重大的巨变在普通人那里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打破了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的铁律。解体之后各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人民也越来越有尊严，社会也越来越稳定。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苏联照抄照搬的，邓小平说苏联的体制苏联没有成功，中国也没有成功，邓小平上台之后结束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体制，当时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没有万劫不复。现在人们生活好了，思想言论多元化了，还有可能万劫不复吗?

　　第二，一人一票是选举。搞民主一人一票要解决的是什么?只要有民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人一票是选举，不是分财产，是选什么样的人当人大代表，当总理，当总统，当议员。选民要的是公平，选举体现的是公平，选举之后政治输出的产品也是公平，一个社会的公平底线不是看富人生活如何，而是看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看底层的生活能否保障其做人的尊严。选举能保障底层人的基本尊严。自由就公平，平等就公平，每一个人生活有尊严就公平，民主就是公平。专制只有特权，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

　　第三，选举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的民主不是古代的民主，不是苏格拉底式的民主，少数不但得不到保护，反而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现在的民主是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民主。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服从多数就是票数多的当议员、当总统、当首相、当总理，而不是多数人分割少数人的财产。有哪位看见马英九、蔡英文的选举中有分财产、高福利了?有哪位选民要高福利了?在中国，少数人太少，多数人太多，少的是富人，多的是穷人，如果不是一人一票，如果发生革命，多数人肯定会分少数人的财产。一人一票的选举恰恰避免了多数人分少数人财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一人一票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有听说过搞选举的吗?都是非民主的暴力。革命得关着灯干，要想不革命，灯得开着，能把灯开着的，就是民主。

　　第四，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西方宪法的一个原则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个财产没有保障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是道德文明的基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限制权力滥用的屏障。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障，人类的文明就会大倒退。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以进，国王不能侵犯臣民的私有财产。政治现实主义之父马基雅维利在劝说国王的时候都明确地说，臣民什么东西都可以动，就是财产不可以动。

　　第五，“先分完再保护”是恐惧性猜想。如果小心求证就会发现。中国农民革命是先把财产分完，然后又把财产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分社把财产变为公有。公有财产得到保护，私有财产却没有任何保护。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让人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有财产，最后通过宪法把财产保护起来，这是没分财产的保护，是让富起来之后有了财产之后的宪法保护。一人一票也不会导致“先分完后保护”，民主不是分财产。

　　第六，柳传志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言人。真实的情况是，柳传志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他自称来自民间，却处处维护政府，甚至达到了不管政府对错的程度，而实际上如果真正来自民间，对政府一定是有批评有表扬的。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说：“首先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使中国的形象成为异类。这样即使我们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们也要加以小心。他们觉得，在民主国家，选出来的领导人一般不会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而当不是民主形式的国家做出同样举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特别予以小心。”当记者问：“你碰到的西方媒体和西方普通人，还会有人认为联想背后是中国政府吗?”柳传志避开了这个话题。对于中国来说，只要是国有企业，哪能没有政府支持呢?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毛泽东时代的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就是个人决断的结果。如果当时有一人一票，就不会有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个比一个更严重的巨大灾难。就不会有红卫兵抄家，就不会有私人财产随时被洗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使中国经济步入了正常轨道，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财产才逐渐有了保障。

　　现在要做的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宪政民主，一人一票地让富人安心挣钱，让穷人有机会挣钱，尊重所有人，让所有人过上幸福尊严的生活。如果不改革，不发展民主，那才是对富人、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万劫不复。柳传志的个人财产，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民主，也会随时被权力瓜分，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少吗?

讲了这么多，我想和柳传志商量点事：钱都挣那么多了，说点真话，讲点常识好不好?有榜样可供学习，任志强说话很多人不爱听，人也长得难看，说话也不准，经常放炮，还经常揣着资本讲道德，但人家说真话、讲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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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振强：有感柳传志的“万劫不复”论

柳传志先生已然认识到了当今中国贫富分化极度严重的现实，建设性的态度，当然是为这种分化所做的努力，而非拼却全力进行维护——这的确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在做历史的拦路石。往世俗了说，这是一种骨子里守财奴式的自私，眼界、心胸之狭隘由此可见一斑。

最近，媒体曝出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的一番讲话，旋即将其以及其身后的联想集团抛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柳传志最广为流布的话是：“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他还用了这样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比喻，“这就好像两个赛跑选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冲刺。大家都应该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选手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那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作为一名享誉中外的中国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先生的这番讲话所透露出的信息是：他缺少一个现代企业家、现代人格对于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缺少一个无论大小的企业家之对国家、社会现在及未来的思考及担当，缺少基本的历史知识以及法律知识，作为一名高端人士，其更缺乏对于自己所在国度数以亿计、数以十亿计的贫困民众的体恤、同情——他所思考的，大概就是他的联想帝国里的那点事，就是自己口袋里的那点事，就是自己身后的那点事。

实际上，柳传志做出这样类似的表达，绝非第一次，可以说，这样的思想概念、这样的认知，就是他的思维及结果所在。且不说柳传志先生不知，现在中国的政治架构，早已经就是“一人一票”了，只不过我们希望的是其更加真实、做得更完善而已，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然的、必然的进步趋势吗？退一步讲，中国果真和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国度一样，实行“一人一票”，何以就导出柳传志先生的结论：赞成高福利、分财产？在柳传志先生的脑子里，是否已经把当下中国的利益集团及其所得利益，与尚有待进步的现有体制画了等号呢？由此，对中国现有体制的变革、改革，必然会导致中国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受损。再由此，利益集团及其成员对此又当持何种态度？是否就如柳传志先生这样，撕破脸皮拼却全力拉住历史前行的列车？

我更倾向于认为，柳传志先生的上述一番言论，实则透视出了以其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内心焦灼——自己所拥有的天量财富、辉煌地位来得太快，令自己都不相信，以至于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一种踏实感；故害怕所有的变革、改革会令自己受损。进而忧心忡忡，甚至不惜用“万劫不复”来形容未来的变革、改革所可能带给自己及自己所属的冲击！

做一种极端的推论：若一小部分人的“万劫不复”，可以避免绝大部分人群的“万劫不复”，可以避免国家以及民族的“万劫不复”，则这样的“万劫不复”，对于国家、民族以及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到底是一种灾难呢，还是一种幸运？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万劫不复”呢，还是鄙弃这样的“万劫不复”？

我们不妨从这样几个层面，考量柳传志先生之“万劫不复”的焦灼。

首先，在柳传志先生的潜意识中，敌视民众，视社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为洪水猛兽、与自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之思想意识，已然相当严重、可怕。

如果说，柳传志先生已然认识到了当今中国贫富分化极度严重的现实，建设性的态度，当然是为这种分化所做的努力，而非拼却全力进行维护——这的确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在做历史的拦路石。往世俗了说，这是一种骨子里守财奴式的自私，眼界、心胸之狭隘由此可见一斑。

若我们进一步推论，则柳传志的财富观，相当中国、相当不足取。一般的情形是，当一个人的财富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达到无以计数的程度，他不会再把手中的财富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会把其当成赈济社会、扶住民众的手段，他不会再以社会为墙、与民众为敌。他不会再惧怕任何形式的进步、变革、改革对自己的冲击。

显然，柳传志先生距离这样的境界，还差得远！

其次，对于企业家原罪问题的担忧，不能上升为一种守财奴式的保守以及对社会、民众的主动攻讦。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可以说相当棘手，恐永远不可能找出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此后的任何一种解决方式，甚至淡化的解决方式，都有其合理与必然的一面。也正介于此，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永远心存感恩意识、忏悔意识、回馈意识、担当意识、建设意识。说白了，你们的财富不是正道来的，不杀富济贫，也是由于没办法——你们手里的钱，就是社会的、民众，就应该回报社会、回报民众。

现在，柳传志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认知的可能——以财富以及相应的地位为依托，理直气壮，反守为攻，自我壁垒，对抗社会、民众，抵制变革、进步。

还有，柳传志先生所持的改良论，貌似公允、持重、稳妥，实则全无道理——改良论，大可以分为：是以改革为依托的不同变革主张，还是以此为借口的挡箭牌；是认准了改良道路之必然，还是嘴上说着改良、心里拨弄小九九、盘算着维持、守财。

历史上借改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事情按下不表。我们可以由近年来的稳定论来考察其真实表里，检验其现实成色。所谓稳定论，其实就是改良的现实变种，两者异曲同工。稳定不是不可以，不是没有道理，但不能成为“压倒一切”的真理起点。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稳定的借口之下，正常的矛盾被冤屈、被压制、被累计、被激化。与此同时，用稳定做保护，权势者、利益者打通国家、个人、公有、私有之全部利益通道，肆无忌惮、明目张胆以至于体制性、机制性地行贪赃枉法的利益输送，直至将这个国家的物质积累、精神积累全部掏空，制造出了更多更大、数不胜数的新的问题、矛盾，使举国变成一口将沸的高压锅。

可以说，这样的稳定论，是以牺牲绝大部分民众以及社会、国家的利益、未来为代价，获取极少部分人的稳定利益——稳定了，不干好事，专干坏事，或者，行政力、掌控力失控。

这就是现实。而，柳传志先生的改良论，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临摹、翻拍版本以及似曾相似的一幕。如果说，我们由柳传志先生的言说，洞见了以其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内心焦灼的话，莫如说，我们更对其所代表的阻击改革力量之顽固、强大而悲哀——人心不良，改革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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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韩寒柳传志迷途背后的真问题

来源：凤凰评论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对革命的恐惧，对民主大跃进的恐惧。这恐惧说白了，无非是个利益安排问题——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整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坛坛罐罐。

　　近期有两个形象本来一直正面的名人，突然成了争议人物，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了负面人物。

　　第一个是明星韩寒。韩寒以叛逆著称于世，年初却连发排炮：《谈革命》、《谈民主》、《谈自由》。一改过去完全针对公权力的激烈批评立场，他高调宣称既要杀戮权贵，也要杀戮民众。且立马兑现，在排炮中重点抨击民众素质差，认为如果马上推行民主，民众素质注定民主的品质也一定好不了。韩寒尤其对革命深表怀疑，断言“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

　　这无疑让人大跌眼镜。知识界一片惊呼：韩寒保守了，韩寒主流了；甚至，有人公开指控韩寒三论都是“投名状”。其实，韩寒“三论”最大价值并不在其具体论述，而在其议程设置。这议程应该延伸出一场思想大讨论。但遗憾的是，韩寒事件被所谓代笔之争转移，彻底娱乐化和泡沫化。代笔之争的结果，韩寒没能真的杀戮了民众，反而被汹汹民意杀戮。曾经无比骄傲的韩寒，曾经以装酷为时尚的韩寒，现在不得不到处打躬作揖，秀亲民的跑丝。

　　第二个是柳传志。柳传志之鼎鼎大名，不仅因为其产业巨头的地位，也因为，他一直被视作民营企业的意见领袖，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为市场经济呼吁，为民主和法治呼吁。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同为民营企业家的孙大午因另类而陷于困境，以致资金链面临断裂危险时，他发去亲笔签名的传真表示慰问和声援，并解囊相助，借给孙大午1000万元帮他度过难关。这雪中送炭，让孙大午一直感激不尽。

　　但也正是这个柳传志，近来跟韩寒一样突然犯起了迷糊。先是在《南风窗》杂志撰文，标题就叫做《企业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爆发革命》，意犹未尽，又在前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做如下宣称：

　　“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这话被总结为“柳传志反对一人一票”，而立刻被归为大逆不道，跟韩寒一起遭到网络舆论的狂轰滥炸。过去的光荣历史都被一风吹，柳先生被斥为帮闲，甚至帮凶。而有网友恨屋及乌，号召抵制联想产品。

　　那么，韩寒和柳传志真的错了么？

　　依我之见，他们不仅真的错了，而且大错特错。在中国，哪是什么一人一票过头的问题。对着一个饿汉说肥肉太多脂肪有害健康，这不仅不着调，而且跟饿汉吃饱的权利需求冲突，怎么可能不被气昏了头的饿汉们杀戮？尤其是，他们有违常识。民主固然有缺陷，民主过头了固然危害很大，但经过几百年的实践，人类早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即用共和、用法治来约束民主，规范民主，平衡民主，让民主没办法过头。这机制是现成的，仿佛一部精密的机器，中国人要学并不难。所以，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要驳倒他们，那是太简单了，但也正因为太简单，算不得什么本事。关键在于，要找出伪问题背后的真问题，正视真问题，并尝试解决真问题。那么，韩寒和柳传志貌似荒诞的言说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问题呢？

　　仍然是一己之见：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对革命的恐惧，对民主大跃进的恐惧。这恐惧说白了，无非是个利益安排问题——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整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坛坛罐罐。

　　其实，无论是韩寒，还是柳传志，在质疑革命和民主大跃进的同时，都再三再四地声明，在内心世界，他们并没有变化。柳传志在批评一人一票之前，先声明说：“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韩寒“三论”也强调：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他并宣布自己将以实际行动，开始讨价还价，争取具体的公民权利。

　　这意味着，在他们看来，他们和他们的批评对象之间，并非都是水火不容，分歧仅仅是路径分歧，在终极目标上，价值理念上，彼此原本是相通的。但是他们反复强调的这个讨论前提，在讨论过程中被忽略了，或者说不过被视为烟幕。他们不可避免地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被押上形形色色的道德法庭接受审判。一场本来是有价值的公共讨论，似乎正蜕变为一场民众杀戮精英的狂欢，似乎他们才是民主的拦路虎，批倒批臭了他们，通向民主之门就会豁然洞开。

　　但真的是这样吗？还是一己之见：我根本不信。把他们当阶级敌人，恶意揣测，无限上纲，油炸炮轰，一定不可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反而只会让他们坚信：这舆论的狂暴，无非印证人心的狂暴，印证他们对革命的恐惧、对民主大跃进的恐惧是对的。这只会把他们真的推到民主进程的对立面，为民主进程制造新的阻力。

那么，能不能更多尊重，更多理解，更多就事论事？当然他们要充分尊重民众的感受，尊重被长期压抑的变革需求、权利需求，不能高高在上地自说自话。反过来，也要充分尊重他们的表达哪怕是错误的表达，尤其尊重他们对自己的坛坛罐罐的关切，这关切难道不是人情之常？毕竟，如果说实质意义的社会转型等于是一场革命，那么这革命肯定不能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再是不惜砸烂一切瓷器的革命。而他们的坛坛罐罐，哪里仅仅属于他们？那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瓷器。

一人一票让哪个国家万劫不复了？

作者：李贤政

柳传志是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体制教育的受害者。几十年接受的教育，在柳传志这样的人身上，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见一斑了。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愚民教育之毒害是何等的深渊。当然在中国这个变种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很多人因着双轨制发家，赚取了第一桶金，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获利，因此对于自己的财富缺乏自信，才出此谬论，也是情有可原的。当然当然。

柳传志说：“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我是特别希望中国的空气湿润，也是特别注意老百姓生活的。我还真的是属于企业家里面很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有些社会学者的观点，我很能接受。要改革、改良，你得改，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要非得往革命的方向走。”

柳传志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中国年轻人励志的重点人物之一。在书店，你会很容易买到关于柳传志做企业、做人方面的书籍。在中国这个总以成败论英雄的国度，柳传志成为一个传奇，也成为英雄。但是，他说中国如果一人一票，就会万劫不复！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一个英雄柳传志背后的轻率、自以为是和蛮横。请问，柳传志先生：

世界上那一个国家因为一人一票就万劫不复了？

台湾现在就是一人一票，为什么就没有万劫不复？

中国不一人一票就不会万劫不复吗？

当然，我仔细看柳传志的说法，我注意到这样的关键词：“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也不要非得往革命的方向走”表述中的“现在”、“革命”。“现在论”就是典型的建立在时机不成熟，中国人素质不高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至于“革命论”就是简单把革命定位在暴力、杀戮、专政上，认为革命就是均贫富，就是武装暴动。

“现在论”其实无视民主宪政本身的修正功能，更把长期愚民政策教育下产生的结果，说成是国民愚昧的本质。事实上，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只要开放媒体，不要半年大家就会弄明白，民主宪政是什么。根据台湾的民主宪政实践，经过三轮政党轮替，一些不成熟的冒失和不足，就会得到修正。

“革命论”在中国，其实是异化了。把革命简单的等同于暴力、杀戮，正是中国最近几十年实实在在把革命简单化，把革命简单定位在从肉体上消灭的真实历史记录中，以柳传志的年龄，当然是亲身经历者。

柳传志是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体制教育的受害者。几十年接受的教育，在柳传志这样的人身上，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见一斑了。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愚民教育之毒害是何等的深渊。当然在中国这个变种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很多人因着双轨制发家，赚取了第一桶金，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获利，因此对于自己的财富缺乏自信，才出此谬论，也是情有可原的。当然当然。

本文作者：李贤政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张鉴：谁会使国家万劫不复：一人一票还是专制权力？

当前，中国众多严重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退化和乱象丛生，都是专制和极权主义的产物，没有一人一票的产物。因为只有一人一票才能真正限制和制止权力的肆无忌惮，使权力按照全民的相应意愿行事。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由政府以国家利益之名，强行无偿征用和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和城市私人土地最厉害的国家，以致造成大规模抗强制征用和拆迁的现象。根本原因是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私有权，没有一人一票的机制来制定符合民意民利的宪法和法律以制止权力的恣意妄为。

2011年11月13日晚上，率领一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柳传志先生，在美国Ashcroft集团联合创始人茱莉安娜格洛弗为代表团举行的家宴上，向有美国政界人士在内的一批人发表了长篇谈话和对一些提问的回答。如下话语特别引人注目：“打比方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这段话最近在网络上传开后，几乎引起了一边倒的反对、斥责和骂声。笔者也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想和柳先生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一观点。首先，我基本同意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的看法，凡了解实情的人都会接受这一看法。谈话的要害在于“一人一票万劫不复”，这真的错了，甚至大错特错！

一人一票是源于西方所形成的现代民主概念的核心内容。它的主旨是，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公共权力机关，必须由具有大多数人同意和规定的资格的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并由全体选举人自始至终监督它行使为全民谋福利的公共职权。一旦权力机关有违这一宗旨和目的，选民又用此方式改换这种权力机关。所以，一人一票主要是全体民众用来产生、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为自己服务的根本手段，而非某一部分人或大多数人用来抢夺和瓜分他人财产的工具，也非西方人创始一人一票制的本意。

2、一人一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全体民众，只要达到成年，有自我选择能力，没有特殊的障碍，就有选举权（在西方它有逐步发展扩大的过程，此处指的是完全成熟的民主）。但这些选举人中仍有贫富、文化教育水平、种族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等的差异。所以，一人一票又意味着每一个成年人都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但最终决定只能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照顾少数人的利益的原则来作出。因此，一人一票实际上是一个群体里的所有选民必须相互妥协让步，利益兼顾。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谐相处，共同生存、发展和进步。否则，就会内斗不止，四分五裂，同归于尽。这也说明，一人一票绝不是供任何人抢夺和瓜分他人财产的手段，顶多也只能让一部分人图个一时之快。何况，现代民主运作中还有言论自由、权力分立和法治来制约民众多数的所谓“民主暴政”得逞。

3、历史上从来没有通过一人一票剥夺私人财产，造成万劫不复的场景。相反，大量抢夺和瓜分私人财产的行为，主要是专制皇朝庇护下的奴隶主和封建主势力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资本家对公地和农民土地的掠夺和霸占，即真正抢夺私人财产的是政治霸主和经济强人。一人一票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半资本主义化的封建阶级联合农民用制度和法律手段来阻止新旧权贵势力掠夺私人财产、保护私人财产，逐步发展起来的产物。其最早诞生地和创始人是英法两国及两国的政治思想理论大师。

西方国家通过逐步发展和完善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成立具有广泛深厚民意基础的立法机关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和法律，同时向民众不断阐释财产权是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的根本保障，是天赋人权，因而形成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坚不可摧的私有财产权观念。柳先生却把一人一票说成是抢夺和瓜分私人财产的罪恶手段，更属大谬不然。

历史上确有不少农民起义，直接夺取和瓜分地主的土地。但这是某种历史发展阶段局限性的产物，不宜以现代文明观点来苛责。当然也不应把它称作进步运动。其实，中国历代皇帝虽然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皇帝并未把所有土地真正据为己有，法律上仍然允许地主和农民占有一定土地，其所有权仍然有保障。对地方豪霸、酷吏掠夺农民土地的行为不时予以查处惩罚。

4、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大规模剥夺私人财产，造成万劫不复的局面呢？有！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以后，由前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实行的财产全面公有化。列宁、斯大林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立即以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盾，强行将一切原有的私人工业、企业、银行等国有化，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最后将农民的土地集体化实即公有化。在这一过程中，消灭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为实现这一大目标而展开的政治运动中直接杀掉和整死的大约2000万人。通过这种残酷的手段，的确也建起了一个表面强大的苏联社会帝国，但最终还是由于它的反人性反社会潮流而垮台了，重新回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正道上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社会帝国帮助强行建立的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兴起、崩溃和回归过程。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也有少数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或苏联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经历了强行将所有私人财产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过程。其结局同样是悲惨的。虽然这些国家的政权尚存在，但主要靠大幅改变原有的政经专制体制，在相当程度上采用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经济模式才得以生存下来。我国是这一过程和结局的典型。

我国在1949年建立新政权后，一度效法苏联，首先直接没收所谓官僚资本家的财产，然后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通过公私合营，最终将全部中小工商企业也国有化；在农村，先直接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又以合作化公社化的名义，将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公社化。最后，我们只存在全无财产所有权的三种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全由政府安排和处理。整个过程造成了约8000万人的灭绝，其中包括对政治政对分子的直接处决和因经济崩溃而活活饿死的大批农民。

请问柳先生，这么多血的历史，难道一点不知道吗？它是一人一票所能制造出来的吗？没有强大无比的专制权力，谁能创造这样的血腥历史？

是的，我们也不应排除有人想通过一人一票来达到瓜分私人财产的目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有过这一行动。查韦斯靠军事政变上台后确实想在委内瑞拉建立主要为下层劳动群众谋利的社会主义。因此，执掌大权后，将一些国内外私人大公司国有化，允许无地少地农民开发公地占为己有，用大量公共财富和资金无偿帮助穷人，赢得了多数下层劳动群众的拥戴，首次通过竟选以高票当选总统。于是他在2007年就提出修改宪法，取消总统只能两任的规定，重新规定总统任期不受限制，为自己做终身总统铺路（他公开宣称要一直当总统到95岁才退休）。这一野心的确得到该国多数穷人的支持，同时也遭到其他阶层民众的强烈反对，但最终在2007年12月2日的全民公决中，委内瑞拉民众以微弱多数票否决了查韦斯修改宪法的提议，挫败了他建立“民主暴政”的美梦。他若当年得成，真可能做终身总统，进一步大搞私人财产公有化，使国家陷入贫穷或内战窘境。

查韦斯这一图谋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只有专制独裁者才会肆无忌惮地抢夺瓜分私人财产，一人一票才是阻止这一罪恶图谋及其可怕后果的重要手段。

人所共知，当前，中国众多严重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退化和乱象丛生，都是专制和极权主义的产物，没有一人一票的产物。因为只有一人一票才能真正限制和制止权力的肆无忌惮，使权力按照全民的相应意愿行事。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由政府以国家利益之名，强行无偿征用和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和城市私人土地最厉害的国家，以致造成大规模抗强制征用和拆迁的现象。根本原因是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私有权，没有一人一票的机制来制定符合民意民利的宪法和法律以制止权力的恣意妄为。

如果有一人一票制，中国绝对可以通过民选议会或全民公决，修宪和立法，恢复农民土地所有权。农民有了宪法规定的土地所有权，谁敢像现在这样无偿或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强拆农民的房屋呢？

如果有一人一票制，权力受到实实在在的监督，哪能有现在这么多的恶法？哪能有所谓投机倒把罪和集资诈骗罪，哪能有吴英这样年轻有为的女企业家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呢？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和现实，从本国和外国看，能够造成国家和社会万劫不复的，绝不是一人一票制，而是绝对或相对的专制独裁制。说中国如果现在一人一票，就会立即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实在是是非颠倒之言。

恕直说，柳先生这样说，要么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和无视；要么是既得利益者，害怕心目中的无知群氓日后清算和瓜分他的巨额财产；要么是某些权贵集团的忠实盟友，要为巩固权贵集团的现行统治而发声。如果是第二种担心，显然是低估了中国亿万民众的觉醒和智商，他们的多数绝不是无知无耻之徒，只要财产不是非法掠夺他人而来的，民众是会尊重和保护的。如果是依附于权力而不得不为它帮腔则打错了算盘。历史和现实证明，专制权力是绝对靠不住的，它对任何人都是有用则用之，无用则弃之。专制权力内部也彼此如此，何况对外部依附者。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的本质是不容许私有财产制的，因为只有剥夺了多数人的财产权，权力才能放心地统治下去。柳先生难道不懂这一点吗？

2012.2.24写成

本文作者：张鉴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陈子河：网友痛批柳传志

对柳传志反对“一人一票”并称将导致中国“万劫不复”的荒唐说法，遭到网友们的痛骂，认为柳传志“完全瞎扯淡”、“臭不要脸”、“让人恶心”。甚至有网友说“老柳，三鹿喝多了吧”。

还有网友发起抵制联想运动。网友“我爱我家zhongguo”表示：“提议发起抵制联想产品运动，有赞成的投票。”

下面是网友的留言：

@xuenmin：柳传志你是企业家，请不要谈论政治，因为你是名人，所以你的言论会影响他人，政治不是你的专长，如果你不懂就不要瞎扯。你说：“一人一票会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情景”，请问你是预言家吗？事情在没有做之前，就不要枉下定论。同样是华人地区，为什么台湾可以，新加坡可以，而到了中国就不行了呢？一人一票在世界通行，我就不相信在中国不行。我们中国人要对自已有信心，别人可以做到，我们同样可以做到。而且一人一票是大势所趋，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的政治家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我们已经中庸了5000年，却还不如美国的区区200多年，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治国之才真的缺乏魄力和远见。明明知道那是好东西，却不敢迈出那一步。只要迈出那一步就会迎来新生，只要迈出那一步超越美国指日可待。只要迈出那一步他必将像林肯一样名垂千史，流芳百世。

@韩煜V：完全瞎扯淡！！

@Lo生个Lo：联想，谁用谁傻x

@伪文艺普通二逼青年：您的私产就是私产，那些被强拆的人的房子就不是私产了？一人一票，要保护的恰恰就是每个人的私产，想想一个纵容下属强占民财的Dang派在一人一票下能得几票？

@晨曦微播:网友评论：“为什么柳传志对一人一票的民主没有信心？因为联想高度依赖政府采购。如果失去政府采购，任由消费者百元一票地购买，联想将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公安之窗_百事通网：柳传志：现在一人一票中国将会万劫不复鄙视，这种人

@Any-sun投资：嗯，印证了你不过是靠政府关系、只会攒机的企业家。

@Any-sun投资：封建社会是学而优则仕，您真以为现在就商而优则仕？联想能算商而优？您并没有政治家远见，还真把联想内国人的权谋术当成了政治家的智慧？笑掉我一嘴好牙

@无法的老菜：革命不是抄你家，抄你家的你丫又三呼万岁不敢开腔了。革命是革专制制度的命！！！民主自由最要保护的是私权利！！

@汉唐遗少：看来柳传志是当定了利益集团的代表了。不分田地？历史何时这样写过？！无非是时间长短而已么。资本家只有千金散尽才是现代的资本家，只有涅槃才是未来的资本家，这个道理，身在其中自然是不肯轻易认识滴。

@张琳微博：柳这代人中成功的第一桶金都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最害怕被清算。

@万能毛：联想是单位的大宗客，个人抵制没球用。

@开着法拉利捡垃圾：那一个有选票的国家分过财产的？看来，柳五毛要加强学习啊

@w9625027：柳传志难道也耐不住寂寞，要搞点丑闻炒作？但是谈政治民主话题明显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很不明智啊。

@韩雨翔：臭不要脸的东西

@彭城1怪：抵制日货，抵制联想

@语关联：柳氏把中国“不足0.4%的人占有70%以上社会财富”视为公平？公正！

@御之：不要脸的柳传志！

@viyoyo：没人说要分财富啊，更没说分私产。但中央收了那么重的税，难道不应该返回一点财富吗？……不要偷换概念好不，只有独裁才是私有财产的最大威胁，而不是一人一票。

@_老松_：那个破公司就是一个大骗子公司

@WentWhere：这种自私狭隘的言论一出，联想的产品万劫不复!!!

@夜空行走:退下来了闲得蛋疼了?非得跳出来找骂?真没见过这么脑残的!!

@SnakePot：即使明知前方是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是否也应由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由“代表”决定呢？

@十年寒窗：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一种夸张的、看扁中国人的说法！好像中国人现在的智慧不适宜：一人一票的选举！作为一个企业领袖，说出这样一些给某D舔屁股的言论，真是不应该。这让我想起了，旧上海租界里挂的牌子：中国人与狗不得进入，然后旁边站了一个保安，做这些阻拦工作！柳传志就是这个保安！

@朱南：柳传志把自己联想为地主老财，自然担忧万劫不复。选票可比子弹强大，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害怕被爆头。

@人性摇篮曲：怎么中国的企业家老会发表一些脑残言论呢，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所致？

@初本季玉：你一商人能做到不贪污不行贿不受贿，好好赚钱就是了，何必对其他领域大放厥词，图招骂名？

@慈生堂明月居士:话说多，不如少。唯其是，勿佞巧。您老兄这次太嘴太快了点。虽然您希望攀附的某些人听着满意，但这个论调除了失去80%的民众对您曾经的尊重，并不能改变大家对那张选票的追求。退休了，就闭嘴！

@贡布里希的玫瑰：毛都不是未来学家，柳传志算个ＪＢ

@潘立gary:我们现在不是一人一票吗？每个有选举权的公民不都是可以投票选人大代表的么。。。。。一把年纪了怎么尽胡说八道呢。。。。

@慈生堂明月居士:话说多，不如少。唯其是，勿佞巧。您老兄这次太嘴太快了点。虽然您希望攀附的某些人听着满意，但这个论调除了失去80%的民众对您曾经的尊重，并不能改变大家对那张选票的追求。退休了，就闭嘴！

@车祸网官方：典型的卫道士思想维护既得利益歪曲民主本意把民主和历史上的土地革命混在一起以驱散围观群众!

@好爱木美人：这是典型的污蔑故意歪曲公民的民主呼声，我们要民主选举政府，呼吁社会透明、公正，并非柳小人说的什么分财产！

@hchjs29：一只蜜蜂趴在玻璃窗上，它在想我凭我的智慧，已经看得很明白了，前途就在眼前，多么光明，但它扑腾扑腾就是飞不出去，有提议说，咱把这玻璃砸烂，不就飞出去了么？蜜蜂害怕了，说道，玻璃窗要是烂了，万劫不复啊！

@pyx183：柳传志这货

@mmanmm：柳传志万劫不复

@woaoyou：臭不要脸

@ChenAden：本来就讨厌这人，现在更甚

@关于三少：搞普选绝对好过人大选举！现在的人大上午开会喝茶，下午走走过场，晚上K厅包场。这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吗？顶多代表他们既得利益人群的利益！（估计会被删贴）

@南方兰:柳传志反对票选民主，是害怕形成福利社会，这在具有强大工会农会的福利国家美欧有点道理，但对于中国就不同了。中国人民有选票，首先是可限制膨胀垄断的权贵阶层。只要政务税务透明、官员财产透明，中国公民是最懂得量入为出过日子的道理。把一人一票说成万劫不复，正中权贵下怀。

@sched_yield：对他们那代人就别奢求什么了，绝大多数人满脑壳被灌满大粪。

@ST浩成：老柳，三鹿喝多了吧，其实你就是一个披着商人面孔的政客而已，一个搞政治的。140个字真不够我表达，想问人民当家作主了吗，言论自由了吗，而权钱你又怎样回答。我不知道一人一票会怎样，但也不会像你说得那么偏激。

@真的没有无所谓：看来柳传志也成了余含泪一样的走狗了，人，总得有些骨头吧？一人一票？姑且算你对吧？那该多少人一票？不管多少人一票，总的有个标准吧，你把标准给我定出来呀!我哪不行，我改呀？总得给我看看票的样子吧?不要说由些人关在屋子里定出来就不会万劫不复了!

@寇八月：这货真让人恶心，让人恶心，让人恶心，恶心……

@高铎的微博：抵制联想！

@我爱我家zhongguo：提议发起抵制联想产品运动，有赞成的投票

@明月bu照我：堅決抵制聯想

@纽约释痿书记:坚决抵制@联想

@苠的twitter八世:抵制联想！

@wuyuanbutian:堅決抵制聯想！

@汪-美:拒买联想的任何产品。

@哥缺的是现金：抵制联想！

@要战便战：抵制联想！

@独上望江楼：一人一票，抵制联想！

@porksface：我的第一台电脑是联想的，那时它还叫legend，从此再没有买过联想的产品，以后也不会再买

本文作者：陈子河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韩寒墙报

李钟琴：勘破韩寒“代笔”门

作者按：今天是正月最后一天，如不出意外，这将是我关于韩寒代笔门的最后一个总结性的帖子。不管将来发生什么，至少在我的心目中，这出春节大戏该落幕了。本文并非新作，实乃以《“公知”们为何纷纷跳进韩寒挖的大坑？》一文为主，以我的另外两三个帖子为辅，加以补充修改而成。不当之处，尚请网友批评指正。

利用春节长假，我看了韩寒早年的文章，看了媒体以前采访韩寒的五六个视频，翻看了大量质疑和反质疑帖子，我不得不相信，《三重门》、《求医》、《书店》、《杯中窥人》等韩寒出道时的作品不可能是少年韩寒写的。良知也告诉我，不管什么借口，都不是阻止网友们追求真相的理由。

随着方舟子和网友们质疑的深入，我认为，只要认真看过那些质疑文章，只要不是抱有成见、预设立场，只要有起码的判断能力，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令我不解的是，在韩寒已经被扒得体无完肤之时，竟然还有些“公知”飞蛾投火般地出来挺韩，比如易中天先生、张鸣先生、信力健先生，以及还算不上“公知”的鲍鹏山先生等等。

我怀疑，“公知”们可能忙于思考着怎么解决国际、国内大事，对所谓“方韩之争”这类“没有意思”（张鸣先生语）的小事并没有作深入了解，懒得看网友们的质疑文章，仅是凭着印象，凭着成见，凭着立场，就对质疑者作了否定。如果是这样，那么，请“公知”和读者耐心看看下面关于《三重门》的几个疑点，判断一下大家的质疑是否有道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方舟子和网友们围绕《求医》、《书店》、《杯中窥人》等作品找出的疑点太多了，不胜枚举，以下例证都是方舟子及网友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只是略作整理，不敢掠美！

韩寒高一时到底“彻夜”干了什么？

韩寒父亲韩仁均在《儿子韩寒》一书中说：“韩寒从进入松江二中读高一不久，也就是1998年的下半年起，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的写作。”

而韩寒在2009回忆高一生活时却说，他在高一“干的坏事非常多”，忙着交女友、泡学姐、追学妹、恋老师，甚至花一星期时间研究如何在半夜里爬管子进入女生宿舍。（注1）

那么，他还有时间写《三重门》吗？韩寒赶紧在2012年1月25日的博文《光明和磊落》中解释道：“17岁的我为了这本书，花费了整整一年多，也荒废了学业，白天到深夜，课内到课外，周一到周日，甚至连体育课都逃了，和一帮来例假的女生一起窝在教室里不停的写。”

韩寒曾多次说自己不读中外文学名著，甚至连中国“四大名著”也没看过。而有网友通过阅读《三重门》，发现书中引用中外名著五十余种，涉及中外名人近百人（注2），显示出作者丰富的知识面。才华可以“天赋”，但知识必须通过学习得来，一个不读书、包括语文在内七门课不及格的中学生，如何具备如此丰富的知识？

面对质疑，韩寒一改此前宣称“不读书”的浪子形象，忽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小书虫。他在《正常文章一篇》中说：“到了初中高中，我拼命的读各种书，这点我的同桌和老师都可以证明，到了高中更加病态，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

韩寒高一这一年既要交女友、泡学姐、追学妹、恋老师，半夜爬管子进女生宿舍，又要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还要彻夜创作长篇小说《三重门》，还荣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可真够忙的！

可惜，韩寒想通过扬言自己酷爱读书，来解释为什么《三重门》等作品能够吸古纳典、旁征博引，一不小心把牛皮吹破了——如果他知道“二十四史”是套什么样的书，肯定不敢这样吹牛。一个曾承认“读不懂”《围城》的人，居然能彻夜阅读《管锥编》！一下子又露出了不读书的底色。

作者会对自己作品不熟悉吗？

试问，古今中外哪个作家对自己的成名作一问三不知？

韩寒对《三重门》书名的含义说不上来，这个就不用提了。在2000年CCTV“对话韩寒”节目中，主持人问韩寒，台上的那个女孩是不是像《三重门》中的女主角Susan？韩寒的反应，明显不知道Susan为何许人也。当主持人追问时，韩寒只用了一句“这个我们私下交流”敷衍过去。

方舟子在《谁是“答春绿”——假话连篇的韩寒》中还举了一个韩寒没读过《三重门》证据。因为张放没有理解《三重门》里的一首蹩脚的谐音诗“卧梅又闻花，卧知绘中天，鱼吻卧石水，卧石答春绿”，遭到了韩寒的冷嘲热讽。韩寒在1月28日的博文《答春绿》中得意地说：“我当年写《三重门》的时候挖了这个坑，不料十三年后，这个团伙的某位成员居然扑通掉了下去。没有想到2012年刚刚开始，年度笑话已经诞生了。”方舟子在看了《三重门》后发现，《三重门》在引用了这首诗后，紧接着就指出了这首诗的真实含义：“我没有文化，我只会种田，欲问我是谁，我是大蠢驴。”读过《三重门》人，不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坑”，因为这个“坑”在小说中就已经被填上了。张放不理解，说明张放没有完整读过《三重门》；韩寒吹嘘这是自己挖的一个“坑”，恰恰说明他对《三重门》的内容很不熟悉。

网友道前子发现，2005年11月，韩寒新书《就这么漂来漂去》出版不久，在韩寒接受网易采访的视频中，网易主持人念了《就这么漂来漂去》封底的一段话，韩寒否认说：“啊，这不是我写的。”主持人吃惊地问：“不是你写的？”韩寒说：“这……我不知道出版社哪加的，放在后面，我自己都觉得很别扭，我看了，很肉麻啊。”主持人：“我也觉得很肉麻。”韩寒：“因为这完全不是我写的。”

韩寒认为这段话是出版社的编辑写在封底的，岂不知这段话正是其书里写的，是从该书正文第一章最后一段（第5页）摘录下来的。

韩寒承认这段话不是自己写的，那么这就说明，这段话肯定是有人代笔。韩寒在悬赏时曾说谁若是找出“哪怕代笔一行字”的证据，他将奖励2000万，范冰冰随即附和说她也愿出2000万“共襄盛举”。他们的信誓旦旦还算数吗？

对此，韩寒通过《成都商报》解释说：“韩寒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段话是他所写，只是他并不赞成这段话的观点，当时采访时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才矢口否认。”

对于其悬赏之事，韩寒在接受湖南卫视“新闻当事人”栏目采访时说：“但我又没有办法证明我没有团队，所以才开玩笑的，拿出了这个悬赏。”

高调悬赏，到头来被他解释成一个“玩笑”！

易中天先生在《我看方韩之争》中赞扬韩寒“是汉子”。韩寒对自己说过的话百般抵赖，言而无信，这也居然能成为易先生心目中的“汉子”？看来易先生对“汉子”的要求也太低了。

《三重门》写的是中学生活还是大学生活？

有网友通读《三重门》，发现这本小说写的并非初中、高一生活，而更像是大学生活。高一就退学、并没有大学生活体验的韩寒，能写得出来吗？这可不是发挥文学想象能够办得到的。再说，如果韩寒是凭天才般的想象来写大学生活，可又为什么在小说中明确说明写的是中学生活？

《三重门》的原稿可能本来写的就是大学生活，后来因为要冒中学生之名，硬改成初中、高一生活。因为改得不细致，所以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比如，初中、高一学生整天忙着参加“文学社”等社团活动、忙着谈恋爱吗？更奇特的是，中学老师讲的课居然出现了文学理论、文艺美学、西方文学、中国文学史等大学中文系才有的课程，而且初中生、高一学生还要考“学分”。

且看《三重门》里师生的对话：

胡教导果然教西方文学出身，张口说：“你很喜欢读书吗？”

雨翔忙称是。胡教导问下去：“批判现实主义的书读得很多吗？”只等雨翔点头。雨翔忙说不是。

胡教导沉思一会儿说：“那么自然主义的——比如左拉的书呢？莫泊桑老师的书喜欢吗？”

试问，这是中学师生交流的问题，还是大学师生交流的问题？

到底谁有可能写出《三重门》？

2007年6月18日，韩寒在接受凤凰网《凤凰非常道》栏目主持人何东的访谈中，坦言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儒学”、“我是真没看过《红楼梦》。”但《三重门》中却有对《红楼梦》情节的描述。

韩寒曾对湖南卫视记者表示他“看不懂”钱钟书的《围城》，说钱钟书“文笔太难”、“太学贯中西，有太多的英语”。方舟子和网友们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三重门》、《书店》等作品深受钱钟书的影响，甚至有些句子也是在刻意模仿钱钟书，并列举了《书店》中一些和《围城》里的句子相似的例句。

韩仁均忙在《说说我自己》中替韩寒解释道：“家里的一本《围城》不知被他翻过多少遍，第一本翻烂后我又买了一本。因为喜欢，所以他后来在第一本书《三重门》里刻意的模仿他的偶像钱钟书《围城》的风格一点也不奇怪。”

儿子明明说只是翻了翻，看不懂，老子偏偏说儿子在小说中刻意模仿《围城》的风格，该让读者相信谁呢？到底谁喜欢《围城》？

幸好又有网友又扒出了韩仁均1991年获上海《故事会》第一届“最佳故事”奖的作品《难成眷属》，韩仁均在此文中写道：“俗话说：好过的时候两个月像两天，难过的时候两个月胜两年。钱钟书在《围城》里说老头子恋爱起来如同老房子着火，一烧着就没救了。想不到方根龙这‘小老头子’恋爱也如老房子着火一般没救。”对《围城》里的细节描写信手拈来，说明韩仁均对《围城》相当熟悉。

那么，深受《围城》影响的《三重门》的作者是谁，还不清楚吗？

手稿是写作者最有力的证据吗？

如果说，《三重门》、《求医》、《书店》、《杯中窥人》是已届中年的曾考入华中师大中文系的韩仁均所写，所有疑点都荡然无存，一切将变得顺理成章，没有任何人会提出质疑。

而若说这些是十七岁的少年韩寒所写，疑点会越扒越多，以致于韩家父子根本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韩寒干脆不解释了，表示“不再回应”。为了压制质疑之声，还虚张声势地到法院上告，恐吓无效，先是悄悄地从普陀区法院撤诉，继而悄悄地从金山区法院取回上诉材料。韩家父子的所谓证据，估计就是韩寒在博客上晒的那些抄写得整整齐齐、连页码都没标的“手稿”吧？这些东西能经得起法庭的检验吗？

信力健先生在《方韩论战的冷思考》一文中却说：“在麦田、方舟子开始质疑的时候，韩寒出示了手稿就足以应对质疑。因为手稿是一个写作者能够拿出的最有力的证明，特别是在电脑化时代，作者手稿更显珍稀。”

仅仅有手稿，就是写作者能够拿出的最有力的证明吗？我看未必！如果我把《红楼梦》抄一遍，难道就可以证明我是《红楼梦》的作者吗？基于文本的分析、论证、推理，加上对写作时间、出版时间、当事人的回忆等等的分析、佐证，这些要比仅有手稿等所谓“实证”更靠谱。

再说，在电脑化时代，难道写作者们因为没有手稿，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作品不是自己写的吗？我看这是杞人忧天。易中天先生在貌似公允的《我看方韩之争》一文中有个表态，我就非常赞赏。易中天先生说：“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如果哪天他要质疑我，我也表示竭诚欢迎。”有真水平的人，根本就不用担心被人质疑代笔。因为你的作品你最熟悉，你的创作能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证明。只有心中有鬼的人，才不敢参加一切文学活动（如在博客上声明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讲座，原则上不接受当面采访等），才在面对质疑时赌誓悬赏，辱骂恐吓，惊恐万状，进退失据。

鲍鹏山先生的诡辩

鲍鹏山先生为了替韩寒说话，先是步网文《人造鲁迅》的后尘抛出“苏轼代笔代考”论，又在《新民周刊》发表《方舟子“倒韩”的事实和价值》一文，再次拿苏轼为例，意在驳斥方舟子和网友们质疑韩寒的荒谬。他写道：

甚至，我们还能质疑苏轼的进士考试是有人代考。理由如下：苏轼《凤鸣驿记》云：“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是年（1056年），苏轼21岁。但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又《范文正公文集叙》：“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又《东坡先生本传(《宋史》)》：“嘉祐二年，试礼部，……殿试中乙科。”显然，苏轼举进士当为1057（丁酉）年，年22岁。结论是：苏轼进士考试是请人代考。不然，怎么会连自己哪一年考中进士都记错了？

如果说，鲍先生在文章中宣扬的“天才论”说明他脑筋的不清晰，那么，瞎扯“苏轼代笔”论，则说明其学问功底的不扎实。

鲍先生认为苏轼“代笔代考”的理由，主要是苏轼对自己考中进士的时间与苏辙等人的说法不一致，苏轼说自己“丙申岁（1056年）举进士”，而据苏辙等人的记载，苏轼考中进士是在丁酉年（1057年）。于是鲍先生就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宣布：“苏轼进士考试是请人代考。不然，怎么会连自己哪一年考中进士都记错了？”

鲍先生错就错在，他没有正确理解“举进士”这个词的含义。举进士，意思是参加进士考试，并不是考中进士的意思。考中进士，那叫“进士及第”、“登第”。

唐宋时期，京城会试（进士考试）均在春季（正月或二月）举行，故称春闱。苏轼参加会试的时间是在丁酉年正月，远在四川的苏轼必须在上一年（丙申岁）的秋冬季节出发，才能不耽误考试。苏轼于丙申年离开家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举进士），第二年（丁酉年）春天进士及第。苏轼的说法与苏辙等人的记载并不矛盾。

“举进士”这个词，对研究历史和古典文学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史籍中常有某某“举进士不第”的记载。若按鲍先生的理解，岂不成了“中了进士没考上”了？鲍鹏山不理解“举进士”的含义，与余秋雨把“致仕”理解成“求官”有一拼！

李贺因为其父名讳的原因，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韩愈特意写了篇著名的《讳辩》为李贺辩解，文章开头就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如果把文中的“举进士”解释为“考中进士”，请问鲍先生，这篇文章该如何理解？

鲍鹏山先生质疑苏轼的前提并不成立，却想用来说明质疑韩寒之荒谬，此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乎？

关于发挥“文学想象”的狡辩

网上流传贺卫方先生的一段“微博”，挺韩者以此来为韩寒的“穿越”作品作解释。贺卫方先生说：“有人把艺术文学的创造当做一种经验活，必须有经历，才能出作品。其实，没经历，未必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知识。况且文艺创作离不开想象力，甚至虚构出那种比真实世界还典型的文学天地。贝多芬晚年感叹他的境界只当得八岁的莫扎特；吴承恩无需与妖魔鬼怪同吃同住才写《西游记》。”

单看贺卫方先生的这些话，一点都不错！但是，如果拿这些话来与署名“韩寒”的作品作类比，则大谬矣！

比如韩寒的《求医》写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医院的情景，《书店》中写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情景（如闭架售书），《三重门》里面出现对大学生活的描写，有人遂替韩寒解释说，这是韩寒发挥文学想象的结果。难道吴承恩必须与妖魔鬼怪同吃同住才写《西游记》吗？难道二月河必须在清朝雍正年间生活过才能写《雍正皇帝》吗？

我惊讶于这些人的奇特的思维和逻辑！

吴承恩明确告诉读者，他写的就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二月河明确告诉读者，他写的就是清朝的故事。他们所想象的，都是他们想告诉读者的情境。

而韩寒明确告诉读者，《求医》、《书店》是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就医、买书经历，那他就没有理由在作品中靠想象描写成七十年代的场景；《三重门》写的是中学生活，那他就没有理由发挥想象把中学生活写成大学生活。

举个例子说吧，某人写了篇小说，讲的是中国21世纪的故事，但在小说中，却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城市马路上跑的是马车，家家户户点着油灯，官员坐着八人大轿，女人都缠着小脚……请问，这难道不是非常荒谬的描写吗？这可以用一句发挥文学想象来解释吗？

所有疑点集中到一起，就能形成证据链

尽管韩寒亲口承认《就这么漂来漂去》中有一段话不是他写的，但仍有些挺韩的人咬紧牙关说：质疑韩寒没有确凿证据！

他们所说的确凿证据，可能是指“人证”，即有人站出来承认他是韩寒的代笔。

而我认为，如果狡辩的话，所谓人证物证，仍不是确凿证据。因为人证、物证也有可能伪造、栽赃。如日本电影《追捕》里杜丘被诬陷为小偷，就有“人证”和“物证”。

在事实基础上，根据当事人的自白，所做的分析、论证、推理。比单纯的所谓“人证”和“物证”更靠谱，更有说服力。

仅有一个或几个疑点，或许可以解释过去；每一个疑点，或许都可以一一狡辩；但数十、上百的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即使能够一一解释，也足以形成法律意义上的证据链！

下面是我在“猫眼看人”论坛一个网友的回帖中看到的案例：

1979年夏天，美国康乃狄克州伯灵敦镇的一个12岁的小女孩失踪，后经警局和全镇居民两昼夜寻找，在树木里发现她被烧焦的尸体。时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昌钰博士受邀参与案件侦破。

李昌钰连夜赶到现场，凭借丰富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在现场已经被部分破坏的情况下，判断女孩是被奸杀后用汽油焚尸。生前有被捆绑的痕迹，被强暴时被人用她的衣服蒙住脸。他提取了已经被烧焦的用来捆绑小女孩的鞋带，并在警察的帮助下在现场不远处找到了一枚用过的火柴和凶手的毛发，后来又找到凶手作案用的小刀。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化验推理和排查。住在小女孩家附近的同学罗纳被锁定了：罗纳有这种稀有的火柴；有这样一把单刃小刀，恰恰小刀又不见了；他家里有长捆鞋带，恰恰他前几天又给人帮忙刷过红油漆；恰恰他又是B型血（那时还不能查DNA）；经搜查他汽车后备箱，有遗落红黄蓝三色油漆，而这恰恰又与小女孩脚踏车的颜色相同；更巧的是，他家里也有一个汽油桶。

李昌钰以鉴定专家的身份接受了陪审团的询问，尽管罗纳咬紧牙关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也找不到现场目击者，但最终大陪审团认可罗纳犯案的证据，宣布正式以强奸谋杀罪起诉罗纳。不久，辩方也认为证据无懈可击而认罪。罗纳因为强奸并杀害乔安娜而被判30年的徒刑。

以罗纳案来说，如果逐条辩解的话，每一条都可以解释。

依靠一盒火柴能定罪吗？有火柴的人多的是！

就因罗纳认识小女孩能定罪吗？认识小女孩的人也不少！

仅因罗纳有相同的小刀能认定人就是他杀的吗？有这种小刀的人多的是！

因为是B型血就能确认凶手吗？B型血的人多的是！

仅有长捆鞋带就能确认凶手吗？有长捆鞋带的家庭也不少！

刷过红油漆就是凶手吗？油漆匠经常帮人刷红油漆！

家里有一个汽油桶就是证据吗？家里有个汽油桶并不犯法！

汽车后备箱遗落红黄蓝三色油漆是证据吗？也许这只是巧合！

……

单凭某一两条，不仅不能成为证据，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的指控。但所有的疑点加起来，就能够形成一条证据链，其可信度并不亚于一个“人证”。

参用数学上的“概率论”来解释，孤城异客网友指出：这么多的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对世人来说，绝对是小概率事件。在侦破刑事案件中广泛采用的指纹、DNA验证法，其准确率也并非百分之百，但其误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韩寒”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以及他一个多月来的博文、他亲口说出的话，就是无法抵赖的证据。方舟子和网友们通过文本分析和推理、论证，发现了大量的破绽和疑点，如此多的疑点集中到韩家父子身上，展现了质疑者不可辨驳的逻辑。所有疑点都集中起来，还不足以形成一条证据链吗？

为挺韩“公知”们说句话

我在猫眼看人论坛看到了好几个帖子，列举了挺韩的“公知”名单及其言论，跟帖则是一片骂声。韩寒说他在《三重门》中挖了一个坑，以看人掉下去为乐。我看，那些不明就里便纷纷出来挺韩的公知们，又何尝不是在主动跳入韩寒挖下的大坑？

人们把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有学术背景、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而在韩寒代笔门中，“公知”仿佛成了贬义词，经常看到网友们在相关帖子的回复中说：看还有哪个“公知母知”来为骗子背书！

在此我想为“公知”们说句话：“公知”们经常就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看法，不可能所有意见都正确，不可能每句话都无可挑剔。偶尔看走了眼，说错了话，并不代表他们所有的文章都错误，更不代表他们的人品有问题。有的“公知”一开始出来挺寒，是想替韩寒打抱不平，但在逐步了解详情之后，便会改变态度。勇于接受批评，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看法，我想这是真正的学者和“公知”应该具备的素质。

记得2009年3月，我曾在一个帖子里批评贺卫方先生的一首小诗不讲格律，贺卫方先生不久就通过我的新浪博客给我发来了纸条，承认自己对格律不太精通，语言诚恳地感谢我的批评，这使我对贺卫方先生肃然起敬。按说贺先生完全可以不予理睬，我也没指望贺先生能够回应，但贺先生的回应，体现的是一种能够接受批评的气度和胸怀，这才是大家风度。

如果韩寒父子当初没有对麦田、方舟子进行污辱和谩骂，而是诚恳地接受批评，如实解释事情原委，我想也不至于激起网民的“倒韩运动”。

质疑韩寒事关社会诚信

代笔之事古已有之，赵翼《廿二史札记》里就有篇谈及东汉时人代笔的《倩代文字》。只要当事人不说谎，读者也不计较。在当代，多人共用一个笔名也很常见，如余秋雨极力否认曾经加盟的文革批判组“石一歌”，就是十一个人共用的笔名。“林达”据说是一对旅美夫妻的共同笔名，署名“林达”的文章，大家都知道这是他们夫妇二人的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如果“韩寒”是父子共用的一个笔名，我看也无可厚非，起码可填补中国文坛的一项空白嘛！

为什么网友们不质疑“林达”等等而偏偏质疑“韩寒”呢？我想，这是事关诚信的问题。梁效也好，石一歌也好，皇甫平也好，林达也好……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事人也没有说谎欺骗读者，只要合作者没有署名权纠纷，勿庸别人说三道四。而“韩寒”就不同了，之所以闹到今天，就在于韩家父子的说辞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给人一种不诚信的强烈信号，进而激发网友们继续质疑的热情。

记得当年打周老虎，网友们的打假热情也是经久不衰。按照鲍鹏山先生在《方舟子“倒韩”：事实和价值》一文中的逻辑，周正龙等人编造发现华南虎，是个善意的谎言，有助于当地的环境保护。让大家有个美好的希望多好啊，为什么要把这个神话打破呢？打破这个神话的价值何在啊？如今大家当然都明白了，揭穿周老虎，就是为了得到真相；就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已经极为稀缺的诚信；就是要告诉骗子：他们眼中的人民“素质”再低，也不会低得所有人会永远被骗子欺骗！如果周老虎这类骗子胜利了，那岂不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哀？

如果仔细阅读署名韩寒的作品，就会发现其前、中、后期的风格迥然不同。其前期《杯中窥人》、《求医》、《书店》、《三重门》等，喜欢掉书袋，文字较古雅简练，显系出自一人手笔；而2005、2006年韩寒博客上的博文，则文理不通，病句连篇，显系一毫无文字功底的“差生”所作，这些博文现已全部删除，但镜像仍在，网友均有复制；后来针砭时弊的博文，则时有机警风趣之言，文字也通顺可读，从不旁征博引掉书袋，与其前期文笔又有不同……看来这里面水很深，写作者靠写作常识已经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了。

大家质疑韩寒，窃以为并没有什么“阴谋论”，不必想得太复杂，大家也只是弄清真相而已。

真善美，必须以真为基础。没有真，善是伪善，美是假美。任何造假行为，哪怕是虚假的“正面典型”，也是对社会诚信的损害。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绝不会放弃对真相的追求！

易中天先生在《我看方韩之争》一文中正告方舟子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道歉只会加分。死硬到底，则可能‘反误了卿卿性命’。”我看用来忠告韩寒及其背后的那些人更合适！用来提醒挺韩的“公知”们，亦无不妥！

（201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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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见韩寒2009年10月《纪念母校——致青春预备役》一文：“当年进松江二中非常不容易，好在现在不怕老师了也不怕被开除了，我就可以全部交代，当年是因为我初中的女朋友直接免试被这里录取，我才锁定了这所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干的坏事非常多，不好好上课（但是我一直在好好学习），假装抽烟喝酒（出了学校以后反而十年没有沾过），半夜爬水管子去三楼的女生寝室——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去，我也是研究了一个星期，这个工程就像《越狱》一样，需要图纸，我这里还有一份当年设计的路线图，可以顺利安全的进入女生寝室，当然，这个计划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要有人给你开房间门的，要不你爬上去干吗干谁？和女朋友分手后，还泡过学姐，追过学妹，中意过老师，后来留级了以后，又认识了同班的女朋友，相处多年。如今可以全部说出，好痛快啊。”

注2：

据网友的检索，《三重门》引用的名著名篇如下：

《三字经》、《走出魔镜的钱钟书》、《李敖快意恩仇录》、《舌华录》、《尚书》、《论语》、《左传》、《红楼梦》、《水浒传》、《四世同堂》、《史记》、《战国策》、《江南的水》、《贺拉斯》、《流浪的人生》、《铁轨边的风》、《教学园地》、《镜花缘》、《佳人》、《美女赋》、《西厢记》、《中国文学史》、《万历野获编》、《永州八记》、《小石潭记》、《孙子兵法》、《说文解字》、《变形记》、《中国作家传》、《广阳杂记》、《康河里的诗灵》、《数字化生存》、《闲情偶寄》、《孟子》、《会通派如是说》、《本·琼森与德拉蒙德的谈话录》、《心理结构及其心灵状态》、《论大卫·休谟的死》、《包法利夫人》、《西游记》、《聊斋志异》、《西学与晚清思想的裂变》、《管锥编》、《出师表》、《从混浊到有序》、《形式逻辑学》、《搜神记》、《长恨歌》、《肉蒲团》、《淮南子》、《羊脂球》……

《三重门》涉及到的名人如下：

鲁迅、列子、曹植、杜甫、老子、钱钟书、吴宓、叶公超、李敖、胡适、韩非子、荀子、庄子、朱光潜、狄德罗、徐志摩、竺道生、柳永、毛泽东、宋玉、韩愈、柳宗元、刘墉、海德格尔、叔本华、孔德、墨子、林徽因、雅典娜、唐寅、曹聚仁、陈寅格、魏尔伦、李煜、尼采、郭沫若、卡夫卡、格里高尔、萨姆沙、墨索里尼、马里内蒂、拿破仑、希特勒、居里夫人、瓦特、爱迪生、张海迪、奥特加、范德萨、苏格拉底、孔子、彭祖、伯玉、柏原崇、江口洋介、董桥、梁实秋、戴望舒、柳亚子、孟德斯鸠、曾国藩、李百川、孔祥熙、慈禧、肖复兴、赫鲁晓夫、栗良平、左拉、莫泊桑、福楼拜、李渔、杜牧、张俊欧、亨利、托尔勒、普里戈金、莎士比亚、江青、罗曼·罗兰、王尔德、苏东坡、杨万里、邵稼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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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韩寒倒掉意味启蒙时代终结？

来源：作者博客

就算代笔，启蒙效应已经有了，也挥之不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全国所有的教授加起来的影响力都不及韩寒”的评价，更加深了这一印象。看过他的一些博客，对这位言辞犀利、敢于针砭时弊、对政府提出尖锐批评的青年才俊，就钦佩有加。作为80后的“意见领袖”，拥有无数的粉丝拥趸，对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现象会足以引起当局的注意。

革命，离不开启蒙。改革，照例离不开启蒙，包括对利益集团的启蒙。所以，无论韩寒是否“倒掉”，启蒙时代都不会终结。

　　韩寒公认的身份归纳来说有三种，作家、赛车手、公共知识分子，三者分别凸显了韩寒不同时期的公众形象，也清晰地勾勒出韩寒的转型之路。

　　1999年，韩寒以天才少年作家身份出道，连续推出几本畅销书，2003年，韩寒成为职业赛车手，第一次转型完成不同专业领域的完美跨越，身兼偶像作家和赛车手双重身份。此阶段韩寒的标签：天才、叛逆、偶像。2005年，韩寒尝试偶像化多元发展，签约环球唱片公司，2006年出版个人音乐专辑，貌似销量不佳，首版即成绝版，第二次转型受挫。2006年韩寒接受新浪邀请开博客，内容多涉及赛车和个人生活，2008年开始较多把目光投向公共事件，时政杂评逐渐成为博客主要内容，在以青少年为目标群体的畅销书作家中，韩寒独树一帜，积极就公共事件发言。时评写作为韩寒带来了许多原本对他的小说不感兴趣的读者，更收获了众多名人学者的广泛赞誉。

　　在纸媒、网媒和时政论坛的力推之下，韩寒声誉日隆，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此阶段韩寒的标签：自由、独立、率性、敢、公民。2010年，韩寒涉足杂志出版行业，领衔主编的杂志《独唱团》第一辑在重重阻力之下于当年7月出版，狂销80万册，12月，据说已印刷好的数十万册第二辑杂志被迫销毁，第四次转型在政治力的强制干预下折戟沉沙。杂志虽然停刊，但获得的赞誉和口碑以及销售市场的肯定，再次印证了韩寒的个人魅力和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

　　韩寒的几次转型，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韩寒还只是影响力仅限于青少年的小众偶像，可开发的商业价值有限。但是当韩寒拿起时评这支笔，由小众走向大众，从偶像明星成长为意见领袖，他的商业价值也伴随名声成倍增长。尤其是2009年，围绕韩寒的正面深入报道和专访频频见诸南方系等公信力较高的媒体，用意很明显，欲打造一个优质公民的形象，作为“自由民主的世俗符号”引领公众树立现代文明的价值观。2010年，美国时代杂志网上评选影响世界100人，中国网民自发组织人海战术，翻过高墙用拉票刷票的方式为韩寒网上投票，最终结果韩寒得票高居全球第二。

　　至此，韩寒从偶像韩寒，到公民韩寒，再到超级偶像韩寒，完成了三级跳。

　　有论者以为，媒体、知识分子群体和网络大众合力把韩寒扶上“神坛”。但韩寒不承认他身处“神坛”，也曾谦虚地表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韩寒的时评并不是说见解有多深刻，他的长处在于文字，最拿手的是反讽。诠释当下的中国，挑战体制的话语权，瓦解伪崇高，戳穿伪正义，反讽简直如鱼得水，因为体制的话语本身是建立在虚假的逻辑之上，反讽以戏谑、夸张、引发冲突等解构手段更易凸显体制话语的荒诞性，营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对荒腔走板的舆论导向有极大的杀伤力。与同样擅长反讽的鲁迅和钱锺书相比，韩寒的文字没有鲁迅的那种沉痛绝望，他承袭临摹的是钱锺书的轻松调侃，类似于相声中的包袱，计算好了节奏，时不时抖出来一个。

　　阅读这样的文字写出的时评，可以从情绪释放中获得相当的心理快感，一种参与了益智游戏的满足。比起以逻辑建筑的理性批判，优点是更轻松，段子化的警句格言更易于传播，弊端是在瓦解了体制话语的同时，也部分消减了现实的沉重感。这就像是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上流传的大量政治笑话，与其说是勇敢的挑战，不如说是消极的反抗，如同恶作剧——在斯大林时期绝对不容许出现的现象，到这时就变成官方默认允许的常态，这是后极权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直白地说，在看了韩寒的时评之后，绝不会产生革命的冲动——“革命”被用集体散步这个词自行替换。然而，天鹅绒革命的手段方式不就是集体散步?!

　　同样是段子化写作风格的时评作者还有青年领袖李承鹏。不过，透过文字可以看出写作状态，他常常会被情绪带着走，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沸腾了，韩寒则是带着读者的情绪走，游刃有余，收放有度。读者经由韩寒嘲笑了体制，发泄了不满，满足了道义，获得了自我认同。

　　韩寒提供了政治心灵鸡汤，来抚平大众的政治焦虑。所以不难理解，在对国内政治生态有更深刻认识的人看来，韩寒有政治投机嫌疑，用路金波的话说，树政治牌坊，后极权时代言论有相对的自由，只要不触碰底线，就不必承担任何风险，反而会有现实收益。韩寒从2008年到2011年的经历便是证明，他几乎每一篇博文都会被新浪推荐到首页，偶尔遭删帖，连打压都算不上，更不要说迫害。

　　而中国，并不缺乏有勇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关键是更严肃的思想探讨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几无生存之地，一旦触及到体制根源就遭封杀。有价值有深度的思想没有良好通畅的传播渠道，理性建设无从谈起，剩下的只能是情绪性的发泄。胡锡进说：“我们要在舆论场不断筑高理性的阵地。”但大家都清楚，所谓的极端话语、网络暴民，正是舆论不自由的产物，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喉舌，筑起的绝不是理性的阵地，而是言论的监狱。有那么多的人追随韩寒，并不都是偶像崇拜，也并非源于他的道德感召力，公众只不过是希望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找到一个代言人，一个可以替他们表达心中的不满和愤怒的人。民主体制下，各阶层的利益团体有各自的代言人，民众的利益诉求有表达渠道，有维权机制，有法制保障，有解决途径，而在当下的中国，这一切都不存在，公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个有影响力的人身上。韩寒因缘际会，成就风云人物。

　　南方系媒体和众多名人学者对韩寒的追捧盛赞，本意是打造一个自由民主的世俗符号，这种行为和心态反映的认知是：民众需要民主启蒙，文化改造，素质教育。一句话概括：开启民智。事实上，这个工作，中国文化人已经做了150年。终于在100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67年前，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打败了日本;65年前，中华民国施行民主宪政，直选产生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差额选举产生总统。62年前，国府迁台后继续推行台湾县市长民主选举，第一任民选台北市长和高雄市长均非国民党党员。24年前，台湾第一次直选产生总统。100年来的中国经历战乱，已在台湾结出民主硕果，但大陆还遥不可及，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由于毛泽东的专制，特别是文革中的文化专制，人治肆掠，法治不畅，蒙昧复归，民智未开就又成为问题。因之，启蒙意识，还掌握在一些拥有话语权的知识群体手里，这是很让人悲愤的现实。

　　有人说，韩寒道德感薄弱，也不伪装道德感，甚至在结婚后也公开拒绝承担彼此忠诚的义务，鲜明的极端个人主义特征，“作为一个传递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符号，这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然而，韩寒作为用独特方式启蒙的青年人，当然可以不是完美的领袖，何况用道德家的眼光要求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无法胜任。谁能否认卢梭不是启蒙思想家?但卢梭的的“个人主义”比谁都严重。

　　也有人质疑：韩寒到底是偶像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偶像参与商业活动无可非议，因为偶像本来就是商业化流水线的产物，但是公共知识分子是在为公众利益代言，就必须要恪守本分，回避商业利益。“你能想象出一个一边代表着公众的良心，一边在商业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哈维尔?”这就显得强词夺理。华盛顿是大奴隶主，却能建立人权立国的美利坚——这道理和一个人信佛，却不能要求他绝不能吃肉一样简单。韩寒这几年通过时评积累了极高的名望，也附加而生了不菲的商业价值，也并不代表具有了商业价值就再也“代表着公众的良心”，而且韩寒本人曾表态，并不接受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头衔，在访谈中也曾说：“我要是被严刑拷打的话，肯定会叛变，我觉得我是一个底线很低的人。”然而，他越这么说，人们越认为他清醒理智，不虚夸不浮躁，反而更加喜欢他。

　　站在公正的立场，也无理由要求“公共知识分子”道德完美无瑕，没有私生活，没有商业利益。只要其私生活和利益，不依仗着掌控公权力的偷盗劫掠而来。

　　2011年年末，韩寒在博客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观点引发公众强烈质疑。从前每发一篇时评都获得一边倒赞誉的韩寒，头一次陷入了争议的漩涡。批韩一方认为，韩三篇向体制献媚，迎合了官方维稳的主调。挺韩一方认为，韩寒告别革命，争取自由的表态，表明了韩寒的理性成熟，是“化蛹为蝶”的进步。两方分歧的根源在于对体制变革的路径认识不同，挺韩派寄望自上而下推动体制变革，良性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批韩派则认为改革开放30年，政治体制改革毫无进展，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一手抓权，一手捞钱，“摸石头摸上了瘾，不想再过河了”，渐进式改革的许诺已不可能兑现，因此寄望于自下而上倒逼政权实现政治变革。

　　这本是思想认识的差异，自可争论，有益无害。但韩三篇热潮尚未退去，争论战火已延烧至代笔风暴，韩寒面对最严厉的质疑和拷问。这意味着韩寒的又一次转型：“骗子韩寒”。因此有人断言：韩寒的崩塌，也宣告了启蒙时代的终结。

　　代笔问题，不是本文要说的重点。简单地说，《三重门》和参加比赛的那几篇有无有代笔，所有人都靠主观的分析和判断，没有真凭实据。方舟子和网友们对《求医》和《杯中窥人》的分析头头是道，说韩寒在不止一个细节上明显撒了谎，比如彻夜读《二十四史》和《管锥编》，没有很深的古文功底是根本看不懂的，比如《三重门》小说虽然艺术水平不高，但文字还是很老道的，讲究起承转合，字斟句酌，看得出精心打磨的痕迹，跟韩寒同样是一稿成的赛车博文相比，文字风格和水准截然不同等等。他们忘了，靠推理来确定“诈骗犯”，是只有中国特色下才有的司法，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的启蒙工作还任重道远。

　　韩寒也许真的倒了，谁也救不了，除了他自己。但救的，恐怕还是公信力。

　　而此前韩寒的真实，却是存在的。若看了他在香港大学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文稿，其语言之幽默，思维之敏捷，插科打诨中所透出的机警与睿智，都不是能代笔的。就算代笔，启蒙效应已经有了，也挥之不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全国所有的教授加起来的影响力都不及韩寒”的评价，更加深了这一印象。看过他的一些博客，对这位言辞犀利、敢于针砭时弊、对政府提出尖锐批评的青年才俊，就钦佩有加。作为80后的“意见领袖”，拥有无数的粉丝拥趸，对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现象会足以引起当局的注意。

　　不过，人都是政治动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汪精卫年轻时是一位怀有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刺杀清庭摄政王失败以后，面对杀头之罪，从容不迫，大义凛然：“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的豪迈与壮烈，后来却变成了“汉奸”。当年为民请命，以改造天下为已任的“穷棒子”，今天却变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利益党。所以，在言论自由还很糟糕的时候，更需要“意见领袖”，需要启蒙者，哪怕是代笔。

　　当然，现在中国也并不是言论不自由。

　　在冷战打得火热的时候，有一个有名的故事，两名记者在华盛顿的一段谈话。这两个记者一个是言论自由有保障的美国人，一个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苏联驻美的记者。美国记者首先发问说：“你们苏联很讨厌，没有言论的自由。说什么写什么，都有坐牢的危险。”那位苏联记者涨红了脸反驳道：“你这是胡说，对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美国记者并不示弱，举例说：“那好，我们就在华盛顿谈话写报道，我们可以随便攻击谩骂我们的总统，说他是大草包、大笨蛋。你苏联，能这样做吗?”那位苏联记者哈哈大笑说：“我们苏联人和你们美国人一样有言论自由，天天在骂你们的美国总统是大草包、大笨蛋。”中国，逻辑就和当年苏联的逻辑一样，有骂别人的言论自由，没有让人骂自己的言论自由。

　　最近，时政圈子里对政治改革讨论得很热闹，希望进行政治改革，甚至于倾向于把愿望说成事实或者是即将到来的事实。这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必要性的问题，即是不是真的要做政治改革;另一个是建设性这个问题，讨论具体怎么做。

　　行动的逻辑，一般说来是下决心做在前，寻找办法在后。要想有建设性的办法，就应该集思广益，围绕问题展开公共讨论。一说政治变革就认为是敌对势力，这是最没有建设性的一种态度。当然要害的问题在于：建设什么，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要想建设一种该更集权的政治制度，即有权力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的权力大谁就掌握真理、掌握一切，要老百姓乖乖地任他鱼肉，甚至还要山呼万岁地拥戴权力，这种制度自有其“建设”的办法，对此人们不会有任何建设性意见。而承认“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建设一种国家权力向民众负责的政治制度，那才需要建设性的意见。说着后者而干着前者，这样的“建设性”，是自欺欺人，是人格分裂、两面三刀，这种东西哪还有什么建设性。

　　韩寒的“倒掉”，说到底还是因为其《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谈革命》尤为争议。其实，人民有革命的权利。这不仅在西方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有共识，中国传统思想自古以来也都强调这一点的，两千年的“易经”就有“革卦”。很多人常常是连“革命”的概念都没弄清楚，仅仅局限在“暴力革命”的认知中来反省革命。但革命并不那么容易。关于革命权利，是价值层面的;革命不会这么容易地发生，这个判断是现实层面的。

　　改革和革命这两个东西，在今天的中国现实中，都还不存在。

　　国内常有人喜欢说用什么什么“倒逼改革”，即认为在面临革命危险的状态下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更多地愿意争取主动来推行改革以避免革命。的确，精英当中有那么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和历史责任感的人，但他们还不是主流精英。主流恐怕还是那种“盛世”情结，感觉好得很，脑满肠肥，志得意满，老子天下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他们还在教训美国要进行政治改革，在努力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模式”。这种“满大人”心态，与那种面对高压锅的心态相比，仍是既得利益集团目前的主流心态。以强化宣传来弥补自己所缺少的，说得多了自己也完全信以当真。前两年更不得了，说现行制度是“完美制度!”，根本无存什么危机感不危机感。危机感这两年刚刚开始冒头，还主要是在社会层面。

　　然而不改革，麻烦会越来越多，危机会越来越重。但是，从危机到改革，也并不是线性的逻辑。有危机不一定就会有改革;改革是应对危机的一种选择，而面对危机也还会有其它的选择。比如什么都不干混日子，所谓“击鼓传花”，也是一种选择。如果所有的危机都是导向改革的，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大的危机，因为危机不是一天形成的。危机不够大，不足以给既得利益集团足够压力以推行改革;而危机足够大，既得利益集团更感到恐惧，更不肯改革。

　　其实，革命似乎是什么大灾难，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留下的概念后遗症，所谓“革命”，与暴力同义。告别革命，其实就是告别暴力。只是那种共产主义革命，如今很难再出现了，当今中国不可能还会出现拉起武装上山打游击、实行边区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可能。近30年来，世界上革命不断，从1970年代的南欧，到1980、1990年代之交的东欧、拉美、东亚、乃至非洲，再到2011年的中东、北非，这些革命都不是灾难，而是伟大的进步。只不过近30年全世界几十起的革命，都不在中国人的视野之内，人们讨论革命时，远远不如清末的水准。

　　中国现在是处在全球化之中，是信息革命的时代。对外开放，信息技术的发达，就这两条而言，中国在世界上并不落后的。

革命，离不开启蒙。改革，照例离不开启蒙，包括对利益集团的启蒙。所以，无论韩寒是否“倒掉”，启蒙时代都不会终结。

许锡良：假偶像的倒塌，真启蒙的开始

来源：作者博客

许多中国人从质疑韩寒假偶像这个事件中学到了什么呢?就是学会了求真，并且学会了用科学理性的方法、逻辑的推理、证据的搜集去揭开重重迷雾，去追求事实，还原真相。韩寒这个假偶像的倒掉，并不意味着中国启蒙的终结，而恰恰说明中国人的启蒙从此开始。毕竟，许多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本身就是为了确保一个真相大白，而且理想目标本身也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质疑韩寒，这是自由与真相，目的与手段的合一，而不是对立。

　　如果韩寒作为一个代笔包装出来的假偶像，在众多质疑声中倒下，这并不会意味着所谓中国启蒙的终结，而恰恰是意味着中国启蒙的开始。

　　什么叫启蒙?启，就是启迪人的思想智慧，学会用人的理性思考问题，而不是靠盲目崇拜偶像来支撑自己的认识，蒙，就是蒙蔽与假相。启蒙，就是用人的理性智慧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与真相。中国人，如果能够真正摆脱偶像崇拜，学会质疑问难，学会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而不是盲目迷信与崇拜，则这意味着真正启蒙的开始。

　　西方历经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主要是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恢复古希腊的文化，重新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重新重视人的欲望、要求与人性化的价值标准。这个时候的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有意大利乔万尼•薄伽丘(“TheDecameron”(1350)by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的《十日谈》，这部著作标志着西方社会由但丁的《神曲》，转成了薄伽丘的《人曲》。由神到人的转化，主要是由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来完成的，如意大利著名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Vinci，1452年4月15日—1519年5月2日)其作品《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艺术作品。达.芬奇同时还是当时伟大的哲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建筑学家、机械发明家、水利地质专家，在多个领域都做出过杰出贡献。是真正的人类历史上的旷世奇才。二是从尊重人的欲望满足，到尊重人的理性，既学会求真，追求确实性的真知识。这个启蒙工作主要是由当时的哲学家与科学家来共同完成的。从英国培根的《新工具》，同时代还有英国的著名哲学家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到法国的大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英国的科学家牛顿对经典物理学的集大成发现与数学方法的新发现。法国的思想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里，强调“人是一棵会思维的苇草”，人在宇宙中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人会思考，而宇宙中的万物不会。还有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Tractatusdelnte-llectusEmendatione)，认识人类社会关系的著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人性论》，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尔》、《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批判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等，都是探讨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怎样才能够获得真知识，用理性论证的方法确立人类社会人的神圣地位，怎样才能够有对世界有正确的认识，怎样才能够不被自然界的外表假相与人类社会的假相所蒙蔽，都一一作出了自己的探讨与尝试性的回答。

　　在质疑这个问题上最值得一说的是，欧洲思想启蒙时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Descartes，1596——1650)他当时谈论思想方法的著作很多，比如，《谈谈方法》、《哲学原理》、《形而上学的沉思》等等，在这些著作里，他提出了新的认识事物的方法，那就是理性。他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已经成了千古名言。其所依据的人类理性，其实就是要求我们要服从需要理性，而不不能盲从。他提出，我们已有的观念和论断有很多是极其可疑的，我们处在真假难分的状态中是不可能确定真理的。为了追求真理，必须对一切都尽可能地怀疑，甚至像“上帝存在”这样的教条，怀疑它也不会产生思想矛盾，说明一个人质疑的能力是一个人理性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正是笛卡尔开启了人类质疑的大门，使人类从理性，从方法上学会了质疑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破旧立新，这就是笛卡尔式怀疑。这种怀疑不同于否定一切知识的不可知论，而是以怀疑为手段，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所以被称为“方法论的怀疑”。笛卡尔的怀疑对象，甚至包括了当时万能的上帝，这在当时质疑的边界与底线无疑是大大地被突破了。那个时候，连万能的上帝都难遭受质疑。其思想启蒙性可谓是最彻底了。纵观西欧思想启蒙时代，其实就是还原人性，学会运用理性，掌握科学方法的过程。人类第一次通过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开拓了众多的思想领域，涌现了无数的思想大家，至今仍然闪耀着思想的智慧。很难想像，今天中国的人造假神韩寒被人质疑，竟然有人就要哀叹，这是中国思想启蒙的终结。我不知道在一些人心目中，启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着怎样的内涵。

　　但是，我相信，即使是在当今的中国，也不能够超越西方思想启蒙运动的那些问题。启蒙无非是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确立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社会的价值标准，二是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与理性的工具去追求真相，还原事实。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没有真相，就不可能保护人权，保证人的自由。人类社会就难免罪孽深重、罪恶滔天。无论科学探索，还是民主法治，说到底无非是为了人类的幸福。科学是探索自然的真相与奥秘，让大自然为人类的福祉服务，民主自由的社会是要探究人类社会的真相，以免人类自相残杀。民主自由的社会，不过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来保证社会真相不被权力与金钱所遮蔽而已。

　　中国人自古以来既缺乏人性化的标准，也缺乏科学的理性方法，不会追求真相，还原真相，喜欢说“所谓真相就是没有真相”，“所谓没有谎言，就是最大的谎言”，使得中国人似乎要获得真相永远不可能，要得到真言最终也只能够得到谎言一样。中国人似乎只配在假相与谎言中度过。

　　史官文化的特色，又使中国人特别喜欢通过树立典型而不是通过开启民智来促进社会的发展。树立典型，其实仍然是个人崇拜与蒙昧思想的表现，因为典型常常就是要让人放弃思考，放弃质疑，甚至要求从服从到盲从，从相信到迷信。显然那是反智的，其目的只是让人的思想水平处于幼儿的简直模仿的那种水平，以方便专制独裁的统治需要。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中国人发明的名言，也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名言。这些，确实是反智文化的集中表现。

　　有意思的是，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曾经出现过两个风靡全国的正面典型。一个是伟大领袖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的雷锋，后来证明，那是用公权包装出来的假货。这个假偶像，在中国人心中整整半个世纪以来，总是挥之不去，割舍不下，至今仍然让中国人如痴如醉，如获至宝。另一个典型，就是现在正遭受着质疑的韩寒，这个典型一反旧传统的凡典型都是由官府推荐，再由圣上钦定的程序，而是由民间发起，商业包装成学识渊博的作家、民间疾苦的代言人、社会公知领袖、时代的个性青年、著名运动员、80后青春偶像等等。虽然他们包装的力量与资源来源不同，但是，效果一样的，那就是都让中国人分不清南北，搞不清东西，放弃追求真相，盲目崇拜与迷信。而且历史开的玩笑也是一样的，那就是，都被证明是假的。一些思想启蒙者对雷锋的假相都能够极尽能事地讽刺与揭露，却唯独对韩寒的假相极力替他掩盖，没有想到，假的就是假的，掩盖的人，声势再浩大，社会声望再高，人数再众多，都是无法掩盖一个假的东西的。这正如一个巨大的气球，虽然是庞然大物，看似吓人，但是，却经不住一根针的挑战一样。

　　许多中国人从质疑韩寒假偶像这个事件中学到了什么呢?就是学会了求真，并且学会了用科学理性的方法、逻辑的推理、证据的搜集去揭开重重迷雾，去追求事实，还原真相。韩寒这个假偶像的倒掉，并不意味着中国启蒙的终结，而恰恰说明中国人的启蒙从此开始。毕竟，许多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本身就是为了确保一个真相大白，而且理想目标本身也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质疑韩寒，这是自由与真相，目的与手段的合一，而不是对立。

精彩时评

新京报社论: “奢侈动车”是如何炼成的

来源：新京报

据最新一期《新世纪》周刊报道，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上万元的15英寸液晶显示器，2.2万元一张的单人坐椅，6.8万元的冷藏展示柜……这些令人咋舌的价格，不是来自某高档别墅，而是我们乘坐的动车。

“奢侈动车”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媒体的报道只是揭露出了冰山之一角，事情究竟如何，有关方面还应给公众详细说明。

据最新一期《新世纪》周刊报道，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上万元的15英寸液晶显示器，2.2万元一张的单人坐椅，6.8万元的冷藏展示柜……这些令人咋舌的价格，不是来自某高档别墅，而是我们乘坐的动车。

动车的采购怎么这么贵？不可否认，高速运行的动车对于抗震、防火、密封等有着更高要求，相关零件和设备的采购价格比市售产品或许要高一些，但高到如此离谱，实在很不正常。

用如此天价产品打造出的动车，真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动车”。“奢侈动车”直观反映出了，刘志军、张曙光时代一些铁路采购的黑幕之重与制度之失，从而让一些人用尽心机侵蚀公共资源，化公为私。

从这组报道可以看出，铁路招投标程序存在一些弊端。相比普通的招投标，铁路部门多了一道技术门槛的设置。按照铁道部《关于执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有关文件的通知》，凡在铁路客车上安装使用的产品，一律要通过铁道部门的强制认证。强制认证的初衷或许是为了确保质量和安全，但这一认证程序，很容易被异化为市场壁垒，那些有着“通天本领”的不知名公司、贸易中介，可以轻易获得认证，一些老牌的、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反而被排除在认证名单之外，只能依附于这些公司、中介之下，获取可怜的利润。

此外，铁路部门对于铁路列车产品的采购，还存在绕过招投标程序的“点装”，即指定某家企业为特定产品的供应商。“点装”无疑给权钱交易大开了方便之门，许多无技术优势的企业，却可垄断列车多种产品的供应，其中水之深、之浑，给人以想象的空间。

“奢侈动车”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媒体的报道只是揭露出了冰山之一角，事情究竟如何，有关方面还应给公众详细说明。

“奢侈动车”的背景，或许与刘志军、张曙光等高官腐败案有关，然而，现在，公众也非常关心，“奢侈动车”的相关采购是否已经停止，铁路部门有没有对相关厂商和产品进行重新审核。

去年底以来，铁路建设与投资严重缺钱，有分析说这是因为铁路投资规模过大，但面对“奢侈动车”的事实，人们不禁要问，高昂的动车成本是否已经压了下来？通过完善铁路采购招标等制度，又存在多少节约资金的空间？

去年，铁路部门已认识到招投标程序所存在的问题，并做了一些改革，如铁路工程评标使用第三方平台。这种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不过遗憾的是，铁路部门并未改革不合理的技术门槛设置。希望，有关方面从中吸取教训，继续推进铁路改革，完善制度，降低动车制造成本，不要让“奢侈动车”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南都社论：为民间金融正名，打通“最后一公里”

来源：南方网

为民间金融正名的路走了太久，而现在需要做的，便是真正落实和尽快细化“新36条”，并藉此带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相关调整。温家宝总理曾表示“凡是政府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现在看来，即便是国家已然明文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从政策宣示到给出详细的准入路径，也仍然有亟待打通的“最后一公里”需要各方努力。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主题为“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的通知，内文明确要求各级法院要“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维护合法有序的民间借贷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此次通知在内，最高法近期已连续发布多个文件，试图厘清民间融资中的模糊地带。去年12月，最高法曾下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表示要“通过依法妥善审理，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此外，最高法还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出了规范公务员参与民间借贷、规范和放开企业间借贷活动等六份司法建议。

　　而在去年11月，央行开口表态为民间借贷定调，承认“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今年2月15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在会议中提出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中，明确包含了金融领域。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温总理也表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且今年上半年将出台具体实施细则。

　　这显然已非“万物皆有联系”可以解释，众多政策讯号密集发布，均指向民间金融这一长期以来各种概念纠缠、政策法规模棱的焦点领域。从法律层面观之，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集资诈骗等，都事关民间融资行为，罪与非罪，从民事纠纷到刑事犯罪，其间却无法进行稍显清晰的界分。尤其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之间，罪名描述近乎一致，区别仅是后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所要承担的刑罚后果却有极大差别，甚至性命攸关。近些年来，对相关罪名的解释与适用，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出现太多争议，民间金融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游走。备受公众和舆论关注的吴英集资诈骗案，便是近来最热络、也不可能绕过的例子。

　　必须承认，所有围绕具体案件以及相关法律概念所展开的争论，其背后的实质均不外乎在苦苦探讨这个国家对于民间金融的态度。长期以来，金融业都是国家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在此政策背景之下才有国家借由法律手段管控金融主体的诸种方式。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闹得沸沸扬扬，有数据显示，只有10%的企业能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融资，而有接近90%的企业不得不依赖民间借贷途径。民间金融，承认抑或不被承认，它都在那里，而且日益壮大。其背后的问题在于，目前拥有合法地位的金融机构并未真正担负起中国草根市场的资金血管，起码无力满足市场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壮大)对金融的要求。

　　究竟是继续任由民间金融潜行地下，长期得不到规范与引导，还是大气魄地为改革提速，直面并尽快突破这一制约市场发展的制度瓶颈，到了需要作选择的时候。某种意义上，甚至已然没得选择，因为只有为民间金融正名，才有所谓“规范、引导，保证其积极发展”的可能。而最高法近来所做的诸项司法努力，亦是在为长期混沌的民间融资难题求解，起码借由“审慎”的司法态度为国家相关领域的改革赢得时间。

　　事实上，国家对于民间金融的态度并非最近才有松动，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被称作“新36条”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便明确表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但两年时间过去，各部委的相关实施细则却迟迟不见出台。

　　相应地，民间资本却屡屡遭遇“两道门”———那扇“看着可以进去，真想进去时头上会撞个大包”的“玻璃门”，以及“刚把脚挤进去，稍不小心就被弹出来”的“弹簧门”，必须要真正下决心打破。

　　为民间金融正名的路走了太久，而现在需要做的，便是真正落实和尽快细化“新36条”，并藉此带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相关调整。温家宝总理曾表示“凡是政府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现在看来，即便是国家已然明文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从政策宣示到给出详细的准入路径，也仍然有亟待打通的“最后一公里”需要各方努力。

石述思：谁制造了中国“5800万留守儿童”？

更多的父母将数百万孩子带到了城市。但多数大人需要每日为生计打拼，平日都孩子缺乏关爱甚至起码安全的看顾，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的他们是永远不能获得金贵的城市户籍的，而没有这张中国市民的证明，孩子就永无可能获得公平的教育、医疗权益。

温总理最近说：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各项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

希望这成为5800万留守儿童的福音。

　　这是一个特擅长描绘美好未来的国度。

　　但不妨碍她无力爱孩子。

　　他们也许不是您的孩子。

　　或者您有实力交罚款生多胎，还能将他们都送到米国上小学，然后留在那里分享奥巴马赐予的福利。只能说您很幸运，不过，假如您决定留在国内为孩子积攒生活费的话，那么这些孩子的命运就值得您全情关注。

　　有人说，这是中国当代社会最大的溃疡。他们享受不到完整的父母亲情，感受不到公平教育，呼吸不到自由和尊严的空气，是流浪和失学儿童、心灵扭曲患者乃至少年犯最大的后备军。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留守儿童。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这些孩子卡在了时代隆隆前进的齿轮中，无法救赎。按照官方7年前公布的数字，他们总数5800万。

　　当一系列连续的悲剧上演以后，很多知识精英将矛头直指他们的生身父母。甚至说：养不起就不要生。

　　对于少数丧尽天良的大人，这样的指责不无道理。但如果针对全部，那简直是污蔑。如果认真了解这些孩子的成因，你就会懂得在中国这个封建传统浓郁的国度，加上贫富分化、阶层对立加剧，晋惠帝的幽灵始终没有散去，他老人家这样安慰快饿死的百姓：何不食肉糜？

　　其实，这5800万孩子在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买单。

　　抛开日益加剧的城乡差距不言，公共教育投入的缺失，社会福利的滞后，都使“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许多地区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

　　本来应该政府和社会承担的巨大成本，无情地压在了太多需要为生存而战的父母头上。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成为定期迁徙的候鸟，而照顾抚养孩子的重任便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

　　社会的救助一直都在进行，但既是乏力的，又是不平衡的。在教育部撤并乡村小学后，这个社会甚至吝啬地不能给需要长途跋涉上学的孩子提供一辆安全的校车。2011年，多起校车事故夺去数十留守儿童生命。当年各级政府采购公车费用超过800亿人民币，无一辆校车。

　　更多的父母将数百万孩子带到了城市。但多数大人需要每日为生计打拼，平日都孩子缺乏关爱甚至起码安全的看顾，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的他们是永远不能获得金贵的城市户籍的，而没有这张中国市民的证明，孩子就永无可能获得公平的教育、医疗权益。

　　现在，广东、重庆等地进行了户籍改良，部分农民工面前，城门裂开了一个小小的缝隙，但对于多数地区而言，1.3亿候鸟化生存的打工者仍会以流浪者的姿态写入历史。

　　拯救5800万留守儿童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应是分享着改革发展成果的所有人的义务。你无法回避，责无旁贷。

　　彻底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需要系统的制度改良，比如义务教育的公平化推进，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再比如户籍坚冰的尽快打破。但对于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而言，这些准备还远未到位。

　　相关的政府和社会救助尽管从未中断，但由于缺少系统化、制度化、长效化机制，这些救助往往不是流于形式，就是运动化、政绩化，孩子们的救济途径始终单一而短暂。

　　在四川、重庆等地，很多官员和社会志愿者担任了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这样的爱心接力往往难以填补孩子们的亲情缺失，许多地方兴建了寄宿制学校，但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相关的情感教育、心理辅导却严重匮乏。

　　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一影响中国未来发展质量的命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奔走呼号，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共同参与。

　　不能让留守儿童输在起跑线上。

　　最近，一场CCTV财经频道举办的爱心晚会引起了轰动。

　　这场名为“特殊的家长会”大官大款大腕云集。他们一同被四个留守儿童的故事打动。

　　晚会由四个单元组成：春天来了，孤独的童年，我想有个家，艰难的上学路。分别讲述了贵州松桃县5岁的唐金梅、6岁的裴国艳几年没有见到过爸爸妈妈的故事、广西马占山县古寨乡琴堂小学13岁的学生陆泽利被寄养在姑妈家每天把想念父母的心事写在小纸条的故事、四川凉山州普格县孟甘乡12岁的小学生龙英每天上学要走3个多小时山路的故事。

　　许多人泪流满面。濮存昕在带孩子们做完游戏后，当场捐献了自己刚刚获得的100万奖金。晚会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的留守儿童项目共募集善款近1.4亿元人民币。

　　但这只是一次盛大的彩排。按照栏目组的意图，想通过这次声势浩大的动员，呼吁即将召开的两会能在制度层面为孩子们铺就更安全顺畅的人生跑道。

　　温总理最近说：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各项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

希望这成为5800万留守儿童的福音。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南都社论：折腾公民以谀上有失民心之虞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假无法原谅，无视公民产权无法原谅，把纳税人的钱不当回事无法原谅，折腾民众以谀上无法原谅，唯官唯上目无百姓无法原谅……但再多的不原谅，也只能成为一种情绪性的话语，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现实之中。什么时候，“不原谅”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发泄呢?

近日，河南省淅川县为迎接省里观摩团视察进行环境整治。上集镇鸿泰石材厂因生产的石材堆放位置影响“观摩”，镇委书记指挥调度百余人用约6个小时突击“帮助搬迁”。事后石材厂老板粗略估算，破损米黄玉石材约1500平方米，价值数十万元。

　　石材厂老板的损失，还是给镇里的官员带来了收获。当省观摩团从鸿泰石材厂门前经过时，老板用录像机录下了整个车队通过的情形。“从第一辆车到达，到最后一辆车离开，总共38秒的时间”。上级车队飞驰而过、领导匆匆一瞥的“38秒”，在地方官员和企业老板眼里，当然具备不同的价值。当老板看着自拍的录像，感叹“这短短的38秒，竟让我付出了数十万元的代价”，欲哭无泪之际，地方官员心里盘算的无疑是另外的账本。在地方官员的账本上，公民个人财产再大的损失，都微不足道，抵不过领导一顾的价值，哪怕领导那一瞥中未必一定会有那堆有碍观瞻的石材的影像，但也要穷尽一切办法消弭于万一。

　　自然，在公开的层面上，再弱智的官员也不会承认他们心中横亘着这样的账本。石材厂“占道经营”，所以不得不迁，而并非为领导一瞥而搬，镇里的官员们就是这样振振有词地应付着媒体的采访。可惜记者证实，两个月之前，石材厂刚刚按照政府要求花了一万多元搬迁到了官员指定的地方，指定之地转眼就成了占道经营，这个谎言显然无法掩盖折腾公民以谀上的事实。

　　这一事件在网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网民们愤怒：举一反三，由此可知民众利益在当地官员心中分量几许。但这种判断必然遭遇官员们的驳斥，“人民的根本利益”等辩证法式的反驳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游戏，这种反驳很多时候未必没有道理，但在今天也许却很难抗衡轻轻的一问：一个官员根本没有产权观念，对公民包括产权在内的诸多权利视若无物，他还可能是一个看重“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者吗?

　　此事的要害之一正是当地官员无视公民产权，他们仿佛完全没有想过，且不说那一堆石材价值数十万，就是一堆柴草，不经其主人的同意或通过法律正当程序，他们也没有处置的权力。媒体介入之后，地方官员们声称“损失多少政府赔偿多少”，似乎是不错的反应，殊不知又暴露了他们对纳税人缴税所形成的“公帑”的不以为意。

　　既不尊重公民个人的产权，予取予求，又不吝惜公帑，随心所欲，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因为有了“38秒”的喜剧元素，它才获得了意外的关注。而即使是“38秒”，如果放到领导接待工作中，其实也未见出奇。

　　官威恣肆之下，一切以逢迎官长为急务，过去公众曾经目睹荒山喷漆以邀宠、硬性规定公路两旁民宅的高度而博上级一赞，大学里精心演练以待领导视察，现在，以公民区区数十万元的损失换“38秒”，又有什么值得诧异的呢?

　　貌似戏剧性的事件，典型反映了一些地方领导接待工作中的层层积弊，形式主义，劳民伤财，弄虚作假，脱离民众……这些词语倾泻而出，本次事件中的上级领导似乎近于“躺着也中枪”，因为他不可能对其看到的景象有起码的了解，很难认为用公民数十万元换“38秒”是其想要的结果。但是，当明察明访也无法保证真实成为官场经验，当取悦领导是第一要务成为官场规则时，所有戏中人实际都在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戏内一个戏外。上集镇的官员们做足了功夫，摆出了最美丽的镇容，留下了最好的观瞻角度，观摩团的领导们虽然只用了38秒，但也完成了预定的动作。如果不是石材厂老板大煞风景的自拍和投诉，没有媒体的报道，情节一定还会按着既定的逻辑而发展，总结，表彰，花团锦簇。

　　作假无法原谅，无视公民产权无法原谅，把纳税人的钱不当回事无法原谅，折腾民众以谀上无法原谅，唯官唯上目无百姓无法原谅……但再多的不原谅，也只能成为一种情绪性的话语，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现实之中。什么时候，“不原谅”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发泄呢?

官二代将会是官一代的掘墓人

作者：艮砦

发布于：博客中国

官二代现在的做法，像是在挖官一代的墙角，用我们的语言来理解，官二代是官一代的掘墓人。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权力被滥用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就要行将就木了。如果新的势力上台，不进行彻底的改变，依然还会延续这样的风格循环，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结束这样的循环。

把手头的事情忙完，无意间打开微博就看到一条官二代求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的被推荐讨论的微博。其实我本人已经由于太多官二代的出现，已经对他们所作所为没有什么特别的敏感了。毕竟走了李刚又来了李双江，官二代如今已经是高衙内的代名词。我于是把标题复制到百度搜索，发现报纸和电视台也已经跟进报道，看来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消息。我在搜索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因为我看到当事人的母亲所发的图片有点让人无法接受，看了一下这个官二代的年龄也只有17岁，不过脑子里却已经有了如此嗜血的成分，我差点想把鼠标摔了，却回过神来知道自己用的触摸屏。

其实，少男少女情窦初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某一方不同意，另一方也就不过是赖着脸皮纠缠一番，然后发现没趣就会放手了。即便会有极端的案例，在事发之后也会很快被绳之以法。但是，这个17岁的男生是有来头的，不但在女生不同意之后还要赖着脸皮追求，追求不成还要去给女生毁容，毁容之后还要想息事宁人，息事宁人不成还要想以权压人。看着架势，我不知道是这个男生在追求女生还是他爹手中的权力在追求女生。

女生母亲提到说曾经制止过这件事情，甚至给男生的父母下跪希望他们的儿子不再纠缠自己的女儿，不过最后还是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也就是说，官二代的父母，在最初的时候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却并没有规劝自己的儿子，这不难看出，作为衙内的这个官二代，平日里又是那种想要星星老爹也要给你想法摘下来的变态溺爱。假设官二代的老爹能够规劝或者看管一下自己的儿子，可以相信绝对不会出现这么悲惨的事情；再假设，出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官二代的老爹如果能够积极配合和治疗女生，并且严厉对待自己的儿子，也就不会发生当事人无奈通过媒体的介入来获得舆论的支持了。

但是这一切都是假设，现实是我们最痛恨看到的一幕，官二代的老爹试图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袒护自己的儿子。这一点也无可厚非，毕竟他是你的儿子，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来袒护。不过很多官二代的老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事前不管，事后多管，也许这就是老话里常说的，子不教父之过。

官二代求助于父亲的权力，而受害人只能求助于社会大众，本来简单的一件事情，最终演变成了公众和权力之间的博弈，而且这种博弈曾经不止一次的上演。可悲的是这样的博弈往往到最后都被公权力给黑掉了，因为，这个社会的公权力已经被一部分人恣意的使用。公众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不过事实就是如此。

法律在特权的壁垒面前已经形同虚设，所以在一个特权被滥用的社会里，类似情况上演愈发多的时候，社会公众内心的怒火也在一步步积压，积压的越多，爆发的也就越厉害。引爆点是什么呢？引爆点就在这些无说的官二代的身上，他们可以不知天高地厚，因为在老爹的庇护下甚至变成一个饱食终日的弱智都未尝不可，不过作为官二代的老爹们，你们就真的迷糊了？你们难道就丝毫没有感受出来你们的子女这样做是在透支你们的权力资源？你们难道没有想过，当透支达到极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不过他们可能已经预想到结果了，难怪他们会做裸官呢。

官二代现在的做法，像是在挖官一代的墙角，用我们的语言来理解，官二代是官一代的掘墓人。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权力被滥用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就要行将就木了。如果新的势力上台，不进行彻底的改变，依然还会延续这样的风格循环，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结束这样的循环。

颜昌海：“裸官”：中国绝望之后的绝望

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90%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80%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裸官”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8年7月，民盟盟员周蓬安先生写的一篇题为《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文章里，此文讲的是因贪腐被判刑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后来媒体用“裸官”指称那些配偶、子女均不在国内的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公职人员。

2012年2月22日的《南方都市报》上作者贾葭的文章说，过去新闻媒体报出来的“裸官”，多是高级官员，因为他们的能力和财力，足够让家人在国外购置房产，让子女在国外就学创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但近年来，“裸官”现象已大有向低级别公职人员蔓延的趋势，一些处级、科级干部居然也“裸”了，这个趋势说明，做“裸官”，“裸”做官，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公职人员的共识。也许他们会说，国外的教育条件好，空气质量高，房屋有永久产权，奶粉和猪肉都很放心，为什么不去呢？这些原因当然都对，但问题是，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不能与党和国家休戚与共，这远非上述原因可以解释的。

贾葭的文章认为，做“裸官”，最大的好处是随时可以走，也许是因为贪腐，担心被调查；也许是因为政治斗争，担心被拿下；也许是因为得罪了人，担心被报复；也许是对未来没希望，担心大的社会变动。总之，“随时走”的这种心态，暴露出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既便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当近一半的高级官员都认可做“裸官”这一行为时，就说明这种不安全感其实已经弥漫到整个公职人员群体里。

以前做“裸官”，还只是低调秘密地进行，现在他们已经不为这种行为作任何掩饰或者辩解了，这真是绝望之后的绝望。

在中国农历2010年腊月29日午夜，当Twitter中文圈里的目光，正普遍聚焦于社会巨变前夜的埃及之时，有推友发出了一组关于中国官员外逃与直系亲属定居海外人数的统计数据。有敏感的推友，从这组数据，看到了摧毁专制独裁制度的多米诺骨牌即将从一个文明古国向另一个文明古国倒来。被若干推友以推文的形式纷纷转推的那一组数据是：2004年，高干家属（按级别分类）在境外、外国定居的人数有：前政治局常委家属、直系亲属21人；前人大副委员长、前副总理、前政协副主席家属、直系亲属277人；前省、部级高干家属、直系亲属2.174万多人；现职省、部级高级干部家属、直系亲属726人。另据中国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统计：从1980年代中期至2003年底的20年间，党政干部配偶、直系亲属，在境外定居人数为120万人，分布于港澳、新加坡、泰国、日、韩及欧美各国。1992年至2007年6月底，大陆外逃干部中：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12人；副地厅级1192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非但如此，在一个信息极不透明、舆论严格受控于专制政府的国家里，这组数据，还有被大大缩水的可能。

对此，大陆《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于2009年援引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统计报告的一篇报道可作为佐证。该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千5百亿元人民币以上。”即便是这样一项打上了“权威”烙印的统计报告，依然有官方人士指出它不可能揭示更为真实的面貌，因为“真实外逃的人数，无从计量”——这是原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正司级巡视员、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至于具体多少这样的情况，黄风用了四个字：一个黑数。”

“裸官”，是极富想像力的大陆网友近年来创造出的一个形象的网络流行热词，指的是那些大权在握的中共官员们自己本人在国内当官腐败捞钱，而将其妻儿全部移居海外，同时，亦将贪污索贿或受贿所得转移出境，以便一旦“东窗事发”之后，立即出逃。它揭示了腐朽与腐败的中国政权又一无药可医的癌症。

官员出逃与裸官现象，正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由集权国家转型为后集权国家后出现在专制利益集团内部的一对孪生怪胎。它既消解掉了权贵执政的执政合法性；同时也向世人透露出了依靠高压手段治理国家的权贵集团成员因恐慌而择路的信息。由于在现行的体制内，绝对不可能生长出有效的监督与纠偏力量，疯狂的官员出逃与裸官现象，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一艘航行在汪洋大海中、看似坚固无比的巨轮，由于船员们个个心怀鬼胎，纷纷拆卸船上的零部件，甚至监守自盗地偷走救生艇弃船而去。正如多年前毛泽东所言：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中国大陆这种官僚体系中爆发出来的恐慌择路的心态，也必将引起民众的惶惶不可终日，政治与经济面临溃败，社会动荡如利剑悬顶。

因此，中国具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的正义之士，都不避艰险地呼吁政治改革，发出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的警示：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19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从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就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他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他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他说，“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

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在这种体制下，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一本经，很难分清谁是开放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比如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可见，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据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90%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80%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90%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80%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中国大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但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中国大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就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据说，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温家宝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人们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其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老百姓的人吗?还是“代表”吗?！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在中共十八大，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这也是恢复民心党心的一条捷径。

本文作者：颜昌海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宪章论坛

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叁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叁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叁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２０１１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叁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２０１０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２０１０年２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２０１０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叁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１９８９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２０１０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叁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２０１１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２０１１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４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２０１１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叁。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叁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７０％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叁，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１９５７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叁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１００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１００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秦晓：改革不容拖延

来源：中国经营报

在转型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尚不发达，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了与东亚或日本模式类似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如今，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当前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府必须把重点从发展经济，转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务。第二，经济体制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则发挥监管的职能。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

　　作为一名企业领导，我亲身经历了过去30年的改革，对中国必须应对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

　　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我们的辩论仍围绕着以下问题：这样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结果，还是自由市场的作用?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将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场改革，还是就此结束历时30年的转型?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摩擦是源自于市场改革本身，还是改革进程中的瓶颈和倒退所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究竟是一种已实现目的的转型安排，还是一种应进一步深化的创新?

　　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民主政府由于受到选民偏好和党派斗争的束缚，可能会牺牲效率或是做出过度反应。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总是理想的搭档。然而，世上没有乌托邦，也不存在完美的体制。这些体制能否自我维系并为社会所接受，关键在于它们能否避免犯重大错误、具备纠错机制，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曾寻找过现代市场体制的替代模式。主要的两项试验是苏联时代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和“东亚模式”，前者是毛泽东时代中国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后者则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为代表，这种模式在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

　　上世纪30年代，当西方经济体陷入“大萧条”之际，列宁-斯大林模式推动苏联经济迅速增长，在经济学家中间引发了热议。三四十年后，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场热烈的辩论。然而，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两种模式的失败。前者是一种僵化的模式，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竭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后者则导致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和官商勾结。

　　现代民主和市场体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它们仍然是可行的，而且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

　　那么，这带给中国什么教训呢?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随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使中国经济得以避免崩溃并迅速增长。在转型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尚不发达，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了与东亚或日本模式类似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如今，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当前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府必须把重点从发展经济，转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务。第二，经济体制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则发挥监管的职能。

　　要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减少各类经济和市场活动的审批程序(有必要实施监管的行业除外)。必须减少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逐步废除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政府必须改革垄断企业;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此外，必须增加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

经济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怀疑。然而，中国的故事并不能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理由。相反，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由于实行市场改革的缘故。要继续前进，中国现在必须转变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这是一项未竟的使命。

清华课题组：凝聚改革共识，走出“转型陷阱”

作者：张天潘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第一，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

第二，以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第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

不久前，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报告认为，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是陷入转型陷阱。报告主笔孙立平教授指出，“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转型陷阱”直指问题的实质，概念的提出，“可以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究竟身在何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也不是处在中间的过渡状态，而是处在一种结合了新旧体制的混合型体制的定型过程中”。

当前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报告：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第一，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

中国在经济上将要面临的问题，最现实的不是停滞而是亢奋而畸形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以片面、不惜代价追求发展速度为特征，甚至由此形成一种折腾经济的发展模式。在转型陷阱所形成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就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二，体制改革从变革到将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

在今天，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理由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实际上是维护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同时也是担心促动既得利益格局会造成的连锁反应以及局面的不可控性。将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措施用维护稳定的理由加以拒绝，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

第三，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为一种断裂社会。

一个逐步定型下来的断裂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第四，由对社会矛盾误判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大维稳”的模式，即将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维稳，将维稳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政策取向，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

第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

社会的溃败，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的失控和行为的失范。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

解析：总的说来，这个五大特征的关键词就是经济畸形化、体制定型化、社会结构断裂、维稳扩大化、权力失控失范，这基本上涵盖了当下中国社会最为焦点的主体问题。但是，这个报告还未指出这种症状所带来的影响，或者说同样也是症状之一的“严重腐败”和“法制失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2月23日在北京发布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显示，目前中国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腐败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曲线收钱、迂回敛财、花样翻新。腐败者非法所得从短期向长期演变，出现了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

至于法制失效则源于法律被权势者践踏，然后就导致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说过的：“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这种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律一旦被蹂躏，丧失其神圣性，就造成了民众没有安全感，加剧了社会的溃败，让转型陷阱的风险更大起来。

改革路径锁闭形成利益集团

报告：转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是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陷阱的建构与维护；从制度的角度说，则是由路径依赖形成的路径锁闭。在改革和转型的不同阶段，这两个因素互动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或制度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经济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主要体现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上世纪整个90年代，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型下来的力量左右体制变革，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

这种定型化过渡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新体制本身的缺陷。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恰恰是权力与市场的这种奇异结合，赋予了既得利益群体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

解析：通过“转型陷阱”，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反思“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限性。正如报告所指出，“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事实上，著名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在《转型与经济学》中曾比较了“一揽子改革”与“渐进改革”思路在克服改革中利益障碍上的不同效果，对我们很有启发。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围绕某一目标，一项一项地渐进出台改革方案，越到后来，预期上给反对者压力越来越大，而时间上也给了反对者充分酝酿并采取行动的机会，所以很可能导致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并最终终止改革。而如果把所有方案打包一揽子推出，根本不会给反对者以感受压力和采取行动的时间，因而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阻力，使改革得以推进。

因此，转型陷阱很大程度上与渐进改革有着很大的关联。认识到渐进的改革带来的弊端这一点之后，就应该更好地规避它，可以在借鉴各种早已被全人类证实是有效的制度，来完善自身的体制改革，而且要实现直达核心的顶层设计，避免再重复做治标层面的各种动作(甚至仅仅是假动作)，以一个良好的制度改革来避免新的一次“转型陷阱”。

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思路

报告：走出转型陷阱的关键，是形成打破转型陷阱的力量，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可能性有如下几种：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实施的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这个进程；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如下的几个问题都是不可回避而必须加以解决的。

第一，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第二，以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

现在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卡在体制改革上，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我们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要走出目前的僵局，要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需要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加强改革和转型的顶层设计。从根本上来说，顶层设计的前提是政府的自主性，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自主性。这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保证民众对改革的参与。二是防止社会的苏丹化。

第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

改革陷入困境，不仅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

解析：以上的几个对策，都在寄希望于主政者自觉自主的改革，没有这一点，所有的改革都将难以为继，转型最后的归途只有掉入陷阱难以自拔。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近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所说的就很有启发，他认为，没有革自己命的决心破不了权力利益格局。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没有革自己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要加大力度向社会放权，加大力度向下级政府放权。可取消的下决心取消，可下放的下决心下放。

当然，我们也要假设到，假如主政者没有自我改革意识、没有革自己命的决心怎么办？毕竟利益纠葛越来越复杂，权力在手谁也不愿拱手让人，这样的忧虑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假如主政者有积极的自我改革意识，也就不会有现在这般严峻的转型陷阱局面存在。正是改革的动力不足，才日渐积累成一个风险极大的转型陷阱，而且一日不进行体制上的深化改革，风险就越大。而且由于经济上的好转即中等收入的实现，改革的动力日渐消解。这就好像进入了死胡同一般。

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灰心，随着中等收入的来临，中产阶层的人数将会不断扩大，公民社会也自然而然地会逐步壮大起来，人们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必然会在政治权利上有所诉求，开始争取自我合理合法的基本权利，如此将会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而且随着全球化与社会开放，对于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这个时候，体制改革已经越来越成为全体民众一致的呼声与致力推动的共识了。

张曙光：为什么是“政治”？（节选）

　   如果维护本民族利益、关心国内民生天经地义，那么，我们到国际上要民主，就更应当在国内保障个人权利、实行民主政治，这才说得过去。在今天，如果谁还一脑袋“宁与友邦，不为家奴”的满清意识，那他被中国民众抛弃，不会是很迟的事。

　　广东的乌坎事件算是较妥善地解决了，那更广大的其他地区呢？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还很长，同志仍须努力，但能否给出一个类似孙中山三段论的说法，让执政党内外都知道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小平当年给出了中国经济的三步走，现在大陆的政治领袖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出一个政治的三步走呢？

　　

要真正为民族负责，是时候了！

　

行进在崎岖山路上的中国现代政治

　　真正让政治变成谁愿意玩，谁就去玩的一款游戏的，是现代民主政治。

　　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的政治是寡头政治、黑箱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就成了大众政治，成了可以参观、旁听的议会政治。大众政治而又议会政治，什么意思？就是大众通过精英代理其从政。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民主政治不撘界，它需要的是家长制的管理。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政治，其一，产权的个人化、多元化和等价交换，给世人带来了法律上的平等，他们进而在政治上要求以民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票决、协商；其二，这两者之间还能互斥互补，互为对方设定界限，互为对方矫正不足。

　　也可以说，市场经济催生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呼唤着民主政治。

　　过去皇帝的金口玉言，在现代社会变成了宪法，它给予并保障着每个公民的权利，又为政党政治的游戏设定了框架和规则。

　　从过去不可分割的政治权力，到民众有了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这是人类政治最大的进步。现代社会多元取向，多数人不必再把当大官看作人生最好的出路，看作最光宗耀祖的事了。对赚钱感兴趣的可去经商，对娱乐感兴趣的可去从艺，对政治感兴趣的就去组党，搞选举、拉选票，不管是出于韦伯讲的“志业”，还是你想捞政治的好处--从政当然有好处，就象经商有好处一样，同时也有成本、有风险，至少你不能怕辛苦，也不能怕被曝光，因为你是公共人士。

　　公共人物最无神秘感、神圣性。你不就是个子不高还有点花的萨克齐吗？你给我握手？我还不给你握手呢！把老萨气得回骂一句。你虽然贵为总统，也就是回骂一句，还能怎样？按我们的标准，被起诉的以色列的总统、德国的总统，多大点破事？要么被赶下台，要么进了监狱。

　　当然，你如果带头守法，又有能力，内政外交搞得风生水起，你就会赢得民众的尊敬，还会载入史册；如果是法国总统，没准儿死后还能入先贤祠。虽然法国先贤祠里更多是思想家、艺术家和学者。

　　中国的政治也在变。搞政治的也要显示自己开明民主、与时偕行了。

　　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关系主要在皇帝、官僚和百姓这三方之间展开，那么，近代以来的政治，成了中国的统治集团、外国特别是那些有实力的国家，与中国民众这三方的关系了。于是，中国的政治集团大都要与某个大国暗通款曲或公开靠拢；另外，既可以给中国民众讲外国人的事，更可以代表中国民众正告外国人。

　　当然，中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同一政治集团也非铁板一块，政治集团之间有博弈，外国和中国民众对他们也可选择。无论谁最后胜出，中国的统治者们都面临一基本任务，那就是既要维护民族利益，又要适应世界潮流。这也不那么容易。有时候看起来维护了当下的民族利益，却可能背离了世界潮流，顺应了世界潮流，可能带不来民族当下利益的最大化。那些“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人们又往往看不见、摸不着。

　　就此而论，同样是搞政治，在中国比西方难度要大。谁予不信，可以一试，至于如何比，也是你的事。

　　话说回来，中国的民主也要培育，一下子搞不了，正如小农经济一下子变不成市场经济。所以，孙中山理性地提出政治“三段论”，即军政、训政和宪政。由于内外部的双重作用，老蒋在台湾一边戒严一边发展经济，持异见的人士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搞政治活动，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到了小蒋，很快就转型到宪政下的民主政治时代了。“黑金”、“枪击”一类的把戏玩不灵了，也就没人玩了。

　　在大陆，毛和老蒋一样，也希望靠他的和党的绝对权威，带领全民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管如何蛮干胡搞，整肃了五十万右派在先，插红旗拔白旗在后，也就没人敢说个不字了。于是，有了满天放卫星，接着也就有了三年大饥荒。等全民稍微缓过点气，靠三自一包吃上饭了，毛又祭起阶级斗争这个纲，让全国上下都折腾，直到发动文革，群众运动先把“非群众”运动了，接着运动群众，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不知是否人多了，不互相斗，就会找上面的麻烦，够微言大义的。十年浩劫过后，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物极必反，过渡到邓小平的新权威。

　　邓提出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大陆的政治这才有了一个准现代的解读：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力量，都是政治上要依靠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就是在这一语境下有了根本改善的。

　　从理论上说，凡是参与发展的阶层，都可以玩政治了，但是，搞经济可以不争论“姓资”“姓社”，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两说，这里吃得开的一向是“宁左毋右”。谁要越出官方划定的界限，被扣上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你就要大触霉头。最厉害的就是89风波了。平定风波，也是老办法，在最权威的老人家里就决定了；后来，重新启动改革开放，也是靠了这位了不起的老人。这就是当时的国情。无视国情，或声称国情不变，非盲则愚。

　　所以，我才说：中国的问题，直接是政治，间接是文化。把文化问题归结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想得太简单了。在传统中国，文化与政治高度整合，支持威权政治的文化源远流长，深厚的很。

　　试看中国文化的两类符号，一是建筑符号，紫禁城的宫殿处处昭示皇权的至高无上，谁住进去谁就会找到当皇上的好感觉；二是语言符号，至今我们的一些儒生还在提倡大家长的“父爱”意识、老百姓的“良民”意识、还有“畏圣人、畏大人之言”等等。

　　每个家庭都需要家长，家长也不能借口民主平等了，当甩手掌柜的。私域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所以，我主张把“生活文化”与“政治文化”区别开，要改造的首先是家长制的、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生活文化，仁义廉耻、尊老爱幼，完全应当在生活世界发扬光大。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理区分，可我们的现实是，该分化的没有充分分化，不该分裂的倒率先分裂了。而这与政治继续在操控一切、主导一切是分不开的。政治包揽的多，政治的风险就大，时下全民都在议论“要不要革命”的政治了！这是我们政治的红色幽默，还是政治的反讽？

　　--中国随着小平的去世而结束了英雄或威权时代，进入凡人或平民时代，认清这一点很关紧的，不然，不搞政治民主，不让政治运作进入阳光下，讲程序、受监督，还希望一二个人在黑箱中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那黑箱只要透入一点光亮，不是立马成为政治丑闻，就是流言蜚语满天飞！

　　至于有人高看德国法学家施米特，把他强调政治就是明确敌我的理论，与毛泽东关于革命首要问题的说法关联起来，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以我之见，也不过指出了政治本来就有的一个方面，但把这一个方面扩展为整体，恐怕问题就大了。毛本人早就把他当年湖南的革命经验推广到国际上，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结果如何呢？这种国际政治理论，我们还要继续吹捧吗？

　　整个社会的结构都在变，有人却不想让政治模式变，还说大陆“现在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真不知这些人的良知跑哪里去了！

　　过去说，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现在也可以说国际政治同样影响国内政治。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国内基本的政治原则越来越接近了，尽管无论中外都多少要搞双重标准，民族利益与其宣传的价值观也未必完全对号。

　　如果维护本民族利益、关心国内民生天经地义，那么，我们到国际上要民主，就更应当在国内保障个人权利、实行民主政治，这才说得过去。在今天，如果谁还一脑袋“宁与友邦，不为家奴”的满清意识，那他被中国民众抛弃，不会是很迟的事。

　　广东的乌坎事件算是较妥善地解决了，那更广大的其他地区呢？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还很长，同志仍须努力，但能否给出一个类似孙中山三段论的说法，让执政党内外都知道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小平当年给出了中国经济的三步走，现在大陆的政治领袖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出一个政治的三步走呢？

　　要真正为民族负责，是时候了！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来源:共识网

吴敬琏：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

原标题：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节选）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张璐晶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群体性事件频发，改革是否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吴敬琏：确实迫在眉睫了。而且中国人的仇富心理是来自于“仇腐”。这样就很容易自发地产生“凡是有钱人就是坏人”的想法。有的人是靠权力致富的，有的人是靠勤劳致富的，你把它混为一谈就不对了，就有转移目标的嫌疑。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站在了新的历史的十字路口。进一步深化改革，您认为应该解决好哪些问题？

吴敬琏：改革和转型，要注意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要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推进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改革，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

就经济改革来说，核心问题是市场信息的问题，但是市场体系内有各种各样的市场，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等，每个领域都存在具体的问题。总体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制的基础，就是国企的垄断性。国企要在已有的改革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按照十五大的方针，实现有进有退，从竞争性部门退出；另一方面，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化的企业，实现多元持股，改善治理机制，其中极少数企业可能需要国有控股。

除了经济改革，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群体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国家资本应该更多地投向哪里？

吴敬琏：我认为国家的钱，国家的资源，应该主要用来提供公共产品。现在在这方面，有很多公共领域都有大量缺口：一个是社会保障，老职工的欠账始终没还。另外一个大缺口是公租房，公租房完不成任务，而且现在已经变样了，赶工期、保政绩，有的还变成了福利分房，大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都去搞房子分给职工。第三就是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方面要加大投入。

《中国经济周刊》：最后，能否请您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一下展望？

吴敬琏：2012年将是实现“十二五”规划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包括“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年头。我们没有退路可循。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而且最近一年的事态表明，中国各阶层民众主动参与社会改革的公民意识正在增强。我们应当相信，在他们的督促、支持和参与下，中国完全有可能迎来一个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