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第41期（上）

大致一看，薄熙来先生对“宣传工作者”的这份“教导”是很好的——宣传工作如果不“坚持真理”，那“宣传”什么呀？难道宣传谬误，那不是教唆人犯罪吗？这种“坑爹”的事情当然不能干。因此，我们认为薄熙来先生说得很对，“宣传工作者”不仅要敢于“坚持真理”，而且要像薄书记所“教导”的那样——“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

但悲剧的是，就在薄书记反复强调“同志们要坚持真理”的时候，一件惊动中国的“王立军事件”突然发生了：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曾经的“打黑英雄”王立军在事先没有向上司做任何“请示汇报”的情况下，径直驱车投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滞留一天”，随后，重庆市长黄奇帆率领浩大武警车队围堵美领馆试图截回王立军，但遭到“北京”反对，结果，王立军被有关部门“空运”至北京进行“调查”，黄奇帆市长徒手而归。

我们感到奇怪的是重庆方面对这件“雷闻”的反应——2月8号上午11:06，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该官方微博一经公布，便引发大量网友转载及评论，此条微博随后被删除。但当天下午1点，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其官方微博上重新公布了王立军正接受“休假式治疗”的消息。经比对，重新发送后的微博文字与标点与删除前的微博相比并未作任何改动。

这也就是说，重庆市政府没有正视王立军副市长独闯美领馆的事实，而是公然撒出弥天大谎，将王立军因闯馆而被“北京”带走调查的事实解释为“休假式治疗”，而且是“经同意”的“休假式治疗”——这不是对重庆市数千万民众和全国人民的公然欺骗吗？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已经先后证实王立军“拜访过领事馆”（美国国务院）、“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后，重庆市委、市政府竟然来个“鸵鸟政策”，对于自己无法遮掩的谎言好像没发生一样——没有任何部门和官员站出来主动向被“忽悠”的广大民众表示歉意，或者哪怕做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但是，没有。尽管已经有许多律师、学者要求重庆方面进行解释和道歉，但重庆市政府依然高扬着唯我独尊的头颅——就不道歉，你等“屁民”又能奈我何？！

在此情况下，我们禁不住想问一下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先生，您张口“坚持真理”、闭口“要旗帜鲜明的坚持真理”，您所领导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就是这样“坚持真理”的吗？难道对人民公然撒谎就是您所谓的“坚持真理”？！也许，薄书记连什么是“真理”也没有弄清吧？

什么是“真理”？尽管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关于“真理”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薄熙来先生是共产党人身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讲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对于“真理”又是怎样定义的呢？接受过中国官方教育的中学生都知道，所谓“真理”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客观社会实践。

这也就是说，所谓“真理”，其第一属性应该是“真”和“真实”，即真理首先应该是对事实的“真实”反映，或者说，“真理”首先应该反映的是事实或事情的真相。而“坚持真理”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事实、尊重真相，没有事实和真相又何来真理呢？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应有常识，薄书记在重庆宣传工作会议上及会后致宣传工作者书信上所谓的“坚持真理”也应该是这样的真理常识。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薄书记有关“必须坚持真理”的反复说教得不到执行呢？为什么《重庆日报》早上在头版头条宣扬薄书记的“坚持真理”，重庆市政府却在当天上午11点多就公然在“王立军事件”问题上向民众撒谎呢？为什么王立军明明没有“住院”、没有“休假”、也没有“治疗”，却偏偏向人民撒谎说王立军“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呢？一次撒谎还不够，还搞了个第二次撒谎，而且是撒的同一个谎。难道是重庆市政府不知道王立军独创美领馆事件吗？那是不可能的，不仅大洋彼岸的华盛顿都知道了，而且重庆市长黄奇帆亲自率领大军围追堵截，怎能不知道呢？都知道了，重庆方面还在公然撒谎，这叫“坚持”什么“真理”呢？连真相和事实都不敢告诉人民，又何来“真理”可言？又怎么去实现“扶正祛邪，引导社会正气”的目标呢？这是我们想要谈论的第一点。

我们想要谈论的第二点是：“坚持真理”不仅要尊重事实和真相，而且一定要“认准”真理，一定要“坚持”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真理，千万不要把错误的思想乃至于谬论当作所谓的“真理”来坚持，否则恐怕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撇开“王立军闯馆事件”不说，单单考察近年来发生在重庆的各项社会实践，可以发现薄熙来先生所自鸣得意的“唱红打黑”运动，不仅不是在“坚持真理”和执行真理，而且是在上演一部固执谬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悲剧。

拿“打黑”来讲，客观地说，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黑社会势力是必须打的，重庆在打黑运动中也确实把一些“比黑社会还黑”的共产党官僚如文强、陈光明、彭长健等人拉下马，该处死的处死，该入狱的入狱，这比其它一些省市官僚们作恶累累却“一团和气”的情况要好一些。但问题在于重庆的“打黑”运动是一场藐视法治和人权的“运动式执法”，“打黑”早已超越一个法治社会所必须遵守的“法治”规则而变成了一场强权人物和强权集团随心所欲的“以黑打黑”或“黑打”。就拿重庆打黑过程中所发生的“李庄事件”来说，尽管李庄律师为之辩护的是被称为“黑社会头目”的龚刚模，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许给“黑老大”辩护，律师辩护制度并没有废除，而且《刑诉法》、《律师法》均有明确规定。但是重庆警方为了“多出成绩、快出成绩”竟然违背《刑诉法》、《警察法》、《律师法》的多项规定，不仅对龚刚模等人进行刑讯逼供，而且构陷罪名，硬是将李庄律师推进监狱。这种无视人权和法治的“黑打”行径实际上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众所周知，云南杜培武冤案、湖北佘祥林冤案、河北聂树斌冤案、河南赵作海冤案都是借助刑讯逼供制造出来的现代冤狱。因此，重庆的“打黑”不仅不是“坚持真理”，而且是对“真理”的严重误导。正如法学家贺卫方2011年4月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打黑固然重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至于重庆的“唱红”不仅不是“坚持真理”，而且是严重的与“真理”牛头不对马嘴了。自从2007年底，薄熙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重庆就逐渐掀起了崇拜毛泽东的狂潮。毛泽东是谁？曰：一个通过反右运动打倒了55万知识精英的专制者，一个借助“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将数千万底层人民赶进阴间地狱的阎罗王，一个通过发动“文革”而使数亿民众遭遇“史无前例大浩劫”的现代暴君，一个活活整死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良心人士的刽子手！但就是这样一个将中国折腾得“差点被开除球籍”的独裁者，竟然被薄熙来们奉若神明加以歌颂和敬拜，坚持以复辟文革的方式来引领重庆的发展，甚至幻想以复辟文革的方式来引领中国的发展，这不是在做春秋大梦吗？好在是执政党胡温团队并没有认可薄书记的“重庆模式”，温家宝甚至直接将“文革遗毒”看作是阻挠改革的两股势力之一。

这次王立军投奔美领馆事件发生后，不仅对重庆“打黑”是一个讽刺，对所谓的“唱红”更是一个辛辣的冷嘲。在此情况下，薄熙来先生还要继续执迷不悟吗？还要继续抱着所谓的“毛家真理”一条道走到天黑吗？

到时候了！该反省了，该悔改了！

对于重庆市和薄书记来说，已经处在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继续在“唱红”与“打黑”的轨道上堕落，不仅重庆没有前途，而且，对雄心勃勃的薄先生本人来说，前景也会非常的暗淡。出路在哪？那就是赶快改弦更张、放弃谬误，走民主宪政之阳光大道。我们再次提醒薄熙来先生，喜欢宣讲“坚持真理”没有错，但一定要尊重真相、“认准”真理，一定要“坚持”被客观实践检验后被证明是正确、科学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而人类数千年关于国家社会发展的经验历史证明：惟有民主、自由、法治、宪政才是塑造国家、驯良官员、造福人民的最优选择。

薄熙来先生作为一个有点气魄、有点抱负的政治强人，如果真想名留青史、泽被后世的话，当以“王立军事件”为契机，果断推倒毛家泥人，放下文革破旗，在山城重庆毅然高树飘飘烈烈之“民主”大旗，努力建设“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示范区，则重庆幸甚！民主幸甚！“真理”也会因为薄书记的弃暗投明而大放光辉！

《零八宪章》论坛

2012.2.16

本刊特评

这张“反对票”是对中叙两国人民的侮辱！

——就中国政府否决安理会涉叙利亚决议草案问题的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据新华社电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2月4日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中国投了反对票，否决了由摩洛哥提交的、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共同起草的涉叙决议草案。在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有1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除中国外，另一个投反对票的是俄罗斯。

“零八宪章论坛”对中国政府的这一“否决”行为表示震惊！“宪章论坛”认为，中国政府的这张“反对票”是荒谬的、不负责任的！是对中叙两国人民的侮辱！它既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叙利亚人民的利益，更是对人道主义与人类文明的严重背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张“反对票”也是对《联合国宪章》有关宗旨的蔑视和挑战！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层面讲，从历史到现实，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石油、经贸合作乃至国家层面的“利益往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中国的石油进口既不依赖于叙利亚政府，其他方面也不依赖于阿萨德政府，中叙之间不存在什么“战略伙伴”或战略“同盟”之类关系。因此，中国对叙利亚现政权的撑腰是没有什么现实利益可图的，相反，对一个即将垮台的专制政权的支持必将给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严重伤害！

从叙利亚人民的利益角度讲，叙国人民早已不满于阿萨德政权的独裁统治。也因此，若干年来，叙利亚人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示对阿萨德政权的抗议和不满，希求建立一个民主自由、保障人权的新政府。但是叙国人民关于民主与人权的诉求换来的却是阿萨德政权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巴萨尔专制主义集团不仅使用机枪、坦克和正规化军队屠杀人民，不仅使用迫击炮多次轰炸平民区，而且叙利亚政府军公然闯入中小学校园，屠杀手无寸铁的学龄儿童。据阿拉伯电视台报道，就在2月4日当天，叙利亚政府军依然使用迫击炮轰打霍姆斯平民区，造成337人死亡，1300多人受伤，是去年春天以来所发生的最为血腥的镇压。另有资料表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叙利亚政府军屠杀的人民已累计达到5000多人，伤及数万。由此可见，叙利亚政府已经完全沦为叙利亚人民的敌人，中国政府支持叙利亚独裁政权，显然是站在反叙利亚人民一边的，这自然不符合叙利亚人民的利益。

从人道主义和普世文明的角度讲，中国政府的“反对票”也完全是与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中国政府必须明白，保障人权、促进人民的福祉是一切政府存在的道义基础，服务于人道和人民的政府才会是一个人民所支持的政府。而人类自古及今的经验历史表明，唯有一个高扬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旗帜的政府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民政府，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是整个人类长期历史的文明结晶。这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发生“民主化浪潮”的原因；叙利亚人民对暴政的抗议、对民主的呼求也正反映了普世文明的光辉价值。但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竟公然违背普世文明的价值准则，不仅不制止叙利亚独裁政权所屡屡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反而继续支持屠杀人民的独裁政权，请问中国政府的外交道义何在——无怪乎在中国行使“否决”权后，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劳德说：“对安理会、叙利亚人民以及爱好民主的人来说，今天都是悲伤的一天。”

从《联合国宪章》的角度讲，中国政府的“反对票”也是非常错误的。联合国成立的背景是有鉴于法西斯国家所制造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而成立的，其宗旨在于维护“和平”，《宪章》在序言中严肃强调：“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由此可见，《联合国宪章》是将各国人民的“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放在第一位的，“维护和平”恰恰是为了所在国人民的“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而近现代人类经验历史证明：唯有一个民主宪政的政府才会保证人民的“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这个国家也才会拥有持续的“和平”。而叙利亚政府既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也是一个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和屠杀的政府，叙利亚人民的“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被阿萨德政府践踏殆尽、毁灭殆尽。正是在此情况下，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相关草案不仅得到了民主自由国家的支持，也得到了有21个成员国参加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这自然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相关宗旨，奇怪的是中国政府竟然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投了“反对票”，这不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蔑视和挑战又是什么？！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代表所投下的“反对票”与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的相关主张是矛盾的——元月18日，温家宝在“中阿合作论坛”中曾明确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支持海湾国家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为维护稳定、保障民生所作的努力。我们主张地区的事务要由地区国家和人民自主决定，尊重地区国家和人民追求变革的愿望诉”。——我们认为温总的这一主张是非常正确的，它既符合叙利亚人民的利益，也符合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也符合人类普世文明的要求。但令人吃惊的是，温家宝话音刚落，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却“啪”的给了温家宝一个响亮的耳光——在叙利亚草案问题上投下的不是与温总主张相一致的“赞成票”，而是“反对票”——难道温家宝这个“中央政府总理”只是徒有虚名？或者——难道温家宝在“中阿合作论坛”上的慷慨陈词只是忽悠阿拉伯人民的“作秀”骗局？？！

鉴于前述种种理由，我们对中国政府在叙利亚草案问题上的不负责任表示严肃的批评！2011年12月3日，当中国政府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叙利亚人权决议草案投下反对票时，“零八宪章论坛”曾发表声明表示了批评和谴责！今天，我们对中国政府一如既往的不负责任行为表示一如既往的批评和谴责！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支持叙利亚人民要求阿萨德专制政府下台的主张，完全支持叙利亚人民对阿萨德专制集团的抗议和斗争，也完全支持包括“阿盟”在内的国际民主力量和国际正义力量对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努力！

“零八宪章论坛”希望中国政府不要与伤害中国人民利益最多的沙俄帝国继承人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希望中国政府早日回归人道主义与人类主流文明——不仅要努力支持叙利亚人民有关民主自由的诉求，也要努力倾听中国人民有关民主与自由的诉求，努力为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而奋斗！

《零八宪章》论坛

2012-2-6

就朱虞夫先生被判刑七年声明！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4779.html

《零八宪章》论坛

据维权网报道，今天下午3点30分，著名民主维权人士朱虞夫被杭州中级法院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宪章论坛”认为朱虞夫先生是一位有着高度公民责任感的良心人士，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杰出榜样！

众所周知，早在1979年，朱虞夫先生就积极参加过杭州民主墙运动，并因创办民主刊物《四五月刊》而被杭州地方当局多次传唤和抄家；1989年因声援学生民主运动而被传唤；1998年6月，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党部的创建和筹备工作并担任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秘书长；1999年6月被杭州地方当局逮捕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判刑七年；2006年出狱后又因为相关维权活动于2007年7月再次被杭州法院以所谓“妨害公务罪”判刑两年。

2009年4月，朱虞夫先生出狱后，不顾体弱多病之躯，继续关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11年早春，受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影响，朱虞夫先生即兴写了一首《是时候了》的诗歌发布到互联网上，朱在诗中写道：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

广场是大家的

脚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

歌曲是大家的

喉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

中国是大家的

选择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不料，杭州地方当局小题大做，竟然以此为据，给朱虞夫先生扣上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帽子加以逮捕，经过元月31日的“不公开审理”后，今天，杭州中院正式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朱虞夫先生有期徒刑七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零八宪章论坛”认为，杭州地方当局对朱虞夫先生的屡加迫害不仅是对中国宪法第35条有关“言论自由”规定的蔑视，不仅是对宪法有关“尊重和保护人权”规定的蔑视，更是对人类正义和人类良知的挑战！“宪章论坛”对杭州地方当局施加给朱虞夫先生的这种人权迫害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我们注意到，自刘晓波先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中国执政当局便以“维稳”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肆拘捕和镇压民主维权人士，不仅诸多学者、法律人先后遭遇绑架、秘密关押、殴打等种种侮辱和伤害，而且许多民主维权人士都受到各种各样的刑事处罚。尤其是在最近两个月，四川的陈卫、贵州的陈西、湖北的李铁、北京的吕加平等人均先后被以所谓“煽颠”罪名重判9-10年大刑，创造了“胡维稳”时代人权侵犯的最新记录！

这既是人民的耻辱，也是“共和国”的耻辱，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最新耻辱！

我们对此表示抗议!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

回首人类历史，自近代英美革命以来，“民主”已成为席卷世界的潮流，“人权”以成为引领整个人类文明的光辉旗帜。在“民主”、“人权”的旗帜下，一切不自觉的专制独裁力量——无论是查理一世、路易十六还是萨达姆、卡扎菲，无论是德意日法西斯政权还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均逃不过灭亡和垮台的命运！一切与民主为敌、与人民为敌的邪恶力量终将难逃历史与正义的审判！

今天，朱虞夫等人进监狱了，但中国的民主维权事业绝不会进入监狱！“宪章论坛”严肃宣布：

我们绝不会因为当局的镇压就放弃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光荣梦想！

我们绝不会因为当局的镇压就放弃我们对于中国民主事业的奋斗和追求！

我们相信，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在各界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必将迎来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伟大时代！！

《零八宪章》论坛

2012-2-10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秦永敏：和平转型的体制内希望

——和平转型建言之二

“环球时报舆情中心抽样调查结果：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主要城市77%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近9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

官方承认中国90%的人认为民主好，而且77%的人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这就使中国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官方来说，“全面专政”“四个坚持”“五个不搞”也已经成为历史，只剩下一个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么走向民主的问题。

今日中国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就是要不要搞宪政民主制。这一点一直被民间反复提出，中共最高层则长期装聋作哑，现在吴邦国虽然是从反面提出了，还是表明中共终于不能不正视它了！所以，可以说，由吴邦国提出“五不搞”，其实就是“五要搞”的前奏，姑且不说，私有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已经搞了。吴邦国作为中共第四代统治者的主要成员之一，已经不能不面对搞不搞宪政民主制的问题，可想而知，第五代面临的更将是什么局面！

l 统治者基本指导思想和平演变的必然

l 吴邦国从反面证明了中共必须搞宪政民主制才有活路

l 许多中共官方学者的态度

l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是决定能否和平转型的最重要因素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我们说和平转型的体制内希望，并非说和平转型的希望完全在体制之内，而是说，就和平转型而言，体制内也是有希望的，体制内的一些因素构成了和平转型的可能。

质言之，体制内如果没有任何和平转型的因素，那中国也就没有和平转型可言了。正因为体制内存在这种因素，在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和平转型才有可能。

当然，体制内和平转型的因素有多少，能起多大作用，是主动力量还是被动力量，是另一回事，也正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是会剧烈发展变化的。比方说在戈尔巴乔夫搞改革之前，谁会想到苏联体制内会有这样的和平转型因素？就是叶利钦，在任莫斯科书记之时，也没人梦想到他会是苏联体制内的和平转型因素吧！

从具体个人成为体制内改革因素——也就是和平转型因素——来说，是不很容易预料的事。但是，从今日中国的政治局面来说，在体制内寻找和平转型因素，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个人，很多群体，很多战线，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都可以鲜明的表现出这一点来。

最重要的是，甚至从当局基本指导思想的演进中，我们都不难看到这方面的可能。

所以本文就首先从当局的基本指导思想所表明的和平转型迹象谈起，作为最高领袖“一元化领导下”的专制政权，这种指导思想就是他的基本统治方略。

1 统治者基本指导思想和平演变的必然

这里，我们采取论域方式分析来进行分析。

毛泽东时代，也就是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虽然前后有所变化，但一直在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方向走。这种基本统治方略也就是四个字——全面专政。亦即对任何异己分子斩尽杀绝，根本没有任何表达不同意见的余地，它的逻辑很简单：“不是我的臣民，就是我的敌人，对敌人则必须消灭干净。”这种逻辑的论域表达方式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没有任何中间地带。也即是它代表革命，任何不服从它意志的观念承载者都是必须消灭的反革命。

邓小平时代，也就是1979年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到1997年他死去。“四项基本原则”和全面专政就不同了，他的逻辑是：“不反对我就可以了，反对我就是我的敌人，对敌人则必须投入牢房。”这种逻辑的论域表达方式是统治和服从的二元对立，有了广大的中间地带。它是统治者，它的观念它坚持，但不强迫人们服从，人们只需服从它的统治，只有不服从统治的才会被它制裁。

江泽民时代，也就是从1997年邓死后到2003年。江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三个代表”，这种统治逻辑是：“我代表你们全体民众的利益，对你们实行德治，所以你们不应该反对我。”其说辞虽然虚伪，却已经没有了毛邓的霸道。这种逻辑的论域表达方式是恩主和乞丐的二元对立，不仅有了广大的中间地带，而且开始虚伪的讨好人民，虽然强奸民意，却根本不打算人民认可其虚伪说辞，当然，对不服从的公民它照样用国家机器制裁。

胡锦涛时代，也就是2003年至今。胡作为一个弱势领导始终在江的阴影之下，所以他除了“坚持三个代表”外只搞了个与统治原则无关的“科学发展观”。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从思想角度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玄大论战”“科学战胜玄学”的历史性谬误的继续——一个社会只有工具理性而没有价值理性，就必定是一个“帅兽食人，人亦相食”的社会！就像二战中的德国日本一样。

通观以上各个论域，无一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政治文明领域。所以，仅以以上中共四代人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论，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和平演变，却依然和和平转型毫不相关。

但是，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还是把中共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和平转型联系了起来，——把中共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纳入了现代政治文明论域。

2 吴邦国从反面证明了中共必须搞宪政民主制才有活路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最先进入一个领域的人，往往是提出了正确的命题，却作出了错误的回答，尽管如此，当事人还是功莫大焉，因为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在中共第四代统治班子将要离任前两年，它通过老二吴邦国提出了新的一套东西，那就是“五不搞”。　

在2011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在报告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意义”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些陈词滥调只是把中共历史上基本指导思想的演化过程复述了一遍，完全无视其自打耳光自相矛盾的事实，例如以埋葬资本主义建党，却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例如毛泽东思想是坚决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邓小平则全靠复辟资本主义才挽救了中共统治，例如毛泽东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如果继续确立他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根本就不可能建立。

但是，吴邦国在这篇讲话的后面却有一个石破天惊之语！

吴邦国在报告中申明：“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这种统治逻辑是：“人民要搞什么我不管，我要搞什么就搞什么，因为我掌握着国家机器。”显然，和江泽民比，连虚伪的外套也没有了，完全是一副无赖嘴脸。

这种逻辑的论域表达方式是无赖和大众的二元对立，已经不是强权统治的独断，仅仅和古代内侍太监偶然走运被国柄砸到头上后就抱住不放一样，不过是不愿物归原主的赖皮，当然，对不服从的公民它也照样用国家机器制裁。

要知道，至此，中共四代的基本指导思想的演进，基本上重演了商汤“代夏作民主”以来的中国政治历史，或者说从绝对君主制演进到了末世专制制，从完全彻底的暴君统治演进到了相对专制制，在这种情况下，到第五代还能拿出什么基本指导思想来 ? 以无赖的态度拒绝“五搞”还可能长久坚持吗？

在这里，我们应该用更深刻的眼光看问题，这样，就会明白吴邦国的这种说法对中共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论，是和平演变到达临界点的表现——究其论域，其实已经因此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他所谓的“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必须一一分析。

“不搞私有化”显然是一派胡言，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化经济，至于是否成熟，是否正常，那是另一回事，已经搞了32年，却说“不搞”，这当然是张着眼睛说瞎话。

“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也是胡说，如果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就不可能改革开放，如果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毛泽东那一套就不必提，虽然这种多元化不是我们需要的多元化，但它毕竟也是一种多元化，而任何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最终都必然把中共的一元化统治撕得粉碎——眼下“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以及《环球时报》中间的“三国演义”就是一个明证。

这里，重要的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对之当作何解？

首先，我们明确一点，这三者其实只需概括为一点，那就是宪政民主制。

须知，搞不搞宪政民主制，已经不是少数志士仁人的议论，而是历史的必然，无论中国由谁来统治，无论中共推出什么人来接班，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他们都必须搞，否则就只会被历史无情的抛弃。

3 许多中共官方学者的态度

　由于历史的看，搞不搞宪政民主制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尽管当局目前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实施民主政治改革的迹象，但是在官方知识分子圈内，一直在进行有关民主的激烈公共讨论。下面，仅挂一漏万的谈谈。

2008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了颇受争议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他在其中描述了民主体制的一些优势，但同时也强调，中国不能拷贝外国政治模式。

2010年12月，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主任赖海榕撰写了文章《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权》，表达了中国价值体系和自由民主可以统一的观点，比如台湾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篇反映其个人观点的文章没有以中文发表，而是在国外刊登的，但是它毕竟出自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笔下。

2011-9-22沈宝祥教授在《理论视野》发表文章说：《惟有民主才是化解“四个危险”的根本之策——重温“窑洞对”》，对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所言“四个危险、四个考验”的警世之言如何解决，沈教授认为，其根本之策就是“窑洞对”——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时和黄炎培的对话。

对所谓“窑洞对”，我们不妨细看一下。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此，沈教授得出结论：……开展民主政治（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坚持走民主新路，是根本途径。

沈教授评价道：“《窑洞对》的深刻思想没有过时，而且正切合当前的实际。但纵观毛泽东主政的二十七年，他赶考的成绩很不理想，关键是他没有能坚持走民主新路……”说穿了，沈教授只是以此为据谈如何开辟民主新路，我们知道，体制内的学者非引经据典无以言。

在体制内新人中，尖锐批评现实，强烈呼唤民主的声浪就更高了。

《中国青年报》2012-01-11刊载的《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作者：庄庆鸿）一文，是清华大学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文中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报告称，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 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可以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1月9日发布的这份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在改革的理论导向上和海内外的异议人士已经没有任何不同，与此同时，学术分量还更加沉重。“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

显然，体制内的这些学者的进谏，对中共未来的决策影响之大很可能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在本文之一中，专门介绍了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刊发的记者王渠谈“民主是好东西”一文，文中说：“环球时报舆情中心抽样调查结果：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主要城市77%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近9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

若果如此，中国官民之间就不再有“是要民主，还是要专政”的原则分歧问题，而只是一个方法问题，—个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中共垄断政权已经来日无多，怎么也得还政于民了。尽管它的大量官仓硕鼠/裤缝群虱别无所求，对它的明智之士来说，总不至于愚昧到要和90%的中国人为敌并且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吧？

这里，还应提到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呼吁，据网上介绍，最近他已经公开发出呼吁，说，十八大以后，是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最后机会了！

、

说到此，我们应该做何解释？

一言以蔽之，许多官方学者和我们的观念基本是一样的！尽管中共主动改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目前毕竟还有最后一线希望。为此，他们正在抓紧时间进言，希望促成中共新领导人的政治改革决心，并拿出成熟的/可以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案来加以实施。

4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是决定能否和平转型的最重要因素

今年（2012）秋中共将要召开18大，并由此推出第五代领导班子，再由第五代领导班子决定是否启动政治改革，搞什么样的政治改革。

平心而论，笔者绝不会天真到以为这个班子可能推出宪政民主制!应该说，最理想的情况也不过是不堵死通向宪政民主制的大门。

但是，只要有这一点，也就是给公民社会留下适当的发展空间，那么，对下一段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就算是一个颇为不小的贡献了。因为只要公民社会能够成长，反对派力量能够稳步发展，中国的和平转型就大有希望。

迄今为止，对这一点可能性我们一直只能凭直觉凭理性加以测度，揣摩。但是，最新的一份文件的出现，也许给看了我们一点确实的希望。

在香港，由北运河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决战九常委--中共十八大的最终悬念》透露了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和俞正声四人率先进入下一届中共的九人常委，还给出了两个版本的九人常委的十名候选人名单，该书更做出大胆预测，在十八大举行之后，在习近平主政期间，中国会在政治改革方面迈出步子。

文章说：“ 中组部考题透政治改革端倪中共十七大之后，中组部开始爲十八大的人事调整作准备。中组部组成了十个考察小组，到全国各地考察所有五十五岁以下的正厅局级（地师级）以上干部，涉及的人数达到近两千人。这一次十八大干部考察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在于，中组部要求每个考察小组在"直接接触"环节，务必向被考察者询问他们对于政治改革的看法，引导他们跳出本部门、本单位的框子，谈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要认真作好记录，力争不丢下任何一句话。在考察结束后，考察小组上交的对被考察者所作的考察评语，必须要增加对这一条内容的评价。中组部以如何看待政治体制改革作爲十八大干部考察的一项标准，这透露出几个明确信息：一是十八大干部选拔的主持人，也就是习近平很在意新提拔干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二是能够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列入考察标准，说明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十八大筹备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三是十八大举行之后，在习近平主政期间，中国会在政治改革方面迈出步子。”

此文的准确性如何无法评估，不过，从今日中国面临的形势看，当局已经不可能再回避政治改革问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摆在世人面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到了白热化状态，高额维稳费用已经无法对付，何况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层出不穷，中共党内的意见分歧和利益争斗也早已公开化，此情此景中继续唱高调说假话闭着眼睛不承认事实，其结果是什么他们不会不明白。

这样，无论中共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其政治改革的方案如何，在18大以后，政治改革被其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必不可免的，在政治改革上有所动作，是第五代无法逃避的事情。

人们会说：中共的改革目的无非是让其自己能继续苟延残喘，无非是想继续垄断权力。这话当然不错。但是，请不要忘了，历史的前进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造成的，此其一，一个巨石在静态中你把它无可奈何，一旦滚动起来，哪怕很微小的外力就可能叫它改变方向！

显然，如果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情况就会有很大不同，或者说，只要他们打开了政治改革的门缝，那么形势的发展很可能能就会反过来，他们自己将处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境地，届时，政治改革怎么改，改革的方向怎么定，改革的进度如何掌握，更不要说改革的结果会怎么样，就由不得哪个当权者说了算！这种情况并非我们的异想天开，在整个世界的转型历史上已经重复了几十次。别的不说，就从清末看，便极可说明问题。历史的看戊戌变法是被迫的，但康梁光绪是主动的，由此清末启动改革。尽管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镇压下去了，面对那种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她还是不得不改革，其“新政”在很多方面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也正因此，随后的历史才一幕幕次第展开。当然，清末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最后破产了，但是，就是英国之类成功了的国家，也没有哪一个不是统治者以维持自己的权力始，而以让位于民权终。因为说到底，人类现代史上的一切政治改革都是以统治者让渡权力以还政于民为目的，否则就是不改革而等待革命的到来，一切成功的改革则是统治者善于逐步的有序的体面的让渡权力并且还政于民，否则就会因进退失据而失去对局面的控制。

总之，中国的转型不可避免，是和平转型还是非和平转型会由下一段历史来说明。由于大权在握，国家的强力机构在手，迄今为止，当局仍然掌握着和平转型的主导权，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是决定能否和平转型的最重要因素，虽然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

*********************************************************************

最后，应该指出，中共能否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掌握和平转型的主导权，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中外论家大体对此不抱希望，因为它欠下的历史债务太多太多，它今天沾染的铜臭气息太浓太浓，它背负的意识形态包袱太重太重，它虚幻的强大使它洗心革面太难太难。2012年，新年之初，胡锦涛还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提醒共产党干部警惕"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和渗透战略。中共必须坚持和发扬自己的价值体系，也就是继续拒绝回归世界主流文明，拒绝睁开眼睛看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他毕竟是个“跛鸭总统”，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做什么事，所以，他现在说什么/怎么说其实无关大局，顶多只能说明中共在继续拖延时间。如体制内学者所说，他不过是在抱着炸弹击鼓传花，从时间看他这么做也还来得及，但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就不可能再有那么充裕的时间了。

综上所述，中国的和平转型问题，从体制内来说还是有希望的，由于社会形势的紧迫和临界点的迅速到来，历史给他们主动改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这种角度看，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是决定能否和平转型的最重要因素。

王德邦：从小岗到乌坎，一条民生到民权的演进之路

中国三十几年的民生发展，早已经到了不改善民权无以使社会向前，不确立民权无以保三十几年民生改革成果的时候了。乌坎村民奋起讨要属于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村务知情权、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正是为了给几十年民生奋斗成果一个制度性保障，正是为了捍卫自己血汗奋斗成果。

如果说当年安徽小岗开启了中国民生改革之路，那么今天乌坎村民的诉求就是提出了中国保障改革民生成果的制度性要求。所以，从小岗到乌坎，事实揭示的是中国社会发展一条从民生追求到民权追求之路，而这条路是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是中国突破困局，提升改革的内在要求。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从目前广东乌坎村村民理事会负责人林祖銮被任命为村支书，薛锦波的女儿当选为村代表来看，乌坎未来走势还是值得期待的。我曾经多次跟与我面谈的国保坦言：“我时刻准备为共产党当权者鼓掌，只要这些当权者真正做出值得民众为之鼓掌欢呼的功绩！”那么今天的乌坎是否真到了值得鼓掌之时？显然还为期尚早，因为乌坎距离真正的成功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

那么乌坎何日才算取得成功呢？真正落实乌坎村民的诉求——保障村民土地权、知情权与选举权，落实村民自治！那才是成功。就此而言，今日的乌坎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与村民代表委员会的选举正是走向自治的路径，也就是说今天乌坎的选举是走在通向成功的路上，所以也是值得期待的。

作为一个广东偏远的渔村的乌坎的变化，何以这么值得期待？是因为它集中反映了中国这个时代的历史变因，揭示了当下解开中国困局的秘径。如果乌坎可以成功，它将在历史上媲美于当年率先承包到户的安徽小岗村，甚至从人类文明发展长远而论，更要胜过小岗村的意义。

回望当年小岗，我们能从集中报道小岗变化的《风起青萍末》文中读到：小岗村位于凤阳县东部的小溪河镇，“大包干”前隶属于梨园公社，当时仅仅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大包干”前全村拥有517亩耕地和10头牛，1955年到1970年这15年间小岗村年均每亩耕地生产粮食17斤（133000/517/15）。一九七八年年末，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经济改革的冲动却在坚冰冻土下缓缓涌动。78年12月一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冲破了极“左”路线的重重禁锢，按下了十八颗鲜红手印，首创农业大包干。“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至此，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在保证国家税收和集体收入不减少的同时，使农民富裕了起来。小岗村的改革，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推广，促得全国农民不断走上富裕的道路。应该说，小岗村不仅带动了中国农村改革，事实上后来全面的经济改革，也是直接吸取了小岗改革的经验。

由此可见，安徽小岗18村民承包的“血手印”印出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新途，开启了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变化，使中国广大农民告别了缺吃少穿的在温饱线挣扎的时代，而走上了一条奔小康、求富裕之路。就此而言，小岗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当年小岗，可以发现村民改革冲动本于求生，即为了活下去而选择面对政治风险，他们的诉求就是将土地承包经营，至于承包多久、承包后自己如何自由支配等等，根本没有考虑，也容不得他们考虑，他们只是希望承包当年能多产点粮食，让自己的肚皮充实一点，所以安徽小岗的改革是典型的民生改革。

从人类历史来看，一切的民生改革都是为了“口粮与口袋”，即为吃饱与有钱。应该说小岗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至今始终坚守着为“口粮与口袋”而奋斗的宗旨，所以中国至今的改革都是为民生而战。

为民生而战的经济改革在一定时代的确是历史的需要，是绕越不开的生存之坎。但是，人类毕竟是一种高级动物，她不能长久仅仅局限于动物的生存需要之中，不能长久局限于口粮与口袋的拼搏之下，应该承认人类在口粮与口袋之外还有着广泛的需求。而事实上，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如果不能不断改善、提高、满足其他需求，最后单纯的口粮与口袋的需要也是不能得到保障的。

翻开最近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旗帜下为民生奋斗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支撑社会运转的基本公平、正义平台丧失，社会普遍道德沦丧、是非颠倒，官权横行，民权无存，在所谓效益优先，GDP政绩下，中国社会进而出现大批农民无地种，大批工人无岗上，大批居民无房住，大批学子无业就，城市与农村都有返贫的趋势。一个原本改革开放初期就解决的基本生计问题，再一次又回到中国社会中来。这就揭示出单纯的民生改革绝不可能最终解决民生问题！

中国社会在民生中奋争三十几年后所产生的困局在广东的乌坎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无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乌坎也受惠于当年的承包责任制落实，使一个相对偏远落后的渔村得以脱贫，以致大量的村民借改革之风而外出打工或发展企业，民生问题在一定时期确实得到过巨大改善。然而，几十年大家忙碌之后，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的家园居然无存，村中6000多亩土地不知去向，村里数亿计钱财不见踪影，村支书41年岿然不动。当年轻奔波于外的身影在夕阳中日益苍老，而准备回到家乡安度余生时，却发现家乡已远，故园成梦，村子已是个空壳。一生劳碌的村民，最终认识到几十年发展下来，自己赖以寄生之处都丧失时，那种失落，那种奋斗后的挫折，那种经济改革换来的结果，实在让人不敢苟同。而这种情况不正是中国今日农村的普遍状况？

于是乌坎村民提出了清查村中土地，将未经得村民同意而外卖的土地追回；清查村中帐目，将几十年村中数亿计的帐款去向弄明白；落实村民选举与被选举权，选出村民满意的干部，以最终保卫自己的家园。这些早就在法律上赋予村民的权利，在几十年村民为生计的忙碌中无暇顾及，直到最后发现民生也无保障时，就自然成为村民追讨的对象。可见，广东乌坎今日的困局事实是在单纯为民生奋斗几十年后的权利被剥夺的结果，虽然在改革开庭初期，随着村民自己掌握劳动而使民生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单纯的民生追求，而没有落实公民的权利保护，结果后来民生却在民权被侵害下无以保全。

应该说，中国自从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民开启以承包为形式的民生改革之路后，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就一直挣扎于民生的窠臼中，由于没有民权的改善，最后民生奋斗的成果在民权被侵害中荡然无存，而乌坎村民就是在这种民生成空下的奋起抗争。

乌坎的现实昭示出：

其一、单纯的民生改革是欺世盗名的，最后必将使民众民生无保，一切劳动成果尽失；

其二、没有民权保障的民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皮之毛，是不可能得以长久改善与健康发育的；

其三、由于历史的原因，一定时期在民众温饱成问题下，先侧重民生，来求得发展是必然的，但如果长久以民生为目的，而不致力于改善民权，以民权保民生，以民权促民生，那么社会就必然陷入官权肆虐而民权无存的状态，最后民生改善必是痴人说梦；

其四、中国三十几年的民生发展，早已经到了不改善民权无以使社会向前，不确立民权无以保三十几年民生改革成果的时候了。乌坎村民奋起讨要属于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村务知情权、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正是为了给几十年民生奋斗成果一个制度性保障，正是为了捍卫自己血汗奋斗成果。

当年小岗村民在按下血手印后，迎来的是丰收，是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及后来邓小平的认同，进而最后提炼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至今，成为中国全局性民生改革之路的起航。那么，今日的乌坎是否能有昔日小岗的幸运？这显然需要历史来验证！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2年2月15日星期三

刘逸明：王立军寻求政治避难彰显官场险恶

王立军作为位高权重的地方干部，竟然在中国本土私闯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再度证明了中国官场的险恶，薄熙来跟亲信王立军已经反目成仇，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说王立军叛逃美国未遂事件是腐败的中国官场爆炸的一枚重量级原子弹并不为过，因为溃烂的中国官场已经无药可救。跃跃欲上的高官不是薄熙来一个，而甘当工具和走狗的亲信也非王立军一个。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2月8日上午10点54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过新华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王立军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然而，早在头一天晚上，微博上就出现了大量有关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的消息，很多都是图文并茂。

王立军政治走向备受关注

2月2日，王立军突然被重庆市委决定削掉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一职，但他依然担任该市副市长，只是分管的领域与公安系统无关。在王立军被调职的消息传出后，迅速引起公众的热议，有人认为这是王立军乃至薄熙来政治失势的前兆，有人则认为这是薄熙来“狡兔死，走狗烹”之举。

王立军被调职以后，很多人认为这是让其穿小鞋，因为他在此前并无科教领域的管理经历。不过，有自称了解王立军的人发博文，大捧王立军是一位颇有学识的官员，以其水平，到高校当教授完全不成问题。看来发出这样的稿子是重庆官方在释放烟雾弹，包括重庆官方对王立军的评价。

出人意料的是，王立军被调职仅仅5天，重庆官方就爆出他“接受休假式治疗”的消息。此消息相对于2月2日的调职消息可谓更为令人震撼，因为在2月5日的时候，王立军还曾到重庆师范大学调研，在当时王立军的精神状态还比较好，他称分管教育等是“很好的学习锻炼机会”，显示出他对新工作的信心。

新华网对重庆官方的消息进行了引述报道，其后被各大网络媒体疯狂转载。新华网虽然没有把该消息放在最显要的位置上，但凤凰网等门户网站在转载时却放在了首页头条，不过，吊诡的是，新闻跟帖未向读者开放。显然，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因为报道与事实是两回事。

王立军为何要寻求政治避难？

就在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和新华网传出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消息前，新浪微博上从2月7日晚间开始就有网友对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附近的情况进行现场直播，7月8日凌晨甚至还发布了王立军走出领事馆的图片。到2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钮兰证实了王立军出走的消息，次日，中国外交部官员崔天凯也证实王立军曾滞留美国领事馆一天。

王立军被调职当天，海外网站上曾传出他遭到中纪委调查的消息。因为王立军仍然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并且在其后接受媒体采访，所以，很多人仍然相信王立军是被正常调职。倘若真的被调查，那么，不太可能还会在其后到高校公开调研。

从王立军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情况来看，丝毫不会感觉到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异常。然而，重庆官方的消息却称他“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就算不知道他去寻求政治庇护一事，单看这种用词，就让人感觉消息的不真实。倘若王立军真的如此，在不让他担任公安局局长的时候就应该让他休假，因为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和严重不适的身体绝不会是几天时间所能造就的。

在微博上已经广传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的消息后，重庆官方的消息和新华网的有关报道让人感觉到是赤裸裸的谎言。据消息人士透露，王立军手下的十几名得力干将已经被重庆当局拿下，王立军感到自身不保，担心薄熙来灭口，他深知薄熙来的心狠手辣。王立军作为位高权重的地方干部，竟然在中国本土私闯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再度证明了中国官场的险恶，薄熙来跟亲信王立军已经反目成仇，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据悉，王立军一直在重庆警方严控之中，2月6日私逃闯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重庆市长黄奇帆随后即率7、80部警车包围领事馆要人。2月7日安全部介入，王立军与美国谈判不成，8日凌晨自己走出使馆，高喊口号，控诉薄熙来。黄奇帆要抓人，但最终只能任凭国家安全部将人带走，王立军与美国领事馆谈了什么问题？他随身带了多少材料？还有哪些已经隐藏到国外？涉及到薄熙来家族多少问题？还涉及到哪些高官？对十八大的权斗会发生什么样的冲击？还都是一个谜。

欧阳懿：陈卫的失语与孔庆东呼啦啦拉风

老孔越来越拉风，越来越看让人不懂。呼啦啦拉风到乌有之乡，呼啦啦拉风到跪拜毛太阳，呼啦啦拉风到跪拜金太阳及其主体思想，呼啦啦拉风成极左反民主斗士，呼啦拉拉风到“北大三妈叫兽”。据说，有人要把老孔赶出北大，但北大得到“小孔同志是我们自己的人”的宣示。老孔同志更加拉风，拉风成一只狗和一王八蛋的最高境界。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制度之疾讳莫如深，不可说，不许打酱油，更不许围观，痛了这边、并快乐着的是那边。年来，那边终究将手段从“敲簸箕吓麻雀”转换成“斩首”和“定点清除”，加之那个乌坎，猛然让人惊诧，舆论哗然。愿望，世俗的愿望转而寄托于2012年。小韩童子剑花缭绕“新三篇”，让人扭成乱麻一团；余杰童靴说“活埋”，孔庆东同志扔出一只狗和一王八蛋，司马南将军劳师袭远，配合美帝电梯夹脑袋；地球仪时报小单同志学舌：别了司徒雷登！你们过时了！呼啦啦，呼啦啦，苏雨桐童靴睡眼朦胧很奇怪很大喊喊声依稀：陈光陈！陈光陈！图班克！图班克！永远的边缘。

朋友们似乎在恨铁不成钢，网民们也总是在追星在拥抱泡影或虚假的上帝；地球仪时报小单同志不无幸灾乐祸地说：中国政府对“老意见领袖”的言论管制，让他们付出了个人人生的“一定”代价，以及中国社会的“黑暗”，他们的个人感受“有些”大概是真的，但他们的个人感受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感受不一致也是真的……在他们受到限制的时候，新的意见领袖一批批层出不穷。舆论中出现大量新的尖锐话题，很多都是他们不熟悉、也不知道该如何讨论的。

小单啊小单，这种话你也说出口？真还不感觉你、你们在唱空城计。郭沫若、梁效、石一戈、余秋雨、李敖、倪萍、司马南都是你们欢呼的新的意见领袖，一批批层出不穷；储安平、罗隆基、刘宾雁、方励之、胡平、刘晓波又都是你们咬牙切齿要限制、要让他们付出个人人生的“一定”代价的、最好失语无声什么也代表不了的人士。

为了让后一种人士失语、无声，你、你们让前一种意见领袖呼啦啦发声。我认为，说人是脑残是不地道的，但脑残是真实存在的。脑残是怎样炼成的？地球仪时报小单同志已经表明。如果还有不懂的君子，我说《陈卫失语与孔庆东呼啦啦拉风》给你听。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二哥陈卫还在中学作初级阶段小文青，他的书法作品和“倒拽九牛到天邉，秋风长河共我眠，只缘聚得真生義，江湖風雨成豪男。”之类的打油诗只能依稀恍惚留在几个小屁孩的记忆里。孔庆东同志也写“撒尿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不知北客愁，一味冒青烟。”打油诗，他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自然也文青，大一点的文青。

“（1989年）4月25日，星期二，筹委会改组竞选。”封从德童靴的记忆，“竞选会场设在文史楼104，等我进去时，能坐40人的教室挤了70来人，讲台两边都挤满了。说是各系各班来的代表，但门口没有检查代表资格，也未查学生证，使此次竞选的合法性有所缺憾……竞选程序是先提名，后演说，再投票……最后唱票选出筹委会五人常委会……结果两个新成员高票当选，原先筹委会成员则有三人当选，但票数较低，我是37票，沈丹、王丹依次排在最后。获票最多的是孔庆东，自然也就成为筹委会第四任召集人……沈丹和孔庆东那时与官方联系并有协议，但没向筹委会讲明……恰恰四二六社论出笼，北大筹委会五人常委会三比二否决了参加四二七游行。4月27日，星期四，晴。孔庆东沉着脸对我说，他不同意我参加游行……后来听许多同学讲，队伍一出门，便在中关村遭遇警察拦截，孔庆东等人拼命要同学们返校，同学们当然无法接受。途中他们又企图劝说同学们退回引起一次次不快。有的同学观察仔细，发现官方学生会也在从中作梗，装作积极的模样扯开大旗，走在了队伍的前列，但在该带队冲锋时，他们却要卷了旗帜回校……五一中午例会后，孔庆东在29楼外拉住我，对我讲他有意将王丹选下去，希望我在晚上例会上支持他。我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心里暗暗吃惊。过了一会儿，沈丹也对我做类似的表示。”

“我于4月17日用计算机打印纸写了一幅‘污吏横行，山也哭，水也哭，痛悼书记；改革受阻，进不是，退不是，只因无能’的挽联……我又与我系王满全贴出大字报要求成立京工学生胡耀邦治丧小组，……共组织了约4000名学生参加了胡耀邦追悼会。”北京理工大学七系大一学生陈卫如此回忆。“我也在4月23日策划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并与学校另一派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京工联合会……4月27日举行游行反对四二六社论，京工联合会为这次游行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选出了12名常委，由我担任秘书长……政府一路上设置了几处警察组成的警戒线，但是在学生和市民的冲击下，这些警戒线都被冲垮，没有阻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我也参与到长安街冲击警戒线的洪流之中……5月7日在北京政法学院开会讨论与政府对话事宜。我和我校周建军同学参加了这次准备会议……5月12日晚上，我……当即回到学校草拟了京工绝食声明……我校第一批绝食人员有55人，由我担任绝食团团长在天安门广场指挥…… 5月16日，我和社科院的两名博士生刘笑君、宋立道回去组织一些知名学者来呼吁政府接受学生们的请愿。拟好呼吁书后……这些学者都很爽快的签了名。这份包含中国最知名的23名学者的呼吁我回来后交给了李录……5月底京工联合会宣传部出了一本《学运》杂志，我们觉得应该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详细记录这次运动。我们找到严加其老师，他很支持我们这个想法，并提出可以将港台声援民运的行动记录进去，他告诉了我们香港记者的地址…… 6月3日晚7点多，我从香港《文汇报》北京记者那里出来，走到月坛北街，突然两辆军车开过来，在距天安门广场如此近的地方看到戒严部队让我大吃一惊，我来不及思索，一下就坐在军车前面……我穿着一件用白布做的衣服，头上系着一根写着‘民主何处有’的红布带，站在第一排……到一辆吉普车旁时，刚才与我挽着手的女孩走过来，她刚说了一句‘你们的枪口可千万不要对准人民啊’，车内一个穿白衣的人就拿着手枪对女孩头部开了一枪，这辆车马上从缝隙中飞驰而去，不过我记住它的号码：V05-1147，时间是6月4日早上3点45分……六四事件后，我回到老家四川省遂宁市，刘贤斌等同学找到我，我们一起筹划准备成立地下高自联，但是还没有任何行动就被抓捕了，然后送回北京，关押在秦城监狱。”

6月中旬，陈卫被扔进秦城，1990年12月出狱。孔庆东同志研究生毕业，时间该是1990年夏。陈卫被开除出学籍，不让再考，流落在北京。据说孔庆东同志到了内蒙。流落北京的陈卫一边练摊，一边和胡石根、康玉春、王天成们搞地下活动。陈卫任秘密的对外新闻发言人，王天成是地下宣传部长。王天成先生说：“那时候我和胡石根老师与孔庆东是单线联系，预备我出事后让孔庆东接任宣传部长。我和孔庆东住一个小区，我们约定，他走左，我走右，我们从来没有在一个门道碰过面。我们还约定，我在我家门上贴一张画，我保证在被捕时尽最大努力将画撕掉，画不在了，就是给他报警。”1992年，地下组织和地下活动被破坏，20余人被抓捕和判刑，其中胡石根先生被判20年，康玉春17年，王天成先生和陈卫被判5年。孔庆东不在之列。1997年王天成出狱，电话孔庆东，老孔吓得心惊胆颤。

陈卫读“大学”，从秦城到四川南充高坪。我再见到他是1997年，他也拉风，刷刷刷就是一篇《蛛网模式与民主推进》，然后给我讲“获得的正义”、“分配的正义”、“持有的正义”和“纠正机制”，还有“奥卡姆剃刀”、“若无必要，无增实体”、“无知之幕”、“薛定谔的猫”、“沙石理论，相容模式”、“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深挖洞，广交友”等等等等。兄弟，你要不要我活下去，我的脑袋小得很。还好，他写了蛛网模式就安静了，不再写。那些正义啊、机制啊、实体虚体、刀刀幕幕猫猫……我慢慢煨慢慢炖。开腔就是赌命，他只好述而不作。其实，他只在小小的角落小小的拉风了一把，就已经失语或无语。直到2007下半年，他千山万水外往我工地上喊：“不上网不行啊，每天抽一两个小时不行吗？”“我又有好东西！”2010年春节我回家，陈卫说：“贤斌、你、我都该出本书！”我点头称是，但心底说：“咱不是余秋雨、咱不是汪国真，咱不是倪萍，咱不是韩寒、郭敬明、棉棉和卫慧，咱更不是孔庆东，咱咋出呢？”然后是叭……我兄弟你中枪，吧唧……我兄弟你倒地，噗通……我兄弟你掉进猪圈里。

陈卫又失语或者无语，有一个小小的拉风：开庭被判后，有吃法律饭的人士说：“嗯？《制度之疾与宪政民主之药》？一看标题就是好文章，翻墙翻墙！我要楼梯，我要楼梯！”

脑残们，脑残是怎样炼成的？是喝文化三鹿和文化地沟油炼成的。文化三鹿和文化地沟油是怎样炼成的？请问胡锡进和单仁平。地球仪时报胡总、小单啊，谁会失语，谁会出局，谁会拉风，谁是你们的充气娃娃，你知，我知，你们知，我们知，举头三尺神明知。当然，还有的，你们现在不知，将来会知！

綦彦臣：论“国家性质”（上）

——模糊策略的悖论背景

小引：刘晓明如是说

一、话语权术与去妖魔化

二、模糊化的政治策略

三、中国国家性质是世界性问题

小结：全球进入“温战”时代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小引：刘晓明如是说

沸沸扬扬的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中国非共产党国家论”，并未在国内官媒得到刊登与讨论。因此，称其“沸沸扬扬”似有过份之嫌，且对该论特别关注的民间自由力量也只有陈永苗一人，进行了稍为系统的驳论[1]。所幸网络资讯发达（尽管限制颇多），刘先生的原话还能在中文媒体看到，他回答英国广播公司二台（BBC2）的“您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之问时，把问题扩展（转化）为自己的主题。

他说：“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只有七千万党员，而中国的人口则有十三亿。因此我认为您不能把中国称为共产党国家。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2]

一、话语权术与去妖魔化

刘的说法是一项成功的话语权术操作，即把自己想说的借着他人的话题（设问）而阐释出来。至少它比国内诸多新闻发言人的种种露怯出丑的行为要好许多。

毕竟外交领域与战略领域密不可分，刘的借题发挥可以说是借鉴萨达姆政权挫败的一种话语权术（策略）。从前苏联之亡到伊拉克去独裁，话语权术越来越成为借鉴者的关注项目，中国的左翼势力尤甚之。他们认为：事实上，从小布什政府开始酝酿伊拉克战争之际，美国媒体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宣传，从将萨达姆政权妖魔化到宣扬战争的必要性，不一而足。“[3]

很显然，刘晓明的话语权术针对的是被中国国内政治称为“妖魔化”的国际宣传策略，即反妖魔化。质而论之，妖魔化作为一种国际战略的确存在，它也是国家政治行为且具有社会学分析意义。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宣传德国人在比利时把婴儿的手砍掉，然后把尸体炼成肥皂[4]。

德国在一战时遭遇的妖魔化与晚清中国民间传说西方教士挖儿童眼睛炼丹惊人地一致，不过，前者是国家行为，而后者系民间行为。对于前者，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指出：“虽然这是谎言，但美国的公众却信以为真。”[5]

二、模糊化的政治策略

之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妖魔化作为战略手段的使用，中国针对国际社会的频率偏高。近期最经典的做法则是反对普世价值的理论阐释，进而深化成“五不搞”的政治禁例。这里面最核心的意识是：西方并未放弃晚清以来的对华侵略政策，中国接受了西方政治模式将会沦为其附庸。在另一方面，为了满足经济体积迅速膨胀的政治需求，中国也需要采取软实力投放的方式去影响世界，至少是自我形象辩护。

前苏联党国一体的恶劣社会后果、红色高棉残无人道的国内屠杀，还有当今朝鲜非人道的政治控制，让“共产主义”这个基督教初期的美好精神[6]完全负面化、污名化。因此，刘晓明将中国界定为“非共产党国家”的本意是“去共产主义”的模糊化。因为，作为共产党集团的个体他既无力更改集团的名称（如一直以来更名为“人民党”的建议未能公开），也无力改变宪法中对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地位特殊化设定的规范。

然而，反妖魔化可以得到人们尤其是学者的理解，模糊化却是功效不彰的无奈对策。它的可能的理论依托或许是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与今日中国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因为这两者的相通之处都是在维护共产党特殊宪法利益的同时，试图对国家性质做出某种暗中的修正。

三、中国国家性质是世界性问题

冷战结束的一个巨大贡献来自中共的经济改革开放，这种经济改革虽然不直接针对前苏联僵化的意识形态，但它至少使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陷入破产的境地。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国家性质之界定就成了一个世界性问题。由于该问题的高度复杂化，特别是西方遏止与接触战略的并行以和平演变为最终目的，其过程就产生了两大悖论：其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在移大程度上使其政治具有进一步的可变化性，或曰能否有（邓之后的）进一步政治改革开放，或言“政治改革”之说法是否也是一种模糊策略；其二，正面地理解“和平演变”，它固然是成本最小的制度重置模式，但毕竟它起源于美国的冷战思维即著名的凯南报告。

悖论背后是伪问题，更由于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全球经济带给民主政治的压力，世界更需要中国的经济带动。因此，“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之类概念显然过时之后，有人或将中国国家性质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定为“达尔文式资本主义”。而无论是哪种资本主义，显然都与刘晓明的模糊化相契合，或者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之世界看法也是“非共产党国家”判断的一个背景。

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政治环境里，更突出的是经济制度特征，如恩里克•凡胡尔所说：“这是一种政府具有决定性质影响的经济制度，通过国有企业和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但与政治权力阶层关系密切的企业以及通过监管和‘建议’对经济进行干预来实现。”[7]这种判断里面没有多少“北京共识”的含义，而“中国模式”仍被进一步诠释。

达尔文式资本主义，是肯尼恩•罗戈夫专指中国的目前制度现状，而使用的术语它当然地包含无所不在的国家干预，同时“社会安全网软弱无力”[8]也是其本质特征。因此，“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体系将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实现自我转变，以及中国最终是否会蜕变为新的资本主义典范还完全不明朗。”[9]

小结：全球进入“温战”时代

全球危机长期化将使作为世界问题的中国国家性质争论更加激烈。不过，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争论均是缺乏基础性理论支撑的。这种状况与冷战的复现概率之存在与温战[10]的现实有密切关系。

所谓冷战复现概率出现，就是本文第二节涉及的反对普世价值进而“五不搞”禁例所具有的趋势；所谓温战，就是介于冷战复现以及热战未能展开之间的状况，且主要发生经济领域。

————————

注释部分：

[1]参见陈的腾讯博客，2012年1月27日，“中国是不是共产党国家”。

[2]参见《澳门日报》电子版，2012年1月26日转引台湾中央社，“驻英大使：中国是非共产党国家”。

[3]张国庆著《话语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P188；张著版本：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5]波普诺著《社会学（第十一版）》（中译本，李强等译），P661；李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彭代康与陈邦俊合编《圣经词典》，P234，〈基督教初期教徒的经济生活〉词条；彭陈编版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表达共产主义的教条（非贬义即道德律令之义）集中在《新约•使徒行传》，可见使4：32（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以及4：34-35；在宗教共产主义生活里的自私行为会受到神的惩罚，如亚拿尼亚、撒非喇夫妇之死（5：1-11）。

[7]参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2011年10月16日文章（作者系前驻华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主席），“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新华社《参考消息》10月25日译介，第14版〈海外视角〉，译介题目未变。

[8]&[9]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2011年12月6日文章（作者系IMF首席经济学家、哈佛教授），“现代资本主义是可持续的吗？”；同上报，12月12日，第10版〈参考论坛〉，“现代资本主义暴露五大缺陷”。

[10]最早使用“温战”概念的是香港《动向》杂志的长期撰稿人士谢效茅，该刊2009年4月号有其文章，“情报外交受挫，‘温战’更明朗”。文中说：“中共和美国之间在便于不安全方面的歧见越来越不可调和，非冷战亦非热战的所谓‘温战’状态将日趋明朗化。”后来，该概念为大陆战略学界广泛使用。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8153.html）

在当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自2008年12月9日首批303人联署公布《零八宪章》以来，虽然文本起草人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受到残酷打压，虽然执政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消解《零八宪章》的传播和影响，但渴望真理与自由的人们仍然不惧高压，仍然一批又一批的站出来宣布自己对《零八宪章》的认可和支持，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著名政治学者李凡先生在谈到当代中国民权运动时公开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这些活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08宪章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也谈到：“《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应该说，李凡和秦永敏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截止2011年6月第二十六批联署人名单的公布，公开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内外人士将近13000人，这其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普通农民工，既有民主维权人士，也有体制内精英……毫无疑问，这是《零八宪章》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对于权贵集团“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09年6月我们郑重推出《零八宪章》月刊。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鞭策下，围绕民主维权事业，我们共编辑发行了31期电子文本，编辑转载各类文章两千多篇。与此同时，我刊还分别就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人权个案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声明，并就一些难点问题的处理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有效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存在的某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瓶颈制约，使得本刊能够吸纳的“原创文章”并不多，从而影响了本刊的发展，也让很多对本刊抱有深厚期许的师友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筹措到部分经费，虽然数量有限，但我们愿意将这点有限的资源用于推进公民维权事业，用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事业的宣传推广上。

因为这样的背景，《零八宪章》月刊现在面向全社会发出征文公告：

欢迎您就政治改革、中国社会转型、公民维权运动、民主宪政理论思考、群体性事件、公民参政运动（竞选人大代表、争取结社权、进行政治表达等）、检讨执政党、检讨执政府以及权贵集团的腐朽黑暗等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欢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争鸣，恳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先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来稿注意事项：

第一，来稿请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发表时署真名或笔名请注明。

第二，来稿字数不得低于1500字。

第三，来稿作者如果愿意，可以将本人小传寄来，使我们在编辑时能够将作者的情况告知读者。个人小传请少于300字。

来稿请寄：beijingbeijingbless@gmail.com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9-20

公告天下

许志永：法警为何如此跋扈？

——就承德案致最高法院王胜俊院长的第四封信

来最高法院申诉大厅有8年的历史了，是为一个冤案。河北承德陈国清、朱彦强等四位村民被指控1994年抢劫，过去17年的时间里他们被五次判处死刑和死缓至今仍在狱中，而他们确实是无辜的。今天，我和朱彦强的母亲来到最高法院第41次申诉。

七年前，在北京南站北边的最高法院申诉立案院子里东侧的那个门，我曾经亲眼看到有不止一个访民被法警拖进去野蛮殴打，2004年8月16日甘肃65岁的王云顺被法警野蛮殴打后第二天凌晨死在申诉大厅旁边的胡同里，那天引发了愤怒的访民与警方冲突。七年后的今天，最高法院申诉立案大厅搬到了红寺村这个更为偏僻的角落，大厅更气派了，四周挂着“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之类的红色条幅，法警表面上看态度也更温和了，但是，最高法院骨子里的傲慢与嚣张没有改变，一个普通公民仅仅因为在接待大厅里拍照被三个法警拉进去，夺去手机之后，还被010100号法警按在椅子上打了四个耳光，这就是我本人今天下午的遭遇，不，其实这和我本人没有关系，我不在乎自己的得失，你们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在乎的是，你们怎能如此狂妄野蛮地对待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

法庭内部不准拍照录像的规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不是法庭，这是接待大厅，我录的不是审理案件过程，而是法警恶劣的态度，你们禁止拍照的理由是“最高法院的规定，国家机关周围150米内不准停车和拍照”。我跟法警说，最高法院不等于法律，你们的土规定没有任何法律根据。010051法警对另一个法警说，“查查他是不是律师，如果是律师吊销他的执照！”你们是谁？你们把律师当什么了？

我的当事人，朱彦强的母亲60多岁了，奔波上访17年落下一身病，她为了这次申诉，昨天输一天液，今天清晨到这里，在大厅里还在吃药。我们从上午八点半等到十一点你们下班，然后从下午一点半等到四点你们又要下班了，怕身体受不了，她买好了明天中午回程的火车票。她如此执着，因为1994年8月16日案发生那个夜晚，她的儿子21岁的朱彦强正躺在家里输液，她亲自从医生那里找到了输液处方，这无罪的铁证，后来被河北高院隐匿了。四个家庭，十几年奔波之后大都认命了，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还在坚持，去年10月最高法院的法官还说等记录申诉了十次就能立案了（不知道你们怎么记录的），今天就是你们记录的第十次，她满怀希望。她等了整整一天，前去询问无数次，法警冷冷地回答，等着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厅里数百位上访者他们绝大部分都来自外地，在这里耗上一天然后走了，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们还居然张贴一个规定，如果被叫到了没有答应，六个月不再接谈，我们去年就曾被你们这个规定惩罚过。你们就不能跟他们约定一个时间吗？你们就不能给他们一点点尊重吗？

“河北的杨淑霞，快点！”这么多年在最高法院申诉大厅我听了太多这类充满不耐烦、轻蔑甚至仇视的叫呼声，无论外表装饰多么光鲜，这声音传达的骨子里对人民的冷血、傲慢与跋扈令人齿寒。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明天，我们会继续到最高院申诉。

许志永 2012年2月13日

姚立法等支持和拥护温家宝总理呼吁政改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十八大召开之际，辞别胡锦涛十年，迎来习近平十年。

胡锦涛十年，遗憾的是：

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至今乃由亿万纳税人供养着。

我国90%部省级以上官员竞由外国人直系亲属担任。

八十年代中央政治局定下的“官员公布财产”未能落实。

中国5%的人短期内暴富，控制了80%的财富，来自500个家族。

三十年前用“运动”控制民众如今改为用“国宝”“特警”替代。

胡锦涛十年，温家宝一次次呼吁政改如：

温家宝谈政改：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温家宝政改论与邓小平一脉相承

温家宝受CNN记者专访谈政改：让每个人活得有尊严

温家宝深圳重提政改引关注或为深化改革信号

温家宝释放政改信号

温家宝：无政改保障经济改革成果将得而复失

温家宝五谈政改意味着啥？

人民是业主，政府是物业，国家是小区，政党是团体。

人民有表达自由和免于恐惧的权利。

政府的功用应是服务而不是驭民。

国家的功用是保护大众让人生幸福。

政党由纳税人供养这不是伟光正。

值此十八大召开之际，河北工程大学副教授王刚，致中共中央高层的公开信，支持和拥护温家宝总理关于政改的呼吁。

王刚副教授公开信指出：“你们也说反腐败，但自从你们建国以来，腐败越来越严重，你们还有什么良策吗？”“毛新宇是个少将，朱德的孙子是将军、外孙也是将军，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王刚副教授公开信呼吁：能不能在这封信的下面写下你们的省份和网名，最好用红笔写：已阅，同意转发！大家签字，全世界的华人大概有15亿，到了有一亿五千万人签名了，中国就有希望了。这将是最好的结局，这是避免社会发生动乱的唯一的方法了。

此致 2012.2.1.

签名人：

【凡制作签名表格，在网上或网下推广此征集签名者，征集百人以上者均为本次活动的联署发起人之一。】

签名信箱：

湖南全省签名：tv5589@gmail.com

其它地区签名：iamyuanmin@gmail.com 转发前请留用您本人电子信箱，以便您收集整理

姚立法,湖北省,潜江市,54岁, 13986935587 ,yaolifa007@gmail.com

冯玲湖北潜江宪政义工 15337373476

刘家财,湖北省宜昌市,男身份证号420500196510260092 联系电话15287779404

13872691871,邮箱：532147327@qq.com

刘佩华，男，湖北省洪湖市峰口镇西河村五组，13207297338,1259513862@qq.com

尹卫和，民族：汉，性别：男，71年10月21日出生，湖南省湘乡市，育段乡支持民主，反腐维权人，电话18605223786；电子邮箱975849861ab＠gmail.com

湖南公民

刘永泽电话：13755158634

尹正安电话：15367653627

张善光电话：15574529892

黎建军电话：15367558197

卿昭电话：13874370085

周志荣电话：13762235393

张凡电话：15847873248

罗茜电话：15273971642

李德铭电话：13907436798

张子霖电话：15274915296

周亚华身份证：430623197105057652 湖南岳阳市钱粮湖镇，餐饮业

王良伟青海西宁自由职业 19771005 男 bygone120@gmail.com

郭永丰甘肃陇南自由撰稿人 1967-06 男 075586136753 minzhuqiangguo@gmail.com

周港谋祖籍河南信阳现住址辽宁大连职业工人 1964-10 男 13052738697，zgm-93062158@163.com

孟醒，河南商丘人，现居深圳，自由职业，手机：13392844117，E-mail:mx@itjishu.net

上官文青，男，1980年6月出生，沈阳人，自由职业，反腐维权人士，邮箱：shangshanshuoshui520@gmail.com

俞卫东浙江临安农民 1973-01男 057153795743 15906628191 303480240@qq.com

邹巍浙江杭州 1970年10月23日男技术员联系电话057185507972

沈建明。杭州。公民。电话：13486190840.

朱辉。宁波。公民，纳税人。电话：13957867851

华利军　　　浙江衢州,１３４５６７８２２０２.

胡军，新疆13070385314

杨华，上海，商业征信公司员工，联系电话15821163790

张恒嘉山东省蓬莱市大柳行驻地手机：15853524215 邮箱：5840779762@qq.com，enguang2009a@163.com

李向阳，山东省沂水县人，1962年生，维权律师。电话：13655494031,电子邮箱327539921.qq.com

张凤阳,安徽阜阳,自由职业,1974年12月3日,男,13605587654,63120369@qq.com

李双德,四川省,成都市,1963,11,29, 13518110826 ,cdlishuangde@gmail.com

(2012-2-7)权利运动发布

来源：转自民主中国

姚立法等关于公开各级人大代表联系方式的请求

本信郑重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

参考香港立法会官网公开的信息，要求全国各级人大在其建立的官方网站上，公开本级人大代表的具体联系方式，包括办公通信地址、办公电话、电子邮箱，以使人民群众能与人大代表保持正常的联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条第（五）款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必须履行“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但事实是，当我们遇到重大问题时，不仅见不到我们的代表，连他们的基本联系方式都找不到。各级人大设立的代表联络处，事实上并不是帮助公民联系代表的机构，而是按上级意图组织代表活动，并严格限制着公民与代表的直接接触。一些人大网站上，虽然公布有本级代表名单甚至照片，但根本不提供联系方式。人民选出了代表，但之后却找不到他们反映意见，那么，代表们在各种问题上的代表性势必大打折扣，甚至与民意相反。

各级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监督，人民有权罢免其选出的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七条和第一百零二条的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六条规定“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可见，宪法和法律都明确规定了人民对代表的监督权，但人民连他们的代表在哪儿都不知道，如何监督？

公民不知道代表的联系方式，既无法反映意见，更无法监督代表，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被无形中普遍剥夺。因此，明令各级人大公开代表联系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已责无旁贷。

本信从香港立法会官方网站（http://gjj.cc/XiangGang/ZhengFu/legco_gov_hk.htm）公开的议员信息（包括议员履历、通讯录、个人利益登记册、酬金及福利，见下图），得到启示。

香港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政治制度的不同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相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人大代表理应与人民有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方便百姓与代表的联系上，大陆理应比香港做得更好才是。但如今我们看到的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陆代表，竟不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议员与人民的联系密切，这不能不令人反思，更不得不纠正。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确认的国家立法机关，并由全国人大代表组成。这些代表与人民的联系程度反映出代表的真实程度，并通过立法和监督表现出来。因此，本信郑重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

该请求并不涉及个人隐私，更不存在技术问题。其中，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更应向人民公开联系方式。因为涉及更高层级人大职权范围的问题，公民有权直接向该级人大代表反映，但这些代表通常不在基层，不公开他们的联系方式，基层群众就根本找不到他们反映意见。而事实上，一些群众意见较大的问题，其监督制约权恰恰不在基层人大，而在上级人大，甚至全国人大。因此，拒绝向公民提供这些代表的联系方式，其实就是阻止代表履行法定义务。故请求尽快公开各级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

请求人署名：

王铮姚立法冯玲陶冶安汝平李建伟赵小萍范铁梅瞿明学王涛徐子琦魏来黄英顾义民王德佳温兴义胡佳林红武建国郭永峰杨勇王意深郑通盛张宏高棋浩叶海燕杨泰羽郭全芳袁聪堂孙功宝刘太乙孙华勇文加义杨祖坤王玲栾宁枉成明张明智王立新王宝义杜光辉侯迎中宫明伟刘省三唐士军陈鹏杨华陆虹唐晨峰张海涛朱嘉源马建民蒋剑云徐海波常坤蒋星梅蒋怡沁李峰磊李士平杨莉刘明学孔国平张建中张建平（签名中...）

亲爱的公民朋友，其实我们抱怨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纵容出来的；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我们一起较一点真儿，社会环境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变；其实我们为“公序良俗”做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天赋的责任。

此信所言，若幸得其他公民共识，并愿意在上联名，请把本人姓名、性别、联系电话、常住地（到地市行政级即可），于2012年3月1日“两会”召开前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wangzh2003@sina.com 或手机13884029666瞿明学，13922938282祁柏辉，13102240525张建中，13879013098刘萍。发起人将在“两会”结束后，负责将结果回复各位。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和参加

联名请求全文地址：中华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6/73/10/0_1.html

此信息由权利运动选举观察项目编辑

来源：转自民主中国

“维权网”就近期接连重判民主维权人士的抗议声明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对人权捍卫者和异议人士的打压举措，终结以言治罪的历史，认真落实《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中有关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

二、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对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做出国家赔偿，并追究制造人权灾难者的法律责任。

三、立即开启政治改革和社会协商对话，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对全国各地一切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案件进行大清理，平反所有冤假错案，修改《刑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罪条款，废除以言治罪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月10日下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杭州民主维权人士朱虞夫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这是最近一个多月来在中国大陆接连发生的第4起严重的以言治罪案件。“维权网”对这种公然违反《宪法》和国际法准则、严重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作为表示强烈抗议和严正谴责！

朱虞夫先生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于1月31日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公诉方指控朱虞夫曾组织浙江民主党成员和支持者为政治犯及其家属募捐；在网上发表文章、接受外媒采访；在2011年3月网传“中国茉莉花革命”时，发表诗歌《是时候了》等，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虽然代理律师与朱虞夫本人均作了无罪辩护，法院也表示将对证据作进一步核实，结果却在10天后匆忙做出如此重判。 (博讯 boxun.com)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初网传“茉莉花”事件后，中国各地不仅出现大肆抓捕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而且在当年3月25日四川省遂宁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民主维权人士刘贤斌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零4个月；5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湖南二战史专家、异议人士吕加平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同时，判处吕加平同案金安迪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吕加平的妻子于钧艺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近一个月以来，中国政府分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人权捍卫者陈卫9年有期徒刑、贵州人权研讨会召集人陈西有期徒刑10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李铁有期徒刑10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浙江民主党人朱虞夫有期徒刑7年。而从当局指控他们的主要“罪证”来看，都是他们所发表的一些针砭时弊、呼求民主改革与维护人权的文章和诗歌。

2011年12月23日，四川省遂宁市长期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改善中国人权的维权人士陈卫，被当地法院以其近年在“民主中国”、“中国人权”、“议报”等网站发表《制度之疾与宪政之药》、《民间反对派的成长是中国民主化的关键要素》、《和谐的陷阱与公平的缺席》、《人权日绝食的感悟》等4篇文章，其中提到“人们被剥夺的思想和信仰”、“中国共产党利用暴力机器对人民控制”、“是民主的敌人”、“大家看清了中共反人类的本质”、“一党专政的丧钟已经敲响”、“以街头对抗推进民间政治”、“必须改变这个制度”，而认定其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2年。

就在两天后的2011年12月26日，贵州省贵阳市“贵州人权研讨会”召集人、维权人士陈西，被贵阳市中级法院以其2005年5月以来，通过互联网先后在境外多家网站发表《为了三个公民——答共产党公安》、《我是民主党人》、《“六四”改变了我也将改变中国》、《中国民主党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等36篇文章，而认定其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紧接着，今年1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致力推进中国民主宪政的维权人士李铁，被武汉市中级法院以其在网络上发表《人以尊严为天》等文章，其目的是以民主的名义，达到推翻国家政权、和平演变的目的，其具体表现在参加三至五人集会、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党派、和敌对势力的网站联系，而认定其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在和平时期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有关当局竟以公民践行《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而发表的和平、理性的言论为罪证，如此密集地重判民主维权人士，不仅违反本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也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还违反中国政府支持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第一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二条“每个国家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保护、促进和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第六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根据人权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自由向他人发表、传授或传播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料和知识”，“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发展和讨论新的人权思想和原则，有权鼓吹这些思想和原则”，“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同时也与中国政府一再宣称的“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相背离，更与温家宝总理倡导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的主张相违背。

“维权网”强烈要求：

二、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对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做出国家赔偿，并追究制造人权灾难者的法律责任。

维权网

2012年2月10日

维权夫妇古川、李昕艾“为孩子募捐计划生育罚款‘三万五’活动”公告

古川申请到一个去国外读书的机会，可是孩子办护照的前提是有户口，我们的一些微薄积蓄已用作学费，便无力再支付孩子的计生罚款，现鼓起勇气向诸位募捐。我们希望在至多一个月内能募捐到35000元，请经济上宽裕并愿意帮助我们的捧个钱场，经济上不宽裕的捧个人场，感谢大家！

（参与2012年2月13日讯）2012年2月9日，居住在北京的维权夫妇古川、李昕艾在网上发起了“为孩子募捐计划生育罚款‘三万五’”活动。募捐书说：“我们夫妇生育的第二个孩子现在1岁3个月，为上户口正面临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罚款‘三万五千元’。”

募捐书还提到“2011年初发生在古川身上的不愉快”。2011年2月19日，因为在推特上转发有关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消息，古川被黑头套绑架失踪63天，期间遭遇殴打等酷刑。

参见：李昕艾：亲历“2.19”——多行不义必自毙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4102）

下面是募捐书的内容：

为孩子募捐计划生育罚款“三万五”

各位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我们夫妇生育的第二个孩子现在1岁3个月，为上户口正面临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罚款“三万五千元”。虽然古川是北京市集体户口，但是无房不能为孩子落户，即使没有房子的问题，北京几十万的“超生”罚款也是普通公民所不能承受的；我们不得不将两个孩子的户口落在我的老家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柳树酄镇，第一个孩子的户口已在我老家落好，但第二个孩子不缴纳计生罚款则无从落户。本来我们可以暂且让孩子保持“黑户”状态，但是由于2011年初发生在古川身上的不愉快，两个孩子幼小的心灵备受伤害，之后我们便决定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暂时换个环境去生活，于是古川申请到一个去国外读书的机会，可是孩子办护照的前提是有户口，我们的一些微薄积蓄已用作学费，便无力再支付孩子的计生罚款，现鼓起勇气向诸位募捐。我们希望在至多一个月内能募捐到35000元，请经济上宽裕并愿意帮助我们的捧个钱场，经济上不宽裕的捧个人场，感谢大家！

如果您理解并愿意帮助我们，请捐助到此账户：

丁访关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天通苑西区支行 6222 3700 3306 8111

暂住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名流花园兰苑2号楼一门301 邮编：102209

拜谢诸位理解并帮助我们的人！

古川、李昕艾夫妇敬上

2012年2月9日

网友的留言：（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焦点关注

编者按：2月6日，重庆“打黑英雄”王立军投奔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滞留一天”，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力量围绕“王立军闯馆”事件进行了种种猜测和议论，也许2012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会因为这一事件而引发某种变化，不过现在做这种预测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王立军事件对所谓“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具有极大的解构意义，无论是重庆还是薄熙来都将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但愿他们能够改弦更张，为重庆选择民主、宪政的未来！我们愿意拭目以待。

这里，我们选编部分有关王立军事件的文章，一是梳理一下该事件的大致脉络，而是看看网络世界对这一事件有些什么样的评论和期待。

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正接受“休假式治疗”！！！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2月8日电　8日上午10点54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过新华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薄熙来：我们哪里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忽悠造谣

来源：华龙网

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

华龙网讯（记者肖竹） 2至3日，我市召开宣传文化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今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宣传战线的同志不是当“吹鼓手”，而要成为“思想家”，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正确地引导舆论，弘扬先进文化，推动市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以服务重庆的科学发展。市领导何事忠、翁杰明、陈雅棠、谭栖伟、谢小军参加会议。

城市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环境的改善，都要有动力，这个内在的动力就是人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在前任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步，全市人民精神振奋、发愤图强。这其中，不仅经济战线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有实绩，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宣传战线的同志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很有创意。通过报刊、电视和各种宣传媒体，广大市民更多地了解、认知我们的山城，并激发出更高的工作热情与更大的勇气和智慧。3200万人民万众一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就事无不成！

薄熙来说，城市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环境的改善，都要有动力，这个内在的动力就是人！就是锦涛同志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即时时、事事“以人为本”，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而激发人的精气神，共同参与伟大的事业！我们宣传战线的同志就是在做人的工作，通过大量健康、有益的信息武装人、改造人、提升人。老话讲，“人心齐，泰山移”、“众志可以移山”，宣传战线的工作不可小视，这是个“硬”碰“硬”的任务。信息本身虽然是“软”的，但它产生的作用却是“硬”的。我们的媒体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钢铁般的意志。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

薄熙来说，城市发展需要精气神。一个地方如果只是按照惯性、盲目地往前走，不大清楚目标，也不清楚为啥干，走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没劲了，人心也就散了。这些年，重庆之所以能高歌猛进地发展，就是因为市委精心谋划，市府全力推进，人大、政协不仅依法监督、建言献策，还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政协委员助推发展”等活动，全市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焕发出了奋发进取、求真务实、顽强拼搏的的精神！这其中，宣传战线发挥了凝神聚力的重要作用。

城市发展的成功与否，绝不只是GDP的高低，财政收入的多寡，而是广大市民整体素质的强弱，此乃一城一地发展之本

薄熙来说，城市发展的成功与否，绝不只是GDP的高低，财政收入的多寡，而是广大市民整体素质的强弱，此乃一城一地发展之本！如果市民的整体素质能不断提升，这个城市的机会就层出不穷，前途就无可限量！而宣传工作恰恰是提升市民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报刊也好，电视也好，其实都是广大群众的教科书，每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的精神世界，还教育着下一代，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精气神！这种作用潜移默化，给人的印象终生难忘。所以宣传工作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对其未来的竞争力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地位重要，能管人，能查人，能决定人的“命运”，宣传部长没啥，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但在我看来，宣传部长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全体市民的思想结构、知识结构，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政治方向。

一个干部要有出息，有前途，就一定要静下心来读点经典、求点真知，在有限的生命中感悟人类创造的精华

薄熙来说，这些年，我市宣传工作导向正确，形式活泼，有声有色，市委很满意。报社的工作更深入，报道更接近民众，可读性也更高，配合市委、市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重庆卫视办得好，我本人就是重庆卫视的热心观众。比如，卫视的《记忆》、《信念》、《品读》、《十大民生》、《五个重庆》、《共富大家谈》、《重庆好人》等栏目，办得都不错，能拿人！卫视还取消了商业广告，也是一大革新！人生有限，转眼就到退休，可不要小看了业余时间。现在很多人习惯有空就打开电视。但有些电视节目，或轻歌曼舞，或制造些笑料；或中庸之道，顾左右而言他，不敢直面矛盾、坚持正确的东西……看这些节目真是消磨时光，一点知识也不长！一个干部要有出息，有前途，就一定要静下心来读点经典、求点真知，在有限的生命中感悟人类创造的精华。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主席一生博览典籍，深入思考，融会贯通，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和引导。60年代初，毛主席就主张高级干部要读读柳宗元的《敌戒》：“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真是发人深省，也令人警醒。咱重庆卫视的不少栏目很有看头，办得有特色、有深度，也有吸引力。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市内外朋友也喜欢。坚持走下去，会越办越精彩。

重庆相关医院称网传王立军病历“是假的”？！！

来源：大洋网

作者：钟经

网上披露的第三军医大学大坪三院一张患者名为“王立军”的病历显示：“2008年7月根据市委办公厅指示，患者纳入重点保健对象。”该病历上还表述，“有关专家根据患者上述临床表现，初步诊断患者患有严重的抑郁状态和重度抑郁发作，建议组织干预，对患者实施治疗。”

对于这张真假难辨的病历，2月9日，记者与大坪三院院务部进行了联系，院务部一位女士明确表示：“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2月6日，全国闻名的“打黑英雄”、刚刚卸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来到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王立军“自行”离开。

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王立军最终去向不得而知。2月8日上午十时许，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在官方微博上发布消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而仅仅一天之后，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始于2009年的重庆打黑，随着王立军短短几天时间里的命运波折，似乎也走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转折点。

职务之变

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事任命或许成为导火索！

龙年春节期间，重庆公安系统呈现出极为紧张的状态，公安系统人员加班成为常态，大事似乎将要发生。然而，许多人都没想到，这件大事与兼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有关。

2月2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工作。”随后在重庆市公众信息网上发布的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分管工作信息中，王立军分管的工作调整为：教育、科技、园林、参事、文史、修志等工作。

这一在外界看来非常突然的工作调整，迅即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讨论。众多网友认为王立军分管文史、修志等相对于公安、政法工作来说重要性减弱。但是，王立军在回应媒体关注时很轻松地表示：“这属于正常工作调整。”然而，一个细节却显示并没有这样轻松。

公开宣布调整的第二天，重庆市政府参事、文史馆员、决策咨询专家新春座谈会在重庆希尔顿酒店举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出席了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照兵也一同出席。然而，与会的参事和文史馆专家并没有见到已分管参事和文史的副市长王立军。

直到2月5日，王立军前往重庆师范大学和重庆市教委调研，才开始了分管工作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去向争议

然而，风云突变。2月6日，王立军突然来到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随后王立军的行踪就成为全国关心的热点话题。

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再次以微博的方式对王立军的情况进行了公布，并以创新的“休假式治疗”回应了各方咨询。《中国经营报》记者与重庆市政府新闻办进行了确认，该微博确系重庆市新闻办所发。

对于引起轩然大波的王立军的造访，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和美国大使馆新闻官员开始并不愿意正式回应。直到2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VictoriaNuland)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此事。

纽兰表示：“王立军本周早些时候确实曾以副市长的身份要求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举行一次会谈，时间被确定下来，美方人员与他见了面，他确实去过总领事馆，之后他自行离开了。”

按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王立军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属于约定到访。然而，相关会谈细节美国国务院方面并不愿意透露。而在2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2月9日，记者与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取得联系，询问正在“休假式治疗”的王立军后续情况。然而，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相关人士颇为抱歉地说：“我们也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可以公布。”

压力之说

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进行“休假式治疗”的王立军去向成谜，一则有关王立军的病历却在网上不胫而走。

对于这张真假难辨的病历，2月9日，记者与大坪三院院务部进行了联系，院务部一位女士明确表示：“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然而，透过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的“休假式治疗”所表述的“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似乎在身体健康方面确有一定的问题。

此前，记者与重庆警方人士的交流中也了解到，由于王立军身上有20多处伤口，而且在重庆工作期间，王立军素以“拼命三郎”著称，甚至担任其秘书的多位人士的工作压力也极为巨大。

在大坪三院否认王立军曾在此进行治疗的情况下，王立军此前是否在重庆其他医院进行治疗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可靠人士表示，2月6日王立军确实曾准备去西南医院检查，一位权威的老年科医生还专门候诊。

但是上述人士也坦言，并不清楚2月6日下午，王立军是否在前往西南医院之后再奔赴成都。

按照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大致可以断定王立军应该是在2月6日下午或者晚间抵达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重庆到成都有两条高速路可以前往，一般人都会选择路况更好的渝遂高速。位于沙坪坝的西南医院离渝遂高速入口很近，由此到成都最快三个小时左右。

后打黑时代

关海祥担任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

不可否认，王立军在担任重庆公安系统重要职务期间，对于重庆治安改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月9日出版的《重庆日报》在头版刊文《平安重庆，重庆人共享的幸福家园》。这一非常时期刊出的重磅文章中明确写道：“2009年3月底，我市更是启动了‘平安重庆’建设，‘平安重庆’的第一枪，直指盘踞山城的黑恶势力。”

经过两年多声势浩大的打黑，重庆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500余个，抓获涉案人员5700人，切断非法放水资金700亿元。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称重庆打黑除恶工作“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

尽管当地媒体对于重庆打黑颇多赞誉。但疾风骤雨般的重庆打黑也受到了一些人士的批评。

学者贺卫方曾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他在信中还特意对王立军说了几句话：“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打黑固然重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对于这些意见，重庆警方并没有公开回应。而在此期间，王立军对公安系统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包括交巡警制度的建立，内部管理加强。甚至对于警员着装和办公室整洁等等，王立军也进行了十分严格的要求，个别警员还因此而受到极重的处罚。官方对于王立军的一则评价中也提到王立军“批评人不注意方式”。

王立军的继任者是否会延续重庆的打黑态势？从公开的媒体报道中，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一职已经由江津区委书记关海祥担任，这位从共青团中央“空降”到重庆履职，并无公安管理经验的官员将给重庆公安系统带来怎样的改变，外界正拭目以待。

2月8日，重庆主要领导并没有出席在重庆举行的规格极高的“全国法院深化司法拍卖改革工作会议”。主要官员短暂“消失”引起诸多猜测之后，2月9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重庆出席了多个会议，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云南考察的情况也陆续披露。

记者在2月9日探访了重庆主要官员所住的小区，重庆市委、市政府，各处似乎与平时并无两样。一切似乎正在恢复平静。

顾晓军：王立军事件目前最全的版本

立军事件目前最全的版本下午，我在“顾晓军最新闻”中道：王立军在领馆内和美方谈了24小时。市长黄奇帆带70辆警车赶到美国领事馆将其包围。在王立军离开领馆时，黄奇帆想将王立军带回重庆，和国家级国宝发生冲突。中央已出面干预。如此，王立军现在应该在中央的手上。凤凰网的说法，应该是重庆的说法，中央很恼火。其他不敢说。

　　我还道：重庆称“王立军休假”，中央震怒：“休假休到美领馆了吗？叛逃是休假？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在共和国史上闻所未闻。”还有消息，就不敢说了。

　　在这里，我可点穿了：第一、重庆想带走王立军，但未成功。王立军现在在中央的手上。第二、王立军要不去美国、要不去北京，他不愿去重庆。他说“我是薄熙来的牺牲品，薄熙来是野心家，我要与他鱼死网破，材料已经转移海外准备好了”，就不是一般说说。第三、这第三其实是中央的事，与我无关；中央怎么想、怎么做，我都不知道。

　　回顾与最新情况－－

　　2012-02-02，我转发了《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因腐败、刑讯逼供被免职》。要点：重庆市公安局长、副市长王立军因腐败、刑讯逼供被免去公安局长的职务，中纪委已经立案调查。

　　2012-2-3，我发表《王立军怕是真的要完蛋了》，影响比较大。但，有些网站被迫删或隐了（其实不要怕，党也需要有人放风，我作为反对派、充当一个角色，比较合适。党呀，要记住我的恩情呵！）。现，我将要点引于下－－

　　据海外媒体报道：“中纪委已掌握，王立军主要涉嫌以下犯罪：1、在辽宁锦州和铁岭，对黑社会（主要是矿产业）进行保护，捞取好处。2、在两地任职期间，通过控制公安设备、服装采购，拿取回扣。仅在重庆3年，警务设备采购涉及金额几百亿元，由他的朋友控制，回扣进入海外账户。在重庆，王立军要求所有警察穿西装，成本200元，支付4000元。3、王立军在大连、重庆接受朋友的房地产等好处。”

　　另，消息人士称：“王立军在重庆标新立异，将公安局改为‘警察署’，警服、警车独成一体，引起中央不满，但对他进行调查是因为他黑白两道的腐败问题。”

　　去年5月，“曾独家报道‘辽宁铁岭公安局局长谷凤杰涉嫌重大违法犯罪被双规’的消息，因为王立军曾在1995年到2003年在铁岭市任职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务，不排除两者间有关联。”

　　就这些还没完，问题是海外媒体还说：“据称，王立军周围的铁杆都已经被捕，包括他的司机。”

　　以上，是王立军自己的问题，且已是“过去时”。而“现在时”，是“在组织部长宣布对他免职公安局长并做调查时，王立军愤怒的拔枪以对，并向政法委书记摔茶杯”。大家都知道，“向政法委书记摔茶杯”没什么，但“愤怒的拔枪以对”，这事可就大了。

　　这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从北京消息人士处得知，薄熙来知道王立军被中纪委调查的消息后，为免于引火烧身，提前和王立军划清界限。”

　　文章，还透露：“王立军为了薄熙来两肋插刀，在重庆‘打黑’并清除‘异己’，大难临头，原想找薄熙来帮忙，却被无情抛弃。”因此，王立军就－－“公开宣布与薄熙来决裂，声称要曝光薄熙来和夫人谷开来的违法腐败的料！王立军还以‘在重庆生命将有危险’为由，要求调回辽宁或北京。”

　　还有，“消息人士还透露，王立军已经实名向中纪委揭发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例如向海外转移资产，以及薄熙来的儿子的问题。”

　　引用毕。

2012-2-4，我发表《王立军韩寒吴英被倒分析》，其中与王立军有关的有－－

　　于王立军的补充信息如下（源于海外媒体）：一、王立军之事，与“2009年重庆哨兵被杀及抢走步枪案及系列重大命案无进展”有关。二、王立军之事，与打掉“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原市高院副院长张弢等”“前任势力”有关。三、王立军之事，与“乔石等退休政法界元老”有关。

2012-2-7，我又发表《聪明莫过薄熙来王立军消息已确切》，重要内容有－－

　　海外媒体最新消息：“王立军周围的人被抓，确有其事，具体情况是：薄熙来抢在中纪委前，先动手清理王立军周围的人，搞证据。”

　　消息称，“从司机开始，薄熙来已经逮捕了王立军周围十一人。此事对薄熙来‘打黑’运动是极大的讽刺。”

　　据悉，“日前王立军去重庆一所大学考察是临时作秀，是薄熙来批准后前去的。”

　　另悉，两天前南方周末记者打通了王立军的电话，问他“是否出事了”。王立军说：“我现在还是自由的。”

　　记者又问他“司机是否被抓？”他回答：“抓就抓呗。”

　　消息还称：王立军随时有可能被捕。

　　2012-2-8上午，我发表《王立军要叛逃？毛左朋友悲哀吧！》，重要内容有－－

　　“2月7日晚，大批警察进驻成都美国领事馆周边街道，把所有通往领事馆路口封锁，设立了关卡，严查来往的车辆和行人。网爆系重庆市副市长、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前往成都美领馆寻求避难。”

　　海外媒体消息－－“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逃至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要求避难，被拒绝后已被公安人员拘捕送至北京……”

　　“目前国内官方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对此事均无证实”。

　　“2月7日晚至8日凌晨，国内微博开始出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周边路段出现大批军警戒严的消息，并上传了大量现场图片。”

　　“成都美领事馆周围警察密布，封锁交通，严查往来行人及车辆。有民众说已经等待几个小时到了，不能回家。有目击者见到一辆渝A字头的越野车停在领事馆外，随后被警方拖车拖走。”

　　“Koki_Wong在新浪微博发帖爆料：王立军实名举报薄熙来，躲成都美领馆寻求庇护，武警出动70部军车封锁把人带走……”

　　2012-2-8，下午，我发表《非党报“最新闻”王立军消息》，重要内容有－－

　　据海外消息人士最新透露：“王立军是5日借口到学校出席活动，化妆后逃亡，当日晚上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

　　另“王立军在美国领馆内和美国情报人员深入交谈，透露了大量中国的内幕情况。”

　　“据悉，领馆被封锁24小时”，“因为王立军情绪不稳和中方施压”，“迫于压力，美方6日晚将王立军交给国安”，“送往安全的秘密地点调查”。

　　还有，“王立军在领馆出来时，对国安人员说，要和薄熙来鱼死网破，重要资料已经转移海外”。“据悉，目前薄熙来和妻子谷开来非常紧张，谷开来已经数日无法睡眠”。

　　通过网友跟贴，我介绍：“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星期三上午发布微博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简要分析：

　　一、2012-2-8上午的《王立军要叛逃？毛左朋友悲哀吧！》，虽报告了王立军“叛逃”的消息，但消息源在时间上搞错了。结合2012-2-7的“日前王立军去重庆一所大学考察是临时作秀，是薄熙来批准后前去的”消息看，2012-2-8下午的《非党报“最新闻”王立军消息》中的“王立军是5日借口到学校出席活动，化妆后逃亡，当日晚上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等比较合理。

　　二、2012-2-7，我发表的《聪明莫过薄熙来王立军消息已确切》一文，就“聪明莫过薄熙来”而言，你如果以为我说的是“薄熙来抢在中纪委前，先动手清理王立军周围的人”，那么，你就错了。

　　三、王立军的手上，应该确实是有货的，他说“我是薄熙来的牺牲品，薄熙来是野心家，我要与他鱼死网破，材料已经转移海外准备好了”，这里面是有重点、有暗示的。

　　四、中央有多大的决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结果，我很久以前的文章暗示过。这就象大家都不看好上海的俞正声一样，我早说他能进十八大。

　　反正，事情麻烦了。李庄律师助理马晓军7日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行政起诉状》，聘请浙江两位律师代理起诉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江北公安分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一案。要求确认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赔偿各种经济损失204839.22元。

　　其实李庄是惹不起的。当然不是他本人惹不起。象我写写批判文章，没事。

　　有人爱在我博客发“释放方竹笋”，该你自己说了。

　　最后，我奉劝毛左朋友们，千万不要难过。当然，我也很了解你们－－很快就会说：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

　　好，结束。（这是目前最全的版本）

　　　　　　　　　　　　　　顾晓军2012-2-8南京

来源：共识网

重庆新闻办造假律师强烈要求当局道歉

北京的著名律师刘晓原发微博说：“强烈要求你办就‘休假式治疗’的说法作出解释，并向网民道歉。”北京新大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业文也跟帖说必需的。

广东的周文明律师说：人民网的报导说明王不是有病，所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消息是假消息，强烈要求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就“休假式治疗”的假消息，向国人道歉！

【大纪元2012年02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被免职到逃到成都美国总领馆，事件震惊世界，但至今重庆官方媒体没有透露半个字。欺骗全国民众的“现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微博，至今依然“健在”，有民众要求新浪取消重庆官方用户名，众律师、学者要求重庆官方向全国人民道歉。

谎言微博至今保留民众呼吁新浪取消官方帐号

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2月8日发微博公布王立军行踪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然而中共高层在美国国务院公布真相的压力下，不得不出面应对，用新华网通稿借外交部发言人之口称，王立军滞留美国领事馆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口径与重庆官方大相迥异。

有媒体记者披露，已经有很多记者前往重庆，不过重庆接到指令，凡有关薄熙来的新闻，不管是上报纸或电视均须经北京批准。新浪手机用户2611529787讽刺表示，党禁、报禁、微博实名制，我们生活在自由、民主、保障人权的伟大国度，好幸福，哦也…

天津河西区的民众质问新浪微博说，这个算不算发虚假消息呢?应该被停止关注和发布消息吧？浙江宁波的“danielbu318”也说：“无耻，新浪要对造假者作出停用微博处理。”

政论家横河告诉记者，重庆现在是处处被动，当时关于休假式治疗的说法，反映了地方政府重大事件信息公开的本质就是第一时间撒谎。重庆方面没有想到的是，“休假式治疗”立刻变成了网络最热门词汇，而由于美国总领馆的被卷入，常规的全面掩盖几乎不可能，再加上高层可能有人要利用这个事件做文章，使得重庆当局陷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到了这个时候，从网上取下来已经没有用了，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这叫人算不如天算。

著名律师等要求重庆新闻办道歉

北师大教授“老芋头”说，新华社正式承认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一事，证实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有意发布王立军“休假式治疗”的假消息，欺骗中国人民。这种无法无天、极端无耻的行径，理应受到谴责，主要责任人必须向全中国人民道歉，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无锡章晓明律师强烈要求发布休假式治疗的重庆市新闻办向全国网民道歉。江苏的虞大律师也说，因此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必须就发布虚假新闻道歉。表示同感的还有江苏的的谭小辉律师等

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请重庆市对此前对外发布的消息迅速回应，是外交部有误还是重庆方面有误，并解释休假式治病内涵！

北京媒体人窦含章说：“这条新闻的问题是，信息是以外交部应询名义发出的，也就是说，是应外国记者询问，说给外国人听的，可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谁来满足一下捏？是不是相关对内机构应该补发一个信息啊？”

天朝体制下的政治斗争

北京的市民“Wensen”给出了自己的解读：第一回团派示锦衣卫彻查王捕头旧时之污点，获得重要罪证。第二回锦衣卫找王谈心，王哭求合作，呈薄黑幕进京表。第三回团派获薄黑幕大喜，逼薄出任藩台不进京谋位。第四回薄无奈同意，锦衣卫交出王罪状。团派大胜……

北京律师海洋认为，王立军失宠和文强死刑一样，改变不了重庆无法无天的现实。因为无论王局最后的结果如何，这都不是法治的结果，而是天朝体制下的政治斗争。林彪帮毛整倒刘少奇，结果如何？华国锋帮邓整倒四人帮，结果如何？我们看不到丝毫改变体制的迹象，所以一切依旧，故事会反覆的重演。立此为据！

作家“天佑中华”认为王立军事件对中国未来政局的影响现在还难以评估，但是，他给全国官吏上了一课：当你在政治的漩涡里无法自保的时候，找中纪委肯定不如找美国领事馆。找中纪委，你会在暗箱操作和政治交易中失去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找美国领事馆，你会把自己曝光在整个世界面前，你的命运将在公开的情况下被他人裁决。

Songchaomo：紧急给薄献一扭转大乾坤的策子，敢用否？

1：立即公开声明要在重庆搞不遗漏的官员财产公开，每个官员的财产等明细项公布在网络上！当然自己是第一个！当然薄的财产自己心内比谁都清楚，数目过大就提前匿名捐了他娘的！反正总比人死了钱还没有花完强。到时自己是干净的谁又能说什么呢？？？？？！！！！！！

2：立即利用已成熟的G档民主理论，马上宣布在陪都搞村---乡（办事处）-----县（区）-----直辖市这四级民众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当然薄某人第一个报名积极参与。

只要薄敢这么做，他就能团结最广大的民众！

为什么敢给薄献这么个招数？这个招从现体制内或者帮派内生态来讲薄用了绝对是死路一条。但薄本身就不是个平常之人或普通等闲之辈，站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为最大数量的人民拥护上，用了这招薄绝对能绝地反击、一举扭转大乾坤，甚至名垂青史、万世流芳------名利权三收！

薄剩下几个出路：

1、最好的是帮派协商一致给个面子，你好我好大家好，给个人大政协的副职就此终老。这是最佳的出处。但这个何其难！对手既然已出牌，想必薄内心已明了。大家都是吃人的人，没有任何幻想失去权力不被吃。这种终老山田牧歌式的结局在现体制下如同痴人梦淒。

2、免职做平民。这个和第一项一样恐怕很难。何况做平民可以乱说，可以自由出国，这些昔日的“同志们”放心吗？

3、入罪进秦城。这个不奇怪。当初他借文强头立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同志们何尝不想这样。只要蹲了，剩下的事就由不得他，没事就得承认有事，何况真的有事，贪墨啊、反档啊，都跟着来了。由不得他了。死里整都可能。对待他薄某人可不能象两陈-------他薄某吃人就当玩似的，人见人怕、鬼见鬼愁、心狠手辣、吃人还要唱支歌，焉能让他出来？！！

4、一想到第3项，薄二肯定后背发麻。剩下的就是学汪兆铭，投奔海外强有力的敌对势力，发表个艳电甚的之类东东，反了他娘的！这个很难难。姑且不说这些年他明面上一个劲儿反帝扛红旗唱红歌，人家收不收的问题。关键是他现在想走也走不了，恐怕他只能出镜而不能出境，否则东厂这些年的工资福利白发了。这个也很难。

只要能发得出来声----------这是唯一的前提，薄如如下做，绝对任何人也不敢动他，而且绝对能绝地反击、一举扭转大乾坤！

只要薄敢这么做，他就能团结最广大的民众，因为不论是左、还是右，不论是最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中高层，毕竟这两条拥护的人还是国内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支持的。这样薄真正把事情搞到最大，大到任何人不能动他的地步，什么他以前做的任何事他可以说是为公而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私！！！这样他以前干的任何事都有个解释的好出处！

薄敢这样做之后那就充满了变数，那真叫个翻天覆地呵。也许他被利落地干掉，也许根本发不出声音，但也许不要说是入常了，甚至荣登大宝，弄个大统领干干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薄的本性是这样的吗？他敢吗？！！！！

来源：共识论坛

李开盛：尘埃未定说重庆

人治往往以破坏法治为代价，从而造成更大的政策恶果。重庆打黑被称之为黑打，还出了影响全国的李庄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打黑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瑕疵甚至违法现象。短期来看，这种对法治的破坏只是不利于那些黑恶分子。但长远观之，它将置所有人于一种不安全的险恶境地。李庄案是一例，身为打黑主将最终被迫走入美国领事馆也是一例。

　　随着打黑英雄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打黑唱红为特色的重庆模式又成为错愕不已的中国人热议的话题。不过，与以前褒贬对立的两极式争论相比，这次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重庆模式及其相关政治人物的未来。毕竟，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就要召开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细小的变动都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但笔者以为，在这尘埃将定而未定的时刻，我们更有可能也更有必要对重庆模式的性质进行更全面的讨论。之所以说是可能，是因为王立军事件虽仍然在发酵之中，未来重庆及相关人物的走向仍有待观察，但重庆模式的运行将告一段落应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说必要，是因为中国的未来道路仍存在多种可能性，并不全取决于人事的变化，更取决于背后的社会思潮。对一种有争议的道路选择，如果不把它说清说透，它完全可以在别人的旗帜下卷土重来。如果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当然还好，但如果是错误的，则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将只就事论事，就重庆说重庆，而不论及个人的是非。个人的是非只是细节，模式的性质才是根本。

　　以前各界对重庆模式看法对立，甚至陷入所谓的左右之争，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不同的侧面理解了重庆模式。简而论之，重庆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界定：一是从政策目标上，主要是指打黑、唱红、共富等，二是从施政方式上，如通过集中而严厉的执法运动、上下结合的群众运动等。所谓左派支持的声音，常称赞的是该模式的政策目标。而所谓右派反对的对象，则是其施政方式。双方看似对立，实则没有根本上的矛盾。

　　这种界定方式也告诉我们，完全可以以一种一分为二的方式去评价重庆模式。从政策上目标看，它有许多地方是值得肯定的，除了唱红之外，我相信所谓的右派也不会反对。而从施政方式上，重庆模式确实有应该批评甚至值得警惕之处。一些人的理解可能比较功利，以为只要政策目标是对的，具体的手段即施政方式可以不论。此次王立军出事后，也有一些人指出重庆的老百姓对薄、王二人其实还是不乏好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有必要看得更远一点，把施政方式当作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来考量。笔者也是从此角度，认为重庆模式大可商榷。

　　这是因为，从施政方式看，重庆模式归根到底是一种人治模式。无论是通过执法机关的运动式执法，还是通过上下结合式的群众唱红，其政策的推行还是取决于领导人个性、倾向与好恶，其运作的方式更多地依赖口号、动员而不是法律、程序。这种人治的后果有三：

　　第一是不确定性，随领导人意志转移而转移。领导人的任期是有限的，很可能人来政兴，人亡政息。所以，即使这种政策完全正确，也不可能会得到历任官员的认同，因为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认识与偏好。老百姓如从领导人层面希望长期的良政，显然是一个奢望。

　　第二，人治往往以破坏法治为代价，从而造成更大的政策恶果。重庆打黑被称之为黑打，还出了影响全国的李庄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打黑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瑕疵甚至违法现象。短期来看，这种对法治的破坏只是不利于那些黑恶分子。但长远观之，它将置所有人于一种不安全的险恶境地。李庄案是一例，身为打黑主将最终被迫走入美国领事馆也是一例。

　　第三，人治即可以用于行善，但同样可能甚至更有可能用于作恶，而且是更大的恶。这是因为，人治必然要求赋予施政者以极大甚至无法约束的权力。当施政者想赚取政绩作为晋身之阶时，他可能还会做一些善事。但一旦升迁无望或私利膨胀时(古外今来的绝大多数例子都表明，仅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无法约束官员的私利膨胀的)，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运用权力为个人私利服务。由于权力无法约束、不受监督，人治之下的官员谋私较之法治之下的官员谋私不但要更为容易、规模要更为庞大，对社会的后果也更为严重。

　　所以，治理国家、改善民生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民主、宪政、法治。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理念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可与推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恰恰重视从程序、从施政方式的角度规范执政者，而不是满足于提出诸如平等、自由、均富这样的政策目标。有了民主，领导人才会不依据自己的好恶而必须根据选民的好恶行事，从而时时把民众的福利与自由挂在心上。有了宪政，领导人才会在有限权力、权力受到监督的情况下行事，如此施政的效果可能会更慢一些，但更持久。有了法治，领导人才会也只能依法行事，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才会得到全面持久的保障。

近代以来的各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没有程序上的规范，实质上的政策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提出的人的解放、天下大同的理念何其美好，但由于在程序上仍然陷入传统的人治模式，其结果也就只能是背道而驰，甚至出现对人的生命和人性的最严厉摧残，我们建国后所发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是沉痛的教训。经历了这些巨大的代价，中国人更应该对未来的政治社会发展道路有更清楚的认识，不被眼前的暂时收益所迷惑，不在一些花哨的政策口号中迷失，做出对自己、对他人、对国家负责任的选择。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陈行之：黑·打黑·黑打·黑

我愿意相信重庆进行的是一场社会管理改革的政治试验，愿意相信权力者的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是，这个试验荒诞而失败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是一条死路，一条与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和世界潮流相悖的死路。　　

活路在哪里?在以实现自由民主为终极目标的政治改革之中，在人民对政治过程的广泛参与之中，没有这个东西，那条已经被证明造成社会灾难的黑色逻辑链还会出现，甚至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出现

本文标题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而是对社会怪相的归纳和总结，这种怪相就发生在重庆：社会很黑，于是打黑，没想到是黑打，结果社会仍旧很黑。最后这种“黑”，尤其体现在重庆最近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上。

　　这是一个黑暗的逻辑链，我们来做具体分析。　　2

社会很黑，这是基本判断，这个判断最初当然是来自民众。然而，在一个民众缺失最基本权利的地方，所谓“民众判断”实际上是无用的东西——民众还判断官员腐败，认为反腐败是头等大事呢，有用么?所以重庆就一直黑着，直到某大员降临。

大员很有眼光，决定打黑，民众欢呼雀跃，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感人气氛。随后发生了很多事，这些事突然让民众意识到，原来，与“唱红”相伴的“打黑”，并不是法治框架内的社会治理行为，而是体现权力者意志的权力者作为，这种作为将不可避免滑向权力者“任意”，也就是说，被国家机器绞杀的将不仅仅是黑帮人物，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权力者意志的牺牲品，于是惊诧起来，说：“这不是黑打么?”

在权力主宰一切的世界里，民众不过是个屁，惊诧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打黑—黑打”照旧进行，一场严肃的社会戏剧成为了权力者的独角戏，民众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只剩下不安地看着还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份儿。

结果事情果真发生了，“打黑英雄”王立军被打进了美国领事馆。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事物的逻辑力量把它置放到了逻辑链的末端——权力主导下的非法治的社会治理不可能实现社会正义，只能使很不清明的中国社会更加晦暗。

重庆最近几年折腾了一溜够，吸引了国内外无数人的目光，除了官方自慰式的大肆宣传之外，那里的社会发展了么?政治清明了么?文明进步了么?人民被剥夺的宪法权利——通过选票选择领导人(哪怕是单位头头)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评政府的自由，建立民间组织的自由，创办报纸、刊物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哪怕是仅仅作为政治试验，回到人民手中了么?没有。相反，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权力的专横，是无所不在的思想禁锢，是文化大革命式的精神扭曲。　　

尽管中国人仍旧没有摆脱期望于开明君主的惯性思维，然而当下的中国毕竟不是毛时代的中国了，在重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戏剧不断上演之时，越来越多的人终于明白：所谓重庆之路是一条死路，中国的未来绝不在这里。

孟德斯鸠总结专制主义有两大特点：一个是神秘，一个是恐怖。当一个城市的领导人被清洗，而人民得到的解释只是一句“休假性治疗”的时候，人民的感受如何呢?也只能是两点：一是神秘，二是恐怖。

所谓神秘，是指这个社会的政治过程完全独立于人民的视野之外，人民看不清嗖嗖地在政坛上游窜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干了些什么，亦不知道张三怎样被李四打倒，更不知道王二麻子怎么就占据了首脑的高位，政治就像宇宙中的暗物质一样看不见摸不着，政治殿堂上云遮雾罩，若明若暗，鬼影幢幢……总之神秘极了，就像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这句话还可以这么说：在专制主义条件下，政治是一种与人民没有什么关系的异在，它是一个封闭的运作系统，为这个系统提供动力的，是权力者而非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主张。　　

所谓恐怖，是这样一种状态：在专制主义条件下，政治家之无耻和政治之肮脏，都会发挥到极致，任何极端事件都可能发生，巨大的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足以使这些人铤而走险，像歹徒那样行事，一些人的飞黄腾达很可能是用另一些人的家破人亡换取来的;今天风光无限高居于万人之上，明天就有可能威风扫地成为牢狱中的囚徒;得势时光宗耀祖鸡犬升天，失势时众叛亲离猪狗不如……恐怖贯穿于专制主义政治的所有过程之中。这种恐怖当然不是源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世俗伦理，而是由专制主义政治残忍无情的内在本性所决定的，它事实上将人变为了非人。

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这些人都未经人民委托，是自己跳到险恶的政治旋流中去的，既然如此，面对这些犹如政治动物的非人，我们有什么有理由对权力祭坛上的得势者表达尊崇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失势者寄以同情呢?　　

我们既不尊崇也不同情，我们述说的只是一种远离我们的异在，是对一个“被”的世界的观感。

既然“黑—打黑—黑打—黑”是一个必然逻辑链，这个逻辑链绝不导致社会发展、政治清明、文明进步，那么它所导致的一定是社会阻滞、政治浑浊、文明退步——这些东西我们从重庆都看到了。

活路在哪里?

在以实现自由民主为终极目标的政治改革之中，在人民对政治过程的广泛参与之中，没有这个东西，那条已经被证明造成社会灾难的黑色逻辑链还会出现，甚至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出现——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中国离坠入地狱也就不远了。　　

让我们向上天祈祷吧!

　　2012-2-9

来源：西秦会馆互动社区

应学俊：思考“重庆模式”、总结“重庆探索”

原标题：重庆应剔除这样的“探索”

一、华而不实、言不由衷——应当从“重庆探索”中剔除

二、任意忽悠百姓——应当从“重庆探索”中剔除

三、面对错误和失误：坚决“抵住”，绝不言错——这应当从“重庆探索”中剔除

四、结语

一、华而不实、言不由衷——应当从“重庆探索”中剔除

重庆近几年来“响动”不断，“重庆模式”不胫而走。2010年，重庆市长黄奇帆也向媒体宣示：“这个模式西部是可以学的，按照重庆这个模式西部是可以打败长三角的。”(见新华网2010年04月21日在题为《黄奇帆：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2011年5月20日《重庆日报》以“黄奇帆向日企推介重庆‘模式创新’”为题，报道了黄奇帆的系统讲话。某些“理论工作者”积极为之建立“理论支撑”，如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苏伟教授领衔撰写并出版了《重庆模式》一书；不止一次开理论研讨会——2011年11月26日，重庆市委党校与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举办“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点击见图文报道)，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

然而，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重庆执政者的实践和理论表述也当与时俱进。

2012年1月12日，据华龙网刊登记者肖竹报道：薄熙来面对众多采访的媒体说，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人民日报》马上与之配合，不提“重庆模式”了，而说“重庆探索”。

“重庆模式”也好，“重庆探索”也罢，说“重庆经验”也未尝不可，反正重庆执政者的施政实践确有不同于其它地区之处，当认真总结，认真求证，留待时间和实践检验，确实是有普适性的因素，也应当推广和效法、借鉴。

但是，对于明明曾经并不回避并且市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校大肆宣称、研究的“重庆模式”，是可以“打败长三角”的“重庆模式”，现在出于某种缘故不提了，要换一个说法了，也未尝不可，那就直接指出为何不宜用“模式”的原因，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顾事实，硬要说“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这就明显是无视事实了，这样不实事求是，如何取信于民？如何取信于媒体和国人？

前面说了，后面一抹胡子不认账，这也是重庆的“探索”所得？窃以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无法取信于民。这无疑是应当在“重庆探索”中剔除的。

二、任意忽悠百姓——应当从“重庆探索”中剔除

重庆的施政实践不会是静止不变的，诸多变化之一的新的变化来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兼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曾经的“打黑英雄”王立军出“事”了。

重庆官方“有事”不说“事”，反诬他人猜测和报料是“敌对势力忽悠造谣”

重庆出点“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偌大中国、偌大重庆“有点事”似乎不足为怪，重庆当政者向人大、向公民如实告知即可。共产党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使有一些暂未明了的问题，避而不谈也情有可原。但如这时有些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好奇而有些疑问和猜测也应当是情有可原的，何况任何事情不可能铁板一块，毕竟也还有一些稍微知青的人。

2月3日，重庆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王立军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将以副市长身份分管经济领域工作，后证实是主管科教文。曾经在“重庆模式”最显著特色之“打黑唱红”中的“打黑英雄”突然被下了他的公安局长职务，社会外界有些猜测，这是很正常的；倘若毫无疑惑和猜测，那真是全民脑残了。当然，现在证明，那些猜测和曝料并不都是空穴来风，恰恰是事实某些真实和接近真实的侧面。

但是，2月4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却通过媒体说：“我们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忽悠造谣”（报道标题，点击链接）。其实很多百姓2月3日并不知道重庆出了什么“事”。——可现在却证明，猜测“有事”的并非都是“敌对势力”，而不论是否所谓“敌对势力”，却也并非都是“造谣”。薄熙来书记像上面那样的说法如何能站得住脚？重庆、王立军副市长确实“有事”了。那么，究竟是谁在“忽悠”谁呢？谁在“造谣”呢？其实即使有少数“敌对势力”造谣，那么如何面对呢？很简单，“谣言止于公开”。薄书记对社会不但不公开，反而以“敌对势力”这样阶级斗争的大棒来恐吓有些猜测和想法的市民，这难道也是重庆“探索”所得？窃以为，这恰恰是应当从重庆“探索”中剔除的。

造谣和忽悠百姓“史无前例”

真是事物的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王立军不仅有“事”，而且事情闹大了。现在北京官方已通过新华社发布：2月6日，王立军“滞留”驻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一天，后自己走出领事馆，现正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这是2月6日的事实。

可是，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过新华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明明是“滞留”美国领事馆而被带走接受调查，重庆政府却能这样忽悠百姓，这难道也是重庆“探索”所得？

面对无可改变的事实，硬是任意造谣忽悠百姓——“休假式治疗”，且原因竟然是言之凿凿的“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极度紧张”堪称史无前例啊。即使当年国家二把手林彪叛逃，当政者也没有发明出这样一种独特的表述方式。笔者以为，重庆市党政如果真的想取信于民，是应当就此向重庆市民和国人道歉的。

于是，网民惊呼汉语的博大精深，而且外媒几乎没有一种语言能准确表达“休假式治疗”的丰富内涵。在2012年年末媒体总结大事件时，恐怕“休假式治疗”当为首选。这不能不是重庆执政者忽悠百姓的结果，是自取其辱。这就与本文开始说到的一样，面对事实，可以胡子一抹不认账——重庆政要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难道这也能算在其中？用谎言欺骗公众也是“服务”？所以，笔者认为这是“重庆探索”中应当坚决剔除的。

三、面对错误和失误：坚决“抵住”，绝不言错——这应当从“重庆探索”中剔除

于是，有微博称：从“王立军全票当选副市长不再担任公安局长”到“因超负荷工作精神极度紧张接受休假式治疗”再到北京官方正式确认“王某某滞留成都美国总领馆一天，现正对此展开调查”——重庆方面忽悠国人的路径已经非常清晰，何以取信于民？“民无信不立”啊，我们还能相信某些人说的漂亮话吗？好像国人都成了玩偶，都是阿斗！这也是重庆的一种什么“模式”吧？——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和结论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

事情发展到今天，虽不敢说真相大白，但也差不多了。至少重庆党政明知王立军“滞留”美国领事馆却硬是欺骗愚弄百姓已成事实。而更进一步的事实，相信重庆和中央有关部门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及时向国人和世界各国记者公布的。因为对于国家的重大事件，只要不是国家军事机密和其它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公民有知情权。

面对2月上旬以来重庆发生的“事”以及忽悠百姓的错误之举，重庆没有很好反思，更没有向市民和国人道歉，反而以另一种方式坚决抵住，绝不言错！

2月8日，王立军已经“接受调查”了，薄熙来致信市委宣传部各位部长，要求宣传工作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为此才能扶正祛邪，引导社会的正气！……”并特别地发布自己此信毛笔书法手迹。我们说，在“出了点事”的时候，对宣传部门有所指示，这也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何指示，却反映了领导者的思想和意图。在明明表现出重庆党政对王立军事件处置不当的情况下，薄熙来书记对宣传部门做此指示，对其意义的解读无法仅限于字面。于是，我们看到了下面的“旗帜鲜明”——

2月9日，北京官方已通过新华社发布：2月6日，王立军“滞留”驻重庆的美国总领事馆一天，现正展开调查。同一天,《重庆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平安重庆，重庆人共享的幸福家园》,盛赞重庆“打黑”效果显著，“幸福重庆”令外地人赞叹不已。显而易见，这是在向世人宣示：重庆没有问题，重庆的政绩无可否认！王立军的问题与重庆“打黑”无关……这难道也是重庆“探索”所得？

笔者无意因“王立军滞留美国领事馆一天”的事件否认重庆“打黑”某种程度的效果。但是这又不能不使人突然联想到重庆“打黑”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逻辑“模式”：重庆党政——指挥和领导2月6日擅自“滞留”美国领事馆一天现正接受调查的前公安局长——成功地掀起“打黑风暴”——打造了一个“平安重庆”——这也是一种“重庆模式”或曰“重庆探索”？只是这样的“探索”真的有点太“特色”了，别的省市恐怕不大好学。再联想到惊现网络颇有专业水平的的视频——男声独唱和同题诗朗诵《薄熙来之歌》,要人不浮想联翩那也真的很难。笔者以为，这之中该剔除一些什么，该保持些什么，重庆党政领导和广大网民应当也是很清楚的。

四、结语

以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看待事物，重庆近几年的施政实践肯定值得总结，一般来说也肯定会有值得借鉴或发扬的经验，也一定会存在某种程度的问题和不足。那么，在出现原“打黑”主将、副市长擅自“滞留”美国领事馆一天这样的严重问题之时(虽不可与当年国家二把手林彪叛逃相提并论)，在重庆官方处置明显失当蓄意欺骗公众已成定局之时，我们是应当实事求是地冷静下来很好反思，见微知著，防微杜渐，还是对错误和失误避而不谈继续高调设法为自己唱颂歌呢？面对本文上述写到的那些明显忽悠百姓的做法，如此颂歌怎能不使人联想到“休假式治疗”而无法相信或全信呢？民无信不立，诚如是，如何取信于民？又何谈为人民服务？

这些，就是笔者想到不管谁主政重庆在继续“探索”中应当剔除的东西。□

【参考文献索引】

1、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网站：我校与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举办“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宣传部副部长发表讲话

2、新华网2010年04月21日在题为《黄奇帆：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

3、2011年5月20日黄奇帆向日企推介重庆“模式创新”(重庆日报)

4、2月2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

5、2月3日薄熙来说：“我们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忽悠造谣”

6、新华网2月8日：重庆副市长王立军超负荷工作接受休假式治疗

7、新华社2月9日：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一天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8、2月9日薄熙来书记手书致信市委宣传部：坚持真理，扶正祛邪，引导社会正气

8、2月9日重庆日报：平安重庆，重庆人共享的幸福家园

9、视频：薄熙来之歌（歌曲）视频：薄熙来之歌（诗朗诵）

http://video.sina.com.cn/v/b/38622154-1406164810.html

http://www.56.com/u24/v_NTAyNjU3MjU.html

9、应学俊：答苏伟教授：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可取

10、应学俊：“重庆模式”是否存在？问题何在？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王立军家属在重庆、北京要人，回复是“无可奉告”

他们在重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北京，在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均未得到有关王立军的任何消息。在公安部的接待室，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不知情；而在国家安全部，他们得到的回复是“无可奉告”。

据知情人士介绍，自2012年2月7日网传王立军因私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中国国家安全部押送至北京，而重庆市政府又公开发布王立军因为精神高度紧张需要进行“休假式治疗”的官方消息后，家属为了解事件真相，王立军的妻子肖淑丽、弟弟王立辉特地到重庆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求证有关王立军的真实消息，但都被告知事情正在核实与调查当中，无法告知详情。他们想当面向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求证，也被委婉拒绝。

据悉，王立军的弟弟王立辉是辽宁铁岭铁煤集团运输部武装保卫处的处长，为了获得哥哥王立军的真实消息，特地从辽宁铁岭第一时间赶到重庆，与嫂子肖淑丽一起，为王立军事件到处奔波。他们在重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北京，在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均未得到有关王立军的任何消息。在公安部的接待室，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不知情；而在国家安全部，他们得到的回复是“无可奉告”。

截止到博讯发稿事时为止，王立军妻子肖淑丽和弟弟王立辉，作为王立军的直系亲属，都没有关于王立军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想了解更多情况，除了网络，就是想象和猜测。据家属介绍，王立军年过八旬的独居老父亲，闻听王立军如此大的变故，竟然不敢相信儿子夜闯美国领事馆的事情真相，整天精神恍惚、茶饭不思、念子心切。 (博讯 boxun.com)

为此，博讯记者拨通特地拨通王立辉电话，想了解一些有关王立军的真实情况，被告知“我们真的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我哥现在什么地方。”

有关王立军的进一步消息，博讯将做全程关注和报道。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贺卫方：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重庆市法律界各位同仁：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写一封公开信与各位交流一下关于重庆“打黑”的看法。不过考虑到自己在博客等媒体上对于某些事件已经作出过不少评论，担心“说三道四”，饶舌惹厌，也就作罢了。但是，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

　　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1978年，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里回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是的，我指的正是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当然也包括“唱红”，不过“唱红”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

　　在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主持审判的付鸣剑法官深知这种当面质证的重要性，因为你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然而合议庭却拒绝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况且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词很可能出自于刑求或其他威逼利诱，必须通过面对面的核查印证，才能让李庄究竟是否唆使相关人员做伪证等真相大白。然而，江北区法院——这是我当年大学实习的地方——却硬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

　　在该案二审时，出现了极其蹊跷的一幕：李庄由一审绝不认罪到二审时突然完全认罪。我们无力深究这戏剧性转变背后的影响因素，不过当法庭宣布由于李庄的认罪，将刑期由两年六个月改为一年六个月时，李庄明显表现出受骗后的屈辱和愤怒，他大声说：“我的认罪是假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据“经济观察网”2010年2月9日报道）。李庄的言辞表明，他仍然没有认罪。这样一来，依据他认罪因而减轻处罚的二审判决就被釜底抽薪了。作为一个公正的法庭，必须立即宣布暂缓作出二审判决，查清李庄认罪是在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还是确有背后交易导致以认罪换缓刑。无论如何，既然李庄已经明确地拒绝认罪，二审合议庭需要在这一新情况出现之后作出新的判决。如果法官们确认一审所认定事实无误，那么就应该改为维持原判，而不是减轻处罚。当然，如果存在着警方和检察机关诱骗认罪的情节，法院也需要追究相关人员妨碍司法的罪责。但是，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任由法警将正在怒吼的李庄拖出法庭，对于合议庭依据虚假认罪基础上的判决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

　　看得出来，围绕着李庄案的审判，重庆方面做足了“功课”。法学界也无法置身事外。庭审现场，有学者应邀旁听。12月30日的庭审持续到凌晨一点多。接近尾声时，在法庭楼上的一间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庭审现场的会议室里，“有关部门”连夜召开法学专家座谈会。“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深夜被叫来参加座谈会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梅传强告诉《南方周末》，是重庆市政法委召集的。第二天，《重庆日报》便刊出了庭审纪实和学者们力挺这次审判、批驳李庄及其律师在庭审中所提出各项质疑的发言摘要。基层法院的一次审判，直辖市的政法委亲自主导，星夜召集学者座谈，市委机关报第一时间为之造势。面对这一切，若还有人相信这样的审判以及后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的二审有一丝丝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的意味，那实在是天真到可笑的程度了。

　　问题在于，假如没有法律界的配合，这一出出司法闹剧又如何可以顺利上演？参与者也许会辩解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个人即便内心有疑问甚至抵触，但是你如何抗拒这种压倒性的支配力量？诚然，这是一件十分纠结的难题。但是，在消极顺从与积极迎逢之间还是有着清晰的界限。某些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检察官那种罔顾法律概念，创造性地为一些非法行为背书的行为，实在令人齿寒，也可以说是法律教育失败的象征。

　　这里还要特别表达对于重庆法学界某些学者的失望之情。如果说实务界由于身份困难而不得不听命于上峰的话，学者们却完全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独立性。对于践踏法治准则的行为，也许你不愿意发表直率的批评，但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世界不少国家的法律史表明，在维护法治基本准则方面，法律学界都承担着为实务界提供理论和知识后援的使命，同时也肩负着耶林所谓“为法律而斗争”的神圣义务。面对干预司法独立、违反法律程序、损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学术界需要作出清晰而坚定的批评和抵制。但遗憾的是，一些学界同仁不此之图，反而在一审判决尚未作出的时候，就在官方报纸上集体合唱，发表对于五个程序事项一边倒的言论。你们可以看一下随后网络上各方人士如何评论，给学界尤其是西南政法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声誉损害。我不明白，促使诸位做这样事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最后，我要对重庆公安局王立军局长说几句话。2010年11月，你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我恰好也是母校的兼职博导（查简历，还获悉你也是北大法学院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员，足见我们的缘分不浅），所以这里不妨做些学者间的交流。虽然只是公安局局长，但由于重庆当局将“打黑”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你的角色就特别凸显，可谓举足轻重。对于你主导的这场雷霆万钧的运动，我颇有一些担心。一是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第二，尽管我们都痛恨黑社会，也赞成以法律制裁这类犯罪行为，不过还是要看到，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第三，假如政府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使用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剥夺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甚至让那些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提心吊胆，朝不虑夕，势必会带来严重的后患。政府用非法手段打击犯罪令人产生某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以黑制黑”，强权即公理。而且，过于严厉的惩罚损害了人们的平等预期，对国家心存怨恨的已决犯亲属以及将来出狱的人们将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多年来，很多非常恶性的犯罪的作案者都是此前“严打”中受到过于严厉打击的刑满释放者。你从事公安工作多年，对此一定有比我更多的了解。

　　第四，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各位同仁，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时时会想到死亡这件事。虽然相关数据没有全部公布，不过自从“打黑”以来，文强之外，在重庆还有不少人被判处死刑。人都不免一死，由国家公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很重大的事情。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城市组织市民唱“红歌”的图片，真是红旗招展，满目赤色。旗帜的颜色也是血液的颜色。“唱红”与“打黑”两者行为都以同样的颜色铺陈渲染，令人不禁产生复杂的联想。不过，无论是权倾一时者，还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那些死刑犯不过比活着的人早走一些时日。砍头和枪杀都会留下可怕的伤痕，不过，那却是一种无需治疗的创伤。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对此看得很清楚，容我把他的诗句作为这封信的结语吧：

　　等冥王注定的命运一露面，

　　那时候，没有婚歌、弦乐和舞蹈，

　　死神终于来到了。

　　一个人最好不要出生；

　　一旦出生了，求其次，

　　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

　　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

　　什么苦难他能避免？

　　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接踵而来。

　　最后，那可恨的老年时期到了，

　　衰老病弱，无亲无友。

　　愿各位幸福，并致法治的敬礼！

　　2011年4月12日

特别关注

编者按：

吴英因为民间集资问题而被浙江高院二审判处死刑引发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包括张思之、茅于轼、何兵、胡星斗、易中天等人在内的学者、律师都纷纷撰文呼吁最高法院慎重复核吴英死刑案。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14日在北京表示，吴英案作为发生在资金流通领域的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案情比较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茅于轼：我本人就非法集资而且做了好多年

来源：凤凰网财经

茅于轼：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政府干了损害公民利益的事情，本来政府要保护公民利益，你把非法集资人抓起来，一个好好的企业被你搞掉了，这个时代法律是可恶到极点，我觉得通过这个会把这条要废除掉。

2月7日，天则经济研究所金融秩序司法公正研讨会在北京青竹宾馆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由吴英案引起的讨论——“金融秩序和司法公正”。会上，茅于轼称，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以下是文字实录：

茅于轼：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我在山西做的小额贷款，是扶贫的慈善性的机构，本来我用自己的钱，朋友捐赠的钱，但是这个钱数量太少了，后来我就吸收存款，在当地农村向农村的村民吸收存款，然后把钱作为小额贷款放出去。这个事情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山西省的省长写了条，非常好，要发展，要保护，银监会的领导去看了也是要支持，而且他们这些领导都出钱捐赠给我这个基金会。在这个情况下你能把我抓起来吗？

说明这条法律是完全不成立的，当然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因为我是做慈善的，所以就不抓你。请问如果我是牟利的话，是不是就要抓呢？做慈善损己利人，是不是好，利己利人是最好，我又做了慈善，又赚了钱，为什么就不好了呢？可见这个问题思想上有严重的缺陷。你把大家的钱集来，乱七八糟的，把钱花完了，最后还不了了，这也是不行的。所以也不能说你做慈善你就可以非法集资，你必须把它管好，但是问题又来了，做生意是有赚有赔的，谁能保证永远不赔呢，赔了就是非法了？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的复杂性，找不出十全十美的界限来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既然如此法律就应该暂时不实行，经过更好的参考，我们可以参考外国，香港，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我觉得跟我们的处理完全不一样。

张星水律师曾经接受过陕西的一个案子，很好的一个企业它是非法集资来的，但是做得很好，创造了财富，帮助了就业，最后把他抓起来，这个企业就此完蛋。政府干了损害公民利益的事情，本来政府要保护公民利益，你把非法集资人抓起来，一个好好的企业被你搞掉了，这个时代法律是可恶到极点，我觉得通过这个会把这条要废除掉。

本文来源：凤凰网

张思之致函最高法：对吴英执行死刑难服众

来源：爱思想

最高人民法院张军一级大法官：

　　辞岁声中，闻吴英一案二审急急终结：维持原判，上报死刑复核。但细读判词，见案有不妥。静夜思之，心情沉重。冒昧陈词，幸勿鄙视。

　　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事发于集资。而问题在于：对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场作用，认识分歧，意见不一；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也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而有变化。至于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分野，法律界则已取得两点共识，明确载入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吴英案，略予申明——

　　一是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故有诈骗罪的一切特征。查识别与判定集资项目是否诈骗，以两种特征最为客观：一是集资的对象，二是投资的去向。浙江省2008年出台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就此所做的阐释极具典型性，明确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以此衡量吴英案，其集资对象都是本地亲友及放贷人，并非社会不确定公众；查其资金去向，也大多流入当地实业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换句话说，吴英未利用信息不对称，虚构投资项目诈骗债权人。其投资眼光或可质疑批驳，其经营手段和目的不仅合情且未违法。参照上述规定，至为明显。

　　二是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集资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在吴案中体现为债权人本金。也就是说，判断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根据她的行为是否具有侵占债权人本金的恶意。许诺高额利息不能支付，属于诚信有亏，而非刑法上的入罪理由。至于吴英是否确有此恶意，未见全部证据，不敢轻下断语；但以常理度之，如有心设局诈骗，早会仿效国中巨贪，变卖资产卷款逃逸，岂能在当地留下大量资产？对此不难明察。

　　概括以上两点，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理性地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考量吴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实，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毋庸讳言，此案的最终结果，将对数以千亿计的民间金融产生示范效应。面对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情势，如何判处，可能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最高《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将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列为重要改革任务，十分正确。盖因这是死刑执行前的查阙补漏，守护正义与公正的最后一关，诸多环节，唯此为大。尚能明辨慎思，力避失误，则法制幸甚；受其益者当决非吴英个案，国家甚幸！

　　愚者之虑，或有一得；是否有当，恳请细酌。

　　张思之

　　2012年1月25日

滕彪：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节选）

　　　………………

　　吴英作为民间企业家，向朋友借款从事实业经营，既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企图，这只能算是民事纠纷。与公权力何干?受害者没有站出来(借贷金额7.7亿，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骗)，公检法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抓人杀人?如吴英集资是为“占有”，何必搞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众多的实业?在刑法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吴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哪?

　　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2011年1月4日，最高法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吴英与11位债权人均为朋友或固定合作伙伴，因此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都够不上，判定“集资诈骗罪”乃是欲加之罪、司马昭之心了。

　　吴英非但不存在“集资诈骗罪”，历史地看，她还是众多推动金融体制变革、打破金融垄断的行动者之一，尽管她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吴英案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从导致国民奴役和经济崩溃的计划经济中挣扎出来，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腾飞”了、“大国崛起”了。但问题是，这个市场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甚至是畸形的。一来政治体制没有跟上经济体制变革，缺少基本的政治自由和起码的司法独立，官商勾结，腐败蔓延，政治体制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二来关键的经济领域，石油、电信、电力、金融、石化、铁路等仍然被垄断(实际上被高干家族控制)，行政扭曲价格，公权豪取利润，顽固对抗市场。“入世”这么多年，美、日、欧盟等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因应该在此。

　　金融垄断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这就说明我们的金融业有很大的问题。金融业干什么?就是把钱能够用到好地方去，现在老百姓有很多钱，而中小企业又很缺钱，就是你金融业有毛病。”吴英在法庭上说，她购置固定资产，目的就是想从银行借款，但却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中小企业或个人要发展，只能转向地下钱庄借贷。另一方面，存款利率低，有钱人不愿把钱存银行，一定设法寻求更高的回报。民间借贷门槛低、有信用、效率高，因此是市场的必然。

　　民营企业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DP的60%，近些年GDP增量的80%以上是民企创造的。但民营企业却难以得到银行的支持，只能靠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数据表明，银行的短期贷款中，民营企业只占不到20%。据全国工商联一项调查，有90%以上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三年中有近62.3%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在温州，只有10%的企业能从正规金融系统获得融资，而有接近90%的企业需依赖民间借贷途径融资。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完全合法化势在必行。2011年11月，央行负责人称，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运作。另有学者透露，两三年前就已经搞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草案，但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一直拒绝提交这个草案，无法进入讨论程序。

　　解决问题之本，应在开放市场，建立自由金融制度。反市场、高腐败、低效率的金融垄断体制必须废除，断无靠重刑乃至死刑来维系垄断特权之道理。若干年后回头看，当中国自由金融体制得以建立，吴英们的行为是正当合法的、符合市场规律的、为国民经济做贡献的，——而今天这样的行为竟获死罪，这是何等的悲哀?吴英能亲眼看到那一天吗?以投机倒把罪为例，中国1997年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到2008年才被废除。此前，有太多同胞被定为投机倒把而入狱甚至被处死，而他们从事的交易行为今天看来是完全正常的。韩庆生等4名国企工程师转到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却因“技术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我听过一个案例，有个人把一些猪从一个省赶到另一个省去卖，竟被以投机倒把罪判无期徒刑。温州从事民间金融的郑乐芬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1991年被执行死刑，她是中国死于投机倒把罪的最后一人。回头看，这些同胞难道不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吗?不正是他们的生存需要、才能和勇气，逼出了市场化改革吗?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改革需要付出代价，但我们就不能长一点记性，避免这类悲剧吗?小岗村的18个立下生死状的村民如果被枪毙，后果将会如何?我们就不能稍微仁慈一些，在完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非要流血不可?为了那不久的将来定会实现的自由金融体系，非要人头落地、扼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

　　吴英当然不是天使。她虽然有经济眼光和企业家本领，但她不幸没有生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和政治制度下。为了生存，为了扩大财富，她被迫选择了适应这个体制，就像很多来中国做生意的老外也要适应中国的商业政治潜规则一样。吴英检举过她所行贿的多名官员，也当然意味着她有过行贿行为。(需要指出，在检察院没有指控吴英犯有行贿罪的情况下，律师和公众并不应该扮演指控者的角色。)假如从一开始就仅指控吴英行贿并且证据充分，在法律上似乎问题不大。但行贿罪没有死刑，在受贿者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更不能匆忙认定行贿。何况还是吴英主动交代的，依法应“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何况是被索贿还是行贿还难说。

　　但这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当然要谴责行贿。但假如吴英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贷款，她还需要行贿吗?更应该谴责的是这个金融垄断体制和公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体制下。这个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极少有人能幸免。更进一步，这个体制经常置我们于于道德困境之中、甚至法律困境之中。稍有中国底层生活的经验，就不难理解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曾几何时，你收听美国之音，你非法了。你举办一个舞会，你非法了。你雇佣的工人超过8个，你非法了。你贱买贵卖，你非法了。你把自己的奥拓开上二环路，你非法了。现在情况变了，很多原来违法的事情变得不违法了。但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情况没变。你在城市打工没办暂住证，你非法了。你没办准生证把孩子生了，你非法了。只能生一胎你却生了两胎，你非法了。阻拦强拆队伍毁坏你家房子，你非法了。发帖子批评官员，你非法了。为了讨薪你爬上立交桥，你非法了。在路边摆个摊儿卖烤白薯羊肉串，你非法了。没经过出版社自己印些书分发给朋友，你非法了。没经过公安登记而留宿外国人，你非法了。不放弃某一种气功，你非法了。你的孩子奶粉结石了，你站出来带头维权，你非法了。调查地震校舍质量问题，你非法了。越级上访，你非法了。自焚，你非法了。没死成活来下了，你非法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非法你能活下来吗?

　　你的亲人生病了要做手术，不给麻醉师和医生红包，手术质量就要下降——有多少人选择不给?不通过关系给领导好处，孩子就上不了稍好一点的学校——有多少人选择不给?你或者你的亲人酒后驾车被抓住，有多少人首先想到按规定接受处罚而不是托关系说情?在有摄像监控和没有摄像监控的情况下，你遵守交通规则的程度有没有不一样?你有没有购买过盗版软件、光碟和书籍?你有没有答应上级领导的不道德的或者不合法的要求?你有没有享受亲属的或多或少的特权利益而沾沾自喜、毫无愧疚?面对重大的非法行径，你有没有选择沉默而不是挺身而出?我的一个熟人花钱买了一个驾照，我的一个亲戚通过提交假体检报告而提前病退，我的另一个亲戚通过关系享受低保待遇，尽管他穷，但周围很多比他更穷的、显然符合条件的家庭却得不到低保。低保指标腐败是全国性的，我知道。至于我自己，以下省略2000字……。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曾得到“非道德或非法”的好处，同时更因这种普遍的“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而受害，但问题是，我们中有多少人接受甚至享受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抛开案件证据本身，吴英不是完全清白的。你我也不是。我们不能太过幼稚和势利，在吴英有钱的时候，我们仇富，在她落难的时候，不闻不问、幸灾乐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吴英。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吴英。我们都是从过去那个体制下的幸存者，我们都希望活到我们希望的那种体制实现的时候。我们都从他人的受难中获利，我们没有成为牺牲者，仅仅是出于偶然。“总有人牺牲，只要别轮到我头上。”这些人往往话音未落，灾难就已降临。幸存者得到制度变迁的好处，但没有谁幸运到每一次都是幸存者。

………………

　　吴英自己说，“也不知道多少人希望我死，多少人希望我活。”谁希望吴英死?吴英被刑拘后，为求立功免死，曾检举她所行贿的多名官员。其中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天贵、荆门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周亮、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市灯塔支行行长梁骅均已经获刑。吴英的父亲透露，吴英在看守所中举报了另外7名官员。此外，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判决完后，这些官员又曾到浙江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

　　有网友例举了吴英被抓后的资产被处理过程的可疑情况：本色概念酒店，至少5000万，450万拍卖;38辆汽车，2000多万，390万拍卖;法拉利，375万，去向不明;珠宝，7000多万，去向不明;博大新天地商品房买断销售权定金，500万，去向不明;希宝广场定金，500万，去向不明;本色集团财务没收现金，75万，去向不明;强行拍卖得款，500多万，去向不明……这里面有多少猫腻?

吴英究竟检举了多少官员?姓甚名谁?多少金额?有无查处?哪些官员联名要求处死吴英?他们从吴英资产中获利多少?这些官员不正是做贼心虚吗?按图索骥有何困难?成功检举贪官属于重大立功表现，为何法院量刑时不予考虑?在这么多问题没有说法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判吴英死刑，不是杀人灭口又是什么呢?杀吴英或是一箭三雕：一杀鸡骇猴，恐吓民间资金流动，阻挠自由金融制度，维持垄断特权。二杀人灭口，埋葬吴英掌握的大量官员腐败的证据。三杀人夺财，重新上演屠杀资本家血腥一幕，不是化私为公，而是化私为官。

………………

　　吴英案发生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之中。和我们一样，吴英是弊端重重的制度中的行动者。她听到死刑判决时的绝望和无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绝望和无助。我常常想象，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与我同龄的聂树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聂树斌。同样，吴英的生命也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一次，我们有能力阻止司法成为谋杀机器吗?或者仅仅在于，我们的后代在回顾吴英案时，看到的是我们的呐喊呢，还是沉默?

2012年1月23日，正月初一

滕彪：中国知名法学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兴善研究所所长、公盟研究员，曾参与多个法律公共事件，如2003年因“孙志刚案件”，参与发起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参与临沂暴力计划生育调查;2008年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曾获2003年格雷兹曼基金会社会成就奖;2007年法国人权奖;2008年美国民主基金会民主奖;2010年人权观察赫尔曼.哈米特奖。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何兵：吴英案法官不应卷入论战

来源：新京报

维护司法的尊严，澄清法官的清白，永远并只能是审判行为本身。如果审判彻底公开，就不必再开记者招待会;如果审判稳如泰山，也不必怕什么“谣言”。判决是法官的权力，质疑是公众的权利。法官职务的性质决定了，审判者不能卷入公开论战——即使他是正确的。法官们必须记住这样的金科玉律：对自己作出的判决，沉默是唯一的选择。

法官职务的性质决定，审判者不能卷入公开论战——即使他是正确的。

　　吴英死刑判决后，网上质疑声起。2月7日，本案审判长就审判答记者问，为法院辩护。浙江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上关于吴英案审判违心违法的言论，完全是造谣，该院将追查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据《法制日报》)

　　审判长通过答记者问澄清自己，尽管出发点是为了“释疑”，但似乎没有必要。在国际上，法官和法院从来不开记者招待会澄清自己，因为这不符合司法伦理。

　　先讲一个英国法治史上的故事。笔锋犀利的王室法律顾问霍格先生，在报纸上对法院的判决激烈抨击。检察长指控他构成“蔑视法庭罪”。英国近代史上最为出色的法官丹宁勋爵写下判词：

　　“我们决不把这种审判权作为维护我们自己尊严的一种手段。尊严必须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础之上。我们决不用它来压迫那些说我们坏话的人。我们不害怕批评，也不怨恨批评……无疑这篇文章有错误，但有错误并不构成蔑视法庭罪。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确认他的权利。”

　　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45条，对法官发表言论进行了限制：“法官发表文章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不得针对具体案件和当事人进行不适当的评论，避免因言语不当使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虽然第45条禁止的是“不适当的评论”，言外之意，并不禁止法官发表“适当”的言论，但法官什么样的言论是适当的?我以为，为了“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怀疑”，法官在媒体上针对自己承办的案件发表任何意见，都是不适当的。

　　一个案件的判决，总有胜诉一方和落败一方。法官在媒体上公开为自己的判决辩护，实质就是为胜诉方辩护。对于那些意图通过上诉以挽回败局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意图通过死刑复核、死中求生的人来说，法官的言论，可能会成为他继续寻求正义路途上的最为头痛的问题。无意之中，法官使自己从一个尊贵的审判者成为“胜诉方的律师”。这样的角色变换，对法官没什么好处。

易中天：救吴英

　　她是卡扎菲吗？她是萨达姆吗？她是本拉登吗？不立马杀了她，我们就“国将不国”吗？恐怕恰恰相反！今天我们救下吴英，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救我们，包括诸位法官。

　　我不懂金融，也不懂法律，对吴英案更知之甚少。但我知道两点：一，经济犯罪不判死刑，已经成为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二，本案事实部分不清，法律适用部分存在巨大争议。在此前提下，还要立即对吴英执行死刑吗？

　　心智健全，并稍有恻隐之心的人都会说：不！

　　道理很简单：人死不能复生。一旦错杀，神仙都救不回来。且不说吴英是否有罪，尚有争议；也不说即便有罪，至少罪不当死；就算她十恶不赦，也犯不着如此迫切地就去执行。她是卡扎菲吗？她是萨达姆吗？她是本拉登吗？不立马杀了她，我们就“国将不国”吗？恐怕恰恰相反！

　　所以，请最高院的法官大人刀下留人，最好能够重审！至少，不要马上签署死刑命令。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今天我们救下吴英，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救我们，包括诸位法官。大人勾决的朱笔只要现在停住，就是为法治积德，也是为自己积德！

　　阿弥陀佛！

来源：转引自共识论坛

11名法律界人士呼吁吴英“无罪”

来源：投资者报

作者：吴建华

部分法律专家呼吁吴英“无罪”。2月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吴英案法律研讨会”上，包括知名刑诉法学家陈光中教授在内的11名法律界人士呼吁吴英“无罪”。

“从来没有出现过舆论如此关注一个富豪涉嫌集资诈骗的案件，而且公众和舆论如此一致地站在吴英这一边。”近日，针对引起极大争议的吴英案，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很少见过一个案子像吴英案二审判决一样，背离常识和逻辑。”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对记者称，“这个案件几乎不需要法律专业知识、金融专业知识，大家都觉得判吴英死刑是有问题的，法院的判决侮辱了国民正义的情感，因为这个案件吴英罪不至死，这是国民凭着良知就可以感觉到不应当判死刑。”

在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吴英被判处死刑过重的同时，也有部分法律专家呼吁吴英“无罪”。2月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吴英案法律研讨会”上，包括知名刑诉法学家陈光中教授在内的11名法律界人士呼吁吴英“无罪”。

罪与非罪之辩

2012年2月7日，是吴英在东阳市被捕、身陷囹圄整整5年的日子。也许只是巧合，两场惹人注目的吴英案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召开。2月6日，中国政法大学举办“论吴英是非生死谈民间金融环境——吴英案法律研讨会”；2月7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青竹宾馆组织了“金融秩序和司法公正”研讨会。

在《投资者报》记者参与的2月7日的研讨会上，二十余名法律、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近乎一致地认为“吴英无罪”。而2月6日的研讨会上，13名出席会议的律师、法学专家中，包括知名刑诉法学家陈光中教授在内的11人认为吴英无罪。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认为吴英恐怕是难逃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嫌疑，至于这个罪是否科学另当别论。

吴英案最早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起诉，于2009年4月16日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在刑法上区别很大，前者最高量刑是10年，后者最高量刑是死刑。”

吴英案辩护律师之一的张雁峰律师告诉记者，在去年4月一审开庭时，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给吴英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等3个焦点问题，展开激烈交锋。

经济犯罪不适用死刑？

按照现行法律，如果说对于吴英是否有罪，学界还存在争议的话，对于吴英该不该判死刑，学界达成惊人的一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农博士告诉记者，学界和舆论之所以给予吴英案极大的关注，一边倒地要求吴英免死，表明“公众对这样一个逼良为娼的金融秩序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态度。”赵博士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保护的是垄断金融利益，应该从刑法中废除。

浙江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律师则认为，经济犯罪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而他正在写一篇关于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论文，将会在媒体公开发表。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刑法学家陈光中在上述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死刑政策马上废除不太现实，必须逐渐地减少死刑，哪怕是波浪式的减少。我是一直主张非暴力性的犯罪尽可能尽快取消死刑，还有一点点小保留，贪官污吏情节严重的暂时不要取消死刑，除此之外，所有的非暴力性都应该取消死刑，包括判吴英死刑的非法集资诈骗罪。”

2012年1月25日，现年85岁的法律界老前辈，被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的张思之先生，为吴英案特意写了一封致最高人民法院张军一级大法官的公开信称，“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经济学家马光远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也表示，“我到江浙一带调研，提起吴英案，居然有很多人为其鸣不平，认为在民间借贷非常普遍的江浙，将吴英这种形式定性为集资诈骗，并且判处死刑，近乎莫名其妙。”

一位浙江商会的内部人士甚至公开表示：“只要对浙江经济有所了解的话就都会知道，正是民间借贷成就了浙商。如果最高法最终核准吴英的死刑，对于民间借贷将会是巨大的打击，届时将会有更多的中小企业老板跑路、更多的资产转移，包括引起新一波的富人移民潮。”

吴英免死的一丝曙光

越来越多有关吴英“免死”的呼吁究竟能有多大效果，不少专家表示谨慎乐观。2月6日，新华社以《一宗普通案件为何成为法治事件——“吴英案”标本意义分析》一文打破官方媒体对吴英案的沉默。近一段时间官方对媒体报道吴英案持宽容态度，尤其是新华社首次发声，让一直为吴英案奔走的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看到了一丝曙光。

“新华社2月6日发了一个文章，当天又有一家媒体约我写吴英案，我以前对这家媒体是有看法的，我说你能不改我的东西吗，他说能，我把草稿发给他，他基本上没有太改，我觉得(吴英案)还是有转机的。”徐昕兴奋地对记者说。

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华表示，最高法对于吴英案最终如何裁定还是未知数。据他介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稿)》正在审议过程中。根据最新的修改，最高法在核准死刑时增加了两个程序，即要听取辩护人以及最高检察院的复核意见，而他们的意见有可能改变最终结果。

吴英的辩护律师张雁峰2月7日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接下来将首先与吴英取得联系，然后进一步整理辩护材料上报最高法。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对二审判决愤怒不已，他仍然忙碌地辗转于律所和媒体之间为女儿做最后的努力。

当被问及对吴英案最终结果的预期时，多名法律专家表示“谨慎乐观”。“吴英案引起社会这么大的关注，无论结果怎样都将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最高法应该会引起重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如是告诉记者。-

新华社：吴英案引热议凸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急迫性

核心提示：对于引发民间激烈讨论的吴英案终审判决，此前一直沉默的官方媒体新华社6日连续发布了两篇稿件《普通案件为何成法治事件？吴英案标本意义分析》与本文《“吴英案”引热议凸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急迫性》。

新华网杭州2月6日电因为集资诈骗罪二审被裁定死刑的“吴英案”，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论，舆论集中在当前中国正势图突破、但困难重重的金融体制改革上。

法学家、经济学家和一些企业家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也不会有“吴英案”，“吴英案”是当前改革过渡期的产物，需要在改革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

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1981年出生的“亿万富姐”吴英死刑之后，一些知名学者和律师为吴英求情，认为吴英的犯罪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而且很多网友认为吴英罪不至死。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表示，从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罪名成立，量刑也并无不当。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营造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非法集资7.7亿元，至案发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据了解，其注册成立的众多公司，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

吴英并非因集资诈骗而获死刑的第一人。2008年，浙江已有5人因此罪名被判处死刑，但大都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关注。

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李有星等法律学者认为，这起案件之所以突然引起如此关注，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随着中国死刑改革的推进，非暴力犯罪废除死刑日益成为共识。

继死刑复核权上收到最高法，从程序上限制死刑后，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金融凭证诈骗罪等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保留了集资诈骗的死刑罪名。

不过，民间的热议并不仅仅止于死刑改革。

“人们对一个集资罪犯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对现有金融制度的不满。”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钱水土说。

1981年出生在浙江东阳农村的吴英，2003年用2万元开办美容院起家，2006年注资人民币5000万元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包括洗衣业、连锁酒店等七家企业。当年，吴英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但几个月后，她就被公安机关逮捕。

李有星认为，吴英是典型的底层小人物创业失败、陷入高利贷深渊、最终走上集资诈骗这条不归路的商人。

民间借贷在中国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异常活跃。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统计。

尽管中国的法律只保护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但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借贷风险控制得极为严格，许多企业仍然冒着风险高息从民间借款。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资金。但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

民营经济大省浙江2011年底对2835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贵企业从银行贷款曾经遭遇”选项中，15%被拒绝贷款或者贷款额度被压缩，13%被要求拉存款，民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比较大。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对2835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9%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47%的企业称“偶尔为之”。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

钱水土说，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金融市场还没完全开放，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

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面是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险。2010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2011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又进入一个新高潮。

“民营企业近年来的困境不能完全归咎于金融业的垄断，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这已成为业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共识。”钱水土说。

专家们认为，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帮助解决这个矛盾。对“吴英案”议论的理性民意集中体现在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

针对现有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李有星等法学家建议，应创设一个民间融资的安全港制度，让法律明确告知在什么情况下的民间借贷是合法的，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违法的，便于公众自我判断。同时建立小额融资的刑事豁免制度，对小额的民间融资只追究欠债还钱的民事责任，不追究刑事责任。

诸多专家认为，中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但对于民间融资行为，目前也急需明确民间融资的管理主体，并针对民间融资设立系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

来源：新华网

作者：章苒余靖静裘立华

最高法表态：将审慎处理吴英案死刑复核

来源：中新网

作者：张蔚然

中新网北京2月14日电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14日在北京表示，吴英案作为发生在资金流通领域的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案情比较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最高法今天就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举行新闻发布会。孙军工回答记者提问时通报了吴英案有关情况。他表示，吴英集资诈骗案在一审、二审期间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有不少报道和评论。日前，最高法依法受理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复核死刑的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该案作为发生在资金流通领域的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案情比较复杂。最高法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据报道，今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还有大量的欠债。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作出上述二审裁定。(完)

2009年4月16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审理吴英，检察机关指控吴英集资诈骗人民币达3.89亿元，而吴英代理人当庭为其作无罪辩护。这起倍受关注的案件吸引了近30家媒体记者及近200名群众现场旁听。

南方谈话20年

编者按：

20年前，在中国改革即将被保守派集团断送的时候，第二代中共领袖集团核心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鉴于邓小平的巨大影响力，中共十四大以邓的讲话为指导，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得以继续前进。但是由于十四大之后的改革是缺乏政治体制改革做支撑的“跛腿鸭”式改革，导致中国的改革渐渐扭曲成为一场权贵资本主义改革，并因此产生天量社会矛盾。而执政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一味采取高压维稳的办法来对方民间的各种抗议，结果导致官民矛盾与社会矛盾更加激烈和尖锐。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围绕邓小平20年前的讲话，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里我们选编了部分文字以飨读者。

周瑞金：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

u 【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

u 【小平独挽狂澜，极具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

u 【做大了“蛋糕”，为何没能消解民众的怨气、戾气】

u 【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

u 【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能否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能否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复杂纠结的社会矛盾。

　（周瑞金：政论家，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导。1991年主持写作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推波助澜。）

　　回望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

　　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

　　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看似闲闲道来，其实字字着力，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邓小平南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

　　国内的三种力量，一是体制内力量，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久经考验、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党内文宣部门的开明领导，如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吴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开国元勋的第二代们，在邓小平1975年短暂的治理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均有他们的身影。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群代表，如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革新求变派，“伤痕”作家群和朦胧诗派等。三是草根民众，他们拒绝“再被折腾”的呼声强烈，典型代表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国际上，中越关系交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国际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比如，在中国朝野几乎无人知晓“知识产权”概念时，美国人就迫不及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大使马继贤有一番话，表明了这位职业外交家对中美关系的洞见以及美国在促华开放问题上的心态。他认为美国只有始终促进中国发展，当中国有了经济、文化与军事优势后才能对自己有信心，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中国才能与周边地区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才能改善。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会扭转目前逐渐改善的双边关系，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也将失去与韩国、台湾地区广泛对话的基础。

　　然而，中国改革这次愉快的“郊游”，仅历经10年，就在八九十年代相交之时，碰到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潮。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一骑绝尘，伴有经济“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寻租亦致泥沙俱下，“反腐败、要民主”的国内小气候形成，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随着“八九”政治风波过去，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决策层“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而这场风波的国际大气候却越刮越猛，先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接着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原政权一夜之间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

　　其时，体制内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分歧公开化，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坚守“商品经济”；有人主张市场经济，被批判为“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改革派曾经凝聚的三种力量也开始分化：“老干部”的调子不再一致；党内文宣部门中，不少主流媒体被“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占领，开放的言论只能借助地方媒体“发声”（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遭到“左”的报刊围攻批判近一年）；而知识界、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也失去参政议论热情；草根民众更产生政治冷感。改革以来出现的第四种力量——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的代表人士，也在观望和等待之中。而西方世界包括其政界、媒体和公众再度陷入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自朝鲜战争以来，又一次集体“杯葛”中国。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小平独挽狂澜，极具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

　　1990年代初，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88岁的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内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就很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替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趑趄不前。

　　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

　　四、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四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奇迹，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做大了“蛋糕”，为何没能消解民众的怨气、戾气】

　　国庆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个标题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胞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次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

　　改革启动已34年，曾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然而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社会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开始着手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包含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而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其后代，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是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而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社会的土壤正在板结、僵化。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出现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从互联网上看，2011年被戏称“最励志”的段子是“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最无奈”的段子则是“拼搏不如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在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一辆校车中都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中国领袖，因为他一定不会坐校车——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何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对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项决策或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论坛或网民留言板，总是堆叠着“我不相信”的反应。甚至还出现了对国情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极端评价，如“执政产业化”等。网民中弥漫着一股“2012情结”——玛雅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草根民众对社会不公无力改变，无可奈何，产生玉石俱焚的“集体焦虑”。

【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

　　知识界层面，从当下的社会思潮看，也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

　　比如，南方报系和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改革，以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为代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与张木生极力推崇的“可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重庆主政者力倡的“唱红打黑”，“乌有之乡”网站激烈褒扬的“文革”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微博言论中极易吸引眼球的激进改革和民粹思潮的合流，以及最近广东主政者以新思维新方式处理乌坎村社会群体事件……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然而，冲突各派的观点，其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会各界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其他领域，表现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小平南方谈话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综上分析，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危急时刻。

【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仪式上，主持人梁文道说：“我们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皇帝没有穿新衣服；现在皇帝自己也知道他没有穿；他不但知道自己没有穿，而且也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可是他还是就这样走出来了。”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类似的情形。仅以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言，中国就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舆论场”，前者的噤若寒蝉、自设道场，与后者的无拘无束、嘻笑怒骂形成鲜明反差。主流媒体的声音几乎都被民间舆论当成了“皇帝的新衣”，所能起到的积极影响大打折扣。

　　因此，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能否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能否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遭遇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地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

　　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体上说，就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它不涉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是在现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体制中，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遏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从深化改革的节奏上说，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这样有重点地推进——

　　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国企垄断，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现在，已经不占市场主要成分的国企，却有恃无恐地垄断了市场。国企的行政色彩过重，政府支配权过大，市场之手难以发挥作用。

　　其次，在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先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抓手，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渐渐形成官民共识，着手缓解尖锐的群体性事件。目前，绝大多数矛盾都是基层冲突，并不在中央。要约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基层官员的贪婪与惰政行为，还权于民，维护民众权益，大力推进社会基层自治。

　　第三，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补上这个短板，发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后，仍然不能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最核心的层面。

　　以上四位一体的改革，仍应视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推进。而要推进改革，先要加强党内民主。十八大的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到高层的差额选举。值得赞赏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党的十七大政治局成员及常委人选，就是召集五六百位在京正部级领导干部投票推选作为重要依据。党内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进。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的“南方谈话”的期待，还是中国特色的想法——期待“人治”推进改革，说到底还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如同鲁迅期盼自己的杂文“速朽”，因为那意味着中国的进步，我们也期待“南方谈话”这样的改革推进方式“速朽”。但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追念，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厘清改革的思路和对改革艰巨性的认识。对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更有必要评价到位。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政治年”。全国人民热切期盼有一个新的“南方谈话”，以表明中央坚定深化改革的决心——着力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为真正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不息奋斗！

来源:《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张曙光：改革的最后时机！

来源：中评网

未来5-10年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如果不能通过政治社会的改革，化解矛盾和危机，那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绝不是吓唬人。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1.执政党改革的最后时机：

　　未来5-10年，是执政党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其原因有三。

　　一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已经经过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打江山坐江山，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经济增长。现在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明显下降，经济失衡已经相当严重。执政合法性的经济基础已经动摇。

　　二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群体性事件多发，每年达10万多起，最近的乌坎事件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而现行的维稳办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有火上浇油之效。社会的稳定性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表面的稳定掩盖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三是人们对现实普遍不满，几乎人人都在抱怨，政府的话已经无人相信，人们往往从反面解读政府的言行，发生一件事情，人们也往往归罪于政府，人心的背向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未来5-10年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如果不能通过政治社会的改革，化解矛盾和危机，那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绝不是吓唬人。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2.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2-1，改革方向

　　现行体制的弊端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政府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强、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直接参与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主导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其他行为主体如果不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和与官员保持联系，很难存续，很难发展，因而主动投靠政府和官员，并通过政府寻租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三者的关系是，要回归市场，必须约束政府;要约束政府，必须壮大社会;而壮大社会是解开三者连环关系的突破口。

　　2-2，改革思路

　　人的行为是由制度规则决定的，因此，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制度的变迁又与人的理念高度相关，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念可能更重要。

　　一是要从壮大社会取得突破，就必须从落实宪法第35条做起，即真正实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开放报禁和党禁。

　　二是改革无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这是政治理念的根本转变。小政府大社会不是个严谨说法，我们的政府的确很大，大到拥有无限权力，大到权力不受约束，因而是一个无限政府。其实，政府只是社会机构中的一个，只具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要受到必要的约束、制衡和监督。

三是打破国有部门垄断，扶植民营经济发展，走出政府主导和政府控制的怪圈，真正回归市场。

2-3，改革具体内容(举其要者列示)

　　一是改审批制和登记制，让各种社团法人，包括工会、农会等自由建立，独立发展。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社会中的各个机构互动制衡的格局。

　　二是真正实施公共财政。让纳税人参与、讨论和决定政府预算，通过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现行的行政过程进行预算决策;建立全面统一的政府预算，把预算外和财政外资金(包括各单位的小金库)纳入预算;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联邦制关系;为财政支出用于经济投资的规模设定上限，保证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服务。改变现行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地方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状态。

　　三是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使资源要素租金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人人有份，共同分享。

四是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解决利率和汇率的长期呆滞和扭曲问题。

3.改革前景

　　一切改革都是在出现危机发生的，是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进行的。197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30年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使老百姓吃不饱肚子，共产党治理的合法性发生了动摇，于是，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今天也面临着一种危机的形势，只是与1978年时的危机情况不同罢了。因而存在着改革的可能。

　　一是决策者认识和感受到危机，因为，如果说本届政府能够平稳落地，那么，下一届政府要想平稳落地，就不大可能。因此从维护执政党和决策者的地位出发，当权者有可能推进改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会很大。

二是社会矛盾在某个方面激化，现行链条从某个环节断裂出事，迫使决策者进行改革。这种可能性较大，但其结果如何也很难说，有好坏两种可能。未来是不确定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本文是张曙光教授为2012年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2「新年期许」论坛撰写的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张曙光系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章立凡：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足本）

特殊的经济和人文环境，令广东成为近代历史上新思潮和政治经济变革的发祥地，从变法维新到共和革命，从国共合作到革命军北伐，从深圳特区到“南巡讲话”，乃至探索中的“乌坎模式”……。睁大眼睛看看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忍不住呼喊中山先生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岁月不居，从意气风发的改革年代一路走来的人们，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难免百感交集。或许是评价的时机未至，或许是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不便言说，未见有隆重刻板的官式纪念。眼见这难忘的日子悄然飘过，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作此祭文，浇奠两代人消逝的岁月、理想与激情。

　　“南巡”在历史上曾是君主专用语，康熙、乾隆祖孙曾各自有六次南巡，均包涵政治意义。历史名画《康熙南巡图》至今传世，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将南巡和西征（开拓新疆）视为平生两大功业。

　　在共和国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说法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出京“巡视”尤其是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出京沿途宣讲，造舆论扭转形势，这法子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是他在1971年最后一次“巡视大江南北”，一路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也被称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发表了讲话的“南巡”，往往政治意义非常。

　　一 “南巡”的政治意图

　　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成为他所自称的“平民”，但仍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第一平民”，守护着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1989年6月的重大政治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暗流涌动。他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和股份制改革统统插上“资本主义”“自由化”标签。针对这些挑战，邓小平1991年1月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社评，转述邓小平的意见，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非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这些文章招致了来自北京的围攻，提出了所谓“两种改革观”，质问改革“姓资姓社”。

　　中国的政治风波，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潘朵拉之盒。曾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阴影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

　　“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除了利用报刊媒体上大造声势，各种“反和平演变”学习文件、宣传册子也纷纷出笼，下发到各单位。

　　在国内外政治气氛下，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岌岌可危，面临半途而废的危机。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已经88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两位得力助手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

二 退休老人的政治奇迹

“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孙子兵法》孟氏注），统兵之道与为政原理相同。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这就是政治老人的所谓“势”。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陪伴左右，昭示着他的抗争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迅速扭转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社论，“南巡讲话”被整理成中央二号文件下达，《解放军报》提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被打压已久的改革派也高调反击，收复了大片舆论阵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思想，主导了同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党代会政治路线，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

中外历史上鲜见这样的奇迹：一位退休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余热，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未来的历史。邓小平做到了。

三 “南巡讲话”的性价比

　　“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繁荣背后，则是急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但通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此前，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应有之义：“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

　　1989年以前，经济与政治的两只改革车轮，相对而言是同步并进，即便后者稍慢，但距离不会太大。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改革形势整体停步不前，国内矛盾尖锐。素持“猫论”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机智地撬动杠杆，将全民推入商海，重启了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难关缓和矛盾。这固然是邓氏实用哲学的成功典范，但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是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四 “强人政治”将走进历史？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在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事件，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历史评价或许还要再过几十年才有定论，而其所留下的思考，也是多层面的。

据学者王占阳统计：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的确，世上已无邓小平。作为革命年代和威权时代的孑遗人物，他有幸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头号改革家。“南巡讲话”的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复制的特例。在专制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度，社会变革往往需要强力人物的推动，台湾的蒋经国就是一例。历史机遇稍纵即逝，邓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重启政改；时过境迁，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也复制不出他那样的政治强人。

　　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唤醒了国人沉睡数千年的权利意识，也给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培育了掘墓人。无论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后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保住毛泽东的偶像地位，还是在处置北京政治风波后发表“南巡讲话”、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所守护的政治底线，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近十年间，由于摸石头上瘾和短视的维稳思维，已错过了主动过河的最佳改革时机。尽管“永远执政”是历届领导核心的底线所在，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执政者须有所抉择。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正如汕尾市委书记所慨叹的那样——“老百姓变得越来越聪明”，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一个长期执政缺乏竞争而活力尽失的政党，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12年2月5日风雨读书楼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执政党观察

周瑞金：特殊利益集团陷入末世疯狂！！！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

细察当下时局：为什么做大了的经济“蛋糕”，却没能消解中国民众的怨气与戾气？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标题直接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渐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改革启动已经33年，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事实上，在被中国的传统正史评价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在世界上称冠。然而，中国此后的命运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因此，GDP再强大，也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可能走向败亡。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从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伤透了中国人心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从22．3％增长到32．9％。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中国，才步履迟缓起来。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准地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经开始着手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愈加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主义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后代，却失去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来源：猫眼看人

零八宪章

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

零八宪章月刊第41期（上）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

零八宪章月刊 第41期（上）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零八宪章月刊第41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