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第41期（下）

李泽厚因为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某些弊病，因为看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乱象，也因为看到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武装割据局面所付出的高昂社会成本，他便一脚将“革命”踢进了垃圾堆，主张“告别革命”，“告别辛亥革命”。他从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出发，强调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他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并提出自己的“社会发展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我认为李泽厚的“社会发展四顺序”论是既经不起理性论证、也经不起历史实践的检验的。从理性层面讲，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最高目的应该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民主是必须的前提。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法治与宪政框架下的制度保护。有了民主不一定实现社会正义，但没有民主绝对实现不了社会正义——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个人尊严，一个国家的人民连基本的个体尊严都没有，又谈何社会正义。中国古代也有所谓“包公”一类的“官老爷”明察秋毫，为民作主、为民除害，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正义，但“大老爷”是怎样产生的，能否公平办案，以及相关责任追究机制——所有这些处于社会大多数的“民”是无法参与、也不许参与的。没有参与就没有主体性，就没有尊严，因此这个社会也就缺乏实现正义的必须前提。而且，从逻辑上讲，经济发展也不是个人自由、社会正义与政治民主的前提。历史的经验事实是——在一个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里，大多情况下，经济与社会都会得到更加良好的发展。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自由国家的现实就是证明。而最发达的美、英、法等国并不是在经济高度发展后才实现民主转型的，相反，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得以确立后，这些国家才真正进入了经济良性发展期（尽管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且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并不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日本，现在的中国，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总量都很高，但无论彼时的德国、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都没有成为民主国家，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关系还是历史实践上讲，李泽厚的社会发展四顺序论都是大谬不然的。

李泽厚还说：“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

李泽厚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确实有着突出的地位，尤其在19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李泽厚在文化思想界更是无人能敌。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就“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无论反封建“吃人”文化、宣扬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也无论德先生、赛先生的飘洋过海，甚至白话文的鼓吹都有助于人的觉醒和个体解放。但是由于日本侵略和列强的环伺，中国人首先面临的是国家救亡问题，这导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放弃争自由、争人权、争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而转向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和民族革命当中——也即“救亡压倒了启蒙”。但革命救亡问题解决后，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专制独裁、个人崇拜等等说明中国需要续接一场新时代的思想启蒙运动。

尽管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理论在1990年代受到李慎之等部分学界人士的批评，但我一直认为李的这个理论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也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现实的看，中国的八十年代确是一个改革与思想解放的年代，不仅知识界、文化界的主流人士在进行启蒙与改革的鼓吹，而且执政党也顺应时势，确实在大张旗鼓的推进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改革运动，到87年中共十三大，有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政治改革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正因为1980年代的思想界与执政当局基本实现了良性互动，完成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为自己“功莫大焉”的李泽厚才会在后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改良”与启蒙结论，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文化界乃至于整个的民间只需要以“笔的自由”鼓吹“政治改良”、“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就行了。

但是，李泽厚在这里犯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他错把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看作自己乃至于思想文化界的功劳了——这是一种完全的错误，至少是一种严重的偏见。八十年代之所以发生伟大的改革实践，根本原因不在于知识界的改革鼓吹，而在于执政党内部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专制后，一部分有经济实用主义头脑的党内大佬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走上了前台，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在文化革命中因“路线”和权力之争而遭受打击的核心大佬邓小平通过助手胡耀邦等人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通过组织“平反”途径将一大批受过迫害的党员干部及中高级知识分子纳入自己的干部系统和话语系统，由此才引发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反思，并进而延伸到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和对民主、自由乃至于人权方面的思想启蒙。

这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体制改良运动并不是学界民间主导的，学界民间只是起了积极回应与推波助澜的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执政党核心官僚队伍（包括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口号是执政当局自己喊出来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包括联产承包、建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等）也是执政当局自身推进的，并不是民间学界大力鼓吹的结果。试设想，如果76年10月6日中南海政变失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被关进监狱，极左派完全掌权，或者毛泽东到100岁才死（1993年），还会有李泽厚们所念念不忘的八十年代吗？

其实，古今中外，改革的主导权都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上。尤其是在非民主自由体制下，所有的改革，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都必须由统治集团的核心官僚说了算，都必须有当权派的重度参与或主导。从中国古代情况看，无论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改革，不仅主持改革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都身居万人之上，手握相宰大权，而且他们的改革动作都是在最高老板秦孝公、宋神宗等人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注：张居正改革时，明穆宗刚死，万历皇帝即位，年仅10岁，张居正升内阁首辅，终于得以“任法独断，操持一切”）。

现代的情况也一样。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台湾改革也是在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作用下展开的，国民党核心领袖兼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认为：“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发表“国庆”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很快废除“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实现了“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的承诺——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终于在华人社会完成了最成功的试验。

苏联的改革则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完全主导下完成的。戈尔巴乔夫85年上台不久就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的理论，在国际外交上放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对抗思维，强调“核时代”的和平共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更重要的是，在内政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巨大弊病，认为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是没有民主人道可言的，所以他强调苏联必须改革，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并从“公开性”、“透明度”出发，给社会舆论松绑。最后终于成就苏联乃至整个东欧的和平转型。

如果非民主国家的核心当权者反对改革，或者反对某方面、某领域的改革，既就是有次一级的官僚想推进某方面的改革，也是寸步难行的。就拿当代中国来说，温家宝身为执政党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总理，从权位上讲和古代的商鞅、王安石等人差不多，温本人若干年来也竭力鼓吹“民主、自由”普世价值，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无奈他终归只是“二老板”，在执政党官僚系统的动员能力不是足够的强，尤其是得不到受“毛泽东思想”浸淫的“大老板”的支持，结果，温公喊烂了嗓子也于事无补，反而被严重边缘化，并被部分民间人士扣上了“中国影帝”的“二尺五”，改革之难可见一斑。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幕迟迟难以拉开，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改革早在2008年就已“死亡”，不是因为学界、民间不呼吁改革，相反，若干年来，公共知识分子竭力鼓呼改革，但见效甚微，甚至执政当局在“维稳”旗帜下，不断倒退，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改革（改良）主导权”掌握在执政当局的核心官僚手中，这些核心官僚不想改，纵然中央政府总理配合民间千呼万唤也是无济于事的。

但在民主自由体制下，因为国家核心官僚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体制内的分权制衡，体制外的舆论监督，对执政官僚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一旦民间舆论就某项改革形成强大民意基础，执政系统就必须向民意的方向前进，否则，无论是执政官还是执政党都将面临选票危机，因此，在民主自由体制下，民间的改良诉求才会对执政当局达成经常性的良性互动，这也是近代民主自由国家的工人运动大多追随伯恩斯坦、考茨基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

话至此，我的结论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改良（改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中。在民主自由体制下，执政者鉴于选票制约，对于强大的民间改良舆论能够从善如流，社会与国家能够消解各种矛盾肿瘤，并取得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民主自由体制下，是否改革完全取决于执政当局的自身利益考量和良心自觉，如果执政者缺乏良心发现，如果他们自身掠夺的天量国家社会财富因为变革有可能丢失，而广大人民又没有和平有效的选票制裁权，在此情况下，民间再强大的改革呼声也是在“对牛弹琴”。

因此，当李泽厚说：“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时，我认为他恰恰没有看清中国的国情，恰恰没有弄清改良的主动权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民间手上，既就是1980年代的改革也是官方在主导，而不是民间，但他基于错误的经验认知一味地倡导改良，断然地否定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这对于他所寻求的“现代化”来说只能起到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作用。

那么，中国的改革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和平转型能否完成，李泽厚所关心的“怎么样推动执政者改革”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我认为答案不在民间的“改良”呼吁，而在于民间的“革命”压迫——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展开分析。

龙泽天：革命的发生，在中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来源：作者博客

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危机”又怎样？大小官员们还不是照样吃喝玩乐？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了。不用非常手段，根本无法动摇。

　　问：什么非常手段？

　　答：革命。

　　在此，我可以预言：革命的发生，在中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要么是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要么是共产党自觉地开展一场自我革命。2012年，必然成为中国的革命之年。

　　……今天，我们要开始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在我们的旗帜上，只有一句话：一切权力归人民！

　　中国的繁荣昌盛，

　　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富强，

在此一举！

…………

问：听了您这么多好方法、好思路，确实都很振奋。这些年来，大家都因为苦于找不到好办法，才不得不听官员们的套话和专家们的瞎话。现在好了，有路可走，有章可循，那些困扰我们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答：不行。

　　有句名言：正确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你相信现在的这些官员会接受这些意见吗？中国发展到如此地步，不都是因为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吗？现在的许多官员不仅仅是缺乏实践、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而是世界观上就有问题。不信你们就看，我的这番话在网络公开后，肯定会有一些人跳出来。本来这样的访谈，就难系统化、完整化，总会有些纰漏可以钻，这就给了一些人疯狂反扑的机会。

　　问：我们会记往他们是谁，全国老百姓也会记往这些坏家伙的。

　　答：不用期冀这些官员领会，更不要奢望那些专家会转变，关键是人民的觉悟。而且，也不要以为有办法，解决几个问题，中国面临的危机就能避免了。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这样一切才能迎刃而解。

　　问：腐败，应该算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吧？

　　答：这只能算是主要问题。腐败的主体是谁？

　　问：官。

　　答：官又是谁培养、提拔的？

　　问：当然是……这不是把矛头指向党了？

　　答：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但不是一贯正确的，即使是党的最高领袖们，从第一任党的总书记起，也几乎个个都犯过错误。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承认这些。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创建了新中国；并且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将一个满是战争疮痍、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发展成了今天的辉煌，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党敢于通过实践，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可以说，自觉革命、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也正是党的强大生命力所在。

　　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拥有绝对权力的执政党，法律是你领导制定的、发展方针与策略是你提出并且亲自执行的、国家的资源和社会的财富是你管理经营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也是由你提拔与任命的，结果出了这么多问题，人民群众有这么大怨气，你没错误谁错误？你不负责谁负责？

　　但目前的形势又不是你说负责就负责得了的。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危机”又怎样？大小官员们还不是照样吃喝玩乐？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了。不用非常手段，根本无法动摇。

　　问：什么非常手段？

　　答：革命。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此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权革命。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拥护下，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蒋介石独裁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带领人民进行了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彻底摆脱了“一穷二白”，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不论那时我们有多少不足，现在有多少诋毁，这不愧是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而今天，我们要开始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在我们的旗帜上，只有一句话：一切权力归人民！

　　中国的繁荣昌盛，

　　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富强，

在此一举。

注：本文节选自龙泽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下），标题为编者所加

胆小草民：武昌起义一小时前的一段对话

罗：今晚起事是孙党吗?

　　熊：所有会党都以孙逸仙为共主，当然都是孙党。

　　罗：有多少人?

　　熊：湖北军商学界皆是。

　　罗：是否排满杀官?

　　熊：排满为其宗旨，杀官为其用神。不杀官不能夺权，更无以据作革命之气，恐管带以上难免。

　　近读冯天瑜先生的随笔，看到冯先生摘录自熊秉坤写的《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记》中的一段对话，现转录于下。

　　1911年9月9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没有等到约定的起义炮声。熊秉坤遂约集部分同志议决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之际发动起义，但当日午后营中长官宣布晚操停止，起义推迟至当晚7时。熊秉坤为向工程营内革命党人通知晚上7时起义的决定，奔走于各营房之间，恰在此时在操场边与队官罗子清相遇，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罗子清(以下简称罗)：今晚外面风声不好，你知道吗?

　　熊秉坤：(以下简称熊)：知道一点。

　　罗：今晚起事是孙党吗?

　　熊：所有会党都以孙逸仙为共主，当然都是孙党。

　　罗：有多少人?

　　熊：湖北军商学界皆是。

　　罗：是否排满杀官?

　　熊：排满为其宗旨，杀官为其用神。不杀官不能夺权，更无以据作革命之气，恐管带以上难免。

　　罗：能成事吗?

　　熊：能。各省会党都害怕新军第八镇，第八镇一起手，各省一定响应。

　　说到这里，罗子清与在一旁的排长方定国便默然离去了。

　　体制内的罗队官与方排长既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惊慌失措，在天朝即将倒下的一刻，他们只是默默地走开了……

　　胆小草民

　　2012-1-31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吴敬琏：我越来越倾向于改良派

我认为，我们国家根本的出路是在努力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改良派。我觉得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自由、理性等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各个要素形成良性互动，不经过大的波折来实现目标。

我觉得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自由、理性等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各个要素形成良性互动，不经过大的波折来实现目标。

　　对于目前我们国家的既有经济体制，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经济改革，我也开始关注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其他制度的配合，其中一条就是法治，但我后来发现，单靠法治也无法解决整体问题，法治还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巩固。

来源：共识论坛

张行健：革命与革命的中国问题

（一）

“革命”一词，出自《周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本意指纪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大命，顺民意。

晚清时期，1902年，主张保皇立宪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由此，“革命”一词的现代用法正式进入中国。

由于“革命”的这个词语它原有的含义就包含着正义，所以晚清政府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会党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的概念。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色彩是明确的、自我主张的、而且是成功了的，因此到了蒋介石时代革命都没有落幕，国共两党都举起类似的革命旗帜大打出手、争相“革命”，直至共产党占据中国大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革命”在海峡两岸都没有告一段落。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革命当然是一个有更多制高点的概念，谁是革命的、更革命的，谁就可能是正确的、更正确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必然成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这主要是在泛义上而言的；列宁曾提出“不断革命论”，这主要是在世界范围内而言的，当时俄国共产党上台，希望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陆续发生类似“十月革命”的革命，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毛泽东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意思是说共产党上台后还可以一次次地对国家政权、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进行革命性地冲击和改造，然后还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尝试。

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他们将此十年浩劫定性为一场动乱。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革命。从狭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以群众暴力和群众运动的形式颠覆了当时合法的中央国家政权，囚禁了当时合法的国家主席，并且在地方上取消了各地合法政府，以“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从广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从“抛头颅、洒热血”的角度讲，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害死两千多万人，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没有其他的“革命”能够与之比肩。

不容置疑的是，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一切”来形容，政府是革命委员会，领袖是革命领袖，群众是革命群众，年轻人是革命小将，等等，不一而足；而“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标签，“反革命”更是一种罪名，是一种因为反对“革命”就可能遭到枪毙的罪名。这种状况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稍稍有所好转，但好转的是“量”，而非“质”，对“反革命”的镇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邓小平的智慧摆脱了“扩大化”的困境而已。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前，反革命属于刑法规定的罪名之一，然后因为这一罪名妨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以在刑法中取消了该罪名，并代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将反革命罪名从《刑法》中取消，用别的罪名取而代之，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进步，但从政治和政治反对的角度讲，换了汤并没有换药。只是——药比以前少了些许，煨药的火也没以前那么猛了。

到了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革命”。此后，告别革命论成为时髦，谁要能说几句告别革命的理由，谁就能被人另眼相看。但是告别革命论也一直遭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秘书李慎之，针对告别革命，就说过截然相反的的话，还有一些毛左人士也提出要在中国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告别革命论主要是一个中国式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并没有阻止革命的发生，世界各地的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等等，革命的名堂似乎从来就没中止过。

到了2011年，北非中东等地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有不少国家已经以这种方式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关于革命的话题又回到了中国。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韩寒写文章表达了对革命的拒绝，这在中国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然后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发文号召民营企业家要远离革命，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争论也表达了对革命的担心。但是，韩寒、柳传志等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言论遭到了公众的强烈炮轰。《南都周刊》甚至发文评论说“韩寒似乎准备好了，他要与众人为敌。”这一段时间，革命的话题喧嚣尘上，争论的双方大有站队的态势。一百多年前保皇立宪的康有为与革命派发生的争论，现在似乎又被人复制出来了。

（二）

革命与不革命的讨论，预示了维稳制度的失败，这是一个积极的意义。从另一方面说，和一百多年前相比，当前发生的这场关于革命的争论显得很无聊，因为一百多年前争论的双方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那时的改良派在改良，革命派在革命。看看现在，主张改良的人士根本不是践行改良的改良派，主张革命的人士也不是践行革命的革命派，他们都在纸上谈兵，似乎是在做高明的战略预演，这就使话题略显浮躁。我认为下列问题值得争论双方认真思考：

第一，改良究竟还有没有可能？一般说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的急剧恶化乃至极度贫困化，就会引起各阶层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必然引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引起革命。革命的话题之所以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重新登上舆论的舞台，这反映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已经找不到自上而下的改良方案，但这些问题又非要解决不可。在任何时代，改良都是容易被人接受的变革方式，但前提是改良必须存在。如果反对革命，你必须证明改良是存在的，也是可行的；如果支持革命，你必须证明改良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革命的成本一定是最高的吗？当改良没有希望的时候，社会矛盾积累再积累，总有爆发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革命往往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社会矛盾解决方式。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革命的正义性来源。连马克思主义都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试想一下，如果利比亚不发生革命，那么利比亚就还要继续遭受卡扎菲独裁的蹂躏，那么利比亚和利比亚人民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第三，有必要一味地恐惧革命吗？就政治革命而言，历史上最血腥的革命无非就是发生在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而已，相比之下，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中国某些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民主革命，却对民主革命有莫名其妙的恐惧，其原因就是受到了专制文化的荼毒。在他们那里，革命和毛泽东宣扬的一样恐怖，因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其实，相对于其他各种改朝换代的革命，民主革命大多是阵痛一时，代价并不大。有些国家的民主革命，因为全社会能够很快打成共识，所以迅速地实现社会和解，其转型成本非常之小。比如苏联和东欧的转型革命，其代价都不大，其血腥味远比共产国家一场政治运动要少很多；再比如这一轮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和埃及的血腥味也不多，只有利比亚的转型成本就相对较高。

第三，革命的目的是政权更迭还是社会改造？革命有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之分，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政权的更迭，往往带有一定的血腥气味，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就不一定是血腥的。根据几千年的文明史可以清晰看出，政治革命未必能带来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专制制度在改朝换代之后往往还是专制制度。但是，民主革命的历史也已经证明，没有为了民主的政治革命就不会有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民主。你也许可以例举出很多政治革命以后依然不民主的例子，但你一定例举不出一个不经政治革命而实现民主的例子。这就是说，没有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制度转型，民主就无从实现，而没有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则民主的目标就无法完全达到。

第四，革命一定是暴烈的厮杀吗？近现代以来，革命的名堂有武装革命、暴力革命、静悄悄的革命、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等等，民主革命大部分都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的；当然，非暴力革命的过程往往因为统治者的残暴而伴随着一定的剧烈性，甚至会有很多流血事件。因为民主革命不仅仅是一种权力转移，而是一种实现正义和秩序的行为，所以相对于改朝换代的革命，大多数民主革命都是通过相对和平、相对文明的方式实现的，利比亚人民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方式则是一个武装革命的当代特例。卡扎菲政权的下场只能说明一个道理：在当今的文明世界中，专制政权如果一味地拒绝革命，那么革命将以更暴烈的方式发生。

第五，民主革命和社会和解是矛盾的吗？民主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从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这就与一般意义上改朝换代的革命并不相同，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不是换一群人进行专制统治，不会对另一群人的制度性镇压，所以民主革命最终要经过转型正义实现社会和解。民主革命后当然要对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进行清理，但通常也会局限在政治对话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包括苏联东欧转型和当前的北非中东在内，近现代以来所发生的民主革命，大多都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迫害和镇压，这也是它与共产革命不同的地方。遥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和被革命者实现了伟大的和解，革命者给了清室很多优抚政策，满清皇室则体面地退位，孙中山甚至著文赞扬裕隆皇太后是“女中尧舜”。所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成本相对较低的革命，也是一个相对完美的社会和解范本，至于后来又发生了很多变故，那是另一回事了。

在中东和北非，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已经汹涌，促发人们的很多思考。以上五条，其实有明显的倾向性，目的就是为了消解革命恐惧症。下面罗列一些关于革命的名言，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永远都不能把一场大革命归咎于人民大众，它的责任只能由政府承担。——【歌德】

革命并不关乎琐碎小事，但却是由小事引发。——【亚里士多德】

上个世纪的激进派就是下个世纪的保守派。——【马克吐温】

邪恶的法律是一种最坏的暴政。——【柏克】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

正义比和平更珍贵。——【威尔逊】

受法律压榨的人民，除了夺取权力外，别无他路可走。——【柏克】

成功的反抗被称为革命，失败的反抗则被叫做叛乱。——【普里斯特利】

革命产生于心脏，改革来自于头脑。——【费尔巴哈】

革命是不能制造的，它们会自己出现，革命的发生如同橡树的生长一样自然，它来自于过去，它的根基深植于以往的岁月之中。——【菲利普斯】

革命通常是不能任意制造的。如果能够事先以理性的方式描绘出革命的道路，那么同样也就能够完全避免革命。革命是无法以理性方法重建阶级社会的结果。——【托洛茨基】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多。——【列宁《革命的教训》】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

阻止和平革命的人将使暴力革命变得不可避免。——肯尼迪

正义的战争胜过非正义的和平。——【贝玑《人的权利》】

战争在必要时是正义的，在除了依靠武器而别无希望时，武器就是神圣的。——【马基雅维利】

对一个弱小民族来说，仅仅表明自己要求是正义的是不够的。 ——【梅厄夫人】

单单有勇敢精神不能对付步枪和机关枪。没有精神的步枪和机关枪没有多大价值。但没有武器的精神，早晚会同躯体一起被粉碎。 ——【梅厄夫人】

任志强：我们的“共识”就是“不改革就是死”！

垄断也导致社会主义向权益倾斜，我们看到很多方面民众都在抱怨，包括住房制度都在抱怨。但是我们高级领导干部拥有的医疗费用的倾斜、服务及质量占的比例非常高，甚至于占了医疗经费的80%以上的比例。教育也同样，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恰恰导致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市场化，医院、学校、教育等等一系列都部分实行市场化。

当我们实行民主，不是因为民主会选出最优秀的领导，而是民主有纠错机制，我们认为市场化的最大功能在于拥有一个很良好的纠错机制，当你错的时候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于是新的会产生。当新的产生之后会打破旧的垄断形成一个新的结构，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2月4日-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凤凰网财经作为合作媒体，全程图文直播本届论坛。

　　任志强表示，现在的疑问是，我们要不要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之后，我们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别问题，环境的污染问题，社会的腐败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归罪于市场经济，实际上这些是不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不是，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滞后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央企和国企大概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但是分配的工资和福利占到了55%。所以是垄断造成更多的社会分配不公。

以下为文字实录：

　　任志强：感谢各位给我发言的机会，坐飞机跑那么老远，然后就给我15分钟，我还是偷偷多占一点时间。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所以我就用市场的力量来说，什么是市场的力量，没有用一个办法去衡量。是有多少重量还是什么，张维迎教授写了一本书《市场的逻辑》，其中提到我们250年的时间大概占人类历史三万多年的1%，但生产了近99%的GDP。他告诉我们的是市场的变化，变成了250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发展是无法用时间、重量等等其他办法来衡量的。最重要的是市场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相对来说，我发现我们使用的工具和三千年以前没有什么差别，驴还是驴，牛还是牛，都是一样的工具。和孔子时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导致我们在很长时间，甚至几千年我们的农业工具没有变化。

　　但是市场经济让欧洲先有了蒸汽机等等其他动力，今年我们看到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或者是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的互联网已经让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奉行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在解放以后的前三十年，这个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说举全国之力，奋力了很长时间是饭不饱肚，事实证明用完全国有化的办法、非市场经济的办法得到的肯定是失败的。我们不需要别人说服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条。在短期经济内无论如何是不会形成走进共产主义的，这个争论有很多时间的，我们大概在1930年的时候提出了“三民主义”，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要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相当一段时间，还要坚持市场化的一部分。但实际的结果，在解放以后我们逐步取消了市场。

　　改革前的三十年，土改消灭了劳动致富，大家都是因为劳动致富，但是因为他们富所以被打倒了。所以富在劳动改革的时候又变成了奢侈品，而不劳动的人可以分到田。所以说，不是从完全劳动结果而产生的，而是你拥有财产多少来决定的。工农业改造的时候，我们又消灭了私营经济，冯仑在前几天的一个论坛上，在座谈的论坛上特别强调了，温水煮青蛙，最后大概用六七亿的股息没收了23亿左右的财产。今年我一直在看一本书——《读史求实》，其中谈到“三反五反”时期，毛泽东说用极少的代价换取了很多的私人资产。又有“反右”，所以今天我们只好用微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还都是匿名的。“大跃进”是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办法，当时提出生产1074万钢，结果动员了9000万人，生产了4000万吨钢铁。现在没有了这些限制条件之后可以生产7亿吨钢，可能是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差别。“文革”我们整个消灭了我们的法律，国家主席可以任意被打倒了，然后被弄死了。然后我们也没有了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们当时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突然发现，当我们要解放全世界2/3受苦人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是最穷的。

　　正因为这些，改革才形成了一个共识，我们的改革是在倒逼下，就是因为“文革”这样三十年的倒逼机制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共识，不改革就是死。

　　市场经济这个变化，我觉得最大是实现了人身自由。像张维迎教授在前面讲到的，我们最缺的是人身自由，比如户籍限制，我们不能动。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可以跑了，取消了投机倒把，从短缺开始走向过剩。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流通，这里面包括人、资源、资金等等各种方面的条件。于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因此我们从市场经济看到的最大的是这样的一种变化。

　　从1992年到2010年我们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人均GDP的增长，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叶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我们大概提前了40年，2010年实现了这个目标。这可能是邓小平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也是市场经济导致这样的速度。如果中国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的话，在多少年以前人们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是在市场经济之后开始进入和走向这个目标，我们大概和日本、韩国相差了30年到60年，和美国大概相差了80年以上，这样一个平衡增长的一个过程，也预示着我们未来也可以增长，但前提条件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在实行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之后，我们的人均住房制度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作为开发商被称之为人民公敌，因为房价过高导致年轻人无法买房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化当中看到，如果按户籍制度来讲，农民被苦苦困死在农村。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凡是实现了人口自由迁徙权利，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时候，当人身自由出现变化的时候，市场自由远远比我们高得很多。但是和韩国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差别，显示的是恰恰是1990年以后或者是1992年南巡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适当地减少一点，这是拐点，拐点出现在南巡讲话之后，从人口变化可以看出来，从1995年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30%的时候，每年大概是2400万人口进城。但是事后我们国进民退之后我们就变成每年只有1200万人口进城了。在改革之前，我们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主席从小学六岁的孩子就去当会计等等。那时候的城市化速度是返乡，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快速增长了，恰恰符合我们现有的经济规律。当城市化率超过30%进入70%之间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城市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而我们国家正处在这样一个现象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城市只有60%的可城市化率，而三四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接近30%。不是中国没有发展的动力了，而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和适应中国正在发展的经济阶段。

　　在世界的平衡点来看，在同等的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来看，我们和国际相比差了4到6个点，我们和国际的水平线还是差很多。这恰恰是我们可以保留未来预期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是在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邓小平先生告诉我们，这个南巡讲话说了什么，最主要是没有阶级斗争。这在前两天在分论坛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从阶级斗争来看，恰恰是人权、自由权、产权，这也是张教授在开篇的时候提到的问题。说要走1905年的一段苏联革命的反复，还是要走直接进入1917年以后苏联直接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段争论在党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到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短暂时期，最后到解放以后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姓资姓社的争论是我们党的进步，也是我们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

　　但现在的疑问是，我们要不要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之后，我们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别问题，环境的污染问题，社会的腐败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归罪于市场经济，实际上这些是不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不是，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滞后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央企和国企大概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但是分配的工资和福利占到了55%。所以是垄断造成更多的社会分配不公，有人说小资本家发财了，在座的民营家发财了，我们认为发财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用劳动和风险去获得了拥有，不代表不公平，不公平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但你得到的收入比我的收入高。比如同样我们有国营私有和民营自由，加入都形成国有和民营的自由竞争，比如电信业自由竞争了，也许这个工资不是因为资源而获得的福利，这样才是公平。我们也有权钱交易等等，也导致了二元结构，就是农村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使农民无法用土地变成现金，变成进城的资本和就业的资本。

　　我们可以看看城市里面一个破房子，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突然他的房子从200块钱一个平米到了现在差不多12万一平米，但是农民的房子还是新房子，可能在原宅基地上新盖的房子，也仍然不值钱，就是没有办法转换二元结构，同时也导致了权利的时空。现在的腐败仍然在盛行，这个盛行的结果主要在于权利不被监督，如果把权利关进笼子里去，也许我们的民主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使监督不再仅仅依赖于举报，依赖于纪委，也许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成功。

　　垄断也导致社会主义向权益倾斜，我们看到很多方面民众都在抱怨，包括住房制度都在抱怨。但是我们高级领导干部拥有的医疗费用的倾斜、服务及质量占的比例非常高，甚至于占了医疗经费的80%以上的比例。教育也同样，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恰恰导致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市场化，医院、学校、教育等等一系列都部分实行市场化。比如说在加拿大是用社会公益的办法，比如保险基金来限制医院的收费和获取利润，甚至到导一个医生最高只能得35万加币，超过之后就是白看病不付你工资了。我们也提出环境污染，也是因为能源的垄断而形成的浪费而污染。我试图把这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为非市场化因素，也许我是错的，但恰恰是市场化因素会让这些所有的弊病都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当我们实行民主，不是因为民主会选出最优秀的领导，而是民主有纠错机制，我们认为市场化的最大功能在于拥有一个很良好的纠错机制，当你错的时候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于是新的会产生。当新的产生之后会打破旧的垄断形成一个新的结构，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这十年我们看到的是国进民退，越来越多的国进民退让市场经济在萎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甚至于发改委会找某个企业谈你的价格如何。或者看到我们的政府在操纵市场，限制价格和规定价格就是操纵市场，限定一个人只能买两斤猪肉，就是限制价格、限制市场，也变成一种政府的操纵。甚至福利分配制度，都可能因为这个而产生差别。1998年以后的市场化导致住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不是要进行保障，这个问题不需要争论，因为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所有的政府必须确保公民的居住权利，但是居住权利在中国变成了财产权利，这种福利的分撇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倒退，便成了更加不公平的垄断性的权利造成的结果。而我们越来越看到不断加大的垄断，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需要的是还原到南巡讲话的小平精神上，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力量。

来源:凤凰财经

颜昌海：一场内战已在寂静中于中国展开？

2010年伊始，中国大陆创新高增编了500万人的维稳员额，同时在二会期间公布大幅缩水的国防预算。20年来中国大陆永远呈现二位数递增的国防预算，竟陡降至7.5%！对内陡增的维稳员额，对外陡降的国防预算。这一增一减代表着对人民“维稳”才是当权者心目中的重中之重。一个清楚的图像呈现在世人眼前：中国大陆已着手对一批中国公民展开一场内战。中国大陆打算投入这场内战的预算有多少。似乎远超乎人们最伟大的想象。

天天打着“维稳”的旗号，动用防暴大队，警察，武警，城管，甚至军队，好像是多么堂而皇之的行为，竟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非法行为。这难道不令法治国家的公民心惊肉跳吗？！

迄今为止还没听说一起群体事件是老百姓主动找政府的麻烦。所有的经济纠纷，都是政府先侵占了老百姓的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引发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维持经济稳定，维持的不就是中国大陆自己利益集团的经济稳定？！不就是动用一切国家力量维护中国大陆官府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使中国大陆利益集团的财富，保持源源不断的增长？！不就是抢老百姓的钱？！还不许老百姓吱声，否则轻者给关监狱，重者就弄死。

没有外敌，把“凶”对内、对国人百姓，只能说明问题是出在政府和官员的身上，而绝对不是出在国人民众。当一个官府到了必须指望着军警来维持自己统治的时候，只能说明这个官府已经没有为政的资格了。

暴力统治一定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通过暴力可以使人民擦亮眼睛、彻底觉醒，清清楚楚的看透官府的本质，彻底打消希望和幻想；二是暴力把民怨积成了民愤，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杨佳和邓玉娇就是实例。

可惜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始终没能走上文明之路，除中华民国的那38年以外，史学家说中国是至今仍行秦政治，皇权至上变成了党权至上，民主变成了党主。

“稳定压倒一切”提出的时候，有识之士们就已经意识到了，民怨和民愤将由此而生。到现在，民怨民愤已经成为了普遍的民情，威胁到了党国统治。于是，官方反过来就把含冤含恨的民众当成了敌人和对手，又已经连续十几年了。

大陆官方始终没想明白的是：坚持权贵专制，民间就必然发出宪政民主的吼声；官员贪腐，民间就必然要求法制；坚持镇压，民间就必然有抗暴的行动；肆意抢劫，民间就必然发动剿匪活动。不惜国败民穷，那么人民就一定会举行大起义。于是，“稳定”也只能是靠暴力来维持了。可是，暴力又只会激发民变。

这种无底线的恶习一开，吏治自然也就算是烂透了。就是如此的腐败透顶的官府，增加预算是为招兵买马，打着“维稳”的旗号，对全体民众宣战。

不过，历史上所有的违反人性与民心的战争都有终结的一日，中国大陆官府所发起的这场战争也不例外。当然，笔者寄希望于中共18大。

　　过多是一种烦恼。持有货币的人最怕通货膨胀；最怕美元贬值的人是持有最多美元者；抱着不动产的人怕最房产泡沫。相反的，缺乏也是一种困扰。缺水的人需要水，饥饿的人需要食物，欠钱的人需要金援，欠缺稳定的官府则需要高喊维稳。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人人都能理解。

　　这套道理放在中国大陆一样适用。比如，在2009年大量印制人民币，释出超过九万亿人民币信用贷款之后，恶性通膨的乌云无可避免笼罩在中国的上空；长期将美元外汇投入美国公债与二房债券的结果，使中国大陆被美元捆绑。无论美元重跌或人民币升值，中国大陆央行都必须承受巨大的汇兑损失。掠夺了全中国土地的中国大陆近年来靠着土地支应地方永远填不满的财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地产商”。如今这个地产商必须面对房地产泡沫崩溃的恶果。然而长期的强制拆迁累积了化解不了的民怨，种种的社会不公与贪渎枉法形成医治不了的毒瘤。每年超过十万起的群体事件让中国大陆的官府岌岌可危。于是“维稳”成为中国大陆各地官员为了继续掌权而产生的共识。“维稳”二字没有错，错在官方思惟总想着要如何增加暴力，而非造福民生从而稳定社会。2010年伊始，中国大陆创新高增编了500万人的维稳员额，同时在二会期间公布大幅缩水的国防预算。20年来中国大陆永远呈现二位数递增的国防预算，竟陡降至7.5%！对内陡增的维稳员额，对外陡降的国防预算。这一增一减代表着对人民“维稳”才是当权者心目中的重中之重。一个清楚的图像呈现在世人眼前：中国大陆已着手对一批中国公民展开一场内战。中国大陆打算投入这场内战的预算有多少。似乎远超乎人们最伟大的想象。

　　中国大陆在2008年在军费的支出就已经跃升全球第二大，传统武器的制造则为全球第一大。这么庞大的预算可以在国际上制造起几场战争，如今却转来作为对付中国民众的经费！向来以敢言著称的《南方周末》披露了中国大陆“维稳”的惊人支出以及用途。云南省自2010年开始将维稳项目经费提高一倍；辽宁省的维稳支出更高达223.2亿元人民币，超过该省投入教育与医疗的支出。一南一北的二省，均非一线省市，但都在“城管”与镇暴的项目上狂增经费。那么对那些狂拆滥权的省市，人们可以发挥用脚趾头就可以思考的想象！

　　只有一个不断面对民众维权抗暴的官府，才会清楚自己需要增编多少武力来对民众“维稳”。只需看看这张预算，就能够设想大陆民众与官府的冲突有多高，以及中国大陆各级官员的恐慌与危机感有多重。一场内战已经在寂静中于中国大陆展开。这场内战以何种模式展开格斗，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与漠视民生显然已成为火线。历史的钟已经开始──倒数计时。

　　“维稳”定义的？中国大陆实施“维稳”的法律根据又是什么？一查吓人一跳，大陆网站上竟然没有关于“维稳”的准确定义，而实施“维稳”的法律条文就更找不到了；唯一找到的是中央有一个“维稳办”出了一个报告，说“维稳”是今后政府工作的基调，就是要维持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现在不是法制社会吗？国家若对此没有明确的立法，又凭什么成立“维稳办”？而且“维稳办”的权力大到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没有法律根据，一切打着“维稳”的旗号对他人生命财产构成威胁，或一切“维稳”中采取的行动，显然就是违法行为。天哪！天天打着“维稳”的旗号，动用防暴大队，警察，武警，城管，甚至军队，好像是多么堂而皇之的行为，竟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非法行为。这难道不令法治国家的公民心惊肉跳吗？！

　　但知道“维稳”在理论上非法后，就会对维稳谁，稳谁非常感兴趣。“维稳办”说：“维稳”是今后政府工作的基调，意思就是说“维稳”是政府行为了。而人们也确实看到，每次群体事件中，都是政府出动的武装力量对付老百姓（即人民——按照床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划分，不是地富反坏右者，即属于人民）。那么，“维稳”既然是政府行为，有针对的是人民，而“维稳”又是非法的——没有法律可遵循，那么这种“维稳”行为不就是犯罪吗？也就是说拿“维稳”说事，就是政府在犯罪？！一切以“维稳”被伤害了的人民群众，无论是被截访的，在群体事件中受伤的，或者是强拆中政府动用国家力量使生命或财产遭受损失的，理论上就都可以去法院起诉政府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遭受损失的人民群众，可以根据法律去告政府的违法行为，并要求国家赔偿。

　　但更荒谬的是，这样一种行为，竟然作为了一个国家政府的工作基础！

　　据查，维稳办的工作方针是：维持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稳定？老百姓自己有什么经济问题需要政府去稳定的？中国的老百姓很听话，自己买房子住，自己挣钱解决温饱问题。虽然纳税了，但缺钱了却不知道向政府去要。即使要了政府也不给，死活都是自己管自己。——这一切，中国的老百姓都习惯了。所以，迄今为止还没听说一起群体事件是老百姓主动找政府的麻烦。所有的经济纠纷，都是政府先侵占了老百姓的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引发的。老百姓住得好好的房子，开发商藉助背后有政府撑腰，为了赚钱就随便给人家强拆了，甚至都没有补偿。而百姓稍有抗议，国家力量警察，保安就出面镇压百姓了。而农民就更惨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成片成片的掠夺，吃饭都成问题了，生命都没保障了，还不许农民吭声。农民张嘴说理了，消防大队，警察，城管，黑社会都来了。试问，到底是谁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事都做到这份上了，官府还好意思大张旗鼓的提“维持经济稳定”？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维持经济稳定，维持的不就是中国大陆自己利益集团的经济稳定？！不就是动用一切国家力量维护中国大陆官府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使中国大陆利益集团的财富，保持源源不断的增长？！不就是抢老百姓的钱？！还不许老百姓吱声，否则轻者给关监狱，重者就弄死。

　　再看这所谓的“政治稳定”。中国大陆，农民失了地，市民失了房，或者是小贩失了命，政府的掠夺行为侵占了百姓的切身利益或危及到了生命。这时候的百姓，不就是想找个地方说理吗？可是这一切的掠夺又是政府行为，法院也是政府开的，没地方说理。处于这种境况的百姓，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么这个时候，由于人民处于极度的愤怒之中，思维就会极端，行动也会激烈。而这种思维的极端和行动的激烈又是政府逼出来的，当然百姓的发泄的对象就是政府。所以人们在历次事件中看到，百姓首先冲击的就是公安，城管，派出所，政府机关，全部是国家力量所在地。百姓对这些国家力量所在地的冲击，实际上表达就是对现任官府的不满和愤怒。而对现任官府的不满和愤怒就牵扯到了政治。

　　欺压老百姓的官府，老百姓当然就不会拥护。其实百姓本无心参政，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都被政治运动搞怕了。可是老百姓得活。官逼民反，这在现在的大陆社会简直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不难看出，官方在对百姓“维稳”的同时，维持的只是官府的稳定。一个原本是好好的国家，如果变成了警察国家，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出了大问题；人民还是原来的人民，不可能突然之间都变成了暴民、刁民或刑事犯，从而迫使政府不得不雇用大量的军警、城管、特务来维持秩序。“维稳”，从表面上看，官方似乎是振振有词，以至于搞个国家的庆典，开个什么代表会，甚至搞个什么体育比赛，都要调动几十万大兵和武装警察去维持。然而，如果是在战争期间，敌伪时期，或者是在沦陷区，确实这是有必要的。问题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去扒民之房，圈民之地，都必须要有军警的护驾，否则是既扒不来房也圈不来地，政府的任何一个计划，一个行动，没有军警的保驾护航，就什么也做不成。这难道不构成对和谐社会的极大嘲讽么？！

　　古人云，兵者凶也。这个“凶”，是对于外侵的敌人。没有外敌，把“凶”对内、对国人百姓，只能说明问题是出在政府和官员的身上，而绝对不是出在国人民众。当一个官府到了必须指望着军警来维持自己统治的时候，只能说明这个官府已经没有为政的资格了。

　　靠着军警维持的官府，是因为其实在是不得人心的缘故，所以才用暴力镇压、屠杀来对待人民。这里丝毫表现不出这个官府的强大或者是辉煌，反而是在告诉天下，这个官府已经走到头了，暴力统治就是最后的手段，但是暴力统治一定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通过暴力可以使人民擦亮眼睛、彻底觉醒，清清楚楚的看透官府的本质，彻底打消希望和幻想；二是暴力把民怨积成了民愤，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杨佳和邓玉娇就是实例。当官府把老百姓逼上了不得不反的地步上时，官府就无路可走了。愚蠢的是，当权者都是以为，通过血腥的暴力，可以使人民产生恐惧心理，于是人民就会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顺民了。不过稍微懂得一点心理学的人都明白，人有七情六欲，但任何一种情欲都有一个最后的底线；即便是恐惧，既可以是被吓成神经病，甚至是吓死，也可以像股市一样触底反弹，所谓物极必反。把人逼到了不畏死的普遍的状况上，暴力的恐惧和阻吓的作用就成为了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奈何以死惧之。于是接下来的事，当然就是改朝换代了。2200年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可惜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始终没能走上文明之路，除中华民国的那38年以外，史学家说中国是至今仍行秦政治，皇权至上变成了党权至上，民主变成了党主。

　　执政党在2009年宣布，党员是七千万。只有天知道，其中有几千万成员的党票是不是花钱买来的。后来有调查分析，说这七千万成员中年轻人占了60%以上，似乎是在表明这个党在蒸蒸日上，而且是充满着活力。其实众所周知，很多年轻人只要少吃一、两次饭馆，巴结巴结“组织”就能买张党票了，然后再千方百计的挤进体制内，寻找机会再去买个官做。并不是在说这些年轻人不好，而是同情他们就生长在这个腐败的大环境里。不去读书的人，只要花钱，连毕业证书和学位都能买到手，这个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是钱办不到的？！

　　从1979年对越南的战争以后，至今30多年，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和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交手开战。近几年虽然喊着不惜要和美国一战，但这也仅仅是喊叫而已，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加强防备，或者是宣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那么，大笔的军费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就值得关注。首先，大宗的开支，是贪腐，其余的是用于维持稳定，实际上就是用于对人民的内战的费用。一份报告提到，仅辽宁省在2010年的维持稳定这一项的开支，就高达223亿元人民币，这笔钱是超出了全省今年对教育和医疗投资的总和；也就是说辽宁的人民仍然可以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因为省政府为每一位辽宁人已经预备下了三百块钱的“镇压费”。各省区市也都在今年成倍的增加了本地区的维稳预算。云南、广西、贵州的大旱灾，已经造成了数百万人外逃去逃荒，这三个省区的政府却不做任何事去帮助灾民，反而把为维稳的预算增加了一倍。报告中还提到了，2010年官方招收五百万名的维稳新成员，增加现有的军警特的人数。……

　　在中国大陆，一场全面内战已经悄悄开始了，对象是全体的中国民众。

　　记得大概是1988年，中国大陆当年的军费开支是243亿；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北京市长陈希同贪污了183亿。人们当时都吓了一跳，一个贪污犯，竟然把国家军队的四分之三装进了自己的口袋？！2010年，辽宁一省的维稳费用是223亿，那么全省几十万大小干部们准备从中贪污多少？！那么全大陆30个省区市，今年维稳总开支至少会是8千亿。假如各地干部们贪污了一半，剩下的4千亿，就是用来打内战的军费。

　　前30年，因为一句话就可能送了命，使得不少的中国人失去了自我，采取了对官府是多磕头、多喊两声万岁，以躲祸的做法，勉强可以苟活；可后30年官方与时俱进了，明火持枪的抢劫，要的是钱，喊万岁是无济于事的，在钱和命上，老百姓要做出明确的选择，要钱就不能要命，要命就把钱拿出来，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新解释。

　　在1982年、1983年的时候，全大陆上访的冤民总数是两万人；到了2007年、2008年，冤民已经成为了一支4千万人的大军。多增加了五百万维持稳定的军警特务们当然是有必要的了。因为2009年冤民的队伍也在增加；而2010年的经济的大崩溃，大粮荒、大旱灾，瘟疫的大流行，必将使冤民大军的人数迅猛增加。

　　大陆官方的统治成本贵得吓人，一项调查显示：无论是国家的，还是省区市县的工程项目，投资款中的40%到60%是被权贵的装进了口袋。可是这些小到几千万、大到几千个亿的工程项目，最后都被计入了GDP，而且还在增长。现在人们就知道了，GDP的水分到底有多大了。人们都知道，清朝的中后期，腐败是清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个时候有钱的人，为了身份、为了面子、为了虚荣，不惜花上几十万两银子捐个官，买官卖官就成为了清朝腐败的特征之一。但清朝腐败也有一个底线，买来的官都不是实缺，而且是候补，无论花了多少钱，也只能买个候补知县，候补道台，至于知府和巡抚，那是花多少钱都捐不来的。同时买来的候补知县、候补道台们，仅仅就是为了好看，既不能够参与政务，朝廷也不发给奉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花钱买官的人，到了任上刮地三尺，把买官的钱加上多少倍再赚回来。但现在的大陆官方，就没有这个底线了，十多年前，三、四十万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少将的军衔，而且还是实缺；百八十万块钱就可以买个肥缺。到了现在据说，两、三千万块钱就可以买个市长、省长的实缺。官场成了商场，花了本钱，就要赚回利润，一本万利，地方的百姓不受穷苦，又如何凑得起地方官们的万利？！

　　这种无底线的恶习一开，吏治自然也就算是烂透了。就是如此的腐败透顶的官府，增加预算是为招兵买马，打着“维稳”的旗号，对全体民众宣战。

　　不过，历史上所有的违反人性与民心的战争都有终结的一日，中国大陆官府所发起的这场战争也不例外。当然，笔者寄希望于中共18大。

　　在1988年以前，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自由民主也一直是持镇压做法的。蒋经国总统的顺应民意，主动的开放党禁、报禁，不到两年，就使得台湾成为了宪政民主的文明国家；南韩的全斗焕政府是在1980年指使着军警制造了一场光州的大血案，金大中为首的民主斗士始终不渝坚持斗争，就在光州惨案发生后不久，南韩也成为了一个宪政民主的文明国家。在东欧的前共产国家当中，也发生过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这些民主运动，也都被军警残酷的镇压掉了，但民心民意不可违，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终还是要由人民来说了算。于是就在1989年、1990年，东欧国家的共产政府是纷纷倒台，人民恢复了尊严，生活在文明的制度里。

所以，笔者很寄希望于中共18大。

来源：共识论坛

人权观察

许志永为承德村民到最高院被法警打四个耳光

许志永微博信息：今天为承德四村民历经17年的冤案第41次到最高院申诉，在接待大厅用手机拍照，被三个法警拉到里面，010100号法警在夺去我的手机后又把我按在椅子上打四个耳光，你们怎能如此对待一个普通上访者，怎能如此冷血跋扈！

法庭内部不准拍照录像的规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不是法庭，这是接待大厅，我录的不是审理案件过程，而是法警恶劣的态度，你们禁止拍照的理由是“最高法院的规定，国家机关周围150米内不准停车和拍照”。我跟法警说，最高法院不等于法律，你们的土规定没有任何法律根据。010051法警对另一个法警说，“查查他是不是律师，如果是律师吊销他的执照！”你们是谁？你们把律师当什么了？

许志永：法警为何如此跋扈？

——就承德案致最高法院王胜俊院长的第四封信

来最高法院申诉大厅有8年的历史了，是为一个冤案。河北承德陈国清、朱彦强等四位村民被指控1994年抢劫，过去17年的时间里他们被五次判处死刑和死缓至今仍在狱中，而他们确实是无辜的。今天，我和朱彦强的母亲来到最高法院第41次申诉。

七年前，在北京南站北边的最高法院申诉立案院子里东侧的那个门，我曾经亲眼看到有不止一个访民被法警拖进去野蛮殴打，2004年8月16日甘肃65岁的王云顺被法警野蛮殴打后第二天凌晨死在申诉大厅旁边的胡同里，那天引发了愤怒的访民与警方冲突。七年后的今天，最高法院申诉立案大厅搬到了红寺村这个更为偏僻的角落，大厅更气派了，四周挂着“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之类的红色条幅，法警表面上看态度也更温和了，但是，最高法院骨子里的傲慢与嚣张没有改变，一个普通公民仅仅因为在接待大厅里拍照被三个法警拉进去，夺去手机之后，还被010100号法警按在椅子上打了四个耳光，这就是我本人今天下午的遭遇，不，其实这和我本人没有关系，我不在乎自己的得失，你们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在乎的是，你们怎能如此狂妄野蛮地对待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

法庭内部不准拍照录像的规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不是法庭，这是接待大厅，我录的不是审理案件过程，而是法警恶劣的态度，你们禁止拍照的理由是“最高法院的规定，国家机关周围150米内不准停车和拍照”。我跟法警说，最高法院不等于法律，你们的土规定没有任何法律根据。010051法警对另一个法警说，“查查他是不是律师，如果是律师吊销他的执照！”你们是谁？你们把律师当什么了？

我的当事人，朱彦强的母亲60多岁了，奔波上访17年落下一身病，她为了这次申诉，昨天输一天液，今天清晨到这里，在大厅里还在吃药。我们从上午八点半等到十一点你们下班，然后从下午一点半等到四点你们又要下班了，怕身体受不了，她买好了明天中午回程的火车票。她如此执着，因为1994年8月16日案发生那个夜晚，她的儿子21岁的朱彦强正躺在家里输液，她亲自从医生那里找到了输液处方，这无罪的铁证，后来被河北高院隐匿了。四个家庭，十几年奔波之后大都认命了，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还在坚持，去年10月最高法院的法官还说等记录申诉了十次就能立案了（不知道你们怎么记录的），今天就是你们记录的第十次，她满怀希望。她等了整整一天，前去询问无数次，法警冷冷地回答，等着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厅里数百位上访者他们绝大部分都来自外地，在这里耗上一天然后走了，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们还居然张贴一个规定，如果被叫到了没有答应，六个月不再接谈，我们去年就曾被你们这个规定惩罚过。你们就不能跟他们约定一个时间吗？你们就不能给他们一点点尊重吗？

“河北的杨淑霞，快点！”这么多年在最高法院申诉大厅我听了太多这类充满不耐烦、轻蔑甚至仇视的叫呼声，无论外表装饰多么光鲜，这声音传达的骨子里对人民的冷血、傲慢与跋扈令人齿寒。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明天，我们会继续到最高院申诉。

许志永 2012年2月13日

葛洵回北京期间探望丁子霖遭国安绑架暴打

前“美国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理事会主席葛洵，在回北京奔母丧期间，前去探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遭国安拦截、绑架和暴打。葛洵2月2日带着满身伤痛回到旧金山。

葛洵说：“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国内的良心人士，他们遭受的境遇，比我更惨，因为我毕竟是美国公民。现在中国已经不仅是警察国家，而且是流氓警察国家，用黑社会手段绑架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

北京时间2月1日，葛洵手捧一束鲜花，来到“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家门口。这时几位便衣警察一拥而上，把葛洵推进一辆汽车，开往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于是便发生葛洵向记者讲述的情形：“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受了审讯、殴打、限制自由、搜身，没收所有随身带的东西，包括照相机、录音机和手机、笔记本电脑，所有东西他们都检查了一遍。还有强迫我写保证书，最后强迫我签署了一份保密协定，说整个过程是国家机密。”

谈到在被绑架期间遭受暴虐的殴打，葛洵说：“被罚站，被罚蹲着，拳打脚踢。试图用我的大衣把我的头蒙住殴打，我奋力把大衣抛出到一个角落当中，他们继续殴打。”

葛洵被绑架失踪、殴打整整21个小时。葛洵返回美国的飞机本来是2月5日。2月2日，国安将他强行押上当天飞回美国的联合航空班机。在机场，葛洵再一次遭到暴打。他说：“他们强制把我送到北京机场后，说非得检查我的笔记本电脑，再检查一遍。我说我拒绝你们的检查，把笔记本电脑抱在怀里，他们就用脚踢我，我摔倒在地上，翻滚着。他们一共三个彪形大汉，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手机都拿去了。”

葛洵2月2日回到旧金山，他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讲述道：“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出示给我，他们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违反中国的法律，更违反全世界公认的人权标准，包括联合国反对酷刑的国际公约。”

葛洵是海外关注中国维权人士艾未未、王荔蕻、陈光诚等网站的创办者和参与者。在探望丁子霖之前，他曾与王荔蕻见面，并有前往山东临沂探望陈光诚的打算。国安告诉他：“你根本不可能出北京。”葛洵说：“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国内的良心人士，他们遭受的境遇，比我更惨，因为我毕竟是美国公民。现在中国已经不仅是警察国家，而且是流氓警察国家，用黑社会手段绑架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

葛洵表示，他在北京期间，在失去人身自由和暴力胁迫下所签的所谓保证书和保密协定一律不算数。他将把自己被绑架殴打的经历公诸于众，向国际社会投诉中共政权的暴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维权网特别关注：朱虞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七年

（维权网信息员东建报道）2月10日下午3点30分宣判，民主维权人士朱虞夫被杭州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朱虞夫的妻子姜杭莉和儿子参加了宣判的旁听。由于只有两张旁听证，朱虞夫的妹妹和女儿无法参与旁听。

自朱虞夫于去年3月5日被杭州警方抓捕后，各界一直高度关注案件的进展。期间，检察院曾一度撤诉，令外界对他的获释抱有希望，然而律师认为这只是警方重新搜集证据的一个借口。在被羁押10个多月后，今年的1月31日，杭州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朱虞夫一案，在两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只有他的妻子姜杭莉和儿子获准参与旁听。朱虞夫案庭审期间，杭州异见人士邹巍、吕耿松、陈树庆、毛庆祥、王荣清、祝正明等人被警告不许关注朱虞夫案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另一位杭州异见人士吴义龙被强制押送回安徽老家。

朱虞夫被判刑的罪名是：为狱中的良心犯家属募捐，在中国网传茉莉花集会期间写了一首《是时候了》的打油诗，接受媒体采访等。

近一个月以来，中国政府分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人权捍卫者陈卫9年有期徒刑、贵州人权研讨会召集人陈西有期徒刑10年、民主党人朱虞夫有期徒刑，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李铁有期徒刑10年。

来源：维权网

大限“3月16日”：北京市网管办宣布微博实名制时间表

作者: 曹国星

北京市网管办在今天（2月7日）上午召开的贯彻《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座谈会上，北京网管办相关负责人披露的消息，3月16 日将成为北京微博老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的时间节点，之后未进行实名认证的微博老用户，将不能发言、转发，只能浏览。

中国互联网中国的网络舆论监管部门终于给微博这个超级媒体祭出了超级监管措施，此前含糊其辞的“微博实名制”确定将在3月16日前推行。据负责监管中国绝大部分网络媒体的北京市网管办在今天（2月7日）上午召开的贯彻《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座谈会上，北京网管办相关负责人披露的消息，3月16 日将成为北京微博老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的时间节点，之后未进行实名认证的微博老用户，将不能发言、转发，只能浏览。

根据北京市官方在北京日报网站上的通稿，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网站微博都将在3月16日全部实行实名制，3月16日后，所有未实名认证的老用户的发言和转发将被强制拦截。

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中正式提出微博实名制，但当时未规定推广明确时间表，也未明确是否将在全部用户中推广。

实名制将实行“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即微博客账号注册信息真实，用户提交网站注册的信息，将于公安部数据库中的身份证信息进行比对和绑定，用户使用微博客服务的名称可自愿选择。

对用户的个人资料外泄的担忧，官方许诺，对个人信息保密，“一般人”不能“轻易”看到，且各网站均有“严密的信息保护措施”。

北京新闻办的这一实名制规定之严厉，超过了之前业界的预期，为了防止实名制带来的用户流失，体验受损等，几家微博网站都推出了微博实名认证的鼓励措施。

北京市网管办通稿称，实名注册意味着每个用户“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有统计称，截至最近，中国的网民中有65%的人开通使用微博，微博账户数量超过3.2亿，在中国，微博已超越网络论坛，成为仅次于新闻媒体的第二大舆情源头。

官方称，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也是做为第二大舆情源头“微博”的生命和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实名注册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负责任”的言论、净化微博环境。

官方还说，对这样一项迎合网络用户“社会责任”的新举措，只有那些“妄图通过微博传播谣言以蛊惑公众、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倒卖“粉丝”从中牟利、进行坑蒙拐骗的人反对。

此前几天，台湾《联合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春节后，中共宣传部门下令，将在大陆各微博成立共产党组织，直接监管微博，包括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等主要设有微博的网站都接到相关指令。

该报道称，未来党组织将负责各大微博的政策引导和决策，在政策、措施上，坚绝执行中宣部和国务院及省市网络管理办公室的命令。

该报引述权威人士称，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对微博舆情的应急预案，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有害资讯的监测、预警、通报、处罚等，应该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

报道称，微博监管者不仅要审查上传的消息内容，删除“不良讯息”，及可能影响社会观感的“敏感讯息”外，未来网络公安部门将可能对微博后台进行直接管理，并与微博系统对接。

外界普遍担忧，微博实名制的正式推广，将使中国微博上的时政新闻传播以及对公共话题的讨论遭到更严格限制，许多异议者或仅是在微博上批评时政的公民，将无法“转世”，无法使用微博服务。

而因言治罪，“跨省抓捕”，仅以一般性微博批评言论对网友抓捕甚至判刑的现象将大行其道。

来源：RFI

陈西被关于兴义监狱，被冰伤

来源：维权网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蒋理报道）今天（2月4日）上午，本网信息员获悉，贵州人权研讨会召集人、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0年的陈西早已被送到离贵阳市400多公里的兴义市贵州监狱服刑，由于天气寒冷，监狱只给他一床4斤重的被子，陈西双手被严重冰伤，皮肤龟裂。

据陈西的妻子反映：昨天（2月3日）我与女儿坐车5、6个小时，赶到兴义贵州监狱，见到了陈西。他精神状态还可以，但身体异常消瘦，双手被冰伤，出现肿疱、溃烂。监狱只给了一床4斤重的被子，而陈西穿的衣服也不够。让人奇怪的是，我们给陈西带去的衣服，监狱居然拒绝接收。要求我们从家中通过邮局寄去。虽然我们反复交涉，但均无用。我们只好返回家中，今天再到邮局寄了。会见只有20分钟左右，陈西是被三名狱警押送出来，我们也被多名警察监控下会见。

据悉，兴义是离贵阳很偏远的一个地方，目前没有火车，只能坐汽车，往返路上需要十几个小时。而今年贵州是近三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气温寒冷异常，人们烤火，加被尚且难以应对寒冷，监狱中只给陈西四斤的被子，根本无法应对寒冷。

陈西事实上从元月17日就被送到了兴义监狱，但贵阳市与贵州省有关司法部门一直没有通知家属。家属反复前往追问贵阳看守所，但他们以陈西已经送走，就不归他们管为由，拒绝告知家人。后来，家人前往贵州省监狱管理局，居然查不到陈西这个名字。无奈之下，春节放假结束上班这几天，陈西的亲人再度到贵阳看守所找他们要人，并且声明将通过媒体来揭露这种违法行径，后来看守所才向贵阳国保请示，最后陈西家人才得到兴义监狱的电话告知陈西在那里。可见，陈西被判刑送监狱后，贵阳及贵州国保仍然在操控、干预。

陈西因召集贵州人权研讨会、发表文章而于2011年12月26日被贵阳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从抓捕到判刑，直到被送监狱，贵州有关执法部门存在诸多严重违法行径，公然践踏人权。值得各界高度关注！

葛洵回北京期间探望丁子霖遭国安绑架暴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乌坎观察

中国青年报谈乌坎选举：中国人配得起搞民主（节选）

乌坎村选举会场设立秘密写票箱的一张照片被转发了几万次，网友“中国微观察”感慨：当我们还在讨论全国人大代表的表决器应该加盖时，社会最底层的、文化水平最低的农民已经注重民主的细节了。“这说明中国人配得起搞民主，中国民主素质论者可以休矣。”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祝华新

乌坎：中国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2月1日，广东陆丰市乌坎村数千村民一人一票，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负责组织乌坎村民委员会的重新选举。网友“楚人郭飞雄”注意到：村民参与程序民主的热情高涨，连老人、轮椅美女皆赶来投票，主人自豪感溢于言表。

乌坎事件峰回路转，政府从早期称“有境外势力推波助澜”，转而强调“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受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委托，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领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市，为乌坎事件善后。原村委会选举被宣布整体无效，把持乌坎村政四十几年的党支部书记等被双规。村民主动拆除路障，恢复正常生活。“民众依法维权，政府法律维稳”，正在成为各方共识。

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消亡后，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已经实践了30年。袁岳认为，当下应在候选人产生机制和选举动员模式上求改进。乌坎村选举会场设立秘密写票箱的一张照片被转发了几万次，网友“中国微观察”感慨：当我们还在讨论全国人大代表的表决器应该加盖时，社会最底层的、文化水平最低的农民已经注重民主的细节了。“这说明中国人配得起搞民主，中国民主素质论者可以休矣。”

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近些年来，社会矛盾在不断增加，原来的维稳模式实际上已经走不下去了；广东处置乌坎事件，提示了“一种新的、开明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模式”，即“同时实现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广东近年来着力推进社会建设，如放宽社团登记，发育各类社会组织等，期待这方面的努力“有助于中国迈过一个很不容易迈过的坎儿”。在去年江西抚州钱明奇因拆迁补偿问题制造爆炸案后，知名网友笑蜀呼吁依靠基层民主，“用选票拆除引信”。

不少网友把乌坎与当年率先包产到户的小岗村相提并论，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网友诚挚希望：建个好体制，尊重民权民意，选出好人为百姓做事，填平民众心中的“沟壑”，铺设长治久安的“绿道”。

乌坎村民一人一票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

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会工作小组总监票员杨色茂说：

“以前的选委会是关起门来，党支部，村企业，村委会自己的人，最多的是几十个人，谁来当选委会主任，谁来当副主任，谁来当选委会成员，大家就是举手通过，都是闭门会议就可以搞定，我们这次选委会的成立，按照省工作组的方案，本来是说按户代表来推选的，为了保证更加客观公正，所以我们乌坎几个村民就要求省工作组改为一人一票来推选选委会，这样就能更加体现民主。”

新华社记者周强詹奕嘉

【解说】２月１日，曾于去年连续数月爆发大规模群体上访事件的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超过７０％拥有推选资格的村民参与投票，１１名选举委员会成员被选出。不少村民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选举，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让他们释放了民主的热情。

今年４３岁的村民林永秋说，在他的记忆中，乌坎从来没有举行过类似的推选活动。

【同期】乌坎村村民林永秋

现在就是选我们村里面比较正直的，没有奸心的，就是选那些能够为我们村里面做一些事的，我比较喜欢。

【现场】填写选票现场一组

记者：第一次拿到选票选吗？

村民：是啊，第一次，

记者：你现在多少岁啊，

村民：差不多三十多，四十岁了。

记者：你选举了多少次？

村民：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嘛。　

记者：现在选举是什么心理感受啊？

村民：很好啊。

【解说】乌坎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采用“无候选人直接选举”的办法，报名准备竞选“村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必须签字声明不参选村委会，并公布请村民监督。报名者同时应征集至少５０名选民的签名支持，确保他们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

每位村民最多可推选１１个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不在村内居住的参选人可委托他人到现场投票。现场有３５位来自乌坎学校的教师，帮助不识字的村民写票。

【现场】投票现场一组镜头

投票村民：挺好啊，乌坎村这样处理就很好。

【解说】２０１１年２月乌坎村村委换届选举不公是乌坎村村民的主要诉求之一。据统计，乌坎村具有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资格的村民超过７５００人。从９时开始，来自七个村民小组的乌坎村民排成七列纵队，分别领票、写票和投票。共有超过６０００名村民到乌坎学校投票，将产生共１１人的村民选举委员会。16时整，乌坎村党总支书记及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组长林祖恋宣布结束推选会投票结束。

【现场同期】

林祖恋：（现在）是下午4时整，推选时间结束，请总监票员当众销毁存留的废选票。

杨色茂（总监票员）请各小组开始封箱。

【解说】推选投票结束后，多余的选票全被当场焚烧。随后，7个投票箱被送进7间唱票室，武警站岗把守，只有工作人员方可进入。５时左右，工作人员在现场群众的见证下，一一将每个被选人的票数公布在黑板上。

【同期】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会工作小组总监票员杨色茂：

以前的选委会是关起门来，党支部，村企业，村委会自己的人，最多的是几十个人，谁来当选委会主任，谁来当副主任，谁来当选委会成员，大家就是举手通过，都是闭门会议就可以搞定，我们这次选委会的成立，按照省工作组的方案，本来是说按户代表来推选的，为了保证更加客观公正，所以我们乌坎几个村民就要求省工作组改为一人一票来推选选委会，这样就能更加体现民主，更能给一些妇女参政议政的机会，因为很多参政议政都是男人。

【解说】乌坎村约有１２０００名村民，具备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资格的村民约有７０００多人。村民选举委员会作为临时村民自治组织，将主要负责选举村委会的日常工作；村委会选举产生之后，选委会一般会撤销。

接下来，乌坎村将在村党总支和村民选举委员会的主持下，以村民会议的形式、以村民小组为单位，通过一人一票、秘密写票、无记名投票、公开唱票、当场公布结果的方式，相继选举产生乌坎村村民代表和乌坎村村民委员会。

许多乌坎村民希望，乌坎村能尽快选举出公道正派、代表群众利益的村委会，早日解决村民的合理诉求。

【同期】乌坎村民洪瑞卿

记者：你对今天的选举和以后的选举工作有什么期望？

洪：期望呢，期望肯定是好的，就是希望很公平，公正，很公开的，每一次都一样，就是以村民一人一票去选，村民公众选出来的，绝对是好的。

【解说】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活动不仅受到大多数村民的重视，也吸引了至少２０多家境内外媒体到投票现场采访。

来源：新华网

乌坎村民选举委员会选举结果：杨色茂当选为选委会主任

来源：新京报

昨日23点，票数统计完毕，张水妹、洪天彬等11人当选，其中仅吴真一人为女性，最高票张水妹2069票。他们将成为乌坎村选举委员会成员。这标志着乌坎村民选举委员会推举顺利完成。

18岁村民均有投票权

昨天，乌坎天气晴朗。一大早7点过，几个村民志愿者去完善选举会场的布置。

利用乌坎小学的教室，会场布置了十余个“秘密写票室”，还在室外增加了二十余个“秘密写票箱”。

原定早晨9点开始的大会，由于临时布置会场，推迟了10分钟。

9点10分，在升国旗、奏国歌后，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的主持人林祖銮宣布推选大会开始，并请村民“投出自己庄严的一票”。林今年1月刚刚担任乌坎村党总支书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2条规定，选举委员会的产生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

广东省工作组成员杨律师告诉记者，工作组曾给乌坎村选举筹备小组建议，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方式推选选举委员会，但经过沟通，筹备小组还是决定以村民会议的形式推选。每一位年满十八岁的乌坎村村民经登记核实后都有投票权。

空白选票当众焚烧

10点过后，到场村民增多，开始排队领票、填写选票和投票。由于新一村（组）人数较多，在该组领票点前排起了长龙。

在“秘密写票室”前面，推选大会设置了一排桌子作为“选票代写处”，由乌坎小学的30位老师担任志愿者，为不识字的村民代写选票。其中一位杨水平老师上午11点前就代写了50余张选票，他说，选择代写选票的多是村里的老人。

推选大会总监票杨色茂介绍，除了筹备小组成员30名老师，筹备此次选举的工作人员超过50名，他们都是村里的热心村民，此外，部分中学生、外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也参与帮忙。

中午12点，上午的投票结束。14点，随着一阵鞭炮声，下午的投票开始。16点，主持人林祖銮宣布投票时间结束，并封投票箱。随后，剩余的空白选票被当众焚烧，以杜绝作假。

16点45分，从新一村开始开箱验票、统计，并唱票。

【特写】18岁选民“晒”选票

昨天的选举，是乌坎村相当一部分村民第一次投票。26岁的村民朱启捷在广州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本来原定初五回广州，但为了这次选举，他把归程推到了2月2日。“我们要选举一批真正为乌坎做事的村领导。”朱启捷说。

45岁的张娘球腿脚不方便，她坐着轮椅，由丈夫推着来到投票现场。虽然出行不易，但是她希望到投票现场“见见新鲜事”。

1月31日刚过18岁生日的林若元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选民，他向周围几个17岁的朋友炫耀自己的推选证。但他更关注的是一个月后的村委会选举，他希望选举一个“有能力、能办事”的村主任。

推选大会总监票杨色茂说，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十分重要，只有它的公正才能保证村委会选举的公正。这次选举令他看到了乌坎村民这么多的支持和热情，令他十分感动。

11位选举委员会成员将在未来一个多月内，组织乌坎村民委员会的重新选举工作，主要包括宣传动员，制定本村重新选举工作方案，审查登记和公布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组织投票选举等。任期从推选产生之日起至新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完成工作交接之日止。

另：杨色茂当选为选委会主任

新启蒙熊伟：今日，乌坎村公布了村选委会成员名单，乌坎临时理事会理事长杨色茂当选为选委会主任。现在，村选委会正在召开会议，研究乌坎村村民代表和村委会的选举工作，都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http://goo.gl/AkKNO

乌坎直选独立观察报告之一：老百姓的素质摆在这儿

挪威森林发自乌坎

乌坎村今天的选举证明了：一人一票不是梦。素质不是问题，下跪不是办法，抗争才是出路。忍气吞声做奴隶就只能永远是奴隶；挺起胸膛争自己的权利，你才会获得尊严。

　　二十点过了，计票还在继续。今天来了近三十家媒体，国内外媒体大概是各一半。

　　夜色中的乌坎，宁静、祥和。

　　有村民在搓麻将，一桌又一桌；摆摊做生意的人们，三三两两；更有地方剧团在戏台演出，看的人并不多；网吧里，孩子们上网打游戏。

　　今天，2012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十。中国大陆，广东，陆丰，乌坎村进行了六十三年来规模最大、最投入、最认真的选举。

　　经过严格核实，乌坎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为7688人。这份工作实际上是由去年产生的村民理事会完成的（现在的叫法是选举筹备小组）。每个自然村组织五个义工，挨家挨户调查、核实村民选举资格。没有找到人的，则留下通知要村民来领表登记。可想而知，从来没有正儿八经进行过选举的乌坎村民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准备工作是充分的。张贴在戏台墙壁上的不只是捐款名单，同样有参加选举工作的107员义工的名单（另有保安20人，不知是否包括政府方面派来的警察与边防军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个35人的团队，专门为不识字的村民代填选票的人员；村民选举条例同样张贴在墙上；选举注意事项则采用问答的方式进行宣传公布......

　　选举场地选择在乌坎学校。正对学校操场的一楼，有六间教室分别为六个自然村的秘密投票场所。为提高效率，唱票同样是分自然村进行的。

　　乌坎有六个自然村（新一村、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今天确认的有效选票是6280张。计票工作到我离开时（20点20分）还在继续。在这个事上，政府现在非常理性。

　　今天要选举的是十一位《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推选出的成员将负责组织三月一号进行投票的乌坎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哥看到，应该填十一人的选举票，多数人只填写了五位或六位。

　　值得欣赏的是，村民考虑得非常周全：参加本次《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竞选的自荐人，必须声明自己不参加“村民委员会代表”竞选，五十人联名推荐同样可以成为候选人；令人感动的是，乌坎村为残疾人参加选举提供了方便；同样，村民还告诉哥，三月一日，乌坎不只是要选举“村民委员会”，还要选举一个“村民监督代表团”。这个“村民监督代表团”，将代表村民行使弹劾与罢免违纪“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的权利。

　　乌坎今天民众自发组织的选举，秩序井然。最感人的是，80多岁的老太太一次次排队，就是为了投票。因为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总有不认识字的老太太排错队，再一次次重新排队，就是要投票。

　　一人一票，有鲜血，有泪水，得之不易呀。一人一票每一个乌坎人都很珍惜。因是真正的一人一票，关系到每一个人来之不易的权利，外地工作的村民也都回来参加了。

　　作为独立观察人，哥要告诉国人的是：乌坎村的这次选举，整个选举过程，选举准备工作都进行得非常充分，过程全部公开，监督同样到位，完全由村民不记名、秘密投票进行海选。只是因没有电子投票系统，到晚上八九点还在唱票。

　　与哥交流过的村民说：这次选举真的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细节都考虑得如此周齐，用一句学理上的话表达就是：从头到尾，乌坎村本次选举程序正义获得了充分的尊重与实现。我们老百姓的素质摆在这儿呢。

来源：猫眼看人

马九器：乌坎选举民主细节下的改革张力

来源：华商报

　　“乌坎现象”是社会转型绕不过的弯、躲不掉的槛，无论是广东地方政府化解危机的开明，还是乌坎村富有创新、细节完备的选举，都给中国未来的改革，留下弥足珍贵、可资借鉴的样本。

广东陆丰乌坎村去年因土地纠纷、村委会贪腐而一度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备受瞩目。在广东高层的开明应对下，危机最终初步化解，原村委会干部被查处。昨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了广东乌坎村的最新选举——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的11名成员，这11人将为未来的村委会选举做最后准备。

　　众所周知，乌坎村的选举非同一般，它是地方执政者应对群体性社会矛盾新思维、新路径的产物，也是基层权力机构重筑合法性基础的破冰尝试，因此，乌坎选举牵动了太多人的心。

　　不仅是广东地方政府在乌坎事件中体现出诸多鼎新之态，乌坎村的此番选举，也同样表现出接近民主本质的一些细节创新。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细节描述：秘密写票箱、选委会委员不参选村委会、剩余空白选票当场烧毁、公开开箱验票统计唱票。

　　选举是民主价值的核心，用细致入微的程序保障选举的公平公开公正，就是捍卫这个国家的民主尊严。以乌坎的“秘密写票箱”为例，看起来简陋粗糙、毫不起眼，但看得见的狭小封闭空间却能够把选民可能受到的外界干扰降到最小，在完全无记名的前提下真正体现选民的真实意愿。不要小看这个“秘密写票箱”，它可能是打开选民真实心声的一把钥匙。从心理学上来说，在一个并不隐秘甚至相对公开的空间填写选票，人们会担心自己的选择很可能被他人知道。一旦没有“从众”，自然忧虑会不会被另眼看待、被他人猜疑忌恨乃至遭受不公;从政治学上来说，没有私密程序保护，自己的反对权利很可能不敢用选票来表达，因为唱反调很容易被发现从而得罪某些权力者;从逻辑上来说，没有程序细节上严丝合缝的设计，就很难最终得出一个正义的结果。

　　因此，小小的“秘密写票箱”，其实蕴含着民主本质的深意，它其实就像一个隔离层，把选民的合法权利、真实意愿与外界干扰隔离开来，保障每一张选票都是百分之百体现投票人的心声，实现细节上的公正。类似这样的一个个细节串起来，就组装成一部庞大而精妙的选举机器，它的“产品”才会质量上乘、深得人心，也就实现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乌坎事件当初的诱因之一就是前任村委会备受村民质疑，而根本解决矛盾的途径就是重建村委会的合法性基础。

　　此外，乌坎选举还昭示了年轻一代蕴含的勃勃生机。乌坎选举的前前后后，许多年轻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朝气蓬勃、善于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对社会公平公正充满期望、勇于行动，他们在村民中穿针引线，以志愿者精神完善选举的每个环节。乌坎的年轻人不过是所有乌坎人的代表群体，他们的积极固然有年轻的特质所趋，但和绝大部分村民一样，是事关己身的利益让他们走在一起，驱使他们在面对公共事务时责无旁贷。利益，已经成为驱使社会不同群体行动的原动力，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无论是德高望重者还是初生牛犊者，都不由自主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共同的利益付诸公共行动，在捍卫自身利益的考量下，即使最普通的农民也会创造出民主的样板。

袁伟东：乌坎已成中国政治变革的“小岗村”

乌坎村的变革宣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底层实践”的成功，也宣告所谓“素质论”“传统论”的彻底破产，乌坎的今天是中国68万个村的明天。安徽小岗村以经济变革改变了中国，今天广东的乌坎村将政治变革再度改变中国。

　　一直关注广东汕尾乌坎村的政治“变革”，今天终于传来好消息，村民们靠公正、透明的选举，选出了村选举委员会的11名成员，这个意义在中国的乡村、乃至在全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选举的程序的公正、公平、透明，是选举的关键，没有程序的公正，就不会有结果的公正，而一个让民众放心的选举委员会则是保证选举公平、公正的首要。乌坎村的几千名村名今天靠自己的努力和生命争来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安徽小岗村以经济变革改变了中国，今天广东的乌坎村将政治变革再度改变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有明确的规定，但多年来，村级选举出现诸多问题，造成本身设计完好的乡村民主自治制度被严重破坏，我国近百年来乡村自治的优良传统被遗弃，使中国的乡村建设混乱、无序。归其原因有三：一、“上级”越俎代庖，本是村民自己的事情，上级却要乱插手，违规安排自己的人；二、“上级”认为村民素质低，不适宜民主选举，岂不知民主本身是最简单的东西，它同仁的生命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三、怕基层不听话，一些政策无法落实。正是这三种原因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性质，干扰了乡村秩序，并导致党和政府的威信下降。其实，“上级”这些忧虑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作为个体的人对自己拥有的权利的运用是天赋的，它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扰，正如一位名人所言：“权利不是政府赋予的，而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无论我们的领导人是谁，也无论我们是谁，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是人，因此我们享有权利。因为我们享有权利，政府就必须保护我们的权利。”

　　在当今世界，选举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工具，人们通过定期的选举来调整社会的模式和走向，已达到社会的平衡发展，但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级的选举如果没有一个公正、透明的选举程序，则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中国的选举历来被民主世界和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所诟病，也成为专制的主因，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规范选举，使选举更富竞争性、公正性和透明性。三十年改革开放已证明政治改革“顶层设计”的无能和无奈，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绑架了政治改革，致使社会公平、正义严重失衡，社会矛盾突显，利益冲突激化，广东乌坎村逼出来的改革原因就在于此。

来源:共识网

周兆呈：从乌坎到缅甸

来源：联合早报

乌坎的村民们把温家宝在广州关于村民自治的讲话印制成宣传材料，张贴在村里，既可以作为某种政治上的依据，也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来源。最基层的中国乡村，以中央最高层的谈话作为指引，作为变革和拨乱反正的归依，也具有很强烈的中国特色。底层的任何努力和尝试，最终都必须得到最高层的首肯，才可能成为影响和示范给其他地方的模式。这也是为何乌坎村和当年的安徽小岗村得以实现历史对话的基础。

传播的力量使得起点的示范和联动效应更为强烈。落后地区的进步，给“进步地区”带来的震撼其实更大。粤南偏僻的小村，东南亚封闭的国家，都能迈出程序正义、程序民主的一步，那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

　　新加坡的电影院里，张贴着即将在3月1日上映的《翁山淑枝》(TheLady)的海报。海报上杨紫琼饰演的翁山淑枝面带微笑，平静而淡泊，却有明显的坚毅。海报的设计不像其他电影采用高科技的画面或是复杂的组合特效，一张大大的人头像，就足以交代全部。

　　在缅甸人比较集中的PeninsulaPlaza，也有一些缅甸移民经营的商店里挂起翁山淑枝的画像。他们内心对TheLady的尊重，可见一斑。

　　影片上映的时机，也恰恰契合了翁山淑枝即将在4月重返缅甸政坛的转折。缅甸在4月1日将举行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选举，补选48个空缺的国会议席。翁山淑枝在一年多前解除长期软禁之后，能够借助这场选举，重返政治舞台，也给缅甸人民带来改变的希望。

　　对于缅甸来说，4月的那场补选将如同阿基米德雄心勃勃要撬动地球的支点，成为缅甸变革的杠杆。缅甸军人政府掌权多年，势力庞大，如今的政府无论是出于政治改革的追求，还是西方制裁的压力，或是临时的权宜之计，政治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标志性人物具有合法的政治空间，封闭的冰雪严冬开始融化，再想要往回收缩，必然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缅甸的变化延续到今天，确实更让人感佩翁山淑枝多年的坚持。在政治高压和强权软禁的情况下，终于以不屈不挠迎来新的空间。这些点滴的岁月积累，即将在4月的选举中加以确认，并激发出新的政治能量。当然，缅甸最高层变革的意愿，以及因为这一意愿而创造出的变化空间，使得这场演变不是以暴力抗争或尖锐对抗来进行，而是以民主、秩序的方式逐步开展。

　　《翁山淑枝》电影在新加坡上映的3月1日，中国的一个偏远村庄也将举行一场规模不大、却格外引人瞩目的选举。

　　从去年底就开始吸引舆论关注的广东乌坎村，在前几周已经非常有秩序、也有程序地举行村民选举委员会的选举，目前正在准备3月1日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中国总理温家宝2月初到广东考察，在和农民座谈时讲了一番话，他说做好村委会直选，最基本的是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制度，同时要有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这番话，其实并没有石破天惊的表述，也在法律规定的范畴，但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以及谈话所处的地理环境，显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乌坎和缅甸，一个是位于广东、地理偏远的村庄，一个是不甚受关注、影响力有限的东南亚国家，都是不算起眼的地方。在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版图中，也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就是相近的两场选举，以及两场选举的得来不易，把这两个地方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它们都位于一个起点，可能对国家产生惊天动地的长远影响的起跑点。这两件事本没有任何交集，却在民主尝试的层面上将两者链接一处，都有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和联动效应。

　　2012是选举大年，对区域来说，台湾总统的选战刚刚结束，香港特首的选举将在3月进行，美国总统选举已然硝烟四起，中国也将举行中共十八大，第五代领导人将正式接手管理国家。无论对哪一个选举来说，都是一大挑战。美国、台湾等历经民主风云、已经步入成熟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新的趋向。正朝向民主之路行进的国家，痛苦却必然的转型亦无可避免，大势所趋，在此阶段将面对的复杂、艰难的诸多状况与困境，当政者与抗争者之间的角力、拉扯、妥协，既可以意料，又超乎想象。

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的力量使得起点的示范和联动效应更为强烈。落后地区的进步，给“进步地区”带来的震撼其实更大。粤南偏僻的小村，东南亚封闭的国家，都能迈出程序正义、程序民主的一步，那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

(作者是联合早报网主编兼《新汇点》主编)

南都社论:政府要依法为村民自治护航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政府当从村民自治的棋局中抽身出来，通过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不再以一个掌舵者的身份介入村民选举，而是以一个护航者的姿态保障村民自治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惟有这样，农村的稳定才有长久，农村的发展才能持续。

原标题：为村民自治护航，保基层善治持久

来源：南方都市报

2月3日至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广东听取基层民众意见时强调，农村办事要广泛听取农民意见，要由农民做主。村里的事务要坚持由村民做主，依靠村民自治搞好农村社会管理，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同时表示，反对利用贿选、家族势力操纵等不正当手段破坏和干扰村委会村民直选，对这种行为应该依法依纪处理。

　　从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开始实施起，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24年的历程，而如果从1982年《宪法》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写入算起，中国村民自治的历史则又可以往前推数年。回眸村民自治经历的几十年，这一宣告中国数亿农民拥有直接选举村委会主任权利的制度，却始终因为种种现实原因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至今依然还需一再强调“保障村民选举权”。

　　作为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步骤，村民自治被寄予厚望。村民自治制度颁布伊始，实现村民自治的一大阻力便在于基层政府本身不愿放手，许多地方的村委会甚至往往以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存在，而不具备真正的自主性。这里固然涉及到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从利益的角度分析，已经习惯为民作主的基层官员常常在一些政策施行上遭遇村民自治带来的阻碍，是基层政府不愿意放手的主要原因。

　　而从农村内部的因素来看，随着宗族意识的复兴以及农村“经济能人”的出现，村委选举中开始不断出现贿选、家族势力操控、暴力威胁等不法手段。毋庸置疑，这些现象严重干扰了村民自治的正当程序，成为危害农村秩序的一股负面力量。当然，这些通过非法手段当选的村委领导，往往与基层政府的官员或者一些投资商沆瀣一气，在中饱私囊的同时却牺牲了大多数村民的利益。

　　因此，就当下的状况而言，村民自治在整体上处于停滞不前的态势，且由于部分基层政府在村民自治的棋局中无法确立自身的准确角色，从而导致基层矛盾不断累积。在村民权利公平缺乏基本保障的情况下，市场化浪潮的袭来必然导致乡村社会的利益纠纷现象剧增，使得人们出于分配不公的不满开始不断酝酿，最终演变为一些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群体性冲突事件。

　　为基层善治支招，也为村民自治的困局解围，这固然需要村民自身民主意识的觉醒和行动能力的增强，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基层政府及时转变自身角色：既要理顺自身与村委会的关系，又要不断推进一些具体治理方式的改革。

　　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政府无一不关心农村的稳定与发展，所有清醒的执政者都明白农村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而首要的一点在于，政府有必要从基层民主的掌舵者转身为护航者，在给予村民自治足够空间的同时，及时清除村民选举中的非法行为，努力捍卫基层民主的法治环境。此外，基层民主虽有法律也有理论，但对于中国的农民而言，这些法律和理论必须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正，农民永远有自身的创新之处。作为基层政府，当鼓励村民大胆创新，大胆实践自己的想法，使通过民主实现自治的方式深深地植入中国的乡村社会。

概而言之，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政府当从村民自治的棋局中抽身出来，通过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不再以一个掌舵者的身份介入村民选举，而是以一个护航者的姿态保障村民自治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惟有这样，农村的稳定才有长久，农村的发展才能持续。

选举观察

编者按：去年和今年适逢中国基层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年，很多地方的换届选举已经陆续展开。围绕独立候选人的参选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在采取非法手段对独立候选人进行打压，“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不畏官方的各种打压，依然决然的站出来参加竞选，为争取自己法定的政治权利进行勇敢的斗争，“零八宪章论坛”也特别向这些敢于进行政治维权的独立候选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并预祝竞选成功！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换届选举已经成功进行，台湾高层选举与大陆基层选举选举的距离就是我们要抓紧时间赶超的距离。我们认为：选举天地，大有可为，有条件的中国公民请积极参与吧。

成都李承鹏表示会坚持参选人大代表

能否当选不重要，走完程序很重要将参选到底！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报道）近日，四川成都地区人大代表选举开始进行。2月8日，独立参选人、知名作家李承鹏表示：1、经上级批准武侯区人大代表开选；2、经上级确认我具选民资格；3、经上级指示，下一步程序需等待上级下一步指示；4、我需十选民联名推荐，因属风投，投或不投，随喜功德；5、能否当选不重要，走完程序很重要将参选到底。李承鹏所在选区属武侯区红牌楼办事处管辖的长城小区、丽都小区的联合选区，范围：东至丽都公园西至红星美凯龙大楼北至二环路南至2.5环。

2011年5月25日，李承鹏在微博上表示要参选人大代表，引起全国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2011年6月19日父亲节前夕，李承鹏发表博文，披露自己因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而遭受无形压力，甚至殃及孩子无缘获得体育赞助。在这篇题为《所有父亲问所有父亲》的博文中，李承鹏痛心地称自己是“世上最不堪的父亲”，并透露事件原委：他的儿子酷爱网球，一家成都企业愿意成为赞助商，让孩子代言“绿色种子计划”。然而到最后关头，“一个世界上最神秘的部门”严斥赞助商，要求终止和李承鹏儿子的合同，撤除所有广告，理由是报纸上有李承鹏和儿子一起躺在草地上憧憬网球梦的形象。

本来成都的人大代表选举预定在2011年9月进行，然而却一直未进行。

2011年12月24日，李承鹏发出微博表示：

一、我从未退出人大代表参选。

二、我发过微博声明，只是不见了。为示我国民主我正告过境外媒体，别人退选不等于我退选。

三、确有茶博士劝我退选，但我拒绝了。

四、每周都打听何时才开选，但无人告知准确时间，也不知为何成都如此晚还不开选。

发贴者维权网

姚立法：成都青羊区人大常委会领导非法选举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2月11日上午，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少城街道办事处宽巷子社区独立候选人王蓉文，再次被其所在社区工作人员永强带到青羊区东门街骨科医院输液。

永强受其上级指使，把独立候选人王蓉文控制到医院输液的目的，是使独立候选人王蓉文没有时间找选区索要“代表候选人推荐表。”也即把独立候选人王蓉文的竞选区人大代表的行为消灭在起步阶段。

青羊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法定换届选举投票日是本月27日。初步代表候选人公告的最后期限是12日。选民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时间只能在8日至12日内进行。

青羊区人大常委会领导的该区选举委员会即没有向选民公告各选区的划分情况，也没有向选民公告各选区的应选代表名额，更没有向选民公告领取代表候选人推荐表的去处、以及送达推荐表的机构和截止时间。

上述做法，显然是把基层人大代表直选置于暗箱中进行。剥夺了选民的知情权、推荐权。

8日上午，独立候选人王蓉文找到社区中共书记郭明铜，索要“代表候选人推荐表”，郭说，没有。

9日上午，独立候选人王蓉文再次到社区，向郭明铜提出要领取“代表候选人推荐表”。不一会，快速赶到社区来的中共少城街道办事处副书记田文章对王蓉文提出既无法律依据，也是无理的要求：要独立候选人王蓉文把准备联合签名推荐其为初步代表候选人的选民一起带到社区，由其审核后，再定能否把推荐表给王蓉文。

在此情况下，独立候选人王蓉文给中共少城街道办事处的书记赵明波打手机，指出郭明铜、田文章等人不给推荐表。赵却无耻地说，根据法律规定，不能给推荐表像王蓉文这类的人。

随后，少城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李双全等3人把独立候选人王蓉文带至一火锅店吃饭、喝茶，到下午下班后才给王自由。

10日上午，独立候选人王蓉文准备到区人大选举办。在70路公交车长顺上街站上车时，被街道综治办工作人员段亚萍拦住。很快，接到段电话的田文章、郭明铜、永强等五、六人赶到，对独立候选人王蓉文连拉带拖，要王到社区学习选举法。

王不从。给市长热线打电话求救。市长热线推脱说要打110报警。

王报警后，两位警察乘警车赶到后，答应用警车把独立候选人送到区人大去。结果却把王蓉文拉到了派出所。

王蓉文要离开派出所到区人大常委会去，却被派出所所长吴勇、副所长汪强、段亚萍、永强等10人拦住。

得知王蓉文四天来都要不到“代表候选人推荐表”，还被非法限制自由的独立候选人李昭秀、王慧等10人，赶到派出所后，组成人墙围着王蓉文，阻止吴勇等人“抢人”，而往附近的四川省委方向前进。王蓉文在独立候选人李昭秀等人的护送下，到达省委大门口喊冤即被值班警察带到省信访办。

不一会，防暴警察赶到把李昭秀等独立候选人和选民带上一辆大巴后拖走了。

接着，田文章等六人先是要王蓉文去火锅店吃饭，王不去；接着又提出要王去看病（因拖、拉、抢王蓉文时使王受伤），王坚持要到区人大去。在两点多钟，一辆救护车到了省信访办，王被迫上车。

王蓉文的左肩等处受伤，在医院处置后，被输液。到了下午下班时间之后，给王输液才完。

8日至11日四天，青羊区选举委员会不仅不依法组织选民推荐代表候选人，反而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阻止独立候选人得到代表候选人推荐表的做法，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来源：维权网

姚立法：江苏常州天宁区选举委员会非法确定正式候选人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2月11日下午2点钟，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选举委员会主持的、在该区兰陵街道办事处浦前社区（原浦前村村部）召开的、由70多人参加的预选第95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的方式，是非法的。

天宁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投票日是2月24日。2月9日是该区此次换届公布初步候选人的法定最后时间。当天天宁区选举委员会公告了印文龙、华方大等14位95选区的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见附件）。

95选区应选区代表名额是3人。95选区的人口数至少是6000人（这是一个推算数，本信息员咨询天宁区选举办051986653664时，工作人员不愿告知）。

11日下午参加预选会议的人员有：

1、初步候选人，2、各党支部书记及党小组长，3、各属地参加选举工作的企业单位负责人及选民代表，4、各选民小组组长，5、各选民小组代表，6、浦前社区全体行政人员及社区选举工作小组人员。（见附件）

我们要质问天宁区选举委员会：

1、95选区的14名初步候选人是9号公告的，当天浦前社区就张贴通知，“经研究，定于2月11日下午1：30，第95选区在浦前社区三楼会议室，召开协商天宁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正式候选人会议。参加对象……”（见附件）

通知说的是“协商”（实际是预选），在一个有选民4000多人的选区，由70多人协商或预选的法律依据在哪里？

2、不按照选举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叫不叫违法？

因为10日至11日中午，95选区并没有组织各选民小组对14名初步候选人讨论、协商;更不存在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凭何法律或规定11日下午由70多人预选？

3、11日下午参加会议的选民小组组长是按照《江苏省各级人民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的规定由选民推选的吗？

4、11日下午参加会议的选民代表是依照哪部法律的规定在何时、何地、由何人产生的？

5、假设11日的由70多位指定的主要是中共党员的预选会议是合法的，每人在14名初步候选人中投四人的法律依据又在哪里？（95选区应选代表名额是3人）

6、假设11日的由70多位指定的主要是中共党员的预选会议是合法的，不设秘密写票处的法律依据又在哪里？

7、假设11日的由70多位指定的主要是中共党员的预选会议是合法的，70多人投票后，只宣布得票前四位的法律依据又在哪里？

来源：维权网

姚立法：重庆市南岸区选举委员会主持非法投票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近期，重庆市南岸区选举委员会主持的、在该区铜元局街道办事处奋强村居民委员会两处选举该区第十七届人大代表的投票站的投票过程是非法的。

设在门球场的一处投票站，选民不凭身份证，报出自己的名字，选举工作人员查找选民花名册确认有该选民且选民证未被人领取后，即可得到选民证。在填写选票处，没有设秘密写票处。

选民被不允许投弃权票。即不允许对选票上的正式候选人不投赞成票、也不投反对票，同时也不在选票上另选他人。选举工作人员对选民强调，若谁投弃权票，就不会发给其约值五元钱的两块肥皂。

另一处投票站设在长江电工厂大门前。有一位在门球场投过票的选民，在代其妻领取选民证时，不认识选举工作人员、也没有其妻的委托证，报出其妻姓名后，顺利得到选民证。在此处参加投票的选民大多是退休工人。在此处投票的选民，每人可得六块肥皂。

据选民讲，他们不认识选票上的三位候选人；他们在投票日之前，也未参加过任何与选举有关的会议。

发贴者维权网

成都独立候选人被打，众人连夜省委投诉要求严惩凶手

据辛国惠、庄富英介绍：事发当时，她们五人去上厕所回来，见到很多维稳人员在人大院内，她们欲赶紧进入人大办公室，在人大办公室门口，双流县东升镇芦篙社区干部林忠红（13568955993）试图强行拉芦篙社区独立候选人庄富英离开，与她一起上厕所回来的干兴艳说了一句，你干嘛拉人，就被这位维稳干部林忠红揪住头发摔倒在地，并用脚踹头部，踢身体，直至失去知觉。

（维权网信息员刘聪报道）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十位独立候选人到各自选区索要“选民十人以上联合提名推荐表”，被推诿后，去市政府上访，被转双流人大接待，在等候期间，独立候选人干兴艳被无故殴打（见本网报道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2788.html）。

当晚11点左右，双流县独立候选人抬受伤至小便失禁的干兴艳，到四川省政府门口投诉，要求严惩凶手，省委辖区黄瓦街派出所十多名警察来维持秩序，省政府没有人出来接待。成都多名独立候选人赶到省政府门口声援。

派出所黄指导员初步了解情况后，让人做了笔录，对这些独立候选人说：现在政府领导已经下班，请你们明天到省信访办去投诉，届时我也会到场，双流打人肯定不对，即使警察也不能打人，但，我们只是这个辖区的警察，管不了双流，你们可以向他们的上级机关投诉反映。随后，黄指导员让人帮助打了120，伤者被接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观察治疗。

大约11点50分，笔者感到医院，见到医院辖区派出所警官正在给双流独立候选人们做笔录，医院拒绝让伤者住院治疗，只同意送观察室，值班医生说：小便失禁可能是尿憋久了，自然流出，在众独立候选人强烈要求下，才又开了进一步检测的单子，让病人进一步检查。

笔者采访了独立候选人胡金琼、辛国惠、庄富英等人，据胡金琼、辛国惠介绍：昨天上午他们到各自的选区索要“选民十人以上联合提名推荐表”，被各辖区领导要求蒋十名以上推荐人叫到各自的选区办公室，以核对身份，否则拒绝给推荐表，各独立候选人认为这是非法的，于是，下午到成都市政府投诉，被成都市政府出具信访传接单，转双流人大接待，下午四点左右，他们又来的双流人大，人大工作人员说领导在开会，让他们在办公室等待。

谁知一直等待下午六点多，不仅没等到人大领导的接待，反而等来了各自辖区的维稳人员50多人，要她们回去，并且无故对干兴艳实施殴打。

众独立候选人见状立即打电话报警，双流警方拒不出警，她们又打成都市警察督察办电话投诉后，双流警方才出警，没有为她们做报案笔录，只打了120将干兴艳送双流县人民医院救治。

送医院后三个多小时，照的片子都还没能出来，此时，干兴艳已经开始呕吐，小便失禁，因此，要求转院治疗，但双流医院不同意出具手续。

众位独立候选人认为：双流医院是受双流政府的控制，故意缩小伤情拖延治疗，因此，她们抬上干兴艳，到四川省人民政府投诉，要求省政府出面严惩打人凶手，确保独立候选人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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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台湾民主选举成熟说明什么？

这个选举成熟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人、中国文化绝对可以接受民主选举的。中国过去没有，可是民主选举是绝对可以的，而且不会招乱，现在证明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选举，任何乱事都没有发生。这个态度就表示是民主成熟的表现。民主成熟表现也证明中国人一样可以选举，像过去30年代，国民党认为中国人国情不合，不能走民主这条路，或者是程度不够，也不能选举，这都是废话。

共产党更是如此，共产党一再强调好像决不走民主选举的路，因为中国老百姓、中国的文化跟这个不相合，现在从台湾可以证明这是错误的看法。除非共产党说台湾选举的人不是中国人、是台湾人。如果是这样宣布的话，那它就没有办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台湾这次全民选举，是第五次了。第一次发生在1996，然后每四年一次，这是第五次。现在照中国、外国、香港、台湾、大陆各方面的反应，都说这是一次表现台湾民主选举已经完全到了成熟阶段。选举的选情非常热烈，双方互相、有三个方面了，一个是国民党马英九，民进党的蔡英文，再加上亲民党的宋楚瑜，但是宋楚瑜等于是不存在一样，所以可以不谈了。

　　现在谈的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选举过程是非常热烈的，而且投票率也很高，达到75%以上，像美国有时候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百分之四十几，这75%就表示全民都很注意这个大选，把这个民主选举很当回事，这就是民主在台湾地区成熟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这次选举其实说起来相差的人数还是有限的，国民党胜了51%，680万多一点；民进党只有45.6%，但是人数也有610万以上，所以相差虽然是很多、有70万左右的票，可是人数可近了，600多万人是支持民进党的，这个民进党的势力不可轻忽。因为民进党受的损害是因为陈水扁这8年过分地贪污、以及许多不正常的事情，但是并不是因为它拒绝跟大陆来往的问题。

　　所以，国民党当然是占了经济上跟大陆有沟通、和缓的局势，这一点是有利的，台湾人当然也不愿意打仗。但是如果说是选举要集中在两岸关系上，我想这个票的结果大概就不一样了。

　　这第五次选举非常和平，没有任何事件出现。而败战以后，蔡英文的认输、向对方恭贺，也表现得极有风度，所以蔡英文给大家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尽管她失败了。

　　但是这里我们要讲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选举成熟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人、中国文化绝对可以接受民主选举的。中国过去没有，可是民主选举是绝对可以的，而且不会招乱，现在证明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选举，任何乱事都没有发生。这个态度就表示是民主成熟的表现。民主成熟表现也证明中国人一样可以选举，像过去30年代，国民党认为中国人国情不合，不能走民主这条路，或者是程度不够，也不能选举，这都是废话。

　　所以，共产党在这里进退失据，不管你是怎么样说，民主是中国人所需要的。这就是说共产党对国民党当选是表示很欣赏的，可是它欣赏角度不一样。它角度不是欣赏民主选举，而是觉得国民党比较可靠，可以跟它谈判，最后通过某种经济的诱惑，就可能让国民党接受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或者特区，像香港一样，那是妄想，我可以告诉你。

　　台湾一般老百姓支持马英九是因为能保持现状，并不是因为他可能跟共产党妥协到一种程度、牺牲台湾的主权。这一点我认为要投票的话，那是很明显的，至少有一千万张票可以到民进党的手上。所以共产党的高兴只能说局势和缓了，对它也没有什么坏。不过如果它自我陶醉，以为这是台湾人已经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统治，那可以说是春秋大梦。

　　我认为台湾人要求跟大陆老百姓采取一种经济的沟通，对台湾有利的；也采取一种文化的交流，这个也是很需要的。可是在政治上，我认为台湾决不肯让步，决不肯说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我以为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共产党不能打如意算盘。我认为现在马英九方面是说，我认为他的态度还是保持“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一边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说是中华民国，而且都是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至少马英九到现在为止，最后竞选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绝不和谈，并不是马上就和谈，更不会取消中华民国的主权。所以只是保持现状，所以这是共产党应该知道的。

　　第三点，我要谈到的就是这次选举大陆的网民的反应非常强烈，所以大陆有几位作家，还有一位是广西的作家，在电视上表示，他要向蔡英文致敬，希望蔡英文不要因为一时失败就放弃，希望她再接再厉。所以这点也可以看出来，民主风度在台湾的建立，对大陆的老百姓、对大陆的网民来讲，至少是非常重视的。

来源:共识网

韩寒：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

我坚信，只要市长是选出来的，哪怕暂时都是党的人，都会顾忌人民，反之就只会讨好上级。只要你不犯法，大不了人民把你选下去，你无非是能力不足，也不用为了保命而躲到美国领事馆去。这对于官员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和保全，对于国民来说，则是最生动的民主练习。

　　社会之稳固，不应该靠中宣部，而应该靠往前迈几步。

首先，这篇文章的原名叫《彼岸花》，也就是年前回应麦田的文章里说的正写了一半的那篇。很遗憾年前美好的讨论气氛被一场闹剧摧毁了。那次讨论其实使我获益匪浅。看了很多人的文章以后，我有一些对原来观点的修正，由于这会儿还在保养期，就先不修了。待春暖花开时，我想《再谈革命》，《再谈自由》，《再谈民主》。让我意外的是，我以为这些枯燥的话题不会有多少人关心，因为我问过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都表示最爱看我写的？？影评。我甚至看见过这样一段话：中国是个毛邓社会，华解不了，胡搞几年，赵样不行，江就一下，再胡搞几年，就习以为常了。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同时也表明了你所有的关心，都是无用的，弄不好自己还要惹一身麻烦。

　　但是当有一个口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就是对自己的关心，大家或深或浅或多或少都会愿意谈论，甚至为社会的改变而行动。期间发生了台湾的选举。虽然台湾和大陆在生态上有诸多的不同，但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曾想到，国民党居然是通过了这种方式反攻大陆，没有一兵一卒，不用一枪一弹。于是我开始回想自己的履历，终于让我想起了我经历的的一次选举——

　　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班里选班长。我们班级好像一共是42人，每个同学可以选多人。我因为人见人爱，学习成绩突出（我小学的确是学习委员，不用诧异，每个胖子都瘦过），得了满票的42票，而我的竞争对手则比我少了一票。遗憾的是，最终的结果我并不是班长，因为老师说，你这个同学，太不谦虚了，居然能全票通过。你怎么好意思投自己一票。

　　于是，我落选了。虽然现在我是反对在学校进行班干部选举的，但那次在黑板上画“正”字，至今深印在记忆里。从那次以后，我至今没有见过选票。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大家都记得邓小平在1985年说的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最终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口号。毫无疑问，这个口号已经实现了，而且似乎已经超额实现，有一部分人太他妈富了，虽然中产阶层也在增多，但在这一部分暴富者的映衬之下，老百姓好像更穷了。经济改革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们先不去管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但政治改革依然不见起色，你看，十八大还没召开，老百姓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说实话，我觉得现今中国一人一票选主席未必实际，社会各个阶层人数差别太大了，互相割裂，地区发展也不均衡。能做到一步到位朝发夕至的似乎也只有霸权和独裁，而非民主与改革。其实我能接受现在就知道2012年谁当主席，谁当总理，就像当年邓小平钦点接班人也没问题——邓立君，正常。但是我代表身边的很多年轻人朋友（这不是泛指，真的是我认识的朋友们，经过对民主和改革的讨论，他们授权我代表），郑重的希望改革开放的口号能够再加一句——让一部分先选起来。

　　至于这是哪一部分人，哪些地区，都无所谓，但是选什么很重要。中国很早就开始了村一级的行政选举，但是这种实践步子走的太小了。政权成立快一百年了，我们好歹也该一人一票选市长了。当然，在一开始，我甚至无所谓其中必须有民选代表，哪怕都是由官方指派的候选人都没关系。比如上海市，完全可以由当权者指定三个候选市长，让他们在电视台和报纸上自由辩论，提出各自设想，然后再去各个区县公开演讲。村级选举的贿选很容易（贿选也比不选强），市级选举的贿选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某个大城市进行公开市长选举的同时，全国人民也都可以围观和进行虚拟投票，培养培养情操，准备迎接实战。同时，市长可以每三年选举一次，人民代表可以联手弹劾市长，那人民代表就不再形同虚设。如果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开始选举市长，那饱受诟病的上访制度也可以休息了。因为我坚信，只要市长是选出来的，哪怕暂时都是党的人，都会顾忌人民，反之就只会讨好上级。只要你不犯法，大不了人民把你选下去，你无非是能力不足，也不用为了保命而躲到美国领事馆去。这对于官员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和保全，对于国民来说，则是最生动的民主练习。

社会之稳固，不应该靠中宣部，而应该靠往前迈几步。

来源:作者博客

外交观察

编者按：

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否决票，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均投赞成票，导致决议未获通过。中国的如此否决引起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激烈批评，中国驻利比亚等国的大使馆遭到当地居民的抗议性攻击。与此同时，包括许多中国人在内的评论人士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我们认为外交是为了给中国的发展打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兼顾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正义法则，而近年来中国政府所执行的诸多外交措施则既抛弃了人类正义法则，也罔顾中国国家利益，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我们希望外交部要认真反省，避免中国外交进一步伤害中国国家利益、伤害人类正义法则。

环球时报：中俄驻利比亚大使馆遭示威者冲击 俄国旗被示威者降下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9708.html

据2月7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因为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反对票，西方对中俄发起集体指责。此外，中东地区也有国家响应西方的批评。为显示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一些利比亚示威者6日冲击中俄两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被攻击后的中国大使馆玻璃出现多处破洞。

在利比亚，示威者冲击了俄中两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示威者爬上房顶，降下俄罗斯国旗，并高举“利比亚革命派准备与叙利亚弟兄们一起战斗”的标语。黎巴嫩《每日星报》6日称，俄罗斯驻贝鲁特大使馆前5日爆发集会，一派举行静坐，谴责莫斯科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另一派则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面对西方的指责，中俄两国6日分别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日表示，在叙利亚问题上，中方不是谁的庇护者，也不刻意反对谁，而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和负责任态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对西方的“歇斯底里”提出批评。

（本报驻美国、德国、埃及特约特派记者李勇青木黄培昭柳玉鹏魏辉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裴敏欣：北京的外交政策伤害了中国利益

不幸的是，独裁体制下，对政权安危的担忧超过了对国家安全的考量，这是国家政治中的永恒特性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地方，同时也更为危险的，在于当下所涉及的厉害关系重大得多。如果管理不善，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在政权安危和国家安危之间处于紧张的根本病因可能会毁掉中共自称的“和平发展”的目标。

　　原文：BeijingForeignPolicyHurtsChina，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资深中国观察家一直想了解，如果中国是个民主国家，她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的。有两种学说。其一，现实主义的一派坚持认为不会有多大的差别。无论采用哪一类型的政治制度，一国都要寻求权力、保障安全。影响政府行为的是其所拥有的权力和使用这种权力的种种外部掣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行为由其实力决定，而不是政治制度。例如，近年来中国放弃了低调的外交政策，转而变得更加自信，这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使然，而不是其国内政治制度的改变（国内政治制度始终未变）。

　　另一派学说则认为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基础。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看待世界的角度完全不同——它们对威胁的看法大相径庭；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也不可同日而语。民主国家有着更高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与决策不透明的专制政权的封闭本性形成鲜明对比。最重要的是，在民主国家，政权安危与国家安危二者没有冲突，因为在这些国家，民主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具有合法性，关键的各方都能接受。[某届]政府可能因为缺乏公众支持而下台，但民主制度长存。因此，民主国家中，领导人不必以牺牲国家安全来确保政权稳固。

　　相反，在专制体制中，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经常发生冲突。因为这样的体系中，政府倒台也等于是政权的崩溃，统治精英尤其会把保护政权看得比国家安全更重要。换句话说，独裁体制下，政权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此外，独裁的政治本质决定了政府对威胁的感知也殊为不同。民主政体认为外在威胁就是实际被入侵的危险，而独裁政体会认为外在威胁既有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也有军事上的。因此，专制政权往往以代价高昂的各种资源来抵御外来的政治威胁，将民主政体当作毫无必要的敌人，不是因为这些敌人能形成军事上的威胁，而是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构成威胁。因为，在追求政权安全的时候，专制体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破坏国家安全，无论这体现在浪费国家资源上，还是体现本应交好、实则却要对抗的民主大国上。

　　这种观点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共的政权安全和中国的国家安全之间的持续紧张。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频频撕开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有两个例子可资说明。

　　中国的对朝政策可作为这种矛盾的展示案例。出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中国不应该容忍北韩的核武计划或其针对邻国的攻击性行动。然而，由于执政的共产党认为，统一的民主的朝鲜半岛，又是美国的紧密盟友，这对该政权安危来说，比一个坐拥核武的世袭王朝更危险（后者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不是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北京于是推行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为金氏王朝保驾护航的政策。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以国家安全而言过于高昂，包括：有了一个不可信任的拥有核武的邻国；被拖入另一场朝鲜战争的真实的高危可能；疏远了南韩这个长期战略伙伴；让日本可以重建武装并敌视中国；以及在该地区增加了美国的防御能力。

　　中国的对美政策则是另一个例子。有关中美关系，一个很少被问及的问题是，美国是对中国的威胁，还是对中共的威胁。虽然无论中国的政权是何性质，大国角逐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元素，这毫无疑问；不过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竞争会相对友善，也更不容易走向大国冲突。

　　但由于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地缘政治竞争让位于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从中共的角度来看，美国，带着她那种为自由民主布道的精神，不只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还是一个现存的政治威胁。如此一来，互信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也将许多可以增强中国的国家安全的手段排除在外（例如建立更紧密的军对军关系和规则，防止海上事故或加强网络安全）。最具说服力的是，今天的中共似乎比苏联共产党更不信任美国。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高级总监杰弗瑞•贝德（JeffreyBader）的说法，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军对军关系比中国在当下的冷战缓和期更进一步，也更富有成效。

　　不可避免的是，中共在面对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时，为了保护政权安全所采取的措施，结果却削弱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因为华盛顿也采取对应措施对冲战略风险，最近的一次就是把重心转向东亚。随着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大幅增强能力，并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安全联盟，和印度和越南等中国的传统对手建立新的安全关系，再要论证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提升了可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3.0许可协议。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杨子立：如何做负责任的大国——评中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局势提案

中国政府既然明知坚持“主权大于人权”的过时观念没有国际市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支持那些即将被历史抛弃的独裁者呢？中国已经伤害过塞尔维亚、伊拉克、利比亚人民，今天为了巴沙尔一人又得罪了常年进行感情投资的阿拉伯诸国，当巴沙尔下台后，岂不是连一个中东朋友都没有了？中国政府在国际上需要做的是反对独裁暴君，保护平民权益，除暴安良，这才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据人民网报道，2月4日，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决议草案投票中，俄罗斯和中国再次投出否决票。除中俄外，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13个安理会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安理会这次进行投票的决议草案中应俄罗斯方面要求，不再明确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以及删除了对叙武器禁售的条款。提案的基础是摩洛哥代表阿盟于1月27日提出的一份草案，并且于2月2日形成联合国安理会的新草案。新草案已经对叙利亚政府的态度软化了很多，但仍然被中俄利用安理会的否决权否决掉了。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4日对媒体这样解释说，“我们并没有说决议是毫无希望的；只是决议必须解决政府控制之外的武装暴力，以及消除关于阿盟维和时间方面的模糊性”。拉夫罗夫还表示将在2月7日访问大马士革，并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进行会谈。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保东则这样解释：中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片面向叙利亚政府施压，预断对话的结果，或强加任何解决方案都无助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新华网）

中俄两国否决联合国决议草案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两国政府清楚的知道，叙利亚正在发生人道主义灾难。2011年3月18日，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巴沙尔政府面对人民呼声一开始采取了某些让步措施，他于当年4月21日签署法案，结束了实施近50年的紧急状态法，废除国家安全法庭，允许公民和平示威。然而，叙利亚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示威者22日上街游行，要求他下台时，却遭到政府安全部队的武力镇压，据报道至少有88人死亡。进入2011年8月的斋月后，巴沙尔对全国各地示威人群大开杀戒3天，造成至少164人死亡（中新网）。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叙利亚多个地区民众于2011年10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支持反对派全国委员会，叙安全部队在多个地方向示威者开火并施放毒气，造成9人死亡，并且在当天，叙利亚反对派“库尔德未来党”发言人马沙勒•泰姆遇袭身亡（新华网）。根据联合国统计，持续将近11个月的叙利亚流血冲突已经造成至少5000多人死亡，死者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近几天叙利亚政府镇压平民的暴行日益严重。尤其是对霍姆斯（Holms）市的炮击造成230多个平民死亡。

巴沙尔政权的暴行激怒了阿拉伯各国政府和人民。2011年11月27号，阿盟外长在开罗召开会议后决定，决定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2012年2月3日发生霍姆斯暴行后，突尼斯4日宣布，决定驱逐叙利亚大使，并不再承认巴沙尔政府。3号当天，阿盟多个国家出现反叙示威，甚至有部分示威者冲入叙利亚大使馆。阿拉伯各国议会联盟4日发表声明称，由于巴沙尔政权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继续镇压叙利亚示威民众，阿拉伯各国应把叙利亚大使驱逐出境。

正是由于巴沙尔政权的血腥镇压加剧，人们普遍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干预决定寄予希望。然而，在俄中的否决下，安理会却什么也做不了，眼看着这几天霍姆斯城的屠杀暴行仍在继续。

俄国的否决是为了俄国自身的利益，因为俄国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有唯一的地中海海军基地。叙利亚同时也是俄罗斯重要的军火贸易伙伴，仅2010年叙方就购买了7亿美元的俄制军火。俄对叙经济总投资额接近200亿美元。当然，利用叙利亚的反西方态度增加跟美国、欧盟做交易的筹码也是俄罗斯的实际利益所在。

中国对决议草案的反对却缺乏甚至像俄国一样的理由。2月6日人民日报刊载评论文章《中国否决叙利亚决议恰是对叙人民负责》称，“国际社会需要给和平更多的机会。这样做才最真正对叙利亚人民负责。”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说辞，因为正是巴沙尔下来对和平示威的人群开枪才激化了矛盾。文章还说，“联合国可以制止侵略，但不能迫使一个国家更换政权。”这句话才暴露了为了“主权大于人权”的理念才是投反对票的真正原因。这从中国国际研究所所长曲星接受的采访中也可以得到佐证。他说，草案虽然删除了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交权等内容，但仍保留了“全力支持”阿盟新倡议等内容，而阿盟框架方案里面就包括了巴沙尔一定要下台。也就是说，中国正是为了支持巴沙尔才投反对票的。巴沙尔真应该好好感谢中国，他也确实拿出了感谢行动，那就是立即扩大了在霍姆斯的镇压。

安理会表决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4日表示“恶心”，并称：“过去几个月以来，安理会已被少数成员绑架。这些成员坚持他们空洞的主张和各自的利益，一条一条地除去决议中迫使巴沙尔改变其行为的重要内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对此表示“遗憾”，称这削弱了联合国的作用。

阿盟通过观察得出结论，巴沙尔下台才可以结束人道灾难，可是中国政府不接受。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比阿盟更清楚中东局势，或利益关系更大，而只是表明中国政府在维护其秉持的“主权大于人权”这项基本原则，并得出“国内领导人无论多坏，国际社会也不能干预其权力”这个结论。很明显，这项原则并不是在维护国家利益，而只是在维护既有统治者的利益。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既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承诺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可是我们看看历史上中国在安理会投的八次反对票：

第一次：1972年8月25日，中国否决了关于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为了维护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现巴基斯坦）的统一。这是为了“国家统一”理念。

第二次：1972年9月10日，中国否决了英、法等国对索马里、几内亚、南斯拉夫三国反对以色列侵略叙利亚、黎巴嫩提案的修正案。

第三次：1997年1月10日，中国否决了关于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这是为了报复危地马拉和台湾有外交关系。

第四次：1999年2月25日，中国否决关于同意联合国驻马其顿预防性部署部队延期的决议草案。同第三次，也是为了报复马其顿。

第五次：2007年1月12日中国否决关于缅甸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为了支持缅甸的军事独裁政权。

第六次：2008年7月11日中国否决美国提出的有关津巴布韦的制裁提案。这是为了支持津巴布韦独裁者穆加贝。

第七次：2011年10月4日及第八次：2012年2月4日，中国对联合国干预叙利亚决议草案行使否决权。这是为了支持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

这八次中，第二次其实只是对印度分段表决提议没有准备才否决，并无关任何利益或理念，或者说是一次失误。第一次为了“统一”理念，但联合国宗旨里并没有维护“国家版图统一”的目标，这种否决自然得罪了新独立的孟加拉国以及提案国，于中国国家利益也没好处。第三次和第四次的报复行为虽然跟国家利益有关（统一究竟是国家利益还是统治者利益的争论暂且搁置），但中国明显是官报私仇，不顾当事国平民的安危而利用国际机构的职位徇私报复其政府，在国际上显然不是光彩形象。剩下四次都是为了维护独裁者的统治权，而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利益关系并不密切。维护他们其实不过是为了间接维护自身的类似统治。可见，这几次否决并没有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反而让人觉得有“滥用职权”的嫌疑。

有一种意见是，中国在国际上“说不”越多，就越能突显大国地位。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还不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更有道理。中国在国际上当然也是有相当地位的，但这种地位不是“说不”说来的。一方面是靠经济实力，跟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的深入使得各国不得不重视中国；另一方，中国参加的在黎巴嫩、海地、利比里亚等地维和行动才是真正赢得国家荣誉和国际地位的做法。对于中国参加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连美国都赞誉有加。

中国如果非要在安理会投票时因“主权大于人权”这样的理念而投反对票，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首先，中国投反对票都要有个伴，基本都是俄国。如果俄国不反对，中国也不敢独自反对招来众怒。比如关于制裁利比亚的联合国1973号决议，还有先前制裁南联盟的决议，中国只是投弃权票。其实中国投的弃权票比反对票多得多。往往只有在俄罗斯挑头反对的时候，中国才放心的跟着反对。看俄罗斯脸色的结果是中国被当成比俄罗斯低一等的二流国家。你弃权，人家只会感谢俄罗斯没捣乱，你反对，人家更是嗤之以鼻说恶心。

其实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在国际上非要以“主权大于人权”来支配自己的行动。中国坚持的态度再强硬，国际社会也不会因此而接受为国际原则。因为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金戈玉律早就过时了。如果大家都承认主权至上，联合国就没有必要成立了。二战最大的教训就是对希特勒德国这样的独裁政权在国内践踏人权时早就应该进行国际干预，坐等到它主动侵略别国时就已经晚了。在1999年与2000年的联大会议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全体发问：“如果人道主义干预真的是对主权的一种无法令人接受的侵犯，那我们怎样对卢旺达，对斯雷布雷尼察做出反应呢？对影响我们共同人心的各项规则的人权的粗暴和系统的侵犯，我们又该怎样做出反应呢？”

中国政府既然明知坚持“主权大于人权”没有国际市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支持那些即将被历史抛弃的独裁者呢？当独裁者垮台后，民主选举出的政府还能对我国友好吗？中国已经伤害过塞尔维亚、伊拉克、利比亚人民，今天为了巴沙尔一人又得罪了常年进行感情投资的阿拉伯诸国，当巴沙尔下台后，岂不连一个中东朋友都没有了？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真正需要做的是反对独裁暴君，保护平民权益，除暴安良，这才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以上道理并不深奥，中国领导人应该也可以想到。假如明知这个道理，还要做跟真正国家利益不符的决策，我们就不得不再想想为什么了。

来源：民主中国

姜草子: 力挺阿萨德已无济于事

绕开联合国，西方不直接对叙利亚实施军事干预，阿萨德政权的崩盘仍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只要看看阿萨德在国内杀了多少人，是多么不得人心，尤其是看看叙利亚的地缘政治，就再清楚不过了。

　　联合国关于叙利亚的最新决议未获通过。今早看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决议进行投票，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13国投赞成票，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

　　人做事都有目的，而且目的应有利于增进、至少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国家也不例外。但这次中国跟着俄罗斯投反对票，我就想不通了。这样做，我看不出对中国有任何好处，我看到的是损人不利己。

　　为何投反对票?是想制止叙利亚的流血冲突吗?恰恰相反，那个国家实际上已经失控，已进入准内战状态，如果没有外力干预，流血不仅不会自行终止，而且必定越演越烈，直到很快演变成大规模内战。

　　是为了防止阿萨德倒台?那也要看阿萨德倒台，是否就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这一点我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阿萨德并非中国的政治盟友，就算是，也无足轻重。中国与叙利亚在经济上更无什么重大的瓜葛，叙利亚既非中国能源的主要供应国，也不是中国重要的商贸投资和出口市场。再说，阿萨德倒台了，中国就不能与取而代之者做生意了么?

　　是为了树立国际形象，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吗?这就更扯了。15个安理会成员国，13个投了赞成票，就中国和俄罗斯对着干，投了反对票，你还说要树立国际形象?而且我们还得搞清楚，这次中国投反对票，是跟谁对着干?这次中俄不是在跟西方对着干，而是在跟阿拉伯联盟抬杠。这次被中俄否决的决议，是阿拉伯联盟提出来的;而中俄之所以要否决这份决议，有个重要理由，就是决议中有支持阿拉伯联盟倡议的内容。中俄这样做，让阿拉伯国家的脸往哪儿搁?

　　好吧，就算这样做，有一千条理由，一万种好处，这些理由和好处还不便说出来。可问题是，这样做有用吗?能撑住阿萨德政权吗?我看基本不可能。

　　联合国不干预，西方不插手，阿萨德政府就能延续下去，这只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与人们对利比亚的联想有关。这些人认为，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的垮台如此之快之惨烈，就因为联合国通过了一份干预性的决议，让欧美得了手。

　　若说卡扎菲的倒下，与欧美的军事干预还真有些联系的话，不久的将来，阿萨德的垮掉就未必如此了。绕开联合国，西方不直接对叙利亚实施军事干预，阿萨德政权的崩盘仍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只要看看阿萨德在国内杀了多少人，是多么不得人心，尤其是看看叙利亚的地缘政治，就再清楚不过了。

　　从北向南向西，绕一圈，叙利亚与那些国家接壤?分别是土耳其，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国。而伊拉克和约旦南部，是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土耳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是铁了心要把阿萨德拉下台的，以色列更是阿萨德的宿敌。

　　这些国家中，伊拉克大概不想插手叙利亚的事情，约旦态度较温和，但骨子里也希望阿萨德早点完蛋，以免叙利亚的动荡波及自己。黎巴嫩原属叙利亚，与叙利亚有着传统的联系，但这个国家太小，内部争纷不断，帮不了阿萨德什么忙。而那些决心干掉阿萨德的国家，土耳其和以色列经济与军事实力都非常强大，海湾阿拉伯国家更是富得流油。海湾国家虽然与叙利亚不直接接壤，但通过约旦，足以渗透到叙利亚境内。这些国家要扳倒阿萨德，也不必直接军事干预，只需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活动空间、资金和武器就行了。

　　他们就正在做这些事，所以，反对派的武器数量和质量都在提升，正一步步把阿萨德逼入墙角。他们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欧美在背后支持他们。随着局势的发展，阿萨德的处境越来越被动，阿拉伯国家与欧美走得越来越近，而站在旁边泼冷水的中国和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则越来越边缘。

　　俄罗斯这样做，还可以理解。叙利亚是前苏联留给俄罗斯的唯一一份阿拉伯遗产，是俄罗斯在中东剩下的唯一立足点，即使这个立足点只是一根稻草了，它也得设法保住;俄罗斯即将举行大选，普金的执政党还得表现一下硬汉形象。但中国这样跟着做，就实在是令人费解。也许政治家们有自己的精囊妙计吧，这，我就只能猜谜了。

　　2012-2-5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李开盛：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叙利亚政策？

既于大的利益不符，政策成功的可能性又很小，中国为什么还要否决呢？真正的目的在于中国害怕阿拉伯之春的进一步扩大、害怕再一次创造外力更迭政权的先例，这才是决策背后最大的利益考虑所在。关键的是，这是真正的国家利益呢？还只是一部分人利益的反映？如果国家利益被少部分人所劫持，国家行为被少部分人所绑架，那么我们的外交政策就会走入歧途，最终走到自己国民的对立面。

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否决美欧和阿盟支持的叙利亚问题新决议案，表明了两国决心不重蹈利比亚覆辙的决心，不给西方以任何军事干预叙利亚局势的借口。但是，这真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中国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叙利亚政策？是我们必须考虑清楚的问题。

　　中国在中东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即维护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些国家不但构成了地区中的多数，还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产油国。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教的大本营，这一宗教不但从内而且从外影响着未来中国的命运。内部是中国的新疆问题，外部是中国崛起后不可避免地与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摩擦，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麻烦就是前车之鉴。

　　对叙利亚的政策必须置于中国对阿政策的大背景下考虑。当前，叙利亚政权在阿拉伯世界可以说是众叛亲离，阿盟从派遣观察团、到提出要求交权的1月22日倡议，再到支持反叙决议，基本上采取了谴责巴沙尔、推动叙政权变更的立场。突尼斯更是采取了驱逐叙利亚大使，停止承认巴沙尔政权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执意否决，无形中站在了阿盟的对立面，属于捡芝麻丢西瓜之举，实属不智。至于俄罗斯，则因为叙境内有其在独联体外的唯一海外军港，其利益卷入远非中国可比。所以，俄或还有否决理由，中国则大可不必。

　　另外，中国还必须考虑政策成功性的问题。如果巴沙尔政权能够最终挺过来，那么中国或许还能笑到最后。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此种前景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其一，叙内部反对派有壮大的趋势。虽然不明两派军事对垒的具体情况，但从交火激烈、反对派一度攻至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情况来看，巴沙尔显然已难以保持对全国的有效控制，而反对派则有武装夺权的可能。

　　其二，西方军事干预并不因否决联合国决议而减小。西方是否军事干预，主要取决于两条件，第一是叙内部力量的对比，如果反对派全无军事力量，西方一般不会去大包大揽。如果反对派具备一定军事基础，哪怕是仅与政府势均力敌，西方也可能出兵干预，以较小的代价取“四两拨千斤”之效。第二是国际力量对比，目前虽然有中俄反对，但有阿盟这一至关重要的支持。虽然阿对军事干预的态度并不明朗，但如西方坚持，料想也不是大问题。

　　至于联合国的决议，不过是西方军事干预的合法外衣而已。有了更好，没有也不是妨碍。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没有联合国决议的支持。此次中俄否决后，西方也声言要在联合国框架外解决问题。西方深知，中俄即使反对，但也只限于政治、外交层面。军事上，即使俄罗斯有军港在那里，也没有中国“韬光养晦”的政策作派，但叙利亚毕竟不是2008年的格鲁吉亚，它在地理上不与俄罗斯接壤，俄出兵存在军事上的难度。

来源:作者博客

信力建：阻止叙利亚大屠杀是干涉别国内政吗？

某些国家在现代文明的世界环境下，公然歪曲“干涉别国内政”的真正含义，是极其无赖和可耻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保护叙利亚人民免于被无辜屠杀，其实就是保护未来我们自己。

　　联合国安理会2月4日表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俄罗斯、中国两国投反对票否决了这一决议草案。这种几近毫无悬念的“袒护”，除了叙利亚表示“感激”之外，国际社会几乎都反对中俄的做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草案未能通过表示“遗憾”，并称这削弱了联合国的作用。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中俄否决草案将会“鼓励”叙利亚政府进一步采取镇压行动。外长朱佩就指，任何阻止决议案通过的国家，都要为持续血腥的镇压，负上历史责任。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则称中俄让叙利亚民众失望，并声称中俄与“叙利亚政府站在一道”。意大利外长泰尔齐也将中俄投反对票称作是“非常坏的消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对此也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她敦促国际社会“用一个声音说话”，同时谴责叙利亚的流血事件。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策还敦促莫斯科和北京要“认真肩负起国际责任。”

　　面对国际社会的一致指责，中方无一例外地打起哈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在解释性发言中说：“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有助于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分歧，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应使问题复杂化。”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在去年也说，中国在处理叙利亚问题时秉持公正的立场，着眼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和负责任的大国，坚持维护联合国宗旨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

　　可见，关键问题就在于：阻止叙利亚大屠杀是不是违反了联合国宗旨？算不算干涉别国内政？要知道，“不干涉别国内政”一直以来是某些国家坐视屠杀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理由从表面上看似乎头头是道，因为屠杀的是叙利亚人民，不是其他国家的人民。但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鉴于某些代表一直强调“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那么很有必要请这位代表搜索一下“联合国安理会”这个条目的解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是联合国的6大主要机构之一。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联合国机构。安理会有权调查任何引起国际争端或摩擦的任何情况，并可提出解决这些争端的方式或办法。会员国或接受联合国宪章的非会员国、联合国大会或秘书长，均可就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安理会有权断定任何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等行为的存在，并可提出采取强制措施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或作出这方面的决定，如认为这些措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以通过采取关于军事行动的决议去解决这些问题。

　　据最新媒体报道，叙利亚军队4日早些时候炮击霍姆斯市区，造成337人死亡、约1300人受伤。去年，叙利亚安全部队甚至在多个地方向示威者开火并施放毒气，造成9人死亡、27人受伤。之前，叙利亚人权组织指责叙政府军对霍姆斯发动炮击，造成超过200名平民死亡。根据联合国统计，持续将近11个月的叙利亚流血冲突已经造成至少5000多人死亡，死者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就此而言，请问对叙利亚政府采取制止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什么宗旨和原则？

　　另一个问题，阻止叙利亚大屠杀是否属于“干涉别国内政”？

　　首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提出是为了“体现正义”。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上产生很早的一个原则，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已产生了。其首先是在法国国内法内提出的。1793年法国宪法就规定：法国人民不干涉其他国家政府事务，也不允许其他民族干涉法国的事务。这项原则原是为反对封建势力干涉资产阶级革命和掌握政权的。

　　法国宪法提出这一原则的背景是为反对封建势力干涉资产阶级革命和掌握政权的：有着非常正义的目的；1945年《联合国宪章》提出这一原则，也是为了正义的目的；其后联合国签署的一系列相关的宣言和宪章等，皆是延续了这一原则的历史宗旨，都是为了非常正义和正当的目的：为了世界和平、各国之间的和睦共处、减少和制止世界各国之间的对于国家主权内的内政的不必要的干涉。由上述一系列的各国和世界的、各个时代的提出这一原则的背景和宗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制定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强国对弱国的武力侵略与武装干涉，或者制止强国对弱国的各种倚强凌弱的欺凌与压迫：因此制定这一原则的初衷就是为了主持公道、主持正义，而为打击强权的横行霸道提供法律的和道义的根据。也就是说：国际社会谴责和制裁一个国家的种族歧视政策、谴责一个国家的侵犯人权、谴责一个国家的屠杀和平要求政治改革的人民、谴责一个国家迫害政治人物等等，根本不是什么“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

　　那么事实便显而易见：如果一个国家是在完全违背先前制定这一原则时的根本宗旨的情况和目的下引用这一原则，例如其是为了邪恶的目的使用这一原则，那么就是对于这一原则的亵渎、滥用：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一原则是完全对于这一原则的践踏；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国内的非正义、非道德、践踏文明的行为而引用这一原则，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一原则的道义上的宗旨和精神，这样的引用只可能是一种无赖式的狡辩：因为这一条款和原则只保护文明与正义而不保护邪恶。相反如果外国和国际社会为了非常正义和完全正当的目的，发生了对于某个国家的内部事物的干涉，例如对于政权屠杀人民、政权奉行种族歧视、民族压迫、侵犯人权等等的国际谴责甚至武装干涉，全都不是什么“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因为这种干涉完全是为了正义和正当的目的，因此和制定这一原则的历史上的各种宣言和宪章的宗旨并无丝毫的抵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引用这一原则，是完全不靠谱的，也是对人类文明准则的赤裸裸的蔑视！（宣昶玮：论世界各国人权等十九项问题不是内政）

　　其次，《联合国宪章》授予安理会的、使它能够履行其职务的特别权力规定于宪章第七章的第三十九条：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四十一及第四十二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也即是，联合国宪章中虽然规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原则和不使用武力原则。但这些原则都不是绝对的，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中也有关于保护人权的规定。根据宪章，任何国家为人道主义目的的单方的干涉是禁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目标国的主权在当今国际社会的价值高于其居民免于遭受种族灭绝或大规模屠杀的人权。

　　从历史上看，人道主义干涉是与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对目标国使用武力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是保护目标国的国民在该国免受非人道的迫害或虐待。对此，可以概括为“当某一国家专横和残酷地迫害其本国国民、特别是宗教或人种的少数者时，其他国家对那些遭受迫害或压制的少数者给予支援并以各种形式向该国家施加压力的干预行为。”

　　因此，某些国家在现代文明的世界环境下，公然歪曲“干涉别国内政”的真正含义，是极其无赖和可耻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保护叙利亚人民免于被无辜屠杀，其实就是保护未来我们自己。

来源:作者博客|

阿盟：中俄失去外交信誉

路透社阿盟秘书长阿拉比6日向路透社说：“否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叙利亚决议案，使得中国和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失去外交信誉。”叙利亚及利比亚的抗议人士2月7日向中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猛掷石块、鸡蛋和番茄，发洩怒气，并扬言拉下中国五星旗。

路透社阿盟秘书长阿拉比6日向路透社说：“否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叙利亚决议案，使得中国和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失去外交信誉。”叙利亚及利比亚的抗议人士2月7日向中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猛掷石块、鸡蛋和番茄，发洩怒气，并扬言拉下中国五星旗。

中央社报道，自称来自利比亚政府最高安全委员会（SupremeSecurityCommittee）的武装人员，奉命守卫中国大使馆。大约50名抗议人士，挥舞着叙利亚反对派旗帜，乘机打碎大使馆窗户，并在墙壁上涂鸦。

路透社记者说，一名抗议人士试图强行穿越警卫防线，但被拦下。

抗议人士表示，他们要拉下中国的五星旗，换上叙利亚反对派旗帜或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NTC）的红、黑、绿旗帜，就像抗议人士前一天在俄罗斯大使馆所做的一样。

旅居利比亚的叙利亚侨民穆拉德（AhmedMourad）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霍姆斯（Homs）正发生的事情，那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否决的结果。”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苏珊∙赖斯（SusanRice）7日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投的否决票是给那些所有为和平解决叙利亚冲突作出努力人的心上插了一刀。她还说：北京和莫斯科这么做是加大了叙利亚爆发内战的危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苏珊∙赖斯还说：在我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最终会后悔他们这样做。中、俄两国同一立场支持的是一个生命快走到尽头的独裁者；阿萨德的末日已指日可待。中、俄的否决权让叙利亚民众和整个地区处于危险的境地。

叙利亚军队2月6日对霍姆斯城市进行了新一轮的军事进攻。据人权组织透露的消息，军事攻击导致4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来源:RFI

邱道隆：中国的叙利亚困局

中国的反对票的得益者恐怕是俄罗斯而非自己。在支持巴沙尔政权上，俄罗斯的决心要比中国大的多，因为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和重要贸易伙伴，不仅如此，俄国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还有独联体以外唯一的军事基地。……中国在叙利亚的利益，原没有如此之多，如果被迫为俄罗斯的利益背书，只怕在叙利亚危机中会越陷越深而缺乏回转的余地，对自身相当不利。

当地时间2月6日，利比亚的黎波里，一批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民众，聚集在中国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大使馆外，抗议中国否决安理会关于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的决议案,中国大使馆多处玻璃被砸。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4日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否决票，使得决议草案未能获通过。随即，在叙利亚就爆发了政府和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并导致了人员伤亡，西方国家纷纷指责中俄两国需要为流血事件负责。这是自2011年初突尼斯引发的“茉莉花革命”以来，大国之间在中东问题上第一次实打实的利益博弈和对决。

中国的选择

　　毫无疑问，中国在此次叙利亚问题上选择和俄罗斯一同投下反对票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去年伊始，“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席卷西亚北非，全世界都感到措手不及，特别是美国的盟友穆巴拉克在变局中下台，西方世界也为此不得不重新调整中东政策。随后，美国依靠其强大的民间外交和价值观实力，重塑对反对派的影响，迅速稳住其势头；在利比亚变局中，支持欧洲国家介入利比亚局势，以民间外交继续沟通反对派，成功引导利比亚局势朝着符合其利益的方向发展。

　　相比之下，在“阿拉伯之春”到来初期，中国政府更是深感错愕，一方面中国需要对中东的利益进行重新评估，另一方面更是严防“阿拉伯之春”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说，被动防御甚于主动调整。3月利比亚局势恶化，与过去相比，中国做出了两大外交改变，首先是破除过去不介入他国内政的行为方式，开始接触利比亚的反对派，将国家利益重于国家道义进行外交考量；其次是在对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问题上投下了反对票。中国这样做的考虑，自然是希望保证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不会受到巨大损失，也是吸取了过去抵制西方国家干预政策而颗粒无收的教训。

　　但是在利比亚局势终结之时，中国的这一做法却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虽然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改变了反对干预的做法，却没有更进一步发掘新的影响渠道来获得残局后的利益。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在中东更多是经济投资，对他国内政或是民间事务的介入影响太小，甚至不闻不问，反过来则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此次中国工人在苏丹和埃及被劫持，就是最好的旁证。

于是，中国似乎别无选择，如果叙利亚再度发生政权更替，中东一大半的利益格局必将改写。同时，中国最重要的伙伴之一--伊朗，就直接成为欧美下一个紧盯的目标，没有叙利亚作为挡箭牌，伊朗恐怕也将危机四伏，这必然威胁到中国的石油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面对生命线的选择，中国必须投下反对票。

中国的困境

　　但是，投下反对票能否起到真正的作用，恐怕就是中国最大的困境了。

　　首先，反对票的效果能否真正解决叙利亚危机。就目前局势来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已经发话，要求巴沙尔必须下台，而欧美和阿盟也在寻求联合国框架外解决渠道。如果反对票只是延缓了叙利亚政权更迭，而非阻止，那么中国不仅投的几乎毫无效果，而且这种延缓会让反对派对中国增加敌意，一旦政权更迭，中国与叙利亚的关系甚至将不如和现在的利比亚当局。而就中俄提出的其他任何方案，欧美国家也会不惜利用反对票否决到底，那么叙利亚必将成为僵局，而一旦形势的演变打破了僵局，时间的优势依然明显在欧美一方。因为反对派对巴沙尔有血海深仇，不可能放弃对巴沙尔下台的要求，中俄的方案不需要提出就可以认定为已经破产。

　　其次，这次叙利亚危机的解决是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中国过去数次反对西方国家对他国主权的干涉，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绕开了联合国而自行其是。如今叙利亚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解决，中国却投下反对票，无异于自己踩了自己一脚，潘基文亦对这一举措表示以遗憾，认为这一行为破坏了联合国的努力，忽视了联合国的作用。如此一来，欧美绕开联合国框架另寻方案，恐怕中国就无理由制止了。

　　再次，中国没有让叙利亚局势起死回生的能力和手段。否决票最关键的作用，就博弈手段而言，是压制对方的牌而让自己的牌有路可走。问题是，否决票一下，后续没有牌出，或者是一着不好的牌，必然反过来陷自己于被动。就目前而言，中国缺乏对叙利亚国内局势的掌控能力。就欧美而言，支持反对派逼迫巴沙尔下台，可以不断激怒叙利亚当局对反对派的武装清剿，大量的人员伤亡反过来又可以使西方获得大量的道义武器。外加叙利亚国内复杂的宗教结构（少数派统治多数派），支持巴沙尔继续执政几乎没有道义优势可言。另外，欧美可以迅速在反对派中以利益捆绑新的政权替代者，而中俄则很难在巴沙尔的轨道上找出适合的自身利益维护者。

最后，中国的反对票的得益者恐怕是俄罗斯而非自己。在支持巴沙尔政权上，俄罗斯的决心要比中国大的多，因为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和重要贸易伙伴，不仅如此，俄国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还有独联体以外唯一的军事基地。外加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普京的威望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对外强硬维护俄罗斯利益可以有效的造成吸票效应。俄罗斯最希望的，首先是维持巴沙尔政权的存续，其次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维持叙利亚政权和自己的友好关系。对于之前利比亚结局，俄罗斯心有余悸，不能再重蹈之前的覆辙，失去自身的利益伙伴。中国在叙利亚的利益，原没有如此之多，如果被迫为俄罗斯的利益背书，只怕在叙利亚危机中会越陷越深而缺乏回转的余地，对自身相当不利。

中美关系的中东侧影

　　去年以来，从TTP、人民币汇率到南海问题，中美暗剑交锋不断，中国在中美亚太博弈中，明显处于被动。如今在中东局势上，中国不仅先在利比亚输掉了一局，还时刻担忧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会对国内造成负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东局势的演变大大超出了中国的预料，已经开始威胁到中国的石油生命线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一旦叙利亚危机导致政权更迭，中国不仅失掉了叙利亚的利益，还会导致自己的重要伙伴伊朗暴露在欧美国家的直接威胁之下。

　　如果石油安全受到威胁，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中国的产业转型和新能源开发还远远没有跟上发达国家的步伐，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虽然已经开始，但是中东国家依然是重点。反观欧美，不仅新能源技术独步全球，可替代的新能源种类多样，而且很早就开始使自身的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欧美之所以敢于在欧债危机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而不担心石油飙涨对自身带来的经济压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进口的比重已经大幅减少了。

　　由此看来，中美关系不仅在亚太地区面临着巨大的利益冲突，在中东的能源问题上，中国所面临的美国压力不比在亚太地区更小。如果说南海、TTP都还只是未来时，因为不涉及中国目前直接拥有的利益的话，那么中东利益格局的改写，就是现在时，将直接威胁到中国自身已经存在的现实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更加危险的事情。

　　中国要在叙利亚危机中扮演更加出彩的角色，并维护自身的利益，恐怕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手段。

来源:共识网

丁咚：中国外交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以中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案为视角

中国与俄罗斯站在一条战线上，与整个西方为敌，这是个战略错误。中国为俄罗斯这么做值吗?

　　看看它在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是怎么做的：在南海，它罔顾中国的核心利益，公然武装越南;在西南方向，它与印度打得火热，又和缅甸眉来眼去;在北方，与蒙古结成盟友，对中国实行牵制。而在中国急需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供给上，屡次“变脸”。

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否决票，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均投赞成票，导致决议未获通过。决议称安理会“完全支持”阿盟的计划，该计划呼吁巴沙尔把权力交给副总统并由一个联合政府带领叙利亚举行民主选举。

　　为安抚俄罗斯和其他心怀疑虑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已删除了决议中明确要求巴沙尔交权和呼吁自愿实施武器禁运和制裁的内容，并增添了关于禁止外部军事干预的文字。

　　包括美法英在内的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都对中俄的决定深感失望，谴责中俄纵容叙利亚政府对反对派和人民的武装镇压行为。路透社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表示，“俄中要对接下来的流血事件负责。”

　　另据报道，中国驻叙大使馆遭到叙利亚愤怒民众的袭击。

　　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前夕，叙利亚政府军于当地时间2月3日晚炮击霍姆斯市，人权活动人士称目前已造成逾230人丧生。而在叙利亚决议案遭否决后，叙利亚局势进一步恶化。叙利亚军队5日继续同“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多个城市发生冲突，造成31人死亡。

　　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反对票具有充分的理由，符合其国家利益。据媒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因素：叙利亚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盟友之一;俄叙之间经贸合作、安全合作十分密切，叙利亚的武器装备不少来自俄罗斯;俄罗斯在叙利亚拥有除了独联体国家以外的唯一军事基地;俄罗斯与巴沙尔政权的关系亲密，而反对派很疏远;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对选民显示不畏惧并敢于向美国叫板的强悍形象，有利于普京竞选总统之路。

　　无论从上述哪个角度看，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在叙利亚并不拥有重大利益。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所说，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私利，我们不庇护谁，也不刻意反对谁，而是秉持公正，始终致力于维护叙利亚及中东的和平稳定和有关国际关系准则。

　　刘为民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案问题上的立场，得到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在同一天的记者会上，刘为民还表示，衷心希望叙利亚与阿拉伯人民少经历一些动荡和苦难，早日迎来和平与安宁。

　　《人民日报》6日发表评论称，中国投反对票恰是对叙利亚人民负责。为了论证这个“恰”字，它提出如果中国同意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将导致叙利亚大规模内战，以暴易暴，换不来持久的和平。

　　它还不无诡辩地认为，无论是叙利亚现政府还是叙利亚人民希望民主选择的政府，都有义务维护国家的稳定、保护人民的安全，为此都要实现民族和解。既然如此，为何不现在就实现和解呢?干嘛要打打杀杀的?

　　上述引言是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后对中国政府投下反对票的辩解理由。

　　有关中国为什么要投下反对票，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中国在叙利亚没有“私利”，只有“公利”，是为了对叙利亚人民负责，是希望叙利亚实现民族和解，维持和平与稳定，免遭动荡和苦难。

　　换言之，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是在学雷锋，做好事。中国之所以要学雷锋做好事，是为了对叙利亚人民负责，而对叙利亚人民负责，就必须实现民族和解，维持和平与稳定。

　　与此相关的悖论是，这只是单方面对反对派和人民提出的要求，因为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不会干涉巴沙尔政权对反对派的镇压行动。由此可见，所谓的民族和解，所谓的和平稳定，只是叙利亚强权之下的民族和解与和平稳定罢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学雷锋做好事，无疑对俄罗斯是个巨大支持，对风雨飘摇中的巴沙尔政权也是个巨大的支持，它们都会表示感谢，这是中国在此问题上仅有的好处。

　　即使只有这么点好处，也有可能落空，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巴沙尔政权很难这么维持下去，迟早都会倒台，因此巴沙尔政权的感谢毫无意义。

　　中国为投下反对票，将失去什么，或者付出什么?

　　如上文所说，中国的反对实际上是对巴沙尔政权镇压民众的纵容和支持，因此就像那些愤怒袭击中国使馆的叙利亚民众一样，其多数民众将反感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由此在叙利亚民众特别是反对派心中埋下一个仇恨的种子，对今后中叙关系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也将影响中国与新政府之间的合作。

　　第二个恶劣后果是，中国彻底得罪了阿盟，将失去在阿拉伯世界原本就很薄弱的影响力，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失去战略依托。

　　第三个恶劣后果是，中国与俄罗斯站在一条战线上，与整个西方为敌，这是个战略错误。

　　那么，俄罗斯的感谢靠谱吗?的确，这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表现。俄罗斯在叙利亚同时拥有战略和战术目标。中国的支持使它不再孤立，否则将只有它一国反对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就连当初犹疑不决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不也最终投下了赞成票了么。

　　为了俄罗斯不孤独，中国付出了上述代价，既有长远的、也有短暂的代价。我们再问一句，中国为俄罗斯这么做值吗?

　　由此观之，它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问题上态度是暧昧的，虽然它在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具有平衡意义上的战略作用。

　　但很显然，这些不值得中国在一边倒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票问题上如此“两肋插刀”。

　　那么，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中国投反对票的直接后果就告诉我们了。前文也曾提及，中国政府投反对票，实质上是对巴沙尔政权武装镇压民众行为的纵容。一言以蔽之，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希望叙利亚当局在不受外国干预下，独立自主地维护国内秩序和安全，至于是否使用武力，完全是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国是不会干涉的。

　　中国干嘛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一个外国政府这么做?

　　所谓的学雷锋做好事，以及为了照顾和支持俄罗斯的立场，是说不过去的——何况中国要失去很多东西。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来说，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现有政策可谓得不偿失。

　　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是，中国希望通过阻止国际社会和外国政府干涉叙利亚内部局势，为叙利亚当局自己解决国内问题——当然是可以采取任何主权范围内可以采取的手段，包括武力手段，寻求合法性和正当性。希望它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均奉行的通则，至少希望在中国发生类似情况时，国际社会不以中国态度出尔反尔来指责之。——众所周知，中国正面临很复杂的社会矛盾，现实中群体性事件不断。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以官方喉舌著称的《人民日报》甚至不惜破坏革命历史叙事话语，等于是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比如它说“以暴易暴，换不来持久的和平。”写这篇文章的人肯定没学过中国现代史，要么就是睁眼说瞎话。没有以暴易暴，何来现政权?何来长达60余年的和平?

　　又比如，它说，无论是叙利亚现政府还是叙利亚人民希望民主选择的政府，都有义务维护国家的稳定、保护人民的安全，为此都要实现民族和解。既然如此，为何不现在就实现和解呢?干嘛要打打杀杀的?学过中国现代史的都知道，抗日战争后，国共两党曾举行会谈，协商息兵休战，但在抗战中羽翼丰满的共产党如果真的和国民党和解了，又怎么有今天坐江山的局面?由此可见，天上绝对不会掉下馅饼来，除非你做好了馅饼然后扔到天上去。除非进行最彻底的斗争，利益集团就不会有过去六十多年来的好日子。

　　不同的是，当它赞成斗争哲学的时候，它是在野党。而当它反对斗争哲学，主张“和平稳定”、“民族和解”的时候，它是执政党。

　　顺便说一下，外交部发言人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我没在他的答记者问中没有看到相关依据，而据我所知，此间也无任何相关的民意测验或投票活动进行。——不经意间，中国人民又被“代表”了一次。

由上，不难推出中国外交的首要原则......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老文：“四面皆敌”是必然的

　　2月4日《共识网》刊出深圳大学的一次“高端学术论坛”文字稿，主题是《中国为什么“四周皆敌”》。主讲人为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澳洲莫纳什大学的黄有光教授、深圳社科院的魏甫华研究员。

　　（网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zlwj/article_2012020453061.html）

　　丁教授作主题报告里首先提及，“中国‘四面皆敌’”，这个话题是解放军少将罗援“2011年11月29号上午8点的时候刚出来的”，“至少代表中国军方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军事的看法”；“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外交界，不是说中国外交界的整体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例如苏浩教授；“然后就是中国的媒体界”，“中国的《环球时报》说，那些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有争端的这些国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再这么干的话，你们在心理上、精神上要做好准备，隆隆的炮声就要响起来了。”丁认为“是国际上和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周边关系的一种看法，不是所有的”，他本人似乎不完全认同这个主题，比如说日本右翼也持类似意见。但觉得讨论一下为什么还是必要的；黄教授则干脆认同这个问题是“伪命题”，但也以“韬光养晦”为核心，谈了些“争取继续和平高速发展几十年，将来能够平起平坐，并且超越”之类。

　　魏甫华首先说：“我是没有这个能力来评论丁老师这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的”，然后从“中国崛起的安全困境的分析”方面切入。他认为“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一个霸权国家总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霸权国家跟他分享这一个权利，这是大国发展的经验。”似乎觉得“中国‘四面皆敌’”是一种“认知陷阱”，“把潜在的敌人或者假想的敌人当成的现实的敌人，从而丧失了在国际范围内搞统战的机会，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世界观是不是也全球化了，我看并不见得，现在网上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包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多时候还在一个比较封闭的思维和世界观里。”窃以为这个认识是合理的，考虑到当今中国的话语环境，甚至可以视作隐去对象的现状抨击。

　　对于南海危机，恰如魏先生所指出的：“二战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根据战胜国对国际势力的重新划分，中国在海洋边界权属就划了这么一条线，即所谓九段线。因为中国是战胜国，这条线是没有跟任何的周边国家进行商量测绘的，而且东南亚这些周边国家以前很多是英属或者法属殖民地国家，还不是独立国家。”这是历史的真实。日本投降以前从无中国政府管辖南沙群岛的事实存在，充其量不过有些渔民到过此岛，但他国渔民到过的案例也不少。倒是20世纪以来法国、日本确实管辖此地数十年。1946年民国政府派出舰队到南海，以各军舰名命名了几个岛礁，并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上驻军。及至中共获取大陆，逃亡台湾的国民政府无力经营便撤离该岛，直至1956年重新占领并一直经营下来。

　　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是说不通的，即使如魏先生所言“主权的获取一个是主权宣示，其次是有效控制”也不通。对于领土，“有效控制”无疑可行，但“控制”能否“有效”则另当别论；“主权宣示”则需获得契约承认才能有效，否则如果印度“宣示”拥有印度洋主权、墨西哥“宣示”拥有墨西哥湾主权、孟加拉“宣示”拥有孟加拉湾主权，等等，都说是“自古以来”，世界将会乱套。而且，按照现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大陆架原则”，南沙诸岛亦不在我们这边的大陆架上。蒋介石划定的“九段线”直逼他国屋檐下，既无契约承认又无“有效控制”，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的历史包袱。

　　明智的做法是宣示而后实际控制。然而中国因两党内斗丧失的领土远比大清国“丧权辱国”割的地更多！无论从中国领土主权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社会进步角度审视，自孙中山开始的“党争”史皆乏善可陈。我相信不出百年，后世必会有公正定论，因为他们既无利益缠绕，又不似我辈这样被灌输的谎言熏陶过久。

　　任何时候，中国争取领土主权都是合理的，但南沙这里显然错失了最佳时机，正如魏先生所言：“南海问题实际上是从南越从1974年开始占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始的，1975年越南统一以后，大幅度南进，从南沙群岛开始着手占领南沙岛礁，后来西沙中国占领了。问题是从1975年到现在持续了近四十年了，但迄今为止中国外交部没有对越南、马来西亚尤其是越南侵占中国的岛礁和南沙群岛领土问题提出过一次抗议？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反制行动，这是历史的。”到现在，南沙诸岛事实上已经被越占26座、马来西亚占7座、菲律宾占10座、大陆占8座、台湾占2座，各国“有效控制”基本完毕已数十年，这才想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于法于理于实都站不住脚，想不树敌都难。

　　“中国‘四面皆敌’”只是一个表象，其内在或曰实质是中国政府“四面皆敌”，如果我们把政府视作当今权力的话。里根总统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我们是国家拥有政府，他们则是政府拥有国家。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无论中西，古老的国家概念都属于“王土”，民族国家之概念只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才从荷兰、英国、瑞士等国确立起来的，“王土”逐步转变为公民共同体。所谓“中国特色”其实也即抵制这个转变，大清国覆灭之后，只有北洋时期短暂地使中国沾了点民族国家的边。孙中山一直欲以党权取代皇权建立“党国”，在苏俄的大力扶持以及日寇入侵的帮助之下，先蒋后毛，终于驱逐了民族国家这个共同体，“王土”化作“党土”，毛谓之“马克思加秦始皇”，专制程度登临史无前例之地步，中国其实不过仍是权力的囊中之物，是中国属于权力而非权力属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2010年12月在美国宣称：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可见，至今最高层仍然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为命根子的。

　　不去说大清国屡屡宣战，打不过就割地赔款，无需同子民商量。之后那些野心家，为了谋取统治权更是主动奉送领土主权，孙中山就不止一次要以领土主权换取对他的扶持，东北、福建、广州湾都成他的交易筹码。秦晖教授认为他未能得逞似乎不妥，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就是老孙起头，国共两党共同接力卖掉的！老毛更出格，还在1920年就在致蔡和森的信里明言：“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成功将中国收入囊中之后，不去说那些沿外蒙、苏俄边境的零碎地块，长白山天池及鸭绿江口岛屿，赠与北朝鲜、坎巨提地区赠与巴基斯坦、北部湾中南海最大岛屿鹦鹉洲赠与越南、江心坡让给缅甸，藏南九万余平方公里肥美之地，美军企业号航母战斗群刚驶入孟加拉湾，老毛就连夜开紧急会议半夜通知印度大使说单方面撤军，打了胜仗却主动放弃领土令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国家乃权力兜里的钱包，花一点买平安在位还是值得的，只不过有许多连选票都没资格自己拿的国民自作多情，或者说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糊里糊涂跑去充当权力的啦啦队，演绎“爱国秀”。

　　反之，既然国家事实上被权力挟持，中国也就成了权力彰显其意识形态的资本，到现在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国家只是装既得利益的筐。尽管这个国家到处张贴“人民”标签，可“人民”只能享有权力恩准的有限权利，无需说其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高悬，本身就违宪，言者有罪，刑由权力定，说明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四面皆敌”其实是权力自己造成的。当年斯大林恩准老毛做亚洲革命的领袖，老毛激动得屁颠屁颠，以为他的“圣贤”梦就要实现，迫不及待派刘少奇在49年11月苏记“亚、澳工会会议”上鼓动亚洲各国搞武装斗争，走“毛泽东的道路”，并立即开始扶持胡志明。嗣后，替苏俄卖命投身朝鲜战争，公开同联合国作战。当苏联废弃了斯大林那一套，转向“缓和路线”之时，毛在莫斯科发难，大念战争夺权经，不惜全世界“死掉一半人”，当即就遭世界共产党领袖们嗤之以鼻。毛以其乡巴佬特有的思维模式想事，归因于“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回国就搞大跃进，并开始撇开苏联自任老大。只是大跃进惨败，不是全世界“死掉一半人”，而是中国死掉几千万，若非如此，毛早就跟苏联彻底翻脸了，不会拖到1963年。毛自己承认：“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此语前半属实，后半瞎掰。事实上“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恰是斯大林时期，毛主动要求被控制的，恰是赫鲁晓夫开始化解这种控制，比如撤退旅顺驻军。

　　为了他自己充当世界革命导师，毛不顾中国人民死活，开始大规模援助世界革命，东南亚除文莱、新加坡之外所有国家共产党都在中共支持和援助下大搞武装斗争，颠覆本国合法政府；就连鞭长莫及的非洲、拉丁美洲，毛也力不从心要去搅合一把。闹到九大开幕前，毛自己也不得不哀叹：“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故，与其说是“中国‘四面皆敌’”，不如说“中国四面树敌”，当年的摩登说法就是“输出革命”。毛以中国国力为其资本，胡作非为只求实现他“圣贤百代帝王”之黄粱美梦。就连文革，至少其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里程碑”，成就其圣贤梦。

　　邓公掌权以后提倡“韬光养晦”，举凡读过初中者皆应明白这个成语的具体含义：隐藏锋芒，以待时机。《三国演义》就用来描述刘备在曹操面前装乖，待羽翼丰满然后东山再起拼夺天下的。这个外交总方针用熊光楷上将的话说是“给中国外交造成了负面影响”，但他归咎于“英文翻译失当”。于是乎为了涂抹，官媒便不惜涂改成语成“不过分炫耀自己明显高于别人”之意了。殊不知那个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的主义还写在我们的宪法里，我们的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党卫军，仍枕戈待旦要“解放”全人类，所谓“中国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至少，现在中国如同高速路上逆行之车，尽管略显谦卑只敢走在路肩上，一旦车子足够大时，驶上行车道横冲直闯只是时间问题，“四面皆敌”是必然的，除非别人都傻了。

　　美国人如今的苦恼是弄不清中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其实中国人更弄不清主子脑袋里想些啥，只有拥护的份，没有说“不”的权利。美国则不同，不但大选时各项施政方针要亮出来供选民讨论、质疑，就算是被选民认可当上总统，其政策还得经过议会审查、批准，否则不得颁令。国际社会从来就是看你做什么而不是听你说什么，当初中国一边高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竭尽全力支援、操纵各国共党以暴力手段颠覆其合法政府，说一套做一套早就臭名昭著。至今中共从未否定以往做法，更没有承诺不谋求颠覆国际社会秩序，反倒是不时放任文武高官喊杀喊打。譬如早几年那位朱成虎少将公开放话不惜打核战，放弃西安以东也值得。且不论如今核战还有没有“西安以东”可言，这类喧嚣是否经过中国人民尤其是“西安以东”十亿多人民批准，似乎都不重要，一个文职少将就有资格蔑视民命，而且惹出轩然大波亦无须承担责任，可想而知这个权力傲慢到了何种地步！想当初，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口无遮拦立即卷铺盖回家，人们有理由怀疑朱少将所言是最高层的幕后意图。

　　据介绍，邓公为搭上全球化这班车，接受了李光耀“中国不要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了”这个建议，尽管为救杀人如麻的波尔布特出水火出兵入侵越南，但也叫停了对东盟各国以及其他毛主义党的支持与援助，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外交环境，这才有跻身世界市场使改革开放获得长足进展。但恪守既得利益本心未泯，意识形态痼疾仍在，中国政府本能地要与那些“流氓政权”沆瀣一气。瞧瞧“我们的朋友”便不难明白，但凡某国搞专制独裁，愿意与世界潮流软磨硬抗中国必会去套近乎。被央视“挺死”的萨达姆、卡扎菲自不待言；封闭甚于中世纪的北朝鲜全靠中国养着；伊朗的核设施与军火有相当部分来自中国；苏丹总统被国际法院通缉，可以来中国“正式访问”；不远万里跑去同癌症患者查韦斯搞联合军演；跟在俄罗斯屁股后面否决安理会关于叙利亚的决议，等等。

　　孟夫子教导说“无敌国外患国恒亡”，此处之“国”只能当统治权来理解，“四面皆敌”也可算是统治的需要。要巩固专制乃至独裁，必须抵制民主、法制、人权之类劳什子，而美国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太强大，它又在满世界推行普世价值观，反美就成统治者的本能反应。恰如当初美国南北战争，北方要解放黑奴，南方的奴隶主不惜一战，即使分裂也在所不惜。今日中国的统治者，不过扮演当年美国南方奴隶主的角色罢了。至于上述学者所述：“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的崛起势必对当今世界的霸权国美国形成巨大挑战。”“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一个霸权国家总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霸权国家跟他分享这一个权利，这是大国发展的经验。”纯属旧时代教育所给予的烙印，只需想想，周边那么多小国譬如新加坡，怎么非但感觉不到“霸权”威胁，反而欢迎它呢？就连跟美国打了十余年仗的越南亦如此，这种“霸权论”恐怕太弱智了。

　　中国正在“崛起”，奉行的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国际社会主流必然要担心某一天不受制约的权力头脑发热，心血一来潮就“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宗旨如此，伊朗奉行的霍梅尼主义宗旨也同样如此，殊途同归皆准备着要颠覆国际社会现行秩序，“四面皆敌”是必然的，犯不着大惊小怪。（2012-2-10）

来源: 共识网

西藏观察

编者按：近期，在西藏一些地方发生了僧人自焚、民众上街抗议的情况，而执政党对于西藏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高压政策，我们对西藏局势感到忧虑，我们支持国家的统一，但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充分的民主和宪政，在于在西藏落实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们反对一味地高压，也不支持在宗教敬拜场地悬挂领导人肖像，更不支持执政党的组织系统进入寺院，那样既不符合信仰内在的价值系统，也不利于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温家宝：任何人企图煽动破坏西藏稳定是不得人心的

来源：中国新闻网

2月14日，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出席。中新社记者盛佳鹏摄

中新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张朔)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在北京表示，任何人企图煽动少数僧人采取激烈的行动，以破坏西藏的稳定，是不利于藏族地区发展和藏族人民利益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温家宝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主持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共同会见了记者。

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提问时，温家宝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同胞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是我们的兄弟。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且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我们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了新的支持西藏的经济规划，把提高和改善农牧民生活作为主要目标。

温家宝表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注重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尊重和保护藏族群众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人企图煽动少数僧人采取激烈的行动，以破坏西藏的稳定，是不利于藏族地区发展和藏族人民利益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拉萨城关区一官员维稳值班时擅离职守被就地免职

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

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拉萨市委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全力支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像拉萨市一样，对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对擅自离岗、擅离职守、不尽职尽责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惩不贷、绝不手软。

1月22日上午，拉萨市、城关区严肃查处了城关区纳金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黄方勇在值班带班期间擅自脱岗的失职渎职行为，给予黄方勇就地免职处分。

1月20日晚，拉萨市维稳一线指挥部督查组、城关区维稳督导组在对城关区纳金乡党委、政府机关开展维稳督查过程中，发现纳金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黄方勇作为当日带班领导擅自脱岗。拉萨市维稳一线指挥部督查组现场下发了《维稳隐患问题整改通知书》、城关区维稳督导组当即电话要求其立刻返回值班岗位，但该同志当天整晚未到岗值班。

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齐扎拉对此案件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城关区和有关部门依纪从快从严查处，并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必须根据统一安排和部署，严格执行值班、带班制度，切实做到坚守岗位、守土有责、恪尽职守、保一方平安。同时，要组织精干力量，加大暗访力度，对“两节”期间维稳工作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始终做到无缝隙、无空白、无盲区地进行督促检查。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拉萨市委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全力支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像拉萨市一样，对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对擅自离岗、擅离职守、不尽职尽责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惩不贷、绝不手软。

城关区立即召开区委常委会议，对黄方勇做出了就地免职的决定，要求纳金乡党委、政府对存在的问题立刻进行整改。

自治区纪委、区党委组织部今天专门下发通知对此案件进行了全区通报，要求全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务必从该起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采取有效措施，贯彻落实好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入做好维稳各项工作，为全区各族人民营造一个稳定和谐、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一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当前，我区维稳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维稳形势依然严峻，须臾不可放松。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保持清醒头脑，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松懈麻痹，警钟长鸣，扎实工作，狠抓各项维稳措施的落实，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决做到提高警惕、坚守岗位、紧盯目标、关注民生、严密防范、落实责任，全力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维稳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二要严格执行自治区通知精神，尽职尽责做好维稳各项工作。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和维稳班子的同志，要按照《关于严格执行春节藏历新年及3月份期间有关规定的紧急通知》、《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区党委部署要求全力做好近期维稳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做好“三大节日”期间驻村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昼夜坚守、随时待命，切实做到守土有责、恪尽职守、保一方平安。各驻村工作队要充分发挥好维稳第一线的作用，认真排查各类隐患，及时调处化解矛盾，确保所驻村（居）春节、藏历新年期间和谐稳定。驻寺干部要尽职尽责，抓好各项工作的巩固、规范、深化和提升，切实把寺庙管稳定、管和谐。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加强节日期间维稳值班、门卫警戒和院内巡查，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严禁擅自离岗、逾期不归等行为。

三要加强监督检查，狠抓督促落实。要狠抓维稳工作监督检查，自治区党办、政办督查部门和自治区维稳指挥部办公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强基惠民活动办公室要对节日期间领导干部值班带班、各项维稳措施落实情况、各级驻村工作队驻村开展工作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及时通报督查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通报一起。

四要严肃维稳纪律，强化责任追究。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维护稳定工作中失职渎职行为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对不坚守岗位、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在稳定方面出现问题的，要严肃追究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问题严重的，不管功劳多大、工作干得多好，一律先免职，再移交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对顶风违纪、性质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按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西藏日报：西藏发紧急维稳通知：干部临阵退缩一律就地免职

来源：西藏日报

作者：高启龙　

2月5日讯近日，中共西藏自治区纪委西藏自治区监察厅向各地（市）纪委、监察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肃纪律，加强维护稳定各项工作监督检查，全力以赴维护我区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

通知指出，近期，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区维稳指挥部相继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春节藏历新年及3月份期间有关规定的紧急通知》、《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区党委部署要求全力做好近期维稳工作的紧急通知》并多次召开会议，对维稳工作作出明确部署，提出严格要求。自治区纪委、区党委组织部对近期维稳工作中出现的两起失职渎职案件在全区进行了通报。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当前维护稳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对维稳形势的判断和维护稳定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松懈麻痹的思想，警钟长鸣，扎实工作，狠抓各项维稳措施的落实，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决做到提高警惕、坚守岗位、紧盯目标、关注民生、严密防范、落实责任，全力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维稳工作。

通知要求，要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确保维稳工作措施的落实。要加强对党员干部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方面的监督检查，及时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动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政治纪律，积极开展维稳工作。要及时发现、严肃处理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包括违反维稳工作纪律的问题。要采取日常督察、明察暗访等形式，加强对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在岗情况和值班带班情况、各项维稳措施落实情况、各单位值班制度执行情况、各级驻村工作队驻村工作开展情况、寺管会干部在岗及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和干部认真履职，不折不扣地把维护稳定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及时通报督察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通报一起，决不姑息迁就。

通知强调，要加大处理力度，严肃处理违反维稳工作纪律的行为。把严肃维稳工作纪律放在突出位置，用严明的纪律保障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维护稳定工作中失职渎职行为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对党员干部置区党委的规定和要求于不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对不坚守岗位、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在维护稳定方面出现问题的；对关键时刻擅离职守、临阵退缩或者敷衍塞责、推诿扯皮造成严重后果的，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级干部，一律先就地免职，再视情给予纪律处分。特别严重的，还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要加大对违反维稳工作纪律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三令五申、不负责任的要抓典型并公开处理。

通知号召，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落实中央和区党委关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决策部署，服从组织、听从指挥，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率先垂范、冲锋在前，积极投身到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去，确保全区社会局势和谐稳定。

西藏日报:寺管会进驻西藏寺庙受到僧人欢迎

2月的林芝，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记者从八一镇出发，沿着平坦的306省道一路前行，驱车20多分钟便来到了林芝县喇嘛岭寺，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寺内的国旗，在空中高高飘扬。随行的林芝地区宗教办主任贡林告诉记者：“喇嘛岭寺是林芝地区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搞得最好的单位之一，是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的先进集体。”

记者来到喇嘛岭寺时，僧尼们正和寺管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寺庙书屋内同学习、同进步。记者看到，这里的报纸书籍还真不少，《人民日报》、《西藏日报》藏文版放了厚厚的一大叠。僧人曲尼多拖说：“报纸书籍是我们增长知识最好的宝库。”喇嘛岭寺僧尼增长知识的途径还很多，广播电视深受僧尼喜爱。中午时分，僧尼们围坐在一起观看《新闻30分》，了解外面的世界。如今，好学上进之风已在喇嘛岭寺悄然兴起，书屋已成为喇嘛岭寺最好的学习园地。

林芝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平说：“喇嘛岭寺之所以有今天和谐稳定的局面，是因为寺管会有一个好支部。去年10月，寺管会进驻寺庙后，第一时间就成立了寺管会党支部，严格按照区党委、政府的要求积极开展‘六建’、‘六个一’、‘九有’工作。”

2011年12月，僧人阿旺患了严重的感冒，高烧一直不退。阿旺想到了寺管会，拨通电话后，寺管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阿旺送来了**，阿旺含着热泪吃下了药。如今谈起往事，阿旺仍激动不已：“现在党的政策太好了，不仅给我们买了医疗养老保险，还给我们派来了寺管会工作人员，有事一个电话就帮我们解决了，太感谢他们了。”

寺管会主任拉巴告诉记者：“寺管会进驻寺庙后，广大僧尼真是打心眼里欢迎我们。我们刚到寺庙时，91岁高龄的僧人曲尼带着寺里僧尼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和用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糌粑还是寺里的僧尼送来的。”

讲起寺管会的工作时，曲尼老僧人如数家珍地说：“寺管会干部不仅帮助我们管理日常事务，还整治周边治安环境，有了他们，我们的宗教活动才得以正常开展。派驻寺管会是区党委、政府的英明之举，深得人心，真心希望他们长期驻下去。”在寺管会和广大僧尼的共同努力下，喇嘛岭寺被评为2011年“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曲尼本人也被评为“全国爱国守法先进僧尼”。

甘孜书记：达赖集团声称要进行战略决战已是强驽之末

来源：甘孜日报

刘道平指出，当前全州维稳形势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达赖集团声称要与我进行战略决战，其对抗方式从分散走向联动，从隐蔽走向公开，从被动走向主动，群体性、规模化，公开性、暴力化特征更加明显。这既对我们的维稳工作带来更大挑战，也充分暴露出达赖集团已是强驽之末态势，已显迫不急待之状。

本报讯(记者秦松)2月5日，省政协副主席、州委书记刘道平深入雅江县检查指导维稳工作，听取了雅江县及州驻雅江工作组维稳工作情况汇报。

州政协主席易凡、副主席范文华参加会议。

刘道平指出，炉霍、色达两起事件发生后，雅江县采取强力措施稳控全县局势，虽然形势严峻，但大局可控，这与全县各级干部坚守岗位，艰辛努力密不可分，对全州稳定作出了贡献，对妥善处置炉霍、色达事件作出了贡献。

刘道平强调，在我州炉霍、色达发生的打砸抢事件是一小撮分裂分子有组织、有预谋、有目的冲击国家机关的严重暴力事件，广大党政干部一定要认请形势，把握大局，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分裂破坏行为，坚决打击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维护社会稳定。他说，在反分裂、保稳定的斗争中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看清事件本质，结合本县实际揭露事件真相，宣传教育群众，从全州稳定“一盘棋”的高度，以打赢这场硬仗、恶仗的必胜信念，采取针对性措施，坚决防止分裂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发生串联煽动行为，坚决防止爆发群体性事件。

刘道平指出，当前全州维稳形势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达赖集团声称要与我进行战略决战，其对抗方式从分散走向联动，从隐蔽走向公开，从被动走向主动，群体性、规模化，公开性、暴力化特征更加明显。这既对我们的维稳工作带来更大挑战，也充分暴露出达赖集团已是强驽之末态势，已显迫不急待之状。越在斗争的关键时期，越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越在斗争的尖锐时刻，越要充满必胜的信念。必须要认清达赖集团妄图在涉藏问题上制造国际影响，借以依靠国际反华势力参与西藏事务，从而掀起国内政治混乱，实现其政治目的的险恶用心；必须要认清达赖集团妄图用宗教信仰这一最大资源，利用信教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高举宗教和民族两面旗帜蒙蔽群众，与我争夺群众、笼络人心的虚伪面目；必须要认清达赖集团妄图攻击我富民政策和惠民措施，急于扭转其生存空间被挤压的现实，从而削弱我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的非分之想。大量事实证明，我们同达赖集团的斗争就是一场尖锐的敌我斗争，而决非经济利益诉求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场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争夺群众已是斗争焦点，能否赢得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能否夯实群众基础这一执政根源，直接关系我们党在藏区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刘道平强调，维护社会稳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群众工作和防范打击”两手硬的原则，通过广泛发动群众，真心为民利民，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掀起深入持久的群众工作运动，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获得支持，通过严厉惩处违法犯罪活动，狠狠打击恶人、坏人，打出声威、打出信心，树立起正气正义，用实际行动作群众坚强后盾，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面对特殊的政治斗争，群众工作决不能常规化，要沉得下，吃得苦，做得实；在强化群众思想教育宣传，用形象化方式向群众进行感恩教育、法治教育和形势教育的同时，要了解群众诉求，回答敏感问题，大力实施民生工程，逐步解决困扰群众的民生问题，对有特殊困难的群众要给予大力支持和帮扶。对违法犯罪的组织者、煽动者和实施者，对侵占老百生利益的人员要进行严历的打击，确保我州社会稳定、经济跨越发展。

精彩时评

李钟琴：帮鲍鹏山厘清“质疑韩寒”的事实与价值

真善美，必须以真为基础。没有真，善是伪善，美是假美。任何造假行为，哪怕是虚假的“正面典型”，也是对社会诚信的损害。

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绝不会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否则，各种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包括考据学、文物鉴定之类，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一

　　鲍鹏山先生在《方舟子“倒韩”：事实和价值》(原载2012年2月8日出版的《新民周刊》)中认为：“方舟子这次质疑韩寒，第一，无确凿事实根据;第二，无多少正面价值。”

　　首先我想告诉鲍先生的是，“质疑韩寒”并不是方舟子和韩寒两个人之间的事，它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公共事件。自从麦田点燃质疑韩寒的导火索之后，民间对署名韩寒的作品的质疑就已经如星火燎原之势。方舟子先生是后来加入的，他是质疑者的一个代表人物，而且，他的质疑文章大量吸纳了网民的研究成果。方舟子对此也并不讳言，在接受铁嘴老梁的电视采访中特别说到这一点。所以说，把对韩寒的质疑说成是“方韩之争”是不恰当的，韩寒们面对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方舟子，而是在其眼中应该“杀戮”的千千万万“低素质”的人民!

质疑韩寒也并非像张鸣先生认为的那样“没有意思”，此事件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本身就说明这件事很有意思!如果没有意思、没有价值，各位名人大佬们为什么还纷纷出来发表意见?

　　二

　　事到如今，韩寒三重代笔门真相已经逐渐明朗，有理有据的质疑、扒皮帖子越来越多。而鲍先生对这些视而不见，仍一口咬定“无确凿事实根据”。

　　鲍先生举例说：“先看第一点。为了证明韩寒的那些文章不是韩寒所作，方舟子连篇累牍条分缕析以至于深文周纳，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疑点，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恰恰相反，往往还自我矛盾：比如，一方面指责韩寒的文章水平很差，一方面却又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写不出这样有水平的文章。你到底是在说他‘代笔’还是在说他文学和文史水平差?”

　　由于鲍先生所说并非方舟子的原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鲍先生在断章取义。根据我对韩寒早年三篇参赛文章以及后期博文的研究，我认为，即使方舟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是说得过去的，并不存在矛盾。

　　因为，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去审视《杯中窥人》等文，可知其思想内容并不深刻，行文逻辑也并不严密，算不上是好文章。但是，从文章的旁征博引以及文中表现出的成年人老气横秋的心态来看，一个不喜读书的十几岁小孩子显然是写不出来的。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不能写出好文章?”鲍先生抓住这一点，抛出了他的“天才论”。他写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不能写出好文章?这还真不能一概而论。文学史上这类天才不是没有过，苏轼、苏辙兄弟一个不到二十，一个二十出头，就双双考中进士，苏轼还实际上是状元(只是欧阳修另有担忧才临时把他撤下)。看他《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我们惊奇于一个二十二岁的少年，何以有如此的深刻与老到?再看他的《和子由渑池怀旧》，那种人生、人类历史的大苍凉，我们惊奇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又春风得意，志向远大，何以能有这样的悲凉意识?”

　　世界上少年成才者代不乏人，十几岁的孩子可以写出好作品，对此我不否认。比如相传白居易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写出了传颂千古的佳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骆宾王七岁时就写出了《咏鹅》……鲍先生举的例子是苏轼，“22岁的苏轼可以写出千年经典，17岁的韩寒写出一篇实在算不上多好的《杯中窥人》，有什么惊奇而至于大呼不可能的呢?”

　　鲍先生在这里无疑是选择性失明了。方舟子和网友们质疑的，仅仅是因为韩寒的年龄因素吗?

　　韩寒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自己不喜欢读书。他说他不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不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不读外国文学名著，他认为古文“看起来很累”，即使是他曾经崇拜的钱钟书的《围城》，他也表示“看不下去”。他在新浪网聊天室答网友问时说：“我不看外国作家的东西，我很少看文学作品。”在凤凰网“非常道”专访中，韩寒对主持人何东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儒学，我不知道什么是《红楼梦》，我都没有看过……”

　　我们再看韩寒在2009年10月《纪念母校——致青春预备役》里的自白：“当年进松江二中非常不容易，好在现在不怕老师了也不怕被开除了，我就可以全部交代，当年是因为我初中的女朋友直接免试被这里录取，我才锁定了这所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干的坏事非常多，不好好上课(但是我一直在好好学习)，假装抽烟喝酒(出了学校以后反而十年没有沾过)，半夜爬水管子去三楼的女生寝室——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去，我也是研究了一个星期，这个工程就像《越狱》一样，需要图纸，我这里还有一份当年设计的路线图，可以顺利安全的进入女生寝室，当然，这个计划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要有人给你开房间门的，要不你爬上去干吗干谁?和女朋友分手后，还泡过学姐，追过学妹，中意过老师，后来留级了以后，又认识了同班的女朋友，相处多年。如今可以全部说出，好痛快啊。”

　　一个17岁的少年是可以写出好文章的，但令我们生疑的是，一个声称不读书的17岁少年，一个七门课不及格的少年，一个在高中一年级忙着交女友、泡学姐、追学妹、恋老师，半夜爬管子进女生宿舍的调皮学生，不仅能够写出旁征博引的文章，居然在这一年里还写出一本长篇小说!这难道不令人生疑吗?

　　可能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能够在文章中旁征博引，韩寒在最近的博文中又宣称自己酷爱读书，“到了高中更加病态，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把牛皮都吹破了。

鲍先生以苏轼来比韩寒，那么请问鲍先生：苏轼说过他不喜欢读书吗?典籍中有苏轼少年不学的记载吗?

　　三

　　鲍先生还步网文《人造鲁迅》的后尘，抛出了“苏轼代笔代考”论：甚至，我们还能质疑苏轼的进士考试是有人代考。理由如下：苏轼《凤鸣驿记》云：“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是年(1056年)，苏轼21岁。但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又《范文正公文集叙》：“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又《东坡先生本传(《宋史》)》：“嘉祐二年，试礼部，……殿试中乙科。”显然，苏轼举进士当为1057(丁酉)年，年22岁。结论是：苏轼进士考试是请人代考。不然，怎么会连自己哪一年考中进士都记错了?

　　如果说，鲍先生的“天才论”说明他脑筋的不清晰，那么，瞎扯“苏轼代笔”论，则说明其学问功底的不扎实。对此，狂风小嘀咕网友的一篇《逐句点评鲍鹏山《苏轼代笔代考》一文》，已经指出了鲍先生在学术上的硬伤。而在《方舟子“倒韩”：事实和价值》一文中，鲍先生仍引用了他在《苏轼代笔代考》中的观点。狂风小嘀咕网友给鲍先生指出的若干学术硬伤暂且不说，在此我要告诉鲍先生他的这个例子错在哪里。

　　鲍先生认为苏轼“代笔代考”的理由，主要是苏轼对自己考中进士的时间与苏辙等人的说法不一致，苏轼说自己“丙申岁(1056年)举进士”，而据苏辙等人的记载，苏轼考中进士是在丁酉年(1057年)。于是鲍先生就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宣布：“苏轼进士考试是请人代考。不然，怎么会连自己哪一年考中进士都记错了?”

　　鲍先生错就错在，他没有正确理解“举进士”这个词的含义。举进士，意思是参加进士考试，并不是考中进士的意思。考中进士，那叫“进士及第”、“登第”。苏轼于丙申年离开家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举进士)，第二年(丁酉年)进士及第。苏轼的说法与苏辙等人的记载并不矛盾。

　　“举进士”这个词，对研究历史和古典文学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史籍中常有某某“举进士不第”的记载。若按鲍先生的理解，岂不成了“中了进士没考上”了?

　　李贺因为其父名讳的原因，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韩愈特意写了篇著名的《讳辩》为李贺辩解，文章开头就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如果把文中的“举进士”解释为“考中进士”，请问鲍先生，这篇文章该如何理解?

当然，鲍先生举苏轼的例子，并非真的认为苏轼代笔代考，只是想说明质疑韩寒的不合理性。可惜，鲍先生质疑苏轼的前提并不成立，与对韩寒的质疑不能相提并论，此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乎?

　　四

　　鲍先生认为：这次方舟子对韩寒的所谓“代笔”，只是“质疑”，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哄抬出来的“倒韩”价值，只能是价值泡沫。

　　我不知道，什么证据才是鲍先生眼中的“实质性的证据”。难道是必须有人承认他为韩寒代笔?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对署名韩寒的作品所进行大量分析、论证、推理，如果没有韩寒以及韩父等人的相互矛盾的说辞作为佐证，仅仅靠某个人站出来承认他是韩寒的代笔，反而很不靠谱。因为，这有可能是某人的栽赃诬蔑。

如果苏轼坦白自己从来不读书，如果苏轼记不清自己哪一年进士及第，如果苏轼及当事人连考试地点都说不清楚，如果苏轼的诗文越写越差，如果苏轼在谈起文学时如同傻瓜，如果苏轼对自己的诗文一无所知，如果苏轼不敢再参加一次作文测试，如果苏轼不敢回答公众关于其作品的提问……这么多不合理的疑点加在一起，那么，我们质疑苏轼是个冒牌货，有什么不合理的?这些质疑理由，难道不是实质性的证据?

　　五

　　鲍先生认为“倒韩”“是价值泡沫”，缘于他的一个并没有说透的观点：价值在事实之上。

　　鲍先生说：“那么，对于一个没有什么负面影响、没有具体受害者的所谓的‘神话’，方舟子坚持要要打破它，又是出于什么样的价值考虑呢?”

　　“韩寒神话”没有负面影响吗?“韩寒神话”没有具体受害者吗?恐怕这得问问那些因为相信韩寒是少年天才而购买“韩寒”著作的人，问问他们是不是有上当受骗的感觉，问问他们是不是具体的受害者。鲍先生实在没有权力随便代表他们。

　　即使“韩寒神话”没有具体的受害者，人们买书都是出于自愿，那么，制造一个虚幻的神话，这是一个诚信、文明社会所应该提倡的事吗?

　　我理解鲍先生的意思：不管事件真假，先看有无价值。如果有价值，即使是假的，也不应该打破。

　　昨天我看过长青先生的一篇文章《韩寒是石头，不是金子》，那我就不妨以金子石头为例，为鲍先生分析一下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一块金子，这是事实。因为是金子这个事实，所以才有了价值。如果是块涂了金粉的石头，根本不是金子，那么，其价值何在?

　　打假的价值，就是要把石头上的金粉刷去，让金子回归金子，石头回归石头。这样，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

　　真善美，必须以真为基础。没有真，善是伪善，美是假美。任何造假行为，哪怕是虚假的“正面典型”，也是对社会诚信的损害。

　　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绝不会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否则，各种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包括考据学、文物鉴定之类，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鲍先生，您说呢?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黑洞：请问单仁平们，谁将最后出局？

——对单仁平的《“老意见领袖”们在快速出局》一文的批驳

是的，这些仁人志士被迫出走了，但他们绝不是“被淘汰”，他们的离开会促进更多的仁人志士出来反抗极权。中国确实离开谁都照样存在，没了谁地球照样运转，没了谁中国照样走向未来。那种离开谁中国就会如何如何的谎言，只能越来越多的欺骗他们自己。

当然，我承认单仁平文章中有三个单词是对的：“淘汰、出局、落伍”。被世界潮流所淘汰，被民族觉醒日渐淘汰，最后必然出局。只是不知道谁是最后的出局者，走着瞧，单仁平们！

　　一年来基本没有动笔，主要想静下心来反省。尽管这一年来，中国的所谓“左们”和“豢养狗们”叫声彼此起伏，大有天老大，独裁集团老二之势，本人仍认为世界民主和人类正义的大潮在不断拍击中国海岸，所以对未来充满信心。在全人类抛弃独裁极权的冲击下，推动中国民主进步之仁人志士将层出不穷。本人已经落伍了，所以静下来做养养宠物狗之类无聊之事，个人认为这不失为提升自己的一种另类方式。

　　说到养狗，尤其哈巴狗，本人深得体会。以本人养宠物的经验，必须训练宠物狗遵守基本“社会公德”，这是狗主人的责任，比如在公共场所大便、咬人等行为，比如在床上撒尿等行为，这是主人会不会养狗和养狗修养的基本标识之一，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主人基本“社会公德”。在我住的小区就发生多起狗随地大便主人不拣拾，狗惊吓老弱病残者，狗狂吠骚扰居民等事件，大家同声指责和声讨狗主人。特殊情况下，如果主人教养不好的话，就得对狗踢上两脚，代主人教训。

　　话说远了，这位单仁平最近写了不少文章，比如：《###是中国崛起的受益者》、《“###们”被淘汰是社会潮流》等，从文章可看出他的幸灾乐祸之丑态和极尽谄媚之性格。《###是中国崛起的受益者》、《“###们”被淘汰是社会潮流》这两篇文章已被民众和良心精英批个臭够，这里暂且不提。本人就此人的新作《“老意见领袖”们在快速出局》谈一下个人看法。

　　单仁平开篇就秉承了“n个代表”之余威，大言不惭、自顾自说地叫出“但他的个人感受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感受不一致也是真的”，这句话我也不用多评，还是我以前批“左们”的那句告诫：请不要自封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代表”，你们能不能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不是吠出来的，而是要用百姓人手一张票数出来的。

　　就中国现实，单仁平仍然自说自话，比如他在言论问题上，把中国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多数群体，一个是人数很少的群体。然后对“人数很少”群体大加评判。这位单仁平是怎么评判的呢？看看如下类文革帽子：“对现有体制完全敌对”、“情绪极端波动”、“脱离草根”、“照抄西方政治理念”等，所以“被淘汰出局”是必然的。

　　看单仁平文章，不知各位读者有无这样的体会，整篇都是概念、帽子和论断，无任何具体事实和例证，意淫之臭味充斥了整篇文章。

　　比如“脱离草根”问题，我不知道单仁平何以如此说话不要脸？不不，我还是文雅点说：我不知道单仁平何以如此大言不惭？我是不敢说出这样的话的。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他必须想到别人会不会发出冷笑：是你单仁平们“脱离草根”，还是被你对着吠的人“脱离草根”？

　　再比如“照抄西方政治理念”，我不知道这位单仁平是被宠养惯了，还是灌输懵了！冲别人叫时，全然不顾大众沉默地冷笑：谁照搬西方？？？我们是有着千年自己文化、自己祖宗、自己圣人、自己英雄的民族。中华文化尽管里面有落伍的东西，但她养育了我们几千年，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谁把一个西方不劳而获大胡子强行绑架在我们民族头上，并且作为不可侵犯的神来供奉？是谁不纪念自己的民族英雄，却强行把西方强盗纪念碑建得到处都是，至今供奉在很多城市的中心？是谁强迫我们放弃祖宗祭拜，把我们变成“无神论者”却必须供奉全世界到处失败的西方邪神理论？并用高喊“绝不”来恐吓人民的反抗？

来源:共识网

新邵成功纳入贫困县，是否值得“热烈祝贺”？

云南信息报

近日，一张写有“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字样的电子大屏幕宣传语图片却在网络上疯传，刺痛了公众的神经。相关部门回应称是广告公司“表述错误”。（1月31日《南方日报》）

“贫困县”成香饽饽的误区

去年9月30日，人民网刊登文章《贫困县名单只增不减十年未变》，毫无遮掩地对“以贫为荣”怪相进行了批评。比如新邵县，一戴穷帽子，年享亿元钱，看在钱的面子上，“穷”一点又何妨？试想，如果国家扶贫不给钱，谁还会艰辛申报、高戴穷帽子？说白了，刺痛了公众神经的庆祝“贫困县”都是金钱惹的祸。

毋庸置疑，国家扶贫是为了帮助扶持贫穷地区加快发展和建设，是为了真正惠及贫穷地区老百姓，如果一旦滋生“以穷为荣”的懒政思想，无疑就失去了扶贫的真实义。新邵县“贫困县”的个例可以纠正，但是如果没有相关制度的制约和完善，谁又能保证不会再出现其他“贫困县”的怪相呢？

给钱给物不如给技术，掌握一技之长，才是脱贫的根本。希望国家改变扶贫思维，把相关部门的精力从“贫困县”申报的艰辛中剥离出来。

□吴献坤

企业为何老是替政府做主

表面看，这是相关企业或个人“拉虎皮做大旗”般自我炒作，当然也有不会吸取教训的根源；实质上，则是政府部门与企业及其企业老总关系过分暧昧，“你照顾我生意，我感谢你；你感谢了我，我又照着你”。

按说，政府部门是监管部门，企业胆子再大不太可能擅自替政府做主。之所以超乎公众想象，恐怕不是彼此关系暧昧就能说明问题的。所以，这件新闻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揭示了不是企业胆子大，而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抑或陷入“不出事则罢，一出事就拿企业行为当挡箭牌”泥潭怪现象。

归根到底，不论是政府部门行为，还是企业或个人行为，最该检讨和反思的始终是政府部门。说白了，如果一味谴责相关企业或个人，不打“被祝贺”部门板子，显然无济于事，说不定更多的“被祝贺”会接踵而至。

□ 李万友

公权需真诚的“公共语态”

“表述错误”的背后，是当事部门毫无服务意识和公共责任的表现，连基本的常识都不顾，信口开河，惹来民怨后，又想以一个轻佻的“表述错误”敷衍过去；本该权威负责的公共表述，在这里成了翻云覆雨的文字游戏。从这里看不到职能部门的责任和担当，倒是看到了一种可怕的藐视民意侮辱民智的傲慢“语态”。

在新邵县热情洋溢地对“入选贫困县”的贺词中，我们也见到了这一熟悉的“公共语态”。虽然，当地已声称此前并不知情，且已作更改，但“高调贺贫”造成的恶劣舆论影响，却不是事后改个广告词就能完全消弭的。

说到底，上述两种惹祸的“公共语态”，之所以备受诟病，也不光是纯文法语词上的不适感引起的，而是根子上权力运作不够歉抑真诚，没有足够的责任意识和公共担当造成的。

□ 李晓亮

来源：云南信息报

蔡慎坤：三亚何以成为富人和权贵的天下？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高规格接待一个官员家庭在三亚过年，花费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都是一种常态！据三亚旅游局统计，2012年春节七天，三亚旅游收入33.2亿元，旅游总收入比2011年春节期间增长了70.35%。

2000年的时候，三亚湾的海景房不过每平方米1000元人民币，鹿回头山脚下的四星级明珠酒店正以4000万的价格寻求买家，紧邻的新华社海南分社的别墅度假村因客人寥寥，以每幢100万的价格还找不到买家。那时候三亚乃至海南的餐饮和海鲜大排档多是本地人经营，很少有宰客的现象，海鲜不仅味美量够价格也很公道。

英特尔第一次在亚龙湾召开年会时，我请一帮打前站的上海客在亚龙湾渔村吃海鲜，人均花费不到100元，客人们开怀畅饮个个心满意足。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在船上请当今知名的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和IDG的合伙人过以红吃海鲜，三人喝着啤酒，海风徐徐吹拂，薛蛮子诗兴大发感慨万千：“人生幸福莫过如此莫过如此……”那顿别具风味的海鲜宴，花了400多元人民币。

如今时过境迁，三亚也是旧貌换新颜，随着中国富人和权贵的迅速崛起，三亚的房价特别是所谓的海景房价扶摇直上，各路房地产开发商云集三亚，成片成片的楼宇拔地而起，品牌奢侈酒店接连开张，特别是连续几届的世界小姐选美吊足了富人和权贵的味口，三亚的辉煌或繁华从此拉开了序幕。

三亚的海景房于是成为富人追逐的目标，富人为了自住或馈赠给权贵，争抢三亚的海景房，导致三亚的房子短时间成为稀缺资源。富人和权贵们在三亚持有房产，除了冬季小住之外，其实是常年空置，三亚的房价飚升，并没有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海南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常年在低位徘徊甚至只能维持温饱。长期居于海南的人都很清楚，三亚虽有所谓的蓝天、白云、椰树、海风，但三亚并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常年炎热的气候对身体并没有多少好处，三亚除了旅游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职业，三亚注定只是富人和权贵消遣休闲挥霍玩乐的天堂。

在这个全媒体时代，任何一件反常的市场行为，均可能迅速扩散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海南三亚的“宰客”事件即是如此，以至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也不得不站出来，对春节期间游客反映的海鲜排档、出租车及景区“宰客”现象向全社会表达歉意，并宣称要对“害群之马”实行“零容忍”，一经查实，决不姑息。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宰客现象在三亚每年春节都是常态，因为此时来三亚过年的人非富即贵，这个群体的短时间聚集，拉高了物价，也给三亚的餐饮酒店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来三亚做生意的人，很多是投机型生意人，抱着赚一桶金就走的心态。海鲜类食品价格、好坏难有统一标准，利润较高，内地游客对于海鲜知识又知道的较少难分辨，赚钱容易。

三亚的店铺租金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房价的日益高涨，水涨船高。相比于2008年，租金涨了2~3倍。随之人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三亚不同于其他旅游城市本地人和外地游客同时带动消费的特点，三亚的本地消费非常少，主要靠外地游客消费。一到旅游淡季，餐饮生意清淡的几乎要关门，一年只挣冬季、“五一”、“十一”两个半月的生意。

三亚旅游服务场所不透明消费，存在关联交易的行为是造成宰客的重要原因之一。酒店、租车、饮食成为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出租车拉客去指定旅馆或者餐饮，酒店会介绍出租车或者餐饮给客人，拿取回扣。拿海鲜店来说，出租车、一日游等都是其利益链条的相关方。海鲜店给的回扣一般在40%~60%，如果一条鱼收客人4000元，这4000元还包括了洽出租车司机的高额回扣。

据三亚凤凰机场要客通道记录，春节期间三亚凤凰机场要客通道部级干部记录400余人，而从海口机场抵达的部级干部也高达数百人。

三亚市旅游局的统计数字显示，2012年春节，三亚市共接待游客49万次。而三亚市的常住人口是68万。在短短7天内，三亚人口暴增一倍，三亚的接待管理水平肯定会大打折扣，而富人和权贵对三亚的追捧，又进一步推高了三亚短暂的畸形消费。

每年春节，除了普通民众，政界、商界、演艺界人士更是齐聚三亚，构成三亚畸形的春节文化和消费。由于省部级官员蜂拥而至，连一些平常有资格走机场要客通道的副部级官员在春节期间都不能享受这一特殊待遇。

来三亚过年的更多的是厅级干部，他们多数不需要政府接待，一般是受邀全家出动，花钱的都是企业主或利益关联方，许多老板为了与官员搞好关系，在三亚尽情挥霍，除了上万元一套的房间，一顿饭两三万是常态，再加上当地省市政府的对口接待，庞大的公款消费促进了三亚春节的畸形繁荣。在三亚的高消费中，公款消费和企业消费无疑占了大多数。公款消费，被宰的人肯定不会投诉。请人来玩，就是为了让被请的人玩得开心玩得尽兴，怎么可能抱怨被宰？

由于政府对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出国有限制，三亚就成了春节期间最火爆的度假城市。除了酒店、餐饮火爆，燃放烟花、租用游艇的开支也令人咂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高规格接待一个官员家庭在三亚过年，花费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都是一种常态！据三亚旅游局统计，2012年春节七天，三亚旅游收入33.2亿元，旅游总收入比2011年春节期间增长了70.35%。

南都社论：卸责于临时工集中暴露城管之恶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一个更大的困惑则在于，城管这个机构何以需要如此之多的临时工?从历年来城管引发的恶性事件中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这些城管临时工几乎没有任何敬畏感，所受到的约束更少，对弱势群体从来不惜痛下辣手，这是否缘于其临时工身份?这样一个群体被大肆引进到城管机构中，堂而皇之地获得执法权，不能不让人怀疑，城管吸纳临时工就是既为方便作恶，也为方便作恶后推卸责任。

这样的制度之恶真让人不寒而栗!要等到什么时候，公众才能免于遭受恶的威胁还找不到责任者的恐惧?

近日，南方电视台记者带着两个视频来到广州市城管委，反映白云京溪城管涉嫌滥用权力、诬陷媒体。事件源于年前南方电视台的一个新闻报道：白云京溪小贩刘武秀在路边摆摊时两次与城管执法队员发生冲突，导致手指骨折。刘武秀称自己遭到多名城管执法队员的殴打。新闻播出一周后，刘武秀被告知，只要签字承认“京溪城管并没有打人”，南方电视台所播新闻“严重失实”，即可获赔7000元。刘武秀认为她“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将消息通知电视台记者，随后，记者与刘武秀一起参与协商，暗访拍下了对方诱迫签字的全过程。

　　当南方电视台的记者带着视频的铁证前往有关部门，洗刷自己“严重失实”的指控时，看似酣畅淋漓大获全胜，而只有具备一点新闻媒体从业经验的人才能懂得整个事件中蕴涵的风险，并为此感到后怕。对媒体人来说，一旦新闻作品“严重失实”，就意味着必然会受到新闻纪律和其他规章的惩处，乃至丢掉饭碗，而指控者即使事后被证明为诬告，也难有明确的制裁手段。

　　幸运的是，在城管工作人员“只针对电视台，签了声明这事就与我没有关系了”的蛊惑面前，尽管有威逼，更有利诱，小贩刘武秀却坚持了凡人的尊严。正因其如自己所言未曾“昧着良心做事”，揭破了陷阱，也才有了城管诱迫小贩签字，既为自己免责又反咬媒体失实的生动视频。

　　在这生动一幕上演之前，如果依照纯客观的立场，我们只能相信当初小贩和城管的确只是发生了“冲突”而已。南方电视台报道该事件时使用的也正是“冲突”这样的中性词汇，但诱迫签字的动作却间接证实了小贩关于城管打人致其手指骨折的说法，否则城管何必欲盖弥彰地对小贩以利相诱呢?

　　坦率地说，砸摊、打人，哪怕骨折，对城管而言根本不是什么新闻。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城管的威风凛凛早已成为定格的记忆。本次事件中唯一的“亮点”在于，城管打人之后还居然对占领道德制高点念念不忘，还敢擎出“严重失实”的利剑反诬媒体。因城管滥用权力引发了无数恶性事件，声讨、分析“城管之恶”的文章也如车载斗量，而本次事件堪称一个新的节点，因为它使“恶”攀上了新的高峰。

　　当然，公众并非不愿意把城管个别工作人员的“素质有点欠缺”的行为与城管这个机构区别开来，前提是不论多有公愤的事件，这个机构事后必须有及时、坦诚的回应和交待。而京溪街道办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是表示诱迫小贩签字与街道无关，二是声称打人者是一名城管辅助队员，“高中文化，素质有点欠缺”。从网民跟帖看，这种回应恰恰没有满足公众的底线要求，很少有人相信城管队员花钱摆平会与机构无关，更多的嘲笑则指向了所谓“打人者是一名城管辅助队员”的说法。

　　网民被引发喜感，原因在于“临时工惹祸”是类似事件驾轻就熟的套路。2011年10月27日，武汉女孩李利儿卖热干面的小摊被一名城管飞脚踢翻，滚开的烫面和油水泼了李利儿一身，城管在沉默一段时间之后回应称肇事者是“临时工”;10月7日，17岁少年符国俊被昆明30多名“城管”手持棍棒殴打致死，事后官方通报称所谓城管只是临时工;再往前推，2010年11月，郑州市一个月内发生四起城管人员粗暴执法事件，媒体惊呼，郑州现城管“临时工群体”……

　　如果这些领导眼里“素质有点欠缺”的城管真的没有编制，是实实在在的“临时工”，一个当然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实际拥有执法权?一个更大的困惑则在于，城管这个机构何以需要如此之多的临时工?从历年来城管引发的恶性事件中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这些城管临时工几乎没有任何敬畏感，所受到的约束更少，对弱势群体从来不惜痛下辣手，这是否缘于其临时工身份?这样一个群体被大肆引进到城管机构中，堂而皇之地获得执法权，不能不让人怀疑，城管吸纳临时工就是既为方便作恶，也为方便作恶后推卸责任。

这样的制度之恶真让人不寒而栗!要等到什么时候，公众才能免于遭受恶的威胁还找不到责任者的恐惧?

李悔之：“敌对势力”来自何方？

屈指盘算大半天，仍然难于找到国内的“敌对势力”来。后来再细细一想：薄书记眼中的“敌对势力，”难道是……?——“反右”过了五十多年了，批评政府的文人又成为“敌对势力”了?想到这，便有些不寒而栗起来……唉，纵然批评政府就是“敌对”，但散沙一盘的文人又何能成为“势力”?

　　薄书记眼中的“敌对势力”究竟指谁?答案实在难找啊……看来，等瓜瓜从不列颠回来，要托这孩子向他老子打听一下。

前几天，有位网友转来了一篇记录薄书记最近在重庆市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重要言论的文章：《薄熙来：我们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忽悠造谣》一文。细读之后，不禁为之击节叫好：“真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

　　该文究竟“有意思”在哪?先瞧瞧薄书记下面一番话：

　　“宣传战线的同志不是当‘吹鼓手’，而要成为‘思想家’，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正确地引导舆论，弘扬先进文化，推动市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以服务重庆的科学发展。”

　　薄书记此番话可谓寄望殷殷，语重心长，极有针对性：众所周知，枪杆子与笔杆子，是党夺天下、守天下之两大法宝。而在和平年代，笔杆子更精心扮演“正确地引导舆论，弘扬先进文化”的角色。就巩固革命政权意义而言，其作用比枪杆子显得更为重要。所以，红色江山铁桶般牢固，“宣传战线”同志们居功至伟!美中不足的是：九十多年来，“宣传战线”尽涌现“党叫说啥就说啥”的“宣传鼓动家”，也就是薄书记所说的“吹鼓手”，独不见“思想家”出现。毛同志虽称“思想家，”其“思想板块”也呈“三大一小”之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四大名著”板块特大、奇大;马列板块特小、奇小。所以，与其说毛同志是“马列主义思想家”，不如说是“纵横谋略思想家”，或者是“××××家……”所以，这就难怪薄书记十分期望“宣传战线”能出“思想家”，不再出“吹鼓手”。

　　不过，在众所周知的现实中，薄书记这个愿望并不比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容易。

　　而《薄熙来：我们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忽悠造谣》一文最有意思之处在于下面一段话：

　　“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

　　在“敌我”意识日渐模糊的二十一世纪今天，薄书记竟仍然能保持着一种极为强烈、旺盛的“敌我”意识和对敌斗争观念，细想之下，令人不得不叹服薄书记的高瞻远瞩和英明无比的斗争智慧：凡遇到问题和矛盾之时，即“出点事”的时候，便及时亮出毛领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杀手锏——“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这样一来，问题的性质便往往发生质的变化——追究“出点事”责任人的责任，反思、查找“出点事”的根源，就很快转化为“严防敌对势力的捣乱和破坏。”

　　高，实在是高!有人抱怨薄书记“敌对势力”的论断有失英明，说：“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惧月影斜!自己屁股没屎，怕啥子忽悠、造谣?”还说：“人家美国英国的政府任凭他人忽悠造谣，怎丁点事都没事?”这实在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度薄书记之腹”的!

　　果然，薄书记刚对他的同志们作了“敌对势力”的警醒没几日，重庆有位副市长便“出点事”，接受“休假式的治疗”了。后来还闹出了更大的奇闻，为此网上多日舆情汹涌……这时，薄书记关于“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的英明论断立马成了一堵对付“敌对势力”“忽悠”和“造谣”的“防火墙”——网内外非官方公布的消息，都是“敌对势力”在“可劲儿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

　　薄书记的英明洞见和高瞻远瞩，非凡人所能及也!

　　不过，薄书记的高招并非他个人发明，乃是发扬该党之优良传统——毛领袖再三教导本党同志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并一再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既然“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既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斗争也就总是难免的了。既然斗争总是难免的，就必须树假想敌。必须树假想敌，“敌对势力”也就顺理成章永远存在。这样，斗争的主动权便永远掌握在手中了——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好事、喜事、功劳……所有这些既符合“辩证法”，也是党的老传统了。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薄书记只不过是在发扬党的老传统而已。

　　薄书记“敌对势力”的英明论断，同时也让咱陷入沉思之中：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敌对势力”一是来自国内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后来还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来自国外——“美帝国主义及其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敌对势力”究竟来自何方?

　　迂腐文人李悔之这时便对着电脑发呆起来……国外的“敌对势力”是容易找的：甭看“美帝国主义及其世界上一切反动派”表面上与涛哥、邦哥、宝哥他们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显得比“同志加兄弟”还热呼，见面还必说“两国人民具有深厚的传统友谊”，但毕竟“亡我之心”不死的。所以，他们永远是“敌对势力。”

　　然而，国内的“敌对势力”呢?——新时期的“地、富”来个华丽转身，分别以“企业家”和“种植大户”的面孔出现在光彩夺目的政治舞台上。不少甚至光荣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了;“反、坏、右”分子呢?平反的平反，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作古的作古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在“新时期”纷纷成为了“正确路线代表”，理所当然入主中枢，死后极尽殊荣不算，还“长征接力有来人，”——二代三代纷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了;“国民党反动派”呢?也早已“相逢一笑泯恩仇”，俨然同志加兄弟了……

　　薄书记眼中的“敌对势力”究竟指谁?答案实在难找啊……看来，等瓜瓜从不列颠回来，要托这孩子向他老子打听一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徐迅雷：拳打女记者的广东女政协常委为何如此横行？

所谓“横行”，就是一个人不受监督、不被约束、肆意妄为的做法。而“横行”者，都有自身的优势：企业界的政协常委，面对“小记者”有优势……这种优势，失去约束，一旦横行，就是野蛮，就是愚昧，就是恶行，甚至是犯罪。让我们记住席勒的警告：“恶行要诅咒，恶行要阻止，否则一个恶行会不断地产生其他恶行。”

真正的力量不是暴力，而是非暴力——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可是，有位拳打女记者的广东女政协常委，似乎不懂这个道理。刘伟宏，广东怡景中心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个“企业家”，属于“女强人”。她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回应中心城“涉嫌违规售铺”一事，随后当街拳击《深圳商报》女记者秦兴梅，还大叫：“我打你怎么了？我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了！”

这个来自哈尔滨的“女强人”刘伟宏，在今年广东两会上就出过一次洋相，被媒体曝了光。在限时8分钟的发言中，当电脑语音提示只剩最后一分钟时，她急忙做了个致谢，三度感谢省委统战部原部长：“我20多岁还是个小姑娘时来到广东，遇到不少坏人，为了不让弟弟妹妹受到欺负，我跟部长讲想加入政协……我要特别感谢他让我加入了省政协，再一次感谢他……”这发言当场引发笑场。都成政协常委了，还这个素质，你说丢人不丢人！

她大概把记者的报道、媒体的监督，统统都看成是“坏人”了，所以对记者挥起老拳。她不懂得，一个领域里的人要尊重另一个领域里的人；她不明白，媒体监督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媒体的监督是万万不能的。她可能认为自己既有狮子的胆量，又有狐狸的狡猾，前者能进攻，后者能防身……显然，她依仗自己有权有钱又有势，就目空一切——既然“老娘天下第一”，能不横行一把？

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约束和自我约束，就很容易横行起来，为所欲为。这天有好几个“横行”的新闻：

河南有个“阴阳大师”，横行于“算命”领域，诱奸高中女生：女生因成绩不佳，找“阴阳大师”算命，结果被骗失身；“大师”继而将她诱骗至老家，为自己传宗接代。与“狼”共处114天，女生幡然醒悟，逃离魔窟；其父报警，“大师”被抓，由于警察未对“大师”搜身，身揣匕首的“大师”在警车里将女生父亲捅死……这样的现实故事远远超过连续剧。

中科院有个候选院士，横行于“科研”项目中，涉嫌贪污百万元受审：段振豪，中科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原主任，他利用科研项目的便利、伙同辅助他工作的人，报销虚假的差旅费、劳务费、交通费、文印费等，骗取科研经费第一笔124万元，第二笔5万余元，第三笔17.8万元。2月13日在京受审时他认罪……类似侵吞科研经费的情况不要太多啊！

所谓“横行”，就是一个人不受监督、不被约束、肆意妄为的做法。而“横行”者，都有自身的优势：企业界的政协常委，面对“小记者”有优势；算命的“阴阳大师”，面对高中女生有优势；中科院学者，面对纳税人有优势……这种优势，失去约束，一旦横行，就是野蛮，就是愚昧，就是恶行，甚至是犯罪。让我们记住席勒的警告：“恶行要诅咒，恶行要阻止，否则一个恶行会不断地产生其他恶行。”

来源：凤凰博报

宪章论坛

易中天：当下中国最缺底线

来源：新周刊

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

　　于是冲突迭起，于是舆论哗然。不是“当惊世界殊”，是“世界当惊殊”──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这样?

　　奇怪并不奇怪，不奇怪才怪，因为突破的都是底线，比如“恻隐之心”，比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些原本都是常识，却被丢到九霄云外。被严令禁止的“毒奶粉”，自然会重现江湖。

　　可见，底线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底线，企业就会弄虚作假，学者就会指鹿为马，裁判就会大吹黑哨，官员就会贪赃枉法，警察就会刑讯逼供，法院就会草菅人命。从这个角度说，底线就是生命线。

　　人类为什么要有底线?为了生存。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任何人，都不能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只有让别人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让别人活得好，自己才活得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为了别人的生存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境界”。至少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环境，这是“底线”。其中，通过立法程序明文规定下来的，是“法律底线”;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大家都共同遵守的，是“道德底线”;各行各业必须坚守的原则，比如商家不卖假货，会计不做假账，医生不开假药，是“行业底线”和“职业底线”。境界不一定人人都有或要有，底线却不能旦夕缺失。因为底线是基础，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防线失守，全盘崩溃。

　　中国人从来就有底线。做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官，不夺民财，不伤无辜;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正是靠着底线的坚守，中华民族虽历尽苦难，中华文明却得以延续。

　　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因为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又必须做，就只好做假。道德做假一开头，其他的造假就挡不住。假烟、假酒、假合同、假学历，就都来了。当下中国缺底线，这是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就是八个字──守住底线，不唱高调。

秦晓：当前中国在哪些议题上缺少共识？

现代社会的基石是由自由、个人权利、理性、正义的价值体系，民主宪政的政体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三个要素构成的。其中价值体系是这三个要素的的出发点和归宿。哈耶克讲过，现代社会对自由市场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提供更好的、更有效的配置资源效率，最本质的是它体现了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本届论坛的第三天，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前董事长秦晓发表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围绕思想市场展开。在演讲中秦晓称，在思想领域中也有类似的经济领域中计划和市场这样两种体制。他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展开了制度变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中国当下出现的经济失衡、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其根源还是制度体制问题，制度的变革需要社会的共识。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观点诉求渠道，需要平等、包容、多元的政治思想氛围，这就是科斯所讲的思想的市场。

以下是文字实录：

　　秦晓：各位企业家朋友，我先谈谈感悟，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我觉得一个组织能够坚持了12年，我觉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第一次来到牡丹江下了飞机之后首先感觉冷，因为我好久没有冬天到东北来了。但我回想起来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很感慨人老了不如年轻的时候火力旺了。但是也感觉到了一种热，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些热门的话题，我们之间充满了一种热烈的、温暖的气息，我们朋友们都是一些很热门的朋友，所以这几天的幸福指数比较高。

　　我还有第二层的感悟，这几十年我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有很多是我的老朋友，有很多我虽然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们。我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或者说用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来讲，是市场的力量形成的。他们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都经过了很多挫折，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都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在这个成功故事的后面就是市场的力量，本身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他们的成功不仅表现在财富上，我昨天跟王庆说，你能不能算一算亚布力的成员他们拥有的财富是多少，可以算个账的，也可能比我们想象得大得多，当然我想他们未来这个区域会扩大，这个财富也会更大。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财富，是我们体现一种、发扬一种现代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精神还是刚才胡祖六讲的创新精神，对市场的敏感，也不光表现在思想的成功。企业家的精神呢，应该表现在对这个社会的关注，对公众的关注，对正义的关注，对我们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注。从我们讨论的主题和这几天讨论的内容来看，我们创造的价值我想比我们创造的财富更重要，我恳切地祝福我们亚布力是一个创造价值的一个场所，这是我的一点感悟。

　　下面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中国需要一个思想的市场。这句话是科斯讲的，科斯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他在一个多月前财经年会的时候，他给财经年会专门制作了一个视频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我已经101岁了，我不再与媒体打交道了，但是我一直关注中国，我非常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跟中国人民说几句话。

　　首先科斯对邓小平开启中国的改革，对这样一个伟大历史运动取得的成果是高度赞赏的。在科斯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周其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周其仁说，这篇文章是特应科斯的要求写的，因为科斯说，我诞辰100周年中，见证、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如果我的会议上没有关于邓小平的中国论文是不全面的。这样周其仁受命写了这篇文章，就是《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看的。

　　现在他依然关注中国，他肯定了中国成就，也看到、知道中国遇到很多挑战、问题，包括经济上的，包括社会上的，包括政治上的。他说要应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思想的市场。我称之为科斯的中国命题，下面我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和认识。

　　人类的文明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组合，人类史就是思想和物质生产互动的历史，思想源于民众的生产、生活活动，但它对精神价值的形成，对真善美的追求又极大改变了民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和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现代社会的基石是由自由、个人权利、理性、正义的价值体系，民主宪政的政体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三个要素构成的。其中价值体系是这三个要素的的出发点和归宿。哈耶克讲过，现代社会对自由市场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提供更好的、更有效的配置资源效率，最本质的是它体现了人的自由和权利。同理，计划经济体制可能在调动资源方面更有效率，但它是以个人自由、权利为代价的。因此这种体制不仅不能显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更主要是缺乏价值的正当性。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都了解了市场和计划这两种体制的特征，计划是一个威权的、纵向的行政管制体系，市场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横向交换体系。中国三十多年的市场化表明，市场体制可以引发更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从而改善民众的福祉，提高国家的综合能力。

　　在思想领域中也存在类似的在经济领域中的计划和市场这样两种体制。这两种体制的差别表现为，思想领域中的计划体制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而思想领域中的市场体制是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同理，前者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后者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前者是个垄断的系统，后者是个竞争的系统。因此思想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创造、传播依赖的外部制度环境也应该是市场体制，不应该是计划体制。

　　回顾中国百年多的现代化历程，自晚清民国之初的西学东渐、中西之辩到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启蒙，上世纪80年代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和思想文化界的新启蒙，20年前邓小平南方讲话解除了姓资姓社的观念束缚、对市场化改革的正名，都显示了思想解放产生的力量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今天思考科斯中国命题的时候，应该回到中国当前的现实和对未来的选择。中国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展开了制度变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中国当下出现的经济失衡，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其根源还是制度、体制问题。制度的变革需要社会的共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社会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观念的互动和碰撞，是社会共识形成的基础和演进的路径。

　　当下，中国在一些重大的公共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缺乏共识，这包括：

　　第一，我们所致力于构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传统与当代世界文明相融的文明秩序，还是一个与之相排斥的另类？

　　第二，自晚清已降，中国开始的现代化之路，使中国走出了贫穷、落后和愚昧，但其进程漫长而曲折，伴随着革命、战争和专制，这是否表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激进主义导致了异化？去意识形态化、告别激进主义在当下中国仍是未解之谜。

　　第三，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获取高速增长，但也产生了失衡，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更值得关注的是贪污腐败滋生、道德失序、信用缺失、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凸显，这些问题的产生是改革出了问题，还是要继续推进改革来解决？

　　第四，社会稳定、和谐的实现，主要是靠道德、法治和公民社会，还是要用政府的行政手段？

　　第五，近年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从一方面讲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挨打、贫穷落后种下的基因，从另一方面讲，它们的本质是反现代化，反世界文明的。我们是否应该警惕这种思潮的泛滥，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提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树立大国的心态和责任感，而不是将它作为执政正当性的来源。

这些重大的公共议题关系到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共识的形成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观点诉求渠道，需要平等、包容、多元的政治思想氛围，我以为这就是科斯所讲的思想的市场。而亚布力的企业家论坛就是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市场。谢谢大家。

来源:凤凰财经

共识论坛：美国共产党为什么一直没市场？

对我们正迈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今天我们还处在竞争“起点”状态。我们把这

一类似北美的公社，是按“五月花公约”精神公平解体，还是让“家长”去独霸“家产”而

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的办法解体？是在起点平等基础上建立公平竞争规则，以便在自由竞争

中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还是陷于不公平的“伪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经受

“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反复折腾……

美国是当今最强的大国，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共产党在这片

强大的土地上却一直没市场，没见什么人拥护。即使是美国工会组织，也十分反共。多年来

，我即疑虑于兹，并设法读了些书。现把相关资料与我的心得略陈几笔，以飨文友。

　　德国学者桑巴特认为，一、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善意态度。”因为美国成

功地供给了他们的物质要求，也让他们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经济整合”方式。二、他

认为美国工人对政府制度持善意态度，它的“公民整合”达到了异乎寻常程度。三、他认为

，成功运作的两党制下产生一个新政党很困难，让社会主义者无所作为。四、美工人阶级潜

在的激情主义倾向因被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物质报酬所收买而消亡。五、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

会均等。六、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的存在起着减少工人好斗性的效果。

　　美国的社会主义研究家则认为，恰恰是美国式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体制，寓“平等”

于“自由”之中，让欧陆的“社会主义平等观”没市场。

　　还有一派学者则认为，美国作为移民国，与欧陆各国相比，封建主义残余少，没历史包

袱，因此，“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便形成了美国的“例外”。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美国存在着相对而言的“干净资本主义”，它因其“干净”而为社

会主义者看好，但也因其“干净”而“用不着”社会主义了。在美国，无论是市场经济、自

由竞争、产权明确、机会均等，还是法治国家、三权分立、代议民主、多党政治、言论自由

、宗教宽容、文化开放等，皆堪称典范。但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在美

国却相对缓和。中国学者秦晖认为，这同样与“移民国家”有关，具有较多的“平等起点”

。他说，美国移民以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农民为主体。这些移民曾签立“五月花公约”，其

中说到：“兹由在场者在上帝面前，以彼此面前庄严地互订契约，把我们自己联合为一个公

民团体，以便更好地实施、维护和推进上述计划，并根据公认为最适于和最有利于殖民地普

遍福利的原则，随时随地出于至诚地制定、设立和构造出如此正义与公平的法律、条例、措

施、组织与机构。我们约定：所有人都应服众与遵守这一切。”这份“公约”以社会契约的

形式为未来的社会确立了公民团结的“起点平等”原则。

　　秦晖先生还说，早期的美国殖民者也经历过一个“打破大锅饭”的过程。最初，组织成

“共产”的殖民者公社，搞“集体化”，却引来矛盾重重。后经议会表决，分田到户“单干

”了。然而，“分家”时掌权者并未多分多占。所以，大家得到了“起点平等”的机会。这

种相对起点平等、规划公平的自由竞争气氛，却是靠海盗冒险起家的南美国家所无的。在这

一气氛下，尽管能真正成为富翁的人少，但多数人仍相信机会均等，只要努力工作，勤俭敬

业，就能有所成就。正因为如此，北美被世人视为“机遇之乡”。虽物资贫乏，却充满乐观

向上精神。独立战争前的一个作家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之一”

　　“不患寡而患不公（不公平竞争），不患不均（公平竞争后的结果差别）而患不自由，

”这是美国的启示。秦晖先生以“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或者说：“美国最多社会主

义”）中得出两点启示：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批判，说“形式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于是“形

式平等”便有了“虚伪”之名，甚至为消除“实质的不平等”便要限制以至取消“形式平等

”（公平竞争）。

　　二、对我们正迈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今天我们还处在竞争“起点”状态。我们把这

一类似北美的公社，是按“五月花公约”精神公平解体，还是让“家长”去独霸“家产”而

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的办法解体？是在起点平等基础上建立公平竞争规则，以便在自由竞争

中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还是陷于不公平的“伪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经受

“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反复折腾……

来源：共识论坛

围脖丝语：奴性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

你说中国不好，就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还说美国好，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竟然说不想做中国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的把中国国籍变成美国国籍，你将成为成功人士；若你又有美国国籍，同时能唱红歌，并宣扬主旋律文化，你甚至还可以教导国人怎样才算爱国！

王克勤：【教育：是为了培养奴才】福建古田县，膜拜权力，从娃娃抓起。

@段郎说事：#看图说话#：昨天下午两点，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为迎接省领导及媒体的到来，两百多名小学生暂停上课，身着校服站在县政府大院内的道路两旁，夹道等待前来开会的领导。图为站在县政府大院内，等待领导到来的小学生——段郎说话：看来，我们教育的目标是培植民众膜拜权力意识，教育的方式是从娃娃抓起！

西奴美狗汉奸

leo青青：你说中国不好，就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还说美国好，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竟然说不想做中国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的把中国国籍变成美国国籍，你将成为成功人士；若你又有美国国籍，同时能唱红歌，并宣扬主旋律文化，你甚至还可以教导国人怎样才算爱国！

【机构改革】⒈统计局改为水分局。⒉发改委改为涨价委。⒊财政部改为土地财政部。⒋国土部改为土地专卖局。⒌央行改为货币发行委员会。⒍农业部改为不管部。⒎城建部改为拆迁部。⒏教育部、卫生部划归商业部。⒐食品业划归化工部。⒑煤炭部划归考古所。⒒城管划归拳击中心。⒓足协托管给澳门赌场。

蜀黍不是因为抗议被捕

@黄小邪在芝大：已退休的费城警长RayLewis，11月17日在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被逮捕。他抗议纽约警察对和平抗议民众的暴力行为。这张照片被《费城调查者》、《纽约时报》、Newsweek等多家报纸拒绝登载，在“非死不可”广为流传。

@段宇宏:1、蜀黍不是因为抗议被捕，而是早已不是警察却穿着警服在现场活动被捕，合法抗议都会被捕，根本不会有占领华尔街运动。2、消息最早来自推，大量美国媒体立马跟进报道。3、蜀黍已被释放，又重回到现场，不过没穿警服了。

@任志强：有人把历史扒光了放在网上,结果被封杀了。有人把官宦扒光了放在网上,结果被神经了。有人把衙门扒光了放在网上,结果被跨省了。有人把真相扒光了放在网上,结果被失踪了。有人把廉耻扒光了放在网上,结果被提升了。有人把自己扒光了放在网上,结果却爆红了。

@创业家杂志：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称，如果私营企业跟国企合作则共赢，相斗则民营企业一定会输，“因为国企后面还有国有银行、国资委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如果我们硬要跟它斗的话确实是鸡蛋碰石头。”他给了民营企业家三个劝告：“1、不可让政府不高兴；2、不可让银行不高兴；3、不可让国企不高兴。”（新浪财经）

三个老人

@全球震惊了：他93岁去世，蹬三轮近20年，为300个贫困孩子捐35万元，一个冬天，他到天津耀华中学，递上饭盒里的500元说：“我干不动了，以后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老师们全哭了。他叫白芳礼，一个已离去的老人。我们可能无法达到他的道德高度，但希望他的故事，在微博里生生不息！

FT老愚：华西村霸主吴仁宝的面相颇有学问，远看似有一缕长者的敦厚，细看只觉霸气逼人，有不寒而栗之感。投手举足仿佛在模仿那些作古的革命领袖，怎么看都不正点。没有慈悲，只有权势，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掌控者。我很好奇，他们怎么就不会有一点悲天悯人的意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认为自己会死。

《赫鲁晓夫回忆录》：57年苏联国际共产党会议，毛发言：“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我们，我现在6亿人，即使损失3亿又怎么样！若干年后培育出新人，人口就得到恢复。会场上如坟墓般沉默。捷克总统说：毛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3亿。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

熊培云：越战时一位美国男子每晚都点根蜡烛在白宫前抗议。有夜下雨他还点着蜡烛站在那里，有记者忍不住问他，“你真以为你一个人拿着根蜡烛站在这里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吗？”那男子说：“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有些话有时看起来无用，但是说出来首先是成就你自己。

财经网：【缅甸国会通过法案允许公民进行和平示威】该法案要求示威者提前5天通知当局。示威者将被允许持有旗帜和标志，但必须绕开政府大楼，学校，医院和使馆。并允许媒体报导以前禁忌的政治与犯罪等话题。四年前，该国军方对僧侣带领的大规模和平示威开火。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热爱他群呼“万岁”；他戴红袖章穿军装，却不屑于佩枪；他反抗美英；他曾经和苏联结盟最后与苏联反目；他坚持党对文学、媒体、宣传、教育的绝对领导；在他的时代，军人成为让人尊敬的职业；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忠心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卫军。他是——希特勒

@范忠信：此生遗憾：年过五十，生于最民主国度，仍未投票选举过一个公务员（基层民代不算）。海峡对岸直接民选最高领导人（“总统”），我们只能直接民选最低领导人（村长）。在南亚东亚、非洲、美洲、中东，国家最高领导、国会议员不直接民选者已不多见，我朝仍坚称人民开化程度不够。难道我们真是劣等民族？

蹲直了，别趴下

冯仑表示，自己这么多年在商海中打拼总结的经验就是，“做人得蹲着，做民营企业更得蹲着。人的状态无非站着、趴着、跪着、蹲着，趴着总被人踩着憋不下这口气，跪着太丢人，总站着挺着容易被人蹬死，蹲着合适，这样人少的时候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人多的时候可以再蹲下来，看着别人下体，也觉得好玩。”

@赵世龙1967：韩战五次战役，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令北韩军撤退，致使不少志愿军深陷敌后。战斗力较弱的滇军六十军一八零师被俘七、八千人，造成在韩战最惨重损失。据闻，彭德怀气愤万分，狠扇金日成两大耳光。脸打肿了，金一星期没法吃饭——香港《明报》

高原风寒于2011-11-2517:03编辑

来源：共识论坛

秦晖：中产阶级不是“民主”的前提

在现代中国，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西方中产阶级最早是指市民，既包括穷人，也包括富人，既有无产者，又有资本家。民主的社会基础在于所有人，其动力应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和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借口我国中产阶级存在与否来拒绝宪政民主，只是某些人的障眼法。

　　今日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动力何在？我们的回答很可能又会像以前一样，陷入阶级分析的思路：判断哪个阶级是民主的，代表现代化的进步力量，哪个阶级代表保守力量。我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哪个阶级是天生的进步阶级，或者是天生的保守阶级。譬如分家，如果某个分家方案有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分家派；但是如果不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反对分家派。改革初期农民摆脱人民公社的时候都是很主动的，但是工人却常常是反对国企改革的。你能说农民比工人更进步吗？更西化吗？根本不是这样。无非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农村改革要比国企改革更公平一点，至少农村改革是一人一份地分掉了公社的土地，不像国企改革让一些人当了老板、另一些人当了打工仔。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改革会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就要使改革尽可能地符合公正原则。

　　一开始人们说，工人阶级是进步的，现在又有人说，中产阶级是进步的。我认为，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假问题。关于中产阶级有两种说法：第一，中产阶级就是指中间收入者，不穷不富的人；第二，中产阶级就是企业家，就等于是资产阶级。以上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是根本忽略了在西方民主化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它逻辑上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资本家，还是指中等收入者？有谁能够证明欧洲脱离中世纪走向近代宪政的时候，是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者？或者大部分人都是企业家？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其实，中产阶级(middleclass)的所指，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人，也不是指资本家，更不是指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它指的是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两大阶层之外的一种中间等级——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的人。简单说，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的人是谁？市民——既包括最穷的人，也包括最富的人，既包括无产者，又包括资本家。市民，自由民，就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最早是法语，“bour”就是“city”，其实就相当于英语的“citizen”。这里讲的“Bourgeoisie”和当年的第三等级、中间等级基本上是同义词，后来这个词逐渐指资产阶级了。

　　在法国大革命时，所谓的市民也包括无产者。马克思说过中世纪市民是近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共祖，这个涉及到所谓民主的社会基础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就是领主和农奴组成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不要说搞民主，就是通常的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建立。道理很简单，因为农奴主本身就是少数，而且是要对别人实行专制的。当然有人说农奴主(贵族)强大了就会制衡王权，出现“大宪章”什么的。如今，也确实有人把“大宪章”加以“现代化”的倾向。那时的“大宪章”，说穿了就是国王打不过一帮山大王，比我们的秦始皇固然窝囊，但不能说这窝囊国王就会变成华盛顿。山大王称雄的时代当然说不上是君主专制国家，但也不能说更近于“宪政国家”，只能说那时几乎就没有“国家”，后来山大王衰落、王权强大了才有了“国家”，而再后来这个“国家”又演变成了宪政民主。但我们不能把这些过程都“简化”为是山大王建立了民主。

　　贵族如此，农奴呢？农奴本身是贵族的附庸，国家对他意味着什么？农奴不向国家纳税，也不参与国家事务，就只知道他的主人好不好。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国民，更不要说有什么公民的问题。产生国民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大量的直接向国家纳税，同时又有参与国家事务愿望的那种人，就是纳税的第三等级。贵族是不纳税的，农奴也不纳税(只对他的主人有义务)。第三等级要向国家纳税，因此关心国家拿这个税去干什么，国家的征税权依据是什么，还会产生什么“无代表就不纳税”的想法，等等。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贵族与农奴构成的社会，所谓中间等级是何所指呢？把这套理论套到中国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领主制的国家，从秦始皇时代就不允许领主和隶属民这种关系有太大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搞中央集权，上面是皇帝，下面是编户齐民，就是我说的“大共同体本位”状态。如果把皇上当成“惟一的领主”，那编户齐民无论贫富就都是他的“农奴”，这样的话，中国没有一个人是“中间等级”。可是，他们大多数却是国家的纳税者！而如果不考虑对皇上的隶属，只就民间的人际关系而论，那中国从秦始皇时代起就已经是典型的“中间等级社会”，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因为他们都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嘛！如果硬要套这个说法，那就只能说：有专制皇帝，中国就连一个中产阶级都没有(所有人都是他的奴仆)，没了专制，中国所有人都变成中产阶级了(所有人都不互为主仆)。换句话说，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从逻辑上讲，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当然，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如果说到中等收入者，那么我要说，两极分化严重对任何社会都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贫富悬殊的民主社会当然不易稳定，但贫富悬殊的专制社会难道就是稳定的？贫富悬殊条件下启动民主当然有危险，但贫富悬殊条件下维持专制难道不危险？“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自古以来就是这个理，与民主不民主何干？中国历史上一次次血流成河的天下大乱是怎么来的？难道都是因为搞了民主？所以我们当然要极力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我强调公平就是为此，但这与“民主的动力”无关。民主的动力的确应该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至于说什么穷人不喜欢民主，富人也不喜欢民主，只有不穷不富的人才喜欢民主，或者说只有资本家才喜欢民主，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从自由主义逻辑出发，应该承认民主法制社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成熟(其实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而市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但这与“民主要由老板们来开创”完全是两回事。在哪个国家，民主是由一群老板来建立的？中东欧那么多国家不但出现了民主化，而且绝大多数20年来民主制度已经成熟稳定。但他们都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民主化时他们的资本家在哪里？中东欧有些人受到西方“middleclass”说法的影响，总想找出“剧变”的“中产阶级根源”，在波兰有所谓“工人就是中产阶级”的理论，在捷克有所谓“七种中产阶级”的说法。如果中产阶级可以这样定义，那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俯拾皆是？更有趣的是，一些人为了借“没有中产阶级就不能搞民主”说事，交替使用不同的定义巧为其说，如冼言先生，先把“中产阶级”说成资本家，市场经济不发达，他认为资本家太少，缺乏“中产阶级”不能搞民主。市场经济发达了，资本家多起来，打工仔自然也就多了，这时他又说两极分化严重又不能搞民主，“中产阶级”此时又成了“非资非无”的中等收入者。反正市场经济发达不发达都不能搞民主，他要的就是这个。至于“中产阶级”是谁，那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所以我认为“非主非奴的自由人”的确是民主化的基础，但这只对欧洲历史有意义。在没有领主制传统的中国，皇权之下人人皆奴，离开皇权人人非奴，自由人的产生与民主化根本就是一回事。马克思说，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据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只有后者才是动力了)，我倒更相信这个，当然不见得非要“革命”，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渐进的民主化的动力。

来源:《绿叶》2009年第12期

李钟琴：专制才会导致分裂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为万世开太平”。美国不可谓不大，但美国经过二百多年的民主实践，民主制度逐渐成熟，如今的美国，幅员辽阔，各色人种、各个民族和平共处，不仅没有分裂，反而日益强大，甚至像夏威夷这样孤悬海外的州，也看不出有丝毫“分裂”的迹象。

　　有人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得出了一个结论：“民主会导致分裂，专制能维护统一。”果真如此吗?且看我慢慢道来。

　　黄炎培曾道出了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三国演义》开篇则说出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合周期率”。分，即分裂;合，即统一。中华三千年的历史，上演了不计其数的分合闹剧。分裂时间最长、最著名的当数春秋战国、三国鼎立、南北朝十六国、五代十国等时期。这些长时间的分裂局面，难道是因为民主惹得祸吗?

　　即使在大一统的朝代，天下也并不太平，历朝历代都有叛乱和分裂。比较著名的，如秦朝的陈胜起义，西汉的七国之乱、王莽之乱，东汉的黄巾之乱、董卓之乱、诸侯割据，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黄巢之乱，晚唐的藩镇割据，宋、辽、金的对峙之局，宋代的王小波李顺之乱、方腊之乱、靖康之变，明朝的靖难之变、宁王之乱、甲申之变，清朝的三藩之乱、准噶尔之乱、白莲教之乱、天地会之乱、捻军之乱、太平天国之变、辛亥革命……这些，足以说明专制制度根本没有办法维护统一，根本走不出“分合周期率”。

　　为什么在中国，统一与分裂成了孪生兄弟?

　　在国人看来，所谓对某一地区拥有主权，其实就是中央政府有在该地区委派官吏的权力。如果失去了这一权力，似乎就意味着“分裂”。而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该地区封疆大吏的权力来自上司，必然要对上司负责，而不是对当地人民负责，由此造成了“民不选官，官不为民”的体制性矛盾。

　　在专制体制下，人民的各种权利都被少数人代表了，官僚阶层之外的大多数人失去了基本的权利，失去了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尊严，也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如果最高统治者是个“明君”的话，情况还好一点。但中国历代的政治实验证明，暴君常有，而明君不常有。而且“明君”也有人性恶的一面，在极权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明君”也会成为暴君、昏君，所谓仁政会转为暴政。君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仇。分裂的种子就这么种下了。为什么某些专制国家的人民热衷于向民主国家移民，甚至采取偷渡、逃亡等办法奔向异国他乡呢?此乃该政权对人民丧失了凝聚力的缘故，这其实就是分裂的征兆。

　　现在再回到苏联上来。苏联为什么会分裂?并非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是苏联的暴政早就种下了民族分裂的种子。在人民已经觉醒的时候，靠专制高压已经难以奏效，靠武力镇压也无济于事。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政变，将坦克开进了红场，但此时苏共人心尽失，连苏联士兵也不愿助纣为虐，拒绝服从政变者的命令。结果，8·19政变维持了仅仅三天，便分崩离析。据说，当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苏联境内平静得很，数千万苏共党员，没有人组织任何抗议活动。

　　苏联“分裂”了，这是暴政的必然结果，这是苏联政权丧失人心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民主化的结果。那些认为“民主会导致分裂，专制能维护统一”的人，恰恰将因果颠倒了。苏联分裂是“果”，分裂之“因”要从苏联实行的制度上去找。如果苏联长期实行的是民主体制，那么，倒可以说民主导致了苏联的分裂。

　　有人还认为，作为一个大国，一旦放弃了专制集权，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更是腐儒之见!儒生们常念念有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惜他们总将希望寄托在“圣人”、“明君”身上，根本无法找到“为万世开太平”的正确道路，所以也就走不出“分合”怪圈。

　　越是大国，越是人口众多，越需要实行民主体制。美国实行的是松散的联邦制，各州、各市的领导人都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各州有各自的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都由各州、各市自主管理，只有国防和外交由中央政府负责。所以，美国总统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只好去管管国际事务，到处指指点点，充当“国际警察”。

　　赋权于民，美国才呈现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生龙活虎的发展局面。迄今，美国已经有将近三百人获得诺贝尔奖，占全球获奖人数的70%多。别的不说，我们享用的互联网，便是美国人的发明。

　　之所以要“分裂”，根源在于当地人民有民主管理社会的诉求。如果各地区的人民自由选举自己的领导人，享受着充分的民主权利，他们还需要闹独立吗?还需要“分裂”吗?近代以来，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实行了多年的民主制度后却“分裂”了?

　　欧洲的多数国家实行的也是民主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各国反而有了联合的要求，出现了统一的迹象。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瑞典、芬兰、挪威等国成立了“欧洲共同体”，不仅高速路连成一片，连货币也统一了。

　　所以说，专制，迟早会导致国家分裂;只有民主体制，才会“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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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践踏人格的转基因文革

在这个批评伪公权的言论自由动辄被剥夺、肆意攻击普通人的侵权言论却被放任甚至鼓励的言论环境下，无权无势者唯有尽可能相互尊重人格的和睦与自由联合，并且将精力集中于抗击伪公权的战斗中，才会有既没有奴役者也没有被奴役者的自由未来。

去年回老家时，在父亲的书柜里又见到严家其先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它已经开始发黄，就回想起19岁那年高考结束后初读此书时的惊骇与颤栗。将近25年过去了，这本书的命运就像它的作者，对许多人来讲仿佛并没有在这世界存在过。对一群没有阅读习惯的国民，信息封锁总是有效的，即使像刘宾雁先生那样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说消失也就消失了，遑论仅仅活跃于学术思想界的严先生呢？

　　被这样悄无声息地精神活埋或许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包括“文革”在内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侮辱被肉体精神折磨被虐杀的千千万万人。他们不是被精神活埋，而是精神与人格被公然践踏，直至肉体的折磨与消灭。

　　其实，对于许多视人格为生命本身的人来说，人格羞辱这一关就已难渡过，“文革”文字狱的第一个祭品邓拓（马南邨）并没有遭到严重的肉体折磨，但因无法承受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而自杀身亡，在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中说“在1966年5月邓拓死亡的时候，对他的‘批判’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显然没有像后来的人那样遭到肉刑和监狱禁闭，但是，在北京连幼儿园的孩子们都被教了新‘儿歌’：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烂瓜。吴晗和廖沫沙是《三家村札记》的另外两个作者。”而著名的诗人、文字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第一次服用安眠药自杀前留给世界的遗言则是：“我再也不能被他们当猴耍了。”（1966年9月3日，陈先生再次自杀，自缢身亡，同一天，远在上海的傅雷朱梅馥夫妇也自缢身亡。）而这样死去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凡几，这不算最惨的，最惨的是那些被杀人犯们得意洋洋到处宣传的被彻底屠灭者，《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写到1966年的红八月里，光是北京一地，被红卫兵毒打折磨致死的就有一千多人。

　　由于缺乏对包括文革在内历次政治运动中侵犯和剥夺人权的恶劣过往的深刻检讨，这国的文革“资源”可谓俯拾皆是。

　　对于潜藏着暴民之戾的众多奴才自甘奴而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发动与掌控，他们的胆子可能还不足以去直接侵害他人人身，但他们心中的怨毒与嫉恨却会通过语言去损害他人的人格，有人甚至认为言论自由就是可以对人肆意谩骂与言辞羞辱（这种无知与恶意正好应了朋霍费尔的一句名言“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缺陷，而是一种道德缺陷”）。只有极端蔑视人格、极端蔑视人的精神利益者才会认为谩骂与言辞羞辱是言论自由，这在互联网时代可谓一目了然。网络上无处不在的弥漫着对他人人格的肆意侮蔑，仅仅从互联网上就可以得知，中国就是个极度野蛮的国度。而这也正是奴才自甘奴的特征，自由的状态是既没有奴役，也没有被奴役，既不侵犯别人，也不被别人侵犯。可以很确定甚至斩钉截铁地说，任何肆意的无端侵犯性言行都离自由很远，那些认为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者离自由最远。

　　只有将人仅仅视为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情感需求的尸体，才能认为不需要尊重他人人格。得有多低级的思维能力，得有多劣等的品质，得有多荒谬的逻辑，才能认为人和人可以甚至应该互相羞辱谩骂？（美国诽谤法上因保护言论自由而容忍针对公权力者的尖锐的嘲讽，并不意味着倡导肆无忌惮的人格羞辱）人得多自我作践，才会认为可以肆意羞辱他人——如果你认为可以肆意羞辱别人，也就意味别人可以肆意羞辱你！问题是，即使你愿意被别人肆意羞辱，也不意味着你就可以肆意羞辱别人！历次政治运动中，多少以折磨、作践他人为乐者最终以自贱自奸告终？

　　那种认为言辞侮辱不算羞辱的人，是把活人当死人看待，是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因言辞侵权而自杀者的漠视。

　　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包括我自己在内已有无数人分析过，在一个高度世俗化传统绵长的国度，缺乏精神追求，缺乏圣洁生活渴望的人们，对人格、灵魂这些无形的存在既缺乏基本的想象力，也缺乏基本的自我认知、自我教育能力——缺乏自我认知与自我教育能力者，就不可能了解和理解人性，也就不可能有对人性的悲悯与尊重。即使在前现代全世界都存在酷刑的前提下，中国历史上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无论从种类和残忍的程度上，还是株连的广度上，以及恶的创造力方面，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能不说，这都是极度蔑视人格尊严的文化与制度产物。

　　正是在如此的人道荒漠里，我们才看到一场场一次次一幕幕以羞辱和践踏他人人格为结果的网络舆论暴力，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相互的肆意羞辱，还有大量网络暴民的乌合之众集中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人格侮辱。善与善之间相互激发，恶也如此。当一个人被他人辱骂时，有的人出于教养，选择无视，有的人出于厌烦，选择漠视，而有的人出于自卫，选择对骂，但再好的修养，也经不住持久的侵犯，于是前两种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实在不堪忍受者只能选择退出或对骂。在我自己经历的那么多场网络论战中，扪心自问，虽然脾气不好，因此对于那些居高临下者有时会有蔑视和更不屑的居高临下，但是对于直接的谩骂几乎从不以谩骂回击，最多会针对不特定对象的现象性严厉批判——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批判中也含着不少戾气。虽然这些戾气都是回应性的，但以较弱的戾气回应较强的戾气，也依然偏离了理性与人道的大道。

　　与善相比，恶具有更强烈的放大与示范效应，就如痛苦总是比快乐来得更深刻，让人更容易记住。以被人记取的可能性论，恶行远大于善行。人作为一种忘恩负义的动物，记取他人的善行常常需要同等的善和感恩的心态，同理，忘记他人对自己的恶行也需要人格的修炼——只有以善待他人为基本思维习惯的人才更有可能，记住恶行与忘却善行比忘却恶行记取善行更符合人的天性。因此，程度上基本同等的善恶之间，常常总是恶战胜善，而不是善消融恶。恶与恶之间的激荡与增量，远比善的互动更为容易。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种种恶意推定，种种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人格，已经成为公共议论中一大毒瘤与公害，一方面它可能确实有疏泄人们日常怨毒情绪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恶意。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

　　今日中国，以政治变革为目标促成好社会的努力一直是人们所希望的，但在此过程中，以正当的、合乎人道与理性的手段去推动这一进程，远比一个一揽子美好目标更重要。在政治制度未变时，人们若不能有效地自律，相互之间尊重人格以及其他私权，那么正常、良性的政治变革就会遥遥无期，即使有变革，更大的可能性是恶性的变态的逆向变革，没有哪种好制度能够在一群毫无伦理自觉与伦理自律的恶棍手里正常运转。

　　2012年2月9日於追遠堂

来源:作者博客

林达：美国媒体为什么“炮轰”苹果

来源：新京报

有人说今年是美国的“苹果年”，再过两三个月，期待中的IPAD 3即将面市，料想会掀起新一轮苹果旋风。可是，最近《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时代周刊》等一些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刊，相继发表长篇报道，批评苹果公司的海外供应商存在苛待劳工问题，成为美国和世界的新闻焦点，苹果公司自己怕也没有想到，苹果年竟然如此开端。

　　“苹果问题”非苹果

　　此苹果问题并非它独有的问题，只不过它树大招风，被记者们作为典型挑来说事。它只是今日全球化的一个普遍现象，也蕴含着问题复杂的方方面面。

　　一个星期前，奥巴马总统依惯例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这是大选年前最后一个表彰自己政绩的机会，必须是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主题是金融危机几年后的经济复苏，具体落实到工作机会的复苏。他给美国人打气，提到虽然在他上台前后，美国失去八百万个工作岗位，可是在最近的二十二个月里，又恢复了三百万个工作。但是，相信奥巴马总统还是明白，前景仍不乐观。于是他谈到一个事实：美国人现在面临的困境不是单纯由金融风暴造成，他说：“让我们记得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在经济衰退爆发前，工作岗位和制造业早已离我们而去。”所以，国情咨文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回归。这是老问题了。

　　但是，这不是苹果问题。苹果只是一个大样本。《纽约时报》提到，去年二月一次企业家和总统的餐会上，就苹果产品多在国外制造，奥巴马总统就问过乔布斯：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快人快语回了总统。结论是：门都没有。理由就不用说了，成本低，不是只低一点。

　　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企业家在无穷尽地追逐利润，必然要把劳力型的企业转移到劳力最为低廉的地区。从苹果来说，追求利润只是一个因素。它的生存依赖创新。它除了必须维持极高的研发基金，还需要超高效率，极大的工作弹性，甚至一些唯手工操作才能达到的超高质量，这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打造一个超级完美产品，对类似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也已经不仅是追求利润所能完全解释的了。在美国本土，这一切都不可能同样做到。

　　全球化时代制造业的海外转移，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中的事情，不是奥巴马总统要劝就能劝回来。当中国工资提高，工作会向更低的地区流动，大多不会流回美国。下一步就连中国都可能开始向国外转移一部分产业。

　　全球化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只是，发达国家自己的劳工问题都是在近一百年中逐渐解决，以前更不会在意自己产品的海外制作者的境遇。是文明进程本身在推动公众关注其海外工人的状况，并促进改善。在这一波苹果风波之前，不同的西方名牌产品，例如耐克鞋供应链的类似问题，也曾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过。

　　要求大众关注国外低价产地的劳工状况，这是西方媒体近年来一个持续的努力。

　　谁的错？

　　所以，这不是突然而来对苹果的围剿，麦克·戴西早就在《美国生活》节目中，就做过一档《史蒂夫·乔布斯的痛苦与喜悦》，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详尽报道了苹果公司中国供应厂令人忧心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乔布斯一直是大众偶像。他和苹果公司一直宣称有自己关注劳工的价值观，这在苹果公司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可是，现在大家都看到，所谓美国做不到的工作弹性、低价，都在严重损害生产地的劳工权益，这是美国媒体一起开始向苹果开刀的原因。

　　《纽约时报》的报道，引用了苹果内部人员的说法，使得接任乔布斯的蒂姆·库克很生气，他在公司内部向全体同仁发出自己的回应。他认为，苹果公司和他自己，“都遵循着自己的价值观，关心全球供应链中的每一个员工。”那么，乔布斯、他的继承人蒂姆·库克和苹果公司，他们的价值观是不是虚假的？如果我们去细究，库克并没有撒谎。

　　随海外产业链成为常态，美国人也越来越关心产业链血汗工厂问题，所谓产业链，对方工厂大量是外国独立工厂，实际上你管不着。针对这种情况，美国作为产品购买者，能够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督促本国的订购终端。于是在克林顿总统参与下，于1999年成立了“公平劳动协会（FLA）”，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它集合一切可利用力量，包括企业、大学和民间组织等，一起致力于消灭全球范围的童工和血汗工厂。当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集中了此类问题的成衣业和制鞋业。FLA参照国际劳动组织标准，制定了对工作场所的各种规定指标。关键是，同意参加FLA的企业，不仅本身要受到制约，而且其供应链也在同样标准下受到监督。FLA作为独立的监督机构有权对工厂作突击检查。

　　的确，苹果公司在改善产业链的人权状况问题上，有具体的细节措施，例如，苹果一直在发布自己产业链的“人权报告”，主动列出问题；事无巨细地明文要求，自己的供应商要承诺：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要符合国际标准。两年来，苹果公司在FLA的协助下，具体“改善了数十万名工人的工作环境”，两年来培训了一百多万海外员工，让他们了解自身权利，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能站出来申诉。据库克说，在这方面，鲜有哪家公司做得更多更好。他说的没错，二十天前，FLA宣布，苹果公司从2012年1月13日起，已经正式申请，成为FLA的正式成员，向FLA提交了它的全部供应商名单，以供监督。也就是说，以后哪怕记者不调查，苹果供应链中海外工厂的人权状况、改进或恶化，也会不断由FLA监督和公布。而这样主动加入FLA、去接受监督的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是第一个。

　　这次苹果公司的海外供应商苛待劳工的报道，有许多悲惨细节。这一切导致美国出现抵制苹果的呼声。原因就是，对有高道德要求的消费者，唯一出路似乎就是抵制终端产品了。可是，产品也是全球化的，长期、全面的抵制很难做到，改变消费需求也一样难以做到，苹果消费者遍布全球，仅追求一个“酷”字，就足以迷倒一船人。美国媒体很早就注意到，苹果消费者对价廉物美、不断翻出新花样有了越来越高要求，这些要求直接导致工人们部分的恶劣劳动条件。《洛杉矶时报》甚至认为，“苹果没有错，供应商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消费者自己。说到底，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话没错，可是，消费主义盛行，源于“人”之难以克制的本性弱点，也越演越烈。即使真要抵制，最近成为焦点的苹果供应商，它的客户远不止是苹果。惠普、戴尔等等各家著名电子产品公司，都在它的客户名单上。更何况还不止是电子产品，正如《时代周刊》所说，全球化之下，“这不是苹果的独有问题，几乎我们使用的所有产品，都有类似问题。”你想抵制都抵制不过来。

　　似乎知道谁的错就可以纠错，可是，美国报刊们一圈绕下来，又转晕了。劳工权益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产地劳工权益如何保护？

　　全球化以后，这是一个不平衡世界的棘手问题。

　　从苹果公司近年来的努力，直至最近加入FLA，库克的辩解所言不虚。同时，苹果公司的价值观，也会在企业利益和竞争压力面前，有屈从退让，这也是现实。因为激烈竞争也是全球性的。例如，针对一些国家收贿普遍、甚至不行贿就得不到项目的现实，德国就以双重立法应对：法律准许企业家在德国之外行贿不算犯罪。这使得坚守底线国家的企业家在这些地区的竞争受到打击。美国法律守住了这条“不得行贿”底线，其企业家海外竞争力被削弱，也是不争的事实。苹果这样的企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既然无制度性约束，价值观发生暂时和局部退让，是一个必然。

　　相信库克也知道，苹果公司的努力，其效果和问题相比，至今还收效甚微，原因就是双方都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些供应商是独立企业，他们的工厂都不是苹果公司拥有。苹果公司和供应商的关系，比消费者和超市的关系还要远。超市和我们还在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下，苹果公司的独立供应商在外国法律之下。就象我们在网上购买外国厂家商品，对方是否虐待员工，我们自己没有法律责任，我们也无权追究对方法律责任。美国法律不能因海外企业的劳工权益受损而惩罚美国购买者。从法律上来说，苹果公司只是下订单的购买者。所以，以监督改善海外产业链为目标的FLA只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你不参加，就不可以不受它的检查。最终它公布结果，也是良心约束，而不是制度约束。

　　在当下，你要求苹果公司说，只要达不到国际标准的厂家，你就不能下订单购买，等于让它立即在竞争中出局。在道德上，也等同于要求消费者全面抵制道德不达标产品，要求他们花费数倍甚至数十倍，购买“无道德疑问”产品，这是脱离现实的要求。更何况，全面抵制的结果，更大的可能，是导致产地失去引进外资和新技术的开放机会、导致工人们失去工作，落入更糟糕状况。苹果这样的终端能够做的，只是关注和逐步促进改善。

那么，产地劳工权益如何保护？作为后发国家，解决它其实很简单。因为你遇到的所有问题，工业革命后的先发国家都已经遇到过，它们走过无数劳资冲突的弯路，给后发国家提供了现成的法治解决的经验，提供了现成的劳工法、独立仲裁机构样板和执法方式。假如后发国家确实认真采用、尝试了这些经验，然后说是不管用。这个时候，上述问题才正式成立，成为一个真问题。

贺卫方：为什么民主法治可以预防腐败

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

　　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

　　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

　　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

　　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

　　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

　　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一般人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

　　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

　　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外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ZF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

　　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来源:强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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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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