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总45期）
目 录
卷首语
原形渐露的“毛左”与执政党的未来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6307.html
本刊特评
方励之先生永垂不朽！
沉痛悼念《零八宪章》签署人——民主导师方励之先生！
《零八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论坛”严肃声明：
古川、李昕艾夫妇有正常出国的权利！
本刊首发
王德邦：重振民气、收拾民心
——纪念胡耀邦逝世23周年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陈永苗：维权与维稳的对撞已成政治主轴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贾明智：薄熙来是刑事罪犯，但事关制度变革问题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刘逸明：政治摇滚明星薄熙来能否全身而退？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纪念方励之
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和科学家方励之去世
王丹：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因为曾经有方励之而骄傲
美国务院哀悼方励之去世：感到哀伤
方励之：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方励之：89年元6日写给邓小平“大赦天下”的公开信
温克坚：沉痛悼念方励之先生
夏子今：热爱科大的三位校长（节选，节选内容主要有关方励之）
高瑜：方励之永远是“八九一代”的良师
焦点关注——薄熙来
聂元梓：薄熙来是真傻假傻？亲妈都在唱红歌中给唱死了，还唱个啥劲啊！
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新华社（授权发布）：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
张朴 ：“中共5号6号文件摘要：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的通报”
李贤政：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唱红打黑背后原来如此
薄熙来案博讯独家：胡锦涛亲自下令彻查 中共可能启动政改
博讯独家：薄熙来夫妇涉害多人，谷开来恐性命不保
薄熙来案：左膀右臂的王立军闹翻细节内幕
薄妻谷开来有香港身份证和新加坡绿卡
祝振强：“薄熙来同志”打黑怎不见床榻一侧的“黑社会”
弘毅斋主：薄熙来的局限性！
执政党观察
《求是》发表温家宝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栗宪民：如何看待党内民主派——评温家宝的政治改革主张
北京日报：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人民日报》媒体人揭秘《北京日报》奇文“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出台背景
北京全市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北京日报：“总书记”不能凌驾于党中央！
boxun.com/forum/201204/zongjiao/25979.shtml
环球时报：查处违法违纪官员不是“路线斗争”
施文：从“一致拥护”中看到中国民主的希望
乌有之乡
多家毛左网被指违宪、攻击中南海、遭整顿关闭
杨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必须加上民主、法治
司马南是否假冒“一群普通共产党员”写“困惑”并伪造作者?
余小勇：反贪〝毛左〞们原来贪财又贪色
航亿苇：感谢孔庆东100万让暴露极左真面目
思 宁：左派对薄熙来被立案调查的反应（舆情观察）
九州欢乐：如丧考妣孔庆东宣布“洗洗睡了”
重庆观察
黄奇帆主持重庆市政府党组会议 决定认真反思政府工作
重庆人大：薄熙来及其家人发生如此问题令人非常震惊
张德江：干部应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工作人员
思宁：重庆也不称薄熙来为“同志”了
重庆日报：讲清楚尼尔伍德死亡是薄谷开来等个人行为
重庆日报：薄熙来王立军等人违纪违法身败名裂
雷悟：“红二代”的挽歌
改革论坛
往前站：路线斗争还是政治斗争？
孙立平：中国改革的四种思路
杜导斌：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如何改？
于建嵘、李人庆：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实践与政策建议（节选）
张镇强：代表人民才能掌握未来，艰巨哉！
财新观察：改革才能反腐败
汪玉凯：“顶层设计”替代不了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公告天下
王丹等：我們希望回國看看——致中國政府的公开呼吁
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中国已进入危机常态化社会
李庄：神秘的重庆来电“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
“维权网”声明：公民支持政改、呼吁领导人公布财产无罪
人权观察
维权网:维权律师倪玉兰获刑2年8个月，董继勤获刑2年
李昕艾在首都机场遭边检人员“蓄意谋杀”未遂
姚立法：郑州金水区选举委员会剥夺大学生选举权依的哪家的法？
中共改革派网站中选网被“阶段性维护”
维稳警察约女网友群交 被旅游的山东张军得以逃脱
在广州热闹地区高举请胡锦涛公布财产的肖勇等人被刑事拘留
李庄微博透露重庆打黑细节 龚刚模案令人发指
维权律师刘晓原公开“茉莉花”失踪经历
精彩时评
爱德华夏：聊聊李小琳的“幸福”观
九州欢乐：李小琳的皮肤
航亿苇：中国已经到了在南海有所为的时候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
蔡慎坤：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吃喝是谁的错？
熊飞骏：一帮家属都在美国的“汉奸爱国贼”们？
宪章论坛
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缺憾
王锦思：国家级的文革博物馆能建成吗？
茅于轼：我获奖正说明中国成功
茅于轼：钓鱼岛只是荒岛丢掉了于我何干？
宋圭武：理想的自由主义者——茅于轼
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茅于轼：与薛涌商榷
李华芳: 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
民主进程的最大敌人：经济右派
司马荒原：没有民主，“为人民服务”就是最无耻的谎话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往前站：路线斗争还是政治斗争？
以“五不搞”为标志的十年改革停滞，造成问题成堆，民心焦虑，以至于病急乱投医，被所谓“中国回不到文革”的虚假宽心剂麻痹着，或根本就不在乎中国是否会回到文革，只要有所“作为”，这就被薄熙来和“乌有之乡”中一部分人为复辟毛模式、实现其政治目的所利用。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是真改革还是袁世凯式的复辟，衡量标志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权力的制衡、法治的确立、人权的保障(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市场的开放和规则的透明、劳工阶层和先富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教育去政治化、信仰自由和舆论自由，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民主宪政必然会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时不我待!要不然，重庆模式般的复辟企图还会卷土重来。
有关重庆事件的不同解读既反映了看问题的不同视角，更反映了10年来改革停滞、尤其是政改的严重滞后导致的“病急乱投医”的民众急迫的心情。如此广泛的讨论有利于各位看清中国的政局走向，厘清改革的思路，值得参与。
在中国的国情下，路线斗争历来通过政治斗争得到推进，重大政治斗争也历来反映着路线斗争。往前的不说，单是毛主政时期的各次政治斗争无不如此。从高岗事件到彭德怀事件到刘少奇事件，及其间的57年反右和58年的大跃进，既是毛力图维护其绝对领袖地位的政治斗争，也是决定中国前途和亿万百姓生死存亡的路线(或模式)之争。同样的，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改革开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也充满了政治斗争的硝烟。比较来看，毛总是把维护其不容挑战的政治地位的斗争披上路线斗争的外衣，利用当时有强大号召力的共产主义(所谓的把无产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口号)骗得亿万百姓(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为此而勒紧饥肠辘辘的裤带，毫不犹豫地举起鞭子(或刀枪)无情地把同样为了路线之争的同胞们抽打(或砍杀)，“只要主义真”，底线是维护毛泽东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那怕为此中国国将不国，这就是为什么文革伊始“巴黎公社”的模式不为毛采用，毛班底主持的“革命委员会”则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因为“巴黎公社”模式很可能颠覆毛的地位，而“革命委员会”体现的是毛的绝对统治。
相反地，邓小平则制止了被惨痛的实践证明为祸国殃民的“姓社姓资”的路线之争，去“领袖化”，把是否能推进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百姓生活的改善作为唯一的政治标准贯彻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国策之中。两相比较，毛模式与邓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后果之优劣有目共睹。没有邓模式(或邓路线)的实施，哪有今日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
人的本性常常忘记任何事物总有正反两面，任何政治举措也总会带来正面的和负面的后果，关键是要分清我们要的是什么。毛模式带给我们的是均贫和无穷无尽的“与人斗”的生活主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争宠闹剧，邓模式带给我们的是不均富和“各自挣钱奔日子”的生活主调，人人可以站起来。前者足以让以“共产主义”或“大同”社会的幻境画饼充饥的人士和不图自强的懒汉们“感到”满足，但不能使广大百姓满足(正常人没人愿意被饿死)，更不可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后者可以让大多数人(从逻辑上讲，让所有人)凭能力吃饭，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做人的尊严，由此让中国富强起来，但不能使那些“我不富，所以你也不能富”的人们和不思进取的人们“感到”满足。
凭能力吃饭这一朴素的做人准则相信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既然是凭能力吃饭，那就要讲公平公正，就要解决权力腐败(公器私用)、黑社会盛行(拳头或枪杆子里面出大哥)的问题，就要扭转两者造成的腐败盛行、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民生不安的局面，也就是要走权力制衡、阳光政治的民主宪政之路，就是要摒弃假借均贫富的名义重塑个人权威指点江山的毛模式(即重庆模式)。
今天的腐败盛行、分配不公，司法不公、黑社会在部分地区猖獗的局面恰恰是毛模式时期权力专制造成的后遗症。我们不能只记得毛时代基本没有经济腐败(但是家里有人在菜市场或供销社工作的与其他百姓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而忘记千万人被饿死和亿万人饥肠辘辘的历史，或当时基本没有黑社会而没有意识到一个连国家主席都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随意捏杀的社会是最大的黑社会，是黑社会的极致版的血淋淋的事实。
惩治腐败和解决黑社会的问题，应当从制度着手，实施民主宪政，实现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看一下今日的台湾和香港，比较一下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不能接受为了解决一定程度的黑社会而制造出最大的黑社会、为了解决一定的贫富差距而走均贫的下下策了。
以“五不搞”为标志的十年改革停滞，造成问题成堆，民心焦虑，以至于病急乱投医，被所谓“中国回不到文革”的虚假宽心剂麻痹着，或根本就不在乎中国是否会回到文革，只要有所“作为”，这就被薄熙来和“乌有之乡”中一部分人为复辟毛模式、实现其政治目的所利用。
薄熙来不缺高参，而是他低估了有那么多人对文革的厌恶记忆和对民主宪政的理解和向往(这无疑要感谢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和毛时代的惨痛经历)，以及现代舆论平台提供的民众参与度和透明度，以为只要把民主宪政说成是西方的专利，不适合咱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毛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他自然就会成为该模式的领袖人物，到北京高调“登堂入室”。
眼下人人说改革，回到毛模式的复辟之举居然也被说成是改革的一个选项，可见“改革”一词已深入人心，人心思变之切。现在薄熙来倒掉了，以他为标志的复辟毛模式的企图暂时受挫了，本是值得人们庆幸的正确路线的胜利，却有人要淡化重庆模式所体现的决定中国和中国人民前途的路线之争(即，文革的毛模式与改革开放的邓模式之争)，煞费苦心地把它描绘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把它与陈良宇的倒掉相提并论，或把它描绘为地方诸侯与中央的政治博奕，或个人与个人之间谁“入常”的争斗，企图假借重庆模式下以小恩小惠营造起来的所谓“民意”为薄熙来鸣屈，而掩盖薄熙来所代表的重庆模式的核心内容，以待今后时机成熟再行复辟之举。凡真心要求实施民主宪政的善良人们，对此要警惕啊!我们不能出于对“黑箱作业”的憎恨和对改革的迫切心理，就认同这种淡化解读，放松对复辟毛模式的各种企图。惟有堵死复辟这条道，才会有民主宪政的可能。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是真改革还是袁世凯式的复辟，衡量标志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权力的制衡、法治的确立、人权的保障(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市场的开放和规则的透明、劳工阶层和先富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教育去政治化、信仰自由和舆论自由，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民主宪政必然会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时不我待!要不然，重庆模式般的复辟企图还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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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中国改革的四种思路（节选）——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略）
第二种思路：“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 （略）
第三种思路：定型现有体制（略）
第四种思路：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
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当以自信的态度接纳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
最近一段时间，改革的呼声再起。原本在前些年似乎已经破裂的改革共识，又在重新开始凝聚。这一波对于改革的重新呼唤，是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中：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历时30多年的中国改革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在这种停滞状态背后的，就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转型陷阱”。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断积累，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是基于对改革停滞所形成的现状和问题的不满。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革的契机。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启改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选择中国改革的思路和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近些年改革共识一度破灭的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了”的境地，如果在改革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今后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就更加困难了。
下面我们将从不同选择或思路的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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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思路：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
今天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新的改革共识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革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形成改革新共识的这种背景明确告诉我们，现在是不改革已经不行，但按原来的老路子改也不行。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0年后，之所以会陷入“转型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改革模式内在的逻辑使然。如果仅仅是继续过去的改革模式，20年后，我们有可能还会走回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要真正有改革的再出发，就需要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
考虑到现在社会的弊端，考虑到人们对新的改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和前景，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需要执政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以人性和自信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带领我们这个社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人类主流文明。选择这样的一条改革之路，前面将是一片海阔天空。
在实践中，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1）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当今的时代甚至需要一种更强的权力。但这必须以下面的两个条件为前提：第一，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内它应当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越界。第二，越是强有力的权力，越是要置于社会的监控和制约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往往都是与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有直接关系的。（2）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想消灭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有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3）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要实现公平正义，要约束损害公平正义的那些因素，必须依靠法治。（4）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对这个思路改革的最大考验之一。如何对待畸形膨胀的这么大一块国有资产，按照第二条思路很可能是会重演上个世纪90年代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幕。而在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中，则要考虑在破除垄断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处置国有资产，对此，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开始提出种种设想和方案。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中，促进权利平等的改革要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应当认识到，在过去30年的改革话语中，平等的问题一直摆不上位置，甚至有人将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改革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效率相矛盾的，是需要在改革中加以破除的。这也是后来改革走样变形，甚至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改革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也随之破裂。不久前，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建立平等的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当以自信的态度接纳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今日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朝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杜导斌：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如何改？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谈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政改”迅速成为网络热词。温家宝以总理的身份在“两会”这种官方的场合公开谈政改，说明当前在必须迅速实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朝野已经达成共识，政治体制改革不应该再在改或者不改的问题上迟疑不决，摆在公众面前的，是政改到底要改什么？如何改？
政改改什么？就直观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么，自然就是对过去的政治体制有所改变。这个话还可以说具体点，就是对从过去沿袭而来的政治体制中那些阻碍国家前进，妨碍人民利益和社会正义的部分加以改良，以使政治体制能与不断发展的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相适应，避免政治体制成为社会国家发展的障碍。
从更深层次来说，改革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则是革去政治中那些非理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改革的目标，是要努力请理性来主导我国的政治生活。
所谓请理性来主导我国的政治生活，就是要争取使得所有的政治活动全部通过说理来进行，以合理为原则。举凡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诉讼，监督，外交，等等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以理服人，而不是以诈力服人，或以威权压人。
从制度层面讲，就是所有国家公共事务都应该开放讨论，允许每一个公民自由发表意见，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种全国范围的平等的公共论辩中，分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同时发现即将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漏洞，消除隐藏在其中的歧视，防范垄断，遏止法律、政策和国家机关等公器为少数人所把持或操纵，既预防少数人以多数人的痛苦为代价实现其目标或利益最大化，也预防多数人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追求其目标或利益最大化。兑现民众的立法权是实现立法正义，进而也是实现国家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根本保障。立法权的平等分配，是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得到正义的大前提。丧失了这个大前提，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国家机关就会被某些集团所把持和操纵，国家和社会的正义就失去了保障，就会出现一部分人在每个回合的博弈中都能确保成为赢家，另外的国民则长期一直沦为输家。
大社会公共论辩的成果，交给民意代表机构议决。任何政治生命掌握在民众手中的人民代表，绝对不可能去迎合“境外敌对势力”的需要，也不可能对无视民众利益的权威唯命是从。他只会忠实于自己的委托人。民意机关里公开辩论的程序有利于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代表人为本阶层或集团主张权利，驳斥对本阶层人、本集团利益构成侵害的立法设计，保障权利的同时，还能促进各方利益得到均衡照顾。对每一条款以多数通过的程序设计是理性的杰作。这种程序自动把只有少数获利的法案排除在外，保证每一次议决的结果都是多数获利，保证每一回合的公共博弈中，社会和国家的总和为正数。否决和搁置法案的程序设计，表面上妨碍效率，实际上却是防范不义法律政策被强制推行，造成利益分配失衡导致国家社会分裂矛盾激化的堤坝——是一个巧妙的维稳设计。
理性主导政治的目的，就是实现正义。
在某些人士笔下，政治体制改革被描述得要么极为玄乎，要么极为恐怖。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可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论近似于《老子》的方法论：无为而治。政府，执政党少作为，放手让公民多作为。政府在政改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扮好“守夜人”的角色，使用好国民交给政府统一管理使用的暴力资源，对社会博弈中出现的非理性行为依法给予处罚，对公民一切理性行为给予尊重和保护——对每个国民均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所谓“无偏无倚（党），王道荡荡”。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改？简单到如此，而已！
从渐进的，防止社会失序，也就是所谓维护稳定的角度说，现在需要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少数人获得的权力太多太大，另外的大多数人权力几近于无。少数人的权力全是从大多数人的权利中攫取的。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少数人掌握的过多过大的权力归还给大多数人，实现国民间的博弈在平等的平台上公平进行。这些集中起来的权力是通过体制中的各种非理性设置，和大量显失理性的法律政策获得的，一系列显失公正的、非理性的法律法规政策就像一条条捆索，把那些失去权利的多数国民的手脚捆住，从而使显失公正的博弈得以安全长期反复进行。现在要进行改革，就必须从两个方向来实现平权，一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要逐步废止那些维护少数人特权的体制和法律法规政策，二是公民要起来主动挣脱捆绑在身上的绳索，增加在公共政治中的权重。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府要做减法，公民要做加法。一减一加，两个方向一齐用力，公民和政府将最终处于一个平等的平台上，从而真正实现政府不在人民之上，不在人民之下，而在人民之中，如此，理性和正义就必将来临。
（本文首发《凤凰周刊》。该刊以《让公共理性主导中国的政治生活》为题发表时，因篇幅超过版面要求，略有删节。此处发表的是全文。）
本文作者：杜导斌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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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李人庆：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实践与政策建议（节选）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与问题(略)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争论、误区与进展状态(略)
三、户籍制度改革：各地实践(略)
四、结论和改革建议
户籍制度既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既是利益权益的问题，更是关乎自由迁徙等一系列基本权利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既是一个关乎个体和地方发展的问题，更是关乎整个中国能否走出困境实现未来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表面上看，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户口问题，但实际上是附着在户口背后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对农民歧视性的政策，是对基本权利和权益的侵犯；从表面上看，是户口准入和居住准入的问题，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能否进入，而在于进入后能否获得同等的待遇，否则户籍制度改革只是一场文字游戏。
户籍制度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的社会公民权。所谓社会公民权是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中的核心规范理念，代表的是国家对于公民面对社会风险时所负有的责任，以确保其生活福祉。社会公民权这个概念指涉的是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或服务时，如何界定命运共同体之中不同成员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在现代的认知中，这个命运共同体便是指民族国家，将社会公民权和政治、经济等其他面向的公民权利结合起来，在国家疆界内受到主权的保障。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尽管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源分配的政经机制不同，这样的空间意涵也没有改变。户籍制度中的“城镇/农村”区隔无疑是界定社会公民权的关键范畴，将市民与农民的相关社会权区分成两个世界，形成中国福利体制的“一国两制”，在国家疆域内用行政力量形塑出鲜明的阶层化社会公民权。地区性福利制度的兴起，重新划分了社会公民权身份的界线。地方政府在依据中央政府指示推行新的社会政策或是进行相关试点时，往往以自己的行政区划作为福利项目享有的界线；于是我们观察到“本地/外地”正成为一个更为明显的福利权利/义务边界，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正在更细致地分化为不同的“福利地区”（welfareregion），重新界定着社会公民权的形式与内容。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种社会公民权确立过程对于缓解社会冲突，对于国家认同、国家凝聚力和国家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实现代际更新。从代际关系来看，19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一部分农民“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成了最早的一代农民工；1990年代，随着沿海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又分为两个非常明显不同的群体：一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下过田，绝大多数仍然把回乡务农作为最终的归宿；另一部分则是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出来就进城务工。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需求，渴望继续学习，重视技能培训，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些把融入城镇作为最终归宿的进城务工群体，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大量80后和90后的加入，这部分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目前约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已登上了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十分现实的困境。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成为城里人的强烈愿望，有的也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可他们就是不能获得城镇户口，只能在长期打工的城镇暂居，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没有资格同城镇居民一样获得最基本的教育权利；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能力购买城镇的住房，甚至不能租住一个可以进行简单家庭生活的空间。由于文化上的原因，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了渴望，却很难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的文化生活，甚至不能获得基本的信任，遭受到各种歧视。凡此种种现象，一直客观存在并越来越严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央已提出了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一任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则是关键。据悉，2011年2月底，一份经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并内部下发的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已经为未来户籍制度改革指出了方向，定下了调子。根据文件精神，未来的“户改”仍将采取“渐进式”改革，不少人期待的“自由迁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不能实现。不过，各地在遵循中央“户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综合本地的资源禀赋和城市化策略，推行适合本地的户籍改革举措。
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刀切，需要因地制宜和鼓励创新，也需要法律制度的配合和中央的顶层设计以及系统性的制度安排。通过梳理重庆、成都、广东三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做法和领会中央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改革的精神，可以看出，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让农民工和农民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让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使经济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城市经济更有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挥城市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乘数效应，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要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扩大城市福利覆盖面，实现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盖，进而通过人口分布转移，减少农村人口，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缩小城乡福利差距，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市化政策和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与土地、人口、财政政策改革相配套才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认为需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为深化和全面推行跨地区或全国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准备：
第一，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注重城乡社会保障特别是低保的制度衔接。
第二，加快农村宅基地的确权改革，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保障农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和权益，包括土地的继承抵押和转让的权利，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建设和土地流转。
第三，大力开展城市廉租房的建设，促进低收入阶层的人口城市化。
第四，着力优先解决农民工二代的市民化问题，废除对他们在教育、医疗、工作、住房等方面一系列的歧视性政策，促进他们融入城市，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
第五，修改和完善相关政策法律，以常住人口作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和法律依据。对于人口城市化问题比较突出和财政比较紧张的城市，国家应在政策上和财政上予以相应的支持。
第六，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土地和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样才能实现户随人走，相应的福利保障也能够随着走。目前的人口流动是单向的流动，从福利低的地区向福利高的地区流动。各地需要为乡村和中小城市创造出一定的特色优势，鼓励人口的双向流动。
第七，户籍制度改革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城乡制度的一体化，应着力清理本身不合理的区域性政策，如入学和高考制度等，将过去注重效率取向的制度选择调整为注重公平取向的制度选择。
第八，户籍制度改革关乎公民社会权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不能仅限于地方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应从国家建设和公民权的角度来制定户籍改革的相关法规，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基本公民社会权。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应当负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人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本文为节选，全文阅读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2040156741.html
张镇强：代表人民才能掌握未来，艰巨哉！
本文发表于2011-7-12
我是从1949年我党建立新政权以前，跟着党走过来的一个有58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对半个多世纪亲历的反思结果是，我们从来没有完全代表过人民。
中央特别是地方政府却利用农民无土地所有权，随意征收征用农村土地，大发土地财，更给许多官员和土地开发商联手压榨农民，发大财的机会，造就了上千万因土地而发迹的亿万[富翁。这一过程，实际是对农民的血淋淋的剥削，比过去所谓地主剥削农民要残酷得多。
由少数权贵包括相当一部分世袭权贵在几千万各类精英和公务员的支持下，在所谓人类最优的中国治理模式的名义下，顽固把持各级政权不放，拒绝任何实质性的向人民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治理模式转型的政治体制改革。某领导人公开宣布“五个绝不搞”就是证明。这是最要害最致命之点。它完全违背人类良心和良知，违背世界民主潮流，与所谓代表人民利益背道而驰。要他们放弃这“五个绝不”，更是难上加难。
唯一的出路在于温家宝总理所一再倡导的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权于民。
7月7日，《人民日报》评论部发表了《苏联解体殷鉴不远，只有代表人民才能掌握未来》的短评，说了一些真话，提出了值得全党警醒的恳切期望，这对全党是有益的。
但也许是短评之故，一些重大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未深入展开，给人的感觉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本文无意评析全文深浅及其价值，只就“只有代表人民才能掌握未来”这一观点，谈谈怎样才能代表人民和我们党还能不能代表人民?
“评论”依据苏联解体前的一次问卷调查，当时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只占4%，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认为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85%。评论指出，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注定要“雨打风吹去”。这无疑是正确的认识。遗憾的是，苏共为什么后来不再能代表全体人民了;一点也没有交待。这样浅尝辄止，不敢深入击破，就有失文章的有效启迪和教益。
而且我还认为，苏共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俄共(布)也根本不可能代表当时的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全体人民。因为苏共始终是一个从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它所执掌的政权也必然是这样性质的政权。只要它不改变党的性质和名称，它就永远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说一个搞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政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符合逻辑，没有道理的。
由此也可断言，世界上所有走俄国人的路的政党，都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党也不例外。
不妨先略为回顾一下我们党究竟代表了人民没有?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绝非三言两语或几千字的文章所能说清的。我是从1949年我党建立新政权以前，跟着党走过来的一个有58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对半个多世纪亲历的反思结果是，我们从来没有完全代表过人民。因为我们一直是搞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我们的党章和宪法至今还有专政的字眼，它怎么会代表全体人民，怎么能代表全体人民?我们从建党之日到改革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搞的各种政治斗争和经济强制运动，造成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达8000万人至一亿以上，有的说远不只此数。其中20世纪50-60年代之交的三、四年内被活活饿死的人(主要是农民)就达3000万至4000万。仅凭这一人为灾难，只要稍有良心良知和理性的人，能承认我们党代表人民利益吗?
我们党历来被认为是获得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而取得政权的。因为我们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政权得手后，也确实把地主、富农(部分)的土地无偿分了给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曾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但我们很快又强行把农民的土地全收回来，实行集体化，实际又剥夺了每个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我们的最大理由是，集体化可以防止阶级两极分化，让农民集体致富。而结果并非如此，大多数农民仍处于贫困半贫困状态，中央特别是地方政府却利用农民无土地所有权，随意征收征用农村土地，大发土地财，更给许多官员和土地开发商联手压榨农民，发大财的机会，造就了上千万因土地而发迹的亿万[富翁。这一过程，实际是对农民的血淋淋的剥削，比过去所谓地主剥削农民要残酷得多。现在暴力强制折迁，逼人自杀自焚，层出不穷，也是证明。已经有几千万农民被逼至既无土地房屋，又无其他生产手段和技术，飘浮于城市的一无所有的打工者。这一切还能说我们代表农民、代表人民吗?
说到这里，有些辩护士们会立即喝斥我，所谓代表人民利益，指的是从根本上和长远利益上或最终目标上来说的，不能只从眼前和短期角度上看问题。不错，眼前和短期的利益受损，有可能是为着争取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但什么叫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呢?它总要有个时限，不可能遥遥无期地无限吧。
从1949年新政权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里，应该可称长远和根本了吧。但我们在这个时段里，不仅制造了非正常死亡近一亿人，还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贫穷困苦的国家。这能说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吗?
不错，1978年起，我们认识和纠正了部分错误，大胆实行改革开放，走半市场经济道路，不仅救经济于彻底崩溃，而且出现了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惊人成果，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确有相当大的改善和提高。人们当然可以借此说我们党代表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忽视或避而不谈这一巨大成就付出了多么沉重而惨痛的代价啊!这些代价，在国内国外，几乎无人不晓。概而论之是，贫富差别空前扩大，我们是超过美国的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大的国家，国民财富或经济发展成果，绝大部分落到了极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处在相对艰难困苦中，包括部分人的生存生命权无保障;为了快速取得和显示经济奇迹，实行竭泽而渔，现有资源耗尽得差不多了，甚至透支了几代人的生存资源，我们是这几十年资源耗尽最大最快的国家;为了经济飞速发展，根本不考虑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后果。我们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世界上2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6个在中国;国民的人性沉沦，道德沦丧，正常健康的信仰尽失，偷盗抢劫，自杀他杀，以暴力和武力对付人与人、群众与群体、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成了常态，社会正处于彻底瓦解崩溃的边缘。长期以来，官员贪污腐败之普遍之严重，不是世界之最，也是世界之最之一。仅从这几方面看，能说我们党代表人民吗?
不过，从《人民日报》评论“只有代表人民才能掌握未来”这句话看，似乎也承认我们的过去并未代表人民，如要掌握未来命运，必须从现在起真正代表人民。那末，从现在起，我们党还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呢?我的看法是难!难!难!
但这也是个大题目，无法三言两语来回答，只能择要害点到为止。
一、国民财富的绝大部分已落入少数党内外权贵资本和利益集团手中，只有他们以各种形式自动吐出相当一部分来，才能表明他们愿意代表人民利益。而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二、国家一切资源和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少数权贵资本和利益集团手中，成为他们在增进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旗帜掩护下，不断积累和扩大个人和家族财富的有力手段。要他们放弃这一手段，也是很难的。现在加紧实行“国进民退”方针就是最好证明。
三、由少数权贵包括相当一部分世袭权贵在几千万各类精英和公务员的支持下，在所谓人类最优的中国治理模式的名义下，顽固把持各级政权不放，拒绝任何实质性的向人民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治理模式转型的政治体制改革。某领导人公开宣布“五个绝不搞”就是证明。这是最要害最致命之点。它完全违背人类良心和良知，违背世界民主潮流，与所谓代表人民利益背道而驰。要他们放弃这“五个绝不”，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只有坚持这些，才能保障他们的第一、二两点和其他更多自利措施的推进。
从权力当局以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罪等莫须有罪名，大量拘留和判处政治异见人士徒刑等措施得到有力证明。连近期很多依据宪法和选举法规定自荐竟选县乡人大代表，个别民营企业家愿出资1亿人民币作廉政保证金，自荐竞选市长，当选后不拿1分工资，保证不许城管打老百姓，严惩贪官等等，竞也遭到地方权力的压制、恐吓，莫名其妙地被消失了。可见权力当局是多么不容公民分享权力，多么害怕失去权力!
正因为过去和现在的绝大多数掌权者都抱着长期垄断权力，以图一己、家庭和集团之私，所以他们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全体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后的年代，由于资本利润的引诱，利欲对人的心灵的侵蚀，利益集团的形成，我们几乎完全谈不上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无穷无尽地侵犯人民的利益。不妨从无数国内外的评断中引用几例来佐证吧。
今年4月22日，美国盖洛普民调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盖洛普所称的生活“美满”一档，而71%的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17%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困苦”。
美国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说：“中国做得很好，但同时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困。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的日收入不到6美元。13亿人口中的10亿以上过着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当然也有6000万人的年收入达到2万美元，但这些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5%。这不是真正的中国。”
再听听我们党内一位高官之见吧。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6月20日在给5000名党员讲课中坦陈，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银行高管一年薪水几百万，有的银行老总一年可以几千万，“而上海最低工资线是一个月一千两三百元，这可是几百上千的差距!”“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的铁道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的索取，若干亿的回扣……”。
以上是因经济收入的分配不公造成前所未有的贫富差别而招致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严重不满和不信任。更重要的是权力滥用，司法不公造成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侵犯和践踏而导致的群体性抗政府事件。它不仅是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威胁政权的生存。某学者调查统计指出，国民党崩溃时，群体事件是4万起，我们在提出维稳路线时，群体事件是8-9万起左右。但这时的人口比国民党崩溃时多了三倍，所以在数量和单位强度上相对平衡。但现在群体事件比国民崩溃时高了五倍，在数量和单位强度上已超过了国民党崩溃时的状况。德国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魏劳赫博士指出，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安全所建立的由戴笠领导的秘密安全单位如军统也只有1600人。但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短暂的夏天，仅北京一个城市就有8万多秘密的国家安全人员。和平时期的一个城市，国安人员居然几十倍于战时的全国政府，这说明政府已经非常害怕民众。
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下，我们还能有望代表人民，掌握未来吗?
那末，还有没有出路呢?有!唯一的出路在于温家宝总理所一再倡导的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权于民。坚持所谓集权制的“中国模式”只能是倒退和招致更大的灾难。但我坚信全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模式最终会战胜所谓的的《中国模式》。只喊代表人民，却不实行“权为民所赋”的全民选举和罢免的民主自由制度，即使重复亿万次，也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是永远无法代表人民，掌握未来。不信，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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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观察：改革才能反腐败
来源：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13期
战胜这种抵制，只能依靠建立在人民觉醒和支持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需仔细规划。可以采取渐进而有力的措施，在法治化、制度化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党政权力，落实“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承诺，启动民主化改革进程。
今年3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申：“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在加快改革的吁求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在中国改革的临界点上，温家宝总理的这番讲话，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共鸣。
认识到腐败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几代领导人，对腐败危害的认识是一致的。习近平副主席近日提出“坚决把已经丧失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进一步显示，在这一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中共反腐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
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已连续召开过十次廉政工作会议。对于腐败危险性和反腐败的迫切性的认识逐年深化。自2010年开始，温家宝总理多次发出腐败将导致“人亡政息”的告诫。2010年“两会”前夕，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说：“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在同年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表达过与今年廉政工作会议上类似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最大危险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2011年，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说，奢靡浪费和形式主义也是一种腐败行为，同样“能导致人亡政息”。
中央领导人一再提及“人亡政息”，源自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1945年，针对黄炎培提出的“周期律”问题，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找到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共建政之前倡言民主，无疑是顺应现代政治文明潮流的正确论断;在60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是防止堕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陷阱的根本保证。
腐败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集中而又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反腐败，从根本上说，就是制约权力和有效地监督权力。实现这一目标，最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推进民主，完善法治。这已不是“让不让”的问题，而是中共的郑重承诺，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
长期以来，执政党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上至成克杰、陈良宇，下至普通公务员，被绳之以法的贪官污吏为数甚巨。然而，腐败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腐败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在每一起群体性事件背后，几乎都能发现腐败分子的掠夺之手。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寻求突破困局之策。
胡锦涛总书记年初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提出要求，“注重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长效机制。”但是，应该承认，迄今的反腐败措施，更多是就事论事，对于产生腐败的体制、机制，重视程度和改革力度还有所不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固然精神可嘉，但是，如果不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体制温床，反腐败形势只会日益严峻。
温家宝总理此次宣布的廉政工作六项重点，大多与如何制约党政机关的权力有关。其中，针对社会呼声比较高的“官员财产公示”，提出要“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虽然距离“向社会公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迈进了一步。回顾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我们不得不说，迈出这一步是艰难的。由此可以看出，要真正做到“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绝不会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它一定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制。
战胜这种抵制，只能依靠建立在人民觉醒和支持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需仔细规划。可以采取渐进而有力的措施，在法治化、制度化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党政权力，落实“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承诺，启动民主化改革进程。毋庸讳言，这一过程将是复杂的和充满风险的，一些人视之为畏途。但是，30余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变化，为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以反腐败为突破口，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窗口已经打开。
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中共十八大将在今秋召开。值此新的领导集体即将诞生的关键时刻，温总理这番峻急而恳切的讲话，不仅表明本届政府尚在为未竞的政治使命负轭前行，也可以视作本届政府的一项政治嘱托。
汪玉凯：“顶层设计”替代不了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一方面我们口头上声称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强调要营造改革开放的氛围；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在自觉不自觉地否定某些价值，甚至连早已被全社会广泛接受的人类有共同的文明这一点上都在不断后退。这种文明既包括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共同的社会文明、经济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比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这些重要的文明理念和价值，近年来，在我们的一些报刊上，不时地出现一些批判这方面的文章，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一、什么是顶层设计？
自从中央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概念后，有关顶层设计的问题，在各个层面上被广泛使用。但是究竟什么是顶层设计，中国改革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以往忽视了顶层设计还是其他什么，在改革处在困难的胶着期，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和认识顶层设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和认真对待的。
就顶层设计本身来看，这一概念原本并不是专门针对改革问题出现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 就是说，要完成一项大工程，就要实现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部件标准化等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视觉出发，对项目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统筹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工程学概念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是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法。
从我国实践看，顶层设计在前些年的电子政务建设中被广泛应用，主要强调电子政务要避免重复建设，突出规划战略的地位，以及实现这一战略规划的具体实施路径。早在2005年，笔者就曾撰写过一篇《电子政务需要“顶层设计”》的文章，并刊登在当年7月的《信息化建设》杂志上。文章除了阐述电子政务“顶层设计”基本内涵等外，主要强调我国在电子政务建设中坚持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按照笔者当时的理解，电子政务的顶层设计，主要是指在电子政务建设中要突出电子政务的总体规划和业务流程的再造，并把顶层设计作为实现总体规划的手段，最大限度地避免部门各自为政、系统林立，造成信息难以互通、资源难以共享的局面。
“顶层设计”被引入改革领域，从中央文件看，首见于“十二五”规划，后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中进一步被强调。其核心理念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必须进行整体谋划，除了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等改革以外，还应该特别注意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以及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等。因此，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的改革，就必须有整体谋划，进行高端的顶层设计。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实际就是对未来中国改革的整体谋划，也是从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站在国家的层面，对制约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提出解决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以此作为规范各类具体改革的标杆，作为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二、防止顶层设计被泛化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了顶层设计有被泛化的现象。比如从中央提出顶层设计的概念之后，许多行业、部门和地区也都在使用顶层设计这一概念，比如经济、社会、行政、政治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甚至具体到某一领域和地区，如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等行业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省、市、县等不同层级改革的顶层设计等。这一现象好像给人们造成某种错觉：似乎近年来中国改革困难重重、裹足不前、畏首畏尾，主要是因为没有搞好顶层设计造成的，只要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就会一往无前、摆脱困境了。
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觉。在笔者看来，改革要注重顶层设计是当然的，也是我们通过长期的改革实践得出的重要结论。但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远比要突出改革的顶层设计复杂得多。即使就改革的顶层设计本身来看，重要的大概也不是某一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而是整个改革的发展逻辑、内在结构的突出所致，未来中国的改革，很难再靠单一领域的改革突破带动其他改革前行了。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对下一步中国的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从改革的发展逻辑看，中国的改革是以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起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干展开的。尽管改革的内容广泛，涉及领域众多，但其他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或开辟道路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然而，到了2005年后，情况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其重要表现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困难，政府问题乃至政治问题越来越成为改革的阻力。基于此，2005年中央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做出了“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的判断。这意味着，改革的发展逻辑发生了明显变化，政府改革被历史地提上了重要议程。
从改革的内在结构看，中国的改革无疑是全方位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在实践中明显地感受到改革的内在结构有明显的不匹配、不平衡的问题。其中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短板效应尤为明显。因为，当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不能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即使再好的经济改革方案，也许都无法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去实施。也很难获得政治层面的保障，如何使改革内在的结构更加合理、平衡，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正是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注重顶层设计，决不应该是某种单一领域的顶层设计，而是综合性的顶层设计；不是地方某一层级上的顶层设计，而是中央层面全局性的顶层设计。如果不是这样的顶层设计，即使方案设计的再好，也很难解决中国改革面临的困局。
三、好的顶层设计，要有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当然，解决了全局、综合性的顶层设计，也不意味着改革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中间最关键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思维去进行顶层设计，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恰恰在这点上，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这中间，最重要的恐怕是一个价值认同的问题，更是一个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势”的问题。比如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在笔者看来问题的要害在于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从1978年后积聚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势”似乎已被淡化，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沉闷左化的状态，改革开放在这样的“势”下面陷入低潮是必然的。正在是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头，邓小平力挽狂澜，再一次把中国改革放开的航船拨向一个新的市场经济的航道，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空间。试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今天仍然在计划和市场、“姓资”与“姓社”的争论困局中不能自拔，中国能走到今天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改革的困局，从本质上说，决不是某一领域或者某个层面的微观改革的问题，也不是某一方面具体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问题，而是现实社会所所营造的是一个什么样“势”的气场问题。
具体说，就是这个“势”继续要沿着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勇往直前呢，还是想用一种回归传统的左“势”来矫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方向呢？如果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都很难达成共识，形不成顺应历史潮流的“势”，符合多数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势”，甚至容忍一些左“势”干扰大局，就很难拿出好的顶层设计方案。退后一步讲，即使有了这样的顶层设计方案，也很难被付诸实施。正是在这样的关键环节上，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某种摇摆和举棋不定：一方面我们口头上声称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强调要营造改革开放的氛围；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在自觉不自觉地否定某些价值，甚至连早已被全社会广泛接受的人类有共同的文明这一点上都在不断后退。这种文明既包括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共同的社会文明、经济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比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这些重要的文明理念和价值，就是人类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尽管这些文明的具体实现形式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和不同，但是不应该否定这些文明本身。近年来，在我们的一些报刊上，不时地出现一些批判这方面的文章，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现象细想起来，与当年计划与市场、“姓资”与“姓社”的争论是多么的相似，也显得十分愚昧。这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另一个真理，即改革不进则退，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很难进行到底，即使取得的成就也可能得而复失。正像我们早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文化大革命”仍然可能在中国死灰复燃一样。这些年，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如国有企业强势扩张、民营经济发展困难重重，政府于民争利，公权力腐败泛化等许多现象，都是改革不进则退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我们承认改革进入深水区，进入攻坚阶段，需要更大胆地出击，另一方面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一些列重大的综合性、实质性改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一方面我们说要敢于对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对垄断行业吞吃老百姓的福利进行调整和改革，另一方面，我们又在自觉不自觉地强化垄断行业的地位，强化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受到政府行政权力的威胁，另一方面我们又下不了决心限制政府强势；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过大等引发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我们的又没有足够的底气与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宣战，出台能够让普通民众认可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改革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是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也许更重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国的沉闷左化的“势”，重振改革的雄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没有被夭折的危险，这一点，也许更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公告天下
王丹等：我們希望回國看看——致中國政府的公开呼吁
中國政府相关部門：
我們是一些因為參加過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而流亡海外的中國人。我們因為政治原因，或者被拒絕延期護照，或者被直接吊銷護照，或者被拒絕入境，總之，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
我們認為，回到自己的祖國，這是一個國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作為執政者，不應當因為我們與你們的政治見解不同就剝奪我們最基本的人權。中國現在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而保障人權，推進民主，更是我們所有國人的期望。
因此我們再次公開呼籲，希望你們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放棄因為政見不同就不許回國的舊的做法，以各種有效的方式允許我們回國看看。我們願意本著公開，誠意的原則就此問題與政府有關部門對話，討論具體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王丹 胡平 王軍濤 吾爾開希 吳仁華 項小吉
2012.4.6
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中国已进入危机常态化社会
2012年04月14日 04:34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杜强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发布了《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报告指出，2011年全年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网络热点事件总计349，平均每天0.96个，中国已进入危机常态化社会。
南都讯 记者杜强 实习生叶雨阳 发自北京 昨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发布了《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报告指出，2011年全年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网络热点事件总计349，平均每天0.96个，中国已进入危机常态化社会。
报告显示，去年全年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网络热点事件总计349个，2010年为274个，2009年仅有248个，社会舆情事件数量不断攀升。报告数据显示，在我国危机已不再是单个随机事件本身，而是环境、秩序、规则的系统性破坏或错位，作为一种社会常态存在。
报告指出，微博是2011年舆情事件的第一大信息源，占比达20%以上，成为第一大舆论场。报告评价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微博或将直接改变中国社会生态和政治语境，让强势一方做事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反应，微博所推动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平衡。”
报告还显示，2011年中国百姓最关注的问题依次是民生、公共安全、社会责任、环境生态安全等。受国内CPI不断高涨、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民生问题成为百姓关注的头等大事。而去年频发的校车事故和多起重大车祸，使公共安全成为公众关注焦点。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则是受到小悦悦事件、搀扶老人被冤枉事件的影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据了解，该舆情报告是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从2010年起每年度以舆情蓝皮书的形式推出的系列报告。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李庄：神秘的重庆来电“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
李庄按：接到一个自称是重庆体制内的人电话，告诉我一些事情，声称其目的一是想为中国的法治尽一点力；二是想提醒要我注意，那些人手段卑劣，做事没有底线。我无法评判其动机是什么，甚至怀疑是“钓鱼”的陷阱。我也无法考证他所说的是否属实。为了不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倒退到诸如“文革”那种法治荡然无存、人权横遭践踏的时代，我将记录整理并发在这里。如其所言为实，也好让世人看清重庆打黑的真相；如其所言不实，则希望知情者或相关人澄清，谣言止于知者。
特别声明：基于上述原因，我无法对以下文字的真实性作出考证和评判，故不对其真实性负责。
刘老师：
我是重庆体制内的人，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不知道对你或你们是否能有帮助，只是想为中国的法治出点力；还有那些人手段卑劣，作事没有底线，你们要特别小心。
一、重庆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虽然薄、王倒了，副局长郭唯国、李阳和一名党委委员也被中纪委带走了，但是他们扶植的力量还在，还把持着重庆特别是公安系统的重权，继续着高压政策。他们手上沾满了重庆人民和体制内人的鲜血。大家还心有余悸，十分害怕。
二、你们搞的那个淮南打黑第一案，重庆公安局有人特别害怕。你的文章（就是《义无反顾，抗争下去》那个）发了以后，G两次秘密去淮南，要和你们律师团斗争到底。
三、你知道G为什么能调到重庆的吗？淮南公安局先后五次到重庆学习打黑经验，其中两次是G亲自带队的，王也亲自邀请他去考察学习。王很欣赏G，G给薄写了效忠信，认为薄是几十年不遇的领袖，十分崇拜薄的重庆模式。
四、他们那些人心里不认错，更不认输，认为只是打了个平手。还在反扑，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相当的政治背景。
五、李庄案是薄亲自定调的，认为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如果不把李庄打下去，让律师们得逞，重庆的打黑就会受到普遍的质疑。李庄案开庭时，薄都在看着现场的录像，专门拉了一根线。李庄案第二季时，薄气得摔了杯子，把王叫来骂了一通。为此处理了三个人，包括江北分局局长何内平（音）、政委戴月高、副局长李昌荣，李现在都抑郁了，在沙坪坝当民警。
还要特别告诉你，律师里面也有坏人啊，并不都象你们一样追求正义。李庄案就是你们律师出的计谋。当时，郭副局长出主意从东北请来两个律师（不是你们知道的王，是另外的两个人，名字先不告诉你），这两人研究后，认为只能从龚刚模身上作文章，让龚反咬李庄。这两人在重庆时住在警苑饭店。吃喝玩乐全由江北分局买单，并且每人拿了十万元的咨询费。
(李庄的博客说明：如果有人转载、复制，务必连同按语一并转载。)
以上转自李庄的博客，发布时间是 2012-04-12 15:20:10
“维权网”声明：公民支持政改、呼吁领导人公布财产无罪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刻释放肖勇、欧荣贵、杨崇、黄文勋等被拘押的公民，还他们以人身自由，并切实保障他们的各项基本人权；
二、追究那些打压支持政治改革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依法对受害人作出国家赔偿；
三、顺应民意，本着为国家谋求长治久安的政治责任感，立刻启动切实的政治改革，克制腐败，建设清正廉洁和保障人权的政府。
4月2日下午，中国公民、湖南籍维权人士肖勇先生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现羁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另有在广州的网友和维权人士广东惠州人黄文勋、广西桂林人欧荣贵、江西九江人杨崇等人也分别被警方带走拘留。据悉，本次广东当局大肆拘押维权人士原由是3月31日10多名中国公民在广州龙洞举行支持温家宝政改与呼吁胡锦涛公布财产的活动。“维权网”对广东当局悍然打压公民维权行动、侵犯公民言论、集会自由权利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和严正谴责！
3月31日下午3点半左右，在广州的广西桂林人欧荣贵（电话15622160187）、江西九江人杨崇（电话13660838040）、广东惠州人黄文勋（电话18028535991）及网名小刘、老田、李总、老罗等10多名网友相聚于广州天河区龙洞步行街，带着各自准备的“没有选票，就没有未来”、“有选票，未来会更好”、“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法制、民主、选票、共和”、“胡锦涛带头公开财产”、“请政府真心加油政改，开放五禁”等大字的宣传单和告示牌，向路人讲解关于选票与普通公民的利害关系、公务员公示财产的必要性、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宪政等相关的常识以及公民支持温家宝政改的态度与民族未来的关系等等问题。吸引了上千民众围观、交流。
4月1日，租住在广州海珠区新凤凰新村新街29号的广州公民黄文勋就被房东告知警察要他搬家。当晚22：40分左右，广州一位温姓女国保警员带队到黄文勋住处，据当时现场录下的对话：温姓女国保问：“你保证过不参加31日的活动的，为什么还去了？”黄文勋答：“支持温家宝政改有罪吗？犯法了没有？如果没有，你们凭什么抓我？”温姓女国保说：“你还嘴硬，等会儿让你知道厉害。”随后，黄文勋就被带走。
湖南省武岗市籍在广州工作的维权人士肖勇，3月31日当天正巧在龙洞看到公民支持政改的活动，于是参与了围观，并在网络上转发了一些网友的拍照。4月2日他就与家人失去联系。当晚10点多钟，肖勇的妻子下班回家，发现家中有被人翻查的痕迹，电脑主机也不见了。4月3日晚8点左右，两名自称是“国安部门”的人，找到肖勇的妻子送达了广州市公安局出具的刑事拘留通知书，《拘留书》中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肖勇涉嫌“非法集会”对其刑事拘留，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落款日期是2012年4月2日18时。经当地维权人士多方打听，陆续了解到参加3月31日活动的欧荣贵、杨崇等人也被广州警方带走，并先后被拘留。
肖勇出生于1975年，大专学历。原是湖南省武岗市一家企业的干部，因带领职工维权，在当地遭到打压，被迫外出谋生，先后前往北京、广州等地参与公民维权活动。在北京奥运会、广东亚运会及大学生运动会期间，他都被警方遣送回老家软禁，也曾几次因参与维权被警方传唤、拘留及抄走电脑。这次因为参加3月31日支持政改活动的围观，又被刑事拘留。而本次其他一些因参加3月31日活动被拘的人士，大多是对社会富有责任心，长期关注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青年，他们有感于温家宝先生在3月14日答记者问上对政改的倡言而起来呼应，以期促进中国社会民主，落实公民人权，于是相约依法采取这种和平、理性的街头宣传形式。
3月14日，全国两会闭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温总理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此次10多名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精神的公民在广州举行的宣传活动正是为了响应温总理的号召，以实际行动表达中国人民支持政治改革和建设廉洁政府的意愿。
广州一批公民参加支持温家宝的政改倡言，呼吁国家领导人率先公布财产，要求落实选举权等公民基本权利，完全是合法、合理的，是践行公民言论表达权、集会权、监督权等等宪法权利。广东当局对此的抓捕打压，完全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违反《人权捍卫者宣言》第5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和平聚会或集会”，第8条“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也违反中国《宪法》承诺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同时还违反中国政府一再宣示的“依法治国”与落实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以及近年中央一再公开表示要“努力推进政治改革”的精神。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刻释放肖勇、欧荣贵、杨崇、黄文勋等被拘押的公民，还他们以人身自由，并切实保障他们的各项基本人权；
二、追究那些打压支持政治改革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依法对受害人作出国家赔偿；
三、顺应民意，本着为国家谋求长治久安的政治责任感，立刻启动切实的政治改革，克制腐败，建设清正廉洁和保障人权的政府。
维权网
2012年4月4日
人权观察
编者按：
中国人权状况一直很恶劣，四月上旬，维权人士倪玉兰夫妇再次被北京当局判刑，而古川李昕艾夫妇出国读书的计划也被警方在北京机场打碎，肖勇等网友要求胡锦涛等“公布财产”也被广州地方当局抓捕，就连清明时节许多自发参加纪念活动的访民也被抓捕……政府对人权的侵犯一如既往地进行着，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我们希望执政当局应该回归人权和法治的轨道，将“尊重人权”、“以法治国”落到实处。
维权网:维权律师倪玉兰获刑2年8个月，董继勤获刑2年
（维权网信息员孙雨报道）4月10日上午9点，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董继勤“寻衅滋事”一案在北京西城法院西区第17号法庭开庭宣判，倪玉兰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董继勤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据程海律师介绍，整个宣判持续10分钟，倪玉兰董继勤的女儿董璇参加了旁听。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2年，以“诈骗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1年，两个罪名累加判处实刑2年8个月。
在法庭上，倪玉兰坐在轮椅上，双腿盖着毛毯受审。而她的丈夫董继勤不知何故头上贴着膏药。
倪玉兰夫妇因住处被强拆一度露宿街头，后被警方人员安排入住北京西城区的御鑫宫宾馆。
他们被控“寻衅滋事”的理由是他们被指拒绝缴纳住宿费用以及殴打酒店服务员和保安。
程海律师表示，将于近期提出会见倪玉兰，并会建议当事人上诉。
李昕艾在首都机场遭边检人员“蓄意谋杀”未遂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05日 转载)
作者：晓青 文章来源：参与
（参与2012年4月5日讯）4月4日凌晨2点，古川、李昕艾夫妇携带两个幼子悄悄逃出住处，随后打车直奔首都机场。随后，一家四口在机场等待半宿，到4日上午近10点换北京飞往纽约的CA981航班登机牌，10点半左右经过中国边防检查站的时候被拦截，禁止出境。一家四口被以需接受调查为由带到机场问询室盘查，古川的护照被当场收缴并宣布作废，李昕艾则被宣布因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而禁止出境。11点多古川、李昕艾夫妇分别被便衣强行拖出机场。 (博讯 boxun.com)
两名边检的便衣男子分左右强扭李昕艾的双臂欲拖出机场，期间两人为阻止李昕艾说话更是用衣服和手堵住口鼻，并强捏脖子，李昕艾因口鼻被捂住而不能呼吸，使劲挣扎，左侧男子对右侧男子说“别捂死了。”右侧男子稍松开一点手，李昕艾呛了一口痰吐出来才恢复呼吸。5日被送回原住处的李昕艾表示，对她进行暴力执法的两名便衣边检人员拒绝出示任何执法证件，并且实施暴力的过程中有明显的蓄意谋杀嫌疑，捂住口鼻差点致李昕艾窒息而死，胳膊和脖子至今仍疼痛。她表示对此二人暴力执法、谋杀未遂的行径未来会考虑用法律途径追究其责任。
据悉，目前古川、李昕艾夫妇需暂时休息调整身体并安抚两个受惊的孩子。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博讯 boxun.com)
姚立法：郑州金水区选举委员会剥夺大学生选举权依的哪家的法？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3月16日，本网信息员获悉，日前在河南展开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河南郑州金水区上十万计的大学生被剥夺选举权。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是一所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有两万余人的大学，而且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该学院学生来自全国各省、市。该学院分为新老两校区。新校区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新校区有学生万佘人。
在金水区还有河南中医学院、河南财经大学、河南警察学院等十多所大学院校。在这里就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数以十万计。
然而，在金水区居住、读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选举基层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利却被金水区选举委员会非法剥夺了。
据华北水利电力学院土木与交通学院、电力学院和管理与经济学院的多位大学生反映，他们都已过十八周岁。他们的户口虽然在各自的老家，但根据河南省选举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每个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进行选民登记。具体规定如下：（六）机关、团休、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在校学生均在所在单位进行登记……的规定,在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辖区内大学就读的来自外省市、外区县的、在2月24日这天年满18周岁且未在其户口所在地参加选民登记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依法享有金水区第十二届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根据中国选举观察员的观察报告得知, 金水区选举委员会公然非法剥夺了数以十万计大学生和研究生法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发贴者 维权网
中共改革派网站中选网被“阶段性维护”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chinaelections.org/）发出被“阶段性维护”的微博：“【选举网一小时后进入阶段性维护】http://t.cn/zOKYewd亲爱的读者和网友，因技术维护等原因，选举网将进入阶段性修整。我们感谢所有读者在过去10年里对我们的关爱和支持。我们会很快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你们面前。@中国选举与治理编辑部2012-4-6”
今天13时之后，点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chinaelections.org/）跳出：“本网站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技术维护，请网友谅解。欢迎继续投稿至：chinaelections@163.com。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2年4月6日”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06日转载)
来源：参与作者：武德
（参与2012年4月6日讯）4月6日上午11:53分，中共改革派主办的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chinaelections.org/）发出被“阶段性维护”的微博：“【选举网一小时后进入阶段性维护】http://t.cn/zOKYewd亲爱的读者和网友，因技术维护等原因，选举网将进入阶段性修整。我们感谢所有读者在过去10年里对我们的关爱和支持。我们会很快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你们面前。@中国选举与治理编辑部2012-4-6”
今天13时之后，点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chinaelections.org/）跳出：“本网站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技术维护，请网友谅解。欢迎继续投稿至：chinaelections@163.com。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2年4月6日”
对此，网友们予以热议，认为这是非常搞笑的事情。网友“飞主留”：“有点搞笑，研究治理的被治理！”。
下面是网友们对中选网被“阶段性维护”的留言：
@陈季冰：我在那上面还有个专栏呢，希望做得更好！//@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办的很好，一贯反对极左思潮，反对“文革”回潮，在读者中口碑颇佳。我们衷心希望与网站早日见面。
@飞主留：有点搞笑，研究治理的被治理
@笑蜀:技术原因？这说法太技术了。我们都懂滴
@相寻梦里花：又见休假式治疗
@葫芦娃news：“阶段性维护”，但愿不是很久
@浙江天花板：希望这个网页不是遗像！
@粤悟童：维护时候在后台点票，重开就已经知道结果
@陈煋：我勒个擦，选举网也被73条了。。。
@duzixingzou：休假式维护
@-Asia：技术维护等原因？阶段性维护，都听着好熟悉呢。。
@原来春风来袭：都被整改
@fzf12389974：哎，先出招的未必赢，后出招的未必输。台上有无尚风采并不代表幕后风采依旧，双九之前，维持表面之平静和祥，这是不论哪一派人掌权幕后都万分期望的。
@蓝袍钝客1s：鸟有之乡被关1个月，选举网也休假。左右秤砣都下鸟。
@notthreenotfour：小S生的三娃都比你们知名，因为大家都麻木了，只知道娱乐。。。我们想说的，鲁迅都说过了，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你们再开门迎客。
@吃饭睡觉打豆豆哦也：十八大开完再说吧。
@耳急：所以对波波的去职幸灾乐祸完全不应当，现在或已进入非常时期
@水话一箩筐：一上午关多少啦？选举、乌乡，还有谁？炎黄，共识？凤凰、新浪？最后只剩两报一刊了！
@心理强大-石勇：不会都休假式治疗了吧？休假治疗到18不小之后？
@杨-爱-珍：选举网选用了我不少关于政党和政党制度方面的文章，我很喜欢选举网的品味，祝一切都好。
@悠悠妈2006：希望“维护”好了早日回来！
@一点黄：这次是左右通杀？
@月色曜石：阶段性修整=休假式治疗？
@书生启帅：你伴随我好像近10年了，希望你好。
@南临风下：是被下文件了吗？他们这样做难道没想过高压锅效应吗？
@小思会飞--起-俊：不错的网站，知道其名正是当时的宪法课老师蔡定剑教授介绍与推荐。希望网站尽快恢复、一切照常。
@敏而好学1990：不会是又是整改吧，以后这个网站不知道还有没有看的价值，你们可要挺住啊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博讯boxun.com)
维稳警察约女网友群交 被旅游的山东张军得以逃脱
3月29日回到济宁市，入住济宁银座佳译连锁酒店，王建雷电话又约了一名新女友，还建议再找一名济宁市的女网友4人同房玩4P，被张军拒绝。张军吃饭时，王乘机提出用打字社的电脑向外发出了求救邮件信息。作为交换张同意二男与一女同睡双人标准房间。张睡一张床，王建雷和女友共睡一张床（大概就是3P吧）。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博讯观察员 铁勋
张军因揭露山东省金乡县魏菜园千警参与强征土地案和揭露山东临沂市委书记侵吞国有资产，并向省政府领导信访要求省政府指导魏菜园农民选举，3月9日到3月19日张军被非法拘留10天，拘留期限满后，张军被旅游。参加旅游的由金乡县北城派出所长李广西，警员辛春强带队旅游，由金乡县公安局防暴队派警察王建雷和李永壮协同押送，张军原来的工作单位县农行派司机-陈晨开车随行。全部费用由金乡县农行支付费用。
在旅游途中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和上海精神病防治中心被强制作精神病诊断。因无精神病，医生不让住院。3月29日张军被送回到济宁市，由4名警察和1名农行司机带领在济宁市城区应聘求职会计师工作。由于聘请单位时间不确定。3月30日再到山东日照市海滩旅游。
在路途上，一直由防暴队警察王建雷专门看管张军。王建雷25岁，金乡县卜集乡人，自幼上武校。是电视台业余武打明星。王建雷在所有警察中文化最低，因为没有接受正规教育，
王建雷在陪同张军旅途中热衷于手机上QQ网恋聊天。在上海时还约上海的女网友与张军一起吃饭，晚上并带回宾馆休息，因带队派出所长李广西不同意公款为网友多开一个房间，王建雷委托警察李永壮向李广西借支公款，外出住宿。第二天王建雷迟归，因对李广西批评不满意。想开小差再约女网友。未获批准。
3月29日回到济宁市，入住济宁银座佳译连锁酒店，王建雷电话又约了一名新女友，还建议再找一名济宁市的女网友4人同房玩4P，被张军拒绝。张军吃饭时，王乘机提出用打字社的电脑向外发出了求救邮件信息。作为交换张同意二男与一女同睡双人标准房间。张睡一张床，王建雷和女友共睡一张床（大概就是3P吧）。
不知道睡到什么时间王的女友走了。3月30日到了山东日照市海滩旅游。入住日照市昭阳路369号长信国际商务酒店。张问王：你们所夸耀天天到宾馆踹门查“黄赌毒”是不是以罚款为主，王建雷说是。张军说王懂不懂《警察法》，王建雷说不懂也就专门收拾你。张军说哪你与狗腿子有什么区别！王建雷一下被激怒，在电梯间里二个人时，把张军当靶子暴打一气。张军只好忍气吞声跟他到房间睡觉。
晚上，张军怎么也睡不着。这几天，王建雷脾气越来越不好。旅途中警告要给张军上手铐，王叫嚣威胁要把张军绑上石头扔到大海里，事后赔偿给张军家里100万元就行了。张感觉与浙江钱运会案解惑会极其相似。张为了求生必须跑。张与王建雷两人住一个房间。王建雷手机上QQ网聊了很久晚才睡。张军等到3月31日早晨5：30时，乘王建雷全身脱光熟睡。把王建雷的衣服都装到他的警用行军背袋里。带着房卡走出宾馆，拦出租车离开了日照市。
天作良机！让张军能跑出虎口。是因为前一天带队旅游的派出所长李广西在3月30日晚上，遇心脏病发作，李广西是一个老警察，天天给张军夸口，魏菜园村上访户农民高金玲就是他摆平的，很多年都不上访。为此，李广西在旅途中，给张军买了2000元的礼品用来给张军拜访招聘单位给张军找工作。李所长还说安排到派出所管辖的社区做门岗工作也行，李所长不希望张军再外出维权。可是，李广西向上级公安部门请示省里都没有批准张军自由。张军被旅游13天的自由希望越来越渺茫。像李广西这样的正式警察表面上还是很文明的。
据张军说：金乡县公安局防暴队就是有警察服装的协警。只是武术基础（山东省流行武校）的法盲和半文盲。每月工资仅有1000元，远低于社会平均工资。这些没有国家财政保证的准警察，基本上都是自收自支，靠滥收滥罚，干伤天害理欺压百姓维持运作。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在广州热闹地区高举请胡锦涛公布财产的肖勇等人被刑事拘留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广州市民说：“难道胡锦涛不应当带头公布自己的个人财产吗？难到人民没有权利要求胡锦涛公布财产吗？如果这个时候这几位小青年要求薄熙来和周永康、王立军公布财产是不是就是正义的声音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04日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一剪梅花刚流
（参与2012年4月4日讯）2012年4月1日，在广州天河区十几位青年在闹市中心，高举支持温家宝推进政治改革，要求公平、正义、自由请胡锦涛主席带头公布个人财产等标语条幅，此举引起大量市民围观。(博讯boxun.com)
站在旁边围观的广州市青年肖勇，用手机拍下照片，并把没有任何违法字眼的照片发到了腾讯微博上，网络一时击鼓传花，此活动在在大陆网络和海外的网络世界影响极大。
肖勇和一位姓欧的青年，回到家里后用电脑上网，把拍到的照片刊发到腾讯微博上，此事立即引起北京高层和广东警方的注意。
4月2日下午肖勇被广州警方在家中带走，晚8时广州市公安局国保总队来到肖勇家给肖太太送来了广州市公安局的刑事拘留通知书，通知上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刑拘了肖勇。
对此，肖勇的太太肖云荣说：“我丈夫不就是拍照拥护温家宝呼吁的政改的条幅吗？中央让人民参与和支持改革，人民按照宪法表达的自由都没有的国家，怎么能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如此的支持国家领导人的呼声，就把我们宣传改革声音的人给抓起来了，这是什么社会呀？”
另外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广州市民说：“难道胡锦涛不应当带头公布自己的个人财产吗？难到人民没有权利要求胡锦涛公布财产吗？如果这个时候这几位小青年要求薄熙来和周永康、王立军公布财产是不是就是正义的声音了？”
对此，记者采访了在海外人权律师叶宁先生，叶律师说：“这可真是‘太平盛世’的奇闻异见，温影帝不是说要政治改革吗？人家帮助你呼吁政治改革，汪洋书记就抓人，而且是刑事拘留，所以，中共说政改，不能改到总书记的头上，这是界限，胡锦涛的家里儿子、女儿都在经商，你让他公布财产，那不是要汪洋书记的小命吗？肖勇们没有错，没有犯法，只是他们被温家宝和胡锦涛忽悠了。由此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出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就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什么左右之争，胡锦涛不带头公布自己的财产，就是马列主义口朝外，全体党员应当有权利罢免一位不愿意公布自己财产的总书记，这才是政治改革的路径，胡锦涛上台十年中国的物价通货指数达到了什么样的高位？薄熙来唱红与胡锦涛没有关系吗？胡锦涛不讲：政治上学习北韩、古巴，薄熙来怎么能去唱红？江泽民时代，邓小平时代为何薄熙来不唱红？”
关于肖勇的被刑拘问题，参与将继续报道。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维权律师刘晓原公开“茉莉花”失踪经历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15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武德
（参与2012年4月14日讯）今天（4月14日）是著名维权律师刘晓原在2011年因为“茉莉花”失踪五天的一周年纪念日。刘晓原律师公布了他的失踪经历。刘晓原律师说：“今天是4月14日，让我想起了一年前的今天，即2011年4月14日被强行带走失踪五天之事。”
刘晓原律师记录了失踪期间的遭遇：“2011年4月14日晚十时许，我被便衣人员带走，他们说是北京市公安局警察，但没有出具警官证和法律手续。我被带到郊区秘密办案点后，也没有见过法律手续。
这个秘密办案点是郊区一家宾馆，我在一间房里被关押了五天，每天有多个警察轮流看守我。前三天还戴着手铐，睡觉时也不打开，直到第四天才打开手铐。
在里面，我遭到人格侮辱和人身威胁。他们指控我的“罪行”，是炒作了上海杨佳袭警案、贵州何胜凯杀法警案、福建三网民诽谤案，但最终还是指向了艾未未案件。说我接受了众多外媒采访，成了反华势力帮凶，煽动颠覆了国家政权。”
对于失踪经历，刘晓原律师表示：“执法机关没有法律手续就可把一个公民带走，让我有如回到了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设想一下，如果是他人把我强行带走羁押了五天，按照《刑法》规定，他就涉嫌了非法拘禁犯罪，就要面临法律的追究。”
还需要提及的是，在被失踪一周即将来临之际，新浪微博却对刘晓原律师禁言三天（参见本网报道：著名维权律师刘晓原被新浪微博禁言三天
http://canyu.org/n46233c6.aspx ），然而三天过去后，新浪微博仍然没有解开禁言，反而还阻止其转发功能。刘晓原律师说：“四月十一日晚八时，新浪微博客服给我发来私信，说接上级通知要禁止我发言三天，待三天期满时就会自动解除。现在三天期限已满，但还是没有解除，我仍然不能发言。”“今天，新浪微博继续禁止我发言。他们不仅禁止我的微博发言功能，而且连我转发别人消息的功能也给禁止了。”
此外，因为办理杨佳等维权案例，北京司法当局还以种种荒唐的理由不给刘晓原律师所担任主任的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2011年度的年检。对此，刘晓原表示：“由我担任主任的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2011年度的年检仍然没有通过，现2012年度的年检已经开始了。估计今年我个人年检再也无法“侥幸”过关。去年时，我个人年检是工作人员疏忽大意给放过去的。如今，我处于失业休假状态中，基本上没有办新的案件。”
刘晓原：律师被失踪一周年记
今天是4月14日，让我想起了一年前的今天，即2011年4月14日被强行带走失踪五天之事。
2011年4月14日晚十时许，我被便衣人员带走，他们说是北京市公安局警察，但没有出具警官证和法律手续。我被带到郊区秘密办案点后，也没有见过法律手续。
这个秘密办案点是郊区一家宾馆，我在一间房里被关押了五天，每天有多个警察轮流看守我。前三天还戴着手铐，睡觉时也不打开，直到第四天才打开手铐。
在里面，我遭到人格侮辱和人身威胁。他们指控我的“罪行”，是炒作了上海杨佳袭警案、贵州何胜凯杀法警案、福建三网民诽谤案，但最终还是指向了艾未未案件。说我接受了众多外媒采访，成了反华势力帮凶，煽动颠覆了国家政权。
说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我写的博文和接受采访所说的话，都在互联网上可以查到，没有一篇文章，哪怕是一句话，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有关。
如果写文章关注案件，特别是谈自己办的案件，这也算是“炒作”的话，不过是职业纪律的问题。如执业纪律中有问题，应由律师协会和司法局查处。假使我在这些重大案件中涉嫌了犯罪，也应由上海公安机关（杨佳案）、贵州公安机关（何胜凯案）、福建公安机关（三网民案）立案侦查。
我在北京做律师八年，从来没有做违法之事，更不要说做犯罪之事了。
我在里面五天时间发生的事情，在此，我暂不想细说，正如有个法官对我说的，留待以后再写吧！
我是一个律师，可以说是“红色律师”，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因代理案件或关注案件被失踪。
执法机关没有法律手续就可把一个公民带走，让我有如回到了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设想一下，如果是他人把我强行带走羁押了五天，按照《刑法》规定，他就涉嫌了非法拘禁犯罪，就要面临法律的追究。可让我失去人身自由的是警察，也就不用为滥用公权而承担法律责任了。
现在，中央正在查处薄委员的问题，在对外的宣传中，始终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机关或个人，不能凌驾法律之上，不能享有法外特权，触犯了国家法律，必须受到追究。可是在现实中，执法机关凌驾法律之上，滥用手中公权的问题，又有多少受到了法律追究呢？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说，要警惕文革余毒，要防止文革重演。我想，如果不加快政改步伐，不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文革的重演完全有可能。
去年被失踪人中，不仅有执业律师，还有维权人士、异见人士，但至今也没有哪个机关或哪个人出来，为我们的失踪承担法律责任。
我被失踪虽然只有短短五天时间，但给我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没有消失，包括我家人在内，精神上伤害也没有痊愈，家人仍在为我是否还会再被失踪而担忧。我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也被执法机关强迫失踪，这不应是我的耻辱，而是法治的悲哀。
我的被失踪，律师协会和司法局是知道的。让我彻底绝望的是，他们没有履行保护律师之责，相反在去年的年检中，还卡住我的律所年检不让通过。按照朝阳区司法局公律科牛旭科长的说法，哪是因为我办理了敏感案件，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压力。如今，2012年的年检又开始了，我几乎已被逼入了绝境。
有网友问我，作为一名律师，为何不去讨说法？一个律师连自己合法权利都保护不了，又怎么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网友的质问一针见血。我想，这些事迟早是要讨一个说法。
保护人权，早已写入宪法，现又写入刑事诉讼法。为了更好地保护每个公民权利，改善中国人权状况，还有什么理由不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呢？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李庄微博透露重庆打黑细节 龚刚模案令人发指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15日 转载)
龚刚模案数十名被告，都不同程度的遭到毒打，他们开庭时描述的被打细节，惊人的相似，有的比龚刚模的遭遇更令人发指。
灭绝人伦的是，龚刚模被吊打的大便失禁，落在地板上，刑讯者竟然令其手捧大便到卫生间，脱下短裤擦拭地板，之后再裸体吊打。试想，如此审讯，什么样的笔录不能做成！ (博讯 boxun.com)
重庆打黑狂潮高峰时，成千上万人被抓捕，各看守所人满为患，一个12个铺位的监室，装进去近50人，床上、地下、卫生间无立锥之地。晚上起来方便一下，再回来，找不到睡觉的地儿了。即便这样，疑犯也不愿意去民兵训练基地、武装部招待所这样秘密关押的场所。因为，看守所不怎么挨打，“外训”是恐怖的。 (博讯 boxun.com)
来源：李庄腾讯微博
精彩时评
爱德华夏：聊聊李小琳的“幸福”观
李小琳这话说的更对了。中国人再幸福，如果和她比爹，也会感觉不幸福。她爹是什么人啊？是李鹏。李鹏是什么人啊！曾经是中国的总理。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谁是“人民的好总理”》，文中历数中国的六位总理，将李鹏评为中国最差的总理。这篇文章暂时没发表，因为还不到可发表的时候。这个中国最差的总理，却给自己和家属的幸福最多。
我在这里顺便告诉李小琳一句中国古话----“乐极生悲”。我劝她多到老百姓中来，多体会民间疾苦，多为改造社会生态环境做些事。要不然，她悲哀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要是不信我说的话，请她看看利比亚卡扎菲子女的悲哀吧！到那时，她再参加“定义幸福和幸福社会”之类的会议，恐怕只有失声痛哭的份了。
中国网消息：4月1日，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在博鳌青年领袖“定义幸福和幸福社会”会议上，发表了对于幸福的观点。
我对这则新闻很感兴趣！首先对博鳌会议的参加者和主题感兴趣。参加者都是所谓的“青年领袖”，不知是谁给他们这光荣称号？准是那帮酸臭文人拿了他们的钱，来拍他们的马屁！把他们举到“青年领袖”高台上。
“青年领袖”们都是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他们聚到一起谈幸福，就感到更加幸福了！就拿李小琳来说，她已经幸福的一塌糊涂，说出那么多空洞的、幼稚的、糊涂的幸福观念。下面我摘录三段她说幸福的话，让网友们见识见识。
李小琳说“幸福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很美的东西，但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发现美的眼睛。而谈及什么会产生不幸福，她认为，攀比、欲望都是不幸福的因素。”
李小琳自认为自己长了一双“美的眼睛”，所以发现了很多“美的东西”。言外之意，那也是一双“幸福的眼睛”，所以也发现了很多“幸福的东西”。她忘记了是他爹李鹏给她造就很美的世界供她欣赏，也给她造就了幸福世界供她去享受。
李小琳说“大家都谈到幸福，说幸福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动态的、流动的，其实也是无偿的。幸福是我们主观的感受，主观感受是我觉得幸福，而不是别人觉得你是不是幸福。”
李小琳说得对。幸福一直在她周围流动，像泉水那样源源不断。而且她感觉的幸福都是“无偿“的，她收下幸福，别人还得感谢她呢。她已经“主观感受是我觉得幸福”了，其他人应该像她学习感觉幸福，不应该在乎“别人觉得你是不是幸福。”
李小琳说“什么会产生不幸福呢？有一个词‘攀比’，很多东西都是从攀比心来的，因为一攀比以后，老王今天发奖金了，他发1万块钱，好高兴。旁边的人发了2千，我比他幸福。但他听到别人有一个人发2万，我怎么这么不幸福。”
李小琳这话说的更对了。中国人再幸福，如果和她比爹，也会感觉不幸福。她爹是什么人啊？是李鹏。李鹏是什么人啊！曾经是中国的总理。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谁是“人民的好总理”》，文中历数中国的六位总理，将李鹏评为中国最差的总理。这篇文章暂时没发表，因为还不到可发表的时候。这个中国最差的总理，却给自己和家属的幸福最多。
我是平民百姓，对于幸福的理解，远没有“贵族”李小琳境界那么“高”。我认为，幸福是首先满足人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和追求。人自由自在了就会愉快！人平等互助了就会受尊重，有尊严。愉快和尊严是人生最大的，最持久的幸福！
人们要获得这样的幸福，必须生活在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要有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就必须建立好的社会制度。要建立好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有好的思想文化，必须遵循普世的价值和真理。
现在中国到处是谎言欺骗，到处是弱肉强食，到处是腐败堕落，到处是吃喝嫖赌，到处是有毒食品，到处是冒牌假货，到处是小偷窃贼，到处是权势霸道。在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中，除了像李小琳这样的“青年领袖”才能有幸福感，有活在“盛世”的感觉。跪着的老百姓连生存都有危机，何谈幸福？她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我在这里顺便告诉李小琳一句中国古话----“乐极生悲”。我劝她多到老百姓中来，多体会民间疾苦，多为改造社会生态环境做些事。要不然，她悲哀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要是不信我说的话，请她看看利比亚卡扎菲子女的悲哀吧！到那时，她再参加“定义幸福和幸福社会”之类的会议，恐怕只有失声痛哭的份了。
来源：作者博客
九州欢乐：李小琳的皮肤
今春两会，李小琳身穿粉色套装，如映日芙蓉，加上「实在太好」的皮肤，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就在两会上李小琳提出给每个人「建立道德档案」，让每个公民都知耻，网议哗然，有心者去搜索，发现她的粉色套装是国际名牌EmilioPucci今年春夏新款，价钱折合人民币一万四千多元。
——她这身皮就是佐证，「皮肤实在太好了」。
当面夸李小琳的「皮肤实在太好了」，涉嫌性骚扰；背后谈论某女性的皮肤如何细腻白嫩，涉嫌「三俗」。但当事人李小琳觉得很受用，自己当之无愧，这就另议了。确有记者赞美李小琳容颜保养极佳，博得她嫣然一笑。记者赞美词为「一点也不像四十三岁」，她这身皮就是佐证，「皮肤实在太好了」。
李小琳每次出镜都令人惊艳，风姿绰约，雍容华贵，她早就说过，自己注意仪表，源于家教，母亲朱琳谆谆教导她要举止端庄，动静得宜。李小琳说的应该没错，这一脉传承来自母亲。
今春两会，李小琳身穿粉色套装，如映日芙蓉，加上「实在太好」的皮肤，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就在两会上李小琳提出给每个人「建立道德档案」，让每个公民都知耻，网议哗然，有心者去搜索，发现她的粉色套装是国际名牌EmilioPucci今年春夏新款，价钱折合人民币一万四千多元。
日前美国大使骆家辉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二○一二年会」，下榻酒店超过了美国政府的公务出差标准，因而转投另一酒店。李小琳也出席这次年会，她在「定义幸福和幸福社会」的专题圆桌会议上侃侃而谈：「幸福是一种感觉」，为甚么会产生不幸福之感，她称：「很多都是从攀比心来的，所以产生了烦恼。」她进而指出：「社会上应该量入为出，提倡勤俭节约、健康的生活方式。」此说引起坊间议论。
老百姓们就不能有太多欲望，不要和别人攀比，否则就烦恼多多，失去幸福。不如建立「公民欲望档桉」，将人列为三六九等，量入为出，戒掉超前欲望和攀比之心，穿不起EmilioPucci套装，就穿地摊货，谓之反璞归真；没钱做皮肤保养，就风吹日晒，谓之亲近大自然；吃不起山珍海味，就吃地沟油炒剩菜冷饭，谓之「勤俭节俭」；坐不起轿车就两条腿走路，谓之「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此每个中国人都将幸福得无以伦比。
本文作者：九州欢乐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航亿苇：中国已经到了在南海有所为的时候
南海问题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大国在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引诱下制造介入的借口。印度竟称“南海是全世界的财产”。美国也乐意借南海做些让中国难受的文章。俄罗斯不断向越南倾销先进武器，并派出最大的石油企业参与越南的单独开发。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在南海仍无明显的动作，就是把南海的主动权让人。在南海，中国已没有时间再等了。
南海问题的实质是越南、菲律宾等国与中国争利。这些国家尤其是越南，从历史上就一直与中国处于对抗状态（去看看越南的历史教科书就能明白）。二战之后，这些国家左右逢迎，争取生存空间，一直利用美、俄、中、日、印等国家的矛盾玩弄小国的大国政治。但由于中国与其海陆域相邻，所以，他们注定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大一些。
中国南海几十个岛礁，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越南、菲律宾等国侵占的。彼时，正值中国文革动乱，内外政混乱，偏移常识和常理，这些国家便放起胆子挑衅中国。令人震惊的是中国没有什么反应，遂令他们的夺岛计划更大胆了。尤在南海发现大量石油资源之后，他们夺岛计划更周密了。
80年代，中国忙于改革开放，“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越南、菲律宾等国以为中国软弱可欺。80年代，中美关系良好，他们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动作，却还是多占了一些中国岛礁。1989年之后，中美关系恶化，他们的政治动作就加大了。高调修改地图，宣示所谓“主权”。越南则加紧石油勘探，把欧美跨国石油公司引进南海。
中国仍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越南等国则铁了心不和中国共同开发。不仅如此，他们在南海用驱赶、胁迫、枪杀、抓捕我渔民、登岛“宣示主权”及在岛上大搞违章建筑等办法，不断强化非法侵占后的所谓“合法性”。
中国在南海外交，过于强调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一厢情愿以为中国是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等错误观点，令中国在南海行动束手束脚。这使得越南、菲律宾等国尤加嚣张，甚至还不断用武力来威胁中国。他们就是瞅准了中国不敢在南海来真的。
昨天，在黄岩岛一带，菲律宾又与中国渔民干上了。他们派来军舰，企图再次抓捕我渔民。不料我南海两艘海监船赶到。菲律宾起初虚张声势，随后调子软下来。媒体报道称，菲总统阿基诺三世则下令军队遵照守则，确保肇事海域不会发生暴力冲突，让事件透过外交层面解决。这充分暴露了越南、菲律宾等国欺软怕硬的本性。但是，中国若一直哑忍，他们的挑衅烦不甚烦，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尊严，是严重的伤害。
南海，中国1974年西沙海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西沙群岛控制权。那是中国与南越打的。当时，中国海军弱，与美国交恶，美国对中国对南越之战根本就是放任不管。1970年代中后期，北越统一越南，对南海的掠夺不是放慢而是加剧。那时，越南与美国仇恨很大，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而今，南海问题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大国在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引诱下制造介入的借口。印度竟称“南海是全世界的财产”。美国也乐意借南海做些让中国难受的文章。俄罗斯不断向越南倾销先进武器，并派出最大的石油企业参与越南的单独开发。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在南海仍无明显的动作，就是把南海的主动权让人。在南海，中国已没有时间再等了。
来源：凤凰播报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
人民网北京4月7日电（记者文松辉）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今日通过他的实名微博，参与人民微博争鸣版中关于“河南省宁陵县设临时禁酒办能奏效吗？”的话题讨论，他投票支持，认为“有必要，减少公款消费”，并发表了相关评论。
柳斌杰在微博上指出，“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我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它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这样，廉政建设会大进一步，满意度大提高。”
柳斌杰署长的微博很快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评论。全国政协委员、前驻尼日利亚、瑞典大使吕凤鼎跟贴评论说，“说得对，廉政建设要收成效，必须有英雄断臂之气，而且要敢于接受公众和舆论监督。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国外的好经验，这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公车改革也要这样。改（该）取消的专车，一律取消。除了必要公务，任何人使用共（公）用车，统统按市价交钱。”
人民微博网友“weikebao”评论说，“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值得尝试，但难度很大，肯定有（又）出新的腐败。低工资，高补贴，不腐败才怪！补贴全都拿去家里用了！一家人吃喝拉撒全免费……”
自2011年11月17日开通人民微博以来，柳斌杰署长共发布了18条微博。在微博中，他不仅和网友分享了受聘兼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一任院长的感想，还曾发布关于诚信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方面的内容。
截止目前，柳斌杰仍是国务院所属部委及直属机构中唯一一位实名开通微博的在职正部级领导干部。
本文作者：袁悦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蔡慎坤：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吃喝是谁的错？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他的实名微博中称：“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我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它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柳斌杰是国务院所属部委及直属机构中唯一一位实名开通微博的在职正部级领导干部，在即将卸任之际，这位在职高官对公款吃喝乱象发起了一阵猛烈的炮火。
公款吃喝为什么屡禁不止？因为挥霍公款的人都是制定政策的人，这是公款吃喝问题解决不了的根本原因。
4月7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他的实名微博中称：“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我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它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柳斌杰是国务院所属部委及直属机构中唯一一位实名开通微博的在职正部级领导干部，在即将卸任之际，这位在职高官对公款吃喝乱象发起了一阵猛烈的炮火。
2012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称，有的地方说不能上茅台，但不上茅台，上一瓶进口的拉菲，会比茅台高得多。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两会期间，也曾谈及个人对“三公消费”的感受，表示解决“三公消费”确实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公款吃喝是最难最难解决的问题。现在的大酒店，我这个收入，一顿饭都请不起。浪费太大，三个菜能解决，为什么要上八个十个呢？吃的内容，也可以简单化，你吃的东西自己都记不住。一瓶茅台酒卖那么贵，一个菜卖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公款吃喝，确实扰乱市场经济！(全场鼓掌大笑)。
类似的言语，国家监察部部长马馼几年前也曾发过感慨，她说公款吃喝这个问题我们多次强调、一直在抓，但是总体效果不理想。中国有请客吃饭的传统，一些具有支配公款权利的人，请上请下，请东请西，其目的无非就是给自己装面子，拉兄弟，结帮派，攀高枝，培养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日后路好走，用公款铺就平坦的大道。一年到底能“吃”掉多少“银两”无人知晓，有人说3000亿，有人说更多，总之是个“天文数字”。说到底，治理公款吃喝还是要靠各级党委和政府，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党委和政府真正重视了，拿出硬措施来，也不是什么“顽症”。
公款吃喝为什么屡禁不止？因为挥霍公款的人都是制定政策的人，这是公款吃喝问题解决不了的根本原因。公款吃喝早已成为上下公认的“顽症”，尽管社会上一片鞭挞之声，相关部门也频频出台一些法规措施。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行为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公款吃喝不仅仅是面子排场问题，公款吃喝的背后，还存在着巨大的腐败黑洞，公款吃喝一般都能顺利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的审核与监督，这些庞大的黑色账目岂不都是进入了各级财政的预算以及各级政府的主要开支？
公款吃喝一年究竟花掉了多少钱？统计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都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2008年，国务院国管局副局长寻寰中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曾否认各级党政部门每年公款吃喝消耗掉3000亿的说法，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该数据有夸大性，但他亦坦言：政府接待的开支也确实不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拿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挺难，但是这也说明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年温家宝总理曾经批示财政部、发改委、国管局、监察部等多个部门合作来研究相应的措施来治理公务接待当中存在的浪费问题。
也是在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王锡锌提供的数字，让主持人柴静似乎很吃惊的样子，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9000亿的概念可能相当于我们财政支出的30%。柴静马上问：“财政部不是公布29个亿吗？”王锡锌答：“统计口径不一样吧，财政部可能指的是中央财政支出。”
2010年和2011年，中国的餐饮零售额连续两年都突破了两万亿的大关，保守的估计至少每年有一万亿是公款吃喝或者说是用于官员消费。当然，具体的公款吃喝数字是永远不会公开的秘密。去年以来，中央各大部委除外交部外，都对社会上公开了未曾公开的“三公经费”，从公开的数据来看，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并不象学者研究或媒体估计的那么多。如果按公开的人均支出来说，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都是在节衣缩食，并不存在奢侈挥霍的乱象。
两会之后杭州一市斤西湖龙井头茶创出了18万元的天价！贵过已连涨了十年的黄金，而且比黄金还贵了许多。如果没有公款消费的背景，有多少人会追捧如此天价消费品？当送礼者可以用公款挥霍行个人私利，并以此换取权力或财力之时，类似的天价消费品只会一年比一年更高！如果没有泛滥成灾的公款吃喝，没有权力背后的奢侈冲动，就不可能有类似的不合常理的天价。可悲的是天价消费品的出现乃至发展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只是依靠公款消费的强大力量。要解决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问题，必须对现在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体制不改，监督缺失，无论是市场还是官场都将是混乱的畸形的。只有从制度上来监督约束官员的钱袋子权袋子，让其显现在阳光之下，公款吃喝问题才有希望解决。
来源:凤凰博报
熊飞骏：一帮家属都在美国的“汉奸爱国贼”们？
其实百年中国盛产的不是“汉奸卖国贼”，而是“汉奸爱国贼”？
什么是“汉奸爱国贼”？
就是嘴上台上高呼“爱国”背地里却祸国殃民出卖国家利益并恶意“孤立中国”的官僚政客、狗屁专家教授和无良文人。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汉奸”。
当今中国的“汉奸爱国贼”很多，他们鲜为人知的恶劣行径就是暗地里把儿女甚至财产全转移到他们口口声声“亡我之心不死”的万恶资本主义国家去了。
国防大学X教授说中国是一个盛产“汉奸卖国贼”的国家。
“汉奸卖国贼”一词并非X教授的首创，百年中国这顶足以压死任何良心国民的政治帽子一只在中华大地满天飞。毛中国时期铺天盖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安静了几年，九十年代开始又逐年甚嚣尘上了。
多数国民也许想象不到：百年中国“汉奸卖国贼”这顶政治帽子在当朝很少扣在真正的“汉奸”头上；相反多数扣在真正的“爱国志士”头上。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奸卖国贼”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一个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崇祯皇帝指认他是“汉奸卖国贼”，平民百姓也跟着起哄喊打喊杀，结果被绑赴刑场千刀万剐百姓争食其肉，鲜血被崂病鬼亲属醮了人血馒头。袁崇焕是明帝国的长城和满清侵略者的克星，他被冤杀后满清铁骑就长驱直入占领中国，制造了远超“南京大屠杀”的“杨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崇祯皇帝则在煤山上了吊，朱姓皇族被屠灭种，冤杀袁崇焕的大明凶手们做了几个世纪的亡国奴。
1898年，锐意变法图强有望使中国赶超日本的“戊戌变法”爱国志士康有为、梁启超集团被慈禧政府指认为“汉奸卖国贼”，康、梁亡命日本，“戊戌六君子”绑赴菜市口腰斩，英雄鲜血一样被崂病鬼亲属醮了人血馒头。
上世纪二十年代，袁世凯以“汉奸卖国贼”和“叛国罪”罪名通揖孙中山。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主席被打为“叛徒、内奸、工贼”，国母则污为国民党和美帝“特务”，主要罪名依旧是“汉奸卖国贼”
各位看看上面几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汉奸卖国贼”有几个真正汉奸了卖国了？哪一个不是真正的爱国志士？
背负“汉奸卖国贼”罪名最长的是清末治世能臣李鸿章；他把这个黑锅整整背了一百多年，迄今仍没有完全恢复名誉。其实李鸿章是慈禧政府高层害国最少的官宦，也是最清醒的政治干才。如果没有他的知识远见和外交天才，中国很可能在上上世纪末亡国。这样的官宦都被划为“汉奸卖国贼”，慈禧政府不具备“汉奸”条件的恐怕一个也没有。
…………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百年中国挥舞“汉奸卖国贼”帽子的都是些什么人？
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帽子批发商是清末的慈禧太后。她和追随者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乱华”期间狂扣了近百万顶“汉奸卖国贼”帽子。
以康、梁为首的戊戌爱国志士全是“汉奸卖国贼”；
近五十万中国基督教徒全是“汉奸卖国贼”；
主张学习西方谋求中国富强和文明进步的体制内官宦全是“汉奸卖国贼”；
所有制造使用西洋物品（戴西洋眼镜、打洋伞、点电灯、修铁路、办新式工厂……）者全是“汉奸卖国贼”。
…………
慈禧太后是什么人不用我在此强调，中国人都懂的，一个除了割地赔款媚外穷奢极欲害国外没干过什么正经事；高唱把大好江山“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超级“汉奸卖国贼”。
中国历史上“打倒汉奸卖国贼”口号喊得最响的人物是大汉奸梅思平，五四运动期间率先一把火烧了外交官住宅的“爱国学生”。被他火烧住宅的外交官在日军占领期间宁死不受伪职；梅思平则高调出任汪伪汉奸政权的内政部长。
中国“汉奸卖国贼”帽子最丰产的时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帽子主要制造商是林彪四人帮。林彪后来乘飞机叛逃苏修；四人帮就不用多说了，他们的害国卖国行径绝对远超公开叛国的林副主席。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动不动就叫嚷“中国盛产汉奸卖国贼”的X教授，他一方面逢美必反，高呼“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方面又花费巨资把儿子送往美国受教育？台上鼓动我们反美叫我们的孩子唱红歌热爱社会主义，台下却把儿子送美国热爱资本主义去了？这是什么“爱国”行径？我相信只要不是超级白痴都懂的。
不仅如此，X教授还在大众媒体上搞些“狗屁国际评论”，做出了百分百与事实真相和结局绝然相反的政治预测，极大地误导民众舆论和决策层的外交政策，实现了西方帝国主义想做而做不了的阴谋，使中国在外交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利比亚战争损失几百亿；南联盟之战、伊拉克之战损失更多；导致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满世界撒钱买不到一个真朋友，唯一的“好朋友”金家王朝则让我们在国际社会丢不尽的脸。你想想一位书香淑女牵着西门庆的手在大街上公开晃悠会是什么结果？
各位想想X教授的电视评论是“爱国”还是“卖国”？
…………
其实百年中国盛产的不是“汉奸卖国贼”，而是“汉奸爱国贼”？
什么是“汉奸爱国贼”？
就是嘴上台上高呼“爱国”背地里却祸国殃民出卖国家利益并恶意“孤立中国”的官僚政客、狗屁专家教授和无良文人。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汉奸”。
当今中国的“汉奸爱国贼”很多，他们鲜为人知的恶劣行径就是暗地里把儿女甚至财产全转移到他们口口声声“亡我之心不死”的万恶资本主义国家去了。
中国有一个“逢美必反”的大群体。但普通反美民众根本不明了下一真相：反美运动的骨干、活动人士和幕后推手，他们的直系亲属多在美国，甚至把贪贿的巨额资产也全转移到美国去了。百分百“汉奸爱国贼”行径。
逢美必反的“汉奸爱国贼”们在人前台上张口闭口“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把那些主张学习美国的文明成果谋求中国文明进步的真爱国志士污为“汉奸卖国贼”；背地里多把亲属财产全转移到美国去了，暂时没条件的也正在积极创造条件谋求移民。
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无良教授司马南和孔庆东。
众所周知司马南是著名的“反美斗士”，“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身后跟着一大批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司马南的追随者有谁知道，他们的心目中的“反美英雄”早把儿子送美国接受资本主义再教育去了，大过年的飞往美国和妻儿共度春节，结果被美帝国主义的电梯夹伤了脑袋。当有人质疑他这一行为时，司马南居然回答说他有权“在中国工作在美国生活”，也就是说“在中国赚钱在美国消费”？原来他以全家的实际行动来拉动美国内需，难怪中国内需一直拉动不起来？原来是司马之流的“反美斗士”折腾出来的！
一个人把子女送往美国受教育没有错！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美国是他们的自由和智慧，“人民最大”的美国确然比“官员最大”的中国更安全更靠谱，更有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他们错在不该利用话语权在中国民众面前恶意妖魔化美国，把主张学习美国成果来谋求中国文明进步的良心国民污为“汉奸卖国贼”，其真正用心显然是希望中国永远专制野蛮落后下去，永远大大落后于美国的后面，同进提升自己在中国人面前的优越感，这才是真正“良心大大地坏了”！
那些主张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良心思想者，并不是有意把美国当“主子”，更不是玩三十年代红色苏区“武装保卫苏联”的把戏；而是希望通过学习美国“把权力关进笼子”和“人民是大爷官员是孙子”的政治理念，来谋求中国的强大和文明进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最终超越战胜美国成就世界第一。就如金庸武侠小说里通过偷学对手的武功秘笈来战胜暂时优胜的对手一样。他们认同的是美国的“民主宪政”和“普适价值”理念；而不是认同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样对“中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和“接纳贪官亲属财产”之类伤害“中国利益”的行径痛心疾首。
逢美必反的“汉奸爱国贼”们常常“逢俄必媚”，他们谄媚俄罗斯狂拍普京马屁明显透射出“奴才”迎合“主子”的味道，不但认同俄罗斯的“威权政治”理念；还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保持高度一致。虽然没有像三十年代那样高喊“武装保卫苏联”，但也处处配合普京拓展俄罗斯利益的霸道行径……
孔庆东的“反美”和“热爱金家王朝”也是出了名的，可有谁知道他暗中收受了高达100万为金家王朝唱赞歌的宣传费？拿100万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去为公开搞封建世袭制的金家王朝拍马屁，不但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而且赤裸裸强奸了中国纳税人的尊严。
近日网曝消息说孔庆东张口闭口“中国应该学习北朝鲜”，可他却没把子女送往北朝鲜读书；相反送往金家王朝最凶恶的敌人南朝鲜去受教育？我拒绝相信这则消息会是事实，孔和尚虽然无耻，但还不至于堕落到这等令人喷饭喷血的地步，他毕竟是堂堂北大教授啊！
二０一二年四月八日
本文作者：熊飞骏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链接地址：http://xiongfeijun.blogchina.com/1260565.html
宪章论坛
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缺憾
来源：IT时代周刊
近日，吴敬琏在《IT时代周刊》上撰文称，尽管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中国整个改革停顿、经济下滑的趋势，然而在1992年中国重启改革中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也因此，“目前中国改革存在的问题，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
3月26日，《IT时代周刊》撰文吴敬琏的文章《南方谈话留下的遗憾》，文中首先肯定了邓小平难寻谈话的重要作用，称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在经济改革上的进展是最快的，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文章却表示，改革遗留的“遗憾”受到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影响，而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压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用行政手段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
他表示，现代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原始的、早期的市场，它的正常运行可以靠人际关系来保障，因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识。所以在交易时，参与者不诚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诚信很可能就导致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这种条件下同时也决定了市场的范围很狭小。
到了现代市场，大家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做生意，互相不认识，做过这次生意以后，也许就没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骗了你，明天再去骗别人，别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依靠法治来对交易进行管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没有法治，现代市场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生意就没法继续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与社会追求的一个目标。
没有法治，一个人行骗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时就又上当了;特别在中国，还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护。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一是因为国企在很多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另一个就是法律不健全。在依靠人治的情况下，监管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市场就不易形成统一的规则，还容易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行。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牵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国有企业该不该拥有行政垄断权。
国企的下一步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十五大指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而且，十五届四中全会还把关键领域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即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具有公益性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但是到了2006年，就有部门提出，国企要对七个行业实现绝对控制，还有若干个行业也要实现相对控制。
例如，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电力和铁路最后两个重要行业的改革计划。电力改革提出要实现网厂分开、竞价上网。电力改革到现在10年了，只把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但后一个目标还有待继续推进。所以，电厂现在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网厂已经分开，发电环节已经实现了竞争，特别是煤价已经放开，但电价还是管制的，所以有电厂现在不愿发电，这是不得已的事。而电网公司则变成了唯一的买家，一直管到配电，再卖给居民。市场经济得有竞争，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都要不得。
改革是有难度的，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近年来金融危机经济困难时，反而畏手畏脚不敢改了。比如在电力领域，如果放开电价管制，电价就要上涨，所以必须管住电价，避免CPI(物价指数)上涨。如果都是这样，那改革就永远不可能继续深入推进。
吴敬琏称，回头来看，这个“缺憾”是受到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影响，而作为“唿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市场经济核心的、本质性的问题，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对稀缺的资源实现最优的配置，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体系。
王锦思：国家级的文革博物馆能建成吗？
杀害中国人民的不少日本战犯跪地忏悔，殴打彭德怀的那些解放军、红卫兵，却很少人站出来，哪怕是一声最起码的抱歉。许多人还对文革怀着强烈的向往和激动。可以说，中国人对文革的了解比日本人对日本侵略的了解能多多少？即使日本侵略早结束30年。
现代社会推崇人权与生命的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面前法律平等，使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体现，不会放任那种“家贼”、“家霸”对本国人的犯罪。关键在于开发民主政治资源，培养公民文化。民主的表现之一，也是充分尊重建立国家级文革博物馆的呼声。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博物馆，才能使得中国人尽可能完整全面地记录历史，而不是有选择地裁切罪恶。
2012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可见目前党中央否定文革的决心如此强烈。犹记得文学大师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而今在汕头和四川分别建立了文革博物馆，只是这两座博物馆属于民间兴建。那么，类似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样的国家级的文革博物馆有希望建成吗？
有人曾经提问一位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名人之子：“巴金老人提议建立现代文学馆已经建成，他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有希望吗？”这个名人之子似乎很激愤，他说：“那怎么可能？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反毛的，目前状况不可能”，他说得有些悲观：“我看不到这一天了！”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公正评价，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一致的拥护。目前，“文革”的主角，包括发动者、上层执行者和主要受打击对象，都成了历史人物。而对于“文革”的记忆还尚存，便于收集资料和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我国越来越重视政治文明和人权建设，民众已经有了理性地正视“文革”历史的社会心理环境，但是对于这一历史的调查和宣传还没有有序大规模启动。知道文革暴行的人能有多少？他们能像知道南京大屠杀那样知道文化大革命吗？
德国人因为建立了纳粹集中营博物馆而摆脱了纳粹梦魇，中国人缺少文革博物馆是否历史重演。巴金传记作者李辉说，一个民族不能面对丑恶是没有希望的。在凤凰论坛的一次关于“你是否赞成巴老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主张？”的调查中，赞成：88%；不赞成：11%；观望态度：0%。
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有人认为，文革博物馆只能是某些人作政治攻击的工具而已，只会是他们丧心病狂的加速器，促进另一场服务于不同主子的新文革的到来，文革博物馆还是不建的好。还有人认为，自己民族的罪恶历史要尽量淡化，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民族形象的树立，要大力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用这个手段让外国罪行人人皆知，掩盖中国内战和各种暴行。
四川企业家樊建川不仅建立抗战馆，还耗资数千万，打造“文革艺术品陈列馆”。他表示，现代的年轻人不了解“文革”，会让民族的记忆中断，对民族的发展不利。“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必要的，迟早总会有人要站出来做这件事。除了樊建川以外，汕头一些退休老干部早已将“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落成，汕头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彭启安就是一位。由此可以看出，不是所有人决意要将文革忘记。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他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多年宣扬个人迷信的政治氛围、缺乏民主、法治和人权传统、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土壤深厚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有人说，没有对“文革”以及建国后其它重大失误的反思，哪来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今后推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仍然需要从“文革”中发掘依据和动力。
作家巴金在日本广岛目睹原子弹遗址时，竟想到文革中含冤而死的作家杨朔、老舍，还有妻子。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文革”博物馆》一文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早就认识到：“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们总应弄出个眉目来吧。”“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因为怕历史重演，巴金连晚上做梦都感到恐惧。
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载，邓小平谦虚地认为，抗战时自己“没干什么事，只是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１９８４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问邓小平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事。面对给中国造成严重苦难的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干脆地说：“当然是文化大革命。”可见，文革给他带来的痛苦是多么巨大。文革中，被批判为“走资派”的邓小平遭受了批判、迫害、凌辱、流放、毒打，儿子致残，家人四散。
杀害中国人民的不少日本战犯跪地忏悔，殴打彭德怀的那些解放军、红卫兵，却很少人站出来，哪怕是一声最起码的抱歉。许多人还对文革怀着强烈的向往和激动。可以说，中国人对文革的了解比日本人对日本侵略的了解能多多少？即使日本侵略早结束30年。
现代社会推崇人权与生命的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面前法律平等，使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体现，不会放任那种“家贼”、“家霸”对本国人的犯罪。关键在于开发民主政治资源，培养公民文化。邓小平说：“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民主的表现之一，也是充分尊重建立国家级文革博物馆的呼声。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博物馆，才能使得中国人尽可能完整全面地记录历史，而不是有选择地裁切罪恶。
来源:凤凰博报
茅于轼：我获奖正说明中国成功
即便“乌有之乡”对茅于轼发起“公诉”，但在“乌有之乡”“被关”时，茅于轼还对他们表示了声援，他在微博上写道，“当局把乌有之乡等网站封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有说理的机会。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发言权是不可剥夺的。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诽谤别人，说某某人是汉奸，也不可鼓动别人去杀人，去抢别人的财产。给人发言权是为了讲清道理，不是去害人，也不是发泄情绪。这些都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有的现象。”
在茅于轼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享有人权，但是，“光有这个还不够，我提倡的是自己享受人生，还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人权的最基本公理就是人与人平等，人与人平等的结果就不可能有特权，特权是人与人不平等造成的。”
作者：徐伟
来源：时代周报
83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又获奖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25万美元。3月29日，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宣布了这一消息。
尽管此前茅于轼已经荣获过无数显赫的奖项，但这些奖项大多源于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因此，这次他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自然引起海内外瞩目。
3月30日，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争取自由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
获奖消息甫一传出，祝贺电话、短信和邮件铺天盖地飞向茅于轼在北京的住所。但没多久，便传出他在深圳《中国未来经济展望与金融改革》论坛上的发言—“房地产一破灭，金融危机就会马上到来”。显然，“自由奖”并没有牵绊住这位老人的脚步。
影响许多年轻人一生的人
茅老的家位于海淀一个幽静的小区一楼。出门迎接的是茅夫人赵燕玲女士，茅夫人比茅先生小5岁，家中的人情往来、大小家务基本由她一手操办。
茅夫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没吃过苦，但却跟随茅先生走南闯北五十余载，不管是反右派，还是“文革”，都对挨整的丈夫不离不弃，这在亲人相互揭发、儿子打断老子肋骨的年代，是很难得的。茅先生也说，妻子是他这一生最值得书写的人。
屋内光线很暗，穿过过廊进了厅，视线才慢慢亮堂起来。房子很旧，一眼扫过，每间屋子都密密麻麻地摆着各类书报、奖章，悬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客厅不大，四周摆满生活用品，略显凌乱、局促，沙发后面的柜台上陈列着茅老荣获的各种奖杯、奖章、奖状。最醒目的是《东方企业家》杂志颁发的“全球华人企业领袖经济学家终身成就奖”。
谈到获奖，茅老很高兴。他说5月4日将携夫人准时赴华盛顿领奖，获奖感言已经写好了，主要是讲“人类社会追求自由几千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为什么自由如此重要，又如此难以获得，怎么才能得到它。”
被问及如何处置奖金时，先生脱口而出，“奖金全部捐给社会，一分钱不剩”，一部分会捐给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当今中国最富盛名的非营利性民间智库。
尽管已有83岁高龄，但老人仍然保持着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的良好习惯。每天，他都有各种接待和采访，还要写文章、参加各种会议。现在，天则所他已经去得不多了，所里日常事务都交给现任所长盛洪处理。
俩老虽年事已高，但身体都还算硬朗，经常要去全国各地出席活动，以至于茅老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即便如此，茅于轼还是坚持给年轻人写信，他在博客里发表了很多他回答年轻人提问的博文。每天都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找他帮忙，有的向他告状申冤，有的请教问题，有的是采访或活动邀请，还有找他介绍工作的、很多问题他爱莫能助，但都会耐心诚恳地答复。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会把茅于轼称为“影响自己一生的人”。
在挨整中学会隐忍
茅于轼192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名门望族，祖父茅乃登是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父亲茅以新是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母亲亦为苏州名门闺秀；二伯父茅以升则是中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主持设计过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因父系和母均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又都有留学背景，因此，茅于轼从小耳熏目染，崇信科学。茅于轼出生不久即随父母去了杭州，从小学到中学，跟随父亲工作的调动，他一共念了13所学校。1946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系，这在当时是非常冷门的专业，大二时转入机械系。1949年全国解放，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他带着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去了齐齐哈尔，在铁路局从火车司机、技术员一路做到工程师。
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茅于轼被划为右派。对于被划为右派的原因，至今他也无法确定，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了四种可能：一是铁道部右派未达到规定的5%的名额，就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二是他们单位一个右派都没有，而其他研究所都划了右派，人家就说，茅于轼平时讲了那么多的话，怎么可能不是右派；三是因为当时茅于轼的住所离单位较远，每次开会时他都要提前1小时回家，结果就被定为右派；第四种说法是后来上世纪80年代他才听到的，本来要把茅以升定为右派，但因为茅以升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得以幸免，必须得拉一个人代替，于是就找了茅于轼。
当了右派后，茅于轼立即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加上第一个孩子出生，茅家的生活遂一落千丈。1960年，茅于轼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茅于轼饿得全身浮肿，穿不上鞋，也弯不了腰。
自从当上右派，每次运动，茅于轼都是“运动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集中挂牌、批斗、强迫劳动，还被抄了家，夫妻二人都被剃了光头，母亲也被剃了阴阳头。而那个时候，剃了光头的人出门就会挨打，因为这些人必定是反革命分子，人人都可以打他。
说到这段经历，茅于轼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这段经历耽误了自己几十年，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坏事总归有好的一面，就是自己在这段时期更加奋发图强，在数学、力学、英语上没有放松。另一个好处，就是自己在挨整的过程中，学会了隐忍，这种性格使他能适应各种环境，不为所动。因此，今天许多网民因为不理解他的观点骂他、“公诉”他，他可以毫不在乎，“因为，比起‘文革’和‘反右’，这种骂人（的方式）算文明多了”。
“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
茅于轼学的是机械，从事了几十年的铁路工作，后来为什么会成为经济学家呢？
茅于轼说，“我的数学很好，我把经济问题看做是数学问题，很容易就进了经济学。我把经济学看做是财富生产最大化的问题，看成资源最有效使用的问题，这样就可以用数学来回答。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想出来的。不过，也不能完全这么讲，但最基本的东西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当然，我也看外国的书。”
在从事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过程中，茅于轼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一年，他正好50岁。当时他还没被平反，但已在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希望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去，但因为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被拒绝。
茅于轼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大体可以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方面。”在经济学上的最大成就是择优分配原理。有人认为，这套理论重构了微观经济学，如果当时国门敞开，茅于轼有可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因为认识到改革的事情比数学更重要和紧迫，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我不是追求名声的人，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想把中国搞好，让老百姓富起来，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弘扬改革的精神，这是我这20多年工作的重点。”
茅于轼的著作涵盖面非常广，代表作还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我们致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茅于轼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也成为了他的一个标签，即“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认为，“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他为富人说了话，也为穷人办了事，但却常常招致骂声，甚至惹上官司，但他依然固我。
接触过茅于轼的人都说他是谦谦君子，有儒家风范，有家国情怀。秋风说他是中国的绅士，萧翰说他是精神上的贵族，张维迎说他是自己治学为人的楷模，还有人把他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中国的脊梁等等。而骂他的人多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他，只是听过他的一些言论的人，这些言论包括经济适用房不应有独立厕所、取消18亿亩红线、应该允许高利贷等。不理解他的人对他嗤之以鼻，斥之为“汉奸”“走狗”，“乌有之乡”网站更是发起活动，要“公诉茅于轼”。
他对这些一概淡然处之，“我理都不理他们，来不及理他们”。他叹息道，“这些人很可悲，他们把坑害自己的人看作是大救星，把真正帮助他们的人看做汉奸，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只喜欢听宣传口号、假话、谎话。真正对他们有好处的话他们听不懂，不知道到底谁帮助了自己，谁害了自己，这是很可怕的事，也很可怜。”
即便“乌有之乡”对茅于轼发起“公诉”，但在“乌有之乡”“被关”时，茅于轼还对他们表示了声援，他在微博上写道，“当局把乌有之乡等网站封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有说理的机会。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发言权是不可剥夺的。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诽谤别人，说某某人是汉奸，也不可鼓动别人去杀人，去抢别人的财产。给人发言权是为了讲清道理，不是去害人，也不是发泄情绪。这些都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有的现象。”
在茅于轼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享有人权，但是，“光有这个还不够，我提倡的是自己享受人生，还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人权的最基本公理就是人与人平等，人与人平等的结果就不可能有特权，特权是人与人不平等造成的。”
但是茅老所提倡的“人与人平等”仅指权利的平等，不是收入的平等，“因为人跟人有差别，有的人能干，有的人不能干，有的壮，有的弱，所以就有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不能没有，没有的话变成吃大锅饭就完了。”
有的人认为茅于轼“激进”，他也自认为自己的许多观点“很超前”，太过超前以至于很多人接受不了，比如爱国和爱民的差别问题，茅于轼就有不一样的解答。但是正如秋风先生所言，茅于轼身上有一种保守主义气质，他坚持原则，而且他并不是很多人眼里的“永远的批评者”。
他为政府说话，为中国政府说话，他说，“跟其他国家的政府比，中国政府是很强的，是很有能力的，它能配置大量的资源，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和脱贫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可能自己不承认，但是其他人承认了，世界银行也统计了。”然而，他也直言不讳中国的问题所在，“中国政府越来越被利益集团控制住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1993年，茅于轼与盛洪、张曙光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联合创办了一所研究机构，命名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现在它已成为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而建立一个按照制度和法律良性运转的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正是茅于轼一生奔走呼号的动力所在。
茅于轼：钓鱼岛只是荒岛丢掉了于我何干？
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五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这次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３０００人，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一百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共产主义怎么样，萨达姆的统治怎么样，百姓自己会判断．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无论如何，叫百姓为统治者的理论送死是站不住脚的．
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百姓为了维护主权领土，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还没有觉悟．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改革以前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游泳偷渡去香港，被抓回来的都判处重刑．我们这儿到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偷渡到更富裕的国家去吗．这就是老百姓怎样判断主权和领土的例子，怎样判断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例子．
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
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现在是政治家在插手，把问题越搞越复杂，而且得不出解决方案，因为主权问题是排他性的，不可能双方都握有主权，很可能最后诉诸战争，得出双输的结果．而单纯的资源开发问题原本是一个双嬴的问题．
来源：转载与“学法家园”
宋圭武：理想的自由主义者——茅于轼
对待日本，历史证明忍让就是愚蠢。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想必茅先生应当是有记忆的。你今天丢掉了钓鱼岛，明天就会丢掉更多的钓鱼岛，这将会导致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对魔鬼而言，你将世界给他，他也未必满足。对付魔鬼最好的办法，就是高举正义的利剑。
茅于轼先生《钓鱼岛只是荒岛丢掉了于我何干？》一文中的有些观点，是一种典型的理想的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
茅于轼先生总是喜欢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一件事设计一个最优的方案，并进而否定现存秩序和行为的不合理。其实，现实的博弈不同于理论的博弈。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设想双方当事人都是非常理性的，这样，博弈的结果自然就是最优的。比如，若全世界的人都变成苏格拉底，或全世界的人都变成跟茅先生一样境界的人，这样自然全世界就是一片光明。问题是，现实的博弈是复杂的，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所有人不可能都是苏格拉底，有些人可能是，有些人可能就不是，甚至就是野兽。二是假如所有人都是苏格拉底，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博弈结果不是最优。三是现实世界博弈双方总是有强弱区分的，力量大的和力量小的，自然对博弈的结果要求不一样。所以，现实世界的博弈不可能完全按照理论的博弈来推演。
从抽象的角度看，生命的价值高于主权的价值，这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主权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生命。但主权也是保卫生命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国际社会，强权就是政治，这也是被历史所证明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维护具有战略地位的领土，这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这个国家人民生命价值的需要。对待日本，历史证明忍让就是愚蠢。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想必茅先生应当是有记忆的。你今天丢掉了钓鱼岛，明天就会丢掉更多的钓鱼岛，这将会导致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对魔鬼而言，你将世界给他，他也未必满足。对付魔鬼最好的办法，就是高举正义的利剑。
任何生命的尊严，都必须建立在平等和正义的基础上，否则，你的自由，就是别人的不自由。我们追求自由，应当是一种平等的自由。我们不冒犯别人的自由和尊严，但若别人冒犯我们的平等自由和尊严，我们就要勇敢地为维护自由平等和尊严而战，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生命的价值，不仅仅是活着。为正义平等和尊严而献出生命，这样的生命才是最有价值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才体现了生命价值的长远意义，而不是一时的意义。
现实世界更多是一个讲“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讲“理”的社会。现实世界的均衡本质更多是一个各种“力”的作用的平衡，而不是“理”的平衡。为了实现“理”，我们有时也需要讲“力”。与不讲“理”的人去讲“理”，只能是书生气，只能是白费力气，只能是理想主义。国际社会更多是一个丛林世界，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理想主义只能导致一种更残酷的现实主义，只能导致对理想主义境界更大的背离，二战就是例证。历史是一面镜子，忘记历史，就意味背叛，理想主义也不例外。
作者：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通信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邮政编码：730070
e-mail:gssgw007@sina.com
本文作者：宋圭武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茅于轼先生，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近年来他的雷人之语是人所共知的。比如他曾说改革开放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等等。你到任何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去竞选公职，这么说话即使在白领的选民中也会落选。
当一个制度让劳动无法创造价值时，一个自由主义者本能的反应不应该是“工人农民都不算数”，而是去质疑这种制度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毕竟，市场秩序最为优越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能够让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在这一点上，恰恰是茅于轼先生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最近他关于“印度的民主还不如没有”的言论，和他轻视劳动的观念也一脉相承。
（编者按：最近，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了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近些年来，茅于轼的一些观点在中国互联网上、甚至在海内外知识界中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旗帜鲜明地支持他的观点，也有人义愤填膺地反对他的观点。FT中文网今天刊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与茅于轼商榷的文章，其目的并非一边倒地赞同薛涌或茅于轼的观点，而是希望藉此展开一场冷静、理性、非情绪化的学术争鸣。我们欢迎持各种观点的学者和读者参与相关的讨论。）
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Institute)不久前宣布授予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自由奖”。这显示了美国保守主义对中国自由派的强力支持。茅于轼先生对此不胜欣慰：“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茅于轼先生对于打破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有着卓越的贡献，获得此奖当然是很可祝贺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自由派乃至茅于轼先生本人，在本土正面临着重大的信誉危机。左倾思潮近年来的影响有扩大之势，固然和死而不僵的传统左派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自由主义者一味喊标语口号、以传统“阶级斗争”的方式宣传自由主义理念，乃至对市场经济（特别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后果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频频用“雷人”的语言吸引眼球，使之丧失了公众信誉。许多对计划经济没有切肤之痛的年轻一代，面对泥沙俱下的现实惶惑不堪，最终把计划经济时代理想化、投入了左派的怀抱。所以，中国的自由派并非仅仅是左派的敌人，他们对最近几年左派思潮的崛起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
茅于轼先生，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近年来他的雷人之语是人所共知的。比如他曾说改革开放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等等。你到任何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去竞选公职，这么说话即使在白领的选民中也会落选。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茅于轼的这些话引起不少公愤，中国的自由派们还似乎是生活在过去“阶级斗争”的时代，觉得茅于轼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手”，只有极左势力才会对之攻击。这种根据意识形态“站队”的态度，使他们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市场和自由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不管是茅于轼本人还是他的支持者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许多言论，即使作为标语口号，也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比如，2009年茅于轼为为庆祝《时代商报》创刊十周年题辞：“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一时搞得舆论鼎沸，至今此论的是非也没有得到澄清。从同情的立场为茅于轼辩护：他目睹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现实。那时商业被视为资本家巧取豪夺的手段，工人阶级则成了“领导阶级”，于是“劳动神圣”，做买卖成了犯罪。更不用说，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重农抑商传统，人们对商业的敌意根深蒂固。他这样说，不过是要帮助社会摆脱马列教条，早一点接受市场经济的价值和理念而已。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中国老百姓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极左势力的鼓噪。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市场的公正性问题。劳动创造财富，也并非是出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西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把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奉为自由和市场的“正宗”传统。这个传统的现代起点，大致可以说是1688-89年的“光荣革命”：来自荷兰的奥伦治亲王威廉和玛丽应邀西渡英伦，赶走了大搞君主专制的詹姆斯二世而成为英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蓬勃崛起的工商势力。再过半个多世纪，英国就发生了“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现代社会。
在这一让人耳熟的故事背后，有一重大的革命性理念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记忆：“劳动创造财富”。这一理念的确立，不仅关乎现代市场秩序的生成，而且直接涉及到民主宪政中的自由。在“光荣革命”前后，托利党和辉格党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意识形态之争。大体而言，托利党拥君保守，其社会基础是土地贵族。他们的政治经济理念，还是根植于中世纪的农业社会，认为土地创造财富，商业不过是交换土地所生产的果实。辉格党则针锋相对，信奉洛克的理论，认为劳动创造财富，人类的努力比土地更有价值。
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要知道，托利党人并非反对商业。比如东印度公司，一直就在托利党的羽翼之下。不过，因为他们把土地视为财富之本，即使经商，其着眼点也在于抢夺土地，然后建立垄断。市场经济就成了一场零和游戏：我赢就是你输。毕竟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我多拿了五十英亩，别人就少了五十英亩。辉格党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而劳动的潜力是无限的：人口可以增长，人可以更努力、更聪明。所以，市场竞争完全可以走出零和游戏，垄断则往往妨碍人的聪明才智的发挥。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资本，也一度成为辉格党人攻击的目标。
在政治上，英国自中世纪以来一向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王把土地封给贵族，从后者那里换取服务。所以，认定土地创造财富的托利党人，总对国王的赐予感恩戴德，非常尊王，进而认为老百姓没有权利抵抗君主专制。最保守的托利党人，甚至在“光荣革命”之后还认为詹姆斯二世仍然是合法国王，无人有权废除。劳动创造财富，则颠覆了托利党人的政治理念：既然财富来源于劳动，而劳动者又是老百姓，那么人民就成了国家的根基，就应该享受基本的宪政权利。自此之后，不管经济学里的劳动价值理论演化得如何复杂，尊重劳动的传统，在西方自由主义中一直没有断绝。亚当.斯密就是位特别强调劳动价值、为劳工说话的经济学家。几年前，当茅于轼大谈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时，《时代》周刊几乎把中国工人奉为“年度风云人物”。可见，即使站在英美这种“正宗”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立场上看，如此看轻劳动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还需要指出，交换固然创造价值，但盲目崇拜交换，也属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误解。辉格党人当年在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性的“交换”时特别指出：从印度进口的大量纺织品，不过是倒来倒去，破坏了英国纺织品的市场，使英国的劳动贬值，害远大于利。其实，即使在有强大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明清时代商品经济之发达也是有目共睹的，乃至以彭慕兰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把那时的江南和工业革命前夜的英国摆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他们的一个基本谬误，是把前近代的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混淆。资本主义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交换，还来自于资本革命性地改变了生产过程，进而使劳动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要有前途的话，就必须澄清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当今这样的转型期，和英国“光荣革命”时代颇有些可类比之处。当改革开放在中国起步时，土地、资源、资本，几乎无一样不是国有。中国的经济起飞，首先也在于老百姓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提升这种劳动的价值，保证伴随这种劳动而来的权利，是走向市场与自由的基础。当茅于轼看到文革时期中国人辛辛苦苦地挖防空洞时，自然会说：这是劳动呀。这样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呀。但他忘记了，当时也并非没有交换，比如供销社等等，但很难创造什么财富。当一个制度让劳动无法创造价值时，一个自由主义者本能的反应不应该是“工人农民都不算数”，而是去质疑这种制度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毕竟，市场秩序最为优越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能够让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在这一点上，恰恰是茅于轼先生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最近他关于“印度的民主还不如没有”的言论，和他轻视劳动的观念也一脉相承。
人是劳动的动物。当我们连劳动也不尊重时，还谈什么尊重人的权利呢？评价一个思想家，最终还要看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在于，公开倡导放弃“劳动创造财富”这种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人，成为自由的旗帜。但愿“弗里德曼奖”不要把这面旗帜插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使人们对之的正常批评更难以展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来源:FT中文网
茅于轼：与薛涌商榷
l 工人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是不错的。
l 薛涌批评涉及的第二点，是“交换创造财富”
l 最后，是不是“保护富人穷人才会变富”？我仍然认为是对的。
l 今天我们要强调：和保护穷人一样地保护富人。也就是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人权，这方面没有贫富的区别。
非常感谢薛涌教授对我获奖（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的祝贺。薛涌也对我提出了批评（见FT中文网刊登的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希望我对此做出回应。
薛涌的批评大概有三点，下面逐条来讨论。
首先是我说了“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当然，财富是企业家、工人（甚至还有政府等）共同创造的，缺了谁都不行。但在中国的条件下，一直只说工农创造了财富，很少说企业家也创造财富，甚至还灌输企业家是剥削者的说法。这很需要纠正。
工人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是不错的。只要看改革前，工人农民累得要命，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但是财富没有创造出来。原因是没有市场，特别是没有企业家。工人农民的劳动用错了地方。而改革后我们的劳动减少了，财富反而增加了。关键的一点是有了企业家组织生产要素，用低成本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并销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都不是工人农民做的事。
薛涌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必要再去讲市场如何重要，要讲的是劳动的重要性，鼓励诚实的劳动。但是在中国很不相同。中国的市场制度还摇摇晃晃，不解决建立市场的根本问题，劳动还可能被滥用。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在中国需要强调的不是劳动如何重要，而是市场和企业家如何重要。薛涌批评我有失片面，我愿意接受。这个片面是中国的环境造成的。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中，更应该强调的是市场和企业家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劳动创造财富早已强调过了。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
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我们有伟大的劳动者。这个优势世界上那个国家也比不上。我在为苏洪涛写的书作的序言中特别对此作了展开。我也强调劳动必须在市场的环境中才能够创造财富。而中国时时刻刻都有回到计划经济去的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着重强调市场的作用。
一个例子就是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争论。大多数人还认为设一条耕地红线总比没有好。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光有耕地是不够的，还需要劳动力。于是也要规定用多少农民去种粮。粮食还要用化肥，所以也要规定必须生产多少化肥。生产化肥还要用电力，于是也要规定必须分配多少电力给化肥生产之用。这不是转向了计划经济吗？这说明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还是完成远未完成的市场化建设。这是大多数国内经济学家的看法。
薛涌批评涉及的第二点，是“交换创造财富”。这并不是我的发明。现代经济学就是这样讲的。我不过用了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经济学中供应线和需求性交叉中的三角形面积，就是交换所创造的财富。而且GDP作为财富生产量的指标也是从交换统计出来的，不是统计劳动量得到的。当然，交换的背后有劳动的创造。但是劳动最后表现为财富，必定是通过交换。我完全没有蔑视劳动的意思，我要补充的是光有劳动不会有财富。劳动必须结合交换。因为交换指明了劳动该用在何处才能生产出财富来。
最后，是不是“保护富人穷人才会变富”？我仍然认为是对的。富人和穷人都应该受到同样的保护，才能有普遍的收入上升。特别要防止在一个穷人占多数而且有普遍仇富心理的情况下，政府采取“打倒富人”的政策。这种政策对政府最有吸引力。“打土豪，分田地”往往是很得民心的，它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获得极大多数人的赞同。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就是这样起来的。穷人确实痛快一时，社会变得更公平了。可等事情冷静下来后，社会上就没有富人了。社会提倡穷，穷人可提拔，可以入党，参军。三代穷人是最可靠的；和富沾一点边的人都会受排挤，靠边站。任何个人有一点致富的行动或想法，立刻受到批判。国家变成了穷人国。
我认为一个社会应该鼓励大家致富，要向富人学习（当然不包括靠歪门邪道致富的人），致富光荣，这是正常社会应有之义。富人也要同情穷人，帮助穷人。这是一个和谐社会所应有的人际关系。可是中国在解放后的三十年就是实行的仇富教育。每次运动都要忆苦思甜，把仇恨集中到富人身上，把他们描绘为剥削者或阶级敌人。然后向他们展开斗争。不少“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在文革时被活埋，仇恨从哪里来的？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有个别地方利用这种不正常的手段获取民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今天我们要强调：和保护穷人一样地保护富人。也就是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人权，这方面没有贫富的区别。
但是另一方面，平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收入差别既不能没有（不能吃大锅饭），也不能过于扩大。现在不但在中国，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已经太大了。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所以我说了“为富人说话”，也说了“要为穷人做事”。为穷人做什么事？就是帮助他们致富，减少贫富间的收入差距。
来源:FT中文网
李华芳: 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
弗里德曼在设立这个奖项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等有幸生在自由社会，对自由的重要性反而意识不到，认为不过是理所当然。所以在飘飘然的西方世界里设立一个强调自由的奖项是极端重要的。茅于轼获奖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在尚不如西方自由的社会里，例如对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法治的承认尚不足的社会里，一个推进自由的先行者获了奖，是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这将激励国人立足自由，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社会。
茅于轼获得2012年加图研究所（CATOInstitute）“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MiltonFriedmanPrizeforAdvancingLiberty）的消息，引发了诸多争议，本文试图澄清一些显而易见的误解，并解释茅于轼获得这一奖项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一、什么是“弗里德曼奖”？
大部分误解是由于未仔细阅读“弗里德曼奖”的说明及茅于轼的获奖理由所致，所以从该奖项开始介绍，呈现更多真实的细节，会助于澄清部分误解。该奖项全称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2001年同意加图使用他的名字设立这个奖项，旨在奖励那些为推进人类自由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个人。
奖项是两年发一次，2002年是头一次颁奖，发给了英国经济学家鲍彼德（PeterBauer），其后的获奖者包括2004年的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HernandodeSoto）、2006年的爱沙尼亚前总理马特？拉瓦尔（MartLaar）、2008年委内瑞拉的学生运动领袖郭学权（YonGoicoechea），以及2010年伊朗作家、记者甘吉（AkbarGanji）。茅于轼是今年的获奖者。
从上面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奖”的重点是奖励推进自由的个人，而并不局限于这个人的身份，不论他是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作家。从上述获奖者也可以看出，推进自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通过表现政治上的领导力，也可以是通过发表文章针砭时弊，还可以是通过普及学术推广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理念等。
二、争议茅于轼
对于这个奖项的介绍，实际上能打消大部分围绕茅于轼获奖的争议，因为这些争议实际上是对奖项不了解所致。
比如说，第一种批评意见来自学术界，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这种声音认为，茅于轼对经济学的进展没有贡献，所以发奖是发错了。但其实这个奖项和学术进展本身关系不大，属于打错了靶子。我个人能力有限，无法评价茅于轼的经济学贡献，但我认为即便是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也有两个必须要考虑到的约束条件。首先，茅于轼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所做出的贡献，应该和当时的经济学水平相互对照，以便考虑到其提倡的经济学数理化的影响和意义。
其次，在学术评价中始终存在关于评价标准的争议。顶级期刊、影响因子、引用率等我并不反对，只是好些“知识贩卖所的伙计”自己也不过是贩卖些陈腐的东西，硬要来指责做普及工作的没有自己“陈腐”得高级，倒是个挺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以推进个人自由的效果而言，就目前的中国来看，前沿研究重要，但普及工作也并非可有可无。两者实在是应该齐头并行的。
如果批评普及性的工作能推进对前沿研究的进展，那么这种指责大概还有些道理，否则就未免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了。另外一个值得细说的问题是所谓茅于轼的普及工作出了问题，实际上并不推动自由，那么这样的指责或许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稍后我将指出，在此问题上的误解，多数是以讹传讹所致。
另一种批评茅于轼的观点认为，茅应该清醒认识到这是由于中国强大了，西方才颁奖给他的。这种说法本来不值得一驳，因为这是一种没有逻辑和证据的说法。所谓空有屁股坐定，脑袋却空空如也。奇怪的是，这种说法尽管非主流，但还是有一些市场，所以要再来说一说这种观点谬在何处，以便读者知悉。
关于茅于轼获奖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西方才给予特殊关注”这种说法要成立，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弗里德曼奖”的所有颁奖都是因为获奖者所在的“国家强大了，西方给予特殊关注”。很可惜，这是无稽之谈，甚至都通不过第一轮检测，因为第一个获奖者鲍彼德来自英国，获奖更多是因为他在发展经济学上的贡献，英国的地位其实看起来是衰弱而不是“强大”了。而委内瑞拉和秘鲁也断然是称不上“强大”。
值得检讨的是，这种中西对立的二元思维曾经严重损害中国的外交利益，也在“冷战”中使美苏都遭受重大损失，已经是国际政治中极为“猥琐”和落后的思想。可喜的是，这一声音正逐渐削弱，正常的贸易和邦交思维占据了正道。开放才能拥抱全球化，“阴谋论”、“筑墙自闭”还没有被完全淘汰，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害怕自由的拓展危及他们的利益，于是设置一些障碍，还将此念头表达为西方的阴谋，以阻挡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步伐。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改革开放，早日打破这些障碍，茅于轼获奖正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三、自由主义问题
对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解释，并不是这篇小文章所能解释的。不过有一种批评意见值得提及，这种意见认为茅于轼的普及工作不尽如人意，或者说其方式反倒是违反自由主义的原则、损害自由主义的声誉的。这也是上面提到过的对茅于轼普及工作的争议。
例如对茅于轼曾经的一个说法“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薛涌就认为这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英美正统的自由主义者洛克指出“劳动创造财富”（见FT中文网发表的《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薛涌单方面挑战茅于轼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7年，我其实看不出两人在理念上有多大的矛盾，而往往是因为个别词语的使用被放大了分歧。我同样留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茅于轼并没有真正回应过薛涌。
“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这句话引发的争议，其实与茅于轼一贯被人断章取义有关。“劳动未必能够创造财富”与“否认劳动能创造财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对于前者，这一论述表明有些劳动不创造财富，但与后者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针对后者的抨击对反对前者的观点，是风马牛不相及。有意思的是这在评论圈并不少见。
论证“劳动能创造财富”是洛克曾经的观点、甚至是英美自由主义传统里的观点并且被辉格党人利用过，要如何才能反对茅于轼说的“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观点呢？在这一条逻辑链上，要证明以下几点：首先，洛克必须是全无争议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守护者；其次“劳动创造财富”是洛克说过的，并且被英美自由主义坚持；最后，这一路传统坚持“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才能反驳“劳动未必能够创造财富”或“劳动有可能不创造财富”。
那就从洛克谈起吧。洛克对“劳动”是有特别的说明的，是指劳力作用于某事物并改变其自然状态，这称为“劳动”。而洛克之所以提及这个“劳动”，乃是要说明个人财产之由来的问题。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劳动但不需要财产，只是有这种拥有财产的“权利”。随着人类社会的扩展，主要是自然生长率条件下的人口增长，使得人要储备一些“多于必需”的财产，以应对风险和养育后代，“剩余”的概念开始兴起，专业分工和交换是人类扩展秩序的体现，货币成了洛克眼中社会契约的绝佳代表，而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的财产。
可以说从理论上，洛克指出了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自然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劳动并不创造财富，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不创造财产，因为在所有劳动产出全部满足于生存的条件下，并没有必要去界定财产权。而只有当人类走出自然状态，在社会契约条件下，劳动创造的财产有盈余去交换，才使得财富集聚增加，但对洛克来说，在这里更看重的是财产权及交换对财富增加的作用，并非特意强调劳动的作用。现代英美的自由主义者对洛克的态度是转向更细致的讨论，比如洛克虽然提出早期的“三权分立”思想，但其中立法分支对财产的潜在危害与人们互信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调和等是讨论重点。
也就是说，在劳动与财富的关系问题上，洛克并没有说过“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洛克也不会反对“商业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这样的简短观点。薛涌花了很长的篇幅说明辉格党人的历史，借以论证自由的拓展。问题在于，这似乎与“劳动能不能创造财富”这个观点之间关系不大。
尊重劳动的传统，可能从另一个路径来理解会更明确。追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这一思想传统，你当然能看到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但斯密－马歇尔－萨缪尔森－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传统，却主要是对分工和交换的强调，这一路传统对劳动价值论当然不热衷，但也不至于走到“所有劳动都不能创造财富”的极端境地。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传统也已经表明，“劳动创造财富”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但并不表示自由主义理念放弃了“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正如在鲁滨逊的世界里，劳动回归到自然状态中，并不创造财富；也如在计划经济里，劳动的价值被计划抑制而无法真正创造财富，直到市场交换极大拓展了劳动创造的财富。如果支持商业创造财富的观点，如果也承认不是“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那么这和茅于轼的观点又有什么差别呢？一下子将茅于轼的观点极端化成放弃“劳动创造财富”，到底又在反对什么呢？
用辉格党的历史来否证今天中国的现实，可能有意义，但更多是穿越带来的喜感。茅于轼所言“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应放在计划经济影响根深蒂固的中国语境中来理解，强调商业的力量，而对劳动价值论报以警惕，无论如何是不为过的。这与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理念也是契合的，看不出来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对交易而言，经济学通常默认的前提是自愿交易。而反对在垄断前提下、尤其是政府垄断的前提下的“交易”，主要不是说盲目崇拜交易，而是反对垄断。将反对东印度公司理解成反对交易，这种理解本身是需要被反对的。
我就简单提及下东印度公司。所谓“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来叫做TheHonorableEastIndiaCompany或称“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ishEastIndiaCompany），但它之所以能做印度贸易，是因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了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这使得该公司获得了多年的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而辉格党人反对的主要是这种皇家特许垄断，对从印度“交易”来的香料和咖喱他们还是欢迎的。
“反垄断”和“盲目崇拜交易”，显而易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并将“反垄断”加上“盲目崇拜交易”的名头，是无论如何也不合适的。这种方法也恰恰是薛涌所反对的在普及自由主义过程中“普及出错”的方法。
我同意在经济学的普及中要尽量说出对的东西，尽管一个人无法保证其口吐永恒真言，却至少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和“张冠李戴”。我也同意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传播的过程中一片混乱，但是哪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传播不是一片混乱的过程。
自由主义的传播某种程度上只能是混乱的，因为一个开放竞争的体系注定不可能产生永远正确的思想。我还同意科斯说的中国缺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而要有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除了要挣脱来自管制者的束缚外，不要“断章取义”和“歪心曲义”恐怕也很重要。
四、茅于轼获奖的意义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加图研究所给茅于轼发奖的理由吧。尽管有诸多的争议，却没有多少人有耐心读一读获奖的理由，这多少凸显了评论界的尴尬、拙劣和不专业。
加图研究所开宗明义说茅于轼是中国推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活动家，直言不讳，并影响巨大。这个83岁的经济学家以倡导公开透明的政治体制著称，也是推动中国民间社会和自由运动的先行者之一。2011年，茅于轼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激怒了一些人。乌有之乡称茅于轼为汉奸，并要公审茅于轼，判他叛国罪。更有激进之徒到茅于轼家进行骚扰。
加图研究所还提到了茅于轼经常被人忽视的贡献，例如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富平学校这样的慈善机构，以及在山西龙头村实行小额贷款帮助农民等。他相信个人收入增加有助于个人自由拓展，并投身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他写了15本关于市场经济的书，其中《生活中的经济学》是畅销书，向大众通俗易懂地解释了经济学。茅于轼的作品既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自由市场，也帮助中国政府澄清和缓和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
我没有全部列出加图研究所的说明，但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几乎所有的围绕茅于轼获奖的争议，都与没有仔细阅读这些说明有关。一个人坚持市场经济理念，坚持改革开放，并身体力行做慈善，以点滴惠及身边的世界，这样的人在哪里都值得尊敬。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奖”是当之无愧的。
弗里德曼在设立这个奖项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等有幸生在自由社会，对自由的重要性反而意识不到，认为不过是理所当然。所以在飘飘然的西方世界里设立一个强调自由的奖项是极端重要的。茅于轼获奖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在尚不如西方自由的社会里，例如对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法治的承认尚不足的社会里，一个推进自由的先行者获了奖，是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这将激励国人立足自由，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社会。
来源:FT中文网
民主进程的最大敌人：经济右派
作者：燕王王皓
我所说的经济右派，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发现，通过部分接受市场经济，利用公权力涉入市场，就可以得到市场特权和暴富。套用别人的话，即权贵资本主义者。
我所说的经济右派，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发现，通过部分接受市场经济，利用公权力涉入市场，就可以得到市场特权和暴富。套用别人的话，即权贵资本主义者。
经济右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可言的。有意思的是，经济右派可以有“选择性”的使用左派话语和右派话语。面对左派时，他们标榜“与时俱进”，“摸索XX特色道路”；面对右派时，他们宣扬“坚持XX主义不动摇”，“贯彻执行XX原则”。他们深深知道，从1979年至今，就是自己的黄金时代。如果接受左派的诉求，返回到1979年之前，或是接受民主右派的诉求，将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领域，促成民主，都不能实现自身既得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只有将社会模式固化在1979年至今的状态，才能实现自身既得利益最大化，使自己的黄金时代“青春永驻”。
在网上的舆论战中，很少有经济右派的身影。他们或是“闷声发财”，或是抱一种“爱咋咋地”的态度。事实上，当下中国掌实权，对国家有高度控制力的，恰恰是经济右派。在我看来，网上的舆论战中，特别是左右之争，存在大量空中楼阁，无病呻吟的成分。往前变好，往后变也好，前提是变革能发生。但在当下，国家，社会，受到经济右派严重固化。
经济右派不点头，不妥协，不后退，你的民主愿望是无法实现的。枢纽的“钥匙”，就在经济右派身上。
本文作者：燕王王皓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司马荒原：没有民主，“为人民服务”就是最无耻的谎话
在现实中，“为人民服务”已经流落成空洞的口号。“为人民服务”的机制已经变质、生锈，一些宣扬“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和群体，已成为最堕落、最腐败的群体和机关。比如一些税务机关，工商机关，烟草机关，石油机关，交通机关，水利机关……甚至党委机关、政府机关，这些个执掌利益分配的公权力，尽管口里喊着“为人民服务”，却首先并一直在为自己打算，为人民币服务，并强制人民为他们服务。
在中国，有一句话，没有比它让更让人熟悉的了，也没有比它更神圣的了：“为人民服务”。在一些公共场所，特别是在公权力机关，都堂而皇之地大写着，镌刻着毛泽东对这句话的手书体。它几乎成为全体公职人员的座右铭。
在中国，人们都以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的首创；就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样。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世界上最先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在葛底斯堡前线宣称“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亡”。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也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蔡和森在1920年代提出的。
林肯“为人民服务”的提法，为孙中山所接受，并成为旧三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是在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致张闻天的信中。1944年，在悼念张思德的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的演讲，于是他的“为人民服务”被中国共产党人广泛流传。1945年，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对“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作了更系统完整的论述。中共七大通过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并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了党章。之后，“为人民服务”就成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唯一宗旨。
然而在现实中，“为人民服务”已经流落成空洞的口号。“为人民服务”的机制已经变质、生锈，一些宣扬“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和群体，已成为最堕落、最腐败的群体和机关。比如一些税务机关，工商机关，烟草机关，石油机关，交通机关，水利机关……甚至党委机关、政府机关，这些个执掌利益分配的公权力，尽管口里喊着“为人民服务”，却首先并一直在为自己打算，为人民币服务，并强制人民为他们服务。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公权力机关的“三公消费”达到万亿人民币。据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政府财政支出6万亿，但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只有约6千亿元人民币。而“三公消费”，却近万亿！在率先提出“为人民服务”理念的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标榜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中国就应当占到60%，那么用于民生开支的就应该3万6千亿而不是6千亿元。也就是说，其中应属于老百姓民生福利的3万亿，被政府用来“为自己服务”了！在2008年，全国财政支出6万7百多亿元，“三公消费”估算高达1万7百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到11%，而美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40%左右。
掌权的官员，更是将“为人民服务”当成自我牟利的幌子。比如《工人日报》报道，湖州市电力局先买了一块土地，但为了把房子尽快盖起来，局领导要求职工借钱给单位，每人十万元，并承诺造好以后按成本价卖给职工，如果不参加，造成房子后，没出钱的人就没有资格按成本价买房。该地块动工了，建筑形态主要以小高层为主，有部分多层住宅和联体别墅。竣工后，该地盘共有1610套房子，现职八名局领导和两名中层领导购得26套联体别墅，而100套多层楼房在中层领导挑完后，只有少量的留给了普通职工，剩下的1000多套高层和小高层全归普通职工依次选购。最后有职工算了一笔账：一套250平方米的联体别墅，利润在50万元左右，而多层楼房的利润也在10万元左右。筹资建房，领导出资十万购别墅，获利50万元，而职工出资10万只能得到一套价值10万元的房子，贷款利息还亏进去了。此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名目上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之名，行“为自己服务”之实。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太常见了。比起普通工薪阶层，这个市电力部门的职工还算是“得了便宜”的，毕竟还拿到了自己的住房。即使如此，这里面也存在公平、公正问题。没有公平、公正，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权势绑架的“人质”，成为受欺诈的弱势群体。大权力，大垄断，高收入，公权的利润之高，官员的权力寻租之普遍，造成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
难道生在中国，就应该成为这样“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和群体的人质，谁有办法逃脱吗？也不尽然。2010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被网友问及治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三公消费现象时，温家宝说，“必须管得住”。“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温家宝在这里强调“民主”，可以被看成是对中国的治本之策。
1945年7月，在与黄炎培的著名“窑洞对”中，毛泽东如是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当时的认识是正确的，顺应了历史潮流。民主，是人类文明的选择；民主，更是大势所趋。
然而，中国总是在玩“擦边球民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专政”开始代替“民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民主”的第一个擦边球，从而在民主概念上，进行了模糊。在真正的“民主”面前，是没有“反动派”的，恰恰相反，“民主”则需要“反动派”。紧接着的历史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民主”则进一步倒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中国对于民主，被弄得面目全非。1976年毛泽东去世，继任者华国锋仍提出“两个凡是”，进一步发挥中国“人治”传统政治。“人治”，实质就是个人独裁，与民主背道而驰；而“民主”和“专政”放在一起，就只能是“人治”的专制，每个人（哪怕是国家主席），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被专政的对象。
1978年开始，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拨乱反正”，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针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存在的弊端，邓小平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集中反映在邓小平的两篇代表作中的，一是19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二是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邓小平的讲话包含了如下思想，第一，分析了人治的各种表现，提出了以法制保障民主，防止因领导人和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民主制度的现象出现。第二，加快立法步伐，改变以领导人说的话为“法”的状况，重视法律在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努力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邓小平着重指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对领导人进行约束的重要性。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可邓小平所强调的民主，仍然局限在党内。中国特色的“法治”，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它的前提条件是“党治”。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解释是，“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共十六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可见，“党内民主”实质上就是“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则是苏联布尔什维克派提出并实行的一种国家机构实行的制度。所以，中国的“民主”，还徘徊在100多年前。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民主？美国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指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基本含义是：“在形成调节人们共同生活的价值的过程中，必须每一个成熟的人都要参与，从一般的社会福利的观点看来，从个人的充分发展的观点看来，这一点都是必要的。”杜威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目的，处于人际关系和人格发展的广阔领域之间。他说：“抛弃把民主看作某种制度性的、外在的东西这种习惯，而养成把民主看作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习惯，这就是理解到民主是一种道德理想，而在它变成事实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道德事实。这就是理解到，只有当民主真正是一种生活常识时，民主才是一种实在。”杜威还认为，自由是民主赖以得到实现的一个基本原则：“归根到底，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发挥个人潜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条件”；“使个人获得解放的自由，是社会向更人道、更高尚的目标发展的根本保证。”美国当代著名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认为，“民主先于哲学”、“民主先于科学”。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普特南则认为，民主首先是伦理问题，然后才是政治问题，因为民主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他看来，民主概念来源于人们对自己的局限性的承认。人们由于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为了顺利地、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就必须按照民主原则，协力合作。美国学者对于民主的理解，具有现实意义，和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温家宝在2010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说，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这里，温家宝将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细化成每个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而明晰了民主的概念，确定了检验民主与否的标准。民主，并不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而是成为一种政治伦理，要成为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
只有公民拥有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拥有与官员同等的政治和生活权利，也才有批评与监督政府的自由。在公民权利下，执政党和政府及其党政官员，也才能真正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否则，没有民主，“为人民服务”就成了最大谎言。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在当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自2008年12月9日首批303人联署公布《零八宪章》以来，虽然文本起草人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受到残酷打压，虽然执政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消解《零八宪章》的传播和影响，但渴望真理与自由的人们仍然不惧高压，仍然一批又一批的站出来宣布自己对《零八宪章》的认可和支持，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著名政治学者李凡先生在谈到当代中国民权运动时公开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这些活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08宪章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也谈到：“《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应该说，李凡和秦永敏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截止2011年6月第二十六批联署人名单的公布，公开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内外人士将近13000人，这其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普通农民工，既有民主维权人士，也有体制内精英……毫无疑问，这是《零八宪章》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对于权贵集团“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09年6月我们郑重推出《零八宪章》月刊。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鞭策下，围绕民主维权事业，我们共编辑发行了31期电子文本，编辑转载各类文章两千多篇。与此同时，我刊还分别就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人权个案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声明，并就一些难点问题的处理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有效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存在的某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瓶颈制约，使得本刊能够吸纳的“原创文章”并不多，从而影响了本刊的发展，也让很多对本刊抱有深厚期许的师友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筹措到部分经费，虽然数量有限，但我们愿意将这点有限的资源用于推进公民维权事业，用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事业的宣传推广上。
因为这样的背景，《零八宪章》月刊现在面向全社会发出征文公告：
欢迎您就政治改革、中国社会转型、公民维权运动、民主宪政理论思考、群体性事件、公民参政运动（竞选人大代表、争取结社权、进行政治表达等）、检讨执政党、检讨执政府以及权贵集团的腐朽黑暗等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欢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争鸣，恳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先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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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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