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总45期）
目 录
卷首语
原形渐露的“毛左”与执政党的未来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6307.html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
本刊特评
方励之先生永垂不朽！
沉痛悼念《零八宪章》签署人——民主导师方励之先生！
《零八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论坛”严肃声明：
古川、李昕艾夫妇有正常出国的权利！
本刊首发
王德邦：重振民气、收拾民心
——纪念胡耀邦逝世23周年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陈永苗：维权与维稳的对撞已成政治主轴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贾明智：薄熙来是刑事罪犯，但事关制度变革问题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刘逸明：政治摇滚明星薄熙来能否全身而退？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纪念方励之
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和科学家方励之去世
王丹：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因为曾经有方励之而骄傲
美国务院哀悼方励之去世：感到哀伤
方励之：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方励之：89年元6日写给邓小平“大赦天下”的公开信
温克坚：沉痛悼念方励之先生
夏子今：热爱科大的三位校长（节选，节选内容主要有关方励之）
高瑜：方励之永远是“八九一代”的良师
焦点关注——薄熙来
聂元梓：薄熙来是真傻假傻？亲妈都在唱红歌中给唱死了，还唱个啥劲啊！
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新华社（授权发布）：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
张朴 ：“中共5号6号文件摘要：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的通报”
李贤政：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唱红打黑背后原来如此
薄熙来案博讯独家：胡锦涛亲自下令彻查 中共可能启动政改
博讯独家：薄熙来夫妇涉害多人，谷开来恐性命不保
薄熙来案：左膀右臂的王立军闹翻细节内幕
薄妻谷开来有香港身份证和新加坡绿卡
祝振强：“薄熙来同志”打黑怎不见床榻一侧的“黑社会”
弘毅斋主：薄熙来的局限性！
执政党观察
《求是》发表温家宝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栗宪民：如何看待党内民主派——评温家宝的政治改革主张
北京日报：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人民日报》媒体人揭秘《北京日报》奇文“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出台背景
北京全市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北京日报：“总书记”不能凌驾于党中央！
boxun.com/forum/201204/zongjiao/25979.shtml
环球时报：查处违法违纪官员不是“路线斗争”
施文：从“一致拥护”中看到中国民主的希望
乌有之乡
多家毛左网被指违宪、攻击中南海、遭整顿关闭
杨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必须加上民主、法治
司马南是否假冒“一群普通共产党员”写“困惑”并伪造作者?
余小勇：反贪〝毛左〞们原来贪财又贪色
航亿苇：感谢孔庆东100万让暴露极左真面目
思 宁：左派对薄熙来被立案调查的反应（舆情观察）
九州欢乐：如丧考妣孔庆东宣布“洗洗睡了”
重庆观察
黄奇帆主持重庆市政府党组会议 决定认真反思政府工作
重庆人大：薄熙来及其家人发生如此问题令人非常震惊
张德江：干部应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工作人员
思宁：重庆也不称薄熙来为“同志”了
重庆日报：讲清楚尼尔伍德死亡是薄谷开来等个人行为
重庆日报：薄熙来王立军等人违纪违法身败名裂
雷悟：“红二代”的挽歌
改革论坛
往前站：路线斗争还是政治斗争？
孙立平：中国改革的四种思路
杜导斌：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如何改？
于建嵘、李人庆：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实践与政策建议（节选）
张镇强：代表人民才能掌握未来，艰巨哉！
财新观察：改革才能反腐败
汪玉凯：“顶层设计”替代不了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公告天下
王丹等：我們希望回國看看——致中國政府的公开呼吁
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中国已进入危机常态化社会
李庄：神秘的重庆来电“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
“维权网”声明：公民支持政改、呼吁领导人公布财产无罪
人权观察
维权网:维权律师倪玉兰获刑2年8个月，董继勤获刑2年
李昕艾在首都机场遭边检人员“蓄意谋杀”未遂
姚立法：郑州金水区选举委员会剥夺大学生选举权依的哪家的法？
中共改革派网站中选网被“阶段性维护”
维稳警察约女网友群交 被旅游的山东张军得以逃脱
在广州热闹地区高举请胡锦涛公布财产的肖勇等人被刑事拘留
李庄微博透露重庆打黑细节 龚刚模案令人发指
维权律师刘晓原公开“茉莉花”失踪经历
精彩时评
爱德华夏：聊聊李小琳的“幸福”观
九州欢乐：李小琳的皮肤
航亿苇：中国已经到了在南海有所为的时候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
蔡慎坤：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吃喝是谁的错？
熊飞骏：一帮家属都在美国的“汉奸爱国贼”们？
宪章论坛
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缺憾
王锦思：国家级的文革博物馆能建成吗？
茅于轼：我获奖正说明中国成功
茅于轼：钓鱼岛只是荒岛丢掉了于我何干？
宋圭武：理想的自由主义者——茅于轼
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茅于轼：与薛涌商榷
李华芳: 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
民主进程的最大敌人：经济右派
司马荒原：没有民主，“为人民服务”就是最无耻的谎话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本刊特评
方励之先生永垂不朽！
沉痛悼念《零八宪章》签署人——民主导师方励之先生！
《零八宪章》论坛
…………
“宪章论坛”认为方励之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他的去世不仅是中国科学界乃至于世界科学界的重大损失，而且是中国民主事业和人类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零八宪章论坛”因此而沉痛悲悼！
“宪章论坛”呼吁“八九一代”，呼吁一切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呼吁一切受到过方励之先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海内外同胞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方先生奋斗一生却未能实现的中国民主事业做共同的努力和奋斗！
方励之先生永垂不朽！
惊闻杰出的民主战士、中国青年的民主导师、《零八宪章》签署人方励之先生于当地时间4月6日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猝然去世，我们深表震惊和悲痛！在此天地色变、普世同悲之际，“零八宪章论坛”谨向方励之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和缅怀！向方励之先生的夫人李淑娴女士及其亲友表示深切的慰问！
众所周知，方励之先生是我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到1987年还一度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方励之先生深刻洞悉政治民主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整个八十年代，方励之先生将自己生命的很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中国民主化事业的启蒙和宣传当中。1986年冬，中国科技大学发生大学生抗议人大代表选举暗箱操作的民主运动，作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先生不但没有对学生运动进行打压，反而在学生集会上公开宣布：“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有力的推动了合肥乃至于南京、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学生民主运动。也因此，方先生被独裁者邓小平公开点名批评并被中共开除出党、撤销科大副校长职务。1987年春，方励之先生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后，继续进行民主启蒙和相关民主活动。1988年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并与夫人李淑娴大力支持王丹等人在北京发起的“民主沙龙”活动。1989年春与许良英等人致信邓小平，要求释放因倡导“第五个现代化”而已经入狱十年的民主人士魏京生先生。
89年4月更大规模的学生民主运动爆发后，方励之先生与许多知识界人士公开声明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并反对执政当局对北京进行戒严和军管，六四大屠杀后被通缉，为避免迫害方励之先生入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后来通过外交斡旋去美国后，一方面继续进行科学研究（2010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另一方面，继续为中国民主事业进行奋斗，在美期间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
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公布后，方励之先生公开表示支持《零八宪章》，成为海外第一批50位支持《零八宪章》的公开签名人之一。不曾想到，在中国民主事业尚未成功之际，方励之先生竟然匆匆离去……
“宪章论坛”认为方励之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他的去世不仅是中国科学界乃至于世界科学界的重大损失，而且是中国民主事业和人类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零八宪章论坛”因此而沉痛悲悼！
“宪章论坛”呼吁“八九一代”，呼吁一切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呼吁一切受到过方励之先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海内外同胞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方先生奋斗一生却未能实现的中国民主事业做共同的努力和奋斗！
方励之先生永垂不朽！
《零八宪章》论坛
2012-4-7
“零八宪章论坛”严肃声明：
古川、李昕艾夫妇有正常出国的权利！
据维权网、博讯综合消息，著名维权人士古川、李昕艾夫妇4月4日中午在首都国际机场被警方拦截并被“强行拖出机场”。
报道说，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古川将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做学术研究和交流。3月下旬，他们办理了签证并买好了4月4日前往纽约的机票。但4月3日下午他们居住的楼下就被警方看守起来，无奈之余，古川夫妇只好在凌晨两点趁看守们打瞌睡时携带两个孩子逃出家门，然后打车前往机场。4月4日上午换过登机牌后，却在边检站被拦截，随后一家四口被带往机场警务室询问，古川的护照被当场收缴并宣布作废，李昕艾则被宣布因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而禁止出境。11点多古川、李昕艾夫妇分别被拒绝出示任何证件的便衣强行拖出机场——在此过程中，李昕艾还遭遇便衣们“用衣服和手堵住口鼻、并强捏脖子”、“差点窒息而死”的强暴……
“零八宪章论坛”对北京警方粗暴侵犯古川夫妇正当公民权利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众所周知，古川、李昕艾夫妇作为《零八宪章》签署人，若干年来，一直热心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事业，为捍卫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长期奋斗在民主维权第一线。去年春天，“茉莉花革命”期间，古川还因为在网上转发相关信息而被有关当局秘密抓捕并遭遇殴打、下跪等酷刑。释放后，全家长期受到警方的监控和骚扰。由于无法在国内获得正常生活，便计划前往美国读书，所幸受到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做访问学者，却不意受到有关当局的肆意梗阻，并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出境！
“宪章论坛”认为，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是古川夫妇，不是民主维权人士，更不是广大人民——真正“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是蓄意破坏法治、侵犯人权、知法犯法的政治警察，是继续奉行强权政治和“维稳”逻辑的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回顾历史，自共产党建政以来，“反革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便成为执政党和官僚贵族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而肆意迫害寻求民主与自由的祖国儿女们的作案工具！在“反革命”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不知多少祖国儿女被剥夺掉自由权、发展权乃至于宝贵的生命权！不知有多少祖国儿女被禁止出国，更不知有多少祖国儿女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而阻挡在祖国大门之外……！我们对奉行如此反民主、反人权、反人道、反文明的极权主义政治逻辑的执政党和中国政府表示严厉的谴责！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规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期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布的普世人权法则。“宪章论坛”要求：
一，中国政府必须无条件的尊重古川、李昕艾夫妇的出国权利，必须为警务部门的粗暴执法向古川夫妇表示歉意并赔偿相关损失。
二，中国政府必须回归民主、人权轨道，必须无条件的允许一切愿意回归祖国的海外同胞回国学习、生活和居住，并努力为祖国儿女的远道归来提供正常生活所必须的条件！
《零八宪章》论坛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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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民气、收拾民心
——纪念胡耀邦逝世23周年
王德邦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先生逝世23周年，也是八九民主运动发生第23年。对于因纪念胡耀邦先生离世而引发的那场影响世界当代史的八九民主运动，中国官方媒体二十几年来一直设为禁区。然而，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对八九民主运动作出深刻反思，就不能认清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就不能准确诊断出中国今日许许多多问题的病根，也就无法避免历史灾难在中华大地的重演，更无法开启中华民族富有希望与美好的未来。
八九民主运动对中华民族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并且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今日所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追溯到八九那场运动上去，也可以说中国要想摆脱今日困境，开启希望未来，就必须解开八九民主运动的禁锁，医治八九灾难给这个民族造成的伤痛，重振民气，收拾民心。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先生逝世23周年，也是八九民主运动发生第23年。对于因纪念胡耀邦先生离世而引发的那场影响世界当代史的八九民主运动，中国官方媒体二十几年来一直设为禁区。然而，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对八九民主运动作出深刻反思，就不能认清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就不能准确诊断出中国今日许许多多问题的病根，也就无法避免历史灾难在中华大地的重演，更无法开启中华民族富有希望与美好的未来。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先生猝然去世，他生前的刚正无私、开明包容、铁肩担义、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改革开放，尤其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关怀，以及他因此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引爆了以知识界为代表郁积已久的愤懑。随着民众对胡耀邦悼念活动的演进，中国终于发生了以学生为主体，联合知识界及社会各界，以反腐败、要民主、争人权为核心诉求的民主运动。最后这场运动被中国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势力出动正规军武装镇压。
八九年这场最后被武装镇压的民主运动，由随后发生的东欧剧变，显示了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力。然而这场影响世界的民主运动对中国自身究竟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由于中国当局事后对这场运动的严密封锁与禁止讨论，而使这个民族对八九运动缺乏应有的认识，也因此使这个民族默默品尝着八九灾难的苦果。
八九民主运动对中华民族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并且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今日所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追溯到八九那场运动上去，也可以说中国要想摆脱今日困境，开启希望未来，就必须解开八九民主运动的禁锁，医治八九灾难给这个民族造成的伤痛，重振民气，收拾民心。
二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管从经济层面取得了多少成绩，中国今日民心涣散，民气衰竭，是非颠倒，善恶错置，道德沦丧，已经是个触目惊心的现实，是中国走向未来所无法逾越的障碍，也是一切的物质增长都无法弥补的残缺，并且这必将根本性地决定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民心是一个普遍为人所认识的概念，它指一个社会中人民的思想、感情、意愿等。一个社会的民心是最能为当时人们所普遍感知的东西。由于这个概念的普遍性，在此就无需展开论述。本文想重点谈论的是常常为政治学与社会学所忽视的“民气”。事实上民气才是一个民族赖以延续的精神内核。
中国自从八九民主运动后二十几年来，在所谓物质财富巨大增长同时，怎么会带来“民气”如此衰竭？而对照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并不富裕的状况下却焕发出的一片生气勃勃景象，我们可以想到八九那场屠杀对民心、民气的戕害是多么的严重。由于八九的屠杀，使中国社会颠倒了是非，倾覆了价值，混淆了善恶，丧失了良知，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完全被抽离精神品质追求的物质躯壳，中华民族赖以延续维系的民气被割断。
应该说考察一个民族是否有前途，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有希望，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指标是该民族的民气。民气在《汉典》中的解释为：指民众的精神、气概。《管子·内业》：“是故民气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渊，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汉代晁错在《言兵事疏》中说：“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復。”宋代范成大在《灯市行》中说：“灾伤不及什之三，岁寒民气如春酣；‘儂家亦幸荒田少，始觉城中灯市好。’” 清代包世臣在《再与杨季子书》中说：“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鬱，殆将有变。”叶圣陶在《倪焕之》十九中说：“现在各地人民一致起来救国，又悲壮，又热烈，足见民气到底还保存在我们这里。”由这些解释及对民气一词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民气”是一个民族精神内核的反映，深刻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主导着一个民族立于天地之间的精神气概，关乎一个民族兴亡之象。由民气我们可以理解犹太民族离散二千余年，但民族精神不死，民气延续不绝，最后仍能复国兴邦的史实。
主导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精神气概应该是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即“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由此可见，所谓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就是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造就的正气。一个民族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威胁也好，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也就是孟子曾经说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
中华民族就因为有这种立足于正义德操、秉持着是非标准、坚守着善恶爱憎的正气，所以才化育出诸葛亮的《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谭嗣同的《绝命诗》、续范亭的《哭陵》，所以才上演着屈原的投江、苏武的牧羊、张巡的嚼齿、陈天华的蹈海、张自忠的饮弹、林昭的血书、天安门的英魂。然而，最近23年来，中华大地却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明、唯利是图、为名搏命、操守无存，出现官吏贪腐前赴后继，公权劫掠不遗余力，商人谋财不惜害命，学人图名排队卖身，竟使社会风行守节者被讥为愚腐，行义者被污为“汉奸”，担责者被讽为“作秀”，整个社会完全陷落于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泥淖。支撑中华民族延续的民气荡然无存。
追溯中国今日民气丧尽的根由，会发现八九年那场屠杀难辞其咎。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中那种德高望重先贤的哀思追悼，原本是民族延续善性，承继德义，判明是非，扬善抑恶的应有举动。这种行为不仅不应被禁止，而且应该得到鼓励，只有这样，才能张扬民族的是非善恶意识，才能使民族千百年积淀的价值准则得到坚守光大。但八九年当局却悍然调动武装部队镇压民众对胡耀邦先生的纪念，这给一个民族昭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屠杀后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而且为了掩盖罪恶，公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还刻意诱导民众放弃精神追求，寻求物欲满足，这样将中华民族固有的高尚价值弃之如敝履，从而割断了民族赖以支撑的刚正之气与大义大德的精神内核——民气。这就是导致今日中国世风日下、人欲横流、道德沦丧、是非颠倒、人情冷漠、正义不彰、公平无存、弱肉强食的症结。
当此追思胡耀邦先生去世23周年之际，反思八九以降中华民族精神领域的陷落，让我们深感中华民族必须重拾是非善恶观念，培植行刚守正、怀德持义、履责践规、尊贤敬仁、遵纪循法的浩然之气，重振民气，收拾民心，以开启中国现代文明的新航程。
维权与维稳的对撞已成政治主轴
陈永苗
中国首富梁稳根将成中委，让我想晚清洋务运动授予商人官品。法国大革命爆发就在于打开了中产阶级成为贵族的门缝，然而太小，太大做不到，太小更不行。这里有不断增长的期待。梁稳根形成符号价值，那么将有更多梁稳根提出要求，实现不了其诉求，掀翻桌子革命。
我对这六十年全盘摧毁。怀念回归民国，删除1949。改革时代有特权，毛时代也是一样。共党的60年，只有两个阶层，特权受益者与受害者，只是人数不同变换。
把政治立场建立在对当局的期待之上，都是错的。出路在于没有出路。只有相信没有出路，才能放弃对改革的期待，不在那里浪费人力，而去参加维权运动，去护住底盘，让未来损失尽可能最小。
维稳促进专制死亡。在一个政体败坏的统治者，或者自我摧毁的王朝末季，任何措施，即使是维稳的措施，都只能加速其灭亡。当维权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所有的阻挡都是好事，维稳只会给维权输送武器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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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年我提出维权话语的时候，相信维权话语一定会为主导型政治话语，引导共党“前进”。 维权是走自己的路，让共党无路可走。人民日报和汪洋说“维权”，才能更好地“维稳”。当然人民日报说与不说无关紧要，带不来促进；聊胜于无。
维稳也是对我们主动发牌维权的应牌。从维权开始，我们开始“领舞”共产党，让他们跟着我们走。
目前中国最高领导层召开维稳会议，承认中国目前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声称要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由此加强社会管理。这是民间发牌，官方应牌。当维权强大了之后，灭不掉之后，维稳与镇压只会扩大维权，就像今天的局面。
维权与维稳的对撞，取代了左右之争，维权发动了一场无硝烟的、不流血或者少流血的整体“战争”，超军费的规模。那么维权与维稳的对撞整体决定了主要的政治矛盾，不再与改革时代雷同，时过情迁，产生了重大情势变更。
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形成的自由力量，例如记者与律师，与维稳体制，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维稳，发生了对撞，政府开始与市场民间行为形成全面对峙。这是维权与维稳对撞的第二战场。第一战场在于官民之间。
刑诉法修正草案一旦通过实施，“秘密拘捕” 和“强制失踪”原本已经严重的问题在地方层面会更加严重。扩大概率应该是在地方政府对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对上访者、对维权律师、对媒体记者的控制可能范围更大吧。”
几年来，网络舆论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官僚体制有一种压倒网络舆论嚣张气焰的企图，故意逆民意的强横肌肉显示出来：你们屁民。例如因毒奶粉去职的质检局长就能复出，要是在封建王朝早就凌迟砍头。维稳措施也是这样的意图。大外宣也是维稳。向左向右都是为了更好地掌舵，左右思潮之争可以维稳。为什么开辟体制外的升迁之路作为维稳措施，例如广东从农民工中招收公务员，还有例如从律师中招收检察官法官。可都是杯水车薪，饮鸩止渴的事情。
中国首富梁稳根将成中委，让我想晚清洋务运动授予商人官品。法国大革命爆发就在于打开了中产阶级成为贵族的门缝，然而太小，太大做不到，太小更不行。这里有不断增长的期待。梁稳根形成符号价值，那么将有更多梁稳根提出要求，实现不了其诉求，掀翻桌子革命。
独裁专制者痛恨叛徒甚于敌人，凡是过去革命可以利用的漏洞，任何火星，都被补丁了。对所有可能的抵抗手段都加以征用和控制（如民间购买菜刀要实名登记等），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下令：“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用指头想都想得出来，这种把一切反对的火星灭于摇篮的体制，凡是历史中已有的反抗形式，都是无效的，要产品创新，才能先发制人。共党在倒台之前，不会让内部爆裂的。专政问题从来要碾碎一切，会把一切民主的火星浇灭了。
我们永远进不了中南海权力的房间的，只能在门外储蓄积攒力量，用体制不熟悉的创新套路，例如维权运动，来凝聚政治秩序，以推土机的方式强拆之。
建党90年来，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可以区分受害者与受益者两个阶层。革命时代分为夺权掌权者和被害者，文革时代分为左翼既得利益集团与受害者，改革时代分为右翼既得利益集团与受害者。这种区分彰显了权利保护问题，对革命和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具有根本的意义。基于此，二十世纪初我们提出维权。
我对这六十年全盘摧毁。怀念回归民国，删除1949。改革时代有特权，毛时代也是一样。共党的60年，只有两个阶层，特权受益者与受害者，只是人数不同变换。
党内民主派，与维稳是吻合的，党内民主派是软性维稳，而武警是硬性维稳。南方周末与环球时报是一个屁股下面的两张凳子。维权被当作病毒，而维稳是一个杀毒软件。党内民主派起的作用是隔离病毒，而武警起得作用是删除病毒。
此时与过去不同，产生重大形势，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当下不再是改革与文革角力的时代，而是维权与维稳对撞成为主轴的时候，改革基本等于维稳。所以公共知识分子持改革立场，就是维稳。没有主动发牌能力，而只有一味被动应牌而沾沾自喜，而且启蒙欺骗迫使别人和他一样的家伙，是主流，其起得作用的，就是暧昧地延续了专制。譬如二奶起的作用，是瓦解了家庭，还是维护了家庭？
舆论方向和人心向背已经不成问题，需用维权来凝聚政治共识，形成豆腐花，是否压制做成豆腐（组织），取决于将来形势。维权运动化被动为主动，这样可能就是一个不流血，少流血的保守主义新辛亥革命。
没有主动发牌能力，说明民间缺乏主体性，把握不住重大死亡事件，儿童似地被动反应，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不断消耗、内耗。同时，有不断新的话题分解注意力，却集体无意识。
民间要学会自己设置话题，自己出牌，让当局跟着你应牌，就像维权。天天贴着当局设置的话题，讨论来讨论去，就像一蜂窝嗡嗡一样，是被人玩弄的对象，被消费的对象，在猫手上玩弄的老鼠而已。
网络时代知识分子上网发言，确实有与民众的互动性。所以多维权，少启蒙，别研究问题，多帮助具体案件受害人，尤其对于地方维权事件，在微博上呼吁发言，确实构成群众路线。如今热兵器时代无法走上井冈山，且任何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的做法，会被排斥出来。多帮助维权，是一个出路。
乌坎村发言人就说：“千万别说我们起义，我们只是维权”。我们与改良有隔膜的地方，有一个就是政改作为空洞的道德呼吁，民众无法参与其中，也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维权则是精英与民众一起参与的，尤其是为民众预备了政治参与的方便法门，可以将二者锻造成准共同体。维权与革命攫取民众或者获得民众先天性支持的都是具有魔力，具有磁场的。呼吁改良好像是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当政者对维权的态度没啥关系，把政治立场建立在对当局的期待之上，都是错的。维权所处的是其软肋，相当于国民党时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你为什么一定要期待当局什么呢。
出路在于没有出路。只有相信没有出路，才能放弃对改革的期待，不在那里浪费人力，而去参加维权运动，去护住底盘，让未来损失尽可能最小。
维权产生的效果不在于你自己说什么，坚持什么立场，而在于维权与党国的博弈当中。坚持什么暴力非暴力，都没啥意思。理性或者不理性抗争，在碰到维稳的高压电时，都归于灰烬。我们只能抗争着，尽可能最小损失，守住民主与平等的灯火不灭，待到形势逆转，至少也要使对方“自杀”一些人。不讲绝对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但是相对的，还是要的。
维稳促进专制死亡。在一个良好的统治中，任何措施包括外来敌对，内部反对党都只能促进统治更加稳定，在一个政体败坏的统治者，或者自我摧毁的王朝末季，任何措施，即使是维稳的措施，都只能加速其灭亡。当维权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所有的阻挡都是好事，例如罗马帝国打击基督教，反而越旺盛。维稳只会给维权输送武器弹药。
我大力支持把很大部分公务员变为网评员，我就不信那一套官方话语还能竞争得过我们。网评员越多，我们的阵线也就越大。建成大中华局域网也是一样，短暂是网络自由的减少，但是翻墙人数会逐渐增加，那么网络自由会很大提升。只有靠反面控制来传播，而且不要预设读者会相信他们的话，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薄熙来是刑事罪犯，但事关制度变革问题
贾明智
薄熙来虽是是刑事罪犯，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更关涉根本性政治问题，当局想以家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不可能的，对他进行刑事处罚理所当然，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由此开启宪政民主制导向的改革，就只能看着新的王立军、薄熙来不断产生，就只能看着中国政局一步步走向全方位失序。与此同时，今日中国光指望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进行政改也是不会有结果的，虽然没有上层的退让中国就不可能和平转型，但是，我们能寄望的还是全民民主人权意识大觉醒，尤其是全民上阵的非暴力抗争。
这就是薄熙来事件给我们的根本启示。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据新华社4月10日消息："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停职并立案调查。薄熙来妻子涉嫌故意杀害英国商人尼尔·伍德已被移送司法机关。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以此观之，薄熙来撤换王立军是因为他本人牵涉到其妻的谋杀案中。
像这种连谋杀英国人的事也敢做的封疆大吏，还有多少国人和尼尔·伍德一样被其弄得同样下场?
所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以该消息所使用的口吻看，是把薄熙来一案完全当刑事案件处理了，而且，尚先由中共家法处理，这就未免令人难以理解。
我们知道，一方面薄熙来是太子党的代表人物，拥有主宰今日中国的巨大势力，另一方面，他在重庆避开中共最高当局另搞"唱红打黑"，把形形色色的毛派人物弄到一起，乃至连海外曾混迹民运数十年的一些人都被他招致麾下，形成了遍及海内外的毛派要求复辟"文革"的狂潮，这就使他颇具有"引领中国潮流的领袖人物"的意味。不仅如此，从种种迹象看，以薄熙来为代表的极端化的毛派势力甚至在花大钱收买司马南之徒对其胡吹乱捧的同时，还在极力进行政变和兵变准备，试图以极端方式在中国实现毛式"全面专政"。可以相信，如果薄熙来之徒的阴谋得逞，中国出现毛泽东所谓"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的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狂热的极左派从来不讳言他们要用文革方式来对付一切人，包括"走资派"，这就使中国因此面临法西斯化的现实危险!
所以，无论薄熙来有多么严重的刑事犯罪问题，他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刑事犯罪，而牵涉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是倒退回文革时代，还是维持极左派眼中的"走资派统治"也就是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抑或是向宪政民主制转型。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内各色人等是怎么表态的？
事实表明，势力强大却目光浅短的"走资派统治"，也就是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统治者，是根本不考虑严肃对待和他们同根而生的狂热极左派复辟的威胁的，他们不顾一切的攫取财富，使其如同阮籍所谓的裤缝群虱，或者说，如同李斯一样的官仓硕鼠，除了贪婪还是贪婪，完全不考虑别的问题。正因此，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的毛左才一度沉渣泛起喧嚣一时，以致可以为薄熙来图谋大宝、觊觎皇权充当社会基础。可以说，目前这些"摸着石头不过河"，只顾捞取实惠的衮衮诸公恰恰是狂热极左派复辟的最好土壤。
而作为胡耀邦、赵紫阳改革派传人的温家宝，则反复多次强调文革的教训，并声言必须加以提防，在和极左派斗争方面的表现，温家宝应该说是可圈可点的。但是，作为中共的二号人物，这个一向谨小慎微深藏不露，非常善于韬光养晦的老政治家也从来不会侥幸冒险，何况面对最高层的保守局面，力单势孤的他也实在难有大的作为，这样，他能因此站得更牢固是无疑的，但指望他能以此推动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则也并不现实。
此外，众所周知，那些乌有之乡里的各色人等，在薄熙来问题出来以后也产生了很大分化。一方面，是和薄熙来势力真正有勾结、企图推其复辟文革后分一杯羹的狂热分子曾继续为薄熙来极其代表的政治势力鸣冤叫屈，应该说，这一部分人并不是思想观念问题，而是企图发国难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那些仅仅出于"文革遗民"情结的遗老遗少们，则和前者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痛恨"走资派"的无视小民，毫无廉耻的贪占国有资产，希望通过"继续革命"实现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美好社会，尽管他们完全脱离实际，也绝不会有前景可言，但他们毕竟还坚守着一点人类良知的底线，其对现实的抨击往往叫人击节，现在，这类人正尽力和薄熙来势力划清界限，希望在今后仍能表达他们的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从我们的角度看，应该如何认识薄熙来问题？
首先，无论王立军薄熙来，其严重的刑事犯罪责任都理应追究，应该查清他们的所有罪行，这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各方面资料表明，薄熙来的问题从中共说已经是谋逆之罪，所以，中共如果仅仅把他当刑事罪犯处理，则显然是因为已经受不了大手续，只好尽量"保守治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就像王立军掌握着薄熙来的罪证一样，薄熙来也掌握着更多更大官员的命门，如果把他往死里打，或者进行公开审判，就很难说他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再次"勃起来"，步王立军后尘拉某些要员垫背。所以，拼命把薄熙来往刑事犯上靠的同时丝毫不提他的政治问题，无疑是为了避免由此把其内在矛盾统统暴露出来从而危及中共的统治。
第三，作为希特勒式的政客，薄熙来为达其政治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收买舆论，雇凶杀人。一旦得逞，他必然实行文革式的法西斯统治！若果如此，不仅小民会因为"全面专政"而遭殃，就是官僚权贵富翁名流也同样难以幸免。因此，对于以"走资派"为历史名称的当朝权贵来说，有限的清算薄熙来是必然的。从人民和民主运动的角度说，这一点也还是应该肯定的。我们应该反对的，只是他们一不直接动用刑法而先用家法，二不能幡然悔悟并因此改弦更张致力革除产生薄熙来式人物的制度根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肯定其应该肯定的方面，对他们不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局限性也要有充分认识。
第四，我们必须要求中共对"乌有之乡"之类纯属意识形态的左派网站和人物停止打压，绝对保护仅以言论表现自己的左派观念，视他们为当今中国言论大观园内合法的一员，坚决保护他们的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权----这么做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言论自由权。事实上，正是这些和现体制保持距离的左派团体和媒体的存在，使近些年来中国的言论界出现了一点张力，对撑大言论空间起了不少的正面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存在的意义价值。在这个方面，我们确实应该持世界民主先贤"我反对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表达这些观点的权利"的正确主张。
第五，应该指出，王立军-薄熙来从恩爱主仆到不共戴天的仇人,不仅表明"唱红打黑"的闹剧没有任何道义和道德基础，并深刻的揭示了现体制的残酷、野蛮和没落，更说明了现行政治制度已经正在走向收场。这种制度下，虽然权力在手者仍然要对其大唱赞歌，一旦失势，则个个都想往美国跑！可想而知，岂止王立军，薄熙来如果在美国，像他儿子薄瓜瓜一样申请政治避难是必定无疑的。从此前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的外孙、邓小平的孙子开始，大量统治集团的后代都成了美国人，这还不说明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穷途末路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还不一目了然?除了加快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步伐外，中国哪还有出路？
如网民"断河头"所说："去薄化必须走法律程序。奈何多年来法治滞后，党凌驾于国之上。政策与法律纠缠不清。党媒喉舌经常犯低级常识错误。一旦醒悟：已然面临政改攻坚战。倘若去薄化绕开了'体制''法治'地雷阵，自上而下的'政改'必然无疾而终。民意倒逼政改，已是不争的现实。"
所以，薄熙来虽是是刑事罪犯，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更关涉根本性政治问题，当局想以家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不可能的，对他进行刑事处罚理所当然，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由此开启宪政民主制导向的改革，就只能看着新的王立军、薄熙来不断产生，就只能看着中国政局一步步走向全方位失序。与此同时，今日中国光指望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进行政改也是不会有结果的，虽然没有上层的退让中国就不可能和平转型，但是，我们能寄望的还是全民民主人权意识大觉醒，尤其是全民上阵的非暴力抗争。
这就是薄熙来事件给我们的根本启示。
政治摇滚明星薄熙来能否全身而退？
作者：刘逸明
如今，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嫌谋杀的丑闻已被证实，可见，大力打黑的薄熙来自己家族才是最大的黑社会。中共高层现在将薄熙来夫妇拿下，可谓大快人心，让中国的法律有了一丝尊严。
新华社对谷开来涉嫌谋杀的报道当中称谷开来为薄谷开来，这种称谓在港台早已习以为常，在今日大陆却极为罕见。这种微妙的细节表明，谷开来早已入籍海外，加上薄熙来和谷开来所生的儿子薄瓜瓜也在海外以读书为名逍遥快活，薄熙来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裸官。可见，他在台上大讲爱国主义，显然具有极大的虚伪性。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4月10日晚间11点，央视和新华网均发布消息称，薄熙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被解除。其实，在消息发布之前，坊间就已经有消息人士透露当天晚上央视的新闻节目中会报道此事。很多人在当晚19点之前便开始守候在电视剧旁，准备等待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然而，《新闻联播》对薄熙来只字不提，直到晚上23点的时候，这条消息才在央视和新华网上与公众见面。
央视和新华网的报道其实都来自于新华社，新华社的报道显示，薄熙来正接受中纪委的调查，与此同时，报道还证实，对今年2月份躲进美国领事馆的王立军反映的去年11月15日英国人尼尔·伍德（Neil Heywood）在重庆被发现死亡一案，现有证据证明此人死于他杀，薄熙来妻子谷开来和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有重大作案嫌疑。
薄熙来因为有太子党身份，所以，凭借父辈的荫蔽，他在仕途上畅通无阻，先后主政辽宁、商务部和重庆。薄熙来因为爱出风头，所以被舆论称之为中国政坛的摇滚明星。薄熙来在辽宁省长任上，其实还不是很显眼，到商务部担任部长后，他便日益高调。因为不讨胡温欢心，薄熙来最终被调往重庆担任市委书记，虽然级别没有降，但在重庆显然不如在京城风光。
薄熙来对于胡温将其调往重庆显然是心怀不满的，从当时的情况看，薄熙来要想在中共十八大时升任政治局常委，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扭转自己在政坛上的权力颓势，薄熙来祭出了打黑、唱红的杀手锏来为自己博得名声，为仕途铺路。虽然薄熙来的重庆打黑沦为黑打以及唱红并不得民心，但是，薄熙来却通过这种手段为自己捞足了上位的政治资本。
可以肯定的是，倘若不是因为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在走出领事馆后向安全部门和纪检部门提供薄熙来的负面材料，那么，薄熙来的升官美梦铁定能在十八大时成真。虽然王立军提早被有关部门控制，但是，已经是四面楚歌的薄熙来却依然可以自由出入人民大会堂参加一年一度的两会。在两会上，薄熙来面对记者时的发言似乎不让人觉得他在接受调查，当有记者问及此事时，他还曾理直气壮地辟谣。
然而，薄熙来虽然足智多谋，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险招频出，不过，他最终没能度过王立军事件所引发的危机。两会结束后的第一天，薄熙来便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空降重庆，为薄熙来收拾烂摊子。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就王立军事件答记者问时，虽然对重庆官方提出了批评，但只是要求他们反思。从薄熙来的太子党身份看，人们在起初大多不会认为薄熙来会步陈希同、陈良宇的后尘。然而，在记者招待会次日，薄熙来便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官方媒体只是简单地报道了此事，并未交代薄熙来的去向。据坊间消息称，薄熙来在当时其实就已经被双规了，而他的妻子谷开来则在他之前就被有关部门控制。
王立军事件之后，薄熙来成为了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英国人伍德不久以后便映入舆论视野。英国官方强烈要求中方调查伍德真实死因，但中方一直未能公开回应。不过，非常蹊跷的是，虽然英国官方对伍德的死因存疑，但伍德的家人却矢口否认伍德死于他杀。只要是稍微有点判断力的人在当时都会倾向于认为伍德是死于他杀，伍德的家人之所以不愿意面对这种事实，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收到了薄熙来的巨额封口费。
新华社对谷开来涉嫌谋杀伍德的报道中证实，伍德的确不是死于酒精中毒，而是死于他杀，涉嫌杀害伍德的凶手就是谷开来和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虽然没有说此事跟薄熙来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薄熙来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至少是知情者。薄熙来对此若无其事，可谓法理不容。仅凭此事，其实就足以让薄熙来告老还乡。
据悉，谷开来所杀害的人可能还不止伍德一人，据博讯新闻网上的匿名消息称，谷开来至少杀了四口人。倘若消息属实，等待谷开来的或许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刑。薄熙来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的消息公布后，《人民日报》在次日发布评论员文章，文章内容比新华社的报道可以说透露了更多信息。可以肯定的是，薄熙来绝不可能全身而退，他的下场一定会比陈希同、陈良宇更惨。
前几年，薄熙来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的打黑行动风生水起，打黑之处，应该说这一行动得到了海内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不过，随着打黑行动的持续开展，打黑逐渐沦为了黑打。薄熙来在重庆不仅打黑，而且唱红，黑打与唱红让薄熙来迅速成为极富争议的政治人物。如今，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嫌谋杀的丑闻已被证实，可见，大力打黑的薄熙来自己家族才是最大的黑社会。中共高层现在将薄熙来夫妇拿下，可谓大快人心，让中国的法律有了一丝尊严。
新华社对谷开来涉嫌谋杀的报道当中称谷开来为薄谷开来，这种称谓在港台早已习以为常，在今日大陆却极为罕见。这种微妙的细节表明，谷开来早已入籍海外，加上薄熙来和谷开来所生的儿子薄瓜瓜也在海外以读书为名逍遥快活，薄熙来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裸官。可见，他在台上大讲爱国主义，显然具有极大的虚伪性。
薄熙来的打黑、唱红虽然饱受质疑，但是，在中国，却有一帮左派学者不遗余力地为其摇旗呐喊。北大教授孔庆东自己在微博上承认，曾收受薄熙来100多万元的“课题费”，这笔费用实际上是在收买孔庆东作枪手。孔庆东、司马南在薄熙来被调查之后，也都接受了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孔庆东甚至还被拘留5日。薄熙来、谷开来案显然还没有完结，随着中纪委和司法机关的调查深入，估计还会有不少涉案人员会被拔出，而他们将和薄熙来一样，成为铁窗下的囚徒。
2012年4月11日
特别关注——方励之
编者按：
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天体物理学家方励4月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去世，终年76岁。我们对此表示哀悼，并向方先生的遗孀李淑娴女士表示深切的慰问。我们认为方先生的逝世，不仅是中国科学界和世界科学界的损失。更是中国民主事业和人类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但我们相信深受方励之先生精神影响的“八九一代”一定会肩负起方励之先生的未竟之业，一定会推动祖国在不久的将来完成伟大的民主转型！
方励之先生永垂不朽！
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和科学家方励之去世
来源：BBC 作者：BBC
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周五（4月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去世，终年76岁。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在“脸书”（Facebook）上发表消息说，“我最最敬爱的方励之老师去世了。我现在太悲伤，容以后再说。”
“我希望中国人永远铭记，历史上曾经有方励之这样的思想者，他激励了八九一代人，唤醒了人民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因为曾经有方励之而骄傲。”
王丹表示与方励之的夫人李淑娴通过电话，将前往图桑奔丧。
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六四事件见证人吴仁华在社交微博网站“推特”（Twitter）留言说，“1986年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刘宾雁先生、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都客死异乡，令人哀痛。”
他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方励之教授无异是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有‘青年导师’之称号。”
中国维权及异见人士、艺术家艾未未在“推特”上留言：“优质学者，敬意。”
民主运动
方励之原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1986年的“学潮”中支持学生的民主抗议活动，与刘宾雁、王若望成为三大领军人物。
1987年在中共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中，向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致公开信，要求释放民运人士。
六四事件后，与同样支持学生民主要求的妻子一道前往美国驻华使馆寻求避难。
在美国高层出面斡旋后，方励之夫妇于次年六月搭乘美国军机取道英国，半年后前往美国，并留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
搜索中国新浪微博，一些网友也转发方励之去世消息，不过无法直接输入“方励之”搜索，有网友换以“方”、“方力之”或“方Lizhi”等。
有网友对BBC说，在国内三大微博网站发布方励之去世消息后半小时左右，发帖被删除，但在此“时间窗口”内仍有不少网友转载此消息。
2009年六四事件按键二十周年之际，方励之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如果当年提出更多关于人权的口号的话，确实可能会对后来中国人权的实现更好一点。”
2011年“六四”二十二周年之际，方励之再次接受BBC中文网按键采访，谈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新书《论中国》及六四。方励之说：“六四在当局用坦克对付学生之后，就让全世界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共产党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在谈到中国的民主变革是，他说：“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情况是不可能永远持续的，如果到了一定的风吹草动时，中共的政权会很危险的。”
王丹：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因为曾经有方励之而骄傲
我已经跟李淑娴老师通了电话，方老师的去世非常突然。李老师说，昨天他还在看我刚刚寄过去的书。
我将尽快赶赴图桑，希望能够给李老师一些陪伴和安慰。方老师是我的精神导师，他的去世是对我的重大打击。此时此刻，我的悲痛无以言表。
我希望中国人永远铭记，历史上曾经有方励之这样的思想者，他激励了八九一代人，唤醒了人们对人权和民主的嚮往。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因为曾经有方励之而骄傲。
来源：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4月6日23:31 •
美国务院哀悼方励之去世：感到哀伤
记者: 张蓉湘、张松林
美国政府星期一对著名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去世的消息表达哀悼。美国国务院说，方励之是中国人权与民主改革的先驱。有华文媒体报导说，方励之的告别式初步定于这个星期六举行。
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纽兰9号在例行简报的一开始，对方励之溘然而去的消息表达哀悼。
纽兰说：“中国民主维权人士与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去世的消息，让我们感到哀伤。他是中国人权与民主改革的先驱，我们对他的家属表达悼念。”
旅居美国的方励之4月6日在家中突然去世，终年76岁。他所任教的亚利桑那大学发表声明说，方励之的去世为巨大损失。亚利桑那大学还赞许方励之的非凡勇气与信念。
方励之：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该文英文版在美国的《纽约书评》杂志发表，中文版则在香港报刊上登载。以下是全文：
1989年，是中国的蛇年，它是不是一条富有诱惑力的蛇，难以预测。可以预测的是，这一年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更多的审视，对现状的更多的思考。因为，1989年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第四十年，同时它又是五四运动的七十年。这两个纪念日，可能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五十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物理定律那样被人们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诚然，四十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参考系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四十年，不但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来的十年，也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四十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于，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具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
四十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几十年来的政绩之一。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阶级斗争、大范围的政治迫害。难道，凡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就必定会发生那样的斗争和迫害吗？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论断。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开始的。应当肯定，改革十年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相比，的确有不少变化，特别，开始重视经济，放弃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进步。但是，从十年前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令人预感到，当局可能并不准备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多少改革。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譬如，改革以来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就内容而言，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三十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又如，中国宪法上也包含有言论自由等人权条款，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联合国人权宣言。事实上，就连学术自由这种与政治关系很少的基本人权，也还常常受到侵犯。直到最近，大学里还发生一些自然科学演讲由于政治干预而被禁的事。
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近几年，当局经常宣传要安定团结，特别是当社会中的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内战，却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去处理。至今，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没有接受“放弃使用武力”，以求结束已历时四十二年的内战状态。
围绕着上述种种问题，社会里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1986年的学生游行把冲突公开化了。由于学生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这就逼使当局在处治学生游行的影响时，采用了以下的两种理论：
一、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会接受民主政体。老百姓对民主没有兴趣，给了民主也不会用，没有民主的承受力等等。
二、经济发达并不一定要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可能对发展经济更有效，适合与中国的正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
采用这些说法回应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首先等价于公开承认现行的是专制政体，公开承认所谓“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民主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欺骗。至此，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能维持它在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呢？
至于上述的第一种说法，可以简称为“民主守恒律”，即一个社会的民主含量是不变的，如果原来没有民主，它就不可能变得民主。显然，谁也没有证明过这种守恒律，因为它的反例太多了。这种说法拯救不了中国的专制，只能令人一笑。
第二种说法，确实好像有些事实根据，似乎有些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列举例证，而是应当回答，维持中国目前的专制政体不改，它是不是就能走上自由经济的路？1988年的事态，进一步证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制相容。尽管1988年的强烈通货膨胀已经证明，只进行价格体制改革，不进行产权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当局所采取的对策反而是“利用政治优势”，就是又退到毛时代的“政治挂帅”的老路上去。
其次，中国的专制政体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产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十年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规模的“官倒”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专制政体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长的腐败。至少就这一点说，也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最近，广州一家报纸的副主编明确地说，他办报的目的，不是当共产党的喉舌，而是要成为广州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喉舌。前不久，当局曾严厉地追查有关“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有户头”的消息。籍以压制广泛流传的对领导人的议论。然而，其结果反而是使得以下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公民有权评论领导人，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高级公职人员，也无权不受公民的监督。“不能犯上”的老观念，正在瓦解，民主的意识正在扩散。
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定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形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在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用非暴力的方法促进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目前，议论得多的改革课题有以下几点：
一，保障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逐步实施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发展教育。放弃愚民政策，推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称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基础教育。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多元化。
四，监督公职人员。利用公开化、透明化的方法铲除腐败。
五，结束内战状态，实现海峡和平。海峡两岸宣布互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从相互敌对变成相互和平竞争。
六，实行法治，修改宪法。取消一切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以实行专制的内容，制定一部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中国的宪法。
中国的民主已走过很长的艰难的路，看来还将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也许要十年，也许要一代人，或更长。但是，无论如何，民主的趋势在中国已经形成，很难再完全逆转了。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这也一定是今后几十年中的历史。正因此，我在被许多失望所困扰的今天，对未来仍然抱定了希望。
来源：纽约书评
方励之：89年元6日写给邓小平“大赦天下”的公开信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噎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近祺！
方励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乱的罪魁之一的信。
摘自：方励之：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来源：独立评论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849863
温克坚：沉痛悼念方励之先生
惜乎，自由未竟，方先生已凋零，恸乎，民主之日，当为方先生呼，魂兮，归来。
方先生走了，忽然传来的噩耗，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发呆半响，内心悲愤交加，好久不能平静。又一个被逼流亡的老人客死他乡，某些机构多了一分罪恶，而我们多了一分耻辱。
和宾雁先生一样，方先生是影响我早年精神成长的一个重要符号性人物。87年初，所谓的反自由化浪潮从官方媒体席卷而来的时候，懵懂无知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背后的曲折复杂，一些让人似懂非懂的概念体系，也让我们感到茫然。但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是搞运动，需要各种各样的精神效忠仪式。因此虽然远离这场观念斗争的中心，但是高中校园里，学校依旧会上行下效，组织一系列坚持信仰马列主义的仪式，政治课教师们也会在课堂上振振有词的批评自由化思想。
正是在这种错乱的运动式教育批判中，让自小受到严密洗脑教育的我们，知道原来世界上还存在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说法，要知道自从小学以来，所谓的那些政治课程，大概就是学生们共同感受到的折磨，宏大的概念，生硬的逻辑，不容分说的灌输，却又无法逃避----因为直接影响考试成绩。因此，当听到方先生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这真的击中了我们长久被马克思主义折磨的学生们内心叛逆情感，那张感觉真的不啻一种闪电，似乎对正统政治教育的叛逆得到了一个巨大的背书。因此，一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客观上是极大的传播了一些基本的现代价值观念，当年精神上被关进马列黑箱的我们，从此看到了另外一种亮光，从此党国的一系列政治说教开始褪色，个体精神上的反抗从此开始生长。虽然由于知识能力的局限，当时尚没有能力充分了解方先生等人的价值主张，但是在接下来的成长岁月，一条新的路标已经确立，马列黑箱已经无法把我们禁锢，那些被官方批判的各种自由化学说和书籍，成为我们囫囵吞枣的精神食粮。
后来，枪声响起，政治寒冬降临，方先生去国，一个狂飙激进的思想启蒙十年结束了，但是武器的批判并没有能维系正统意识形态的生命周期，相反，枪声也是对原来意识形态的死亡宣判，从此以后，共产政教分离，一个激进的世俗化进程开始了，GDP增长，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成为社会的核心动能。而当年方先生那辈人物开启的新的社会观念体系，并没有被完全扼杀和消解。在寒冬中，她们依旧在成长，提供了这个社会自我赋权的早期养分。91年以后，民间抗争虽然一直处在社会边缘，但是静水流深，抗争运动一直都没有消亡，而到了21世纪，因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自由，因为恐惧阴影的消散，民间力量终于已经长大成年，可以脱离权力体系的控制，而独立的设置社会发展议程了，接下来十年最重要的任务，将是社会力量如何反制权力体系，实现把老虎关进笼子的宪政权力架构。
方先生出国后的轨迹，我了解不多，大抵知道他一方面潜心于天体物理的研究，在他的专业领域，成为了少数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家；另外一方面，对于大陆的自由和人权事业，他推动创立了一些重要的机构，20多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国内社会潮流的演变，我知道，他是乐观的，他相信他是有机会重返故土的。。
方先生去国多年，国内年轻一辈也许对他已经不甚了解，不过微博上不断屏蔽他的死亡讯息，说明方先生依然让某些机构害怕。作为方先生当年言论罪证之一，方先生曾经说：“有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少力量，你冲了他之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小小的动作动作，全国就非常紧张。”，方先生当年对体制的洞察力，正是如今社会现实生态的反映。
微博上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因为角色在身，经常需要胡言乱语，但是他对方先生有个批评，认为“方先生的追求和用力没有同中国的进步合上拍子，“这我倒认为是一种赞誉。方先生自然没有同很多御用知识分子那样，和官方步调亦步亦趋，回溯最近30多年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方先生是这个社会进程中的最重要的先行者和拓荒者之一，方先生当年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如今变成了社会主流共识了。
胡平老师的Google+上，对方先生的近况有所描述，他说：“印象中，方先生身体很好。前年他还写文章纪念他的母亲，说“特别感谢母亲让我有一副70多年不进医院的身体，但去年一年，方先生得了两次重病，住了两次医院。6月份，方先生得了极为罕见的“亚利桑那山谷热”，被送进医院，体重减轻20多磅，病重时不能站立。不过很快就好了。11月份又得了一次大病，心脏，肝和肾都出了问题，被送进濒危病室，但没几天又好了，会诊的6位医生（3洋人，2来自大陆，1来自台湾）无结论，无一致解释。不多久方先生又上课了。只是这一次，未能再现奇迹。”
惜乎，自由未竟，方先生已凋零，恸乎，民主之日，当为方先生呼，魂兮，归来。
[博讯来稿]
夏子今：热爱科大的三位校长（节选，节选内容主要有关方励之）
管校长、龚校长，都是对科大有功的前辈，他们与方老师为代表的这“三驾马车”（科大同学戏称）勇往直前，代表着科大历史上最后阵容最强大的领导班子，他们与温元凯老师一起，产生了一系列对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首倡恢复高考制度、首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倡全方位开放••••••），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当时的科大也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高考录取分第一，高考录取理科状元第一，考研录取率第一，出国率第一，科研水平第一••••••），成为全国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圣地。这些成绩，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可能也只有五四时期的北大才能相比。科大民主、自由的校风，“追踪人类思维、关注中国命运”的精神最终在他们的领导下形成了。如今想起来，不禁对他们几位校长有无限的思念。
80年代，我曾在科大读书，经历了当时的一些事情。毕业后，一直对科大很关注。我觉得，在科大的校长中，真正爱科大，把科大当作自己生命一部分的校长有三人：钱临照先生、方励之老师以及今日的朱清时校长。他们真是把办好科大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倾注了全部的爱。
……
方老师也是科学家之后，他的先祖是明末清初的大物理学家方以智。他是1984年任科大第一副校长的，当时他新动作很多，科大气象万千，“民主办学在科大”一直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在全国影响很大。他提出，大学生应培养“科学、民主、独立、创造”的精神，这是最好的大学精神。他说，大家的学习不应受教学大纲束缚，应自由地学习，培养自己的创造性，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他的“校政公开、民主监督”等等一系列的改革，都是科大校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惜现在我也记不得具体提法了。他对各部门的管理，注重的是教授的报告而不是书记的报告，体现了教授治校、内行治校的思想。若不是后来出事，方老师的教育思想是准备在全国推广的。方老师是一个很透明的人，有什么主张见解都明确提出来，从不藏在肚里（这种品质在科学研究中极宝贵，但在目前的中国不合适，是他后来兜祸的原因）。80年代科大气氛活跃，学生积极提问题，教师与学生关系平等，民主和自由空气浓厚，与方老师的关系是很大的。现在看来，这已变成科大精神的一部分。
我所在的学科点，正好是方老师兼任领导，他指出的方向都是很有潜力、富于思想性的方向。他经常告诫同学们，作为一个献身科学事业的人，应努力追踪人类的重大科学思维活动，以使自己的科研思维保持一种活跃的状态。教学生是方老师人生的一大乐趣。平时再忙，都是十分热情地回答学生的问题，不管这学生是他认识还是不认识，他都一视同仁，极有耐心。他非常善于启发学生，用比喻、抓例子都来得很神，不断引导学生进入一个个有发展前途的领域。对不合适或时机不成熟的领域，他也及时指出，如我们班一位同学曾对方老师说，自己对宇宙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关系感兴趣，想做篇学位论文，方老师立即回答，这一类问题目前仅处于推测性的阶段，可进行思考，但学位论文不合适。
方老师对学生真是十分爱护，科大学生出国很多，对学生请他写的推荐信，历来都是熬夜都要写完，从不拖期，常听到他的秘书小顾说，方老师写推荐信又熬到半夜三点了。他真是太爱学生了。一次，李淑贤老师从北京来合肥，同学们就缠着方老师请吃饭，果然方老师和李老师就请大家去搓了一顿。
他是学部委员（院士），生活十分简朴，在科大20多年，每天只是在学生食堂打吃饭。87年他出事后，食堂的一位师傅才发现，原来天天来打饭的那个中年人，就是敬爱的方校长。他住的宿舍在一个叫“丁字楼”的很普通的教师宿舍，记得是三楼的边上，他可是学部委员，享受正省级待遇的人啊！科大的同学们经常像找老朋友一样去方老师宿舍玩，方老师谈物理学思想、宇宙的多连通性、宇宙的有限无界、超新星的出现、物理实验的理论问题、古代的相对性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历法改革、牛顿力学的价值重估、地圆说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宇宙学等等问题，大大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方老师的归纳能力惊人地强，常常对很复杂的问题也能单刀直入，一语中的。他的世界性的学术眼光让同学们惊叹不已。我与几位同学去玩过，他的宿舍里都是书，主要是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外文书，也看到几本79、80年的《读书》杂志在书架上。后来方老师调到北京天文台，同学们还是喜欢约着去找方老师玩，一次，方老师就与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到圆明园玩了一天。网上有署名“直言”的科大同学说方老师：“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这确是同学们的肺腑之言。
而当时来科大的彭佩云、滕藤等人，却要住专家楼、吃专家饭，出入高级骄车，一副大官僚的模样，还天天道德说教，简直令人作呕。最好笑的是科大87级新生在蚌埠坦院军训，彭佩云去坦院时，就让学生持枪排队给她检阅，回科大后还嫌不足，又让同学们再次持枪列队给她检阅一次，她摆出一副领袖状地挥手，真是官瘾十足。这样差劲的人，竟然还有脸批我们的方老师？让人真不服气。
方老师是我所见过的最充满活力的人，每天象学生一样充满朝气，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是排得满满的，但都是充满激情地去做。他无论讲课，还是工作，都生动极了，让人欣赏不已，他身上有“工作着是美丽的”那种境界。89年官方通缉令说方老师：“走路挺胸抬头，步伐较快。”这确实点出了方老师走路昂首挺胸、阔步向前的风采。
他的精神风貌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同学，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很多同学都成为在学术上、事业上有突出成绩的人，大家不计个人得失，充满激情地工作，精神支柱正是我们敬爱的方老师。这无形中也成为科大精神的一部分。对我个人来说，从方老师身上学到的一种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是在科大几年学习中最重要的收获，它成为我这一生的最大精神财富，这是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学不到的，我无比感激科大给我的这一段经历。
方教师在科大教工中的口碑也相当好。大约是1988年的一天，我们这个部门的全体师生聚会，一位老科大的女教授就对大家坦言，“方先生的追求、理想和精神都很像爱因斯坦，我对他一直有点个人崇拜。”1987年11月，方老师回了科大一趟，但谁也没有料到，他的小小一游竟成为整个科大最盛大的节日。他在我们这个部门聚会时，平时从不凑热闹的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高兴地来了，执意要与共同工作了几十年的方老师一起坐坐，一位默默管理资料的老职工也破例要来，她含着眼泪地对身边的同学说，“我又见到方校长了！”同宿舍的同学则告诉我，方老师快要进来的那一刻，心里有点微微颤动••••••方老师在他一直领导的物教中心聚会时，教师们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做了一个很大的蛋糕，上书“热烈欢迎方校长回家”。彭佩云听到后，气得发抖，下令作为政治事件追查：为什么要给方励之做那么大的蛋糕，为什么要称方励之为校长？为什么还要认他当领导？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蛋糕事件”。其实，这个假马列老太太永远不会明白，别说只过了1年，就是再过10年20年，方老师仍然是科大师生中可敬的方校长！
让彭老太更气得要命的是，方老师有个关于超新星的内部讲座，本来消息极封锁，只针对物教等少数几个部门的教师。一些师生知道了，自然就传出方老师已回科大并有学术活动的消息。当天晚上，科大校园沸腾了，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大家兴奋地夹道欢迎方老师，校园气氛极为热烈。人实在太多了，教室远远不够，方老师只好一连讲了7场报告才结束（笔者正好在场维持次序，一场场准确数下来的，后来偶见海外报纸说5场，不对）。这就是科大师生对方老师的态度！第2天一早，彭老太气得发疯似地叫，要方励之马上离开科大。然而，已经晚也，方老师无意间以巨大的比分，击败了官方对他的批判，击败了彭老太等人对教工、学生们的各种洗脑努力。后来彭老太又追查，方励之回来，是谁走了风声？这个不受欢迎的彭老太，对方老师大受欢迎的局面，真是又酸又气。她的这些荒唐追查，全部不了了之（居然管到给方老师做蛋糕吃？居然幻想科大师生会为彭老太保密？）。以后，师生们调侃此事，说方老师是回来验收，验收的结果，彭佩云、滕藤一年来的工作不合格。
此事过后，彭佩云在科大一气不起，才过了一个月，就离开了这个令她心碎，不做给她吃蛋糕的科大。后来听说其丈夫王汉斌涉案远华，声色于红楼之中，不知这个马列老太太有何感想？（不过，彭老太太，科大人不咎既往，希望你以后做点对科大有益的事，我们还是可以给你补一个大蛋糕的。）
约1987年秋，温元凯老师到西区给87级新生作讲座，有同学提问，大意是：入学前，看到报纸上都是批判方励之的，但入学后，科大的老师和同学又说方励之怎样有成绩，请温老师评价一下。我记得温老师是这样回答的：“方励之教授是很值得尊敬的天体物理学家，对他在政治上的评价，上面和下面不一致，里面和外面不一致，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统一的！”赢得了全体同学的热烈掌声。确实，方老师在科大工作了几十年，他的作风，确实为科大的教师、职工，建立了一种卓越的行为规范，成为科大精神的象征。
方老师极有才华，散文写得很美。《重访卡普里》在《英语世界》（1988年3期？）上用中英两种文字登出后，在全国学生中传颂一时。一位同学说，这篇文章应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写在赞美我主之后》在《半月谈》上登出后，也风靡一时。他的《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期坦相对论》、《宇宙的创生》、《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等科学著作，文笔极好，内容生动，可当作散文读，与李老师合著的《力学概论》也是当时最好的力学教材。他的诗也写得极有意境，经常被科大同学传抄，朗读。学生对他喜欢得不得了，怪不得有科大同学称他是“梦幻校长”。公平地说，在整个20世纪，他是自蔡元培以下，中国最优秀的一位大学校长。试看方老师在《写在赞美我主之后》中译的这首小诗，真是天籁：
写在赞美我主之后
一朵纯洁的玫瑰开放了，
它从丝细的根苗中萌发，
这是上古卜者的预言，
这是杰西期待的初生啊!
它的柔嫩的花枝的光芒，
照亮在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
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六•四”后，官方在科大悄悄驻了一个调查组，偷偷地查方老师的问题，极想查出点什么捕风捉影的事，就拿到全国去臭方老师一顿，但方老师真金不怕火炼，越查越闪光，这才真正是道德的力量呵！我曾与几个同学商量，真正理解方老师的科大才子，在时机成熟时，可写一部《方励之评传》，这部书，对中国教育绝对会有启发意义。
方老师到美国后，又在天体物理领域做出了很多成绩，不断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这是后话。
同时期的管惟炎校长也是很有风范的，因为他调来科大不久，对科大情况不太熟悉，所以基本上是采取支持方老师的各种教学创新。以后他们一直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地应对各种事情。这里可以举一件事情：1986年底，发生学潮，上面要处理科大，我们的一位张老师，找校长办事，正好在门外听到管校长、方老师、龚昇副校长在商量。龚校长说，这次事件，由科大选举引发，我是选举组织者，应由我负责，管校长说，不，我是校长，应由我负责，方老师说，不行，中央要处理，实际上是针对我的，应由我负责。三人都争着要承担责任。十几年后，听到他们谈话的这位老师，讲到此事，仍然感叹不已，说他们三人不仅学问好，品格上也真有风范！并说他们三人在学校时，只要谁一出场，就给人感觉份量很重，全场肃然生敬。
管校长是学部委员，中国低温物理的权威，中国科大在低温物理领域刚刚取得令国人振奋、世人瞩目的成就时，他却被中央罢免，这是科大的不幸，也是中国科学的不幸。
据数学系的同学说，龚校长与方老师一样，无论研究生还是本科生的课，都上得很好，学生十分欢迎（校长、院士、知名大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其他学校会作为新闻，但在科大不稀奇）。他的龚氏定理，世界闻名。80年他没有选上学部委员已让数学界备感可惜，后来91年他却再次没有选为院士，而比他差几个数量级的人却选上了，闻讯后大家极为震惊。有知情者说，这与方老师的事件有关（当时钱伟长先生说，这次选院士特别注重政治思想，大概就指此）。也许龚校长作为世界知名数学家，不介意国内的这项名誉，但在我们看来，科学与政治挂钩，却是开了中国院士制度失败的先河。
管校长、龚校长，都是对科大有功的前辈，他们与方老师为代表的这“三驾马车”（科大同学戏称）勇往直前，代表着科大历史上最后阵容最强大的领导班子，他们与温元凯老师一起，产生了一系列对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首倡恢复高考制度、首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倡全方位开放••••••），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当时的科大也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高考录取分第一，高考录取理科状元第一，考研录取率第一，出国率第一，科研水平第一••••••），成为全国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圣地。这些成绩，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可能也只有五四时期的北大才能相比。科大民主、自由的校风，“追踪人类思维、关注中国命运”的精神最终在他们的领导下形成了。如今想起来，不禁对他们几位校长有无限的思念。
2003年
高瑜：方励之永远是“八九一代”的良师
l 六四一代的精神导师
l 五十周年的纪念
l 将人权内核注入民主思潮
l "八九民运"和"六四"是两回事
方励之先生的名字一定会排列在中国20世纪最杰出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傅斯年之后，他是中共专制政体之下最有资格代表大学精神的人物。他是中国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者。
正在关注八九学运领袖王丹等人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以各种有效方式允许他们"回国看看"，忽然惊悉六四被作为"第一黑手"，被美国大使馆保护一年，最后流亡美国长达22年的方励之先生猝然长逝的消息，深感悲痛。
被屠杀、被入狱、被流亡、客死他乡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位中国自由主义旗手的名字，这就是六四的历史，是中共专制主义的一笔血债。在2012年，权力交接的年头，不容无视，也必须面对。
六四一代的精神导师
方励之先生只活了76岁，他作为世界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虽然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20余年，但是他的名字会排列在中国20世纪最杰出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傅斯年之后，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是中共专制政体之下最有资格代表大学精神的人物。20世纪上半叶，有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拒绝蒋介石的巡幸；20世纪下半叶，也有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副校长方励之被邓小平开除出党。
2005年1月17日，因反对六四开枪镇压人民而下台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15年8个月后病逝，北京高校的学生竟然不知道赵紫阳是谁。这与16年前，北京的大学生因为被罢免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占领天安门，发起一场席卷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鲜明对比。
89民运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培育这场运动的正是中国改革前十年（80年代）知识分子一再努力推进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中五七右派是其中坚力量。2007年六四，我应刘晓波约稿为《民主中国》撰写了《从反右到六四--八九是五七的儿子》，记述了三个右派是89一代的良师的历史。
1986年11月，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科学家许良英和记者、作家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年历史学术讨论会》。由方励之起草了一份会议通知，经许、刘修改散发给"可能参加者"。得到这份通知的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他收到的会议通知送交中共中央，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注）。
1986年12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方励之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副校长，在高校的一系列讲话，接受外电采访抨击"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传到邓小平耳朵里。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到家里谈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场提出把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把王误成许良英）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
两天以后胡耀邦被迫向邓小平递交了辞职信。1月8日－16日中央召开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会上对胡耀邦进行反右、文革形式的批斗，接受他辞去总书记。接着就开除了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党籍，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9年4月15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沉痛哀悼胡耀邦，提出为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和新闻自由两个鲜明的政治要求，获得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也获得更广泛的民众的同情。邓小平定调的"四二六"社论，绝不是这位独裁人物听了李鹏、陈希同之流的汇报而受骗上当，而是这位五七年"反右运动前台指挥"--中共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一贯仇视人民民主运动立场的准确表达。
五十周年的纪念
2007年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6月29日、30日，由美国加州大学爾湾分校和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洛杉矶举行。方励之先生《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一九五七年和我》，是大会最精彩的发言，获得最轰动的效应。反右30年时的一桩心愿，相隔20年，反右50周年，才在美国实现。
方励之1956年，20岁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武发展项目的核反应堆的理论研究，每周六都回到北大，在李淑娴的苏联专家翻译办公室，有一个周末小沙龙，除了青春与爱情，诗歌与音乐，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他们的主题。
1957年，小沙龙的三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真心帮助党和共青团改进工作，打算联名给中央写封信，只起草了大纲。9月，中共中央"反右运动"办公室主任邓小平和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陪同苏共中央访问者来北大，看到北大的大字报，惊叹："北大右派的质量很高！"，立即优惠北大，将5%的比例，提高到7%。在追加右派分子过程中，方励之三人准备写给中央的大纲，成为北大新的反党典型。北大的倪皖荪、李淑娴分别被划为二类、六类右派分子，
方励之在中科院也挨批斗，但是终归没有正式划为右派分子，原因两说：一说邓小平没有光顾中科院，没有给中科院优惠增加右派名额，5%的定额满员，无多余的帽子分配给方了。另一说当时的中科院副秘书长杜润生，把21岁的方励之从右派名单中划掉。方励之于1957年12月被逐出核反应堆研究组，发配到河北赞皇县劳动改造。
方励之说：1957，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和在全世界一样，走过他的历史峰值。我们这一代东方的青年赶上了这个东渐潮流的尾端。
多少北大人在这个尾端的炼狱中音信渺然，物理学家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自谓"幸运"，终生与自由主义为伍。
将人权内核注入民主思潮
1987年被邓小平开除出党的方励之，分配到北京天文台做研究员。1988年他仍旧参加北京大学的思想沙龙，他的讲话"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一样。"被广泛引用。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的一封信在北京发起联署，成为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的公开信，建议是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为中国的民主思潮注入人权的内核。3月，在著名的"新启蒙创刊发布会"上，他做了"人权是民主的核心问题"的演讲。为中国高举起人权的旗帜。
民运掀起之前，方励之先生已经被严控，使他不可能走上街头，参加这场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六四屠城之后，方励之仍旧作为一号人物被通缉，他最终和王若望、刘宾雁会合，流亡美国。
新世纪中国社会状况加速恶化，进入维稳时代，人权诉求逐渐成为民主运动的核心。但是作为天体物理学家的方励之先生对中国民主的实现极为悲观，他预测要超过200年。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三人相继客死美国的悲剧，印证了中共专制主义的残暴与僵化。
2007年6月底，参加洛杉矶会议，在酒店大堂，我曾经和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畅谈，李淑娴老师谈到不久前，有关方面竟然要给儿子介绍女朋友进家，被他们拒绝。没想到三个月之后，10月25日他们的次子方哲就遭遇车祸。这件人生悲剧一定给方励之先生的身体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方先生北京生人，即便魂归故里，再不是他熟悉的故都和文化，西皮二黄早已荒腔走板，大师们的绝唱只存留历史和他的童年。
在世界各地共同悼念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民主思想的领袖方励之先生的时刻，谨祝李淑娴先生节哀！保重！
"八九民运"和"六四"是两回事
方励之先生去世，再一次给了中共兑现"政治改革"诺言的机会。
5年前，因为六四而流亡的中国思想界另一位著名人物，政治学家严家琪说：："'八九民运'和'六四'是两回事，'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六四'则是一场大屠杀。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以称为'四五运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就不能称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蓄意制造的，邓小平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还制造了巨大的谎言，说在6月3日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六四'屠杀的根源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和邓小平的独断专行、残暴本性。"
今天所谓"为六四平反"，让流亡的人士都能回家，就是要中共向人民纠正自己罪错，也是中共当前能够跳出薄熙来事件造成的政治泥潭最好的机会。
中国民主运动的启蒙者方励之和伟大的八九民运一起，永垂不朽！
（注）：见许良英《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纪念反右40周年》
作者:高瑜
原载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观察》栏目
焦点关注——薄熙来
编者按：
由王立军闯馆事件而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这个春天持续发酵，继3月15日重庆出现重大人事变动后，4月10日，薄熙来被“停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薄熙来本人因涉嫌严重违纪而交由中纪委立案调查。与此同时薄熙来的妻子和警卫员涉嫌故意杀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至此，被左派奉为领袖的薄熙来开始渐露原形。但这台大戏还远没有到谢幕的时候，我们将继续保持观察。
聂元梓：薄熙来是真傻假傻？亲妈都在唱红歌中给唱死了，还唱个啥劲啊！
作者：韩三洲
3月25日，好天气，心旷神怡，骑车子一小时到了老太太家里闲聊。屋里停了暖气，老太太穿了一件红棉袄，特精神，我说没带相机，就用手机给你照几张吧，我可是第一次用手照相啊。老太太说91岁的生日刚过几天，现在92岁了。我说，羡慕你那，真是奇迹，记忆力这么好，身体也好，我退休几个月了，啥都没干，净看病了。
问她，知道唱红歌的薄书记下台了吗？回答说，知道，电视上不是宣布了吗？唱啥红歌啊，这薄熙来是真傻假傻？亲妈都在唱红歌中给唱死了，还唱个啥劲啊。我们那时候是听毛泽东的话，唱红打黑帮，现在啥时候了，不兴这一套了！
闲谈中，老太太说她长寿之道，还在于经常写大字，我说认识您快十年了，也不知道你能写大字啊？老太太跃跃欲试，说，给你写一幅字？那敢情好啊，写什么呢？想起来我们是老乡，于是想让她写一幅有故乡味道的古诗，字数还不能太长。王维的杂诗“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后两句想不起来了，于是打手机给小书友别问，让他用手机上网查查，不一会，全诗发过来了。
本想让老太太写个条幅，老人说不会写小字，那只有写个大方斗了。只见老人提笔运气，手腕居然一点也不哆嗦，把王维的这首五言杂诗一气写就。看看这字，有汉隶风格，布局匀称，真是一幅墨宝。一个92岁的老人，能有一手好字，真不简单。当年第一张大字报，该不是出自老人之手吧？
本想看看老人，一会就走，没想到待了三个小时，光是一幅字，就耗去一个多小时。老人兴致很高，一点疲惫没有，非要留饭，没吃，走人。
骑车回去，阳光明媚，春意融融，又是好心情，一幅好字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来源:作者博客
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2012年04月10日 23:00:33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０日电
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新华社（授权发布）：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
2012年04月10日 23:03:08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０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２月６日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发生后，对王立军反映的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在重庆被发现死亡一案，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复查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进行了复查。
据调查，薄谷开来（薄熙来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尔·伍德过去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
经复查，现有证据证明尼尔·伍德死于他杀，薄谷开来和张晓军（薄家勤务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
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处理，决不姑息。（完）
张朴 ：“中共5号6号文件摘要：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的通报”
2012-04-10 08:29:27
（一）文件内容：
一个通知（6号文件），要求扩大3号文件的传达范围。两个通报，一是3号文件通报王立军事件，而是5号文件通报王立军事件和11.15案件情况，
（二）3号文件精神：关于王立军事件通报
1. 关于王立军事件通报：
2月6日14：30许王独自进入成都美领馆并滞留，中央发现后高度重视，2.6下午派员进入领馆劝说王，之前重庆已派人劝说。到2.7晚上23：32王主动走出领馆，2.8由安全部带回北京调查，2.9胡开常委会听汇报，并布置处理。
定性：这是新中国以来首例省部级干部擅自进入外国领馆并滞留事件，影响极坏。
中央要求重庆：重庆采取任何措施都必须经过中央。随即胡电话通知薄。
中央要求做好5方面的工作：（1）与王谈话；（2）安全部和纪检委到重庆调查；（3）及时发布权威消息；（4）做好外交应对；（5）协助重庆维稳。
2. 初步调查结果：
1.28王找薄反映重要案件（11.15）与薄家人有关，办案人员受到压力，有人写了辞职报告，希望薄重视。薄知后不满，于2.5开会决定调整王的工作，免去王公安局局长、书记职务（事前未征求公安部的意见），调整其副市长分工，2.5下午宣布。
在薄的压力下，有关人员违规审查王周围的人，王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胁，决定出走。2.6独自进入美领馆。
进馆后，王先谈合作事宜，后提出政治避难，并按照美方要求写了避难申请书。2.7晚经中央派员劝说，王同意自动离开。
3.处理意见
事件严重，王负直接责任，薄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免去薄兼任的重庆书记，由张德江接任。免去王的副市长。
继续调查，等清楚后再处理。
4. 对工作的要求
（1）
加强思想引导，统一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
（2）顾全维稳大局
（3）
做好舆论导向，统一口径
（4）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5）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
（6）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三) 5号文件精神：关于王立军事件和11.15案件的情况通报
1. 基本情况：3.14初步查清情况后，胡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决定免去王和薄的职务，并复查11.15案件。
王进入美领馆与1.28找薄反映11.15案件情况有关，该案件与薄谷开来有关系，薄谷以及身边人干扰办案。
11.15案件涉及2011.11.15一个英国人死亡，开始定为饮酒后发病亡，现查明死因有疑，不排除他杀。
此英国人与谷开来以及薄瓜瓜之间有经济矛盾。谷涉嫌杀人。
2. 处理意见：11.15案件是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亲属的刑事案件，薄谷开来以及重庆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涉案。王涉嫌叛逃罪，但调查时为11.15案件提供线索。其问题由纪检委计和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薄对亲属和身边人员教育不力，并对有关办案人员违规处理，违规调整王的工作。现查明，薄还有其他违纪问题的线索，中央决定停止其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纪委调查。
3. 工作要求:
（1）
加强思想引导，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2）强化对干部的教育监督
（3）坚持舆论引导
（4）维稳
（5）做好涉外工作
来源：独立评论
李贤政：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唱红打黑背后原来如此
如果薄熙来自己的的确确是一个清廉的官员，那也罢了，起码让那些喜欢他的人，心里有些许安慰。可是，在你高调唱红打黑的背后，却是涉嫌严重违纪，老婆孩子以及身边的人无法无天，居然涉嫌杀人，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０日电 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自从2月6日王立军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到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再到4月10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央决定，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前后两个月零4天的时间，全国人民在各种议论声中度过，谣言四起，莫衷一是，以至于最近两天，主流媒体不得不一起呼吁，不要被谣言迷惑。其实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更是止于真相。最好的辟谣方式，就是及时把真相告诉全国人民。今晚，终于有了一个结果：那就是这个口口声声为国为民，谈吐高雅，身材伟岸，仪表堂堂的薄熙来同志，原来涉嫌严重违纪！
更为明确的是，今晚的新华社记者还从有关部门获悉，２月６日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发生后，对王立军反映的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在重庆被发现死亡一案，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复查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进行了复查。据调查，薄谷开来（薄熙来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尔·伍德过去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经复查，现有证据证明尼尔·伍德死于他杀，薄谷开来和张晓军（薄家勤务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对此，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本人先后于2月10日写了《王立军的三种可能引发的联想》，3月5日写了《王立军打黑背后的“故事”》，3月15日写了《温总理关于王立军的答记者问发出的声音》，3月15日还写了《重庆打黑幕布将被拉开》，3月19日写了《重庆事件后续看点》，3月26日写了《重庆卫视改版：疯狂终于停止》，3月30日写了《重庆事件与海伍德之死》等多篇相关的博文，发表在博客中国上（相关链接附后）。
自从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以唱红打黑的施政方向，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迷惑了不少人。个人喜欢红歌还是流行音乐，其实不是问题，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你却作为一种政权主导的行为，用公权力推进运动式的唱红，起码剥夺了那些不喜欢甚至反感唱红的人的权利。至于打黑，是执政者的本职工作，一个正常的社会本来就不应该容许黑恶势力的存在，常态化的打黑，是广大人民欢迎的事情。但是，一夜之间，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出来了600多个黑社会，用公权力以黑社会的方式打黑，那不是比黑社会更黑吗？正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的那样“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如此打黑，置法制何在？
如果薄熙来自己的的确确是一个清廉的官员，那也罢了，起码让那些喜欢他的人，心里有些许安慰。可是，在你高调唱红打黑的背后，却是涉嫌严重违纪，老婆孩子以及身边的人无法无天，居然涉嫌杀人，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薄熙来同当年的陈希同、陈良宇一样，位高权重，颐气指使，最后涉嫌严重违纪，结局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官员，发生严重违纪问题，就给我们警示：人是靠不住的，指望清官贤官成为人民的救世主，是绝对不可行的。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官员。所有的官员，必须接受制度的约束。
回过头来，温家宝总理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厌其烦的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实就是要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让腐败得到制度性的监督，而不是什么思想教育，什么严于律己。温总理实在是洞若观火，是看到中国目前腐败问题实质的国家领导人。只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实在很大，有一股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的巨大阻力，拦挡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总理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和支持。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薄熙来案博讯独家：胡锦涛亲自下令彻查 中共可能启动政改
对薄熙来的严肃处理证明中共还能自我纠错，作为执政党，显示其在促进社会进步和改革时，有决心面对腐败问题。
胡锦涛本人在9日政治局会议上直接下令，对薄熙来案进行彻底的调查，并给人民一个完整的交代。此举很可能预示中共下决心启动政改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1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对薄熙来的严肃处理显示中共自我纠错在改进
尽管薄熙来是太子党，他还是没有摆脱被惩治并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知情人士向博讯分析，对薄熙来的严肃处理证明中共还能自我纠错，作为执政党，显示其在促进社会进步和改革时，有决心面对腐败问题。
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直接下令
相关人士透露，对薄熙来的处理显示中共决心向现代文明靠拢，胡锦涛本人在9日政治局会议上直接下令，对薄熙来案进行彻底的调查，并给人民一个完整的交代。此举很可能预示中共下决心启动政改，救党救国。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博讯独家：薄熙来夫妇涉害多人，谷开来恐性命不保
知情人士向博迅披露，已经被捕的重庆南岸区区委书记夏德良供认，他准备了氢化钾害死海伍德。夏德良还承认，为了升任副市长，给谷开来送了3千万人民币。初步调查显示，在过去两年期间，薄熙来通过谷开来在重庆从提拔官员中收取了10亿人民币的贿赂。
知情人士告诉博迅，谷开来应该会判死刑，因为她还涉嫌谋杀四人，她已经承认向海外转移了80亿的资产。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1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薄熙来被撤职调查的官方消息刚发布，博讯据知情人士透露，是薄熙来直接下令杀害英国人海伍德，是他的秘书张晓军负责实施的。他还对大连和重庆的六人被谋杀负责。海伍德被害的原因博讯曾有披露：海伍德掌握薄家转移资产的秘密，以及和谷开来有私情。10日深夜官方消息报道了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杀害海伍德，但没有提及薄熙来在谋杀中的角色。
知情人士向博迅披露，已经被捕的重庆南岸区区委书记夏德良供认，他准备了氢化钾害死海伍德。夏德良还承认，为了升任副市长，给谷开来送了3千万人民币。初步调查显示，在过去两年期间，薄熙来通过谷开来在重庆从提拔官员中收取了10亿人民币的贿赂。 (博讯 boxun.com)
薄熙来政治上狂热到头脑发晕，他崇拜秦始皇和毛泽东，以为自己是中国历史上排第三的伟大人物。
知情人士告诉博迅，谷开来应该会判死刑，因为她还涉嫌谋杀四人，她已经承认向海外转移了80亿的资产。
调查显示，薄熙来生活糜烂，自大连开始，他睡过超过100名女人，其中28名是名人，有几个是央视的，还有一些模特。大连实德的徐明承认为他找女孩。
薄熙来案：左膀右臂的王立军闹翻细节内幕
王立军因为海伍德的死亡去找薄熙来，因为牵涉谷开来，被薄熙来怒打耳光。两天内，王立军调查组的11人被捕，2人被打死，一人自杀。之后，王立军制作了数份关于薄熙来和周永康的隐情的资料，并威胁，如果周永康不保护他，就同归于尽。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1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薄熙来、谷开来案件官方消息还未提及王立军在此案中的作用。博讯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王立军最崇拜两个人：盖世太保的希特勒和美国FBI的胡佛。通过徐明、王健林（万达）和富彦彬（一个房地产商，也已被捕），王立军募集了超过10亿人民币，为他提拔到公安部副部长做准备。
据悉，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设立了一家精神病医院，到目前，已经囚禁了1300名“患者”，都是“因言获罪”的人，一些只是因为发牢骚抱怨重庆花太多钱植树，而不是照顾低收入的民众。 (博讯 boxun.com)
尽管王立军是薄熙来的左膀右臂，但对薄还是有多手准备。王立军曾将薄熙来和徐明安排的女人做爱过程录像。
王立军和薄熙来闹翻正如以前报道的，王立军因为海伍德的死亡去找薄熙来，因为牵涉谷开来，被薄熙来怒打耳光。两天内，王立军调查组的11人被捕，2人被打死，一人自杀。之后，王立军制作了数份关于薄熙来和周永康的隐情的资料，并威胁，如果周永康不保护他，就同归于尽。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薄妻谷开来有香港身份证和新加坡绿卡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11日 转载)
美国之音记者: 王南
中国官方暂停薄熙来政治局委员职务时仍叫他“同志”。但在宣布将薄熙来妻子“移交司法机关”时，不仅没了“同志”称谓，还把她称为“薄谷开来”。这并非中国大陆习惯用法，更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夫人的常用名。这是不是官方在示意谷开来的“国籍”不保？
一直追踪薄家动态的姜维平告诉美国之音，就他所知，谷开来至少有香港的身份证和新加坡的绿卡。
他 说：“她原先的名字叫谷开来，她在外交场合，尤其是在出国的时候，她都是以薄谷开来这个名字出现。尤其是在香港。在香港华人圈子里，也盛行这样做法，约定 俗成，一般太太有成就，都把先生的名字放在前面，以示什么家庭和谐。她不仅有香港身份证，她有新加坡的绿卡。这是肯定的，因为在1998年的时候，她已经 把财产转移到新加坡了，把孩子办到新加坡读书了，在那个地方进修了英文。那个期间，谷开来大概有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就在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主要是在新加坡 和英国。”
一位大学曾和谷开来同学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当年，和很多高干子女一样，谷开来在学校不用姓氏，只用＂开来＂的名字．他说，那时很少在课堂上看到她．
(博讯 boxun.com)
祝振强：“薄熙来同志”打黑怎不见床榻一侧的“黑社会”
在“薄熙来同志”的身边、薄熙来同志的床榻侧旁，有一个最大、最亲属、最直接、最可怕的“黑社会”——“薄谷开来”。这个貌似香港人名字的律师，竟然将一个自己多年的朋友、洋大人凶杀！
“薄熙来同志”的唱红打黑，已然偃旗息鼓、吹灯拔蜡。“薄熙来同志”的唱红打黑有一个潜在的前提：自己是执法执刑者，自己根正苗红，身正不怕影子斜。既然敢于打黑，起码证明自己不黑、自己对黑深恶痛绝、势如水火。
然而，昨晚公布的通告，则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重事实：在“薄熙来同志”的身边、薄熙来同志的床榻侧旁，有一个最大、最亲属、最直接、最可怕的“黑社会”——“薄谷开来”。这个貌似香港人名字的律师，竟然将一个自己多年的朋友、洋大人凶杀！不管是爱恨情仇，还是因财起腻，这板上钉钉是一桩凶残的谋杀。
由此，一个逻辑推衍的疑问是：薄熙来知不知道床榻一侧的老婆凶杀的谋划、行动？若不知道，他这个重庆打黑的大总管，当负什么责任？若知道，是纵容，还是合谋，抑或主谋，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会水落石出。
无论如何，重庆“唱红打黑”的戏份，已然被证明是一出闹剧、一个骗局。不是吗，你老婆就是黑社会，你自己及家人就不脱涉谋杀嫌疑。你到外面打黑或黑打，一方鸡飞狗跳，你还煞有介事、一本正经，还上升到几个重庆、唱什么什么、举什么什么的高度？你能举得起来吗？你能一举到底吗？
而今，闹剧穿帮，骗局破产。“薄熙来同志”，你搞的所有这一切，不都是瞎扯淡吗？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弘毅斋主：薄熙来的局限性！
薄熙来作为一名现代政治家，完全可以在民主法制的框架下向自己的目标奋进。如果那样，即使一时有点挫折，也能有机会东山再起，因为这代表着浩浩荡荡的历史发展潮流，代表这历史发展方向。想到这里，只能发出一声叹息！
薄熙来的局限性在于：
一是没有现代政治理念。作为当代的政治领导人，通过他的施政作为感觉他还是传统政治思维。主要是人治，特别是强人政治，而不是法治。强调铁腕，没有发扬民主。
二是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作为政治人物，要要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遵循历史规律，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时代前进。他却想开历史倒车，妄想用文革那一套，再建立起专制统治；
三是个人政治野心太重。不能、也不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从骨子里蔑视群众，把群众视为群氓，视为欺骗愚弄的对象，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对人民群众毫无敬畏之心，当然，公务员群体里的基层干部也在此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把自己的儿子从中学起就送到国外读书，却鼓励穷人的孩子实行新的“上山下乡”。如果他真的象网上所披露的那样，非法聚敛了巨额财富，那就更加不可原谅。
薄熙来作为一名现代政治家，完全可以在民主法制的框架下向自己的目标奋进。如果那样，即使一时有点挫折，也能有机会东山再起，因为这代表着浩浩荡荡的历史发展潮流，代表这历史发展方向。想到这里，只能发出一声叹息！
国际侧目，国人惊叹。回首工作履历，其早年情状只有偶尔见之报章的一鳞半爪。从其主政一县之始，就已颇令人瞩目。有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新星》里的男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究竟真是与否，只有这部作品的作者知道。
x来拥有几乎令人嫉妒的、不可复制的一切：红色的出身，完美的高等教育经历，俊朗的外形，幸福的家庭，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完整的工作履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优势。而他，却三千宠爱集于一身，独自拥有这一切的一切。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人家却要将人生的成功、辉煌打造到极致。
一惯的雷厉风行、重锤铁腕，在有着深厚袍哥文化背景境的山城掀起了一阵阵旋风，吸引了国内外无数眼球，在学界、民间、官方等引来众目睽睽、理论分析、忧心忡忡、欢呼高歌。“唱红打黑”、“五个重庆”、关注民生等等新举措层出不穷。在有的论者眼里，重庆“唱红打黑”行动变成了运动，“打黑”变成了“黑打”，消弭贫富差距变成了掠夺民财，以致于引发了观察家们害怕文革回潮的担忧，作为清醒的观众，担心社会转型变成了社会陷阱。
2011年中，x来大也意识到了原来的种种做为，是否太过，也采取了一些纠偏的措施，采取了“大下访”“结穷亲”“四同”等措施，以及在什么“民生十条”“民主法制十三条”等等举措。
不尊重经济规律，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权力经济的影子随处可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重庆卫视的行政干预。在重庆市一宣布重庆卫视全面改版为红色频道，不播出任何商业广告，就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疑问与好奇，人们担心这种运作模式能否持续下去。就在去年，都还信心满满、言之凿凿地论证这种运作模式的可行性，并标榜这也是和国际接轨，在全国建立起第一个真正的公共频道。尽管不久之后，有媒体暴露出重庆卫视的收视率大幅下滑，广告部门裁员减薪的消息，但有关方面仍然不为所动。结果是，在重庆换将的当天，重庆卫视又播出了商业广告。
做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名政治家，渴望建功立业、成就大业，渴望出人头地、事业辉煌，渴望不朽的功业，这是人的最高需求，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采取正当的手段，通过正当的途径，做出了业绩，真正赢得百姓的爱戴，组织的认可，能够达于事业的顶峰，这确乎是非常完满的结局。然而，我们却遗憾地看到他却企图通过另一种手段谋求上位。
种种作为不能不让人担心，是否是为满足个人的政治野心，而故意制造种种噱头;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真的有为民之心。
高压专政手段下取得的贫富差距缩小、社会治安好转、表面铁板一块的局面是极其脆弱的。外部，在政界、高层也有不同意见，学界尤其是法学界质疑不断，民间更是群议汹汹。内部，王立军，毫无征兆地被调整工作，不再兼任公安局长，并出其不意地擅自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滞留一天，情节严重，后果恶劣，走到头的金光大道。
他的局限性在于：一是没有现代政治理念。作为当代的政治领导人，通过他的施政作为感觉他还是传统政治思维。主要是人治，特别是强人政治，而不是法治。强调铁腕，没有发扬民主。二是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作为政治人物，要要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遵循历史规律，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时代前进。他却想开历史倒车，妄想用文革那一套，再建立起专制统治；三是个人政治野心太重。不能、也不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从骨子里蔑视群众，把群众视为群氓，视为欺骗愚弄的对象，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对人民群众毫无敬畏之心，当然，公务员群体里的基层干部也在此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把自己的儿子从中学起就送到国外读书，却鼓励穷人的孩子实行新的“上山下乡”。如果他真的象网上所披露的那样，非法聚敛了巨额财富，那就更加不可原谅。
想到这里，只能发出一声叹息！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原标题：一声叹息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今年秋中共将进行十八大人事换届，对于执政党来说，由于强力维稳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使得目前处于一个高度敏感和紧张的时期，重庆薄熙来事件的持续发酵将使十八大之前的人事调整变得尤为敏感，无论是中央大员还是各地方“诸侯”都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机遇，怎样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怎样求得“一杯羹”的赏赐，怎样能够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些都是“他们”目前最为关心的问题。而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所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则表明“总书记”仍然在受到一些体制内力量的挑战……
在本期“执政党观察”里，我们还选取了栗宪民评论温家宝政改的长篇分析文章，我们相信读者诸君会从这篇评论中对温家宝的政改主张产生应有的共鸣。
《求是》发表温家宝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来源：中国政府网
4月16日出版的今年第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重要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文章分三部分：
一、政府改革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
二、2012年政府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任务；
三、把反腐倡廉部署落到实处。
文章指出，一个政府要让人民满意，必须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多年来，我们坚持在政府各项工作中全面贯彻反腐倡廉的要求，加强政府改革建设，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注重抓好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文章强调，2012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政府各项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重点抓好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行政经费使用管理改革、加强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扎实抓好反腐倡廉长期性基础性工作等方面任务的落实。
文章强调，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有效预防和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也是人民群众的期盼。要切实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到更加重要位置，与各项业务工作和制度建设紧密结合，把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部署和要求贯彻到具体业务工作中去。制定法律法规、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出台重大改革措施，都要充分体现和落实反腐倡廉的要求，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部门、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是本部门、本级政府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负起责任，做到有部署、有督查、有落实。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职责，抓好分管领域的廉政建设。要强化问责，对于工作不力、发生重大案件和对腐败案件查处不及时的部门、地方，要按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
文章指出，只有在广泛有效的监督之下，政府才不会懈怠，才能有效遏制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政府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加强政府层级监督，加大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力度。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监督，尊重并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权。对人民群众举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回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处理，处理结果要进行反馈或向社会公布。
文章强调，反腐倡廉，责任重大。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更坚定的信心、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栗宪民：如何看待党内民主派——评温家宝的政治改革主张
一、和平转型要靠民间反对派和中共党内民主派共同推动
二、温家宝在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产生开路
三、温家宝在中东问题上和奥巴马遥相呼应
四、温家宝的内政外交表态和中共官方大相径庭
五、近年来温家宝不厌其烦的呼吁政改
六、怎样看待温家宝的改革呼吁
七、温家宝的改革呼吁为什么成效难见
八、温家宝的改革呼吁开始显示凝聚作用
九、温家宝和盘托出民主派观点
十、温家宝的贡献是独立开创高举普世价值大旗新局面
十一、改革派向民主派转变的时代正在到来
十二、中共党内民主派必然产生是因为世界民主潮流不可抗拒
一、和平转型要靠民间反对派和中共党内民主派共同推动
和平转型，如果不仅仅是我们理性反对派的善良愿望，而且能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那就必须同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愿意顺应历史潮流的健康力量的意愿，并且，他们必须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他们必须能够促成统治集团大政方针的基本转变，他们必须从小到大成长发展起来，并且在社会民主力量以及世界民主潮流推动下逐步成为统治集团的主导力量。
可惜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令人悲观的：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不仅没有转化成为民主派，而且一再被专政派打压下去。当然，这里不仅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问题，更基本的原因是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还停留在中央统制时代，也就是统治者可以全盘控制社会的计划经济时代。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从总体上说已经进入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这样，作为经济利益集中表现的政治领域，也就必然要反映出多元化特征，所以，统治集团内部已经不可能再产生新的绝对权威，必然发生政治派系分化。相应的，较为明智的领导人不仅会作为改革派应运而生、不再会被压垮，而且审时度势，顺天应人，成为体制内的民主派也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二、温家宝在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产生开路
眼下，中共第三号人物温家宝的种种突出表现，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党内民主派应运而生的历史苗头。
当然，我们要正视事实，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第一，温家宝还不能说是民主派人士；第二，温家宝在中共最高层还是孤家寡人，即使算一派也构不成一个强大的派别。但是，闻雷不为耳聪，见日不为目明，明察秋毫者能见微知著，从风起于青萍之末见狂飙袭来，由一叶飘落知三秋将至。从温家宝近年来关于政治改革的一系列讲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今年（2012）两会后的记者会上的讲话，以及同期发生的王立军滞留美国领事馆事件所引发的政治地震所带来的极端专制者走投无路时也必然要求助于自由美国所造成的中共党内的信念崩溃效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已经或者正在表现出引领时代潮流的意识和欲望，因此，在未来的几年十几年里，中共内部产生实力雄厚的党内民主派，绝不是什么出人意表的异想天开，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尽管这种中共党内民主派未必和我们异议人士一样出于崇高理念，而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但在有助于和平转型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却比我们更大！
三、温家宝在中东问题上和奥巴马遥相呼应
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温家宝近年来的一系列表现。在阿拉伯之春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表示支持中东北非人民的变革。与此同时，正在中东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说“支持有关国家人民的变革诉求”。这就使中共内部的进步力量从政治上“与国际接轨”的迹象凸现出来。
近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表示，美国支持中东和北非能够满足整个地区普通民众合理愿望的政治经济改革。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中东北非人民的努力。一年前，突尼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尊严的决心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得到响应。声明说，民主的道路是漫长的，且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联合国致力于协助突尼斯与其它经历民主过渡的国家，协助它们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实现民众的合法意愿。
与此同时，正在中东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说，中国“支持有关国家人民的变革诉求。新华社援引温家宝的话说：“中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在维护西亚北非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支持有关国家人民变革诉求，希望并相信该地区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伊斯兰合作组织、阿盟可以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海外一些眼尖的媒体注意到了温家宝讲的这句话，做了认真的报道。法广援引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是一名中国首脑级人物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首次公开做这样的表态。
四、温家宝的内政外交表态和中共官方大相径庭
问题是，面对中国“人民的变革诉求”，中国当局是个什么态度？中共是个什么态度？温家宝又是个什么态度？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当局，其实也就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变革诉求一直置若罔闻，始终在抱残守缺，只想要经济高速发展，只管“大国崛起”，只认“真金白银”，只要gdp，只知“稳定压倒一切”，至于人民的基本诉求，比如教育平等的需要，医疗保障的需要，生态保护的需要，言论自由的需要统统都可以被压倒。
甚至安居乐业的需要，即自家农田不被强占，自家房屋不被强拆的需要，也统统可以被牺牲!
甚至明知全国各地被强拆的访民成十万百万的涌向北京，造成了极其可怕的接访压力，也除了动用强制力量把他们抓走驱散外不作任何政策性解决！
甚至全国各地心情劳作却无法养家糊口的工人一再罢工堵路情愿，造成了极其巨大的社会创伤，也除了偶尔给他们加点工资外不愿提供任何公平博弈的制度框架（组织工会，谈判）！
这样，全国各地因为官民矛盾激化一再爆发大规模骚乱导致烧警车、砸公署，造成了民怨沸腾的形势，也除了镇压还是镇压，丝毫不考虑革新自我，弃旧图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关于内政外交的一系列表态，就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用！
五、近年来温家宝不厌其烦的呼吁政改
人所共知，近年来，北京最高当局只有温家宝一人不厌其烦的呼吁政改。
自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发表“政改”论之后，在公开场合，温家宝场合不下10次呼吁“政改”，以下为温总理在一些较大场合的言论。
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视察深圳时高调呼吁政改，警告“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2010年10月，温家宝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专访时称，他推动政改，“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2011年9月14日，温家宝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政改的五点主张，尤其是提出了“党政分开”，从而直接冲击中共一党独大的领导体制。
2012年1月18日，温家宝外访中东时再次呼吁政改，称任何动荡都有内外因，但以内因为主；言外之意，当然是指中共不搞民主导向的政治改革，总有一天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如前所述，温家宝这次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的表态是中国政治局九名常委首次在此问题上的表态，也是唯一一次表态，而且这个表态还是在温家宝访问中东时做出的，整个表态也只有一句话。这是说明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孤立，还是说明了他在中共党内具有引导历史潮流的导向作用？
联系到以上情况，这个表态由温家宝做出毫不令人奇怪。就像1966年毛泽东要突破中共既定政策框架，只好到上海去发表《评“海瑞罢官”》，1992年邓小平要突破中共既定政策框架，只好到深圳去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显然，出于同样的策略考量，温家宝也不时来这一手。当然，他没有毛邓的独裁领袖地位，他的同类策略的作用也就小得多，而为了达到目的，他尚不能不反复这么做，冀以数量对质量。
六、怎样看待温家宝的改革呼吁
在这次访问中，温家宝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政府必须要倾听，没有一个政府拥有特权，并且说，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对政府来说，应该要回应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
在这些讲话中，他没有具体说该怎么改革，因此，很多人认为他这只是说空话，只是表演，为此，异议作家余杰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影帝温家宝。事实果真如此吗？余杰的批评是他的言论自由，但其批评准不准确则是另一回事。的确，政客表演是政治上的常事，但是是否一切“说”而不做都是表演？当然绝非如此。毛泽东是专制者，但是，他就非常清楚，“说”常常就是“做”，所以，大权在握之后他对“说”有着超乎秦始皇的恐惧，把一切不入耳的“说”都视为“错误的思想”“毒草”“牛鬼蛇神”，都要加以“批判”，“决不允许它们自由泛滥”，因为在他看来“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思形态领域里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余杰只是作家，所以说话可以随心所欲，怎么想就怎么写，温家宝却是从政者，他必须从现实出发，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可行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当然，不仅他，所有今天处于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统统如此，统统都必须全面掂量利弊得失，然后找到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切入点。这是从个人利弊方面说。
更重要的是，温家宝是在中共的党内斗争把改革派打下去二十年、把民主改革封杀二十年后，作为硕果仅存的改革派人士，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开始重提改革的，这就决定了他对政治改革的呼唤具有重启改革的巨大现实意义，所以，他的“说”就是做！借用前述毛泽东的话说，他为了搞改革，不能不首先造成舆论，不能不首先做意思形态领域里的工作。应该说，对从政者而言，这是并不复杂的基本常识，只是那些凌虚蹈空的文化人视而不见罢了。何况，这么多年来中国统治集团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不仅根本无人提及，而且始终大力打压，或者把现状当作政治改革成果加以吹嘘并蒙哄国人！如此一来，对中共来说，重启政治改革就已经不是一个可能立即付诸实践的事情，而是一个必须完全从头开始，并且全面审度、全面讨论、并力求达成一个基本共识的问题。
此外，温家宝的地位也决定了他的作为。温家宝毕竟只是一个总理，也就是中共的大管家，而不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因此对与中共来说，平常情况下他只有政策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对于中共政策的根本改变，他只有建议权，没有拍板权，这是他的现实处境。更重要的是，温家宝作为邓小平时代中共政治改革派首领胡耀邦、赵紫阳麾下的一员将领，能够硕果仅存无疑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可想而知，在六四之后温家宝为了自保不可能不做出一些类似于邓小平当年“永不翻案”的违心承诺，即使这样，专政派也还是对他严加防范。这样，从8964之后直到五年前，也就是温家宝任第一任总理期间，将近二十年时间里，他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只字不提政治，从来都只是一个埋头苦干的拉套者，始终在风尘仆仆的奔走于社会矛盾爆发地点，致力于处理各种具体的问题。这样，才以一个没有多少政治抱负的实干家的身份取得了由专政派主导的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信任，不仅顺利的连任总理，而且终于在中共最高层处于无人可以扳倒的稳当地位。于是，从连任总理开始，温家宝一点点的表现出改革派领袖胡耀邦、赵紫阳的衣钵传人的本色来了！
的确，就是我本人，第一次看到温家宝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也忍不住冷笑失声：你哪里有资格说这种话！正因此，余杰嘲笑他是中国影帝并且获得不少人认同是很自然的。但是，由那开始，温家宝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确实不是演员，而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既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千方百计的巩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同时在社会上制造爱民亲民的形象，也还是在登上自己能达到的最高位以后，非常卖力的施展自己与同僚完全不同的政治抱负，一点点的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一点点的推进自己的政治纲领。
的确，迄今为此，温家宝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导向的改革的影响还很小，对实际的改革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这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还是反过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七、温家宝的改革呼吁为什么成效难见
稍微有一点政治理性的人都清楚的知道，撇开温家宝不论，自从8964以后，中共党内就没有了改革派，有的只是既得利益者，都只想“稳定压倒一切”——千年盛世是不指望的，乘还能维持尽可能多捞一把，并且通过暴力把能维持的时间尽可能拉长一点。这样，有助于统治权维持有益于统治者利益的小改小革不断，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压力下被迫做出的让步也有一些，但有助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改革则始终是禁区，提也没有见中共文件和领导人提到，相反，高调鼓吹“四个坚持”，厉声恫吓“敌对势力”的现象则从未间断，意思形态到了穷途末路之后，也还是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逻辑直截了当的说什么“几不搞”。面对这种形势，温家宝在没有稳当的权力和地位时，如果说出了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其结果会怎么样？显然，人微言轻之时几乎根本无法逃脱被立即整肃的命运！
回过头来看，温家宝在第二任总理期间一步步往前走，说了那么多关于政治改革的话，对中共政策的直接影响又有哪些？确实不多，大的方面甚至几乎没有！
但是，这能怪他言而无信吗？
无人不知，不管温家宝怎么呼唤政治改革，中共政治局其他八常不仅没有任何人呼应，而且不时有人唱反调甚至利用中共媒体批判他打压他！例如，头几年温家宝在国内外众多场合公开呼吁政治改革，并表达其认同西方普世价值的政治倾向时，几乎每次都受到中共喉舌的群起围攻，不点名的对他发动大批判。
2007年3月，温家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称，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观念是人类普世价值，并非资本主义独有。中共《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等立刻相继发表评论，批驳普世价值，从此以后，温家宝被迫放弃了从根本意识形态上着手的办法，没有再公开谈这个既高度敏感，又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话题，当然，其实这方面有一次表白也就够了。
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高调谈政改，称不搞政改经济改革成果也不保，不改革「只会死路一条」。稍后胡锦涛也到深圳，对政改一事却轻描淡写，官方《人民日报》随后则发表署名文章，不点名的批评温家宝「背离正确政治方向」，「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2011年，温家宝与香港政界人士吴康民单独见面时，批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阻挠改革，人民不敢讲真话。消息一出，《人民日报》立刻又发中纪委文章，说什么「维护党的纪律，涉及基本理论、路线、纲领等重大政治问题，不许说三道四，我行我素」，矛头直指温家宝。
以上这些情况国际传媒洞若观火，我们又岂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人不知，专制统治的特点是宫廷秘事讳莫如深，其错综复杂残酷艰险超乎想象，有心改革的志士仁人从来都处于众矢之的，因为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政治改革尤其如此，一些人因此出局甚至丢命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大咧咧的改革者没有不失败的——康有为就是典型。就是小心谨慎的改革也未必成功，因为反改革派永远是太敏感太残酷了！
这样，温家宝蛰伏近二十年后达到了官阶的顶层，处于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后开始稳步公开自己的改革主张，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他的改革呼唤至今没有成效又怎么能归结为他没有诚意？
社会上有人居然以温家宝从来没有去看望赵紫阳为由，判定温家宝不是一个改革派人物，这显然是以“妇人之仁”来看待严酷的政治。恰如曹操所云“小德驭于大德”。如果温家宝按常理始终坚持探望赵紫阳那他早就被专政派整肃了，怎么还能有任何政治作为！相反作为政治家，毫无疑问对赵紫阳来说温家宝看不看望他根本不足一论，能不能继承他的改革事业，能否把他开创的改革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他念念不忘的事情。
八、温家宝的改革呼吁开始显示凝聚作用
可喜的是，温家宝近年来做出的政治改革呼唤在中共党内绝非泥牛入海，相反，明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在《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共喉舌里呼唤政治改革的文章越来越多，广度和深度上也在不断推进，并且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已经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颇有分量的派别。
例如2012年02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该文有云：“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尚且重复了温家宝当年第一次以改革者姿态出现时说的那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且深刻的指出：“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这些情况表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自从1989“64”被打趴，由于温家宝卧薪尝胆、韬光养晦近二十年后东山再起，终于开始重新集结起来，并且在迅速向中共的权力中枢进发了!
显然，没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一定支持，在中共喉舌上发这种文章是不可能的，反之，既然能在中共喉舌上发这种文章，就清楚的表明改革派已经颇具规模，并且在中共党内已经颇有影响力。
九、温家宝和盘托出民主派观点
当然，迄今为止，温家宝的最大亮点是在2012年两会后记者会上的讲话！在这次记者会上，温家宝终于把他的基本政治观点和盘托出。为了达此目的，他一再拖长记者会时间，不顾主持人李肇星结束会议的反复要求，终于等来了他所需要的所有提问，从而把自己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若果把这个讲话放在别的国度别的时代，可能实在是平淡无奇，但是，今日中国却太有特色了！中共是个“一元化领导”的独裁政党，自从毛泽东统治以来，除了最高统治者（包括太上皇）能突破既定政策框架随便说话，随便突破“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外，其他任何人这么做就是政治上自杀。这样，作为一个最高统治集团成员的三号人物，温家宝破天荒的这么做，已经完全改写了中共党史。当然，如前所述，温家宝这么做是做了精确算计的，第一他的任期已经只剩一年时间，也没人能把他怎么样，没必要在乎了，第二，中共的制度、纪律、潜规则本身正处于大转换阶段，严密控制其成员的做法已经是强弩之末。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此作为已经没有风险，相反可保自己能作为改革派载入史册，并因为成了中共死灰复燃的改革派首领而极大的影响今后中共和中国的政治走向，故有得无失。但不管怎么说，温家宝的这个讲话使中共党内又出现了改革派成为明确无误的事实，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
十、温家宝的贡献是独立开创高举普世价值大旗新局面
那么，温家宝作为胡耀邦、赵紫阳之后的改革派大旗，和他的前驱有什么同异？摆明的事是：1胡、赵都是名义上的党魁，温却不是；2胡、赵上台伊始奋力改革并因此下台，温却下台前才呼唤改革，个人不会为此付出多少代价；3胡、赵都有几年的改革时间和相应的实绩，温不可能有。
这样，从硬性结果而论，世人不看好温家宝的改革是言之成理的——从实绩说温家宝本人必然乏善可陈，哪怕他确实在中共高层会议上提出过重新评价六四的动议，提出过某些政治改革主张，也因为遭到否决没有成为中共的政策而一事无成。但是，如果我们有点历史眼光，而不拘泥于现实中的得失，情况就不一样了。稍微分析研究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作为胡、赵的继承者，温家宝这个改革派首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众所周知，看历史人物，重要的是看其比前人多提供了些什么，也就是看其有什么新贡献。
那么，温家宝的新贡献何在？首先，胡耀邦、赵紫阳只是邓小平麾下的两员大将，他们能有作为是靠了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的大气候，至于他们最终被邓小平打下去，那是由于他们错误的估计了邓小平政治上的开明度和没有充分预见到邓小平的专横。相反，温家宝是独自扛起改革派大旗，虽然他不是中共的最高决策人，但他上面也没有供奉太上皇。
其次，胡耀邦、赵紫阳作为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只是在中共传统意识形态框架内寻求改革，尽管赵紫阳下台后在软禁中已经认识到只有多党制才有出路，那也是因为他本人处于软禁中，而且中国发生了冲击党禁的历史性事件，才恍有所悟，相反，温家宝在表达他的改革派理念之初，就直接表明了他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完全抛弃了中共的传统意识形态!这就使温家宝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改革派政治家。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胡耀邦、赵紫阳是作为中共在其传统框架内改革并且必然的失败了的改革派政治家载入史册的，相反，即由于历史退馈的优势也由于自己的老谋深算温家宝不仅个人将会作为成功的政治家退出历史舞台（这对他的历史地位没有意义），而且由于认同了普世价值，温家宝影响下的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必然成为普世价值指导下的新型政治家，并且以全民普选为目标（这是胡耀邦、赵紫阳在任时从未主张的），这样，无论他们是否能亲自实现目标，至少在道义上、在观念上他们会成为历史的赢家——因为全民普选是历史的必然。
此外，胡赵改革一开始不仅借助了邓小平的力量，而且因为全党老干部都受过毛泽东打压而举党要求改革，至于怎么改大家都不清楚，但都认为改比不改好，这样，胡赵面对的人为阻力要小得多，相反，温家宝是在权贵资本主义时代号召政治改革，这种改革必然要导致对滥用权力的强大制约，全党干部作为既得利益者当然大都“摸着石头不过河”了！所以，温家宝在今天推动政治改革的启动难度要大得多。
况且，在这种情况下，温家宝提倡的改革不是胡赵式的不突破中共体制相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而是抛弃现制度回归人类主流文明的改革，是真正为万世开太平确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也就是在普世价值指导下的改革，这样，温家宝提倡的改革也就有了和胡赵的改革完全不同质的意义。对于这一点，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做了如下表述：“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在此，温家宝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共党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陈词滥调！不仅如此，温家宝还用少有的加强语气的调门说：“中国（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这一句话所表现的普世价值理念，胡耀邦说过吗？没有。赵紫阳说过吗？没有。这一句话所表现的普世价值理念，难道不正是任何派别的民主义士都赞同、都正在追求的吗？所以，至此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从理念上说已经成了彻底的民主派，这就是温家宝的最大贡献。
十一、改革派向民主派转变的时代正在到来
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都重要。温家宝在民主化导向的改革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下段还将做些什么工作？由于宫廷隐秘，其在中共高层会议上的斗争我们很难有准确资料，但是，关于他三次提出重新评价六四的提议应该言之不谬，关于他有政改方案的传闻应该并非空穴来风。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凭空测度，不妨还是看看他在记者会上的一段讲话：“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这里，我们又看到温家宝的一项开创性举措，那就是准备“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
当然如果以挑剔的眼光看，温家宝就是这么做了也是“作秀”，同时，被请去的人也会被指责为“招安”对象。但是，对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商业文明以“意思自治，公平交易”也就是契约社会为逻辑起点，对话沟通谈判妥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在这种历史性诉求下，温家宝提倡请民间的批评者去中南海听取意见，无疑是一个顺天应人的良好开端。固然，如果仅此而已则意义价值非常有限。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只要开了个头，就会按历史的逻辑演绎下去。谁都知道，全世界和平转型的国家，不管是早期的英国，二战后的泰国和我们的台湾，还是近来的一些转型相对顺利的中东国家，在其开始的时候都不过是统治者把官民对话的大门打开了一个门缝而已!所以，如果温家宝以此打开今日中国官民对话的门缝，中共又能顺水推舟，并同时使其内部的民主派迅速发展起来，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十几年里通过官民对话实现和平转型是完全可能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把两个因素联系起来看，那就是在温家宝大力提倡改革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等传媒频频出现倡导改革的系列文章所表现的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凝聚和崛起，以及温家宝把批评者请进中南海的考量。如果这些做法付诸实践并且按历史的需要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它们理当演化为官民对话，统治者和反对派的对话，中共党内改革派和社会上的民主力量的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愿意进行这种对话的中共党内的派系——很长时间里肯定还有拒绝对话的派系——难道还应该仅仅称作“改革派”吗？
这就涉及一个改革的终极目的问题。一个社会有了基本适合其需要的制度体系，改革——革命就成为沉睡的词汇，只有在制度体系已经不适合社会需要的情况下，改革——革命才会成为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中共党内需要改革派，是因为中共建立的这种制度体系不适合商业文明的需要。而当前的政治改革，所指向的是必须确立人权至上、政治多元的现代社会，并不是说中国永远需要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改革派。中共党内改革派是相对于专政派、反改革派、一元化派而言的，是因为倡导民主政治而获得历史合法性的，是今日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所必须的，但并不是“自洽”的，并不是具有历史稳定性的政治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的过程中，中共党内改革派是有它的历史使命的，它的使命只是启动-推动民主化进程。一旦这个进程开始加速，其自身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比方说，叶利钦在作为莫斯科州委书记时，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同属苏共党内改革派，到他和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时，他就已经是苏共党内民主派人物了！说白了，今日中国的政治形势虽然急需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崛起，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需要。在温家宝所说的“中国（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党内改革派变成中共党内民主派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民主制度。这样，只要改革派站稳脚跟，它就必然的演变成为民主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只是观念问题，一旦改革派的民主观念能够得到实施，那么按其本质而论它也就成了民主派，并代表这一部分社会公民和社会上的其他政治力量公平竞争。
当然，中共党内民主派也只是一个历史性的过渡性的现象，因为就像中共党内改革派只是相对于反改革派而言，其民主派也只是相对于专政派而言。一旦在中共党内民主派和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共同推动下创立了（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那么再在其头上安上改革派、民主派的桂冠也就成笑料了。届时无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后继者，还是其他社会力量，都不过是民主制度下多元政治力量中的一员，大家各自代表一部分社会公民参与分饼活动，如此而已。
十二、中共党内民主派必然产生是因为世界民主潮流不可抗拒
近年来，中共政权的内政和外交出现了政策反差，那就是其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价值取向正好相反。自从中东爆发以“茉莉花”为代号的民主化浪潮，中共当局一方面反复强调希望以政治对话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自身的同种民主化浪潮则以暴力压制来解决。显然，能在国际上强调中东国家应该以对话解决问题，对中共而言也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国内却抱残守缺则表明它太不明智。而且，这种内政外交的脱节显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但是，和中共的官方表态不同，温家宝对解决民主化诉求的态度、看法上，无论对内对外都是高度一致的。下面就是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对解决叙利亚问题做出的回答：“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包括叙利亚政府。我们将根据是非曲直来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并决定立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要保障平民的生命安全。叙利亚各方都要立即停止对无辜平民的杀戮。第二，中国尊重叙利亚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第三，中国支持联合国和阿盟特使对叙利亚问题的政治斡旋。第四，对叙利亚人民现在遭受的人道主义苦难，我们深表同情，已经并将继续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加紧做叙利亚各方的工作，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温家宝强调了三点：第一，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而中共的政策明显是偏袒叙利亚统治者巴沙尔的！第二，他主张叙利亚各方“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而中共在这个方面是违心的敷衍的。第三，他强调“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这是中共从来都不承认的，但是，温家宝却断然这么认为。而且，如前所述，温家宝对中国国内的事务也抱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在前面回答关于中国国内的问题时他说：“温家宝尚用少有的加强语气的调门说：“中国（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由此可见，对温家宝来说，在中国国内“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而通过对话解决民主诉求，当然需要体制内外的各民主派别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谈判协商，这就意味着中共党内必须有民主派崛起，或者说中共党内改革派必须进化为民主派!
那么，中共党内会有民主派崛起吗？其实温家宝也已经做出了回答，那就是：“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或者说：“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来源：民主中国
北京日报：“总书记”不能凌驾于党中央！
原标题：中共最高领导人从何时称“总书记”的
本文作者汪云生，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开栏的话
今年下半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本刊从即日起开设“迎接十八大文萃”专栏，主要刊发党的理论、党的组织、党代会、党的历史等方面内容的文章，注重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现党代会发展变化的具体脉络，旨在充分认识党代会的重要意义和重大作用，为召开十八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稿件长短不拘，但要有新意和可读性，且具一定史料价值。欢迎投稿！
“总书记”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也称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党的组织制度发展史来看，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并非一开始就称“总书记”，而且，“总书记”也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专称。“总书记”最终确立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一大”上被选举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职务并不是“总书记”
在党的早期历史上，陈独秀无疑是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而且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是，对于他的领导职务的具体称谓，一般人并不十分清楚。长期以来比较笼统和流行的说法是：陈独秀是“一大”选出的首位“总书记”﹔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的五任“总书记”。实际上，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陈独秀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六年中，随著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化，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谓也发生了多次改变。具体情况如下：
1921年7月“一大”召开时，全国隻有党员50多名，鉴于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所以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隻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
1922年7月“二大”时，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7月“三大”仍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选出五人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为“总书记”。“四大”党章对“总书记”的职责进行了规定，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中央及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总理全国党务和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7年6月以后，由于“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其中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此，瞿秋白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些著作中也有把瞿秋白称为“总书记”的说法。但是，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会议档案资料証明“八七会议”设立“总书记”职务，故称瞿秋白为“总书记”，实际上是一种习惯称谓)。
●从“六大”以后到“七大”期间，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多次变化﹔“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1928年7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由此，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主席”这个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够起到党内最高领导人应有的作用，实际主持和负责中央工作的另有他人。此后至“七大”，中央领导机构和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许多变化，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受到极大威胁，9月间，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第二次是1934年1月临时中央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关于博古的职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博古从这次会议开始担任的是“中央总书记”。
第三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张闻天的职务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出大量的资料証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第四次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9月29日召开了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议批淮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第五次是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都由毛泽东担任。
●“十二大”党章关于中央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决定党中央隻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1977年8月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样，在一个短时期内就出现了“总书记”和“主席”并存而且由同一人担任的情况。
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中央组织制度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党中央隻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关于为何出现这个变化的问题，1982年9月13日胡乔木就此回答新华社记者时指出：“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很明显，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主席有名无实。因此，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这样就更没有理由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此，“总书记”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正式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并不断完善。
●我党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从以上我党组织架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我党实行的“总书记”制度有著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裡特别强调和说明以下几点：
其一，从历史上看，党的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多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党内最高领导人都由大会直接选举或决定，陈独秀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出现过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系不大的情况，如瞿秋白、博古、张闻天就是如此。此后，随著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组织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总书记”最终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并都须经过选举产生。对此，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其二，1956年9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样就出现了“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状况(后来又曾出现过这种状况)，但这时的“总书记”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事实上，八届一中全会设立“总书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的。毛泽东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建议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说秘书长改当总书记，就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因此，邓小平担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实际上相当于过去党内的“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其三，“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我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从“十二大”起的历次党章都对“总书记”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即“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因此在他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期间，一度出现了个人过分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状况，产生了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给党内民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十二大”以后历次党章中都写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証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来源：北京日报
北京日报：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012年04月06日
每年植树的季节，中央领导同志都到北京，与群众一道植树，绿化首都。今年，全市人民广泛参与、完成新增造林绿化22万亩目标的战役刚刚打响，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来到北京，参加首都的植树活动。这对于全市人民齐心协力，做好绿化美化首都工作，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首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建设和谐宜居世界城市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植树造林、绿化北京的工作。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今年更是提出了在本市平原地区新增造林绿化22万亩的目标。当前，全市各区县、各相关部门正在积极落实植树任务，植树造林的战役已经打响，全市上下已经形成人人动手、见缝插绿，为绿化北京争做贡献的生动局面。
在今年的植树现场，胡锦涛总书记对北京市主要领导同志说，北京要真正成为首善之区，必须在绿化美化工作中走在前面。希望你们加快绿色北京建设步伐，全面提升城市环境质量，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这既是对北京市绿化美化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对北京市殷切的嘱托。市委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市人民，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实际行动做好首都的绿化美化工作。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北京市的工作要求，在绿化美化工作中走在全国前列。北京今年22万亩植树造林任务，时间紧张，任务艰巨，是一场硬仗。要实现这一目标，全民动员、人人动手，广大群众广泛参与，是重要的保证。目前，首都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植树造林、绿化家园热情高，积极性高，支持度和参与度也很高，这是我们落实总书记要求的群众优势和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凝聚起全市人民的力量，上下共同努力，一起打拼，就能掀起绿化北京的建设高潮，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就要团结一致，奋力进取，以扎实、有效的措施和行动，全面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建设一个生态文明、和谐宜居的绿色北京，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实实在在惠及生活在首都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植树造林既是改善环境的生态工程，也是造福群众的民生工程。切实完成今年22万亩绿化造林任务，将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维护群众长远利益，满足群众生活的现实要求。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努力、再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在绿化美化工作中走在前面，让市民真正从绿色北京建设中得到实惠，充分享受到首都生态环境建设的成果。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扎扎实实全民动员、形成合力，就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今年的绿化造林目标，为将北京建设成一个生态美好的绿色家园打下坚实根基，向党中央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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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媒体人揭秘《北京日报》奇文“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出台背景
黄奇帆和薄熙来亲信吴某交代，梅宁华也是接受薄熙来钱色资助的二百余位重要角色中的一个人物。另据《求是》杂志的资深媒体人士透露，薄熙来被撤职后由某高官的秘书秘密在北京昆仑饭店秘密召集一个力挺薄熙来的会议，司马南及梅宁华均有出席。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一大”上被选举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职务并不是“总书记”
●从“六大”以后到“七大”期间，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多次变化；“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十二大”党章关于中央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决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
●我党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樵夫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08日首发-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数日前《北京日报》发文，公开声称“总书记不能凌驾共产党之上”，引起广泛注意，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北京日报》随之又将文章删除，并又立即发表文章，向胡锦涛表忠。个中的内情究竟是怎样的？《人民日报》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向笔者揭开了其中的内幕。
这位《人民日报》的资深媒体人士声称，《北京日报》的这篇文章，系《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梅宁华根据某些上层人士召集的一个秘密会议精神谋划的；最初，他们希望这篇文章由《求是》杂志发表，以取得更大的影响。但这篇文章剑锋所指，显然就是胡锦涛，因此《求是》杂志考虑再三，终未发表。于是梅宁华只能将它发表在《北京日报》。(博讯boxun.com)
黄奇帆和薄熙来亲信吴某交代，梅宁华也是接受薄熙来钱色资助的二百余位重要角色中的一个人物。另据《求是》杂志的资深媒体人士透露，薄熙来被撤职后由某高官的秘书秘密在北京昆仑饭店秘密召集一个力挺薄熙来的会议，司马南及梅宁华均有出席。
（樵夫推特：@qiaofu88）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boxun.com)
北京全市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全市各区县、市直各机关单位党员干部昨天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的决定，将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珍惜大好形势，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本报讯 全市各区县、市直各机关单位党员干部昨天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的决定，将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珍惜大好形势，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东城区委区政府各级干部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中央在惩治腐败问题上力度大，措施果断，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处理突发事件和复杂问题的高超能力。东城区全体干部群众十分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领导干部纷纷表示要安心、用心、尽心做好本职工作，全力以赴建设“国际化、现代化新东城”。
石景山区昨晚迅速召开全区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和市委要求，并召开区委常委中心组（扩大）会进行学习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表明了中央对此事件的坚决态度，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该区区委要求全区上下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市委要求上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纪律观念，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房山区委表示，全区干部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落实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要求，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不信谣、不传谣。全区干部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该区还将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教育监督，坚决讲政治、讲大局、守纪律。
怀柔区委区政府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定不移落实中央、市委决策和部署，在思想上、行动上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怀柔区委区政府将团结带领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践行“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为加快推进文化科技高端产业新区建设、全面构建繁荣和谐的新怀柔而努力奋斗。
昨晚，北京各高校紧急召开全校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广大师生一致认为，中央决定正确及时，有利于维护党和国家形象，有利于维护党纪国法权威。北京语言大学李跃萍老师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党员干部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定地、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国石油大学“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卢春喜认为，中央及时通报处理结果，有利于消除大家疑问，自觉抵制不良杂音。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孙建表示，要将中央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以“稳中求进”为要求，带动广大辅导员积极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市安监局昨天紧急召开党员干部会，认真传达中央文件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安监系统党员干部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党中央果断处理此事非常英明，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市安监局局长张家明说，中央决定反映了党中央在反腐倡廉方面的决心，一个干部，不管职位有多高、地位有多显赫，只要在位不为人民服务，而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党和人民决不能容忍。多年的安监工作让张家明体会到，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改革和发展中，哪怕牺牲一点速度，都要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反映了党执政为民的理念。
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张秀芳说，首都卫生系统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保持头脑清醒，讲政治、顾大局，确保各个单位医疗卫生工作的正常运转，确保医疗卫生队伍的稳定。
市委社会工委委员王想平说，市委社会工委党员干部一致拥护中央决定。中央决定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决心，体现了法律的尊严。社会建设领域党员干部将珍惜、维护来之不易的和谐局面，认真学习、领会、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坚守岗位，抓好社区、社会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以社会领域党建全覆盖服务广大党员群众，维护首都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环球时报：查处违法违纪官员不是“路线斗争”
某些西方国家虽不断向中国社会灌输中共应当“合法分派”的观念，但中国社会内部只有极少数人跟风起哄。中共和中国社会主流都对它嗤之以鼻。中国社会鼓励并要求执政党的团结，发动“路线斗争”根本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所谓“路线斗争”主导国家对当下的中国人是不可想象的。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作者：单仁平
薄熙来被停止党内职务，中纪委对其立案调查，国内外舆论都很关注。西方的不少分析都把事情往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上引，国内也出现一些类似谣言。这当中有一些是对中国国情和中共党情不了解造成的，有一些则是唯恐中国不乱故意编出来的。
西方舆论对中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读：中共内部存在尖锐对立的两个派别，甚至多个派别。这是他们对中国做各种分析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他们一直搞不明白，或者是不愿意相信：不仅中共，中国社会的主流都支持改革，而且支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平衡。
世界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意见分歧。西方政治制度通常鼓励分歧，通过分歧的极端化制造政治上的对立性力量，然后谋求这些力量之间的平衡。从西方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很容易产生这里有种种“路线斗争”的错觉。
然而中国政治制度把和谐置于国家治理的基础位置，当下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追求共识、创造协商与合作的共同体。中国不鼓励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分歧释放。当分歧一出现，弥合及克服分歧的有形和无形机制就开始运转了，它会伴随分歧一路发展的全过程。这种机制在中国总体上越来越成熟、强大，它使很多分歧最终消除或部分消除，形成基本共识。
中国目前并非处于某个关键性的政治“十字路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早已确立。全党和全社会对这个大方向的共识度非常高，要求中国“激进转弯”的都非社会主流意见，这些意见不可能在党内高层占据一席之地。
只要对中国有上述基本认识，并了解王立军案牵出的涉及薄熙来一系列事情的脉络，就会确信，这是一起违反党纪国法而受到追究的独立事件，依法依纪查处必然导致今天的局面。处理事件过程对政治面的涉及也都是各自单独具体的，把它们连在一起做中国“政治斗争”的编织，只是一些人头脑中的夸张想象。
某些人总是笃信“西方式民主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吸引力。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初识西方，一些人确实有过比较天真的想法。但以后的苏联解体等国际政治变局不断对中国人产生刻骨铭心的震动，“西方化”完全排除出中国改革的政治选项。
基于这个大的原因，某些西方国家虽不断向中国社会灌输中共应当“合法分派”的观念，但中国社会内部只有极少数人跟风起哄。中共和中国社会主流都对它嗤之以鼻。中国社会鼓励并要求执政党的团结，发动“路线斗争”根本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所谓“路线斗争”主导国家对当下的中国人是不可想象的。
薄熙来由于原居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位，他被立案调查带来一些轰动很正常。总体看，依法治国获得新的立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加不可动摇。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中国不会陷入一场扩大化的“斗争”中。那样的中国早已成为历史。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乌有之乡
编者按：
薄熙来这个曾经雄心勃勃的“毛左”领袖倒塌后，“毛左”阵营受到较大影响，“乌有之乡”网站、毛泽东旗帜网站被关闭整顿。与此同时，杨帆、孔庆东、司马南、范景刚等“左派”人士纷纷接收媒体采访，甚至多人发生较大的“变脸”。
当4月10日薄熙来及薄谷开来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浮出水面时，“乌有之乡”的乡民们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希望左派同胞能够迅速进行自我整顿和反思，必须认识到“极左”是没有出路的，不仅薄熙来们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就是毛泽东本人的那一套也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正确的方向应该是《零八宪章》已经指出的那条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光明大道！我们注意到“乌有之乡”创办人之一杨帆先生已经发出正确的呼吁——
我呼吁广大拥护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和群众放下包袱,清除极左思想的控制,走向理性的民主法治道路。
多家毛左网被指违宪、攻击中南海、遭整顿关闭
4月6日乌有之乡发表公告说，“今天上午国新办九局、北京市网管办、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给我们网站负责人联合谈话，说乌有之乡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三家联合执法，要求从2012年4月6日12:00起关闭一个月，期间进行整顿自查，而后接受检查通过后再恢复上线。”
【大纪元2012年04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4月6日毛左典型代表网站《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被有关部门勒令自即日起关闭一个月，并在关闭期间整顿自查。乌有之乡发出公告说明遭关闭原因是被认为“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
4月6日乌有之乡发表公告说，“今天上午国新办九局、北京市网管办、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给我们网站负责人联合谈话，说乌有之乡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三家联合执法，要求从2012年4月6日12:00起关闭一个月，期间进行整顿自查，而后接受检查通过后再恢复上线。”
公告中明显看出《乌有之乡》非常不满意当局处置，公告说：“我们网站负责人提出请给出违反宪法的文章列表，我们会配合处理好。他们那里没有具体文章，没有证据。最后谈话被强行结束。”
另一家左派代表网《红色中国》也发出重要公告“请广大红色网友注意坚持原则、讲求策略”，在告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网站被关闭一月整顿自查原因后，还告诫红色网友注意讲求策略，在发表文章和评论时不要一切逞口舌之快，希望自己网站能存活时间尽可能长。
该网在还没有收到同样通知时，自己已经开始自我审查。该公告下的跟贴貌似网站编辑口吻，“路石”：“部份网友原来的贴文若不能找到，说明已被要求删除。请谅解。”
《乌有之乡》等毛左网早在薄熙来被下台后，就一度遭到关闭，被要求整顿自查，一段时间后又被恢复。从新开始的乌有之乡原本将网站重点呈现的“重庆专题”去掉了，但不知何时又重新恢复，重庆专题中，还有大量力挺薄熙来和“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同时也有大量文章直接跟中南海胡温叫板，气势相当猛烈。
前不久毛左大本营《乌有之乡》还发生内讧，《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他们这群人，杨帆还要求重庆公布赞助极左翼的情况。不过杨帆他一面高叫左派“不能拿着重庆的钱干扰中央的部署”，一边继续赞扬重庆模式“比较彻底地改变了重庆利益格局”。
不过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些左派网站被关闭的同时，以右派面貌出现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今天也遭到关闭，因此很多人不解表示：中南海到底是要闹哪样？也有人说，只打乌有之乡的话，有人会叫唤，因此拉上一个垫背。
北京的沉勇平表示，这是怎么了？收拾完了乌有之乡，又来收拾中国选举与治理，这是左右都要。武汉的一家企业刘经理表示，中国不需要极左极右，让老百姓生活得幸福而又有尊严才是正道。
吉林长春的信险峰认为，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停一个月，乌有之乡暴露出极左的血腥，这让以左为主流60年的当局都忍受不了。偏左打击极左总比偏左打击“普世”更让人欣慰。有人说应该给左派说话的自由，但即使自由的德国也不能给颂扬法西斯的人以歌颂反人类的自由
不过选举网的这个公告【选举网一小时后进入阶段性维护】中称，因技术维护等原因，选举网将进入阶段性修整。并感谢过去10年里读者的关爱和支持，还说会很快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官方微博表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办的很好，一贯反对极左思潮，反对“文革”回潮，在读者中口碑颇佳。我们衷心希望与网站早日见面。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被关闭的左派网站有《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四月社区》等。
（责任编辑：苏漾）
本文网址:http://cn.epochtimes.com/gb/12/4/6/n3559372.htm
杨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必须加上民主、法治
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我们是一致的，或者骂美国，骂的很过分。这些事情都好商量，都是爱国主义立场。但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件事就是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我说的非常坚决，实在不行就告到中央去。
我坚持的有两条：第一条，中左和极左的区别就是不能给文革翻案；第二条，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念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出的问题。
重庆模式把左派给聚集起来了，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三派把极左的因素集中到一起，所以去年下半年极左有一个突然的崛起的态势。
去年下半年，他们认为有了领袖，北京的这些左派和重庆联系起来。所以去年下半年是极左的一个突然聚集和崛起，一下子就起来，确实很危险。所以，我和他们进行很多斗争。
重庆模式是一个民粹主义模式，做的很大胆，很有效。前三年还是很有成就，不能把前三年的成就给否定了。但是这个民粹主义模式不能持久，内在矛盾也很危险，所以必须控制住，做完之后要赶快转。在打黑取得成果以后，就赶快转向民主法治。
2011年10月份出来《民主法治十五条》，晚了啊！中央和全社会已经对它不信任了。如果早转半年重庆模式有可能成功。所以，我还是抱一个很遗憾的态度。失败后中国要么走向极右，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要么就是走向民主。
张宏良在2012年千人元旦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已明显地在向文革转向。客观上已经组织了“毛派共产党”，这是一个组党的行为。张宏良提出“抓汉奸运动”，这是一个文革模式，而且已经在做了，只不过由于王立军出事没做下去。所以有人说乌有之乡只是言论，我不这么认为，它有行动了，应对极左思想负责。
无论中央对薄王怎样处理（我是希望宽大处理的），极左的社会基础必定要被清除。应该在北京成立文化革命纪念馆，组织学习，再一次彻底清算文化革命。
当然，也要批判极右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他们的恶劣表现，拿老百姓不当人，才激怒了社会舆论，使那么多人回头去寻找文化革命的思想资源。
我们把左派定义为社会主义者，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和右派去争论，坚持在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必须加上民主、法治，这是接受自由主义的思想，左翼要回归到这个路线上来，这样中国的左翼还有存在的价值。
现在是左派失败。看左派能否清除极左重振旗鼓，右派能不能比较理性吸纳左派的东西，如果这两条能做到，那就是超越左右。如果左派不反思，右派不吸收，那就是极右占上风，中国从极左走向极右。
还能说话的，就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后左翼可能就是他们，但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成不了多大势力。
就剩下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说话永远没有错,永远也没有用，在大学教学教书可以,指导中国实际不行。
我呼吁广大拥护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和群众放下包袱,清除极左思想的控制,走向理性的民主法治道路。
本文原标题：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今年3月15日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联合早报》记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回答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一时，对文革极左思想的提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此后，中国著名左派激进网站、中国“崇毛派”的一个重要社区——乌有之乡不能直接访问，引发热议。3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自称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有之乡近期的主要理论家，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张宏良把乌有之乡从“中左变为极左”、“篡夺话语权”，这被媒体称作，在“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乌有之乡”发生分崩，内部出现分裂。
在接受法治周末专访时，杨帆谈了乌有之乡内部思想的变化以及他对整个左翼思想发展局势的判断。
杨帆：乌有之乡前身是经济学“非主流派”
法治周末：您自称是乌有之乡网站创始人之一，那么，在初创时，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参与创立这个网站的想法是什么？
杨帆：乌有之乡最初是一个书店，网站是韩德强（时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在2003年创办的。但是从1994年到2003年，在网站创办之前，我们已经共同参加9年思想斗争。从思想意义上讲我是创始人之一。
我不是网站的创办者。创办是做具体事情的人。
法治周末：这9年的思想准备，您能大体概括一下吗？
杨帆：概括说就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就是“中左”。我们当时是反对“极右”新自由主义。这些思想论争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
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一直持续了10年，一直到2004年取得彻底胜利。这10年，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中左”的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一场斗争。
乌有之乡成立是有9年的思想斗争的历史和这些人参与的，是早有基础的，所以不能割断历史。当然，具体做事是范景刚（乌有之乡网站创办人之一）他们做的。但参与这个网站是有一些固定学者的，参与学者的主体部分就是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所以，乌有之乡思想的前身我认为是经济学“非主流派”和几个文化学者。前期我起主导作用。
法治周末：具体说，您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支持？
杨帆：就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在经济学上反对新自由主义。
最早是1994年，我和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起支持朱镕基搞宏观调控。后来1998年，主要是我和余永定一起反对亚洲金融危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件事就我们俩人敢说不贬值。我是经济汇率专家啊。
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后，我们提出国家安全，就是中国的经济安全。2003年反对张五常和2004年通过网络反对用权力瓜分国有资产。后来和高粱提倡战略产业。以后全都进入中央决策，为社会所公认。
所以说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是创办乌有之乡的基础一点错都没有的。思想和人脉的基础都有了。韩德强找我们成立书店的时候，斗争已有七八年。韩德强是晚一辈儿，他们现在不尊重我，我是很生气的。我出来教训他们，是以创始人的身份教训他们，我是有资格教训他们的。
杨帆：我和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是不是为文革翻案
法治周末：乌有之乡网站创办后，您觉得它什么时候开始远离经济学“非主流”派？
杨帆：乌有之乡到2005年2006年很有影响了。2006年，来了一个“三种人”（“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他整天在那里讲，刚开始讲毛泽东，后来讲“文革”，越来越不像话。后来我坚决把他赶走了。
法治周末：但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爆出和您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重庆发生了系列事件后，左派内部分裂和摆脱之争，您怎么看？
杨帆：不是重庆事件以后，而是以前。
我和他们进行了很多斗争。我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讲我在2011年是怎么批判极左的。这个过程中，我请了很多人来谈，我写了好几万字的东西，一步一步的，对他们的批评越来越厉害。
我说，如果你们再这么干会成为历史闹剧，因为文革是一场悲剧，大家跟着毛泽东干了10年之久，那时候大家还是很真诚的、很努力的，但是就是错了。这是一场历史悲剧，如果现在再搞就不是悲剧，就是闹剧了。
我这是用黑格尔的话来讽刺他们。凡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会在历史上出现两次，一次是悲剧的形式，就是把有价值的、崇高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在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还要演一回，就是一出小丑戏，就是历史闹剧。我刚说完没多久，就出现了王立军进美国大使馆的事件。
谁要再说我见风使舵，我是不客气的。当时的风就是极左
法治周末：就是说，您在乌有之乡内部一直有争论和交锋？
杨帆：那当然了。
法治周末：那有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彻底决裂？
杨帆：彻底决裂，去年七月份基本就决裂了。
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我们是一致的，或者骂美国，骂的很过分。这些事情都好商量，都是爱国主义立场。但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件事就是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我说的非常坚决，实在不行就告到中央去。
后来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来了就赶不走了，他带了一些人帮助他骂人。集中发表文章，控制局面。极左的人越来越多，慢慢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了，逐步地把我边缘化了。
去年7月份我和张宏良开会吵了一次，会后我分别和他们都谈了话，谈了不止一次，但他们都不听。这反而激怒了我，我是创业的元老，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几个重大的事都是我策划的，使左翼事业取得胜利，说实在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法治周末：你跟他们的根本分歧，就是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吗？
杨帆：这个可详细看我博客中对中左和极左的区别。我们根本不存在个人的恩怨和个人矛盾，不像韩德强说的，我是什么爱听谁的话就跟谁好，不爱听谁的话就不跟谁好。说这种攻击的话，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都想掩盖真正的斗争内容。不能对我人品进行攻击啊。
我坚持的有两条：第一条，中左和极左的区别就是不能给文革翻案；第二条，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念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释，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能用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去概括、解释。现在大家对中国的问题，包括右派，都认识的很清楚，区别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去概括。极左派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搞了资本主义、搞了私有化，产生了腐败，而且有美国的阴谋、西化和分化，这样讲就等于否定了30年的改革开放，所以用什么理论来概括是重要的。
杨帆：重庆模式客观上刺激极左思想崛起
法治周末：现在整个社会对文革的错误都有共识了，但温家宝总理还是强调说，文革有可能重来。根据您所经历和观察、思考到的，您觉得极左思想在这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机遇和环境是什么？
杨帆：这是从2005年开始的，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极左的发展。
第一点，就是2004年我策划的“郎顾之争”（郎咸平和顾雏军之间的论争），这次论争彻底打掉了极右派，赢的很彻底，这实际上是中左思想的胜利。后来，我们在修改物权法取得胜利以后，右派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这时左派就开始出现骄傲情绪，就是赢的太彻底了，左派不成熟，开始骄傲自满。
这时候就出现了左派理论家，用极左理论来概括，把这事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而且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其实是我干的，我又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就把功劳弄到他们身上。
2004年，这场斗争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这相差很远。这些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篡夺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领导权，来篡夺我们的话语权和侵占我们的胜利成果，也排挤我们。
第二点，就是新左派的崛起。他们从国外留学回来，把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他们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经过几年的努力，很多人都很受中央的重用。
新左派实际上是引进西方左派的理论，但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他们片面强调“中心”和“依附”论，说中国这30年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国际市场，被国际资本控制，等等，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第三点，国外因素，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而中国崛起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大家都有点欢欣鼓舞。奥运成功了、GDP世界第二了，所以政治改革也不要搞了，用不着搞民主了，这些都是新左派说的，而且中央很愿意听他们说。
由于美国和金融危机造成的中国相对崛起，就觉得美国不行了，中国现在什么都挺好。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重庆模式的刺激，关键还是这一条。重庆模式把左派给聚集起来了，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三派把极左的因素集中到一起，所以去年下半年极左有一个突然的崛起的态势。
在这以前，我以为也没什么危害，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他们也是非主流，非主流也没多大危害，人家说也不能不让说，谁让中国社会出这么多问题呢，批评和制约作用也是需要的。但是去年下半年，他们认为有了领袖，北京的这些左派和重庆联系起来。所以去年下半年是极左的一个突然聚集和崛起，一下子就起来，确实很危险。所以，我和他们进行很多斗争。
杨帆：乌有之乡应该对极左思想负责
法治周末：我注意到你既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也是《重庆模式》一书的作者，从乌有之乡到重庆模式，这些年您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现在您怎么看待“重庆模式”？
杨帆：我自己是没什么变化的。上世纪80年代我是中右，绝对的改革开放派，上世纪90年代我变成中左就是由于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我的思想没错。到重庆模式，我还是中左思想，可是重庆不听我的，非要往极左走。这点我以为是很大的错误，也是很大惋惜，如果听我的也不至于如此惨败了。
重庆模式是一个民粹主义模式，做的很大胆，很有效。前三年还是很有成就，不能把前三年的成就给否定了。但是这个民粹主义模式不能持久，内在矛盾也很危险，所以必须控制住，做完之后要赶快转。在打黑取得成果以后，就赶快转向民主法治。
2011年10月份出来《民主法治十五条》，晚了啊！中央和全社会已经对它不信任了。如果早转半年重庆模式有可能成功。所以，我还是抱一个很遗憾的态度。失败后中国要么走向极右，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要么就是走向民主。
法治周末：您觉得重庆模式里，左派发挥了什么作用？
杨帆：这里面主要是薄熙来个人的责任，也有北京极左派在里面瞎闹腾，所以转型失败，或者没想要转型。我建议它应该向右转，他们没听，所以去年下半年形成很危险的极左，向文革模式发展。应该说，重庆模式还不是文革模式，而是一种民粹主义模式。文化革命是最极端的那种民粹主义模式。
张宏良在2012年千人元旦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已明显地在向文革转向。客观上已经组织了“毛派共产党”，这是一个组党的行为。张宏良提出“抓汉奸运动”，这是一个文革模式，而且已经在做了，只不过由于王立军出事没做下去。所以有人说乌有之乡只是言论，我不这么认为，它有行动了，应对极左思想负责。
法治周末：那么，在您看来，重庆对左派又意味着什么？
杨帆：去年左派这么轻易被极左绑架，而且现在两个月了，他们还没出来，这里面确实有重庆的作用。
以前世界上的左派运动主要因为有苏联的存在，还包括中国革命的胜利、中东国家的胜利、不结盟运动的胜利等，背后都有一个政权实体的支持，光是几个理论家说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去年极左一下子崛起主要是由于有一个重庆存在。所以，他们思想上陷的深、组织上有联系、经济上也不干净。
无论中央对薄王怎样处理（我是希望宽大处理的），极左的社会基础必定要被清除。应该在北京成立文化革命纪念馆，组织学习，再一次彻底清算文化革命。
当然，也要批判极右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他们的恶劣表现，拿老百姓不当人，才激怒了社会舆论，使那么多人回头去寻找文化革命的思想资源。
这也说明我们目前的主流思想是苍白无力的，缺乏解释力和指导性。经过这次极左回潮以后，必定应该正视现实，进行重大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让民主的左翼和自由的右翼能够互相制约，走向健康和谐的社会。
杨帆：中国左翼思想受到致命打击，极左出局
法治周末：您觉得经过今年一系列事件，中央和舆论对极左的否定，这给中左和左派带来什么影响？
杨帆：这对中国整个的左派和左翼思想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所以下一阶段的斗争基本是在右派内部展开，左派已经出局了。
现在左派的状态，我很失望。去年极左绑架了整个左翼，到现在还没纠正过来。到现在王立军事件两个月了，整个左派就我一个人能够有反思的能力。如果说我不是左派，那么就一个也没有。极左绑架了左翼到现在没出现反思，他们还在控制群众控制舆论。王立军一进美国大使馆我就知道，这时候不管重庆模式也好，还是左翼将一败涂地。
我觉得这时候就是要赶快认错检讨，承认失败，自己要起来清除清除极左的人和思想。现在整个左翼还是被极左绑架而不能自拔，这样下去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我已经把路指出来了。大家应该重新的组合，重新的站队，清除极左思想。我们把左派定义为社会主义者，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和右派去争论，坚持在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必须加上民主、法治，这是接受自由主义的思想，左翼要回归到这个路线上来，这样中国的左翼还有存在的价值。
只要世界上有资本、有美国、有两级分化、有腐败、有弱势群体，左翼思想就有存在的价值，只不过代表人物要换了。
第二个情况也可能发生的，极左继续控制左翼。这样的结果就是整个左翼的运动都受重大挫折，最后整个左翼就没有了。
所以有两个情况，打掉极左，极左没有了，中左还有；另一个连中左也没有了，中左根本发展不起来。现在整个左派不仅失语而且失去了正常思维。
现在我不乐观，主流的地位肯定会在很长的时间让位给右派
我杨帆没错，我还是尽了我很大责任。但是左翼是重大失败，没有三五年是恢复不了的。
法治周末：您觉得这会在国家决策层面上产生影响吗？
杨帆：肯定会的。但情况比较好的是，现在右派比较成熟了，右派已经吸纳了左派的一些东西，决策层也在吸收左派一些合理的东西。接下来就是右派内部的斗争，中右要民主，极右不要民主，继续镇压劳动人民，走他们的权贵资本主义。
法治周末：中国现在处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而左右之争耗费多年，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超越左右之争的局面。
杨帆：超越不了，现在是左派失败。看左派能否清除极左重振旗鼓，右派能不能比较理性吸纳左派的东西，如果这两条能做到，那就是超越左右。如果左派不反思，右派不吸收，那就是极右占上风，中国从极左走向极右。
我不好说是哪条道路，我尽个人的责任就好。
法治周末：您现在对整个左翼局势的看法是什么？
杨帆：希望不大了，这是我前几天的一个感受，这些领袖们完了。左翼仍旧被他们控制不能自拔，没有人敢于出来反驳他们。这样绑架下去，烟消云散。这是一个极左派别，他们基本都没有逃脱出来，我曾经期望他们能够自我反省，没有想到他们反而策划，群体围攻谩骂我。他们这些人可以回去当教授.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人理他们，也都五六十岁了，退出历史舞台。这两个月的表现说明这些人不行了。整个中国思想界会向右跨一大步过去。
就剩下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说话永远没有错,永远也没有用，在大学教学教书可以,指导中国实际不行。
还能说话的，就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后左翼可能就是他们，但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成不了多大势力。
任何一种理论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和特定的政治人物联系起来都是可悲的。
我呼吁广大拥护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和群众放下包袱,清除极左思想的控制,走向理性的民主法治道路。
（删节版发表于《法治周末》，此处刊发的为原文。原文链接：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E6%96%87%E5%8C%96）
来源:法治周末
司马南是否假冒“一群普通共产党员”写“困惑”并伪造作者?
作者：思宁
《困惑》的出笼及传播是某些左派对抗党中央，企图打倒温家宝总理的“密谋”。多次含沙射影批判温家宝的司马南在思想上与《困惑》的观点是相通的，不能排除司马南介入“密谋”的可能。
《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一文（以下简称《困惑》）近日在网上疯传，并得到不少左派网友的认同。看过《困惑》者都清楚，其内容主要是指责党中央调整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决定，且矛头直指温家宝总理。
目前，在网络名人中，只有司马南在《困惑》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思宁认为：司马南是否假冒“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困惑》并伪造《困惑》的作者和转发者，是值得探究的疑点。
乌有之乡认定司马南“原发”快于司马南自称“转发”
2012年4月5日10:38，司马南在其微博谈到“‘王立军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时，称他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转发”了《困惑》，并注明“原作者苏伟等”。目前，点击司马南提供的网址http://t.cn/zOK4xLz，即出现“很抱歉，该文章已经被加密！”的提示（估计是被新浪网加密处理的）。
根据谷歌的快照功能，可查到乌有之乡网站当天从司马南的博客转载《困惑》的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204/304270.html的缓存。谷歌显示了“该网页在2012年4月5日09:46:37GMT的快照”，其中注明“司马南转：关于重庆——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作者：一群普通共产党员”“文章发于：司马南博客”“更新时间：2012-4-5”“原发于司马南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e0e980102e33t.html”。
尽管司马南自称只是“转发”“原作者苏伟等”的《困惑》，乌有之乡却认定《困惑》“原发于司马南新浪博客”。这说明，乌有之乡可能并不认为在“司马南新浪博客”之外，《困惑》还有原始出处。事实上，思宁现在在百度、谷歌搜索《困惑》，也未能找到比司马南更早发表《困惑》的出处。如果《困惑》的作者另有其人，他应该知道与其观点立场最接近的主要网站就是乌有之乡，他没有直接向乌有之乡投稿，让该文“原发于”乌有之乡，是令人费解的。
更奇怪的是，乌有之乡09:46:37就认定“原发于司马南新浪博客”，比司马南10:38在其微博自称“转发”还要早。这似乎可以这样解释：司马南新浪博客发出《困惑》时，注明作者是“一群普通共产党员”，并没有注明“转发”，也没有注明“原作者苏伟等”。只是在乌有之乡转载后，司马南才改变主意，把《困惑》当作“转发”的“原作者苏伟等”的文章。也许，乌有之乡转载后，司马南才把“作者：一群普通共产党员”修改为“原作者苏伟等”。当然，由于“该文章已经被加密”，思宁只能如此推测。
红色中国网注明“重庆党校苏伟教授”是原作者
除了乌有之乡，红色中国网2012年4月5日14:13也发表了《困惑》。但红色中国网没有提及《困惑》与司马南的关系，而是注明“原作者：重庆党校苏伟教授”，甚至注明该文“来自：重庆党校苏伟教授”。红色中国网发表《困惑》的网页是http://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3302，现在该网页也无法打开了。
从网上疯传《困惑》注明的出处看，主要是司马南新浪博客，其次就是红色中国网，而几乎没有网友再从乌有之乡转载（估计乌有之乡转载《困惑》的网页留存的时间比较短）。
由于红色中国网发表《困惑》的时间迟于司马南新浪博客和乌有之乡，也迟于司马南在其微博自称“转发”“原作者苏伟等”，有理由怀疑红色中国网上的《困惑》其实来源于司马南新浪博客与司马南的微博，所谓该文“来自：重庆党校苏伟教授”，恐怕是红色中国网隐瞒《困惑》真实出处并夸耀该网首发的伎俩。如果真是“重庆党校苏伟教授”向红色中国网投稿，怎么可能红色中国网反而比司马南和乌有之乡迟发出呢？
值得注意的还有：司马南称“作者苏伟”后面还有一个“等”字，红色中国网则认定作者只有苏伟一人，这与“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复数不符。“重庆党校”名称也不规范，因为规范的表述应该是“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否认他是《困惑》的作者
重庆市委党校哲学教授苏伟是《重庆模式》一书的主要作者。如果“重庆模式”有文武两名大官的话，相对于武官王立军的文官就是苏伟了。《困惑》如果真是苏伟所作，自然会具有相当权威的代表性。
然而，据思宁4月7日向苏伟教授本人查证，苏伟教授断然否认他是《困惑》的作者。思宁认为，苏伟教授的澄清是可信的。从《困惑》对温家宝家世造谣，诽谤温家宝家族的手法看，《困惑》真正的作者颇具康生“莫须有”的审干思路与“文革”批斗“走资派”的遗风。这样的文章绝对不是苏伟这样的党校教授所能所敢写出来的。
司马南改称苏伟是《困惑》“无数转发者之一”
2012年4月6日20:42，司马南在其微博上发布了“【博主更正】”称：“‘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一文，我转发时，误将原作者写为‘苏伟等’，其实，苏伟先生不过是无数转发者之一。我的粗心给苏伟先生带来麻烦，非常对不起。该文的原作者迄今不知是哪位仁兄，我理解您不便现身，祈颂平安。该文早已理所当然地打不开了，那些身负重任的朋友应无虑之。”4月8日凌晨，司马南微博上这则“【博主更正】”不见了。但思宁仍可以通过谷歌的快照功能找出这则“【博主更正】”。
思宁要问司马南：
一、您为什么在博客上“误将原作者写为‘苏伟等’”，却不在博客上发布“【博主更正】”，只在微博上发布呢？
二、您是否直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给苏伟教授来表达您的“非常对不起”呢？
三、您说苏伟教授“转发”了《困惑》。那么，苏伟教授“转发”在什么网页呢？据思宁所知，苏伟教授没有开设博客和微博，他会比成千上万老资格的左派网友更善于发现《困惑》并转发吗？为什么思宁搜索不到苏伟教授“转发”的网页，也未见别人转发苏伟教授的“转发”呢？
四、如果您真的能看到苏伟教授“转发”，怎么会误将原作者写为“苏伟等”呢？
五、这则“【博主更正】”在微博上消失，是您心虚删除了，还是新浪网未经您的同意删除的？
思宁高度怀疑司马南所谓“苏伟先生不过是无数转发者之一”也是谎言。
思宁对司马南涉及《困惑》问题的初步分析
《困惑》的出笼及传播是某些左派对抗党中央，企图打倒温家宝总理的“密谋”。多次含沙射影批判温家宝的司马南在思想上与《困惑》的观点是相通的，不能排除司马南介入“密谋”的可能。
司马南在《困惑》的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涉嫌撒谎的异常表现，令人怀疑司马南是《困惑》的作者或者作者之一，而所谓“原作者苏伟等”“苏伟先生不过是无数转发者之一”都是谎言。即使司马南不是作者或者作者之一，也可能是知情人，即知道作者是谁，并配合作者传播。
当然，思宁上述分析只是质疑，并非结论。司马南似乎有义务作出回应或澄清。
思宁还估计，《困惑》“密谋”，也许已经成为“国保”侦查的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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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揭露《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的左派“密谋”报告会（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6793.html）
本文作者：思宁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链接地址：http://sining.blogchina.com/1260464.html
余小勇：反贪〝毛左〞们原来贪财又贪色
重庆政坛〝地震〞后，一向高举反贪腐大旗，薄熙来的舆论阵地《乌有之乡》等极左网站一度被关闭。但毛左代表们仍然看似〝正义凛然〞，在微博上直接向胡温叫板，为薄熙来叫屈。近日，有港媒爆料指，其实这批所谓反贪〝毛左〞们，个个贪钱、贪色，比贪官还贪。
重庆政坛〝地震〞后，一向高举反贪腐大旗，薄熙来的舆论阵地《乌有之乡》等极左网站一度被关闭。但毛左代表们仍然看似〝正义凛然〞，在微博上直接向胡温叫板，为薄熙来叫屈。近日，有港媒爆料指，其实这批所谓反贪〝毛左〞们，个个贪钱、贪色，比贪官还贪。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传媒人凝缘的文章说，薄熙来下台后，红人们争相倒戈，揭发出〝薄太阳〞花钱买颂扬惊天黑幕，掀起了《乌乡》毛左们〝正义凛然〞的盖头，露出一张张比贪官还贪的真面目。
文章指，近日因不断爆料高层内幕遭至北京追杀的〝樵夫〞披露，已被〝双规〞的薄亲信交代，清楚记得姓名接受重庆巨资美女酬劳的，有司马南、孔庆东、吴法天、方滨兴、宋晓Ｘ、王Ｘ光等二十人，记不清姓名者二百余人，不乏专家学者。大陆网友将名字中的Ｘ进行〝匹配〞，如宋晓Ｘ（军）；王Ｘ（绍）光等等。
受贿者司马南、孔庆东名列前茅
文章说，首位受贿者当属司马南。惊闻〝立军夜奔〞，司马南脱口而出：〝还差我一笔钱呢！这小子，怎不给了我钱再逃，真他妈不是东西！〞薄的左右手黄奇帆交代，司马南的妻儿居美费用重庆全数埋单。
司马南为乌有之乡的代表人物、外界称之为大五毛，在薄熙来下台的当天，因为力挺薄熙来的出格言论，在网上讥讽总理温家宝及薄熙来的反对派，被新浪警告。3月16日下午，他自曝在各大学的讲座也被取消，录制的60分钟新闻解读遭冰封。之后，他刚告别微博，但转身又上微博，并悄悄将自己的头像改成薄熙来、谷开来、薄瓜瓜的全家照。
排名次之的，文章认为当评〝叫兽〞孔庆东，他已在微博供认曾遭国安拘禁五天，因其曾收受一百万元〝重庆模式〞研究费。
文章说，联想起他那些撑渝鸿文：《王立军有一颗心一个胆》，《汉奸媒体反对〝重庆模式〞目的很明显》……原来是拿了钱才撑的。那么，那些丧尽天良讴歌金正日的颂文呢，能白写吗？金太阳出手绝对豪过薄太阳，所以，每一位北韩饿殍的寃魂，都将久久死缠住叫兽的梦魇。
这位毛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在薄熙来下台当天，他就发表攻击胡温的言论，并赞扬重庆的唱红打黑，是最大意义的打假，打的是假公仆、假共产党。而胡温免掉薄熙来和王立军的职，他称是〝让他（们）受委曲了〞，〝等于是公开的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微博上的言论也不断影射拿下薄熙来的胡温，被评为〝前所未有的猖狂〞。
此前，孔庆东指港人是狗的言论，跟触发香港全城愤怒。一批港人到中联办抗议，要求孔庆东道歉，并斥责中共纵容孔庆东侮辱港人。后来，孔庆东态度不断软化，突然态度大转，大赞香港和港人。
马英九成功连任台湾总统后，他批评台湾的民主是〝假民主〞、〝民主秀〞，同时又批评马英九对国家的认同玩两面手法，并唱衰马当选后，台湾情势未必好，引发各界痛批反弹。
方滨兴获薄赏美女
至于方滨兴，这位长城防火墙之父，全国网民公敌，文章认为，当排第四。帮薄铺设特务网路系统，监控部属电邮、窃听来渝京官。薄不仅帐外赏赐巨额奖金，还因〝老方很喜欢女人〞，着秘书连春药带美女一起奉上。
据报，2011年5月，方滨兴在武汉大学演讲时，遭反对网路审查的学生扔鸡蛋及拖鞋抗议。
另外，宋晓军，《中国不高兴》著作者，也是榜上有名。文章评论，想必拿钞票时一定很高兴，不管是〝黑打〞劫掠的山城私企血本，还是公债聚敛的巴水民脂民膏。当然，若像老方一样再〝特供〞美女就更高兴了。
而网友对，《中国不高兴》此书评论说，一部精典的垃圾书，宣扬的是自高自大的精神分裂患者，名义上却是以民粹主义为噱头，骨子里实是彻头彻尾的要钱不要脸的娼妓主义。
文章最后说，假若〝王Ｘ光〞中的Ｘ，真如网友匹配等于〝绍〞，王绍光──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不懂是否涉贿，但相信教授已向税局补齐了税款。
此位王教授曾撰文称：〝重庆大幅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投入，对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是有益贡献〞。而创造〝有益贡献〞的薄书记罢官后，教授投书《乌有之乡》，称其观点〝看不出有改变的理由〞。
民国101年4月10日
本文作者：余小勇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航亿苇：感谢孔庆东100万让暴露极左真面目
孔庆东之流的所谓政治理想不过是金钱和权势而已。极左派力捧这种人，也证明他们的方向有严重问题。一个极端的思想派别，竟然把政治投机分子当代言人。这说明什么问题？
孔庆东等人的表演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不应继续被极左派干扰了。
极左中有些不过是政治投机分子。在今年两会结束之际，中央及时处理重庆事件责任人。其时，有几个人跳得很高。如孔庆东借“315”打假日，在他的第一视频节目宣布对薄熙来免职是“反革命政变”，“伤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又质问观众“你为薄熙来做了什么？”还称“不要想着中央下了什么指示国家就好了，中央也是凡人，中央也是肉眼凡胎”，循循善诱地要“大家都起来和黑暗作斗争”。孔氏用心良苦，实际就是鼓动极左派去闹事。接下来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没有人响应孔庆东的号召，孔庆东本人渐渐也不再为薄熙来做什么了。相反的，又曝出孔庆东接受重庆100万的传闻。孔庆东则称那不过是他与重庆的一点“小纠纷”，重庆给他100万是做重庆“推广重庆模式”的科研经费。现在，那100万已经退回。这是间接承认确有100万的故事。并且，孔庆东居然对民主、自由、法治又有好感了。
笔者并不关心孔庆东变得多么快，而是忽然发觉一些谜团豁然解开了。所以，俺现在一点也没有蔑视孔庆东的意思。因此，老航在此要大大感谢孔庆东一番。
其一，感谢孔庆东证实了某种传言。原来重庆所谓“唱红打黑”或“重庆模式”是聘请吹鼓手来造势的。用虚假的欺骗社会、欺骗大众，也欺骗中央。一时间，这做法做得似乎有点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用舆论绑架中国的目的。但假的就是假的。假的东西，一定会穿帮。
其二，极左派以自己代表全国亿万人民自居，惯常用夸张的舆论攻势来“改造”社会。尽管他们只是少数人，却要不断给人制造印象，他们的力量是多么地强大。可实际上，由于他们思想偏激，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很多上当受骗的人看清孔庆东的表演和真面目，定能很快清醒过来。
其三，孔庆东、司马南、方舟子、吴法天这伙人在重庆事件上先是共同唱戏，然后又都纷纷撇清、转轪或试图逐步与重庆保持距离，也证明那几个不得人心的小帮派确实不那么地道。注：方舟子虽然没有很明显歌颂重庆唱红打黑，但在孔庆东、司马南一再为重庆上蹿下跳那几天，他一再为那两人站台、辩护。
其四，孔庆东之流的所谓政治理想不过是金钱和权势而已。极左派力捧这种人，也证明他们的方向有严重问题。一个极端的思想派别，竟然把政治投机分子当代言人。这说明什么问题？
其五，孔庆东等人的表演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不应继续被极左派干扰了。
其六、孔庆东等人不过是用撒谎、伪逻辑、偷换概念和装模作样来维护他们的形象。在真相被揭露后，他们还能勇于胡说。他们除了脸皮厚，还有什么？
其七，孔庆东等人确有某些势力罩着。不然，按他们的品性，不会如此嚣张。
其八，孔庆东等人最应当做的事是向全国人民谢罪。但他们不会这么做。这有不敢和不愿意的成分。归结一点，他们认为欺骗的游戏可以继续下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中国仍然有一些媒体愿意为他们提高胡说平台。
来源：凤凰播报
思 宁：左派对薄熙来被立案调查的反应（舆情观察）
l 张宏良坚持美国操控中国宫廷政变论
l 中革中央称假左阵营被官方耍了
l 中国工人（共产）党呼吁中共团结
l 司马南自称智商不够用看不明白
l 孔庆东不怎么敢批评似乎害怕了
l 杨帆指“极左”导致左派失败
l 左派网站使用新域名勉强发声
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停止其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立案调查及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犯罪的消息公布后，左派人士反应不一。现根据思宁有限的观察，对有关左派反应的舆情述评如下：
由于上述官方最新消息公布之前，有代表性的主要左派网站及论坛被关闭，左派人士的反应缺乏集中表达的主要舆论阵地，而是多散见于微博、博客、qq群、语音聊天室等。也有些左派人士尚未对最新消息作出正式表态，或因为偶像出丑而尴尬，或因为政治胆怯而沉默，或因为茫然迟钝而不语。但可以观察他们3月15日后的政治表态。
官方最新消息抹去了薄熙来及其政治模式的光环，使得左派人士挺薄的政治道德防线全线崩溃。因此，公开挺薄的人数大幅减少。一些左派人士开始不同程度地转变了对薄熙来及其政治模式的观点。
张宏良坚持美国操控中国宫廷政变论
仍有零星的“极左”人士持极端的批评立场。其代表性观点是谴责胡温发动了所谓“宫廷政变”，特别是矛头指向温家宝，认为是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再次采用法西斯和宫廷政变等极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妖魔化薄熙来和重庆模式”，陷害薄熙来。持极端批评立场的“极左”的头面人物是张宏良。
张宏良在官方最新消息公布后，马上把中央对问题的初步定性视为“美国等盎格鲁萨卡逊人”定性“义和团的罪名”。张宏良说：“当初义和团的罪名就是杀盎格鲁撒克逊人，现在又是这个罪名，历史又回到了原地。”“冷战以来，与美国等盎格鲁萨卡逊人过不去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连美国总统挑战美元都只能是死路一条，何况是其他人。古巴、朝鲜、伊朗等领导人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他们只是挑战美国，而没有挑战美元，萨达姆、卡扎菲就是因为挑战美元，而被绞死在仓库里，乱枪打死在大街上。”此前，张宏良就以被迫害妄想症的思维方式，引用所谓美国智囊机构的政治建议，把中央处理薄熙来及重庆的政治问题视为“共济会”操控“美国和普世价值派的共同联手”的“何等恐怖”的政治阴谋。
张宏良还对涉及李庄案翻案的有关议题表示担忧，说：“知道还乡团回来是什么结果了吧！”
由于薄熙来及其政治模式已经培育了相当的“民意基础”，张宏良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鼓吹组织准“毛派共产党”，把薄熙来捧为准“毛派共产党”的领袖，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不能排除个别左派铤而走险，酿成严重动乱的风险。
中革中央称假左阵营被官方耍了
鼓吹革命造反，颠覆“假共”“资产阶级政权”并把张宏良视为“假左”的“中革中央”的代表人物此前在网上公开说：“王立军出事，说明假左阵营被其主子胡州长耍了。所以我马上给假左阵营出谋划策：现在假左阵营只有一条出路，立即由张宏良牵头推举薄熙来为皇上，然后聚集紧跟张宏良的小狗以及重庆的城管，马上起兵攻打京城！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否则就白混了那么久，一点好处也捞不到了！”
但目前思宁尚未查到“中革中央”对官方最新消息的正式反应。不过，“中革中央”语音聊天室有人声称：“当薄在台上的时候 我们革命派要批判他 当他被迫害下台的时候 我们要为他说公道话这就是革命派的胸怀。”
中国工人（共产）党呼吁中共团结
自称中国共产党的兄弟党的中国工人（共产）党对官方最新消息尚未作出表态。但在4月9日，中国工人（共产）党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齐志平的名义发出了《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近期学习一次〈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紧急建议》，建议信中对“中共党内团结”出现问题表示忧虑，说：“3月14日以后突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因此，我们郑重建议兄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认真学习贵党党章，以大局为重，调查事态缘由，坚决保持国家稳定，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善于驾驭和把握全局，搞好中共党内团结，为今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这个中国工人（共产）党似乎政治敏感性比较差，反应也相当迟钝。况且，该党的反应没有借助公共媒介，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司马南自称智商不够用看不明白
左派人士司马南获悉官方最新消息后，立即贴出薄熙来的全家福照片回应，但该照片随即被新浪网删除。司马南感叹“微博被绑缚得紧紧的，轻易发不上去，夜半开始无法评论，发声如此艰难，我感到窒息”。司马南随后又贴出ps的他和王立军握手的合影，后来被删除，看到网友“慰问一下@司马南受伤的心灵”的微博时，司马南略带自嘲地说：“哥，我心灵没受伤，我只是怜悯自己的智商——不够用啊，不好使啊，看不明白啊。请教了好几个牛叉的人，他们也一头雾水。”司马南说：“我很纳闷儿，@冬眠熊1010 等人为什么能提前发布那么多内幕？（参见其他的午夜系列）以后再也不敢轻信辟谣了，因为所谓谣诼，不见得不是真的，因为所谓谣诼很可能成长为事实，因为事实很可能挑战逻辑，因为逻辑在互联网时代成与谣诼共生已经不再自洽。这一切对基层党员的党性原则够成了严峻考验。”“作为党员，我立场态度很坚定，你知道的，我们党有条政治纪律——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必须的，这叫党性觉悟。但是，作为一个智商不高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反应迟钝，真的跟不上剧情的发展。从今天起，我藐视所有的编剧，无论关汉卿，还是莎士比亚，在我眼里都是浮云。从今天起，我敬畏所有的谣诼....”
思宁认为，司马南虽然认为“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必须的”，也被迫收敛自己的言论，但在对薄熙来、王立军的感情方面陷入很深，不能自拔。司马南也没有检讨其谣诼温家宝的错误。
孔庆东不怎么敢批评似乎害怕了
在3月15日说免去薄的市委书记职务是“伤害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是“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孔庆东近来似乎害怕了，不怎么敢公开批评官方这类决定了。在获悉官方最新消息几分钟后，孔庆东不仅没有发牢骚，反而在微博中表态说：“睡觉喽。从今天开始要调整作息，锻炼身体，准备为普世价值鞠躬尽瘁啦！”
不过，孔庆东是否真的转而信奉“普世价值”，其心目中的“普世价值”与公认的“普世价值”是否一致，还很难说。
杨帆指“极左”导致左派失败
自称“中左”的杨帆在获悉官方最新消息后，继续发文批判张宏良为代表的“极左”。
杨帆说：“一方面有政府控制的因素，一方面也说明，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未必那么得人心，已经到了群众要为他上街的程度。现在社会真正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薄熙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一小撮边缘化知识分子，与基本群众关系不大。”“左派这是第三次失败了，但没有成熟。极个别的极左人物在大唱窦娥冤。他们咬死是政治陷害。他们的逻辑是：薄熙来的杀富济贫已成为社会政治符号，以后只要社会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已经陷得太深，已经难以自拔。如毛泽东所说：有些人需要不断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因此，再次呼吁重庆方面清查并公布赞助名单。要揭露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打掉道德光环，才能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不要受他们的忽悠。”
杨帆从“中左”立场批判“极左”，有力地分化瓦解了左派。这是值得官方乃至右派等派人士重视的现象。
左派网站使用新域名勉强发声
虽然有代表性的主要左派网站及论坛被关闭，但仍有左派人士通过使用新域名的网站发表对官方最新消息的评论，例如红石头网站发表《海伍德之死--重庆事件第二季》《论薄熙来的失败》《贼喊捉贼的故事：浅谈谁违反了宪法，谁是文革余孽？》等文，指责胡温，特别是温家宝。
例如《论薄熙来的失败》一文，虽然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会给左派有任何革命的机会”，但坚持认为：“薄熙来倒了、重庆变天了，中国的左派自然不会就此罢休。”
由于临时使用新域名，且缺乏左派的头面人物的文章，这类网站影响力很小。而且，在目前的风头上，这类网站很容易被官方封锁。实际上，这类网站的链接也很勉强，技术上不稳定。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九州欢乐：如丧考妣孔庆东宣布“洗洗睡了”
五岳散人发微博表示「中国不会走回头路，这是目前以及未来的当政者都无法忍受的。毛左们，你们可以开始哭丧了。」
作为左派代表人物的孔庆东与司马南被网民围观。孔庆东拒绝评论有关「重大新闻」，早早就发微博表示「睡觉喽」，而司马南的微博则被限制发表，更不得评论，令他好生感歎。
许多网民在消息公布第一时间都转发给孔庆东，而孔庆东10日的最后一条微博则是回复网友的话说「睡觉喽。从今天开始要调整作息，锻炼身体，准备为普世价值鞠躬尽瘁啦！」时间是23:11，距离消息公布仅仅几分钟。这条微博下，网友评论爆棚。
新浪网友肚痒调侃：「是不是收拾细软跟司马北跑朝鲜啦？」
网友糯米耙就呼喊：「五毛们，速度去给你们都督当陪葬吧，哈哈哈哈哈！！！！！！！」
相比孔庆东的低调，司马南虽然也未有评论相关事件，但受到的「待遇」比孔庆东「高级」多了。他11日凌晨1:36发文：「微博被绑缚得紧紧的，轻易发不上去，夜半开始无法评论，发声如此艰难，我感到窒息。来听一曲『不得睡觉!不得睡觉!公主你也是一样，要在冰冷的闺房，焦急地观望，那因爱情和希望而闪烁的星光!』」
遭网友狂轰，电影人程青松说:「奴才的心都碎了。」
五岳散人发微博表示「中国不会走回头路，这是目前以及未来的当政者都无法忍受的。毛左们，你们可以开始哭丧了。」
孔庆东则发表如下微博：“今天是4月11日。200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我的猜想，只怕是孔庆东想洗洗，是洗不干净的；想睡，是睡不安稳的；噩梦连连。也真是，朝鲜老金家凭嘛只请司马南，不喊上孔庆东？
本文作者：九州欢乐
重庆观察
编者按：
4月10日，薄熙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和“中央委员”职务已经被宣布“停止”，更严重的问题是官方已经宣布薄熙来的妻子和警卫涉嫌杀人（英人尼尔伍德）而被“移送司法机关”，伴随着这些官方新闻，重庆上下“深感震惊”并忙着进行新的调整，。我们认为随着相关案件和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调查审理，“唱红打黑”的薄熙来及相关真相将会更加全面的暴露出来。我们希望调整中的重庆能够在对“唱红打黑”运动的反思中寻找出一条能够真正造福重庆人民的改革和建设道路。
“亡羊补牢意犹未晚”，我们相信在民主和改革的道路上重庆的明天会更好！
黄奇帆主持重庆市政府党组会议 决定认真反思政府工作
来源：华龙网
华龙网讯（记者张莎文峰）4月10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主持召开了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的决定。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薄熙来同志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其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的决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自觉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更加坚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以张德江同志为班长的市委领导下，努力做好重庆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的召开。
与会同志按照中央精神，结合各自工作，谈了认识和体会，认为中央的决定非常及时、非常英明，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充分体现了中央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严惩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决心。中央的正确决定充分表明，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全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恪尽职守，改进工作，努力维护重庆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
会议决定，当前必须切实抓好五项工作：一是要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中央的处理决定，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坚持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非常得人心，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一定会衷心拥护，坚决支持。二是要将全市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要按照中央要求，自觉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把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注意力引导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上来。三是要切实做好各项稳定工作。市政府更需要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决不出任何差错，让中央放心，为市委分忧，让群众满意。四是要保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要深刻领会全国“两会”精神实质，紧紧围绕主题和主线，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时不我待地有效化解当前经济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为市第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营造环境，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市人民。五是要对政府工作进行认真的反思。市政府党组按照市委统一部署，近期将召开民主生活会，对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反思，不断改进政府工作，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
重庆人大：薄熙来及其家人发生如此问题令人非常震惊
来源：华龙网
华龙网讯（记者文峰张莎）4月10日，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常委会党组会议、机关副处级及其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学习讨论了中央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的决定。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2012年第一期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存根和全市38个区县人大常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对中央决定进行了学习讨论。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和机关干部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薄熙来同志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其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的决定，一定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珍惜大好形势，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和市第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大家认为，中央对薄熙来等有关严重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置，充分体现了中央坚决维护法治尊严、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中央的处置措施非常及时、非常英明、非常正确，一定在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坚决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党的高级干部和其家人身上发生如此严重的违法违纪现象，令人感到非常震惊。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案件再一次告诫我们，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从中吸取教训，深刻反思，切实增强自己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还要切实管好家人、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以张德江书记为班长的市委坚强领导下，切实做好人大各方面工作，维护好、发展好重庆社会稳定大局，不断推进重庆科学发展。
陈存根要求，全市各级人大的同志，首先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中央文件精神和市委要求，按照“五个讲清楚”主动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各级人大机关和人大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坚决按照中央要求，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恪尽职守，做好工作。当前，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刚刚完成，下半年市人大代表也将进行换届，我们要在市委统一领导下，把全国人大学习班的精神带回去，扎实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一定要把那些政治表现优、工作有业绩、群众基础好的优秀分子选为人大代表，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的作用，要教育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共同维护重庆的社会稳定和来之不易的发展大局，以人大工作一流的业绩，满怀信心地迎接党的十八大和市第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完）
张德江：干部应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工作人员
来源：华龙网
华龙网讯（记者李鹏）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公布了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复查结果并将犯罪嫌疑人移送司法机关。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决定，并进行了认真讨论。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全力促进科学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努力把重庆的事情办好。
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严重政治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严重刑事案件，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严重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令人非常震惊。中央坚决果断、依纪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中央的决定，充分说明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中央的决定，再次说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具有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高超能力。
会议指出，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反思总结，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引导，讲清中央对事件和案件的处理原则，讲清中央的鲜明态度和一贯立场，更加自觉地维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权威。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切实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把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好。切实加强舆论引导，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强化对各类网站的监管，依法查处编造和传播谣言、恶毒攻击党和政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全力维护重庆社会大局稳定，坚持守土有责，严格落实责任，继续做好民生和信访工作，加强社会面的防范控制，防止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刑事案件和安全事故。同时，扎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精心筹备开好市第四次党代会，保持全市良好发展势头。
会议强调，重庆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做好重庆的各项工作，必须紧紧依靠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围绕落实“314”总体部署，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和我市第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思宁：重庆也不称薄熙来为“同志”了
“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严重政治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严重刑事案件，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严重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令人非常震惊。”
据4月12日《重庆日报》报道，重庆官方会议和《重庆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已经出现了不称薄熙来为“同志”的提法了。
例证如下：
在《张德江主持召开重庆市委常委会学习讨论中央决定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努力把重庆的事情办好》报道中说：“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严重政治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严重刑事案件，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严重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令人非常震惊。”
在《市人大机关干部一致表示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报道中说：“大家认为，中央对薄熙来等有关严重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置，充分体现了中央坚决维护法治尊严、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在《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市政协学习讨论中央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的决定》报道中说：“与会人员高度评价中央依法及时处置薄熙来等严重违纪违法人员。”
《重庆日报》评论员文章《3300万重庆人民衷心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中说：“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损失，对党和国家以及重庆的形象带来很大损害，对重庆的改革发展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虽然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的新华社电中称薄熙来为“同志”，但4月1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中已经出现了不称薄熙来为“同志”的提法：“从目前公布的事实来看，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严重政治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严重刑事案件，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损失，对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很大损害。”
思宁分析：不称薄熙来为“同志”，说明薄熙来的“严重违纪”可能已经达到不能再当做党内同志，即可能开除党籍的程度。“薄熙来等有关严重违纪违法人员”“薄熙来等严重违纪违法人员”提法中虽然有“等”字，但毕竟“等”字前面是“薄熙来”，在逻辑上包含薄熙来“严重……违法”的意思。所以，不能排除超出“一般违法”，涉嫌“犯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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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重庆日报：讲清楚尼尔伍德死亡是薄谷开来等个人行为
来源：重庆日报
连日来，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讨论中央精神，进一步认识到王立军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薄熙来的严重违纪行为，在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的同时，也对重庆的改革发展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尤其是对重庆干部群众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统一思想才能统一行动，凝聚共识才能凝聚力量。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要坚定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真正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首要的是正确理解和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要向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讲清楚王立军事件和尼尔·伍德死亡案件的真实情况，讲清楚制造尼尔·伍德死亡案件是薄谷开来等人的个人行为，讲清楚中央在查处时所确定原则和所采取措施的正确性，讲清楚党和政府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鲜明态度，讲清楚我们党对腐败现象决不容忍姑息的坚定决心。通过“五个讲清楚”，让广大干部群众明辨是非，不被谣言、杂音、噪音所干扰，衷心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更加自觉地维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权威。
重庆日报：薄熙来王立军等人违纪违法身败名裂
薄熙来、王立军等人违纪违法，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损失，对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很大损害，尤其是对重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使自己身败名裂。
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公布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复查结果并将犯罪嫌疑人移送司法机关，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央的正确决定大快人心，薄熙来、王立军等人的违纪违法不得人心！
党无纪则乱，国无法不立。党的纪律是全党意志的体现，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强制性社会规范，维护着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一个社会的刚性底线。党章要求每一位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宪法规定每一位公民都要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遵纪守法光荣，违纪违法可耻！
普通人违纪违法，其影响范围是局部的、有限的，而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影响的是大局，污染的是整个社会。薄熙来、王立军等人违纪违法，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损失，对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很大损害，尤其是对重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使自己身败名裂。任何人违纪违法都会遭到人民大众的唾弃。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一旦严重违纪违法，更会被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不齿。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内不允许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殊党员，任何人触犯法律都不能逍遥法外。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做遵纪守法的模范，不做违纪违法的反面教员。
人生规划千万条，遵纪守法头一条。这不仅强调的是法治意识，而且唤醒的是人们的道德良知，是现代社会对每一位公民的基本要求。法纪犹如立在悬崖壁上的一道护栏，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关爱和保护；法纪的堤防一旦决口，就必然会出问题、受惩罚。薄熙来、王立军等人的违纪违法行为再次警示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严格执行党的纪律、遵守国家法律，守住信念防线、道德防线和法纪防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
当前，重庆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增强纪律和法治观念，大力践行“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荣辱观，更加有力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胜利。
雷悟：“红二代”的挽歌
打了引号的“红二代”有三个必备条件：第一是他们的长辈是高干，曾经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比较大的权力；第二是通过长辈的特殊条件，他们获得了旁人不可得到的权利；第三是他们本身具有明显的特权意识，表现就是以自己的家族权势为资本，认为自己所得天公地道理所应当。
首先必须严格地定义一下，我这里说的“红二代”，不是通常意义上所有长辈属于“红一代”的子女。以出身判定个人素质的观点是不对的。这里打了引号的“红二代”有三个必备条件：第一是他们的长辈是高干，曾经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比较大的权力；第二是通过长辈的特殊条件，他们获得了旁人不可得到的权利；第三是他们本身具有明显的特权意识，表现就是以自己的家族权势为资本，认为自己所得天公地道理所应当。
以上三条缺一不可，尤以第三条为最重要。在一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国度，第一和第二两条，似乎自然而合理。由这两条为营养基，才能培养出具有第三条特质的后代。新中国建国后登上高位的功臣们，没有脱离封建世袭意识的羁绊，前期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给子女提供了特殊的受教育的学校。这个条件，以整个社会为背景，对于青少年子女思想的影响，绝对不比同父母在一起吃小灶的作用小。强烈的特权意识，使他们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成为被直接点燃的火种。那一批老红卫兵，之所以能公开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乌龟儿混蛋”的口号，敢于在北京大兴掀起残杀“黑五类”的血腥风暴，敢于打死自己的老师卞仲耘，都是特权意识肆无忌惮的体现。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表现形式有所改变。利用父辈的关系网络，一部分人窃据国企高位，放肆地侵吞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资产；一部分人掌握政府机关的权力，纵横腾挪大显身手。在我们这样一个人脉关系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有了深厚宽广的社会网络，互相勾结左右逢源，比任何其他的条件都来得有力。我们通常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的是由这部分人所组成。
薄熙来就是这部分人中的一个典型而出色的代表，借助于父母的天梯，无功受禄顺利地登上高位。
薄熙来的倒台是必然的，也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那一类“红二代”在政治上的破产。在特权制度熏陶下的“红二代”，如同清王朝的八旗子弟，是一群腐朽没落的势力。让时光倒会到七十年六十年前，他们基本上是红一代革命的对象。他们祭出“红色”的目的，无非是标榜自己是前辈事业的天然继承人，解释自己霸占江山奴役民众的合法性。这做法，首先就抛弃了父辈的理想，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不是为自己的子女谋私利这根本的一条，更违背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现代世界潮流。薄熙来鼓捣红歌，和那些有的是有意有的是无意地打着“红二代”旗号专门组团到处演唱显摆的队伍一样，都是对自己出身的炫耀。这群人自忖根深树大而有恃无恐，敢于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他们主持下的单位或地方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或搞得有声有色，主要是由于政治背景资源而不是本人品德才干。薄熙来在前台把红歌红短讯普及到整个重庆并推向全国，要求老百姓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背后却同妻子一道干着杀人越货这世界上最黑的勾当，败党败国败社会主义，充分地说明这类人物表里不一灵魂卑劣无耻。
薄熙来的倒台不仅是文革复辟势力的失败。文革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朵逆浪，它已经被滔滔洪流推翻和卷走，无论是谁用多么大的力量企图掩盖它的罪恶要它重返，都是徒劳的。现实的情况是，封建世袭制的阴魂，还在中华大地上顽固地徘徊和肆虐。无论是高层、中层或者低层，我们都看到了这些鬼影。底层花样翻新的“萝卜招聘”，高层的“太子党”横行无忌，维护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铁桶江山，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阻挡着中华民族的进步。我们不应当反对一切红二代，他们中的优秀者同任何阶层中的优秀人物一样，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但是，当着一个政权选拔人物的标准以及实际操作，不是以德才为要，而是强调“红二代”印章，体现了明显的世袭倾向，这无疑是腐败堕落。薄熙来本质的暴露是一件大好事，他为钟情“红二代”的用人制度奏响了一曲挽歌。挽歌只是挽歌，不是真正的死亡，但腐朽的东西死亡是必定的。至于死亡什么时候降临，则取决于逐渐苏醒的天意即民意。
本文作者：雷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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