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目录 总第53期
2012年9月1日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目 录
卷首语
以法治国，保障人权，
必须彻底废除劳教制度！！
《零八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
严正声明一
支持游行示威，公民权利万岁！
——“零八宪章论坛”就“8.19”抗日游行特别声明
严正声明二
严惩打人凶手!
还王全章律师以必须的国家正义！
——就王全章律师被黑龙江法官王传发殴打事件严肃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楚 雄：如何面对纳粹的幽灵在中国上空游荡？
——中国公民永远保留追查哈根斯尸体加工厂真相并追究罪责的权利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张 辉：民族政策成了前苏联的掘墓人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王喜凤：和平转型下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浅探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刘逸明：江泽民出书与“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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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江：现代文明的价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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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胡温执政十年，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如执政党所津津乐道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从10年前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国政府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但是正如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10年同样滋生或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如：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城乡矛盾、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等等。而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未能有效推进民主，“还权于民”，致使执政党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邓聿文：比成绩还多的问题
——胡温的政治遗产
人民日报：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党的十七大以来政务公开工作情况综述
安邦咨询：中国经济政策正向危险的方向前进
肖一禾：政府行为越来越野蛮了
何亚福：中国百姓痛苦或居世界第一
学习时报：灰色权力正吞噬人民福利
许国申：最近10年，人民政府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的蜕变
改革论坛
《零八宪章》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左春和：不要把时间留给革命！！！
李凡：中国民主化转型的现状及走向（节选）
郑永年：慎防现有体制蜕化成个人专制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废除劳教制度
编者按：
唐慧被劳教案曝光后，引起舆论对“恶法”——劳教制度的同声谴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官方放风说什么南京、兰州等四个城市在搞什么“试点改革”，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导向。劳教制度更本不是什么“改革”或“修修补补”的问题，“零八宪章论坛”已经公开表示：从其一贯的作恶性、违宪性、违法性、反人民性、反人类文明性来看，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必须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加以废除。
我们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推动劳教制度的废除。
《财经》社论：劳教制度已至穷途！！
徐凯等：劳教废立之间
南京济南等4市试点劳教制度改革，办公仍在警局
新京报社论:劳教制度改革要迈好立法“第一步”
人权观察
编者按：
本期“人权观察”，我们选择了两个案例：一个是李苏滨和黎雄兵两位律师不远千里千万新疆沙雅监狱，依法申请会见高智晟，却遭到沙雅监狱和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的拒绝；另一个案例是报道五名警察是如何刑讯逼供赵作海的。窥斑见豹，透过这两个案例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机器在法律和公理面前是如何的跋扈和嚣张。赵作海冤案虽然因为偶然的原因得到“平反”，但被遣送西北边疆服刑的高智晟却过着被剥夺正当权利的生活。在这里，我们谴责沙雅监狱和新疆司法当局的恶劣行径！我们认为中国人权的持续恶化，其最终的恶果必将落到执政党的头上！
紧急关注：北京两位律师前往新疆沙雅监狱，会见高智晟遭狱方拒绝
5名警察供述对赵作海逼供细节：24小时审讯拿枪砸头
瞭望钓鱼岛
编者按：
日本政府及某些右翼分子对待钓鱼岛的态度，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愤慨。8月19日，北京、济南、青岛、广州、深圳、太原、杭州等中国10多个城市均有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抗议日本右翼分子当天非法登上中国的钓鱼岛。由此中国再次拉开一场捍卫钓鱼岛主权的“爱国主义”运动，在此过程中，一些日产汽车被砸，前不久，几位中国公民还夹击了日本驻华大使汽车并拔掉日方旗帜，中日关系渐趋紧张。我们支持和平抗议，支持民众行使宪法35条所规定的相关公民权利。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告日本国政府，你们的民主制度是好的，我们肯定要好好学习，但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谈的，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人民日报刊文：钓鱼岛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
日本大使：座车遭拔旗系单独案件希望尽快平息
唐家璇谈拦车拔旗事件：不是理性爱国行为是害国
国防部回应“如果钓鱼岛出现日本自卫队”提问
阮若望：民主保钓论
胡星斗：民族主义烈火太危险
童大焕：关心钓鱼岛，更关心钓鱼执法
官场百态
编者按：
从本期开始，本刊新增加 栏目“官场百态”，通过公开报道的执政党官场案例，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官场的百般丑态，激发人们寻求民主、寻求变革，从而找到制约官府和制裁官府的现实力量。
福建宁德官员强奸幼女手法卑劣：先碰瓷再勒索拍裸照
江西贫困县公安局领导达17人 官方称维稳压力大
陕西延长县教育局长妻子吃空饷退还30个月工资
网曝陕西安监局长戴各种手表若为真货价值数十万
邹恒甫——北大“互动”事件
编者按：
8月21日，前北京大学教授邹恒甫微博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消息一出，引爆网络对北大的如潮恶评，也引起一轮世人瞩目的“北大——邹恒甫”对抗事件。人们期望通过邹恒甫的爆料能够对高校广泛存在的“潜规则”、腐败问题、校风问题、师德问题进行一次大“整顿”，但是，随着邹恒甫公开承认自己的爆料“矫枉过正”，形式急转直下——8月31日，北大公开宣布，已正式向法院起诉邹恒甫。这一事件如何向前进一步演绎和发展，人们拭目以待。
邹恒甫：“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
北大回应“院长奸淫服务员”：不知邹恒甫居心何在？
北大改口：如“院长强奸服务员”传闻属实，将严肃处理
邹恒甫：再轰北大淫棍，指叶女与校领导通奸
北大：目前最大困难是找不到邹恒甫，望其尽快现身
邹恒甫：我只跟中纪委谈
北大：经调查未发现“院长奸淫服务员”
邹恒甫：“我说话往往夸大，这是我的一贯风格”
北京大学正式起诉邹恒甫
邹恒甫：我有梦桃源淫乱线索,有服务员曾叫我“老公”
宪章论坛
杨瀚之：中国大陆公民维权运动的现实及其前景
刘军宁：社会革命，还是宪政革命？
政法大学副院长何兵斥法院全是黑心判决
笑蜀：以自由、公义、爱刷新政治反对
茅于轼：什么是中国的大国地位？
吕晓波：为什么他们要离开中国？
肖一禾：党管干部绝对没有选民管理干部管得好
陈有西：法治进步来自理性的公民行动
左涛：普世价值才是强大中国的必由之路
精彩时评
新华网：陕西安监局长要经得起调查，把自己收入公开
新华社评“空姐被打”：公共事件不应止于私了
于建嵘：城市不应有“零乞丐”的野心
廖一民：也说胡锡进
风青杨：移民还是“遗书”？
高调反对西化，你拿什么启蒙？！
——点评《环球时报》8.23社评《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李承鹏：装反了
曾颖：央视哽咽直播刘翔内幕让人恶心
孔庆东骂纳税人“滚蛋”，北大应开除低素质教授
秋风：我为什么跪孔子
涂子沛：不应恢复跪拜礼
卷首语
以法治国，保障人权，
必须彻底废除劳教制度！！
《零八宪章》论坛
据《新京报》8月29日报道，南京、兰州、郑州、济南四城市正在进行所谓的“劳动教养制度改革试点”。报道没有涉及改革试点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效果，只是说“在上述地区劳动教养这一概念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所取代”，工作重点将放在“教育”和“回归社会”上。《新京报》社论认为：“劳教制度改革，终于迈出了一步，这是一个可喜的开始。”
但是，从媒体公布的相关信息观察，南京、兰州等地新成立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领导机构不仅仍然由公安机关牵头组建，而且其办事地点也设在公安局大院，其形式与以前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只不过在称呼上将“猫”改成“咪”了，在此情况下，盲目“可喜”，恐怕会被另外一种形式的“维稳花衣”遮蔽了眼睛。
我们认为，“劳教制度”作为恶“法”（行政法规）的典型，不是一个“修修补补”的问题，从其一贯的作恶性、违宪性、违法性、反人民性、反人类文明性来看，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必须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加以废除。
一、恶贯满盈的劳教制度及其反人民性
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劳动教养制度，从一开始，便承担着打击迫害批评人士和异见人士的“专政”职能，用当时的主流话语说，被“劳教”的主要对象是“不够刑事处罚的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就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一项“专政”措施。在此《决定》作用下，全国先后有数百万批评共产党、批评社会主义的国家公民被推向偏僻苦寒的劳教所，推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古拉格群岛”——仅甘肃夹边沟农场一地就关押了30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敢说敢言的正直人士在劳改农场不仅遭遇管教干部的虐待体罚，每天从事着十六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而且大部分人长期遭遇严重的饥饿折磨。在“上面不管”死活的情况下，许许多多的劳教人员被活活饿死。根据同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杨显惠的回忆：许多饿死的人暴尸荒野，无法掩埋——因为还活着的人连埋葬同伴尸体的力气都没有……！
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会出现这样悲惨的地狱景观，其它劳教场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全国范围类似的劳教惨剧也必然是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由于公检法被砸烂，劳教一度被中止，但文革结束后，劳教制度再次被提上日程。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这是关于劳教制度的第二个法规。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被送往劳教所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毛泽东时代那样多，劳教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小偷小摸、卖淫嫖娼”一类人员，但劳教制度仍然在充当“阶级专政工具”。许多国家公民因为言论问题、信仰问题而被送往劳教。尤其是在“江代表”时代后期，大批法轮功同胞被送往全国各地的劳教所进行迫害，一些法轮功人士甚至在劳教所被活活摧残至死……
第四代“集体总统”执政以来，腐败肆虐，民怨载道，两极分化空前严重，官民矛盾空前紧张。为了维护一小撮官僚权贵集团掠夺于民的既得利益，上访群众也成了官方重点打击的对象。2009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该政法委办公室在公开发布的《涉法涉诉信访问答》中悍然要求：“对上访群众的违法闹访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区分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警告、拘留、劳动教养，甚至追究刑事责任。”正是在此“中央文件”指导下，各地方政府也就肆无忌惮的出台相应法规来打击上访群众。大批寻求“公平正义”的上访民众被各地方政府截回惩罚，很多人因“进京”鸣冤而被“劳教”一年甚至数年。如著名的“一元钱劳教案”（三位江苏常州市民进京上访，在北京公交没买1元钱车票被司机报警。一年后，常州警方以此由，将这三位访民劳教一年）和最近发生的湖南永州唐慧劳教案，都是因为进京上访开罪地方政府而被强行劳教。也正因此，学者于建嵘才公开抨击说：劳教制度已沦为地方政府官员对维权民众进行打击报复的工具。广大人民的合法权利不仅要受到各地方官府豪强的直接伤害，而且常常遭遇劳教制度所带来的二次伤害。
正因为劳教制度作恶累累，具有十分恶劣的反人民性，因此必须干净彻底的加以废除！
二、劳教制度的违宪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共产党主导下制订的。从民主自由的角度观察，该《宪法》显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共产党总是吹嘘自己的“伟光正”，一切都是好的，《宪法》也一样，共产党认为自己制订的宪法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是国家最高大法，因此，全国人民必须遵守，一切国家机关和团体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乍一看，好像有点要搞“宪政”的架势。但实际上，这是个谎言，因为常常是党和国家机关本身在带头破坏《宪法》。如《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但劳动教养制度在不经司法审判的情况下便以所谓“劳教委”的名义动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在实际操作中，几乎任何一个行政警察都可以决定是否对某人进行劳教，这显然是对宪法第五条、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七条的破坏，不仅难以起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作用，相反对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有着非常严重的破坏和伤害。
从维护《宪法》的权威（哪怕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宪法）的角度讲，严重违宪的“劳教制度”也是必须废除的。
三、劳教制度的违法性
2000年3月，《立法法》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并于当年7月1日开始执行。《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这也就是说，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经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产生。而且同一部《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也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不言而喻，制定法律的主体当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了。
但现行“劳教制度”所依据的法规是1957年和1979年由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这两个法规虽然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全国人大并没有参与立法，实际是一部行政法规，因为主持制定的是国务院这个国家行政机关，而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个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由于存在着立法程序上的错误，因此，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两个规定只是一部行政法规，还上升不到“法律”的位阶，特别是根据《立法法》第八条“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以及《立法法》第七十九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的规定，国务院有关“劳教”的两个“规定”无论从立法程序还是法律位阶上讲都是无效的，都是必须废除的。
国务院关于“劳教”的两个规定不仅与《立法法》产生冲突，而且也与《行政处罚法》发生冲突。《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当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由此可见，由国务院讨论产生的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劳教”规定是严重违反其上位法《行政处罚法》的法律规定的。在《行政处罚法》生效后，劳教制度自然自动失效。否则，国务院有严重破坏国家法治的嫌疑，而所谓“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只能让天下人嗤之以鼻！
四、劳教制度的反人类文明性
作为人类，“中国人”和“非中国人”无疑在人性、价值审美和文明认知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通性”和“类同性”。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所结晶出来的普世文明成果当然适合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也正因此，由联合国推动产生的《世界人权宣言》和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也应该得到中国的认可。
1998年10月，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 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联合国相关文件解释，所有长时间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惩罚都必须通过一定法律程序由法院判决生效。很显然，中国国务院的“劳教”政策是与此背离的，或者说，中国劳教制度与人类普世文明具有严重的对抗性，这当然是不合适的。奇怪的是，十四年前中国政府签署了这一国际人权公约，而全国人大竟然拖到现在也不予批准。与此同时，国务院的劳教政策也照常执行不误，这种逻辑实在是非常荒谬的。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都将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从尊重和顺应人类普世价值的角度出发，不仅全国人大应尽快批准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生效，而且必须督责中央政府（国务院）尽快废除“劳教”政策。执政党必须意识到，反人类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冒险”行为是一种玩火自焚的“游戏”，它的“前途”就是——没有“前途”！！！
总之，劳教制度初孕育时便是一个恶胎，它一诞生便充当了无恶不作的反正义、反人民的皮鞭和工具。执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完全无视宪政和法治的内在要求，通过劳教制度赋予公安机关以侦查、检察和审判的全部权力，并通过这种极其夸张的权力对广大人民形成高压统治，尤其是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对宗教人士和法轮功同胞的镇压，对持不同政见者、批评人士和上访民众的镇压，使得劳教制度背负了太多的人民的血泪。今天的中国，民心已经渐行渐远，劳教制度若不废除，只能为已经危机重重的执政党增加更多的执政危机！
退一万步讲，即使不顾劳教制度所产生的政治风险——仅仅从现行的法制体系进行考察，劳教制度的违宪性和违法性也是一目了然、无法遮掩和不容辩解的。劳教制度的长期存在不仅对于宪法和相关法律是一个嘲弄，也是执政党吐在自己脸上的浓痰、挂在自己额头上的恶疮——不仅污染中华，而且祸害天下！
如果执政党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还有半点爱惜，如果执政党对于人民尚存半点“敬畏”，如果国家宪法不想废弃，如果以法治国、保障人权还想落到实处，如果还想腆着脸皮与人类文明为伍的话，就不要再对劳教制度做“修修补补”的事，而是痛痛快快、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加以废除！
《零八宪章》论坛
2012-9-1
严正声明一
支持游行示威，公民权利万岁！
——“零八宪章论坛”就“8.19”抗日游行特别声明
为抗议日本国政府对十四位中国保钓人士的非法拘捕，为抗议日本右翼分子擅自登陆钓鱼岛侵犯我领土主权，近日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民众自发掀起的抗议活动。8月19日，在上海、广州、西安、深圳、杭州、青岛、沈阳、哈尔滨、成都、香港等地集中爆发了大规模抗日游行示威活动，在北京，也有部分民众前往日本大使馆举牌示威。各地民众纷纷高举“誓死捍卫钓鱼岛”、“日本从钓鱼岛滚出去！”的旗帜，高呼“打倒军国主义！”、“抵制日货！”等口号，以群情激奋的爱国行动抗议日本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并以此宣示对中国政府软弱外交的无声抗议和谴责！
我们注意到，面对广大民众的抗议示威，多数地方政府均表现出了一种“克制”、“默认”和“宽容”的态度，大多警察基本采取了冷眼旁观和维持游行队伍秩序的立场。广州警方甚至走在队伍前面——不仅为游行队伍开路、还为部分游行人士送上瓶装水……
根据上述情况，“零八宪章论坛”特别声明如下：
第一，钓鱼岛是中华民族之固有领土，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不容任何势力侵犯。日本政府及其国家公民必须停止一切侵犯我钓鱼岛主权的活动，必须对已经发生的伤害我主权的行为进行道歉，必须对已经发生的伤害我“保钓人士”的系列行径表示至诚的歉意和赔偿！
第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此，对于中国公民表达民意的所有集会、游行、示威行为，“宪章论坛”均表示坚决的支持，并向所有参与“维权”（包括但不限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各地公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三，对于中国政府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的系列软弱和出卖行为（如承认历史上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卖国行为合法化等等），我们表示坚决的批评和谴责！中国政府必须在钓鱼岛、南海诸岛等等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挺直腰杆！停止并纠正一切“哈俄”、“哈日”等系列伤害中国民众感情和利益的事情！
第四，对于多数地方政府在8.19民众抗日大游行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反应，“宪章论坛”表示欢迎——但我们需要提醒中国政府及其各地方政府的是：不仅对表达民族主义立场的抗日示威活动不能打压，对于各地民众因为“民权”和“民生”问题受到伤害而组织的所有和平集会和游行示威都不能打压，从而保证最高大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保证中国政府向着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方向前进！向着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的方向前进！
《零八宪章》论坛
2012-8-19
严正声明二
严惩打人凶手!
还王全章律师以必须的国家正义！
——就王全章律师被黑龙江法官王传发殴打事件严肃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据维权网报道，8月31日下午，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章在黑龙江东宁县看守所依法办案时，被审理同一案件的评审法官王传发“长时间谩骂与攻击”，最后还被王传发当胸打了一拳并扇了一耳光。
维权网报道说，王传发之所以谩骂殴打王全章律师，也因王传发在庭审当中任意打断本案其他辩护人的发言、多次违规使用法槌（或者根本没有使用法槌，不知用什么东西敲桌子）将桌子拍的啪啪震天响、不顾法官形象用一堆卷宗摞摔桌子、拒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当庭羞辱、威胁被告人等等违反《法官法》、违反法官职业道德和法官行为规范的情况——有鉴于此，王传章律师依法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却一个多星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无奈之下，王律师将控告信公诸于网络，王传发因此遭到上级部门批评并写了检查，结果便怀恨在心，存心报复控告人王全章律师，于8月31日下午在东宁县看守所对王律师进行了谩骂和殴打！
在此，我们对东宁县评审法官王传发知法犯法、殴打王全章律师的违法犯罪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我们认为王全章律师无论在法庭中的言行还是法庭外对王传发诸多违法行径的投诉、控告及相关信息的传播都没有超越一个律师寻求法治、寻求正义的庄严责任。与此同时，我们认为王传发作为职业法官不仅在庭审中的诸多言行严重违反《法官法》、法官职业道德和法官行为规范，完全不具备一个职业法官的基本素质，而且对王全章律师的辱骂和殴打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根据《律师法》、《法官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零八宪章论坛”严肃声明如下：
第一，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王全章律师的人身安全必须依法得到保护！
第二，
我们完全支持王全章律师依法维护当事人和自身合法权利的努力，完全支持王全章律师对打人者王传发进行控告和追诉的权利。
第三，
我们郑重要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有关部门依据《法官法》的相关规定审查自称“干土匪出身的”王传发的“法官”资格，我们坚决主张将王传发一类的“害群之马”清理出法官队伍，还法官队伍的专业性和纯洁性。
第四，
我们郑重要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警务、司法部门依法追究王传发辱骂殴打王全章律师的法律责任，严惩打人凶手，还王律师以必须的国家正义！
第五，
我们郑重呼吁全国律师协会、法律界人士、维权人士及良知媒体都来关注这一法官殴打律师的案子，共同维护律师的合法权利，共同寻求国家正义和人类正义！
《零八宪章》论坛
2012-9-1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张辉：民族政策成了前苏联的掘墓人
编者按：
张辉先生作为《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不仅是一位民主维权人士，亲自参与了包括纪念林昭、围观马尾“三网友”案件的相关运作活动，而且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实力派学者。在民主宪政理论和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与此同时，对于民族自治问题、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也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从本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将连续刊登张辉先生关于民族问题的系列文章，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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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各种误读》（已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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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中的隐患》（已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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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官方的民族识别是通往野蛮之路》（已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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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成了前苏联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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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与分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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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自治的两个重要原则看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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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刊登了张辉先生的《来自官方的民族识别是通往野蛮之路》，本期刊登的相关文章是《民族政策成了前苏联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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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并转载，读者如有评论文章，可以投稿本刊编辑部信箱：
张辉：民族政策成了前苏联的掘墓人
在列宁主义理论引导和苏联制度培育下，不仅各族民众的“民族意识”得到持续强化，各民族的干部集团也在“本民族”的教育体系中被培养出来，并在“民族领土”上逐步结成“民族集团”。这些“民族集团”在苏联共产党强大的时候，臣服于苏联共产党，并以苏联共产党为核心参与苏联的政治生活，而当苏联共产党对苏联社会失去控制的时候，他们迅速以“民族领土”代表的身份展开权力博弈，进而谋求独立建国。所以说，列宁的民族理论和苏联式的民族政策本身就是国家分裂的祸根，它们在培养统一国家的掘墓人。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一）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中写道：“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我到过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和民族地区，在同当地人会见时，每一次都使我进一步相信，他们珍视并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的民族属于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他们是一个在人类进步中十分重要的、幅员辽阔的伟大强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仅仅四年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时任总统叶利钦。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土崩瓦解，分成了若干个国家，一个曾经包含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强大共产党帝国就此不复存在。
而就在这同一年，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3年11月1日，《马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很快，欧盟由最初的12个成员国，发展成了现有的27个成员国，人口5亿，GDP16.106万亿美元。欧盟已经制定了一个单一市场，通过一个标准化的法律制度，其中适用于所有会员国，保证人，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迁徙自由。它保持了一个共同的贸易政策，包括农业和渔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15会员国已通过了一个共同的货币，欧元。现在的欧盟不仅在谋求货币联盟，而且在谋求财政联盟和外交联盟、政治联盟。虽然任重道远并坎坷诸多，但其在一步步前行。
1991年的苏联解体使全世界目瞪口呆，不仅震惊了全球政界，也对学术界造成巨大冲击，甚至被西方社会科学界自认是“最大耻辱”。西方社会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研究苏联，但是居然没有一个西方学者在事前对苏联的解体做出任何预测。在1991年前的西方学界，学者们偏重对苏联社会内幕的研究和高层政治的推演，他们甚至热衷于判断苏联经济何时崩溃一类的问题，却严重忽略了苏联社会的少数民族问题。
现在回头去看，我们不得不重视一个显著的事实：苏联是把民族单元作为联邦结构的基础的第一个现代国家，它开创了——把民族原则作为联邦结构的基础——的先河，并影响了其他国家（南斯拉夫等）的联邦制度构建。苏联解体当然有它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但苏联当局的民族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显然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斯大林为了发动沙皇统治下的各少数族群参加反对沙皇的斗争，宣布他们都是“民族”并应当享有“民族自决权”，可以自由地脱离俄国并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提出的“民族自决权”纲领在各少数族群中深入人心，十分有效地动员了沙皇统治的各部落和族群加入到起义和革命的行列中，这就导致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许多地方陆续自发组建以“民族”为名义的苏维埃政权机构。面对自己提出的“民族-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原则所造成的现实后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国家形式，以“民族”为单元的联邦制。
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民族政策显然采用了阴谋论的态度和工具化的做法。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方面鼓吹列宁式民族自决权，鼓励各民族独立建国，一方面又宣称“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说过的话。
列宁的真实想法是，首先要让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然后再削弱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易如反掌。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历史发展不同于列宁的设想，在经历了国内战争、多国干涉、严酷的党内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苏联非但没能消除民族差别，更是制度化地加强了民族壁垒。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决定了它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而是民族分离主义的孵化器。
在沙皇俄国时期，帝国臣民中包括了在血缘、语言、宗教信仰、历史上政治归属、社会组织等方面十分不同的许多群体，政府和民间对这些群体也有习惯性的称呼，但是就具体居民的身份而言，群体名称的涵盖范围并不完全一致，有时是多元的和部分重合的，各群体的人口边界也相对比较模糊。但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政府把各群体的名称明确化，每个国民的身份证上都明确标出自己所属的"民族身份"，这使各群体成员的人口边界彻底清晰化，根据人口规模把各群体在政治体制中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被授予各自相应的"自治地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原突厥斯坦被划分为五个"民族"，苏联全体国民被政府划分为一百多个"民族"[13]。
列宁的民族政策在斯大林推动下，对苏联国民进行了严密的身份识别，每个苏联国民都有了来自官方的民族身份，它使各群体成员的人口边界彻底清晰化。在前苏联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实施中，每个苏联国民有自己的“民族地位”和“民族权利”，也有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共和国。前苏联中央和各民族共和国都有培养“民族干部”的学校，各民族共和国也是“民族干部”占有主要领导位置。更要命的是，前苏联在政治建构中为每个民族都设立了不同级别的共和国或自治州，使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民族领土”，并以自己“民族领土”代表的身份加入苏联和苏联的政治生活。我们知道，前苏联并不是一个开放社会，各地区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缺少现代社会中应有的人口流动，这就为现代社会中应有的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又制造了一层障碍。当苏联的中央政府为为每个民族划定了相应的“民族领土”后，各民族又不得不固定在自己的“民族领土”上，这样一来，各民族原本模糊甚至完全不存在的“领土意识”就被共产党构建出来了。
在列宁主义理论引导和苏联制度培育下，不仅各族民众的“民族意识”得到持续强化，各民族的干部集团也在“本民族”的教育体系中被培养出来，并在“民族领土”上逐步结成“民族集团”。这些“民族集团”在苏联共产党强大的时候，臣服于苏联共产党，并以苏联共产党为核心参与苏联的政治生活，而当苏联共产党对苏联社会失去控制的时候，他们迅速以“民族领土”代表的身份展开权力博弈，进而谋求独立建国。所以说，列宁的民族理论和苏联式的民族政策本身就是国家分裂的祸根，它们在培养统一国家的掘墓人。
如何面对纳粹的幽灵在中国上空游荡？
楚 雄
问题并不在哈根斯带来了纳粹的幽灵，而在于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了纳粹的幽灵，否则，哈根斯也不会找遍全球最后把他那可怕的尸体工厂安置在中国，安置在大连。
薄谷开来连被她视为可能不利于自己的英国人都敢杀，怎么会不敢杀那些可能不利于她的中国人？恰好，无人不知美女主播张伟杰是薄熙来的情人，她又不仅失踪了，而且恰像这位怀着八个月身孕的母亲标本，那么会赚钱的哈根斯又不敢把这个和其他标本在中国就近展览，这里的情况岂不太可疑了？
无论是哈根斯的尸体工厂，还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大量出口尸体标本，都是和中国警方的作为息息相关的。进一步说，这又何止是警方的问题？没有这个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的统治，中国警方何至于走到这一步？
无论如何，又一件举世震惊的纳粹式毫无人性的事件出现在中国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作为具有普世情怀和价值理性的炎黄子孙，为了追寻真相，为了伸张正义捍卫人权，为了替那些死不瞑目的同胞讨回公道，也为了我们不会成为下一个标本，或者被以其他方式毫无理由毫无人性的剥夺生命权，我们庄严宣布，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永远保留彻查哈根斯尸体工厂真相，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罪责的权利！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众所周知，这个幽灵游荡到中国的结果，是内战死亡四千万人，饥饿致死四千万人，镇压又致死上千万人。
到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猖狂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才开始烟消云散了。
然而，德国纳粹遗孓哈根斯在大连开设的尸体加工厂，却让我们看到，纳粹的幽灵也从德国来到中国上空，并且正在一遍妖氛中猖狂的游荡！
请看维基百科全书的解释：
“名为尸体世界展览，用塑化尸体吸引超过1400万人入场，光门票收入就达数亿元。德国人哈根斯，从1996年开始在德国、比利时和日本、英国、美国等办过24个展览，并在9个国家巡回展出。要看哈根斯这个展览实在需要很大勇气，展览一开始就是以一件剥了皮的人体迎接观众，一个男人不但被全身剥皮，头颅还被切开以展示其脑部。这件人体以近乎戏剧化的胜利姿态，将整张人皮披掛在他高举的手臂上。还有一具是一名孕妇及其暴露在子宫外的7个月大的胎儿。整个展览包括175具健康及病变的人体部分和25具完整的人体尸体。”
“哈根斯从不肯透露尸体的來源，只说尸体是捐赠得来的，主要来自德国。有人称他大老远到大连及吉尔吉斯斯坦设厂，纯粹是利用两地海关宽松，偷运尸体入境。德国《明镜周刊》两名记者经过调查采访,刊登在2004年第4期周刊上的’死亡博士’的文章指出尸体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捐赠，而是中国人的死刑犯，但哈根斯对此却一概否认。”
须知，这样的工厂在德国，甚至在整个欧洲，由于宗教、伦理、道德、法律的严格禁止，都没有能开张，在中国大连顺利得到审批成立，运营至今，不得不令人深思。
俗话说，蚊子不叮无缝的蛋。向世界出口数以十万计的尸体，这在哪个国家都会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唯有中国，十余年里，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虽说偶然有媒体曝光其可怕的生产内幕，也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道理再简单不过，在中国一切舆论都要受执政党和政府导向！因此，开设这样的尸体工厂，其盈利方式是否合乎人性，其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人道，其作为生产对象的尸体甚至活人的人权是否受到了侵犯，乃至是否存在为谋取暴利不惜杀人或者以此来掩盖谋杀行为，以及出口这样的产品是否有着严格的法律和制度规定都不准讨论，唯一需要考虑的，毫无疑问是是否符合执政者的眼前利益！尤其是是否符合当地执政者的利益！事实上，最后这一点也确实是有据可循的——该厂的设立和最近因为谋杀英国人海伍德被送上法庭的谷开来以及他的丈夫薄熙来高度相关！
1995年，哈根斯应大连医科大学隋鸿锦教授之邀来到中国考察。哈先生先后考察了广州、上海、南京、大连、深圳等五座城市， 最后定点大连，并美其名曰：大连“人杰地灵”。是这样吗？ 港口城市上海才是哈先生的最爱点，但上海环境污染检测要求高， 尸体进出口管理相对严格，市政府要价当然也高，还是罢了。哈公司承认，他们的尸体来源充足，也是其立足并发展于中国的原因之一。
中国在人类遗体的进出口方面，无论是立法和海关管制上都存在着真空。哈公司每年进口约100俱尸体。但是，他每年出口的尸体却是进口的许多倍，否则，十来年怎么会有十几万到几十万具中国尸体出现在世界上？哈根斯选在中国作为他的人体标本制作基地是聪明之举，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死刑人数世界第一，所以原材料来源丰富。但是，仅从警方开后门，就能搞到那么多尸体吗？警方既然能以向哈根斯出售尸体谋利，他们又会仅仅局限于自然死亡者吗？
哈根斯无法说清那些尸体的真正来源，尤其那位孕妇和她的婴儿的标本！
据说“人体标本展”不敢在中国大陆展出，因为害怕有人认出自己失踪的亲人。
资料显示，
“1993年，在薄熙来担任辽宁省大连市长和市委书记时大量吸引外资。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便是在1999年8月于大连成立，目前已营业13年，是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加工厂。在大连高新技术园区中拥有一个研发中心与固定、解剖、锯切、脱水、脱脂、定型硬化六个标本制作车间。专门加工处理人类尸体，并以‘人体世界’为题在全球巡展。展览中所有的人体展品皆以中国人的尸体为原材料制成。这些人体被从中锯开，或者分层剥离，甚至被摆成各样离奇的运动姿态”。
至于为何选择在大连设置人体标本加工厂，哈根斯曾经毫不讳言的表示，“由于中国的尸体来源充足，用于制作塑化标本的化学原料及设备费用低于国外的2到3倍，才决定将制作生产基地设在中国。”
网上有消息说：“谷开来与海伍德注册公司在国际非法贩卖尸体，之前获悉大连尸体加工厂的出口尸体标本的很多具体事情，包括谷开来和海伍德联手注册公司在国际上出售非法获取的尸体。薄熙来作为大连市长，谷开来联合英国人海伍德，利用其熟悉国际贸易、法律运作，在国际上利用黑道非法贩卖器官。”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哈根斯先生的这项生意持续了数年之久。他曾经卖了一个3w欧的艺术品，被人x光检测出脑袋中有枪弹射击空洞，后脑入前脑出，检测为中国人。被买主告上法庭，他还辩解此人为自杀。
针对哈根斯先生一直坚持“从人体捐献者那里仅仅得到250具尸体”的说法，《明镜周刊》就此查询了哈根斯先生的公司。根据该公司2003年11月的一份记录，当时哈根斯设于中国大连的分公司藏有647具全尸，这些全尸据称将被加工成展览制品或出售给大学用于解剖的目的。
但是，事实表明，哈根斯的大连尸体工厂售出的尸体数量远远超出这个数目，这就说明，尸体来源的问题远远比外界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这里，显然既涉及人性问题，也涉及人道问题，还涉及人权问题，更可能涉及反人类罪的问题！
1.这种作品有人性吗？
这是一件哈根斯本人最得意的作品：没有人皮的人体标本摆出一个潇洒的手拎风衣的姿势，原来那是他本人的人皮——一个从头到脚完完整整的人皮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2.这种标本符合人道准则吗？
在“哈根斯人体标本展”中，最受争议的是一个怀孕的年轻中国妇女和她腹中7个月大的胎儿的真人标本。按照中国法律，怀孕的妇女不能处极刑，而且即使是车祸死亡，家属也绝不会允许用自己的两个亲人做人体标本。这具尸体的来源受到质疑。
3.这具怀孕女性的标本没有人权（生命权）问题吗？
更值得一说的是，展出的这具怀孕女性的标本，被认识的人猜测是大连电视台失踪的美女主播——著名主持人张伟杰，而这名美女主播则被认为是薄熙来的情人，以及相应的是谷开来的眼中钉！
4.这个大规模的尸体加工厂是否还有个杀人流水线？若果如此能不涉及反人类罪的问题吗？
哈根斯从中国贩卖到国际社会上的塑化尸体数量高达十万以上，因此，究竟有多少是像美女主播张伟杰一样的失踪者谁也无法知道，相应的，大规模谋杀（以及同时活摘器官）问题就难以排除，这样，若果存在杀人买尸一条龙，自然涉及反人类罪！！
值得指出的是，近来哈根斯尸体工厂之所以曝光并且引起争议，居然是因为他和他的商业竞争对手之间发生利益争斗，才在狗咬狗中将大量可怕的黑幕外泄！
生物塑化领域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工厂都位于大连，德国“死亡博士”哈根斯和大连医大教授、大连鸿峰总经理隋鸿锦先后卷入其中，而世界上最大的展览公司之一也牵扯在内。
一则4年前发出的“免责声明”引爆了中国互联网。
声明的内容是真的吗？
日前，哈根斯方面和隋鸿锦分别接受了南都独家专访，都否认曾使用死刑犯尸体，而“免责声明”背后是两人之间20年的恩怨。
更为蹊跷的是，曾为全球最大的“尸体工厂”已经面临拆迁，哈根斯则更有先见之明，早已在去年退出中国。
8月18日，大连市高新园区七贤岭产业化基地高能街27号，两栋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厂房，被疯长的杂草包围。原主人已经离去，到处一片狼藉，大门上贴着“2012年2月29日封”的封条。不久后这两栋房子就将被拆迁，不留一丝痕迹。
无独有偶，几天前，这个曾经辉煌而今悄然废弃的工厂，忽然又失火了，没人相信此事出于偶然，因为面对中国民众借助互联网得悉那些可怕的情况，并且都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活剥人皮做成标本而形成的愤怒火山，对于哈根斯和他的中国合作官员来说，还有什么比一场大火烧毁证据更划算的事呢？
其实，2003年《瞭望东方周刊》就深度报道了他在中国大连建立的“全球最大的尸体工厂”，每年进口100多具尸体，制作至少40具完整的人体塑化标本，为此他在世界上“声名卓著”，跑遍全球搞展览。但是他却一直不在中国举办展览，甚至工厂门口连块牌子都不肯挂！当时，《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走进了哈根斯的工厂，参观了固定、解剖、锯切、脱水、脱脂、定型硬化等六个车间的工作，看着尸体的皮肤被剥去，去除脂肪，暴露出肌肉，一幕幕可怕的情景叫人惨不忍睹。2012年8月15日，这位唯一进过哈根斯工厂的中国记者在电话里告诉南都记者，当年获得的光盘等资料都已丢弃，那是一段让人难受恶心的经历。
多年来，德国《明镜周刊》等国外媒体就反复报道，怀疑哈根斯在大连的工厂使用了死刑犯尸体，但哈根斯一直坚决否认。此次网上盛传的声明一出现，就被一些网友认为是发现了铁证———哈根斯自己的网站上都承认了。
声明引爆网络，有的怀疑真假，有的同时贴出哈根斯此前展览的照片和死刑犯尸体的照片，甚至试图把一些失踪者照片与人体标本联系起来，也有人发起了“将哈根斯逐出中国”的网上请愿。
但是，这则声明虽然确实存在，却不是出现在哈根斯的网站上，而是在哈根斯的竞争对手———美国第一展览公司“人体展览”网站上，全文如下：
“本展览所展出的中国公民或居民的人体尸体最初由中国警方获得。中国警方有可能从中国监狱里获得尸体。
第一展览公司(Premier)无法独立核实你所观看到的尸体不是来自被监禁在中国监狱里的人。
本展览展出的人体全身以及人体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来自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第一展览完全依靠中国合作伙伴，无法独立核实这些人体全身及人体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不是来自在中国监狱被监禁或被处决的人。“
在2004年以前，人体标本展览还是哈根斯独家秘诀，据《纽约时报》2006年报道，哈根斯的展览到那一年已经吸引了超过2000万人参观，收益超过2亿美元。
2005年，第一展览公司也在美国开始了人体展览，成为了哈根斯的竞争对手。
隋鸿锦是大连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曾是哈根斯的学生，哈根斯公司的总经理，后来辞职创办了大连鸿峰。现在，他是哈根斯最大竞争对手第一展览公司的中方合作伙伴———第一展览的人体标本就是来自他的大连鸿峰。据隋鸿锦介绍，双方签署了5年期的租赁协议，第一展览为此支付2500万美元。
“我们一直在努力要求第一展览把声明撤下来。”隋鸿锦说。2008年2月15日，美国A
BC《20/20》节目报道指称大连鸿峰使用了死刑犯尸体，制成塑化标本后提供给美国第一展览公司在美国展览，并以多张照片为证。隋鸿锦称，当时节目引发美国舆论狂潮，第一展览公司的CEO因此下课，纽约州总检察长威胁关掉展览，除非挂出免责声明。第一展览新上任的CEO，在没有全面了解详情，也没有征求大连鸿峰意见的情况下，迫于重压仓促地与纽约州总检察长达成协议，在官网纽约页面和纽约展览现场贴出免责声明。
“实际上我们提供的塑化标本根本没有来自死刑犯的，从大连鸿峰建立第一天起，就没有一具！”隋鸿锦称，大连鸿峰的尸体来源是医学院校的解剖尸体。
这些尸体，在ABC节目中被描述为部分来自死刑犯尸体，一位以背影出现在节目中的匿名证人指称自己为隋鸿锦工作，曾收集购买死刑犯尸体，并出具多张照片为证。
隋鸿锦称，自己知道从未使用过死刑犯尸体，所以认定是被人陷害，一直在找那位匿名人士，两年后终于找到，是哈根斯公司前员工孙某。孙某承认，自己是受当时老板哈根斯的指使，作假指控。
隋鸿锦打算在美国起诉美国ABC，后者积极查证报道，并与隋鸿锦方面一起对孙某取证，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同时，隋鸿锦在大连将哈根斯公司告上法庭。
2010年9月，大连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起诉，隋鸿锦随即提出上诉。2012年，大连市中院二审，法庭认定孙某2000年-2009年系是哈根斯公司员工，作证称是经哈根斯授意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目的是为了市场竞争。大连鸿峰因ABC的报道损失租金、运费、律师费等共计4000万元。
3月13日大连中院作出终审，撤销初审判决书，判决哈根斯公司名誉侵权成立，赔偿大连鸿峰公司损失450万元，赔偿隋鸿锦精神抚慰金50万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哈根斯尸体工厂的问题才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由上可知，发生这种情况，也还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制度：2008年在纽约州总检察长要求下，第一展览公司在展览官网和纽约展览现场贴出了这则声明。
与此同时，这些展览品的“全身尸体以及人体各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来自于中国公民的尸体。这些中国公民的遗骸来自于中国警方”的严重问题也凸显在全世界面前！
值得指出的是，隋鸿锦和哈根斯的官司和哈根斯工厂的现状和去向。
2012年8月17日，二审胜诉已经过去了5个月，隋鸿锦还没有拿到赔偿款。他说哈根斯的工厂关了，厂房卖了，银行账号里只有8万元；最后在保税区一个隐秘的角落发现了哈根斯还没来及运走的集装箱，里面有一些设备和塑化标本。如前所述，就在近日，又传来哈根斯尸体工厂突发大火的消息，为此，没人不怀疑这场大火是毁灭罪证之举，因为它发生的时间太巧了！恰恰是天下汹汹，人神共愤之时！
对此，中国网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有网民这么写到：“泯灭人性的恶魔哈根斯请下地狱吧...半夜睡不着。白天在网上看到一张哈根斯展出的尸体标本图，图片中是一个孕妇和八个月大的胎儿的尸体标本图。”
又有网民打出马后炮：“大连尸体工厂引发民愤：哈根斯滚出中国 ！”
但是，这并不是“滚出去”就可以完结的事情！
看看世界，仅从其标榜的“人体标本展览”说，在世界各地就引起了极大争议，甚至传出了激烈的抵制声浪。
如2002年，在英国伦敦的人体展览大厅里发生了袭击展品的事件一名50来岁的男子手持铁锤，将一具正在展出的尸体打翻在地，该男子痛骂这个展览是对人类的“猥亵”。
2003年在德国汉堡市举行的人体展览展览刚开始就被德国天主教堂戴上了“淫秽”的帽子。
罗马天主教和其它世界许多宗教团体、人权组织也强烈谴责哈根斯的人体标本展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该怎么办？
恰如许多网友所说，在中国的现行制度下，谁能肯定自己不会被做成手持自己人皮的标本？
谁能避免自己怀孕的妻子不被连胎儿做成标本？
仅仅有强烈的义愤只能造成义和团似的盲目排外情绪和反科学的愚昧举措，作为当代世界的公民，网民必须同时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角度深刻的思考和妥善的对待“尸体工厂”问题。
工具理性告诉我们，首先，由于医学和人体科学教学的需要，制作人体标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次，价值理性要求我们，在处理工具性问题时，面对这个具体问题，必须把几个界限划分清楚。
第一：人权问题。
为了保护人权，避免杀害活人，并且用活人来（活摘器官）制作标本，在中国人连坐火车、上网都要实名制、而且所有超市食品都必须注明原产地和一整个加工环节的情况下，显然，必须严格规定，每一个人体标本不仅应该实行实名制，而且必须有本人简历和亲笔签名授权，或者是直接亲属签名授权，以保证随时可以追查尸体来源是否正当。
第二：法律问题。
为了使尸体工厂受到最严格的管理，使尸体和标本进出口受到最严格的控制，国家必须对此制定最严格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第三：道德问题。
从人性、人道角度说，以人的尸体进行商业谋利是不可容忍的做法，就像任何开放社会都不能容忍上下辈直系亲属以及直接旁系亲属发生性关系一样，突破这样的道德底线，会对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
第四：反人类问题。
制作人体标本，做过头一步就和二战时期纳粹以及日本法西斯拿活人做医学实验、做细菌实验一样完全违反了人类本性，因而可能构成反人类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从已经脱漏出来的信息看，哈根斯尸体工厂毫无疑问已经超越了以上第一第二第三条的底线，而是否超越了第四条，即是否构成了反人类问题，也非常值得怀疑！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说纳粹已经来到中国，却完全有理由说纳粹的幽灵正在中国上空游荡!
当然，这里的问题并不在哈根斯带来了纳粹的幽灵，而在于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了纳粹的幽灵，否则，哈根斯也不会找遍全球最后把他那可怕的尸体工厂安置在中国，安置在大连。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近日才宣判的薄谷开来杀人案。
薄谷开来连被她视为可能不利于自己的英国人都敢杀，怎么会不敢杀那些可能不利于她的中国人？恰好，无人不知美女主播张伟杰是薄熙来的情人，她又不仅失踪了，而且恰像这位怀着八个月身孕的母亲标本，那么会赚钱的哈根斯又不敢把这个和其他标本在中国就近展览，这里的情况岂不太可疑了？
何况哈根斯的尸体工厂是在薄熙来统治的大连开的，在薄熙来要垮台之前又匆匆撤走了，与此同时，谷开来在重庆杀死英国人能一度利用薄熙来统治的重庆公安局负责人加以掩盖，那么她要在大连杀死一个情敌，难道不是分分钟？众所周知，这种专制统治者的女人都是以吕后之流为榜样的，吕后能把赵姬砍成“人彘”，谷开来为什么不会把张伟杰连同其肚子里的孩子做成标本？这种做法在薄熙来手下的大连公安，又怎么不能轻巧的掩盖于无形？须知，从哈根斯的免责声明可知，那些尸体都是实为薄熙来手下的“中国警方”提供的！
当然，这么说并非为“中国警方”开脱，显然，无论是哈根斯的尸体工厂，还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大量出口尸体标本，都是和中国警方的作为息息相关的。进一步说，这又何止是警方的问题？没有这个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的统治，中国警方何至于走到这一步？
无论如何，又一件举世震惊的纳粹式毫无人性的事件出现在中国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作为具有普世情怀和价值理性的炎黄子孙，为了追寻真相，为了伸张正义捍卫人权，为了替那些死不瞑目的同胞讨回公道，也为了我们不会成为下一个标本，或者被以其他方式毫无理由毫无人性的剥夺生命权，我们庄严宣布，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永远保留彻查哈根斯尸体工厂真相，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罪责的权利。
王喜凤：和平转型下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浅探
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不仅仅会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而且到达一定的临界点时，必定会出现崩溃的局面，并最终爆发全面的危机甚至社会大动荡。
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人类现代史上的一切政治改革都是以统治者让渡权力以还政于民为特征的，我们希望的是从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一切公民权利入手，通过官民协商一步步的向前推进。
要想启动政改必须先从放开政治自由和保障公民权利入手。
政体改革的核心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改革，而这些改革之前的改革，就是首先要进行选举改革。
政改启动之后，就政治层面来讲，主要可以搞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从基层选举扩大到高层选举，第二，人大机构自身的改革。
要想最终实现宪政民主制，回归以普世价值为框架的世界文明主流，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理性反对派与公权力博弈并制衡。否则，政治改革必然会流产，最终导致陷入长期混乱分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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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市民社会已经高度成熟。
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不能不接受的经济生活方式，市民社会则绝对不会长期容忍专制统治，它们的发展成熟肯定会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可逃避的定数！
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不仅仅会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而且到达一定的临界点时，必定会出现崩溃的局面，并最终爆发全面的危机甚至社会大动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温家宝第一次呼吁政改时也曾深刻指出：“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
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人类现代史上的一切政治改革都是以统治者让渡权力以还政于民为特征的，我们希望的是从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一切公民权利入手，通过官民协商一步步的向前推进。历史不会按当局的意志停滞不前，虽然也不会按我们的愿望向民主化方向阔步前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由整个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纵横捭阖造成的阴阳消长共同决定。
就言论自由中的新闻自由而言，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的一年一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2011年，芬兰再度名列榜首，台湾位居第45位，上升了3位，香港则名列第54位，跌了20位。中国大陆在179个国家中名列174位，比2010年下跌了3位。排在中国之后依次是伊朗、叙利亚、土库曼斯坦、朝鲜和榜末的厄立特里亚。
而公民权利的实际情形是：发一个帖子被跨省、签一个名被传唤；家庭教会常被驱散，牧师频遭带走；更有典型事例为证：作为自由人，胡佳6月份只是想要出家门，被国保殴打，我和秦老师6月份被限制人身自由20余天；网监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军队，警察，频频用于国内“维稳”，真枪实弹地对准拿着矿泉水瓶的民众。公权力如同坦克，信马由缰、大摇大摆地从公民基本权利上碾过，将它们碾碎！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中国的公民权利都无法保障，何况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要想启动政改必须先从放开政治自由和保障公民权利入手。
当然，放开政治自由和保障公民权利只是向宪政民主制迈进了一小步，要想最终实现宪政民主制，回归以普世价值为框架的世界文明主流，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理性反对派与公权力博弈并制衡。否则，政治改革必然会流产，最终导致陷入长期混乱分裂的局面。
政改启动之后，就政治层面来讲，主要可以搞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从基层选举扩大到高层选举，第二，人大机构自身的改革。只有选举才能真正强化人大的地位和权力，使人大能够真正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当然这两条途径实现的前提是北京政府必须愿意下决心诚心改革，而不是抱着权力不想放手或者“抱着炸弹击鼓传花”。
政体改革的核心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改革，而这些改革之前的改革，就是首先要进行选举改革。因为民主的根本之策就是选举，只有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才能够确保民意不被强奸，确保公民的权利不被大面积践踏，舍此之外别无它途。
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太低”的论调不绝于耳，认为选举会影响社会稳定，这种观点若在建国之初还说得过去，然而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60多年，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在大唱“大国崛起”的高调，并且中国的gdp也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主旋律已经在得意洋洋的宣传中国不久就会成世界老大了，再说“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太低”还能骗得了人吗？
我国的选举制度，迄今还停留在已经灭亡了的前苏联水平，应该说，通过60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应该使每个人都有对最高权力的选举权了，而现在它还在搞所谓的间接选举，这不是在顽固的步苏联覆辙吗？时至今日，如果再不进行变革，实在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关于选举改革，从基层选举开始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基层选举稳定了，再逐渐向高层选举过渡，即从村级选举到县级、市级再到省级，最终实现全民普选国家最高领导人，这种选举的递进式改革，在逐步释放社会压力的同时，让民众有机会学会过民主生活——毕竟，民主只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才能成为不可动摇的制度体系。为此，就必须和政治反对派一起，制定一个大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如此方可安抚社会，使今日中国已经形成的高压态势在逼近临界点之前就把大量的可怕能量释放出来，使当局可以相对从容的推进政治改革，当局的善意也容易被社会接受，从而使中国避免步罗马尼亚、利比亚、叙利亚的后尘。
有一种流行的正统观点认为，在中国搞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影响稳定，这种观点是反对扩大民主选举的似是而非的理由。他们认为今日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人心思定，很怕动乱，宁可民主少一点，不能没有面包，这一观点很吓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民主选举的实践充分证明，民主选举不但不会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变“治”。如1991年初的山西省河曲县城关镇岱岳殿村的选举、河北省雄县葛各庄的选举都是非常成功的实例。当然并不是说农村民主选举都搞得好，不存在问题，农村选举的乱和治与官员的观念有很大关系。选举由乱到治关键需要官员转变观念，更需要当局勇敢决策。说白了，对当局来说，推行公正选举已经是断尾求生的最后一招，如果长期没有民主选举，贪官暴吏必然会逼反全民，玉石俱焚只是时间问题。
县级直选人大代表从80年代就纳入了法律范畴，至于县一级的行政长官的直选却从来都没有提上过议事日程。从法律上来讲，中共党组织和人民团体可以提出人大代表候选人，选民也可以联名提出候选人。但是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就基本上能当选，选民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当选的却是例外，这里面就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没有建立代表对人民的责任制。因此在推行直选的同时，就必须使人民代表专业化，必须让他们直接对选民负责。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人民能不能搞选举，而是很多地方公民自发的进行参选，却反而遭到当局的残酷打压。如湖北潜江市姚立法1998年竞选县人大代表成功，他当选后，根据民意做了很多事情。然而，姚立法近年来不仅不能再参选，就是人身自由也因此被大大限制。再如2011年以来，从江西新余市独立参选人刘萍开始，全国有大量公民主动参选，结果竟然遭到当局的全面封杀，多人因参加选举遭到残酷打击迫害。显然，这种区县级直选被打压的状况实在令人痛心，因为长此以往它不仅堵塞了公民的参政之路，从而为中国走罗马尼亚、利比亚、叙利亚之路埋下了伏笔，而且使当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历史，也使中国黎民离兵薶战乱流离碳涂又近了一步。
所以，无论是从主权在民来看，还是从使统治者免遭灭顶而言，以及最重要的使黎民百姓免遭碳涂来说，从速开始兑现政治权利，自下而上的逐步推进直接选举，以十来年为过渡，实现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全面普选，已经是中国政改的当务之急。
其次是立法机构即人大机构自身的改革。
人大为什么要改革？
首先我们来看看西方的“人大代表”做的事情。在西方国家，社会的各种矛盾靠向议员投诉解决，每个国会议员就相当于我们的人大代表，他们都各自有一个“信访办公室”，帮助消除社会矛盾。美国国会议员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起草法律议案的，另外一个办公室在他的家乡，负责接待选民。他每周必须回去一次，去选取处理那些信件。
我们国家人大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从宪法上讲，人大有监督政府的权利。因为政府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是人就会犯错，如果政府不接受这个意见，那就是很不明智的，是缺少现代政府观念的。人大代表通过法律途径，在人代会期间提出批评和建议，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和表决是有法律上的免责权的。保证人大代表的监督权，就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批评政府。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的人大代表却除了开开会，举举手，什么也不做，像倪萍那样的人居然说提不同意见投反对票是“添乱”，这种表决机器人能代表哪个公民的利益？还有一个叫申纪兰的山西人大代表，居然从第一次人大到现在每一届都“当选”，也对国家那些完全自相矛盾的政策毫无例外的都投了赞成票，这种人除了利用人大代表的资格为自己捞取利益，还能起什么作用？
现在的人大制度，还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制度。但是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人们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就使得人民对人大的不满意度越来越高，或者从正面来说，人民对人大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然而，人大却仍然处于上述状况，这就使它面临一个艰难抉择，——如果不想因为背离民意而被唾弃从而另起炉灶，就必须幡然悔悟改弦更张使之名副其实!舍此之外，它别无选择。
综合以上两点就是，人大本身不能发挥作用，主要因为人大代表没有一个完全选举的制度，没有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代表还是组织安排的。他们只希望争取组织的信任，而不是选民的信任。如果是人民选的代表，就必须考虑人民的利益，发言和表决，是不是反映了选民的意见，民众都知道。他们必须依着民众的意图说话办事，这就靠选举制度起作用。与此同时，社会矛盾要靠人大会议来解决，公民的投诉要靠人大代表来解决。而我国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老百姓的小事变成了大事，而且当地解决不了或者不给解决就跑到北京去，上访的群众经常聚一大群，而且上访户被关被打的情形也是很普遍的。社会这么多事，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就是民主机制不健全，即没有建立代表与选民的责任制度。
因此，人大制度的改革应该从选举改革开始，只有通过选举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才会真正对民众负责。才能够保证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权落到实处。
那么，通过选举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机构本身又该如何进行改革呢？
人大代表要有效发挥它的作用，使它比较有能力，除了通过选举产生有足够代表性的代表外，还需要做三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要有足够的会期。作为一个代议机构，它的强弱和它的会期有关系，因为它是靠开会行使权力的，会期太短，能力肯定比较弱，会期长的话，能力就强。二是要有人数的制约。众口难调，人数越多，它的能力就会越弱，要集中一个意见就越困难。三是要让代表专职化，行政和司法官员不能兼职人大代表。在民主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官员不能互相兼职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为如果互相兼职，他们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不可能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保障公正。
我国现在的人大，从人数来说有3000多人，这样就减弱了每个代表的能力，会期太短，减弱了人大机构整体的能力，而且很多人大代表是兼职，有其他职务的工作，特别是很多领导干部都是人大代表，你想他可能长期离开他的工作岗位坐下来专门就各类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讨论开会吗？因此要延长会期，代表专职化问题就要提上日程。就延长会期来讲，可以一年开两次或三次会议，每次会议时间的长短根据实际情况再行安排，比如春季开会，夏季开会都可以。国外的议会，正常情况下，普遍的做法是一年有半年时间在开会，比较短的至少也有一个季度在开会。只有保证会期的时间和开会的质量，才能够对各类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除讨论各类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外，人大还有很多方面的事情要做，比如立法、审批决定预算、重要的国家政策等，这都要经常开会花时间讨论。仅审批决定预算就要花很多时间反复讨论。所以，真正要让人大发挥作用，就必须这么做。
因此，要提高人大代表的能力，就要在直选的基础上减少人大代表的数量，延长会期，让代表专职化。
顺便指出，我国的人大代表只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实际上根本不能发挥它的作用，而恰恰是各地的信访服务中心替代“人大代表”成了民众反应问题的机构，而信访服务中心也只是象征性的充当了一个反映问题的机构，实际上是制定不出任何有效的方案的，因为“信访服务中心”其实也是忽悠民众的一个虚设的机构而已。这样重复职能机构的现象不仅仅于事无补，反而增加了财政负担，拿着人民的纳税钱豢养了一批批不作为的公职人员。
关于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是更为复杂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它们本身涉及的方面还需要在实践中集思广益，不断探索和积累才行。
总之，中国的改革迄今为止只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给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已经不是靠修修补补能够解决了的，首先必须确保政治自由，而实行全民普选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则是根本，至于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离，也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在这篇短文里就不必探讨了。
刘逸明：江泽民出书与“十八大”
众所周知，在江泽民时期，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完全停止，倘若不是因为邓小平南巡，经济改革或许也会在江泽民时期画上句点。江泽民时期，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下岗工人和农民度日如年，而官场的腐败则高歌猛进，形成了几乎是无官不贪的局面。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程度每况愈下，“文字狱”再度兴起。所以这些都有据可查，均饱受海内外舆论诟病。可见，江泽民执政时期，实际上是开历史倒车。
江泽民能够在1989年登上中共总书记宝座，跟“六四”大屠杀有莫大的关系，倘若不是因为学潮引发高层内斗，很难想象江泽民还能成为一匹政治黑马。然而，就是这一政治偶然，却被张挺说成是历史的必然，似乎当年的中共总书记非江泽民莫属，张挺的溜须拍马功夫可见一斑。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虽然已经卸任，但依然时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唯独在去年中共九十周年大庆时蹊跷缺席，结果引发外界猜测，有港媒一度传出江泽民“死讯”，但这一乌龙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大庆时被彻底证伪。那之后到如今，因为没有大的庆典活动，江泽民没有直接露面的机会，但是，媒体仍然时常出现有关他的新闻。
“死去活来”的江泽民其后依然退而不休，不仅为扬州泰州机场题字，而且还会见星巴克高管，最近又出版了《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一书。江泽民在卸任之后不忘著书立说，迄今为止已经出版多部著作，有些著作甚至还是在海外首发。在“十八大”前，江泽民再度出书的这一举动被广泛视为是在显示其尚存的影响力，舆论推测他将对“十八大”的权力布局产生影响。
今年的8月17日是江泽民86岁生日，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一名资深媒体人消息称，相关人士此前曾将江泽民写的一篇文章交给《人民日报》，准备8月17日发表，以庆祝江泽民86岁生日，但《人民日报》并没有如期刊出。不过，在四天之后的8月21日，《人民日报》却高调刊登了原电子工业部部长张挺的文章《登高望远天地阔——写在〈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出版之际》，高度评价江泽民在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所作的贡献。
江泽民的这本书才刚刚出版，张挺就能迅速得到并撰写读后感，实际上有些不合常理。最大的可能或许是张挺在此书尚未上市时便看到了该书的内容，而提前让他看到此书的就是江泽民。“太上皇”让你看自己的著作，你总得写篇读后感给予高度评价，并向其他人推荐吧。这可以说跟中国其他人出书的套路一样，书刚一上市甚至在书还未上市的时候，就让人写好书评，为书造势。
《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一书毕竟不同于此前的《江泽民文选》，被各级党政机关奉为《圣经》，被全国媒体开足马力宣传。这本书上市，估计一般的读者只会翻阅而不会掏腰包购买，不过，在党政机关，它依然会有一定的市场，总而言之，通过《人民日报》的宣传，它依然会有比较好的销量，只是无法跟《江泽民文选》同日而语。
看到江泽民出书，自然让人联想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已坐稳了江山，国力十分雄厚。著作郎邓世隆不失时机地提议编辑出版《李世民文集》，此提议得到了朝野上下一致的赞同和欢呼。李世民却说，我的政文，如有可取之处，史书必记录在案，永为不朽。如无可取之处，败坏了朝政，虽有词藻，也会被后世所笑，没必要出书。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但是政治上不作为、乱作为，当了亡国之君。都说江泽民勤奋好学，应该熟悉这段历史，不知道他在看到李世民的这番话时作何感想。实际上，不出书的帝王并非只有李世民，还有尧帝，史臣说尧“钦明文思”，孔子说尧“焕乎其有文章”，可见，尧的文字水平可登大雅之堂，然而，尧也未出文集。
张文全文洋洋洒洒接近四千字，虽然看似情真意切，实际上却摆脱不掉溜须拍马的俗套，除了吹捧还是吹捧。文章将江泽民誉为“开拓务实的改革家”和“具有敏锐历史意识和深刻战略思维的领导人”，当然，对江泽民的溢美之辞还远不止这些，总之，让人觉得名不副实和头皮发麻。
按说，张文既然是推荐江泽民的《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一书，更应该围绕这本书来写，事实上，这篇文章名为荐书实为荐人。没有对书的内容进行太多的圈点，反而将江泽民吹得天花乱坠。对于那些不谙世事的读者来说，如此行文或许真能让人对江泽民五体投地，但是，对那些对江泽民时代有深切感受的人来说，那些溢美之辞却经不起推敲。
众所周知，在江泽民时期，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完全停止，倘若不是因为邓小平南巡，经济改革或许也会在江泽民时期画上句点。江泽民时期，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下岗工人和农民度日如年，而官场的腐败则高歌猛进，形成了几乎是无官不贪的局面。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程度每况愈下，“文字狱”再度兴起。所以这些都有据可查，均饱受海内外舆论诟病。可见，江泽民执政时期，实际上是开历史倒车。
江泽民能够在1989年登上中共总书记宝座，跟“六四”大屠杀有莫大的关系，倘若不是因为学潮引发高层内斗，很难想象江泽民还能成为一匹政治黑马。然而，就是这一政治偶然，却被张挺说成是历史的必然，似乎当年的中共总书记非江泽民莫属，张挺的溜须拍马功夫可见一斑。
江泽民希望在其生日时通过《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应该是实有其事，因为未能如期发表，所以其文章内容外界不得而知。其实，熟悉官方媒体潜规则的人都清楚，江泽民的文章能否在党报上发表，不是报社负责人所能做主的，就如李鹏的《六四日记》，最终被高层否决，只能在海外出版。张挺的这篇文章在经《人民日报》发表后，虽然转载的媒体甚多，但所处的位置却并不显要。新华网在当天没有将该文放在封面报道和新华聚焦栏目，而只是放在新华时政栏目当中作为普通新闻呈现给读者。
江泽民的文章被拒发，这在江泽民主政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年的江泽民一言九鼎，而如今，虽然高层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却是各怀鬼胎，都想在“十八大”上分一杯羹。江泽民虽然已经卸任中共总书记以及其它重要职务多年，但依然是有心恋栈，他希望发文名为庆祝生日，实际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江泽民的文章难见天日就不足为奇了。
不管怎样，这个生日对于江泽民而言是比较郁闷的，不过，新书才出版和其后张挺的文章或许是对他失落心情的一种弥补，当他看到张文时，江泽民或许会为连篇累牍的高度评价心花怒放。
“十八大”即将开幕，外界对此充满期待，不是因为此次党代会能让中国的政治体制脱胎换骨，让中国底层民众走出水深火热的境地，而是希望观摩此次权力盛宴的分配情况，看看九大常委或七大常委的职位究竟鹿死谁手。江泽民不甘寂寞，只要身体状况尚可，估计到时候他又会在会场亮相。
王文江：现代文明的价值构成
在公民的諸多权利中，政治权利位居之首即政治权利在所有权利之上。现代文明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历代英勇的民主信徒与社会进步力量不断推动的结果。民主是一个永不死亡的理想，民主价值取向反对极权专制，提倡公民自治共同体来源于公民投票。民主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否定自由的结果必然导致专制与独裁。无言论自由公民就无法表达自己意愿，无结社自由，政治生活中竞争将变得虚无。现代文明的蓝图应该是，民选政府、自由与公正选举、平等的选举权、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反对政府和结社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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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借助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追溯历史发展的源流，寻找人类社会的终极原理。
秦始清亡，期间，曾有过暴秦、强汉及盛唐等等，但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统治的末日，可谓一顶顶王冠落地，一个个王朝覆灭。究其原因，一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任何一个王朝的终结都不在于经济的衰退，而在于政治的黑暗。政治的不清明必然导致统治者将人不当人且视为蝼蚁而自得。王朝的崩溃与统治者陈腐意识的固守和政治制度的独裁无法分割，因为历代封建君主专制都不能赐给人民雨露与阳光。
现代文明的构成应首推为共和政体，且需名副其实。那些打着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如朝鲜等）是欺世盗名与对人民的公然愚弄。共和要求天下为公，政权公共、政治公用及政府公立暨共有、共享和共治，而非独占、独享与独裁。共和与独裁势不两立
任何执政者都不能永不退休，世袭罔替，要有期限与改选，即使连任也应设有期限，期限一到交给新的当选者，新当选者期满又将权力让位于更新当选者，如此定期改选换届，不世袭家族、一人独占或少数政治集团独占，才是事实上的主权在民。共和体制下的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都有机会和可能通过和平、普遍、自由、公平、平等和透明的竞选方式获得执政权并为国家和全体公民服务，同时受之监督，这就是民主体制的魅力所在与人心所向。
共和反对权力的一家代理、一人代理及一党代理，不允许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独霸权力。权力应该民授亦即主权在民，而不是君授、神授或自封。而独裁不容忍别人与自己共享权力，不允许异己政治力量存在，断然不承认自己也会被取代，不情愿地怀疑或接受王朝的兴衰与权力更迭的历史规律。
现代文明是以民主的形式完成了共和赋予的使命，以理性的名义实现了宪政体制，而成为至今最完美的社会表现形式，因此，宪政民主政体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南与历史的坐标。
限制政府的权力，扩大和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只能以宪法为依据，受宪法制约，一切无视宪法规定或任意地侵犯公民自由与基本权利的专制主义行为都是政治文明的倒退并与宪政格格不入。
宪政民主为大众福祉和人性解放而战，而独裁专制为少数权贵的独占及特权开道。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现代文明是从专制主义迈向宪政开始。而既得利益者，专制的受益者及专制的维护者们与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潮流产生深刻的冲突，这些旧势力的反动者们拼命反对公民一律平等的民主制度，痛苦地缅怀和极力维护等级特权的旧制度，他们无视社会分化进程的历史原因，不能摧毁设在其心目中的实行多少世纪的极权国家的现实体系，维护保守、陈旧的道德制度，欲想如何延长摇摇欲坠的专制体系，甚至复避旧的国家秩序。
与现代文明并行的宪政民主体制，是民众通过参与改革社会结构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的一切专制与特权的倒行逆施都是对正义的人类尊严的伤害。
宪政具有伦理与社会价值，自由、平等和正义推动了政治进步并走向更高阶段，宪政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的梦想，而即将变为强大的不可否认的现实。现代文明所闪现的宪政民主的火花，正在激励并将继续激励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情，宪政民主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原动力和永恒真理，写下了人类思想政治发展史上不朽的新篇章。
社会进步与否和制度有关，专制制度将直接导致资源和财富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或占有，其中不仅是国家，连同民众的财产权与政治权等都可以成为专制者掠夺的对象，在专制体制下权力成为无形的财产和有价证券，赎买与出卖。诚然，无任何一个政权或制度会提倡腐败，但事实却证明专制越甚，掠夺越烈。虽然社会不公等消积现象是制度的必然产物，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统治者在人民利益与集团利益之争中更愿意选择后者，这是专制者的诉求。统治者不愿放弃专制，因为一旦放弃专制，权力也将土崩瓦解。因此在无宪政民主体制下的任何对权力的所谓监督及对这种监督的设计都是徒有虚名，掩人耳目。
专制的权力来路不明，政党、政权等都是抽象的符号，而利益的诱惑却使权贵的欲望横生与自我膨胀，并集体走向了罪恶的末路，而将国家腐蚀一空，最后一并垮掉。尽管这不是统治者的愿望与初衷，但事实却是并将继续证明如此，这是专制体制使然。
专制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设计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是空洞的共产主义说教，另一方面是个人利益的现实召唤，而充当二者间的政治体制又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利益是现实而具体的，说教是空洞而遥远的，专制不愿放弃已取得的权力空间，久久地徘徊在民主宪政的大门之外。使社会政治发展的脚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宪政民主体制依赖于政治道德的力量，而政治道德是以权力和民主自由程序为起点的。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是所有权利的来源，在公民的諸多权利中，政治权利位居之首即政治权利在所有权利之上。现代文明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历代英勇的民主信徒与社会进步力量不断推动的结果。民主是一个永不死亡的理想，民主价值取向反对极权专制，提倡公民自治共同体来源于公民投票。民主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否定自由的结果必然导致专制与独裁。无言论自由公民就无法表达自己意愿，无结社自由，政治生活中竞争将变得虚无。现代文明的蓝图应该是，民选政府、自由与公正选举、平等的选举权、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反对政府和结社权等。
现代文明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而政治自由又是现代文明体系中的一颗灿烂而耀眼的明珠。显然，政治自由是在个人和国家间展开的，在通往自由的征途中，社会正义为保障平等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平等的自由必须还要有一部正义的宪法作为保障，当平等的自由原则运用于正义的宪法规定的政治程序时，到那个时候则所有公民就具有平等参政的权利了。有了政治自由公民就有权利批评政府和不平等特权并受法治的保护。同时公民对非正义有和平抵抗与良心拒绝接受的权利。
一个政治进步的国度，一个社会文明的时代，宗教、哲学与道德不会消失，这是民主社会大众化永久性的特征之一。在现代多元社会里，由一个公认的正义观作指导，建立一个符合立宪政治的正义观，通过公众对合理正义观的一致认可来达到稳定与统一和社会的理想状态即只有实现社会正义才有和谐稳定可谈，这是制度的正义，是人类善的使然。
公民对制度的忠诚是建立在公民对维持社会结构和政治正义观的共同接受之上，古人将善作为接受的基础，当代人则将权利作为唯一可行。
当今社会理性特征是多元、怀疑与批评，而如何在多元理性中获得共识和追求的一致，这就是自由的普世价值。虽然有些事物是不证自明的，但在一个理性批判与怀疑的时代中，有些需要证明，如专制主义与专制体制，因为非正义的专制主义与专制体系从来就不是文明，它背离了人与社会的根本属性，以垄断和等级取代公平与竞争，扼杀自由的天性与发展的空间，使社会生命失去了活力与原动力而窒息，更与合理的、现代文明社会要求相差甚远。那种以文明多样性混淆和颠倒文明，不是自欺欺人，就是胡言乱语。因此一切不与专制分离的改革也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现代社会撇弃权力垄断、等级桎梏与束缚，使权力向全社会开放。普世价值学说担当起了这个历史的重任，并与政治进步一起成为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的代名词。自由与人权享受的程度是人类是否解放的普遍标准与不二指数，是判断一个国家政治的前进与倒退、社会的文明与野蛮、制度的先进与落后、主张的进步与反动和值得尊重与否的鉴别器。
现代文明是权利、自由、法治及宪政的集合体，人是现代文明唯一的指向对象，所有与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相背离的制度设计都将走向历史的反面。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胡温执政十年，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如执政党所津津乐道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从10年前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国政府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但是正如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10年同样滋生或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如：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城乡矛盾、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等等，而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未能推进有效民主，“还权于民”，致使执政党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邓聿文：比成绩还多的问题
——胡温的政治遗产
如果不讳言的话，这10年同样滋生或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从中共自身来说，最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共在带领人民走向总体小康和富裕的同时，由于未能解决在这一过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愈益严重的腐化，以及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和满足民众对还权于民的需要，致使中共自身面临着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来源：财经网
上文从历史的维度阐述了胡温执政10年所取得的成就。总的来说，在这10里，中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和进步。然而，正如上文开头所说，成就的背后也意味着问题。如果不讳言的话，这10年同样滋生或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从中共自身来说，最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共在带领人民走向总体小康和富裕的同时，由于未能解决在这一过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愈益严重的腐化，以及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和满足民众对还权于民的需要，致使中共自身面临着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除此外，从中国的现代化角度考量，胡温10年至少在以下问题和事情上未能取得进展，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后退。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有大的进展，内需主导型的社会还未形成；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未能出台，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房地产的调控虽然进行了几轮，但效果迄今不是很明显；社保体系和制度尽管建立，但还处于低水平；户籍改革未能与公共服务剥离，导致城市化虽然快速推进，但农民工仍被堵在城市之外；人口老化严重，人口政策滞后于社会现实；环境污染未见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有待破题；教育行政化日趋严重，教育思想需要根本变革；科研虽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但基础研究和原创成果较少；社会道德体系正在瓦解，核心价值观缺失；社会分化和固化加剧，官民矛盾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还很低下；未能有效培育和壮大一个中产阶层，等等。下面择其要者分析之。
第一大问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社会的建立上，未能取得实质突破。本10年虽然经济总量成功进二，但这是在经济结构扭曲和粗放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无法抵御外部经济的变动，对长期发展构成损害。必须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和资源消耗转向在创新基础上的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解决经济内部的再平衡问题。然而，受制于包括地方在内的利益集团的牵制，这10年在该方面做得很不够，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为保增长，放松了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
第二大问题，未能有效涵养、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现代国家的发展证明，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石。但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尤其是社会要形成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阶层结构，国家在收入、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就须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在这10年，受益于经济增长，从收入角度看，中产阶层的人数有所扩大，但中产阶层的人数增长，远落后于经济增速，原因在于，这10年未能建立起有效培育中产阶层的机制。例如，收入分配改革迟迟不能推进，致使贫富差距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低收入者很难上升到中产阶层；高房价更是吞噬人们的消费能力，使人们难以过上中产阶层的体面生活；一跌再跌的股市，将很多人套牢，不仅未能取得财产性收入，也打破人们的中产之梦。这样的例子很多，而在上述诸方面，国家原不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第三大问题，户籍鸿沟仍然存在，城乡差距仍在扩大。户籍曾是国家控制人民尤其是农民自由流动的最主要手段。本10年城市化虽然得到快速发展，人员流动也大大加快，但由于户籍与城市的公共服务紧密捆绑在一起，并关乎地方财政和经济增长，因此，其改革进展一直不大。一些中小城市虽放松了户籍控制，可进入门槛很高，广大农民工还是不能融入城市，转换身份。户籍改革的滞后也带来了城乡矛盾、土地财政、失地农民等一系列问题，农民的权益在城市化中被严重剥夺，以致使中国在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上演化成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的三元结构。
第四大问题，人口政策严重落后于现实，人口结构快速老化。生育权是人们的基本人权，但在这10年，仍然坚持僵化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不仅使得人口结构快速老化，人口红利快速消失，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养老水平的提高，也导致失独、性别失调等社会问题。因计划生育而导致民众权益被践踏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上演。
第五大问题，教育和科研的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层化趋势未见好转，扼杀了人才的创新能力。教育和科研是一国的基础工程。这10年在教育和科研领域虽然有大发展，但重量不重质，杰出人才和原创研究都比较少。从而不利于创新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教育的行政化倾向未能得到根本扭转，甚至还有所强化，教育思想也呈现严重功利化倾向，以论文数量为衡量标准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也日益强化，这些都扼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第六大问题，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环境问题未有改善。粗放式发展的一大恶果，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在这10年，各地上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致使人们生存于中的家园，被严重破坏，环境全面恶化，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乃至生命本身都受到污染的威胁。此外，在这10年里，因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日渐增多和激化的趋势。生态文明建设受到考验。
第七大问题，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体系。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中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总体而言，中国是一个人均能源短缺的国家，能源严重依赖外部供应，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多样化的能源供应渠道，中国将严重受制于外，影响发展大局。在这10年，虽然中国积极拓展外部市场，也大力开发新能源，但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网络，也保证这个网络的军事力量，新能源的开发也仅仅刚起步。
第八大问题，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一个社会，若道德底线不断沉沦，人格分裂，人心不受基本的是非和羞耻制约，以利益为全民族追求的目标，这样的社会也就退化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这10年，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道德也在全面滑坡，旧的道德体系已经崩溃，革命时代建立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要求的现代道德体系未能建立，尤其缺乏一种能让全社会认同的主导价值。这是社会产生精神和信仰危机的原因所在。人心的危害是长久和潜移默化的，这10年未能遏制这一趋势。
第九大问题，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这10年，虽然话语权有所增强，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的主张和目标，但未能有效把它落实为行动。原因在于，中国的外交只有原则和目标，缺乏战略规划和议程设置，以及推行的意志力。在外交思想上，不能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自身实力，调整外交方针，而拘泥于“韬光养晦”，自缚手脚，使外交不能体现和反映已经壮大的国力，这尤其体现在用救火式和维稳式的思维来处理一系列国际争端，导致中国的国际环境日趣严峻，也严重挫伤了国人的信心。
第十大问题，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这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但正因为最重要，解决起来也特别困难。从各国政治现代化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情况看，要一步到位推进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不可能的，还权于民有个过程，需要慎重设置，但是，至少应该给人以希望，以一些实际的行动来体现执政党的诚意，不能因为困难就裹足不前。在这10年，虽然胡温也在强调民主、自由、法治，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实际进展有限，民主推行不力。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另一时代的开始。胡温因各种原因，未能在这10大问题上取得积极的进展，继任者如何解决它们，解决的程度如何，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所以，需要我们有危机感。
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人民日报：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党的十七大以来政务公开工作情况综述
n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到有效保障
n 大力推行决策公开、公众参与，权力行使更加规范有序
n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让群众从政务服务中受益
“仅仅一天，就有这么多中央部委公开了自家‘账本’，动作之快的确出人意料！”随着财政部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于今年7月18日率先公布“三公”经费信息，2012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公开的大幕在19日全面拉开。截至目前，已经有95个中央部门公布了本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人们普遍感到，与2011年第一次公开“三公”经费相比，中央单位回应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更加积极主动、标准更加统一规范、内容更加详细具体。“三公”经费公开已经成为政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是政务公开工作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狠抓落实，政务公开工作内容更加丰富，领域不断拓展，法制化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到有效保障
一名普通公民，只要想知道的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就可以依据一定的程序申请，获取他想了解的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施行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在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中坚持的重要原则。2010年至2011年，各地区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145万多条，国务院各部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66万多条。各地区各部门普遍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受理渠道，答复信息公开申请做到依法有据、严谨规范、慎重稳妥。2011年，各地区办理依申请公开事项130多万件，中央部门办理依申请公开事项3000多件。
向社会公开政府部门的预决算情况和“三公”经费，才能让群众知道政府究竟把钱花在了哪里，该不该花这么多的钱。2011年，共有92个中央部门公开了年度预决算，98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省市公开了“三公”经费使用情况；今年，已有95个中央部门更加及时、准确、详细地公开了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北京、山西、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9个省（区、市）及大连市公开了“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切实增强了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山洪泥石流等重特大自然灾害的抗灾救灾、恢复重建以及筹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情况的信息公开，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各地区各部门在因地制宜地运用好传统公开方式的基础上，还积极探索服务热线、政务微博、手机媒体、网络平台等信息手段，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
大力推行决策公开、公众参与，权力行使更加规范有序
2012年底，北京市地铁6号线一期即将运营通车，这让住在6号线地铁沿线的定福家园的业主们十分期待。早在2007年6号线建设初期，有关部门就曾经到小区专门听取居民意见。当小区居民听说地铁全线只有他们小区附近3站为高架形式，其余均为地下运行后，他们立刻提出了将整条线路全线地下运行的建议。在多次以公开信的方式向北京之窗、北京市交通委等有关部门反映后，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重视，最终6号线改为全线地下运行。
大力推行行政决策公开，落实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和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更加注重听取多方意见建议，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和程序规则，有效促进了各级行政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严格履行职责。北京、上海、重庆、湖南、广东和公安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地方和部门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出台、重大项目立项等，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云南省自2008年以来举行重大决策听证4277项，组织重要事项公示11万多项，发布重点工作通报17万项。
大力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全面清理和明确各类职权，科学编制“职权目录”和每项职权运行“流程图”并向社会公布，做到依法确权、科学分权、公开示权、有效控权，破解行政权力监督制约难题。2011年，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对党的机关、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进行部署。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中央国家机关91个部门和单位采取不同形式开展了这项工作。财政部、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审计署、人民银行等部门在细化权责、完善程序、规范流程、拓展载体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创新。积极开展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建立健全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领域的裁量权基准制度。江苏省市县三级全面清理规范行政权力29万项，制定自由裁量基准21.8万个，并向社会公开。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让群众从政务服务中受益
“过去跑断腿的事，现在只要动动嘴，就有村干部帮忙替咱办，真是太方便了！”浙江省在2011年10月实现了村村都有便民服务中心，真正做到了让老百姓“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设立政务（行政）服务中心2912个（含各级各类开发区设立的服务中心），其中省级10个，市（地）级368个，县（市）级2534个。30377个乡镇（街道）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占乡镇（街道）总数的70.3%。全国省级政务（行政）服务中心去年办理各类审批和服务事项227.7万多件，办结率达98%。同时，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发展电子政务，搭建集网上审批、在线办事、电子监察、投诉受理等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浙江省50个省级部门（涉密部门除外）的721项行政许可事项、101个市县的29122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电子监察系统并实现联网运行。安徽、江西、湖北、宁夏等一些地方依托政务服务中心，加强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设，逐步将建设工程招投标、土地和矿业权交易、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药品集中采购等纳入平台集中交易和管理，确保公共资源交易公开公平公正。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基层政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将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实现服务范围全覆盖、服务流程无缝对接、服务质量群众认可。一些地区在大力削减审批事项的同时，整合基层公共服务事项，推动省、市两级把县（市）级能够审批的事项主动下放。对一些与基层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通讯通信、供水供电、农资补助等民生事项，许多地区都实现了由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或服务窗口来办理，浙江等地还实行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免费代办制，在人口分散、交通不便的地区开展定期上门服务等，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优质服务，把政策落实和群众问题解决在基层。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以及医院、学校、环保、公交、公用等公共事业领域，特别是基层站所，认真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拓宽办事公开领域，依法公开办事的依据、流程和结果，做到便于群众知情、方便群众办事、利于群众监督。
来源:人民日报
安邦咨询：中国经济政策正向危险的方向前进
自7月份经济数据公布以来，国内市场信心越来越悲观。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环境恶化。8月份出台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继续变冷，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785亿元，同比下降2.7%。其中，国有企业领跌12.2%。汇丰中国PMI指数8月初值跌至47.8，创下九个月来的新低，而且连续第十个月处在荣枯分水岭下方。在微观层面，银行和企业的感受更加直接：生意不好做、利润大幅下滑甚至亏损、应收账大量增加、银行坏账开始增加……这些迹象都显示，中国经济环境在全面转冷。
对于今年的中国经济，安邦研究团队持谨慎看法，一是认为2012年的情况要比过去复杂和困难，二是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出大问题，更不会出现“硬着陆”。整体来看，全年经济增长应该能达到8%左右。随着坏消息越来越多，安邦的不少企业和银行客户纷纷询问：今年中国经济到底会滑到什么地步？你们此前的看法是否太乐观？有一部分客户甚至表示，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能到7%就谢天谢地了。
的确，我们是做出过中国经济不会大跌的判断，现在我们也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但是，我们的这一判断是有前提的，即中国的政府部门和政策都要按部就班地来运行和执行。换句话说，在正常的经济运行和正常的政府运作之下，中国经济没什么大问题。
然而，正是在政策部门的运作上，最近一段时间似乎出现了问题。有市场人士认为，在整体经济数据的一片低迷中，中国官方的决策似乎显得有些“混乱”，目前的政策摇摆将会加大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很显然，市场开始质疑政府的政策调控能力了。在我们看来，政策部门最近在政策调整上的缓慢和迟滞，正是让市场悲观的最重要的原因。
近期，安邦研究人员曾就一系列政策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在信贷资金投放上，安邦研究人员曾表示，8月和9月是中国释放货币资金的最后时机，超过这一时刻，对于全年稳定经济增长将会有负面影响。我们的估算显示，如果在8、9月份释放的货币资金能够达到2万亿－3万亿，则中国全年经济增长将可维持在8%左右；否则，全年经济增长将会逼近安邦以往设定的安全线7.8%。而一旦低于7.8%的GDP增长率，全国经济形势将呈现一片颓势。
在“稳增长”的政策上，安邦建议中国政府应该从金融上找抓手，具体而言是动员“国家队”入市，维持股市的热度，一是可以吸纳市场多余的流动性，减少通胀的推动因素；二是使国内股市保持投资价值，让投资者增加财产性收入，这也会间接增强市场的消费信心；三是增加中国股市对各种资金的吸引力，减少在经济放缓时资金外流的趋势；四是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地”的形象相互映衬，吸引外资流向中国市场。
在产业政策上，安邦建议中国应该优先发展那些能有效解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符合转型策略的产业，而不应该一窝蜂地扑向战略新兴产业。我们并非不支持新兴产业，而是说地区的主导产业更应该支持。因为地区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对各地GDP的形成至关重要。
在就业政策上，安邦建议越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政策上越不能胡来。就业是宏观经济中的重要问题，政府在政策上不能鼓励裁员，但更不能胡来，如近乎强迫地要求企业加薪。诸如大幅提高最低工资保障线，在经济形势不好时就是缺乏宏观意识的举动。这方面应该采取共同商讨的办法，与员工达成降薪保职的协议，共渡难关。如果不这样做，很可能失业率会急剧上升，问题和压力就更大了。
2012年的中国面对很多特殊事件，又是十八大之年，政府在国内外事务上都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但越是形势复杂的时候，越要在经济上做事。只要经济稳定了，社会其他方面就会稳定。对政策部门来说，千万不能出现“不作为”的现象，很多该出的政策没有出，该做的事没有做，留下了一些政策空窗，问题也因此而积累起来。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政策再迟缓也会有绷不住的时候，从引而不发变成不得不发，最后甚至一下子被迫出台又一个巨额的刺激政策。
虽然中国“稳增长”面临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如改革问题），不能在短期内见效，但在做事上，越早越好、越早越主动。近期，政策部门应对经济下行的反应的确比过去慢了。面对经济压力，政策上不能“倦勤”。如果不能跟上形势，那么政策上就可能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来源:财经网
肖一禾：政府行为越来越野蛮了
——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
“政治更加文明”了，政府行为却越来越野蛮了——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对于这样的认识，全人类基本上没有分歧。中国政治却相反，似乎正在模糊文明与野蛮的界限，而且将“文明”往“野蛮”里面塞。故而，中国“政治更加文明”了，政府行为却越来越野蛮了——中国政治正在日益口是心非化。
“改革开放推动政治更加文明”，这个话是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李建华说的：
改革开放推动政治更加文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建立健全了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构建日益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不断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新华网2012年08月15日)。
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推动政治更加文明”；人们实际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情景：政府行为越来越野蛮了。
野蛮拆迁，这是中国特色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公众对于这道风景线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
政府不怕这样的“审美疲劳”，继续“再接再厉”，并且“更上一层楼”：
大家知道，咱们的人民政府出台了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公开其“三公消费”信息。但是，相当多的政府就是顶着不办。而且，当着公民正式申请政府公开这方面的信息时，湖南一个最基层的镇政府，不但公开拒绝公开这方面的信息，还狗胆包天，狂吠：申请公开“三公”者就是“给政府找麻烦”；“如果老百姓都来问东问西，政府啥事儿都干不成了”（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2012-08-26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是越来越把自家的脸往裤裆里塞了。明明是老百姓要求他们落实国家法定条例，他们却反咬一口“给政府找麻烦”。——这样的政治，文明吗？
公开“三公经费”信息，这本身就是政治文明的一种表现。中国各级政府基本上都不要这样的政治文明。湖南那个最基层的镇政府敢于叱骂申请者是“给政府找麻烦”，就是一种野蛮行政。
这样的野蛮行政，充斥着中国政治的方方面面。比如，违宪行政就不仅仅是湖南那个最基层的镇政府了，基本上可谓各级政府皆然。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瞧一瞧，看看其中有多少条款在空中飘来飘去，人们就会知道，我在这里所说并非虚言：宪法上面明明规定了的，就是让它们在空中飘，如言论自由；宪法上面“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却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如政法委。——这样的政治，文明吗？
李副院长说“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现实是：公民一张嘴，无形铁钳就夹得你动惮不得；公民依法申请政府公开“三公经费”信息，算得上是“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当中的一项吧，结果怎样？
李副院长上面所说的，在中国的现实当中基本上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李副院长说，中国政治“建立健全了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
如果没有任何一位公民实际上参与政府的任何一项决策，“民主”在哪儿？现在的决策，没有党委的点头，其“策”能够“决”得了？“科学”就是党委的点头？
李副院长说，中国政治已经“构建日益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不说别的，我在这里向李副院长提出一个要求：请你公开一下你个人及家庭成员的全部财产状况。因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和很多的公民现在就想监督一下你这位公务员。行不行？卖狗皮膏药没用的！
李副院长说，中国政治“不断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湖南湘潭人廖红波为申请“三公经费”信息公开，就被当地政府叱骂为“给政府找麻烦”。公民倒是想进入“有序政治参与”行列，可政府不让。这是“不断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还是不断缩小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更加文明”了，政府行为却越来越野蛮了——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对于这样的认识，全人类基本上没有分歧。中国政治却相反，似乎正在模糊文明与野蛮的界限，而且将“文明”往“野蛮”里面塞。故而，中国“政治更加文明”了，政府行为却越来越野蛮了——中国政治正在日益口是心非化。
政治口是心非，怎么去“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来源:共识网
何亚福：中国百姓痛苦或居世界第一
西方决没有党派吃财政拿工资!世界国家都知道只有政府公务员有薪水不知道党也拿薪水!正作恶的是中国zf，和以前一样有人血馒头，毒奶粉、计划生育、强拆都是一回事，作恶多端的都是和我们一样的黄皮肤的国人，我不得不说，这是事实，从来如此。
11月15日《新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财政部驳我国税负痛苦世界第二：水平并不高》的报道说：今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与之相关的话题受到关注。14日，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计算，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6.4%，2009年为25.3%。
我认为，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忽视了“隐性税负”这个因素。如果加上隐性税负，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将远远超过上述数据。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和部门巧立名目征收的各种“费”有时候比国家法律规定名正言顺的“税”还要多。根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2009年我国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只有68476.9亿元，其中税收为59514.7亿元，其他收费等项目为8962.2亿元。实际上在此之外，还有预算外表内收费和表外收费12999.8亿元，社会保险金16116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15910.2亿元，探矿权和采矿权出让收入57.35亿元，发行彩票收入1324.79亿元。以上这几项共计114885.04亿元，占当年GDP337313.4亿元的34.06%。
其实周天勇教授还没有提到一种重要的“费”，这就是对计划外生育的夫妇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按照计生部门的说法，社会抚养费属于一种“行政收费”。有人主张把“社会抚养费”改称为“生育税”。取消农业税后，社会抚养费成为乡镇基层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金额，一般为几万至几十万元。下面摘录近期有关社会抚养费的几篇报道：
其一，10月26日《楚天都市报》报道：今年初，黄石市有人举报西塞山区一家酒店老板赵某违法生育二胎，计生部门查实后依法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93.5万元。
其二，11月9日《上饶晚报》报道：上饶市强势推进党员干部、名人富人违法生育查处工作，今年以来，全市共查处党员干部318人，名人富人140人，30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开除公职21人，征收社会抚养费2882万。
其三，11月9日中新网报道：温州永嘉一乡镇办事处副主任金某，在2年时间内为7人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等办理中，收受10张香烟券，总价值达7.3万元。其中，2009年，村民林某妻子计划外即将生育第二胎，林某本人在义乌生意做得颇具规模，被列为社会抚养费高额征收对象，决定对他征收100万元社会抚养费。林某得知需缴高额抚养费后，决定带妻子引产，但其妻子怀孕已8个月，无法引产。林某只好托人说情，找到金某后，希望他可以开开“后门”，降低些数额并向金某承诺，若其在征收社会抚养费数额上给予一定关照之后，另当表示一番。金某接下了这桩“差事”，并接受了林某的宴请和娱乐活动。经过金某的“努力”，需缴社会抚养费从一开始的100万降低到50万，又从50万降低到30万、20万，最后竟只收取18万元。（笔者评语：这篇报道竟然用“最后竟只收取18万元”这种词语，难道说18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还少吗？）
人口学家进行过计算，如果从1980年起，全国所有夫妇都按政策生育，那么到2000年我国总人口为11亿左右。然而，按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我国人口达到了12.6亿，也就是说，有1.6亿是“超生”人口。再加上2000年以后的“超生”人口，那么三十年来中国的“超生”人口总数约有2亿人。2亿“超生”人口，所缴纳的“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总额，绝对是天文数字。缴纳“社会抚养费”，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无疑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有些家庭倾家荡产也交不起。
将来，当中国人口急剧下降时，政府不得不鼓励生育，但这种“鼓励生育”，很可能是征收高额的“不生税”和“少生税”，这样政府部门又可以借机敛财了。
中国老百姓感到税负痛苦指数高，还有一个原因是，税收用于民生的比例过低，一部分税收没有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导致“高税负、低福利”的结果。老百姓纳了税，但涉及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很多费用还得自己掏钱，而相当一部分税收用于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今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香港的GDP比广州、深圳高了不少，但港府征收的税比广州、深圳少了50%以上。而在教育、卫生的开支上，港府的预算又远远超过广深。”如果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中国人的实际税负痛苦指数可能居世界第一。
本文作者：何亚福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学习时报：灰色权力正吞噬人民福利
作者:汪玉凯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相联系，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建立起来。这一点必须首先肯定。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其中以灰色权力为中心的灰色权力地带的出现和形成，已经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值得反思的“三灰现象”
我国市场经济中不仅仅存在灰色权力，还存在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先对笔者提出的这些概念进行一些理论上的界定。
所谓灰色权力，是指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或朋友等，在市场中或者暗地里，通过权力的运作对稀缺资源的获取、倒卖，进行资本运作，或者不公平交易等，以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这里的核心是借助权力的影响力。所谓灰色权力地带，是指在市场过程中围绕垄断、监管等诸多领域所形成的非正当攫取经济社会利益的权力网络。
所谓灰色资本，是指借助权力影响力，获得的稀缺资源的使用权或资本的运营权。灰色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由公权力转化而来的资本支配形态。
所谓灰色暴利，是指通过灰色权力的行使，灰色资本的运作而产生的巨额暴利。这种灰色暴利，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实现暴富的获利行为。
灰色权力的主要特征。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中形成的灰色权力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依附公权力。掌握公权力者的地位越高、权力影响力越大，所形成的灰色权力的能量也越大。二是灰色权力的运用可以是掌权者本人或下级、同伙，但更多的是通过配偶、子女或亲戚朋友间接行使。三是灰色权力的涉猎领域十分广泛，既可以在国有企业，也可以在外资、民资等非公企业。四是灰色权力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掌权者及同伙带来巨额的灰色利益。由此不难看出，灰色权力和灰色资本形成一个灰色权力地带，灰色权力是本，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是末；通过灰色权力，实现灰色资本的运作，通过灰色资本的运作，带来巨额的灰色利益。
灰色权力地带形成的原因。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之所以会出现灰色权力现象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总括起来看，大体有五：一是过多的市场监管和诸多重大政策在不同领域缺乏统一性。如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很多政策往往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再加上政府对经济社会的过多监管和市场过高的门槛，都为灰色权力地带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二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形成的大量权力寻租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导致的国有资本流失。三是对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经商缺乏严格的约束。尽管我们也出台了一些有关限制官员以及官员配偶、子女从事商业活动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大多形同虚设，不能被有效执行。四是享有重要权力的官员的家庭财产，只有申报环节，没有公开制度，躲避开了社会公众的监督，通过配偶、子女将大量财富转移到境外，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2012年6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刊发一篇文章称，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12年间共抓获外逃职务犯罪的逃犯高达18487人，缴获的赃款等共计541.9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问题的严峻性。
灰色权力的危害
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是依附在中国市场经济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其能量、危害不可低估。
第一，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直接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发挥。我们知道，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现象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扭曲着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过程和整体格局，影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正常发挥。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为特征的现象的发展蔓延，有可能导致市场的变形，为权力经济、权贵经济的产生提供可能。
第二，灰色权力的扩张，直接威胁着市场的公平和公正。市场经济本来应该是一种公平竞争的经济形态，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都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约束自身的行为，通过严格的法律框架，规范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活动。而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的出现，从基础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量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多数都与灰色权力的肆虐有关。
第三，灰色权力地带的产生，从根本上阻碍着我国真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应当看到，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而要完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有效遏制灰色权力、灰色资本对市场经济的干扰和破坏，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形态就很难真正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铲除灰色权力、灰色资本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第四，灰色权力扭曲了国家整体的利益格局，加剧了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目前我国社会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整体的利益格局不合理。在这个过程中，灰色权力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因此，遏制灰色权力的泛滥，就成为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家利益格局的重要内容。
第五，灰色权力正在吞噬人民的福利。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中国的“四大差距”(即城乡、贫富、行业、地区)在市场化改革中被放大，而且由于灰色权力的横行，也加快社会财富向少数人和少数家庭集中。早在2009年，财政部就曾公布了一个关于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社会的财富积聚效应越来越高，灰色权力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破解灰色权力的改革之策
破解中国市场经济肌体上依附的灰色权力毒瘤，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的重大使命。
第一，要对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义。最关键的是不能把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混为一谈。正确的理解和定位应该是：国有资本在国家的一些关键领域要发挥重要作用，不等于国有企业必须垄断某些行业，更不能通过垄断保护国有企业，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原则。对那些必须由国家独资的国有公共企业的设立，应该交由国家的权力机关批准。这样就可能从源头上对灰色权力的形成进行有效遏制，并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二，制定各类参与市场竞争主体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手段确保各类主体的公平和公正。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真正使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能够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保护，反对“以公压民”、“以大欺小”等做法，同时要对公权力介入市场资本并购等商业活动，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并通过法律严格加以约束，最大限度地防止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的形成。
第三，对党政官员涉猎商业活动的行为进行严格管束。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严格制度框架，规范党政官员的从政行为。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这方面的相关制度和规范，包括离退休后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些规范，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第四，对党政重要官员的配偶、子女参与商业活动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约束。特别要割断官员子女、配偶等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商业联系，从根本上消除灰色权力地带赖以存在的基础。从国际社会的通常做法来看，国外对一些重要官员的配偶、子女等从事商业活动都有严格的限制。特别在官员担任要职期间，更是如此。中国和西方的重大差别在于，我们不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类似于西方的那些权力很大的政务官，在中国是终身制的，不像西方国家这类官员都是随着政党的进退而进退。因此，对于一个中国的领导干部来说，别说乡镇一级，就是从县一级的主要领导做起，当最后升迁到省市、部委乃至更高的领导职位时，其多年的从政经历，完全使其可能形成一个很大的权力关系网络，一旦一个领导人的思想防线失守，就可能成为灰色权力的重要载体，危害社会。因此，如何从源头上防止灰色权力的产生、蔓延，成为未来反腐倡廉应该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第五，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按照遏制灰色权力地带的要求，形成新的管理制度框架。其中包括：取消所有国有企业实际上的行政级别；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和国有企业管理者队伍，与党政官员进行整体切割；尽量减少党政机构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之间的调动，少数确实需要在国有企业担任监事会等领导职务的党政官员，或者只要能够再回到政府当官的，一律不能拿高薪等，其工资待遇不能超过同等公职人员的3倍等。
来源:学习时报|
许国申：最近10年，人民政府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的蜕变
无可否认，最近10年，人民政府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的蜕变，天价的茅台是三公消费抬上去的，天价的住房是天量印钞与天价卖地抬上去的。老百姓不但喝不起茅台，连住房也买不起。别的都不说，光这两点，就足够证明了。
我不谈房价已经快两年了，因为我对本届政府已经绝望。绝望的不止于房价——连政府官员与富豪们都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争相移民到国外去了，凡是居住在大陆的公民，还有几个是不绝望的？！
住房与茅台，一个住的，一个喝的，不能说不沾边。然而住房与茅台一样售价越存越高，却是最近10年中国的奇观。任志强说：“地主只能在荒年增加土地，机会总在下滑中。”地产商可以通过现金流来保障库存的升值。他以茅台为例，茅台酒如果存30年出售，创造价值将高于20年的年份酒，如果能存50年，售价将是30年年份酒的两倍。但前提是茅台公司必须有着充足的流动性，用以保证年份酒的贮藏。在任志强看来，有房子的人只要手中有足够的现金，房子就不要卖。攥在手中的年份越长，获利越多。
大家知道，茅台存久了售价提高，主要是因为酒的品质提高。劣酒不耐存，只有好酒耐存，而且越存越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存放茅台也要成本，加上利息，茅台本身的价值也在提高：这就是陈年茅台比新酿茅台价高的道理。而住房却不是这样：它有期限，如果物价恒定，住房的价值是递减的。比如一座价值70万元的房子，使用期是70年，撇开利息不计，过一年就少1万。也就是说，房子与茅台恰恰相反：茅台越存越值钱，房子越存越不值钱。
然而中国奇观出现了。比如一座价值70万元的房子，使用期是70年，过了10年之后，竟然可以卖1400万元。是房子本身增值了吗？非也！是政府钞票印多了，土地卖贵了。当年卖70万的房子，土地才500元一平方，10年以后，土地卖到20000元一平方，这样，老房子怎么能不“升值”呢？！
说穿了，中国近10年住房的“升值”，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惨烈的剥削。有权有钱的人早年拍一块地，囤了几年，就赚了几个亿，而普通百姓，把节衣缩食的钱存在银行里，却等于打了水漂。——是政府的“第三只手”，把10亿普通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偷偷地“转移”到政府与房地产老板以及炒房者的手里去了。举个例子，70万可卖一座房子的时候，某人已经存了40万。如果物价恒定，5年到10年之间，就可以凑足70万，即使住房不因过了10年而降价，某人也能买下这座房子。然而过了10年之后，某人拼命凑足了200万，可那座房子，已经卖到1400万了。作为普通老百姓，只能望房兴叹：唉，这样下去，咱们这辈子就别想买房子啰！
任志强说明年房价还会大涨。这就要看政府怎么做了。再拼命印钞，再天价卖地，当然得涨。中国的房价是与政府的印钞量与垄断的土地价格成正比的。然而物极必反，印钞与地价都已触及天花板，下届政府会让印钞与地价捅破天要花板，掀翻房顶，长到天上去吗？
无可否认，最近10年，人民政府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的蜕变，天价的茅台是三公消费抬上去的，天价的住房是天量印钞与天价卖地抬上去的。老百姓不但喝不起茅台，连住房也买不起。别的都不说，光这两点，就足够证明了。
我不谈房价已经快两年了，因为我对本届政府已经绝望。绝望的不止于房价——连政府官员与富豪们都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争相移民到国外去了，凡是居住在大陆的公民，还有几个是不绝望的？！
任志强是高房价的受益者，也是高房价的吹鼓手。不知现在任志强手中还有多少房子囤着“升值”，不知将来“任大炮”还会再放多少炮弹，但我知道，任志强之流之福，乃中国普通百姓之祸；如果任志强之流福寿绵长，那么中国的普通百姓就苦死速死吧。
本文原标题：
绝妙的比喻，历史的奇观
——中国的住房好比茅台
来源:共识网|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左春和：不要把时间留给革命！！！
当一项社会制度已经不能为人们提供福利，制度本身的邪恶正在承担全部罪责之时，变革的要求和力量已不是传统的镇压方式能够控制的。但是，在旧制度之上维护式的改革极易酿成彻底革命，托克维尔也曾得出如此的结论。
革命并非来自什么思想力量的发动，革命是社会矛盾积压到一个临界点之时自然发生的，因此，也并不是说只因推进改革才会爆发革命。如果改革的目的不是把自由归还给人民，而只是为了修补体制的漏洞，借此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那么，一场革命的席卷并不遥远。
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并不是它们因为推动改革而放松了社会控制的原因，而是它们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抱残守缺，以至于失去了宝贵的机会。
改革的幻象已经无法安抚人们渴望天赋自由的内心。人们看到了一味的空头许诺已经是在为罪恶拖延时间，理想已经无法等得太久。
任何等待都有一定的临界，就像再有耐心的人也无法永远守护一个空头约会。当所有的等待和期盼转化为改革幻象之时，历史的链条会突然中断，革命总是以它出人意料的方式，在出人意料的时间发生。这种情势之下，任何对于革命的镇压都会扩大革命。
政治实践中，无论是左派的激进还是右派的温和都没有脱离几千年未变之梁山情结，往往还未招安，就开始摇尾。中国的“三十年”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生长在知识分子心中的意淫。
大背景之下的任何修补式改革只是个时间拖延问题，并不能把革命的因素全部就地杀死，只是把革命的冲动暂时转移成对于变革的期待。但是这种幻象很快会戳破人们的心理预期，风暴还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到来。这时候人们已经明白，任何没有制度限制的政府行为都是靠不住的，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关在笼子里权力。因此，休谟才大声疾呼：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放开社会，还自由予人民是制度变革的诚意所在，否则，只能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动。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革命来看，革命远非是几个公知能够呐喊成功的，而是社会矛盾积压的结果。这也是斯考波尔所发现的革命规律：“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制造的。”如果朝野共识的社会公正得不到保证，人们的自由与权利继续被践踏，那么，和平转型的时间可能留给了革命。
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说法是给理想一点儿时间。有人把此偷换成给改革一点儿时间。要知道，个体生命的时间是有限度的，谁能给个体生命延长点儿时间？每一个人都不愿把自由与权利的拥有寄托在生命消失之后，自由与权利的价值前提是生命的存在。
哈佛的罗尔斯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一次，罗尔斯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的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讲得虽然很好，我也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一下子怔住了，他说，让我想一想，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深思了十分钟后，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案：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米涅在考察了法国革命史之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要想使一项革新和平地实现，它必须是无人反对的；否则就会爆发战争，就会蔓延革命，因为革新带来的新鲜空气使全国人民都要起来进行誓死捍卫。米涅的结论也就是说，法国的大革命是由改革引起的，没有对旧制度的改革就没有这场血腥革命，而有改革就必然会有反对，有反对就会激发革命的暴力冲动，于是革命者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杀人，也为了自己的理论而杀人。革命洪流席卷之处，道德、人道、人民福祉，世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他们用作进行屠杀的理由，用来保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暴力革命所到之处就是文明的终结，所有的社会基础也会连根拔掉，革命要求把一切文明的积累推到重来。
其实这样的革命图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俄国革命成为我们效仿的师爷，一直是指导另一场革命的理论核心与成功典范，二十世纪的远东才沉浸在暴力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文明社会为这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革命又吃掉了自己的儿女。要知道，革命者在革命中的动力是巨大的，一是来自热爱自己的理想，想把心中的蓝图在一夜之间实现，于是穷尽各种暴力手段妄图改造社会、改造人性。一是在革命中焕发出的权力统治欲望，只有在革命中，权力的果实才显得伸手可得，权力的宝座不再遥不可及。革命确实让人增长改天换地的野心，有看得见的皇帝轮流做的可能。无论是哪一种革命的动力，其过程都必然伴随着暴力的滥用，因为革命者认为为了“公意”可以放火、杀人，可以采用一切手段。雅各宾派的圣茹斯特毫不遮掩地说：“敢干，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江青深得毛泽东的真传，也曾对叶群说，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消灭反对你的人。因此，暴力革命不仅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同样也把平民百姓送进革命发动的绞肉机。
由于暴力革命造成的红色恐怖，对于革命的警惕和防范才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避免暴力革命已成为大变革时代的严肃话题。当一项社会制度已经不能为人们提供福利，制度本身的邪恶正在承担全部罪责之时，变革的要求和力量已不是传统的镇压方式能够控制的。但是，在旧制度之上维护式的改革极易酿成彻底革命，托克维尔也曾得出如此的结论。辛亥革命也恰恰发生在清王朝推行改革之际，而并非在它的残酷统治时期。但也并不是说，一味拒绝社会变革就会避免一场革命，拒绝的结果可能导致更大的暴力反抗。拒绝变革有可能把暴力革命的时间提前，或者使革命升级。
革命并非来自什么思想力量的发动，革命是社会矛盾积压到一个临界点之时自然发生的，因此，也并不是说只因推进改革才会爆发革命。改革只不过是给人们提供一个替代现行体制的幻象。之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还是爆发了革命，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改革的前提与目的。如果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去修改错误，只能加固错误的前提本身，改革的目的也会成为对于错误前提巩固的目的。如果改革的目的不是把自由归还给人民，而只是为了修补体制的漏洞，借此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那么，一场革命的席卷并不遥远。
其实，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并不是它们因为推动改革而放松了社会控制的原因，而是它们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抱残守缺，以至于失去了宝贵的机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他们对于和平转型机会的失去有多么可惜，革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如同与人民拔河，当你的力量拔不过民众的权利觉醒和自由要求之时，最好的结局是放弃参赛。这样的结果，双方都没有耗散力量，减少了双方的损失，也减少了仇恨的培养。如果一味要与人民决一死战，其结果已经可想而知。当人们付出了代价赢得了胜利之后，一定会以复仇之举来弥补代价的损失。这种情况下，双方不管是谁，胜利越彻底，造成的仇恨越深。胜利的同时，还会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种子，形成三千年不变之局的恶性循环。
现代文明已经让人们知道，自由是属于大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无缘无故地限制他人的自由。今天的人们需要的已经不再是信誓旦旦的理想承诺，因此，改革的幻象已经无法安抚人们渴望天赋自由的内心。人们看到了一味的空头许诺已经是在为罪恶拖延时间，理想已经无法等得太久。刘瑜说，给理想一点儿时间。这本是警告暴力革命者的，她说的等待有建立在良性制度构建基础之上的理由，像是等待一个健康的婴儿慢慢长大。如果等待的前提是一只有病的狗，要让我们给它点儿时间，让它变成人，虽然主人说已经在用最好的药品为其治疗，那么，这种等待肯定会转换成对狗的抛弃。
没有人天生就喜欢革命，倒是有人天生愿意活在等待中，因此，有些制度才得以活得很长。但是，任何等待都有一定的临界，就像再有耐心的人也无法永远守护一个空头约会。当所有的等待和期盼转化为改革幻象之时，历史的链条会突然中断，革命总是以它出人意料的方式，在出人意料的时间发生。这种情势之下，任何对于革命的镇压都会扩大革命。对于革命越是全力围剿，反而越容易使革命获得成功。就像清末对于革命党的镇压，反而让立宪派也站在革命者一边。革命运动一旦开始，它所散发的魅力还会给人们提供无穷的想象空间，远非暴力机器能够弹压。
问题是现在的变革已无退路。关于变革已在形成普遍共识，包括朝野双方。这里可能存在各自不同的目的，但要求变革有着行动的一致性。别以为体制内的力量都是旧制度的保守者，也不像陈永苗先生所说的“体制内的改革力量等于零蛋”。革命之中，这些人表现出来的往往更极端、顽强，直到精力耗尽。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在三千年待变之际就头顶了万枚炸弹，随时有倾泻的可能。既然变革已无可避免，那么，寻求最小的社会成本来支持这场变革才是现实的，才是关乎个体生命的。除此之外，任何高蹈的理想和拖延都会酿成不可想象的灾难。对于旧制度的斗争既已开始，必定是新制度的胜利。历史又常常以它难以抗拒的规律滚滚而来，碾碎执意要阻挡它的人，一些伟大的人物恰恰是在顺应历史之势之时出现的。
权力通吃与权力分肥是梁山体制的设立合法性，看得见的打家劫舍只不过是普通的生存手段，梁山体制的任何修补无助于山下百姓的利益。善良的人们总是寄希望于分肥体制的健康，以此来抑制可能到来的社会革命，从而减少社会震荡。政治实践中，无论是左派的激进还是右派的温和都没有脱离几千年未变之梁山情结，往往还未招安，就开始摇尾。于是只能加强梁山原罪的重复，其结果并不是放松了对山下的控制，而是越强大越需要山下资源的供给。这种经验已经在俄国革命中和辛亥革命前得到验证，中国的“三十年”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生长在知识分子心中的意淫。在旧体制的前提下对于体制的修补其结果更有利于体制内权力的集中，权力又能极大地强化掌权者的支配能力，然后把权力赋予的支配力等同于自己的中兴才能，以至于形成权力中心权势欲望的再度膨胀，并继续滥用权力。因此，大背景之下的任何修补式改革只是个时间拖延问题，并不能把革命的因素全部就地杀死，只是把革命的冲动暂时转移成对于变革的期待。但是这种幻象很快会戳破人们的心理预期，风暴还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到来。这时候人们已经明白，任何没有制度限制的政府行为都是靠不住的，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关在笼子里权力。因此，休谟才大声疾呼：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经过了二十世纪巨大灾难的人们已经普遍警惕暴力革命的发生，人们发现满腔热血投入的革命并未给自己换来当年的理想，只是实现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但是，警惕并不意味着彻底排除，革命是一团沉睡的火种，随时即有唤醒的可能。今天的时代，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宪政已经深入人心，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不是一种文化改造或建设能够替代。世界范围内，摒弃了暴力和血腥的民主制转型在不断改写人类的历史经验，南非、缅甸及其众多国家的民主转型给人类文明刷新了期待和希望。看来，人类完全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制度选择，人类理性在文明选择中会不断摒弃自私和野蛮。这种和平转型之中，妥协的技术手段不会把政治对手赶尽杀绝，和平转型还会尽力使历史达成谅解，从而使权力的转移在程序范围内和平过渡。
任何社会制度的设立都不能离开保障公民自由这一重要目的，民主与公平是实现自由的重要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离开了捍卫自由这一目的的制度改革根本无法实施民主，没有自由与民主内涵的制度更无法进入法治的良性范畴。政府的积极自由会挤压公民消极自由的空间，保障公民自由是抽象权利的任务。因此，放开社会，还自由予人民是制度变革的诚意所在，否则，只能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动。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革命来看，革命远非是几个公知能够呐喊成功的，而是社会矛盾积压的结果。这也是斯考波尔所发现的革命规律：“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制造的。”如果朝野共识的社会公正得不到保证，人们的自由与权利继续被践踏，那么，和平转型的时间可能留给了革命。任何可怕的结果并不是随着某种意愿就能消失，也并不是刀枪挥舞之后大地就会呈现一片安宁。人类在突破理性的界限之时往往进行了成本算计，当生命已经变成生存的成本之后，理性的选择会偏向一种突围。在既得权力挑战人们的权利底线、权力分肥转化成个人灾难的今天，人们已经知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为什么受到了长期剥夺。
黄万盛讲：“革命不是原罪”。他举例说：哈佛的罗尔斯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一次，罗尔斯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的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讲得虽然很好，我也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一下子怔住了，他说，让我想一想，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深思了十分钟后，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案：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说法是给理想一点儿时间。有人把此偷换成给改革一点儿时间。要知道，个体生命的时间是有限度的，谁能给个体生命延长点儿时间？每一个人都不愿把自由与权利的拥有寄托在生命消失之后，自由与权利的价值前提是生命的存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像一首歌中的那个“小薇”，相信终有一天那人带她飞到天上去，给她“摘下星一颗”。我们要那星星干什么，只需要在阳光下自由地呼吸就够了。
2012年8月25日
来源:共识网
郑永年：慎防现有体制蜕化成个人专制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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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政治责任制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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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发展中国内部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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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现有体制蜕化成个人专制
近年来，中国面临“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的困难局面，因此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更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顶顶层设计问题。就改革来说，顶层设计的概念的重要性是显然的。无论哪一个国家，改革的动力尽管也往往来自地方和社会，但无论改革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要涉及到顶层设计问题。实际上，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顶层设计，只是发生在不同的阶段。改革是顶层设计，就是要先发制人，通过改革来避免类似革命那样的激进变化。而革命尽管是要推翻旧的体制，但革命之后仍然会面临顶层设计问题。
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顶顶层设计，概念提出来了，但如何具体化和细节化呢？没有具体化和细节化，这个概念就没有操作性，就没有可行性。从各国政治制度运作的经验看，顶层设计和顶顶层设计都涉及到两个相关的基本层面，即权力的结构和改革的政策。权力结构决定了改革政策的方方面面，包括能不能产生政策？产生什么样的政策？能不能把已经制定的政策推行下去？
这个意义上的顶顶层设计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改革，而且也是政治制度日常运作和政治生活日常进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领导者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在处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而改革则更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改革就是要不断改革现存的政治体制，使得其不仅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现状，而且也有能力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确立政治责任制最重要
顶顶层设计因此要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确立政治责任制。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传统的帝国制度和封建制度还是近代以来的专制和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最高层的政治责任问题。如果领导层的政治责任不能确立或者不明确，那么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第二个相关的条件就是赋予领导者履行其政治责任的制度能力。政治责任确立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履行责任了。政治责任体现为政策，政策的执行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这里，制度能力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层面，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政治责任就很难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其二是行政层面，没有有效的行政执行机构，政策难以执行下去，那么政治责任也只是空中楼阁。
如果前面这两个条件适用于历史上任何政治体制，那么在近代以来，因为民主化，顶层设计还必须考量到更多的其它条件。至少有两个条件适用于越来越多的政治制度，包括中国。
第三个条件是如何保障顶层在履行政治责任时考虑体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利益或者仅仅是领导层本身的利益。传统政体和近现代政体的区别在于前者所追求的更多的是个人和家庭利益，而后者则是社会整体利益。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在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执政者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被视为合理。但近代以来，尽管执政者也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但如果其不能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就会被视为不合理，没有合法性。
第四个条件更是和民主相关，即如何避免专断和专制。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所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对矛盾：既要权力集中，又要防止专制。中央集权制是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没有权力集中，就没有政治责任和履行政治责任的能力。但如何保障在权力集中的同时又可以避免类似传统的个人专制呢？民主制度里面的分权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其它的方式来防止个人专制。
须发展中国内部多元主义
那么，就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来说，顶顶层设计要具有哪些具体制度安排方面的创新呢？
这首先要考虑到中国现存政治制度的总体特点，即内部多元主义。本专栏上几周已经论述了中国政治制度如何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发展出和西方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制）不同的内部多元主义。顶顶层设计就是要既要发挥内部多元主义的优势，又要避免其劣势。
从体制运作的经验来看，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第一是集体领导体制和政治责任问题。在强人政治之后，党内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现在集体领导是有了，领导层也有了足够的互相制衡，但所缺失的是政治责任制度。在任何一个组织内，要领导层集体负责非常困难。在民主社会，多党轮流执政，如果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就会选择另一个政党，这算是集体负责，即政党负责制。但即使在多党制下，每一个执政党内部都有领导人个人责任制，不仅对该政党产生的政府负责，而且也对政党本身的发展负责。这样，政党领导人可以更换，政府和党的长远利益则可以得到保证。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个人责任制尤其显得重要。集体领导并不是说每一项事情上大家都要一起承担责任。现在的情况是，内部分工有了，但协调没有；个别领导人在自己的领域具有了决策权，但并不用承担个人的责任。如果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决策权是个人的，而责任则是集体的；或者决策权是集体的，而责任是个人的，那么都很难成为集体领导体制。在集体内部，个人决策权和责任不明确的结果会导致集体不负责任的局面。
第二是领导层的长远利益观。为了避免强人政治时代所发生的个人专制问题，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例如限任制（主要领导人两个任期）、年龄限制（到了规定的年龄退出领导岗位）和干部交流（即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任职不能超过规定的期限）等等。这些制度都非常有效。中国尽管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但能够有效避免了个人专制、实行领导层世代交替。不过，另一方面，这些新的制度安排也有负面的效应，那就是领导层比较强调的是眼前利益，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任期和年龄之内的利益，而较少考虑长远的利益。
第三是执行问题。现在很多场合，并非没有高层决策，而是高层制定的政策推行不下去，就是人们所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政策执行不下去的原因要不就是决策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官僚机构的执行能力问题。
慎防现有体制蜕化成个人专制
第四是防止现在的体制再次蜕化成为个人专制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现在并不严重。现在人们所担心的是相反的东西，即内部制衡过多，产生不了权威。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体制的蜕化也是有可能的。中共历史上也有强调集体领导的时候，在一些历史时期里，也有集体领导的实践，但最终还是未能制度化而演变成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这里当然有毛泽东作为政治强人这一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制度因素。这一点，邓小平在世时就讲得很清楚，即制度决定人的行为。
不难理解，就顶顶层设计来说，改革就是要克服这些现存体制所面临的问题。近来人们也在讨论如何找到切入可行的方法，来改进体制的运作。例如就高层集体领导体制，人们已经提出了是否减少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使得这个集体规模更小一些，责任更明确一些，效率更高一些。当然，也存在着其它可能的办法。
但是，不管常委规模有多小，只要是一个集体，就会出现责任和效率问题。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设立委员会制度也很有效。例如可以设立国家政治委员会、国家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这方面对中国来说并不难。现在已经有各种领导小组。但领导小组的制度化水平不够高，它们往往是针对一些特别问题的特别机制安排，并且反映的是个别领导人的个人需要，并不能反映整个体系的需要。可以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委员会。较之现在一个领导、一个板块的做法，委员会制度有其巨大的政治优势。第一，委员会制度在继续满足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需要的同时使得高层权力相对集中，提高决策的效率。第二，委员会制度可以实现高制度水平的常态化和实体化。第三，委员在不同委员会交叉任职，这样使得各委员超越本板块的利益而具有整体利益观，同时也使得各委员之间具有协调功能，克服部门主义，提高政策执行能力。
因为实行内部多元主义，顶顶层设计必须考虑到权力结构的平衡问题。现存的体制，在一些领域，权力过重，而在另一些领域，权力过轻，这导致了不平衡，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经济和政治“两手抓”，也就是说权力大多配置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两块，大部分权力都是存留在这两个领域。结果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建设应当放在首位，但这并没有反映到权力结构上。无论是法律还是其他制度方面，针对社会建设的权力小得可怜，制度建设很落后。在任何国家，权力结构上的既得利益不可避免，有了既得利益才能去追求自身的利益。问题在于在社会工作方面没有制度层面的既得利益，那么谁来追求社会利益呢？
也很显然，顶顶层设计避免不了顶层设计问题，也避免不了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问题。道理很简单，顶顶层只是整体国家治理制度的一部分，因此要解决顶顶层设计问题也需要改革其他国家基本制度（顶层），例如全国人大和政协、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政治任命和公务员分离制度等等。不改革这些，就解决不了顶顶层的决策执行问题，也解决不了如何保障顶顶层考虑体制的长远利益问题。同时，如果不改革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就很难解决顶层和顶顶层的改革动力问题，解决不了如何保障体制的开放性问题。所有这些方面如何进行制度性改革，还需要很多很深入的研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联合早报
李凡：中国民主化转型的现状及走向（节选）
什么是民粹主义？就是人民说了算，Populism，就是老百姓说了算，不管你老百姓的看法是对还是不对，你说了算，这个东西严格说起来是美国人做的。
我觉得避免民粹主义最好的办法是制度开放，让老百姓从体制外的力量转变为体制内的力量，就不会出现了。
我觉得在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不赞成说民粹主义不好，民粹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民粹主义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难以控制，要阻止民粹主义失控最好的办法是让老百姓进到体制内来，在一定层次的体制内让他们讲话，但是又可以把他们限制住，不能乱来，我觉得只能是这样做。
美国式民主严格说起来就是民粹主义，只是美国人不爱听，但是真正的老百姓能说了算的还就是美国人在玩，法国大革命也是民粹主义，那是老百姓说了算，但是就控制不了了，老百姓先杀镇长不过瘾，杀省长，省长不过瘾，杀皇帝，杀皇后，它就是这么起来的。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化的参与，民粹主义就可能失控。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社会运动在逐步升级，它并没有说由于你把门关上而社会力量就不再发展，因为产生国家与社会冲突的根源没有解决，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政府欺负老百姓。
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选举是老百姓能够进行政治参与的唯一渠道，没有别的渠道。
在所有的政治性案件中是越来越低，从人权的角度讲，从自由的角度讲，中国是在向后退。
我觉得法治路径根本不行，我一直强调，我的书里也讲，中国的法治是民主的结果而不是民主的条件，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一定是法治的结果。
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党内矛盾，是党政机关跟老百姓的矛盾。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解决应该是给社会民主。
老百姓关注的是跟老百姓的关系，共产党要是解决不了跟我们老百姓利益冲突的这个矛盾，你们选谁都没用，合法性都没有提高，这是社会的反应。社会对党内民主的反应实际上是一个消极反应，党内民主到目前为止不能化解社会跟政府之间的矛盾。
当年匈牙利搞过党内民主，失败了，台湾国民党时期搞过，也是失败了，党内民主无法化解跟社会的关系，没有办法化解，所以最后都是失败。党内民主的路径在这些转型国家看到的都是失败案例，不管党内有多少民主，最后在整个大国家的范围里头全部都是失败的。
我认为现在的维稳是失败的，但是政府可能认为是成功的，那就看是什么角度来看的，要我看根本就是失败的，社会的反抗越来越大，并没有减少，而政府花的钱也越来越多，实际上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一个花钱的集团，在维稳当中所形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权力最大、资金最多、影响最大，最后变成尾大不掉，反过来要吃自己了，变成这么一个格局了。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不断地跟政府喊话，说我是好人，请你相信我，我做的事情是为你做的，我做的只是你想做做不了的，你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做的，我们是服务社会的，请你相信我，最有代表的一句话就是：请你相信我。
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社会对国家说，对不起，你错了，我不管你怎么说，现在是你错了，所以我要站出来反对你。
第三阶段就是说社会讲Listen to me，政府说OK，你想干吗就干吗吧。你一定要等到Listen
to me出现。现在是社会可以说不了，几年前你不能说不，你说不，直接就把你关起来了，现在不用关了，政府还可以允许一部分社会组织登记注册了。
我觉得十八大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新格局，就是说政治改革一时不会有，但是会宽松一些，汪洋的两个东西可能会带到北京来，一个就是乌坎模式，一个就是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这两个东西他认为在广东经过实验，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乌坎模式就是要对话，乌坎是一种对话模式，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承认社会的存在，这两个东西我们要观察，可能会先来试一试。
我一直是乐观的。我觉得我还能看得到，别看我60多岁了，我说我还能看得到，只要我能再活10年我就能看得到，很可能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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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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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进入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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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转型的前景总体乐观
作者:李凡/王科力、黄南
本文节选自共识网对李凡先生的专访整理稿
李凡：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
民粹主义并不可怕
王科力：这两年有人说到维权运动，认为维权运动毕竟是激进的一种路径，很多人就认为会不会和民粹主义结合，担忧街头化、组织化这些东西，有人担忧以后会有两股人，也就是极左、极右的两股力量如果都跑到街头，政府就难办了。我们怎么样把维权运动跟所谓的民粹做一个区分？
李凡：要是将民粹跟维权运动完全区分开比较难。我们还是回到历史，民主的发展过程从历史上看也是两种，一种是欧洲式的民主，就是像英国式的民主，它是上层在争取权利，贵族跟国王，教会跟国王，这种达成的不同制度间的力量制衡形成了民主，形成了议会民主，一开始没有老百姓的份；然后还有一种美国式的民主，由于美国式的民主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公民社会之上，老百姓说了算，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现在所有的民粹主义的根源都说成是美国的制度引发的。那要讲民粹主义，什么是民粹主义？就是人民说了算，Populism，就是老百姓说了算，不管你老百姓的看法是对还是不对，你说了算，这个东西严格说起来是美国人做的。但是，影响就大了，现在因为是美式民主在风行世界。因为美国的影响，比方说拉丁美洲，拉美为什么管它叫做民粹主义的天堂，拉美基本上都是实行的美国的制度，是美国的后院，总统制，议会制，基本上都是按照美国式的，老百姓说了算。那在由老百姓为主导的这种民主发展过程当中，民粹主义有时候是很难免的。在中国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民粹主义难免，比如说将来走向街头，或者比方说现在可以看清楚的民族主义，老百姓说要冲上钓鱼岛去，政府敢阻拦嘛，谁阻拦谁卖国，老百姓说了算，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有民粹主义，没法拦。所以，我觉得避免民粹主义最好的办法是制度开放，让老百姓从体制外的力量转变为体制内的力量，就不会出现了。
王科力：把这些通道打开。
李凡：对，通道打开，然后在制度内设上几个防火墙，比方说人大制度就设计而言，既是个民主渠道，又是个民粹防火墙。乡镇人大代表进来了，只能讨论乡镇的事，哥们几个说我要打倒国家主席，没用，你打倒不了，你说要打倒总理，也打不倒。因为那个乡镇事务管不到国家层面的事情。所以，这个制度设计既是一个表达意愿的出口，同时又是一个制度限制，把你限制在那儿。所以，你如果不让老百姓进入到这个体制内的渠道里头，让他在体制外，那他的调子会一天比一天高。举一个例子，姚立法，他原来反对的是什么，不就是乡镇领导，学校领导吗？慢慢然后越来越高，越来越升级，升级到市领导，市领导不够了，就到了省里，批评省的教育局局长，最后就是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又不够了，然后升级到国家领导人。就是这样。如果让他进入到市人大里头，他搞不到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在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不赞成说民粹主义不好，民粹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民粹主义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难以控制，要阻止民粹主义失控最好的办法是让老百姓进到体制内来，在一定层次的体制内让他们讲话，但是又可以把他们限制住，不能乱来，我觉得只能是这样做。这一两年我也到处讲，我不觉得民粹主义不好，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其实美国式民主严格说起来就是民粹主义，只是美国人不爱听，但是真正的老百姓能说了算的还就是美国人在玩，法国大革命也是民粹主义，那是老百姓说了算，但是就控制不了了，老百姓先杀镇长不过瘾，杀省长，省长不过瘾，杀皇帝，杀皇后，它就是这么起来的。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化的参与，民粹主义就可能失控。
王科力：这几年维权运动的动向怎么样？是在往下走还是往上走？政府现在对维权运动的研判是不是挺担心的？门会不会关的更紧？
李凡：维权运动在往上走。政府的担心和封闭，我觉得是个自然反应，社会力量大了政府肯定把门封起来。对待维权运动，政府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把门关起来，然后用所有的警察把老百姓限制在门外头；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把门打开。把门打开了，那主张关门的人就会问开门的人，把门打开会有什么结果，你敢保证不出事吗？把门打开，那这个门要一冲，一道道就全冲开了，最后有可能不可收拾，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门关上，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就是把门关上，严密控制。今年2012年独立候选人的选举基本上就是这样，把门一关，然后用所有的办法不让你们这些独立候选人当选，天下太平无事。其实政府不让选就不让选，你能真把老百姓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老百姓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选不上人大代表，维权会更无所畏惧，体制外的冲击会更大。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社会运动在逐步升级，它并没有说由于你把门关上而社会力量就不再发展，因为产生国家与社会冲突的根源没有解决，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政府欺负老百姓。关起门的情况下，这种根源永远解决不了，因为是政府关门，政府说那我既然能关上门，我就能欺负你，这不是很简单，我要能把门关上，就代表我能欺负你，那我就还欺负你，然后我还能把门关的死死的，那我就不断的欺负你，不断的引起矛盾的扩大。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比方说现在经济状况是在变坏，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的冲突的根源就是因为基层政府没有钱，93年开始基层政府就没有钱了，只能找老百姓要，先要钱，抢东西，后来觉得这个成本太高，就开始抢老百姓的地，抢不着地的地方还是在要钱，都一样，这两个东西是并存的，抢着地的地方就不要钱了，抢地因为成本低，一道命令地一卖，卖多少钱，成本很低。在经济要走下坡的情况下，在地方政府财政遇到问题的情况下，这样的欺负老百姓的活动只会加大，不会减少。
其实我们在做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改革的时候就看的很清楚，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70%—80%来源于土地，土地一旦卖不出去，政府就没钱，政府没钱大楼盖不成了，工作人员要往下裁，汽车没有了，房子没有了，招待费没有了，他当然不干了。我们在湖南做调查，乡镇干部很穷，但是他们认为，为什么你们北京的干部要过现代化的生活，我们湖南的乡下干部就不能过现代化生活，你不给我钱我怎么办，我只能找老百姓要。这个根源没解决，没解决的话随着经济情况变得不好，这个矛盾只能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大政府就越害怕，就越要关门，越要打击，打击的成本也越来越高，直到有一天大家都玩不下去为止。政府没钱了，下边社会的力量越打越大，大到一定的程度了，政府就压不住了，而且没钱了，怎么办？冲破你。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政府不如早改革，把底下的门打开，打开到哪一级？乡县两级现在其实就可以全打开，县乡两级全部开放，县、乡长直选，人大代表全部放开选举，公民社会组织放开，你爱搞什么搞什么，我跟很多省里的官员做过交流，开放县乡两级的民主行不行，他们说李老师没问题，不怕我问他：第一，这样的开放会影响中央政策吗？他们说不影响，影响省级政策吗？也不影响。县乡两级不怕，都让老百姓折腾我们也不怕他。只有一个问题。我去年在美国的时候跟黎安友有个谈话，我是这个思路，黎安友就问我，那你也不对，县乡两级打开，下一步就要冲省，我说是，一定会冲击上边，给十年、二十年冲省，再给二十年冲中央，这样还有四十年，中央再保护上二十年，就是六十年，六十年稳定执政，你还要什么呀？中国历史是以什么东西为评价，什么东西为成功的标志？王朝体制！一个共产主义的朝代，就够了。你现在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政权，150年够不够？够了吧，还想要什么永远不变，不可能的，没有万年不变的王朝，中国历史上没有，秦始皇想要，才多少年？中国历史已经给你搁那儿了。
黄南：分税制的改革还能不能再倒回去？
李凡：分税制现在倒不回去，收上来的钱它怎么能倒的回去？只能说现在可以做一些改革。地方政府给多少钱它都不满足了，已经是没法倒回去了，现在要钱要海了。我们前一段去XX，他们那儿就发生一个事，就是土地征收，北京一个公司买了一块地做高尔夫球场，北京的公司一点没赖帐，要多少钱我都给，两个多亿全部都给了地方政府了，赖帐的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给老百姓三千万，自己贪了1.7个亿，结果农民就闹事，农民闹事地方政府就镇压，一镇压农民就到北京上访，沿着高速公路往北京走，XX的警察都来了，把农民挡回来了，挡回来以后再增加三千万，然后把领头的一抓，那些领到钱的农民就特高兴，也不管那帮被抓的了，农民不闹事了，然后地方政府分了1.4个亿。大家皆大欢喜。地方政府说我们那个破旧的办公楼可以新建了，街道可以建了，工资、劳保、福利都可以发下来了，就是这么个东西，背后整个的利益交换就是这样，北京这个公司一点没赖帐，不能说公司都是坏人，公司没赖帐，其实坏蛋是地方政府。
王科力：您看有些地方政府，比如说县一级政府，乡一级政府，财政亏空，人浮于事，工资发不下去，那他这个官位还有什么吸引力？对基层民主改革是不是也是个利好？
李凡：但是他有钱，他可以抢老百姓的钱。确实是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抢老百姓的代价很高，成本很高，所以有些地方官也不愿意干，但是并不是说想不干就不干，你不干你上哪儿去，自己开公司活的了吗？所以，硬着头皮干，硬着头皮抢，总觉得在这里头能发点财，其实现在县乡两级干部发财的有的是，多的是，一块地卖了多少钱！我们在底下碰见的这种多了，包括村里的干部，当了一两届村委会主任下来，村里盖的大房子，然后在省城、县城都买房子。说明这些官位还是有吸引力的，是不会轻易的把这个权放弃，不会。说的不好听大家都要生存，谁都要活的更好，他现在有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捞到大钱，那就不管别人了。
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进入第二阶段
李凡：但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很大，现在明显看到是进入了第二阶段。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不断地跟政府喊话，说我是好人，请你相信我，我做的事情是为你做的，我做的只是你想做做不了的，你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做的，我们是服务社会的，请你相信我，最有代表的一句话就是：请你相信我。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社会对国家说，对不起，你错了，我不管你怎么说，现在是你错了，所以我要站出来反对你。我跟美国的战略专家们谈话，他们说你就等着听第三句话，如果这句话出来，中国的转型就出现了，这句话是什么？Listen to me，听我的！这句话中国现在有吗？听不到，谁敢讲这话，谁也不敢讲，你听不到，社会力量没到这一步，美国专家讲，说你只要能听到Listen to me，转型就出现了，中国真正的转型就出现了。我的书讲的就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就是说对不起，你错了，前边还要有个对不起，现在汪洋他们等于是补充了我的后半句，应该用两段话来表示，一段是社会的话，社会的话就是说你错了，政府的话就是说OK，我可以承认你一部分，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是说社会讲Listen to me，政府说OK，你想干吗就干吗吧。你一定要等到Listen to me出现。现在是社会可以说不了，几年前你不能说不，你说不，直接就把你关起来了，现在不用关了，政府还可以允许一部分社会组织登记注册了。
民主化转型的前景总体乐观
王科力：李老师对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前景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李凡：我觉得总的发展趋势讲应该比较乐观，我始终是乐观的，你可以看到，社会的这些努力都不是白努力的，它们会有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已经出来了，已经深深的影响到高层了，现在大家都对十八大、对政治改革寄予很大希望，社会包括官员们都在谈，这种希望本身表明，社会的努力已经对政府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在整个国际的大环境之下，应该是往正面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的改革，不会很快，因为背后遇到的阻力，文化跟制度的阻力都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路径依赖也很大，我们的改革都是依靠国家走的，那回过头来，政治改革是否也要依靠国家？假定政治改革也要依靠国家，这个就会非常之慢，你不可能想着中国的政治改革会很快实现，这是第二点。那么从长期来看，从各种各样的影响来看，从老百姓内在的需要来看，走向民主是肯定的，因为民主对老百姓好，给老百姓权老百姓为什么不要？但是以什么形式，什么方式，可能还会有很多变数。我在书里讲的民主发展的战略选择，最后一个就是自然发生的战略选择，我还是比较认同的，所有的七个路径的张力全都打开，不能说我们因为选举失败就不要选举，不要说因为党内民主看不到前景就不要党内民主，因为党内民主对党内是个号召，虽然对社会不解决问题，但对党内是个号召，党员说我也得有民主，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对未来的民主发展影响很大。七个路径全都张开。然后在路径张力都打开的情况之下，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社会力量逐渐壮大，公民社会逐渐发展，我认为还是乐观的，我一直是乐观的。我觉得我还能看得到，别看我60多岁了，我说我还能看得到，只要我能再活10年我就能看得到，很可能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中国的大转型，现在基本上能量都已经积蓄的差不多了，该谈到的问题和深度其实大家也都明白了，就是政府给不给老百姓让一部分权，这是最核心的问题，经济上的权让了一部分，但是现在又用国有企业给收回来了。
现在政治上的权让不让，我觉得至少内部会有人想：我们总不能一点不让吧？那么现在就在想可以在哪儿让一点，就看选哪儿，我觉得要以我的战略思考讲，就是县乡两级放开。我们最近想写一个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分析，就是想从县乡两级全面放开谈，包括选举、自治、政府公开、财务公开，社会发展，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放开，政党不放，但是社会放开，公民社会放开，让它自动成长，形成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每一种利益都有代表人，大家可以自由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新加坡、香港全是这样的，你说新加坡不搞民主，新加坡的例子其实很清楚，我们国家的领导光看到新加坡不搞民主了，觉得好啊，他能不搞民主，我们也能不搞，其实没有看到新加坡不搞民主是靠真正的法治和充分的社会自由在维持，我们没有真正的法治也没有充分的自由，所以，新加坡一个是靠法治，一个是靠自由，公民社会真正的结社这种自由加上法治才能维持着先不搞民主，新加坡是先搞自由，再搞民主，中国现在民主也没有，自由也没有，其实自由就是民主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先从自由入手，把县乡两级的老百姓的自由都给了，选举自由通通都给了，在这个层面形成不了国家层面的民主，对国家政策，对省级政策都不会有很大影响，但是社会会充分的放活，由他们来监督地方政府，开展自己的活动，搞几年看嘛，搞个十年看。
王科力：您说的乡镇放开，县区可以撑二十年，省一级二十年，中央二十年，这个可没人敢保证，这是理想状态，但有人担心可能会乱。
李凡：假定20年成不了，那10年也成，我觉得这完全能做到，其实你看我们做步云乡选举就看的很清楚，我们做了一个乡镇，全国是4500个县，3万多个乡镇，可以先在乡镇搞，5年一届，至少要搞两届才可以全部推开，加上试验，这就要有15年到20年了。县里也是五年一次，两届不可能全部推广。这样乡镇一级至少要做10年到20年全国推广，推广还可以借个理由再看十年，如果有这样的预期，老百姓不会反对，然后县又是同样，加起来就会30－40年了。如果把乡镇的直选放开，老百姓可以选乡长、选镇长，选人大代表，都可以直接做的话，老百姓就会很满意，20年够了，20年以后不满意了，说不行，这个乡长没权，市长才有权，把县范围一放，完全可以。老百姓在乡镇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干净了，你敢乱收费的，乡长就别当。我们到步云乡去考察，隔着第二年去了，那个地方没有上访，老百姓都不上访，我在那儿现场看到的，老百姓找乡长办事，到那儿怦一下就跪下来了，乡长说你赶紧起来，老百姓说我找你有事，乡长说你找我有事你就直说嘛，我保证会帮你办，那乡长是直选上来的。后来他说，在我们这儿没有上访，没有法轮功，所有的事情我们马上都能解决。我们在云南石屏做的调查也是，整个一个县没有上访，就是因为选完了以后底下乡长愿意给老百姓办事，不给老百姓办事不行，你选不上，所以这个机制非常重要。为什么要选举，现代政治用选举这是有道理的，你必须要为老百姓负责。比方说我们假定乡长一级的选举挺个十年，选十年用十年全部普及，两届全普及，然后在这个普及之上我可以再搞个十年，二十年，然后县长一级打开再二十年，这就四十年了，市长就算了，直蹦省里，蹦到省里，中央都可以不用选。中国未来的民主，中央一级可能都可以不用选，把省里头选完以后，各个省组成人到北京来谈判，怎么建立中央政府就完了，就行了。中国太大，搞全国直选可能没法弄，我们这次去印尼，印尼是一亿七千万选民，是直选总统，印尼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大的选民群，比美国大，印尼的选举工作人员是500万，选举的经费18亿美元。像中国30个省，将来就算再划小一点，比方说变成50个省，50个省全部直选，直选出来的人到北京组成议会，直选出来的人选最高领导人就行了。
中国式民主你要走，你不走，说我们不选就是中国式民主那不行，一定要选，我觉得将来选到省里就可能可以了。
王科力：好的，希望我们的民主化转型之路会顺利走下去。谢谢李老师。
来源: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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