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是遇罗克被枪杀和曹顺利被病逝的祭月。遇罗克在文革期间撰写《出身论》，探索社会不平等和特权的根源。曹顺利在维权时代利用国际人权机制，聚集社会边缘群体争取权利。两位先行者的思考与实践对解读当下中国有何借鉴？
遇罗克生于1942年，他在中共建立和巩固党国极权体制的17年中完成了中小学教育、经历了失业、下乡劳动、临时代课和工厂学徒的生涯。极权体制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自上而下的垄断和控制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以每个人的出身决定其阶级成分和社会地位，将个体束缚在单位的管制中。社会逐渐失去自下而上的自发组织，行业之间横向联系的网络也被压制。
由于中共屏蔽民间反抗的历史，遇罗克和他的同时代人很少能直接从1950年代的反抗（比如反右运动中的校园民主运动）汲取经验和教训。他们主要从自己的思考、阅读和经历寻找抵抗方式。遇罗克以研究出身阶级划分问题为线索，利用文革初期中共激烈的内斗而对社会放松控制的时机，组织辩论会跨越社会阶层进行讨论，通过大串联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共鸣。1967年，他们借助民间办报，系统阐述社会不平等和特权问题，建立和扩大了青年学生和工人网络。这种网络模式在70年代末的民主墙运动和八九民运中都有体现。
与1980年代相比，六四镇压后中共对游行、集会和结社监控得更加严密。九十年代民间尝试突破监控的方式包括组党、修炼法轮功、参加地下教会等。2003年，维权运动兴起。‘同城饭醉’成为聚众和民间建立网络的方式。访民在公共空间中是最常出现的群体。
中共的信访制度始于1950年代，沿袭了皇权时代的一些做法，利用的是百姓对青官的期盼。信访是中央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手段，让中央扮演青天老爷的角色，提升政权的合法性。尤其在六四以后，中国政府更将信访制度宣传成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协商民主的形式和人权保障的机制。同时，中共将信访纳入维稳体系，强化党对各部门和各级官员的控制，对重复上访和异常上访严格限制，尤其压制越级上访和跨地域的集体上访。
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在于牺牲底层民众的权益。许多农民工在遭受工伤甚至失去生命后都得不到补偿；国企改制后大规模工人被强迫下岗；城市化过程造成大量农民失地、居民失房；食品和医疗丑闻等也让更多人成为受害者。由于司法途径不畅通，受害者和家人往往诉诸上访这一行政手段，试图依据《信访条例》寻求公正和补偿。但是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0.2%，绝大多数上访者的目的是让中央知道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曹顺利是在1990年代中期介入维权活动的。当时她的工作单位也开始推行公房的私有化，由于揭露单位领导分房腐败，她被开除了公职。在千禧年后，曹顺利在上访中发现信访不仅没有解决上访者的诉求，反而成为追踪访民的机制，当局使用截访、精神病院、劳教和黑监狱等手段迫害访民。曹顺利开始利用自己的法学知识向访民介绍国内法和联合国人权机制，使上访者知道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约束各级政府。曹顺利联合了不同地域的访民集体上访，以游行、静坐的方式实践公民权利，将中共禁止的各种上访转换为同城和异城集会，建立了访民相互支持的网络。
但是联合国人权机制也受制于自身内在逻辑的制约，未能坚持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原则。当中共提出主权和发展就是人权时，其他国家政府从未以《国际人权法案》为依据质疑中共未经普选授权的合法性。同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由各国政府构成，这本身就是以主权主导人权，更不能将各国政府侵犯人权案例有效移交给国际刑事法庭。最可悲的是，2013年9月曹顺利在准备登记前往日内瓦观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时，被公安拦截，半年后在羁押中死亡。极权统治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应对曹顺利之死负终极责任，却可以在联合国宣讲以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构建人类共同体。这种国际人权机制不改革，只能沦为“洋上访”的摆设。
遇罗克和曹顺利为了争取公民权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在夹缝中不断抗争的精神会不断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抗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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