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总第63期
2013年2月1日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目 录
社 论
以宪政民主制度
“将权力关进笼子”！
《零八宪章》论坛
本刊特评
“中国需要民主！
要结束一党专政！！”
——深切悼念许良英先生！
《零八宪章》论坛
本刊首发
民主化是几代人的接力传承！
——《刘京生文集》序
作者：张祖桦
中共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却只字不提“民主化”，这正是中国这些年来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民主的“现代化”，必然是权贵当道，强取豪夺，两权分化，缺失自由，践踏人权，破坏环境的畸形发展道路。
中共一直鼓吹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质上是个人服从组织，全体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哪里是民主，分明是典型的马列主义专制独裁理论，与宪政民主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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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向
u 在地方自治的框架下实现住民意愿以及少数人群体的权利保护。
u 淡化民族界限。
u 宪政体制下纵向分权意义上的普遍的地方自治的实现。
u 建立市场经济下的内发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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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概念解说
——简论社会正义（二）
作者：秦永敏
转型正义是过程正义的一个特例，对处于转型的国家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转型正义的要点是，第一，在转型过程中和转型过后，必须为转型前和转型中的受害者提供充分的补充正义，第二，在转型过程中和转型过后，必须为转型前和转型中的施害者——通常也就是历史上最后一批专制统治者——给予“第一次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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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遭停，
谈论台湾民主也犯忌？
作者：刘逸明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之所以遭篡改，是因为高谈宪政民主，而《看历史》则是因为谈论台湾一百年来的转型历史。在中国，谈论历史话题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借古讽今，往往也不会有官方人士来对号入座。不过，在一党专制的发条依然没有松动的今天，谈论民主却犯忌。从这一点上讲，《看历史》和《南方周末》的遭遇本质原因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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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戎：公民文化浅议
中国公民究竟应该当承担何种责任？自然，答案亦非常简洁且尖锐：既然权力被剥夺，那么作为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理所当然的头等责任便是讨回我们作为主人应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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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论坛
（本栏目一律为首发稿，欢迎转载）
以权力制衡权力！
以权利制衡权力！
——北京“将权力关进笼子”研讨会纪要
供稿：赵常青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大家普遍认为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腐败问题是解决不了的，甚至会越反越腐败，无论是纪检监察部门还是公检法司都无法对执政党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跳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必须通过开放党禁、报禁，施行国家权力的分立制衡；必须施行民主宪政，通过人民的选票来对执政党及其各色官僚形成有效监督和制裁。简而言之，就是以权力制衡权力，以权利制衡权力。否则，习近平的“笼子”只不过是在中南海上空画了一个饼而已。
没有笼子，把权力关在什么地方呢？
——王书瑶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王书瑶：57年被定为右派，劳教四年，民主人士。
权利制衡权力
——胡石根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胡石根，民主人士，前北京语言学院教师，曾因结社组党被判刑20年。
我可以肯定这句话最后就是一句空话！
——王小宁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王小宁，民主人士，2002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0年。
既不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习近平
——刘沙沙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刘沙沙：著名民主维权人士。
最后把我们这些反对派关在笼子里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莫之许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莫之许：作家，著名民主人士。
必须要多党竞选才能将权力关进笼子
——江天勇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江天勇：维权律师，著名民主人士。
打造民主宪政的中国，
制度的笼子才会编出来！
——赵常青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赵常青：民主维权人士，独立竞选人，自89年学潮开始，先后数度入狱。
人民没有监督权，
一切的高谈阔论都是虚假的！
——韩颖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韩颖：维权人士，独立竞选人。
老皇帝也好新皇帝也好，
玩点新东西总是好的嘛！
——俞梅荪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俞梅荪：作家
落实言论自由呀、结社自由，
笼子自然就做起来了！
——新贝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新贝：日本记者
一人一票；三权分立；新闻自由！
——朱红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朱红：艺名丁朗父，艺术家，民主人士
现在的这一套制度，
实际上是秦始皇制订的！
——贾希平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贾希平：作家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元月22日，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谈到反腐败问题时说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是习近平在“转正”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公开谈论“反腐败”问题，应该说强调反腐败是好事情，但问题在于继续在现行体制下反腐败，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舆论界普遍认为要解决这个共产党几十年都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只有通过体制与制度的变革，借助民主宪政的“笼子”才能将权力驯服。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学者高瑜前不久在博讯网发了一篇名为《男儿习近平》的文章，里面透露的信息无论对于执政党的前途还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前途都不是负责任的表现。我们希望习近平及其领导的执政党领袖集体不要向胡前任那样在“维稳”、“五不搞”的泥潭中打转转。否则后果一定是非常悲剧的。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刘军宁：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杨恒均：习总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
南方都市报：把权力关进笼子，把权利放出笼子
曹林：财产公开就是现成的制度笼子
高瑜：“男儿习近平”要表达什么？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笑蜀: 庹式党管媒体是自掘坟墓！！
王德邦：民间求变与官府应变选项下的中国转型路径
郭飞雄：对南方报系大门三日政治集会的反思
刘军宁：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徐贲：公民权利是争取一切其他权利的权利
奥巴马：作为公民，都有为这个国家设定道路的权力！
——奥巴马第二次就职演说(全文)
社 论
以宪政民主制度
“将权力关进笼子”！
《零八宪章》论坛
元月22日，执政党总书记在中纪委会议上谈到反腐败问题时说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是习近平在“转正”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公开谈论“反腐败”问题，“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话题一出台，便在体制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包括刘军宁、杨恒均在内的各界人士均纷纷发表评论，畅谈怎样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其实对于共产党而言，腐败问题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梦。早在中共建政北京之前，其党魁毛某就有所谓“防止糖衣炮弹”一说，但是，入主北京后，毛某的腐败堪比中古时代最腐败的皇帝，至于其手下高官也好不到哪里去，诚如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所言：“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只不过由于官场信息的高度封闭，这种特权式腐败在那个年代难以为普通人群觉察而已。
自八十年代初，共产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官场的腐败就如决堤之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共党政官僚及其子弟利用价格双轨制，肆无忌惮的在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进行资源的倒卖，并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学生反腐运动。九十年代末在国企改革浪潮中，官僚们又利用权力杠杆玩起“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和“私占大锅饭”的游戏，形成第二次腐败浪潮，而一个新的官僚权贵集团也在国企改革的饕餮盛宴中渐趋成型。到了本世纪初，在权贵集团的“圈地运动”中，官场的腐败也再一次被推向新的巅峰状态，从一不小心便露出马脚的“表哥”、“房叔”，到薄王内讧而揭示的“重庆现象”便可一窥中共官场惊爆眼球的腐烂现状。
面对波涛汹涌的腐败恶浪，中共官僚都会声色俱厉地高喊反腐，甚至在中共反腐历史上，被执行死刑的腐败分子也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却为什么阻挡不了官僚们前“腐”后继、勇往直前的腐败步伐呢？原因正在于制度的作恶！
众所周知，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经过所谓“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在六十多年的历史里无论添加了什么样的“特色”、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最核心的一条始终如一，那就是共产党对于整个国家的绝对领导，哪怕这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依然是最大、最典型的“中国特色”。而共产党的领导采取的又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形式民主忽悠大众，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章规定，使得这个党不仅攫取了整个国家的权力，而且这些权力又分别集中到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僚手上。不仅下级无法制约上级，而且人民无法使用和平手段制约这个霸权主义政党，无法通过选票的力量来改变“党和国家”的中央领袖和地方领袖。这样，共产党的各级官僚在其统治范围内便拥有了事实上的绝对权力。而无论何人，一旦拥有了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要想不腐败，恐怕在天国里也难找到。
正因为权力具有作恶的流氓本性，在人类文明史上，如何对抗来自国家政府和官僚的绝对权力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改朝换代”，是“汤武革命”。但是，三千年的“中国革命史”，历朝历代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那就是绝对权力因“革命”而产生，绝对权力因为腐败而被新的“革命”灭亡，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朝代之内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绝对权力及其产生的腐败问题。共产党“革命”成功以后继续重复着古老帝国的悲剧，怀抱绝对权力，在腐败的泥坑里越陷越深、越滚越远，以至于习近平在两个多月之前发出“亡党亡国”的严重警告！
但是，转动地球，在大西洋的两侧，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努力，设计并实践了另外一套国家社会制度，最终非常有效地驯服了权力的流氓本性，使其洗心革面，在国家社会层面彰显“公共服务”的职能。这个制度是什么？曰：分权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制度。
十七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破解权力作恶问题的贡献甚伟，他通过研究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他并且具体地将国家权力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立法权确立国家游戏规则，行政权根据国家立法来执行政府职能，司法权则对政府和国家公民等的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游戏规则进行审判。三种权力必须相互依赖为善，又必须相互制衡除恶。孟德斯鸠的这种“底层设计”受到了北美大陆一群革命领袖的集体欢迎，华盛顿们在完成“独立”革命后，果断地抛弃了传统的君主帝国统治制度，于1787年制订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三权分立为构架的联邦宪法，并附之以民主选举和人权保护制度，其结果，人类文明史上最为伟大的宪政民主制度便光荣诞生了。与此同时，惯于流氓作恶的绝对权力第一次遇到了难以摆平的克星，国家政府的各级官僚不得不在人民大众面前变得低眉顺眼起来。
因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榜样示范力量，二百年来，世界各国克服种种困难，纷纷起而效仿。在经历四波民主化浪潮后，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80%以上的国家建立起了民主宪政制度。具有公信力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比较清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分权基础上的民主宪政国家，相反，所有的专制国家都毫无例外的是腐败不堪的国家，所有的共产党专制国家都毫无例外的上演着或明或暗的腐败丑剧！
正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避免“亡党亡国”的革命性危机，习近平要想解决困扰已久的官僚腐败问题，没有“中国特色”的捷径可走，只能走民主宪政的普世道路，具体说来：
第一，必须放弃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共产党可以领导中国，但必须是在开放党禁的基础上由人民的选票在多个平权竞争性党派里公开选择，选上了就领导，选不上了下台，争取下一次的领导机会。
第二，必须确立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制衡原则，没有分权制衡，消除腐败便是一句空话。
第三，必须确立公民票选原则，各级行政长官及各级立法代表必须通过定期、公开、公正的竞选由公民投票产生。无论是乡长、县长、省长，乃至国家元首都必须通过民主竞选产生。
第四，必须保障《世界人权宣言》和世界人权公约所宣布的基本人权，包括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基本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
第五，军队国家化，用《零八宪章》的话说就是：公器公用，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
当然，民主宪政制度的特征还有很多，但，我们认为，这是五条最基本的国家游戏规则，只有确立了这样的国家社会制度，恶性腐败才会如落花流水，共产党的“亡党”悲剧才会避免，习近平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成为现实！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还想提醒执政党和习近平的是，民主宪政救中国，不仅是《零八宪章》的宣示，不仅是觉醒的中国人民的认识，也是文明人类的共识。因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绝对腐败正在将亿万人民推向愤怒和革命的方向。如果执政党不选择民主改革的和平转型路径，唯一的归宿就是充满燃烧、充满暴力的街头化革命。这决非我们的危言耸听，而是由共产党统治做催化剂的、整个国家正在酝酿的社会心理。我们认为，无论从中共官僚的自身利益、国家利益还是人民利益角度讲，走“台湾民主化道路
”、避免颠覆性的“大革命”局面才是唯一可取的理性选择！
《零八宪章》论坛
2013-1-16
本刊特评
“中国需要民主！
要结束一党专政！！”
——深切悼念许良英先生！
《零八宪章》论坛
元月28日中午，著名启蒙思想家、人权活动家、科学史专家许良英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这一不幸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各界友人纷纷通过网络发表缅怀文字以示悼念和缅怀，我们“零八宪章论坛”也因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失去这位众生敬仰的良知老人而深感悲痛！
许良英先生1920年出生于浙江临海一乡村，1937年因受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影响，投考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钱临照等老师学习物理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后，心里萌生对蒋介石政权的“革命”意识，并于1946年9月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加入了共产党。1952年被调入中国科学院；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被审查一年。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因为质疑共产党“失信于民”，便被打为“极右分子”赶回浙江老家边务农边研究爱因斯坦。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发现“报纸上天天讲假话，欺骗人民，我非常反感”，遂萌生“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的想法；1976年编译出版《爱因斯坦文集》三卷。
“文革”结束后，许良英先生于1978年从浙江农村重回中国科学院工作。因为亲身经历共产党所发动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国家悲剧，重回北京后，许良英先生工作重点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他认为“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不要民主，反对民主”，认为“俄国、中国搞不好根子都在马克思”，并痛切的反思自己曾经追随共产党的迷失，他说“我过去因为迷信共产党，蒙蔽过一些年轻人，现在我醒悟过来，我有责任让年轻人了解，中国需要民主，要结束一党专政”。
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八十年代初许先生就公开发表文章强调“科学与民主”（并因此在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86年底又与方励之、刘宾雁等人酝酿开展纪念反右运动30周年的活动并直接推动了当年底发生在北京、合肥、上海等地的学生街头民主活动。
1988年底，许先生开始推动开展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二百周年的活动，鼓励刘刚、王丹在北大开展“草地沙龙”和“民主沙龙”活动。1989年初，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许良英先生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政治改革，保障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并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教的青年。公开信有40多位科学家和学者联署签名，这是49年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科学家联名发表政治见解。
89学生民主运动中，许良英先生被列入“黑名单”第二位。64大屠杀后，许良英先生劝说方励之“逃走”，但他自己却“准备好去坐监”、“我不躲，我准备为中国民主事业作个谭嗣同！”。当时，有香港媒体采访许先生对“六四”大屠杀的看法，他回答说：“中国进入了黑暗时期，即使国民党也没有这么狠毒，邓小平对自己人民干了一件世界历史上最凶残绝伦的事。”
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许良英写了一篇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光搞经济是不行的，就像是拐了一条腿，原来的那些问题都还存在，将来会出大乱子。事实证明因为拒绝民主改革，共产党的改革已经步入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泥坑。在同一篇文章中，许先生还指出：“一个尊重人权、实行法治的民主中国，是20世纪90年代对未来中国的呼唤！”
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当年5月，许良英先生以75岁高龄又发起了《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活动。这个呼吁在国际上有很大反响，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有一千一百二十人签了名，其中有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996年10月，人权活动人士王丹被执政当局二次判刑11年后，许良英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文章《为王丹辩护》，指出当局判罪王丹的反民主性、反人权性、反法治性，认为王丹的言行“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98年当浙江等地有一部分民主人士开始酝酿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时候，许良英先生曾对浙江组党活动发起人进行了劝说，认为“现在连言论自由都没有”，谈何组党，如果坚持组党必将招来当局的严酷镇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许先生的判断。
1999年，为了纪念八九学生民主运动十周年，许先生发表了《“八九”十年感言》。他在文章中指出，89民主运动是一次“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可歌可泣的群众自发运动”，在邓小平97年死亡的情况下，当政者应当从邓小平设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勇敢学习台湾蒋经国，“果敢地结束中国几千年来延续至今的以言论、文字治罪的历史，废止书刊和新闻检查制度，开放报禁，确保公民的思想、信仰、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在同一篇文章中，许先生还特别强调了“启蒙”的重要性，他说：“回顾这十年，深切的感到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的艰难和紧迫。我们必须毫不犹豫的回到‘五四’，坚持发扬‘五四’精神，坚持以民主与科学救治中国之黑暗的决心，坚持任重而道远的民主思想启蒙。”
进入到本世纪之后，许良英先生毅然从青年时代就树立的“作一个为社会献身的正直的人”的立场出发，继续思考民主问题和科学问题，继续关心中国的国家命运，继续为中国的改革与进步而努力。鉴于他的卓越贡献，2008年4月，美国物理学会将该年度的“萨哈洛夫奖”授予许良英先生。许先生在答谢词中谈到：“是爱因斯坦的人权和民主思想唤醒了我。自那以后，我投身于中国的人权斗争和民主启蒙事业。我的目标是把践踏人权的独裁专政的中国变成尊重人权的自由民主的现代中国！”
综上所述，“零八宪章论坛”认为，许良英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科学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追求民主的一生，是为国家进步而努力奋斗的一生！“宪章论坛”因此而向许良英先生献上永远的敬意和缅怀！
如今许先生去了，但许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社会理想还没有实现，我们的国家依然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依然是“践踏人权的独裁专政”，诚如《零八宪章》指出的那样：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
在此情况下，“零八宪章论坛”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实现许良英先生为之奋斗一生和奉献一生的光荣梦想！
许良英先生千古！
《零八宪章》论坛
2013-1-29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民主化是几代人的接力传承！
——《刘京生文集》序
作者：张祖桦
中共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却只字不提“民主化”，这正是中国这些年来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民主的“现代化”，必然是权贵当道，强取豪夺，两权分化，缺失自由，践踏人权，破坏环境的畸形发展道路。
中共一直鼓吹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质上是个人服从组织，全体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哪里是民主，分明是典型的马列主义专制独裁理论，与宪政民主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老刘是“民主墙”时代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因此他的上述记录对于研究和考察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人权组织产生的历史都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几个月前的一天，我素来尊敬的民主墙时代的老民运人士刘京生先生约我见面，赠给我一本打印装帧得工工整整、干干静静的他本人的文集。尽管其中的大部分文章我都已在网上读过，但我还是将这本凝结着作者心血的集子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然后打电话建议他编写一个详细的目录，并争取早日公开出版。此后便一直未与老刘联系过。
老刘做事非常认真仔细，在照顾因摔伤卧倒在床的老父亲的同时，仍然抽时间对书稿作了修订，还按照我的建议编写了详细的目录，并坚持嘱咐我为文集写一篇序言。我再三推辞不过，只好写一点读后感。
老刘长我一岁，出生于 1954年1月5日，今年已五十有五。这个岁数的北京人大都知道，三十年前在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的西单体育场南侧有一段约2米高、100米多长的宽阔围墙。上面贴满了大字报或小字报，批评时政的有之，要求平反的有之，申诉冤屈的有之，主张民主的有之，伸张人权的有之，被时人命名为“西单民主墙”。
当年，邓小平基于党内权力斗争中的策略需要，一开始对“民主墙”的态度是肯定的，因此他才会在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利用接见日本、美国和法国外宾的机会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1978年11月27日上午10点，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到“西单民主墙”前告诉在场的“民主墙”活动参与者和观众说，他当晚要会见邓小平，愿意代为转述意见。当时在场的人纷纷提出意见或要求，诺瓦克作了记录。当晚10点后，诺瓦克委托一位朋友到“民主墙 ”前转述与邓小平谈话的情况，大意是邓小平说，“民主墙体现了中国的民主”，“人民有怨气，要让他们表现出来”，“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可见当时邓是肯定、赞扬和推动“民主墙运动”的。当时现场听众一片欢腾，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第二天晚上，3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民主讨论会”。此后，“民主墙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创办《探索》的魏京生，创办《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刘青，创办《中国人权同盟》的任畹町，创办《北京之春》的王军涛和陈子明，创办《沃土》的胡平、姜洪，创办《今天》的周眉英、北岛、芒克等，都是当时北京“民主墙运动”的主将。
老刘就是在“民主墙”时期，主动加入了由魏京生创办的民主刊物《探索》杂志，积极开展民主启蒙活动，后虽被定罪但免于起诉。1991年，他又与胡石根、王国齐、康玉春、王天成、陈卫等200余人共同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多次向全国邮寄民主宣传材料，结果被当局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三次减刑共二年半），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04年11月27日出狱。2005年4月，他再和李卫平等人到工商局注册成立“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致力于开展公民维权活动，后因政府强制干预，被迫注销。之后至今，他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宣传民主理念的文章。
我和老刘只见过有数的几面，谈不上熟识，但是通过读他的文章和听朋友介绍，对他的为文与为人均颇有好感。老刘的文字简洁明快，生动活泼，风趣诙谐，决不拖泥带水和矫揉造作，可读性很强，且充溢着人性的闪亮。尤其是他发表在《民主中国》上的民主墙回忆系列（共18篇）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妙趣横生，画龙点睛。试举几例：
他在第1篇“初识民主墙”中写道：“我一直在西单墙寻找，寻找我满意的知己，一段时间内，我几乎有些失望。一张小字报的出现，令我周身热血沸腾。这张小字报的标题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在当时，‘四个现代化’是国人的梦，华国锋誓言旦旦要领导人民实现这个梦；而魏京生的呐喊是及时的提醒，提醒梦中的人们：没有民主的所谓现代化不过是画饼充饥！太妙了，仅此一句，就准确地诠释了共党几十年的‘功绩’。”
在第2篇“《探索》创刊号”中，他写道：“ 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这样解读民主的：一，民主有阶级之分，无产阶级可以享有民主，其他阶级无权享受，二，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民主不能决定什么，决定权在统治者手里，三，民主不可超越底线，不可以质疑领袖思想，不可以质疑共产党，不可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以质疑政府。这就是1978年前民主的基本定义，这一定义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灌输已具有不可更改性，成为思维的框架和大多数的共识，阻碍着自由思想的涌动。”
在第16篇“宣判”中，他饱蘸感情地写道：“人生有无数憾事。在监狱时我认为自己的一生有两件最大的憾事需要尽快弥补。其一，我不是父母的好儿子，不是儿子的好父亲；其二，我还没有享受过欲生欲死的爱情。至今，第一个遗憾依旧持续，母亲总是赶着我去干活，哪怕干活的收入仅够苟延残喘，哪怕她的年龄已经八十三岁。第二个遗憾，我有幸补上了，可昔日的战友却冷酷的告知：你这样的条件就不该结婚。我可以原谅误解，可以原谅观点的极端，可以原谅世俗，势利眼，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没有人性的且不合逻辑的告诫。莫非人穷就该志短，莫非穷人就该没有爱情与家庭？！看来，一些自觉不自觉的感到自己是民运一分子的人，真该恶补一下民主常识，千万别把追求民主当作一项没有人性的‘伟大事业’”。
我觉得这几段文字不多，但写得非常之好！第一、中共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却只字不提“民主化”，这正是中国这些年来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民主的“现代化”，必然是权贵当道，强取豪夺，两权分化，缺失自由，践踏人权，破坏环境的畸形发展道路。这一点在今天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在三十年前能有这样的见识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二、中共一直鼓吹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质上是个人服从组织，全体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即老刘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不可以质疑领袖思想，不可以质疑共产党，不可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以质疑政府”。这哪里是民主，分明是典型的马列主义专制独裁理论，与宪政民主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第三、“一些自觉不自觉的感到自己是民运一分子的人”热衷于唱高调，主张民主人士不该这样，不该那样，甚至于连恋爱结婚都不可以，简直到了冷酷无情、丧失人性的地步。老刘对此嗤之以鼻，奉劝这些人“真该恶补一下民主常识，千万别把追求民主当作一项没有人性的‘伟大事业’”。若剥离了人性与人道，那样的“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哪还值得人们前赴后继地去追求呢？
2009年4月24日，中国人权（香港）及联席会议香港联络处举办了一场纪念《民主墙》30 周年座谈会，刘京生在会上发言认为当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是一次释放人性运动：“因为人性在当时被长时期压抑，包括爱情、包括服饰，很多本能的东西都无法释放，思想也被压抑，在所有的教科书上，只有马列主义，其它的教科书都被作为批判的对象，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对这种东西表示怀疑，虽然我不能推翻它，但至少可以质疑它吧。这就导致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未来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民主导师包遵信生前曾多次对我说，中国的民主化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接力传承，需要逐步形成中国自己的争取民主的传统，累积本土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他多次慨叹说中国人气量狭窄，喜欢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后人总是喜欢否定前人，这就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民主传统，总是回到原点上重新起步，此乃民主在中国之所以不昌的一个重要原因。
老刘在三十年前的“民主墙”时代就投身民运，参与和见证了许多民运事件，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资料，是值得重视的。如他“民主墙回忆系列”第18篇“后记”中记录道：
四、补充的记忆：
七八年十一月左右，我见到的第一张非官方政论性大字报是：《启蒙社》标题为“重新评定文化革命，对毛泽东要三七开”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按上下联划分的（未见横批）。张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南门外。
七八年十一月左右，我见到的第一份民办刊物是《四五论坛》。
七八年，一一二五民主会（十一月二十五日）是西单民主墙的标志性事件。开创了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方式由民众参与政治话题讨论的先河。
七九年年初，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人权同盟》公告诞生。据说，当时登记人数超过一万。
七九年春节，“中央文件”对西单民主墙的定性就已经出台。四月三日在上海首先发出公告，四月五日北京也发出相同内容的公告。有节制的抓捕开始。在第一轮抓捕中，有许多人幸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魏京生在补充中所说的那段话“因为邓是个沉不住气的人。抓人后肯定引起国内外的批评，也许还能引起党内的批评。这样邓就没有能力再抓人了，民主墙可能会多维持关键的半年到一年”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由于老刘是“民主墙”时代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因此他的上述记录对于研究和考察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人权组织产生的历史都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同时，他所撰写的文章和亲身参与的民主活动对于中国自身的民主传统的形成与承继都是一种令人尊重的实际贡献。他本人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奉献出了大半生的时光和十几年的牢狱生活，至今无名无利，无怨无悔，仍在坚持不懈地尽自己的一份努力。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呢！这正是我接受老刘的约请为他的文集写序并向大家郑重推荐《刘京生文集》的原因。
“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写过一首题为《赠从弟》的诗：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我认为这首诗歌颂的松柏精神用在刘京生先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是为序。
2009年4月25日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向
我将宪政体制下纵向分权意义上的普遍的地方自治视为中国未来国家结构的发展方向和组成部分。这里的宪政体制，指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体制。要求将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在该体制下，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
u 在地方自治的框架下实现住民意愿以及少数人群体的权利保护。
u 淡化民族界限。
u 宪政体制下纵向分权意义上的普遍的地方自治的实现。
u 建立市场经济下的内发的发展模式。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一、在地方自治的框架下实现住民意愿以及少数人群体的权利保护。
国际上关于自治的分类方法，一般普遍将自治分为地域性自治和非地域性自治。所谓地域性自治，指从地域方面对自治实体进行界定。凡是居住在某一地域内的居民就被赋予一种自治地位，而不管该居民是属于此民族还是彼民族。而非地域性自治，则是从“人”的方面来界定自治实体，即自治权利是赋予某一特定民族的，该民族的所有成员都可享有这些权利，而不管他们是住在所在国领土内的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从国际上通行做法上来看，其不会通过将特定地域与少数人群体相互关联的方式对该少数人群体权利实施保护。即使对某一个少数人群体权利实施保护也是通过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途径来间接实现的。自治（划定属性的地域自治）尚不被认为是少数人群体的基本集体权利。
将少数人群体保护与区域相结合的作法，即预先赋予特定地区的特定少数人群体（民族）以特殊地位的作法，当该地域并不是由单一属性民族构成时，必然侵害到未被赋予特殊权利的民族的利益，造成被赋予特殊权利的民族与为被赋予特殊权利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带来种族隔离的后果（如印巴分治）。
与此相反，普遍的地方自治，即不区分住民属性的地方自治，则能通过保护作为个人的住民的权利的途径，保护上升为自治体群体意志的特定少数人群体的权利。如前所述，按照地方自治的相关理论，地方自治是为住民自治和团体自治的结合物，地方事务的决策是按照民主向度和自由向度的要求，以及辅助性原则，由住民遵循民主原则自行、自下而上地、并且自由地决定的。当基层住民主体由所谓的少数民族构成、个人住民意愿中的民族属性因素按照民主性原则占据主导地位并形成多数时，自然能上升为群体意志并通过公共团体来实现，住民自治自然体现出民族自治的属性。这时，自上而下地固定一种群体利益，无疑既是多余的，也是严重违背自治本身所要求的民主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的。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将地方自治作为了最基本的地方治理形式，1980年代后先后由欧洲理事会通过了“欧洲地方自治宪章”，有国际地方当局联盟通过 “世界地方自治宣言”，而“世界地方自治宪章”也由联合国正在制定过程中。这意味着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积极意义开始在世界范围得到讨论，并逐步得到明确，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时代潮流。在解决民族问题，确立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未来政治体制时，纵向的地方分权不能不成为考虑的方向。
基于上述几点，我认为，充分的地方自治完全可以实现少数人群体的保护，而不必刻意强调地方自治的民族属性或民族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方式的问题与困境产生的源头不在于地方自治方式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中国对地方自治本身附加了大量中国特色，而使其发挥不出本根的效果。
每个民族都有按自己的自由意志管理自己事务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以独立建国为主要诉求的民族自决只是其一种选择，而自治是另一种选择。前者，即实现分离，必须摆脱国家的控制力，这对大多数民族来说是不可能的；后者，即留在国家框架内，通过自治的方式寻求享有保护其认同的空间。自治从原则上讲，并不对国家领土的完整构成妨碍。其“所代表的就是在彼此对立的主权要求上进行通融的一种手段”。通过给予少数民族群体以空间，可使其感觉获得了按照自己意志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从而放弃不必要的分离，并将不再提出更高的自决的权利要求。
二、淡化民族界限。
我所主张的地方自治与目前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区别在于，后者被人为地规定了民族属性。民族区域自治从其名称即可看出，其是民族、区域、自治三个因素的结合体。某种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转移，只是向某个民族的特定群体的转移，该地域中，只有该民族群体的自治实体被赋予自我管理其民族群体内部事物的权力，承认其部分独立于国家或中央政府的影响；同时，该民族群体被从地理上划分出明确的地域范围。而这种人为地规定地方自治的群体属性的作法，又必然地以民族识别作为其前提。这从中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过程即可一目了然。
重新将对少数民族群体的保护纳入到普遍的地方自治的轨道上来，首先就要克服和淡化传统的民族识别的作法，消除地方自治的人为的自上而下的属性规定，建立自下而上地通过民主的原则确立群体意志的机制。继续坚持民族识别的作法，只能带来地域内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孤立、疏远、分离、独立。
另一方面，淡化民族界限，我反对的只是人为地制造民族区别和隔离、人为地规定地域的民族属性的作法，这并不等同于支持实施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民族融合应该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权力强制的过程。从新疆和西藏的冲突产生过程，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开发以及包含语言、宗教在内的文化政策对其当地民族的民族特性所造成的同化威胁，成为与中央（汉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主要在于其包括语言、文化、宗教等在内的民族特性的存在。而少数民族之所以被称之为少数民族，除了其民族特性以外，更因为在其外存在着更强大的民族。对少数民族来说，与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的最大的威胁，即主体民族的同化政策。因此，为建立普遍的地方自治而强调淡化民族界限同时，我也强烈地反对任何来自官方的强制性民族同化政策，反对民族吞并和去除民族特性的作法。正因为有住民特性的存在才有了实施地方自治（基层民主自我管理）的必要。
三、宪政体制下纵向分权意义上的普遍的地方自治的实现。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央政府为解决特殊的现实问题而在特殊的地域自上而下实施的特殊的政策。除了5个省级少数民族区域之外，中国其他地域并没有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从现实实施过程来看，正是这种中国大部分地域实施非地方自治制度与少数地区实施地方自治制度的并存局面，使得地方自治很难真实地在少数地域展开。这些实施了所谓地方自治的地方政府，除了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属性之外，同时还具有一般国家地方政权机关的属性，而且，前者的自治机关属性要从属于一般国家地方机关的属性。这种属性冲突与属性从属实际上从制度角度上就造成了地方自治制度的自我否定。
从当下中国特有的大一统的社会主义特色来看，一国两制很难并存，最终都将收缩于中央集权的趋势之中来。因此，要解决民族聚居区域的地方自治问题，其另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宪政体制下纵向分权意义上的普遍的地方自治的实现，而不是单单在少数地域建立地方自治。
在这里，我将宪政体制下纵向分权意义上的普遍的地方自治视为中国未来国家结构的发展方向和组成部分。这里的宪政体制，指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体制。要求将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在该体制下，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普遍的地方自治，是指以宪政体制为前提，以民主和自由为向度，以辅助性原则为原则，在全国普遍地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只有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自治才能真正实现地方自治的内涵。
四、建立市场经济下的内发的发展模式。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面临着development（发展）问题。目前，虽然东部地区逐渐摆脱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课题，但是，对于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仍然落后的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来说，BHN问题仍然是沉重的课题。BHN是由1976年世界雇佣大会提出，指家庭私人消费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量——适度的粮食、居住、衣服、以及家庭生活所必须的设备•家具，同时还包括社会基础服务——饮水、卫生、公共厕所、保健、教育、文化设施。
从发展中国家解决development问题的路径而言，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二战后在1960年代普遍采取的开发主义和开发体制，其特征是，作为一种后发型的道路，其将国家的繁荣、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放置于首位，在发展模式上则实施自上而下的国家为主体的开发形态，将国民动员于国家发展目标之上，政治上则实施配套的集权主义。另一种方式则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市民社会和市场主义的兴起而提出的新的方式，在这里，“个人”和“社会”取代“经济成长及产业的高度化”被定位为发展的产出、即发展的最终目的的位置上，原有的开发目标——经济成长及产业的高度则仅仅被定位为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发展的承担主体，也国家和政府转换为个人和社会。
从中国的发展方式来看，虽然其社会主义体制与开发主义有一些区别，但是，同样属于以国家利益、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的自上而下、排除了个人和社会参与、排除了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开发模式。落实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中国采取的是依靠中央政府、中央企业为核心、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进行外来开发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住民被排除在开发过程之外的情况下，自然不会以当地住民的选择能力的扩大为首要目标。在本质上，这是对少数民族同化政策的一环。这种不是以当地住民为主体的开发，虽然在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并未获得当地住民的完全理解。相反，在开发过程中，围绕着“资源的使用与机会的平等”这个群体权利需求问题，再次生成了新的复杂矛盾。进而，当地贫富分化问题被上升为汉族（占有资源和机会）与少数民族（失去资源和机会）之间的矛盾。
现在以及未来，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市场化都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处于不断开发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面临着发展方式的选择机会。是依靠市场化的力量，以自身地域住民为主体实现内发的发展，还是依靠外部国家力量推进从外部的开发，直接涉及到未来地方自治过程中当地住民的力量的成长、决策中的地位，以及包括保护传统文化在内的群体权利需求的满足程度。无论从培育当地住民的市民社会来讲，还是从保护当地群体权利，以及当地的住民的民族特性来讲，推动以当地住民参与的内发的发展都是必需的选择。
正义的概念解说
——简论社会正义（二）
秦永敏
转型正义是过程正义的一个特例，对处于转型的国家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转型正义的要点是，第一，在转型过程中和转型过后，必须为转型前和转型中的受害者提供充分的补充正义，第二，在转型过程中和转型过后，必须为转型前和转型中的施害者——通常也就是历史上最后一批专制统治者——给予“第一次宽恕”。
l 正义的基本概念：
l 制度正义：
l 普遍正义：
l 具体正义或者实体正义：
l 补充正义：
l 过程正义：
l 程序正义：
l 转型正义：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正义概念，在当代中国因为其实质被忽视，以致在词典中的解释也含混不清，《现代汉语词典》仅解释为：“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
如前所述，在我看来，它的本意应该是“使一切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或者简单地说是使人永远得到其本分。 而且，这种“应得”的本分必须从人道的角度、从善的角度、从仁爱的角度加以理解。
怎么理解“得其所应得”？
我们知道，人是从猿进化来的，也就是从动物进化来的。
在动物社会里，每一个个体应得的是什么？
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也就是遵循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理所当然。这种应得是与人道、与善、与仁爱无关的，和我们从人道的角度、从善的角度、从仁爱的角度加以理解相去太远。
只有在从动物社会进化到人类文明社会，出现了国家权力，自然状态转化为社会秩序之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丛林法则支配的自然状态下，没有秩序可言，一切都是随机的，自发的，偶然的，没有准则可言，也就没有正义可言。
国家的产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超人的社会力量规范，从而形成了社会秩序，这些社会规范规定了每个人在何种情况下应该得到什么待遇，哪怕是最坏的情况下，这种待遇也比动物社会要强，虽然就早期说，最坏的情况也确实比丛林法则主导下差不了多少。须知，人类是从兽类进化过来的，是处于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进步中的，文明时代也是从原始、低级状态向发达、高级状态进步中的，所以，越往早期去，文明中的野蛮成分越多并不奇怪。这样，文明早期的国家强制力带来的秩序很不公平，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但是，这种不公平的秩序规定，就是当时的正义。
因为，从正义产生的历史起源上说，并不是公平公正，而是由制度规定的“应得”，
也就是说，没有由社会强制力给出的制度规定，就没有正义可言。制度规定的实施，一方面产生了秩序，一方面产生了正义。这种制度本身的好坏是一回事，制度的有无是另一回事。正义和制度密不可分，从产生的源头上说，制度就是正义，因为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也没有正义。
制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社会规范，是全社会公众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和行为方式的自我建构。既然是一个建构体系，自然就有规模大小、水平高低、质量优劣之分，就是可以进步、发展、提高、完善的。
因此，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的进步、发展、提高、完善，是这个社会必不可免的历史进程。
不同社会的制度体系的规模大小、水平高低、质量优劣，则既是必不可免的客观存在，也是能够发生变化、逆转的。
制度给出的正义对全社会都适用，因此，从它的有效性上说，它是一种普遍正义，与此同时，从它的可实施性上说，这种普遍正义又具有具体性，是具体的普遍正义，其所获得的结果，可以径称具体正义，或者叫实体正义。
制度给出的正义不公平，就会产生对正义的歧义。也就是说，在各种等级制度下处于中下层尤其最底层的人，往往就会觉得那不仅不是正义，而且是非正义的，因此，就会提出自己的一套和官方对立的正义观念体系，比如古罗马斯巴达克对奴隶制的反叛，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正义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制度规定，而成了人们对理想的制度原则的一种需求。
在此基础上，正义被理想化了，被观念化了，成为了人们对更高级的甚至是完美的社会应该有的状态的玄想，由此，就产生了完全抽象的普遍正义。
也就是说，制度给定的正义是具体的普遍正义，它对制度下生存的人理论上说是普遍有效的，和它对应的是理想中的抽象的普遍正义，它没有实际效用，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人类社会自我完善的最大动力。
由此可见，正义决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而是一个成长中的、发展着的、有内在矛盾冲突的范畴，它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将和人类文明相始终。
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有量变而且有质变，这样，正义范畴也会随之而发生范式更替，形成和从前有本质区别的更加先进的正义观念体系。具体地说，就是从农业文明的正义体系升华到商业文明的正义体系，从等级正义体系转换到平等的正义体系。
正义本来是一个社会哲学范畴，因此，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不宜大词小用，但是，从理论上说到正义的实施，我们就不能不把实施的结果加以定位，这样，一个符合普遍正义的结果，也就是一个具体正义，或者说实体正义。
任何好的理论观念不有效的转化为具有现实功效的结果就没有意义，普遍正义、制度正义不转化为具体正义就无法实现其意义、价值，因此，应该说，具体正义的普遍实现，正是普遍正义、制度正义的最终目的。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具体正义并不是正义体的化生，而仅仅是一个在此时此地符合普遍正义观念的结果，绝不是普遍正义本身。因为正义观念是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着的，那些在当时符合普遍正义的结果，时过境迁之后未必可以作为一个样板套用到新发生的同类事情上去。所以，具体正义虽然是目的，但是，它们一般而言又不能一般的等同于正义本身。
再说制度正义虽然是一种普遍正义，但是，它作为制度给定的正义是具体的普遍正义，它对制度下生存的人理论上说是普遍有效的。与此同时，制度在实施中不可能不打折扣。另外，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不仅受到制度的约束，更多情况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也会造成一方对他方的侵害，甚至有很多社会集团包括黑社会集团，都会对许多个人或者社会群体的利益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常常是伤害性的，对一些当事人甚至是毁灭性的。也就是说，社会生活本身会制造出大量的非正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制度就不仅必须提供一次性的普遍正义，而且必须提供补充正义。
应该说，刑法体系就是社会提供补充正义的最好例子。刑法体系的作用，就是为一些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了伤害加以惩罚，从而为被害的他人和社会讨回公道，并且以此来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发生冤冤相报无了时的乱象。那么这种补充是什么性质的补充？其实并不是一般的补充，而只是制度所提供的正义体系的补充，法律是为制度服务的，也只为制度规定的正义所受到的破坏提供补充。因此，法律体系，具体地说司法体系，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实只是为现存制度体系提供的正义的一种补充，它并不能在此之外提供更多的东西。
相应的，我们说，在等级制度下社会底层大众常常会有一些和官方相对立的正义观念，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后者，也是一种补充正义。
人类工作的有效性，建立在符合科学的方式方法上，越是高度复杂的活动越是如此。这样，在各种求取实体正义所需要的场合，人们不能不按一定的有效程序进行。就像有时候大胆的猜测更能径直获得正确的结果，但那仅仅是例外一样，为了确保始终能获得正确的结果，在科学工作中我们还是不能不严守科学工作规范，按照严格的程序开展工作。同样的，在求取实体正义过程中，为了确保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我们不能不遵守普遍认可的过程，这些过程的正规化、规范化和有效性，使它们本身就具有了正当性和正义性，以此形成了一个特别的领域，那就是过程正义。
过程正义之中，程序正义广为世人关注，无论中国的一些人把科学概念叫得多么响亮，中国恰恰是个缺乏科学精神的国家，也就更加缺乏程序正义观念。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人治国家，故“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很多事情，完全看当事人的能力和德行，社会也指望德高望重者来领导，却从来不注重制度建设，不懂得良好的正义生成机制和依靠个人的德、能来判定正义和提供正义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程序正义已经是当代正义体系里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经过客观公正的正当程序产生出来的结果并不能百分之百确保为实体正义，但是，和不经过正当程序比起来，不仅能取得高得多的实体正义的比例，而且，由于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而足以定纷止争——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有些利害关系的矛盾纠纷是无法理清的，这种情况下，以一个合理的权威给出决断并且定纷止争，就成了最有利于当事人和整个社会的最好办法，其结果也就符合从好的、从善的方面让相关方和整个社会得其所应得的最高准则。
在今日中国，还有一个属于过程正义的重要概念，那就是转型正义。
人类社会是处于发展进步中的，这种发展进步在一定条件下因为社会生活范式的全面转变而会发生质变。就当前来说，中国社会正好处于从等级身份制社会向平等公民社会的关节点上，由于历史的原因，碰巧成为最后的等级身份制的既得利益者不择手段的顽固的维护既得利益，就和最后的等级身份制的严重受害者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一边要镇压，一边要清算。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高张转型正义大旗，才能既弄清历史真相，还给等级身份制的受害者以全部公道，又要以历史的主人公态度，对最后的等级身份制的既得利益者给予“第一次宽恕”，从而结束历史，共创未来。
由正义概念派生出来的相关概念还有很多，在此没必要也不可能全面列举。
这里我们把本文涉及的有关方面一一加以简说。
正义的基本概念：正义就是本分，就是从善的方面，从人性、人道的方面说使人得其所应得。
制度正义：正义由制度产生，所以从起源而论制度就是正义。但是，由于早期的制度是等级制的，因此，社会下层常常会尊奉另一套不同的正义体系，制度本身不仅会包含不正义的东西，而且落后的制度本身就可能成为非正义。但是，无论何时，从宏观看，正义问题永远离不开制度。而且，人类的历史行程就是要使制度无限的趋向正义。
普遍正义：制度正义是一种普遍正义，这是针对在制度适用范围内具有普遍有效性而言。但是，更重要的是，正义和真善美一样，已经升华为一种完美的社会理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普遍正义是一种冀望一切人随时随地都能得其所应得的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观念。
具体正义或者实体正义：指人们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本分。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本分是常态，这样，真正使用这个概念时，往往把它用于例外情况。即用在人们得到不公正、甚至严重的邪恶的侵害、造成了重大损伤甚至死亡的情况下，由正面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尤其是指来自司法的力量给予的补充正义。
补充正义：如前所述，补充正义是在人们得到不公正、甚至严重的邪恶的侵害、造成了重大损伤甚至死亡的情况下，由正面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尤其是指来自司法的力量给予的补充正义。此外，在等级身份制下，下层民众的利益严重受损而得不到救助，这样，一旦形成势力和规模，他们也会提出一定程度上和官方相对应的正义观念体系，这种情况下，官民的正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二元化了，也是补充正义的一种特定表现。
过程正义：过程正义既不是普遍的、抽象的，也不是具体的、实体的，而是为过程所需要，在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正义。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正当程序。在人类文明发生历史性大转型的过程中，由于需要以善的，人道的，人性的方式结束历史开辟未来，也需要以良知和正义来面对这样一个过程。
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就是在大量、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创设客观公正的正当程序，由各有关方共同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而确保产生出来的结果能为各有关方面接受。程序正义并不能百分之百确保产生实体正义，但是，它不仅比不经正当程序制造实体正义的任何方法都有效，能生产出更高比例的实体正义，而且，它是解决那些不可能完全没有纠纷的问题的唯一办法。
转型正义：转型正义是过程正义的一个特例，对处于转型的国家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转型正义的要点是，第一：在转型过程中和转型过后，必须为转型前和转型中的受害者提供充分的补充正义，第二，在转型过程中和转型过后，必须为转型前和转型中的施害者——通常也就是历史上最后一批专制统治者——给予“第一次宽恕”。
2013.1.1
《看历史》遭停，
谈论台湾民主也犯忌？
作者：刘逸明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之所以遭篡改，是因为高谈宪政民主，而《看历史》则是因为谈论台湾一百年来的转型历史。在中国，谈论历史话题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借古讽今，往往也不会有官方人士来对号入座。不过，在一党专制的发条依然没有松动的今天，谈论民主却犯忌。从这一点上讲，《看历史》和《南方周末》的遭遇本质原因是一样的。
《看历史》杂志的遭遇表明，当局并未打算改善舆论环境，而是一味地钳制新闻出版和言论，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媒体遭封杀或整肃的命运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看历史》杂志创刊于2007年9月，原名《先锋国家历史》，2010年改名为《看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锐新闻杂志。2011年被“中国娇子新锐榜”评为“年度杂志”，目前每期发行量超10万本。5年来，创办了“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历史嘉年华”、“中学生写史”等品牌活动。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类杂志曾十分风行，然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类杂志纷纷倒掉，纪实文学杂志异军突起，占据主流地位。如今，纪实文学往往被指杜撰，所以，除少数影响力大的杂志销量依然非常客可观之外，其它的基本上都生存得比较艰难。
中国有着上下几千年的灿烂历史文化，历史资源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这些年备受观众、读者欢迎，大多数历史剧或者解读历史的书籍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之所以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广受欢迎，除了历史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因为中国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在现代剧和现代背景的书籍当中，不容易看到社会真实的一面。
《看历史》作为中国第一本谈论历史的杂志，自然也受到读者的欢迎，短短5年时间，销量便达到了每期超过10万本。这种成绩在同行业当中可以说是不多见的，取得这种成绩除了因为该杂志的特殊定位之外，还跟其具体内容有关。杂志当中的文章除了谈历史之外，少不了借古讽今，这是新闻主管部门所忌讳的。不过，如果不是太露骨，往往也不至于让杂志遭遇被封杀的命运。
2013年1月25日，包括《看历史》杂志执行主编孙展、副主编杜兴在内10多位员工用“看历史部分员工”账号发表长微博，称准备半年之久、在1月18日已经制作完成印刷版文件的二月刊永远无法与读者见面，目前正在操作的三月刊及之后工作也被叫停。据《看历史》执行主编孙展介绍，二月刊封面为《台湾之足》，策划半年之久，约请了包括杨度、张铁志、朱天衣等14位作者撰稿，讲述台湾百年的转型历程，部分作者是台湾转型亲历者，很多内容是第一次得以披露。
《看历史》二月刊遭封杀的消息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证实，他就是《看历史》运营方成都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达海，达海称的确已经完成内容编辑，因选题不适宜目前出版，因而暂缓。他还透露，二、三月刊将合刊出版，合刊出版已于1月中旬按相关法规送报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备案。
《看历史》二月刊被叫停其实早已有征兆，1月11日，该杂志创刊主编唐建光在内部邮件中突然发出通知，称因杂志经营以及发展理念等问题与公司产生分歧，不再担任负责人。唐建光在邮件中解释原因为：“杂志一直没能在经营实现盈利突破，主要责任在我，因此我对公司的选择表示理解，也希望大家支持。”
据该杂志执行主编孙展透露，唐建光请辞前毫无征兆，因为此前大家还商量一起去参与某个活动，但就在1月10日，唐建光被紧急叫回成都开会，之后就出现了这封邮件。不过，唐建光仍然赶回北京，在1月14日主持了编辑部例会，讨论二月刊的收尾工作和三月刊的工作计划。1月18日，唐建光在为二月刊签版后正式离职。
从上述情况看，唐建光在离职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原本并不希望二月刊能付诸东流，但是，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二月刊被确定叫停之后，他只能离开该杂志社。唐建光的离职可以说是该杂志社的一大损失，然而，祸不单行，1月18日过后，《看历史》编辑部的工作陷入停滞。经营方及新主编赵婕并没有给编辑部安排实际工作、提供适当的工作指引，加上二月刊的停止下印，《看历史》部分员工的委托律师、北京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欣认为，可以视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
《看历史》部分员工认为管理方存在不合理做法，包括员工手头并没有劳动合同，此外，在上网查询社保、公积金的时候，发现公司并没有依法为员工缴纳。部分员工与先锋公司派出的工作组进行了两次谈判，但仍未得到妥善安置。可想而知，只要先锋公司继续保持强硬态势，员工们的维权道路就会非常漫长。
前段时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遭宣传部门官员篡改一事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社会各界的网上与现实声援，最终，双方就今后如何办刊达成一致，除了主编黄灿被调离之外，其他员工各就各位，而《南方周末》则照常出刊。此次《看历史》杂志不仅遭遇停刊，而且主编和员工均被迫离职。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之所以遭篡改，是因为高谈宪政民主，而《看历史》则是因为谈论台湾一百年来的转型历史。在中国，谈论历史话题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借古讽今，往往也不会有官方人士来对号入座。不过，在一党专制的发条依然没有松动的今天，谈论民主却犯忌。从这一点上讲，《看历史》和《南方周末》的遭遇本质原因是一样的。
众所周知，台湾在以往也饱受专制之苦，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才真正步入民主的春天。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根同源，因此，台湾的历史经验对于大陆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14位作者讲述台湾转型历程，必然讲到台湾民众的抗争，以及统治集团的开明，以及台湾已经实现民主的现状。所有这些，对于中共当局而言都是难以忍受的。
《看历史》杂志的遭遇表明，当局并未打算改善舆论环境，而是一味地钳制新闻出版和言论，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媒体遭封杀或整肃的命运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看历史》被迫停刊，虽然还会复刊，但在主编和员工几乎全部离职之后，该杂志可能会丧失原有的灵魂，一旦读者不再对其内容感兴趣了，它离大去之期便不远矣。
当然，倘若社会各界能一如既往地争取突破体制的限制，《看历史》杂志还可以卷土重来。否则的话，《看历史》绝不会是最后一家遭封杀的媒体。
2013年1月30日
欧阳小戎：公民文化浅议
中国公民究竟应该当承担何种责任？自然，答案亦非常简洁且尖锐：既然权力被剥夺，那么作为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理所当然的头等责任便是讨回我们作为主人应有的权力。
建设今日中国之公民文化，其实质便是公民社会或曰公民运动内部的团结。在公共领域相互支持，在私人领域相互扶持。当我们意识到：公共领域，存在着一个远远高于我们个体生命意义之上的伟大意义；在私人领域，我们最有可能亦是最深刻的幸福来源，便是和自己的同仁兄弟姐妹们相依为命。那么，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社会，也就自然有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规则、自己的精神和生命。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中国历史上未有过城市国家阶段，因此“公民”这一概念之于中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外来”观念。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一词，与城邦时代相比早已具有了全新的内涵，而其中的传承性仍牢固而不可磨灭。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只是在原始意义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其根本涵义并未动摇。这种传承性的精髓在于：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既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力，又负有担当国家政治生活中公共义务的责任。
今天的世界是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是前所未有。自十九世纪国门洞开，数千年的封闭古国被纳入全球人类共同生活的大潮中以来，追求现代文明是过去一百多年来这个国家命运的主题，此主题既是过去百余年历史上内忧外患的背景，亦是中国人试图解决这些内忧外患的出路。时至今日，尽管这个国家仍旧远离现代文明，有识之士却已基本认清一个基本原则：中国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生活的根基，取决于这个国家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
我们的公民社会究竟是一个何等社会？尽管这一理念已经提出了很多年，而至今仍未有一个明确定义。甚至可以有些不客气地说：公民社会及公民文化，究竟是何等概念，在当今之中国是混乱的。或者亦可以如是表述：尽管在过去的数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正呈现逐渐成长和觉醒的趋势，并且到迄今为止的历史阶段，这种成长趋势很难被遏抑，但如果贸然下结论说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成型，似乎仍显得武断。公民社会这一理念，之于今天的中国，仍非常艰难地停留在名称上，而很难谈得上实质。
若简单总结一番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艰难的原因，大抵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其一自然是统治集团对民间权力诉求的敌视态度；其二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中国历史。当然还有其它众多原因诸如地缘政治、历史机遇等等，悉数居于次要，可以暂时不作讨论。西文“citizen”一词，在中国被翻译为公民或者市民。在汉语语境里，要解读“市民”一词，很容易发生下意识的曲解或者流于下意识的片面，它很容易被理解成“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城邦时代，在城邦时代，一座城市便是一个国家，“市民”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主人。展开这个话题将涉足一个庞大的历史研究范畴，在此我们尽可能地做简短的陈述。起始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系地中海沿岸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物，与之相对应的是“部落社会”或曰“村落社会”。在那个特定地域范畴内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是人类文明从村落逐步扩大，走向城市化的产物。“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他们享有主人应有的权力并承担主人应尽之义务。在另一个更广阔的地域和历史范畴内，和“公民社会”遥相对应的，应该是亚洲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在从村落社会向更大规模演进时，没有步入城市国家阶段，而步入君主一人家天下的世道。
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上找到先人们作为参照，是欧洲现代文明得以建立的一个关键因素。欧洲近、现代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思潮，都可以从古希腊先贤那里找到源头。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支持者们来说，要建设自己的公民社会，其挑战性不可谓不大，因为此举不仅仅意味着要面对来自统治集团深深敌意，同时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亦缺乏可供参照之对象，我们将不得不在丧失历史传承性的情形下和压迫我们的人抗争。
尽管步履艰难，但基础性的工作仍不可能通过投机取巧绕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公民运动中，建设文化意义上深刻的根基，是运动生命力之所在。今天中国的公民运动如果不具备担负未来伟大变革的深刻性和博大性，则无论运动本身乃至整个国家的文明进程，都将蒙上难以抹去的阴影。
我们先要对公民社会及公民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假以区分。当今文明国家业已成型的公民社会、一些转型期国家（譬如一些北非国家）在荒芜的废墟上努力建设的公民社会、以及类似中国这样——在头上巨石压迫之下挣扎生长的公民社会，各自所适应的逻辑存在极大的不同。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权力并承担责任，从权力方面来看待三者的不同，我们发现：前者公民权力是得到保障的；居中者正在努力去学习如何保障公民权力；而后者，公民权力是被剥夺的。因此，在三种社会中，公民承担自己的责任的方式，亦各不相同。
目光锁定在中国，问题将变得更加简洁而尖锐：中国公民究竟应该当承担何种责任？自然，答案亦非常简洁且尖锐：既然权力被剥夺，那么作为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理所当然的头等责任便是讨回我们作为主人应有的权力。
这样的答案仍旧无法令人满意。打个比方，就好比讨钱，假如我们向一个借了我们钱的人讨钱，即便他赖帐，他亦是理亏的，我们可以找很多评理的地方直到他把钱还回来，或者教他身败名裂。假如我们向一伙抢了我们钱的山贼讨钱，那便不是说理的事，恐怕得需要借助官兵的力量为我们出头。若是向一伙抢了我们钱，还以再生父母自居统治着我们生活的窃国大盗讨，那意味着什么？问题虽然简单，要解决问题却异常困难。
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什么样的文化才能切合今日中国的公民运动？在现实中，今日中国之公民运动在文化层面又是何种面貌？理清这两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努力的方向。因此有必要先对今日中国公民运动之现状及其成功所依赖之条件做出判断。无疑，这场运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来自窃国者们所施以的巨大压力。尽管现状仍只能被迫停留在一个狭小的环境和空间内，但挑战强势权力最终必须依靠社会性的觉醒和奋发，既是运动成功唯一的途径和亦是运动的终点，假定这种社会性的觉醒发生并成功，公民社会在中国将不再以一场“运动”的面目存在，而转入下一个历史阶段。那么，如何才能促进社会性的觉醒？几年前曾有带精英色彩的“启蒙”一说，颇为盛行。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远不够深刻。过去十年的历史亦表明，今日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其基本动力并不来自于“精英”（此处的“精英”是指实质上的“精英”，对那些做出极大贡献及牺牲者们的高度评价，而非对以“精英”自居者们的嘲讽与调侃）们的教诲和宣传，而是来自一场技术革新——互联网。技术本身是一种中性的事物，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社会或曰中国的“普通民众”自身具备觉醒的动力，当他们拥有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信息渠道时，他们自己就会趋向“觉醒”。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理念上的认同虽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力，但理念上的认同仍远远不足以驱动更多的人去追求他们的理念。在面对强权打压之时，精神上的认同和生命的归属感，才是比理念认同更深刻更重要的力量。但遗憾的，中国公民运动过去的数十年的历史上，在追求理念认同的同时，精神认同被忽视了。这两者本应当双管齐下，而非厚此薄彼。今日之中国，在理念上认同构建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人不在少数，但愿投身其中的却极少，我们无法统计这二者的比例，但这比例肯定是极不正常的。其中自然有公民运动被强权压制的原因，但另一个原因同样不可忽视：广大的理念认同者，对正在投身其中的人们信心不足。投身者们无法向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民提供与这场运动本身所承担之伟大意义相匹配的精神认同。对个人来说，这过于苛刻；但对运动本身来说，这种苛刻却是必须去承担的。来自统治当局的打压，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一个现状，但是提升这场运动在精神层面的号召力，却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改善。并且，内部精神的强大和外部压力之间，表面上似不相干，实则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相互联系。
另外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值得一提：在过去几年内，以及现在，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潜在的观点，并且影响力颇大。这种观点认为：既然无法做到与这场运动本身的伟大程度相匹配，那么就把这运动的伟大程度降下来，以使二者相配。这种潜在的思潮的确降低了运动的门槛使得更多人得以参与进来。但我们不得不略显武断地说：这种做法是短视的，它将在长期意义伤害运动本身并进而伤害整个国家的文明进程。就好比一个体弱却又不得不为了自己和全家的生计去承担繁重工作的人，他需要做的是坚持不懈地锻炼以使自己强壮起来，而不是少干活。
今日中国的公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亦可以将其理解成一个地下的、或曰非官方的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公民运动和公民社会可以相互置换，因为公民社会正处在一个争取公民权力的运动阶段。既然它是一个社会，那么它便应当具备社会所具备职能。简言之无非是：处理公共事务时的规则和处理私人事务时的规则。在今天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这些规则只能通过一种文化现象得以实现，这种文化现象必须深刻到足以对抗无孔不入的反文明强权的程度，因为环境不允许这个社会制定法律并建立自己的公共秩序。
直至现在，我们才真正切入到主题和实质，亦临近了这番议论的尾声。建设今日中国之公民文化，其实质便是公民社会或曰公民运动内部的团结。在公共领域相互支持，在私人领域相互扶持。当我们意识到：公共领域，存在着一个远远高于我们个体生命意义之上的伟大意义；在私人领域，我们最有可能亦是最深刻的幸福来源，便是和自己的同仁兄弟姐妹们相依为命。那么，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社会，也就自然有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规则、自己的精神和生命。
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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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力制衡权力！
以权利制衡权力！
——北京“将权力关进笼子”研讨会纪要
供稿：赵常青
元月22日，执政党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谈到反腐败问题时说到：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道来抓“作风建设”。这是习近平在当上“老总”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公开谈论“反腐败”问题。“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话题一出台，便引起巨大反响，包括刘军宁、杨恒均在内的各界人士均纷纷发表评论，《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也趁热打铁，畅谈怎样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元月25日晚，北京的部分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包间围绕习近平的上述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大家普遍认为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腐败问题是解决不了的，甚至会越反越腐败，无论是纪检监察部门还是公检法司都无法对执政党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跳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必须通过开放党禁、报禁，施行国家权力的分立制衡；必须施行民主宪政，通过人民的选票来对执政党及其各色官僚形成有效监督和制裁。简而言之，就是以权力制衡权力，以权利制衡权力。否则，习近平的“笼子”只不过是在中南海上空画了一个饼而已。
与会人士还认为，不管习近平、执政党是否真反腐败，民间都不能停下建设公民社会的进程，该张口时就张口，该动脚时就动脚，广泛参与各种公民活动，保持对执政力量的强大围观态势，未来终究会在中华大地打造出“关押权力”的笼子。
在讨论会的最后，与会人士还顺便讨论了与拆迁、财产公开及刑诉法73条有关的问题。
参加聚餐讨论会的全部人士如下：
王书瑶：57年右派，民主人士
胡石根：前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民主人士
莫之许：作家，民主人士
江天勇：律师，民主维权人士
王小宁：民主人士
刘沙沙：民主维权人士
韩 颖：维权人士，独立竞选人
赵常青：民主维权人士，独立竞选人
新 贝：日本记者
孟元昕：学者，民主人士
俞梅荪：民主维权人士
朱 红：艺术家，民主人士
贾希平：作家
需要说明的是：
其一，视频文字整理稿没有交付各发言人审核，如果有与会人士认为文字记录失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文字责任；
其二，日本记者虽然不是中国公民，但他对于讨论会的主题也表现出真知灼见。在征询新贝先生本人的意见后，也一并发布在本期“公民论坛”里，正所谓“他山之玉，可以攻石”。
——赵常青
以下是参加讨论的视频整理稿
王书瑶：习近平的这个讲话，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能够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头，这是布什总统先说的，是在哪一年纽约的一个纪念碑的揭幕式的时候他首先说的，统治者是应该关在笼子里头的人。中共方面也提出来，也响应这个布什总统的这种说法，做出回应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应该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让它在笼子里面发号施令，不要为所欲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
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有没有关权力的笼子。你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你首先要有这个笼子，这个笼子是什么，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在美国是有这个笼子的，美国的笼子呢也不过是多党议会制，有反对党，有言论自由，这样就把你这个权力给笼住了，你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则，你如果跑到笼子外面去了，那么选民就可以否定你，就可以不选你，这样就叫作笼子。
但是中国现在有没有呢？中国现在没有，第一个中国现在没有组党的自由，宪法里头规定有结社的自由，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虽然说了要依宪法行政，但是呢结社的自由还没有放开；第二个呢，要有言论自由，这也是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那么对于这一条呢，也同样没有放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虽然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笼子在哪儿，没有笼子，把权力关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走向这个积极的方面，首先就要把笼子建立起来。第一，多党，有组党的自由，第二，有言论的自由，然后在此基础上还有选举的自由，每个公民一人一张票，来选各个级别政府的领导。同时要想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头，就必须反对共产党控制政权，共产党就应该管共产党自己的事情，这叫笼子。你不能政治局驾驭在国家主席之上，驾驭在国务院之上，谁监督你总书记的行为，没有人，你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在总书记领导之下的一个机构，它怎么监督你？所以没有笼子，虽然这种提法是积极的，但是没有笼子，所以这个权力还是关不起来。我们希望的笼子是人民大众一人一票选举的制度，而不是纪律委员会监督某些党员的行为制度，这就是我的看法。
胡石根：因为我是搞语言学的，喜欢咬文嚼字，我就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几个词辨析一下。权力不是指个别的官员，更不是指那些干了坏事的官员，是所有具有这种权力的机构里的官员。无论你做了什么事，不管你做好事做坏事，都是要在法律限定范围内去活动，超越了这个法律范围，你就超越了这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民主宪政的法律框架。所以权力不是个别人，不是个别官员，甚至不是腐败官员，是所有的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这些权力，在它还没有行使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笼子打造好，这个笼子就是刚才说的，是民主宪政这样的大的制度框架，是所行使权力的一个法律限定。如果法律没有给你这样的授权，你就不能实行这样的权力，就没有这样的权力。这个跟老百姓不一样，老百姓是只要法律不禁止，老百姓就可以做，而政府呢，如果法律没有授权，你就不能做，法律授权你必须做的，你不做是不作为，那也违法。所以要搞清楚权力是什么，不是指个别官员，更不是指那些腐败官员，是指所有的权力机构，和参与这些权力的官员，笼子就像刚才说的，大的制度框架和具体的法律规定。
习近平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那么谁来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呢？这就涉及到一个主体，主体肯定是权力之外的人，老虎不会把老虎自己关进老虎笼子里面去，天下有这种事情吗？没有。一定是训虎人——就是老百姓、人民、公民，这个公民靠什么把它关在笼子里呢？公民也是靠——刚才说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以及监督批评、立法建议等等各种公民所享有的所有权利，动用他所有的权利，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里，也就说的是实际上是权利制衡权力。前头一个权利，那个利是利益的利，这个利呢就是跟老百姓利益有关的利，是老百姓拥有的，用这样的权利去制衡那种权力。那个就是力量的力了，是power,前面那个是right，用老百姓的权利去制衡官员的那种——能够支配人、能够强制人的那种力量。但问题在于现在的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吗？有结社自由吗？有选举自由吗?老百姓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老百姓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老虎关进笼子里头去。这一句话就变成一句空话，说的不好听那就是骗老百姓的，如果是骗老百姓的我认为那是罪加一等，明明这个是做不到，你在欺骗老百姓。但是我觉得呢习近平新上来就说这样的一句话，是应该表扬表扬的，但是呢表扬完之后呢，习近平同志你必须落实这句话，如果你不落实这句话，习近平同志——后果很严重，就说这些。
刘沙沙： 我呢，看法有四点：
一，既不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习近平。“把权力关进笼子”是在中纪委的讲话，说的是人家党内的事，是为维护中共的长久统治，而把腐败官员关进党纪笼子。新闻界把这句话拿出来当了嘘头，和真正的民主限权理论相差甚远。
二，习近平的笼子说，还是在中共的权术范围之内，我们不用当真。当然，在行动中扛着红旗反红旗，用习这句话去堵基层官员、基层警方的嘴，还是可行的。
三，十八大之前的严厉打压，和十八大之后的宽缓气氛，其实还是中国传统的权术：老皇帝死之前抓一批人，降一批人，推出一些苛政。新皇帝上台后放人施恩，笼络人心。老招术了，我们不用因这点宽缓气氛，抱什么明君政改的梦想。
四，当年对温家宝的“民主言论”和现在习近平的笼子论，在下的态度是一贯的：欢迎，但决不依赖。眼睛盯着他，手里的活儿不放下。前进的脚步，不停下。几句好听话就想哄我们停下自己的工作，对不起，我们不是小孩子。
好，我基本上就是这个观点。谢谢！
王小宁：我认为这句话可以说是一句空话，如果政治制度不作任何改变，法律不作任何改变，那这句话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就是一句空话。刚才这个王书瑶、胡石根都讲了，他们讲了很多很全面，你首先应该限制的是共产党的权力，因为他现在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宪法的规定，就是他的这个执政权，成了一个永久的、绝对的执政权。过去宣传说共产党是人民选择的，历史选择的，那你应该让现在的人民再选择，你不能说五十年前的人民、六十年前的人民选择了，就是铁饭碗了，子孙后代就再没有选择的权利了。
还有一个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没有任何监督，包括刚才说的总书记，谁监督总书记，谁制约总书记，这都没有。其次呢就是，在西方国家叫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权分成三部分，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这就是一个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一个具体的东西，然后包括选举制，包括这个多党制，对吧，你执政党如果执政的不好，那样在选举的时候人民就会把选票投给另外一个政党，这对执政党是一个非常大的制约，因为他不太敢胡来。
现在的共产党腐败到这种程度，当然他心里也有些害怕。但是他能够腐败到这种程度，可以讲叫极端腐败，十年前我就说是极端腐败，而现在比十年前还严重，他竟然还能坐在执政党这个位置上，这可能是一个奇迹，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奇迹，为什么呢，还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把权力关进笼子，很可能只是说给大家听的，也可能——因为他是在中纪委讲的，很可能是在讲官员要有人管着他们，不能让他们胡来，含义是这个。当然你可以用这句话来做些文章，是吧，我认为这个他能讲出来也好，我们可以通过这句话来做些文章，但是我可以肯定这句话最后就是一句空话，这次说了以后，可能半年后他再也不说了，这就过去了，因为过去胡锦涛也大量的说空话，包括他讲什么知情权、表达权，最后什么也没有了，全都是空话。
所以我的意思认为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你政治制度不改，个别的说哪个官员觉悟高，自己比较廉政，那样没有太大作用。现在多数的人要求入党，都是为了利益，多数人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信仰。那么官员往上爬，也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如果没有一种这样的权力的制约的话，那他肯定是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干干净净的官员、道德水准高的人非常少，你不能寄希望于这个东西，我就说这些。
莫之许：我觉得大家不要低估中共对话语的挪用、歪曲和滥用，你比如说他会把民主同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混交在一起，把它镶贴在专政里面。所以他这个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是有他的话语背景的，就是一个通过他的党的制度——党纪，这个意思，把他的下属、下级官员的权力放在他的党的制度里面，实际上是关进他所想的制度的笼子里面。我看到主流报刊是这么来解读的，就是说把权力关在制度里，什么制度呢？他的党纪呀，他的国法呀，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体制外的或者说是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按照我们的通过自由化的宪政的、自由主义的去理解，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来发挥。他的话挂在他的话语体系里面，是可以成立的，我是这么解读的。
总之，我认为习近平的思路是很明确的，就是通过加强这个制度本身的作用，把这个体制呀，把这个队伍再建设得更有战斗力一些，对社会进行更好的控制，所以说最后的结果不是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可能到最后把我们这些反对派关在笼子里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好，我说完了。
江天勇：其实大家讲的都挺好的，我觉得也没啥可说的，按我的理解的话，我觉得所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所有的公权力包括人员和机构都应该按照这个由公民或者公民的代表制订出来的那种规则，必须遵守这个规则，然后怎么保证他能执行这个规则呢？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这个开放党禁，有多党竞争，多党竞选，定期要选举，还有就是说媒体，媒体既能监督，同时公民的声音能发出来，这些东西包括相对独立的司法、法院，没有这些东西，这个根本不可能。
习近平在中纪委的讲话，共产党总书记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其实我觉得他意识到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呢，这种危机是他这个集团的成员不听集团的招呼了，共产党员不听共产党的招呼了，所以我们共产党要把我们的党员管住，这些共产党党员不听我们共产党管，那是不行的，是总书记来说这个事儿，笼子是什么呀？笼子是我们共产党为党员打造的笼子，那这个笼子不一定是我们民众——我们中国民众要的，我觉得问题在这儿，所以说，这个提法能够提出来让大家去讨论，当然很好，我觉得在讨论过程当中公民也可能更进一步增强公民的意识，也能够想像自己作为国民、作为公民，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笼子，把官员装在一个什么样的笼子里面，我觉得大家考虑这样一个事情，再借鉴一下美国、欧洲这已经成熟的，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可能他想的是那样一个笼子，民众要的则是这样的笼子，可能到最后打造出来的什么笼子，也未必是他能说了算的！对，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韩 颖：我是觉得这个权力来源的问题，如果权力来源于人民，就是能够把他们这些官员圈进笼子里，如果这个权力不来源于人民，那没有人民的监督，你说的再好、再高谈阔论，那人民没有监督权，他的权力还是泛滥的。
从我个人的实践角度来讲，就包括公、检、法、司，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到过的所有各个行政司法部门，那权力都已经滥用到极点了，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他都给你用推诿呀、踢皮球的方式，反正就是能糊弄一天就糊弄一天的这样一种形式，来对你民众这些老百姓做出反应。尤其像信访部门，就是一个大垃圾筒，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往那里头装，实际上任何问题不给你解决，到最后就是连蒙带骗，把老百姓拖到烦不胜烦，就是已经一点希望都没有，破坏了人们任何的幻想。
所以习近平的这种高谈阔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实际上就是不切合实际的，就是虚假的，人民没有监督权，这些高官想怎么动用权力就怎么动用权力，你怎么能够将权力关进笼子呢？没有办法的我认为。尤其在拆迁方面呀，底层的这些老百姓，简直就是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活的地步了，这些政府部门根本也看不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觉得都是虚的假的，不可能实施的事情，没办法太无奈了，我觉得，完了。
贾希平：很高兴，我今天晚上也能过来参与这样一个研讨会。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是胡星斗告诉我的，他原来说来，他说他晚上七点钟也来，结果有事来不了了。
刚才听诸位老师都说的很好，其实要我说吧也很简单，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个制度他没说，是什么样的制度，如果说是我们现行的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制度那是没有用的，说白了也就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笼子，也就是刚才那位老师说的，老虎自己给自己做个笼子，其实这个笼子本身是摆设，是花瓶，是没有用的。
我经常跟朋友们说一个观点，我说一个国家坚持两千多年、将近三千年，一种制度不变，亘古不变，这是奇迹啦。实际我认为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一套制度，实际上是秦始皇制订的，到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罢了，对吧？大清朝换成元朝、明朝等等改一下，其实根本的东西还是那时候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这个改变不了，你就是笼子也好，什么也好，都无从谈起，他有个前提吗，这个前提是制度对吧，什么样的制度？应该是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这么一个制度，所以说这句话的解释应该是把这个制度先解释清楚，如果还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这个制度之下，这个笼子没有任何意义，基本上我说的就是这些，其他的都跟大伙的重复了。就说这么多。
俞梅荪：大家都说的很好呀！大家对这个笼子的研究比我更多呀！我也说不了什么，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呀、感想这些。那当然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是一个普世价值，布什总统也说过，各国总统都说过，大家都照这么做，这个是没错的，这个话也是没错的。至于有没有笼子，那都要我们去努力建个笼子嘛！有这句话才可以去建笼子，这也是一个好事了。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原来在国务院法制办工作，我从八十年代就参与的这个，我从事立法十年，我曾经执笔提过法律规划，每个法都是当年我参与制订的，构建整个法律框架、法律体系，结果呢94年我自己冤案进去了，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却没有一个法来帮我，恰恰每一个法都是反制于我。
法越来越多，面子上也喊什么法制，依法治国等等，但实际上离法制、离公民社会越来越遥远了。过去我听说访民的事情，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我成了一个地道的访民，才发现社会真是很黑暗的。我现在看各个访民都是建功卓绝，各个都是我的老师，我对他们都肃然起敬。
那么实际上法是什么，法是根本没有用的，就是法成了一个陷阱，包括我跟王老师，我们去申请游行示威，游行示威法当年是我参与制定的呀，就是那个8964以后，党和政府意识到要依法来管理这个游行示威，这个当然是有必要的，那么制订这个法不管怎么再怎样倾向政府，但是老百姓毕竟还是有他的权利，有他申请的权利呀，他毕竟是有他的一套东西的，即便你政府有80%的权利，那我老百姓还有20%的权利呀，不管怎么样这个游行示威法还是有意义的吧，没想到我跟王书瑶老师去申请游行，跑到北京市公安局那个治安管理总队，他说从来没有批准过，那么我就很痛心。这个法我们当年制订以后，怎么就从来没有批准过呀！当时我说，真不应该立这个法，我真是，我很痛心！这个怎么是这样的，这个法律出来怎么是这样的呢？早知道不立这个法，没有意义的嘛！你一立了这个法，多少人对这个游行示威产生期盼，多少人在这个道路上奔波，填表去申请，然后不批准，甚至于有的还要打压，有的还要劳改，有的访民还要劳改、劳教，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呀！给他们多么大的体力的消耗呀！
后来我说早知道不立这个东西了，没想到那个批准人员——警察还说：我们还不愿意呢，我们还不愿意呢！就说我当时很痛心呀！很痛心！我作为一个曾经的立法工作者，申请的从来没有批准过，这个法是无用的，这个审批的人他还不愿意呢，他还巴不得不要这个法，他不要这个麻烦呢，他老是挨骂，就是我作为立法工作者，我两头不落好，真是那种痛心呀！
所以我就说这个法是个摆设，老百姓打官司很难的，想想吧，它是强大的政府机构，有着强大的势力，你个弱势群体你访民吃饭都成个问题，还打什么官司，打官司请律师要多少钱呀，法官要多少钱呀，法官要多少贿赂，每层都是钱。那么法律成了挡箭牌，就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的是挡箭牌，法律成了政府的挡箭牌。所以呢二十年来我的痛心之处、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没有一个法能帮我的，更感到法离老百姓渐行渐远了，更遥远了！我作为一个立法工作者，法律都保护不了我，更何况老百姓呀！那么当然了，十八大习总书记上台，新官上任三把火，老皇帝也好新皇帝也好，晚点新东西总是好的嘛！那么咱们去努力做吧！我大概就说这些，谢谢！
新贝：我是一名日本记者，来这个专座，就以一个“老外”旁观者的身份说几句吧。那个，老实说这个话题我们基本上不关注，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06年来北京，当时是第一次来北京工作，开始的时候就是胡锦涛主席提出来很多政治改革的那个事情，但是结果呢没什么改变，共产党那个高层提出来好多事情都是空话，就是对好多海外媒体提出这个问题也实际上没什么内容，所以就是我们一般不报道，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笼子谁做呢？那当然是共产党领导自己做，如果按那个法律来做，就是按照那个中国的宪法规定来做事，那就应该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比如说落实那个言论自由呀、结社自由呀等等，那个笼子自然就做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月发生了《南方周末》的事儿和《炎黄春秋》的那个事儿，就是连“宪政”这个词提出来都有问题，这个情况下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于我来说，就没什么意思。就这样，谢谢！
朱红：首先，我认为这个问题，说总比不说好，你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大家来讨论，不管你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按我的意思来理解，我按我做老百姓的意思来理解，就是说你以为中纪委就是笼子，中共中央就是笼子，政治局就是笼子，不是的，我的理解不是的，我的理解是世界通用的，第一个一人一票制的选举，老百姓能一人一票，争取一票；第二个三权分立；第三个新闻自由等等，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去了。我不会按照你的调子去唱，就是说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就是说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唱，我认为习近平他说出来也是个好事情，我就是一片的响应，就是按我这个方式去说，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就是说实际上响应归响应，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就是说你说了这个话，我不会因为你说的事情就把脚步给停下来了，便什么事情也不干了，不会的。我该干什么还继续干什么。就是嘴不停——该说什么说什么；手不停——该干什么干什么，该上网上网，该写文章写文章；脚不停，该有什么活动咱们参加，该围观围观，该打酱油打酱油，总之就是嘴不停、手不停、脚不停，我说这么多。
赵常青：好，我把我的看法也和大家交流一下。在座的可能大部分是经历过89年的，89年呢学生运动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口号就是什么呀：反腐败！共产党也承诺要反腐败。但是经过了八九之后二十四年的发展，腐败问题怎么样了呢？答案是官僚系统的腐败越来越严重，而且是越反越腐败。据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准备了一百付棺材呀，给自己准备了一口，给贪官准备了九十九口，2000年前后他在台上的时候，虽然没有杀够99位贪官，却也确实杀了好几个，好多人也被判了重刑，可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仍然是腐败，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去年11月19号执政党的新任总书记在一个讲话中说什么呢：腐败问题越演越烈，令人触目惊心，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有可能“亡党亡国”。所以他要求执政党至少是当时在座的政治局高官吧，警觉起来，警惕起来，不要腐败。时间不长到本月22号，在中纪委的这个全会上，习近平再度强调了反腐败，认为既要打老虎，还要拍苍蝇，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可见他们也意识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也想把这个腐败问题呢消灭掉。
但是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从89年学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到现在，中共年年都在喊反腐败、惩治腐败，但实际情况呢，党政官僚是变本加厉的腐败。你看薄熙来，那是以唱红闻名的呀，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对吧！可是呢他本人的腐败，他家庭的腐败，已经大白于天下了。尤其在他唱红过程中呢，已经被举报为腐败份子且已经被掌握腐败信息的很多官员，包括雷政富、彭智勇等，却在“唱红”的旗帜下，不仅没有被处理，反而是使用，重度使用，提拔再提拔，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当然带病提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重庆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腐败现象呢？原因在于绝对权力的绝对作恶。权力呢有一种天生作恶的冲动。有一个老头叫阿克顿吧，他说：权力造就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其实几百年前，孟德斯鸠就表述过同样的思考，并因此设计了分权制衡的对付办法。但是共产党呢它反对分权，它的各级官僚在他主管的那一块领域呢，拥有的是绝对的权力，他不腐败才怪呢！连鲍彤老先生都说：我要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在这个体制里面，我照样腐败。
这就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也不说我们是反对派，也不说我们是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作为公民呢对于这个国家是要尽一份责任的，是吧。官僚系统的腐败消耗的是国家的财富，消耗的是老百姓的血汗，它所制造的是愈来愈严重的官民矛盾和社会危机，所以我们应该肩负起我们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责任。
在反腐败问题上，我认为，不管执政党是真反还是假反，我们民间一定要真心地来做反腐败这件事。习近平提议“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他的意思可能就是纪委监察那一套。但这一套经过89以来20多年的反腐实践证明是无济于事的，这个套路是不能将权力关进笼子的。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没有别的什么“有中国特色”的办法，只能走普世道路。
小布什在捷克的演讲中，曾提出了用五扇栅栏将统治者装进笼子的问题。哪五扇栅栏呢？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选票，一个是分权制衡，一个是军队国家化，还有一个我记不起来了，反正基本上是五条，刚才大家在发言中也已经将同样的意思表述出来了。其实这就是有效反腐的一个世界性共识。中国共产党要反腐败，要打造一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走这样一个普世的道路，那是不行的。
我觉得这个普世道路用简单的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什么呀，宪政民主，民主宪政，我觉得呢这基本上是中国，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呀，有识之士、良心人士、良心学者一个普遍的共识。习近平22号说的话，刘军宁老师24号便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指出，要把制度关进笼子里，就必须走宪政民主的道路。
当然宪政民主，首先要有要一个好的宪法，那么现行的宪法呢有相当部分内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如宪法35条的规定、41条的规定等等，但是对里面有些东西恐怕还得修改，但是呢如果修改宪法的事情暂时提不上日程的话，那就先落实宪法吧。习近平不是说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吗？好，我们要落实宪法，要实行宪法嘛，对吧，那么就把里面一些好的东西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先落实一下，这是对习近平说的，是对体制内说的。
对于我们民间来说呢，你不给他压力那也是不行的。我们给他压力不是说咱本着一种敌意，我们没有敌意。我们在座的是国家公民，八千万共产党员呢他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希望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拥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相对公正的、公平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但显然，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我们现在还没有，怎么办？那我们只能是继续做事，必须做事，通过做事情、通过捍卫公民权利来增加执政党的压力和动力。
怎么做呢？我的意思是以国家公民的身份广泛地参与维权运动，参与公民运动，参与建设公民社会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比如说当前一部分人正在推动的205名高官财产公示问题，我们就应该参与进去。还有户籍制度、教育平权、劳教制度、刑诉法73条等等都要关注。刚才朱老师说的很好，嘴要动，手也要动，脚还要动。能说就说，能写就写，能围观就围观。像这一次南方周末事件，北京出来围观声援《新京报》的，只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只具有象征性意义，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在未来，在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大转型的这样一个岁月，我们大家都积极地以各种方式来尽我们自己对这个国家的那份责任，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只有将一党独大的中国打造成民主宪政的中国，制度的笼子才会编出来，越反越腐败的“中国特色”才会成为“过去式”。
朱红：我想提一点，我们要向访民学习，我们要学习访民，1月17悼念赵紫阳的活动，去富强胡同6号院子的多数是访民，那天去了很多人，有民运的，维权的，但是都不多，最多的就是访民。他们还打出吃粮不忘赵紫阳的横幅，这里面有很深刻的意义的。
其实这个我们要学习，事无大小，能去就去。比方说拆迁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跟民主没有关系，你去了以后可能就跟一片人有关系了，民主对他就是很切身的东西。我最近在教会碰到一些访民，我感觉到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们有很大一个网络，第二个是他们是非常有行动能力的，也是非常有行动愿望的。他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两只脚了，所以哪儿有事情他就哪儿去，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学习。
赵常青：韩颖，有关拆迁问题你有什么要说的？
韩 颖：拆迁受到迫害的人比较多，现在已经发展到故意毁坏财物了，已经没有什么法律来制止了。以前，在2000年、2003年前后还有什么规划许可证、拆迁许可证等等政府批文，但目前的拆迁则完全是村委会出面组织、政府幕后操控，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文件。村委会随便组织一帮黑社会就能随便拆，而且在拆迁过程中，他们可以顺便劫财，抢劫家里的财物。抢劫一空，也不给任何的补偿。如果你针对村委会进行诉讼，法院是坚决不立案的，它的借口是村委会不是一级政府等等。如果你去政府部门要求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拆迁许可证、规划许可证或者征地批复立项批文等，他们一律答复是“没有”或者不制作、不保存。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财产就可以任意掠夺了，而且公检法都做幕后，尤其是拆迁的时候，很多公安都穿着便衣混迹其中，但当你打110报警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出警，尤其是石榴庄那一块，还有温泉村那边也一样的强拆、普遍的强拆。都是利用村委会来搞，以前的那种规范拆迁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看上某一块地皮了，就将方案弄好，然后指使村委会出面以“村民自治”的名义来抢夺你的财产。就是强迫你交易，不交易不行。到最后，好多的拆迁都没有补偿，被拆迁人则弄得流离失所、居无定所、无家可归。而且有些地方，他会将你的房子弄得破破烂烂的，再断水、断电甚至断路。像我家那个地方，因为十年不拆，我申请翻建，我将很正式的申请书递交给海淀规划委的建设管理科，但他是以信访的形式答复你的。实际上信访的那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大的垃圾桶，是蒙人骗人的，他就不给你做正规答复。法院也是一样，都是为政府说话的，不立案、枉法裁判太多了，这已经成为常态，法律完全失效，无法监督政府，权力滥用，老百姓就根本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刘沙沙：我最近比较关心刑诉法73条的问题，我觉得“失踪条款”和“技术侦察”条款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前一段时间我起草了一个刑诉法修改意见书，前几天我已经将该意见书递交给国家全部和公安部，他们也接收了。明天我还要去最高法院信访办公室递交这份意见书，我希望大家一块去围观。
王书瑶：沙沙的这个意见使我想起了财产公开意见书。最近一部分人正在做205名高官公开财产的事情，这个事情很要害的，我也参与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将签名整理后连同原来的公开信打印出来，寻找一部分人到人民大会堂去递交，人越多越好。到人民大会堂有什么好处呢？递交可以面对面，而且要求对方打收条。打收条的时候就可以要求对方什么时间给你答复。截访的当然不会给你答复了，他说要请示领导，那好，我们另外时间再去，3天、5天就去一趟，去要求答复，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压力，这个要组织一下，特别是两会就要开了，不能等到两会他们将人民大会堂戒严了你才去，那个时候你是去不了的。因此应该在最近他们还没有严管大会堂的时候就组织人分期分批的去办这个事情。其实做这个事情也是响应习近平的讲话，帮助共产党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可以大张旗鼓的去做。
最后大家又谈论了有关公民聚餐和新公民运动的有关话题，对广州、杭州、上海等地方当局打压公民聚餐的行为表示了批评。
聚餐讨论会在晚九点半结束。
没有笼子，把权力关在什么地方呢？
——王书瑶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王书瑶：57年被定为右派，劳教四年，民主人士。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王书瑶的发言。
王书瑶：习近平的这个讲话，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能够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头，这是布什总统先说的，是在哪一年纽约的一个纪念碑的揭幕式的时候他首先说的，统治者是应该关在笼子里头的人。中共方面也提出来，也响应这个布什总统的这种说法，做出回应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应该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让它在笼子里面发号施令，不要为所欲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
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有没有关权力的笼子。你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你首先要有这个笼子，这个笼子是什么，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在美国是有这个笼子的，美国的笼子呢也不过是多党议会制，有反对党，有言论自由，这样就把你这个权力给笼住了，你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则，你如果跑到笼子外面去了，那么选民就可以否定你，就可以不选你，这样就叫作笼子。
但是中国现在有没有呢？中国现在没有，第一个中国现在没有组党的自由，宪法里头规定有结社的自由，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虽然说了要依宪法行政，但是呢结社的自由还没有放开；第二个呢，要有言论自由，这也是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那么对于这一条呢，也同样没有放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虽然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笼子在哪儿，没有笼子，把权力关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走向这个积极的方面，首先就要把笼子建立起来。第一，多党，有组党的自由，第二，有言论的自由，然后在此基础上还有选举的自由，每个公民一人一张票，来选各个级别政府的领导。同时要想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头，就必须反对共产党控制政权，共产党就应该管共产党自己的事情，这叫笼子。你不能政治局驾驭在国家主席之上，驾驭在国务院之上，谁监督你总书记的行为，没有人，你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在总书记领导之下的一个机构，它怎么监督你？所以没有笼子，虽然这种提法是积极的，但是没有笼子，所以这个权力还是关不起来。我们希望的笼子是人民大众一人一票选举的制度，而不是纪律委员会监督某些党员的行为制度，这就是我的看法。
（供稿：赵常青）
权利制衡权力
——胡石根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胡石根，民主人士，前北京语言学院教师，曾因结社组党被判刑20年。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胡石根的发言。
胡石根：因为我是搞语言学的，喜欢咬文嚼字，我就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几个词辨析一下。权力不是指个别的官员，更不是指那些干了坏事的官员，是所有具有这种权力的机构里的官员。无论你做了什么事，不管你做好事做坏事，都是要在法律限定范围内去活动，超越了这个法律范围，你就超越了这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民主宪政的法律框架。所以权力不是个别人，不是个别官员，甚至不是腐败官员，是所有的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这些权力，在它还没有行使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笼子打造好，这个笼子就是刚才说的，是民主宪政这样的大的制度框架，是所行使权力的一个法律限定。如果法律没有给你这样的授权，你就不能实行这样的权力，就没有这样的权力。这个跟老百姓不一样，老百姓是只要法律不禁止，老百姓就可以做，而政府呢，如果法律没有授权，你就不能做，法律授权你必须做的，你不做是不作为，那也违法。所以要搞清楚权力是什么，不是指个别官员，更不是指那些腐败官员，是指所有的权力机构，和参与这些权力的官员，笼子就像刚才说的，大的制度框架和具体的法律规定。
习近平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那么谁来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呢？这就涉及到一个主体，主体肯定是权力之外的人，老虎不会把老虎自己关进老虎笼子里面去，天下有这种事情吗？没有。一定是训虎人——就是老百姓、人民、公民，这个公民靠什么把它关在笼子里呢？公民也是靠——刚才说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以及监督批评、立法建议等等各种公民所享有的所有权利，动用他所有的权利，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里，也就说的是实际上是权利制衡权力。前头一个权利，那个利是利益的利，这个利呢就是跟老百姓利益有关的利，是老百姓拥有的，用这样的权利去制衡那种权力。那个就是力量的力了，是power,前面那个是right，用老百姓的权利去制衡官员的那种——能够支配人、能够强制人的那种力量。但问题在于现在的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吗？有结社自由吗？有选举自由吗?老百姓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老百姓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老虎关进笼子里头去。这一句话就变成一句空话，说的不好听那就是骗老百姓的，如果是骗老百姓的我认为那是罪加一等，明明这个是做不到，你在欺骗老百姓。但是我觉得呢习近平新上来就说这样的一句话，是应该表扬表扬的，但是呢表扬完之后呢，习近平同志你必须落实这句话，如果你不落实这句话，习近平同志——后果很严重，就说这些。
（供稿：赵常青）
我可以肯定这句话最后就是一句空话！
——王小宁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王小宁，民主人士，2002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0年。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王小宁的发言。
王小宁：我认为这句话可以说是一句空话，如果政治制度不作任何改变，法律不作任何改变，那这句话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就是一句空话。刚才这个王书瑶、胡石根都讲了，他们讲了很多很全面，你首先应该限制的是共产党的权力，因为他现在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宪法的规定，就是他的这个执政权，成了一个永久的、绝对的执政权。过去宣传说共产党是人民选择的，历史选择的，那你应该让现在的人民再选择，你不能说五十年前的人民、六十年前的人民选择了，就是铁饭碗了，子孙后代就再没有选择的权利了。
还有一个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没有任何监督，包括刚才说的总书记，谁监督总书记，谁制约总书记，这都没有。其次呢就是，在西方国家叫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权分成三部分，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这就是一个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一个具体的东西，然后包括选举制，包括这个多党制，对吧，你执政党如果执政的不好，那样在选举的时候人民就会把选票投给另外一个政党，这对执政党是一个非常大的制约，因为他不太敢胡来。
现在的共产党腐败到这种程度，当然他心里也有些害怕。但是他能够腐败到这种程度，可以讲叫极端腐败，十年前我就说是极端腐败，而现在比十年前还严重，他竟然还能坐在执政党这个位置上，这可能是一个奇迹，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奇迹，为什么呢，还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把权力关进笼子，很可能只是说给大家听的，也可能——因为他是在中纪委讲的，很可能是在讲官员要有人管着他们，不能让他们胡来，含义是这个。当然你可以用这句话来做些文章，是吧，我认为这个他能讲出来也好，我们可以通过这句话来做些文章，但是我可以肯定这句话最后就是一句空话，这次说了以后，可能半年后他再也不说了，这就过去了，因为过去胡锦涛也大量的说空话，包括他讲什么知情权、表达权，最后什么也没有了，全都是空话。
所以我的意思认为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你政治制度不改，个别的说哪个官员觉悟高，自己比较廉政，那样没有太大作用。现在多数的人要求入党，都是为了利益，多数人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信仰。那么官员往上爬，也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如果没有一种这样的权力的制约的话，那他肯定是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干干净净的官员、道德水准高的人非常少，你不能寄希望于这个东西，我就说这些。
（供稿：赵常青）
既不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习近平
——刘沙沙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刘沙沙：著名民主维权人士。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刘沙沙的发言。
刘沙沙： 我呢，看法有四点：
一，既不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习近平。“把权力关进笼子”是在中纪委的讲话，说的是人家党内的事，是为维护中共的长久统治，而把腐败官员关进党纪笼子。新闻界把这句话拿出来当了嘘头，和真正的民主限权理论相差甚远。
二，习近平的笼子说，还是在中共的权术范围之内，我们不用当真。当然，在行动中扛着红旗反红旗，用习这句话去堵基层官员、基层警方的嘴，还是可行的。
三，十八大之前的严厉打压，和十八大之后的宽缓气氛，其实还是中国传统的权术：老皇帝死之前抓一批人，降一批人，推出一些苛政。新皇帝上台后放人施恩，笼络人心。老招术了，我们不用因这点宽缓气氛，抱什么明君政改的梦想。
四，当年对温家宝的“民主言论”和现在习近平的笼子论，在下的态度是一贯的：欢迎，但决不依赖。眼睛盯着他，手里的活儿不放下。前进的脚步，不停下。几句好听话就想哄我们停下自己的工作，对不起，我们不是小孩子。
好，我基本上就是这个观点。谢谢！
（供稿：赵常青）
最后把我们这些反对派关在笼子里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莫之许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莫之许：作家，著名民主人士。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莫之许的发言。
莫之许：我觉得大家不要低估中共对话语的挪用、歪曲和滥用，你比如说他会把民主同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混交在一起，把它镶贴在专政里面。所以他这个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是有他的话语背景的，就是一个通过他的党的制度——党纪，这个意思，把他的下属、下级官员的权力放在他的党的制度里面，实际上是关进他所想的制度的笼子里面。我看到主流报刊是这么来解读的，就是说把权力关在制度里，什么制度呢？他的党纪呀，他的国法呀，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体制外的或者说是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按照我们的通过自由化的宪政的、自由主义的去理解，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来发挥。他的话挂在他的话语体系里面，是可以成立的，我是这么解读的。
总之，我认为习近平的思路是很明确的，就是通过加强这个制度本身的作用，把这个体制呀，把这个队伍再建设得更有战斗力一些，对社会进行更好的控制，所以说最后的结果不是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可能到最后把我们这些反对派关在笼子里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好，我说完了。
（供稿：赵常青）
必须要多党竞选才能将权力关进笼子
——江天勇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江天勇：维权律师，著名民主人士。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江天勇的发言。
江天勇：其实大家讲的都挺好的，我觉得也没啥可说的，按我的理解的话，我觉得所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所有的公权力包括人员和机构都应该按照这个由公民或者公民的代表制订出来的那种规则，必须遵守这个规则，然后怎么保证他能执行这个规则呢？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这个开放党禁，有多党竞争，多党竞选，定期要选举，还有就是说媒体，媒体既能监督，同时公民的声音能发出来，这些东西包括相对独立的司法、法院，没有这些东西，这个根本不可能。
习近平在中纪委的讲话，共产党总书记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其实我觉得他意识到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呢，这种危机是他这个集团的成员不听集团的招呼了，共产党员不听共产党的招呼了，所以我们共产党要把我们的党员管住，这些共产党党员不听我们共产党管，那是不行的，是总书记来说这个事儿，笼子是什么呀？笼子是我们共产党为党员打造的笼子，那这个笼子不一定是我们民众——我们中国民众要的，我觉得问题在这儿，所以说，这个提法能够提出来让大家去讨论，当然很好，我觉得在讨论过程当中公民也可能更进一步增强公民的意识，也能够想像自己作为国民、作为公民，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笼子，把官员装在一个什么样的笼子里面，我觉得大家考虑这样一个事情，再借鉴一下美国、欧洲这已经成熟的，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可能他想的是那样一个笼子，民众要的则是这样的笼子，可能到最后打造出来的什么笼子，也未必是他能说了算的！对，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供稿：赵常青）
打造民主宪政的中国，
制度的笼子才会编出来！
——赵常青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赵常青：民主维权人士，独立竞选人，自89年学潮开始，先后数度入狱。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赵常青的发言。
赵常青：好，我把我的看法也和大家交流一下。在座的可能大部分是经历过89年的，89年呢学生运动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口号就是什么呀：反腐败！共产党也承诺要反腐败。但是经过了八九之后二十四年的发展，腐败问题怎么样了呢？答案是官僚系统的腐败越来越严重，而且是越反越腐败。据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准备了一百付棺材呀，给自己准备了一口，给贪官准备了九十九口，2000年前后他在台上的时候，虽然没有杀够99位贪官，却也确实杀了好几个，好多人也被判了重刑，可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仍然是腐败，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去年11月19号执政党的新任总书记在一个讲话中说什么呢：腐败问题越演越烈，令人触目惊心，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有可能“亡党亡国”。所以他要求执政党至少是当时在座的政治局高官吧，警觉起来，警惕起来，不要腐败。时间不长到本月22号，在中纪委的这个全会上，习近平再度强调了反腐败，认为既要打老虎，还要拍苍蝇，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可见他们也意识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也想把这个腐败问题呢消灭掉。
但是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从89年学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到现在，中共年年都在喊反腐败、惩治腐败，但实际情况呢，党政官僚是变本加厉的腐败。你看薄熙来，那是以唱红闻名的呀，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对吧！可是呢他本人的腐败，他家庭的腐败，已经大白于天下了。尤其在他唱红过程中呢，已经被举报为腐败份子且已经被掌握腐败信息的很多官员，包括雷政富、彭智勇等，却在“唱红”的旗帜下，不仅没有被处理，反而是使用，重度使用，提拔再提拔，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当然带病提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重庆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腐败现象呢？原因在于绝对权力的绝对作恶。权力呢有一种天生作恶的冲动。有一个老头叫阿克顿吧，他说：权力造就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其实几百年前，孟德斯鸠就表述过同样的思考，并因此设计了分权制衡的对付办法。但是共产党呢它反对分权，它的各级官僚在他主管的那一块领域呢，拥有的是绝对的权力，他不腐败才怪呢！连鲍彤老先生都说：我要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在这个体制里面，我照样腐败。
这就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也不说我们是反对派，也不说我们是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作为公民呢对于这个国家是要尽一份责任的，是吧。官僚系统的腐败消耗的是国家的财富，消耗的是老百姓的血汗，它所制造的是愈来愈严重的官民矛盾和社会危机，所以我们应该肩负起我们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责任。
在反腐败问题上，我认为，不管执政党是真反还是假反，我们民间一定要真心地来做反腐败这件事。习近平提议“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他的意思可能就是纪委监察那一套。但这一套经过89以来20多年的反腐实践证明是无济于事的，这个套路是不能将权力关进笼子的。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没有别的什么“有中国特色”的办法，只能走普世道路。
小布什在捷克的演讲中，曾提出了用五扇栅栏将统治者装进笼子的问题。哪五扇栅栏呢？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选票，一个是分权制衡，一个是军队国家化，还有一个我记不起来了，反正基本上是五条，刚才大家在发言中也已经将同样的意思表述出来了。其实这就是有效反腐的一个世界性共识。中国共产党要反腐败，要打造一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走这样一个普世的道路，那是不行的。
我觉得这个普世道路用简单的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什么呀，宪政民主，民主宪政，我觉得呢这基本上是中国，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呀，有识之士、良心人士、良心学者一个普遍的共识。习近平22号说的话，刘军宁老师24号便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指出，要把制度关进笼子里，就必须走宪政民主的道路。
当然宪政民主，首先要有要一个好的宪法，那么现行的宪法呢有相当部分内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如宪法35条的规定、41条的规定等等，但是对里面有些东西恐怕还得修改，但是呢如果修改宪法的事情暂时提不上日程的话，那就先落实宪法吧。习近平不是说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吗？好，我们要落实宪法，要实行宪法嘛，对吧，那么就把里面一些好的东西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先落实一下，这是对习近平说的，是对体制内说的。
对于我们民间来说呢，你不给他压力那也是不行的。我们给他压力不是说咱本着一种敌意，我们没有敌意。我们在座的是国家公民，八千万共产党员呢他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希望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拥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相对公正的、公平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但显然，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我们现在还没有，怎么办？那我们只能是继续做事，必须做事，通过做事情、通过捍卫公民权利来增加执政党的压力和动力。
怎么做呢？我的意思是以国家公民的身份广泛地参与维权运动，参与公民运动，参与建设公民社会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比如说当前一部分人正在推动的205名高官财产公示问题，我们就应该参与进去。还有户籍制度、教育平权、劳教制度、刑诉法73条等等都要关注。刚才朱老师说的很好，嘴要动，手也要动，脚还要动。能说就说，能写就写，能围观就围观。像这一次南方周末事件，北京出来围观声援《新京报》的，只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只具有象征性意义，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在未来，在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大转型的这样一个岁月，我们大家都积极地以各种方式来尽我们自己对这个国家的那份责任，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只有将一党独大的中国打造成民主宪政的中国，制度的笼子才会编出来，越反越腐败的“中国特色”才会成为“过去式”。
（供稿：赵常青）
人民没有监督权，
一切的高谈阔论都是虚假的！
——韩颖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韩颖：维权人士，独立竞选人。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韩颖的发言。
韩 颖：我是觉得这个权力来源的问题，如果权力来源于人民，就是能够把他们这些官员圈进笼子里，如果这个权力不来源于人民，那没有人民的监督，你说的再好、再高谈阔论，那人民没有监督权，他的权力还是泛滥的。
从我个人的实践角度来讲，就包括公、检、法、司，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到过的所有各个行政司法部门，那权力都已经滥用到极点了，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他都给你用推诿呀、踢皮球的方式，反正就是能糊弄一天就糊弄一天的这样一种形式，来对你民众这些老百姓做出反应。尤其像信访部门，就是一个大垃圾筒，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往那里头装，实际上任何问题不给你解决，到最后就是连蒙带骗，把老百姓拖到烦不胜烦，就是已经一点希望都没有，破坏了人们任何的幻想。
所以习近平的这种高谈阔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实际上就是不切合实际的，就是虚假的，人民没有监督权，这些高官想怎么动用权力就怎么动用权力，你怎么能够将权力关进笼子呢？没有办法的我认为。尤其在拆迁方面呀，底层的这些老百姓，简直就是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活的地步了，这些政府部门根本也看不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觉得都是虚的假的，不可能实施的事情，没办法太无奈了，我觉得，完了。
（供稿：赵常青）
老皇帝也好新皇帝也好，
玩点新东西总是好的嘛！
——俞梅荪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俞梅荪：作家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俞梅荪的发言。
俞梅荪：大家都说的很好呀！大家对这个笼子的研究比我更多呀！我也说不了什么，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呀、感想这些。那当然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是一个普世价值，布什总统也说过，各国总统都说过，大家都照这么做，这个是没错的，这个话也是没错的。至于有没有笼子，那都要我们去努力建个笼子嘛！有这句话才可以去建笼子，这也是一个好事了。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原来在国务院法制办工作，我从八十年代就参与的这个，我从事立法十年，我曾经执笔提过法律规划，每个法都是当年我参与制订的，构建整个法律框架、法律体系，结果呢94年我自己冤案进去了，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却没有一个法来帮我，恰恰每一个法都是反制于我。
法越来越多，面子上也喊什么法制，依法治国等等，但实际上离法制、离公民社会越来越遥远了。过去我听说访民的事情，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我成了一个地道的访民，才发现社会真是很黑暗的。我现在看各个访民都是建功卓绝，各个都是我的老师，我对他们都肃然起敬。
那么实际上法是什么，法是根本没有用的，就是法成了一个陷阱，包括我跟王老师，我们去申请游行示威，游行示威法当年是我参与制定的呀，就是那个8964以后，党和政府意识到要依法来管理这个游行示威，这个当然是有必要的，那么制订这个法不管怎么再怎样倾向政府，但是老百姓毕竟还是有他的权利，有他申请的权利呀，他毕竟是有他的一套东西的，即便你政府有80%的权利，那我老百姓还有20%的权利呀，不管怎么样这个游行示威法还是有意义的吧，没想到我跟王书瑶老师去申请游行，跑到北京市公安局那个治安管理总队，他说从来没有批准过，那么我就很痛心。这个法我们当年制订以后，怎么就从来没有批准过呀！当时我说，真不应该立这个法，我真是，我很痛心！这个怎么是这样的，这个法律出来怎么是这样的呢？早知道不立这个法，没有意义的嘛！你一立了这个法，多少人对这个游行示威产生期盼，多少人在这个道路上奔波，填表去申请，然后不批准，甚至于有的还要打压，有的还要劳改，有的访民还要劳改、劳教，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呀！给他们多么大的体力的消耗呀！
后来我说早知道不立这个东西了，没想到那个批准人员——警察还说：我们还不愿意呢，我们还不愿意呢！就说我当时很痛心呀！很痛心！我作为一个曾经的立法工作者，申请的从来没有批准过，这个法是无用的，这个审批的人他还不愿意呢，他还巴不得不要这个法，他不要这个麻烦呢，他老是挨骂，就是我作为立法工作者，我两头不落好，真是那种痛心呀！
所以我就说这个法是个摆设，老百姓打官司很难的，想想吧，它是强大的政府机构，有着强大的势力，你个弱势群体你访民吃饭都成个问题，还打什么官司，打官司请律师要多少钱呀，法官要多少钱呀，法官要多少贿赂，每层都是钱。那么法律成了挡箭牌，就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的是挡箭牌，法律成了政府的挡箭牌（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曾说过：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编者注）。所以呢二十年来我的痛心之处、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没有一个法能帮我的，更感到法离老百姓渐行渐远了，更遥远了！我作为一个立法工作者，法律都保护不了我，更何况老百姓呀！那么当然了，十八大习总书记上台，新官上任三把火，老皇帝也好新皇帝也好，玩点新东西总是好的嘛！那么咱们去努力做吧！我大概就说这些，谢谢！
（供稿：赵常青）
落实言论自由呀、结社自由，
笼子自然就做起来了！
——新贝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新贝：日本记者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日本记者新贝也参加了昨天并做了如下发言：
新贝：我是一名日本记者，来这个专座，就以一个“老外”旁观者的身份说几句吧。那个，老实说这个话题我们基本上不关注，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06年来北京，当时是第一次来北京工作，开始的时候就是胡锦涛主席提出来很多政治改革的那个事情，但是结果呢没什么改变，共产党那个高层提出来好多事情都是空话，就是对好多海外媒体提出这个问题也实际上没什么内容，所以就是我们一般不报道，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笼子谁做呢？那当然是共产党领导自己做，如果按那个法律来做，就是按照那个中国的宪法规定来做事，那就应该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比如说落实那个言论自由呀、结社自由呀等等，那个笼子自然就做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月发生了《南方周末》的事儿和《炎黄春秋》的那个事儿，就是连“宪政”这个词提出来都有问题，这个情况下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于我来说，就没什么意思。就这样，谢谢！
（供稿：赵常青）
一人一票；三权分立；新闻自由！
——朱红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朱红：艺名丁朗父，艺术家，民主人士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朱红的发言。
朱红：首先，我认为这个问题，说总比不说好，你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大家来讨论，不管你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按我的意思来理解，我按我做老百姓的意思来理解，就是说你以为中纪委就是笼子，中共中央就是笼子，政治局就是笼子，不是的，我的理解不是的，我的理解是世界通用的，第一个一人一票制的选举，老百姓能一人一票，争取一票；第二个三权分立；第三个新闻自由等等，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去了。我不会按照你的调子去唱，就是说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就是说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唱，我认为习近平他说出来也是个好事情，我就是一片的响应，就是按我这个方式去说，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就是说实际上响应归响应，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就是说你说了这个话，我不会因为你说的事情就把脚步给停下来了，便什么事情也不干了，不会的。我该干什么还继续干什么。就是嘴不停——该说什么说什么；手不停——该干什么干什么，该上网上网，该写文章写文章；脚不停，该有什么活动咱们参加，该围观围观，该打酱油打酱油，总之就是嘴不停、手不停、脚不停，我说这么多。
（供稿：赵常青）
现在的这一套制度，
实际上是秦始皇制订的！
——贾希平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贾希平：作家
元月25日晚，王书瑶、胡石根、王小宁、莫之许、江天勇、韩颖、朱红、贾希平、俞梅荪、孟元昕、刘沙沙、赵常青等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围绕习近平有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进行了聚餐座谈。下面是贾希平的发言。
贾希平：很高兴，我今天晚上也能过来参与这样一个研讨会。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是胡星斗告诉我的，他原来说来，他说他晚上七点钟也来，结果有事来不了了。
刚才听诸位老师都说的很好，其实要我说吧也很简单，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个制度他没说，是什么样的制度，如果说是我们现行的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制度那是没有用的，说白了也就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笼子，也就是刚才那位老师说的，老虎自己给自己做个笼子，其实这个笼子本身是摆设，是花瓶，是没有用的。
我经常跟朋友们说一个观点，我说一个国家坚持两千多年、将近三千年，一种制度不变，亘古不变，这是奇迹啦。实际我认为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一套制度，实际上是秦始皇制订的，到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罢了，对吧？大清朝换成元朝、明朝等等改一下，其实根本的东西还是那时候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这个改变不了，你就是笼子也好，什么也好，都无从谈起，他有个前提吗，这个前提是制度对吧，什么样的制度？应该是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这么一个制度，所以说这句话的解释应该是把这个制度先解释清楚，如果还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这个制度之下，这个笼子没有任何意义，基本上我说的就是这些，其他的都跟大伙的重复了。就说这么多。
（供稿：赵常青）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元月22日，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谈到反腐败问题时说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是习近平在“转正”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公开谈论“反腐败”问题，应该说强调反腐败是好事情，但问题在于继续在现行体制下反腐败，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舆论界普遍认为要解决这个共产党几十年都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只有通过体制与制度的变革，借助民主宪政的“笼子”才能将权力驯服。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学者高瑜前不久在博讯网发了一篇名为《男儿习近平》的文章，里面透露的信息无论对于执政党的前途还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前途都不是负责任的表现。我们希望习近平及其领导的执政党领袖集体不要向胡前任那样在“维稳”、“五不搞”的泥潭中打转转。否则后果一定是非常悲剧的。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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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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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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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来源：新华社
【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记者徐京跃、周英峰）
【习近平：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徐京跃、周英峰）
【习近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记者徐京跃、周英峰）
【习近平：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记者徐京跃、周英峰）
【习近平：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记者徐京跃、周英峰）
【习近平：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徐京跃、周英峰）
【习近平：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他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徐京跃、周英峰）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记者徐京跃、周英峰）
【习近平：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记者徐京跃、周英峰）
刘军宁：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最近，宪政正在成为热门话题，关于“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讨论牵动朝野。在讨论“什么是宪政”时，我说过，宪政就是限政，就是驯化统治者，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这篇文章则重点谈谈宪政是如何驯化统治者的，或者说，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统治的权力与政府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驯化人类普通成员的最有效的手段。为了镇制普通民众身上的野性，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的暴力机器，对任意发作野性的人进行武力强制。历史一再表明，由于手中掌握着暴力工具，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因为，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君王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暴力来更迭。人类社会中行暴政的统治者们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专制暴政便取代了猛兽而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多。在这样的专制暴政之下，关在笼子里的不是权力，而是民众。直到有效地驯服统治者的手段发明之前，人们对统治者们的野性几乎束手无策。要么是以暴易暴，陷于恶性循环，要么是无力的道德说教。
如何驯服统治权在握的统治者？一旦他们野性发作，谁来约束、制止呢？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人类在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过程中所留下的三座重大的里程碑。
第一座里程碑：用法律束缚君王。公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地主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第二座里程碑：用民权限制君权。公元1688年，英国人通过发动光荣革命，对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人类驯化自然和驯化自身的过程。《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的实施，使得君王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第三座里程碑：用权力制衡权力。公元1787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人类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成文宪法，确立了实行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从而正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到了19世纪20年代，自2000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旨在确立宪政民主的浪潮，普选的确立和选举权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治者产生的机制，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从而使这些权力精英出于对选票的顾虑，很难不顾民意去驰骋其野性的权力意志。经过三次民主化浪潮，宪政民主作为驯服政治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牢固的确立。
宪政是人类所发现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对统治者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权力斗争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
历史证明，一般性的法律太容易被专横权力的野性所挣脱，故必须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法律才能让野蛮的专横权力就范。这个法律就是承载宪政精神的宪法。用这样的宪法把权力送进牢笼并加以限制与约束的政治实践就是宪政。只有靠宪政，靠能够有效制衡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靠每个人都去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才能降服、驯化统治者。而宪法是这些降服驯化手段的关键。坏的宪法是一部整容过的法律僵尸，任凭统治者违宪作恶，它也不会有丝毫的反应。好的宪法，是一部活的宪法，一旦有统治者违宪，它就自我行动，让违宪者不能得逞。专政之下，宪法是纵容统治者滥权的死宪法；宪政之下，宪法是降服统治者的活宪法
宪政驯服权力的主要手段有三：第一个手段是，划出权力的禁区并让公民与民间力量来参政督政。宪政通过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以及公民的人身权来划出一块政府权力绝对不得进入的领域从而大大缩小了政府权力的活动范围。不仅如此，宪政还赋予公民一系列的政治权利能保障公民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自由办报、组党结社来主动地限制、监督政权的权力。
第二个手段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权力。宪政通过确立法治来对权力加以法律的约束，确保政府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宪政的本质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参见《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斯科特?戈登着）。宪政还通过保障司法独立，实行违宪审查来确保统治者的意志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三个手段，是分权制衡，用权力来制衡权力。宪政通过宪法把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一起关进宪政的牢笼，一个笼子里面关上三头权力之兽，让他们互相抗衡、相互制约。宪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和权限，通常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权必须是分立的，应由宪法授予不同的机关来行使。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一个部门无权撤销另一个部门，也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另一个部门去行使。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免除专横与暴政，才能保障一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制约与平衡的制度，也是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立的梦想加以平衡的制度。
上述三种手段通过合力把权力关进了宪政的牢笼，使任何掌权者不再能为所欲为。宪政民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宪政民主的确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而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公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
来源: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杨恒均：习总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
与邓小平相比，我自然是人微言轻，也没有能力让不改革的那些人下台，但我们加起来，可能就不不同了，至少我们可以说：谁改革，我们就支持谁；谁把绝对权力关进笼子里，我们就坚决支持他。谁在中国打破“周期律”、推行宪政民主，把权力还给人民，我们就誓死捍卫他。只要真心改革，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不对？
［在澳门与当地三位网友以及一位从珠海赶过来的网友见面对话，现整理部分内容刊出，供更多网友拍讨论与拍砖］
网友：习近平在22日中纪委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你怎么看？
杨恒均：讲得很好。在我印象中，上次还是美国总统小布什讲过类似的话（“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当时网上都转疯了，我也在博文里引用过好几次，记得下面还有几位网友评论说，唉，什么时候我们的领导人也这样讲啊？这不，咱习总也讲了。
网友：习总是讲了，但你认为讲和做的差距有多大？说比做容易，我想知道，你认为怎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杨恒均：很简单，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按照中国的情况，可能会像成功转型的威权体制（例如台湾）一样分两步走，第一步立即实行法治，用法治制度管住权力，限制权力。第二步实行宪政民主，把权力还给人民，让人民用“民主制度”把统治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网友：不好意思，你把我绕得有些胡涂了，可以解释一下刚才的话吗？我没有听出二者的区别。
杨恒均：哈哈，不是我绕，而是我试图用两三句话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学问题讲清楚。这样的，当习总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由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否还有一个人高于制度，拥有权力把其他人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果你注意到习总是在中纪委全会上讲的这番话，也许你会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按照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的那些文明国家的标准，中纪委这类组织就不太法治，它本身就需要先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是，在威权时代，也许还一下子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只能希望在场的中纪委工作人员好好理解习总的讲话，把你们自己手中的权力先关进笼子力。反腐败也要依法进行，决不能不经过法律程序，把法院、检察院都当摆设，那样的反腐才是最大的腐败——权力腐败！当然，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就还得我说的第二步，那就是从“法治”到宪政民主。到那时，加在“法治”上的引号才可以彻底去掉；到那时，不是由统治者把权力关进笼子力，而是把权力还给人民，由民主制度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
网友：我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目前离真正的把绝对权力关进笼子里还有相当的距离，也难怪，看看习总讲话新闻后面的评论，有不少支持的网民留言，但也有相当多的读者抱着“察其言，观其行”的态度，有些甚至表示不相信，持否定态度，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杨恒均：受到习总讲话鼓舞的网友毕竟是多数，至于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一些领导人光说不练，很让人失望。但失望归失望，我对一些持冷嘲热讽，甚至否定态度的人也不认同。记住，罗马不是一日建成，专制也不是一个人一个党可以维持的。没有一群奴才、一批麻木不仁的旁观者以及沉没的大多数，世界上就不可能有邪恶的制度！我想说，你的父母姐妹、亲戚朋友，甚至包括你自己，都要对不好的制度以及今天所处的状态负责。要想改变它，你就得行动，哪怕再微不足道的行动，甚至只是一个留言、一句话这样的“行动”，都比那些袖手旁观、冷嘲热讽要有益。争取权利与自由，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对他人察言观行时，他人也在对你察言观行。
网友：习近平上来后说了不少如此激励人心的话，你也写过博文支持过他。在你看来，他同温家宝总理这几年反复强调“普世价值”有何异同？
杨恒均：习总说了一些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话，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例如改变干部作风。当然，我更关注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从这方面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习总重提“周期律”，要知道，毛泽东说过“周期律”后，中共党内再无人敢重提，包括邓小平在内；另一个就是这次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温总理大谈“普世价值”以及发出类似“是人民赋予你们权力”等比较高调的喊话相比，习总最大的不同在于把那些价值具体化，具体到对制度建设的要求上。还有一个不同大概不需要我提醒你，温总理是二把手，习总已经是总书记了。
网友：习近平多次谈论人民，说到“周期律”，又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你认为这是否作秀？
杨恒均：我不认为这是作秀，从他“权为民所赋”到今天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他的思路很清晰，如果是作秀，也做过头了啊。而且，所谓作秀一说，是完全不了解中国政治，他们为什么要作秀？在中国作这种秀，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薄熙来那种一边把儿子送出去，贪污腐败，包养女人，一边却靠唱红打黑笼络、迷糊一大群民众的做法，才叫作秀吧？作秀就是哗众取宠，请问，在中国谈论民主自由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老百姓以及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些说作秀的人，就是真以为自己很强大了，人家要来作秀讨好他。这近似意淫。
网友：好，就算你说得没错，不是作秀，那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否要这样做？如何做？
杨恒均：我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我知道，这一届领导人并不象外界认为的那么强势，如果你们认真读一下我的“70年大限”理论就会明白，毛靠枪杆子夺天下，地位无人能及；小平也是枪杆子一代，且又功在改革，地位至高无上，江泽民是小平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无人挑战；胡锦涛也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同样无人敢挑战。但新一届领导人并没有打江山那代人的背书，更无“钦定”，如果不在这一代找到某种合法性，即便勉强能够“击鼓传花”到下一代，恐怕也会困难重重，甚至危机四伏。但危机也是转机，聪明的人，尤其是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不应该错过这个建功立业、为万世楷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找到新的合法性，从而使政权延续，社会稳定，国家繁荣与崛起！
网友：新的合法性？
杨恒均：对，新的合法性。我用“新的合法性”，并不是说“旧的”那个就一定合法，尤其不一定符合当今文明社会对权力合法性的定义。但有枪在手，还能有效控制笔杆子，不合法你也没有办法。可是，时代不同了，靠军警特的时代该过去了，控制笔杆子也越来越艰难，为什么不改弦易辙，一定要在邪路上狂奔？
网友：可什么是新的合法性？
杨恒均：这个你们不应该问我啊，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常识，我写了那么多博文，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吧？你可以从习总的三个重要语句中得到启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打破恶性循环的“周期律”，最终实现“权为民所赋”，这就是合法性。没有枪杆子与笔杆子这二杆子，要想合法，你需要的是人民的支持，把权力还给人民，然后“权为民所赋”，你的权力来源于民众，民众通过选票让渡他们的权力给你，这就合法了。
网友：所以你支持习总？但你会不会是一厢情愿？
杨恒均：你可以说我上面说的是一厢情愿，因为看上去我也是在推测，但我推测出的这条“路”，恐怕是代价最小、风险最小的一条，智慧的政治家不可能视而不见。在中国这个“搬一张椅子都要流血”的地方，改革本来就不容易，何况这种大动作？习总真要往这方面走的话，他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分分钟都会反弹，甚至会反击。到那时，没有老一辈背书，没有军警特在手，怎么办？
我记得当初邓小平南巡的时候，说过一句很牛的话：给北京传个话，谁不改革，谁下台。小平当时那么牛，除了退休后的他依然对军队有影响力之外，也和继续改革开放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有关。与邓小平相比，我自然是人微言轻，也没有能力让不改革的那些人下台，但我们加起来，可能就不不同了，至少我们可以说：谁改革，我们就支持谁；谁把绝对权力关进笼子里，我们就坚决支持他。谁在中国打破“周期律”、推行宪政民主，把权力还给人民，我们就誓死捍卫他。只要真心改革，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不对？
杨恒均 2013.1.23 澳门
南方都市报：把权力关进笼子，把权利放出笼子
1月21日，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京开幕。昨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重点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工作作风。
一如制度反腐的研究人士李永忠所分析的，目前中央领导人对于反腐问题，在认识之清醒、重视之程度、直面之勇气和推进之措施4点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观，从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反腐的必要性，提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将导致亡党亡国；也积极拓展着反腐的新思维，如“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说法；更对反腐大体框架有了一个描绘，如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此外，尤其是针对党员和官员，习近平提出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他表示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凡此种种，不论是内容之实在，还是语气之坚定，都显示出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之后对于推进反腐工作的决心，已经到了不可动摇、不容置疑的态势。
作为一个执政党，在解决腐败盛行、权力滥用现象时，从自身做起，从党员观念的涤新做起，的确是必经的一站。一直以来，围绕着制度和观念孰先孰后的争论未有停止，但有一点几乎被所有人承认，即制度的形成与落地，必然要有一定程度上的观念普及作为前提。在反腐问题上，很多人认为时下问题的症结不在观念，而在利益。但实际上，观念和利益也并非界限分明，观念的变革势必将重新界定利益的形态。假若中央将号召作为一种信号进行释放，那么观念的重要也将得到凸显。
直白言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选择在此时鸣响反腐警笛，或许不仅仅是前文提到的4个“前所未有”所致，更在于是意识到了这是化被动为主动的难得机遇。毕竟，对于进行政治改革而言，时间的流逝是极端残酷的，要获得民众的信任，就需要勇于和时间进行博弈。因此，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看，中央已经具备壮士断腕的决心，高层狠抓廉政铲除腐败土壤的大旗已经高高扬起。
不过，决心也好，誓言也罢，面对固化的潜规则，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发展模式的腐败现象，运动式反腐势必难以根治。惟有建设一个制度性的反腐体系，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才能挖出深入既有制度肌理的腐败因子，铲除业已深厚的腐败土壤。
而更需指出的是，与35年前号召经济建设大有区别的是，在如今号召反腐，并不能形成对官员的利益激励，而仅能形成一种风险压力。在巨大利益面前，官员自然趋之若鹜，但在压力面前，如果压力不够，那么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推行反腐工作，说到底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但如何做到这一点，恐怕绝不是单靠上层的施压就可以做到，而是需要全民监督局面的形成。要塑造全民监督之态势，公民监督权利的保障，包括知情权、监督权、质疑权的确保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基于此，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作为一个政治目标，那么“把权利放出笼子”就是一条具体实践路径：通过释放公民监督的权利，通过高层的不断施压，作为世界公认难题的腐败问题，才有被真正攻克的可能。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曹林：财产公开就是现成的制度笼子
承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应该落实官员财产公示制这样现成的笼子，这也考验着决策者的反腐诚意。舆论和公众的眼睛都盯着，到底是真反腐，还是做做样子，实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是一个试金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反腐败问题上措辞严厉的表态，引发了舆论热烈的讨论，尤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提法，更令公众对制度反腐充满期待。高谈阔论的评论员们从各个角度阐述了对“权力”与“笼子”关系的理解。有的问：主语是什么，谁来把权力关进笼子？有的称：什么样的笼子？别编成跟西方一样的笼子，要符合中国国情。有的说：关键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首要是把民众放出笼子。
角度各异，提供了思考问题的不同维度，不过细细分析，多属文字游戏。中国反腐败最不缺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理念，而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命题，各部门就应该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让公众看到中央反腐的诚意和决心。这个问题上，不必再假装摸石头了，不必空谈“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笼子”，不必守着笼子找笼子，早已有很多现成的制度笼子等着去启用。
比如，公众翘首期盼的一个制度笼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很快得到实施，就是一个约束权力、遏制腐败很实用的笼子。
日前，在广州市政协会议上，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递交提案呼吁推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并率先向媒体公开自己的收入状况，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范松青告诉记者，希望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示能尽快实施，避免“有始无终”。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也公开表示，如果接到通知要求公示，他会带头公示财产。此前，有好几位中央高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新华社采写的七常委人物特写也被解读为是家庭财产信息公开的信号。中央纪委也表示要抽查核实官员的个人事项报告。
这些都是好现象，说明在“官员财产公开制”问题上已经渐渐告别过去的“民热官冷”：一方面，民众热切期盼、热情呼吁、热烈推动，民众通过舆论喊，专家通过媒体喊，代表委员通过两会提；另一方面，官方却保持着尴尬的沉默，对舆论呼吁不回应，也有调查显示多数官员反对公开。甚至发生过很多网民主动公开自己的财产以“我脱了，轮到你了”倒逼官员公开的行为艺术——“财产公开”民众一边热，表明阻力很大，条件不成熟。而如今很多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也站出来公开支持了，说明条件已经渐渐成熟，官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既然条件已经初步成熟，起码应该给出个时间表了。官员财产公示并不像想的那么简单，技术上需要完善，自上而下地推进也需要时间，公众能理解这方面问题。所以专家设计的各种方案中，都为改革留下了时间，并没有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可许多地方官方似乎一直没有给出时间表。过去不给，是时机还没有成熟，但现在已经成熟了，就应该给出一个时间表。3年？5年？还是10年？总得让公众有个盼头，给改革一个期限，给反腐败制度安排一种压力。
承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应该落实官员财产公示制这样现成的笼子，这也考验着决策者的反腐诚意。舆论和公众的眼睛都盯着，到底是真反腐，还是做做样子，实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是一个试金石。将官员的财产置于阳光下，就是将权力置于公众的监督下。笼子早有现成的了，就看决策者什么时候把权力装到这个笼子里。
来源: 中国青年报
高瑜：“男儿习近平”要表达什么？
本文原标题：男儿习近平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25日 转载)
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核心看点是他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惋惜。最令他感慨的是，在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时刻“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那么，习近平“新政”的主线会不会就是如何做一个是捍卫共产党统治地位的“男儿”呢？
元旦之后，中国中东部大面积爆发长时间雾霾天气，毒性之大，令人畏惧。有人发微博，“扎进黄褐色的雾气当中，突然就感到憋气，不能呼吸，不得不上医院。”一点不是夸大其词。
北京的政治空气，也像雾霾一样，混沌不开，引发内外舆情的高度关注。上周四（17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麦克法夸尔，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发表公开演讲，以“过渡时期的中国”为题，对习近平的新中央做了“中共内部改革的可能性很小，恐怕要靠大规模突发事件从外部触发改革。”的预测。
像是有意要拨开北京上空的层层政治迷雾，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上周也开始逐级传达。习的讲话，竟然像是对麦克法夸尔这位世界顶级的中国问题学者的预测做注脚。新政“蜜月期”还未结束，南周事件昭示的朝野不可能共有的“中国梦”已被击碎。
重提苏联解体的原因
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最醒目的部分是重提苏联解体的历史，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这句话是多么生动表现了习近平对苏共政权垮台，苏联解体的揪心和焦虑。2004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军委主席职务的胡锦涛发表就职演说，也曾经痛骂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当年胡锦涛的讲话印发成中央文件，传达到每一位党员，当时很多人听了，竟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和二战反法西斯胜利一样，已经是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巨大遗产。
笔者认为习近平的这段讲话，同样会引发党内外舆论的哗然。作为中共建国元勋的铁血后代，习近平的谈话更富鲜明的个人色采，彰显出他的政治抱负，他不仅要力挽中共政权于不倒，避免“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命运，而且要重整朝纲，以期恢复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才是他“复兴之路”的宗旨和目标。
《求是》第一期推出了重头文章《对历史的自觉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石》，该文着重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现了一股以清算“毛泽东思想”为目的的思潮。其突出表现在于极力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整合了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观点，在政治、史学和文艺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和危害性的理论和观念。该文受到毛左派的热烈欢迎。
《炎黄春秋》第一期，发表“邓小平理论”老资格宣传家周瑞金的文章，也是对十八大赞扬声音最高的一篇文章，认为习近平已经从毛的“伟人”、邓的“强人”、江胡的后“强人”时代，进入“常人”时代。笔者以为周先生是否言之过早，有待验证。但是在信息时代，谴责戈尔巴乔夫，谴责苏东巨变能否获得朝野共识是个大问号。
江泽民就不会赞成习近平的看法
六四之后江泽民伙同李鹏，进行经济治理整顿，造成连续三年GDP大滑坡，苏联“8.19”之后又立即提出“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曾被邓小平叫到家里训斥：“中央已经下过文件，不再提‘反和平演变’这个口号，你那时是副部长，没有看到？”江泽民诚惶诚恐，但是没有理解邓小平的用意。回来之后和李鹏立刻收回“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但是经济继续治理整顿。终于惹恼邓小平，进行南巡发表讲话。若不是江泽民转得快，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语言在北京发社论，若不是陈云、薄一波劝邓小平：“事不过三，不要再有第四个了。”江也就追随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遭遇人生的滑铁卢了。这是他终生不可泯灭的教训。也是经历过中苏论战留给他那一代留苏官僚的心理阴影。
2009年9月24日，江泽民把中苏史专家沈志华等人请到中南海瀛台问学，他当时正在阅读沈志华等人所著的《中苏关系史纲》。江泽民首问：“苏联一个超级社会主义强国，一下子就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回答：“这个问题就连学术界的看法也不一样，有时对话都对不上。因为基本事实没有搞清楚。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七十四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叛变了，所以苏联就完了。需要历史学家来做深入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看苏联问题，其实是想解释中国的问题。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直学苏联，六十年代才跟苏联分岔了，成了敌对双方，在国家体制、党的原则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认为至今中国还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所以最终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呢？”
江泽民与沈志华等畅谈5个小时，临走请沈志华给社科院带话，是否能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很快回话表示拒绝。
一周之后，北京举行60年大庆游行，胡锦涛用高抬着毛泽东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配合《东方红》乐曲的毛泽东思想方阵，统领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画像的方阵走过天安门，最显著的大标语是“毛泽东思想万岁！”，用它统领着后边三个方阵中的“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标语。焰火晚会之后，江泽民连夜提笔给中央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如下：他称参加了六十年的庆典，一晚上不能成眠，感到我们共和国的六十年很不容易。前三十年跌宕起伏；后三十年稳步发展。前三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总结。后三十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们有很多执政的经验可取，也有一些要总结的教训。
信的最后一段谈中苏关系。江认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江认为历史上中苏论战是我们从意识形态挑起的；苏联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江还提出赫鲁晓夫是改革家。
关键只能看习近平如何重整党纪朝纲
麦克法夸尔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共的腐败体制内已经根深蒂固，习近平不希望因冒险改革而触发巨变，导致政权颠覆，“让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这个看法入木三分。
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没有提“政治改革”，而且他自十八大之后就没有提过“政治改革”。他在新南巡讲话里表达了他的理论主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南巡期间拜谒邓小平塑像 中国政府当前是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这是习近平谈“三个自信”的底气所在，新南巡他首先拜谒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鼻祖邓小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的是跛腿改革路线，这正是当前中共腐败横行，社会矛盾尖锐的根本原因。习近平还不打算承认这一点，他说：“我们的改革本来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
哪些不能改？习近平说；“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麦克法夸尔说：“从上到下渗透全党的腐败问题，使中共不再像毛泽东建国初期那样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而邓小平在文革后只专注于经济改革，也让中共丧失了可以将人民和党团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
如何面对溃败的千疮百孔的党的肌体，唤醒全体党员的改革意志？习近平说；“一定要看清我们的历史方位，看清我们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和远大目标。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全力为现阶段目标而奋斗，但如果丢失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讲理想信念，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一个理想。当然，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新南巡讲话有意识要给意识形态以新的政治思想地位。
南巡中习近平还给大家讲了一个老故事：
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信仰的味道》。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他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和粽子，还在外面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的了。”妈妈收拾碟子时发现他没有蘸红糖，蘸的是墨汁。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
中共现在还有陈望道那样资质的翻译家吗？听这个故事的党员同志们恐怕更多连想到的是前编译局长衣俊卿。衣的“学问”也好生了得！有传写入十八大报告里的“三个自信”就是这位前局长在耗资几十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里挖掘出来的。他的政治后台一直用这个功劳簿保他，但是不堪入目的12万字的揭发，如何能让党员们回味“信仰的味道”？
作者：高瑜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原载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转引自《博讯》
宪章论坛
郭飞雄：对南方报系大门三日政治集会的反思
真正的民主化抗争主体，应该已经转到底层和中产耦合联动的公民社会身上。比较而言，公民社会比大学抗争主体要更坚韧，更理性，更具操盘力，更具建设力。而在可能动员的人口基数上，公民社会要远远超出大学抗争主体。
这一代负有将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国做成的使命，包括民间，也包括皈依自由的官方政治家。成功不必有我，成功我在其中。但对于每一步的机会，我们都必须像爱惜自己身体一样爱惜。因为23年的煎熬时光和代代累积不会白白浪费。
公民政治权利是最不消极的权利，是直接行动的权利，是结成团队的权利，是伸张个人和世界的主权的权利，是主动争取其他一切权利的权利。
推动宪政民主进程，建设公民社会，必从直接行动，履行公民政治权利开始。
1，南周编辑记者反抗的意义
2，政治集会核心支撑者的主导作用及阶层分析
3，政治集会的主要诉求、公民自我训练和群体运作模式
5，南周抗争后南方公民社会的未来走向
4，政治集会背后的官民角色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26日)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请发稿同仁注意，此稿不是博讯首发）
1，南周编辑记者反抗的意义
近半年来，南方周末多次遭到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横暴干预，动辄得咎，苦不堪言，这次出手带有绝地反抗性质。数日内，网络舆论迅速发酵，各界轮番卷入，热得发烫，据一般经验，关键时刻只要有人站出来充当反抗支点，就足以使事态爆裂。故1月6日夜间，当南周经济部员工宣告罢工时，局面迅速突破临界点。当晚新浪微博转发南周消息者估计在数千万人，这种热度顺理成章地催生了次日的地面直接抗议活动。 作为体制内从业者，谋生机会受到官方一定掣肘，南周人直接反抗，殊为不易。这是他们敢于为捍卫独立人格和言论自由敢当的直接表现，是一次中产知识阶层举行的难能可贵的“良心起义”。 南周事件的性质至为简明：反奴役，争自由。有人以南周系党报子媒、南周人抗争时不敢直接提出取消书报审查，而低估此次抗争的意义。但从来的宪政自由都不是建构性的，而是组合的。英国贵族起义曾创造了大宪章和权利法案。保守审慎在政体革命中是建设性要素，而争自由的群体行动，是快变量，极具一线冲击力。尽管在后期政治集会发生后，南周人被中宣部的“敌对势力插手”口径所威逼，稍稍退让和噤声，但历史必将记载南周人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言论自由、因而点燃时代的义举。
2，政治集会核心支撑者的主导作用及阶层分析
同事态爆裂需要支点一样，抗争现场的政治升级和坚守，也有赖于争自由的核心人群和团队的参与。 1月7日上午南方报业大门外的献花声援活动，是广州网友自发进行的。之后，声援活动迅速升级为政治集会，而这是广州街头民主抗争力量直接推动的，这是现场真实发生的，并无任何拔高和虚夸之处，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并非政治集会的支流、侧翼，而是实实在在的主体、主流。
1月5、6、7日，连续三天，老沈、叶隐、袁小华、刘珊娟、袁奉初、野渡、刘远东等网友和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分别在南方报业大门外举牌，使街头直接行动步步升级。7日上午，袁奉初、野渡、刘远东所直接打出的“庹毒不除，广东自宫。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标语牌，为这场抗争奠定了政治基调。一些网友反映，他们正是看到这一标语牌，才觉得现场值得“围观”的。显然，普遍权利诉求和理想价值充当了动员公民参与的真正牵引力。也正因为这一举牌活动发挥了巨大的点火作用，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野渡（举牌后他随即做了两分钟的即席演讲）和街头民主抗争活跃人士袁奉初才遭到国保的疯狂报复：野渡被国保以涉嫌“非法集会罪”传唤，并遭到派出所警察脱光衣服搜身的人身侮辱；而袁奉初被闯入其临时住所的国保和协警按在地上殴打，同住的黄宾也被国保打了两个耳光。 街头民主抗争力量中的主要活跃人士刘远东、徐琳、袁奉初、刘四仿、肖青山、黄宾、张茂忠、小彪、李铮然、欧荣贵、朱汉强、卓协、余刚、邵铎、柴金元、游贵等参与了，甚至数日全力投入于现场活动，或者进行直接的、没有任何遮掩的主题政治演讲，或者坚持举标语、做民主宣讲，他们所在之处，成为政治集会的主要聚集点、政治主题的宣示者和推进者。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广州街头民主抗争人士的累积能量的自然外溢。一年半以来，这一活跃在广州的街头、公园和广场的当今中国唯一的一支街头政治抗争团队，历经打压，愈挫愈奋，终于在新的政治变革起动之初，直接跨上了全国性政治事件的舞台。客观评估，一般网友尚未成熟到直接主推政治行动阶段，而有实际经验的公民团队，其勇猛坚韧和活动能量，要远胜于仅仅停留理论言说阶段的自由人士。 从人口结构上看，数十位核心的街头民主抗争人士，其阶层构成，基本上是底层与中产的结合。比如，举牌活跃人士老沈、野渡、叶隐是中产知识者，政治集会主要演讲人刘远东是生物学家，徐琳是工程师、诗人，二人皆是有车族。袁奉初、肖青山、黄宾、小彪、李铮然则是草根英雄，是近年崛起的街头活动的佼佼者。更难能的是，三日政治集会中，还有隋牧青、张纾等十几位律师和维权推动者直接活跃在一线政治集会现场，他们坚决地履行公民权利，自然地找到了合适的维系秩序、防止破坏和冲突的法律位置。 一般地，国内官民双方时常都把作为开放前沿的广东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作为未来中国的某种预演。三日政治集会中的底层和中产联动模式，可能带有巨大的预示性和经久性。23年来，公民社会已在波折和积累中崛起扩展，1980年代体制内力量和大学联动模式，似已基本结束。从韩国转型来看，大学动员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且具有十分前卫激烈的斗争冲击力。在中国，这样的青年冲击力被沿海和十大核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底层流动人口所部分替代了。但真正的民主化抗争主体，应该已经转到底层和中产耦合联动的公民社会身上。比较而言，公民社会比大学抗争主体要更坚韧，更理性，更具操盘力，更具建设力。而在可能动员的人口基数上，公民社会要远远超出大学抗争主体。
3，政治集会的主要诉求、公民自我训练和群体运作模式
在1989年中断之后，地地道道的街头政治，又从2013年1月开始了。三天政治集会直接以政治权利为诉求，直接地实际履行政治权利，直接突破了恶法的约束。 一场抗争运动，社会多元参与，各有见解，非常自然，不可能协调一致。多元声音，自然包括可以想见的最激烈的声音，它不仅带有对民众的鼓动和对官方的施压性质，也带有初享政治权利者的政治探索和情绪宣泄性质。所以，三天政治集会既是一场政治抗争，也是一场政治实验。那些街头民主抗争活跃人士，在直接行动中体认到了想象和现实的距离。在现实中，他们必须考虑“公正的的旁观者”的感受，因而调整思维，由一元突进，走向更加多元平衡。 诗人徐琳曾提出三条温和的诉求：要求庹震下台；要求照发南周原版新年献词；将南周工作微博帐号归还给编辑们并解封所有因此事件被封掉的微博、QQ、博客。这三项诉求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我随后补加了一条：要求放开全国媒体和公民的言论自由）。亲眼目睹曾经最前卫激切的行动派诗人徐琳在享受了公民政治权利、在人群中充分表达了自我后，变得更加理性、宽和、开放、成熟，走向建设性的积极公民，视野辽阔的民主斗士，我感触良多。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民主、自我训练的过程。真正的政治潮流，将诞生于实战之中。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抗争行动中的自我训练，真正合格的积极公民，甚至未来的各级议员、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可能在其中成长。 三日政治集会现场总体氛围是有序、理性、温和的。相比于过往珠三角发生的新塘事件、中山事件，此次南周现场秩序可谓良好，抗议仅仅限于言论，而无肢体冲突。这个温和有序的局面的维系，既有赖于南方一贯温和的社会环境因素作用，也有赖于极左势力反复挑衅下和草根抗争者急于升级的冲动下街头抗争活跃人士自身的冷静反思和主动节制。极左队伍定时出现，其来有自，他们逐日升级挑衅规模，由言词进攻，直至肢体进攻。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初期尚感突兀，一旦认识到其图谋，随即采取了容忍、礼让、沉默的方式应对。到了第三日，即1月9日，似乎即将清场，极左队伍“应时而动”，主动从原本被警察隔离的大门外北端跨过来，警察“默契式”不予阻拦，极左队伍为首者强行夺走一位街头抗争人士的电喇叭，发表了两分钟“打倒汉奸”的演说；街头抗争人士礼貌地问：“讲完了吗？”对方愣住了，街头抗争人士随便把自己的电喇叭收回，一场可能的肢体冲突被化解于无形之中。一些年长的民运前辈更数人结伴，组成人墙，悄然阻止极左队伍的跨界挑衅。 还有一个重要细节：每日傍晚五点三十左右，警方建议离开，民主维权推动者和街头民主抗争力量互相招呼，主动撤走。在实际没有政治组织的情势下，大家通过晚餐和午餐的相互讨论，形成多项共识，慢慢降低了政治演讲的激切性，推动形成政治诉求的切实性和对秩序的爱惜、对多元均衡的尊重。如果拥有政治组织，当然可能在分工协作后，使现场更加有序理性，抗议和政治宣讲更具成效。但在公民街头政治活动之初，人气尚未高度凝聚之际，自发、扁平、饭局式协调，对个人自主性的激发可能更大。
4，政治集会背后的官民角色
采取直接行动，履行公民政治权利，享受公民政治权利，是三日政治集会最大的收获。而官方的容忍，带有对公民政治活动的合法性默认的巨大潜在意义。这对于官民双方，对于整个中国未来，都具有重要昭示性。 尽管国保对野渡、袁奉初的侮辱、殴打，显系出于高度仇恨和对未来极端恐惧下的泄愤作恶（这是不可接受的），但从北京到广东的处置危机者，的确表现出多年罕见的温和，除了尚未到达现场的街头民主抗争活跃人士张圣雨被行政拘留七日，其余政治演说和活跃人士都未抓捕，软禁在周一（1月12日）也都取消。总体处置暂时平稳。 如果研判这一情势？首先，对此绝不可误读，以为是民间力量如何强大、逼退了对方。虽然全国舆论鼎沸，但在5-9日五天管制松弛的空隙、此一较为中性事件参与危险明显不大的基本情势下，各省却只有零星举牌，而无群体呼应。这已证明，虽然舆论和背景潜力海量辽阔，但全国民间联动力和直接行动力非常有限，不可高估。民间的主要反击力，还在于道义影响，它会使得打压成本非常巨大。作为当事人的一部分，参与者很清醒：在今日政体下，没有官方的容忍，不可能有持续三日的政治集会。广州街头民主运动理论家和领头人之一刘远东在演讲中曾指出，胡春华先生有责任保护履行公民权利的抗议者。我事后也通过新浪微博呼吁：对于公民社会的民主实验，请胡春华先生做保护包产到户的万里，而不要相反而行。 此次事件中，不仅广州民间的政治集会带有破冰意义，官方的容忍也具有标杆意义。体制内的善意，是值得珍视的。1月7日孟建柱宣布将报请人大批准今年内停止劳教，数日后此条新闻又在宣传窗口收回，反而深刻地说明了体制内开明力量的存在、关键方位和未来潜能。 公民社会的民主实验需要官民双方的理性和远见。官方无须支持，仅仅不反对、不破坏、不非法打压，足矣。 操作者不是坐而论道者。必须以极大善意，增大宪政民主的渗透力，团结多数力量，争取活动空间，并推进全社会的圆桌和共赢。对于官方的改革力量，我们必然地抱持欢迎态度。未来北京的习近平、李克强等先生，广东的胡春华、朱小丹、万庆良、陈建华等先生，如果推动真诚的政治变革，我们必定做出有原则的、坚定的支持。所有的善意都可获得善意的回应，所有的信用都会获得信用的回应。 但是，正如我以前说过，独立的公民社会不可能将政体转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改革家身上，而会把公民政治社会作为推进和确保政治变革的主要实力基础，因此我们必定主要致力于公民社会的耦合、扩展和自我规制、量能升级，从而以民力制衡官力，促成社会实力高于国家实力的历史格局。不管官方是否转，民间自己都会转，并且一直都会自主发展。 我仍愿作出具有风险而又具有操作借鉴意义的具体判断：中国目前变革已经开始，已进入官变与民变同时进行的时代，悲观是没有根据的。转型不是上饭店，点菜，出事做好端上来，我们直接享受。转型是公民自己做厨师，慢慢享受炒菜做饭的过程。慢有慢的大好处。在南周事件发作之初，有识者就提出，目前形势一波一波升级，会不会出现20多年前的场面？我的回答是，这次会慢，会成。这一代负有将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国做成的使命，包括民间，也包括皈依自由的官方政治家。成功不必有我，成功我在其中。但对于每一步的机会，我们都必须像爱惜自己身体一样爱惜。因为23年的煎熬时光和代代累积不会白白浪费。
5，南周抗争后南方公民社会的未来走向
中国民间力量，已在威权有限任期制换届后，进入推动公民政治权利阶段。行动塑造思想。公民本意有二，拥有政治权利的人，履行政治权利的人。不行动，就不是真正的公民。真正的公民是积极公民。争自由的时代，启蒙基本完成后，行动已成为首要价值。积极公民不满足于先行者的角色，而希望所有有能力行动者，都成为先行者。一代人的主体自证、主权实现，将通过行动完成。这就是行动的文化意义。民主政体不会走路，但人会走路，会把民主政体走出来。自古以来，做事的资源都需开发组合。火焰，必须走向干柴。 全国自由力量在此次南周抗争事件中的反应的确令我们感到失望。第一天政治集会后的晚间，参与者就判断，未来两日如果各省不作响应，此事就到此为止。说实在的，京城知识界近乎鳄鱼，一动不动，让我很震惊。我得部分修正我对启蒙和中产的一贯肯定，重估维权运动带来的行动气质的意义了。维权运动曾经突破知识阶层长于言说、拙于行动的局限，通过系列社会运动，促进了反对力量的历史性成型，政法委总结的“新黑五类”就是对这一反对力量的最好概况，而维权运动居功不小。今日民间升级之际，维权运动又不能不担负做先驱者、铺路者、牺牲者的使命。 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基本惰性，不会因为微博和推特交际网络的涨潮而克服，下一步怎么办？ 大格局上，民间可推动以维权和街头为先锋的底层和中产联动模式，除了继续团结和依靠维权律师、民主先驱、民运斗士、自由思想家、网络意见领袖，维权板块将会越来越多地接地气，和公民社会的新生力量接触，互动，耦合。新一代较少束缚，系自然公民。广州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就是新一代光辉的代表，他们和他们背后所标志的亿万新生代力量，将是未来民主宪政运动的主力。在什邡、启东和宁波活跃的也是他们同类，在未来我们还会不断看到他们崛起的身影。 广州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在此次政治集会中自发成为主导性角色，为中国社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示范：公民应该通过直接行动，消除恐惧，堂堂正正地争取公民政治权利，坚决地履行公民政治权利。但是，同时，民间也深知经济维权和政治维权的内在关联，不会急于将一切民间抗争全部高度政治化，而会通过推动各类中性的、社会公益性的、草根经济性的、环保性的维权，为底层和中产社会做出各种具体帮助，赢得大家的基本信任，从而建立起各类建设性的、有限的、目标明确的抗争联盟和支援模型，进而动员更多的人士参加公民政治活动。长期高压下民间社会的恐惧感尚未消除，不可根据微博和推特上的高调言词，误判了民间行动力。民气壮怀激烈，民力尚需累积。 时代和政治版图悄然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能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具体操作，将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南方的民主实验，是诸多可行的选项之一。民间主体，直接行动，不掺水，不全押，有序可控，实践而后法治程序化，是民间审慎深远的思虑。这条路总是要走的。经济形势尚好之际，官方误读和敌对较少，民间更宜大胆推进。各种可能性都会存在，即使是1987年的汉城抗争在中国大陆重演，也应该是北京和广州等合力而成。以中国之大，越多元越好，未来的上海、武汉、西安、成都能崛起为政治中心，都具有多元均衡意义，并影响选举时代的政治格局。 当具体推进公民社会时，政治现实感是不能不具备的。面对各种变量约束，先突破，而后平衡，是基本方略。既然必须随即平衡，突破目标便不宜过远，故行动者需准确估计各种变量，将目标化为先后顺序，以对未来资源开发功效最大、阻力较小者为突破口。平和态，政治现实感通往共赢。遭遇强压，又最有利于防守反击。 公民政治权利是最不消极的权利，是直接行动的权利，是结成团队的权利，是伸张个人和世界的主权的权利，是主动争取其他一切权利的权利。 推动宪政民主进程，建设公民社会，必从直接行动，履行公民政治权利开始。
201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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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民主政治有两个要件：一是公民参予，二是权力监督。公民的参与也包括对权力的监督。而言论自由既是参与的工具，也是监督的工具。言论自由是一种参与权，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流弊也需要言论自由来监督。要表达政见，要对当权者提出批评，要充分交流，都离不开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与言论是否正确没有相关性。言论自由的前提不是要确保所有的言论都是正确的。既然言论是自由的，这也意味着，错误的言论也有自由。人人有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政府不得禁止。就是说，在民主政治下，并不是有能力说出真理的人才有言论自由。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刘军宁
在民主政治下，民众的言论和一切行为不是为配合统治者统治国家而服务的，而是相反，国家的最终目的，乃是协助个人自由地发挥其天赋才能，国家也应当为每个人充分自由发挥与言论相关的种种潜能，创造条件。
民主政治有两个要件：一是公民参予，二是权力监督。公民的参与也包括对权力的监督。而言论自由既是参与的工具，也是监督的工具。言论自由是一种参与权，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流弊也需要言论自由来监督。要表达政见，要对当权者提出批评，要充分交流，都离不开言论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将即刻停止运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社会能够实现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连最基本的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如何实现平等的享有民主权利？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言论自由指的是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也称表达自由。广义的言论自由还包括用符号和象征形体动作、图像、绘画、雕像、音乐、音像等形式来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而且，要行使言论自由需要有有公开发表见解、观点、立场、思想的途径与媒介，那就是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因此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的。
民主社会是由自治、自立的公民构成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深层根源是个体对自身的拥有权和自主权，从而享有对自己的思想、言论的自由支配权。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体的独立与自主以及对自身的支配就是不完整的。因此，言论自由来自于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与自由。
言论自由与言论是否正确没有相关性。言论自由的前提不是要确保所有的言论都是正确的。既然言论是自由的，这也意味着，错误的言论也有自由。人人有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政府不得禁止。就是说，在民主政治下，并不是有能力说出真理的人才有言论自由。诚如作家丁林所说的：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
民主社会既是商品的自由市场，也是观念的自由市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商品，也可以自由地出售的自己的观念。如果每个人有经商的自由，那就应该包括办报刊书局、办电台电视台、办网站的自由，而这方面的自由须臾不能离开言论自由。在市场化的社会，言论自由也是赚钱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民主政治下的公民才有自由去消费到充裕的观念、舆论和思想。
民主政治下的言论自由市场有一个巨大的优越性，就是它能相对挤压（不是取缔）那些虚假的、不负责的、庸俗的、恶意的言论，而尽量不必动用权力去干预言论自由。公民作为消费者会自己做出选择。民主政治允许批评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言论。因为一旦禁止这样言论，民主政治反而自身受到更大的伤害。宽容批评，是民主政治相对于其他政体的一个巨大的优越性。
言论自由还是其他诸多的自由与权利得以充分行使的条件——没有祷告的自由，就没有宗教信言自由；没有公共场所发表政见的自由，也就没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甚至，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选举的自由。沉默的，不发表政见的竞选就不是竞选，没有竞选，就没有竞争的选举。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意义上的选举；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反对党和反对派。不让反对派与反对党自由表达政见，选民如何知道他们是反对党？所以，离开了言论自由，甚至没有民主政治下的两党制、多党制，因为政党制度不过是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政治。
当然任何自由都不是免于任何责任的自由。不承担责任的自由是放肆。在民主政治下，言论自由也是与特定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都有普遍权利。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行使言论自由时有尊重他人的权利与名誉、尊重公认的道德标准，不得煽动使用暴力、鼓吹战争，不得煽动仇恨与歧视，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例如，不得在满座的剧场高呼：“剧场失火了！”
在民主政治下，民众的言论和一切行为不是为配合统治者统治国家而服务的，而是相反，国家的最终目的，乃是协助个人自由地发挥其天赋才能，国家也应当为每个人充分自由发挥与言论相关的种种潜能，创造条件。
言论自由，事关公民的潜能与快乐，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对权力的制约，事关政治的参与与朝野的交流，事关社会的安定与文化的繁荣，因此，民主政治对言论自由权以维护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总而言之，在民主政治下，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充分保护。
（作者系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作者“百问民主”系列文章《》。该系列其他文章请参阅刘军宁的搜狐博客。）
王德邦：民间求变与官府应变选项下的中国转型路径
今天几乎没人怀疑中国必将走向宪政民主！就是权贵集团也用他们移民子女妻小，转移金钱资产于西方来佐证着自己对西方民主法治社会制度的认同。然而，如此高度的民主共识并非就能逻辑地推演出中国马上会实现民主。事实上，从种种迹象看，中国走向民主的路还相当艰难而遥远。导致中国走向民主艰远的原因显然不是认识问题，不是经济基础问题，不是民主操作的技术问题，更不是国民素质问题，而是三十几年来畸形改革所形成的权贵集团利益问题。中国权贵集团，或者叫既得利益集团深味畸形改革的优越，他们习惯了予取予夺的快乐，将中华大地变现乃至长久维持于他们可以肆意提取的银行，以供养其在民主世界合法安全的提款享用，这无疑是他们坚定的心愿。这种在不民主不法治社会下的肆意索取，与到民主法治社会中安全保障与享用的悖谬现实，彰显着人性的罪与制度的恶的狼狈为奸。于是出现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所说的转型陷阱，或者说摸着石头不过河现象。这就是中国走向民主需要艰苦逾越的路障。
对民主缺乏认识是个知识问题，对民主认识充分而坚决阻止就既是个利益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当然更根本的是个社会力量对比问题。
在人类告别冷兵器时代，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机器掌控高端武器甚至核武，使社会力量对比出现巨大不对等性，因此暴力革命发生的几率急剧降低，相应的强权的骄横与日俱增。于是可以放言“我就是不改，你们能怎么样？”，或者八九之后某公所言：只要常委不出问题，中国就不会有问题。可见，技术的进步与武器的换代，似乎使社会统治日益简单化。
然而历史总有其难于为人所测算的偶然，就在看似简单，认为“告别革命”的时候，东欧剧变了。就在有人认为世界格局已定，大势不会轻易变动时，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漫延了。世界发生这一系列的变换，对于沉湎于暴力夺权与武器保权的专制思维者，真是应接不暇，除了产生深深的恐惧，更紧地握牢武器，他们似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出现这种状况，归根到底是没有认清权力的来源，没有认识到权力是个什么东西，也就是仍然停留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没有走到“权为民赋”上。这就是中东、北非至今战火不熄的根由。
中国今日的状况当然好过北非与中东，至少暂时没有战火的炙烤，但中国隐性的战火并没有熄灭，那些接连不断的自焚，那些针对政府机关的点爆，那些冲入警局或法院的刀客，那些每年二十几万起的群体抗争，那些几千万奔走于上访之途的民众，无不力证着这个社会已是干柴炉火，燎原已至。中国社会即将进入一个全局性的动荡时代，似乎也日益成为共识。
如何避免中国社会的玉石俱焚？这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回避不了的课题。权贵凭枪来长久维系掠夺的意愿在北非与中东的“茉莉花”薰染下已显得力不从心。虽然中国民间在多年来的社会改革中也有所获利，加之文化自身隐忍顺从“宁作太平狗，不作乱世人”的特点，使中国暂时还没有举起中东的“茉莉花”，但中国不断的自焚、屠童、群体性事件，又无不彰显着中国社会的绝望，注解着这个社会难以为继，以致急切求变的状况。这样，权贵对社会不变且延续的期待，碰触到民间绝望求变的急切，这种变与不变的角力，正是中国社会当下矛盾的困境。
中国走向民主，是求变者的心愿；中国必将走向民主也是不变者的认识。这样，变能求得多快的变与如何的变，而不变又能保持多久的不变，就成为角力双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中国社会变的力量之源在民间，而变的早晚取决于民间求变力量的强弱。民间如何尽快将绝望转化成社会变革的希望与动力，这不仅需要价值装备，还需要实际演练。民间一批批先觉醒的人士以自身现代公民的风范来昭示做人尊严与权利时，会给沉迷于绝望的民众展示希望，会告诉大多数民间“原来我们是可以这样活的”。当绝望的情绪漫延，又找不到适当表达途径时，中国社会个体、局部性的暴力血腥事件就会接连不断。虽然在核武的威胁下，社会整体性的暴力几率在锐减，但毕竟武器也是需要人来操控，镇压也是需要兵的介入，而当大多数来自民众的士兵也质疑于统治的合法时，再强大的武器也会显得无用武之地。所以民众尊严的生活是一种胜过任何武器的力量。当尊严的生活取代夺权翻身的历史循环时，这个社会的变量就生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就深入到了社会的骨髓中。所以面对极权以摧毁人的尊严为目标，民间抗争力量的凝聚就是恢复人的尊严，活出人的新气象，就是回到哈维尔所言的“真实生活上”，用日常尊严生活的点滴来消蚀极权“恐惧与谎言”的铁链。
不变显然是统治集团中的主流诉求，但面对世界发展的历史，不变无以为继同样是统治集团的共知。那么如何应对必然到来的变，那种“我就是不变，你们能怎么样？”的追问，事实是在思考如何应变。面对新的世界历史，握紧手中的枪的时代越来越显得笨拙与无力，那么不变原则上的应变就是统治集团的必然选项。
就目前而言，统治集团应对中国民间及世界潮流求变的方式大际可分为两方面：
其一、当然是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仍然秉持着传统抢权、护权，你死我活的敌我二分立场，相应针对民间求变采取的就是本能的“两千万人头说”，即夺得政权付出了两千万生命，那么别人要来抢夺政权，就得至少拧对等的两千万人头来。这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枪杆子来护政权的思维，本质上就是将政权视同个体或团伙的私产，将公权私化，是封建专制思维的现代表现。应该承认，至今在中国统治集团中是有着相当人员依然持守暴力护权这种观点的。他们对于民间的任何诉求，上来就是“敌对势力”，他们将民间的一切权利要求视为意在对政权的抢夺，所以他们广泛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敌视人类普世价值，坚决认为人类没有共同的价值，而事实上他们骨子里想要将他们信守的价值作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这种立场决定着他们八九当年会用坦克、重型机枪，也决定着他们年复一年将大批异议人士投入监牢，直到今天，他们在阉割南方周末特刊新年献词时，也绝对不允许提出异议，并且再次将异议根源归咎于外部敌对势力。应该说这一派目前是中国权贵集团的中坚力量。
其二、从历史来看，应该承认统治集团中还有一些具有现代文明世界的价值认识，能够深切感知世界潮流的发展演化，持守着人类固有的良知，对社会与历史有着一份责任的良心人士。事实上，不管极权统治多么严酷，天良不灭的坚守人士一直存在。半个多世纪来，从胡耀邦到习仲勋，从赵紫阳到朱厚泽、到鲍彤、到张祖桦等等，这种坚守良心、守护正义的人士一直在这片土地延绵不息，虽然这些人士一再被体制性汰优机制所排挤、打压，但是从来没有折断过这根支撑民族的脊梁，从来没有割断掉民族赖以延续的这些根脉。让人欣慰的是，这种延续的民族根脉，在八九及其随后遭到体制性重创中，经过二十几年来的艰难隐忍，今天终于在体制内日渐凝聚。中国体制内改革势力由早前的温家宝独唱，到今天的习李王汪及其地方一些官员的表态上，已经显现出一种呼应民间的端倪。然而，由于体制性痼疾，八九之后畸形经济改革下权贵集团的坐大，使中国今天体制内改革力量仍然处于弱势，实力上远远无法与顽固势力抗衡。
在这种体制内顽固势力居主导而改革势力处弱势下，中国统治集团就表现出整体性的保守与对民间被动性的应对。当这种应对为顽固势力主导时，就表现出对民间的强硬，采取的手段就是镇压，导致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将官民矛盾激化，如2010年二月后的应对网传“茉莉花”事件；而当体制内改革势力处于主导时，对民间抗争就会表现出疏导、顺应，在一定程度解决民间的诉求，从而缓和官民矛盾，求得一定的社会和解，如2011年广东的“乌坎事件”的处理，就是一种积极化解的方式。
从官僚统治集团不同势力主导不同应对民间求变方式来看，那种强硬镇压模式，或者近年来的所谓“维稳”模式，已经日益制造蓄积社会更大的矛盾，虽然在某时某地这种强硬方式会取得快速控制事态的目的，但它总是留下更大的后患，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与更激烈抗争埋下伏笔。从长远社会良性发展来看，这种强硬必将导致社会最终的毁灭性结局。因为强硬方式从来也没有从社会建设性角度来化解过问题。所以，体制性对民间求变的封堵式镇压应对模式，是激化社会矛盾，制造社会暴力，毁坏共和根基的途径。只有体制内改革势力主导，能部分顺应民间诉求，敢于从体制自身来检讨产生问题根源，从而通过协商方式，来化解民间求变下所产生的冲突。这种部分顺应民意的解决方式，是逐步稀释民间积怨，部分化解社会矛盾，缓和官民冲突的方式。
中国民间求变如果能很好与中共体制内应变性的改革力量互动，虽然在每次民间求变的抗争中，不能全部获得求变的诉求结果，但只要能保持在理性、和平、协商的途径下，本着平等、尊重的原则，不将民间抗争视同敌对势力，这样任何一次的矛盾冲突就会变成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将每一次民间求变冲突化解，就会架设起社会改良进步的阶梯。
中国民间社会的迫切求变与统治集团的保守应变，能否避免社会整体性失控与暴力全局性漫延，就取决于统治集团应变是选择强硬的封堵式镇压维稳还是部分顺应的疏导式协商，显然前者必将走向暴力血腥，这有叙利亚局面作参照，后者则会走向和平转型，这有台湾为示范。所以，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取决于民间力量的如何成长，而变的途径是血腥还是和平，却取决于官府的如何应对。只有民间求变与官府顺变结合，和平转型才会成为可能。
来源：民主中国
徐贲：公民权利是争取一切其他权利的权利
一个自由的人同意受制于政府的法律，因为法律是公正的，以一视同仁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人，这种个人同意与法律的一致便成为“公民”身份的精髓。没有公正的，人人平等的法治就没有具有实质意义的公民，要讲公民，先得有这样的法律制度的现实条件。公民平等因此成为真假法治的检验标准。
“公民”在中国是一种怎样的身份？比起北京或上海的“居民”或“户口”身份，公民是更高的还是相对较低的身份？2012年9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在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截至2012年11月30日，北京、广东最新出台的政策显示，外地户籍考生并不能在当地报名参加。公然歧视“外来者”的政策受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居民的支持。共和国的普遍公民权利在这些大城市市民的一己利益和特权面前变得如此孱弱，这不仅是因为许多国民缺乏对普遍公民权利的认识，而且更是因为国家制度并没有能够把人人平等的公民观确立为宪政法治的核心。
已故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1891-1974）任职期间做出了很多涉及在公民权利上消除种族隔离、提升民权、促进政教分离、透明逮捕程序等的著名判例，他说：“公民权利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因为那是争取其他权利的权利。一个人一旦被剥夺了这一无价的权利，便会陷入被其他国人欺凌和轻辱的处境。”有可能失去这一无价公民权利的不仅是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被歧视的“外来者”，而且也可能是这些城市里歧视外来者的市民们自己。
宪法明明规定了所有公民的同等权利和豁免权（不得非法拘捕），为什么有的公民还是被明目张胆地当成二等公民对待，违反宪法的事情还是屡屡发生？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公民没有被当成宪政法治活体的细胞，而是被当成了各级政府权力都可以随意用“政策”处置的统治对象。改变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步骤便是确立一种与宪政法治相一致的新公民观念。
新公民观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观念，而是在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早已被接受的一种公民观，这种公民观，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诺法克（William J.
Novak）的话来说，是现代宪政法治的核心，就美国而言，也是在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后才逐渐形成的，“公民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的法定主体（unified
legal subject），公民凭借这一法定主体身份向国家提出权利要求。现代的公民权（citizenship）包含公民在权利和责任上的普遍性和同一性，那就是，所有的人民都享有作为公民的相同的国家保护与特权。所有其他的局部身份……都从属于这个至高的，在政治和法人意义上的人人平等的国家公民身份”。政治学家莫芙（Chantal
Mouffe）在这个意义上曾经强调，公民是个人的一种“原型身份”（archetypal identity），与其他身份有关的个人权利或豁免权（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族裔或民族的、地域差别的等等）都必须服从公民这个最高的身份，只有在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有可能去争取其他权利。
确立新公民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美国为例，1868年通过了关于公民身份的宪法第14修正案，但是，直到1875年，最高法院仍在Minor v.
Happersett案中判决妇女没有公民投票权，首席大法官说：共和主义的 “公民”与“国民”和“居民”是同义词，“表达的是一个国家的成员的意思，如此而已”。美国宪政专家别克尔（Alexander
Bickel）说：“公民的概念在美国宪法构建中只起极小的作用。……最初宪法所约束的政府与人民或个人（persons）的关系，……只涉及政府与人民之间，或人民之间，不涉及政府与作为法律概念的公民之间的关系”。
人民是一个自然概念，而公民则是一个由法律构建的概念，在任何国家里都有人民，但只有在公民权利得以落实和成为基本政治现实的法治国家，才有真正的公民。18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对美国的宪政法治理念有过重大的影响，他的《政府论，下篇》虽然没有正式讨论“公民”（因为那时候的人民都是国王的“臣民”），但在第8章中还是强调，“臣民”也是一个受制于法律的自由个体，“既然一切人自然都是自由的，除非他自己同意，否则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权力”。
一个自由的人同意受制于政府的法律，因为法律是公正的，以一视同仁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人，这种个人同意与法律的一致便成为“公民”身份的精髓。没有公正的，人人平等的法治就没有具有实质意义的公民，要讲公民，先得有这样的法律制度的现实条件。公民平等因此成为真假法治的检验标准。
美国并不因为有了宪法便成为一个今天意义上的宪政法治国家。1854年的“人民诉豪尔”案（People v.
Hall）便是一个例子。乔治·豪尔(George W. Hall）是个白人，因谋杀内华达州华人矿工Ling Sing（凌欣译音），经三位华人的做证而被定死罪。豪尔不服，认为自己是白人，应该受到保护，不受华人对他的有罪证词影响。他援引了当时的两条法律规定，第一是民事诉讼程序规定，在案情涉及白人时，“印第安人和黑人”不得作为证人。第二是刑事民事诉讼程序规定，“黑人、混血人士和印第安人”不得作为不利于“白人”的证人。豪尔争辩道，华人不得就白人犯罪与否做证是包含在这两条法律中的。
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穆瑞（ Justice Ch.
J. Murray）裁决华人证词无效，豪尔无罪释放。穆瑞对此案的判决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华人对白人的证词属于因身份问题而被排除之列，因为现有的法律，“按照任何合理的解释，排除任何非白人（的证词）”。第二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的种族，在本质上较为次等，智能发展有限，而且他们在语言、意见、肤色和体格与白人都不一样，与白人在本质上有无法超越的鸿沟，因此他们无权作证去结束任何美国公民的生命，也无权参与美国政府事务的管理。
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判决在当时却是合理合法的，它延伸了1850年加州刑事诉讼法对黑人、黑白混血或印地安人不得就白人之事务做证的规定。从此“印地安人”的定义包含华人，“黑人”包括所有非白人。也使得白人对美籍华人的暴力无法被起诉，造成白人和华人之间关系更趋紧张，也间接的导致1877年旧金山的反华暴动 。
在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高于任何其他身份的“公民”观念，种族身份因此堂而皇之地成为司法非正义的合理依据，压倒公民身份，架空了宪政法治。
公民身份受制于其他身份，导致宪政法治难以实行的情况在今天的中国也屡有发生。例如，上访在中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首先是因为“公民”这个身份被“民”和“官”的身份严重压制并甚至取消。在现有的官民矛盾和冲突的处理机制中，“官”就像当年美国的“白人”，民就像当年美国的“黑人”、“印第安人”和“华人”。
不让“民”上告或上访，用的就是当年那位混帐加州大法官的两条理由：第一是“民”的身份规定他们没有资格就“官”犯罪与否做证。第二是上告的“民”根本就是智能低下之人，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公开说，访民都患有精神妄想症，“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在中国发生这种对“民”的不公正之事，不仅是因为有专横的官员和糊涂的教授，而且更是因为缺乏一种能与真正的宪政法治相一致的，以每一个人的平等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公民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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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作为公民，都有为这个国家设定道路的权力！
——奥巴马第二次就职演说(全文)
我的美国同胞，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宣读的誓词，如同在国会山服务的其他人曾宣读过的誓词一样，是对上帝和国家的誓词，不是对党派或是派别的，我们必须在任期内忠实地履行这些承诺……
这些是公民的誓词，代表着我们最伟大的希望。
你和我，作为公民，都有为这个国家设定道路的权力。
你和我，作为公民，有义务塑造我们时代的辩题，不仅是通过我们的选票，而且要为捍卫悠久的价值观和持久的理想发声。
提要：当地时间1月21日中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山公开宣誓后发表第二任期就职演讲，演讲强调美国建国精神，并提及就业、医疗、移民、气候、同性恋、儿童安全等多项议题。以下为奥巴马就职演说全文：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拜登副总统、首席大法官先生、国会议员们、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公民们。
每一次我们集会庆祝总统就职，我们都在见证美国宪法的持久力量。我们都在确认美国民主的承诺。我们重申，将这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我们的肤色，也不是我们信仰的教条，更不是我们族名的来源。让我们与众不同，让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是，我们对于一种理念的恪守。200多年前，这一理念在一篇宣言中被清晰表明：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今天，我们继续着这一未竟的征程，架起这些理念与我们时代现实之间的桥梁。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即便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它们也从来不会自动生效。因为虽然自由是上帝赋予的礼物，但仍需要世间的子民去捍卫。1776年，美国的爱国先驱们不是只为了推翻国王的暴政而战，也不是为赢得少数人的特权，建立暴民的统治。先驱们留给我们一个共和国，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们委托每一代美国人捍卫我们的建国信条。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我们做到了。
从奴役的血腥枷锁和刀剑的血光厮杀中我们懂得了，建立在自由与平等原则之上的联邦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我们赢得了新生，誓言共同前进。
我们共同努力，建立起现代的经济体系。架设铁路与高速公路，加速了旅行和商业交流。建立学校与大学，培训我们的工人。
我们一起发现，自由市场的繁荣只能建立在保障竞争与公平竞争的原则之上。
我们共同决定让这个伟大的国家远离危险，保护她的人民不受生命威胁和不幸的侵扰。一路走来，我们从未放弃对集权的质疑。我们同样不屈服于这一谎言：一切的社会弊端都能够只靠政府来解决。我们对积极向上与奋发进取的赞扬，我们对努力工作与个人责任的坚持，这些都是美国精神的基本要义。
我们也理解，时代在变化，我们同样需要变革。对建国精神的忠诚，需要我们肩负起新的责任，迎接新的挑战。保护我们的个人自由，最终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因为美国人不能再独力迎接当今世界的挑战，正如美国士兵们不能再像先辈一样，用步枪和民兵同敌人（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作战。一个人无法培训所有的数学与科学老师，我们需要他们为了未来去教育孩子们。一个人无法建设道路、铺设网络、建立实验室来为国内带来新的工作岗位和商业机会。现在，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都更需要团结合作。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起来。
这一代美国人经历了危机的考验，经济危机坚定了我们的决心，证明了我们的恢复力。长达十年的战争正在结束，经济的复苏已经开始。美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因为我们拥有当今没有边界的世界所需要的所有品质：年轻与活力、多样性与开放、无穷的冒险精神以及创造的天赋才能。我亲爱的同胞们，我们正是为此刻而生，我们更要在此刻团结一致，抓住当下的机会。
因为我们，美国人民，清楚如果只有不断萎缩的少数人群体获得成功，而大多数人不能成功，我们的国家就无法成功。我们相信，美国的繁荣必须建立在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的宽阔臂膀之上，我们知道美国的繁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只有当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中的自立与自豪时才能实现。只有当诚实劳动获得的薪水足够让家庭摆脱困苦的悬崖时才能实现。我们忠诚于我们的事业，保证让一个出生于最贫穷环境中的小女孩都能知道，她有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成功机会。因为她是一个美国人，她是自由的、平等的。她的自由平等不仅由上帝来见证，更由我们亲手保护。
我们知道，我们已然陈旧的程序不足以满足时代的需要。我们必须应用新理念和新技术重塑我们的政府，改进我们的税法，改革我们的学校，让我们的公民拥有他们所需要的技能，更加努力地工作，学更多的知识，向更高处发展。这意味着变革，我们的目标是：国家可以奖励每个美国人的努力和果断。
这是现在需要的。这将给我们的信条赋予真正的意义。
我们，人民，仍然认为，每个公民都应当获得基本的安全和尊严。我们必须做出艰难抉择，降低医疗成本，缩减赤字规模。但我们拒绝在照顾建设国家的这一代和投资即将建设国家的下一代间做出选择。因为我们记得过去的教训：老年人的夕阳时光在贫困中度过，家有残障儿童的父母无处求助。我们相信，在这个国家，自由不只是那些幸运儿的专属，或者说幸福只属于少数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怎样负责任地生活，我们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面临失业、突发疾病或住房被可怕的飓风摧毁的风险。
我们通过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社会保障项目向每个人做出承诺，这些不会让我们的创造力衰竭，而是会让我们更强大。这些不会让我们成为充满不劳而获者的国度，这些让我们敢于承担风险，让国家伟大。
我们，人民，仍然相信，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义务不只是对我们自己而言，还包括对子孙后代。我们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认识到不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就是对我们的孩子和后代的背叛。一些人可能仍在否定科学界的压倒性判断，但没有人能够避免熊熊火灾、严重旱灾、更强力风暴带来的灾难性打击。通向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道路是漫长的，有时是困难的。但美国不能抵制这种趋势，我们必须引领这种趋势。我们不能把制造新就业机会和新行业的技术让给其他国家，我们必须明确这一承诺。这是我们保持经济活力和国家财富（我们的森林和航道，我们的农田与雪峰）的方法。这将是我们保护我们星球的办法，上帝把这个星球托付给我们。这将给我们的建国之父们曾宣布的信条赋予意义。
我们，人民，仍然相信持久的安全与和平，不需要持续的战争。我们勇敢的士兵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他们的技能和勇气是无可匹敌的。我们的公民依然铭记着那些阵亡者，他们非常清楚我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明白他们的牺牲将让我们永远对那些试图伤害我们的势力保持警惕。但我们也是那些赢得和平而不只是战争的人们的后代，他们将仇敌转变成最可靠的朋友，我们也必须把这些经验带到这个时代。
我们将通过强大的军力和法制保护我们的人民，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展现试图和平解决与其它国家分歧的勇气，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对面临的危险持幼稚的态度，而是因为接触能够更持久地化解疑虑和恐惧。美国将在全球保持强大的联盟，我们将更新这些能扩展我们应对海外危机能力的机制。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在世界和平方面拥有最大的利益。我们将支持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至中东的民主国家，因为我们的利益和良心驱使我们代表那些想获得自由的人们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成为贫困者、病患者、被边缘化的人士、异见受害者的希望来源，不仅仅是出于慈善，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和平需要不断推进我们共同信念中的原则：宽容和机遇，人类尊严与正义。
我们，人民，今天昭示的最明白的事实是——我们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的，这是依然引领我们的恒星。它引领我们的先辈穿越纽约塞尼卡瀑布城（女权抗议事件）、塞尔马（黑人权力事件）和石墙骚乱（同性恋与警察发生的暴力事件），引领着所有的男性和女性，留下姓名和没留姓名的人。在伟大的征程中，一路上留下足迹的人。曾经听一位牧师说，我们不能独自前行。马丁-路德-金说，我们个人的自由与地球上每个灵魂的自由不可分割。
继续先辈开创的事业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直到我们的妻子、母亲和女儿的付出能够与她们的努力相称，我们的征途才会结束。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我们要让同性恋的兄弟姐妹在法律之下得到与其他人同样的待遇。如果我们真正是生而平等的，那么我们对彼此的爱也应该是平等的。我们的征途没有结束，直到没有公民需要等待数个小时去行使投票权。我们的征途不会结束，直到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迎接努力、有憧憬的移民，他们依旧视美国是一块充满机会的土地。直到聪颖年轻的学生和工程师为我们所用，而不是被逐出美国。我们的征途不会结束，直到我们所有的儿童，从底特律的街道到阿巴拉契亚的山岭，再到康涅狄格州纽镇安静的小巷，直到他们得到关心和珍视，永远避免受到伤害。
那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让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言语、权力和价值切实体现在每个美国人的身上。我们的立国文本没有要求我们将每个人的生活一致化。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去定义自由，沿着同样的道路通向幸福。进步不会终止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纠结的关于政府角色的争论，但这要求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
目前是由我们决策，我们不能拖延。我们不能将绝对主义当作原则，或者以表象代替政治，或将中伤视作理性的辩论。我们必须行动，要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并不完美。我们必须行动，意识到今天的胜利是并不完全的。这些将有赖于未来4年、40年或是400年致力于这项事业的人，去推进当年在费城制宪会议大厅传承给我们的永恒精神。
我的美国同胞，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宣读的誓词，如同在国会山服务的其他人曾宣读过的誓词一样，是对上帝和国家的誓词，不是对党派或是派别的，我们必须在任期内忠实地履行这些承诺。但我今天宣读的誓词与士兵报名参军或者是移民实现梦想时所宣读的誓词没有多少差别。我的誓词与我们所有的人向我们头顶飘扬的、让我们心怀自豪的国旗所表达的誓言没有多大差别。
这些是公民的誓词，代表着我们最伟大的希望。
你和我，作为公民，都有为这个国家设定道路的权力。
你和我，作为公民，有义务塑造我们时代的辩题，不仅是通过我们的选票，而且要为捍卫悠久的价值观和持久的理想发声。
现在让我们相互拥抱，怀着庄严的职责和无比的快乐，这是我们永恒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有共同的努力和共同的目标，用热情与奉献，让我们回应历史的召唤，将珍贵的自由之光带入并不确定的未来。
感谢你们，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永远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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