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第64期

《零八宪章》月刊  总第64期

2013年2月16日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零八宪章》论坛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

xianzhang2008@aol.com

目     录

社  论

l  中国政府必须树立内政外交新思维！

——朝鲜第三次成功核试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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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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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寄语

l  光荣属于一切为祖国民主事业而竭诚驱驰的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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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声明

l  南充警方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程婉芸！

——“零八宪章论坛”严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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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首发

l  乌坎民主自治“困境”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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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德邦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l  选择性失明何以成为笑柄？

——由朱承志狱中受善待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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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金波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l  简评孔儒为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确立的正义观念体系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330.html

作者： 秦永敏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l  中共独裁者的傲慢与偏见

——由王登朝一案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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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永丰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特别关注——浦志强

编者按：

著名律师浦志强本月6日透过新浪、腾讯和搜狐三大博客实名举报周永康，认为他“秉政十年，竟然荼毒天下，实民贼也！” 强调，若中国想走出维稳的阴影，必须清算周永康过去十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该博文受网友欢迎并广泛转载。

浦志强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89学生民主运动，是高校绝食团成员。做律师后，先后关注过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案、谭作人案、艾未未税务案、任建宇劳教案，努力为法治、人权奔走呐喊。2008年12月10日，签署《零八宪章》。

现在，浦志强律师又公开提出清算周永康维稳模式，严厉抨击前中共政法委头子周永康“荼毒天下，实民贼也！”可谓平地惊雷，空谷足音，也真实地喊出了广大民众的内心愿望。但目前浦志强律师的微博已被封杀，浦律师的人身安危也受到广大网友的牵挂。“零八宪章论坛”在向浦志强律师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浦志强的未来命运，并与浦律师一起为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给力！

l  浦志强：清算周永康维稳模式建立法治与宪政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6337.html

浦志强律师2月6日上午发布博文称： “本人实名举报：公安部前前部长、政法委前书记、现其他老同志周永康，祸国殃民！我认为，若想从维稳的阴影下走出，就必须清算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太多的人间惨剧悲欢离合，跟该周直接间接有关了。此人秉政十年，竟然荼毒天下，实民贼也！”

l  浦志强大年初一称：要举报个更大的

http://www.epochtimes.com/gb/13/2/12/n3799258.htm

l  南人周刊为浦志强募集十万粉丝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7572.html

执政党观察

习近平说：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3870.html

习近平要听的是红线内的“尖锐批评”？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2563.html

崔武：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660a0d301014cnx.html

六朝烟水满金陵：“要容得下尖锐批评”？拿什么来证明你们是真心不是假意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660a0d301016zrn.html

云南：丑化领导人形象等3类行为劳教审批停止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3_6.html

陈志武：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1958.html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l  孙立平：涟涟不了几年了，5-10年到头！

——趁老百姓对政府还有信任和感情尽早切割历史问题另开张！！！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2496.html

l  王利平：财政公开——由政府到政党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6.html

l  章立凡：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1854.html

l  刘奇：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2551.html

宪章论坛

l  刘军宁：稳定压倒民主将积累更大的危机！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3896.html

l  笑 蜀：南周事件，大规模公民训练的起点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3.html

l  杨瀚之：暴力革命的心理、精神与理论准备是和平转型的基础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4984.html

l  杨恒均微博回复司马南：灭秦者，秦也；去共者，司马也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12.html

l  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7.html

精彩时评

l  王德邦：深切怀念民主导师许良英先生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6394.html

l  刘雪松： 该为李克强身边的光腚娃欣喜还是羞愧？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8412.html

l  周蓬安：申纪兰的政治神话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4332.html

l  李承鹏：长江后掌推前掌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5082.html

l  王琳：非法截访案仍须刨根问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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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京报社论：为云南“暂停劳教审批”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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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论

中国政府必须树立内政外交新思维！

——朝鲜第三次成功核试验的启示

《零八宪章》论坛

2月12日上午10：59分，当中国人还沉浸在“过年”的节日气氛中的时候，在距中国边境仅130公里的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场发生了震天爆炸。稍后，朝中社宣布朝鲜成功地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报道称，本次核试验爆炸使用了小轻化和轻型化原子弹，爆炸当量估计为6000吨到7000吨TNT(而韩国国防部的推测数据为：爆炸总量10000吨TNT)，至此朝鲜“先军”的脚步已成功逼近地球核武器国家大门口。

朝鲜核试验的成功无疑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核爆当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又是发声明，又是召见朝鲜驻华大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最后的结论依然是什么“支持在六方会谈框架上通过对话协商均衡地解决各方关系。”其实这只不过是中国政府一贯之的做戏表演——翻开2006年10月9日和2009年5月25日中国外交部针对朝鲜核试验的“声明”，其措词和元月12日的“声明”几乎完全如出一辙——而在“坚决反对”的外交辞令掩盖下，中国政府长期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了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所需要的一切。

众所周知，朝鲜不仅是一个小国，而且是一个异常贫穷的国家。据韩联社2012年2月26日报道，现代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数据表明，2011年朝鲜人均GDP为720美元，朝鲜人口为2400万，由此推算，2011年的朝鲜GDP总值不到17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不到1100亿元。而2011年一个普普通通的辽宁省鞍山市的GDP数值就达到2200亿人民币，这意味着朝鲜全国在2011年的GDP产值竟然不到中国鞍山市的一半，连北京、上海的零头都不到！在如此贫穷落后的国家既要发展空间技术，又要发展核武器，还要武装上百万常规军队，没有外来援助是根本不可能的。谁来援助？统计数据表明，朝鲜战争后，中国是对朝鲜的最大援助国，经济援助已经累计超过8000亿人民币，仅2012年，中国就向朝鲜支援将近370亿人民币（60亿美元）。

中国政府对朝鲜的“力挺”除了“合法”的政府援助外，还包括默许朝鲜借助中国领土所进行的各种非法走私活动，甚至纵容中国企业将诸多军工材料倒卖给朝鲜政府。全世界都知道朝鲜是不出产铀矿的，在海路封锁比较严密的情况下，朝鲜进行核试验所必须的铀产品怎样得手，我们认为中国政府难脱干系。据报道，本月11日，在美国政府宣布的制裁名单中就包括好几家涉嫌向朝鲜、伊朗等国出口武器和军事技术的中国公司。另外，朝鲜政府通过向中国东北输出大量毒品来获得发展军工事业所必须的经济支撑也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有效制裁。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不惜损害本国人民利益来长期支持朝鲜政权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所谓的“政治正确”逻辑；

其二，所谓的制衡美国逻辑。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式讲话中公开批判了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的解体是戈尔巴乔夫“公开化”、“多元化”、“自由化”的结果。胡氏认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正因为中共领袖在骨子里的专制意识，认为朝鲜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了斯大林、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思维，有利于共产党对国家的驾驭和统治，才会做出朝鲜在“政治上一贯正确”的结论，并提出在“管理意识形态”问题上，要拜朝鲜为师，向朝鲜学习。在此背景下，中共统治集团源源不断地向朝鲜金氏王朝输送各种“援助”也就不奇怪了。

从“制衡美国”的逻辑讲，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开始，中共统治集团就把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自由国家看作共产党政权的死敌。六十多年来，除了六、七十年代中苏翻脸而不得不寻求美国的合作外，绝大部分时间，中共都把美国当作自己最大的“假想敌”来对待。也因此凡是反对美国政府的力量，中国政府都当作“宝贝”来对待，什么伊拉克（前）、伊朗、古巴、叙利亚、利比亚（前）等独裁政权都纷纷成了中共政权拉拢的对象。朝鲜就更不在话下，北京认为，支持朝鲜、武装朝鲜就等于给美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插进了一把钢刀，这把钢刀不仅会搅得美国、日本、韩国不得安宁，而且完全可以当作捍卫中国领土不受美国侵犯的“缓冲地带”，换句话说：支援朝鲜就是支持自己，武装朝鲜就是武装自己。

可惜的是，“制衡美国”逻辑只是中共外交的单向思维。在“金家王朝”看来，包括抗美援朝在内的一切“援助”，只不过是想充分利用我罢了，只不过是想把“美帝国主义”祸水拦在中国大门外，拦给朝鲜而已。北京“老大哥”的祸心是妄图让朝鲜成为中国大门口的“挡箭牌”，替老大哥挨打并充当炮灰。不仅如此，北京“老大哥”竟然与自己的死敌韩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就不仅是“利用”了，简直是背叛和出卖！一想到这些，金氏家族就会感到屈辱万分，觉得北京从某种意义上比华盛顿还邪恶，正因此，金正日上台后曾扬言：一旦朝鲜爆发战争，周边大国将无一幸免，赤裸裸的威胁中国。从此角度观察，中共政权以朝鲜为棋子来“制衡美国”的战略构想是注定要破产的，朝鲜对中国的敌视与仇恨并不比对美国少，不要指望朝鲜拥有原子弹了，第一个受害的必是美国而不会是中国。

而且从现代战争的特点来看，美国真要武装侵犯中国，根本用不着踩过朝鲜进军中国，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会迅速成为美国导弹和空军奔袭的目标。既就是陆军登陆作战，也犯不着非要绕道朝鲜，这是一个简单常识，何以中国政府就愚蠢到利用朝鲜来“制衡美国”呢？更何况朝鲜金氏王朝就根本不买北京的帐，1993年9月，在竞争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上，“中国人民的友好兄弟”朝鲜在关键时刻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了“资本主义”的悉尼，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北京。

再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分析，胡锦涛等中共领袖的“政治正确”是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确实导致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但是苏共倒台却使苏联两亿多人民获得了选票、民主和自由——哪怕这种民主和自由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两亿多人民也要比前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要幸福得多，这难道不是国家和历史的进步？！

可惜的是，中共领袖胡锦涛集团只看到苏共倒台后苏联共产党官僚们的狼狈处境，并从共产党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出发，发现古巴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还死死控制着国家政权，尤其是朝鲜劳动党几十年如一日，一点颜色也没有变，于是如获至宝，发出了“朝鲜在政治上一贯正确”、“向朝鲜学习”的叫喊。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胡锦涛是一个极为平庸、不学无术的共产党官僚，他只看到了朝鲜劳动党对朝鲜的“稳固”统治，却没有看到金家王朝统治下的朝鲜人民数十年来过着多么悲惨苦难的生活——不仅缺乏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而且经济赤贫，甚至大量人口在党政军的压迫和搜刮中饥饿而死。一些被迫逃亡到中国的朝鲜人被移交给朝鲜边防军后，竟然会被用铁丝穿过肩胛骨押送回朝鲜监狱——这样一个与人民为敌、以人民为奴隶猪狗的政权，竟然被胡锦涛们贴上“政治正确”的标签，甚至号召全党要向“政治正确”的金家王朝“学习”，这不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又是什么？！

常言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胡锦涛们根据所谓“政治正确”力挺朝鲜其实是中共内政在外交政策上的投射。不提绝对专制的毛泽东时代，但从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其核心便是“共产党的领导”。为了捍卫“四项基本原则”，捍卫共产党的领导，中共数代领袖集团在意识形态上都强调什么“特色论”、“反和平演变”、“邪路论”、“五不搞”等，在政治上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批评人士，刘晓波、刘贤斌、陈西、陈卫、朱虞夫等人数次入狱，魏京生、徐文立、王军涛、王丹、陈光诚等被迫流亡异国他乡。甚至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不惜制造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同胞这样的国家悲剧！在经济上则不断的压榨和剥夺广大中下层人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严重存在的各种摊派搞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中共十五大以来借助所谓国企改革，将大批产业工人赶下工作岗位，并同时将天量国家社会财富倾入权贵集团的腰包。2005年前后，好不容易将农业税废除，却又以更加罪恶血腥的手段圈占人民的房屋土地，使得大量的底层人民处于一种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许许多多的国家公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李旺阳在医院被自杀，唐福珍、钱云会、钱明奇等等国家公民全部都在权贵集团瓜分土地财富的饕餮盛宴中悲惨的死去——唐福珍自焚死亡时还要背上“暴力抗法”的恶名……！而当人民因为种种苦难不公而上访的时候，等来的却是各级政府的捆绑打压，大量访民被投入黑监狱、劳教所和精神病院，甚至发生女访民在黑监狱里被强奸事件……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内统治与朝鲜劳动党的对内统治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胡锦涛集团才会说什么“朝鲜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才会在本国人民坐不起校车、打工子女上不起学、穷人子弟在路边冻馁而死的情况下，每年将数以百亿的人民财富输给朝鲜，以巩固“金家王朝”对朝鲜人民的铁血统治！

今天，我们要正告中共领袖集团，正告胡锦涛们：所谓“政治正确”绝不是以共产党的统治私利为衡量标准的。绝不是以共产党的垄断性统治为标准的。衡量“政治”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是这种“政治”能否保障人权并促进人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也就是说“正确政治”的唯一目的是保障人权并增加国家公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要实现这样的目的，人类历史的经验实践证明，非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国家制度不可。缺乏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去谋求“政治正确”只能是自欺欺人的骗局，只能导致真正的国家黑暗与邪恶！

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路狂奔，它所制造的不是“政治正确”，而是严重的专制、腐败、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的缺失。沿着这样的轨道继续走下去，毫无疑问，共产党的未来便是没有未来——便是新一轮以党棍官僚和权贵集团为彻底扫荡对象的人民革命！

中国执政党及其培养的官僚党棍如果不想遭遇萨达姆、卡扎菲式的可耻结局，如果还想比较体面、比较荣光的淡出历史舞台，就必须迅速转换既有的政治模式，果断抛弃胡锦涛式“政治正确”的朝鲜套路，确立内政外交新思维——

在外交上，放弃与欧美民主自由国家的敌对政策，坚决停止对朝鲜、伊朗、叙利亚这类流氓国家的支援与合作，为人类民主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努力！

在内政上，果断放弃“特色论”、“邪路论”和“五不搞”，根据《零八宪章》提出的六项基本理念（自由、平等、人权、共和、民主、宪政）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权保障、转型正义等等）启动政治改革，从而推动整个国家走上民主宪政之阳光大道。

总之，2月12日的朝鲜核试验，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抽打在北京当局的脸上，中国政府数十年来的对朝政策遭遇到完全的失败，虚情假意地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彻底改变以朝鲜制衡美国的战略构想，放弃对朝鲜的所有支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步调一致的制裁，才有可能将朝鲜即将成型的核武库销毁。而对于中国内政而言，则必须彻底抛弃“朝鲜政治正确”的旧思维，树立宪政民主的新思维，以全盘检讨和政治改革开启2013年的中国政局。

2月6日，执政党总书记习近平在统战茶话会上谈到：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这话听起来很好的。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作为执政党，不仅仅要“容得下尖锐批评”，更重要的是要善于接受批评并采纳民主政改建议，否则，容纳尖锐批评只不过是一种故作谦虚的娇情姿态——我们认为国家不需要这种娇情姿态、人民更不需要这种娇情姿态，人民和国家需要的是实实在在地启动政治改革来化解怨声载道、火星四溅的官民矛盾和社会危机。因此，是否进行民主政改就成为雪光雪亮的照妖镜。希望走过照妖镜面前的习近平们展现给13亿人民的是一张充满危机感和责任感的人脸，而不是类似胡“邪路”、“吴不搞”、周永康那样阴险鬼魅的丑恶面孔！

《零八宪章》论坛

2013-2-16

春节寄语

《零八宪章》论坛：光荣属于一切为祖国民主事业而竭诚驱驰的中华儿女！

新春佳节，“零八宪章论坛”向一切为中国民主事业而付出毕生努力的先驱们表示永远的纪念和缅怀！他们是：方励之、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许良英、李旺阳…………

新春佳节，“零八宪章论坛”向为中国民主事业而悲壮献身的“六四”死难者表示永远的纪念和缅怀！

新春佳节，“零八宪章论坛”向刘晓波、高智晟、郭泉、朱虞夫、陈西、刘贤斌、陈卫、李铁等一切为中国民主事业而仍然受难狱中的志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慰问！

新春佳节，“零八宪章论坛”向英雄的“天安门母亲”群体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慰问！

新春佳节，“零八宪章论坛”向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及一切准备签署《零八宪章》的同胞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慰问！

新春佳节，“零八宪章论坛”向一切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竭诚奋斗的中华儿女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慰问！

2013年，“零八宪章论坛”希望各界人士继续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而努力！继续为民主中国“加油”“给力”！

光荣属于一切为祖国民主事业而竭诚驱驰的中华儿女！

2012.2.9.

严肃声明

南充警方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程婉芸！

——“零八宪章论坛”严肃声明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1189.html

据维权网、《参与》综合报道，2月6日，四川南充网友程婉芸女士因在互联网上针对“学习粉丝团”提出不同看法（具体内容不详），竟然被当地警方以涉嫌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刑事拘留，2月7日，程婉芸家人正式收到南充警方发放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由于2月9日就是中国人的“大年三十”这一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南充地方当局的恶劣行径极大地激怒了诸多良知人士，包括艾未未、莫之许、屠夫吴淦在内的众网友纷纷表示谴责，著名维权人士刘沙沙已经放弃春节，正在赶往四川南充进行“围观”的途中。

据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介绍，程婉芸本名程爱华，网名佩利（@paleylin），南充市人，一直热心公益，曾长期帮助入狱人士及家属。在国内微博上，她曾多次发布有关人权信息、政治民主、宗教人权政策等言论，一直被国内安全保卫部门关注。另外据程婉芸的父亲介绍，程婉芸在2011年春天就因为参与“茉莉花”事件而“被拘留过几个月了，回来时已经不成人样”。由此可见，与多数心怀良知的中国公民一样，程婉芸女士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推动国家的民主和进步。正因此，“零八宪章论坛”对南充地方当局刑拘程婉芸女士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我们注意到，在程婉芸女士被捕当天，执政党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南海招待一批“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茶话会上指出：对于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番讲话经媒体披露后曾赢得很多掌声——但可笑而又可悲的是，“总书记”的话音未落，因提出不同意见的国家公民程婉芸竟然被南充地方当局刑事拘捕。在此背景下，请问共产党还能容得下什么样的“尖锐批评”和“逆耳之言”？！难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习近平讲话又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

我们唾弃这种“伪善”！我们谴责这种赤裸裸的谎言！习近平不是毛泽东！2013年也不是1957年！我们的国家公民正在觉醒！我们的时代正在酝酿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中国特色”不会在中华大地再肆虐太长的时间了！

正因此，我们不会容忍更多的政治逮捕！我们必须关注发生在中华大地的每一桩人权案件，我们必须推动伟大祖国向着民主、自由、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

“零八宪章论坛”郑重声明：

南充地方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因言获罪的程婉芸女士！必须就“刑拘”事件向国家公民程婉芸致以政府的歉意和赔偿！

与此同时，我们也郑重呼吁，各界良心人士都来“围观”习近平和程婉芸，“宪章论坛”认为：是否无条件释放程婉芸女士是检验习近平2月6日讲话真假的“试金石”！如果南充地方当局能够立即无条件释放程婉芸，说明习近平的讲话还有点“含金量”，各界人士应该以善意胸怀争取良性互动；但是，如果南充地方当局一意孤行，像迫害刘贤斌、陈卫等民主人士一样继续迫害程婉芸女士，则说明习近平的讲话一钱不值，各界良心人士当积极行动起来，围观南充，声援程婉芸，肩负起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光荣责任！

最后，我们郑重警告：

一切肆意迫害祖国儿女的罪犯们绝没有好下场！！

《零八宪章》论坛

2013-2-10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王德邦：乌坎民主自治“困境”新解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865.html

无论从乌坎村民“找事”，还是村官畏惧村民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以及村务中不同部门的冲突与村官被逼辞职，都是民主自治制度下的应有现象，这正是说明乌坎现在处于真正的民主自治时期，村民是真正享有了一定的民主权利，而不是说明乌坎民主已经陷入“困境”。至于为什么乌坎曾经深受村民拥戴后来又被选举为村干部的人会发出后悔的叹息，究其原因应该是这些村干部自身还没有实现由民意代表角色向民主管理角色的转换，还没有将心态从替民请命维权转换到受民监督行权上来。也就是说，是村干部自身角色定位与民主自治不相适应，而不是村民使乌坎民主陷入困境。

笔者坚信乌坎民主自治之路是正确的，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必将为中国未来社会提供宝贵的经验！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2月13日东方卫视中的《东方新闻》播出了就广东乌坎村民主选举村委会一年后进行的回访，结果发现《乌坎民主自治陷困境 村主任称很后悔维权》（http://news.cnool.net/0-1-20/113789.html 2013年02月13日19:42  东方卫视《东方新闻》）。这则新闻采访视频发出后，立刻在网络引起强烈反响，通过百度可搜索到转载信息达16，000条，而在微博上更是形成热议、围观。乌坎民主何以引起如此广泛关注？皆因它牵动着追求民主与反对民主各方人士的神经。

乌坎民主自治陷困境，对于信奉民主万能的人来说显然是当头棒喝，简直让人不能接受，以致动摇到对民主是否适合中国及民主是否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认识；对于那些反对民主的人来说，乌坎今日的困境无疑提供了民主在中国无法行得通的现实证据，为中国特色专制主义提供起实例支撑。然而，乌坎今日的困境对于真正了解民主的人来说，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相反，如果今日乌坎不是这种“困境”，那才是奇怪的，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符合民主原则的。

为什么乌坎今天的民主自治“困境”是正常的，是民主自治应有的反应？因为民主从来就不是万能的，民主甚至在一些时候从效率以及公正上都可能出现不如专制的某些时期的情况，同时民主也不仅仅是一次选举，民主本来是一个长久持续流转与提升的过程，是公开评议，公开选举，授权议定，使权监督，中途罢免，定期换届，以及离任审计等等阶段的融合。与此同时，还应该配套着与权力运行相应的协商机制、监督机制、仲裁机制等。所以，要想认清今日乌坎民主的状况，就必须综合性地来审视民主应有的景观。如果从民主应有景观的角度来看，乌坎民主自治的正常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村民的“找事”正是对权力警惕的应有表现，是村民由臣民、顺民转化成了公民的正常反应。乌坎曾经四十几年不变的村干部，就是在村民缺乏警惕与监督下烂用公权，私卖土地，侵害村民各种权利的。村民的麻木、冷漠与顺从，正是村干部几十年延续统治与违法侵权的社会保障基础。在村民倍受侵害后，经过上次集体起来维权，村民在发现自己权利被侵害的同时，也警醒到自己几十年来忽视自己权利、缺失监督村干部用权的过失。在痛定思痛下，通过这次维权，村民重新选举村干部后，村民当然不会再重蹈过往几十年的老路而不去监督权力。因此村民现在经常警惕权力，不信任权力，进而经常向权力“找事”，出现林祖銮所说的“到村委会责问，无事找事”现象，正是乌坎村民已经日益走向现代成熟公民的标志。

其二、村干部由受民拥戴，获民选举，到林祖銮所说“怕听到电话，怕看到人，怕自己的门铃响，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可以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说好也不行，说不好也不行，说真话也不行，说假话更不行，什么话都很难说，里面错综复杂，我得处处注意，处处防备。”这正说明村干部权力受到严密监督。当干部使权如履薄冰，处处小心，时时谨慎，甚至整日生活于忐忑不安状态时，民众才能有生命财产的安全，才能有不被侵犯的保障。中国几千年来都是民怕官，就是乌坎四十几年来，在历次所谓村务活动中，无论是选举，还是分地、卖地，也都是民众不敢说半句？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事实来看，过去四十几年中乌坎有敢于质疑村务的村民，不是被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被逼得远走他乡，致使村民见了老贪官村支书都不敢吱声。如此恐惧的统治，当然是村干部肆无忌惮，村民却被任意宰割，村民见村官如老鼠见猫，如绵羊遇虎，躲之唯恐不及，哪还能置喙村务？从人类历史来看，一切专制极权国家无不是民怕官，而一切民主国家，却都是官畏民。乌坎通过2011年村民拼死一搏，终于赢得了民主自治，村民对新选出来的村委干部由拥护信任，到怀疑、监督，进而使得村干部处于怕村民的地步，这难道不正是所有民主体制下官民的应有生态？

其三、民主制度中设定的互相监督与制衡机制必然会引起不同权力职能部门的冲突，进而将一些人逼到辞职甚至入狱的地步，这同样是民主的应有景观。乌坎原村干部张建城所说“我们的民主属于婴儿期，就是说初期，刚刚在学习的，比如说我们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行使权力有多大，经常和我们村委会党支部和村委发生冲突。”以至后来出现“让新任村委干部们时刻提心吊胆，负责土地资产和治安的村委张建城1月29日辞了职”。这种将村官逼到辞职正是民主的必然现象。试想当年老的村干部四十几年当政时，有哪个村民与哪个部门能将他们逼到辞职的？村民为了维权最后到了付出生命代价，可见没有民主当然就不会有村官的主动辞职，而要想让村干部下去，只得拿命来换。这种专制与民主的天壤之别，任何稍有民主常识的人都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无论村民监督委员会与村委会的冲突，还是干部提心吊胆到最后辞职而去，这绝不是乌坎民主陷入困境的证据，恰恰是民主已然成型的反映。

由上可见，无论从乌坎村民“找事”，还是村官畏惧村民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以及村务中不同部门的冲突与村官被逼辞职，都是民主自治制度下的应有现象，这正是说明乌坎现在处于真正的民主自治时期，村民是真正享有了一定的民主权利，而不是说明乌坎民主已经陷入“困境”。至于为什么乌坎曾经深受村民拥戴后来又被选举为村干部的人会发出后悔的叹息，究其原因应该是这些村干部自身还没有实现由民意代表角色向民主管理角色的转换，还没有将心态从替民请命维权转换到受民监督行权上来。也就是说，是村干部自身角色定位与民主自治不相适应，而不是村民使乌坎民主陷入困境。

应该说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为民请命的，一部“替天行道”的《水浒传》，一部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伸张正义于天下、匡扶汉室于将倾的《三国志》，传颂至今的正是其中充斥着一股以民为天的正气。甚至可以说，历朝历代王权更替，新王无不打着为民请命与替天行道的旗号，也因此他们常常得到民众的拥护，并且这些新王登基后，也常常以民意代表自居，进而将自己所行当然地自命为就是代表人民。于是就出现身为民时的理所当然为民请命，与身为官时仍然自命是为民请命的不同状况。问题是，那些身为民众一员而奋起为民请命，甚至以民意代表自诩时，人们当然认可他的为民实质，但当随着历史演化，那些曾经是民的人变换成手中握有权力担当起统治民众的角色时，这时原来为民的角色以及为民请命的使命显然就会发生变化。当那些手中握有公权，已经变成了统治民众的官员的人，如果民众仍将他视同为民请命的民意代表，而或官员自身仍自诩为为民请命的代表，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错位，出现民官混同，以官代民的乱象。其一、民众会产生完全的依赖，出现无条件的听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情节与圣君崇拜，这种情节下的民众就是臣民与顺民。臣民会认定王权神授，他们在平常不敢质疑，更不敢反抗王权，而一旦到实在无法忍受，而又有新的所谓“大楚兴，陈胜王”、“十八子”、“猪毛草”等等歌谣或传说流行时，就会揭竿而起，进而从顺民直接变成暴民。这种从顺民到暴民角色的转化，其实都是有着对为民请命与替天行道者信从的臣民情节支撑的；其二、那些自命担当为民请命或替天行道使命的人，在起来为推翻旧制奋斗时，或者真心想着民众，口号也顺应民众，所为也确实反映着民意，然而当江山易姓，新王握权时，这些统治者却仍旧将自己所行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代表民意，以致是“为人民服务”，那样他们常常会将自己或者自己集团的意志假借起人民的名义来行使，从而使自己逃脱受人民的监督的必要，甚至将自己的一切罪孽赋予人民的名义之下，这是千百年专制历史循环的必然状况。

应该看到，在乌坎事件中，早前那些起身奋勇维权的村民，他们的确是为民请命，当维权取得阶段性成功，当老的村委已经被罢免，而新的村委已经选出时，那些被选出的曾经的维权代表，他们的身分已经由普通民众变成了一个受村民授权的村务管理者，这时他由一个民意代表变成了一个受民监督的人，他已经不能再以民意代表自居了，也就是他已经失去了代表村民的资格，他只拥有受村民委托行使管理村务的职责，并因此处于受村民监督的角色上。如果这种角色不转换过来，这些村干部就会如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一样，当然地将自己的意志自命为人民的意志，也会如前四十多年乌坎的老干部一样，将自己一切违法侵权印上民意的印章。这样就不是民主自治的乌坎，而是专制独裁的乌坎。那样的乌坎就是昨天村民难以忍受的乌坎，虽然不会出现村民“找事”，村官忐忑，监委与村委冲突，但那却是村民要用生命来改变的乌坎。

既然民主自治的乌坎必然出现“找事”的村民与忐忑的村官，必然产生监委与村委的冲突，那么是否民主自治就无法办成事了呢？或者甚至就还不如专制的乌坎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民主的乌坎不仅已经收回一些被专制的村官卖掉的土地，而且还必将进一步追回村民应有的权利。虽然民主自治的乌坎，常常使村委就算做民生工程仍然遭到质疑，甚至刁难，但正是这种质疑、责难，才能保证村民的土地不至再次被私卖，村民的权利不至肆意被侵犯。虽然现在因为村民自治与倒贪官，使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望乌坎而却步，从而使村民眼前获利减少，但资源回到了村民手上，相信早晚会有真正的投资者前来的，因为民主自治也会最好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对此村民与村官都应保持足够的信心。至于村民希望尽快见到倒贪官之后新村官上任的好处，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村民的正当期待，对此新的村委应该坦然面对，诚实相告，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晓之以理，相信村民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事实来看，公开与民主是释疑解惑，建立共识的桥梁，村民的误解，甚至故意找事，只有民主、公开的机制，才能最好防范与化解。

面对乌坎目前状况，首先应该理解这是民主自治的必然而正常的现象，而不是什么困境，应该平静面对，理性化解其中的具体问题；其次作为村干部要尽快转换自身角色，从民意代表与为民请命的角色中转换成授权履职与受民监督的角色上，而不能后悔“本来维权的时候没有我的利益，现在也没有我的利益，为什么要参与进去，难道自己不踩进去就不行吗？为什么自己要自找麻烦呢？”；其三、尽快对乌坎村民与村干进行系统性的民主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对民主的认识与操作能力；最后，要将民主的各项授权、使权、监督、协商、仲裁机制建设完善，使民意能得到顺畅表达，村干能得到透明的监督。如此，乌坎必将跨上持续健康稳定高速的发展之路，必将使目前的“困境”变成乌坎振兴的动力与保障。

笔者坚信乌坎民主自治之路是正确的，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必将为中国未来社会提供宝贵的经验！

2013年2月15日星期五

选择性失明何以成为笑柄？

——由朱承志狱中受善待谈起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4589.html

作者：王金波

2月14日，维权网发表题为《朱承志谈政治犯不必再对囚禁生活恐惧》的采访报道。报道称：“在被关押期间，朱承志先生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他说狱警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除了日常饮食，从来没有中断对他的牛奶和水果的供应。”

刘晓波的知名度比朱承志高出很多，舆论对刘晓波的关注远远多于朱承志。若朱承志所说属实，则北京当局善待刘晓波，又为什么不可能呢？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是否也认为朱承志是在“美化中共”呢？若他们不同样批评朱承志，则是选择性失明，他们对刘晓波的批评完全站不住脚。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2012年6月6日，因“六四”两次入狱累计22年的湖南邵阳异议人士李旺阳被发现死于医院。李旺阳的妹妹、妹夫，以及李旺阳好友、当地维权人士朱承志看了现场后向外界表示，对官方作出的朱承志“自杀”结论表示怀疑。6月8日，朱承志被邵阳地方当局以“妨碍公务”处以行政拘留10天。当局希望朱承志对外改口称李旺阳确系自杀而亡，由于朱承志坚不改口，拘留期满后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于7月25日被正式逮捕。在朱承志被收押期间，当局一直在做朱的工作，允诺只要按照当局的意思写下李系自杀的“情况说明”、“保证书”，立即放人。当局甚至打破常规让朱的家人到看守所劝朱，但朱性格刚毅，宁肯坐牢也不妥协。他说：“（坐牢）我已经准备好了。” 12月25日，朱的妻子接到当局电话通知，被告知朱承志一案已被移送到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2013年1月4日，朱承志突然被变更强制措施，改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月1日，朱承志被以“监视居住”名义释放回家。

2月14日，维权网发表题为《朱承志谈政治犯不必再对囚禁生活恐惧》的采访报道。报道称：“朱承志先生十分开朗健谈，说自己的身体很好。在被关押期间，朱承志先生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他说狱警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除了日常饮食，从来没有中断对他的牛奶和水果的供应。朱先生感叹地说：‘我十分了解以前的政治犯在狱中受到的残酷虐待。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网友的热情关注、数量惊人的关于我的消息，使湖南当局十分惊慌，不得不善待我。’”

李旺阳“自杀”案，据说事涉中央政法委——有报道称，曾任邵阳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下令要邵阳立即解决李旺阳，不要再给中央添麻烦”，随后李旺阳立即“自杀”。这则报道的真实性姑且不论，对于中国现在的官场来说，曾经主政的地方出了事故，该事故恰恰又在升职之后分管的领域，确实很没面子，是官场大忌。因此，即使周本顺本人没有明确授意，深谙官场潜规则的邵阳地方当局积极出手“平息事态”，是完全符合官场逻辑的。也因此，地方当局对执意撕破当局脸皮的朱承志，肯定是痛恨不已。另一方面，朱承志近年来活跃于维权一线，本来就是令地方当局头疼不已的维稳对象，借机报复朱承志，是地方当局求之不得的机会。

有很多报道指出，包括政治犯在内，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受到警察和其他在押人员的种种虐待。比如异议人士陶君在深圳福田看守所因劳动强度过大，早上起床爬不起来；他的狱友每天都有人被牢头狱霸和警察用包着塑料的铁条或铁鞭子抽打。我在莒南县看守所9个月期间，亲自看到在押人员被警察用橡皮棍殴打。而我本人，曾分别遭到警察和武警的两次殴打，其中第二次是2001年7月11日在我的绝食进入第45天时被4名武警一起殴打的。

因此，朱承志这样一个既得罪了地方当局，又让高层恼火的维稳对象，在被抓进看守所以后受到“虐待”，似乎符合“常理”。但是，朱承志获释后却告诉人们，他在看守所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反而受到“善待”。

此前的2月11日，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在推特上说，当天获释的四川网友程爱华“说在看守所没受苦”。

那么，朱承志和程爱华是否已在封闭状态下被洗脑并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程爱华出狱后仍是“斗志昂扬”，立即如前一样活跃于维权活动，看不出洗脑成功的痕迹。朱承志则很快主动同外界朋友联系，且携妻远赴广州会见朋友，也看不出被洗脑成功。说他俩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没有道理。

而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政治犯在看守所和监狱一直被差别对待：某些方面优待和宽松，某些方面虐待和严厉。比如，我在看守所和监狱四年，没有一个警察给我正式下过命令，让我必须完成某个具体数量的生产任务。实际上，我在看守所，根本就没人让我干活，顶多是让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活动活动。而在监狱，我虽曾有具体岗位，但仍是没有具体的活，顶多是我在高兴的时候帮别的犯人干点活。从这个角度讲，我是被“优待”或者说“善待”，跟朱承志的说法是相符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3日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说：“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刘晓波不仅没说他受到虐待，反而对办案人员、监管人员及看守所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进行了肯定。这些观点引起争议。一些批评的观点认为，“中共无比残暴，刘晓波说的是一派谎言，是向全世界撒谎，以这些谎言美化中共，欺骗全世界”，刘晓波“肯定和美化中共人权纪录”，“不惜大篇幅地宣讲中共监狱的柔性音乐和人性化管理，无视中国人权纪录恶化的现实”，“不惜笔墨点名表扬中共司法人员和管教”。

刘晓波的知名度比朱承志高出很多，舆论对刘晓波的关注远远多于朱承志。若朱承志所说属实，则北京当局善待刘晓波，又为什么不可能呢？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是否也认为朱承志是在“美化中共”呢？若他们不同样批评朱承志，则是选择性失明，他们对刘晓波的批评完全站不住脚。

选择性失明是指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故意对一些信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持选择性失明态度的人的说理往往是带有偏见的、片面的。选择性失明是说服别人的大忌，也往往是歪曲事实指鹿为马者惯用的伎俩。因此，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的人们，成为遭世人鄙弃的笑柄，是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的人们，对刘晓波更为不满的是刘晓波所称的“我没有敌人”的观点。现在我们做不到请刘晓波详细论述“我没有敌人”的具体含义，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而代表着人类主流价值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全球最高奖项，则在刘晓波的颁奖典礼上专门安排宣读《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的议程，足以说明刘晓波的这个观点得到人类主流价值的充分肯定。

2013年2月14日于北京

简评孔儒为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确立的正义观念体系

                    ——简论社会正义（三）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330.html

 作者： 秦永敏

 农业文明的正义观，就是这么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社会必须是不平等的，必须是严格的等级制式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等级身份行事，唯此才符合正义。第二，社会必须由独裁者统治，其统治就代表了正义。第三，由此形成的制度就是普遍正义的体现。

所以孔儒学说作为农业文明的社会政治哲学并不比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缺少什么，同样是现代商业文明社会政治哲学的前提和基础。

 总之，不管客观上是怎么回事，第一，农业文明把正义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追求提上了人类社会生活日程，第二，从当时的思想家看来，理想的王权就是正义，第三，王权下的某一种理想制度就是普遍正义的表现，第四，人们在理想的王权和理想的王权制度下能够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

 （秦永敏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述的某些观点仅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编者）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正义观念是随着国家权力的产生而产生的，进一步说，是随着王权的产生而产生的，——希腊罗马只是例外，就是它们的商业文化，也是依托欧亚非三大陆的广大腹地以及相应的农业文明和王权的产生而产生的。

王权能够把跨血缘的广土众民组织在一起过统一的社会生活，并且给他们以特定秩序，从而使社会分工大大复杂起来，相对于此前，也就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按儒学经典《礼记·礼运》介绍，在王权确立之初：“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樽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牗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其其朔。”可见，王权出现之前和之初，社会生活和普通动物相差不大，正是王权出现后，社会大分工带来了物质财富大增长，自然，这样一来王权变得极为有利可图，社会迅速两极分化，与此同时，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本质改善。

在中国，王权留下的第一个官方文件是《尧典》。

辑录于《尚书》的《尧典》开篇有云：“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庸。”

大意是，考察古事，帝尧名字叫放勋。他办事认真，明察四方，善于管理国家，深谋远虑。并且为人温和宽容，讲求诚信，恪尽职守，又能谦让。他的光辉照耀四海之外，充满天地之间。他能够发扬大德，使家族内部亲密和睦。他使家族亲密和睦的礼法在百官族姓中得到认可和推广。百官族姓掌握了和睦之礼，就被用来使普天之下的邦国都协调和睦，天下民众因此就变得和睦友好起来。

这段引文的前一部分是介绍人品，或者说歌功颂德，暂且不提。后一部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帝尧用个人的德行和才能创立了一种足以使家族和睦的礼法制度，第二，这套制度可以由亲致疏、由本血统的家族向本邦国内周边的其他家族、再向普天下的邦国推广，第三，这种礼法制度的推广，使普天下的民众都受到了教化，普遍变得和睦友好——也就是由此形成了统一秩序。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由王权推行制度形成秩序的产生过程，也就是正义观念产生的过程。因为制度能够被本家族、其他家族乃至万邦所接受，就是因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其所应得。本来不受管辖，现在却必须受帝尧管辖了，大家当然会有所失。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下所失大于所得，那么天下人是不会接受的。事实是如前所述，王权的出现把超血缘关系的广土之众民整合起来的结果是分工大大发展，社会进步大大加快，生产力大大提高，就是社会底层的人民众也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至少因此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王权，或者说国家权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儒学典籍《大学》对此作了很好的解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即是说，从理论上讲，国家不能以谋取利益为利益，而以主持正义为利益。

当然，这是从理论上说。

现实中，在王权时代，在一切形式的专制统治下，国家都被统治者用来谋取利益，其主持正义的功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在统治权受到威胁时，甚至不仅不主持正义，而且常常成为邪恶的化身。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儒学经典的这一定义是完全正确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国家机器为统治者牟利的方面，并且，最终必然使国家机器成为纯粹的主持正义的机构。

人类文明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在公元前五百年的时候，世界几大主要文明几乎同时同时进入“轴心时期”——发生了总结历史经验，创造思想体系，建构制度理论的辉煌现象，中国在当时是“百家争鸣”，而其社会政治哲学的主流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孔儒学说总结了自夏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成就，为中国农业文明提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社会政治伦理。

孔儒学说极端重视社会政治伦理，用《春秋谷梁传》的话说，就是“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隐公·元年》。也就是说，其政治伦理就是正义至上！

那么孔儒的正义是什么呢？

是王权至上。

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从天子以致庶民”的等级制度体系，每一个人，在这个体系中都有自己的定位，这个定位是强制性的，是不容混淆也不容置疑的，因此，本质上是一种义务本位的社会政治哲学体系——正义一词的汉语语源，应该就是“正当的义务”。当然，在这个等级制度体系中，从儒学看来，王权是代表正义的，是由上天授予的，最高统治者是上天之子——“天子”：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发出号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礼记·经解》

从今天的角度批判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太容易了，但是，不仅从历史上要在当时达到这些大思想家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就是今天，要客观准确的分析历史上的大思想家的理论观念也是极为困难的，尤其是要弄清他们思想中永恒的伟大精神，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本文不屑于对往圣进行打死老虎式的批驳，恰恰只点出容易被今人所忽略的闪光点。

看看，这个“天子”多么好！他的大德参天齐地，可以给一切人带来利益，像太阳月亮一样光明，普照人间不遗漏任何地方——这不正是让一切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吗？

在孔子看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这种观念，被后人概括为“王天下大一统”。

从当今之人来说，很容易看到这种观念的极大弊端，那就是神话君权，创造绝对专制主义。

但是，这里还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思想，却极为容易被世人忽视。那就是，无论天下、无论世界有多么大，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才能消除社会混乱，尤其是战乱，并形成统一的秩序。

所以，孔子把王权、君权、“天子”作为正义的化身，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但是，他把人间社会需要“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需要“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需要“和”“仁”“信”“义”，需要让一切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 也就是需要正义——每个人都需要得到本分，看着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把握住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

与此同时，孔儒看到了只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才能消除社会混乱，尤其是战乱，并形成统一的秩序，这也是一切政治理想的最高诉求，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一切有着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考量的思想家，无不清楚人类只有建立统一的世界政府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冷战时期两个敌对阵营都想建立自己的大一统的原因。人所共知，科学史上，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需要大智慧，社会思想史上更其如此。早在两千五百年年前，孔子就看到并且提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这还不叫伟大吗？虽然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今天看来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也为中国农业文明提供了当时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孔子的错误祸害了近代中国，那是因为孔子之后的中国没有再出现伟大的思想家所致，不像欧洲，柏拉图之后不仅有亚里斯多德，而且有一系列近代启蒙思想家！

孔儒学说由两位一体的方面组成，一是政治的德治，二是社会的礼治。德治就是由天子赐给万民以各得其所的政治地位，和普惠万民的政策。礼治则是一套无时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礼仪。

故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记·经解》则解说：“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孔儒的社会礼治思想，由等级观念和“温良恭俭让”混合而成。这里，严守等级制度仍然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温和礼让。等级是刚性的，越过等级的僭越行为本身是对秩序的破坏，“温良恭俭让”也不能弥补。“温良恭俭让”是柔性的，是对冰冷的等级制度的人性化润滑。这样，在社会生活中，还是遵守等级观念，按等级制度行事才是正义的，温良恭俭让虽然也需要，但是，这只是附带的，只是从属性的，虽然在儒学体系中也是最有人性化意味的。

就中国来说，孔儒学说产生之前是没有多少正义观念可言的，虽然客观上国家制度已经形成了两千年，相应的会有由国家秩序提供的正义存在，但作为理论总结，把正义提高到“王权存在的理由”层面，并且加以全面阐发，孔儒学说无疑是首创。

对此，我们可以概括为，在孔儒看来，“理想的王权就是正义”。

这里的正义，当然是普遍正义。也就是说，在孔儒看来，普遍正义就是由“天子”代表上天作为太阳月亮管理万民，使“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 因为他大德大能大慈大悲，“发出号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这种理想化的制度，就是“德治”， “德治”，也就是普遍正义之治。

也就是说，从孔儒逻辑看来，普遍正义就是他们提出的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本身。

孔儒学说在农业文明的当时看来有什么根本错误吗?

没有！

从当时的世界看，其他几大文明的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哲学和孔儒学说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

这里，我们只举对世界影响最大并且和孔子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家柏拉图为例。

和孔子思想大同小异，柏拉图的观念也不过是那么几个方面。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由此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只有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

柏拉图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他鄙视个人幸福，无限地强调城邦整体、强调他一己以为的“正义”。在柏拉图眼中，第三阶层的人民是低下的，只有服从的义务，是可以欺骗的。他赋予了统治者无上的权力，甚至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

由此可见，柏拉图也把追求正义看作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诉求，他虽然不主张什么“德治”和“礼治”，他所追求的正义却不过是把独裁统治者从“天子”换成了哲学家，相应的把“天子”之下的官僚体制换成了哲学家之下的官僚体制，最重要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样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等级制度体系！

可以说，农业文明的正义观，就是这么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社会必须是不平等的，必须是严格的等级制式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等级身份行事，唯此才符合正义。第二，社会必须由独裁者统治，其统治就代表了正义。第三，由此形成的制度就是普遍正义的体现。

所以孔儒学说作为农业文明的社会政治哲学并不比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缺少什么，同样是现代商业文明社会政治哲学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欧洲同时代不仅有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中国在孔子之外虽然还有孟子，然而，孟子作为孔子的再传弟子却只是顺其理想主义的观念而发扬光大，亚里士多德却作为柏拉图的弟子从理想主义反叛出来开辟了经验主义政治学，这就使欧洲古代社会政治哲学不仅活力大增，而且走上了一条更加现实也更加科学的发展道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总之，不管客观上是怎么回事，第一，农业文明把正义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追求提上了人类社会生活日程，第二，从当时的思想家看来，理想的王权就是正义，第三，王权下的某一种理想制度就是普遍正义的表现，第四，人们在理想的王权和理想的王权制度下能够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

                         2013.1.3

中共独裁者的傲慢与偏见

——由王登朝一案所想到的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7708.html

作者：郭永丰

由此案可知，中共依然是一个完全排他的独裁专制政府，所谓国家机器，全部都是用来对付并严厉打击真正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走完全民主法治路线的进步人士的。中共体制内更不可能容忍这种真心反腐败的具有浩然正气的正义人士的存在。

一、只因宣传民主思想才被抓捕，而且还是重判。

二、如果王登朝确实犯有贪污罪，为何不在宣传民主思想之前抓捕？

三、显而易见针对民主进步人士的无情打压，对内远比对外残酷。

四、只要与民主维权有关，当局都会罗列一些与政治无关的罪名予以严惩。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举报腐败6688：国人历来都是任由公权掐捏的泥巴，活着没有尊严，没有完整人格，被奴役压迫还要感恩戴德。因为他们让我们只是苟延活命，让我们永远成为他们剥削的对象：今天干活今天才能活着，今天不干活明天就要饿肚皮。时代已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达到至高境界。他们还是想怎样就怎样。醒悟的人们才开始围观！

一、只因宣传民主思想才被抓捕，而且还是重判。

据俆琳撰文《无耻的抹黑》指出，曾负责2011年大学生运动会安保任务的深圳保安公司第七公司经理、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三级警员王登朝（警号054985），于2012年3月准备在深圳市莲花山公园搞一场宣传民主的活动，被警方拘捕；在关押8个月后，被当局以“贪污罪”和“妨碍公务罪”判处14年徒刑。

该文介绍说，王登朝，男，38岁，陕西人，西北政法大学毕业。俆琳与王登朝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因为俆琳的博客里发表了不少文章，立场鲜明地宣传民主思想，这引起了王登朝的兴趣，于是他们互相加为好友，通过QQ进行交流。王在言谈中时常流露出对专制制度的不满和对底层百姓疾苦的同情。经过一段时间的网上交流，他们见了几次面。王登朝说，他通过大学的学习认识到了中国大陆法制上的不合理，参加工作后又耳闻目睹了很多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尤其是警察这个职业使得他比一般人接触到更多的社会阴暗面，从而更深入地认识到这都是与社会制度有关，原因就在于它不是民主的制度，于是萌发了追求、促进民主的想法，并逐步做了一些事情，例如在生活、工作中向身边的人宣传民主思想，搞过一些带有启发性的调查，派发传单、宣传卡片等等。他还给俆琳看过他制作的宣传卡片。

该文说，王立军事件后，中国民主运动的形势大好，人们都认为应该加大民主的宣传力度，于是王登朝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准备在2012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87年纪念日的时候在深圳市莲花山公园搞一个纪念活动，宣传民主。他邀请俆琳去作演讲，徐写了一份演讲稿，做了排练。后来王登朝考虑到3月12日不是休息日，公园的人不多，于是改为3月10日。他估计这次活动的高峰时现场人数会达到两千多人，影响会很大。他考虑到了活动可能会导致他被拘捕，他想只要活动搞成了，能对中国民主事业起到推动作用，那就算是完成了他的心愿和使命。

3月10日早晨，俆琳到莲花山公园后，发现那里有很多警察，保安也比平时多了很多，就感觉情况不妙，然后他打王登朝的电话，打了很多次，一直都没接听，再打他事前告诉他的另一个联系人的电话，也一直没人接听。他知道肯定是出事了。在公园里转悠很长时间，等到中午才离去。

过了一个星期，王登朝的一个朋友通过QQ告诉俆琳，王登朝在3月8日就被抓了。

现在，深圳司法机关竟然以贪污罪、妨碍公务罪判处王登朝14年徒刑，并且当地媒体大肆渲染。这完全是无耻的抹黑！

二、如果王登朝确实犯有贪污罪，为何不在宣传民主思想之前抓捕？

据《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起诉书》贪污犯罪事实一节指出，2011年6月，深圳市祉庆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张某枝为投标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大运会安保项目，经人介绍与深圳保安服务公司人防护卫七部经理王登朝结识。两人经商量后，决定在深圳大运会的安保项目的投标与中标后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形成合作关系。被告人王登朝将参加以上项目的投标情况向市保安公司领导汇报后，市保安公司领导决定将该项目的投标与中标的合同履行交给王登朝所在的七部具体负责，2011年7月中旬，祉庆物业和市保安公司同时中标了深圳供电局大运安保服务合同，合同内容均为安排保安人员现场巡逻，看护电力设施等安保服务。其中，市保安公司共中标三份合同，依约总共应向深圳供电局提交644名保安员，保安服务费总计人民币5697954元；祉庆物业共中标三份合同，依约总共向深圳供电局提供1039名保安员，保安服务费总计人民币9002900元；此外，张某枝还从另外中标了深圳供电局大运安保项目的深圳市深供供电服务公司为祉庆物业承揽到转包合同，合同规定祉庆物业提供1000名保安员，保安服务费为人民币6600000元。由于祉庆物业规模小，无法独立完成以上合同，张某枝将祉庆物业需提供2039名保安员中的200名保安员安保服务转包给其他物业公司履行后，又与王登朝私下约定，由王登朝以市安保公司名义组织、调配保安员帮助祉庆物业完成提供其余1800多人的安保服务内容，并由张某枝向王登朝支付所产生的相关费用。

其后，王登朝发现深圳供电局的合同中并未表明保安员每天的工作时间，遂在向市保安公司申请招聘保安员人数的过程中，隐瞒深圳市供电局人数设定的真实要求，同时谎称合同中所称的总共所需644名保安员是指岗位数，每个岗位需要全天24小时安保作业，必须多招聘保安人员进行倒班才能完成全天24小时的安保工作任务。之后，王登朝通过人防护卫七部的工作人员宋某飞、陈某平、李某青等三人虚构事实，提出申请并完成部门审批；市保安公司最终确定共招聘1627名保安员以履行合同。

在具体履行合同过程中，王登朝通过调配以上1627名保安员，在完成了市保安公司实际所需的644名保安员的安保任务外，还帮助张某枝完成了祉庆物业的1800多人的安保任务，在张某枝已经向其支付了祉庆物业完成合同所需支付的相关费用的情况下，王登朝将市保安公司为多报的983名保安员所支付的工资、伙食费、住宿费、保险费、交通费、招聘费、服装费共计人民币2831040元非法占为己有。其中，王登朝将所得赃款中的30万元人民币转入其前妻高芳岚账户用于购房使用。

由此可知，王登朝贪污是在2011年7月份发生的，但直到2012年3月份，由于王登朝组织人宣传民主思想才被抓捕，然后才查处此类贪污犯罪的事实。可为什么在此之前，当局没有发现王登朝的这种贪污事实并及时将其绳之以法呢？也就是说，如果王登朝不要宣传民主思想，可能这种贪污事实永远也不会被如此认真地查实，王登朝依旧安然无恙我行我素地正在工作着，并在有机会的时候还会继续贪污腐败，绝不会被判如此的重刑。

三、显而易见针对民主进步人士的无情打压，对内远比对外残酷。

据《华夏报》报道，2006年12月18日，与程翔案有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建华，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陆建华被指控自2003年起通过程翔向国外投稿，其中四篇涉及国家机密。陆建华今年46岁，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92年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学位，担任该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被评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陆建华和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记者程翔都是在2005年4月被捕的，其时两人正在进行合作项目。当局于8月16日秘密审理了陆建华一案，其妻子未被允许参加庭审。她是在看到有关报道后，打电话到法院询问，才确知陆建华被判刑。她还未收到北京第二中级法院的判决书。

另据《独立评论》2008年2月6日报道，被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判监的香港记者程翔星期二（2月5日）获得假释，已经返回香港。程翔回到香港后发表了简短公开信，感谢特区政府、新加坡《海峡时报》以及新闻界对他的关心和帮助。他说将先与家人团聚，然后再与外界畅谈。

原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的程翔被控替台湾收集情报，2006年8月被北京法院以间谍罪处以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和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人民币。程翔同年11月上诉被驳回，但获准转到广州天河监狱服刑。

这是一起明显对内无情打压，对外比较宽松的典型案例。

由此可知，王登朝一案的重判，实际也是这种残酷打压的延续。

正如王登朝的好友俆琳所呼吁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因此，王登朝的行为根本就不违法，当局完全没有理由对他进行拘捕、关押。但是，当局对这种行为感到非常害怕，尤其是一个在职警察搞宣传民主的活动，这无疑是对专制体制的一个极大的讽刺。尽管活动没有搞成，但若事件真相传出去，必然对社会各界的人们产生极大的触动，想必其影响程度堪比王立军跑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而王立军只是一个反面教材，王登朝却是一个正面榜样，其积极意义更大。因此，当局为了不让王登朝继续从事宣传民主的活动，并且为了不让他的事件造成政治影响，就杜撰了贪污罪、妨碍公务罪来对他进行判决。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中国的再一次卑鄙上演！

中共垄断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一切资源与财富，并通过这些财富和资源，把全国精英人才用高薪收买全部笼络在体制里，而共同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祸国殃民不息。很多进入体制或刚迈入体制的正义人士发现这种事实后就都迅速退了出来，只有意志薄弱者或者陷入太深者在愈陷愈深的情况下，才沦为这种邪恶体制的坚定捍卫者。这就正如一强盗集团的用人，凡是新加盟成员，必须只有先杀一个无辜之人后才能证明其可以与之真诚合作而狼狈为奸。共产党当年走上武装革命道路，何尝不正是这样呢?

如今，中共官场所重用的人，基本都是越坏才越能爬升快，越邪恶极致才能越被领导重用。固然作为这类人，在凡是下级都是上级最得力的走狗和帮凶的大环境下，基本都是最能讨好上级欢心的。因为，在任何独裁专制社会，小人才是真正的赢家，君子永远都是被排除在外的。小人与君子的斗，君子一定输得很惨。因此，当这种体制一旦发现其成员正在或者即将彻底背叛时，一般都是用最严厉地刑罚惩治之。这就正如黑帮团伙的成员背叛，一般都会遭遇杀身之祸的。比如很多独裁专制国家的特务人员的背叛，众多人基本都被秘密抓捕秘密处决了。

由于王登朝不属于特务系统，仅仅属于普通警察而已，由于其掌握一些资源和内部腐败的秘密，所以，中共当局对其打压的手段，一定也是出重拳的。这就正如笔者时常见到国保或国安人员时时常所说的：“其实作为同样具有良知的你们，是你们的工作性质将你们这些人的良心完全泯灭了。所以，你们只能为虎作伥，并不断作恶下去，这根本就不是出自于你们的本意，仅仅因为工作，你们需要高薪养家糊口，过比较优裕的生活，你们就是舍不得放不下这些，所以你们远远没有一无所有的笔者本人过得畅快和轻松。尤其面对社会不公不平时，你们绝对不敢说，而不是不想说，也便只有让我们这些人帮助你们说出来。我们呼唤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实质还是保护你们的。”

四、只要与民主维权有关，当局都会罗列一些与政治无关的罪名予以严惩。

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当年被判刑入狱五年，由于找不到有效证据，就以非法出版判刑；军转维权干部乔延斌被判入狱四年，被栽赃散发法轮功资料作为依据；许志永负责的公盟以及艾未未的发课公司，都是以税收的原因处以高额罚款的。也就是说，当中共走到今天，由于自称要政治文明，当没有发现非常有力的煽颠政权的充分证据时，一般都会栽赃陷害变相打压，抑或就是搜索被害人之前蛛丝马迹的所谓违法犯罪的事实，并以此作为证据而重判之。王登朝一案恰好就是这种模式的再翻版。也就是说，有关王登朝是否犯有贪污罪的事实，这仅仅只是当局的一家之言，毕竟没有经过公开审判，让王登朝本人和辩护律师依法公正公开进行辩护确认，所以这种犯罪事实，自然经不起任何推敲。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作为在这种鬼都禁不住要腐败的大染缸中，王登朝本人即便确实犯有这种贪污罪行，一定都是情有可原的。或者即便如此严重，也绝不可能仅仅就以此名可以判刑十四年，中共现行法律也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尤其与贪污数百亿的巨贪们比较，这纯粹就是一根毫毛。

正如王登朝本人的申诉，《关于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2）深罗法刑一初字第1372号<刑事判决书>的疑问》：

1、共76个疑问处。

2、这76个疑问真相大白了。案件真相自然明白，希望有关部门和正义人士追问。

3、另具知经济案件应有司法会计鉴定，而我的案件为何没有？

等等。再加在正义人士和维权律师的介入下司法部门极为荒唐的审判，首先对程序正义的严重践踏与公然亵渎。比如：本周四对王登朝案的二审时，法院外戒备森严，竟有数百名警察和便衣在法院外值勤。王登朝的辩护律师说，法院知法犯法，严重违反司法程序，使他们不能依法在法庭上为他们的当事人行使合法权利，不得不愤然解除代理关系。与此同时，几十名关注王登朝案子的民众在法院外对王登朝表示声援，二名举出标语的民众被警察带走。庭审一开始，被告王登朝就提出异议，指责法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的规定，没有提前3天传唤他2月7日开庭审理他的上诉案。王登朝的辩护律师李金星说，庭理期间，审判长不给辩论律师陈述的机会，他们提出的让审判长、合议庭、检察官“回避”的请求全部被驳回，而且不准律师复议。

 今年2月1日，李金星和另外一名辩护律师李静林到深圳中院阅卷，发现一份关于王登朝所谓“妨害公务”的光盘不见了。李金星问法官，光盘的原件在哪里。他被告知，光盘被深圳检察院拿走了。李金星说，根据法律规定，已经提交法庭的证据，相关方面只能查阅和复制，但原件必须由法庭保存，任何人不能拿走。这位资深辩护律师指出，深圳法官借出光盘可能导致证据遗失或篡改，这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

王登朝的另外一名辩护律师李静林说，从今天庭审中，他看不到深圳中院在审理王登朝的案子上依法办事。

“公诉人连证据都不举，一审不举，二审也不举，于是法院就判这个案子了。”

由此案可知，中共依然是一个完全排他的独裁专制政府，所谓国家机器，全部都是用来对付并严厉打击真正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走完全民主法治路线的进步人士的。中共体制内更不可能容忍这种真心反腐败的具有浩然正气的正义人士的存在。虽然在当下，体制内这类人士大有人在，但由于慑于这种恐怖的打压，很多人都在观望，在默默地等待着时机。也许，当民间正义力量积蓄到一定阶段和程度上时，一旦社会发生突发性的巨大事件，在体制内外的共同合力作用下，比如象《南方周末》的事件，一定就会成为体制内改革派高官借助转型的最佳着力点。目前，还仍然是这股力量量变积累的过程中，但正在以加速度的几何系数增长。

2013年2月8日

特别关注——浦志强

编者按：

著名律师浦志强本月6日透过新浪、腾讯和搜狐三大博客实名举报周永康，认为他“秉政十年，竟然荼毒天下，实民贼也！” 强调，若中国想走出维稳的阴影，必须清算周永康过去十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该博文受网友欢迎并广泛转载。

浦志强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89学生民主运动，是高校绝食团成员。做律师后，先后关注过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案、谭作人案、艾未未税务案、任建宇劳教案，努力为法治、人权奔走呐喊。2008年12月10日，签署《零八宪章》。

现在，浦志强律师又公开提出清算周永康维稳模式，严厉抨击前中共政法委头子周永康“荼毒天下，实民贼也！”可谓平地惊雷，空谷足音，也真实地喊出了广大民众的内心愿望。但目前浦志强律师的微博已被封杀，浦律师的人身安危也受到广大网友的牵挂。“零八宪章论坛”在向浦志强律师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浦志强的未来命运，并与浦律师一起为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给力！

浦志强：清算周永康维稳模式建立法治与宪政

香港 —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星期三在新浪、滕讯和搜狐三大微博网站上，发布实名举报周永康的博文，要求清算过去十年维稳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曾代理多起知名维权案件的浦志强律师2月6日上午发布博文称： “本人实名举报：公安部前前部长、政法委前书记、现其他老同志周永康，祸国殃民！我认为，若想从维稳的阴影下走出，就必须清算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太多的人间惨剧悲欢离合，跟该周直接间接有关了。此人秉政十年，竟然荼毒天下，实民贼也！”

浦志强的博文受到网友的广泛阅读和转载，目前新浪网已删除了博文，不过滕讯和搜狐还没有动作。记者就此博文专访了浦志强律师。

记者：请谈谈你发这篇博文的思路，好吗？

浦志强：我始终认为，中国要改变现状、要有所变化，必须要清算胡温十年的维稳思路，而这个周永康明显是要承担责任的。我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和谐社会，因为和谐如果它没有法治是不行的。

那胡温十年第一个五年他做公安部长，第二个五年他做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在他的手上事实上是一个维稳的思路，讲究的是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的权威被放在一边，经常是被践踏的，最高法院奉行的是三个至上。

所以说呢，在这十年，中国的社会矛盾没有一项真正得到了解决，比如说六四问题、法轮功问题、征地拆迁所引起的与民争利的问题、环境的破坏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秩序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社会发展最需要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胡温没有能做到。周永康负责的对社会的控制，或者说维护社会的稳定呀，或者说公检法这个系列呢，应该说呢是使得中国司法的信用几乎降到一个没法再低的程度了。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要真正的反思，是需要清算周永康的路线的，是需要清算胡温的这十年的路线的。如果说不解决这个问题，不正面对待这个问题的话呢，所有的社会矛盾应当还会继续积累。那样的话呢，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记者：所以，你认为维稳后患很大，是吧。

浦志强：维稳是中国不稳定的最大的一个祸患了。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今年1月7号，孟建柱（现任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召开的电话会议，要求进行改革，尤其是对信访制度、司法制度呀，这些改革。我们也期待着，需要在公平和正义上，更多地去树立这种法律的权威。我相信领导人也会能够注意到这一些。我们是期待一种变化。

记者：你这个博文实名举报，是不是要寄发给哪个部门呀？

浦志强：那当然不会了，因为我本人是不承认政法委和纪委的权威的。我不可能跟纪委或政法委打交道。

记者；就是表达一种理念，一个呼吁。

浦志强：我自己感觉，我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是表达了我对以往十年政治的一种看法。我很讨厌这种庸俗政治，我觉得做事要讲规矩，这个规矩呢就是法治。所以呢，宪政也好法制也好，都应该从这种自由和权力，逐步落到实处入手。

我认为，周永康应当对这样一个十年承担他自己的责任。他所代表或者他所实施的这样一个路线，事实上是把中国引导着走向今天这样一种地步。他需要说清楚，我们自己也要说清楚，并不单纯地针对某个具体的领导人，包括周永康。我是觉得中国必须告别周永康的路线，而不一定非要把周永康怎麽样。

记者：对，你是希望社会能够反思这个问题，是吧。

浦志强：哎，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呼声，就是改变现状，从改变周永康的维稳思路着手，从改变现有的权位架构，这个与民为敌、与民争利的施政方针入手。

另外，中国需要讲规则。你不能说，既说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然后你又要要求三个至上，说宣传党的领导；你不可以说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又到处封锁，建防火墙，这是不行的。

浦志强大年初一称：要举报个更大的

http://www.epochtimes.com/gb/13/2/12/n3799258.htm

【大纪元2013年02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郭惠综合报导）北京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2月6日在中国三大微博上实名举报周永康祸国殃民后，引发中国社会巨大关注，此后其微博遭封杀。2月9日除夕夜，浦志强以“岳西翠兰2013”复活新浪微博。2月10日，大年初一，“岳西翠兰2013”微博许愿：坚持挺一年，力争超越自己，熬到粉丝过十万，再举报个更大的。

浦志强过年不断丢“炸弹”，中共政局在癸巳水蛇年开始再现动荡之势。分析指，浦志强大年初一说：“再举报个更大的”，言外之意指要清算周永康背后更大的老虎江泽民。

浦志强大年初一称：要举报个更大的

2月6日上午，北京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在自己的三大微博上（新浪、腾讯和搜狐）实名举报刚刚退下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称其“祸国殃民！”，“若想从维稳的阴影下走出，就必须清算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太多的人间惨剧、悲欢离合，跟该周直接、间接有关了（联）。此人秉政十年，竟然荼毒天下，实民贼也！”

浦志强的博文受到广泛阅读和转载，并得到海内外众多各界人士响应和支持，随后浦志强的微博帐号被删。正当外界担忧其安危之时，浦志强以“岳西翠兰2013”复活微博，报平安，“除夕夜，开车回老家过年。感谢兄弟姐妹关心。鉴于好多朋友关切我人身安全，在此一并作答：常言道人走茶凉，没谁会为照顾个把退休老同志的情绪，跟我这撅嘴的骡子动真格的。何况我的言行，对于新政而言——如果有新政的话，是有帮助的。”

其中，“常言道人走茶凉，没谁会为照顾个把退休老同志的情绪，跟我这撅嘴的骡子动真格的”，这句话被认为是针对周永康，同时报平安。

2月10日大年初一，“岳西翠兰2013”微博写下：“大年初一许个愿：坚持挺一年，力争超越自己，熬到粉丝过十万，我XX的再举报个更大的。”随后，“岳西翠兰2013”回复微博粉丝的疑问说：“至少是联合国的，秘书长级往上！”“多大的老虎？一定要是恶心我们好多年的虎王！”

浦志强还在微博称，“今年两会后，劳教制度将废除，不再留尾巴，而不是所谓改革。”

浦志强举报周永康 背后大老虎随隐随现

浦志强先前接受《美国之音》报导称，维稳是中国不稳定的最大一个祸患，改变现状必须要清算维稳思路，而周永康明显是要承担责任的。他所代表或者他所实施的这样一个路线，事实上是把中国引导着走向今天这样一种地步。

浦志强认为，在这十年，中国的社会矛盾没有一项真正得到了解决，比如说“六四”问题、法轮功问题等等。周永康负责的对社会的控制，或者说维护社会的稳定呀，或者说公检法这个系列，使得中国司法的信用几乎降到一个没法再低的程度了。

他表示，需要说清楚，中国必须告别周永康的路线。

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江系多名高官相继落马，周永康被实名举报祸国殃民再次掀起反腐高潮，其背后隐藏的大老虎，已随隐随现。分析指，浦志强所提出的要清算周永康的路线实际背后最大的老虎和元凶就是江泽民。

周永康将成为下一个将被猎杀的对象

周永康自200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在江泽民的示意下，以维稳为由滥用权力，激化社会矛盾，不断扩大警察系统权力，高压打击政治异议人士、法轮功和民族“分裂分子”，民怨载道。

江苏无锡维权人士吴士明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各地拆迁办都是周永康的各级政法委书记兼职，近年仅无锡的暴力拆迁就害死了五十几人，在全国欠下了大量血债，制造了无数冤民。暴力拆迁的全部责任都应该算在周永康身上，他们对浦志强律师在网上实名举报周永康表示支持。

北京鞠鸿怡说，周永康借维稳名义疯狂迫害法轮功、访民、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等，使得不计其数的人蒙冤，使得每天都在演绎惨无人道的悲剧，周永康必将受到人民清算。

深圳维权人士杨林认为，周永康推行暴力维稳，使各种社会矛盾突显和激化，比如毫无松懈地对待法轮功问题，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问题，民主党派和各界异议人士以及暴力拆迁等问题。

2012年初重庆事件后，胡、习与江派的搏击不断加剧及升级。目前，薄案审理已进入倒计时，外界认为，薄熙来的死党周永康将成为下一个将被猎杀的对象。

南人周刊为浦志强募集十万粉丝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7572.html

来源：参与  作者：汊河口

                                                         

（参与2013年2月15日讯）凯迪网昨日（2013年2月14日）一帖显示：《南方人物周刊》为浦志强募集十万粉丝的努力可望实现。

自从网上传出浦志强实名举报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消息，并称有了“粉丝十万”还要揭发出更大的“大老虎”后，《南方人物周刊》新年第1期推出的封面人物“中坚浦志强”长文，就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结果吸引了众多网民力顶浦志强。

“黑猫老大”： 小浦正准备跳出来抓大老虎！每个蛇年必有新鲜事！

“闲淡碎语”： 浦志强，是我最敬重的大律师！

“发私信”： 推动宪政转型之历史巨人!如果有预期,他必将是创造历史之公民先驱!

“少谈主义 ”： 钦佩浦律师！他的勇敢、勇气是一般的人难以比拟的。在重庆“唱红打黑”最猖獗的年代，多少高官都闭上了嘴，眼看一场风暴就要降临，他们也怕呀！可浦律师以他的无畏和智慧一再介入重庆相关敏感案件，尤其是因为对薄熙来不满而被劳教的案件。那时，本人都为他捏一把汗！老实说，本人对于浦律师何以安全生存到薄熙来集团覆灭，至今仍有一些不明白之处，原因估计也很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勇敢和无私感动了体制内的一些人；他的智慧也保护了自己。祝福浦志强律师！

……

专家指出，网民支持异见人士不稀奇，但官办的媒体与网民联手支持要揭发中央常委大老虎，这就新鲜了！如此奇瑞，可见中国真的到了临界点！相信“中坚浦志强”不会等到“粉丝十万”到来，也会提前揭穿超常委级大老虎！

2013年2月15日

相信“中坚浦志强”不会等到“粉丝十万”到来，也会提前揭穿超常委级大老虎！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2月6日，执政党总书记习近平在统战茶话会上谈到：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习近平还说，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话听起来都很好的。但是，问题在于共产党领袖说出的话常常不算数，比如说57年春毛泽东就发出比习近平上述言论还有开明的言论，要求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变成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55万知识分子遭受数十年的迫害。这一次，习近平的话音刚落下，四川网友程爱华因为在网络上提出一句“尖锐批评”，结果迅速被当地警方以“煽颠”名义刑事拘留（后在网友声援和舆论压力下，改为行政拘留5天），而维权律师浦志强因为发出清算周永康路线的博文，结果账号被新浪封杀，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执政党的言行之间相差太远。

我们认为，作为执政党，不仅仅要“容得下尖锐批评”，更重要的是要善于接受批评并采纳相关意见和建议，否则，容纳尖锐批评只不过是一种故作谦虚的娇情姿态。

习近平说：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习近平指出，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原标题：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来源： 新华网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的祝福 李克强、俞正声出席

   

   

 新华网北京２月７日电（记者徐京跃）在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２月６日下午在中南海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等应邀出席。

   

 严隽琪代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辞。她表示，刚刚过去的一年在我国发展征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共十八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作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诤友和挚友，我们将以中共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从“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出发，凝心聚力，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履行职能，为实现“中国梦”贡献才智。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回顾过去的５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需要全国上下共同努力，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定要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根本方向，提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水平，提高政治把握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工商联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履职能力建设，努力成为政治坚定、特色鲜明、作风优良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向前推进，越需要凝聚最广泛的力量。同志们要充分认识肩负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坚定政治信念，坚持前进方向，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建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不足。中共各级党委要主动接受、真心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习近平要听的是红线内的“尖锐批评”？

    来源：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华社2月8日消息，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6日在中南海，邀请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迎春会。习近平强调"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

    习近平对非党人士的此番表态再引媒体关注和众议，数小时间通过很多官媒微博账号发出的这条新闻得到数万网友的转发，认同者和质疑者皆有之。新浪网友"四清运动"发出微博："垄断真理、权力、司法、舆论、哪里还能听得进尖锐批评" ；网友"傲风石"则认为"只凭一句动听的空洞诺言不能让人民放心的提出尖锐批评，因为你能删帖，你能让他劳改，你能让他精神病，还可以定他一个恶毒攻击政府罪；想让人民说话，必须有一个机制，一个平台，而且不能因言获罪。"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认为，这番讲话将让那些冀望改革的人士得到初步的鼓舞；报道还援引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布朗（Kerry Brown）评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打算或将要实施重大政治改革，及放松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政府对互联网管制与去年没有不同；"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中共当局经常把批评中共和政府的异见人士投入监狱，并加紧对报纸和互联网的审查。

   

     赵楚：“难对新政冀望”

    "习表态之前，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言论整顿"

    去年11月习近平登顶中国权力高峰后，频繁发表"反腐"、"改革"讲话及进行"南巡"、"西行"的亲民行动，获得一批学者赞赏，上海独立学者赵楚却表示，未看到政改的可能性，他发出这些观点的新浪微博很快遭禁言和审查。

    赵楚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对习近平要接受"尖锐批评"的表态做出解读。他观察到习近平在早前发表"空谈误国"讲话后，中国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系列言论整顿的行动，包括通过闪电方式对网络言论立法；对网络上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如学者张雪忠、媒体人程益中等人的微博全面封杀；中国官方还鼓励宣传人员（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上微博以占领舆论阵地："可以看出当局对于言论趋于一个非常严厉的管制，也可以看出他们提出的争夺话语权的想法，实际上是对当局公信失范的一种回应，一种担忧，反映他们的担忧。执政者讲的话民众不相信，民众相信的话，执政者却要把它们阉割掉。"

  

     “红线中的尖锐批评”就是不反对执政党

    "政治反对或反对党是试金石"

    赵楚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再提出要听"尖锐的批评"，应该是有一条红线作为界限，而不是民众的畅所欲言："这个尖锐的声音的界限是什么，也就是过去所讲的'建设性的'、'和政府合作的'，站在政治反对和政策反对立场上的声音，是不在'尖锐批评'之列的，是属于要被取缔的。一方面习的表态不完全是虚伪的，他也有真实含义，他有重建公信力的需求；但不希望这个批评超出合作的框架，如果你站在反对党的立场或超出意识形态的立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赵楚也表示习近平既已表态，在"和执政党合作"的这条红线内，未来有可能作出有限的言论改进措施。不过，这样的改进于公众期盼的真正的改革差距很大，民众接续习近平这个表态后提出的第一个诉求，就是应该释放狱中的异见人士。对此赵楚认为，反对党意见才是真正的试金石，否则"尖锐意见"根本无从"尖锐"："政治是很严肃的事情，不是只有掌权者才可以讨论，每个人都有权利讨论，所以下一步是否有开明行为，政治反对甚至是反对党才是试金石，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松动，或是他们即使做不到，但是可以做出某种暗示和政治承诺，这才是政治进步，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空的。"

作者：吴雨

六朝烟水满金陵：“要容得下尖锐批评”？拿什么来证明你们是真心不是假意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660a0d301016zrn.html

作者：六朝烟水满金陵  来源：废话一筐搜狐

    今日共党总书记习先生近平，在与民主党派与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宣称：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屁民如我辈，闻之未免大喜过望，要高呼万岁了！估计明天的《日环球报》必定摩拳擦掌要好好地拍几下马屁，以示忠诚！

    然而，五十多年前，我们似乎也听过类似的话，那个时候的说法是要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

    那次，很多人真的听了共党和共党领袖们的话，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今日看来，很多建议如果当时实行了，今日的中国岂止是假二，必然是真一了。

    然而，谁知道这竟然不过是共党玩的一个游戏而已！意见和建议提完了，提意见和建议的人，也都玩完了！

    原来这是共党号称阳谋的阴谋。连共党的领袖们都能够骗人，连共党的中央都能够骗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能是真的呢？

    从那个时候起，说假话成风，说假话无罪，说真话找死！

    尽管共党无数次要求人们说真话，其实就在他们党内也没有什么真话可言，更遑论党外！

    有人说，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的死人的灾难，是下级广泛地糊弄上级导致的。其实，经过七八年的七八次的教育，让人说真话，简直就是让人去死！

    共党一面鼓励说真话，一面又消灭真话，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便是小儿，经历多了，也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了！

    缺少真话，是历朝灭亡的前提！凡是让人说真话的王朝，是不会灭亡的，但是，既然是王朝，哪里能容忍真话呢？

    金哀宗时，内忧外患，句句真话让人烦心，善窥圣意的大臣们于是将真话全部压下，假话上奏，美其名曰恐皇帝心困。

    不听真话，心里固然不烦。但是，到了国亡身灭的时候，想听真话也就难了！

    乐意听真话，是好事！管他是一党独裁，还是民主政治，只要肯让人说真话，肯听真话，就有可能裨补缺漏，一党也好，多党也好，统治或许会长久些，稳定些。毕竟，动荡不是好事，兴亡都让百姓受苦嘛！

    然而，中国人敢说真话吗？五七年也好，五八年也好，文革也好，八九年也好，哪一次说真话不死人？哪一次共党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了？

    而且，哪一次共党稍稍调整一下自己的政策，不说那是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结果呢？——既然共党伟大光荣正确，能够自我疗伤，又何必让人提意见和建议呢？

    这且放下。我们姑且相信共党确实真心渴望大家讲真话了，那么，你们拿什么来证明你们的真心不是假意呢？拿什么来证明你们在大家说完真话以后不秋后算账呢？

    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是个上下欺骗，言而无信的国家，人们不禁把国君说的话当个屁，就是国君在他们的眼里也不过是个屁而已！

    一个国家喜欢撒谎，不断撒谎，妄想强大，岂不难哉！

    然而，到底秦国不亡，遇到一个改恶从善的国君，坚决要从流氓变成君子。做流氓时间太长了，诅咒发誓也没有人信，怎么办呢？

    于是，商鞅上演了一出徙木立信的正剧，而且，从那开始，改过自新，再不撒谎骗人，言而有信，令出法随，不出三代，就变成了大国。

    虽然秦国其他方面的做法不能苟同，单就这一点而言，足以让后人效仿了。

    当然了，今天如果在天安门广场上也玩玩徙木立信的古装剧，就未免滑稽。也显得伟光正党里面实在没有人才。

    其实，倘真让世人相信，你们确实渴望真话，那么，不妨先释放那些说真话而获罪的人们，不妨废除将说真话当成颠覆所谓国家政权的《国安法》，不妨为自己过去的所谓的欺骗行为向国人真诚道歉，并保证不再撒谎骗人。……

    如是一来，真话自然就来了，还用号召吗？执政党不撒谎了，这个社会也就有诚信了。

    有什么样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有什么的祖先，就有什么样的子孙。当然，这不意味着子孙就一定和祖先一模一样，好的子孙怎么可以效仿坏的祖先呢？但前提是，那子孙们要知道祖先到底坏在哪里，然后去改。

    如果一面不许说祖先如何的坏，另外一面又觉得祖先确实很坏，还要偷偷地改，那就不必了。

    名不正，言必不顺，不能彻底否定丑恶的过去，必然有可能将丑恶的过去重演到未来！

    所以，要让人相信你们提倡讲真话是真诚的，拍胸脯是不够的，还要有实际行动！

    不过，实际行动倒是有，只是让人越发地不信罢了！比如，批评平坟的赵克罗，仅仅是批评而已，就被取消了政协委员的资格。而天天说假话长达55年的申纪兰，又被党挑选为人大代表了。

    ——有这两个成例在，你相信共党会容忍尖锐的批评和意见吗？

    事实总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告诉我们，说真话，是要挨打的，而说假话，才能保得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既然如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你们提倡的说真话，是不是希望人们将假话说得再像真的一点呢？

    更何况，要求那些被豢养的民主党派说真话，那和皇帝要求太监娶媳妇生孩子是一样的可笑了！一群唯命是从的养狗而已，他们一定会按照要求去说符合要求的真话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来不会迟疑！让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照着做什么。

    但是，他们说的真话，和大排档上的真话，和火车站上的真话，和边远山区的农民的真话，和久敬庄被欺负的访民的真话，和被杀死的强迁的农民的真话，和被关在太平间里面享受人文关怀的底层冤民的真话，是一样的吗？

    即便是所谓的真话，也是有区别的！请问共党，你们想听哪种真话呢？

    是否能真的能容忍尖锐的批评意见，我们还要看看你们的行动！

崔武：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660a0d301014cnx.html

   “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意思是说，在人类自由权利中，言论自由是第一自由，丧失言论自由，便意味着丧失所有自由。

    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理应受到保护。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具体表现在发表文章权、批评建议权、抗辩申诉权、出版自由权等等。

    美国宪政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例“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之判决，更是确认了人民对政府之批评，是否构成诽谤不以“事实是否失实”为依据，而以是否有“实际恶意”为考量。

    ——这一判例，让人民的言论自由有了切实保障，至今仍掷地有声，在一切珍视言论自由者的心中激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共鸣。

    合乎理性而不扰乱别人的言论是自由的，是不被约束的。自由体现人的价值，扼杀自由无异于对人类的精神的摧残。

    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失去言论的自由，可以说是没有了平等对话的机会，没有了获得其他自由的可能。

    比如，在法庭辩护时，因为你的言词过激，或者是因为你的言词不合常态，便不给你发言的机会，这就等于让你的各项权利提前终结。

    既然“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那我们大可以畅所欲言。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却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和能力，只能对我们的政府、官员，唯命是从。

    彭水县教委人事科员秦中飞，因一条讥讽彭水领导的短信，却被刑拘、被批捕。——直言批评“人民的公仆”，得到的却是牢狱之灾，百姓的言论空间被压缩到了什么地步？

    拥有绝对主权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利，那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

    而如今的官员，受着“官本位”思想的严重侵蚀，自以为英明神武，百姓不能以任何理由对他们有任何不敬。人民批评他们的不是，便是对他们诽谤，会引来牢狱之灾。

    建设和谐社会，不正是需要管理者广听百姓心声，对症下药，完善各种制度吗？如果不让百姓说出不满意，不揭发官员的滥用权力，怎能除掉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

    有人曾经“望文生义 ”地解释说：“和谐”者，每张嘴有饭吃，每个人都能说话。诚哉斯言！

    百姓没有了言论自由，其他的一切权利只能是形同虚设，更无从享受。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等于是剥夺了公民开口主张其他权利的机会，大家只能像猪猡一样，在温饱线上挣扎。

所以，尊重民权，倡导自由，就首先要让人民有言论的自由，给百姓一个“群言无忌”的时代，让中华民族历经的“一言堂”的灾难，永远成为历史，不再重演。

      （网文编辑  原作者：崔武）

云南：丑化领导人形象等3类行为劳教审批停止

原标题：云南劳教审批全部暂停 三类行为劳教审批停止

来源：云南网

劳教制度在各个历史时期为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改革势在必行。

谁家的娃娃谁家抱，坚决防止因信访渠道不畅、部门间推诿扯皮而导致越级访、重复访、非正常上访的情况。

广东或在今年停止劳教制度

据南方日报报道，1月28日，广东省人大会议列席人员、省司法厅厅长严植婵告诉记者，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劳教改革方案将按照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如果审议通过，广东将按照方案以及中央政法委、司法部的要求推进改革，有可能在今年适时停止劳教制度。

严植婵表示，一旦确定停止劳教制度，意味着劳教系统不再接收劳教人员，而在教的劳教人员将于到达劳教期限后解教。

“我们已经做好各项工作准备。目前广东劳教人员大量的是强制戒毒和康复戒毒人员，真正意义上的劳教人员比例很低。”严植婵补充，全省现有劳教人员主要有赌博、卖淫、嫖娼等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违法行为。

至于公众关注的停止劳教制度是否会影响劳教机构和干警队伍这一焦点，严植婵直言，“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从现在起，我省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缠访闹访、丑化领导人形象等三种行为的劳教审批统一停止。对其他违法情形的劳教审批全部暂停，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理，不再采用劳教手段。”“对目前在教人员应继续执行、自然消化。”“原则上不受理涉及劳教制度历史问题的上访，确有执行错误的，按个案处理。”昨日，在全省政法工作视频会议上，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孟苏铁作了上述重要发言。这意味着，我省今年不会再有人被决定劳教。至此，我省的劳教制度改革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孟苏铁同时表示，全体劳教民警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过程中，要特别关爱、真正用好这支队伍。

昨日会议还对25名2012年度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对涉诉信访、户籍制度改革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进行了部署。

劳教：劳教审批全部暂停三类行为劳教审批停止

昨日会议上，孟苏铁强调，要确保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平稳推进。“劳教制度在各个历史时期为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改革势在必行。”他说，根据我省实际，推进劳教制度改革要把握好几个环节：

一是把握好原则。从现在起，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缠访闹访、丑化领导人形象等三种行为的劳教审批统一停止，对其他违法情形的劳教审批全部暂停，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理，不再采用劳教手段。对目前在教人员应继续执行、自然消化。原则上不受理涉及劳教制度历史问题的上访，确有执行错误的，按个案处理。

二是保持劳教场所安全稳定。要加强对在教人员的教育管理，确保在教人员思想稳定。加强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安全事故。加强解教人员衔接，落实安置帮教措施，帮助解教人员顺利融入社会。

三是统筹相关工作。要把劳教制度与社区矫正、强制隔离戒毒和基层基础建设统筹考虑，使现有力量资源发挥更大效益。长期以来，全省劳教系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全体劳教民警为此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在改革过程中，要特别关爱、真正用好这支队伍。他表示这支队伍在强制戒毒方面的任务也非常重。

信访：各级党委政法委不再集中向下交办信访案件

孟苏铁指出，近年来，解决涉诉信访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涉诉涉访总量仍在高位运行，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弃法转访”等问题突出，严重损害司法权威。他表示，要以贯彻执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为契机，将涉法涉诉信访从普通信访中分离出来，符合条件的纳入司法程序。各级党委政法委不再集中向下级党委政法委交办信访案件，由各级政法机关自上而下交办，依据案件管辖权限，由责任单位负责办理，“谁家的娃娃谁家抱”。坚决防止因信访渠道不畅、部门间推诿扯皮而导致越级访、重复访、非正常上访的情况。

要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仍是平安建设重中之重的任务，要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为目标，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此外，要稳妥有序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逐步使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镇和农村安全乐业。

陈志武：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来源: 人文经济学会 |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孙立平：涟涟不了几年了，5-10年到头！

——趁老百姓对政府还有信任和感情尽早切割历史问题另开张！！！

 　　“就现在来看，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有的问题真正解决不了，有时候你道个歉，有的人还感动的泪水涟涟。但我觉得涟涟不了几年了，5-10年到头，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如果到时候他都不泪水涟涟，那就说明切割的条件已经失去，切割都已经不可能了。”2012年11月29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年会《议题二：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社会》上如此表示。

　　孙立平说：

　　刚才我说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还能不能真正的回到法治的轨道，我们现在政府老讲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各位可以想，哪儿这么简单的事儿？甚至有人把它想的比较简单说我今天破坏法治了，明天不破坏了，回到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不就依法治国了吗？但是，哪儿这么轻松的事儿？

　　你今天说回到法治的轨道，我按照法律办事，昨天的事儿怎么办？你刚做的，这个用违反法律的方式来做的，你解决不解决？那把昨天的解决了，前天的一堆这事儿呢，都跟这差不多，你怎么办？所以，现在我觉的从现实来说，我们现在能不能真正的回到法治轨道已经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年年初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走远了，回稳都难》。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世界上很多现实来看，在社会转型，其实地方很多地方都面临过这个问题，包括台湾蒋经国转型的时候也当时面临过这个问题，当时叫历史工业，有点历史遗留问题这点意思，最大的就是”二二八“，大家都知道。

　　那么，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法治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都没有，什么办？拦腰一道切断，做一个切割，从今天开始，重打鼓令开张，老问题，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新办法解决，把历史遗留问题，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重打鼓，另开张。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这个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急早的切割越主动，而且如果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一个问题。政府有决心，有诚意，老百姓有宽容，有谅解，这个才能进行切割。

　　那么现在中国还有没有切割的条件呢？我个人的看法还不能完全说没有，但是已经相当的不乐观。我还得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我觉得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然后就有的问题真正解决不了了，有时候你道个歉，有的人还感动的泪水连连，但是我觉得连连不了几年了，5-10年到头了，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了。如果到时候他都不泪水连连了，那怎么办，那就说明切割的条件已经失去，切割的机会已经错过，切割都已经不可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时候只有唯一的一条路，什么路？武力为王，谁不服，我就镇压，这个社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启新的十年，我们得意识到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可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一次的机会。那么，需要我们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历史的担当，真正有勇气，通过一场改革做这个切割，然后把这个国家真正的引向法治国家的轨道，那将来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

来源: 财经网-《财经》年会专报 |

章立凡：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

我也参加了张千帆教授举办的共识论坛，也在《改革共识倡议书》上签了名。有人觉得这份文件很不够劲，拿来跟几年前的那个宪章（应该指《零八宪章》）比较，问我为什么要签名？我的回答是，我认为宪章所讲的是宏观的理念，现在要达成的是一个最低标准，是我们最基本的共识底线，这个共识应该是朝野左右各方基本上能够接受的东西。基于此,我签了这个文件，但并不等于我对其中所表述的所有观点都满意，都认为到位了，我觉得还有话要说。

u  公认普世价值，“特色”没有市场

u  寻求最大公约数，改革共识是底线

u  重作历史决议，抛弃历史包袱

u  顶层设计超前，底层设计落后

u  学习新加坡，不如学台湾

u  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

u  与其赦免贪官，不如清理门户

　　按：本文为作者2013年1月10日在天则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3‘新年期许’论坛”的发言修订稿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人，我今年其实没有什么期许。看到前面的单元谈对领导人的期许，对政治和经济的期许，我很庆幸没被安排谈这些问题。历史学人不大关心当年的事情，他们要么关心一百年前后的事情，要么关心5-10年之后的事情，比如我预测“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当然，不想马上就埋，我觉得如果本届领导人在第一个任期内不启动改革，第二个任期内是否启动，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

l  公认普世价值，“特色”没有市场

　　我本来被安排在下午就国际问题发言，多少也准备了一些，现在稍稍提及。我觉得人类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制度网络化。现在游戏规则变得越来越明确了，任何超越公认规则的行为，将来都会被国际社会所抛弃。民族主义会逐渐缩水，普世价值会被广泛认同。这样一个大趋势下，中国作为地球村的村民，很难继续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强调“中国特色”没有市场。

l  寻求最大公约数，改革共识是底线

　　接着谈改革共识这个话题，我也参加了张千帆教授举办的共识论坛，也在《改革共识倡议书》上签了名。有人觉得这份文件很不够劲，拿来跟几年前的那个宪章比较，问我为什么要签名？我的回答是，我认为宪章所讲的是宏观的理念，现在要达成的是一个最低标准，是我们最基本的共识底线，这个共识应该是朝野左右各方基本上能够接受的东西。基于此,我签了这个文件，但并不等于我对其中所表述的所有观点都满意，都认为到位了，我觉得还有话要说。

l  重作历史决议，抛弃历史包袱

　　一是需要清理历史包袱，再重做一个历史决议。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一个理论上的准备，回顾八十年代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后来做出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时代执政理论的基本梳理和表述，它总结了毛时代的失败和错误，也为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开创了一条思路，这样的东西现在还是需要的，不仅要回顾三十几年来改革的历史并做一个历史的评价，甚至还应该回到六十多年前，从1949年以来还有哪些历史问题没有讲清楚的，需要讲清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应该把历史问题理顺,比如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负资产了，我觉得应尽快抛弃。

l  顶层设计超前，底层设计落后

　　刚才还讲到了“顶层设计”的问题。眼下、去年和前年，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我认为“顶层设计”可能是完美的，甚至是超前的，但是“底层设计”是非常落后的。比如我们的教育，完全是为了培养顺民、臣民设计的，而不是为了培育公民社会设计的。学生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无论将来到社会上成为官员还是老百姓，他们的教育模式和思维框架都是一样的。在这样的“底层设计”之下，国民能不能够担负起公民社会责任，是很成疑问的。所以，再好的“顶层设计”，如果没有完善的“底层设计”的话，也可能是空中楼阁。

l  学习新加坡，不如学台湾

　　接下来谈谈热议中的学习新加坡问题，我认为学习新加坡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新加坡实在是一个太小的国家，李光耀及其家族，其实是用管理一家公司的方式，来管理一个城市国家。这个国家没有多少农业，没有真正的国防，也没有太多的民族问题，靠国际贸易就可以基本解决国民经济问题。新加坡又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一方面继承了英国殖民时代的法律制度，同时它也很独裁，用严刑酷法管理国家。对我们这样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文化各有特点的多民族国家来讲，是不适用的。所以，如果学习新加坡，只能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有所借鉴。

　　基于此，我觉得与其学新加坡模式，不如学台湾模式。国共两党本是一奶同胞的兄弟，在各自的发展中走了不同的道路，有共性也有相互学习的必要。国民党从近代会党进入了现代政党的行列，共产党也要完成这样的转型，台湾的经验更值得重视。

l  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

　　所谓“改革开放”，应该有重新的诠释：改革就是指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就是要开放党禁报禁。有个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东西，叫做“党管媒体”，在座有很多法律专家，我不知道“党管媒体”于法有什么根据？这是个违宪的提法，而官方则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家还没有从法理上进行质疑。

l  与其赦免贪官腐，不如清理门户

　　最近我写过一篇评论，题为《与其赦免贪腐，不如清理门户》（其中提出：全体党员干部重新登记，不愿公开财产者，可选择放弃。出局后若不忿，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结社自由之规定，可另组一个“腐败党”来竞争。以此格局兑现当年“一人一票”的普选承诺，我预言中共仍会执政）。

　　我的好几位朋友都主张“赦免论”，在搜狐财经的一次讨论会上，我也举手赞成，但发现赞成的人非常少。我对“赦免论”的质疑是：如果体制不能保证赦免以后不再发生腐败，赦免也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此后在网络上，支持“赦免论”的专家遭到了网民一边倒的抨击，我则幸免遇难。

来源: 作者博客 |

刘奇：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在“民主”已成为时代主旋律的背景下，从农村突破，“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探索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路和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严峻而紧迫的重大课题。

　　体制内力量：精英民主须“精英”，草根民主要“草根”

　　体制外力量：着力农民合作，强化社会建设

　　第三方力量：土流并举，打破“熟人社会”规则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社会管理方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颗脑袋”，即大体经历了“砍脑袋、洗脑袋（改造思想）、数脑袋（民主表决）”三个阶段。建国以来，我们的管理模式由“号召动员型”演进到“指标压力型”，今天正在向“民主合作型”发展。在“民主”已成为时代主旋律的背景下，从农村突破，“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探索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路和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严峻而紧迫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正在发生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政府主导到群众主导、从机制体制建设到权利保障的渐进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更多的是注重民主法律制度建设和机构建设，而对推进和落实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各种力量关注度不高，关心支持不够，导致其发展明显不足：主导农村基层民主的体制内力量严重受限，助推农村基层民主的体制外力量发育迟缓，活跃农村基层民主的第三方力量刚刚起步，从而阻碍了民主进程。只有力推“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理念，从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不断充实、壮大并凝聚农村基层民主的三股力量，才能使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发生质的飞跃，进而为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创造出成功的经验。

　　体制内力量：精英民主须“精英”，草根民主要“草根”

　　农村基层民主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不断发展完善的，并为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而不断推进：建国初期，以“赋权”为核心，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被充分激活；改革初期，以“放权”为核心，全国各地积极探索“乡政村治”新格局，生产自主、人身自由成为新起点，亿万农民的参政热情日益高涨；税费改革阶段，以“减负”为核心，突出了农民期待发展的民主诉求，“村民自治”全面实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大制度确立，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农村基层民主逐步进入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综合改革阶段，以“服务”为核心，着力破解制约民主发展的矛盾和障碍，加大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力度，推动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为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进拓展了空间，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农村基层民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精英民主，指广大农民通过选举各级代表参与高层决策和大政方针的制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这是“赋权民主”；二是草根民主，指农民自身通过投票决定身边的具体事务，这是“自我作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构架日益完善，组织建设日益加强，形式和内容日益丰富，农民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农村基层民主脱离了民主运动窠臼进入切实的民主行动的范畴。但是，在经济改革和民主发展同步推进的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民主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和探索的问题，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仍然不尽如人意，政治参与度依然不高，政治权利难以通过有效形式充分行使，政治诉求难以通过顺畅渠道充分表达，政治权益难以通过正常途径顺利实现，突出表现为“精英民主缺精英”、“草根民主不草根”：一是来自基层的代表比例偏低。在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农民代表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一线的农民代表过少。以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为例，实有代表2978人，其中占有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仅有13人，而2.5亿农民工中也只有三名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更是鲜有农民的身影，2003年全国政协会上只有1名农民委员，其后则干净利落地变成了“零”。二是农民代表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和诉求。各级农民代表大多是按照劳动模范的标准进行选举的，在当地有一定威望和民主意识的农民则被视为“刺头”、“刁民”而难以当选，因此选出来的代表要么缺乏参政议政能力，要么唯领导马首是瞻，不能真正反映农民的现实诉求。山西省一位连任十一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领导的意见自己都赞成。三是农民对关涉自身日常利益事务的决策权得不到尊重和落实。一些本应由农民投票决定的村级公共事务，或是由乡（镇）政府、村级组织直接做出决定，或是从形式上、程序上走走过场，或是由大户和宗族势力操纵，没有真正实现由农民自己民主投票决定自己的事情，农民常常“被民主”。

　　解决好体制内的问题是“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根基和核心。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必须着力挖掘和使用农村精英，促进草根民主的真正生成和发展，让“赋权民主”和“自我作主”落到实处。一应提高农民代表比例。真正落实好各级人大代表选举的“城乡同比”、“同票同权”，大幅度地提高基层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各级政协也应大幅增加农民委员比例。农民中具有参政议政水平的大有人在，不能只靠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代表农民说话。二应改进选举标准，大胆选拔使用农村精英力量。创新选人用人机制，深化基层选举制度改革，放手发动群众，真正把一批德才兼备、能力出众、有见识、有魄力、敢说真话、群众满意的“精英”选出来，参与各层决策；进一步开发农村当地干部资源，注重发掘和培养村内人才，吸引在外见过世面、创业有成、有民主意识和群众基础的“能人”回乡发展，带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三应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推进“四民主”制度，落实农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进一步完善以直接、平等、差额、无记名投票为基本原则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健全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决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以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进一步实现以村务公开、政务公开、民主理财、民主评议为重要特征的农村基层民主监督制度，让农民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为农民自己投票决策村级事务开辟广阔空间，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要求变成具有说服力的生动实践。四应提升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加大民主法制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使农民在家能“听”到法律知识，开展送法上门使农民出门能“学”到法律知识，利用宣传栏、标语使农民抬头能“看”到法律知识，通过日常的反复性接触，提升农民对民主法制的认知和理解，增强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以此优化基层民主环境。

　　体制内民主力量的培育，要把握好“群己权界”问题。民主只能在公共领域实行，公共领域要民主，私人领域要自由。民主不能超越公共领域的界限，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队不能进。领域界限是民主的底线，道德和法律是自由的底线。必须做到民主不能滥,自由不能泛。

　　不断发展和壮大体制内力量，实现农村精英民主的“脱胎换骨”和草根民主的“升级换代”，是通过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实现“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关键所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的民主权益，从根本上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体制外力量：着力农民合作，强化社会建设

　　社会先于国家存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只有主义，没有社会。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国家膨胀，社会收缩；改革开放后，国家在收缩，社会在快速发育。发育农民组织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让农民组织起来是全世界的成功经验，中国近现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大声疾呼并努力实践着发展农民组织，连封建皇帝也看到其重要作用和意义，光绪皇帝就曾于1898年颁发上谕，要求各州府县广推农会。建国后的上世纪50年代，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我国逐步构建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完备的组织农民形式。这种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管理模式固然充分发挥了群体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作用，但在本质上却否定了平等合作精神，模糊了个体与群体的权益界限，忽略了农民的自主权和决策权。随着农村改革深入和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农民需要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自由、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但农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个体参与市场是不现实的，必须抱团合作，以抵御来自自然、市场、政策、国际等各方面的风险，维护自身权益。在这种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协会等各类农民组织大量涌现，涉及经济、文化、宣传、科技等多个领域，成为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在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中，农民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不断拓展，逐步形成集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于一体的合作团体，成为农民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最好平台，是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培养农民民主意识和合作意识的有效场所。农民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参与组织的决策和监督的过程中，逐步熟悉和习惯了民主的操作规程，增强了民主参与意识，锻炼了民主管理能力，积累了民主监督经验，培养了宽容与协商精神，提高了整体素质，培育了独立的政治品格，也极大地提升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沟通能力，促进了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拓宽了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

　　一个社会不稳定，主要有三种因素，一是不服从，二是不妥协，三是不守法。要解决这三大问题，提高组织化程度是第一选择，组织领袖之间的谈判比成员之间的谈判要方便得多，成本也小得多。有关报道称，中国维稳经费已超过军费。这么高的成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谈判成本当然会激增。

　　当前，全国已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农民组织，但总体上仍然是数量少、体量小、质量低，处于生而不长、存而不活、发展不足、作用有限的状态，极大地束缚了农村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程。农民组织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无组织化，相比于占有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比例，农民组织数量过少，绝大多数农民尚未参加任何组织；二是弱组织化，大多数农民组织自我服务能力不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方法有待提高；三是被组织化，许多农民组织由基层政府、村级组织或企业发起，而且大多数农民自己发起的组织也是由离任干部或企业负责人主事。究其原因：一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一些基层政府和很多基层干部认为农民组织会带来很多麻烦事，会影响农村安宁团结的稳定局面，甚至会成为与政府对抗的力量。二是农民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还不够宽松，有些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不确定，政府的扶持和服务缺失，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狭窄。三是农民有诉求没能力，即使合作起来了，也只是“三分钟热度”，内部组织不规范，合作成效不明显，凝聚力不强。加上我们几十年来奉行的 “斗争哲学”教育，人们不懂双赢，只会非此即彼，只会你死我活，在建立合作组织问题上，不会合作、不懂合作或不愿合作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斗争哲学”教育的余毒。“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我们的教训是到头来一无所有。

“农民组织”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农民自己“组织”自己，由“被组织者”变成“自组织者”，平等自愿地合作在一起；二是农民建立的是自己的组织，组织成员不一定全部都是农民，但必须确定农民的主体性以及农民利益的目的性，否则就成了其他阶层的组织。因此，培育和发展农民组织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以农民为主体，即农民既是主体也是主人更是主力，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越俎代庖，直接插手农民组织的内部事务；二是农民自愿，即组织是农民按照自身意志自愿结成的，农民是否加入或退出、何时加入或退出，完全依据农民自己的意愿和有关章程，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强加意志给农民；三是为农民服务，即农民组织的宗旨是为农民自身权益服务，而不是为别的群体的权益服务，一个农民组织的产生或消失、扩大或压缩，均以有利于组织成员合法的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为唯一准则。农民组织不应该、也不能被强迫承担任何法定以外的责任和义务。适应时代需要，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实现从“组织农民”向“农民组织”这一质的跨越。

　　政府扶持是世界各国培育和发展农民组织的通行做法。我国农民组织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更离不开政府的引导、鼓励和支持：一要放手发展。必须克服害怕农民合作、难于管理的心理，坚持“引导不领导、推动不强迫、扶持不干预”的原则，加大扶持力度。二是消除制度性障碍。出台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明确各类农民组织的地位，保障农民组织的权利。三是财政和信贷支持。应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信贷、保险等金融手段，有效解决农民组织启动资金、收购环节资金投入不足、发展风险等问题。四是提供优惠政策。对农民组织为成员提供服务或劳务所得的收入免征所得税，销售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免征营业税，兴办加工和流通实体给予税收优惠。同时，还应提供用地用电和农产品运输等优惠政策。五是强化服务和管理。通过政府网和互联网平台以及新闻媒体等途径提供信息支持和服务；在组织建设上做好帮扶工作，　　帮助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组织运作，促其健康发展。

　　农民组织的发育，是从层级结构（最基层）和组织结构（社会层面）上“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有效实践，是农村社会建设的主要着力点，以此形成强大的体制外推力，促进体制内民主建设的发展。农民组织大都是按民主的方式产生发展起来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从体制外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最重要的途径和手段。

　　第三方力量：土流并举，打破“熟人社会”规则

　　中国农村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血缘、宗族、人情、权势、金钱等相互交织，关系错综复杂，维系社会秩序的运转、矛盾的调处、资源的配置等大都依靠的是非正规制度，这是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村基层干部是带领农民实现经济发展、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的中坚力量。但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各地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都程度不同地发生过家族观念干扰选举过程、家族势力破坏基层民主的现象。事实证明，不在这种“熟人社会”中楔入新生力量，破除家族观念，打破宗族势力，冲击传统思想，冲开人情网络，农村民主政治在基层就很难持续健康运行。因此，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改变过去基层干部从本地选人的单一资源供给模式，“空降”一批干部，实行“改土归流”、“土流并举”，有效打破农村“熟人社会”对基层民主的惯性约束。近几年，各地在探索基层干部资源供给方面主要有两大举措：一是推进大学生到村任职；二是选派机关年轻干部到村挂职。安徽省近几年共选派万余名优秀年轻干部先后到村挂职，六年如一日扎根农村，最终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凤阳县小岗村原党支部书记沈浩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大学生村官和选派干部等“空降”村官的介入，为农村带来了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先进文化的支撑，使农村基层民主逐步显现出生机和活力。他们不仅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在打破农村非正规制度、改进基层管理服务方式、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首先，优化了农村干部队伍结构，为推进基层民主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和干部保障。“空降”村官是接受过系统教育的高知识、高文化群体，年富力强，知识丰富，视野开阔，他们的到来为基层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有效改善了农村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文化层次，拓宽了农村基层干部来源，成为后备干部队伍的重要资源储备。其次，打破了农村“熟人社会”的各种障碍，改进了基层组织工作理念和方式。“空降”村官在当地是外来人，不受血缘、宗族、人情世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束缚，而且眼界广、见识多，容易接受、理解并掌握解决农村事务的新观念、新思路和新方法，积极推进并认真落实村务公开以及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项举措，冲击了本地村干部的固有思维和理念，突破了基层工作的传统套路。第三，宣传了民主法制思想，提升了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空降”村官法制观念强、民主意识浓，在与村民的日常交往和沟通中，能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灌输民主思想和法制观念，起到了“普法员”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既是高屋建瓴的推动者，又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调处矛盾没有亲疏之分，不讲人情面子，依法办事，公正处理，既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宣讲了民主法制思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和选派年轻干部到村挂职，是远见卓识之举。但目前仍然存在着诸多难题：一是部分大学生村官思想不稳定，只是把到村任职作为跳板，没有扎根农村的长远打算，而且开展基层工作容易理想化，社会经验和实践能力不足。二是部分基层政府对大学生村官的作用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些村两委基于各种原因甚至采取不配合、不欢迎的态度。三是一些选派干部抱有临时观念，不安心基层工作，常以单位工作忙为由，脚踩两只船。要实施“改土归流”、“土流并举”，创新干部资源供给机制，借助外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当前应重点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完善“空降”村官选拔机制，真正把有知识、有志向、有热情、有潜力的大学生和优秀年轻干部输送到农村。二是调整工作内容，既要他们带领农民创业致富，也要把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工作重点。这才是带起一方发展的长久之计、根本大计。三是关心和爱护“空降”村官。各级政府应不折不扣地落实各项优惠措施，不仅应在工作中认同和支持，也要在生活上予以关心和爱护，促使他们热爱农村、心系农村。

　　民主不是最好的，但它可以杜绝最坏的事情发生。推进民主化进程有多条路径，如先党内后党外、先抓点后扩面、先基层后上层等。而基层历来是民主政治的发源地、试验田，民主精神的培育、民主素质的锻炼、民主实践的操作，都是在基层产生、在基层发展、在基层得到检验的。从农村基层突破，“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尽最大可能拓展三股力量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他们在推动农村基层民主中的主导性、推动力和创造力，是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舍此，即使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构架和机构建设多么完善，依然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

　　“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理论已经产生了巨大效应，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把中国经济从停滞状态带入了超常发展的快车道。我们期盼，“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也能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产生出同样效应。我们用30多年时间使穷人变成了富人，我们可能还需要用若干年的时间才能使农民变成完整意义上的公民。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

王利平：财政公开——由政府到政党

　　——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视角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公民依据该条例，通过申请财政信息公开，包括财政预决算编制的公开、财务账目和审计结果的公开以及执政党活动经费的公开等，推动政府（党）的财政公开。这对防止权力滥用、遏制权力腐败以及结束党政不分均具有重要作用，将有力地促进政府（党）的活动实现公开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欲行宪政，就要党政分离，欲党政分离，就要国库与党库分离，欲国库与党库分离，就首先要财政公开。因此财政信息公开，由政府推向政党，是在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宪政发展，期待能有更多公民来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制订该条例的目的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1]依据该条例第二章公开范围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财政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公民依据该条例，通过申请财政信息公开，必将促进政府（党）的财政公开，推动社会进步。

　　一、财政公开的意义

　　考察世界民主宪政历程，凡属于民主宪政国家，其国家权力运行所需经费都必须征得纳税人同意，并接受纳税人监督。英国贵族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开始，联合起来反对国王任意征税，于1215年诞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宪章》。《大宪章》明确国王征税必须征得贵族的同意，孕育出“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原则，奠定了西方民主宪政的基石。

　　依据“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原则，由税收组成的国家财政，从征收到使用均须征得纳税人组成的议会同意，否则，纳税人就有权拒绝纳税。因此，只有国家财政收支受到约束，国家权力才会受到限制。若要使国家财政收支受到约束，就要公开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就要让纳税人了解政府财政收支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成为我国纳税人要求政府财政公开的直接依据，成了公民推动财政公开的利器。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然而，政府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2]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是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公民通过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的权利，直接监督政府（党）经费使用情况，使政府（党）的运转经费将不再是公民监督的盲区，这对防止权力滥用、遏制权力腐败以及结束党政不分均具有重要作用，将有力地促进政府（党）的活动实现公开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这也是公民提起财政信息公开申请的意义之所在。

　　二、公民申请财政信息公开行动评析

　　（一）性质界定

　　根据公民社会理论，公民个体与共同体（社群、国家）之间是一种政治与法律契约的关系。共同体（主要指国家）应该提供公民相应的公共产品(公正司法，透明行政等等)，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公民则履行对共同体的相应义务：如遵守法律，依法纳税等等。而一旦国家破坏契约，侵犯公民自由与权利，或者不提供相应公共产品，公民就可依循各种合法合理途径，表达诉求，争取权益，保障自由，这就是公民行动。公民提起财政信息公开申请属于公民行动，“它不是在体制外去拼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因此不是破坏法制，而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它不是诉诸暴力和非理性，而是诉诸理性和非暴力，因此不为争夺权力，而为保障权利；它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个案中观照制度的变迁，因此不重政权更替，而重制度建设；它不是整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式的，而是分散的、自觉的、循序渐进的，因此不期立竿见影，而是脚踏实地地重建公民社会。” [3]

　　（二）类型分析

　　1、财政预决算编制的公开

　　案例：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正在全球蔓延，中国政府为拯救经济，温家宝总理于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包括廉租房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生态、增值税转型等10个方面。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4万亿”一时成为社会的焦点。

　　2009年 1月7日，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义明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分别向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提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其内容包括财政预算和决算的信息的公开和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开。面对严义明律师的信息公开申请，2009年1月21日，财政部做出书面回复：“中央预算、决算草案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审查和批准，在批准前不宜对外公开。”发改委至今没有回复。2009年2月9日上午，严义明律师向财政部提交了复议申请。[4]

　　评析：

　　严义明律师是在依法督促财政部和发改委履行其法定职责。四万亿投资毫无疑问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毫无疑问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及第十条规定，财政部和发改委应当主动将涉及四万亿投资的政府信息予以公开，其中财政预决算信息和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属于应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

　　财政部不宜公开的答复，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了政务公开原则，侵犯了公民知情权。其实，如果财政部能提前列表公开这些需要审查和批准的财政信息，一方面将有助于全国人大代表有充足时间阅读、讨论、分析相关报告，有针对性的咨询专业财务人士，以便更好地提出意见建议，对公共财政进行实质性的监督；另一方面，公众通过政府网站可以便捷地查阅相关政府信息，了解国家财政预决算报告，在享有知情权的基础上行使对公共财政的监督权，同时，监督人大代表更好的履行审查批准的代表职责。结果，在财政部不宜公开的答复之下，政府公信随之丧失。

　　2、财务账目和审计结果的公开

　　案例：

　　新华网辽宁频道10月31日消息（李大明）近日，沈阳市民温洪祥因为向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和市政务公开办等部门递交了一份《沈阳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而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他要求沈阳市政府各个部门公开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单位事业性经营收入等21个项目的财务账目，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审计结果……

　　由此，温洪祥也成为国内要求地方政府部门公开财务账目和审计结果的“第一人”。

　　早在今年7月23日，他就曾向市政务公开办提出了查阅有关房地产信息的申请，并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答复。

　　“我一直想了解每一年政府财务预算、财务决算、全部经费来源、全部经费支出及各部门审计结果等情况，但在以前，一个普通市民要想查阅这些信息，在法律上是找不到依据的。现在不同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普通市民可以向政府查阅财务账目情况。”温洪祥说。

　　温洪祥表示，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纳税人，作为一名市民，应该了解政府每一笔钱是如何花掉的。这既是行使公民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也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社会监督。他希望通过此举，让更多的市民懂得行使自己的知情权，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政府信息。

　　按照《条例》规定，他将在15个工作日内得到答复。

　　据了解，自《条例》实施以来，该市已有12位市民提出公开有关政府信息的申请并得到了答复。

　　舆论认为，此次市民对政府财务及审计状况的提问，对沈阳市政府部门是否敢于公开相关信息，是否真正依法行政，将是一个巨大考验。 (新华网) [5]

　　评析：

　　温洪祥律师作为国内要求地方政府部门公开财务账目和审计结果的“第一人”，以较真的公民行动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在当前“三公消费”引发公众不满的情况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面对温洪祥律师的信息公开申请，沈阳市政务公开办相关负责人说：“由于国内还没有先例，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难度极大，这个公开可能不会一蹴而就，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这是依据明规则申请信息公开的公民遇到了潜规则。如何破除这些潜规则呢？这有待于立法进一步明晰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责任，以及通过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赋予公众在政府信息不公开的情形下有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3、执政党活动经费的公开

　　案例：

　　（1）丘建东又于2008年12月31日向国务院财政部电“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中共党中央2008年度财政预算。 [6]

　　（2）据报道，200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官员（部务委员兼组织局局长）傅思和在武汉指出，今年，中央财政将加大投入，进一步提高全国60万名农村村党支书工资待遇。具体工作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财政部负责。为此，2009年2月6日上午9：30，丘建东向财政部提出申请，要求三公开：（1）2009年度财政部拨出的新增60万名农村村党支书工资待遇的金额是多少？（2）原2008年度财政部拨出的60万名农村村党支书工资待遇的金额是多少？（3）中共中央组织部2009年度向财政部申报的工作活动经费总金额是多少？[7]

　　评析：

欲行宪政，就要党政分离，欲党政分离，就要国库与党库分离，欲国库与党库分离，就首先要财政公开。因此，丘建东申请财政信息公开，由政府推向政党，是在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宪政发展，期待能有更多公民来推动。

　　在丘建东申请财政信息公开行动中，中共中央组织部用中央财政来提高村党支部书记待遇应依照法定程序。

　　其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在未经全国人大同意之前，谁都无权决定中央财政收入的使用。

　　鉴于中央财政收入来源于全体纳税人这一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编制和执行国家预算是国务院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及六十七规定，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应由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依据宪法的前述规定，动用中央财政收入必须履行以下法律程序：一须由国务院编制预算，二须经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因此，在未经全国人大同意之前，谁都无权动用中央财政收入，包括无权动用中央财政收入来提高村党支部书记待遇。

　　其二、依据《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规定，应首先使用党费来提高村党支部书记待遇。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使用党费应当坚持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第十八条规定：“使用党费要向农村、街道社区和其他有困难的基层党组织倾斜”，第十九条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其具体使用范围是：(1)培训党员；(2)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3)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4)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5）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依据上述规定，首先应使用党费来提高村党支部书记待遇，若存在不足部分，可再考虑依照法定程序，由全国人大来决定是否将其列入国家预算。

　　三、结论

　　1、从上述公民行动来看，法律人在申请财政信息公开行动中走在前头，起了先导作用，法律人理应成为公民行动的主导者。同时，通过公民行动，法律由纸上的东西变成社会生活中活的力量。

　　2、公民申请财政信息公开，有力地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和执政党依法执政，因此，在现有法律制度内，财政信息公开是推动中国走向宪政的“软突破口。”

　　3、从世界宪政发展历程来看，财政公开意义重大，国家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财政信息公开制度：（1）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层级，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形式，将国务院行政法规转为全国人大法律；（2）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由行政机关扩及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3)进一步明晰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责任，并赋予公民或组织在政府信息不公开的情形下有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4）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规定，一旦公民遭遇官员试图隐瞒信息的情况，可以向国家检察机关投诉，由检察机关立案查处。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

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

[2] 陈志武：《我们的政府有多大？》，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http://chenzhiwublog.blog.163.com/blog/static/48024204200812503132657/

[3] 滕彪：《公民维权与"个人网站第一案"》，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4776.html

[4] 罗凯：《律师申请公开4万亿投资详情遭拒提交复议申请》，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10日02:42 21世纪经济报道

[5] 李大明：《沈阳市一市民要求政府部门公开财务账目》，http://news.QQ.com 2008年11月17日09:37新华网　

[6] 丘建东:《我做了一个梦》，

http://www.ccwlawyer.com/center.asp?idd=1793

[7] 丘建东:《请财政部公开政府信息》，

http://www.ccwlawyer.com/center.asp?idd=1838

（本文原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来源: 共识网

精彩时评

王德邦：深切怀念民主导师许良英先生

如果中国国内有一百个懂民主的人，那中国的局势就不会这样了。听着许先生对当年参与八九民主运动人士如此严厉的批评，及对中国形势当时那么悲观的估计，我这个作为八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心中真不是滋味。

从网络上得知许良英先生于公元2013年元月28日离开了这个他深切关爱、忧思的世界。看到此消息时，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毕竟许良英先生是93岁高龄的老人了，“离开”是一个早该想到的结局。虽然许先生生前，在我每次拜访他，称他为“许老”时，都被他严肃的指出不要称“老”，并且当即数出一批如胡绩伟、杜润生等比他自己年纪还大的老人，认为他们才配称“老”，而自己在这些老前辈或老同道面前就算年青的了，所以他要求我就称他许先生或许老师。由此可见许先生有一颗永远年青的心！也因为如此，今天我仍不敢称他为“许老”。

对许先生我接触不多，但印象不浅。说实在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愿意去见许先生，或者说有点胆怯去见许先生。因为他太严肃认真，有时简直认真严肃到有些不近人情。这样使我这个说话不太严谨，学识难称渊博的人，就常常在与许先生谈话时担心说错话而让他费时费力来纠正。

记得我第一次拜访许良英先生是1995年12月中旬，当时是跟任不寐一起前往许先生家中的。当天我们乘电梯上楼后，敲开许先生家的房门时，并没有发生我们常常从书中读到那种热情待客的情景，相反，我印象中许先生不仅没有热情叫我们进门，就是我们进了门后，他也没有让我们就座的意思。记得许先生用类似有点象审讯一样的语气问我们是怎么来的？让我们各自说明自己的情况。当时我内心真涌起了一丝凉意。

在听到我们介绍了各自情况，并将西安林牧老先生的一封介绍信呈上后，许先生才转为关心而又有点奇怪地问我们：你们进楼上电梯时没有被拦住？我们说没有受到什么阻拦。他又问发现有人坐在楼下电梯口没有？我们也如实地说没有发现。他就有点自言自语地说：那就怪了。难道他们撤走了？随后许先生向我们解释，说近来楼下有人值班，昨天还将前来的客人拦下，今天可能撤走了。听了许先生这番问话，我才明白刚才进门时许先生那个态度。他大概在提防便衣前来。如此我内心也就释然了。

许先生叫我们在他那窄小的客厅中两张简易的沙发上坐下，许先生的夫人王来棣老师送来茶水，我们就与许先生展开话题。因为我们那次是从西安转道北京，许先生先问了西安一些情况，就聊到北京当时的形势。记得许先生在对当时局势表达深切忧虑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参加当年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以及其中一些学生领袖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说那些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根本不懂民主。言谈中他还提到王丹，说王丹出狱后到他这里来，说他自己在监狱里面才看得进去书。许先生说这怎么能行，要能沉下心来好好读书。如果中国国内有一百个懂民主的人，那中国的局势就不会这样了。听着许先生对当年参与八九民主运动人士如此严厉的批评，及对中国形势当时那么悲观的估计，我这个作为八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心中真不是滋味。谈话到最后，许先生很认真地拿出纸笔给我们开列了一个读书清单，记得上面有《美国民主历程》、《民主简易读本》等等一大批启蒙类的书籍。后来我们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到北京新华书店按照许先生所列书目购买了一批图书。这些书对我深入了解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有很大教益。

第二次拜访许先生大约是8年后的2003年，浙江学者傅国涌先生让我转交一本《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与樊百华等合著）的书给许良英先生。当我联系好送去时，许先生居然问：傅国涌怎么将书寄到你那了？你跟傅国涌很熟？这些问题简直让我不知如何回答。过后我再一想，这正是做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严肃认真，什么都得寻根问底，都得弄个明明白白。

第三次是2006年夏天，我是陪一个朋友前往拜访许先生。记得那个朋友有点信奉神秘主义，讲一些什么天数、运程。结果谈话几句后就被许良英先生问得张口结舌，最后被弄得哑口无言。所以那次谈话时间很短，可能也就半个来小时，我们就匆匆离开了。

第四次拜访许良英先生是2008年冬天。当时我与另一个朋友前往许先生家中，谈论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对八九六四的问题上。我当时说起北洋军阀段祺瑞对镇压学生的态度：1926年3月18日，学生抗议北洋政府而引起了北洋政府卫队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当时北洋军阀执政段琪瑞顿足长叹，说自己“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之，当时虽为摆设装饰的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务院的阁员作出总辞职，段琪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加以阻拦。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可见当年的北洋军阀比八九年及其之后的中国当局要胜过千万倍。

在我陈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对待学生请愿态度并愤怒谴责八九当局时，许良英先生静静地听着，在我讲完后，他马上盯着我问：你讲的这些是真的吗？有资料记载吗？我说这是从史料上查找得到的，现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到相关材料。许先生当时反复问了我从哪些材料上看到，通过什么可以查到。我当时凭记忆说了自己了解这些事的情况。随后许先生给了我一个他的邮箱，叮嘱我回去后将详细查找到的有关北洋军阀对待学生请愿的情况材料发到他邮箱中。结果，在我回家因忙于杂务而过了几天没有顾得上查找好时，有一天忽然接到许先生电话，他居然在电话那头不无惊喜地说关于北洋军阀段祺瑞镇压学生忏悔一事的材料他查到了，的确是那样。电话中许先生还叫我有空到家中去，我当即答应改日要前去拜访。

2008年底，随着《零八宪章》的发布，我先被抄家，再被软禁，后来行动变得极不方便。再后来我就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南方我生长的故乡——桂林。这样一来，使得回北京成了一件需要反复计划的事。之后也就再没有机会前去拜访许先生了。许良英先生虽然仙逝，但他那种严肃认真、寻根问底、不懈奋斗的科学精神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坚守，将让我铭记终生！

民主导师许良英先生千古！

2013年2月1日于桂林

周蓬安：申纪兰的政治神话

“大跃进她赞成，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她赞成，斗刘少奇她赞成，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大跃进她赞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赞成，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少奇她赞成，平反邓小平她赞成。她活在世上就为了赞成。”

山西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元月30日选出山西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70人（需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申纪兰当选。从1954年至今，她是惟一一名从第一届连任至第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从1954年任全国人大代表，至今已经连续任职59年，再干5年，就是连续任职64年，其间从未间断。

　　申纪兰连任延续了政治神话，却弱化了人大职能

　　山西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30日选出山西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70人（需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申纪兰当选。从1954年至今，她是惟一一名从第一届连任至第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1月30日《人民日报》

　　从1954年任全国人大代表，至今已经连续任职59年，再干5年，就是连续任职64年，其间从未间断。别说中国独一无二，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有人赞誉其为“世界上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笔者却不以为然，因为中国的人大代表，和国外的国会议员，无论是产生过程，还是肩负职责，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凭这位老人家的聪慧程度，虽然在中国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但在国外却绝无可能成为国会议员。

　　五年前，得悉申纪兰老人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消息后，笔者曾专门撰文《申纪兰，您老该歇歇了》诚心劝告这位政治老人，希望她老人家乘功成名就之际见好就收，及时退出自己力不从心的政治舞台，可中国的事就是那么奇怪，一方面，也许这位政治老人依然“恋权”，干了54年仍不过瘾，还要继续参政议政直至最后“一口气”；另一方面，她能否退出，估计也不是自己说了算，有人为了延续政治神话，而不惜弄出一个政治木偶来。

　　记得五年前发出该文时，网络上的赞同声虽已占据主导，但反对声也不在少数。而今天，当申纪兰老人连任的消息发布后，网上已几乎找不到支持的声音，微博上的评论、漫画，连羞辱这位政治老人的内容都是随处可见，目前《凤凰网》有10465人参与评论，但显示的结果却为“0条”，删帖的原因大家也应该是心知肚明。

　　造成这位政治老人声誉急剧下跌的原因估计有两个：

　　一方面，因为申纪兰老人近几年的不当言论，让民众对她的履职能力由怀疑到彻底否定，甚至对这位老人产生恍若隔世的感觉。如申纪兰老人不上网，但是对网络有些意见。她说有些人在网上看了不正当的东西，就毒害青年了。“我有个想法，网也应该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就跟人民日报一样，外国那些人那是瞎弄的，咱不能这样，咱要按照原则去弄，不要好的弄成坏的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网，你谁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组织批准呢？”申纪兰设问之后，表示对这个问题没有想出答案。

　　2010年“两会”期间，申纪兰表示：“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可倪萍倒是一个声音。记者问：您平常跟选民有交流吗，选举的时候跟选民有交流吗？申纪兰：没有。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不选你，你就不要去“各”（麻烦）人。

　　另一方面，这五年间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微博的普及，让网民的公民意识得到迅速提升，而官员的公民意识却依然没有被唤醒。这个巨大的反差，导致“官不懂民”，因此形成了官、民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

　　比如一个针对申纪兰老人的顺口溜这几年在网上热传，可山西省的领导却是浑然不知，那就是“大跃进她赞成，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她赞成，斗刘少奇她赞成，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大跃进她赞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赞成，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少奇她赞成，平反邓小平她赞成。她活在世上就为了赞成。”

　　申纪兰老人已经84岁高龄，该省领导让她肩负几千万山西人的使命去最高权利机构商讨国家大事，承受的担子未免也太重了，我不相信山西省就找不到更有能力的参政议政人才，之所以让这位老人连任，无非是想延续政治神话。

　　实际上，山西确实是制造政治神话的大省。新绛曾产生亩产1139789斤的“红薯卫星大王”，结果弄得饿殍遍野；“农业学大寨”的战鼓，不但把一个农民弄成国务院副总理，也把这个古老农业国的农民弄得食不果腹。

　　申纪兰从第一届连任至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无疑又是一个政治神话。可这个政治神话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对人大代表职能的进一步弱化。

　　附录：申纪兰，您老该歇歇了

　　2008年2月15日，目前中国惟一的第一届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民申纪兰（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想的最多的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申纪兰是闻名全国的老劳模，古稀之年的她仍在与乡亲们忙碌着建设新农村。（2月16日《中国新闻网》）

　　看到这则消息，首先要对申纪兰老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但作为已经79岁的古稀老人，却肩负着山西几千万人口的使命去最高权利机构商讨国家大事，您肩上承受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后辈们选您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虽然表现出对您的普遍尊重，可他们还是不该这样推荐您。你已经连续当选过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为国家大事操劳了大半辈子，到了这个年纪理所当然该好好歇歇了。

　　自中国有了人民代表大会以来，申纪兰就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并且是十一届唯一连续当选，这一现象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其一，在十一届全国人大那大约三千名代表当中，别说连任十一届，就是连任五届的恐怕也是为数甚少呢。申纪兰老人的当选，可以说创造了中国政治生活的神话，或许也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神话。而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这样的奇迹其实是人大选举制度不够科学、不够合理的集中表现之一。选举申纪兰老人为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更多可能还是惯性思维在作怪。官员不能搞终身制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可人大代表照样也不能搞终身制。

　　其二，申纪兰老人作为农民代表参会，肯定会给大会带去第一手“三农”信息。但因为申纪兰老人受自身文化素养的限制，可能很难从深度挖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老人家可能无法很好地为农民说话，也不太容易做一名合格的农民代言人。我不知道申纪兰老人在前十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是否提交过议案，也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如何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

　　其三，79岁的农村老太太，本应在家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可79岁的申纪兰老人却被选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到卸任时就是84岁高龄了。我想，全国人大代表也应该有个年龄的限制吧。让这样的老人去体察民情，去了解民生，去上达民意，去下传会议精神，我们那么多的青壮年难道就能心安理得？再说，一个选区长期都找不出第二位能代表民意且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大代表？真的说不过去。

　　我们一直在反对将“人代会”弄成“官代会”，也一直反对明星、大款成人大代表，可那些老实巴交、汉字认不识几个的劳动模范就应该当选人大代表吗？显然不应该。因为人大代表不是拿来犒赏的，是需要他们实实在在去反映社情民意、实施民主监督、商讨国家大事、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的，除了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以外，参政议政能力才是最为重要的。

来源: 作者博客

李承鹏：长江后掌推前掌

　　我很小的时候有个观点：国家修了很大很大一间屋子，是专门用来给大家鼓掌玩儿的。因为我看这间屋子里的人们基本没干过别的，就是鼓掌、再鼓掌？？等我上了小学才知道，这其实是间会议室。

　　后来我看别的国家也有会议室，可是我很不屑，我们的会议室轻易通过每一件事情，他们的会议室不是在吵架就是扔臭鞋子。我的爱国主义就在这种对比中培养起来，也深深为我们这间会议室的优越性感到骄傲。

　　等我足够大，一些研究苏联史的老师告诉我，那间会议室开会时，人们鼓掌时间更长，最长可达二十多分钟，这是因为谁也不敢先停，谁先停就显得不够热爱斯大林，人就可能会在某一天莫名其妙地消失。于是你不停，我也不停，大家就这么互相干耗着。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激动人心的，从生理上讲连续二十多分钟鼓掌需要超强体力，最好自带铁砂掌外家功夫，心理上还得有一种默契，就像击鼓传花，元首右手略略一抬，下面全都停止鼓掌，不可有人鼓、有人不鼓，稀稀拉拉的，就是成心捣乱。

　　那间会议室一夜间消失了，但我们的会议室仍爆发出灿烂的掌声，这里有三个故事：

　　一个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太。她从六十年前就一直坐在这间会议室里，这期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人事变化，可该名老太太一直在这间会议室里，鼓掌、鼓掌，是永不磨灭的掌声。大家一定想起了，她叫申纪兰，来自山西。作为从第一届到第十一届唯一全程参加会议的代表（编者注：至2013年1月，已成为创纪录的连任十二届的人大代表），年过八旬还努力学习科学发展观，还将四万多字一字一句地抄下来。记者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拍了拍自己的心口，“我文化低、没水平，所以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看，她来会议室只是为和天花板保持一致的。她老得可能连家门都找不到，但肯定找得到这间会议室的门。她甚至不用懂会议发放的电脑怎么用，只需熟练使用那个投票器，且只认得“同意”键。

　　她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肉身版同意牌投票机。

　　大家都知道，她同意过土改，同意过反右，同意过打倒刘少奇，同意过文革，同意过打倒四人帮，同意过改革开放，同意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她一切都同意，一切都和中央保持一致，至于什么才是正确的中央，视上面的通知而定。

　　还有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倪萍，她不仅鼓掌，且从不投反对票。她说：“我不想给国家和政府添乱。反对就意味着有思想吗？赞成就代表没思想吗？我不是说反对的一定没有思想，赞成的一定就有思想，但爱不爱国与投不投反对票真的没有关系，相信反对的也有爱国的，赞成的更有爱国的。”可能考虑到这段很像绕口令，她干脆说：“骂有用吗？美国能解决你的问题吗？爱国就像爱一个家庭，孩子要理解父母的难处，跟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看，她把国家当成咱爸妈。可国家是国家，我爸妈是我爸妈。我要混为一谈了，我爸妈都不同意。

　　古今中外也只有中国发明了“再造父母”这个有悖人伦的词汇。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有给官家当儿女的癖好，夏商还好，可以跟王称兄道弟，到了周就不对了，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大秦是草民，到了大明是贱民？？所以说孔教的家天下是向官府递上的一个投名状。孟子没那么红，是因为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好在互联网让大家越来越明白政府是人民请来的管家。何况生活中真实的情况是：我妈菜做咸了，我是要提意见的，我爸打我，我更要反抗。

　　我一直不确定倪萍是否真不懂这些。总之她从一个叫CCTV的台，坐上了这个会议室的台。这样的一个台太需要贴心儿女来撒娇。撒泼就不行，比如想掐死录音笔的道台就惹了乱子，他表的是红中，心里想的是发财，老百姓就要让他白板。

　　最后一个故事的主角其实是站在会议室外面的。他的站姿非常豪迈，豪迈得让人看了不禁会兴奋地产生一丝尿意。他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读人民日报，十二岁就立志续写汉唐之盛世，复兴中华民族之霸业，他修身齐家、济世安邦，带着一脸高深莫测的笑容与同学们亲切合影，奋笔批示文件时简直有国家领导人的气势。他叫黄艺博，五道杠的武汉少先队总队长。当他誉为“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时我并不惊奇，因为凤姐也这么说过。当他要实现中华“独霸世界”时我才震撼。有人说，拉登已留下遗嘱，已在东方找到转世灵童以实现夙愿。

　　有人说，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怎么了，万众欢呼一个拍AV的苍井空，却容不下一个看新闻联播的黄艺博。这是一个误会，至少我并不认为黄艺博没道德，我只是遗憾他早早就失去了天性和童真。在一个需要奥特曼打小怪兽培养正义感的年纪，他却用人民日报来训练自己的正确性。虽然看AV并不高尚，但它至少符合人性。

　　黄艺博是少年版的申纪兰，倪萍是中年版的黄艺博，申纪兰是老年版的黄艺博。他豪迈凝望着的远方，其实正是那间最大的会议室。他现在还来不及在会议室里鼓掌，可已模拟着带领同学们在教室鼓掌。他已经深深地信了，再发展下去只有朝鲜孩子可以媲美。不怪孩子，这里的教育模式就是会议室模式。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卡拉OK鼓掌机。

　　十二岁的黄艺博，五十二岁的倪萍，八十二岁的申纪兰，老中青三代，多好的会议室结构，分别用擅长的最纯真、最亲和、最质朴来代表中国人的民意，直取上、中、下三路，无孔不入、无往不胜、无与伦比。

　　老中青三代都在鼓掌，长江后掌推前掌，前掌修成仙人掌。

来源: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王琳：非法截访案仍须刨根问底

　　2月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对一起非法拘禁来京上访人员案作出一审判决，王高伟等10人因非法拘禁罪获刑2年至6个月不等，其中3名未成年被告适用缓刑。

　　这起案件两个多月前已因一次乌龙报道而备受关注。当时有媒体称，北京朝阳法院判决河南长葛市10名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成立，10名截访人员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刑。这一消息还被贴上了“截访人员首次被判刑”的标签。但朝阳法院随即公开辟谣，确认该案件当时尚未宣判。

　　事实上，去年6月，北京昌平区法院就已判决了一起团伙设“黑狱”截访的案件，涉案9人被以非法经营罪和非法拘禁罪追究刑责。北京检方透露，从2010年至2012年，仅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就办理了至少六起因非法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而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至少涉及犯罪嫌疑人13人。

　　截访并非法外之地，截访中涉及非法拘禁、非法经营甚至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自当严厉查处。民众对“截访人员首次被判刑”格外期待的普遍心理在于，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截访已是“公开的秘密”，非法拘禁也是截访中的常态。但我们对因截访而获刑的司法个案却极少耳闻。即便有，这些个案在数量上与实际发生的截访事件也完全不成比例。

　　以王高伟等非法拘禁案为例，从媒体披露的案件信息来看，这仍是一起“截访黑保安非法拘禁案”，没有任何显然在幕后指使截访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此案中受到刑事追究。无怪乎，主嫌王高伟的家属表示将到北京上访讨说法。这就是截访的吊诡之处：截访本身并不能减少上访，反会触发更多的上访和不稳定。也许只有当那些处于截访链条最末梢的“黑保安”也面临上访维权困境时，他们以及全社会才会更痛切地感受到截访之恶。

　　由媒体深度挖掘后我们得知，那些获刑的“黑保安”也多是来自农村，身处社会最底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靠暴力截访谋生，最初居然是出于“为政府办事”的朴素想法，而其家人也一度因他们“为政府办事”而骄傲，案发前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如今，身陷囹圄的他们，事实上很难得到想要的公道。

　　当然，王高伟等人理当对其非法拘禁等违法行为负刑事责任。但在这起“非法拘禁案”之上的“截访案”，却仍需要刨根问底。据央视网的报道，王高伟在庭上最终供出了自己的上线，即让他截访的人是河南省禹州市信访局干部白中兴。在该事件中被非法拘禁的上访者贾秋霞也证实，2012年4月27日晚，在她被强行塞上中巴车之前，看到白中兴在门口闪了一下。但禹州市信访局拒绝承认，且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全市信访系统无人承认认识王高伟”。“至于白本人，职称为主任科员，因患严重眼病而无法上班”。这样的辩白在旁观者看来，几近苍白。常识是，若无地方信访部门的委托，王高伟等人为何要截访？谁来支付他们费用？他们又从哪获知当地赴京上访人员的准确信息？难不成，王高伟领导的“黑保安”乃是一支截访志愿者队伍？

　　不过，民众最大的质疑在于：此案的主谋，以及隐身于更多截访之后的一些地方信访官员是否还逍遥法外？司法机关理应遵循“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杜绝选择性执法。关键是，司法力量应揪出并严惩操纵大规模截访的真正幕后指使者，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大规模截访行为的发生。

来源: 东方早报 |

新京报社论：为云南“暂停劳教审批”叫好

 　　据《春城晚报》报道，日前，在云南省政法工作视频会议上，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孟苏铁宣布：“从现在起，我省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缠访闹访、丑化领导人形象等三种行为的劳教审批统一停止。对其他违法情形的劳教审批全部暂停，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理，不再采用劳教手段。”

　　这是年初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宣布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之后，第一个宣布暂停劳教审批的省份，标志着我国劳教制度改革迈出了切实的第一步。此前，据报道，广东省也有可能在今年适时停止劳教审批。虽然劳教制度的最终废或改，尚需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非某个地方或部门所能决定，因而目前只说是“暂停”。但此举已经昭示了劳教制度的未来，无论是改或废，实行了近60年的劳教制度，即将寿终正寝，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年初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宣布改革劳教制度，云南省的做法体现了这一要求。从一些案件看，对“三类对象”施以劳教，已成为个别地方惩罚上访和维权人员、钳制公民言论的惯用手法，有违法治和人权。例如，重庆任建宇因在网上转发了一些所谓负面消息，2011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名劳教；2012年湖南永州唐慧因对未成年女儿被轮奸案的判决结果不满，多次上访被劳教等。这些人员因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相关权利而被劳教，完全不应该。

　　除“三类对象”外，云南省还宣布“对其他违法情形的劳教审批全部暂停”，这是更为积极的进步。对此，之前有不少人担心，如果停用劳教，将导致一些违法人员，例如多次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人员、吸毒成瘾人员、卖淫嫖娼人员等无法约束，影响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相关法律的出台或修改，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体系已日臻完善，基本实现了无缝对接。

　　首先是刑罚与治安处罚之间基本对接。例如，以前对“多次盗窃”但达不到“数额较大”标准的违法人员，总觉得治安处罚力度不够，但又无法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劳教成了唯一选择。但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多次盗窃”规定为犯罪，不再要求“数额较大”，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其次还可依据其他法律将劳教对象分流处理。例如，大量的违法行为，可直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对吸毒成瘾人员可直接依据《禁毒法》实施强制隔离戒毒等。

　　可以说，改革劳教制度的条件基本成熟，即使全面停止劳教审批，也不会对我国社会治安造成明显影响。相反，停止劳教，把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惩治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还能杜绝公权滥用、保障公民权利、树立司法权威，促进社会稳定。希望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行动起来，尽快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

来源: 新京报

刘雪松： 该为李克强身边的光腚娃欣喜还是羞愧？

那么多家徒四壁，那么多四壁家徒。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这就是当今中国领导人希望看到、需要看到的中国。李克强说，四亿多城市居民，与近九亿农民的差距，是最大最普遍的差距。

6日晚新闻联播中，很多人留意到，李克强走访包头一家棚户区居民时，一个光屁股顽童突然闯进镜头。他从李克强身后的柜子里钻出来，钻进李克强坐着的炕上的被窝里。短短几秒钟的镜头，让中国人看尽了热闹。

　　央视新闻在它的官方微博提供的完整版显示，小家伙事先就在炕上被窝里钻着的。李克强进屋后，径直走过去，弯腰做过逗孩子玩的动作。观众对于“孩子是事先被大人藏进柜子”的猜想，可以通过这个完整版得到释疑。

　　新闻联播这天的镜头，可谓开了中国观众关于真实的眼界。真实，不仅因为镜头中那连片的棚户区，真实地展示了中国贫穷落后的一面，还让人看到了领导人直面中国这个落后的角落的真情实况，看到了新闻报道画面不修边幅的真实画面。所以，在赞许中央领导人带头转变作风的同时，也有人惊呼：央视报道刮新风了。

　　光腚娃出现在中央领导人活动的新闻联播画面中，人们一惊一乍，实在是因为，真实来得太突然了。人们已经习惯了代表官媒导向风向标的新闻联播，几十年沿袭的“前半场领导很忙、中间场形势很好、后半场国外很乱”的基本格调，今天突然把真实的镜头播出来，难免有些不敢相信，难免心存感激。

　　光腚娃出镜捣腾了几秒钟，新闻联播就被中国的观众称之为新风，称之为进步，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应为此欣喜卖萌，而应感到羞愧难当。网上那句著名的调侃——请把我埋在新闻联播里，是善良的中国百姓，对于官媒新闻的全面性真实性，从渴望，到失望的内心写照。这个真实的新闻，就是真实的中国，真实的自我，而不是被一柄话筒追问幸福时粉饰的盛世。

　　想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的人，又岂止中国的平民百姓！如果莺歌燕舞是中国的全部，习近平元旦前就不需要趋车三个半小时，赶到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习近平说，如果能看到真贫，就值了。说完，一屁股坐在了一贫如洗的村民家炕上。这里，人均年收入，只有900元。还不够换来周久耕们手上叼着的一条香烟。

　　如果太平祥和是中国的全部，李克强今天就不会提出“到最穷的地方去”，就不会看到包头十多万人口的最穷棚户区，就不会低头走进下岗工人高俊平家徒四壁的屋里，就不会看到高俊平心酸的激动的眼泪，就不会有那个顽皮的光腚娃，走进中国人的视线。

　　那么多家徒四壁，那么多四壁家徒。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这就是当今中国领导人希望看到、需要看到的中国。李克强说，四亿多城市居民，与近九亿农民的差距，是最大最普遍的差距。缩小差距，复杂性、艰巨性，世界上少有，成果要体现在改善民生上。这是一国领导人直面真实的中国的深切感受。这些真实的信息，需要一国领导人亲历亲为去感受，其实是对歌颂式信息的不满意，是对好大喜功的虚浮作风的无声批评。太多的中国人，应该在领导人求真务实的姿态中感到羞愧，应该在百姓渴望传递真实信息、看到真实中国的批判中感到失职。

　　李克强这次访贫问苦，与村民聊家常时说，“要过好日子有什么办法，你们想过没有？”包宝张的四岁女儿一直坐在李克强身旁摆弄玩具，这时突然冒出一句：“我不说。”人们哄堂大笑。

这是新闻报道描述的一个场景。我在这个插科打诨式的对话中，设身处境，想到了“真实”二字。要过好日子，排名第一需要做的，就是消灭虚假，消灭粉饰。像习近平近日谈到的选拔干部用人导向时所说的那样，“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直面一个真实的中国，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不盲目陶醉，不装聋作哑，不粉饰太平，不自欺欺人。唯有真实，才敢担当。那些连真实都不敢面对的人，他们的肩膀，怎么可能敢去担当，怎么可能愿意担当！

来源：凤凰播报

宪章论坛

编者按：

元月29日，著名评论员笑蜀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南周事件，大规模公民训练的起点》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南周事件”的社会政治意义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对于关心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各界人士来说，这篇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为中国公民运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刘军宁：稳定压倒民主将积累更大的危机！

迄今为止，没有一种体制能够比民主政治更能够实现一种个人充分自由、社会安定团结的秩序。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安定的根本条件是民主政治，而不是经济发展。没有民主，就没有安定。稳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地方恰恰很难实现，因为稳定也压倒了实现稳定的制度手段。当稳定压倒民主的时候，不仅没有稳定，反而积累更大的危机。民主政治虽然不能杜绝一切不稳定的因素，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制度比自由民主能把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的安定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本文原标题：为何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带来长治久安？

　　在所有的国家中，相对而言，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是最长治久安、政通人和的。世界上那些最能免于内战、内乱、动乱的国家往往是最民主的国家。不信？那就看看英国、美国、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有些动乱不止的国家，一旦建立了有效的民主政体，马上就走上了安定有序的轨道。不信？那就看看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要不，就再看看韩国、柬埔寨。

　　中国政治不稳定的记录恐怕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部中国的历史，迄今为止，是一部内乱史。不论是三千多年以来，还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有过无数次动乱，但是没有一次是因为民主政治造成的，总不能把原因归咎于尚不存在的东西。可见，中外历史表明，有无民主政治直接关系到能否长治久安。最为安定的国家往往是最为民主自由的国家；稳定压力最大的国家，往往是最少民主自由的国家。

　　在所有政体中，民主政治是最有助于实现长治久安的。民主国家也免不了有许多貌似无序的现象，甚至有议员打架的现象，有人因此担心民主会带来混乱。在民主政治初期，议会中出现肢体冲突，恰恰说明议会所审议的议题非常重要，议员们非常在意。打架总比睡觉好。再说，这些吵闹、肢体冲突只发生在特定场合，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内乱。社会不仅没有动荡、分裂，反而更稳定了。专制国家往往靠剥夺和限制公民的自由来用强制手段维持稳定，而民主国家的稳定则是建立在公民充分享受各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自由包括，民众和反对派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报复。在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下，执政者与反对派虽然常常对立，但双方绝不动用武力来对付对方。

　　民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在此以前，人类的经济行为已经比较文明，但是人类的政治行为充满了野蛮和暴力，不论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是接班者与被接班者之间，常常都充满了血腥的暴力。如在君主专制下子父子相残、兄弟相残的事件层出不穷，充满了各种阴谋、分裂和流血政变。民主政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在各种制度中，民主政体最能有效地包容、驾驭和防范所谓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内奸、分裂者，而不必诉诸宫廷阴谋、流血冲突和政治清洗。

　　在民主国家，权力的更迭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民主是一种为确保这种精神而建立的管理体制，同时也是一种理性、和平、守法的政治文化。现代民主的核心是忠诚的反对。在非民主国家，反对统治者意味着叛乱、卖国，对这种“罪行”，怎么惩罚也不过分。历史上有许多出身微寒的人成为领导人。他们通常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打江山，靠枪杆子夺下政权，如刘邦、朱元璋；二是偶然的机会成为领袖，如通过继承或抽签。这显然不是现代社会所可能提供的机会。即便对政治家而言，民主政治也要比君主政体和其它一切政体提供的机会要多得多，代价要小得多。胜者为王，败者非寇。输者向胜者祝贺，而不是上山打游击。

　　民主意味着权力开放，开放就意味着当权者可能下台。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可能会失败，但却不会失去自由与尊严。政治变成了对任何参与者都没有生命危险的“游戏”，更不会因为参政而失去人身自由。在非民主政治下，参政的失败，可能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尊严乃至生命。而参政的成功，则可能是个人和家族灾难的开始。这就加剧了政治家们变态的权力欲，他要力求保住自己的权力。在非民主的体制下统治者的权力越多，他越感到不安全。成者为王，败为寇，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经地义的。民主政治允许人犯错误，它不相信少数人可以垄断真理，它认为人人可以发现真理。因而，任何民主的追求者都必须坚持这样一条信念，任何歧见与冲突一定要用商谈、理性与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民主政治并不是凭空带来安定，而是通过一项项具体有效的制度来实现。在民主政治下，民众的人身、财产有保障，有结社、参政的权利，有言论、信仰的自由。民主政治有一种稳定性和灵活性，以制度化的方法不断地纠正错误、释放民间的不满，来动态地维持社会的秩序与安定。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制衡，各种思想互相砥砺，从而达到相对的均衡。民主政治下充满妥协，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官员、领袖，官员是民众的出气筒，政治家为了当选，必须低三下四、委曲求全。民主令民众有更高的满足感，让民众有更多的出气渠道，社会难以积蓄有爆炸性的压力。

　　民主政治中，当遇到反对力量时，它诉诸的是民意，是法律程序，是谈判和对话，而不是诉诸枪杆子。一切非民主的政权都更多地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冲突。在民主国家，没有去搞军事政变的必要。如在英国和美国近两百年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成功或未遂的军事政变。

　　迄今为止，没有一种体制能够比民主政治更能够实现一种个人充分自由、社会安定团结的秩序。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安定的根本条件是民主政治，而不是经济发展。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维持了持续不断的高速经济增长，却有若干国家维持了不曾中断的民主体制。没有民主，就没有安定。稳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地方恰恰很难实现，因为稳定也压倒了实现稳定的制度手段。当稳定压倒民主的时候，不仅没有稳定，反而积累更大的危机。民主政治虽然不能杜绝一切不稳定的因素，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制度比自由民主能把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的安定更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也是民主政治的神奇奥秘所在。

来源: 共识网

笑 蜀：南周事件，大规模公民训练的起点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jp/2013/02/blog-post_3.html

 “当你们十个人时，我们会把你消灭，当你们一百人时，我们会把你逮捕；当你们一千人时，我们会把你驱赶；当你们一万人时，我们什么也不做；当你们十万人时，我们加入你们。”这是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前苏联政治警察的名言——编者），把大规模的意义讲得再清楚不过。

更须强调的是，南周事件不是决战，而是阶段性事件。从传统民间社会向公民社会迈进，从通常的积怨倾泻到可持续的抗争政治，需要很多阶段性事件的积累。所有阶段性事件不是敌对，不是一步登天，其最大意义是公民训练，是通过大规模的持久的公民训练，来提升普通人的底线勇气，来提升社会的组织性，使中国社会升级成由一个个站起来了的公民和公民组织所组成的有序社会，在这个有序社会的推动下实现有序转型。南周事件，则是这种大规模公民训练的先声或者说起点。

社会已非昨日之社会，而国家依然是昨日之国家，这是中国问题之关键。类似南周事件那样的磨合或阵痛，以后只会多不会少。是从中学习，积累经验，以政治智慧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还是拒绝学习，一如既往地蛮力控制，最终导致国家与社会两败俱伤？我们正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未来百年祸福，皆取决于今天的选择。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元月29日

大规模，有组织，非暴力，低成本，可持续，窃以为是中国的抗争政治或称中国的社会运动应该具备的五大要素。南周事件正是在第一点即大规模的环节上实现了突破。

“当你们十个人时，我们会把你消灭，当你们一百人时，我们会把你逮捕；当你们一千人时，我们会把你驱赶；当你们一万人时，我们什么也不做；当你们十万人时，我们加入你们。”这是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把大规模的意义讲得再清楚不过。

但在中国，规模问题一直是抗争政治或称社会运动的瓶颈问题。大规模靠什么？主要就靠普通人。没有普通人的介入，只靠少数精英，何来规模？何来潮流和气势？对拥有强大镇压力量的统治者，就不构成任何实质威胁。统治者就可以指哪打哪，让异议者付出巨大代价。而这巨大代价会对社会产生同样巨大的威慑作用，让绝大多数普通人因恐惧而丧失抗争意志，让社会运动因后继乏人而一直陷于低谷，无法突破规模的瓶颈。

中国从不缺勇于抗争的个人英雄。但无论涌现多少个人英雄，都没有解决规模问题。如果说中国的和平转型离不开抗争政治或称社会运动的倒逼，那么，如何从少数人游戏升级为大多数普通人共同的认知与行动，即抗争政治如何进入社会，就成了中国和平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正是南周事件的意义。1989之后的社会抗争，能与此并驾齐驱的，恐怕要算前年发生在广东的乌坎事件。南周事件毋宁说就是乌坎事件的媒体版或中产版。乌坎事件能够成功避免强力镇压，并进而成功改组村政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大规模——几乎所有乌坎村民都奋起抗争。要强力镇压这么大规模的抗争，政治成本之高，足以令当局恐惧，迫使当局不得不让步。南周事件亦然。就连一向审慎的任志强、李开复等社会贤达，姚晨、李冰冰、伊能静等演艺界人士都站出来声援南周，更遑论普通的大学生、普通的城市白领乃至普通的公务员。在网上持续关注南周事件并发声抗议的普通人，规模至少在数千万之众。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向疏离政治、恐惧政治的中间人群，也汇入了抗争浪潮。在社会上最具规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中间人群站出来了，但他们不是为个人利益抗争，他们第一次为了抽象的权利、普遍的权利即新闻自由、即公众知情权而集体抗争，争取抽象的权利、普遍的权利第一次成为社会的共识乃至社会的集体行动，这才是南周事件最大的突破，最激动人心的突破。

由此不难理解，南周事件为什么令当局那么恐惧，缇骑四出，甚至对一向优容的任志强、李开复、伊能静等名人，也居然施以重手，或约谈（俗称喝茶）或封杀微博。恐惧原因不外三端：

其一是中间人群的抗争完全超出当局意料。权力的傲慢注定当局不在乎媒体人的感受及其抗争，在当局眼里，大不了吊销相关媒体。却万万没想到，一家媒体的命运会牵动巨大的中间人群，一家媒体会跟巨大的中间人群形成命运共同体，几乎撼动整个社会。这时他们才慌了手脚。

其二是整个事件的不可收买性。巨大的中间人群本来就是无法收买的。何况其诉求属于抽象的权利和普遍的权利范畴，不可能用任何现实的利益来置换。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这个传统的维稳思路至此失效。

其三是整个事件不仅有理念上的超越性，而且有地域上的超越性——因为北京指令多家媒体无条件转载《环球时报》陷害南周的社评，而激起相关媒体和读者的激烈抗议，以致《新京报》同仁集体抗命，火延烧到了中南海的眼皮底下。

可见，当局对南周事件的紧张反应，不是没理由的，稍有不慎就可能翻船。最终软着陆而没有翻船，主要是因为南周同仁的克制和谨慎，始终把诉求局限于专业范畴，拒绝陈义过高扩大事态。当然也因为新到的广东省委书记，以稳定为主旨，愿意及时妥协。于是在取得局部胜利之后，南周同仁见好就收，风波随之逐渐平息。

南周事件如此结局，坊间颇多争议。部分人士指责南周同仁不坚决、不彻底、不英勇。南周同仁此次抗争，的确不完美，技术上大可商榷。但无论如何，像南周那样成建制地起来反抗自己的总编和主管自己的宣传部长，1949之后还是第一次。痛骂抽象的体制易，反抗具体的领导难。南周同仁能做到这点，已属功莫大焉，所谓不英勇的指责基本不着调。

其次，南周同仁固然诉求低，但非坏事，恰恰是此次抗争能够发展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社会运动要突破规模瓶颈，要带动最大多数普通人，就必须设身处地为普通人着想。普通人抗风险能力很低，他们的起而抗争，只能是有退路的抗争，有限抗争，而不是破罐破摔的无限抗争。这就注定了，能带动普通人的抗争一定要降低门槛。

南周事件无意切中了这一特定需求。南周同仁的诉求不高，只是底线诉求、中性诉求，不是对抗性的，不是反党反政府。但正是这样的诉求，最容易为中间人群所接受，因而对中间人群最具动员力。在中间人群看来，南周同仁有理有节，如果连那样克制的要求都不满足，则显然欺人太甚。中间人群也就愈加义愤填膺。加之抗争风险不高，没有构成反叛的可能，中间人群路见不平一声吼也就愈加理直气壮。

所以，无论后来怎样缇骑四出，都压不住沸腾的舆情。跟往常不同，这次社会不怕了，不仅不怕，还往往把被威胁、被喝茶当荣耀，拿到网上晒。恐惧之所以有效，是以被威胁者确实感到恐惧为前提。一旦被威胁者不把恐惧当恐惧，恐惧的前提消失了，恐惧也就基本失效了。当任志强、李开复等名人纷纷在微博上笑谈被喝茶，被喝茶对他们的千千万万粉丝也就不再神秘，被喝茶就成了当局无德无能的一个象征，被舆论所普遍嘲笑。其恫吓作用就在普遍嘲笑中被消解，社会也就在对喝茶的嘲笑中逐渐提升了勇气，逐渐走出了恐惧。

所以，诉求不高不是南周的错，恰恰是经验，值得以后广泛借鉴。这根本上是因为，诉求不高符合中国社会的成长水平。中国才刚刚完成民间社会的恢复性生长，还没有跨入公民社会门槛，社会的自主意识和抗争意识虽不断高涨，但相比正常社会仍有巨大距离。欲速不达，这种背景下的过高诉求往往揠苗助长，吓退中间人群；尤其会给统治者口实，导致无法控制的严重后果。

这即是说，中国社会的成长，还处在量的增长中，没到质变的拐点。但只要不发生1989那样的历史悲剧，量的增长就不可逆转，最终会导致质的变化，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因此最重要的是社会条件的准备，是力量的积蓄。这就需要脚踏实地的苦干，需要耐心、坚韧，而不是空谈所谓英勇、所谓彻底。这方面，历史教训已足够惨痛。

更须强调的是，南周事件不是决战，而是阶段性事件。从传统民间社会向公民社会迈进，从通常的积怨倾泻到可持续的抗争政治，需要很多阶段性事件的积累。所有阶段性事件不是敌对，不是一步登天，其最大意义是公民训练，是通过大规模的持久的公民训练，来提升普通人的底线勇气，来提升社会的组织性，使中国社会升级成由一个个站起来了的公民和公民组织所组成的有序社会，在这个有序社会的推动下实现有序转型。南周事件，则是这种大规模公民训练的先声或者说起点。

对当局来说，大规模的公民训练的确是压力，而他们根本不习惯压力。所以他们笨拙而生硬的反应，乃至恼羞成怒，都是必然的。但中国社会再不可能回到过去，回到任人摆布的幼稚阶段。社会已经开始长大，对已经开始长大的社会只能主动适应，不可能再幻想通过管制和压服来使社会驯服。管制和压服非但不再有效，反而只会像南周事件一样地羞辱社会、激怒社会、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客观上成为社会运动的反向推手，加速危机的爆发。

总而言之，社会已非昨日之社会，而国家依然是昨日之国家，这是中国问题之关键。类似南周事件那样的磨合或阵痛，以后只会多不会少。是从中学习，积累经验，以政治智慧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还是拒绝学习，一如既往地蛮力控制，最终导致国家与社会两败俱伤？我们正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未来百年祸福，皆取决于今天的选择。

笑蜀真名陈敏，2011年前任《南方周末》的高级评论员，现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瀚之：暴力革命的心理、精神与理论准备是和平转型的基础

中国未来的变革之路，究竟是激烈的革命还是温和的改良，这是所有人都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今天，革命还是改良，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已经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抉择的问题。改革已死，唯有革命才是出路，这已经是中国人民在中共当局不断倒行逆施的残酷现实面前“被迫而唯一”的选择。

当下，阐明人民的暴力革命权的内涵、意义和作用是中国大陆公民运动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下面三个最为急迫的问题：一、暴力革命的现实内涵究竟是什么?二、为什么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心理、精神与理论准备？三、为什么说做好暴力革命的心理、精神与理论准备是和平转型的基础？

一、暴力革命的现实内涵究竟是什么?

当人民在遭到暴政暴力侵害时，有无可置疑的暴力自卫和起义的权利；或而言之，人民拥有以暴力反抗暴政的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人民暴力抵抗权是最基本的天赋人权之一。历史证明，人民通过对暴政的暴力抵抗是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的最为重要的途径。

时下，做好暴力革命的心理、精神与理论准备，并不是要不顾现实状况，去发动人民进行暴力革命和武装起义，而是仍然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去争取和平转型。但是，中国人民必须在心理和精神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未来大规模的、和平的公民运动遭受中共当局的暴力镇压，暴力反抗和革命必须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唯一抉择。

民间民主力量现在公开强调人民的暴力革命权，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中共当局：中国人民虽不求战，但绝不惧战！假如中共当局还敢效法八九64大屠杀、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采取武力血腥镇压和平的公民运动，那么，这一次中国人民必将进行最激烈、最彻底的暴力抵抗和革命。

战事一开，玉石俱焚，而被中共权贵集团掠夺殆尽的中国人民具有玉石俱焚的决心和意志。到那时，中国人民失去的将只是牢笼和锁链，而将得到是自由和尊严。64大屠杀的20多年后，中共当局如果还想要以齐奥塞斯库、卡扎菲、阿萨德为师的话，必然会和他们得到一样的结局。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中共当局的针锋相对的宣誓。

为什么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心理、精神与理论准备？

首先，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激烈的革命还是温和的改良，决定权都完全在中共当局手里，而中国人民只有被动接受的权力。中共当局做蒋经国还是做卡扎菲那完全是他们的选择，人民没有任何决定权。因此，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做好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局，才是唯一正确的心态。

其次，中国大陆目前仍然存在着“非暴力”的神话，对中共当局的所谓政改抱着一厢情愿的幻觉。这种幻觉会在一群改良派的自欺欺人的鼓噪中误导着人民。在将来的公民运动中，人民可能由于没有做好暴力抵抗和革命的心理准备而遭受巨大损失甚至是失败。

现在，必须回击那些污蔑杨佳、钱明奇是暴徒、打着“温和、理性、非暴力”旗号、宣扬只有他们是“在暴政与暴民之间”拥有唯一正确道路的人。他们长期系统地麻痹中国人民抵抗暴政的意志，宣扬“规模大就不可能镇压”的谎言。而当人民大规模反抗运动将至的时候，又恐惧不堪地立即投向暴政的怀抱，斥责那些要求自由民主的同胞是暴民，钱云会先生遭受所谓“普交”定性就是这样最为明显的例子。在未来，这些职业传播对中共当局虚假幻觉的人，还将作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投降举动。

随着中共当局18大换届结束，又有一些人在意淫“习李”有可能走蒋经国的道路，不断对其只言片语作出荒诞可笑的解读。而近来习近平的一些正式表态，尤其是新南巡讲话和在武警部队杀气腾腾的恐吓，则是对那些现在还坚持走所谓中间温和路线的改良派们几记毫不留情面的耳光。

让我们看看习近平上台后向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宣誓了些什么：

1、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中，他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无比惋惜。最令他感慨的是，在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时刻“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言下之意，他要做捍卫中共极权统治的“男儿”。

同时，习近平还说；“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这段讲话和吴邦国的“五不搞”一样，是明确拒绝了走宪政民主道路的表态。

2、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还说：“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习对中共一党极权的自信都到了连文革的历史都不愿意否定的地步，对他还要寄予什么希望呢？

3、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是明确地向国际社会宣誓，中共绝不会放弃他们一党独裁的核心利益。

4、2013年1月29日习近平到武警部队视察，更是赤裸裸不加掩饰地向中国人民宣战：“要深刻认识当前维稳形势的复杂性和武警部队在维稳工作中的重要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中共当局新上台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一再向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公开宣誓他们会为了他们一党独裁的所谓“核心利益”，在最后关头一定会动用武力镇压要求其下台的大规模公民运动。如果时至今日还有哪个民主派连这一点都无法认识清楚，那其在政治上的幼稚已经到了白痴的地步。

对习近平上台后以上系列讲话的核心立场于不顾，就拿着一句“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话来高调解读的改良派，着实可笑。习近平宣称要把权力关进他们一党独裁的极权制度的笼子里，这可能吗？但是，即使如此拙劣的骗人鬼话总有一些所谓理性的、温和的改良派替中共当局背书宣传，改良派的如此作为这究竟一个什么样的心里呢？

对中共当局在未来面临大规模街头公民运动时，会铤而走险再次象八九64那样血腥残酷镇压的最大可能选项，不做严肃认真、现实冷静的应对思考，而仅以鸵鸟思维方式妄下结论认为：“大规模街头运动一旦起来，那时中共绝对不敢武力镇压。” 这种对中共当局报以极大善意的臆测和论断，是极其幼稚的、极不负责任的和非常恶劣的。这种思维会严重误导中国大陆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公民运动，使得公民运动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决战时刻选择投降和逃跑，使得89年的悲剧重演。

回顾历史，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89学生运动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几乎所有学生从内心深处根本不认为中共当局会或敢开枪镇压，在心里就根本没有做好决死反抗的准备。“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由于没有做好决死反抗的心理和精神准备，中共当局一开枪镇压，立即溃散，仅仅抗议几天，全国就风平浪静了。我曾在89年6月9日，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校园内，心中无限悲凉，那些前些天还热血澎湃的同学们，已经没有几个还敢留在学校中了。没有清醒认识中共当局的本质，没有做好中共当局开枪镇压时如何应对的心理和精神准备，没有“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八九学生运动遭受镇压后迅速失败就是历史的必然结局。

为什么说做好暴力革命的心理、精神与理论准备是和平转型的基础？

丢弃对中共主动政改的幻想，做好公民运动被暴力镇压时进行暴力革命的心理、精神以及理论上准备，恰恰是中国未来有可能实现和平转型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他们国家人民的自由和尊严无不是通过对暴政的激烈反抗而争取到的。砍掉查理一世、路易十六的脑袋，以及用暴力的方式驱赶英殖民者，没有这样激烈的反抗，英国、法国、美国人民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和尊严。

非唯中共，古今中外，所有极权专制统治者都有个共性，那就是他的统治能够还维持一天的时候都绝不会妥协，只有他们看到人民的反抗无法暴力镇压的时候，才会去妥协，但那个时候，人民已经不屑与他们妥协了。

今天，由于中共当局的独裁腐败，社会不公已经突破了人民所能承受的底线，而中共依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没有改弦更张走《零八宪章》所倡导的宪政民主道路的任何迹象。因此未来中国大陆面临暴力革命的局面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这是越来越多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都强烈感受到的现实。

中国民间民主力量必须做好遭受武力镇压的心理和精神准备。未来中国大陆发生大规模争取自由民主的街头公民运动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但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当中共当局拒绝顺应自由民主的呼声而悍然武力镇压时，民主力量应该采取怎样的一致立场和抉择，这是生和死的抉择。是毅然决然暴力反抗，和阿拉伯人民一样以暴力彻底消灭卡扎菲、阿萨德这样的独裁集团；还是像89年那样，抗议几天作鸟兽散，这是包括改良派在内的每一个民主派人士都必须严肃思考和回答的现实问题。

现在是中国民间力量将其暴力抵抗的决心和意志明确传达给中共当局的最好时机。实际上这也是让中共当局丢弃那种认为，即使他们像八九64那样血腥镇压公民运动，中国人民仍然会像八九年那样放弃暴力反抗与武装起义的错觉。这一次，暴力镇压必然引发暴力反抗与武装起义，这是民间政治力量必须现在就要明确传达给中共当局的最强烈的信息。

那种漠视未来大规模公民运动将遭受血腥镇压的可能，一味宣扬所谓“规模大了，中共当局就不会镇压也不敢镇压”论调的人，其实是在葬送未来的公民运动。当没有做好被武力镇压时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抉择，而是只抱着不可能被镇压幻想的百万民众上街要求自由民主，这样的局面即使出现，中共当局一旦血腥镇压，人民也会迅速溃散，毫无战斗力可言。

千百万民众只有做好了战斗与牺牲的准备，抱着“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当中共当局暴力镇压时才会毅然决然进行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义，那时，中国的宪政民主大门才会被最勇敢的中国人彻底打开。

当你以“不自由毋宁死”的意志和行动去争取自由的时候，你将取得自由的生；当你对中共当局心存幻想，高呼非暴力、温和、理性时，你却得到了血腥的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没有为争取“自由和尊严”做好战斗与牺牲准备的民族，终究不会获得上帝的恩典。自由和尊严、生存和成功，上帝只会赐予那些愿意为此做出巨大牺牲的民族。

2013年2月5日

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本书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的理性的分析，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与翔实的经济数据，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作者本着关注最底层社会民生的态度，呼吁反思人民利益，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2012年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重磅新书《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茅于轼新作《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精彩内容选刊）

 来源: 共识网

杨恒均微博回复司马南：

灭秦者，秦也；去共者，司马也

说到“去党”，请相信，能够最终“去共”的绝不是我们这桌人，而是你们。你属于党国培养的坚强的败类，一直在以人类历史上少有却不断重复的方式在侮辱、侵害这个党（以歌颂的名义）。大多民众不会为自由主义分子所鼓噪，但迟早会因为你们这种人的变态与无耻而抛弃你们寄生与歌颂的这个党。

我敢断定，那个任用你的人，不管是宣传的还是其它部门的，今后的归宿一定和薄熙来一样：秦城而不是你们梦想的秦朝。嘿嘿，可见未来真正的“去党”得靠你们，司马南，要坚持下去哦！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11日 转载)

  

吴稼祥搜狐微博：

     冯崇义从澳洲来，杨恒均安排饭局，吴思，荣剑，秦晖，徐友渔，孙立平，陈子-明夫妇，王占阳等，和我入局。中午似乎吃了不洁之物，低烧，食欲和谈兴都不振，陪着喝茶。中心话题，是正在被传达的内部讲话，一片悲观气氛，我作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很另类。

   

司马南微博跟贴：

    这一桌人哦，个个都那么生动。在中国社会有病，以及具体症状的描述上，他们与我们没有大的差别。但是，有一个根本点不同，不论他们从什么角度切入，用什么样的学术语言包装，这伙人开出的药方里用量最足的”君药”都是一味一一”去共”，即要共产党下课。这伙人倒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杨恒均微博回复：

    司马，我的党龄比你长，对这个党的功劳也比你小子大得多（你不相信可以去碰碰，到时党会把你当老鼠一样牺牲掉），所以我今天倚老卖老说句心里话：中共这个党上台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与（当时）群众基础，发展到今天，有人反对有人支持也很正常，能上能下才叫党，不能上下的党是死党，正如不能动的马是死马一样，都迟早会烂掉的。但说到“去党”，请相信，能够最终“去共”的绝不是我们这桌人，而是你们。你属于党国培养的坚强的败类，一直在以人类历史上少有却不断重复的方式在侮辱、侵害这个党（以歌颂的名义）。大多民众不会为自由主义分子所鼓噪，但迟早会因为你们这种人的变态与无耻而抛弃你们寄生与歌颂的这个党。这点辩证法你不会不懂吧？咱们等着看，好不好？相信历史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始皇党与秦朝怎么灭亡的？绝对不是因为那些“空谈误国”的儒生，儒生是很容易活埋与闭嘴的，但指鹿为马的赵高之流就不同了，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不读书的，但他们都知道秦党周围的那些令人恶心的奸臣与拍马者。某一天人民揭竿而起，绝对不会是因为我老杨头的几篇博文，而是因为那些残害民众的贪官污吏，以及坑蒙拐骗老百姓的御用文人与学者。你说，是谁的“去党”功劳更大？

   

    读一下供小学生阅读的历史课本，你都应知道，中国历史不是知识分子推动，也不是农民起义推动，而是贪婪腐败与没有道德底线的小人在推动哦，哈哈，明朝怎么垮台的？你能说出几个文人真起了作用？不能，但你一定记得魏忠贤这种人吧，层出不穷在朝与在野的魏忠贤之流推翻了明朝，改变了历史。

   

    知道我为啥从来不回应你们的一些说法吗？因为我很自私，也很实用主义，我知道，我的文章能够影响的人数有限，但你们那些毫无逻辑与没有底线的言论绝对会“事半功倍”，做到所有知识分子都做不到的。每次看到你们借助主流媒体大放厥词，我就为你的那个党心痛，因为你们让一批一批理智的人因为你们而抛弃那个党。曾经有人偷偷对我说，司马同志目前为我党宣传部门工作，还有人告诉我是为那个我熟悉的部门工作，我说，放屁，打死我也不相信，党内竟然有领导堕落到使用司马这种人？那无异于加速我党自杀啊，我敢断定，那个任用你的人，不管是宣传的还是其它部门的，今后的归宿一定和薄熙来一样：秦城而不是你们梦想的秦朝。嘿嘿，可见未来真正的“去党”得靠你们，司马南，要坚持下去哦！

   

    明眼人都看得出，如果三十年前上台的不是邓小平而是薄一波，老共绝对走不到今天！同样的，如果这次上台的是薄，也就是中华大地彻底“去党”的开始！现在文明社会有几个地方真能允许倒行逆施到那种程度？物极必反，改革停止与压制批评最终会导致“去党”。不妨更明确一些，如果薄没有倒，老共一定会倒，而且指日可待！当然，薄的倒台也有司马同志你的一份功劳。

   

    回顾一下，我从爱国爱党的角度，过去三年仅仅批薄的文章（要冒多大的风险啊）就多达十数篇（注意，他倒了后我一篇也不写了），你再看看，过去三年，正常的人有几个支持过薄？只有不正常的人如司马同志才会支持薄，也促使中央下决心搞掉薄啊。看一个人怎样，看他的朋友，看一个党如何，也看一下它周围的人就知道了。

   

    好了，因为过年，老杨头心情大好，少有地回复一次。过年了，祝各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本人今晚飞机回湖北过年两天，初三飞中东、以色列考察。对，也祝司马同志万世得意，希望你来年再接再厉，再创“辉煌”。鉴于你支持的人即便不倒掉，也一定会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我希望你能够多关注我，对我进行更加猛烈、更加无情的批斗。对了，要多批评哦，你不妨学习一下习总最新的讲话，他号召大家对党的批评要尖锐，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你不会不支持吧，耶——

   

    老杨头 2013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