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与香港司法中立

由中共极权立法机构闭门炮制的港版国安法在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紀念日正式生效，是本周中文社交平台聚焦的主题。

国内社交平台广泛转发的贴文是：“香港的自由贸易区地位，正式走入历史。 ​​​新加坡和香港的几十年“亚洲金融中心”之争，可以尘埃落定了。”

网友称凌虚发帖说：“囯安法正式生效，一言以蔽之，国内多了一个一线城市，国际上少了一个金融中心”

网友草祭发帖说：“中共人大常委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标志香港从没有民主到彻底失去自由，香港的“一国两制”已彻底终结。从今后，香港将变成一个警察城市，港人将因言获罪、判刑和入狱。

有人翻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在港大曾经的讲演片段：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其故安在？

有人用调侃的口吻发帖说，1949年5月 上海解放，2020年7月 香港解放；立碑为证！前車可鑑，运动陆续会来。

网友张杰（武汉）发帖说：“某人的外祖父，毕业于武汉自强学堂，后任教郑州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弃笔从戎。1949年拒绝去台湾，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其子女流落天涯。想来今天习近平对香港要做的，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披了一件法律的外衣。百年来没有一个契约共产党遵守过。香港国安法的野蛮出台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对外形象，也将徘徊于鱼和熊掌之间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新冷战阵营。一个对内民心尽失，对外被孤立、排斥的中国还能走多远？香港国安法类似珍珠港事件，愚蠢的领导人和颟顸的举动只会遭致覆灭。香港以凤凰涅磐的悲壮敲响极权中共的丧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网友荣誉非国民发帖说：“国安法真是越看越有意思，本来我挺愤怒，仔细读几遍之后我乐了，那些对外国人下手的条款简直是生怕西方绥靖派太有话语权。什么叫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啊，这才是专业的递刀姿势，都学着点。”

网友张以荣发帖说：“虽然进行了一年多的抗争，但最后还是全面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尘埃落定！ 国安“尚方宝剑”在手，特首自然也就只是个跑堂的了！现在要收拾任何一个港人，都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了！这意味着可以把每一个港人都置于监控之下，即使是特首“不听话“，也可以随时捉来训诫，喝茶，至于一般屁民，那就更不在话下。”

网友鸭川龙马发帖说：“香港国家安全法终于出来了，算是给全世界人民普法了。以前是面上猥亵背地强奸，现在就是套上了合法的外衣，婚内强奸。共产国安法毫无底线，丧尽天良，还不如黑帮的帮规。很多人都 说，这不是要一国两制，这是要一球一党一 制啊！共产党的法律向来就是，我可以依法打你， 抢劫你，强奸你，而你不能反抗，不能还手。 要打官司可以，但法律是我订的，律师是我的人，法官是我的人，证人也必须为我作证，一切解释权也在我手里。对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时，从来都是没有死角，一刀切，不惜突破一切底线来维护一党专制。 在2020年的今天，维护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都成了用来保护几个家族利益的借口。那些家族会不惜绑架14亿中国人与人类为敌，绑架9000 万党员与世界为敌，来保护自己手中的权利 ，财富。”

从上述帖文可以看出，人们抨击的对象主要是港版国安法中破坏香港司法中立体系的条款，但什么是司法中立体系似乎是内地极权统治者们无法理解也拒绝理解的。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日前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对香港司法中立如何在大陆专制极权与西方宪政两种对立政体间充当缓冲带做了形象解释，他说：“

中国的体制跟美国和欧洲的体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过去四十年，尽管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体制有那么大的根本性的差别，但是照样也没有妨碍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快速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在所有其他的国家看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它不仅是一个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而且法治也是最中立。这样一来的话，香港一直起到了关键的缓冲地带的作用，让发达国家政商界的人士都不会直接跟中国内地打交道，而是通过香港这个中介。

说得具体一点，像最近几个月，在香港明显的不管是私人银行，投资理财业，他们签合约的时候，原来协议里面说的很清楚，如果交易双方今后发生纠纷的话，他们可以在香港的法院去做诉讼。但现在随着外国商界、外国企业对香港今后的法治中立性越来越担心，最近几个月开始，出现他们签协议的时候，选择在瑞士、新加坡，不再选择香港。

2018年全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200亿美元，其中有70%经过香港。换句话说一旦“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的话，香港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缓冲、桥梁、中介作用就难以继续了。一旦没有了香港这个缓冲地带，中国直接跟发达国家打交道时，体制的不协调性，或体制的冲突会更加展现在人们面前。

当然我知道这么讲起来很抽象。具体一点讲比如说，我知道过去一年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就是围绕着香港的司法体系，有官方媒体说香港的终审法院，总共有22位法官，其中有4位大法官是常任，有18位非常任大法官。18位非常任都是外国人。这怎么可以呢？当然有一个细节被忽视掉了，18位外籍大法官不同时参与审理任何一个案件，在一个具体案件里面，通常有5位大法官来审理，其中有4位是常任大法官，都是香港本地人，只有第五位是在其余的18位非常任大法官里选一位来参与。

我知道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可能觉得这是很难以接受的，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司法体系里面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外国大法官参与审理等等，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必须要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的话，正因为每一个具体终审案件里面，有一位大法官是外籍人士，所以尽管这一位大法官不一定真正对最后的判决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由此带来的效果，就使得其他国家的商界人士，甚至于政界人士，更能够相信香港的司法体系在审案的时候，不管是按照国际惯例也好，还是按照一般的常识，还有其他的做人处事的规则，这些东西都可以发挥应该有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很多外籍人士包括国外的企业投资者，更相信香港的司法体系。

我在香港差不多四年了，我能感觉到香港确确实实有很多外国人住在这里。其实从很多的中国人看来的话，他们会觉得香港怎么会有这么多外国人，但是恰恰因为香港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外国人也很喜欢在这里生活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使得香港作为一个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更有基础。换句话说这种缓冲地带，桥梁作用不是靠抽象和想象做到的，而是要有很多具体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香港的审计公司里面、律师行里面，更不用说投行，甚至于香港的贸易公司里面，都有很多外国员工。包括香港大学里面不管是教授学生，来自于世界不同国家的人都不少，正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各行各业里面既有中国人，又有外国人，所以让香港能够起到上海深圳北京珠海等地无法起到的作用。

我们要看到香港之所以在过去四十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那么大，背后是有很多具体的原因。

陈志武对港版国安法公布的同时，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地位表示深切担忧，他说：美国宣布的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地位具体产生的经济影响是不是很大，这是一个方面，更大的方面是会有很多的人重新审视他们怎么样看待香港。外国人是否继续想留在香港生活，留在香港工作，这些都会带来影响。所以最终如果太多的人重新看待香港，即使中央想要改变对于香港的政策，到时候可能就已经太晚了。因为到那个时候香港成为另外一个中国城市，可能已经是一个现实，那时再要调整政策，吸引一些外国人，甚至是外国大法官过来都可能会比较难。“

陈志武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在目前中国内地还不具备独立司法体系的前提下，完整保留香港一国两制才是上上策。

摊牌时刻提前来临

安梁一直认为，渔村的命运牵动着大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国运。安梁在《新冷战已经打响？中美较量的八大战场》曾指出，渔村是我国最重要的融资中心。截止2018年底，内地累计使用港资10992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吸引外资总额的54.03%；而且目前超过60%的外贸资金进出通道也是在渔村。

另外，渔村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2019年全球70%的离岸人民币交易是在渔村完成的。

一旦美元无法在这里自由流通，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必将受到严重挫折，举百年之力打造的金融中心地位也就随之失去，好日子就结束了。受到最大打击的，除了本地港人之外，当然就是其背后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内地经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之上的。我们从全球获得资金、技术和原材料，为世界生产产品，赚取大量美元，从而实现的经济的起飞。而香港就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最重要桥梁。一旦这条桥梁断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中国制造”离不开国际市场。

中国在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5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27%。2018年中国制造业新增产值40027亿美元，接近2017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40130亿美元）。

但是，中国只是一个庞大的加工厂，包括芯片、精密仪器、工业机床、发动机等高科技产品，仍需要大量进口或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电子、汽车和精密机电等领域的高科技企业，多数是外资企业，其产品也主要是为出口服务，它们是中国的“世界工厂”主力。

以中国最具竞争力的电子工业而言，它在2018年的收入规模为10.6万亿元，占当年中国GDP的12%，出口金额达8000亿美元，同占中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但这个产业的“心脏”却是从美国、韩国、台湾和日本进口的芯片。2018年，中国进口芯片总值高达3120亿美元，如果没有进口芯片，中国电子工业会瞬间坍塌。

中国经济成长有三大动力：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出口是核心。没有出口带来的收入，我们就没有钱来投资和消费。

虽然中国贸易规模非常大，但赚钱的地方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新兴大国。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8年，中国出口总额2.48万亿美元，贸易顺差3517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总额6335亿美元，贸易顺差3233亿美元，为全国贸易顺差总额的92%，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外贸顺差就只有284亿美元。

欧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国和欧盟的货物贸易总额6822亿美元，其中出口额4086亿美元，贸易顺差1351亿美元。

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8年的中日货物贸易总额3175亿美元，其中出口1735亿美元，贸易顺差295亿美元。

2018年，中印贸易额首次突破900亿美元，印度是中国第六大出口国，而且对印贸易顺差高达572.1亿美元，是中国外贸的第二大顺差国。

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四个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总额2449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3%强，其中贸易顺差总额5451亿美元，为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160.9%。

如果扣除这四个经济体的贸易顺差，中国外贸就会出现227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么，我们原来利用顺差赚取的美元，进口原材料所进行的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良性经济生态循环圈，就会瞬间消失。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从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那里赚取的美元，中国的所有行业都会受到严重冲击。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石油、粮食、铁矿石、铜矿石的进口国。

石油、粮食和钢铁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主干部分，如果与欧美日交恶，不仅近2亿与外贸有关的国有、外资和民营企业员工受到直接影响，其他企业和个人也难以幸免。

香港证交所总裁李小加曾发表网志强调，让HK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中国大有好处。但他又说：“‘一国’是中国信任HK的前提，‘两制’是世界认可HK的基础”。如果没有世界的认可，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必将受到动摇。

最近，中印两国在加勒万河谷爆发的边境冲突，激化了本就不稳定的中印关系；新冠病毒疫情导致我国与巴西等许多国家的关系也处于微妙时刻。历史又走到了一个决定国运的关口。未来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