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曾经是鼠族的习近平，要将中国的鼠族赶尽杀绝 - 派屈克·圣保罗《低端人口》

派屈克·圣保罗的《低端人口》。（封面照片）

中国无论是所得分配恶化的速度或是趋势，相较世界各集团，无论是已开发国家乃至非洲，中国都是世界第一 - 沈荣钦

“低端人口”是习近平的爱将蔡奇发明的敏感词 

二零一七年冬，北京市大兴区一所简陋住房发生火灾，造成十九人死亡的惨剧。新官上任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不仅没有反思政府的责任，反而借机以“消除安全隐患”为由，落实习近平“疏散非首都功能”的指令，矛头直接对准改革开放以来为建设城市付出巨大心血的农民工群体。北京当局展开紧急行动，调动警察使用暴力手段将超过十万名“低端人口”驱离家园。

蔡奇的一段动员谈话影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位“北京一把手”亲口宣称：“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他还补了一句，再发生类似大兴火灾的事故，“大家就要把手剁下来”。其豪言壮语，好像出自苏丹或索马里的杀人如麻的军阀之口。

这场清理行动的范围，涉及北京各区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出租大院、工业大院、违法建筑等场所。通告内容指出，清理对象是“低端产业从业人口”。英国《金融时报》搜集了一百三十五张“清理低端人口”通告，绘画出多张地图，记录了清理行动的影响范围几乎包括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地区。覆巢之下，也伤及若干喜欢居住在老旧胡同里面的“中端人口”乃至“外国友人”。

官方有关“低端人口”的说法引起中外舆论惊诧不已，被认为是将人分九等的种族主义。更有民众将在冰天雪地中流离失所的农民工的照片与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图片并列，发现两个场景惊人相似。有人评论说：“清理租房的场面就像电影《辛特勒的名单》当中，党卫队清理犹太区一样啊，就差上大狼狗了。”

为了降低负面影响，”低端人口”四个字很快成为中国网络审查的“敏感词”，在微博、微信的主贴及评语栏目均遭屏蔽。该年度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上，记录东北精神病院的中国电影《囚》获得最佳纪录片奖，导演马莉在领奖时说自己代表“待处理的低端人口”。话音刚落，中国直播金马奖的网络平台狠狠掐断直播。拍摄警察驱赶农民工实况的艺术家华涌，也遭到警方全国追捕，最后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走，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坚持网络直播。“低端人口”的说法，明明就是作为习近平爱将的蔡奇的发明，蔡奇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官方讲话中使用，却不准民众谈及，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与“低端人口”相对应的还有另一个更为形象的词语“鼠族”。此前，中国学者廉思提出”蚁族”的概念，用来指称领低薪、居住在条件恶劣的大学毕业生。而“鼠族”比之地位更低，他们是来自贫困地区、教育程度低、住不起出租房而住地下室甚至在桥墩下、废弃建筑的缝隙之间苟延残喘的农民工。法国最大报《费加洛报》驻北京记者派屈克·圣保罗（Patrick Saint-Paul）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在他住的高级公寓的地下室，就有若干“鼠族”居住。同一栋大楼，楼上与楼下宛如天堂与地狱之差别。他惊觉自己正置身中国幻梦的风暴中心，正看着这巨兽大国最残酷的一面。于是，他耗时整整两年，带着翻译四处采访北京城里默默做工的人，数度遭遇被当局请去喝茶的危险，由此写出第一部著作《低端人口：中国，是地下这帮鼠族撑起来的》。

没有贫民窟的城市，贫民都到哪里去了？ 

网上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与纳粹“水晶夜”照片并列比对。（Public Domain）

初到北京，派屈克发现，北京不是加尔各答或墨西哥城，以及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北京没有贫民窟，光鲜亮丽，井井有条。那么，没有贫民窟的城市和国家，是不是比充斥着贫民窟的城市和国家更美好、治理得更成功？这是北京政府洋洋得意的宣传，却不是这个国家的真相。

派屈克发现，在北京，“苦难藏身地底，而苦难的人要是冒险浮出地面，就注定被榨得连渣滓都不剩”。北漂的劳工构成北京的日常风景，但在高房价、没有北京户籍的限制下，他们被迫无奈屈居于暗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他们有老有少，有为了筹措儿子结婚聘金千里迢迢到北京当清洁工的老夫妇；有为了在市中心高级饭店实习而住进地下，习惯了北京地底腐臭气味的大学毕业生；有为了孩子的未来，离乡打工的父母，孩子却被迫留在老家、成为一年到头难得见到父母一面的“留守儿童”。据估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潜居在北京最繁华、最富裕区域的地底，他们是首都能维持日常运作的基础劳动力，从工地劳工、大楼清洁员到各类干脏活累活的劳动人力。在“中国梦”的急促催动下，多数中国人都有想拉着、依着中国经济大跃进的东风往前滑翔、改变命运。但是，为了梦想中的好机会与好日子，许多从农村迁移到沿海或内陆都市的民工，连翅膀都来不及长出就已沦为“鼠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指出，这些劳工跟老鼠一样住在地底，他们的居住条件恶劣，没有自然光，空气潮湿而恶臭，这就是为何社会大众用“鼠族”来称呼他们。但人毕竟跟老鼠不一样，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健康将受到极大的危害，不但可能染上皮肤病，心理负担也会相当重。根据统计，这些“鼠族”中的许多人都患有抑郁症。不过，派屈克在采访以及跟“鼠族”的交往中发现了他们的另一面：“鼠族让人不得不尊敬。他们面对体制，为了摆脱贫困闯出一片天而培养出的韧性、坚忍性格以及适应能力，怎能令人不钦佩？”

其中，生活境况最悲惨的一名“鼠族”是在北京一口井中住了十年、被称为“井底人”的王秀清。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前夕，十年来王秀清赖以为家的下水道井口突然出现一群制服笔挺的警察，其中一名警察放出笼子里的德国狼犬。于是，王秀清被发现了，并被关进狗笼带走。这一天结束了王秀清长达十年的“井底人”生涯，却也戏剧性地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当他的故事被媒体报道之后，他得到人们广泛的同情，北京某大学聘他当杂工，包三餐和宿舍——学校公寓的地下室。他还是住在地下，但跟没有暖气的下水道相比，已宛如天堂般舒适。

派屈克曾到王秀清的老家探访——他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离北京仅数十公里之遥的怀柔的山区，那是破败的村庄中一栋屋顶只有一人高的、墙壁上充满裂缝的、摇摇欲坠的小屋。王秀清的妻子抱歉地提醒客人，不要被四处出没的老鼠惊吓到了。派屈克感叹说：“王秀清在北京的日常与鼠人无异，但在他们遥岭村的家，称王的确实是这群真正的老鼠。”派屈克曾在战火连绵的阿富汗、塞拉利昂共和国、科特迪瓦、苏丹等“失败国家”采访，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被执政的共产党形容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在和平和发展时代的北京郊区，农民过的生活丝毫不比他去过的那些“失败国家”好多少——“党国不会顾惜像王秀清这样的国民，任由他们沦落贫困惨境，共产主义的理想已在追求财富的饥渴中渐渐枯竭。”而对于城市新兴中产阶级而言，对生活在他们高级公寓地下室的同胞毫无怜悯之心——一名海归的外企白领对派屈克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梦里当然不包括哪些肮脏、粗俗、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中国，“号召爱心人士为一群面临威胁的狗请命，比为这群受体制压榨的人发声来得容易多了”。

他们是鼠族，他们也是爱国者

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现场（维权人士独家提供）

《低端人口》一书不是城市版本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者不是一味渲染“低端人口”生活的惨状，并由此推演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者也没有像中国的某些老毛派和新左派学者那样，宣扬“穷人是好人”、“富人是坏人”的反资本主义的道德哲学。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发现并解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就这群“低端人口”而言，他们是鼠族，也是忠心不二的爱国者。

王秀清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却也深知不能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的政府不好。他对派屈克说：“讨论国家大事我可不在行。”在派屈克驱车载他回家的路上，经过雁栖湖高级住宅区——那是二零一四年中国为接待亚太经合会议的各国元首而修建的、美轮美奂的场馆和别墅，这里可以遥望长城。王秀清滔滔不绝地赞美这些建筑，认为这些建筑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形象——尽管这些建筑门口站着武装保安守卫，像他这样的“低端人口”永远不得其门而入。而在其一贫如洗的家中，小电视上方挂有一张毛主席肖像，王秀清崇拜毛，“毛主席那时候我们是穷，有时也难吃饱，但是大家处境几乎差不多”。他谴责现在的某些公务员利用权力发财，却又话锋一转：“我对我们领导人习近平十分有信心，他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把中国带向了一条正直稳当的道路。”而他的在班上成绩第一名、以后想当警察或老师的女儿也大大歌颂中国社会的团结友爱。王秀清没有拒绝派屈克的友谊，却跟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西方充满警惕：“邻国对我们领土的侵略野心，就真是个威胁。中国还不够强，它必须成为一个强盛大国，免得悲惨的历史重演。”

另一位居住在大楼地下室的清洁工老郑，有一次敲开派屈克的房门，充当了一回不速之客。派屈克为客人做了高级牛排等法国餐。没有想到老郑无福消受带血丝的牛排和红酒，刚吃完就跑到厕所里呕吐，这跟派屈克无福享受老郑希望款待他的拌面一样。老郑看到派屈克家的大屏幕电视，要求打开来看，还特别挑选正在播放的关于毛泽东的连续剧。派屈克问：“毛泽东是个好领导吗？”老郑回答说：“这是唯一可以算得上好领导的，他找回了我们中国的骄傲，寻求共同的利益。”

王秀清和老郑的语，确实是他们的心里话。这样的说法每天都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和报纸上，以及学校的教科书中，长此以往，已经成为中国人潜意识的一部分，他们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法国汉学家鲁林（Alain Roux）在其巨著《毛泽东传》中指出：“毛泽东认为贫困是革命的添加剂，痛苦是‘在白纸上写美丽的诗篇’。……作为专制者，毛泽东做出了很多可怕的行为，任何结果都无法为不人道的手段开脱。”但是，鲁林的书不可能在中国出版，更不可能被王秀清和老郑这样的“低端人口”读到。

中国的“低端人口”大都不认为他们的悲惨境况是共产党或中国现有体制造成的，他们毫无法国大革命前夕“无裤汉”们对国王和贵族阶层的愤怒与仇恨。受官方洗脑的宣传教育，他们认为罪魁祸首是西方国家，他们发泄心中不满的最为出格的举动，就是在官方默许甚至纵容的反日和反美活动中，砸烂路边日本产或美国产的私家车。中国人普遍丧失了“反抗的意志”，正如某中国高级官员所说，中国人是可以吃草的。于是，中国的崩溃遥遥无期。

那些万里挑一的、终于功成名就的“前鼠族” 

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现场（维权人士独家提供）

《低端人口》中也描述了几位从“低端”跃升“高端”的成功者的故事。中国社会阶层日渐固化，打破阶层分野越来越艰难——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例，一项关于生源的调查报告指出，三十年前，来自大城市与小城镇及乡村的学生的比例大致是各占百分之五十；三十年后，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九成比一成。但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冒险家的乐园”，也还是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使你麻雀变凤凰。当然，派屈克所讲述的绝非市面上流行的励志式的成功故事。

在派屈克笔下，三十五岁的相声大师曹云金的一身上下都极度夸张：身披鼹鼠灰的皮外套，金色的瑞士名表，华丽的意大利跑车，还有从寸步不离的美女助理。他在北京最高档的保利剧院的演出，一千五百个座位座无虚席，最前的座位的票价高达一千一百八十元人民币。当然，他能上央视的春晚演出，表明他的相声不仅对党国无害，而且是党国最好的精神麻醉品。曹云金原名曹亮，因师从郭德纲，加盟“德云社”，而改名曹云金。后来，师徒突然翻脸，郭德纲公开《德云社家谱》，表示“该清的清，该驱的驱。所谓的清理门户，是为了给好人们一个交代。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以忠正为本。留下艺名带走脸面，愿你们万里鹏程。从此江湖路远，不必再见。”以及“另有曾用云字名者二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为警效尤，夺回艺名逐出师门”，将曹亮逐出师门。

不过，曹云金还是坚持用这个新名字。他一般不愿对媒体讲述尚未发迹时的苦日子，在派屈克的不断追问下，他才说了一段唯一不幽默的话：“地下室的湿气是在让人无法忍受。我一直生病好不了。最难过的是皮肤，我整个上半身、背部都布满脓包，手脚、手臂总是长着廯，有时非得抓到流血。那时候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洗完衣服后怎么把它弄干。”但接下就是如同《人民日报》社论的官样说法：“跟美国或欧洲相比，中国是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现在的年轻人机会越来越多了，但人生就是一场战斗。”

另一位曾在地下室居住七年之久的画家张思永，当初为几百元人民币烦恼，如今每一幅画都可卖出几百万高价。他向派屈克表示，他绝不为市场而出卖灵魂，却又夸耀说，就连贾伯斯也收藏他的作品，他还秀出手机中跟各国名流的合影，以此显示他如今已经是上层社会之一员。

张思永昔日的画家朋友却称之为“如假包换的鼠辈”——“鼠辈”是比“鼠族”严重得多的评语，“鼠族”只是形容地位和处境低下，“鼠辈”却是直指人品的卑贱。果然，张思永很快告诉派屈克，他非常骄傲自己的作品能被中央党校选中送去展览，他十分乐于炫耀那枚印有镰刀和锤子的徽章。他也表示支持习近平号召文艺工作者下乡“再教育”的运动——习近平说，艺术家接受文艺“整风”运动，就能在接触乡土人民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文艺观”。但是，张思永又表示，他本人不需要下乡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因为他本来就是江西乡下的苦孩子，幼年丧父，由寡母养大，而且他本人从未与乡下断过联系。

从派屈克书中这些飞黄腾达的“前鼠族”的故事可以看出，数百万计“鼠族”都在这条成功的羊肠小道上夺命狂奔，跑到终点的只有寥寥无几的极少数。在中国，成功固然需要才华和韧性，更需要野心和狡诈，以及对各种潜规则和厚黑学烂熟于心、运用自如。中国太大了，在党国的盛宴上，只要能分到一点残羹冷炙，就可脑满肠肥、神采飞扬。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二零二零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承认，有超过六亿中国人月薪不足一千元人民币，连租房的钱都不够。换言之，中国有六亿人差不多属于“鼠族”或“低端人口”，占人口的接近一半左右。派屈克的书中所写的“鼠族”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每年还会有更多中国人加入到“鼠族”大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