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子：我们也许微力，但并非无力——纪念刘晓波离世三周年

1。刘晓波与日本、与我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消息传到日本，我正在大阪参加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的“怀德堂讲座”，子安先生问我是否知道刘晓波？我告诉子安先生，2007年3月，在北京的万圣书园，我同刘晓波见面的过程。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研究中国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一直关注被沉默、被遗忘的声音。后来同留日学人一道创办中日双语文学刊物 《蓝·BLUE》，主编日文部分，译编《海外流亡文学》、《中国地下文学》专辑。2006年出版了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日文版（集广舍）。那次我邀请集广舍老板川端先生等日本朋友一道去北京，廖亦武特意从四川赶来同我们见面，向我们介绍了刘晓波。

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时，我在老家湖南，患肺结核住院治疗。我母亲几乎每天来医院给我送炖的各种土方子营养汤，告诉我学生与市民运动状况。跟很多人一样，我知道刘晓波的名字是在八十年代后期，通过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选择性批评——与李泽厚的对话》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审美与人的自由》。六四之后，《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大批判文，后来印成小册子分发全国大专院校当作思想教育的材料。

批判文引用刘晓波的话：“我从回国后，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那时，对我们这些偏远的地方院校的师范生来说，出国留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好梦想，我们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想办法出国，他却从国外跑回来萤火虫扑火，真是不可思议。

在万圣书园，晓波同我们谈了整整一下午。书店刘老板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刘晓波的秦城监狱（位于北京昌平，中国著名的关押政治犯的监狱）的狱友，经历三年多牢狱生活之后，创办了这家书店，现在已经成为北京自由思想与自由知识的地标。

在书店里面那间亮着橘黄色温馨灯光的“醒客”咖啡屋，结巴子刘晓波从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谈到康有为、梁启超、孙文流亡日本，谈到支援中国新民主革命的日本志士，到当时的小泉政权；从他的家乡日治时代的“新京”（今天的长春），居民享受的煤气暖气到日本人留下的基础建设奠定了全国重工业基地，从七、八十年代中期自己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外来文化的洗礼，尤其是日本电影《望乡》、《追捕》、《生死恋》、《幸福的黄手帕》以及电视连续剧《阿信》、《血疑》、《排球女将》……，原来结巴子并不结。

那时刘晓波刚刚完成20万字的《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其中重要的一章是《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他批评中国走火入魔的反日民族主义“已经可悲到弱智的程度”；同时他也对日本政府的只谈“价格”，不谈“价值”的对华外交功利主义提出尖锐批评。

刘晓波说非常信任日本人的诚实。他举了其中一例：1992年，北海道大学的野泽俊敬教授根据《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为底本翻译出版了《现代中国知识人批评》（德间书店出版），但此时刘晓波出狱后回到大连的父母家中，外界没有他的消息。译者和出版社虽多方打听却找不到他的下落。若干年后刘晓波知道了这件事就委托朋友去德间出版社询问，出版社迅速将版税如数送到他手里，而且附带一份言辞恳切的道歉信。晓波说欧美的媒体常常未经同意翻译和出版他的文章，当然自己被封杀的声音能够由有心人翻译传到国外就已经非常感谢了，但是从未见过像日本人这样诚实和守信用。

“万圣谈话”期间，刘晓波与跟廖亦武鬼鬼祟祟跑出去抽烟，嘻嘻哈哈一阵，回来后一脸正经地拜托我翻译和出版他的书，说也许“墙外开花墙内香”。

六四之后， 刘晓波作为公民，在北京连暂住证都没有，是“黑户”；作为教师已经被剥夺讲台授课的权力；作为作家，除了香港、台湾、欧美等少数华文媒体之外，在内地已经完全被消音，被蒸发了。

我告诉他，在日本，中国文学只是极为小众出版，很难进入大众商业流通的渠道，遑论政论。即便有心人愿意义务翻译，出版社认同出版意义，哪怕非盈利地出版，版税肯定是清汤寡水。刘晓波说，没关系，跟老廖的书一样的条件就可以了，卖得出去的话再结算，主要想听到日本读者对自己写作的反馈。我非常理解对一个以保持独立思考写作为生命的个体而言，听不到任何读者的反馈之孤独。

1949年以后以革命的名义公然焚书、禁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罚以苦役，不计其数。大批知识人无家可归，张爱玲离开上海之后三十三年，到去世都再未踏上故土；文革期间，音乐家马思聪受尽凌辱，以偷渡的方式成功逃亡境外，并在美国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声明。六四之后，中国知识人更是成批流亡，不仅仅是专制制度不容忍自由文学，更是自由文学无法容忍丑陋的专制制度。而刘晓波明白为表述的自由，唯有流亡，但又深知“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之切肤之痛，放弃了逃亡，成为在自己祖国大地上的“失踪者”。

在日本，大东京“一括中心”，尤其在出版媒体方面，全国约四千多家出版社，其中三千六百多家麋集东京，以至于出版业被称为东京的“地方产业”，这是日本出版业的显著特征之一。东京-首都圈以外的城市，基本被称为“地方”，就像法国，似乎只有巴黎。在出版业方面，更是难以与东京抗衡。

而川端先生的出版社在九州的福冈。也就是“地方出版”社。一般“地方出版”社的出版大都局限于本地的历史挖掘与传承、乡土风情，观光指南或实用图书以及学习参考书。东京的“日贩”、“东贩”两大经销公司日益垄断全国图书的经销途径。

川端先生在六十年代年轻时像很多左翼知识人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陷入精神和价值的危机，痛恨社会的不公，追求自由平等的民权，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及文革的浪漫幻想与共鸣而加入“中国书店”。林彪摔死温都尔汗，六四时“人民解放军”对人民开枪，“中华大一统”旗号下对弱势民族的土地与文化的蚕食，种种“令人诅丧”的现实，他的心脏连中机枪；以后他开始重新反思与调整自己的“中国观”，在纸媒出版的困境中，仍然出版了很多有意义的书。曾耗时八年，翻译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大辞典》。以后，他的集广舍不囿于“地方出版”，成为中国研究出版的重镇之一，在几千家出版社林立的日本可以说独树一帜。王力雄、唯色、余杰、老村等很多独立作家的作品，通过他走向日本。 当即川端先生向刘晓波表示，先找大咖出版社，如讲谈社、文艺春秋、新潮社、岩波书店，如果大咖出版社不肯出版的话，自己一定尽力。

我还没有回到日本，刘晓波的“轰炸”已经先于我的脚踪炸满了我的邮箱， 以后，他每每发表文章就打包“轰炸”我。但那时我仍专注于学院式的文学研究，有一搭没一搭地回信，直到2008年12月他再度失去自由。

2。刘晓波的书在日本的出版状况

子安先生从集广舍的网页上读到年轻一代中国研究者及川淳子女史的关于《中国自由知识人》的连载，获得关于刘晓波的部分介绍，回到东京之后，立即同学术书店藤原书店联系。

一个电话，我匆匆上京。在西泰志编辑的努力下，我主持编译《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本书是中日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淳子除了翻译刘晓波的文章、《零八宪章》，以及部分签署者的《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还撰文介绍《关于刘晓波》，我则写了一万多字的《编者解说》，详细介绍了刘晓波从六四天安门运动到《零八宪章》的精神历程以及香港与六四、公民社会与六四的传承。

子安先生将在《代序：天安门事件与《零八宪章》作为一体的存在》中剖析日本以及自己：

隐蔽事件真相的不只有中国政府，还有日本政府，以日本政府为首，大部分的日本人对天安门没有出现死者这一中国政府的公布，一面心怀疑念，一面又恢复了与中国的交往。我自己也是如此。六四事件之后，我曾两度访问北京，伫立于天安门广场，我是否想起事件的死者呢？没有。或者说我自己逃避了回想这件事。不知不觉中，我也与中国政府同调，给内心的疑念作了一个了结。直到去年（2008年）12月，我在网上看到为未来民主中国公布的《零八宪章》 ，以及同时刘晓波被当局拘留的消息，我才知道，我心里的天安门事件并未了结。

中共恐惧的是，刘晓波背负着数不清的天安门死者的声音与支持《零八宪章》的生者的声音，并且将二者合一，即死者与生者的‘共斗’，因此，当局必须将刘晓波从‘共’的现场除灭。这不仅是为中国，也可以说是作为日本人的我言说六四事件，《零八宪章》这些词语是，是“其处”与“此处”的语言。当我在说关于刘晓波时，我在思考，在日本背负着死者的自己的抗争的方式。当今，日本的新首相在公开提倡东亚共同体。这果真是带给东亚的我们希望的共同体吗？……只有在亚洲的“此处”与“那处”，背负着死者的共同抗争，才能构筑亚洲的我们之间希望的共同体。

从那以后，子安先生提出“刘晓波，作为我们的问题”。

2009年藤原版的这本书成为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之后日本读者比较完整地了解刘晓波六四之后艰难的心路历程、思想与实践以及《零八宪章》意义的重要读本。

同年，子安先生与高桥顺一教授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研讨会，淳子和我都作为与谈人参加。

2011年，藤原书店在其综合学术季刊冬季号上推出《中国民主化与刘晓波专辑》，除了日本学者以及媒体人的文章之外，翻译了刘霞的诗歌；丁子霖、蒋培坤、余杰、徐友渔、王力雄、张博树等人的文章。

后来集结成书《“我没有敌人”的思想——中国民主化抗争二十余年》 ，书腰上话：

日中关系的未来在民间！真正的‘日中友好’是什么？‘刘晓波’是我们的问题。忘却天安门事件，是‘日中友好’吗？为什么‘亲中’就不能批评中国的现行体制呢？长久以来的“亲中VS反中”这种僵硬的二元对立思考方式囚禁了我们的对中认识，同样体现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问题上。“天安门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零八宪章》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近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拷问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与对于邻国国民的应有姿势。

2011年1月藤原书店在其综合学术季刊推出《中国民主化与刘晓波专辑》（2011年冬季号）。横泽泰夫翻译的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和《我的自辩》，余杰的《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刘燕子翻译的丁子霖和蒋培坤的《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相识》和刘霞的《风-给晓波》等4首诗歌，刘霞的《美国笔会颁发自由写作奖给刘晓波-我的答谢辞》。及川淳子翻译的中国知识人《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徐有渔的《关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思考》，李锐、胡绩伟等老干部，老知识人共同发布的《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

5月20日在《专辑》的基础上增加了刘霞的《给日本读者》、王力雄在“真理之光”授奖仪式上的致谢词,杜光的《零八宪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张树博的《论敌对思维》等文。

本书收录了日本良知知识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媒体人的重要文章。

自由写作者、中国公民运动关注人麻生晴一郎两篇：1《与刘晓波的最后一面》记录了2008年10月的访谈中刘晓波对日本的期待：”日本政府应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民主化和人权问题，对中国政府轻视人权的行为，应持批评态度”。2 《刘晓波的获奖与中国公民社会的走向》。

刘燕子三篇：1《刘晓波是谁？于我们自身的诘问》、2《刘晓波的诗歌与“生存的美学》。3《希望在民间——作为人活着必须付出的代价》。后者介绍了中国大陆悄然兴起的沙龙读书热；成都秋雨之福家庭教会；尤其是贵州的人权研讨会以及“站在鸡蛋一边”的八〇后诗人王藏的诗歌和诗学实践。介绍了冉云飞的写作和“知行一致，有言必行“的实践以及为“茉莉花革命”写作的《我们“饭醉”，我们献花》。

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在《高墙中的刘晓波与村上春树的破碎的鸡蛋》中介绍了村上的一篇重要旅行记《远方的大鼓》。在这篇文章中村上记述了1989年6月6日在希腊旅行时，偶尔在机场买到报纸看到天安门事件时的心情：“关于北京的这则消息，真是越读越令人心情沉郁。如果我20岁，又是个学生，在北京，就是我，也会在那现场。我想象着那种状况，想象着朝这边飞来的自动步枪的子弹，想象着那子弹吞噬我的肉体，想象着骨头粉碎的感触，想象着撕裂的空气的‘龇”的声音，接着想象悄然浸入的一片漆黑”。

台湾在10年前出版了赖明珠的译本，中国大陆的村上热中却唯独没有此篇的中文翻译。

及川淳子在《“我没有敌人”的思想与行动——“体制外”非“反体制”》中，论述了刘晓波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致力于建设一个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通过改变民间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怯懦的，甘于奴役的生活方式，来致力于独立扩张公民社会、超越体制内与反体制的单纯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同时，强调了刘晓波作为公共知识人，独立知识人，自由知识人的个人立场。

《朝日新闻》记者峰村健司在《获奖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么-来自北京的现场报告》中记录了“犯人妻子”刘霞的心声：“自由比获奖更重要”。

《东京新闻》记者清水美和的《刘晓波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语说：“狱中坚持抗争的刘晓波的存在，对何时出现开明的政治领导来引导政治改革抱有幻想的中国人，正是诀别之际了”。

横泽泰夫教授在《刘晓波与赵紫阳-近似的政治改革论》中比较了二者的渐进政治改革的共同点–相“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的改革互为作用与互为完善的特征。

《读卖新闻》记者藤野彰在《分化的中国——“党天下”会崩溃么？》中介绍了颁奖之后到北京与茅于轼先生的交谈。茅先生磊落而大方的态度，一贯的独立自由的品格给藤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朝日新闻》记者林望在《日本政府对中国民主化的对应-支持民主化运动的公费留学生的受难》中，介绍了支持1989年声援民主化运动的留学生，流亡的维吾尔人等对高举民主自由旗帜而实现经济成长的日本，都曾经怀抱很大的期待，但，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使得他们的理想幻灭，而且为此不得已离开日本。林文指出，日本人在重视技术、环境、安全等价值的同时，应该重视已有框架和经验的民主法制的价值。刘晓波的获奖和中国民主化的问题，日本人应以此为契机，作为自己的问题来思考。

时事通讯社记者而城山英己在《官与民的博弈——和谐模式崩溃之后怎样》中，指出“中国模式”的盲点，即牺牲人民利益、建立在社会的不公正和贫富悬殊之上的的“正统性”。官权对民权意识的危机和紧张感导致政治改革呢，还是继续以“维稳”来蒙混、压迫人民呢？城山最后借用幕府末期志士高杉晋的故事来提醒世人。鸦片战争以后高杉到上海，耳闻目睹了“繁盛”背后的帝国的衰微，由此引起了强烈的危机感，“今天的上海，就是明天的日本”，高杉回到日本后立即站到攘夷与倒幕的最前沿，成为明治维新的端绪。

加藤青延为NHK的论说委员。亲历1989年从胡耀邦去世，到戒严令的颁发，到武力镇压的全过程。加藤在《天安门广场三小时的空白与刘晓波》中提出四点：

第一：日本及西方诸国用“天安门事件”来概括这场流血运动，不如中国的“六四事件、六四屠杀”来得准确。因为坦克和开枪不在天安门中心。汉语中很多事件用数字表记，既能表示时间，又能表达事态。第二：可疑的空白的三小时；指的是1989年6月4日拂晓的两点到五点。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所有的外媒都被撤离到北京饭店。加藤目睹刘晓波手持话筒和其他君子竭力劝说学生和市民和平撤退的过程。唯一留在广场中心部的西班牙电视台纪录了刘晓波朝纪念碑白玉栏杆砸步枪的镜头。如果不是刘晓波和侯德健等人的努力，无疑，天安门广场会发生流血惨案。但，这三个小时的“清场”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

第三：对“挡坦克青年”的疑惑。6月5日，北京饭店所有外媒聚焦于一位两手提着白布袋，勇敢地挡坦克青年。这时的坦克，不是一辆，而是一列。先头的坦克向右转，青年就向右去挡，尽管长安街几十米宽阔的街道，后面的坦克队伍完全可以超越前头的从旁边前进，然坦克队伍却似乎很听青年指挥。在如此紧迫之际，从来没有看到过提布袋的市民和学生，而且，手提布袋，也不利于阻挡坦克。这位突然出来阻挡坦克的英雄实在太不自然，因为北京饭店正是外媒聚焦的最好地点。现在这位“英雄”在哪里呢？真相都在历史之谜中。莫非是当局“坦克没有碾死人”最好的宣传？

第四：事件之后当局出版的《刘晓波-其人其事》意在批判刘反动思想，可是，由于里面收录了不少刘的原文，仔细阅读，反倒可以读出刘的思想和诉求。从天安门事件后到《零八宪章》的今天，水面下人们以不同的形式在支持，在脉脉相传刘晓波的思想和诉求。

矢吹晋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早在1989年9月即出版三卷《中国危机》，1990年”六四”一周年即出版《天安门事件真相》上下两册。这5本详尽的历史资料至今成为日本研究天安门事件的重要文献。矢吹晋的《对历史负责的刘晓波》中提到刘晓波的两个对历史负责：

1，戒严部队在从四方向广场开进的过程中，西线、南线都发生了伤亡，而在广场，由于绝食四君子的基于非暴力主义的冷静的判断以及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呼吁，广场学生和市民撤退时未流血。刘晓波曾经以犀利而尖锐的笔锋批评中国知识人种种软骨和劣根性，而他自己在历史的关头，选择了知行合一。

2，与事件之后为“选择道德的美名而放弃事实的尊重”的“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夸张相对比，刘晓波选择了事实的真相的陈述。

天安门事件为刘晓波的原点。但，获奖之后，日本对刘晓波的种种评论之中，部分议论不看他在天安门事件中两个“对历史负责”的诚实的大局行动和“火中取栗”的勇敢精神，就以刘晓波的只言片语和他周围的局部当作全貌，实在不可思议。他对屈服于政治权力的中国知识人的批评，也许正是他选择不同人生的决断。刘晓波的专业原为中国文学研究，并非单纯的崇拜西欧文化的狂热分子，他的对中国知识人的批评，正是他切入中国历史中政治与文学，从知识人对权势的抗争和屈从的视点上展开，尤其着重于对中共当局统治下的知识人的生存方式的批评。刘晓波被谩骂为“狂人”，“狂犬”，究竟被辱骂者为“狂人”呢，还是开骂一方的当局为“狂人”呢，自有历史公正的审判。刘晓波的精神在于：在历史的法庭前面，保持诚实。

但是，矢吹晋不认为获奖在目前对中国民主化会有直接贡献，甚至当局将以此为严厉镇压的口实。一粒菜种已经播下，不久将会发芽，结出果实。然而，将发出怎样的芽，结出怎样的果实呢？具体的展望还看不见。将刘晓波投入监狱的这个政权的腐败日益加深。《零八宪章》的签名者和赞同者成千上万，而被起诉的只有刘晓波一人。如同日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当局只判首犯死刑一样“杀鸡儆猴”。

“腐败的高度成长”远远超过“经济的高度成长”，没有工会为提高工资的斗争的高度成长，只能招致劳动分配率急剧低下，招致劳工的怨声与义愤，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已充斥巷间坊尾；当局对被掠夺土地的农民；对西藏等少数民族；对艾滋病的受害者；对毒奶粉的受害者；对为家庭教会、为法轮功进行法律辩护的人权律师的镇压，比对刘晓波们的知识人运动的镇压要严酷得多。

谁来推翻这个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打倒这个政权的组织，它不会自然而然地倒下？中共已处于适合被打倒的堕落的边缘了，而足以与其抗衡的势力眼下尚不存在。腐败在深化，却看不到颠覆的势力，看不到其崩溃之后承受的“托盘”，这也许正是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悲剧吧。

在本期专辑中，子安宣邦再次提出《刘晓波：作为我们的问题—重读〈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子安先生的要点是：

第一：日本的媒体忘却刘晓波只是时间的早晚吗？

首先子安提出“刘晓波问题与日本的媒体”的问题。刘晓波在论述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时，认为互联网将成为民间自立的声音的连带，批评的民意将形成的最有力的民间力量。刘晓波的问题，也提出了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对当代中国认识本身批评的再检视的问题。

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极为敏感的日本，也许，忘记和搁置刘晓波以及《零八宪章》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了。

第二：“文革“是二十世纪权权主义最后、最凄惨的事件。

刘晓波获奖之前的9月26日，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召开。去年年末，北京中级法院宣布刘晓波11年刑期时，在日本较早发出《立即释放声明》的是日本笔会。子安在早稻田大学的“思考集会”上说：“这一抗议来自于对这一问题几乎没有反应的日本言论人，因此《声明》尤其重要。然而，这个《抗议声明》是来自于国际笔会的请求呢，还是日本笔会的自主行动呢，我不知道”。

第三：“文革”后刘晓波的批评指向于容许了暴政的中国社会的“弱者”的知识人。 

所谓“弱者”，屈服于权势者，成为容许专制的土壤，被统治者怀柔，并被作为手足被役使的茅厕。刘晓波在此指出中国民众是弱者，但他们并非生活的弱者。对权势的压迫既无抗争力，又无抗争意志的茅厕性的人才是弱者。刘晓波对中国知识人批评，是对漫长的文化传统中迎合专制权力的弱者的知识人的历史性的批评。刘晓波对“文革”结束后知识人以受难者的面孔恢复丧失的权力和地位这一姿态难以宽许。毛泽东这一历史的专制统治者打制造息息相关。刘晓波对知识人的自我批评，正是作为中国知识人初次的彻底的自我批评。

第四：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真相。

1989年6月4日拂晓，刘晓波们竭尽全力说服学生和市民撤退，避免了日渐逼近的天安门广场最凄惨的事态发生。这证明在对当权者的武力镇压面前，学生和市民的和平的民主的要求是正确的。当时在广场的日本记者证言：“与广场外的悲惨相比，广场，最少在纪念碑周围，没有发生流血事件”。重读刘晓波的“向马力先生推荐《寻访六四受难者”》可知：“六四之夜还在天安门广场的4000学生的生命，是用主动撤离换来的。因为，出面与我们谈判的清场指挥官季星国大校说得非常清楚：戒严部队接到的是死命令，在天亮前不惜一切代价清场。如若不是学生们主动撤离，结果必然是大量学生死在清场的枪口下和坦克履带下。”

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戒严部队毫不犹豫武力镇压的决心。广场学生的撤退，并不能阻挡戒严部队武力镇压的铁腕。事实上，在包围广场过程中，戒严部队已经向学生和市民动用武力。刘晓波还举出了在西单六部口坦克冲向撤退学生队伍，躲避不及者，被坦克碾压的事实。戒严部队确实屠杀了学生和市民。他们从广场撤退，决不因此否认戒严部队屠杀人民的事实。

天安门事件的屠杀真相被当局隐瞒。屠杀者隐瞒或否定事实，被屠杀者见证屠杀却无法发出声音。屠杀者连他们的遗体都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那么，谁在究明真相呢？是那些受难者的母亲们。也就是“天安门的母亲们，她们在极为困难，甚至招致人身危险的情况之下收集着“六四”受难者的名单和证言，2003年她们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公开信。

1991年1月刘晓波从秦城监狱出狱，他作为天安门的幸存者，身负死者亡灵的痛苦出狱。出狱后，他与那些母亲们站在了一起。作为幸存者的刘晓波虽然活下来，然而，活下来的本身就是他内心的负疚。尚且，他在狱中背叛了自己的心灵。他背负着双重的负罪感而活着。六四，是记忆的针尖刺痛在他体内，也是二十世纪的战争和暴力时代幸存者我们心中铭刻的记忆。他的《六四，一座坟墓》也必须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在共产党政权下，“天安门母亲”们的存在和持之以恒的行动，真是一个奇迹。这个被称为奇迹的坚持不懈的活动，正是中国朝向未来踏出的重大一步。

中共掌握政权以来，由于一党独裁和专制统治者指导的错误以及无数次的党内权力斗争、政治和政策的失败，常常给人民带来大规模的灾难，造成无数的受难者。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死难的国民数千万，这些受迫害者、牺牲者，在政变后即使被恢复名誉和平反，这些死难者也不过是被白白地放置于历史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不过是白白送掉性命．只有“天安门母亲”们，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次要求究明家人被害真相，这种追究个别事例的真相，基于法定程序的的行动，正是受难者的母亲们、妻子们作为一位公民向政府要求的权利。

第五：中国的民主化，正是中国人民成为真正的公民之时。

天安门母亲们踏出的这一步告诉我们，它在当代中国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子安在此瞩目“公民”这一字眼时，重读《零八宪章》，明白这是中国人民的公民的主张。诚如《我们的基本主张》所言：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这里说的”公民精神、公民权利“相当于日语中的”市民精神、市民权利“，也许后者便于日本读者理解，这里的”公民、市民citizen“不是从上赐予的，有名无实的，屈服上头权力的“民”，而是《零八宪章》的真正的公民，公民精神，公民权利。子安这样来理解高瑜的《公民刘晓波》一文。

刘晓波通过天安门事件，通过公民的天安门母亲们代表的民间活动，看到了这正是通向中国未来的活路与希望，背负天安门事件双重负罪感的幸存者刘晓波，因此获得新生。

子安先生的最后三点附言：

第一：刘晓波们的民主化运动，为真正的“公民权运动”。如《零八宪章》提出的：“公民，应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公”。，将《零八宪章》及其理性的推动者，视为煽动国家颠覆的犯罪者的中国当局的非理性的暴力性一目了然。将此作为反国家的犯罪，实际上当局自己用自己的手遮避了通向中国未来的活路。我本人并非反中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从中国思想那里受益匪浅的思想史研究者。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将刘晓波投入监狱是大错特错。

第二：中国的公民诉求的民间运动，在都会、农村、工厂此起彼伏。

第三：中国的这类“公民权运动”，或者说民主化运动，应当从二十一世纪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的运动中来审视。中国的民主变革并非意味着一国的变革。中国在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和招致国际批评之后，仍将刘晓波囚禁在监这一事态毫无改变，正说明，以日本为首的诸国不希望动摇与经济大国中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因此，中国才敢于这样。这其实是相互欺瞒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你骗我，我哄你相互依存的虚伪的国家关系，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战略性互惠利益关系。

只有中国民主化，才能本质性地解决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国民主化，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包括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解，必须由和平转换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就是中国实现和平。和平的中国是东亚和平的最大基盘。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我们应当知道，为中国的和平，东亚的和平，都不能将刘晓波囚于狱中，我们还应当知道，我们要求中国政府迅速释放刘晓波，不是维持那种虚伪的关系，而是缔造真正的日中关系。这，也是改变我们自己虚有其表的民主的契机。

2011年4月日本花传社出版了《刘晓波与中国民主化的走向》。

该书由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矢吹晋、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加藤哲郎、及川淳子合著。该书分作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矢吹晋与加藤哲郎的对谈。从刘晓波的思想与轨迹到获诺奖的意义，到中国民主化的走向；以及无人权的大国—如何看中国的发展；封杀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的结果；和谐社会的现实—劳动分配率的激烈变化；为何至今中国没有发生民主化的激变；变化中的中国；日本从美国一边倒转向中国一边倒的时代吗？等围绕这些问题二学者展开畅所欲言的对谈。

第二部分：刘晓波的自辩与判决。从一审到终审的判决书全文和律师的辩护词翻译。

第三部分：为何刘晓波被起诉颠覆国家政权煽动罪？—判决刘晓波罪状的六篇文章，以及《零八宪章》全文翻译。对刘晓波定罪的真相一目了然。

矢吹晋在该书中说：“十分遗憾的是，对刘晓波的思想和行动共鸣和支持的日本良知派，对他的真实情况不大了解。只有更加理解刘晓波的实际行动，日中的知识人才能加深相互的理解”。

本书矢吹晋撰写《中共党员的年龄构成》、《从入党时期看党员的构成》；（可见被拜金主义彻底污染的年轻人也通过入党可以分得一杯甜羹而被中共开始利用），《律师资格更新危险的律师名单》、《西藏政治犯》、《乌鲁木齐事件判刑者》等表格，为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提供了图表实证。

矢吹晋在与藤野彰出版《客家与中国革命—看多元国家的视点》(东方书店)，此书为研究从中共历史上消失的客家社会到“返回联邦国家的初心”的重要文本。正如矢吹所言：“至今为止，中国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为名的中华民族主义为依据，勉勉强强维持着“团结”。但是,“团结”的背后是对少数派的压迫，这不仅对少数民族如此，对汉民族内部的少数派也同样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关键词“隐蔽客家”。

本书还值得一读的是该出版社的平田胜社长的《后记》。这是一位日本左翼知识人艰难的心路历程,以及如何与刘晓波思想和实践感到共鸣的剖白。

平田曾经是1965年第一次中日青年交流大会时东京大学中央委员会议长，对胡耀邦、胡启立等忠诚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和今天蔓延的拜金主义、腐化堕落成为鲜明的对比.

在《后记》中平田社长叙述了自己的履历：

念十六岁高中一年级时，阅读了从老师手里获得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受到强烈的冲击，就是这两本书，对自己人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或许是那个时代的空气吧，进入大学以后决心立即付诸于“实践”，投身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1960年“安保”运动这一年，目击国会周围的示威游行运动后，连日参加了大学生的游行，6月15日桦美智子（东京大学学生，1960年全学联主流派反安保斗争中牺牲）死亡的这一天，我也亲身体验了冲击国会的斗争。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自己决意参加的学生运动。扳指一算，从进入大学到“东大纷争”终结，整整八年我都搞学运。虽然学生宿舍里我参加了“中国研究会”，第二外语也是汉语，但是八年中我老老实实去上课恐怕十次都没有。我的学生生活就是专致于学运、共产党民青的运动。当然，学问是一样都没有学到。六十年代是那种热情的政治时代，我对自己的这种人生，青春无悔。是忠实于时代和忠实于自己热情努力的结果。

当时的大多数的学运参加者都读过中国的革命文学，特别是《红岩》、前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满怀“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党、为民青而奋斗，我们都以对中国革命文学与自己的人生直接联系在一起而感到共鸣的心情来拜读这些文学。六十年代终结后四十余年。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自己的种种体验，直面这些问题时，再次思考自己“实践”的学生时代和人生会有新的感受。

此时遭遇到刘晓波。在了解刘晓波的思想时自己感到的“问题点”也鲜明地浮现出来。

刘晓波提出的知识人的存在方式，不仅是中国知识人的问题，也是日本知识人的问题。

平田在《后记》中批评学问、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政党，指出日本的学界标榜以知识人的独立、学问的自由和追寻真理，实际上自觉地回避中国当局定性为“犯罪者”的刘晓波的问题，唯恐被说成“反中国”。其中极端的一例就是日本某刊物打算出版《刘晓波与中国民主化问题》专辑，邀请日本良识派知识人代表撰写文章，不仅没有一位撰写，甚至那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要求编辑部将自己的名字从“预定执笔者”名单上划掉。

《后记》的最后平田说：

中国的民主化以怎样的方式实现，我不知道。本书也在强调中国的民主化不是那么简单地就能实现。但显而易见，中国的政治改革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成功之日，成为民主的政治大国时，正是东亚建筑和平的共同体关系的条件具备之时，是这数百年来不断发生的侵略与战争，掠夺与人权压制、环境破坏的历史打上休止符之时；是发源于西洋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东亚初次真正开花的环境具备之时。

以我有生之年，继续着我的“未竟之梦”并为之努力。

关于刘晓波与刘霞的诗歌方面：

2010年11月，我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颤栗的抒情与恸哭的诗歌》评论，介绍刘晓波的诗与其生存美学—来自坟墓的诉说：
“尽管十二年过去了，但那个被刺刀挑起血腥的黎明仍像刺刀尖一样，扎进我的双眼。从此以后，我看到的一切都带着血污，乃至于我写下的每个字的每一笔，皆来自坟墓中亡灵的倾诉”，（给刘霞的《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

九州的另外一家文艺出版社书肆侃侃房的老板、诗人田岛安江女史看到后找到刘晓波和刘霞的诗歌，与人合译他们夫妇的诗集《牢里的小耗子》。

晓波去世之后，我现在《三田文学》的秋季号上翻译与论说了夫妇二人的诗歌以及作为诗学、美学的意义。后来与田岛女史合译并出版了刘晓波诗文集《只身面对大海》，收录了自1990年到2008年5月每年悼亡天安门受难者的诗歌以及散文诗《只身面对大海》，刘霞的诗集《毒药》。

2019年，天安门流血事件三十年祭，我与及川淳子一起合作出版《用零八宪章学习教养中文》时，台湾的播音员义务帮助朗读录音，使得本书成为一本既能学习中文，更能了解同时代的中国历史与公民运动践行现场的课，现在成为部分大学法学系学生的教材。。

此外，余杰的《刘晓波传》由我主编，与日本研究者合译日文版中余杰写了《给日本读者：从中国的刘晓波到东亚的刘晓波》，介绍了刘晓波的日本观。我则写就刘晓波狱死后的情况写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东京的小学馆出版了及川淳子以刘晓波的朋友和爱人为原型创作的《11封信——刘晓波至情书简》（中文版将由台湾秀威出版社出版）。

所有的这些关于刘晓波的书籍，在日本读书界与媒体界得到好评。除了读书界专业报纸的《图书新闻》《周刊读书人》之外，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全国性五大新闻都有专家的书评。

2013年，大赦国际日本分部在东京与京都分别举办了刘霞的摄影展，并出版她的摄影集《沉默的力量》。

自2011年3月我邀请王力雄先生访问日本以来，一直不定期地主持个人沙龙，参加者有日本学者、媒体、市民，大学生。沙龙几乎每年主持办刘晓波与六四的纪念音乐会、朗诵会。

4。我们也许微力，但并非无力

这些年，我的朋友们，或狱死，或流亡；或正在流亡的路上；或因为有损“伟、光、正”的光辉形象，不允许出境，或被吊销户口，成为在自己祖国的流亡者。

而日本学者，只要关注中国底层百姓的基本人权、公民运动、图博特（西藏）或者东土（新疆）问题，要么不被允许进入中国，要么在中国遭到麻烦。

2019年，国立北海道大学的一名研究中日现代史的教授受中国社科院的邀请去北京，在旅馆被带走、拘留的消息震惊日本，尤其是日本中国问题研究界。该教授就在前一年还应中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邀请，在近代史研究所做过研究报告，大陆还出版过他的论文。他并非“右翼、保守”派的学者，也不是“嫌中”、“反中”人士，他只是一名老实的学者。

尽管自2014年中国政府颁布《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以来，已经有十几名日本人被拘留或被判刑，大都是公司职员，也有“中日友好协会”的人。前后也有在日华人学者的“失踪”。，只是未能引起媒体与企业的重视，也没有企业与学界的沟通。

而这次，日本中国研究界的学者们终于发出抗议中国政治干涉学术自由的声音。

也就是说，在自由民主国家的日本，以普世价值和客观公正研究近现代中国，正在成为“高危”作业，同样必须自我审查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了。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踏入“敏感”区域，重者被扣上“间谍罪”，轻者不允许入境，田野调查和实地访问无法完成，学术生命意味着终结。

尽管我出国多年，但我的老父母仍在故乡，成为我的牵挂；而在日本，关注言论自由，尊重人权，弱小民族的权益，很容易被贴上“右翼”或者“左翼”的标签，研究与写作只是孤立无援中孜孜前行。当我感到无力与哭泣的时候，淳子总是寄来一页美丽字迹的信笺，“燕姐，我们也许微力，但并非无力”，外加一盒美味精致的点心。

深谢这些日本朋友，他们当中已经有人病逝，也有人从各地风车仆仆专程赶来参加纪念活动，感谢他们同我们一起，在泥泞的路上，吹同样风，淋同样雨，与我们在这个时代“一期一会”，由此，我们更懂得邻人的意义，朋友的意义。

晓波，13年前你交给我的重托，还在路上。

2020年3月11日
世界卫生组织（WH0）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global pandemic）

刘燕子——旅日华裔中日双语作家，大学兼职讲师，教育学与文学硕士，博士班在读。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