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但维权家属仍然面临着重重监控和打压。10月19日，张海分别向武汉市、湖北省两级政府邮寄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为瞒报、谎报确诊、死亡、疑似病 的公职 员姓名及职务”方面的信息。
“武汉市长周先旺应该对瞒报承担责任，瞒报就是一个犯罪行为。我认定他就是一个犯罪分子，一个杀人犯。他目前为止还是武汉市市长。同时他之前在武汉成立两个工作组，调查我。一个犯罪分子，反而调查我一个追责的人？”
张海告诉本台，“他们在深圳、武汉两边调查我，在什么地方买社保、银行卡里有多少钱，用放大镜来查我这个人，希望能找到突破口，逼迫我放弃。”
这是他第五次向中国当局提交控告或申请材料，之前的每一次都石沉大海，等待他的只有警察无尽的骚扰和各级法院视若无睹的冷漠，他们好像要用行动让张海明白，问责求偿都是徒劳，你们命如蝼蚁、无人埋单。
6月10日，张海将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列为共同被告，向武汉市中级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法院确认被告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对公众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违法；公开登报道歉；赔款近两百万元；并就被告隶属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和渎职等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6月24日，他向湖北省和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邮寄了法院监督申请书，要求其督促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办案。
8月12日，他把四份起诉状寄往湖北省高级法院。8月17日，他联合其他受害者家属联合再次递交法院监督申请书。
湖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叶志强在《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上称赞中国抗疫，“问责规模空前、力度空前”。他列举出，从疫情发生截至4月中旬，湖北省处分疫情防控中失职失责党员、干部三千多人，其中厅局级十多人，县处级一百多人。
但是，张海认为，中国政府选择性披露官员信息，并未完全公布最终有哪些官员、具体犯了什么罪行、承担了什么法律责任。他从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官场“疫情问责”观察 免职是什么样的问责手段？》中得知，1月30日，湖北省纪委就疫情防控追责发出通知，明确了五种需从重从快查处的情形，其中一种就是对瞒报、谎报疫情的官员，予以撤职乃至开除党籍、公职处分。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合作律师陆妙卿律师指出，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但武汉政府有可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十六条为由，拒绝公开“内部事务信息“。
“政府有可能以’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作为挡箭牌而不予公开，但内部事务信息是‘可以不予公开’而不是‘不得公开’，” 陆妙卿说，“比较公平的做法是，公开哪些人因为疫情被问责，问责理由是什么，有一些具体行为。被问责的官员也需要途径申诉。公民也需要一个监督的信息来源。”
自今年二月以来，张海连接失去了五个微博帐号，微信和电话皆被严密监控。他为父亲所做的维权工作，他对其他死难者家属死磕到底的呼唤，全部被当局限缩在一个真空的泡泡里，那里面只有他自己，不断吼叫却没有回声，欲声张正义却孤立无援。
张海身边的新冠家属团，从三月份的六七十个，变为如今的不到五个人。他们曾经打算和张海并肩战斗、找政府讨回一个公道，现在一个个离去，或沉默或消失。
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10月19日，中国累计病亡4634例，武汉市累计死亡3869例。据本台早前报道，从殡仪馆骨灰盒推测，武汉病亡人数就超过四万。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杨占青告诉本台，律师团成立以来收到四五十个问询，但最终递交诉状的只有五个人，分别是疫情中失去父亲的张海、徐敏和赵蕾，失去儿子的钟汉能和失去女儿的杨敏。
不仅家属维权承担风险，杨占青在此次新冠诉讼中承担了大量协调律师和给受害者提供咨询的工作，他本人被大批华文媒体诬蔑为反华小丑。
就在上周，他七十多岁的父亲工作了四年多的单位命令其离职。第二天，姑姑又被河南南阳的警察传唤威胁，说杨占青是国家认定的汉奸，会株连一家几代人，包括孙子考大学。
曾经接受本台采访、誓言“母亲不能白死”的丁先生很快被叫去做笔录，禁止向外界发声。曾在官员监视下领走父亲骨灰的刘沛恩向《纽约时报》诉苦，警察随后上门警告，并以女儿的前途作为要挟。“哭泣的亡魂”杨敏在疫情中痛失24岁的独生女田雨曦，她5月走上街头，手持女儿遗照，身背“冤”字，为此遭到软禁和暴力推搡。
和张海一样，杨敏在9月29日接到了法院不予立案的电话，她在微博上疾呼，“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事实这么明显的事情，向社区、向行政机关申诉得不到解决，向法院递诉讼不予立案，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凶手得到严惩，我该找谁说理，老天爷能睁眼看看吗！”
陆妙卿律师认为，法院可以驳回申请，但是不能不予理睬，“张海他们的行政诉讼是非常合理合法的，法院必须要给受理回执，即使是不予受理，也要给不予受理的通知书。法院自己是明显的违背法律。这是非常荒谬的。”
10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深圳出席经济特区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张海带上写给他的公开信，赶到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两人当时仅隔了一百多米，但是几道铁栏杆构成的封锁线和便衣警察让他不得入内。
“有双翅膀就好了，那我就可以飞过去了。习主席在很多场合都说，要以人民的福祉为奋斗目标。谁是人民？我就是人民，包括我的父亲这些受害者。我要向他当面控诉，这些很可怕的历史和对我们家属的打压。我去见他，我有底气。”
他的父亲张立发是一名曾参与核试验研究工作的退役军人，今年一月份到武汉治疗骨折却意外感染新冠病毒，在短短十五天内离世。张海不愿意在官员陪同下领取骨灰，父亲的骨灰瓮至今停放在武汉殡仪馆无法安葬。
张海成为中国就疫情索赔、状告政府的第一人，今年八月回武汉会见其他家属的时候，一位朋友向他透露，“三个国保今天来秘密调取小区监控，你赶紧回广东，他们会制造车祸、让你无声无息的消失。”回到深圳，张海多次被叫到派出所做笔录，他不敢联络任何亲友，走到哪都要小心翼翼地检查手机定位是否关闭。
“张海这种人已经是非常理性了，持续不断地想从法律途径寻求一个公平，或者一个说法。你至少要给他一个说理的地方。政府是在把人逼到绝处，把路堵死了，让这些人怎么办？” 陆妙卿说，“个人跟公权力对抗的代价是巨大的，可能会失去工作、朋友，甚至进监狱。但他们只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亲人死的冤不冤。”
父亲去世近九个月后，张海时不时会梦到他。梦里的张立发在欢快地吃东西，去世前他已身患老年痴呆，总是像孩子一样不知饥饱。然后张海就惊醒过来，他翻看着手机里遗留的影像，父亲死之前带着呼吸罩，张大嘴巴吸氧，瞳孔扩散，双颊干枯，就像是一条被冲上浅滩的濒死的鱼。
张海试图伸手去合上他的下巴，听到他生前最后一句话，“儿子，爸爸我不想死。你求求医生，救救我。”
“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忘记。坚决追责到底。” 张海说。
文章来源：RFA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