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斌：我的民运二十年（之六）：秦城监狱的生活图景

秦城监狱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但它却远非陈卫以前所描绘的那样浪漫，二十年来我曾被当局关押进过许多地方，在我看来，秦城监狱的生活是最艰苦的。

秦城监狱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助修建的，因此它的建筑完全是苏式建筑，高大威猛且十分坚固，让人自然产生敬畏、压抑和绝望的情绪。就拿它的墙来说吧，竟然厚达八十公分，据说墙中还有很多钢条。每个监舍的铁门也十分厚重，每根钢条的直径至少有三公分宽，何况铁门外面还有一道厚重而结实的木门。一个人被关进这样的一个屋子里，他很快就会安静踏实下来，他将再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使是最大胆狡猾的囚犯也会自动放弃逃跑的念头。这是一个真正没有任何自由的地方，甚至连墙上的两个窗户也与我们平常所见的窗户设计得完全不一样，它不能平推着打开，而只能从上往下打开四十五度，除了一小片天空，我们根本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就像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人关在井里一样。每个监舍大概有二十个平方，完全合乎伏契克所说的“从门到窗户是七步，从窗户到门也是七步”的标准。但是伏契克是一个人被关进这样的一个房间，而秦城监狱的每个监舍却竟然关押着二十多个囚犯，所以我们连伏契克那种可以在房间散步的自由也没有了。难怪有个牢头没事的时候就会大声吼道：“让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让狗爬出的洞敞开着，爬出来吧，给尔自由！”

不过，虽然秦城监狱是五十年代修建的老建筑，但是每个监舍都有一个厕所，不像有些监狱到了晚上只有使用马桶。厕所的墙壁上和监舍的木门一样都有一个“猫眼”，管教干部可以通过它看到号里的所有情况。到了夏天，由于监舍太小且空气不够流畅，厕所的湿气会让监舍的墙壁变得很潮湿，一滴滴水珠在墙上清晰可见，许多人都会因此而患上各种皮肤病，最常见的是患上疥疮。所以每当那个叫刘阿姨的女医生来给我们看病时，大家都会找她要治疗疥疮的药品。但是在冬天，这里面却很暖和，因为每个监舍都安有暖气管。监舍的房顶上安有一盏电灯，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它都一直亮着，所以叫做“长明灯”。监舍的四周是白色的墙壁，下面是水泥地板，地板上有一个十公分高、半个监舍大的木板床铺，上面可以挤着睡十个人左右，每到白天，所有的被褥都必须收拾在一起，做成一个“被垛”，然后大家就直接靠墙坐在木板上，一坐就是半天。监舍门边还有一个较小的床铺，可以睡三至四人，一般都是被牢头所占，牢头们可以不“坐板”，白天他们一般都在小铺上面打牌、下棋或聊天。剩下的人只能睡地铺，通常都是那些刚进来的新犯和那些一直混不起来的“鼠妹”。

所以在监舍里面，囚犯的等级秩序非常严格，牢头们掌控者号里的绝对权力，他们可以让一个人从“鼠辈”混到“二板”，也可以把一个人随时打回“鼠妹”。 牢头他们俗称“扭爷” ，混得差的就被称作“鼠妹” ，这两个词简直让人遐想不已。我刚进去的时候也是“鼠妹”，吃饭在第三板，睡觉在地铺，只不过由于我是一个大学生，他们才没有安排我去打扫厕所，而是让我抹地板。牢头们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会经常对“鼠妹”辱骂殴打，而且基本上每个刚进来的新犯都要受到殴打，这就像《水浒》里面所描写的武松在发配中遇到的“杀威棒”一样。但是我刚进去的时候却没有挨打，也许是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大学生，社会恶习比较少的缘故吧。但是有一次我结束审讯回来站在门口等干部开门时，我好奇地透过“猫眼”看了一下号里，这个行为被来开门的干部看见了，于是他就对号里的人说：“这个人不懂事，给我管教一下。”牢头们当然听懂了他的意思，等门一关上，几个牢头就扑上来给我一顿暴捶，还有一个人扇了我一个嘴巴。我被打得晕头转向，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因为我长到二十三岁，只有我的父母打过我。看见我很委屈的样子，学习号就把我叫过去，好言进行开导。不过我在秦城监狱时只挨过这么一次打，我这个人适应能力很强，平常不多言语多余，而且在他们面前表现得不卑不亢，因此牢头们对我也比较尊重。再加上我在提审过程中的坚强表现，他们对我就慢慢好起来了，只过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就混到了“二板”。

牢头现象是中国监狱里面的一个普遍现象，由于政府干部不能直接对号里的囚犯进行管理，他们通常就会从犯人中选一个比较得力的人当学习号，这个学习号自然就是牢头。学习号为了保证号里秩序的稳定，仅凭一个人的力量也不够，他还会找几个帮手，少则三四人，多则五六人，他们在各方面都很特殊，不仅经常克扣其他囚犯的饭菜和东西，而且还经常对其他囚犯进行打骂。如果有人“扎针”即向政府干部反映号里的黑暗现象，政府干部一般都会偏向牢头。因此在中国的监狱里尤其是在看守所里，“躲猫猫”的现象非常严重，经常会出现把人打死打伤的事情。

1992年当我们全部回到“半步桥”看守所时，我曾经也当过几个月的学习号，并试图改变这种依靠暴力来进行管理的老办法，但是这很难，原因在于有些囚犯的社会恶习很深，他们还就服暴力这一套。不过我还是尽量不采用暴力这种方式，一般都是通过疾言厉色来进行吓唬，几个月里号里只出现了一次打人的现象，而“躲猫猫”和“杀威棒”这些程序都被我废除了，所以协助我的牢头们对我的心慈手软很有意见。在我管号的时候，我也不允许克扣其他囚犯的饭菜和东西，当然当时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巨大的改善，家里已经可以给我们寄钱来，然后我们可以用钱买到许多东西。所以说物质的匮乏是牢头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难怪古人会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仁政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基础上。后来我们号里又进来一个经济犯，他叫崔晓初，家里很有钱，每个星期我们都要找管教帮我们在外面买许多菜进来，然后分给大家吃。所以在我满刑前，我就推荐崔晓初接替我当学习号。管教干部很欣赏我的管理方式，就同意了我的意见，这也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但是秦城监狱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所以牢头现象特别严重。在秦城监狱，我们的饮食非常糟糕，每天的早餐都是一人一个窝窝头和一碗玉米粥，同时还能分到几颗咸菜，午餐和晚餐都是一人两个窝窝头和一碗汤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大白菜和西葫芦。只有星期一、三、五的中午每人有两个馒头，因此虽然每天的日子都是一成不变的老样子，但是每个人都对这天是星期几记得很清楚，因为大家成天都在盼着吃馒头。不过有些懂事的“鼠妹”们会把那天的馒头“孝敬”给牢头，而甘愿吃那些“扭爷”们不吃的窝窝头，这样牢头们以后就会对他好些，否则如果不懂事的话，他不仅很难摆脱“鼠妹”的等级，而且还容易受到牢头们的辱骂殴打。在秦城监狱里，“改善”即吃肉是很少的，一般情况是一个月吃一次，有时候要三个月才能吃一次，除此之外就要遇到国庆、春节、五一才能吃上肉，因此所有的人都很馋。遇到“改善”，牢头们首先会把菜里的肉先挑出来，大部分归他们所有，“二板”的能分到几块肉，而“鼠辈”们则只能喝点有油的菜汤。平常时候，如果菜汤里面有油，牢头们也会首先把油撇出来，供自己拌窝窝头吃，其他人连油水都沾不到。

1991年6月4日，为了纪念“六四”死难者，我决定在号里进行绝食，牢头们知道后对我非常佩服，就主动卷了一支烟给我抽。要知道在秦城监狱里，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香烟，因为按照秦城监狱的规定，香烟是一种违禁物品。由于每天的生活太过枯燥，所有的人都想抽一口烟来减轻自己的精神压力，如果号里面连续几天断了烟，牢头们就会表现得烦躁不安。因此牢头们除了维持号里的正常秩序以外，成天琢磨的就是怎样弄到香烟。一般情况下，香烟主要来源于管教干部，这需要牢头与管教干部处好关系。这些管教干部也很懂囚犯们的心理，虽然他们明令禁止号里面抽烟，但为了笼络牢头以让他们维持号里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会时不时地偷偷给牢头们几支香烟。有时候，牢头们还会用号里的东西从管教干部那里换烟，有一次我就亲眼看见牢头们用一件名贵的衣服从管教干部那里换来了三支烟。还有一次，我们号里进来了一个处级干部，他带进来了一根金项链，牢头们高兴坏了，立即就把这根金项链送给了一个干部，这让号里很长时间都没有断烟。另外，如果牢头们与管教干部关系到位，有时候管教干部就会让他们出去干一些打扫卫生之类的事情，回来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带点烟进来。一个号里如果每天都有人能够出去帮管教干部干事情，那么这个号里的香烟来源基本上就得到了保障。

在秦城监狱的时候，每个月家里人可以给我们送一次东西，有些有经验的家人就会在送来的被子或者褥子里藏有烟丝，只要得到这么一床烟被子或者烟褥子，号里面的人就可以保障几个月不断烟，因此这也是香烟的一个主要来源。当然“断粮”的情况也是经常会有的，这时牢头们就会想法从其他号里弄烟进来，他们会找别的号里借卫生纸之类的东西，借来的卫生纸里面自然就会藏有香烟，下一次别的号里没有烟了又会从我们这儿借东西，大家一起相互周济着过日子。最坏的情况就是邻近几个号里都没有烟抽了，这时牢头们就会安排那些出去接受审讯的人弄点烟进来，每个人在这方面也很自觉，接受审讯的时候一般都会找审讯人员要烟，抽了几口就马上掐灭，然后就偷偷地藏在身上带回来。在来去的路上，如果看见地上有“蚂蚱”即烟屁股，也会迅速地捡起来带回号里。不管是谁，只要能够把香烟带进来，那么他就是号里的功臣，甚至一个新犯如果在刚进来时带有香烟，牢头们就会在高兴之余免去“杀威棒”这样的程序。

然而在秦城监狱时，每隔几个月监狱就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监，主要就是清缴香烟等违禁物品。一般情况下，在清监之前，主管干部会提前将清监的消息告诉号里的牢头，于是牢头们就会提前把烟藏起来，有时是藏在被褥里，有时是用塑料口袋把烟包起来，然后藏在便池里。如果在清监的过程中被查出了香烟等违禁物品，那些清监的干部就会问是谁藏的，一旦落实到某个人的头上，这个人就会受到这些清监的干部的一顿暴捶。事后主管干部还会煞有介事地对牢头们大发脾气，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尽给我添麻烦。由于香烟在里面太珍贵，几乎没有人整只整只地抽烟，而是将一支烟分成三至四截，然后用报纸将每截卷成“蛐蛐儿”，一支“蛐蛐儿”可以够三至四个人抽，因此一支香烟可以让十个人左右吸上几口。而且每天抽烟的次数也有规律，一般是吃饭后、睡觉前、半上午和半下午吸一次，所以只要每天号里有几支烟，就可以让大家非常愉快地过一天。后来在半步桥时，崔晓初每周给送饭的犯人一百块钱，保证每天送进来一包五毛钱的“天坛”牌香烟，这是我们号里香烟供应最稳定的一段时期，几乎号里每个人每天都能吸上烟。有一次，有个新犯带进来一包“万宝路”，我们奢侈了一回，没有卷成“蛐蛐儿”，而是抽的整只烟，结果许多人只吸了两口，脑袋就晕忽忽的站不起来了。号里面一直没有打火机和火柴，但是这难不倒我们，只要从被子里面扯一点棉花，然后再撒上一点洗衣粉，接下来把这些棉花卷成一根棍，再用布鞋的硬底子在水泥地板上使劲地搓一会儿，很快棉花棍的中间就会燃烧起来。

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坐板”。“坐板”是政府的要求，目的是要大家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反省，但实际上这是对囚犯的一种变相的体罚。“坐板”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把双腿并拢，双手要抱在膝上，坐上几个小时，屁股就会酸痛难忍，但时间长了就会慢慢习惯。“坐板”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它逼得每个人不得不回忆和反思自己过去的所有事情。我刚进去的时候没有书看，号里面只有一本破旧的《新华字典》，于是我在“坐板”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两腿之间，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翻看，牢头们知道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们并没有阻止我的这种行为。结果我后来用了几个月时间，竟然把一本《新华字典》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所以直到现在，我的妻子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还要经常向我请教不认识的生僻字词。但是许多人由于无事可做，每天在“坐板”的时候就只好不停地用牙膏皮制成的夹子拔胡须，或者听牢头们聊天。后来我当了学习号之后，为了减轻他们“坐板”的痛苦，我就允许他们在“坐板”的时候不必再抱腿，只要求他们在干部开门时才抱腿坐好。同时我还经常给他们讲历史故事，甚至我还用了几天时间讲我在“八九”民运中的经历。他们很喜欢听我讲这些，从来没有人向干部反映我在号里散布反动言论。

除了这些枯燥乏味的生活之外，唯一让大家感到高兴的事情就是放风。秦城监狱的监舍没有配设风圈，风圈在大楼的外面单独设置。为了保证监管安全，政府很少对我们放风，一般要几个月才能出去放一次风。在风圈里，大家会把衣服解开，让太阳晒晒皮肤。由于成年累月晒不到太阳，每个人的皮肤都显得非常苍白。在号里的时候，大家每天都一直坐着圈着，难得舒展一下身体，因此到了风圈里，每个人都会不停地快速走动，走累了之后就观看蓝天白云和周围的景色或者与邻近号里的熟人大声地打着招呼。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收审制度还没有取消，许多案子都要拖很长时间才能结案，因此很多人常常几个月出不了监舍的大门，有的人甚至一年多时间都没有人理会他，所以放风对他们来说简直就像过节一样。

秦城监狱的名气确实很大，但从剥夺人的自由、尊严和损害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它也是最黑暗的一个地方。尽管陈卫曾经把秦城监狱的生活描绘的很浪漫（这也许是他们当时全部关押的都是参加八九民运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吧，而且他们每个号都只关几个人，有的甚至只有一两个人），但是当我后来到过其他监狱之后，我才发现秦城监狱才是环境最恶劣的地方。正是因为我第一次坐牢就来到了秦城监狱并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来我到其他监管场所时，我才觉得失去自由的生活并不是特别可怕。

（未完待续）

【民主中国首发】 11/1/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