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流亡连结两代加国港人 “自由”背后背负不能磨灭的伤痛及愧疚

加拿大首接纳「反送中」示威者难民申请，有份协助申请的加拿大港人组织说夫妇二人正独立展开新生活并已找到工作。她认为是好的开始，但对于香港成为难民之都感难过。经历过香港黄金年代的他们，成立组织援助流亡港人及打国际战线，只想尽一切方法去弥补当初没有为下一代争取权益的过错。而一位流亡加国港青，亲述最让他遗憾的，是与家人离别。其实流亡手足「自由」背后，背负不能磨灭的伤痛及愧疚。在加国，流亡，成为了两代港人的连结……（文海欣 报道）

「反送中」运动距今超过一年，超过1万人被拘捕，2千多人被起诉，近月不时听到的消息，却是有不同的示威者，流亡到不同国家。除了英国、美国，加拿大亦开始接纳香港示威者及民主人士以难民身份申请加拿大的庇护。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难民保护处上月接纳一对港人夫妇寻求难民庇护的申请，认为他们属于公约难民 (Convention Refugee)，根据联合国定义，公约难民是指申请者因种族、宗教、政治迫害等恐惧，而无法返回家园的人士。他们则成为第一对因「反送中」事件而获得难民身份的港人。

除了这对夫妇，其实目前仍有近50名流亡港人，正在加拿大申请难民庇护。有份协助这对夫妇的「新香港文化协会」创办人之一Veronica、早于1997年前移民加拿大。她在加拿大接受本台电话访问，透露目前有约30名流亡港人是透过他们支援。她说，该对夫妇目前安好，正独立展开新生活并已找到工作，相信下一步就是入纸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她认为这对夫妇在离开香港时虽然未被控罪，但仍获批，对流亡港人及香港社会来说是好的开始。

Veronica说：证明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崩坏，而香港社会是在一个「fail safe」的情况下、即政府失效，无能力、无rule of law确保每一个香港人受法治保护。国际社会慢慢认同、意识到香港是没有完善的法治，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聆讯，所以这个是好的开始。

不过对于香港变成「难民之都」，Veronica仍然倍添悲伤。

Veronica说：在海外的香港人，其实经历过香港的黄金时代。由一个国际社会，沦为难民之都是真的很可悲。因为当年香港是一个好多难民例如越南人会走到香港寻求庇护，转眼间廿几年过去变成香港人要向国际社会求援，这是很可悲的事。虽然他们能够在国际社会受到认同被政治迫害，是鼓舞的事令抗争者得到庇护。但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想香港变成难民之都，我亦相信所有爱香港的香港人不想看到。有谁会想离开自己的家？

经历过香港黄金年代的Veronica坦言，回归前的香港在她们眼中是多么美好，曾经天真相信一国两制，但眼见香港愈渐变差，她只想尽一切方法去弥补当初没有为下一代争取。

Veronica说：我们觉得1997年前做得不足够，我们有欠香港的年青人。虽然没有人知道，但如果1997前我们争取多些、奋力反抗，香港的年轻人是不用经历2019年的风波、伤痛。但是我们当年没有做到，所以这些是我们欠香港的年青一代。所以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都会尽力去帮助香港及香港的抗争者。曾几何时我们天真相信有一国两制，但事实上1997后，看到的就是香港一国两制是假的、失败的。令到这班年青人被虐打、被滥捕、被流亡。

她希望告知正在受难的港人，他们并非孤身一人，只要他们不退、海外港人亦永远都在，并用不同方式守卫香港这个家。

目前，「新香港文化协会」主要的工作有支援流亡港人，Veronica表示不少流亡港人经历这些风波后，都有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从警暴、动荡的香港来到加拿大如此平静的世界，需要时间去克服这个巨大的冲击。另外在疫情下，加国人都难以寻找工作、流亡港人可谓难上加难，暂时只有3人找到工作。因此协会亦要支援他们的生活。

其中一名流亡者Ludwig（化名），正受协会支援。他是「理大事件」的其中一名被捕人士，并被控暴动罪。他去年尾流亡到加拿大，透过越洋电话接受本台专访，指自己仍在申请加拿大难民资格。在加拿大的制度下，虽然申请难民者无须入住难民营、递交申请表后就可以工作、读书并享有免费健康保险等福利，其难民制度可说是较为人道及宽松。不过即使Ludwig逗留在加拿大已有近一年，并感激协会的协助，但要重新来过并不容易。而这份「自由」，是背负著不能磨灭的伤痛及愧疚。

他最放不下是家人，以前也是帮家人工作，但现在却没有这个机会。还记得，离开前夕，对于是否要与家人道别，已令到Ludwig感到非常矛盾，他疑惑没有告别、直接消失，是否就没有太多的情感牵挂呢？不过最终，Ludwig选择用这个方式。那天他跟父母说「我朋友想与我去一次长期旅行」，父母还未反应过来，但当Ludwig说翌日便要出发了。没有太多的言语，剩下的就只有沉默。父母顿时明白到，这一趟「旅行」，可能就让一家人永远分开。

有人或会说30多岁正正是事业起飞的时候，但Ludwig就抛下一切，远走他乡，一切由零开始。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一些恶意的批评。记者透过电话里头，听到他苦笑到，有谁希望做难民呢？而苦笑的背后，就传来一份哀伤。

Ludwig说：他们很喜欢说，我们的目的是「真好，可以用难民身份移民」。我看到这些指责，其实只能「得啖笑」（乐一乐）。你以为难民很易做吗？大哥，我不能返回香港。其实一生也在香港（生活），即使在这场抗争，因为你在香港的既有圈子，其实生活也尚算平稳。之后你一过到来，所有东西也没有了，我觉得这些难处没有甚么人知道。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Ludwig不愿意留在香港接受审判、离开香港又是否逃避呢？他直言是因为

对现今香港司法不信任。他称，曾到朋友的聆讯旁听，亲眼见到法官多次打断及责骂辩护律师，但当控方律师发言时，法官不但没有打断，更面露微笑鼓励其发言，最终他的朋友被判监。就此，令他相信香港并无司法公正。他认为理大事件影响如此大，相信即使当局未能控告他暴动罪成，亦能引用其他罪名控告他，目的令他们精神崩溃。

虽然顺利来到加拿大，但心灵上的伤痛却非一时三刻能够疗愈。理大一役，至今在Ludwig脑海仍是挥之不去。

他忆述当时在理大的情况，濒临绝望的情绪浓罩整个校园，在没有粮食、饮用水的情况下，加上几天没有睡觉，众人疲倦不堪。他当时唯一的念头就只有离开，无奈地却被警方四面围封。曾经有人尝试透过下水道离开，他亦不例外，但当他发现通道口太细后，便放弃这个方法。最后，他听到有哨兵打探路线后，打算与两名女生，一起从一个已被剪开的铁丝网切口逃出，并打算再从火车桥跳下去。不过当他 跳下去后，迎来的却是10多名防暴警察，他最终被捕。

Ludwig说：本来说数十声，大家就跑出去。但我紧张到数了两次十声，才跑出去。一跑出去，其实都未跑到路中央，四周已经有人对我们呼叫。我再看看周围，哇不是四至五名警察，差不多二十名警察两面走过来，包围我们。

最让他遗憾的，除了与家人离别，还有的是未能与该名女手足一起顺利离开理大。然而，如果重新来过，Ludwig说仍然会选择进入理大。他期望，有一天仍能重回香港，但前题是港共政权已经不存在。

对于加拿大亦开始接纳港人抗争者以难民身份寻求庇护，Ludwig认为这是加拿大实际的贡献，保障流亡港人的安全。他希望，自己亦能成功申请，并勉励即使做难民艰难，但亦要马死落地行。

Ludwig说：如果他们想考虑这条流亡海外的路，其实有一件事他们是需要知道，就是马死落地行。即使做难民、流亡海外是很惨的事，但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有意志站起来，那么你在任何地方都能重新站起来。

流亡到加拿大后的他，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他运用自己的设计经验，在协会设计了「香港保卫战」系列T-shirt。扣除成本，一半收益将会用作支援海外手足，其馀用作支持「星火同盟」及国际战线之用。而创作意念，则与1941年「香港保卫战」有关。他指当时加拿大到港增援，牺牲了不少士兵。而现在的香港与当时的香港情况相同，被外国侵略，意指现在是被中国侵略。他续指，作为香港人，有必要继续在当地宣扬他们的理念。

除了支援流亡港人，协会先前亦曾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外游行、集会等，让加国人了解香港发生的事。他们亦与不同议员进行游说工作，包括与保守党党魁奥图尔(Erin O'Toole)、保守党众议院议员Garnett Genuis等会面，奥图尔当时亦向他们承诺，当选后会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 亦主动关注在加流亡手足生活。而未来香港自治会作为他们游说工作的重点。他们亦就制裁方面著墨订下工作目标，包括要求加拿大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孔子学院、冻结香港及中国官员或其家属在加拿大的资产及赋予加拿大入境处有权要求 中国旅客留学生或移民入境时交出三年内社交媒体纪录，以便查核是否与中共有联系等。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