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1日星期四

梁京:2021与重建世界秩序面临的中国挑战

2020年,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以人们无法想像的方式终结了冷战以来的世界秩序,重建世界秩序已势在必行,但这一次重建与此前几次有了重大差异,那就是中国不仅是现存世界秩序的终结者,而且对500年来西方文明主导全球秩序的霸权地位,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挑战。理解这个挑战的严峻性,对于理解2021年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敢于挑战西方文明主导全球秩序的霸权,有两个重要的技术因素,第一个,就是中国自认掌握了毁灭全人类的军事手段,可以用同归于尽来威慑西方,尤其是威慑美国,这一点许多人都看到了,但许多人,特别是西方政治和文化精英没有料到的是第二个因素,那就是现代信息技术,包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把中国「普天率土」的帝国治理传统,不仅贯彻到本土的每一角落,而且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不仅能迫使中国十几亿人口成为「顺民」,而且能够对世界实行某种全新的「殖民化」,彻底颠覆西方文明最核心的价值——自由。因为这种价值,是建立在西方文明自治和法治的传统之上的,而中国的帝国治理理念,从来就与自治和法治不能相容。正因为西方精英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才发生了历史性的误判,试图用绥靖的方式来推动中共「和平演变」,从而化解「热核大战」导致人类毁灭的风险。

应该说,经历了2020的全球大疫,美国和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对中国挑战的性质有了全新的理解,但是,正如他们自己和中国的权力和文化精英都看到的,这种醒悟有点晚了。中共专制对西方和世界的渗透和腐蚀,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尾大不掉的困境。这一方面增加了美国和西方动员社会和民众,对抗中国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习近平和中国的新义和团势力铤而走险的冲动。这就让2021成为风险极大的一年。

最大风险来自美国内部危机的恶化与美中冲突的失控叠加。有人担心,美国最高权力交接的空窗期会不会鼓励习近平军事冒险,现在看来还不至于,因为特朗普内阁的鹰派对此有准备,令习近平占不到便宜。但是,拜登的班底在对华政策上低调和慎言,说明他们认识到自己面临后果严重的政策难题。继续绥靖已完全不合时宜,但与习近平摊牌又准备不足,何况还要兑现缓解美国社会问题的竞选承诺。习近平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人权问题上摆出更咄咄逼人的强硬姿态,压缩了拜登新政府的选择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就是「拖延」与保持「战略含糊」。问题是,2020后的世界情势,包括中国内部的情势,能否拖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拖延如能换来更好的准备,尤其是换来一个能凝聚国内和国际力量的vision,即有说服力和可推行的愿景,那就能减少未来的风险,但我们在2021年看不到出现这种愿景的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拜登政府的政治过渡性太强。由此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必然会转化为2021和今后数年的各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2021年及此后中国爆发重大危机,就会出现各种危机都叠加的严重局面。这恐怕是许多人的忧虑所在。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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