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胜：深圳大抓捕之邓洪成篇

我第一次认识邓洪成应该是在2013年。我忘记是哪一个季节了，因为，广东总是长夏无冬，四季不分明。由于一年四季都处于亚热带的闷热之中，我总是搞不清楚日子的飞逝。

那个时代，南方街头活动正在兴起。许多民主志士认识到，中国是时候要结束专制统治，走上民主之路了。于是，饭醉活动也在兴起。广东的有志之士，总是定期聚餐，谈论国事，研讨着该用什么方法来令到中国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

我就是在饭醉活动之中认识邓洪成的。当时我们在深圳二线外的一个餐厅相聚，吃鸡煲。大约十个人相聚，汪龙在场，李小玲和妮可也应该在场。但邓洪成说话不多，我对他印象不深。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王威，我们有过一段当年最经典的对话。

王威问我：“我们应该用什么手段去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我答：“应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仍然应该采取基督教的殉道精神，不断上街示威，任由中共杀戮。总有一天，中共杀到手软了，就会内部崩溃，实现民主改革了。”王威一听，立即扭头走开，眼神里对我充满了鄙视，认为我在发神经。

中共总有一天会杀至手软，然后内部崩溃，便实现民主改革？——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但是，在2013年，却是整个中国民运界的金科玉律。全中国人民都认为，如果再发生一次六四事件，中共绝对不会镇压。那么，我们只要唤醒更多的民众，总有一天，我们一起上街示威。100万人出现在街头，齐声呐喊，中共就会崩溃了，就会实现民主改革了。

这个观点，在当年，受到了所有民运大佬的支持。包括胡石根长老，他也认同这个观点。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尤其是香港2019年所发生的反送中事件，几百万人上街了，同样被中共镇压下去了。这证明，和平、理性、非暴力运动，根本是行不通的。

但是，在2013年，这个观点却完全正确。因为，当年中国并没有独裁者。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是独裁者。他们俩只是政治寡头。只有终身制的元首，才是独裁者。在没有独裁者的情况下，专制政权会不断内讧，像古罗马共和国，内讧至极限，就会自动崩溃。

然而，到了2014年，习近平决定复辟帝制。从此，中国又有了独裁者了。和平、理性、非暴力之路就肯定行不通了。

2013年，王威却想要放弃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斗争策略，主张使用中国国父孙中山的暴力革命，这没有市场。王威选择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如何在广东搞暴力革命吗？世界的法律形态已经出现了全面的变化。在古代，暴力革命是会有许多响应的。但在现代，暴力革命却是恐怖主义行径，全世界都会通缉我们。

即使我们买好了枪支弹药，广东人民会跟随我们上街去杀人放火吗？

我们又如何像辛亥革命的烈士一般，带着手榴弹和炸药包去逛街，心情不爽，就引爆它们，炸它一个乱七八糟？仿佛中东的穆斯林，把自己变成人肉炸弹？

然后，即使我们做了人肉炸弹，又如何推翻中共的统治呢？一万个死士去做人肉炸弹，够意思了吧？但一万个人在街上炸飞了自己，就一定能推翻中共的统治了？

因此，在2013年，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在中国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就静观政治寡头内讧，让他们在极限的内讧之中走向崩溃。先让中共崩溃了，我们再推波助澜，去实现民主，就行了。

那一次，在饭醉活动之中，邓洪成始终都不怎么发言。但后来的交谈之中，我仍然知道了，邓洪成的观点是趋向暴力革命。他认为，非暴力手段不足以推翻中共，必须使用暴力革命。

然而，用什么方法来使用暴力革命呢？我看得出来，他也没有现成的方案，只是在思考和探索阶段。

（二）

2013年刚开始认识邓洪成，我对他印象不深。总体感觉，他是一个不太张扬的人，不渴望表现自己。仿佛他是刚刚进入民运圈子的，他是来学习的，来听取意见的，不发言，不炫耀。

真正令我对邓洪成的印象改观的，是2014年。那一年，国内民运界的泰山北斗出现了，大人物胡石根长老南巡了。我二话没说，就把胡石根接到了我家居住。

此前，我已经在北京认识了胡石根。曾经有一天，胡石根仍然在被软禁期间，我便偕同楚延庆去拜访他。他曾经指着我坐过的沙发，笑着告诉我：“你现在坐的沙发，刘晓波曾经坐过。他现在在锦州监狱坐牢。”我听了，只是笑了笑。

如今，人们总是不知道软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曾在北京搞过民运。我曾经拜访过被软禁在家的守望教会的牧师金天明，保安让我见到他了。我也曾经拜访过被软禁在家的刘霞，是肖国珍给我地址的，但保安不让见。我还专程到达了锦州监狱，要见刘晓波，但警察不让见。

如今，胡石根居住到我深圳的家里了，我好喜欢。然而，那一段日子里，我感觉身边的事物总是怪怪的。以往，黄文勋入住我家，派出所的警察三天两头跑到我家，传唤我，要求我到派出所交待问题。那些国保还逼迫我跟黄文勋绝交。黄文勋那种惊天动地的行动方式，令到深圳市公安局极其头疼。警察们不得安宁，就决定绝不能让我安宁。

但这次胡石根入住到我家，警察们又不管了。因为胡石根并没有街头示威活动，他只是喜欢组织人员聚餐。深圳的民主斗士便经常聚在华侨城，一起吃着烧烤，喝着啤酒，一起高谈阔论，慷慨激昂。我记得，那时，每晚约十个人一起参与烧烤，邓洪成就是常客。

然而，暗中，深圳公安局并没有放弃对胡石根的控制，监视、跟踪、窃听等特务手段，仍然奉行如仪。

监视，那就是，我居住的小区，物业公司的保安员早就被打过招呼了。胡石根进出我家的时间表，全部都要记录。而监控录像，也要全程录影，看看是什么人陪伴着胡石根进出我家。

然后是跟踪和窃听了，这一点，国保也没有放松过。我们一大群民主斗士在华侨城吃烧烤，有一次，我们人数太多，我就想去邻桌搬过一张椅子。于是，我带着笑脸，向邻桌的一对年轻的情侣相询：“我可不可以拿走这张椅子？”那一对情侣凶恶地瞪了我一眼，便一言不发，饭也不吃，就离开那个烧烤店了。

我楞了过去，不明白我哪里得罪了他们俩。后来，我蓦然明白了，这一对情侣是刚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正在深圳实习。上级派他们俩来监视胡石根。他们根本不知道胡石根犯了什么罪。上级给他们洗脑了，他们只知道胡石根是个坏人。如今，这一个罪大恶极的坏人就坐在邻桌，他们却不能逮捕他，真的是窝了一肚子的气啊！

于是，看到我们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他们气得发抖。我还想找他们借一张椅子呢！为了彰显社会公义，他们都恨不得立即揍我一顿来解恨！

所以，他们俩被我气得连饭都不想吃了，一推桌子就离座出门，拂袖而去。

我觉得这件事很好笑，便偷偷地告诉胡石根：“我们被国保跟踪和窃听了。”于是，我把详细的分析告诉了他。他听了，也只是轻轻一笑，说：“我不被跟踪和窃听，才怪呢。”

其实，胡石根南巡的那一段时间，仍然应该是处于软禁时期的。北京市国安局并没有明确表示，会撤消对他的软禁。只是，他的家门口再也没有保安员守候了。他就干脆装糊涂，以为自己是自由人了，就开始南巡了。

所以，待他回到北京后不久，北京市国安局考虑了一下，见他不听话，便干脆又把他逮捕，收监，判刑了。

而在胡石根南巡的这一段时间，我勇敢地把他接到我家定居了。后来我明白了，深圳市国安局放任胡石根自由行动，就是要引蛇出洞，看看谁簇拥到胡石根身边。我想，如果我2015年没有逃离中国，如今2021年，我应该仍然在监狱里坐牢，罪名当然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胡石根南巡，除了我，另一个高调出现的人物就是邓洪成。他总是鞍前马后，紧紧地追随着胡石根和我，高谈阔论，全无惧色。

并且，他也无所畏惧地谈论他的观点。他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中共。

我观察着邓洪成的表现，心中隐隐感到不安。我有预感，邓洪成一定会被逮捕入狱。

果然，2016年，邓洪成被逮捕，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到了2020年，他被重判12年有期徒刑。

（三）

2014年六四期间，为了防止我外出到公园点燃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深圳市公安局派出了警察和保安员，宣布对我采取软禁措施，不准我再外出了。于是，四个保安员分为两班，轮流守候在我家门外，不准我走出家门。

他们就这样一天24小时守候在我家门外。待到六月四日过去四天以后，他们就撤走了。

而在六月四日之前的半年里，警察们每个月都要传唤我一次，让我到当地派出所交待各种各样的问题。期间，他们还两次，浩浩荡荡地带着队伍到了我所服务的公司去抄家，抄查我的办公室电脑，弄得公司里乌烟瘴气的。公司一怒之下，便把我辞退了。

到了这个份上，我已经知道了，警察们对我的惩罚会一步一步地升级。传唤、软禁、抄家、训诫，全部用上了，下一步，必然是拘留和逮捕了。看样子，我是根本无法再在深圳活下去了。我必须逃亡了。于是，2014年，我开始被解除软禁以后，便决定准备逃离中国了。

好吧，决定要逃离中国了，我便向深圳的民主斗士进行告别。我分别向任铭和胡章李等人逐一告别。我请他们喝啤酒，聚餐。我劝他们：“习近平要复辟帝制了，我们留在中国，未来十年都是一场时间的浪费，不可能再推翻中共了。”我要求他们跟我一起逃亡。但他们不相信习近平会复辟帝制，便决定留在中国，不陪着我去逃亡。

然后，在一次聚餐活动结束以后，我又要求李小玲跟我一起逃亡。但她说她一点都不懂英语，不愿意逃亡。

然后，待到我向邓洪成和范标文告别时，我们也一起喝啤酒，聚餐。邓洪成问我：“你这次逃走以后，将来还会不会回到中国来？”我坚决地摇头说：“绝不会回来了。”

他奇道：“难道中国实现了民主，你也不再回来了吗？”我又是坚决地摇头说：“绝不会回来了。我五年后已经完全适应了外国的生活了，不想再回到中国了。中国带给我太多的痛苦，我不想再回忆中国了。”

邓洪成听了，只有叹息，点头说：“那也是的。有些人习惯了外国的生活以后，就不愿意再回到中国来了。”

告别了邓洪成和范标文以后，我更加密锣紧鼓，准备着逃亡事宜。不知不觉，年底就到了。当年11月，香港占中运动爆发了。为了防止我到香港示威，广东省公安厅对我采取了边控措施。我拿着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却连续11次被卡在边防检查站，搜身，搜行李，就是不允许我出境。

那时，我更加着急了，誓死也要逃离中国。我从银行里争出了一大笔钱，作为偷渡的费用，便决定到广西尝试，试图穿越东南亚逃往美国。所幸，吉人天相，我逃亡成功了。现在，我就定居在首都华盛顿市。

如今，我平静地生活在自由的美国。但是，偶尔夜深人静之际，中国的人和事时常会出没在我的脑海里。偶尔，我也会泪流满面，悲恸不已。中国，曾经令到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如何能忘记她啊！

时常，我也会做恶梦，梦见被中共特务追杀。在梦中惊醒，也只能凄然追忆往事。我的一生在中国被毁灭，要在美国获得更新，希望渺茫。我的伤痛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

然而，回首平生，大多数时候，我仍然觉得，我仍然是幸运的。能够逃亡到达美国，如今又自由地生活在美国，这，总比在中国更加幸福。

时常，我也会回忆许多在中国大陆仍然坐牢的朋友。邓洪成也是我回忆的对象之一。时常，面对着夜空中的星星，我总会发出痛心的概叹。虽然都是地球上的人，但不同的星空之下，真的有不同的人生故事，就看大家怎么取舍。

邓洪成，一生中最灿烂的青春岁月将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这是何等惨烈的一种人生啊！有时候，我也不禁扪心自问：“中国人这么可恶，他们值得我们为他们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吗？”但大多数时候，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只要我们能认为自己的奉献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那么，我们做了，就问心无愧了。

好的。让我们一起殉道去吧。为了让中国人民有着美好的明天，今天又何妨让我们死去呢？

让我们继续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公义、幸福，去奋斗吧！

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和没有价值。就让我们把自己的一生赋予这个意义和这个价值吧。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