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 甲午飘零纪事

一、

2014年4月28日，我从华盛顿回北京，在杜勒斯机场与郑义、北明和王康诸友辞别。彼此拥抱，我对郑义兄说，我一定要在今生迎接你们归来。郑义兄眼圈发红，哽咽云：一定一定。我亦欲泪，然内心深知，此别之别，实未可期也。他染沉疴，年近古稀，流亡廿年余，归期难计。而我则绝不流亡，身寄乱邦，亦命途难量矣。

回京倒时差三日，昏昏沉沉。微信见郭于华大姐觅我，询之，曰郝建兄急寻余。遂留电话，5.1得郝建兄信，约见次日。5.2黄昏，我自北山归，见郝建兄于路侧，友渔兄亦在。彼此皆旧雨，两君悉来，必有要事。遂侧身路边的车尘人流中，三言两语说定——他们约我次日午后，到黄亭子郝家小聚，廿五年了，岂能不聚？半生流落，焉能无祭？当下允之。

二、

五年前，也就是09年的初夏。京都一群贤达曾经为二十周年而聚，在横幅下的合影，亦曾流传于内外网上。那一年，我在地震灾区做社会调查，故未身与；事后亦未闻躬临诸君有难。当然，那一年，史称“不折腾”二年。也许胡温确实只想与民休息，故未小题大做，整出惊涛骇浪。

然而岁到甲午，新主临朝，各种处事已见端倪。

以我之阅世经验，深知此行必有风险。古圣谓君子尚义，所谓“义”者，宜也，也就是但凡天良指引你去做应该做的事，就是真正的义。我平生慕义，凡事学《左传》之训——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当年血气方刚做过的选择，向无愧疚。而今心志老成，更不可能临难苟免，弃义贪生。

因为有过无端失踪转瞬数年的经验，我也许比这些兄台略多世故。当夜，我草拟了一封嘱托——也就是安排一些后事的条文；密封后交给一个朋友，告知如果明晚12点打不通我的电话，才可以拆看，并按我信中甲乙丙所述，去帮我转达。

要命的是，我其中重要一条竟然是——尽快按以下电话联系我的律师——浦志强。

三、

次日午饭后，径直找去郝建兄相约处。楼下撞见梁晓燕大姐，彼此拥抱，她叫我先上楼去，她还要接人。

开门处，顿见秦晖、徐友渔、郝建、崔卫平、王天成、吴伟、刘荻和浦志强这些老友，正在忙碌着在红布横幅上贴字。还有其他几个陌生人，后来得知是胡石根和天安门母亲之一。横幅弄好，我和老浦个儿高，分别扯住两头，大家帮忙一起钉在墙上。

抽烟等人时，我指着老浦笑骂道——我真是所托非人，我来前写的“遗嘱”，正是要你为我辩护。哪知道你竟然比我先到了，看来哥是指不上你了。

老浦骨子里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即便那时，他早就是有专职警察跟班的人，他依旧坚信党国不会拿他这个人民的好律师问罪。

他用他那憨厚的熊掌拍着我肩膀说——野哥放心，保证没事，有事我给你当律师。

四、

大家在郝建兄那狭窄的屋子横七竖八地坐下，摄像和摄影的机器业已架好。主持者开篇宣布约法三章——
一是本次座谈会，需要在横幅下光明正大的合影纪念。照片将在一月后海内外网络发布，有异议者可以不参与。

二是本次座谈会每人发言，将要形成一个书面纪要，本纪要亦将一月后公布网上，有异议者可以退出。

三是本次座谈会之后，将根据大家意见，整理形成一封公开信，与会者需要签名。本公开信也将在一月后发布网上，如有异议，亦可退出。

来客皆行正世之义者，无人异议，遂于墙下站坐两排，合影纪念。之所以要先合影了再开会，乃因担心会议中途警察突入，一张照片也不曾留下，一切仿佛从未发生。事实上，之所以要在这样的凶年，还来组织这样的一个家庭纪念活动，并且绝非秘而不宣，反而是要公之于众，也是想要宣示一种立场和态度。廿五年来，他们想要抹去的血痕，我们这些当年孽子，心中耿耿，绝不可以淡忘。

大家各自也多拿出手机，请摄影师帮忙纪录下这稀世一刻。

五、

开始，秦晖兄首先站起来斯斯文文地发言，他说——我因为下午还有约，先说了我就先走一步。大家便笑，他依旧永远是他那一副散淡的样子，什么也不警觉，什么也不提防的书生范儿。他到底说了什么，一切恍若隔世，我也记忆模糊了。

之后大家按座次依序发言，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在那一年的遭遇，畅谈那一年之于国家和民族的伤害，以及永恒的悲恸和意义。轮到刘荻时，这个著名的不锈钢老鼠，唯一的80后女孩，羞怯地说：那一年我太小，没有经历也没有记忆，我就不发言了。大家知道她确实不是广义的八九一代，也曾经为言论被捕数月，就跳过她接着发言。

我一般不碰这个话题，一旦真要触碰时，依旧难免悲愤激昂。况乎在座的就有那一年无辜牺牲者的母亲，白发苍苍艰难地活着，希望对此恶世追讨一个说法。每个人都有些喉音颤抖，我说完之后，打开手机看看微信借以平复。

我所在的其中一个微信圈，是一群海内外的公共知识分子组成的。我忽然在其中看见了我的老朋友王俊秀发的一个图片，赫然就是我们刚才的合影。我立马打断大家询问，是哪位把我们刚才的照片发给王俊秀了？

崔卫平大姐闻声笑答：是我刚发给他看的，怎么他已经公开了？我说是在群里，但是，这个群里的信息，很快就会全世界传开的。

与会诸君依旧没有觉得有何不妥，老浦仍在安慰大家说没事没事，于是会议继续进行。也许只有我预感到——希望下个月这一天整体推出这一系列信息的计划，多半要泡汤了。但我还是没有判断出，这一次，他们竟然会如此大打出手……

六、

会毕，我因有事，告辞大家先走一步，没有参加晚餐的饭局。另外一个朋友黎烈文，则是在我走后又赶来的。

当夜，我们的合影就已经在海外网上疯传，那血红的纪念横幅就在我们头顶十分醒目。我立马决定赶紧离开这一凶城，次日大早就飞到了四川。然后相约一兄弟，驱车去了乡下，我的一个电影，正在那里拍摄。

仿佛真的祸不单行，原本计划呆几天的剧组，又出了不大不小的车祸，所有人忙着处理灾难。而北京则传来各路信息，郝建被带走了，徐友渔被带走了，谁谁被带走了……看来罗网已布，他们要一网打尽了。

我立即当夜赶回成都，继续打探各路消息。半夜十二点左右，老浦给我发来一条微信，问我在哪里，他们是否已经找到我了。我回信，我已离京，暂时没有找我。他又来语音说：找他的人正在来他家的路上，马上就要到了。我立即回信说：随时保持联系，多多保重。

他也许见惯不惊，丝毫没有一点预防；也许身为律师，以为法律可以给他保护。我从语气判断，他嘻嘻哈哈依旧只当是寻常的喝茶，向来既不回避也不预备什么。但是，一小时之后，我再联系他微信，就再也没有回音了，电话也没人接了。谁知这一别，就是二十来月。

次日大早，得到准确消息，老浦已经被扣留，而且被抄家了。有司对他多年的嫉恨，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借口。

七、

对我而言，既然选择了与会，而且也对眼前的时局形势有自己的预判，那么对于接踵而至的打击——这种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没有什么格外的恐惧。但曾经的经历又告诉我，你最好不要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失踪。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各自在生活中的事务和责任，尽量提前安排好后事，对亲友都是一个交代。

于是，我迅速换掉手机，请一兄弟送我入山，在川西一个大山深处的村子里隐居下来，静观其变。很快就得到消息，郝建徐友渔浦志强之外，胡石根和刘荻也被扣留了，而其他与会者，都各自被再三传讯，但是却都放回家了。

这样的分别处置略显奇怪，但仔细一分析就比较明了。郝建和徐友渔两位老哥是组织者和发起人，肯定要追责。浦志强是多年的挑战者，正好借机报复。而胡石根和刘荻，只是普通的参与者，和其他与会者并无区别，为什么要锁拿他俩而释放其他呢？乃因两人皆有“坐牢”前科。如果是这样，我则亦在此类了，因此我必须处理好后事再现身。

那时的吴薇一直与我另有联系，她积极地希望打捞老浦的努力终于激怒警方，于是也被捉将进去。我预感这一次，也许又将在劫难逃了……

八、

山中初夏，凉爽怡人。村居的日子如战争间隙里的短暂和平，有着一种更加珍稀的安宁和美好。

每天与村民夫妻吃着简单新鲜的饭菜，白天料理电脑各种文档，黄昏时则到河边独步。一边欣赏山野的岑寂美景，一边思考着指日可待且可能的再次牢狱之灾。我是从警察到囚徒的过来人，我深知逃亡只是暂时的，也只是为了争取一点时间安顿后事。在这个罗网恢恢的国度，逃亡太累，更重要的是还会影响其他朋辈的结案。

一个人想清楚了所有的后果，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那任何后果也就变得并非那么可怕。在那短暂隐居的日子里，我甚至抓紧时间按合同要求，修改完成了我的电影剧本。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坦然面对了。

我必须先赶回大理，我的姐姐和一些亲友在那等我消息，我也需要跟她们告别。我不能在路上被截获，因为这样官方也许会发表新闻，说我在畏罪潜逃途中被拿。我没有罪，更不存在畏罪，因此我需要安全潜回之后，再公开亮相，等待他们的降临。

江湖永不缺乏义人，我在一些兄弟们的帮助下，两天抵达大理。进门之初，我再次看见了我姐姐们惊恐又喜极强忍的眼泪。二十五年前，我熟悉的这些表情，再次浮现在她们脸上。

我交代完诸事，整理好行囊，开始发出那天会后的第一条微博，并附上了我在大理人民路现身的照片。我说——我已归来，恭候你们的处置……

九、

然而，几天过去，大理警方并无任何人奉命前来。

尽管大理的亲友每天都好吃好喝地陪着我，似乎好日子一去难再。但这样的等待头顶之悬剑坠落，终如苟且偷生一般的难耐。我是做过警察的，深知我不归案，则本案就很难结案。他们必须要拿到每个人的口供，对照无出入了，才会上报请示处理意见。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短暂自由，而影响被捕五人的处理。

以我所熟悉的所谓法律，在家里参与这样的座谈纪念，实在不构成任何犯罪。如果他们非要强行给这五位君子定罪，那我理当与他们同罪——主动投案，以分担那必然强加的疼痛。是祸躲不过，我是否应该高调发微博，像慕容雪村那样，去北京自首呢？

高调自首，当然是一种大义凛然的态度，也可以让当局知道——民不畏罪。但这样的后果是，他们必定给你报复，用以惩戒民间任何挑战者。而我得承认，我不想再次无辜坐牢。我深知炼狱的滋味，生命的余年，我还有太多东西要写。

另外一个重要的顾忌是，这样的勇敢近似沽名，会置另外那些与会而未被捕的朋友于尴尬。这些人多是吾族之前行者，他们在世间的一切努力都已配得上他们的荣誉，不必非要一锅端才显得正义勇敢。我平生不喜欢用道德和勇敢来绑架任何人，自己愿下的地狱，那就自己悄然独行。

于是，买好机票，我决定独上北京。

十、

下机无事，那就先安排与剧组见面，商讨拙著电影的开机事宜。制片人也知道我有麻烦在身，就把我和导演霍建起及几个策划人员，一车拉到了顺义辖地的一个度假山庄，计划闭门讨论几天。

一天工作下来，到了黄昏，大家提议不在酒店吃饭。于是，一行五人驱车出门。外面是田野，乡村公路，最近的一个可以吃饭的小镇，也还在十公里之外。霍导坐前，我在后排。车行未远，便见后面有两个中巴风驰电掣地鸣笛追来，势欲超车。

司机大江是北京小伙子，见后面的车并非警务车辆，只管自己正常速度，并无减速礼让的意思。而对面又有一辆大货车飞奔而来，他想错车之后再说。但是后面的一个中巴，尖叫着强行超车，差点与对面大货车相撞，硬生生地上前，一个急刹，我们的车只能跟着急刹，差之毫厘就撞在一起。

只见后面的中巴紧跟着把我们车夹在中间，前后忽然下来十几个便衣大汉，围着我们的车就开始砸玻璃。司机大江锁紧车门，摇下半边车窗跟他们讲理，外面伸进来几只手把他摁在方向盘上开始殴打。霍导和其他人吓得面无人色，我最初以为是遇见乡村流氓了，极力阻挡那些拳头。但很快发现后面开来一辆警车，下来几个着装警察和便衣。

警车和警察到了，打人砸车的这一群依旧没有住手，我顿时明白这一切都是冲我来的。急忙喊司机开车门，我对大家说，不要怕，是警察找我的，你们没事。司机打开车锁，我第一个下去。司机被拖下去按在车盖上，其他人则被看守在一边。一个便衣直接上来对我说，把身份证出示一下。我冷静地递上身份证，他对照一下，冷冷地说：跟我们走一趟吧。然后把我带到他们车上。我对他说，你们找的是我，不要为难他们吧。他过去对那边领头的言语了几句，然后过来上车带着我飞奔而去。后面两个便衣包夹着我，但都还算客气。

十一、

此刻大约下午六点半，车朝着城内开去。夜色渐渐降临，而我内心的黑暗也开始沉淀下来。按我的经验，这样完全没有必要的野蛮追车抓捕方式，通常只用于高度危险的暴力犯。即便这次会议案的每个人都被请走过，但也从未使用这一套电影上玩的把戏——因为这真的容易造成他们的车祸。二十几年前，抓我连案阿西的警察，就因为当时车祸而殉职了一个，受伤几个。阿西轻伤，还带着手铐帮他们抢救。

既然是这样隆重的方式，我心想看来这次暂时出不来了。我早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心态迅速平和。我很客气地问副座上那位看似小组长的便衣——你们找我，直接发个短信，我就去投案即可，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啊？我又没关机，回北京就是送上门来的。这样在路上截车打人，群众看见还认为首都治安不好，何必呢？

那组长似乎有些歉意地说：哎，请郊县的行动部门协作，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案子，习惯了就是这样办案，您多担待。

然后大家就开始聊天，他问：您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我一笑，说当然知道，不就是前不久我们那个座谈会吗？没什么好隐瞒的，本来就是来投案的。

他说打你电话你没接啊。我说陌生人打你电话，你现在这个时代会接吗？你发个短信不就简单了吗？他一笑说，也是这个理。

车慢慢挤进四环，朝着海淀方向开去。我心里开始想，接下来的程序是预审，笔录，然后丢进看守所。这一切都是我多么熟悉的生活啊，二十几年后再来一次，但愿我还能全身而出。我甚至开始想，争取再混个牢头吧。

十二、

顺着车流，我们开进了海淀我熟悉的一个派出所。我是曾经的警察，非常了解，国保的办公地址都是保密的，因此他们提审都要借用派出所。而我在这个所办过暂住证，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他们就把我带到了这里。

派出所的内院是提审室，分成一个个的单间。组长带着一个年轻国保开始在桌前坐下，我在对面独凳上对坐。年轻人看上去不到三十岁，负责记录。他先要去了我的手机，问我开机密码。我说这是隐私吧。他笑说反正你也没有秘密，何必麻烦我们开锁呢？一想也是，便告诉了他。他打开手机翻阅了一下，估计是担心刚才在车上我录下了他们抓捕的场面。一看没有，便帮我关机，把手机放在了他手边。

其实讯问十分简单，因为我深知所有的与会者，皆我这种磊落之人。每个人面对讯问，绝对都会实话实说，绝不会推卸责任或诿过于人。而他们都已经反复过堂，我这里完全不需要编排，一切直说，对得上他们的口供即可。于是，就那么一点过程，很快就讲完了。

组长是一个四十几岁的人，地道的北京口音，比我矮小。态度不冷不热，也不起高腔。我的烟抽完了，他也大方地递上他的烟。屋子狭小，满屋的乌烟瘴气。然后他开始问我参会动机，而这，正是我喜欢高谈的部分。

我说那时我是警察，你是孩子，但你在北京，多少也该有记忆。过去政府造谣说是反革命暴乱，后来自己不好意思，在报纸上改口叫做天安门事件，再后来，又改口为风波。既然是风波，无辜死了那么多年轻人，为什么不可以谈论，不可以纪念，不可以平反？我为了这件事，辞职都干了，我还怕来开一个家庭座谈会吗？我要不辞职，现在警衔肯定比你高吧？

既然要谈为什么，那我就像给年轻人启蒙一样敞开心扉。年轻国保也不记录，只是低头听着，说到动容处，我竟然还有些鼻根发酸。组长听完，耐心地说：国家的事，咱们做不了主。咱们内部定性，那个还是暴乱。不管是什么，反正现在不让碰，你们这一代也要翻篇才行，不能给政府添麻烦。

我说咱们之间，都是明白人，你别给我论理，论理，你讲不过我，我也没必要跟你来辩论。现在就是这么一桩事，该说的我都说了，还想问什么尽管问。他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你还是个作家，还有点影响，你都写了一些啥啊？
我说写了不少，说起来你也不知道，改天我让亲友送书给你，但是希望你真的能看看，至少可以了解一下我这个前同行，究竟是怎样成为今天的我的。他说好的，愿意拜读。大家相视一笑，又都觉得笑得有点虚假。

十三、

笔录做完，年轻人拿来让我审阅，签字，盖手印。当编辑的毛病不改，我顺手改了两个错别字。笔录明显没有恶意的陷阱，于是签字画押。我想起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曾经多次参与讯问，叫人也如此这般画押。命运真是神奇，个体之命运与国运太他妈相关了。

然后我问他，你也是大学生吧？公安大学还是中国政法的啊？

他有些腼腆地低语说：公安大学的。

我笑道：前几个月，你们学校还有人联系我，请我去讲座，差点就去了。

组长审阅完我的笔录，让年轻人看着我，他出门汇报去了。接下来，该释放还是该送看守所，就看上面的指示了。

年轻人不愿和我相对枯坐，也不方便和我聊天，便出门休息，顺手送瓶矿泉水进来。一会听见外面派出所值夜班的警察喊夜餐开始，年轻人进来问我要不要吃一点，我说当然啊，难道你不饿啊？一会他就端来一碗蛋炒饭，没有菜，蛋也稀稀拉拉如屎斑。看来反腐以来，基层警察的伙食，还远不如我们当年啊。

至少过了两小时，那个组长又才出现。他依旧一副深沉的样子，完全没有喜怒地说：还要再问几个问题，补充一个笔录。于是，又开问，基本又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只是最后要我保证，从现在到六月那一天，不得再参加类似活动，不得写文章纪念等等。既然这样忌禁，那就这样吧，我认可签字，继续按手印。

他又急急忙忙地出去汇报，我们又等着。年轻人只好玩手机，低声说：微博上很多人在找你了，怎么这么快消息就出去了？我说你们光天化日之下玩全武行，那还能没人说啊。

大约到了半夜两点，组长回来了，这时他紧绷的脸开始露出松弛。他像没事似的说：你可以走了。我笑着问——不准备刑拘我么？他笑道：你难道还想吗？我说想不想，你我说了都不算。不过，这么晚了，你把我从哪里抓来的，还得麻烦你把我送回去。他倒是很干脆地说好吧，我们送你。

于是，当夜他们又把我送回到那个酒店。年轻人在路上把手机还给了我，我急忙打开微博，看见满世界朋友在寻找我的消息，心里顿时温暖，眼角上也开始涌出暖流。

十四、

也许因为避开了风头，他们也已经完全弄清了整个事情的原委，找我只是为了补齐这一份必须的口供。也许因为临近六四，此次大抓捕已经震惊海内外，不想再起波澜，他们决定放我一马。

次日见到霍建起导演，他依然心有余悸。他对我说——拍了一辈子电影，实未想到这些只可能在电影中看见的飞车追逐，堵截打人抓人的镜头，竟然会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说他昨夜回家之后，下意识地将家里的各个门一道道反锁，依旧坐卧不安，彻夜未眠。

我对他说，那一年之后，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祖国这样生活。陌生人拜访，喝茶，查水表，送快递，乃至被度假等等，这些原本正常的汉语词汇，在今日中国，都有其特殊含义。多数国人都觉得这样的画面距离他很远，就像那些经常签字下令抓人的官员，他们也可能一生都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自作自受请君入瓮的一天。

整个成长乃至日渐老去的岁月，我从未真正获得过安全感。童年时夜半抄家的恐惧记忆，几乎伴随着我们的一生。也可能正是这样的经历，使我们像是钟鼓楼上的麻雀——吓大了胆。对于很多莫名其妙的阴谋和迫害，监视和驱逐等等一切，反而有着一种司空见惯的淡定与从容。我们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并一生反抗这一切，又因这种反抗而加剧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再像我们一样，憋屈恐惧地生活在自己的母土。

仅仅因为这样一点微薄的理念，我们才要聚会、合影并自我公布。这不是见不得天日的隐秘，不是自觉有罪的卑行。因此在任何地方，面对任何讯问，我们都会说——我们反对。我们反对一切践踏人权的行为，我们卑微地坚持，在这样的坚持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且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十五、

然而，徐友渔、郝建、胡石根、浦志强和刘荻，仍然还在刑拘中。先哲说：只要一个人还在被奴役，就是所有人仍在被奴役。只要可恶的制度还在，你暂时的安全都是虚幻如泡影的。所谓的个人幸运，随时皆会转眼即逝。就像今天的雷洋，谁也躲不过邪恶的无妄之灾。

友渔兄是文革的见证者，也是此国一切荒诞和邪恶的证人。早在1980年代，他的语言哲学、政治哲学研究，就已经影响我辈甚多。作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新世纪以来，他一直挑战着新左派那些为极权辩护的伪学者。前些年的一次聚会中，我们讨论胡温时代结束后的走向。那时的我还很幼稚地有所期待于新人，只有他和秦晖兄，预言接下来只会更坏。现在他则用他自身的遭遇，再次证明了他的预见性。

郝建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和场地提供人。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孜孜矻矻地要为当年的死者喊冤，乃因他的堂弟就倒在那血泊中。当局以为可以通过各种遮蔽的方式，漂白那些血痕。只有我们知道，在很多人心中，那种刻骨铭心的鲜红，永远不会黯淡。

胡石根兄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当年的北大高材生，北京语言大学的青年教师，自那一夜之后，整个人生发生了巨变，大半的时光就深陷在冤狱中。这一次聚会又刑拘他这个参与者，仅仅因为他的所谓前科。而这次释放之后未几，他再次因为维权律师案而入狱，今天又被定刑七年半。他早已家破人亡，白发苍苍，他的一生就这样被毁。也被他所信奉的主，成全了他的恩典。

浦志强，老兄弟，名满天下的律师，我都懒得转述他的事迹。这个当年北京政法大学的硕士，广场敢死队的一员。平生风尘仆仆奔波于公义之路上，免费营救了多少无辜底层人于深牢大狱。万恶的劳教制度之废除，天下皆感其恩。也因此，他必将结怨于那些嗜杀者。终于，他们找到了机会；这一次，他再也难以为自己辩护了。

刘荻，北师大80后的女生，网名不锈钢老鼠。网络初开之际，即因言论而入狱者。这一次，完全偶然的参与，甚至未发一言，一样难逃罗网……

十六、

因为一次纯私人家庭性质的纪念座谈会，而要如此启动大狱，整个世界都感到目瞪口呆。曾经还有很多愚蠢的谣言，寄望于新政为当年平反，眼下的事实则证明所有的希望都是虚妄。那接下来，他们难道真的敢开庭审判吗？这个罪名如何强加呢？所有的法庭辩驳，毫无疑问都要指向那个敏感日，他们愿意让整个世界都来重新围观和讨论那一事件吗？

如此轰轰烈烈的抓捕，显然只是为了打压民间的纪念，以免25周年之际，更多的人掀开这一记忆。他们若干年来，所要极力遮蔽和掩埋的，正是那一罪恶。他们几乎快要成功地让新一代年轻人无知于此了，然而，网络揭开了那些黑幕。

我多少还是相信，他们不会愚蠢到真敢为此给这些人定罪。秘密警察可以秘密干脏活，但是那些参与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们，却都要在历史中留下名字——难道真的不怕这种让子孙蒙羞的污点吗？

吴薇曾经是南华早报的记者，是浦志强和我的老朋友。她没有参与此会，仅仅是为奔波营救浦志强而被捕。显然当局也计划在她身上突破，以期找到浦志强的其他“罪证”。吴薇以寻衅滋事罪而刑拘，经过对她的全面审查，企图找到浦志强里通外国的预算落空。一个月之后的六月八号，她终于被释放。

我当时推断，过了那一天之后，这些人都会被陆续释放。而浦志强，对他进行的是抄家，显然是要搜罗其他证据，另起炉灶对他报复清算。果然，其他四人皆在刑拘37天之后获释，当然给他们的共同警告都是，出去后不得再谈此案，更不许接受外媒采访。

十七、

十几人的家庭聚会，最后只剩浦志强被正式逮捕，罪名已经改为两个——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举世舆论大哗——这完全是对他个人多年捍卫人权、监督警权的报复。

举世皆知，今天的寻衅滋事罪就像是过去的反革命罪和流氓罪，都是口袋罪——什么人都可以往里面装。而所谓的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很快传出消息，原来他作为律师，经常接受一些媒体委托，帮助调查一些涉嫌违法公司的信息。而他的调查方式，都是公开合法地去查看这些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无论如何，这都并不构成犯罪。

很快，中国律师界的泰斗，八十多岁的张思之先生站出来，担任他的律师。全国无数优秀律师站出来，要为他组建辩护后援团。然而更匪夷所思的事件接踵而至——警方接着抓捕浦志强的外甥女、他的同一律所助理屈振红女士。很显然，这是拿她做人质，迫使其舅舅浦志强就范，配合警方的构陷。

张老是我们最为信任和共同敬爱的老人，一生所做的辩护，无不纪录于史册。他在两次探监之后，发出了一些公开信息。这些信息也引起了律界的一场大争论，每一个爱护浦志强的同行，都在激烈探讨未来的辩护策略。张老一时急火攻心，脑梗溢血，战斗了一生的顶级大律，不得不病卧沙场。

而对浦志强的起诉，则一再延期，两月，又两月。入狱半年后，检察官终于提起起诉，罪名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新增两个——煽动分裂国家罪和煽动民族仇恨罪。所有的罪证，仅仅只是他一再被删被封被销号的几十条微博发言。

对他这样一个人权律师，仅仅因为参加了这样一次纪念座谈，而要王顾左右地启动如此大狱，这明显是要置之于死地。而且这样的冤狱举世瞩目，不可能不上达天听，究竟是谁的旨意，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

十八、

将近半年过去了。法院退回补充侦查，两月，又两月，他们把每一个环节，法定可以申报拖延的时间，都全部用足。

事实上，警方早已查遍了他的全部生活与工作，早已没有可以补充侦查的方向。比如曾经怀疑的里通外国，与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见面，到日本的访学，一切都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且从未收受任何经费。再比如，对周永康亲属一些公司的信息调查，都是正当的工商查询。再就是所谓对毛新宇、申纪兰和陈光标的毁谤，正常的公民言论，连当事人都不好意思站出来起诉。至于偷税漏税之类，一切可能想象的空间，警方也都做足了功课。他以区区个体之躯，接受了一个国家公检法三家的最细致的体检——终于无懈可击了。

法院又以案情重大一再延期，到了2015年底，这个轰动世界的大案终于开庭了。全部罪证，已经被筛选到只剩七条微博。每一条微博不足百字，由于删帖，基本没有什么读者和转发量。罪名也减为两个——寻衅滋事和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指的是他对一些公众人物的嘲讽，煽动仇恨指的是他对新疆个别大臣以及治疆政策的批评。

“自君入狱，举世瞩目；人生辉煌，莫此为甚。”失去自由一年半之际，他终于可以第一次走出看守所，步入他半生征战的法庭了。而这一次，著名律师的他，将要联手他的朋辈，著名律师莫少平、尚宝军，一起来为自己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一场世纪之辩。而且，这一场辩护，必将进入人类历史。在不会太遥远的未来，也必将有人为此名列耻辱柱。

十九、

21世纪已经是第15个年头的冬至前，在中国首都，一场最荒诞滑稽的审判即将开始。不仅人类文明社会的很多大使馆在申请旁听这场野蛮审判，还有各地曾经被浦志强营救过的冤民，冒着各种危险和严寒朝北京赶来。

无数的义人和访民聚集在法院外的街头，而国家的各种警察和便衣也严阵以待，不断有人被强行带走塞进警车。除开他的妻子之外，没有其他亲友获得旁听资格。一些大使馆的官员，在街边守望，却被驱赶和骚扰。

整个世界都在围观，一个泱泱大国对一个坚守道义的律师的迫害。而他的全部“罪行”只是——在微博上发出了七条针对当局和名人的嘲讽和批评。这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一道奇观，除开朝鲜之外，已经很难找到类似的判例。

若干年来，他带着糖尿病的身体，自费奔走在公义之路上，为那些底层弱势群体呼告鸣冤。经他之手获救的何止邓玉娇、唐慧和重庆众多被劳教人员；他为结束恐怖的劳教制度，在民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然而，针对他的报复久已开始。在失去自由之前，他早就配有“跟班”。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小聚时，旁边都有他熟悉的面孔。我们很多朋友都委托他做律师，寄望于在未来可能的冤狱时，获得他的拯救。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代，我们却要面对他的被“审判”。

二十、

究竟谁有罪？

他和他的律师都做了无罪辩护，天下稍有良知的人，皆知他的无罪。但是这个国度，这个口口声声提倡法制高谈民主，且宪法赋权言论自由的国度，每年无罪辩护成功的案例不到万分之一。警权极度泛滥，只要他们认定抓捕有罪的，两院基本都要为之买单。因为在他们三家之上，还有一个政法委。党，随时在协调这一切；司法独立，从来都是奢望。

浦志强在一个家庭座谈会之后，在无端被关押19个月之后，要想脱罪，难于登天。因为如果做出无罪审判，就意味着要追究公检两家的枉法责任，意味着国家赔偿，意味着国保系统的抵制和消极怠工——而这才是当局最不愿意看见的后果。那么牺牲一个个体生命的全部未来，对于执政者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这些年来，他们对异见者的打压，就是要逼你认罪，甚至上央视认罪。只有这样，似乎才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以便让你在今后难以翻案。至于胁迫的手段，则无所不用其极。认罪则可以轻判，不认罪则要重判，两份打印好的判决书摆在你面前供你选择。

人性都是渴望自由的，人皆深知他们的无理甚至无法无天。疾病缠身的浦志强，即便始终不肯承认有罪，此刻也将面对这样的艰难选择。千古艰难惟一死，但是谁都想活着见证沉冤昭雪之日，见证大地光复那一伟大时刻。他在各种恶意和善意的威胁和劝告之下，选择了书面认错——这是唯一可以让两造妥协的下限。

2015年冬至日，正式宣判——判三缓三。这一判决的含义是，浦志强有罪，但可以当庭释放。不再有从事律师工作之资格，缓刑期间不得离开北京，稍有言行不端即可再次收监。

一个轰轰烈烈的闹剧至此收场，浦志强被迫带着电子定位手环重返人间。这几乎是中国第一次使用如此高科技的设备，针对一个因言获罪者。它让全世界都看清楚了，他们有钱有权打造一切技术，来用于监视他的人民。当然，这个定位器，也把他们永远地定位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二十一、

5.3座谈会的所有与会者，始终都在揪心悬望着浦志强的命运，同时也在分担着他的痛苦与耻辱。我们的侥幸脱罪，既非他们的仁慈，也不是我们的万幸。在这样一个越来越邪的世界，每个人的天良无时无刻不在经受折磨和考验。

我与浦志强的夫人一直保持联系，得知他终于可以在警察的陪护下，回到河北老家去探望痴呆的母亲时，我忽然老泪纵横。也许他的母亲根本认不出也记不起这个儿子了，但我深知，天下无数善良的母亲，都在感恩这个儿子的恩德。

过了很久，我们终于恢复了联系。劫后余生，我在视频里看着他那特殊的手环，彼此依旧嘻嘻哈哈的调侃，但我内心真正的疼痛着。他还是那傻大个的样子，一副哈儿的表情。国家帮他减肥，也帮他打针治病，让他继续在此恶世活着。我对他说，好吧，活着就是胜利，当年我们在那广场之后，曾经这样彼此勉励。今天，我们依然自信——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超越那些作恶者，一定会超越这个恶制。

甲午之会，似乎落幕。在那之后，我被剥夺了出版新著的权利，迄今仍未解禁。那一年的九月，香港大学邀请我去短期访学，当我走到机场海关时，边防警察告知我已被“边控”——也就是说，我不能出境，随时可以归案。然后是，国内很多正常的讲座等活动被取缔。

对此一切，我唯一笑。不让出境，也无所谓，我真正担心的是出境了不让我归来。我辈深深地爱着这个祖国，终此一世，愿意扎根于此奋争，去伸张作为人的权利。愿意披肝沥胆，忍受人所难堪的屈辱和艰辛，去努力打造一个文明社会。而这一切，只是基于我们不愿在21世纪还被奴役；不愿我们的子孙，还将像我辈一样，卑怯地活在自己的祖国。

——2016年春于大理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