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位名叫孙大午的农民企业家因反抗中国政府被抓。一群有改革思想的官员、记者、律师和学者们发起了一场运动，令其成功获释。
2020年，在孙大午的又一次反抗后，中国政府再次将他逮捕。但中国已与以前不同了，到目前为止，这次的结果也与上次大不相同。
孙大午在未受到指控的情况下已被关押了三个月。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家人和企业高级管理团队共24人。刚开始时，他无法聘请律师。他的公司已被政府接管。而且这次，外界并没有试图拯救他。
中国过去是共产党统治下的威权国家，现在仍然是。但自2012年底以来，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威权主义已带上了更严厉的特色。孙大午的案子表明，中国正在从一个努力追求经济和社会自由化（尽管不是政治自由化）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日益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国家。
在中国政府对另一位著名企业家马云的商业帝国展开围攻的时候，孙大午的教训值得记住。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这名实际领导者本人还没有受到不当行为的指控，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监管机构会在多大程度上严格控制他的经营。但无论政府对阿里巴巴的指控有多少根据，都几乎没人敢站出来为公司说话。
习近平已稳步削弱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构成一个国家日常生活的商人、律师、民间团体和许多其他人。许多国家的人民把公民社会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在中共试图取代所有角色的中国，公民社会曾在2003年展露头角。
自习近平当权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几乎已被摧毁殆尽。有独立倾向的记者被噤声。律师被关进监狱。官员，甚至是退休的官员，都知道不能发声。商人们小心行事，避免与政府作对。
笔名笑蜀的资深记者陈敏说，中国一直存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他说，区别在于，公民社会曾经给予人们一些反击的空间。
“现在是既没有民间社会又没有空间，”他说。“这是两个时代。”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对政治上活跃或直言不讳的商人历来的怀疑态度已经恶化。前风险投资人王功权是习近平上台后首批入狱的知名人士之一，他曾资助过倡导更自由的社会和政治政策。退休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去年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他多次批评习近平的政策，包括政府在新冠病毒暴发早期处理不当。
在私人聊天室和私下谈话中，一些人在问，北京逮捕孙大午是在向私营企业传递什么信号。在某种意义上，正义直言、慷慨大方的孙大午是中共推崇的具有公民意识的商人楷模。他在公司位于河北农村的园区周围建起了一个城镇——大午城，其中包括一家拥有1000个床位的医院。
“我的理想就是建一个农村中的都市，”他曾说。
孙大午现年66岁，出生在北京以南约两个小时车程的河北徐水。他中学毕业后参军。八年后退伍回乡，曾在国有的中国农业银行工作。
他生性好奇喜动，在业余时间自学了大学法律，还读过中国文学课程。1985年，他辞去银行的工作，创办了一家企业，养了1000只鸡和50头猪。他的公司大午农牧集团现在雇有约9000名员工，其中很多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农民。
随着生意的发展，孙大午开始接触北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到2003年春，他已成为农民和企业家权益的代言人，在中国顶尖大学发表演讲。
激怒了当局之后，他被指控非法集资被抓。他的新朋友们马上站出来为他辩护。法律学者提出理由说，他被指控违反的法律的措辞赋予当局广泛的自行决定权，起诉其不喜欢的商人。
人权活动人士刘晓波当时曾解释说，孙大午“对现行体制构成巨大挑战”。刘晓波后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死于狱中。刘晓波写道，作为一名企业家，孙大午既鄙视权钱交易，又有独立行事的财力，以及为推动政治改革大声疾呼的勇气。
“很可能成为新型的农民领袖，”刘晓波写道。“所以当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进行整治。”
孙大午五个月后获释，闻名全国。就连国家电视台也对他重获自由做了报道，一名退休的高级官员马上拜访了他。
虽然曾被抓，但他仍继续与知识分子和前官员们交往。他为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团体、智库和出版物提供会议场所，直到这些机构在最近几年被禁。他仍与一些知名异见人士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即使这些人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之后。
个别人指出他自负，搞围绕自己公司的个人崇拜。他的话被印成标语，在企业园区张贴。其中一条写道，“医院挣了钱是我的耻辱，医院赔了钱是我的荣誉。”
然而，就连批评他的人也指出他勇敢。中国2015年大批逮捕维权律师时，孙大午说，他愿意为给这些律师辩护的人赞助十万元。
2019年，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地政府没有对他的公司可能出现的猪瘟予以正式确认，虽然已经死了1.5万头猪。两天后，中央政府确认了猪瘟。
去年5月，孙大午站出来为许志永说话。许志永是有名的维权律师，也是2003年代理孙大午案的三名律师之一，他在敦促习近平辞职后被抓。
孙大午认为对政府的这些行动要做出反应。“面对恐怖的时候，咱们这些平民百姓又能怎样？”孙大午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惊惧地睁开眼睛，冒叫一声。”
去年11月，当局逮捕了孙大午。
表面上看，孙大午和他的手下被抓的原因是，在他的公司与一家国有农场的土地纠纷中，他们发生过几次工人之间的肢体冲突。据《南方周末》报道，去年11月11日凌晨1点，六辆载着特警和警犬的大巴车出现在大午公司的一个住宅小区里。
将近三个月过去了，相关细节仍不清楚。开始的时候，孙大午和家人都没有律师，因为中国法律要求，聘请律师需要有家人的签名许可，而他们都被抓了。现在他们有了代理律师，但律师只证实了他们已与孙大午及其家人见了面。
与2003年不同的是，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要求释放孙大午。一名曾在2003年写过一篇介绍孙大午的有影响力文章的前记者，现在找不到发表言论的地方。孙大午的一位密友说，看他的国家安全人员警告他不要与记者交谈。就连那些过去接受过孙大午帮助的人，也没有回复我的置评请求，哪怕是在不公开发表的前提下。
“2003年是孙大午的幸运，”资深记者陈敏说。“他遭到政府的压迫，也得到了民间的解救。他付出了代价，但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代价。”
这次没人预计他会走运。问题是他将遇到多大的不幸。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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