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上去，它似乎采纳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观点：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国正危险地转向对抗，这与奥巴马时代的基调明显不同。
但新出现的战略更直接地否定了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主流观点，即可以通过深度的经济相互依存，来缓和同中国在军事建设、领土野心和人权等问题上的根本冲突。
它得出结论，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做法——包括昂贵的关税、禁止华为和TikTok的努力、把“中国病毒”传播到美国的指控——未能改变习近平主席的路线，于是新战略重新聚焦在对长期经济和军事力量至关重要的技术方面与北京展开更积极的竞争上。
正如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去年竞选期间所说的那样, 其结果是增加政府对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能源等研究和技术的投资，“应该减少对试图拖慢中国速度的关注，更多地强调让我们自己跑得更快。”
沙利文和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将于周四在安克雷奇与中国官员进行首次紧张的会面，对这种新方法进行实地测试。他们推迟了这次会议，直到能与盟国——尤其是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达成共同战略的纲要。而且他们坚持认为，这次会议必须在美国领土上举行。
但正如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周三所言，这次会面将是北京首次显示对新政府表明立场的决心，也是中国外交官对华盛顿“恶意”干涉中国事务发表一连串抱怨的机会。
周三，美国以破坏香港的民主自由为由，对24名中国官员实施制裁，这一行动的时机很明确，显然是有意为之。布林肯本周在东京表示，“当中国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胁迫或侵略手段时，如有必要，我们将予以回击。”
他承认，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包括北京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试图终止香港自治，恐吓澳大利亚和台湾，并且继续进行布林肯所说的针对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
这都是在为拜登与习近平重新建立关系进行初步重设，只是两人现在的关系更为紧张。
拜登担任副总统时，习近平还在巩固权力，以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两人曾在中国和美国会面，并且公开保证对抗并非不可避免。
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情报评估是，习近平会谨慎行事，注重国内经济发展，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
现在负责拜登新方针的助手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他们不掌握权力的几年里，早期的评估严重低估了习近平的意图和侵略性。新的方针目前正逐渐清晰起来，它承诺在气候变化等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在太空和网络空间更直接地与中国展开技术和军事竞争。
助手们说，它的要点反映在上月拜登和习近平的两小时电话交谈中，双方都对谈话内容秘而不宣。
助手们称，拜登警告习近平不要相信中国自己的叙事，即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大国，被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中充分表现出来的政治分歧所消耗。
不过，据报道，这次谈话后不久，习近平对中国西北地方官员说，“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还说美国是“我国发展和安全的最大威胁”。
沙利文和布林肯认为，习近平的说法显示中国缺乏安全感，尽管它大肆吹嘘新武器系统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但担心自己仍然很容易受到“扼喉点”的影响，这方面的基础技术仍然由美国控制。
其结果是，两国都在竞相确保自己的供应链安全，减少对彼此的依赖——这逆转了40年来的经济一体化。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反映了冷战后一个结构的结束，即两个大国的利益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毫无疑问，事态的发展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s 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习近平传的作者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说。“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双方缺乏信任，这是很难克服的。”
对于一位民主党总统来说，拜登的做法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20多年前与中国大学生谈话时的保证完全相反。克林顿当时称，一个更富裕、同互联网广泛连接的中国将会变得更民主、更多元。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关于应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言论也已成为过去。
现在，人们似乎普遍认为，美中关系不仅处在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以来的最低点之一，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近50年前为美国对华开放扫清道路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拜登当选后不久表示，美国和中国正日益走向对抗。
“危险之处在于，”他在去年11月彭博社(Bloomberg)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说，“会发生一些超越口头上言辞的危机，演变成实际的军事冲突。”
中国当局曾反复阅读三年前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说，世界必须承认“冷战后假定这两个大国必须且必将学会相处的结构，如今已经结束”。
文章作者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写道，美国“低估了中国直接与美国对抗，或者利用其经济实力改写对其有利的贸易和技术规则的意愿”，而且美国没有“察觉到习近平的威权民族主义本能”。
如今，坎贝尔已成为白宫的亚洲政策协调员，在一系列政府部门拥有新的权力。拉特纳最近被任命为五角大楼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他正在负责一个为期四个月的紧急项目，重新评估两国之间的军事竞争。
拉特纳的评估将包括各个方面，从北京缓慢但稳步地接受更先进的核武库，到它不断增长的太空和高超音速武器能力，其中大部分是为了阻止美国航母群，并防止美国冒险防御台湾。
美国官员警告，台湾危机可能正在酝酿之中，因为成功镇压香港异议人士鼓舞了习近平，转而对这个被他视为分离省份的岛屿进行恐吓。
上周，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S. Davidson)上将警告，中国可能试图在未来六年内控制台湾。第二天，一艘美国驱逐舰驶过台湾海峡，按照惯例，这是在提醒公然接管台湾的举动会引发美国的回应。
尽管如此，五角大楼的许多人认为，中国战略家越来越多地将这种武力展示视为故作姿态，他们确信美国已经厌倦了阿富汗和其他地方战争的失败，不会冒险直接进行军事对抗。
沙利文的观点则有细微不同。上任前，他告诫不要假设中国的计划是通过在太平洋夺取领土来获得权力。相反，他表示，习近平可能会通过“日益重视塑造世界的经济规则、技术标准和政治制度”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他承认，风险在于，它也有可能同时追求这两种策略。
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核心是说它缺乏竞争战略。
特朗普和他的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对那些谈判安装华为5G通信网络的盟友发起威胁，告诉他们可能会切断它们与美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因为华盛顿不能冒着将重要数据转移到中国人那里的风险。
但是，美国拿不出替代方案，因为美国公司已经基本上退出了这一领域。
拜登的团队承诺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例如，正在探索如何将西方民主国家组织起来，利用美国的开源软件以及来自诺基亚(Nokia)和爱立信(Ericsson)的欧洲制造的交换设备，以提供一种更安全的西方制造的方案来替代华为。但是，将这些组合放在一起，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在一定程度的合作，这在和平时期是罕见的，并且可能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形成。
尚不清楚其他国家是否会推迟购买，特别是随着中国利用其影响力——例如最近提供新冠病毒疫苗——来提高华为在这些国家的机会，这些国家在几个月前还在禁止华为参与。
同样，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去年为阻止中国社交媒体企业TikTok，并强行接管其在美业务所做的努力，是仓促达成的协议，它永远无法经受法律的挑战。拜登政府承诺采取不同策略，专注于关键的问题：如何监控一个安装在超过1亿美国用户的手机上的软件。
坎贝尔说：“冷战主要是军事竞赛。”但是，“现代竞争的壁垒将在科技层面”，例如5G网络、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器人技术和人文科学，他说道。
沙利文最近说，在这些领域竞争要“在美国进行循序渐进、大胆的公共投资，使我们保持领先地位”。
当然，特朗普策略中的一些元素仍然保留，包括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惩罚性关税。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员在上个月的简报中称这是“筹码”的来源。
但是，拜登未认同庞皮欧的声明，即在足够的压力下，中共将垮台。上个月，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和著名的投资人胡祖六认为，目前别无选择，与中国打交道只能按实际情况应对。
他们写道：“预防军事危机、应对气候变化、遏制未来的流行病、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管理金融危机，如果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北京的独裁政权正在并会在可预见的将来一直统治中国，以上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
David E. Sanger是白宫记者和国家安全记者。在为时报供职的36年报道生涯中，他曾三次作为团队成员获得普利策奖，最近一次是2017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最新出版了《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Michael Crowley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外交记者。他自2019年加入时报，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最后18个月中担任白宫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michaelcrowley。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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